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产业范文10篇

电视产业范文篇1

(一)电视节目创新意识薄弱。首先，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电视行业的发展模式根深蒂固，导致很多区域的电视媒体缺乏行业之间的竞争意识，使得电视行业的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积极性，对大多数创作的电视节目都缺乏创新意识，虽然很多电视台想要为此改善，但是相互借鉴的创新并不能维持长久的发展。另外，很多电视节目通过借鉴国外的节目模式对本地进行创新改革，但是忽略了本地市场的发现现状，导致发展不平衡，反而不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想吸引更多的观众和忠实的观众，就需要不断培养电视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摒弃掉传统模仿以及修改其他节目形式的思想，真正的开发新的电视节目，从而达到促进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二)缺乏完善的创新机制。从现代电视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地方垄断性比较严重，导致很多电视企业工作人员创新意识不强，没有良好的发展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三)市场环境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行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断的市场经济变化导致电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跟不上其发展的步伐，加之我国相关电视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电视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容易受到恶性市场竞争的影响，制约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1]。

二、电视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策略研究

(一)提高电视创新创意的能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新再创新。因此，电视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首先在电视节目上下工夫，通过结合当地电视行业的发展现状来分析，当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适合人们的生活所需。在进行电视节目创新的同时，要注重注意摒弃传统的模仿和修改以往的电视节目的落后思想，应当利用电视节目的高端化，坚持以内容为王的正确导向，确保电视节目的原创性，在电视节目的策划、创作、发行销售等方面的工作顺利进行。采用移动电视终端与电视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推进“三网融合”，鼓励电视节目向多平台方向发展，加快电视节目的内容创作生产，利用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网络的优势，推进现代影视节目的制作、发行和监管等各个环节的发展，始终坚持正确发展的创新文化导向作为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二)提高电视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文化创新的核心说到底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人才。人才是任何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目前我国电视节目的人才发展的现状来看，极度缺乏相关的电视创新人才。因此，要想培养高素质、具备创新意识的创意人才，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大对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培养力度；另一方面需要电视台相关机构不断为提高人员的创新意识而努力，为工作人员创造一个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发展平台，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的电视发展[2]。(三)建立健全全新的创新发展机制。电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完善的创新机制，导致经济效益得不到实现。因此，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坚持创新的原则，不断发挥创新的效能，建立完善的创新发展机制。电视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根据区域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电视平台，为人们打造全民接受的电视平台，广泛接纳大众对电视节目的建议，创新电视节目发展的内容以及缓解，有利于为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3]。(四)加强电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媒体竞争逐渐由过去的传统节目竞争转变为电视品牌创新竞争，电视的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应当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电视市场的发展实行约束，有利于规范电视市场的发展环境，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性的市场环境。

三、总结语

创新是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要想电视不断助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在电视节目建设中提高创新意识，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原创，建立健全完善的创新发展机制，还需要加强对电视产业发展市场的法律法规的建设，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坚持文化与创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有益于提高我国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何庆华.构筑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竞争力——浅论地方台大型电视活动的策划[J].中国报业，2017(20)：33-34.

[2]王思齐.电视媒体助推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绩效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10)：47-50.

电视产业范文篇2

关键词：电视包装节目栏目产业化

一、电视包装的含义

电视包装目前已成为电视台和各电视节目公司、广告公司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它的定义是对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甚至是电视台的整体形象进行一种外在形式要素的规范和强化。这些外在的形式要素包括声音（语言、音响、音乐、音效等）、图像（固定画面、活动画面、动画）、颜色等诸要素。

包装是电视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电视节目、栏目、频道成熟稳定的一个标志。如今电视观众每天要面对的是几十个电视台和电视频道，是几十种类型的节目和栏目。各台、各频道、各栏目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观众既有主动的选择权，又有非常大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包装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重视商品的包装和广告推介是商家们的必要策略，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包装应该和商品的发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作为同时播出的几十个频道来说，电视观众选择了你，是你的成功；而没有选择你，你的一切辛苦和投入就等于零。要观众选择你的重要条件是了解你，包装则是了解你的最直接的手段。

二、电视包装要素

1.形象标志。无论节目、栏目、频道都有一个CI形象设计，也就是最基本的形象标志，这是构成包装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形象标志有各种变化，但“包装”构成的要素一般是比较稳定的。频道的形象标志，一般展现在角标和节目结尾落幅上。好的形象标志的设计，能使人过目不忘，深入人心，能使观众快速判断出自己看的是什么节目、什么频道、什么台，便于观众一下子就捕捉到想要看的节目，所以形象标志设计对于电视包装是非常重要的。

2.颜色。根据频道、栏目、节目的定位，确定包装的主色调。主色调可能是单色，也可能是复合色。如中央台一套是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所以其主色调以蓝色为主，凸显一种冷静、客观的形象；CNN基本也是蓝色基调；文艺性的频道和栏目在一般情况下是暖色调，色彩相对艳丽一些；凤凰台是以艳丽黄为自己的主色调。所以，颜色设计是电视包装的基本要素之一。它的基本要求应该是颜色协调、鲜明、抢眼，但不刺眼，能与整个节目、栏目或频道的基调相吻合，能保持和节目、栏目、频道的风格相一致或给予有效的补充。

3.声音。声音包括语言、音乐、音响、音效等诸元素。声音在电视包装中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在好的电视包装中，音乐应和形象设计、色彩搭配有机地成为一个整体，无需看到画面，观众就能判断出是什么频道和什么栏目。

三、电视整体包装应遵从的基本原则

随着我国电视包装的不断成熟，以栏目为产品，以频道为品牌的包装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大家所倡导的整体包装理念。而电视整体包装应该遵循两大基本原则：

1.统一性原则。电视节目、栏目、频道应该遵从整体包装的统一性，首先是识别整体包装的元素包括标时、音乐、颜色等都应该相对统一以形成整体效果，节目包装/栏目包装应该在整体的频道包装统一原则内实现自己的包装特色，节目/栏目形象应从属于整体的频道形象之下。

2．规范性原则。电视整体包装的统一性要有科学的规范化操作作为保证，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规范落实到日常的节目和栏目当中，才能确保整体包装的具体实现。四、电视包装的形式

电视节目、栏目、频道包装有多少种形式，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应包括下面一些形式：

1.以形象标志为主的频道标志的位置设置和出现方式的设计。

2.电视台或电视频道的形象宣传片。

五、电视包装与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关系

1.电视包装是电视产业化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品牌化战略的具体体现。电视作为中国百姓的精神大餐，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为满足电视文化市场的需求，频道在不断地增加，节目在不断地扩充，同时也使本来竞争就十分激烈的电视收视份额更趋白热化。如何能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建立自己的独特专业频道，在收视分流严重的情况下，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这里，电视频道的整体包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视节目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特殊产品，也应该同时兼备形成产品的两大体系，第一是生产体系，第二是营销体系，所谓电视节目成为产品的营销或称为宣传，就是电视包装，而品牌化战略应该是我们提升产品知名度、促进产品销量的重要手段。按照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发展规划，我们提出了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的总体计划，为电视的总体包装提供了前提。反过来说，电视包装的品牌化战略会更加促进电视节目产业化的发展。

2.电视包装使电视产品在市场营销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电视包装不是节目策划，它对电视节目、栏目、频道起重要宣传和推介作用。电视包装的基础是包装策划。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总是被外观美观，造型新异的产品所吸引。成功的产品外包装和外部造型会刺激购买者对该产品的购买欲。一个产品经过包装后介绍给市场便能有效地吸引顾客。这种注重产品包装行为的营销方式，能在顾客心里树立起一种品牌意识。高水平的产品包装能使产品在市场中从众多同类中凸显出来。近年来，包装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包装这个概念，在商品社会中的各个角落不断蔓延、渗透，形形色色的包装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在电视领域，品牌作为一个频道的标识，给频道注入了巨大的无形资产，从而使频道在电视节目市场化经营中取得有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温秀娟崔文新:浅谈电视节目包装的误区[J]．电视研究究，2002，（8）

电视产业范文篇3

一、我国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发展的态势

新中国的体育电视是随着新中国电视转播的出现而出现的。1958年开播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的新闻节目中就有不定期的体育报道。1958年6月19日，北京电视台实况转播了八一男、女篮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表演，这是我国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从此，体育与电视便结下了不解之缘，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央电视台在10天时间里转播了14场比赛，计35小时。1973年10月，中央电视台同湖北电视台合作，第一次成功地利用微波干线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视频、音频信号从湖北传回北京，进行全国实况播出，这一试验的成功，使我国的体育电视节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体育节目中更是出现了益智类、电玩类、竞猜类、类等体育节目；自制节目能力和综合报道能力显著增强，尤其表现在职业赛事制作方面，如上海2002年就成功地转播了网球大师杯总决赛，为全世界约160多家电视机构传送信号。在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中国体育电视界推出了一批好的记录片。中国电视台尝试商业行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之后，在其他电视台也相继出现了广告，但直到90年代后期，经营性收入才取代财政拨款成为电视台的主要经济来源。1998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将所属的经营单位组合成中体公司，经证监会批准上市，体育总局投资51%，沈阳一家公司占24%，股民占25%。这一招，为中国体育产业走向正规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初步实现了协会、媒体、商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开始在中国体育产业结构中引进了媒体的因素。1998年6月，中体基金筹集投资2000万元，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其频道资源投入，注册中体运动影视公司，共同创建中体运动传播网（CSBN），于1998年12月23日开播。这标志着体育电视转播产业正规化运作的开始。目前在中国电视转播史上，最高的体育赛事收视率要数2002年6月8日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巴西那场比赛，仅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就达到了25%的收视率，而在同一时间，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直播，还有至少18家省级地方电视台也同时在直播，经济创收数亿元。

