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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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娱乐

电视娱乐范文篇1

一、电视本性回归

娱乐的发展源自于电视技术的一日千里。首先，电视是一种视听结合的媒体，电视技术带来的声、光、电、色与娱乐的共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化视觉享受和快感。其次，电视娱乐强调的是大众的“参与”与“唤起”，“参与”包括亲身参与或想象性的体验，更容易激发观众的热情，“唤起”观众轻松和愉悦的情绪。再有，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工具，大众文化和电视娱乐具有本性上的契合关系。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没有了语言文字特有的理性、严密逻辑性、深邃性，却获得了与娱乐更能产生共鸣的大众性、平民性、狂欢性。

二、娱乐文化观念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消费文化、大众文化、都市文化变得无处不在，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娱乐文化蓬勃兴起。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的电视娱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娱乐的层次由单一的感官刺激过渡到内在情感的真实体验，再发展为生存和智力的博弈；娱乐的主体互动性、对话性、开放性在加深，娱乐的内涵与外延在拓展；娱乐经济由注重“眼球经济”到“影响力经济”到现在的“体验经济”、“生命经济”等。“快乐”、“游戏”、“娱乐”成为电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娱乐节目具备了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毋庸置疑，在娱乐传媒产业这块“大蛋糕”的诱惑下，电视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风险最小而利益最大化，同时又是极具吸引力和获得认同的一种方式。

三、娱乐文化的消费

经济学鼻祖斯密曾说：“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消费”。娱乐文化是依据文化的功能而建构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电视娱乐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并在消费过程中使电视娱乐文化的各种功能得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对快乐的追求。构建“绿色”的电视娱乐文化娱乐已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了媒介文化生态。所谓“绿色娱乐”是一种健康、良性、快乐、和谐、动态的娱乐精神和娱乐文化。我们不能单纯地“为娱乐而娱乐”，不能一味地片面追求娱乐消费，甚至以牺牲文化精神、文明成果、媒介文化生态为代价。“绿色娱乐”意味着娱乐文化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与电视文化及整个人类文化、文明之间的传播关系的生态和谐。

一、把娱乐上升到快乐文化

电视媒介应该在为大众制造娱乐的同时，成为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提升人们的“快乐指数”、缩小“快乐鸿沟”中不可或缺的建设力量。我们只有真正理解娱乐精神，对娱乐应持宽容和规范的态度，为娱乐的文明、健康做疏导，并引导人们去追寻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这才是今天电视人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总之，我们应把电视娱乐提升到建构一种快乐文化和幸福理念的高度，让电视的“娱乐化生存”不仅生长出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激活出独特的快乐文化因子；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更是一种长远的文化战略。

二、回归传统文化“原点”

电视媒体是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再创造的重要社会力量。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丰富文化和精神遗产，对于提升我们的娱乐品位、娱乐精神，对于构建我们的和谐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中华文化从来就不缺娱乐元素，娱乐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

其一：娱乐精神渗透在哲理中。比如以老子《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追求自由自在的游戏的人生境界，林语堂十分推崇这种“游”和“逸”的境界，他称老子《道德经》为世界文坛上第一部“俏皮哲学”。

其二：娱乐需要的多元文化精神。单一、独断和古板难以拥有娱乐的开放和包容精神。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是多元化思维的典型体现；构建和谐文化也需要“和而不同”的协调精神。其三：娱乐的共享精神。娱乐只有与他人分享、共享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孟子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快乐拥有共享精神，它不仅是个体的快乐，更是集体的愉悦反应，大家快乐才是真的快乐。由此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娱乐的源头活水，也从来不乏娱乐因子，我们不应该盲目模仿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娱乐，一味照搬必然会水土不服。近年来我国有些娱乐节目中频频出现的“套娃”现象，说明了没有创新力和生命力的“模仿秀”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因此，当时代加速度前进的时候，我们的电视人要时常回到我们的文化原点，去寻找提升娱乐品位的文化内涵，尽可能地挖掘本土的、深邃的、民族化的娱乐，以得到文化与精神的滋养。

电视娱乐范文篇2

任何一档节目要受到观众的喜爱,除了感官享受外,还要有一定的内涵,娱乐节目更应注意如此。当前诸多娱乐性节目中,无论是综艺类、游戏类、益智博彩类、还是够火够热的“真人秀”,都存在着泛娱乐化的趋势。有些县市级电视台通过各种途径播放外地制作公司制作的娱乐节目,没有本地特色,还有些县市台自己组织一套班底,来个“邯郸学步”,照大台“依葫芦画瓢”,真可谓劳命伤财,办不了几次就偃旗息鼓。作为基层电视台,在放大本土化资源优势的同时,应该学习那些在一定内涵上下功夫的娱乐节目。立足本土的娱乐节目,如果在互动性方面不狠下功夫的话,关注度也会大大降低。作为县市级电视台,部分节目制作人认为:只要播出的节目同当地群众有着较大的关联,是否采取互动形式并不重要。今天,不让观众参与的节目肯定不会受欢迎。

有人提出“大众娱乐大众”的时代已经到来。湖南卫视大型活动《超级女声》、浙江电视台的《我是大赢家》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武林风》中,所有人都是主角,都有选择和被选择的自由,都有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这里没有了权威,这里没有了等级,这里有的就是你想唱就唱的舞台,你想说就说、想投就投的机会和空间。这种平等、大众化的互动平台,着实让所有的“超迷”乐了一把。的潜力打造,除了在节目内涵、节目形式等方面体现观众主体意识外,应在观众的参与面、参与形式上不断努力。以平等的理念、大众的角度、互动的形式达到与“民”同乐的效果。在这方面市县级电视台更有优势。

二、市县级开办娱乐节目的优势

据有关《报告》指出,电视台的综艺娱乐节目占全国收视率总量的60%以上,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外购综艺娱乐节目总时长约为2万小时以上,其中,娱乐资讯类节目的交易量最高,占总交易量的30%,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电视也从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取得消费者身份的观众获得了追寻自主文化消费空间的可能,人们有了自由选择、平等共通的机会,市县电视娱乐节目在90年代初就有发展,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

可见,电视娱乐节目的走红在当代中国社会有其必然性,它是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与结果。然而高扬娱乐精神的电视娱乐节目毕竟构造出了一个表达群体需要的公共领域,这对市县级开办娱乐节目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市县级电视娱乐的流弊所在

1.电视娱乐传播的流行已成为风潮,与此同时,过度的娱乐化也遮蔽了电视的文化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但也渐渐走进了“娱乐至上”的怪圈:对“快感”的追求替代了对“美感”的追求。娱乐节目文化内涵的缺乏以及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娱乐传播陷入困境。

2.低俗的传播品位。内容肤浅、格调庸俗已成为人们对娱乐节目的一大诟病,娱乐传播“繁华”的背后是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四、县级电视台娱乐性节目应做到“三贴近”

电视娱乐范文篇3

我们知道娱乐是无目的的,而娱乐节目则有很强的目的性,其目的就是让观众从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感性愉悦,对于电视娱乐节目而言,就需要结合大众传播,社会心理方面的规律,进行精心设计,以有心设计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效果。所以独出心裁的娱乐主题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在娱乐主题设计中,首先需要超越日常生活,以此形成对真实生活的减压,并要始终注意对受众心理需求、社会效果的研究,在游戏内容、方式选择、奖品设置等方面也要保持一种平衡法则,以达到平衡、愉悦、和谐人际关系为最终目的。

二、主持人是节目的核心

把主持人看作是节目的核心,是因为主持人的参与程度决定了观众的参与程度,也决定了节目的传播效果。

人们娱乐节目这种特定情境,氛围中需要的是一种宣泄,释放在其他有目的性的活动中所无法释放的自我,也就是说人们在游戏节目中需求的不是一个灯塔式的指引,而只是一个能够一起放松的朋友和伙伴,需求的是主持人以对人本精神的体察,去除一些社会性的因素而进入人的本质内核,以个体之间的撞击来激起节目的火花。这就要求主持人不仅要还原到人的本真状态,还要亲切而有个性,保持一种放松的交流状态。同时节目主持人作为一个个体身份的代言人,他的形象塑造和话语表达在个性的旗帜下的到了媒介所代表的社会认可,惟其个体化的展现才越发容易让观众产生认同感。这也是观众在一个安全的面具下释放自我的途径之一。

