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范文10篇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特色，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当前，我国人民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意志分散，民族缺乏凝聚力。因此，人民民主只能通过党的领导、党的示范，才能很好地运行。脱离、削弱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就会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只有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才能使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这是因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先生询问，将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从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周期率中跳出来，回答说：“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无私利。因此，发扬人民民主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政党、国家等将来是要消亡的，最终是人民通过民主管理公共事务，推进社会的自治与发展。所以推进人民民主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依法治国要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之一。社会主义的法律通过人民民主程序来制定，通过人民民主监督来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不可分割。

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运用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国家政权方面，党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社会方面，党努力扩大基层民主，让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依法领导，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运行，就会在民主法治轨道上发展。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摘要:众所周知，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法律，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刑法能够起到管理社会、严惩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核心稳定的重要作用。在依法治国视角下，在维持刑法特殊性地位保障要求下，更要注重人权、注重与其它法律法条的衔接，从而为我国法治社会更加健全，完整的发展打下坚持的基础。

关键词:依法治国;刑法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

一、依法治国视角下刑法功能认知

对于刑法功能的定义，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和看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视角下来进行的，本文所述的刑法功能的概述是站在依法治国的视角下。虽然角度不一样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领域是不会变化的。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和条件下对依法治国的条件下，刑法功能的基本认知进行概述，并提出自己一些简单的理解和看法。(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刑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辩证看待对刑法的认知，通过理性及实际操作性两个方面来看待刑法。理性指的就是刑法本身概念性的范畴，也代表刑法本身所具有的指向性、规定的作用;实际操作性指的是刑法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积极的或是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效应。为此，辩证的看待刑法要求我们不能把刑法的功能看待的过于单一，也不能把刑法本身与刑法的社会效应混为一谈;其次，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刑法，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和方式看待刑法，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潮流的理解刑法的功能;最后要以全面的眼光看待刑法，不能只关注到刑法概念的本质层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深入挖掘刑法本身社会效应和积极作用，要深入理解在依法治国的视角下，刑法的建设原则和发展轨迹。(二)勿忘初心，坚持刑法功能内涵。刑法的设定到实施是健全法治国家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刑法的主要功能可以概述为维护社会秩序、制裁及防制犯罪、保护法益及社会伦理。［2］笔者总结归纳了学界对刑法功能的一般认知为以下三点:1．保护功能。保护功能主要指对犯罪的惩罚和约束，以及对守法公民的保护。它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打击和管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都有保护功能，也是法律对于守法人应负的责任。2．保障功能。保障功能主要指的是对国家权利的限制，保障功能本质的约束范围就是对没有违法刑法相关法条的人，保障其正常的生活。这些人也不会受国家相关机关的制约或者是处罚。3．规范功能。规范功能指的是刑法通过对触发犯罪条件的规定和限制，明确指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违法刑法。规范功能的另一个效应就是警示作用，警示人们遵守法律，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日常生社会生活。

二、依法治国视角下刑法功能定位

摘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具体体现为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由于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核心目标，所以，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这有机统一的整体中，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保证。这既是党的基本纲领的内在有机统一性所决定的，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基本纲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事业所决定的。

一、法治国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作了科学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科学界定表明依法治国包含三项基本原则，是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得到保证。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政治基础。三是严格依法办事。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的精神核心就是: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依据和准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这一精神下，严格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并使以宪法为基础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是加强法制建设，从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于以上三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而形成的依法治国，是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它既同过去那种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状况划清了界限，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划清了界限，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然而，这个重大进步，不是一时形成的，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和探索的产物，是自身在这过程中进行不断的自我总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产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但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反而被严重扭曲，最终导致“”的出现。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导致“”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与其它各种原因相比，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遭破坏，领导制度问题没解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所以，他认为，要避免“”现象的再现，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正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伊始，就将政治上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与经济上进行改革置于同等地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第三，通过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四，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为此，必须尽快制定法律;第五，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第六，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第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八，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相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上述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提出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这些指导原则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指导原则以及在其指导之下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就，为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出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使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字之差，已充分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从注重法律、制度建设进入更加注重法律实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新阶段。因此，依法治国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在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确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传统的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我们党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经历过一些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中法制被严重破坏、“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把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放到了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最终战胜和彻底抛弃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羁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治国道路，从而完成了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一次深刻而重大的转变。

