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选秀范文10篇

电视选秀范文篇1

1从电视传播的层面剖析电视选秀节目

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一种新的节目形式。2005年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使电视选秀节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领了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的半壁江山。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电视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调查表明：在公众每天接触的媒体中，选择电视的公众比例高达76.2％，其次是报纸杂志18.7％。但是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势必会出现传播注意力的离散形式。因此。电视选秀以电视传播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与手段，达到了电视传播更高层面上的要求。

电视选秀是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活动。因此它涉及的活动策划、传播途径、传播影响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个例。音乐类选秀活动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级女声》，运行低门槛儿一淘汰赛一包装培训一企民参与一评委点评的糕本模式，采用电视传播一网络造势一舞台展现一短信投票等传播模式，为当时的电视娱乐节目注入新的血液，为平民与媒体提供了共同的舆论平台。舞蹈类节目《舞林大会》的大众参与性就相对弱些，但同样是选秀节目。只是内容上较之其他有些“另类”。可以把它定义为明星选秀节目，展现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华，其受关注度仍是很高的。虽然专家是评委的主体，但也有观众支持的因素作为评断的标准。观众除对本身平民选秀关注外，对明星的热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会就是以此为传播的基点。做出了观赏性、娱乐性同在的节目。从传播学角度分析，选秀节目的诞生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的单一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参与度过低的节目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受众需要更加多元的传播方式和表达途径。

2选与秀的结合，受与传的平衡

选秀，顾名思义是选与秀的结合，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协调选与秀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侧重点又应该在哪里呢?选秀节目活动的策划者便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实现“为秀而选”。我们知道，选秀活动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选”，电视媒体通过海选就可以把传播中的受众同时成为传播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京林提出了“‘传受者’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心理学的新概念，并指出，传者和受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角色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可以这样说，在选秀节目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主体，它已经不再局限在接受层面上，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创造主体，从原来的“我听别人说”变为“别人听我说”。受众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每一位选秀的参与者都想对选秀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也许是拥有一个明星梦希望以此为平台展现自己；他们也许是喜欢某位选手，而希望这位选手能赢得比赛而进行支持活动；他们也许是娱乐节目的喜好者，单纯的观赏节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与心态，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重要方面。

在大多数传统的电视节目中，受众只能是接受者，他们没有更多的表达机会。传播的权力掌握在专业的电视媒体手中。在这种传统的传播模式下，长久以来的传受双方的权力失衡使得受众的渴望获得表达的权力更加突出，而选秀节目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这也是选秀节目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选秀节目中，受众充分行使着传播的各种权力，充分享受着自己作为节目主体的快乐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家作主”了。选秀的成功在于重视并利用了受众资源的巨大传播效用。而人们之所以对选秀乐此不疲、趋之若鹜也正是对表达权力向往的一种表现。当这种传播权力握在手中的时候，人们能不为之欢喜吗?也许有人会说某些节目比赛的结果略显不公，甚至黑幕交易等状况的出现。但就传播层面上来看，传播之于受众是很好的尝试与创新。

3对收视率的关注与媒体注意力的争议

电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媒体，其中娱乐节目是重要组成部分，娱乐是电视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电视选秀从开始的“成功狂欢”到后来“同质化”的节目造成的审美疲劳，以至陷入了残酷的拼杀中……这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选秀节目在追求节目的观赏性、参与性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商业运作，这在市场化时代本是无可厚非的。拿收视率来讲，它可以作为评定节目质量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市场问题。据统计数据表明：飞加油!好男儿》2006年8月26日决赛时创F收视纪录：尼尔森数据显示，仅上海地区收视率就为10.6％，全国为3.29％；《舞林大会》2006年上半年平均收视率达到9.9％。”这样的高收视率体现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些特点，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由此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某些电视选秀不惜置社会责任于不顾，打道德底线的“擦边球”，使得传媒的注意力也发生了偏差，闹出一出出丑闻……这样的现象也确实该引发我们对媒体注意力的重新定位。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里·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个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某些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似乎也印证了这句话。没错，享受轻松的娱乐是受众的需求，但是“宁缺毋滥”同样也是大众的呼声，更是电视节目制作与策划必须遵循的准则。在选秀活动同质化、庸俗化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意味着选秀节目开始进入了一个“节点”、一个特殊时期。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了，比如审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怎样才能让选秀节目更好的走下去等等等等。这才是对电视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神圣职责的执着、尊重。也是对广大受众的负责。

