法治化范文10篇

自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来,依法治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根据我国宪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①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各族人民从切身经验中得出的根本经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根本的意义。

一、党的领导法治化关键是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法治化是由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党的领导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主要和最广泛的表现。法治靠党来推动,靠党来实行,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程度,决定了依法治国的程度。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就要求党的领导法治化。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基本要求。将党的领导纳入法治的轨道,受到法律的支配,依法执政,依法领导,这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最本质含义。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②为了保障这种普遍服从的法治秩序就要求执政党首先守法,依法办事。这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如果执政党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法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就会受到破坏,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党的领导法治化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要求。我国人民民主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对党的领导来说,人民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就目标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民主。人民民主是我们党为之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理想,当年,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民主这个武器,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人民民主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立国之本。但是,由于对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忽视,我国人民民主的实现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人民民主根本制度的改革却不大,这显然不合理。比如,立法民主问题、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党的领导和人大的关系等等,都有待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而这方面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推进民主。正如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③就手段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保障民主。人民民主的目标靠人民民主的手段来实现。人民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靠谁的恩赐。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法治化就要求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领导不是取代人民民主或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当家作主服务。这就要求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律化。④

第三,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要求。建国以后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忽略了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和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⑤而法律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其直接后果是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泛滥,人民民主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严重受阻。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受到了我国人民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可能逍遥法外。”⑥“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尽快学会的新课题。”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法治化的法治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意义非凡。

第四,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成就巨大,在短短的20年里,法律已经涵盖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我国社会的法治秩序与大量法律的出台并不同步。这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能不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人大监督,一般只涉及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就目标而言,我国国家权力的主要方面都是由党决定的,但全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实施的监督却不包括党,显然不合理。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等现象还时有所闻。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权力范围不明确,没有制约。我们的党不是一般的党,而是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执政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既然如此,就应当有明确的范围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依据。法治的要义是法律支配权力,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法治化都要求国家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支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践将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种种要求,从而把我国依法治国推向更高的阶段。

一、金融控制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环境

1.什么样的金融环境是“可监管”的。历史已反复证明，金融监管的绩效决定了一国金融环境的好坏，而金融环境的好坏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产业政策的落实。金融环境的好坏的衡量标准主要是风险平易效率与经济的可持续、普遍增长两项指标。1998年7月英国制定《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为监管署确定的监管目标为保持市场信心，提高公众的金融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和减少金融犯罪。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抽象的“风险控制”、“稳健经营”等“关键词”。事实是，在一个成熟与富于经验的市场经济体系内部，在一个经历了，也适应于应付经济规律下正常风险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抽象的原则被自然的转化为具体目的，而这一转化的完成证明了金融监管之有效存在之可能性的具备。也即在公平代替特权，基于有限私权产生的理性代替“无限”专制引起的“变态”，信息公开与可预测代替黑箱操作与信息的变化无常以后，经济本身成为一个创造效率的同时平溢风险而非制造风险的过程。也就是说，金融监管的对象实际是作为经济健康、有效增长的副产品或者说是“例外”的风险，在发达市场看来这才叫作具备了可持续的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金融环境条件。