三、大众参与的狂欢性

1.就传播角度而言

先就传播角度而言,电视娱乐节目进行的是一种多点对多点的群体式传播,讲求的是一种情感的互动和交流,所提供的是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提供的是一个可以充分拓展的时空。观众是游戏节目的再创造者,屏幕内观众的参与直接联系到屏幕外观众的参与,而观众的参与直接影响到节目的质量,影响到节目的存在价值。

2.从心理因素来看

再从心理因素来看,电视娱乐节目是高度物化的社会的一种集体性的宣泄,是在高科技年代的一种纯粹娱乐,是在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人们在似真似幻之间对现实的逃避,是与高技术生活相对应的情感补偿。所以,加强大众参与的狂欢性是娱乐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3.摒弃演员和观众的区分

而在娱乐节目所引发的狂欢活动中,需要摒弃演员和观众的区分,在现场的直接参与和借助于媒介的虚拟性参与乃至最终与生活的渗透中,调整人们的心态,取消等级使人回到自身,在集体的参与中去除不和谐的杂音,而达到一种公众的和谐,形成一种狂欢中的新型人际关系。

四、整体形式包装

如果娱乐节目是以追求用最直接的方式起到最为放松的效果,那么整体形式包装则是构建电视娱乐节目极为关键的一点。

迄今为止,只有电视最具备这种与内容环环相扣的形式美感。就技术基础而言,电视的电子和数字技术基础为娱乐节目的整体形式包装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就接受心理而言,电视作为进入家庭的媒介,提供的是一种贴身的观感,和人们形成的是一种日常相交的微妙距离感。距离的拉近数倍地放大了这种声、光、电美感的冲击力,在同样能够提供视听娱乐的电影造梦的时候,人们是有一定的心理预设的,而电视媒介的特性使人们消除了这种心理预设,以一种日常的姿态去感知非常规的画面时,所获得的愉悦和放松也是巨大的。

为充分实现这一点,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整体形式包装,就需要在主持人的服装造型、节目的场景、道具设计等形象营造,以及前期的情境设计,后期的剪接制作、特技运用、组合拼贴等形式,结构上极尽奇思妙想,需要通过奇异的道具、场景设计和大胆、开阔的想象组接来营造一种炫人视听的情境,既与日常生活隔离开,又具有一定的审美性,以此首先给予人感官上的解放,并进而实现心理上的解放。

参考文献:

[1]白小易.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

[2]项仲平,刘静晨.对当今电视娱乐节目功能缺位的思考.当代传播,2009.

[3]赵平喜,周建平.电视娱乐节目策划的五种新趋势.声屏世界,2007.

电视娱乐范文篇4

一、量体裁衣准确定位

地市台传播覆盖面决定了其有限的市场购买力——据了解，杭州等南方地区城市台大型品牌季播活动冠名额度在100-200万元之间，北方地区一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地市台面临的严峻生存局面，促使我们在项目初期首先做一个合理的投入产出计划，加强成本意识，根据“卖价”来生产真正适合本地市场需要的电视娱乐产品——量体裁衣、准确定位。因此，斗地主大赛在策划初期便确立了“小成本、差异化、季播式”的节目定位。

1．小成本。首先，经过市场估算，3个月90期节目冠名标的最多可达100万元。我们有效合理的规划，将600平方米演播室的计划压缩到200平方米小演播室，同时将包括服装、道具、设备、人员、宣传费在内的成本控制在30万元，预期利润达70%，项目确认“有利可图”方启动招商环节。

2．差异化。一档娱乐节目要吸引观众眼球，必须和商品一样进行差异化销售，树立清晰的品牌形象。电子体育竞技类节目在娱乐节目中尚属“新生代”，而且大多数都在各省级地面频道和城市台“露脸”，对于本地观众和商家来讲很陌生；当各种文艺选秀类节目竞相上演，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的时候，将斗地主这种中国传统民间游戏搬上荧屏，打造草根竞技节目，无疑是找准了定位，有利于错位竞争。

3．季播式。电视实行季播编排是近几年电视节目发展的一个走向。与常态节目相比，季播节目的好处在于“以新制胜”，能够迅速点燃观众收视热情，冲抵收视疲劳；从节目营销角度，季播节目能够短期内集中发力抓住季节性市场有的放矢，快速获得市场反馈。斗地主大赛从6月初至9月底集中3个月以每天一集的周期播出，节目播出季恰巧横跨合作商家的“暑期”和“国庆”两个营销旺季，为商家提供了短线投放资源，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合作契机。有专家称，这就相当于是商业上的“限量发售”，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一种超常规的动作获得一种超常规的品牌效益。此外，季播节目在首播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应之后，可以延续其品牌效应继续推出第二季、第三季。广告年年递进已成为大多数季播节目营销的明显特征，这就获得了长效增长效益。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2006年广告创收比2005年翻了几番。斗地主第一季播出后，我们与联通公司也已确定了第二季的合作意向，冠名标的将提升20%-50%。总之，对于城市台来讲，生产什么样的电视娱乐产品，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合适”，其次才是“好看”。

二、致力于创新营销导向

电视媒体有两个上帝：一个是观众，一个是广告客户。节目新型营销强调以观众和客户为核心，一方面节目迎合观众需求进行创新策划，另一方面基于客户需求、针对客户自身的特点对节目形式和内容进行特殊创意。两者相互博弈，既不让受众反感，又不让商家失意，找到其平衡点，就能实现媒体效益的最大化。为提升观众收视率进行的节目创新是一个老话题，而以营销为导向为客户“定制”服务，对地方台来说却是一个新课题。我台斗地主节目在策划招商过程中，将冠名企业的角色不仅作为赞助商，而且视为战略合作伙伴来对待。节目品牌与客户品牌互相依存、优势互补、捆绑营销，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节目为联通公司量身定做的植入式广告与节目内容完美结合，使联通产品品牌和业务达到全方位渗透式的系统宣传，得到最有效的推广。例如：该活动以年轻人为主体涵盖商务人士、都市白领在内的参与人群，是联通3G的重点目标客户；《谁是赢家精彩在沃》的节目名称，利用“沃”与“我”的谐音，将联通3G“沃”品牌巧妙融入节目品牌识别符号；“上电视、斗地主、赢联通iPhone4”的宣传口号，加强了观众对联通奖品的认知；主持人与选手的采访内容涉及联通3G业务的软性推广；在观众有奖问答环节中突出联通产品信息；游戏软件界面醒目的“沃3G”水印标记等等。另一方面，联通公司也在利用自身品牌知名度及营销渠道为节目做品牌推广：包括手机短信群发、“秦皇岛信息港”官网互动、节目SP短信互动平台等。联通公司还有意推出与节目内容相关的促销活动（如：联通老客户入围斗地主电视赛的特殊奖励），但因具体原因没有实现。第二季大赛我台如与联通公司“二次握手”，还将在3G手机游戏、手机视频合作上做进一步的探讨。总之，娱乐节目以市场营销为导向，以服务为中心，在不伤害节目质量和观众情感的前提下，通过完美的客户“定制”服务，使节目与客户价值链产生和谐共振，真正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化，这才是娱乐节目的品牌价值所在，也是城市台娱乐节目制作人需要潜心研究的新课题。

