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范文10篇

访谈范文篇1

访谈是人力资源咨询项目前期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了解被访群体的想法和需求，找出组织病灶所在；

2．建立双方信任、友好的关系；

3．就项目向对方宣传，取得支持；并通过他们在组织中的活动和影响，将此作用放大。

访谈并不就是简单的"谈"，而是有目的的"访"，其中有许多技巧。

1．先期破冰工作很重要，有利于消除双方戒备心理，拉近距离，从而更易于获取有价值的东西；

2．要找到突破口。一般来说，对不熟悉的被访人，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对方感兴趣的切入点，激起其表达欲，使对方进入角色并兴奋起来；

3．必须有意识控制节奏及主题，不能由对方天马行空。虽然是"曲径"，最终得"通幽"。这就需要及时有效的引导；

4．要善于挖掘语言中的深层含义。一方面是顺藤摸瓜，启发对方逐步深入；另一方面要善于思考，结合对方性格特点及文化背景，进行深度挖掘，拔出萝卜带出泥。

访谈是一件脑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访谈者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1．广阔的知识面。

2．人际敏感力。

访谈范文篇2

访谈是人力资源咨询项目前期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了解被访群体的想法和需求，找出组织病灶所在；

2．建立双方信任、友好的关系；

3．就项目向对方宣传，取得支持；并通过他们在组织中的活动和影响，将此作用放大。

访谈并不就是简单的"谈"，而是有目的的"访"，其中有许多技巧。

1．先期破冰工作很重要，有利于消除双方戒备心理，拉近距离，从而更易于获取有价值的东西；

2．要找到突破口。一般来说，对不熟悉的被访人，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对方感兴趣的切入点，激起其表达欲，使对方进入角色并兴奋起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必须有意识控制节奏及主题，不能由对方天马行空。虽然是"曲径"，最终得"通幽"。这就需要及时有效的引导；

4．要善于挖掘语言中的深层含义。一方面是顺藤摸瓜，启发对方逐步深入；另一方面要善于思考，结合对方性格特点及文化背景，进行深度挖掘，拔出萝卜带出泥。

访谈是一件脑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访谈者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1．广阔的知识面。

2．人际敏感力。

访谈范文篇3

1．了解被访群体的想法和需求，找出组织病灶所在；

2．建立双方信任、友好的关系；

3．就项目向对方宣传，取得支持；并通过他们在组织中的活动和影响，将此作用放大。

访谈并不就是简单的"谈"，而是有目的的"访"，其中有许多技巧。

1．先期破冰工作很重要，有利于消除双方戒备心理，拉近距离，从而更易于获取有价值的东西；

2．要找到突破口。一般来说，对不熟悉的被访人，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对方感兴趣的切入点，激起其表达欲，使对方进入角色并兴奋起来；

3．必须有意识控制节奏及主题，不能由对方天马行空。虽然是"曲径"，最终得"通幽"。这就需要及时有效的引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要善于挖掘语言中的深层含义。一方面是顺藤摸瓜，启发对方逐步深入；另一方面要善于思考，结合对方性格特点及文化背景，进行深度挖掘，拔出萝卜带出泥。

访谈是一件脑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访谈者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1．广阔的知识面。