2.20年来我国金融控制条件下金融环境的变迁。“帕累托最优”原则的中国版叫作“改革是一场革命，但稳定须压倒一切”，于是，我国采取对资产存量不作再配置，而在增量的产生与分配上引入市场机制的渐进式改革法。为了防止改革中社会资源流向具有普遍效率优势的体系外即非公有经济部门，政府就必须出面干涉以确保资源不断流回体系内而不是外。这便为金融控制打下伏笔。后随着人民银行法对财政专户向银行透支的禁止，“金融控制”作为一项政策正式被提出，其主要形式有（1）通过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限制体系外及国外金融机构介入，从而拥有最大储蓄份额，尽可能通过金融业从社会集中财富并置于其既定政策目标支配下。（2）对国有银行的表外业务、产融结合、信用证券化等现代业务严格控制，严格实行分业监管。（3）严格的贷款规模和歧视性贷款政策通过政府指令或变相的指令使国有银行长期对国企从流动资金到固定资产投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信贷供给，而1999年占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取得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额仅占其信贷总额的20%。在此笔者所关心的是标志金融控制的这80%的信贷流向是否实现了国企乃至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目标，是否足以佐证控制政策与风险化解在相当程度上的协调性，如果是，那么这又足以证明金融控制防止了金融风险的市场不可控而制度化的这一非市场的异化，从而证成了在市场条件下存在作为例外的可监管控制的风险，也即存在金融监管有效生存的环境条件，但也许不能这样认为。著名学者罗纳得·麦金农认为，在中央财政能力下降以后，政府面对国企不断扩大的亏损，惟一的方法就是金融“输血”，通过金融垄断的方法以高利率向居民“借债”，再“贷给”国企低效使用，这确保了体制内“总量”的增长，“成功”的维持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但问题也是明显的：居民高债权、高收益，国家高债务、低收益，银行高利率、高风险，企业高成本、低效益、低风险，从而在经济改革中潜藏严重的财政、银行、企业三维债危机，如果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使我们相信国家不会最终牺牲百姓，失信于民，恐怕还得加进第四维-——作为债权人的社会公众。再同时联想到90年代中期后由于融资渠道，法律支持等外部条件迟迟不能改善，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出现了全面下滑，这就使得原本体系内的风险全面扩散了。90年代以来，由上述过程制造的银行不良债权规模滚雪球般膨胀起来，间接融资的银行风险越来越大，国有商业银行惟有高度依赖储蓄存款的增幅来弥补国有企业亏损后金融化转移造成的巨额不良资产黑洞，这在中国居民缺乏投资多样化选择的条件下还是可行的，但这一黑洞随着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盈利水平的持续下降而大得难以接受了，以至使人怀疑，以这一方式来获取政府改革目标所需资金的风险是否还是可控与可容忍的。于是，金融控制的重点转向股市、债市，为了给国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将改革在原有目标上维持下去，又要释放由国家承担的金融机构“低效”运营积累的金融风险这一政策要求的“正常”反映。它至少要求:(1)在资源流向上必须是向体系内部门倾斜，这决定了在股票、债券等一级市场的准入上必然排斥体系外部门，这在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中一目了然;(2)风险一定要向体系外“释放”，有学者称之为经济风险社会化，于是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见到前仆后继的“三八七零”（意喻妇女老人为主的小股民阶层）；曾经流行的债转股、国有股减持，更是这一释放过程的高级形式。从道理上看，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对信贷控制的克隆体，但可称之为“金融创新”在于它利用了初步萌动的民众及各阶层即得利益者的暴富心理，从而完成了向社会公众的部分经济风险的直接转嫁；而反过来这又更加刺激了有关职能部门、国企“抓机遇、上规模、努力圈钱”的投机心理，在股市本身风险以外，引发种种“掺杂掺假”的道德风险。但社会对此的承受力与容忍度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如果弱化金融控制，推动商业银行产权改革，放开并加速发展证券市场，则会加速储蓄存款的分流，在债转股等配套措施没有跟进的情况下，规模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有转化为现实损失的可能。之所以现在我们还认为“扛得住”在于一切的制度化风险尚未全面爆发。而这一暂时的平静很容易的成为所谓“稳健”的佐证，就跟我们总是把“持续发展”当成“可持续发展”一样。而它之所以没有爆发，也许是由于风险的相当部分已通过“社会化”分摊到老百姓的头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对“帕累托最优”的追求确有成效。风险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尚未达到那个爆发的“阈值”。中国加入WTO，这一切异质因素的介入会不会改变这一阈值就难说了，这实在值得专业人士仔细研究。此处的结论是：金融控制对制度风险的产生与积累的负效是我国金融风险监管所处的重要现实环境之一；以制度风险为主的金融风险不是通过金融监管能有效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条件下作为例外的风险，制度风险从其产生到积累，到现阶段的“平稳”状态的保持与理论中的金融监管的绩效没有明显的联系。二、金融控制的法治化进程