二、从文化角度看“选秀”

1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的平衡

大众文化是在现代传媒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文化产业。在当今社会中，电视选秀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传播大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间电视选秀的发展速度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选秀风暴从2005年开始，以迅猛之势席卷了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而电视选秀节目已经成为中国电视新生节目形态中的一朵奇葩。

以最初的“超级女声”为典型代表分析。“超级女声”作为音乐类的选秀节目，由普通大众参赛的“民星”选秀。是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文化的平衡的很好案例。其内涵在于将电视文化走向和深入了平民。于是引发我们对大众文化中“草根文化”的探讨。有关草根化，选秀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最好的发挥了大众的参与性。而“海选”则真正实现了每个人都有几十秒的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均等的机会，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是大众为之着迷的核心，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在发生着变化。凭借个人的力争上游，争取成功的精神成为许多人的奋斗观。而“选秀”节目中的精神也是此种个人精神的张扬与放大。选手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努力与永不言弃的方式取得胜利，实现梦想。其实这与大多数中国平民的梦想相似。虽然“选秀”实现的是“明星梦”，而普通百姓各有各的梦想，似他们追求的奋斗精神是相同的。有人批判他们想一夜成名，宣传盲目崇拜的现状，可谁又能否认选手们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付出的努力呢?

今天，这种“选秀文化”已经被大家所适应和习惯，没有了当初的新奇感和当时的“震惊”的体验，而且像一切事物一样，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肯定开始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草根”崛起的趋向和电视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融合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草根”文化也正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拥有了更大更广的表达空间，因此也被放大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在此，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也找到了其平衡发展的基点。

2“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博弈

伴随选秀的PK，“下旱巴人”和“阳春白雪”也来了场大PK。2007年下半年，以重拍红楼梦的消息为发点，“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又掀起了盛况空前的“全民入梦”风潮。在此，“选秀快餐”与“国学大典”联系在一起，霎时间，“亵渎经典，赚钱阴谋……”等各种言论层出不穷。而这次选秀活动究竟是“贾雨村言”还是“尉为大观”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红楼梦》的文化底蕴之深是众所周知的，其中的金陵十二钗也可谓都是阳春白雪。而他们的扮演者真的可以是普通民众吗?在此，便要求我们这些“下里巴人”有对经典的认识，对文化的充盈。而在选秀活动中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你会把“王熙风”写成“王西凤”吗?或是把“探春”认成是“惜春”吗?在参加报名海选中的各路美女帅哥当中，可不乏这样的“经典之作”啊。据调查。参加海选的人有六成没有读过《红楼梦》原著，看都没看过的人们该如何去演绎这部国学经典。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这也算选秀风潮中特定的“无畏文化”吧……

如果说是否读原著只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文化表层上的博弈，那么接下来的某些荒唐状况就不得不说是精神意义的撞击。有人想晋级，出现了刀逼评委的意外事件；有人要“智取”，发生了用钱去买角色的恶劣行为；也有人想入选，花大代价去整容，最终也没能成功。许多人是基于对明星梦的追求参加选秀，许多人也是对文学经典的热爱。我们无从去辨别其中味。只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博弈在各个领域都在进行着。一如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共存的现状。用曹雪芹的话来解读这场选秀博弈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选秀中，主流文化的回归。

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也有许多选秀节目另辟蹊径，展现了主流文化与选秀节目良好结合。其中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获成功，实现选秀中，主流文化的回归。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则是“为选而秀”的范例，它不是普通选秀的范畴，却也有全民参与的选择权。它所传达出来的文化道德精神更是让我们为之感动，甚至落泪的经典文化。

主流文化寓意于选秀节目中是一种创新，也使主流文化更好的传播。主流文化与选秀节目的理性结合，正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以红色经典、主流文化为主题的电视电影作品也受到好评。例如《亮剑》《敌营十八年》《集结号》等优秀的作品。