2．人际敏感力。

访谈范文篇4

一、注重细节，努力营造融洽和谐的谈话气氛。

谈话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气氛非常重要。要想营造较为融洽的气氛，首先是事前准备必不可少。不少同志认为，个别谈话之前的准备无非是带好充足的记录用纸、笔以及一些相关的资料。其实不然，考察组成员尤其是主谈人在考察前，最好要通过手头资料或相关介绍，尽可能将考察对象的相关情况作一些了解。特别是考察领导班子时，至少应当对该单位的主要业务、工作对象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有可能知晓该单位近期的重大工作和取得的较大成绩、荣誉等，再选择适当时机抛出，将会拉近与访谈对象的距离，对营造谈话气氛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其次是第一印象至关重要。准确地说，交流在被谈话人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已经开始，考察组成员如果能表现出欢迎的眼神或者微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给访谈对象留下“较为亲切友好”甚至“值得信任”的感觉。同时，主谈人友好而不失严肃的简要开场白，要使被谈话人有“平等交流”的感觉，从而进一步拉近两者的距离。最后，优秀的主谈人可使访谈工作事半功倍。多数情况下，考察组组长是作为主谈人进行问谈的，选择工作经历比较丰富、知识面比较广、人头比较熟悉的人主谈，能够使访谈对象产生信服感，如果主谈人对访谈对象比较熟悉或者是了解其大致的情况，言语之间就更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同时，要注意不能喧宾夺主，要始终明确让访谈对象流畅地谈、深入地谈才是根本目的。相反，如主谈人不具备上述有利条件，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同志，则不妨采用“谦虚法”进行问话。举例说，可以尝试用“您是单位里的老前辈”、“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等话语引起访谈对象的注意，使其感觉是处于一种“优势”情境，等其侃侃而谈之后，谈话的目的也就自然而然达到了。

二、客观分析，悉心洞察谈话者隐含的弦外之音。

只要参加过干部考察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在考察访谈中听到的真实情况不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考察人员都在不断地进行思考、总结和改进。笔者认为，访谈中除了要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问话方式，要不断加强沟通和谈话艺术之外，考察人员还要具备较高的快速分析能力，力求做到能够洞察访谈对象隐含的一些“弦外之音”，从而作出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在一般情况下，多数访谈对象在涉及重要问题的反映时，都会出现话到嘴边时断时续或者干脆岔开话题的情况，此时考察人员不能气馁，应当及时作一些引导，即使引导失败也不必操之过急，更不能“死缠烂打”和“刨根问底”，最好的处理方法是有意识地对接下来的访谈对象作针对性的提问，只有综合多人意见后获得的情况才是最接近事实的情况。但如果访谈对象对问题的反映比较隐讳，不是直接将自己的真实意图表露出来，而是采用特定的话语表达相反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听透他们的话对考察人员可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不能听透这些“弦外之音”，我们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就不客观，甚至与真实情况出现背离。举例说，某人评价主要领导“工作谨慎细致”，对某些小事大谈特谈，赞扬有嘉，但他真实的意思却是“做具体工作还可以，驾驭、把握大局的能力欠缺”。再例如某人评价班子成员“个性直，不怕得罪人”，表达的却是“没有工作艺术，群众基础不行”的意思。当然，这种领悟和理解能力对我们考察人员所提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决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经过长时间和多实践地不断积累，才能达到的较高境界。

访谈范文篇5

这次与邱艺琴的采访进行得非常愉快，也让我受益匪浅。采访中，邱艺琴讲述了她在过去的学习、工作、生活之路上的点点滴滴，其中不免有艰辛的汗水，也不乏成功的喜悦。她说道：“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平淡或者说没有什么波澜，从开始读书到考高中、考大学，再到参加工作，就这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比较顺利的走过来了。”几句简单的话概括了她这么多年的艰辛历程，让我感觉到她的平凡，她对伟大人生的渴望。

大学期间，她是学校里的活跃份子，在学生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大学四年，令她最难忘的，也是她收获最大之处就是她在学生会的工作，在那里，她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为她在以后的求职之路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刚毕业，当大多数同学还在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时，她却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参加了赣州地区的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不是很理想，但凭借她在大学期间学生会积累的各方面能力，最终在面试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很少失败，因为一旦我确立了目标，我都会尽百分百的努力去把它做好，所以才会比较顺利吧。”从她舒缓的语气中，我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她的豁达，她的坚定，在她的人生字典里，也许从来就没有失败这个两个字。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这种不服输、追求完美的精神，她才能注重生活的细节，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访谈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访谈；含糊；面子

新闻访谈在西方一直是新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许多学者以其为文本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