1.金融控制法治化是加入WTO后的必然要求——来自外部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国有经济的先进性的体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体制内外不断经济注入及财政、准财政长期倾斜的条件下，迟早会有那么一天。效率，效率在哪里，这似乎是我们在谈到金融控制的绩效时有意无意回避的问题。如果撇开效率，甚至撇开隐藏的制度风险谈经济的持续增长，那我们是不是违背了经济的生命性准则——资源在各部门间效率流动，这还是在搞经济建设吗？事实上，WTO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旨在增进各国经济效率的机制，撇开了效率，我们加入WTO有什么意义？公平，公平又在哪里？甚至不用细找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WTO法制下的具体规则，常识都可以告诉我们WTO体系下只有游戏的热心参与者及普遍适用于他们的规则而没有体制内外的区别。加入WTO两年内向外资银行开放企业人民币业务，5年内向其开放居民人民币业务，届时，任何非保留的对外国金融机构与国内体系外部门间，与居民间建立业务的限制，任何非保留的对外国金融机构与本国体制内机构的区别对待，在WTO规则下都可能是非法的。固然，国家可以我国系以发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加入WTO为由继续在国有银行及本国体系内外部门间保持区别对待，但这到底是搞活放开市场，还是凝固限制了市场呢？与WTO公认的国家金融控制模式的接轨是中国金融控制法制化的一段时期以内的主线。

2.对金融控制的宪法审查。必须澄清一种将金融控制与金融监管混同的认识。笔者以为，此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金融控制与金融自由相对，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职能实现金融业引导社会资源流动的社会职能的国家行为，撇开国际目的不说，资源的政策性流动才是其直接追求，避免风险不是其目的，制造风险同样不是其直接故意。金融监管则不同，防止、减少各种原因（包括服从金融控制）经营中发生金融风险是其直接目的与绩效。从主体上看，金融控制者当然是国家，而金融监管者则不尽然，因为监管的实质是公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社会安全机制，在现代社会，在国家民事主体地位加强的情况下，若同是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国家又身兼监管者之职，就难免出现问题。故实际上各国央行虽名义上多与官方有关，但在实际运作中总与政府保持相当的距离，更有如美联储这种准民间的央行组织。更进一步讲，作为涉及国计民生之全局利益的国家宏观调空手段，金融控制必然体现一国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与意识形态色彩，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对它也尤其有纳入一国基本法治正义讨论的范围中，以求得实现价值取向上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与人类公平发展权之间矛盾的有效调节，故纳入体现一国各价值冲突平衡结构的宪法的审查与调整是必须的。而需要审查的最核心的问题，也许是在宪法公平下重新检视“帕累托最佳”的中国解读的正确性，检视我们看重的效益与失去的效率间，我们视为不可接受的代价与政策实际造成的潜在风险间的配比是否经济；检视在我国的渐进式体制内改革模式与俄罗斯全面重新配置甚至有谓“逆取顺守”的休克疗法之间是否存在更佳的中间道路；检视是否有必要在金融控制的最终服从也服务于的目标——对国有经济的扶持、改革的思路上推陈出新；检视在承认各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益补充、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不分的宪法性命题，如何在金融控制体制中被落到实处，化为对体制外部门消除歧视，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前途下，而又能反过来惠及体制内部传统部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走出以良好的目的为出发点而以制度风险之积累为归宿的怪圈。

[摘要]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四中全会都明确了法治化的建设目标，社区作为我国社会的基层载体，对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政策的推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环境之下，社区治理之路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挑战。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深入发展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与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重大意义。因此，研究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以谋求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实际价值。