它们传播的不只是电视信息，更彰显了主流文化的影响力。而且红色文化所蕴涵的革命精神显示其厚重与崇高。

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谈及电视文化的时曾说：“我把电视看成足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而文化则是这些意义与快乐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电视是一种文化，是使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是这一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那么，就让我们的电视节目在博弈与创新中绽放中国文化的奇葩吧。

三、电视选秀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其低谷与巅峰同在。选秀节目的同质化已经让受众对电视文化的庸俗化深感忧虑。电视选秀的发展方向，各类电视节目的良好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的。

媒体传播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可以体现核心价值。那么，电视选秀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电视选秀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媒介影响力，它构成电视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价值。文化活动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的注意力，公信力；但是这种公信力必须通过注意力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形成媒体与公众双赢的影响力文化。经济活动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广泛的传播途径，较大的传播范围，带来的经济利益。

电视选秀之路，既需要创新，更需要坚守。

电视选秀范文篇2

1从电视传播的层面剖析电视选秀节目

电视选秀节目是近年来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一种新的节目形式。2005年湖南电视台《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使电视选秀节目迅速崛起，以至占领了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的半壁江山。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电视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6年12月5同的调查表明：在公众每天接触的媒体中，选择电视的公众比例高达76.2％，其次是报纸杂志18.7％。但是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势必会出现传播注意力的离散形式。因此。电视选秀以电视传播为主导，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与手段，达到了电视传播更高层面上的要求。

电视选秀是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电视活动。因此它涉及的活动策划、传播途径、传播影响力也是值得研究的很好个例。音乐类选秀活动的典型代表——2005年的《超级女声》，运行低门槛儿一淘汰赛一包装培训一企民参与一评委点评的糕本模式，采用电视传播一网络造势一舞台展现一短信投票等传播模式，为当时的电视娱乐节目注入新的血液，为平民与媒体提供了共同的舆论平台。舞蹈类节目《舞林大会》的大众参与性就相对弱些，但同样是选秀节目。只是内容上较之其他有些“另类”。可以把它定义为明星选秀节目，展现明星的另外的舞蹈才华，其受关注度仍是很高的。虽然专家是评委的主体，但也有观众支持的因素作为评断的标准。观众除对本身平民选秀关注外，对明星的热衷也是有目共睹的。舞林大会就是以此为传播的基点。做出了观赏性、娱乐性同在的节目。从传播学角度分析，选秀节目的诞生与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的单一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参与度过低的节目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受众需要更加多元的传播方式和表达途径。

2选与秀的结合，受与传的平衡

选秀，顾名思义是选与秀的结合，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协调选与秀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侧重点又应该在哪里呢?选秀节目活动的策划者便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实现“为秀而选”。我们知道，选秀活动中，最初的一步就是“海选”，电视媒体通过海选就可以把传播中的受众同时成为传播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京林提出了“‘传受者’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心理学的新概念，并指出，传者和受者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角色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可以这样说，在选秀节目当中。受众是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主体，它已经不再局限在接受层面上，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创造主体，从原来的“我听别人说”变为“别人听我说”。受众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每一位选秀的参与者都想对选秀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也许是拥有一个明星梦希望以此为平台展现自己；他们也许是喜欢某位选手，而希望这位选手能赢得比赛而进行支持活动；他们也许是娱乐节目的喜好者，单纯的观赏节目……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与心态，传播本能以及对传播权力的渴望是参与者“参与动因”重要方面。

在大多数传统的电视节目中，受众只能是接受者，他们没有更多的表达机会。传播的权力掌握在专业的电视媒体手中。在这种传统的传播模式下，长久以来的传受双方的权力失衡使得受众的渴望获得表达的权力更加突出，而选秀节目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这也是选秀节目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选秀节目中，受众充分行使着传播的各种权力，充分享受着自己作为节目主体的快乐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家作主”了。选秀的成功在于重视并利用了受众资源的巨大传播效用。而人们之所以对选秀乐此不疲、趋之若鹜也正是对表达权力向往的一种表现。当这种传播权力握在手中的时候，人们能不为之欢喜吗?也许有人会说某些节目比赛的结果略显不公，甚至黑幕交易等状况的出现。但就传播层面上来看，传播之于受众是很好的尝试与创新。