(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一、“法治”与“德治”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方可使国家长治久安。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主要依靠一整套刚性的法律制度、法律法规来维系秩序的治国方略。他首先是建立一整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并依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实行这一治国方略的必备条件。他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寄希望于人们内心的自觉，寄希望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而是靠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强大威慑力来强制人们不得不这样做。法治模式毫无例外地都要有立法、司法和执法诸环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法治所体现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法大于人，这是法治的基本特点。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社会的统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觉者。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爱利民众的行为，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一部人类法制史已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历来的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二者范畴不同，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二、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德主刑辅”的思想肇始于周公的“明德慎罚”，孔子则明确地把德治放在第一位，把法(刑)治放在第二位。他倡导“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用政令来管老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地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礼教来制约他们，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儒家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相残、强凌弱、诈欺愚、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总结强大的商朝何以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惟有敬德才能保天下。他们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衅之”的思想，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行德政则得民心，行暴政则失民心。因此，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统治者如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那么，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而和谐。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突出强调实施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德政，重礼仪教化，方能统一天下。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儒家也并不是不要法治。孔子讲为政要“宽猛相济”，其中宽包含有德治的内涵，猛则主要指法治。既“隆礼”又重法的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刑。(《荀子•富国》)董仲舒用阴阳学说阐释“德主刑辅”思想，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蓝仲舒传》)因此，要“大德而小刑”。(《春秋繁露•阳尊阳卑》)至此，“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指导思想。以后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的主张，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而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则表明“德(王道)主刑(霸道)辅”的思想已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并且，历史还告诉我们，只有德法结合，法礼兼用方能长治久安，以成永业;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唐初统治者从隋朝败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提出以礼为本，礼法并用的治国方针，不仅十分推崇儒家的治国之道，把仁义看作治国的根本，而且也非常重视法律对政治制度的保证作用，提出“法为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且立法宽平，执法严格，从而呈现“贞观盛世”，李世民被奉为一代明君。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朝统治者实行严刑苛法，轻罪重罚，以法为教，禁绝百家.且君主独掌权力，对政务决策实行“独断”，则二世而亡。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治国安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于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注意用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教育人民，形成了革命、健康、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民主、法制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培养“四有”新人。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把它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强调要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走向成熟完善。

三、西方“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西方“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主张“法治”优于“人治”。在古希腊主张“法治”的哲人们看来，是否实行“法治”关系到人是否为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学问题。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这一思想不仅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并且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开，成为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的根本性理由。“由法律进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抵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发端于古希腊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根于一种具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道德基础之上。同时，西方的“法治”还以道德为其内在的价值准则和目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忠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因此他强调法律应当实现正义、美德和幸福各项原则;倘若法律违背了这些原则和目的，那就不可能有“法治”，这是其主张“法治”的前提和精神动力。这些‘构成“法治”之内在价值准则和目标的道德原则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还只是以“自然正义”(它高于“法律正义”)的名义出现，到了后来的斯多噶学派那里，它们便变成了“自然法”。自此以后，“自然法”作为西方延绵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其“法治”追求一以贯之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动力;而“自然法”就是道德法，就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的道德理想。西方传统高度强调法律的功用与独立性，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促进和配合似乎不如古代中国这般自觉与重视，但其久远的“法治”传统显然与该社会文化长期的道德支持密不可分，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因素是有关“守法”的道德观。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要求的真正落实则必须有全社会的道德支持;而在西方传统中恰恰随处可见这种对于“守法”的道德支持，从前达古希腊柏拉图的名言(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到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鸿将“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伦理传统与西方人对“自由”和“自主”、“自律”的理解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多数哲学家们都认为，“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人“自主”地决定行为与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自律”);这种“自由”、“自主”、“自律”观即是“法治”背后的伦理学含义，也是社会给予“法治”的最好的道德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经常以有法制而自豪;相反，“无法制”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那意味着人缺乏自主、自律和自由，意味着人类将沦为兽类。而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天也正是以这样一种道德观为基础，这一代圣哲才为了自己心中的“守法”信念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西方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获得了社会广泛的道德支持。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往往具有牧师和刽子手两种职能。所谓牧师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来约束人的内心活动;所谓刽子手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法律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宗教是神化的道德.是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的宗教化、神化。剥削阶级用神的力量来宣传和推行自己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既是“神治”又是“德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进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机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用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

自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来,依法治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根据我国宪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①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各族人民从切身经验中得出的根本经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发挥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根本的意义。