二、我国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的发展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体育电视和体育产业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行业，体育电视需要体育节目来丰富屏幕，体育则需要电视报道使它的观众面更广。体育依托电视的广泛传播性扩大规模和影响，取得巨大利益，是体育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反过来，随着电视媒介产业的发展，电视产业进入到规模化竞争时代，要求媒介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聚集资源、调集资源、形成一种规模强势，这就需要加强合作，连接相关资源壮大自己，因此，双赢或强强联合的合作方式是电视媒介产业化所必须具备的。实践表明，体育一旦搭上了传媒列车，其收益的增加将是巨大的和快速增长的。如在转理权方面，中国篮协将男篮甲A联赛的冠名权、推广权和75%的场地广告权整体转让给国际管理集团，仅此一项，每年收入就达2500多万元；1999年初，中国足协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转播权最终以每轮13万元共33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央电视台；2003年9月，在十年足球甲A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广集团（SMG）以1.5亿的高价获得未来三年中超联赛的转播权。类似的经典实例还有许多，无论是国际足联挖掘足球商业特性的“阿兰维热”式理念，还是奥运会的“尤伯罗斯”模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电视的介入加速了世界体育产业的进程，致使体育从娱乐业的边缘成长为一种潜力无穷的主体性产业。中国体育电视与中国体育产业之间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市场交易中的两极，两者的合作远远大于抗争。正是这种双赢的合作的关系，致使中国体育电视从一诞生就显示出欣欣向荣的迹象。体育电视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创造巨额资金，而且表现在它在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力。所以说，体育电视在发展体育产业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三、我国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发展的趋势

中国体育电视的发展尚属新兴产业，目前尚处于胚胎期，这主要是一个观念的束缚。过去只注重从宣传的角度研究电视的特点，忽视了电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对体育电视的发展与研究相当滞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育文化的不断发展，探讨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的发展就显得相当紧迫。尽管发展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在一些方面还不很成熟，但已赋予了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在我国发展的生机及潜在的优势。

1．余暇时间增多推动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均有所缩短，人们余暇时间增多，尤其是实行每周40小时劳动用工制度和延长“国庆节”、“五一节”休假时间后，余暇时间进一步增加，开始出现“假日经济”现象。一年下来人们的休息时间平均有120天左右。人们的度假方式呈多元化，许多体育爱好者利用假期或余暇时间观看精彩的比赛项目。据调查，从城乡居民余暇时间支配方式上看，看电影和电视占第一位，75.53%；阅读小说、报纸和杂志占第二位，44.04%；参加体育活动占第三位，26.68%。从调查结果看，一般电视观众中有大部分以上有接触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而观众对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及部分重大体育赛事栏目的收视频度和喜爱相当高。体育频道目前在中央电视台16套的节目里及在日常的排序里，占有份额一般是在前五位左右，如果遇到大赛、大的事件的时候，这个排位还要靠前，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届奥运会的洗礼，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一支国际化、专业化的职业的体育电视团队。目前体育新闻、卫星赛场和世界体育报道同时占据了栏目收视频度和喜好程度前三位。全国足球甲A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和美国NBA篮球赛也占据了赛事收视频度和喜好程度的前三位，同时比赛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广告激发人们的消费欲。由此可见，余暇时间的体育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可小看，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的发展。

2．巨大的广告收益是推动体育电视传播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核心是制造消费和欲望，而欲望的制造主要是靠传媒来完成的。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市场之大吸引众多广告商。广告商借助体育为主题利用电视这种对激发大众欲望最为有效的媒体不停地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这正是媒体关注体育的最直接原因。据调查，消费者在购买可口可乐时，电视广告的影响力达56.6%，居其他传媒行业之首。许多商家看中电视这一有特别宣传效应的媒体。因电视转播体育赛事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观众和体育爱好者的眼球，而这些观众是最具有消费潜力的对象，是商家潜在的客户。于是许多媒体介入电视转播，其结果是使更多的商家利用体育电视转播的时机进行广告宣传。如2000年福建电视台体育频道采取这种用广告时段与企业合资的方法宣传推广产品，通过广泛宣传使产品的知名度提高，销售量猛增，企业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福建电视台体育部仅此一项创收达四百多万元。由此可见，广告经营在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体育产业化加速了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的发展进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十年里，中国体育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发展和壮大的。这一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有曲折和坎坷，尤其是“”十年出现了停滞和倒退，但是整体上仍是前进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拉开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中国的体育产业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事业发展模式的弊端作深刻反思的情况下，悄然开始自身的实践。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随后，我国启动了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为核心，以运动项目改革为龙头，以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为方向的体育改革。体育市场的繁荣大大地推动了包括体育媒体市场在内的相关市场的发展。电视作为当今最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无疑大为收益。由于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国内职业联赛的开展，体育赛事资源极大地为我国体育电视提供了极佳的外部环境，中国体育电视节目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也加速了体育电视传播产业的发展。

电视产业范文篇4

（一）“互联网+”的提出及其内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浪潮正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网络信息技术将不同行业紧密连接到了一起，催生出了许多具有包容性、融合性特征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互联网+”是由腾讯公司CEO马化腾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率先提出来的，在同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是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式上升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2015年12月，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所谓“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配套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展、应用，并不断释放数据流动性的过程”［1］2。“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1］5，其核心是“连接一切”和跨界融合。当然，“互联网+”与相关产业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或叠加，而是通过连接，产生反馈、互动，最终出现大量化学反应式的融合和创新［1］2。换言之，它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与传统行业的有机连接及跨界融合，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从而在新领域创造出一种新业态。（二）电视文化产业的基本内涵。电视文化产业是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文化创意人以电视为重要载体或辅助工具，以信息采集、加工和各类电视节目制作流通为手段，通过对数字媒体及相关信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运用，为广大受众提供优秀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产品的生产、营销及服务的相关行业形态。同其他文化创意产业一样，电视文化产业亦兼具文化与经济两种特征属性。在现实生活中，电视已成为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休闲娱乐工具，以电视节目为主的文化消费内容及其形式，业已构成了人们日常社会中重要的文化生活形态。当前，随着新媒体、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电视文化消费及其产业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出现，电视文化产业逐渐走上了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道路。由此而言，“互联网+”释放了电视文化产业的新潜力，积极推动了该产业的跨界融合与转型发展。本文以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尝试主要就“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其路径进行初步研究，希冀对我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二、“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模式