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Bavelas以及其同事（Black，Bryson和Mullett）提出的含糊理论（theoryofequvocation）比较引人瞩目。该理论于1988年首次提出，1990年发展成熟，其核心思想为：当人们在被采访的过程中处于两难境地——每一种回答都有消极影响但又非回答不可时，就要使用含糊行为。为进一步阐释两难境地，Bavelas等人以政治性访谈为例。他们指出，选民分成几派，针对这几派就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家通常不正面支持或批评每一种立场，以免惹恼大批选民；另一种情况是由回答的时间限制引起的，如果政治家被问到一复杂的问题但又被要求答得简洁，他就必须在两种不大有利的办法中作出抉择——回答得简单、不完满或者规避（冗长、绕弯子）；而且，如果这个政治家对一个政治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他（或她）还必须在承认无知或临时应付一个回答间进行不幸的选择。

Bull等人的个案研究

1996年，Bull等人（Bull，Elliott，Palmer和Walker）选取新闻访谈中比较常见的政治性访谈（1992年英国大选中3个主要政党领导人JohnMajor，NeilKinnock和PaddyAshdown的18次访谈）作为个案，对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进行验证，其结果证实了该理论在政治性访谈中的可信性。更重要的是，Bull等人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掘，认为之所以在政治性访谈中会出现含糊现象，主要是面子（face）问题，面子理论（theoryofface）为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的两难境地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

在该个案研究中，Bull等人从两个方面对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意义的理论阐释

Bull等人认为，在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是最为重要的。

他们的理论基础首先来自Jucker对面子理论的研究。Jucker于1986年研究了政治家、专家、新闻记者的访谈，他作了大量的分析，包括做了一个访谈的结构流程图，研究话语中“好”（well）、“现在”（new）、“但”（but）等词的功能，另外还区分了访谈过程中政治家面子有可能受到威胁的13种方式。

通过分析，Jucker认为新闻采访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子。他进一步深入说：“新闻采访中最重要的是被采访者的‘积极面子’”。（根据Brown和Levinson在1978年提出的观点，“积极面子”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而“消极面子”就是有行动的自主权。）Jucker认为，对由公众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来说，在新闻采访中获得“积极面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政治生命要靠他们选区中大多数选民的支撑。而消极面子在新闻访谈中则意义不大，因为既然答应了接受采访，就是已同意了将自己的行为交由访谈的约束。

由上可知，Jucker的理论又建立在Brown和Levinson1978年的观点即礼貌理论上，该理论认为保持面子是交往中达到目的的最重要条件。Brown和Levinson还认为，面子在所有文化中都是重要的，它可以失去，也可以保持，也可以提升。他们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些行为从本质上会威胁面子因此需要软化”。Brown和Levinson专注于研究通过积极或消极的礼貌策略实施的个别的威胁面子的行为。比如说命令和抱怨行为，他们还详细列举了有关积极或消极面子的专门的话语艺术；实际上，在他们的礼貌理论里，一些详细而精确的话语艺术都是用面子理论来解释的。

然而，政治性访谈中面子重要的观点并不是就单纯起源于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Brown和Levinson的研究还建筑在一篇Goffman1967年发表的很有影响的论文——《面子建构》上，Goffman在文中认为：在所有的社会场合中关注面子都是第一位的。而且，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还维护其他人。在政治性访谈中，政治家往往维护同僚和本团体的面子，同时他们不愿意维持他们认为利益不一致者的面子，比如说政治对手。Goffman进一步指出，在许多团体中，大家其实共享一个面子，所以如果有第三方在场时，一个成员举动不当将使全体蒙羞。这在英国政体中政党最重要的理念下尤其明显。在该理念下，在电视上露面的政治家是作为本政党的一个代表来提升全体的面子。最终，在Goffman论断的基础上，可以说，以下政治家需关注三方面的面子：他们本人的、本政党中重要人物的以及他们代表的整个政党的。