三、加强整合营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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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视节目；受众；泛娱乐化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电视的影响尤其明显，数字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电视节目的制作上。电视节目为了满足受众休闲娱乐的需要，为了提高自己的收视率，提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地设计和制作一些大众喜欢的电视节目，从而使电视节目出现了“泛娱乐化”的趋势，有人甚至把现在的电视发展趋势说成是“泛娱乐化时代”。具体的表现就是各家电视台纷纷推出娱乐化的电视节目。以湖南卫视为例，从《快乐大本营》、《真情》到后来的《娱乐无极限》、《越策越开心》，连稍微严肃一点的《晚间新闻》和《背后的故事》，都或多或少被灌注了娱乐的因素，其中，《晚间新闻》更是开全国娱乐式播报新闻的先河。湖南卫视组织制作的《国球大典》，由民间海选、大师对抗赛、乒乓嘉年华三大主体活动组成。这种高、低端互动的体育狂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体育电视节目“娱乐化”之路，促进了体育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与结合。除了湖南卫视，从上海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到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大刚说新闻》，都不难看出现在的节目越来越贴近民众，生动性、娱乐性不断加强。有的电视台为了增强娱乐化，甚至邀请相声演员来参与主持电视节目，像近年来大红大紫的郭德纲，频频出现在电视的镜头前，除了主持安徽卫视的电视娱乐节目之外，在辽宁卫视主持《到底是谁》，还在天津卫视和众多名嘴主持娱乐节目《笑傲江湖》。就连电视媒体龙头老大央视，也开始了节目娱乐化生机与危机的讨论，并在实际的节目制作过程中，开始走向娱乐化，如《开心辞典》、《非常6+1》等品牌节目陆续改版，其中，《非常6+1》更是打出了“彻底娱乐化”的口号。除此之外，还有《梦想中国》、《星光大道》、《幸运52》等电视节目。甚至体育节目也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如《城市之间》。

那么，什么是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现象呢?所谓“泛娱乐化”现象，指的是电视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过滥，连新闻、社教类节目也掺进“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如科教类的电视节目，《探索·发现》、《走近科学》等一批优秀栏目，就是借鉴故事片等其他叙事艺术的手法和技巧，用讲故事的方式，综合利用各种电视手段，生动活泼地向观众传播科学知识。

一、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成因

我们都知道，电视问世只有70余年，它通过光电交换使景物快速、连续传播，将千里之外的景象瞬间呈现于观众面前，不仅听到千里之外的人和物的声音，而且能亲眼看到他们的形象。电视的图像、声音、色彩(影调)向观众传播各种信息，最迅速、最有效地再现真实的场景。同时，电视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画面到多画面，从单功能到多功能的发展变化，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电视发展到今天，其发展势头很强劲，栏目众多，发展空间很大。纵观各个电视台的节目，我们可以发现，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成为媒体刺激受众的重要手段，几乎各种类型的节目，都在探索娱乐化功能的创造空间。娱乐性的电视节目自不必说，在一些非娱乐类节目中，娱乐化倾向也开始崭露头角，并大有不娱乐到底不罢休的发展态势。

那么，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主要有下面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受众的影响

西方传播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把受众看做新闻的主动传播者，媒介是被动者，这种受众理论是以卡茨(Katz)为首的研究者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重要命题。意思是说，受众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我国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受众本位说，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应最大限度地适应受众的需要，以受众为中心。现代社会随着压力加大、竞争激烈、节奏加快，人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与繁忙的工作相适应的休闲娱乐性电视节目，以期得到身心的放松，更达到了享受生活的目的。大众文化越来越被大多数的受众所倚重，所以，电视节目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就开始走向了大众娱乐的道路。因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提供轻松容易的社会凝聚力的尝试，无需昂贵的仪式便带来道德上的认知和情绪的了解。这种文化……用空想取代了想象，用庸俗作品取代了情感……”电视艺术具有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功能，电视节目自然被受众期待为一种娱乐工具。作为节目来说，一些乏味的信息和刻板的说教，已不再是大众的首选，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寓教于乐”的生动化、娱乐化的节目。所以，受众的影响，是促使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根本因素(二)市场的影响

每个电视台都在抢占收视市场，市场的空间有限，而各电视台却又有层出不穷的电视节目。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是促进电视节目“泛娱乐化”趋势的外部因素。在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今天，节目形态也拥有多重的选择，然而，最终的电视收视率直接决定了节目的命运，因此，作为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来说，不得不考虑受众市场的需求，没有受众或者受众群小的节目迟早要被淘汰，所以，娱乐化便成为了目前电视节目争夺观众、增强收视率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会给电视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根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31个城市调查数据，“超级女声”广州淘汰赛的收视份额最高时曾突破10％，这就是说，每100个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中，就有10人在收看“超级女声”。有着如此优异的收视成绩表，广告收入当然也大幅攀升。在这样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各电视台当然争先恐后地推出有卖点、有新意的节目，而娱乐化便是这些节目的共同特点。所以，我们后来又看到了“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名师高徒”、“绝对唱响”等娱乐性很强的电视节目的产生，甚至又出现了全部由明星参与的“舞林大会”。因此，在抢占收视市场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各个电视台的竞争，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电视节目的成功举办，直接推动了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趋势。

(三)信息的影响

媒介向来是传播的主动者，决定公众选择新闻的范围，但受众并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不需要的信息。在受众的约束下，媒介在传播中主动影响受众，不能不以信息的质量使受众满意为前提。信息传播的大众化的具体表现，就是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当今世界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从电视节目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天都会接受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新鲜信息。那么，对于信息时代的受众来说，受众对于信息的取舍直接影响了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在纷繁的电视节目中，受众更多的会去选择一些有助于轻松接受信息的电视节目，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接受新鲜的信息。比如，《开心辞典》、《非常6+1》等类型的电视节目，受众在娱乐化的氛围中得到了自己不甚了解的信息。

(四)国外娱乐电视节目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电视节目也受到了国外电视节目的冲击。各个电视台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和抢占市场份额，也不断地引入或模仿国外的娱乐电视节目。比如，《生存大挑战》就是模仿国外的真人秀节目，黑龙江电视台现在播出的韩国娱乐节目《情书》等，都在吸引受众的眼球，从而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对于本土的一些电视台，也开始尝试学习国外的娱乐电视节目，或模仿或创新，这些也促使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

二、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对策

在如今娱乐当道、横扫荧屏的风潮下，“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选秀节目大行其道，《梦想中国》、《星光大道》、《我型我秀》等节目大受欢迎，似乎成为中国电视产业化之路的某种启示。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皇帝的新装，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机械性地移植和克隆，已经严重伤害了这类节目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那么，我们面对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扭转这一局面呢?

(一)坚守品味内涵，提升节目质量

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提供众多的娱乐产品，这是当代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个现实。但娱乐传播也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撑，电视绝不能从“只讲政治”这一极端走向“只讲娱乐”的另一极端，电视娱乐节目更要坚守电视的文化品格，坚守娱乐底线，致力于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品质和品位，做到“不肤浅、不流俗，有深度，有品位”，或说“通俗而不庸俗，用情而不滥情，娱乐而不愚乐，平凡但不平庸”。门德尔松认为，普通人需要电视娱乐所提供的放松和无害的空想。如果没有电视娱乐，人们也会寻找其他途径舒缓日常生活的紧张。电视仅仅是比其他途径更容易、更有力也更有效地满足了人们的这些需求。这样，我们现在的电视人，就要抓住这个有利的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高品质的电视节目，从改善电视节目的内容开始，建立一个健康向上的视听环境，而不是纷纷追逐娱乐化的节目，而忽视了对受众的积极娱乐引导，做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良好契合点，从根本上解决电视节目“泛娱乐化”趋势。

(二)规范电视市场，创建和谐环境

在当今媒体竞争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抢占视听市场，有时候甚至不顾及电视市场对受众的影响，使一些粗制的电视节目出现在荧屏上，这样就使和谐的视听环境遭到了破坏。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我们在警惕其滋生低俗、平庸等不良倾向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吸引受众、繁荣荧屏以及获取稳定收视率等方面的可取之处。比如，它的灵活多变的形式，富有时尚气息的包装，广泛吸引受众参与的互动特色等，都值得传统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们进行研究与借鉴，积极推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对媒体工作者的实践进行科学引导。如果我们有效地改进传统的节目制作方式，主动与国际流行的电视节目制作手法接轨，不仅会积极推进中国电视的产业化进程，还有助于本土文化的更好传承。这样，我们才能规范电视市场，创建一个和谐的视听环境。