“互联网+”作为互联网创新思维与信息技术创新实践的重要平台，除了具有自身的媒介融合功能外，还具有与传统行业进行跨界融合催生新生态的特殊功能，开启了同产业之间互联互通与智慧发展的新型模式。一定意义上讲，“平台为王、内容为王、专业垂直、O2O模式、股权众筹以及在线参与”［2］等网络化商业模式，已然成了“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互动融合及发展的新形态，其具体的融合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一）“网络平台+内容创新”互动融合模式。互联网是“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依托平台。一般来说，平台经营模式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创建平台自己运营，另一种是创建平台转让给他人运营。在当下内容为王的时代背景下，电视文化企业不仅需要创建自己的网络平台，而且还需要在网络平台创建基础上进行文化内容创新，即所谓的“网络平台+内容创新”融合模式，该模式能有效实现“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的互嵌融合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就在于把创造电视文化内容或服务的人或机构（内容提供商），与消费这种内容或服务的受众连接起来，即通过互联网平台使电视文化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得以延伸。当然，电视文化产业的传播与发展，只有“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平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做好电视节目内容与文化服务的创新与融合。因为没有文化内容创新的网络平台，好似一个没有血肉的虚拟空壳，不仅空洞无味，而且也难以创造持久经济价值。作为电视文化产业生产的主要企业和厂商，一方面应加强电视文化内容的创新，另一方面应与互联网公司进行有效合作，利用互联网智慧平台创建新的传播渠道，向电视受众传播新的文化内容。2014年4月，湖南卫视旗下的金鹰网和芒果TV两大平台进行了改版升级与创新融合，推出全新的“芒果TV”网络视频播放平台，独自研发了APP，并通过互联网渠道向受众传输节目内容，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因此，在“互联网+”创新2.0模式的驱动下，传统电视文化产业应以互联网为平台，以电视节目内容创新为基础，构建实现“网络平台+内容创新”的网络电视融合发展新模式。（二）“互联网电视生态系统”融合模式。“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除了需要互联网平台自我的升级与革新外，还应构建包括“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和服务”等在内的“互联网电视生态系统”，以改变受众日常的“大屏互联网生活方式”实现电视的“生态化”，使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达到互嵌共融。目前，“互联网电视生态系统”融合模式主要以乐视TV为代表。自2012年起，乐视开始进入智能电视终端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将硬件、软件、核心应用与主要内容进行融合，通过互联网模式下各产业链的相互协同，构建了集“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用户”为一体的互联网超级电视生态系统模式。其具体做法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平台建设方面，乐视不仅有影院银幕，还有网视频播放平台、超级电视点播平台，由此构成了乐视“三屏联动”生态系统的基础平台；第二，在内容供给方面，乐视影业在其中扮演主导型角色，它是内容主要供应者；第三，在终端服务方面，乐视TV的核心智能终端，不仅有乐视大屏终端——乐视超级电视，还有乐视手机移动终端；第四，在实际应用方面，乐视TV在智能终端上还专门建立了应用商店、乐视商城和乐视物流等平台，强化了与用户线上的交互功能。由此可见，乐视TV通过构建“互联网超级电视生态系统”，打造了集视频、动漫、游戏、购物、查询、缴费等一系列功能为一体的家庭电视数据存储中心和互联网信息平台［3］，这对电视文化产业的网络化发展与新兴融合模式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三）“边看边买”的主客体营销模式。从互联网到“互联网+”的发展，人们逐步进入到了网络互动营销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端坐在电脑前选择网购，抑或拿着智能手机不断刷屏，沉浸在自媒体的网络世界里，变成了“低头一族”。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智能手机与电视媒体在互动营销领域实现了对接，除了手机微信“扫一扫”有礼品、“摇一摇”抢红包这些常规的营销方式外，“边看边买”的主客体营销，也日渐成为推动“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边看边买”的主客体营销，其主体是广大消费者，客体是广大消费者所看到或接触到的电视节目内容以及所派生出来的文化产品、服务或活动。其内涵是指电视文化产品生产或供应商，通过掌握消费者购物冲动的“黄金76秒”，用电视节目内容影响用户决策，激发用户的购买意向，并促使决策与购买活动完成的一种营销模式。例如，在东方卫视《虎妈猫爸》热播期间，其节目中展示的人物生活场景、衣服用品等客体内容，经常打动观众，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主体进行网络电商搜索与购买，剧中同款就卖得十分火爆，在今天粉丝经济的时代，该营销模式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边看边买”的主客体营销以T2O(TVToOnline)即“电视+电商”模式最佳，即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通过手机直接扫描节目的LOGO，无论用户在何时何地，便可与之进行互动与购买。例如在《虎妈猫爸》播出期间，东方卫视与阿里巴巴合作发起“扫番茄LOGO”“边看边买”活动，也就是观众在欣赏电视剧的同时，可以用手机客户端扫描东方卫视台标直接进入商品链接，继而可以优惠购买剧中出现的同款食品、服装、家电等日常生活用品。这种销售模式，一方面使受众接受起来更加便捷，另一方面也适应了目前移动终端发展的需要。由此而言，电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除了电视节目内容自身的创新之外，还应该打造集“内容—受众—品牌”为一体的“主—客”互动模式，即通过“边看边买”主客体营销模式的成熟运用，加快推动新兴互联网和电视文化产业有效对接以及深度融合发展。（四）以“互联网众筹”为主的投融资创新模式。在我国电视文化产业发展的滥觞期，其投融资渠道主要为政府拨款、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广告收入、私募股权以及企业上市等几种。近年来，随着电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电视领域，扩大了对资金的需求和投入规模，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电视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互联网+金融”成为了可能，并推动了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1］158。在此浪潮的影响下，电视文化产业纷纷加入“金融”和“互联网”元素，助推了“互联网+金融”在影视文化产业领域的拓展与实践，并催生了电视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互联网+电视+金融”这一新兴模式，如互联网众筹等。2014年7月，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众筹平台——众筹网，发起了《一个老爸三个妈》（又名《待嫁老爸》）电视剧众筹项目，这是国内第一部登上众筹平台的电视剧。筹资者在众筹网站推广该电视剧项目，不仅筹集到了相应的拍摄资金，同时还有效地宣传了该作品，取得了良好效果。无独有偶，2015年5月，改编自苏童名作《妇女生活》的同名电视剧在北京举行会，宣布将通过股权众筹网站“大家投”从互联网上公开筹集拍摄资金。该剧制片人表示，将该剧计划投资6000万资金中的10%，即600万拿出来众筹。电视剧的互联网众筹，主要针对普通电视观众或网友而言，具体是指通过“团购+预购”的形式向广大观众和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众筹者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将所投资金入投电视剧网络投融资服务平台，制片方将根据投资入股比例，共享收益，共担风险［4］。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而言，互联网众筹为电视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且更具发展活力的新兴投融资模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众筹已打开了目前国内电视文化产业投融资主流转向的“航灯”，并开始了影视文化产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电视文化产业领域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模式，业已打破了既往单一化的投融资方式，改变了该产业领域传统的投融资格局，这对推动“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互联网经济变革的浪潮下，我国“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充满挑战，如何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除了要克服“互联网‘+’一切”“简单叠加”“形式连接”等错误观念外，还应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路径策略。（一）信息技术的创新路径。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崛起，电视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遭受消解，传统电视文化产业与网络媒介的融合呈现出广阔空间。然而，在移动终端、智能终端领域，电视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仍显不足，其原因是电视媒体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电视内容生产，并未真正向新媒体终端转移，网络化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从这一角度来说，实现“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应该从电视终端领域和技术的创新方面去寻找突破口。在当下，电视文化产业已经不能满足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产品，OTT盒子（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得到了研发，如阿里巴巴集团打造的“基础网络+软件+硬件+互联网”的家庭互联网战略，携手华数进军OTT市场，研发推广的“天猫”盒子、阿里智能TV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该系统的智能电视等，有效促进了电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互联网+”时代，随着大数据思维、云计算技术的推广，一方面电视文化企业对广大用户行为所进行的数据统计，已改变了以往抽样调查的样本测算方式；另一方面，大数据既能够为电视节目制作提供预判、监测、反馈、调整，降低制播风险，同时也可以实时监测电视节目在互联网络的传播状况，为电视节目内容策划、运营营销、广告投放等环节提供及时的意见及策略支持。通过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的应用，逐步实现了电视与电脑、手机、PAD、相机等不同屏幕间的交汇和互动，加李雅婷付帅：“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及其路径速了“互联网+”与电视产业的智能化融合。在技术创新先导作用下，电视观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与电视节目、电视媒体进行跨屏互动，这种“大屏观看、小屏互动”的新式体验与非线性的网状的交流，有力推动了“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二）市场融合的发展路径。“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市场融合发展路径，主要依靠传统电视用户和网络电视用户融合、电视广告与互联网广告融合来实现的。此两种融合模式，能有效拓展网络电视文化产业市场，助推“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具体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视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其消费形式也愈发多样，传统电视文化产业呈现市场化、网络化发展态势。例如，时下广大电视用户对电视节目内容的需求以及增加电视功能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智能电视终端的出现和视频网站的崛起，更使得传统电视产业发展陷入夹缝、变现乏力，传统电视被互联网推上了风口浪尖。随之而来并有取代之势的，是发展迅猛的网络电视文化产业，它不仅满足了传统电视用户对电视文化内容及传播的需求欲，同时还促使了“传统电视用户”角色向“网络电视用户”的转换，奠定和扩大了网络电视用户的市场基础。其二，现代化的互联网广告营销方式，能有效推动“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揭开了传统电视广告所带有的“单向传播、转瞬即逝、广告费用高昂”等多重弊病。而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交汇互融，却使现代互联网电视广告“精彩缤纷”，如横幅广告、文本链接广告、按钮广告、全屏广告、弹窗广告、游戏广告、流动广告、户外荧屏广告等，较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反差。这种多广告形态的综合运用与市场融合的营销模式，不仅拓展了电视广告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还实现了电视广告与互联网广告的一体化融合与创新发展。（三）IP资源的整合路径。自2014年起，“IP”这一概念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IP的英文全称为IntellectualProperty，直译就是“知识产权或版权”［5］。IP的形式多样，它可以是一个故事，一部网络小说，一部网络游戏，一个动漫形象或一种流行文化，只要具有开发价值，都有可能被投资者买下版权，成为“IP”。IP资源整合，往往是通过“IP剧”的改编来完成的。所谓“IP剧”，是指在基于一定粉丝数量的基础上，对国产原创网络小说、游戏、动漫等题材进行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当前，我国IP资源整合与改编模式十分盛行，其大致的操作规程是，影视制片人通过对IP资源的搜索与分析，锁定优质IP，并投入重金进行购买，然后再找优秀的知名编剧进行IP创作改编。随着IP剧的频频上映与热播，影视文化产业界掀起了对IP资源争抢和改编的阵阵热潮，不仅有网络游戏改编剧《剑侠情缘》《仙剑奇侠传》系列等，还有以网络小说改编的《小时代》《何以笙箫默》《花千骨》《步步惊心》《甄嬛传》《致青春》《裸婚时代》《琅琊榜》《芈月传》《秦时明月》等一系列优秀剧作。探究这些热门IP剧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年轻粉丝群体对IP资源的追捧，根据热门IP资源改编的电视剧也就很容易获得认同，其粉丝转化率极高，这让制片方窥视到了IP资源背后数以万计粉丝不容小觑的文化需求与市场机遇。由此可见，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挖掘IP优秀文化资源，并根据消费者的文化市场需求，整合与培育热门的IP资源，打造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IP电视剧，将有利于促进“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电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四）创意人才的培养路径。电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人脑+电脑”的显著特征，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在互联网与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人才成为了促进“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元素。“互联网+”与电视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核心，技术创新是驱动，市场融合是趋势，人才资源是保证。然而，我国目前无论是在“互联网+”行业内，还是在电视文化产业领域，其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人力资源配置不当等现象十分突出，高端创意的复合型人才极其匮乏，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这对新时期培养既熟悉互联网信息技术、又懂得电视文化产业知识的高层次创意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就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5），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文化创意的领军人物。同时，中国创意产业联盟也于2014年5月18日在北京启动了“中国创意创业人才培养工程”，希冀通过此举培养一批复合型、实用型创意人才，推动中国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就企业自身而言，一些影视文化企业也在积极行动，例如在2015年5月，优酷土豆就投资“容艺教育”千万余元，联手启动“造人计划”，培养至少1000名以上包括导演、制片人、演员、编剧、经纪、营销等在内的文化创意人才，取得了很好效果。由此可见，培养和造就优秀的创意人才，一方面，国家和文化企业都应高度重视，从制度上做好顶层设计，加快创意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网络电视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锻造创意人才；另一方面，要紧紧依靠互联网的吸附功能与吸纳优势，构建极具包容性的互动平台，网罗和招揽优秀的创意人才，藉此助推“互联网+电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阿里研究院.互联网+:从IT到DT［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2］陈少峰.“互联网+”:给文化产业带来什么［N］.光明日报,2015-3-19（14）.