3对收视率的关注与媒体注意力的争议

电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媒体，其中娱乐节目是重要组成部分，娱乐是电视的最主要的功能之一。电视选秀从开始的“成功狂欢”到后来“同质化”的节目造成的审美疲劳，以至陷入了残酷的拼杀中……这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选秀节目在追求节目的观赏性、参与性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商业运作，这在市场化时代本是无可厚非的。拿收视率来讲，它可以作为评定节目质量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市场问题。据统计数据表明：飞加油!好男儿》2006年8月26日决赛时创F收视纪录：尼尔森数据显示，仅上海地区收视率就为10.6％，全国为3.29％；《舞林大会》2006年上半年平均收视率达到9.9％。”这样的高收视率体现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些特点，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由此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某些电视选秀不惜置社会责任于不顾，打道德底线的“擦边球”，使得传媒的注意力也发生了偏差，闹出一出出丑闻……这样的现象也确实该引发我们对媒体注意力的重新定位。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罗里·沃伯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个结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某些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似乎也印证了这句话。没错，享受轻松的娱乐是受众的需求，但是“宁缺毋滥”同样也是大众的呼声，更是电视节目制作与策划必须遵循的准则。在选秀活动同质化、庸俗化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意味着选秀节目开始进入了一个“节点”、一个特殊时期。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了，比如审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怎样才能让选秀节目更好的走下去等等等等。这才是对电视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神圣职责的执着、尊重。也是对广大受众的负责。

二、从文化角度看“选秀”

1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的平衡

大众文化是在现代传媒资本市场策动下形成的一种新兴文化产业。在当今社会中，电视选秀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传播大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间电视选秀的发展速度似乎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选秀风暴从2005年开始，以迅猛之势席卷了原本由主流文化引导的电视传媒。“电视作为明眼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大众文化演练场，已经大规模踏入娱乐文化的追求中不可自拔”，而电视选秀节目已经成为中国电视新生节目形态中的一朵奇葩。

以最初的“超级女声”为典型代表分析。“超级女声”作为音乐类的选秀节目，由普通大众参赛的“民星”选秀。是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文化的平衡的很好案例。其内涵在于将电视文化走向和深入了平民。于是引发我们对大众文化中“草根文化”的探讨。有关草根化，选秀节目的意义在于它最好的发挥了大众的参与性。而“海选”则真正实现了每个人都有几十秒的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想唱就唱”。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获得均等的机会，都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是大众为之着迷的核心，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在发生着变化。凭借个人的力争上游，争取成功的精神成为许多人的奋斗观。而“选秀”节目中的精神也是此种个人精神的张扬与放大。选手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努力与永不言弃的方式取得胜利，实现梦想。其实这与大多数中国平民的梦想相似。虽然“选秀”实现的是“明星梦”，而普通百姓各有各的梦想，似他们追求的奋斗精神是相同的。有人批判他们想一夜成名，宣传盲目崇拜的现状，可谁又能否认选手们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付出的努力呢?

今天，这种“选秀文化”已经被大家所适应和习惯，没有了当初的新奇感和当时的“震惊”的体验，而且像一切事物一样，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肯定开始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草根”崛起的趋向和电视与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融合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草根”文化也正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拥有了更大更广的表达空间，因此也被放大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在此，电视选秀与大众文化也找到了其平衡发展的基点。

2“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博弈

伴随选秀的PK，“下旱巴人”和“阳春白雪”也来了场大PK。2007年下半年，以重拍红楼梦的消息为发点，“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又掀起了盛况空前的“全民入梦”风潮。在此，“选秀快餐”与“国学大典”联系在一起，霎时间，“亵渎经典，赚钱阴谋……”等各种言论层出不穷。而这次选秀活动究竟是“贾雨村言”还是“尉为大观”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红楼梦》的文化底蕴之深是众所周知的，其中的金陵十二钗也可谓都是阳春白雪。而他们的扮演者真的可以是普通民众吗?在此，便要求我们这些“下里巴人”有对经典的认识，对文化的充盈。而在选秀活动中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你会把“王熙风”写成“王西凤”吗?或是把“探春”认成是“惜春”吗?在参加报名海选中的各路美女帅哥当中，可不乏这样的“经典之作”啊。据调查。参加海选的人有六成没有读过《红楼梦》原著，看都没看过的人们该如何去演绎这部国学经典。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这也算选秀风潮中特定的“无畏文化”吧……