事实上，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比Goffman和Brown、Levinson所推断的还要重要。对这三个人来说，保持面子更多地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种约束或条件，而不是交往的目标。而Pearson在1988年提出：保持面子可以被从更积极的角度看成一种策略，谈话者在社会交往中熟练操作它们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还可以比Pearson更进一步认为，在政治性访谈中保持面子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目标。从这点出发，政治家的最高目标就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展示最好的面子，并通过打击政治对手的面子来提高自己的。

由此看来，面子在政治性访谈中最为重要的论断就有了一个层次分明而且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该论断可为前文中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产生的两难境地提出一个理论基石。比如说，Bavelas等人指出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政治观念，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发表让大量选民感到受了冒犯或不可接受的言论，这完全可理解成为保持面子才这么做的。再比如采访中回答的时间限制问题，政治家自己的面子最重要，因为他们自己不希望被视为不称职（对问题进行简单、不完满的回答）或在故意回避（冗长、绕弯子）；如果候选人被问到一个自己缺乏了解的问题，他的面子就要受到威胁——要么面临被视为不称职的危险（当众承认无知）或在将来丢脸——如果一旦检验出当时的回答并不足够正确的话。

实际上，面子理论不但可用来解释含糊产生的原因，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家要回答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政治家被要求解释一项政策，不能作出一定合理解释将被视为不称职，或被人认为政策本身不大高明，或两者都有。

2、政治性访谈中威胁面子问题的结构分析

Bull等人将政治性访谈中有可能威胁面子的因素作为一种独立类型提出来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类型建立在对1992年英国人选的3个主要政党领袖的18次访谈中。这一套研究材料的好处在于可在三个政党之间进行系统的对比，因为每个政治家都被相同的6个人采访。

Bull等人从这18次访谈的所有问题中共找出19种有可能威胁面子的因素，按政治家必须维护的面子分成3个大范畴：自己的面子，政党中重要人物的面子，所代表的政党的面子。有了这个比较细致的分类做参照，就可对访谈中所有问题进行区分：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和可以不危及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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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的问题

在这18次访谈的所有问题中，怎样回答都危及面子的问题占了40.8%。比如说，RobinDay就给工党候选人Kinnock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问道，在一个工党政府领导下，工会是否能得到像撒切尔政府之前的那许多权利。如果Kinnock答“是”，他将冒触犯反对工党的选民的危险，这将有极大的不良影响；若回答“不”，他将冒触犯拥护工党的选民的危险，同时又触犯了工会本身以及自己党内的工会支持者；如果不回答，他将被看成刻意回避。于是，每一种回答都会对面子构成威胁，最终，Kinnock险中取胜，仅仅阐述了工党的工会政策，而没有明确答复工会在工党政府下是否重新得到在撒切尔政府前的权利。

如上所述，在这40.8%的问题中，政治家所能采取的任何一种回答方式（包括不回答）都会某种程度危及面子。对这些问题来说，很难明确指出哪种回答最少危及政治家面子，因为这些威胁面子问题的不同是很难比较和评估的。这些问题就导致了Bavelas等人所提出的两难境地的产生，而根据Bavelas等人的理论，此时会出现含糊行为。从这个分析的统计结果看，这些问题中有44.9%没有得到回答，进一步18.9%被以含蓄的方式回答或回答得不完全。在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里，这63.8%（44.9%＋18.9%）都被看成是含糊行为，于是，只有约36%的问题得到了直接回答。这63.8%的含糊机率，是我们平时想当然所认为的两倍之多。应该说，这次分析的具体结果为Bavelas等人的假定——遇到两难类问题时就给含糊提供了有力佐证。

（2）可以不危及面子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将政治家置于两难境地，也有一些问题政治家可以回答而不会危及面子，即回答时不会触发上述19种面子威胁因素。这种问题在本研究中被称为“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

比如说，有些问题是很有利的，这就给了政治家积极展现他（或她）自己以及所代表的政党的机会。例如，Day问Major，“为什么您领导下的保守党能获得现代英国人从未给过别的政党的‘厚爱’——连续四届任期？”回答这个问题，Major就有了给自己和保守党挣面子的机会。当然，这个问题回答失败将会极大危及面子，因为这将意味着他和保守党政府都不配连续四届任期。