(三)实现受众本位，丰富节目内涵

众所周知，电视娱乐节目曾一度“目中无人”、“自娱自乐”，没有顾及观众的感受以及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和任何大众传播一样，电视娱乐传播要赢得观众的喜爱，必须建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电视娱乐传播亟须建立对受众的“服务意识”，在娱乐节目中“以人为本”，真正尊重受众，为受众着想，致力于满足受众的心理和审美需求，制作一些内涵丰富的电视节目。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电视庸俗化日趋严重的语境中，电视娱乐传播只有不断创新传播策略，从追求“快感”迈向追求“美感”，致力打造富有品格内涵的“绿色娱乐”，才能开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电视娱乐范文篇6

针对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所存在的问题，探讨的视角可谓众多，而从观众的接受视角展开思考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命题。当我们将电视娱乐节目的研究置于接受美学视域之中时，发现电视节目的接受者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创作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快速发展与节目制作者对节目的接受者——观众的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目前的尴尬处境又同制作者对电视观众的认识不足息息相关。

本文在进入主题之前，先廓清电视娱乐节目及其接受者等概念。

一电视娱乐节目及其观众

电视娱乐节目的概念长期以来并不是特别清晰。从广义上讲，电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因此可以说，任何电视节目都可以被称为娱乐节目。对狭义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界定历来表述不一，但都将界定的焦点集中在这种电视节目的核心功能——“娱乐”上。由此，笔者试图对电视娱乐节目作如下厘定：电视娱乐节目是通过电视媒体播出的，以满足电视观众娱乐需要为核心功能的节目形态。如此厘定在于着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娱乐”功能这一维度，将电视娱乐节目是否正视了广大电视观众的主体性，是否真正满足了观众自主的娱乐需要置于考察的中心地位。

电视节目的接受者普遍被称为“电视受众”。“受众”泛指信息的接受者，电视受众也就是电视信息的接受者。由于对“电视受众”的研究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侧重，“受众”一词对本文所涉及的命题仍然存在界定模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解释：

在传播学领域，对“受众”（audience）的研究大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传播是信息传送的过程，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更侧重以媒介为中心，对传播过程进行研究。然而，这种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难，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对“传播”特别是“受众”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更强调参与传播的双方是平等的，在对电视接受者的研究中，他们更愿意用views（观众）或readers（读者）来指称电视接受者。用reader暗示了电视是文本，观众是读者。根据接受美学的原理，作为文本的电视节目的意义是有着强大主动性的读者在特定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其接受活动构成了艺术活动的重要一环。艺术创作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必须以尊重接受者主体性、满足接受者的期待为前提，而受众（audience）更多地暗示了接受者的反应是因电视的刺激而被动发生。用复数readers而不用单数reader是因为单数暗示了观众是单一的、均质的大众，在接受同样的信息时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复数至少说明观众是多元的、有差别的。有鉴于此，本文将电视节目的接受者更确切地称为电视“观众”（views）。

由于电视娱乐节目以“娱乐”为核心功能，所以电视娱乐节目是否真正正视了观众的主体性、迎合与激发了观众主动的“娱乐”期待，便成为探究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瓶颈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人的娱乐本性需要电视娱乐节目

电视观众作为现实中的社会人，有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电视娱乐节目的出现使人的上述基本需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也使其自身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电视娱乐节目所发挥的娱乐功能。

由此，有必要先对“娱乐”作一相对全面的认知。《说文解字》解释：“娱，乐也。”此后，“娱乐”一直有“使快乐、愉悦”的意思。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使人快乐、愉悦并不仅仅是使人的生理获得愉悦，更重要的是人内心的愉悦。而人内心的愉悦的基本前提正是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由、自主精神的满足，是在“自由自觉”的能动活动中获得的愉悦，其快感源于一种自主生命的自由表达。

在此，我们应回归对“娱乐”的客观全面的评价，应该看到人在娱乐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生理的满足，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心理层面满足，人需要在“娱乐”中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因此，我们对以娱乐为核心功能的电视娱乐节目的理解也须时刻以尊重和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基本需求为宗旨，以“人文精神”为旨归。“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身心主动需求，以人为本。可见，娱乐是符合人的基本需求的、态度真诚的严肃的活动。

然而在传统的文艺领域，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对娱乐表现出来的感性狂欢和体验享受的外在形态有着片面的理解，缺乏对娱乐的全面认知，人们对高扬娱乐精神的文艺缺乏应有的宽容。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话语有以下几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娱乐不过是一种使人迷醉的快感，人们沉溺于这种快感中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认知暴力。这显然因其对大众文化的全方位批判而误解了娱乐本身。在中国本土，传统的道德训诫因素使人们坚持着对“玩物丧志”的斥责，长期对以“声色”为外在形态的“娱乐”存在偏见与抵触；另外，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极端一元化意识对多元开放的文化形态的抵制也是人们对“娱乐”存在误解和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的对“娱乐”的误解使人在文艺领域的自由自主欲望渐趋抑制，于是“对肉体快感的由贬低到遗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狂欢的意义的忽视”成为了评价艺术的“最大遗憾”。①这在中国电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传统理论话语的引导，中国电视长期以来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对电视娱乐缺乏应有的宽容，使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电视娱乐产生了不自知的偏见，他们以其“高高在上”的“严肃”趣味疏远于电视观众合理的娱乐需求。

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电视也从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向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接近和移植。取得消费者身份的观众获得了追寻自主文化消费空间的可能，人们有了自由选择、平等共通的机会，而不再是只被教化的“他者”。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电视进入了从以传者为中心过渡到尊重观众合理欲求的以受者为中心的时代，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在90年代初的迅猛发展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可见，电视娱乐节目的走红在当代中国社会有其必然性，它是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与结果。

同时，电视娱乐节目在当代中国也有着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一方面，电视娱乐节目是内心焦虑的现代人的有效“心理代偿”，有助于人们重新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进一步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中去。激烈的竞争、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等，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失衡，而高扬娱乐精神的电视娱乐节目以游戏的外化形式和特定的狂欢氛围使不同层面的观众暂时颠覆日常的生活秩序，实现平等的共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放松。这是保证旺盛的生命力，刺激和强化活动能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娱乐所带来的身心快感具有本能地抵制受控状态的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强化，使每个人的个性增强，自主意识发展，形成了一种对等级模式无意的反对心理。尽管任何人不能逃离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形而上的规约，然而高扬娱乐精神的电视娱乐节目毕竟构造出了一个表达群体需要的公共领域，这对中国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为旨归，高扬娱乐精神的电视娱乐节目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着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有责任和有必要去回归观众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倡导和实践以人为本的娱乐理念。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倡导和实践，具体表现为不仅仅让电视观众有收看电视节目的选择权，与电视节目制作者的浅层次互动、参与权，更在于获得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否则便难以摆脱一方面在观众的娱乐需求下催生了大量的电视娱乐节目，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观众不满与谴责的尴尬处境。

当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正处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之中。笔者试从两个方面梳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现状，分析其身处尴尬境遇的原因正在于对观众主体性的忽视和误读。

三忽视和误读观众主体性导致的尴尬现状

电视娱乐节目以节目现场观众和热线电话等方式在技术上打破了审美主客体无法沟通的局面，为提倡读者主体性地位的接受美学思想找到了落脚点。然而电视娱乐节目在当前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从实质上做到尊重观众的主体地位，使之在受到充分的尊重与肯定中得到自由自主的身心愉悦。当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囿于发展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因节目生产者对电视观众的主体地位和主动的娱乐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忽视和误读，导致娱乐节目观众的上述需求并未得到真正满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状况：