如果说是否读原著只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文化表层上的博弈，那么接下来的某些荒唐状况就不得不说是精神意义的撞击。有人想晋级，出现了刀逼评委的意外事件；有人要“智取”，发生了用钱去买角色的恶劣行为；也有人想入选，花大代价去整容，最终也没能成功。许多人是基于对明星梦的追求参加选秀，许多人也是对文学经典的热爱。我们无从去辨别其中味。只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博弈在各个领域都在进行着。一如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共存的现状。用曹雪芹的话来解读这场选秀博弈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选秀中，主流文化的回归。

选秀文化多归属商业、大众文化。但也有许多选秀节目另辟蹊径，展现了主流文化与选秀节目良好结合。其中以代表本土主流文化的《中国红歌会》的屡获成功，实现选秀中，主流文化的回归。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则是“为选而秀”的范例，它不是普通选秀的范畴，却也有全民参与的选择权。它所传达出来的文化道德精神更是让我们为之感动，甚至落泪的经典文化。

主流文化寓意于选秀节目中是一种创新，也使主流文化更好的传播。主流文化与选秀节目的理性结合，正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以红色经典、主流文化为主题的电视电影作品也受到好评。例如《亮剑》《敌营十八年》《集结号》等优秀的作品。

它们传播的不只是电视信息，更彰显了主流文化的影响力。而且红色文化所蕴涵的革命精神显示其厚重与崇高。

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谈及电视文化的时曾说：“我把电视看成足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而文化则是这些意义与快乐在社会中的生成与传播。电视是一种文化，是使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是这一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那么，就让我们的电视节目在博弈与创新中绽放中国文化的奇葩吧。

三、电视选秀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其低谷与巅峰同在。选秀节目的同质化已经让受众对电视文化的庸俗化深感忧虑。电视选秀的发展方向，各类电视节目的良好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的。

媒体传播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可以体现核心价值。那么，电视选秀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电视选秀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媒介影响力，它构成电视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价值。文化活动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的注意力，公信力；但是这种公信力必须通过注意力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形成媒体与公众双赢的影响力文化。经济活动之所以选择电视选秀，是因为它广泛的传播途径，较大的传播范围，带来的经济利益。