［3］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60.

［4］冯遐.电视剧《妇女生活》试水众筹［J］.青年记者,2015（15）:37.

电视产业范文篇5

【关键词】电视剧产业；发展现状；收视率；网络播放量

改革开放以来，《西游记》《红楼梦》《我爱我家》《还珠格格》《士兵突击》《潜伏》《人民的名义》等精彩电视剧相继面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随着资本的大量进入，新的技术、理念和资源改变了整个文化产业，并逐渐形成“孵化—发展—变现—二次创作”的成熟文化产业链，将文化产品以更多元化的形式推送给观众。在这样的环境下，电视剧产业每年产出大量的作品，捍卫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电视剧生产和播出国的地位。近年来，我国电视剧产业体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从投资总额来看，2017年我国电视剧产业的制作投资额达到242.26亿元，接近2015年（120.36亿元）和2016年（128.53亿元）的投资额总和。从销售情况来看，2017年我国的电视剧节目实现了265.41亿元的销售额，比2016年（147.96亿元）高出100多亿元，占所有电视节目销售额的73.65%。从运营情况来看，我国电视剧总体播放数基本保持稳定，2017年全国媒体共播放23.14万部电视剧，高于2016年的22.72万部，低于2013年的24.10万部，但总播放剧集数有一定的增长，2017年共播放了698.74万集电视剧，同比增长1.85%。近年来，中国电视剧产业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海外市场方面，2016年中国向海外输出电视剧的数量为419部25455集，是十年来的最高点，创造了2.97亿元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全部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80.55%，尤其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有稳定的市场份额。国内市场方面，2012年广电总局的“限外令”间接提高了国产电视剧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进口电视剧在国内媒体的播放比例从2008年的4.10%下降到2016年的1.07%，这让更多优秀的国产电视剧有机会出现在观众眼前。

一、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脱节

从宏观视角来看，目前我国电视剧产业表面上生机勃勃，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虽然电视剧节目的播出数量有所增加，但各类电视剧的收视率却在不断下滑。自2014年起，在广电总局“一举双星”的政策管理下，电视剧资源得到优化，各大卫视被迫改革，从而大幅提升了收视率以及电视剧市场的整体水平。比如通过电视剧独播策略大获成功的湖南卫视，于2015年将一部部叫好又叫座的优质电视剧带到观众眼前，垄断了当年全国卫视收视率的前13名。在2015年的全国卫视收视率榜单中，超过5部电视剧的收视率突破了3，全年收视率排名前十的电视剧平均收视率高达2.94，相比2014年增长了0.4。然而2015年之后，我国电视剧的总体收视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以收视率前十的电视剧为例，平均收视率从2015年的2.94急剧下降到2016年的2.3，并于2018年历史性地下降到1.62，陷入彻底低迷的状态。从微观视角来看，每年头部剧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减弱，比如2018年的收视率冠军——北京卫视播出的《娘道》，最高收视率为2.37，这甚至排不上2015年的电视剧收视率前十榜单（2015年第11名《家和万事兴之兄弟姐妹》的收视率为2.41）。观众对电视剧作品的评价也可反映当代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困境。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情况时，发现“豆瓣电影”的评分数据对观众的观影行为有明显影响——在“豆瓣电影”上评分较高的电影作品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喜爱，评分人数与影片的票房排名及市场影响力正相关，具有很高的营销价值。电视剧方面，尽管有学者提出豆瓣评分与电视剧收视率关系不大，但由于豆瓣网的用户群体主要为18—30岁的大学生与白领群体，因此其评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体现年轻一代对电视剧作品的好感度。另外，一些学者通过调查总结了部分深受大学生欢迎的电视剧作品（包括《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爱情公寓》等），这些作品在“豆瓣电影”的电视剧板块均有较高的评分（6分以上）和较多的评分人数（50000人以上）。由此可以看出“豆瓣电影”电视剧板块的相关数据能够说明当前电视剧产业的一些情况，但对产业整体影响不大。从评分人数来看，许多高收视率的作品并不能激发“豆瓣电影”电视剧板块用户的评分热情。比如2014年的收视率冠军《因为爱情有奇缘》获得4.16的收视率，但截至2018年底，仅有1021个豆瓣用户对这部电视剧评分，2015年的收视率冠军《神犬小七》也只有1893个豆瓣用户评分。“豆瓣电影”的电视剧板块近两三年才受到关注，但除了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和2018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其他作品很难做到同时拥有高收视率与高评分人数——显然，以年轻人为主力的豆瓣用户对高收视率的头部剧并不感兴趣。2014年至2018年的相关数据表明，收视率排名前十的电视剧获得的豆瓣评分大多低于当年所有电视剧的平均评分，也就是说，豆瓣用户认为高收视率电视剧的质量低于整体电视剧作品的平均质量。唯一的例外是2017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其凭借高质量打动了豆瓣用户并获得了8.2的高分。总的来说，许多受电视观众欢迎的电视剧很难得到网络观众的认同。但在网台协同的大背景下，一部作品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点击量也成为衡量其收视成绩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各电视剧在视频网站的播放数据可以看到，2015年和2016年的电视剧作品在收视率和网络播放量上的表现完全不匹配，仅有《花千骨》（2015年）和《芈月传》（2016年）的收视率和网络播放量同时进入当年前十；一些高收视率的作品，比如《锦绣缘华丽冒险》《活色生香》《美丽的秘密》等，都只获得了不到40亿的网络播放量；一些在视频网站非常受欢迎的作品，比如《琅琊榜》和《青云志》，在卫视上星后的平均收视率低于1。这一现象在2017年有所改善，当年有8部电视剧同时位列收视率与网络播放量前十的榜单，保持了台网播放热度的一致性。然而这一状况没能持续到2018年，2018年收视率排名前十的电视剧只有5部进入了网络播放量前五，且头部剧在电视收视率与网络播放量上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比如收视率排名第一的《娘道》仅收获了40.8亿的网络播放量，在当年全网播放量排名34位，且其内容受到了一些年轻观众的诟病，豆瓣评分只有2.5分。