1.强势话语粗暴干涉观众主动性。

当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运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状：说话者以强势话语权在貌似平等沟通的形式下强行安排和制造接受者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对观众主动性的忽视，甚至是粗暴干涉。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曾部分地点出了“娱乐”的品格——“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的亲昵的交际”②，是精神自由自主的、无等级的、全民共享的。这种狂欢品格使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对僵化的秩序有着解构的作用，体现了人们对自由自主的追求。但是有着“狂欢”外在形态的当代中国电视娱乐注定与巴赫金的“狂欢”存在着错位，这要从中国的世俗化背景说起。中国的世俗化进程伴随的是对准宗教化政治权力的部分解构，而西方的世俗化过程是在对神权的根本解构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娱乐精神在中西方有着相反的语境：西方的世俗化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人的欲望是最核心的诉求；中国的世俗化所消解是准宗教性专制集权，而且只是部分的消解，国家所处的政治文化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西方的神权社会在世俗化进程中可以说根本消失了，而中国的世俗化仍然没有摆脱与主流话语的纠葛。所以笔者认为，当前强化了娱乐功能的文化活动在中国虽然有着存在和发展的趋势，但是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发展的空间。加之在文化传播领域，我国媒介向来就有作为宣传工具的传统，吃着财政“大锅饭”的传媒不需要考虑受众的实际需求，长期决定中国传媒生存与发展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受众的选择。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传播领域都过分看重电视的宣传功能。

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渐入市场化进程后，中国的传播机制才由单一国有的一元媒介制度走向了产业化。特别是电视传播，体制背景的转变促进了其对市场效益的依赖性，而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一定消费自主空间的观众因此在电视传播领域的地位大幅度提高，部分地获得了话语主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视娱乐功能的强化，并同时推进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在体制转变的背景下，在作为“消费者”身份的电视观众的消费自主性渐趋提高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这里不难看出，作为节目“接受者”身份的电视观众的主体地位并未真正被强化。因此，强势话语对观众主动性的忽视仍然存在，对电视节目的控制和垄断作用仍在发挥。制作者在已经成为习惯的“寓教于乐”的思想指导下总想在节目中带入更多的说教使命，“娱乐节目不娱乐”的情况并不少见。以一位电视台长的讲话为例：“电视台作为喉舌，要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这一大方向的同时，还要坚持社会效益……”③这里，电视节目的接受主体——观众的自主娱乐需求却没有被考虑到。这是一种说话者在惯性思维下养成的“自以为是”的思想，他们在节目制作中有意无意带入的强势话语使之与观众的自主需求产生了错位，是一种对观众自主需求的忽视。在节目制作中这种情况表现为以节目制作者的教化导向和主观因素来安排节目内容，只是在节目现场强制添加娱乐气氛，以增加节目效果。这种以传者为主导的节目制作机制在电视娱乐节目产生初期主要体现为以政治教化话语为导向，以政治强势话语干涉观众的主动性。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确立，政治教化倾向的弱化，这种明显的政治教化话语导向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是以传者思想为主导的节目制作思路仍然根深蒂固。节目制作者忽视观众的主动娱乐需求，主观操控节目内容，指导节目发展方向，预定节目结果的情况在当前的电视娱乐节目中仍是普遍现象。即使有观众现场参与的节目，现场观众作为广大电视观众的代表，不过是充当被动拉拉队的角色，电视机前的观众获得的仅仅是一种消化过的“食品”。这种大大异于观众真实需求，藐视其主体地位的结果只能是给广大电视观众带来被欺骗的愤怒和不满。

2.市场利润平面阉割观众主动性。

电视娱乐节目忽视和误读观众的接受主动性还体现在以商业诉求掩盖观众的主动娱乐诉求。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市场化促使媒体发展的产业化，其中，电视首当其冲。随着市场经济规律的渗透，中国电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宣教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文化领域的商品化和消费化。相应的，取得消费主动地位的电视观众获得了追寻自主文化消费空间的可能，他们对违背自身实际需求的宣教式文化灌输不屑一顾，导致电视界风行多年的传者单极主导的模式全面解体，代之以众多强化娱乐功能的电视节目，以求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90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众多电视娱乐节目火爆荧屏正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这类相对满足电视观众主动性接受需求的电视娱乐节目自出现以后便面临着“媚俗”、“低俗”的批评性字眼。电视娱乐节目自身“娱乐”观众的宗旨并没有错，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娱乐节目的“低俗”责任不在“娱乐”，我们或许可以从节目制作思路上找找原因。

市场化竞争带来的是电视业对作为文化“消费者”的电视观众的重视，这虽然部分地恢复了观众的主体地位，但同时也使电视业受着市场规律的制约。或者说，电视业是为了谋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重视电视观众的需求的。这样的运作出发点产生的结果便是失却了对观众真正意义上的重视与关怀。

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曾提出电视的“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理论，其中“金融经济”体现的是电视节目的交换价值，“文化经济”则体现电视节目的使用价值。对此他进行了解释：电视节目制作者把节目当成商品卖给电视经销商，这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但是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没有在它销售给经销商以后就完成了，电视节目在被消费的时候又转变成了生产者，它生产出来的是观众。然后，这批观众又由电视台作为“商品”被卖给了广告商。所以，费斯克认为，文化工业最重要的产品就是“商品化的观众”④，电视产业的当务之急就是“生产”出商品化的观众和“生产”出观众的利润。事实上观众在这里成了利润追求的被利用者，这也正是电视产业重视观众的深层原因。这种生产理念产生的结果便是用“观众数量”本位替代“观众本位”，这是一种对观众接受主体性的误读。

通过吸引观众注意力以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电视节目制作的直接结果便是节目运作要尽量满足最多观众的需求，但是电视节目的观众是异质的、多层、多元价值指向的群体。那么把握观众文化趣味的“最小公约数”便成了最方便的做法，而观众文化趣味的“最小公约数”往往指向人的浅层次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所以，在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群的目的下，有相当一部分电视节目存在着追逐绯闻、隐私、欲望，盲目追求低级趣味的“庸俗”、“低俗”的状况和趋势在所难免。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分析西方电视时指出的：电视及其娱乐节目的低劣化，并非出自电视人的本性，而是出自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和电视观众“人性的弱点”之合力。虽然这种分析是针对西方电视而言的，对处在市场化转型期的中国电视不一定完全适用，但其借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事实上，中国电视文化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深，强烈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使相当数量的电视娱乐节目将电视观众尊为“上宾”，将对这位“上宾”的拉拢当成了电视节目制胜的法宝。然而，我们要认真思考的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者是否真正了解和尊重了这位“上宾”。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因商业利润的驱使导致的矫枉过正，使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缺失了对人的真正尊重，压制了个体的精神上的文化需求和情感需求，将“以观众为本”误读为“以观众数量为本”抑或“以经济利润为本”。

四寻找出路：以人为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领域，存在着对观众固有的主体地位的忽视和误读的情况。因此，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正视和回归观众的主体性地位，重视观众合理的人性诉求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笔者在此针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现存的忽视观众主体地位的问题，试图以人文精神为旨归，找寻一些帮助其尽快摆脱发展困境的方法。

1.突破强权话语，尊重观众主体地位。

针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仍然存在的强势话语权导向过度控制娱乐节目、忽视观众主动娱乐需求的情况，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受众本位”观，做到全方位地回归观众的主体地位，接纳观众的主动参与。在节目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要根据观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观众的实际反应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切实履行“以人为本”的节目理念，唤起观众的主动参与意识，改变其作为“道具”、“摆设”的弱势形象。

过去，由于传播通道有限而且向度单一，传与受双方的互动交流难以充分实现。近年来随着电视的现代化发展，互动交流所需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这为建构大众的话语空间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使观众互动参与的热情日渐高涨。然而，这些只是为转变观念做好了技术方面的准备，与深层的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受众本位”观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目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在这个问题上更需要看清发展方向，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表现为改“显性互动”方式为“隐性互动”方式。所谓显性互动只是技巧和形式上的互动，是一种有问有答、有说有听的形式安排，比如遥控器选择、电话、网络互动和设置现场观众等。可以说这些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观众参与，节目的结果仍被预先设定，观众主动性的发挥空间仍然受到压制。对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而言，真正的发展出路是切实贯彻“隐性互动”。这是一种观念上的互动，就是抱着平等开放的思想，为观众提供主动思考、主动选择的空间。纵观当下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显性互动”方面并不落后，缺少的是体现真正人文关怀的非技术性的“隐性互动”。