在18次政治访谈中，“不必然威胁面子”的问题占到问题总数的59.2%。这些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们可用来直接检验面子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政治家总是选择“不威胁面子”的回答。这次分析的结果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有可能选择一种“不威胁面子”的回答，不管是直接还是含蓄的方式，这都会是政治家的选择。比如说，最经常发生的“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都被表达成是或不是的形式（占66%）（Quirk，Greenbaum，Leech和Svarivik1985年的研究结果）。对这种问题有3种回答形式：予以肯定（一般答“是”）、予以否定（一般答“不”）或用一些模糊行为不正面回答。如果一个问题被认定是“不必然威胁面子”问题，那就可以用上面3种形式之一进行回答而不会危及面子，从而每一种“不必然威胁面子”式回答的机率是约33%。实际上，最终统计结果表明，对这些是或不是形式的问题采用“不必然威胁面子”式回答的机率为86.8%。这就有力支撑了上述本研究的主要假定——当不必然威胁面子的回答成为可能时，不管是何种回答形式（直接、含蓄或不做回答），政治家肯定会选用。

从对以上两类问题的定量分析，我们可知道在政治性访谈中，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当要回答两难类问题时就得含糊是站得住脚的，也知道政治性访谈中政治家的原则：尽可能选择不危及面子的回答方式，后者也使我们认识到了面子的重要性。

通过对政治家访谈的个案分析，Bull等人就得出如下结论：其一，Bavelas等人的含糊理论对分析政治性访谈具有一定实用性；其二，在政治性访谈中，面子最重要，面子理论为Bavelas等人提出的导致含糊的两难境地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Bavelas,J.B.,Black,A.,Bryson,L.,&Mullett,J.(1988).Politicalequivocation:Asituationalexplanation.JournalofLanguageandSocialPsychology,7,137-146.

2.Bavelas,J.B.,Black,A.,Chovil,N.,&Mullett,J.(1990).Equivocalcommunication.NewburyPark,CA:Sage.

3.Beattie,G.W.(1982).Turn-takingandinterruptionsinpoliticalinterviews-MargaretThatckerandJimCallaghancomparedandcontrasted.Semiotics,39,93-114.

4.Beattie,G.W.(1989a).Interruptionsinpoliticalinterviews:Thedebateends?JournalofLanguageandSocialPsychology,8,327-339.

5.Beattie,G.W.(1989b).Interruptionsinpoliticalinterviews:Thedebateends?JournalofLanguageandSocialPsychology,8,345-348.

6.Beattie,G.W.,Cutler,A.,&Pearson,M.(1982).WhyisMrs.Thatcherinterruptedsooften?Nature,300,744-747.

7.Brown,P.,&Levinson,S.C.(1978).Universalsinlanguageusage:Politenessphenomena,InE.Goody(Ed.),Questionsandpoliteness(pp.56-310).Cambridge,M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8.Brown,P.,&Levinson,S.C.(1987)Politeness:Someuniversalsinlanguagesuse.Cambridge,M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9.Bull,P,E.(1994).Howtoidentifyquestions,repliesandnon-repliesinpoliticalinterviews.JournalofLanguageandSocialPsychology,13,115-131.

10.Bull,P,E.(1997).Queenofheartsorqueenoftheartsofimplication?ImplicitcriticismsandtheirimplicationsforequivocationtheoryintheinterviewbetweenMartinBashirandDiana,PrincessofWales.SocialPsychologicalReview,1,27-36.

11.Bull,P,E.&Elliott,J.(1994,September).IsJohnMajoramajorface-sauer?PaperpresentedattheannualconferenceoftheSocialPsychologySectionoftheBritishPsychologicalSociety.