二、传统电视剧产业的发展障碍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已达到7.74亿，约比2017年增加了5%；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8.02亿，囊括了57.7%的中国人口。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视频网站观看电视节目的用户数量不断增长，2018年覆盖了76%的网络人群，达到6.09亿的用户总量，尤其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多个视频网站已经达到3亿以上的用户规模。与之对应的是，电视节目的覆盖增长率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低于0.5%，近5年来增长率更是低于0.2%。由此可见，相对尚有广阔发展空间的网络视频平台，电视平台已经接近增量极限，无法实现新的突破。近几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年轻群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滴滴数据研究院于2017年的《全国城市加班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和准一线城市中，年轻人加班的现象愈发普遍，在这些城市里，43.7%的80后和47.9%的90后都是常年加班族，且性别差异不大，相比之下仅有6.9%的70和0.9%的60后存在加班现象。由于加班文化盛行，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在传统的交通“晚高峰”之后出现了交通“夜高峰”，这意味着许多年轻人的实际下班时间为晚上9点至10点。目前，央视综合频道和五大卫视的黄金时段均为晚上7点半至9点半，与年轻群体的加班时段高度重合，因此即使年轻观众想看电视剧，也会选择观看时间比较自由灵活的视频网站，有些时间紧张的年轻观众甚至会用视频网站提供的“倍速播放”功能快速“追”完一集电视剧。就地城镇化对电视剧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中国城镇化进展比较顺利，近20年间中国的城镇居民数量保持每年2%以上的增幅，总体增长了一倍，同时乡村人口保持每年2%左右的降幅，总共减少了约40%。2017年，中国城镇的居民人口数量达到8.13亿人，比乡村人口多了2.37亿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如果站在电视剧产业的视角，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论。以往业内人士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当前电视剧的主要观众并非年轻、高收入、思想进步的都市群体，而是高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乡镇居民，也就是俗称的“两低一高”群体。因此，许多出品方迎合这部分观众的喜好去制作电视剧，并取得了理想的市场成果。然而城镇化让更多的乡镇居民走进城市，他们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接受先进的思想和价值观，离曾经喜爱的电视剧题材越来越远，由此可见，电视剧从业人员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电视剧题材，提高电视剧作品质量。

三、未来电视剧产业的发展对策

电视产业范文篇6

1.1我国传统的电视产业的盈利方式主要收取广告费，这种单一的电视盈利模式对于目前来说已经不适合了，如果单一的依靠广告收入，完全不能形成一种盈利模式，在传统电视产业的盈利模式中，电视的制作从内容到集成到传输最后到观众，仅仅靠这一条产业链是完全不能满足现代电视行业的发展需求，而且随着有线电视的发展，这一条产业链的利益流向了用于节目制作权的制作商和电视台频道的运营商，电视台根本没有获得什么利益，最多是通过收取各地电视台的基本维护费来勉强维持一些基本的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地域的差异，一些地方无法搜索到电视节目，因此，就是由于谱资源的稀缺,各地的电视台就是要支付一定的信号网络费用给网络运营商，就是通过这样多方的收取中介费，等于电视信号是通过不断买卖才能提供的，这就导致传统的电视产业的盈利模式收到了阻碍，无法向前稳步发展。

1.2传统的电视产业最主要就是以广告的方式进行营利，因为很多广告的不断渗透就会占据了电视播放的时长，这就严重导致许多有意义的电视节目不被播出，这就严重抑制了电视内容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广告商通过这样长期让广告投入到电视节目中，靠着电视台的王牌节目，在这个黄金时代播出，借助节目的收视率和占有率来给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虽然这样做可以让广告商获得一部分的利益，也让电视台获得很多的利益，但是这样做就让电视节目全部沉浸于广告中，让电视台缺少了好的电视节目的创作激情，让编剧们的兴趣降低，电视节目枯燥乏味，也让观众失去了关注电视节目的兴趣，虽然电视台有很多的付费节目，不存在任何的广告，但是观众习惯了这样免费的电视节目，就会让观众的个性无法得到张扬，观众只能被迫的接受，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让观众面对这样枯燥乏味的电视节目简直就是电视台的堕落。与此同时，很多电视节目都是停留在单调的结构模式，还是按照普通的方式划分电视节目，这就使得很多年轻的观众将兴起投入到了网络平台当中，这就给网络运营商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机会，一些观众就是靠着在网络上可以收看到在电视台上看不到的和自己感兴趣的节目，而且一些网络节目又没有广告，这就让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逐渐降低，从此盈利的效率就降低。

2数字电视产业存在的问题

2.1数字电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网速，只要宽带网速快，数字信号传输的效率就越高，但是网速的快慢主要是依靠于价格的，要想获得更好地收看体验，费用就要付出的越高，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条件，用户在选择电视的时候就受到了约束。与此同时，由于竞争的日益加剧，各大信号运营商就会投入更多的成本来改善和完善各种各样的设备，而且也会出现很多的付费节目，这些付费节目对于消费者来说简直就是一道坎。而且付费的资金又高，观众最多付费一个多月，导致续费率不高，因此，数字电视在推广的时候就受到了条件的限制。

2.2其次，在收看数字电视的时，要使用机顶盒，机顶盒作为收看数字电视不可缺少的设备，但是机顶盒是需要用户来购买的。不是免费赠送的，而且机顶盒的质量也有待考究，虽然机顶盒销售数量在稳定的增加，但是还是有许多用户不愿意购买，不愿意享受数字电视。其次，数字电视在盈利的模式上面虽然摆脱了广告的束缚，增加了一些电视购物的内容，但是这些电视购物频道，占据的版面太大了，不能给电视台塑造良好的形象，这样观众还是会不买账，这就让电视台的知名度不高，不能进行商业化的运营，不能彰显电视媒体的所应该有的价值。

3结束语

电视产业范文篇7

我国广播电视业走向产业化的背景

广播和电视作为现代传播媒介，分别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产生于战争年代的1940年，电视事业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1958年。与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业普遍走产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是，我国的广播电视业从诞生到1980年前后一直走的是纯事业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广播电视也开始了由纯事业型逐步向产业型的过渡。

1、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我国的广播电视业随之也开始了逐步向产业方向过渡的过程。上海电视台率先于1979年1月28日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1979年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从此，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陆续都开办了商业广告业务。据统计，到1983年，全国广播电视广告营业额达到3400万元。

1986年12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率先建立。随后，上海、北京、武汉等省市也相继建立了经济电台。1988年9月，湖北汉江经济电视台试播。从此，我国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逐步开始为人们所认识。

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此，我国广播电视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产业化步伐有所加快。从经营收入看，以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人为例，1991年达到10亿元，2000年达到53亿元，预计2001年将达到60亿元，10年内经营收入增长了6倍。从广播电视业的资本运营来看，从80年代后期，上海东方明珠股份公司上市，到2000年初，我国已有4家广播影视行业的公司上市。再从广播电视业已经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看，截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广播电台296座、电视台651座、广播电视台1272座、对内对外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40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42228座、卫星收转站368553座、专用微波线路8万公里、微波站2286座、有线电视光缆和电缆干线30多万公里、宽带有线电视用户分配电缆300多万公里，广播与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91．5％和92．5％，有线电视用户已接近8000万户。

我国广播电视业这些年来的经营和发展状况表明，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2、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我国广播电视的产业化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首先，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平等竞争规律，否则就无法生存。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统一的、开放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生产所需的稀缺资源必然在平等竞争规律的作用下，按照价值规律的原则在全社会自由流动。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要得到所需资源，广播电视业只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打破自我封闭，走产业化发展道路，用自己的竞争优势来吸引优质资源，否则，自己的优质资源就可能流向其他行业。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在全社会配置资源主要靠“看不见的手”，同时还要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及时、准确地传递大量的市场信息和政府调控信息，这就要求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业的繁荣与发展。再次，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众多的市场主体之间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及时获得有用信息指导其生产经营、自己的企业形象信息和产品信息以赢得更多的消费者，这也客观要求我国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业必须有相应的发展。

3、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我国广播电视业走向产业化

广播电视业是一个技术密集的行业，它伴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近10年来，以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光传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给广播电视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决定着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质量、传输质量和覆盖范围，这些因素都是广播电视业竞争发展的手段，所以，国外的广播电视集团已经纷纷采用或正在规划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我国的广播电视业要想参与竞争，同样必须大规模采用现代新技术。这就出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技术改造所需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靠国家来投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国家目前确实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给广播电视业；第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也确实没有必要为广播电视业投入巨额资金，只要允许广播电视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广播电视业就完全有可能按照产业运作的方式从市场上多渠道筹集资金来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

4、产业竞争促使我国广播电视业走向产业化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广播电视面临着“内挤外压”的竞争局面。“内挤”是指行业内和国内不同媒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电台与电台之间、电视台与电视台之间、广播电视媒介与印刷媒介之间以及与互联网媒介的竞争、广播电视传输网络与其他传输网络之间的竞争等；“外压”是指我国的广播电视业与国外的各种传播媒介之间的竞争。为在“内挤外压”的形势下求生存求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业整体和业内的各法人主体只能选择竞争，走产业化的道路。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为促进广播电视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有必要从以下一些理论层面加深对我国广播电视业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的认识。

1、广播电视经济的概念

广播电视经济是指利用电子技术和设备从事某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活动，或者说，是以广播电视节目经营为核心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广播电视经济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其一，广播电视系统内部的经济活动。

其二，广播电视部门，特别是电台、电视台的参与性经济活动。

其三，运用广播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导向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

其四，广播电视产品的直接生产和销售活动。

其五，广播电视网络经营和直接的信息经营。

2、广播电视产品的商品属性

商品是指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能实现价值的商品才可能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根据商品的定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产品，即广播电视经济所包含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大部分都有商品属性。

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产品中，新闻类节目不具有商品属性，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进行制作、交换和播出。此类节目主要由政府出资制作和播出，不以交换和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实现社会效益为价值追求。