2005年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观众在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全程跟踪、全程互动的技术条件下与参赛的“超女”们共同经历了比赛的全过程。在整个赛程中，现场参赛者、现场观众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在通信、网络等技术手段的支持下都有相当自由的发表意见的空间，并且节目制作者做到了切实使节目向着观众的意愿方向发展，而非预设结果。这使观众的主动性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同时也在这种有实质性效果的参与中获得了自我精神的愉悦。这是一种对以往“政治乌托邦”的解构，对强权话语框架的突破。

2.摆脱市场束缚，重视观众人性诉求。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存在着以追逐经济利润为最终目标而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现象，这种有悖于人文关怀原则的状况终将付出失去电视观众尊重的沉重代价。切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明确这里的“人”不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而是“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的人⑤。“人性”的诉求既包括生理需求，更有着精神需求，因此，电视娱乐节目在履行人文精神时必须实现对人的全面尊重。

当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仍然存在着对人简单理解、忽视人的主体性、无视人性的合理诉求的状况，这往往表现为在所谓的善意关怀中仍存在随意侵犯他人隐私、忽视人的心理感受等情况。这是有悖于人文关怀原则的，是对“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简单理解。因为观众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关爱和表达上的善意，而是通过节目所体现出的平凡人的内在精神、信念、理想和尊严，所弘扬的质朴、善良、坚韧和互助等美德获得对自我的观照，得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进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提升。

在这一点上，值得肯定的是央视著名的电视娱乐节目《非常6+1》。我们从节目中可以看到节目编导努力营造的是一种触及人灵魂的对“真、善、美”的人生追求，在作为普通人的节目参与者身上显现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样作为普通人的观众在见证参与者圆梦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自身的心理补偿和精神的提升，得到了触动内心的精神体验，而非浅层次的生理层面的低级趣味。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非常6+1》还巧妙地把以高奖金、强刺激为代表的西方真人秀节目中“赤裸”的金钱利益诱惑改为精神层面的满足，以一趟放松精神的旅行，见一位思念已久的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等形式为奖品替换了金钱刺激，将赤裸的物质诉求转化为人性的精神诉求，熔铸了更多、更浓的人文关怀成分。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出现和发展是时代的产物，符合日趋精神自主化的广大民众日益提升的娱乐需求，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又因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认识偏差而走进了误区，面临着诸多尴尬境遇。面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现状，要找到正确、健康的发展方向，一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纠正错位的观众观，树立正确的观众观。只有正视观众主体地位，切实尊重和发挥观众的主动性，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获得观众，走出发展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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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徐岱：《美学新概念》，第55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

②《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1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张孝军：《修饰好电视这扇窗子》，《电视月刊》1995年第10期。

电视娱乐范文篇7

二、市县级开办娱乐节目的优势

三、市县级电视娱乐的流弊所在

2.低俗的传播品位。内容肤浅、格调庸俗已成为人们对娱乐节目的一大诟病,娱乐传播“繁华”的背后是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四、县级电视台娱乐性节目应做到“三贴近”

电视娱乐范文篇8

所谓电视新闻娱乐化，指的是在内容上偏向于软新闻或者主持人尽力去让硬性的新闻软化。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新闻过于强调故事性、情节化，尽力从传统的严肃的政治与经济变动中挖掘出自身的娱乐价值。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电视新闻娱乐化开始产生于发展，美国著名的广播公司ABC的地方台邀请当红的明星在现场播报新闻，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从那时开始新闻娱乐化逐渐融入到电视节目当中。在近几年，我国才逐渐将新闻与娱乐联系起来，让新闻在播报内容与方式上都开始与娱乐元素相结合。我们在分析当前新闻娱乐化产生的原因分成以下两种：第一，可能由于报纸媒体在革命时期的政党开始宣传由言论转向新文化，而社会的市场经济开始经过初始化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进入到成熟期。由于媒体商业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受众面较广，有着一定的信息需求，但是由于大多数受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对信息需求的偏向较为明显，对于严肃的参考信息的需求量少于自身的生活信息，因此让大众媒体的内容与方向呈现出生活化的偏离，在这点上来说，新闻娱乐化产生是必然的。第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进入到发达稳定的成熟时期，让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在内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许多受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这是由于社会大众受到的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接触的信息内容较多，而在另一方面来说，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空余时间需要进行休闲娱乐的活动。这时期的媒体市场开始发展，而自身的供应量也开始增加，甚至产生了CNN、FOX等电视新闻类型的全天为观众供应新闻的频道，这样让社会中的信息数量供大于求，并且一直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这就导致了一些媒体开始在新闻中采取娱乐化的模式来争夺市场。

2、电视新闻娱乐化带来的影响

由于电视具有立体、直观的特征，因此与其他媒介相比，在娱乐化程度上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电视这种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对娱乐的亲和力的特征，继承了广播与电影的特点，并且弥补了广播与电影在表达与传播等方面的缺点，这让受众在视听与接受上的需求能够得到基本的满足，而这种需求首先是娱乐方面的。”在我国传统的电视新闻中，一般都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朗诵式”的新闻播报方式，人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宣传的作用。而随着宣传与教化功能的不断增强，传统的新闻宣传报道内容体现出单调与形式化的缺陷，这让新闻的收视率较低，难以吸引受众。然而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出现，出现了说新闻的新形式。这种说新闻的形式不同于以往的播报新闻，而是侧重于主持人的说。主持人会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与亲切的态度以及犀利的观点来评论新闻，与观众就像朋友一样平等，像邻居聊天一样将新闻的娱乐功能得到发挥。但是我们在看到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积极影响外，还要看到娱乐化的弊端，许多电视台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将严肃新闻的比例降低，许多严肃的新闻话题也开始娱乐化，这种过度的娱乐化很容易造成了观众的视觉疲劳，让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泛滥。随着新闻逐渐被“娱乐”，多数新闻的严肃性被大打折扣，并且一些电视台在新闻栏目中随意地插播广告，例如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等都会在新闻中插播广告，让电视新闻沦为一些广告商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严重地破坏了原有新闻栏目的完整性与严肃性。电视新闻的主要功能是对观众告知事实真相，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但是新闻娱乐化依然按照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来挖掘材料，主要是强调了新闻的娱乐要素，突出了新闻的奇特与异常，哪怕很普通的新闻都要娱乐一番。电视传媒开始忽视了自身引领社会风气，进行大众舆论督导的职责，将新闻与其他娱乐休闲的产品混在一起。自身的公信力逐渐下降，人们心中的新闻是可以调侃的，而不是严肃的。

3、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发展的思考

面对当前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现象，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娱乐化现象的可控制性与可操作性。我们需要坚持渐进性原则，反对新闻娱乐化的畸形发展。当前我国新闻娱乐化正处于发展时期，很容易导致内容的雷同，这只是表面的娱乐阶段。我们需要深入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不断创新，才能够制止新闻娱乐化的畸形发展。在另一方面，新闻要坚持原有的价值标准，形式上要遵循新闻的传播规律。只能将符合新闻价值的事实播出，不能够出现于主流价值相悖的内容。新闻不能只是为了博观众一笑就将所有的生活琐事搬上电视，而是进行细致筛选。主持人不能将言论表现地过于另类，要活泼与严肃兼顾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播出效果。

电视娱乐范文篇9

[关键词]电视剧；娱乐化；思考

一、早期电视剧的宣传和传播特征

电视剧，顾名思义是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的剧，它最先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我国第一部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根据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它几乎与中国电视即“北京电视台”的(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播同时诞生，即1958年5月1日。1958年正是全国高呼“”口号的时候，由于“”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我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当时，配合党中央大力宣传的“节约粮食”、“共度难关”的精神，于是有人便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同名小说，写得非常感人，一夜之间就被改编为广播剧；紧接着，又被改编为电视剧，由试播中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仅仅播映20分钟的电视剧，却情节集中，结构紧凑，深深地打动了收看的人们。《一口菜饼子》的剧情是剧中的妹妹吃过饭拿着一块枣丝糕高兴地逗狗玩，姐姐发现后制止了妹妹，并由此引出一大段对旧社会悲苦生活的回忆……