访谈范文篇7

我在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永远离不开沟通、交流。做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问题中人呢？每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自己能够解决的，也有百思不得其解的。

《对话》是一档定位在各阶层知名人士的人物访谈节目。如：商界、政界、学术界、艺术界等等。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能与那么多优秀的人对话，我将受益非浅，同时，我也为能与《对话》一起成长而乐此不疲！

人物访谈节目，它不同于脱口秀。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在双向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不同的则是，脱口秀节目是根据一个话题跟嘉宾共同展开讨论，人物访谈类节目是根据嘉宾展开话题。

1998年11月28日，第一期人物访谈节目与观众见面了，嘉宾是济南贵和购物中心总经理徐工术。

有人说，98年是中国商业的倒闭年，中国商战可谓是硝烟迷漫，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全国有数十家大型商场倒闭，济南也有几家商业难逃厄运。在这倒塌的声声巨响中，人们听到的是“生意难做”的叹息。然而徐工术总经理作为北京赛特输出的管理人才，这一年里，贵和购物中心不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商场销售额猛增，提前完成年计划。

面对一位在商界搏击多年的实业家来说，采访本身就意味着挑战性。问题提得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节目的可视性。记得我是这样提问的：“有人说98年是中国的倒闭年。另据一项统计，全国有72%&127;的大中型商场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零售业日落西山了呢！而他却认为恰恰相反，商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变革中，倒闭是很正常的，就象蒸气机车要被电气机车取代一样，给新行业又带来生机”。我反问到：“照你这么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商业理念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行不通了？”我的这一反问使徐总对目前的零售业有了更具体的解释。他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全盘否定，市场越来越细化，过去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理念不能突出商业特色。”

谈话类节目要具备对社会的敏锐性、思维的多角度和报道新闻，制造新闻的力度。

抓住新闻热点，随后济南几个大商场的老总都一一成了被采访对象，在这几期的同行业采访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今世界已进入10倍速时代，成功与失败都将以10倍的节奏进行。传统的零售业再也不延续‘几点利式’的销售方式，当今一浪高过一浪的打折狂潮再也不能泛滥。相对于西方发达成熟的零售业而言，中国零售业还很弱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阶段大商场是生存还是被淘汰，是由它能不能适应新阶段的要求来决定的。科学定价、特色经营、严格管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几期节目播出之后，领导、同事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心存感激。

当然，对话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商界名家。学者田川流教授的采访也让我激动不已。田教授主要致力于艺术美学的研究。这个学科在全国为数不多，他最大的愿望是在全省建立全国最好的艺术美学学科。对这样一位对教育事业倾尽心血的学者，我钦佩不已！我也希望自己的采访能够让大家引起共鸣。访谈的切入点就定在艺术美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前不久田教授告诉我，节目反响很大，有的学生甚至拿着录下来的节目去学校报考该专业。身为一个电视人，此时也是最幸福的了。

在名人的采访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现代美术绘画大师刘海粟先生的得意弟子张旭云先生。采访他，是因为他是刘海粟先生的弟子，还是因为他的成就？是，但也不全是。

最关键的是人格魅力。儒雅风度，一派大家风范是我对他的印象，“贫寒的家境，与刘海粟先生的患难之交（四个馒头的故事），奋斗的足迹，做人的原则。这些是我想知道的，也是观众想看到的。”

另外，面对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人，问题也不妨犀利一些。“您是刘海粟先生的弟子，可我发现，在您的画册里，有三分之二作品受黄宾虹先生风格的影响，这是怎么一回事？”张旭云先生说：“黄宾虹先生应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最初学画，看了许多黄宾虹先生的书”。此外还有象“广州是个国际大都市，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广东的‘岭南’画派，在中国画坛有很大影响，您生活在广州，您受‘岭南’派的影响吗？”等等问题。

以上是我的采访体验。

有感而问，有问而悟。谈话类节目在我国已被许多电视台采用。它打破了以往电视的僵硬格局，逐渐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并成为社会中的文化景观，成功的谈话首先是要营造和谐，愉快的氛围，让嘉宾对问话感兴趣，这样才有说下去的可能。