3、广播电视传播的经济目的

传播是一种通过载体传递信息的运动方式。传播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且随着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类传播的方式也发生着变化，传播媒介的现代化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广播电视传播是现代人类社会出现的以广播电视为媒介的大众传播。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在其活动过程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利益。同样，人们相互传播信息的活动也是为了物质利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传播信息的最终目的只能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4、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

首先，根据生产力具有动态性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整体系统中将逐步出现或合并进来一些新的生产力要素。广播电视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而在生产力的体系中逐步表现出的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

其次，根据现代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的特征，要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的最佳结合，就需要一种能够准确地、及时地、快速地传递信息的工具。当前，这种现代化的传递信息的工具主要就是邮电通信、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

再次，根据生产力要素都具有生产职能的特点，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广义的广播电视是应用电子技术从事信息生产、信息传递、信息销售的信息产业部门，是应用电子技术行使管理的部门，是应用电子技术行使教育的部门，是信息载体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是应用电子技术为群众提供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服务部门。

5、广播电视事业与广播电视产业

“事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即人所从事的活动。狭义的解释，即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和机构。因此，以往我们所称的“广播电视事业”从狭义上讲就是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采编、制作、播出、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事业单位。

“产业”，指各种制造或供应同一类型货物、劳务并有收入来源的生产性企业或组织。这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源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对象的不同。“广播电视产业”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广播电视活动所具有的经济特性，也就是说，从经济运作的方式来看，采编、制作、播出、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的组织或机构是通过提供信息服务获得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的，属于生产广播电视节目产品、提供节目和信息服务的产业部门。

6、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定位

（1）广播电视业属于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在统计上同国外进行比较，我国开始使用第一、二、三产业的概念。1985年，我国统计局对三次产业进行划分时把广播电视业列入了第三产业系列。

（2）广播电视属于信息产业广播电视信息产业是以生产、传播、销售信息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信息产业群的子产业。把广播电视业当做一种信息产业来看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广播电视自身特点决定的。第一，在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下，每件产品和每项服务活动中，不仅包括着物质的因素，而且包含着相当的信息量。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广播电视产品的其他经营部门通过自身的特殊功能，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传递，引导社会生产要素合理有效地进行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系统效率的提高，进而增加了产品的信息含量。广播电视的这种对生产要素的导向作用，是信息产业软功能的重要表现。第二，广播电视产品具有信息产品的基本特征，即依附性、共享性、时效性、可压缩性和可传递性等。第三，从广播电视产业的具体功能来看，它具有明显的信息产业的基本功能，即生产和传递信息的功能、导向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经营信息的功能等。第四，广播电视网络所提供的网络传输技术服务是典型的信息产业经营内容。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广播电视业不仅具有已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传统的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还客观地具有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只有从理论上理解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我们才能坚定不移地、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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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市场经济、信息经济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广播电视业必须选择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走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1、充分利用国家产业政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1985年，国家明确把广播电视业列为第三产业。在此政策的鼓舞下，此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五”计划必须坚持“以发展为主题”，这预示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国家在“十五”期间将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面向市场，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如前所述，广播电视业应属第三产业中的信息服务业。所以，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应积极利用有利的产业政策，在“十五”期间加快产业化发展。

2、正确处理好“两种属性”和“两种功能”的关系

“两种属性”就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广播电视业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与之相对应，我国广播电视业就同时具有“产业功能”和“喉舌功能”。能否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好“两种属性”和“两种功能”的关系，是决定我国广播电视产业能否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首先，必须明确，我国的广播电视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政治宣传的任务，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价值标准。我国广播电视的这种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在今天仍然客观存在，并且是不可削弱的。与以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不仅有政治属性和喉舌功能，而且还应该有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

其次，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与喉舌功能必须统一起来，统一的基础就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产业功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标准；喉舌功能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高标准。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产业要取得经济效益，都必须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为前提，都必须以产品或者服务来“为人民服务”，满足人们合法的、正当的、健康的物质文化需要，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能赢得政府、社会和大众消费者的支持，它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实现和保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现代文明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任何产业要实现其经济效益都必须以不侵害社会效益为基本前提。我国的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特殊产业，其经济效益的实现不但不能侵害社会效益，而且还必须为实现社会效益提供保证。这种保证作用就体现在，在激烈的“内挤外压”竞争形式下，广播电视只有走产业化道路，才能解放和激发广播电视本身潜在的发展活力，才能在国家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产业化经营迅速增强竞争实力，才能既保住原有的宣传阵地，又可迅速提高覆盖率和收视率以扩大新的宣传阵地，同时大幅度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质量和传输质量，有效抵御西方媒体的竞争和渗透，从而确保我国广播电视政治喉舌功能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发挥好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有利于为我国创造长治久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保证党和政府的治国方针政策等政治信息的及时传播，从而确保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我国广播电视业产业功能得以实现的政治保证。

所以，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必须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其经济效益，这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3、明确产权关系，培育自我积累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诞生以来，一直是作为事业单位存在的，其开支全部由国家负担，按预算供给，其产权当然都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国家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但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业的发展和广播电视机构自身资本经营积累的增多，广播电视业的投资结构由国家一元结构逐渐转化为国家投入、广播电视机构自身资本积累投入和借贷经营的三元结构。随着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积累的资产也越来越多。但资产特别是增量资产的权益和权利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了。广播电视机构越来越关心，三元结构的投资收益如何分配？多种经营的收入和积累的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是属于机构还是国家所有？谁拥有最终的支配权和交易权？法人产权与所有权、经营权到底是何关系？各种权利主体如何监督制约？这些产业发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无论是在国家颁布的现行广播电视法规中、政策中，还是在当今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解释。没有法律依据，一方面造成政府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为“人治”提供了弹性空间；另一方面造成广播电视机构缺少必要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的随意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一方面挫伤了广播电视机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播电视机构采取不计成本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有意隐瞒真实经营情况的体制和机制漏洞。如此经营，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资本何以大规模积累并积累到足以与国际广播电视集团竞争的规模？而不解决产权问题和资本积累的动力问题，又何以改变这种经营状况呢？

另外，产权关系不清，造成广播电视产业内部的不平等竞争。例如，中央级的电台、电视台就可以借助国家的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站）无偿转播其广播电视节目，扩大覆盖率和收视率所带来的收益完全由中央电台和电视台独享，而转播成本却要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来承担。省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同样存在利用行政命令转嫁成本、独享成果的情况。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制约了广播电视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广播电视产业内部各法人实体之间的产权关系不清。

4、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为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创造需求

如前所述，传播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且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具体说，国民经济在以下方面的发展都会推动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

第一，努力扩大经济总量，可增加对广播电视传播的需求。

第二，加快开放市场，扩大和深化专业化分工，这样，信息沟通需求的增加必然会促进广播电视信息服务供给的增加。

第三，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可以带来对广播电视传播需求的增加。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人民的“文化需要”主要包括娱乐的需要、获得知识的需要、了解国家政治和社会信息的需要等。广播电视恰恰就具有满足人们这些需要的功能。所以，只要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方向，我国就必然会选择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广播电视等服务产业的道路。

5、加快城市化进程，为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广播电视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得以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社会的城市化水平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所以，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城市化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人口中城市居民比例的提高。而城市文明客观上要求或者说逼迫城市居民必须尽量多地掌握知识和信息，这就意味着城市对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的大量需求。（2）实践证明，城市经济的生产效率一般都要远远高于农业，因此，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相应的，城市居民对于广播电视产品的购买力也就远高于农村居民。有购买力的城市自然就会支撑广播电视业在城市快速发展。（3）城市与农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城市居民居住集中，而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这就造成在城市发展广播电视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成本要明显低于农村。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产业更倾向于优先在居民集中的城市发展。

6、完善法律，确立广播电视的产业地位

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虽然已有相当规模，但发展中仍然存在障碍，其根本原因在于广播电视产业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现有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没有明确广播电视的双重属性，只强调了它的政治属性，没有提及它的经济属性或产业功能。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支持和规范的产业就难以健康发展。

7、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

广播电视集团化，就是若干实体按照市场运作规律和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联合、兼并、控股等方式形成广播电视集团的过程。这也是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加强分工、合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过程，是追求最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过程。

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和我国报业集团的竞争压力，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目前的体制和组织结构不改革就不可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壮大。我国广播电视所面临的体制矛盾主要是“散”、“滥”和有“系”无“统”，即台数大多、实力普遍较弱，体制上是条块分割、以块为主，产业内部竞争过度，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合作。我国报纸产业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国际媒体竞争，从1993年开始，成立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等一系列报业集团，现在这些报业集团已经成为广播电视业的强劲竞争对手；而国外的众多势力很强的媒体集团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想进入我国传媒市场，虽然我国目前对国外媒体尚采取非关税壁垒政策拒之门外，但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的现实选择考虑，我们必须立足于抓紧时间增强我国媒体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而不能长期依靠政府的行政保护。由此可见，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必须抓住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原则，抓紧集团化整合进程，走集约化经营之路，才可能在更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