从第一部直播电视剧的产生可以看出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而是以宣传和传播为主要特征。从1958年至1966年“”开始，电视人相继创作了70多部电视剧，其内容大多迎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主旋律，以教化人们为主导思想的创作理念使得“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塑造成为当时电视剧人物的基本表现模式，如《邱财康》《刘文学》《焦裕禄》《王杰》等电视报道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通俗电视剧在中国兴起。从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我国电视剧年产117集，到2003年产电视剧9000多集，且题材之丰富多彩，形式之多种多样，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电视剧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二、我国电视剧娱乐化现状

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娱乐性也就构成了它的天然属性；电视剧的功能从宣传和传播逐渐演变成了娱乐大众的手段。在我国，电视剧娱乐化正式开始的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渴望》的播出。该片一改以往电视剧主题严肃、题材高尚的风格，以一种平民化的姿态走向大众，在获得大众认可的同时，掀起了中国电视剧的娱乐化浪潮，中国电视剧也从此正式转向了以娱乐化为主的道路。我国电视剧娱乐化现状如下：

(一)电视剧的武侠魔幻化

电脑动画发扬光大，造型技术万象更新，这二者相加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国产武侠剧发生了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空前革命；于是好人变神仙，坏人成妖怪，一边是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一边是排山倒海颠倒乾坤；在置自然规律和重力法则于不顾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提升视觉效果，省略人物个性，从而让武功比拼变成了妖魔混战，让我们分不清这到底是“视觉大餐”，还是虚有其表。用电脑特技来制造视觉噱头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再花哨的武打招数、再神奇的特技效果都难以掩盖武侠剧言语乏味的剧情和面目可憎的人物。如之所以制作粗糙场景简陋的83版《射雕英雄传》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凭的就是跌宕的情节和生动的表演，从而让再高超的电脑技术都无法替代。

(二)电视剧的古装现代化

近两年古装剧在荧屏上大行其道，大有把所有知名历史人物“拍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按理讲，像《汉武大帝》之类颂扬历史的值得提倡，不过近来的古装剧又大有抛弃历史走向未来的明显趋势，反正是造型越来越时尚，台词越来越时髦，同时将新鲜事物和新潮语汇通通放置在古人的身上，于是“穿着古装玩摩登”就成了当前古装剧的一大看点。比如说《满汉全席》里有一个脚踩滑板的大厨徐铮；《蝶舞天涯》里有一个朋克造型的帅哥黄磊；而《钟无艳》的男女主角则是一个大跳健康舞，一个热衷小发明；至于梁山好汉《浪子燕青》，则是当街玩起“hip—hop”；不过，这还比不上《秦王李世民》里，众位皇子穿着“圣斗士铠甲”大踢足球。

(三)电视剧的警匪悬疑化

说完了古装和武侠，我们再来看一看警匪剧。2007年以来，警匪剧因为遭遇了政策干预，所以不约而同地都向心理悬疑方面过渡转移，即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回避凶杀暴力，而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营造恐怖氛围，借助昏暗的灯光和诡异的音效来达到“吓你没商量”的惊悚效果。

当初之所以封杀警匪剧，是因为这一剧种存在着场面血腥暴力、人物正邪不分的致命缺点。不过，当前的悬疑剧虽说摒弃了血溅当场的恐怖镜头，可到底也没有塑造出势均力敌的警匪之争和大义凛然的警察风范。另外，如今的“反特题材”持续升温，《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凤凰迷影》等剧虽然阵容平平，投资节省，但收视情况全线飘红。至于《凌云壮志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等剧也完全可以归类为“古装涉案剧”；手枪改成了“冷兵器”，恐怕视觉效果更“震撼”吧。

(四)电视剧的偶像“日韩化”

作为当前的高产电视剧品种，偶像剧也在“日韩流”的猛烈冲击之下发生着明显变化。以2004年出品的两部偶像剧为例，《蝴蝶飞飞》的女主角杨雪身患绝症、《向左走向右走》的男主角陆毅遭遇车祸，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韩剧情节套路。此外，韩国明星的大举进犯也为偶像剧的演员阵容带来了强烈的异国气息，如金载沅、蔡琳、张娜拉、金素妍、韩载锡、车仁表、朴志胤、安七炫等韩国红星纷纷来中国“淘金”。合拍剧的确能为中国荧屏添一笔色彩，不过高昂的片酬恐怕也让制片方为之色变。这年头，为电视剧造点噱头是多么的“想说爱你不容易”。

(五)电视剧的爱情多角化

当前，电视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景观确实和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琼瑶式”恋爱模式有了巨大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多角恋爱”的大量涌现。现在，电视剧中的“爱情生物链”上几乎会贯穿剧中所有的主要人物，你爱我、我爱她、她爱你的“三角恋”以及“婚外恋”已经成了必备的小儿科；至于“姐弟恋”、“忘年恋”、“黄昏恋”等等也开始渐渐唱起主角；再加上如今情感剧里流行的各种扑朔迷离的“血缘关系”，从此电视剧里就一再重复着这种乱上加乱、“全民参与”的“恋爱总动员”。

三、电视剧娱乐化现象的思考

娱乐化的电视剧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娱乐化的世界，它的日常性、世俗性、享乐性和消费性使大众的需求停留在感官层面，并确立了这种话语的支配性地位。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大众消费文化，电视剧的娱乐化只反映了大众心理需要的一个侧面；在娱乐、消费、宣泄等功能之外，电视剧也应该使大众感受到现实的心灵震撼和人生况味。港台电视剧、韩剧、美国影视剧和一些国产电视剧的可贵之处以《还珠格格》剧照、《泰坦尼克》剧照为例分析如下：

(一)港台剧成功之处

叙事上单纯轻松娱乐的风格、人物中蕴涵浓浓的人情味、情节结构上彻底的娱乐性等都细水长流地滋润着观众的心田。从台湾首部《还珠格格》播出掀起的“格格热”可见一斑(据央视索福瑞公司收视统计，均创当地全年最高值；其中，湖南平均收视率为45％；北京、山东均为44％；上海42％；江西、江苏、贵州在35％以上；《还珠格格》续集在北京首播，收视率一度突破50％)；又如《情深深雨濛濛》屡次播出，收视率依旧不低，其原因就在于它采用清新恬人的表演形式突出表现了纯真的爱情，抓住了观众心底里久违的情感，既迎合了青年观众的爱情观，也让中老年一代的观众重温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爱情，它是大众化的，而不是窄众的，满足了部分人奇变的心理。与其说港台电视剧吸引了一大批爱看港台剧的观众，且我们花费五十年时间精心培养的电视市场被进入内地不足十五年的港台剧轻松夺走的话，还不如说内地电视剧长期以来夜郎自大，对市场只知索取，不知适应并及时引导，长期漠视观众需求，坐失良机，拱手将大蛋糕与人分享，直至连自己的那块蛋糕也得不到时，才饿着肚子开始呼吁政府对自己保护。

(二)韩剧成功之处

几年前，当以韩国电视剧和韩国流行歌曲为代表的韩国大众文化潮开始在中国流行时，曾有人以为这只是中国青少年追星猎奇的暂时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流”非但没有退潮，而且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更广大范围征服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韩剧成功之处在于：

1．韩国人通过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有力地整合着民族精神，并将兼容并蓄的特色文化行销海外，成为当今世界少数几个可与美国好莱坞相抗衡的国家之一。韩剧之所以持续风靡，好看是它的最大特色，即不仅有唯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时尚的人物，幽默的语言，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蕴涵其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是因为它是善。”“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是因为我们一面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

盘点热播韩剧，大都有一个求真、向善、扬美的思想主题。不论是励志启智的历史剧，还是童话般清纯的言情剧，都在张扬社会真谛，传喻人生哲理，都使东方传统美德与现代时尚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激励着人们去追求和创造美好的生活。如《大长今》将人情美、人性美演绎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就是基于这种健康向上的思想基调。正如该剧导演李丙勋所说：“平凡人克服困难达到成功，这样的感动是不分国界的。”