其次是倾听。（谈话的首要原则）访谈者应把自己放在一个听讲的位置，力图使两者之间相吻合：一方面属于观众所要的；另一方面是访谈者的思想与表达。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对对方的话作出反映，引出下面的话，以此找出更好的空间，并根据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嘉宾的内心世界。走进心灵深处，让他们能敞开胸襟，谈出真话，这样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提问，意想不到的提问就可得到意料之外的答案。

有了上述两点，才能有精彩的提问。提问则是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如今，《对话》节目开办近一年的时间。在采、编、播一体化的实践中，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重复采访中的提问，甚至是细节，每一期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因为每一个被采访人物的性格、命运、成就，人生阅历各不相同，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采访中，我有幸读解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对事业的赤诚，精彩的故事，闪光的语言，睿智的见解和勤奋的足迹。

访谈范文篇8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访谈范文篇9

人物访谈节目，它不同于脱口秀。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在双向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不同的则是，脱口秀节目是根据一个话题跟嘉宾共同展开讨论，人物访谈类节目是根据嘉宾展开话题。

1998年11月28日，第一期人物访谈节目与观众见面了，嘉宾是济南贵和购物中心总经理徐工术。

有人说，98年是中国商业的倒闭年，中国商战可谓是硝烟迷漫，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全国有数十家大型商场倒闭，济南也有几家商业难逃厄运。在这倒塌的声声巨响中，人们听到的是“生意难做”的叹息。然而徐工术总经理作为北京赛特输出的管理人才，这一年里，贵和购物中心不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商场销售额猛增，提前完成年计划。

面对一位在商界搏击多年的实业家来说，采访本身就意味着挑战性。问题提得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节目的可视性。记得我是这样提问的：“有人说98年是中国的倒闭年。另据一项统计，全国有72%&127;的大中型商场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零售业日落西山了呢！而他却认为恰恰相反，商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变革中，倒闭是很正常的，就象蒸气机车要被电气机车取代一样，给新行业又带来生机”。我反问到：“照你这么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商业理念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行不通了？”我的这一反问使徐总对目前的零售业有了更具体的解释。他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全盘否定，市场越来越细化，过去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理念不能突出商业特色。”

谈话类节目要具备对社会的敏锐性、思维的多角度和报道新闻，制造新闻的力度。

抓住新闻热点，随后济南几个大商场的老总都一一成了被采访对象，在这几期的同行业采访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今世界已进入10倍速时代，成功与失败都将以10倍的节奏进行。传统的零售业再也不延续‘几点利式’的销售方式，当今一浪高过一浪的打折狂潮再也不能泛滥。相对于西方发达成熟的零售业而言，中国零售业还很弱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阶段大商场是生存还是被淘汰，是由它能不能适应新阶段的要求来决定的。科学定价、特色经营、严格管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几期节目播出之后，领导、同事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我心存感激。

当然，对话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商界名家。学者田川流教授的采访也让我激动不已。田教授主要致力于艺术美学的研究。这个学科在全国为数不多，他最大的愿望是在全省建立全国最好的艺术美学学科。对这样一位对教育事业倾尽心血的学者，我钦佩不已！我也希望自己的采访能够让大家引起共鸣。访谈的切入点就定在艺术美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前不久田教授告诉我，节目反响很大，有的学生甚至拿着录下来的节目去学校报考该专业。身为一个电视人，此时也是最幸福的了。

在名人的采访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现代美术绘画大师刘海粟先生的得意弟子张旭云先生。采访他，是因为他是刘海粟先生的弟子，还是因为他的成就？是，但也不全是。

最关键的是人格魅力。儒雅风度，一派大家风范是我对他的印象，“贫寒的家境，与刘海粟先生的患难之交（四个馒头的故事），奋斗的足迹，做人的原则。这些是我想知道的，也是观众想看到的。”