8、妥善解决产业发展的投、融资问题

电视产业范文篇8

【关键词】产业产业结构产业经营体制机制

产业，即社会生产行业，特指各类生产性企业或组织。产业是社会的支柱，按类可划分为三大产业。农业是第一产业，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行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含了几个层次：流通方面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等部门；服务方面包括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公用事业等部门；再就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国民素质服务的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事业等部门。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会依赖于不同的产业作为全社会的经济支柱。信息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社会的从业人员将大量地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以计算机、广播、通信、新闻、出版、印刷、广告等行业所组成的信息产业将得到飞速地发展。1998年国务院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专门成立了信息产业部，加快了我国发展信息产业的步伐。国家明确提出要以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网为主，共同构建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可见，广播电视业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另外，广播电视所特有的文化教育、娱乐服务、信息汇集和功能也将在信息产业中占据非常大的成份。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向信息化社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广播电视业将有机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就此而言，对现行广播电视的产业化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也将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何要对现行的广播电视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呢？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国各个行业都需要对原有的旧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实现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适应，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比如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在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各行各业的体制改革中，一些事业建制单位的体制结构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科研、医疗、教育等行业中均出现了完全脱离原有事业体制的企业化单位，它们在丧失了有限的国家财政支持的同时，在市场中获得了新生，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当前，总体性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正在有计划地稳步推开。去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联合举行新闻会，宣布我国将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的人事管理体制，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将与党政机关的人事制度脱钩，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不再按行政级别确定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今年刚刚结束的全国厅局长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徐光春局长明确提出了今后广电行业的改革任务和发展目标，同时积极肯定了一些省市发展广电事业集团的改制实践。这就是解放生产力。通过不断进行的机制和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面临的正确选择。当然，在国家整个的体制改革中，当前广播电视业的改革程度和力度都还很小，改革正处于起始阶段，真正大的体制改革并没有进行。我们知道，广播电视一直是国家事业单位建制，直接接受各地党和政府的领导。理论上讲，事业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如同大部分的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是不实行经济核算的部门和单位。广播电视是政治属性很强的行业，被喻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舆论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只讲政治属性，不提产业属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广播电视其社会属性出现了新的内容，除了政治属性以外，经济属性或说产业属性日渐显露，政府财政的支持已远无法满足广电事业自身的发展需求，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经济解决方式成为高消耗的广播电视业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我们还看到社会的发展是异常快速的，尤其是面临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由于急剧膨胀的社会发展需求而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建立在信息基础框架上的未来社会，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现有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社会经济将由第二产业产品为主的市场向着以信息产业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产业迈进。这意味着代表着信息产业重要组成力量的广播电视业势必要完成一个真正产业意义上的发展。显然，要达到这样一种发展，就必须及时转变观念，走市场发展的道路，通过高度开放的市场，保持整个产业的先进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虽然说广播电视属于第三产业行业，但无论如何现行的全额或差额拨款、即便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型体制，对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仍是一种严重的体制障碍。改革，就是要消除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这方面讲，广播电视行业原有体制下所构筑的框架结构显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事业型组织结构形态其弊端也越发显露：机构设置重复，职能混淆，过多过乱的行政性干预，高耗低效、不计成本的运行体制、计划事业型财务制度、内部管理流转不畅等等。过多的行政性管理和干预加重了成本负担，使事业运行往往陷入两难境地；事业财务制度的结算方式掩盖了大量的资金浪费现象；不计运作成本的业务立项，造成支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大大增加了资金不合理成份的开支；而事业型的机构设置，不能适应全社会体制改革的要求，造成事实上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背离市场经济原则和运作规律；体制陈旧便不能导入好的机制，致使事业发展缺乏活力和后劲，潜能得不到充分开发。凡此种种，均要求广播电视业应尽快扭转观念，改革体制，转变机制，打破框框，立足新的形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从战略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解决广电业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由此可见，广电业的改革不仅仅是内部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也不仅仅是引入什么样的机制的问题，它涉及到了整个体制的改革以及其属性的重新确认等较强的观念性问题。众所周知，广播电视业是具有多重属性的行业，根据我国的国情，它的政治属性是首要的。舆论单位必须坚持“两为”方针，必须有正确的导向作用，这一点是不能迟疑的。但同时它又具备很强的经济属性，广电业的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的运作，它的庞大的事业投入和运行开支，几乎要全部依靠在市场中的经营收入，如广告经营，有线收视经营，节目经营，技术及设施经营，信息经营，还有其它各类的产业性经营等。改革后的广播电视体制应能够同时比较好地满足这两重基本属性要求。而当前的事业型体制显然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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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革才能达到目的呢？体制上的产业化代表着广播电视业及全社会整个媒体业界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的成因是世界性的，可以说是难以逆转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好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化道路，做到既能满足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需要，又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呢？一般地说，政治讲求服从，经济追求利润，政治虽脱离不了经济这个基础因素，但政治完全不同于经济，二者社会范畴不同，各有不同的操作规则，运行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现行的广播电视体制，实际上是混合的或者说是属性界限有些含混的体制，将不能继续适应全社会发展需求。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种更为适合的体制来尽快结束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旧结构，同时在机制方面尝试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最佳的共同实现。要研究出改革的总体规划，做到战略清晰，推进有序。当然，改革的实现程度和推进速度最终取决于中央和上级改革总体布署和政策，但不排除各个地方在现行体制内预先进行程度不同的内部改革的尝试。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总局的改革精神，同时也要既稳妥又积极地进行有益的探索实践。作为探讨，笔者以为是否可以设想将来广播电视业的典型结构如图1所示的模式。这是一种企业式或者说是产业化的组织结构示意图，表达了广电集团的企业结构概念。广播电视不再是事业建制的厅、局、台，而是通过转变体制成为企业形态，起码按当前的话说应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或事业制度企业机制、事业职责企业运作。这样既可保证它舆论和喉舌的政治属性，也能适应当前市场进行产业经营。比如成立广播公司或集团，纵向上顺应行业体制发展需要，横向上相对独立经营，其产业实体要与行政事业体制剥离，走市场发展的道路。这是当前实现广播电视产业化运作与发展在体制上到位的做法。内部结构可以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但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机制最好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以下仅对图示结构简要做出注释。

广电行业自上而下成立广播电视集团公司。全国、省是集团总公司，地方是集团（分）公司。地方集团公司结构以事业部的形式设置，按不同的业务功能设立管理机构。上层组织下设各职能部门、各台（社）、公司、中心。职能部门依照规则分别贯彻执行编委和裁委计划，代表上层分别对中间层实行直接紧密型管理（对宣传部门）和宏观调控管理（对经济部门）。

党委：企业内党的组织领导机构。下设组织部（党委办与组织部职能合一，不再单设）。

总编委：企业宣传业务的领导机构。负责集团公司内各台、社的领导、协调、宣传政策方针的制订、部署和宣传管理，策划组织全局重大宣传工作。这是集团宣传工作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各台、报总编室宣传工作；对各地政府党委负责，确保导向的正确性。总编委下设总编委办公室（总编办）。

总裁委：集团生产和经营的领导机构。负责集团公司内各台、社的领导、协调、事业发展政策方针的制订、部署和产业管理，策划组织全局重大技术项目工作。这是集团产业经营的领导机构，直接领导各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总裁委下设总裁办。

总监委：广播电视学术委员会机构（宣传）。设评审委，负责市场收视率调查研究、节目评论、监听监看；组织学术活动，刊物出版、项目评审和鉴定。它既是学识研讨机构，又是总编委的参谋机构，且具有一定的宣传监督管理职能。

总技委：广播电视学术委员会机构（技术）。负责技术研讨、指导、监督；组织学术交流、刊物出版、科技成果鉴定工作；制定企业科技发展规划、技术政策和标准。也是总裁委的参谋机构。

纪委：党的纪律监督机构。

工妇会：工会和妇女联合会组织。

团委：共青团委员会。

组织部：组织人事职能及党办职能合一。

人力资源中心：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此部分功能可由组织部代为管理）：人才交流及人力资源开发；配编、考核、职称工作等。下设档案部、培训部、交流部等。

资产管理中心：全局有形及无形资产的管理。规划、经营、统筹运作企业资产；监督集团内各个部门资产运营情况，评估运营效益；下设事业发展部、资产管理部、财务部等。

法律顾问处：企业的法律援助机构，可由社会兼职解决。

广电物业公司：企业生活服务和物业管理经营单位。

科技发展公司：由现存的科研机构及各技术专业公司组成，形成科技开发、工程贸易、生产制作相结合的集团公司。（可实行参股运作）

信息网络公司：以有线、无线网络为经营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相结合的独资或控股公司。

广播电视技术制作公司：专业广播电视节目的前后期制作、外景采制、实况直播和转播业务实体。（参控股运作）

媒体广告公司：经营广播、电视，报刊网站和其它媒体的广告业务。

电视产业范文篇9

一、产业链上游———电视剧生产制作模式之比较

电视剧产业链的上游主要包括制播方式、内容结构、制作主体、产品版权四个方面（见表1）。

（一）制播方式比较

美剧的生产按照“情节设计———编剧汇成脚本———制片人和导演作前期筹备与拍摄———后期制作———发行播出”的工序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流程配以灵活的边拍边播制和“收视率2.0淘汰制”有效地降低了投资者的市场风险，也有利于电视剧形成品牌，为后续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打好基础。