[关键词]社区治理；法治化；复合共治

自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城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处于稳步发展状态。国务院于2017年6月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出台，对于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意义极为重大。文件中提出要确立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础，各方社会力量作为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治理，使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得到全面提升。该文件中也给出了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建设的完整路线图，这对于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社区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基本场所，也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其将以人为本作为治理的核心思想，通过改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方法以激发社区活力，从而实现社区内活力与和谐相统一的理想目标。简言之，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第三部门之间合作与共同参与的方式，解决社区在发展与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是多元主体之间讲求平等关系所追求的共同利益，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通过合作及沟通协商的方式，以此来达到对社区治理目标的认同。①（二）社区治理法治化。社区治理法治化指在社区之内，以法律法规和法治理念为基础，社区内利益相关的各主体通过多种形式与方法，共同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政治等方面管理，以此使社区建设与发展步入法治化与制度化阶段。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也会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充分显示其合理性与权威性特征，由此形成社区内的良性循环过程，使社区治理法治化深得民心。

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展

摘要：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保护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法制体系、保障市场主体交易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存在法制体系建设滞后、执法不严、惰性司法等制约因素。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完善营商环境法制体系、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提升法治治理水平以及优化网络营商环境。

关键词：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软硬环境的区分通常是相对的。硬环境指的是硬件上的设施，是一种物质性环境，具有静态、独立的特点，例如高速公路、电网、环境气候等；软环境是一种人文性环境，具有动态、灵活的特点，例如权利保障体系、争议解决机制等；硬环境的需求和形式比较具体，而软环境则相对抽象。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生命线，旨在建立一套透明公开、公平正义、并且行之有效的法规体系，并且运用法治思维、贯穿法治精神、重视法治方式的营商环境，从而提供公正和透明的商业经营环境。

一、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现实意义

（一）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活力和质量，关系到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关系到能否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进入了注重质量发展的阶段，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也显得十分必要，提供有序稳定、激发活力的营商环境势在必行，为此党和国家不断完善制度安排，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发展。市场主体愿意投入资本、精力更新和扩大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具备从事长期性、创造性活动的耐心和动力，都必须建立在拥有一个稳定性、可预期的市场环境的基础之上。[1]由此，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公开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深层助力。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法治建设步伐正在加紧推进，而依法行政作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对于其在不断的实施中所适用的程序则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因为只有正当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根本保障，程序合法、正当，才能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所谓正当的这就是行政程序法治化。对此，笔者想就行政程序法治化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论述探索，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从而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得到保障，尽快使行政程序法治化道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和前进。

【关键词】行政程序内容形式法治化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调整人们行为、实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以一定权利并使其承担相应义务的方式，使社会主体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秩序中，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程序问题，即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事先的程序安排和规定。其中，追求程序正义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当代法学家所重视的。

随着当前依法治国策略的不断深入，依法行政也在不断的实施中，而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过程——行政程序，则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行政程序，顾名思义，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顺序及时限等，是规范行政权和体现法治形式合理的行为过程。它的种类很多：可以区分为基本程序和非基本程序；外部行政程序和内部行政程序；拘束行政程序和自由裁量行政程序，授益性行政行为程序与负担行政行为程序等。

由于我国现如今是法治化道路，法治的核心是良法之治和法律至上。目前有人则只认为行政程序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法定性，这没有充分认识到行政程序相对独立价值，这是轻视程序、恣意行政的源头。把行政程序纳入法治建设轨道，与现代法治精神来整合和规范多样化的行政程序，从而有效的实现行政目的，更好的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当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的根本保障，这就是行政程序法治化。

对于行政程序法治化，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形式上表现为行政程序法也可以称为行政法律制度，即规定行政行为方式与步骤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不仅包括行政程序法典还有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则表现为首先是宪政环境下的行政法治，是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是授权和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形式和实质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的行政法治，是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统一的行政法治。总之，其最终目的是使我国的行政权力引向良性运行发展的行政程序法治化这种目标模式。