一、党的领导法治化关键是把党的领导纳入法治轨道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法治化是由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在我国,党的领导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主要和最广泛的表现。法治靠党来推动,靠党来实行,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程度,决定了依法治国的程度。因此,依法治国,首先就要求党的领导法治化。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基本要求。将党的领导纳入法治的轨道,受到法律的支配,依法执政,依法领导,这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最本质含义。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②为了保障这种普遍服从的法治秩序就要求执政党首先守法,依法办事。这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如果执政党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法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就会受到破坏,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党的领导法治化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要求。我国人民民主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对党的领导来说,人民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就目标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民主。人民民主是我们党为之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理想,当年,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民主这个武器,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人民民主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立国之本。但是,由于对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忽视,我国人民民主的实现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人民民主根本制度的改革却不大,这显然不合理。比如,立法民主问题、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党的领导和人大的关系等等,都有待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而这方面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推进民主。正如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③就手段而言,党的领导就是要保障民主。人民民主的目标靠人民民主的手段来实现。人民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靠谁的恩赐。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法治化就要求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领导不是取代人民民主或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当家作主服务。这就要求将人民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法律化。④

第三,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要求。建国以后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忽略了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和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⑤而法律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其直接后果是封建专制和个人崇拜泛滥,人民民主受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严重受阻。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受到了我国人民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可能逍遥法外。”⑥“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尽快学会的新课题。”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法治化的法治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入意义非凡。

第四,党的领导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成就巨大,在短短的20年里,法律已经涵盖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但是,我国社会的法治秩序与大量法律的出台并不同步。这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不能不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我们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人大监督,一般只涉及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就目标而言,我国国家权力的主要方面都是由党决定的,但全国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实施的监督却不包括党,显然不合理。实践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等现象还时有所闻。其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权力范围不明确,没有制约。我们的党不是一般的党,而是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执政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既然如此,就应当有明确的范围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依据。法治的要义是法律支配权力,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法治化都要求国家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支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践将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法治化的种种要求,从而把我国依法治国推向更高的阶段。

提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TheMethodsofRulingbyLawandMorality

Abstract:Thecombinationofrulingbylawandmoralityistheinherentrequirementofrulingmethods.Itisasystematicengineering.Asthesubjectofexertingrulingpower,thecountryoughttoestablishthesystemfromthefollowingfoursides:makinglawsassettingupmorality,ensuringdemocracyasprosposingpulicbenefits,thepowerstandingunderthelawanddependingonthemorality,lovingandstabilizingthepeopleasenrichingandeducatingthem.

Keyword:Law;Morality;rulingbylaw;rulingby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从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而在党的十五大则更加明确的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一时间，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对依法治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认为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就是充分地正确地实施宪法，使宪法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的活动准则。”①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②它是其他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和首要内容，离开了它，依法治国就会摸不着方向。而依宪行政则是依宪治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依法治国的灵魂和精髓所在。

依宪行政，就是说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以及组织行政工作时，必须依照宪法的条文和精神来办。其所强调的是作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人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准则。这里所讲的行政主体是一种组织，即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宪行政作为政府治理国家的有效方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行政权得以有效运作和正确使用的必然。行政权是三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力，因此他的运作是否正确、有效是极为关键的。所以，依宪行政关系到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制建设成功与否，也是对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防止走偏、走歪的有力保障。

依宪行政是宪法执行和实施的必然要求。依宪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照宪法行使职权，这必将有利于建立有效贯彻执行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运行体系。下面，我就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依宪行政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一、宪法的效力表现上阐述依宪行政的必然性

宪法的效力，从法理学的角度上讲，是法的效力在实际运用中的最重要形式。法的效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的效力是指“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它包括国家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的效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狭义的法的效力则“仅指国家制定与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此，宪法的效力我们可以定义为宪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其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部领域，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因而又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所以宪法的效力又是一种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此，我将借助宪法效力的具体表现对依宪行政的必然性进行系统的阐述：

1.任何其他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宪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法的渊源，它是我国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只是“子法”。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只是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具体化。各种行政法律法规也只是宪法在行政方面规定的具体化、实施化，也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违反宪法的行政法律法规都必须废止或修改。宪法的具体实施是依靠行政机关去执行的，所以要使宪法的这种效力表现具体贯穿与其他法律之中，使其他法律符合宪法，就必然要求依宪行政。依宪行政必然有利于宪法的“母法”地位具体贯彻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中，从而确保其他法律不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依法治国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中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就是一个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依法治国的一条重要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党的领导最本质之处是执政，而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也正是依法治国的本质规定和基本内容。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律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制定成为法律，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国家权利机关制定的，所以，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也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这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实施的依法治国是人民的依法治国，我们要建立的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法治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方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同志在1998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因为：法治是全体人民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体制运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而共产党是争取﹑发扬和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法治。法律的制定过程是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的立法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战略，适应改革的需要，找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平衡点，法律的实施经常遇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全局问题，触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的热点问题，牵扯到诸多政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党来指导和协调。总之，在依法治国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防止脱离党的领导讲法治。

二﹑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