TVB也实行边制边播制，但与美剧不同的是他们还进行双轨交替制作。节目制作分A、B两条生产线分头分段进行：A生产线制作完成后立即播出，并同步收集受众的信息反馈，根据受众反馈，节目部对B生产线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从而实现节目与受众的互动。双轨交替式制作模式的核心在于TVB庞大传播平台的所有通道都设置有收集观众反馈的系统，这个系统能快速收集包括各种收视数据、网络评论、点击率、观众建议等反馈信息。而我国内地的电视剧普遍采用先制后播的模式。节目制作时无法依据观众的反馈来调整节目内容，只能过份依赖创作者的经验，这无疑增加了投资者的市场风险。

（二）内容结构比较

富于弹性的制播模式与健全的受众反馈机制使得美国和香港的电视剧制作在内容和结构上具有高度开放性。以美剧为例,其单集故事相对独立，采用“人物串场”手法，编剧可以根据反馈进行跟进式调整。这种具有弹性的创作模式催生了《Friends》等“长寿”的“系列剧”，而从品牌经营的角度来分析，“系列为王”的策略使得此类剧能够形成一定的品牌号召力，这又促使投资方追加投资延长其寿命。我国内地电视剧在内容结构上则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几乎无受众反馈机制参与的封闭式的内容结构安排，恐怕很难满足急于回收高昂购片成本的电视剧购买方(各电视台)的需求。而这一需求随着61号令的实施将更加明显。因此，具有更强市场适应能力的开放式的电视剧将是电视剧产业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情况看，以“注重受众反馈，实现精准营销”为口号的电视台“自制剧”是实现电视剧走向“开放化”的突破口。

（三）制作主体比较

美国和TVB模式均十分注重编剧在节目创作中的作用。就美剧而言，编剧处于制作环节的主导地位：他们决定故事的走向和细节，拿高报酬，成熟之后还可能成为一部戏的“总指挥”。TVB则通过对编剧实行艺员式的签约制来留住优秀编剧，同时设有各种训练班以发掘有潜力的编剧人才。内地的电视剧制作总体上呈现出“弱编剧、强导演”的特点，导演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编剧处于弱势。这一状况置于中国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以及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往往造成重营销轻剧本的不对称结构，最终导致营销活动虽能完成，但参与主体却难言满意的局面。虽然目前国内一些电视剧制作单位已成立剧本策划部，但由于“国内年轻编剧选拔机制缺位、编剧报酬偏低等原因，剧本市场仍存在着高质量剧本缺乏和制作公司生产原料不足的问题”，①这无疑从产业源头上种下了不良“基因”。

（四）版权机制比较

版权保护是实现包括电视剧产业在内的创意产业实现稳定盈利的制度保障。美国以及TVB目前对版权价值的认识和保护都走在世界前列，为电视剧节目的多次售卖以及价值增值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而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在版权保护上虽有进步但仍显滞后。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内地电视剧产业在产业链上游可借鉴美剧、港剧边拍边播的开放式模式，以实现以观众为导向的营销，同时注重“系列”生产并树立编剧在制作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此外，电视剧产业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版权保护仍需加强。

二、产业链中游———电视剧营销模式之比较

产业链中游的比较主要包括分销渠道、节目播出、节目经营、售卖方式四个方面（见表2）。

（一）分销渠道比较

美国电视产业已经形成“联播网—加盟台”和“有线频道—有线网络运营商”并行的分销零售渠道，并已成为整个电视产业的枢纽。分销体系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是由节目制作公司组成的销售发行联盟———“辛迪加”，通过它“交易的主要是播映权而不是版权，版权仍由各节目制作公司所有；辛迪加在美国电视节目交易的产业链中集分销人、集成商和谈判平台为一体”。②TVB因其对香港电视剧市场的高度垄断，其电视剧基本上自产自销为主，是典型的“前店后厂”，生产和销售实现内部调度。我国内地电视剧的分销发行则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规模较大的制作公司采用“自主发行”方式，但因市场空间有限，这些公司往往面对无处发行的局面；小型的制作单位则是委托专业发行公司以买断或方式销售电视剧，但因市场未成熟，而停留在小规模、低效率的运营水平上。比较看来，美剧分销体系中具有的“中间地带”和“利益各方对话机制”更值得借鉴。我国内地电视界可通过提供一个公共平台让电视剧的营销各方进行信息和资源的交换、分享、博弈从而实现各方力量的相互制衡，以促进整个产业的规范化和良性发展。

（二）节目播出方式比较

从节目播出看，“映季”是美剧播出的一大标志。“联播网”的新节目以及续集大都会在每年九月亮相，以迎合美国观众的收视习惯。与此同时，节目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栏目形式，以使各类受众都能在特定时间段找到符合口味的节目。受制于黄金时段的时长，美剧的播出呈现出“多种类、高分散”的特点，单日黄金时段会播放多部剧集，但每部每次只播一集，而一周七天的黄金时段又会分别播放不同剧集。这种对有限时间资源的高度细分很大程度源于美剧的边拍边播制,但仍能有效吸引了不同受众群体，而固定时间、时长、持续多季的播出也培养了观众与节目的“约会意识”。而在我国内地，受制于优质电视剧资源的稀缺及观众的收视习惯，电视剧常是两三集连播，一段时间内主打一部。在资源高度集中的香港地区，也存在类似状况。

（三）节目经营比较

美剧十分注重品牌经营。某部剧集成功打开市场后，制作方会追加投资，维护已形成的口碑，并形成收视累积效应和品牌价值，而品牌一旦形成，制播方的投资回报率将会显著增长。这种长期品牌经营模式还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例如美剧《Friends》所培养出的已远不是简单的受众，而是FANS（忠实受众）。在品牌经营上值得注意的还有紧跟媒介发展的新型网络社区式营销。近几年一些成功美剧如《迷失》等还在互联网上建立了社区聊天室并开发了大型的在线真实游戏《迷失体验》，通过参与式媒介，电视剧的影响深入到了“最前线”并实现了同受众的有效互动。对比来看，大陆的电视剧品牌经营的概念不强。一部电视剧获得高收视率形成品牌后，尽管也有拍续集情况，但在续集制作上耗时很长，且所拍的续集最多未超过三部，这都反映出大陆电视剧的后续经营乏力。在电视剧形成品牌价值后，不及时地趁热打铁，这无疑是不经济的。

（四）节目售卖比较

美剧采取的是播出权多级售卖和全球倾销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为剧集的制作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另一方面也激励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强大的资本优势在铸就高进入壁垒的同时，也使得其全球销售模式成为“必然”。配合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双边和国际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影视产品的保护政策，美式影视文化在全球各地都留下了“印记”。此特点在TVB的节目营销中也有体现。一方面，TVB依托其强大的播出平台将电视剧“推”向香港观众，从而获取受众注意力，实现内容的第一次售卖；另一方面，TVB通过其遍及全球华人区域的发行、销售和租赁渠道，将部分节目配上多种语言发行至海外国家，从而实现内容的二次售卖。而目前我国内地地区电视剧产业在节目售卖上还未形成系统的多级售卖形式，售卖囿于国内，走出国门的电视剧极少，这使得电视剧的利用率相对较低。

综合上述比较，笔者认为，美国电视剧独特的营销特点扎根于制播分离的高度市场化运作，对其分销体系我国还一时难以模仿，但在电视剧营销环节，电视剧产业可以借鉴美剧和港剧的多级销售，通过多次售卖不断挖潜，赢得利润。三、产业链下游———电视剧衍生产品开发模式之比较得益于美国成熟的版权保护体系，其电视剧的衍生产品也给制作方创造了巨大价值。电视剧DVD的发行和租赁已形成稳定规模，配套的其他产品如书籍、服饰、玩具等也是下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电视剧剧情制作的电脑游戏业已成为新的增长点。

TVB因施行完整产业链的制播合一模式，其下游产业部分主要是艺人经济。TVB通过采用港姐选举等方式遴选艺员，通过参加节目特别是演出电视剧来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明星，从而带动电视产品、音乐产品、电影产品以及相关各种附属产品的销售。这样一来，TVB通过电视剧培养的艺人就成为了电视剧“衍生经济”，通过他们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实现了其利益转化和价值增值。目前我国内地只有湖南卫视、东方卫视等少数媒体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他们通过自办娱乐节目，以选秀方式发掘艺人，艺人签约后又用于代言广告或参演自制剧以创造更大价值，类似于TVB模式。而绝大多数电视台在电视剧衍生产品开发上亟待提高。笔者认为，国内一些已经有成熟运作经验的电视机构可以借助目前出现的自制剧热潮拓展产业链，在下游环节着重开发艺人经济和其他衍生产品，从而为更大规模的电视剧资本运营打下基础。

结语

电视产业范文篇10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关键词：电视产业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