一、法治化对行政改革的意义

(一)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是科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包括行政权的重新界定，行政组织结构、规模变化，行政机关的调整和公务员制度的完善等。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其改革的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中间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其他环节的改革顺利进行，最终影响改革效率及效果。法治化要求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治轨道:首先，改革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科学的论证，确定改革方案;其次，改革推行的过程要通过法律规范确定有关原则指导，明确相关程序，规则;再次，改革过程中要进行阶段性的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法治化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要求，有助于在改革过程中做出预测，保持秩序，有效地处理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程序的认知，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过程中的主观偏向，使改革尽量客观科学。另外，程序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可以将复杂庞大的工作工程分成不同的阶段，明确责任。通过法治化可以使改革更具合理性、可行性，有效防止改革中的专断和任性。

(二)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是及时确认巩固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

我国自建国以来已经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是由政府设计并且由政府推行，虽然政府的一部分改革方案须权力机关批准，但是，权力机关在改革过程中介入的非常有限，基本上改革都是政府策划政府推行自我监督。这种方式有利于改革迅速推进，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效果，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缺陷。由于改革过程中集权严重，改革者主观随意性大，改革方案也往往缺乏细致的论证，改革成功与否全依赖政府自身的智慧和魄力。改革的集权也导致了改革成果难以巩固。法治化的过程就是将改革的权力、方案，推进模式，成果巩固都通过法律规范予以规定，形成良好的改革秩序。权力的法治化，就是首先要对改革权进行合法授予，通过权力的授予相应的责任也就更加明晰，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改革的专断和任性。方案推进模式的法治化，就是讲改革方案，推进模式的大体步骤通过法律规范予以固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有助于减少改革过程中的主观偏见，提高改革过程的科学性。成果巩固的法治化，主要是将改革成果及时予以固定，这样有助于防止改革的成效出现反弹。

二、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法治化政府市场经济人民群众

我国法治的动力问题，是法学界在讨论法治模式选择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法治模式选择。目前，我国法学界认为法治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的学者称国家），一是社会（有的学者称民众）；其前进的方式亦有两种：一是推进，一是演进。①这样就形成三种占主导性的观点：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选择强制的法治模式，即由国家强制实行法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实行法治的赶超发展，以期节省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治化进程：通过精密的尽可能周全的设计与操作谋划，以期避免和降低法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社会代价。”②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在法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③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摘要：法律监管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准则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要求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并制约监管权力，同时要求加强执法。

关键词：证券监管法治化

一、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含义

“法治”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或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可以视为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无论何种含义，“法治”一词都闪耀着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光彩。本文的法治化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经济利益的记载和反映，可以协调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中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需要相应的“游戏规则”和因此而产生的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则要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也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了证券市场对于法律的依赖性，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证券市场在诞生之时，其目标就定位于为国有企业开辟低成本的筹资渠道，促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证券市场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过多地承担了政策职能，行政管制干预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与这种行政管制为主的监管相适应，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其运作也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证券监管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需要司法的介入来加强监管，制约监管力量，还要求有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这些要求正是证券监管法治化发展的体现，即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崇高的权威。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与国际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相应的要求证券监管采取国际通行的惯例与规则，实现国际化，而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国际证券监管的通行趋势，因此我国证券监管的法治化发展是国际化发展的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各方面建设工作，力求推动乡村建设的发展和完善，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自然离不开乡村法治化建设。乡村振兴法治化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振兴法治化是保障乡村社会稳定的坚实保障，是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路径，直接影响着我国法治化的建设进程。

关键词：乡村振兴；法治化；策略研究

一、新时代乡村振兴法治化的必要性

（一）乡村稳定的坚实保障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乡村振兴战略有法可依，有效保障了乡村建设工作的稳定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乡村建设工作，尤其是乡村法治建设。为此，相关工作人员不断深入基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送法下乡，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学法机会，帮助解决众多纠纷，有效保障了乡村建设的和谐稳定。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乡村治理难度日益加大，一些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信权不信法的固有观念难以根除，同时，个别基层干部的处事思维和工作方式无法适应农村现实需要，影响乡村社会稳定，极易滋长不良社会风气，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法治化进程。因此，必须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和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将他们引入法治轨道，使其养成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各种矛盾的习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影响乡村繁荣稳定的各类问题。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特有属性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核心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核心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