另外，面对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人，问题也不妨犀利一些。“您是刘海粟先生的弟子，可我发现，在您的画册里，有三分之二作品受黄宾虹先生风格的影响，这是怎么一回事？”张旭云先生说：“黄宾虹先生应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最初学画，看了许多黄宾虹先生的书”。此外还有象“广州是个国际大都市，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广东的‘岭南’画派，在中国画坛有很大影响，您生活在广州，您受‘岭南’派的影响吗？”等等问题。

以上是我的采访体验。

有感而问，有问而悟。谈话类节目在我国已被许多电视台采用。它打破了以往电视的僵硬格局，逐渐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并成为社会中的文化景观，成功的谈话首先是要营造和谐，愉快的氛围，让嘉宾对问话感兴趣，这样才有说下去的可能。

其次是倾听。（谈话的首要原则）访谈者应把自己放在一个听讲的位置，力图使两者之间相吻合：一方面属于观众所要的；另一方面是访谈者的思想与表达。只有认真倾听，才能对对方的话作出反映，引出下面的话，以此找出更好的空间，并根据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嘉宾的内心世界。走进心灵深处，让他们能敞开胸襟，谈出真话，这样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提问，意想不到的提问就可得到意料之外的答案。

有了上述两点，才能有精彩的提问。提问则是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如今，《对话》节目开办近一年的时间。在采、编、播一体化的实践中，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重复采访中的提问，甚至是细节，每一期我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因为每一个被采访人物的性格、命运、成就，人生阅历各不相同，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采访中，我有幸读解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对事业的赤诚，精彩的故事，闪光的语言，睿智的见解和勤奋的足迹。

访谈范文篇10

一、选好话题内容

任何新闻都是真实事件构成的，因此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常关注其他媒体的信息，挖掘生活话题内容。仔细留意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事物，然后酝酿这些事情有没有新闻价值，在群众中产生过什么影响，能否以小见大，或者由这个事物的源头想到其他一些与之相关联的事物。如果能找到好的话题，并应用自己的智慧将你心中的想法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发挥，使得这个采访超出预期效果，让舆论价值进一步得到升华，这就要求主持人有较高的修养、有较深的思想认识。

二、采访之前要了解与采访对象有关的背景材料

在预约采访对象之前，若不能了解对方背景，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个人经历以及家庭、朋友等有关事项，那么在采访时，必定手忙脚乱，心慌失措，这样将无法与采访对象很好地进行沟通。只有掌握了采访对象的经历、生活故事，双方才有共同语言，采访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或者能比你预期的效果更好。

三、采访提纲的设计

在采访之前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理清自己的头绪与思路，因此设计采访提纲是采访前准备工作最重要的一步。电视新闻讲究的是时间紧、速度快、效率高，因此，与其他媒体播出的新闻工作过程相比较的话，电视节目制作人员面临的压力更大。编写时，采访提纲要求高质量，计划与目标十分明确，这样不仅能节省工作时间，还可方便观众更快地了解信息。报社记者表达信息的方式是文字，而主持人表达信息的方式则是声音，因而，主持人在现场采访时，还要运用一些技巧与方法。

(一)要注意倾听，不能分散注意力

现场采访首先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相互交流、相互尊重的一个交流平台，学会倾听，为各自的交流提供良好的空间。同时，将注意力集中更加有利于信息的把握，通过采访对象的语言，有可能意外地了解到其他的信息，又多增加了一条新闻线索。在倾听的过程中，电视节目主持人要迅速思考问题，判断信息的价值，最后是有关人士对这个话题的预测，对于这样的采访对象，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在短时间内找到相应的对策，以求得到更加丰富的信息。

（二）控制好节奏

因节目的录制有时间限制，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主持人要调控好节目的整体节奏，使节目的质量和信息的数量都得到保障。主持人在采访跟进时，说话语气要与新闻事件发生的场景氛围相协调。在问采访对象相关问题时，首先要做到分配好与每一个采访对象之间的不同问题。对全局的控制上，要注意好细节的发挥，做到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其次对于某些采访对象谈到一些敏感性的话题时，要及时运用幽默的智慧来化解，可以通过转换话题的方式，也可以停止这个话题，进入下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