2．韩剧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它所奉行的贴近大众的原则。相当一部分剧目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朴素手法在家长里短中叙事、言情、说理，再现着韩国民众的精神。最早在中国荧屏亮相的《爱情是什么》正是以此赚足了国人口碑。此后，大量韩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黄手帕》等也都秉承这一宗旨，犹如多年前国内上映的《渴望》等优秀电视剧一样。细腻平实地表现人生悲欢离合及社会发展变迁，极易引发人们共鸣。这样，所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以及贴近生活在韩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韩流涌动于中国，还与两国间的文化渊源密切相关。中韩有着两千年以上的交往史，生活方式、审美取向、道德标准都很相近。为开拓中国市场，韩剧的编导们有意在剧目中增添中国文化色彩，例如《海神》以中国唐朝为背景；《医道》大讲中医和中草药的妙用；《大长今》里则展示了中国书法、礼仪、针灸医术等。正是儒家文化的有机融入。使得韩剧浸润着东方文化之根的亲和力，更容易感染国人。

(三)美国影视剧：唯美与浪漫的感情追求

唯美与浪漫可以引发人们的愉悦感觉，它既能有效地调节人的各种生理机能，也能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的心理需求，因此，唯美与浪漫的影片始终深受人们的追崇。如美国喜剧电影《一夜风流》便属于这类常青树影片。这部影片是一部传统的好莱坞爱情喜剧。全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对话幽默而富于哲理，人物性格生动，手法极具电影化。该片拍摄时期正逢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然而，穷书生与富家女结婚的罗曼蒂克喜剧“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安乐世界里”。而体现美国精神和文化的大片《泰坦尼克》《拯救大兵瑞恩》的成功之处又在于：前者在奔放青年杰克与美女露丝身上体现出的一见钟情式的生死恋是典型的美国浪漫爱情文化，我们在《魂断蓝桥》等类似影片中早已不断领略。但所不同的是，《泰》片将背景放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就使得杰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把他心爱的女人托出水面使之获得生存的机会，自己却冻成冰人长眠海底而令人更加感动的场面呢?美国人的浪漫加拯救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至于瑞恩的被拯救更是美国人道主义精神的不加掩饰的诠释，只不过用了好莱坞式的包装，让我们的观众只见巫山不见云罢了。试想，《泰坦尼克》如果将沉船事件作为主线加以表述，杰克与露丝的爱情作为佐料，这部影片还能让观众动情落泪，连看数遍吗?

(四)成功的国产电视剧表现

内地电视剧大众文化的属性长期短缺，所谓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完全是一种标签和形式，其直白的教化姿态仍然让人望而生畏，与观众需要的“平民意识”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更可怕的是我们并不服气，继续把一块块自认为好吃的蛋糕硬塞给观众。而那些真正能够深深地拨动大众感情神经的电视剧常常是因其成功地贯注了道德化审美的精神、迎合了观众的审美取向的影视剧。

诞生于1959年的电影《五朵金花》就是以喜剧形式来歌颂人与人之间的新颖关系，歌颂男女之间那种纯洁、永恒的恋情。虽然影片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语言、情节表达形式以及特有的政治背景，但美的感知觉与美的认知觉在这部影片中获得了完美的结合：善良美丽的女社长金花(杨丽坤饰)、勇敢勤劳而又英俊的剑川小伙阿鹏，以及到地方体验生活的画家、作曲家的热心助人和管闲事的老叔的“事与愿违”……这些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勾勒最终形成了一幅善良群体的“肖像”，满足了受众的普遍认知结构；而影片的场景拍摄同样精彩：云南大理的旖旎风光、苍山洱海的青山碧水等通过情趣盎然的喜剧故事轮番展示，构成一幅幅别出心裁的人文风情画面，让受众在解读影片情节的同时也获得了视觉美的感知；同时，影片中大量云南民俗和地方歌谣交织在两个有情人欲相见而又迟迟不得相见相爱的寻找过程中。尤其是“三月街”盛会的载歌载舞、蝴蝶泉边的情歌对唱等等，既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也给受众留下了美好的听觉享受，以致今天仍被人们广为传唱。

1990年的电视剧《渴望》《围城》的播出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虽然现在看来这两部剧在表现手法上还存在不少幼稚之处，然而却成功地迎合了传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方式，契合了大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

近两年来播出的《半路夫妻》电视剧，剧中管段女民警胡小玲和管军几经磨难，终于再婚；但二人又都有孩子：儿子庆庆还好，可女儿阳阳经常找别扭，还经常逃学。这些“半路夫妻”能“此心彼心，相偕到老”吗?剧中人物给人留下念念不忘的印象，如果说它吸引人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在生活的细节中一点点体现出来的，即一条红裙子、一番关于女人和红色的“歪理邪说”——最终打动了那个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女人的女警察。生活就是这样的，在细微中表现，在点滴中体现。还有让人感动的莫过于离婚后胡小玲和江建平的朋友关系了。虽然没有在一起生活的缘分，但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何况还是在一起生活了若干年的夫妻，他们的分手真的是很不同凡响；见惯了生活中因离婚而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彼此伤害了对方，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对夫妇的离婚方式着实让人赞叹，并不是赞叹他们的分手，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性，不会因为点点利益而斤斤计较；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分开后，仍然能像朋友一样互相关心着对方。

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则围绕着“成长”主题的揭示，对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青少年在学习、休闲、交友、早恋、爱心、诚信、兴趣、幻想、应对考试、参加比赛、偶像崇拜等问题上的微妙心态及其变化轨迹，进行行云流水般的艺术描述，这就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和感染。与此同时，创作者又敢于直面两代人在观念、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采用两代人相互对视的叙事方式，微笑着看待两代人的互爱与冲突，看待家长既望子成龙又因担心孩子误入歧途而严加管教的矛盾心态，看待孩子们既渴望特立独行又害怕失去家长的重视与关怀的双重情感，进而从中提炼出真实而又动人的喜剧因素，令观众在开心的笑声中感受亲情的美好，沉思成长的真谛。无疑，这种聚焦热点和直面冲突的做法需要勇气，更需要功力，但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使《家有儿女》从根本上与那种无厘头的庸俗搞笑剧划清了界限，也比那些主要靠误会、巧合制造喜剧效果的作品高出一筹，具备了一种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喜剧品格。对喜剧艺术创作而言，困难的不在于制造热闹，而在于用性格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去统领这种热闹。《家有儿女》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它在性格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剧中，五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有着强烈的对比，这里就不再细说，相信观众都有深刻的印象。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主旋律电视剧《亮剑》，作为一部战争史诗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军事题材作品，《亮剑》中爱国主义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这确实是一部力求对我国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传统有所突破、而且主题重大的作品。电视剧通过李云龙这个典型，对从红军到抗战英雄、最后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形象作了“逼真”的刻画；对我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发展壮大为正规化军队的历史进行了某种“还原”；对我军指战员的思想境界、精神力量赋予了新的“内涵”。它并非仅在于为我们塑造一位“石光荣”似的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也并非仅在于如实描写昔日战争的英勇悲壮，而是旨在“真实”地“亮”出我们人民军队的“军魂”、呼唤一种超越历史和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纯粹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中国军魂”。

韩剧的热播让国人更多地认识了韩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质，同时也给予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通俗文化走向的诸多启迪。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的较量日渐凸显，在文化领域的角力，比的是谁最有创意和活力，谁能把深厚的底蕴与现实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谁最开放、包容，能将不同文化根源的人心打动。韩剧的涌入，固然对中国大众文化市场形成一定冲击，但权衡利弊，其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它启示中国的文化界人士在确定大众文化定位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面对韩流，我们更应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改变时下流行文化的浮躁、浅薄，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内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让大众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英雄主义是主旋律作品不可或缺的内涵。如果说美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是“征服加拯救”精神的话，那么，我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主义便是“奉献与牺牲”精神。无疑，前者带有很强的殖民意识，而后者更为容易令观众接受和感动；剩下的便是包装与形式了。好莱坞式的包装并不具有殖民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值得讨论的是，美国“主旋律”不仅成功地占领本土市场，而且成功地侵入全球市场，而我们的“主旋律”面对市场为什么显得如此尴尬呢?

电视娱乐范文篇10

关键词：电视剧；娱乐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