电视选秀之路，既需要创新，更需要坚守。

电视选秀范文篇3

一、狂欢化的娱乐民主:真人选秀节目的审美文化内涵

真人选秀节目是一种帮助普通人实现舞台梦想的纪实艺术类节目，它或是以普通人海选为开端，借鉴“真人秀游戏”中的层层淘汰制度，使最终胜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或是给普通人短暂的专业性化包装和培训，最终实现其在舞台上展示非生活常态的“明星”光彩的梦想。①这种节目的广泛流行，一方面是与中国文化传统、国人集体文化记忆以及其当代社会境遇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属性由单一政治属性向双重(政治、产业)属性的转变，则成为了真人选秀节目产生的重要媒介生态条件。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也发生一系列复杂转型，广大公众在经历传统文化衰落和价值规范解体之后，迫切需要大众传播媒介能成为其寻求情感宣泄和价值归依的渠道。因此，2004年华裔青年孔庆翔凭借《美国偶像》一夜成名，并随之成为电视泛平民化娱乐时代的转折式人物，其平民化的“真人选秀”也迅速催生了中国电视节目平民娱乐化的发展热潮。这种以竞赛游戏内容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形态出现，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介明星与广大观众的心理距离，其零门槛的海选赛制也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公众的媒介参与性。与此同时，草根娱乐民主也让更多观众从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对象，并大大增强了广大观众对大众媒介传播的心理情感认同。在真人选秀节目中，“秀”的含义，既指节目参与者的荧屏呈现总是带有着一定的表演色彩，也指其节目形态结构表征为一场供人愉悦的视觉形式(表现)秀。从其文化内涵来看，当代真人选秀节目受到广大观众普遍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其中蕴含着一种草根文化与大众狂欢的内在特质。首先，“草根”一词源自英语“grassroots”，在引入社会学研究后，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文化内涵。法国学者德赛图指出，平民选秀节目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草根文化形态的勃兴，因为它能够让观众广泛地参与并亲历其中，故而呈现出非常浓郁的草根文化气息，由此诞生的平民偶像也就成为了草根阶层的代表，并进而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广泛追捧。②进而言之，草根文化以大众性、真实性和民主性为结构特征，由于它契合了平民偶像所富有的个性特质，所以容易对观众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也易被建构成观众情感投射的现实对象。在真人选秀过程中，当传统英雄加冕仪式被替代为现代灰姑娘童话故事，那些长期居于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民众，从此也有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媒介偶像。其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真人选秀节目试图为广大公众营造出一个对抗现实压抑的狂欢化世界(巴赫金)。杜骏飞认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对意识形态压抑的尽情释放;(二)颠覆旧有身份秩序的虚拟游戏;(三)新阶级属性的文化社群的模拟认同;(四)异样的和大规模快感的感官实现;(五)对异质文化的新鲜感。③在真人选秀节目中，随着灰姑娘童话被提升为整个媒介呈现的主体，从而实现了对精英传统的解构与权威级别的消除;与此同时，真人选秀节目所内含的主体间互动过程机制，让观众在收视过程中充分激发起参与传播的兴趣，由此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受众的眼球注意力。因此，真人选秀节目就超出了作为一种单纯电视娱乐节目的范畴，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娱乐体验活动与群体体验的“社会狂欢”。④当然，真人选秀式的草根娱乐民主仅仅是某种模拟式和象征性的公众参与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形式相距甚远。第一，选秀节目中的娱乐化民主往往是根据传播效果需要而进行设置的，并不是一种基于平等协商基础上的主体间对话交流方式。在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总决赛中，评委蔡国庆为唱跳型选手李斯丹妮振臂高呼，并为此不惜与其他专业评审发生正面激烈的冲突。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嘉宾评委因爱才心切而导致的情感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大众评审的自主选择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其真实用意可能更多是出于传播效果需要所精心策划的。第二，在日常传播实践中，手机短信投票权利大多情况下是通过购买短信得以实现的，其短信购买行为已经将消费群体做了消费水平上的划分。所以，其草根娱乐民主势必会被打上较为明显的市场化烙印，这显然与巴赫金界定的狂欢精神存在着本质意义的区别和差距。为此，有学者指出，“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出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⑤。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民主投票形式推选出的“快女”冠军偶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下(尤其是女性)观众心理的审美观念;同时，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大众媒介传播过程，这种民主投票形式较好地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结构的封闭结构特征，其承载的社会现实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极其深远的。

二、过程化传受互动机制:真人选秀节目的审美文化功能

电视真人秀节目是对人类现实生活的仿真性媒介再现，真人选秀节目作为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将选手的去留权交给广大观众来决定，使观众既能获得表演带来的视听感官体验，同时又因媒介权力的满足而积极配合表演的完成。在真人选秀节目中，表演者作为观众的欲望客体存在，并始终寄托了观众的某种欲望诉求，观众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审美愉悦及选择文化消费的自主权所带来的快感。此外，决定权的给予也让广大观众在参与到传播过程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追求传播权力的深切渴望。从其传播机理上讲，这种审美文化特征是由于真人选秀节目传受互动机制造成的，它主要得益于当代传媒(尤其是网络与手机)技术进步的强力支撑，从而使电视节目能较好地实现与二者之间的媒体联动传播。其中，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联动方式，主要表现为粉丝群在网络论坛上围绕着某个话题的及时发贴与反复跟贴。电视媒体与手机媒体之间的联动方式，则主要表现在数目庞大的“拇指部落”利用电视短信开展互动传播。换言之，正是网络传播和电信传播作为两种新媒介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将荧屏内外串连为一体的过程化互动传播机制，才使现代电视传播呈现出一种崭新而独特的媒介传播景观。首先，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乃是真人选秀节目最主要的审美效果机制之一。借助于这种主体互动机制的复杂运作，真人选秀节目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悬念等戏剧性要素，并进而表征为一种曲折起伏的故事结构形态。以《超级女声》节目为例，一种是由粉丝群在BBS留言板上的及时发贴与反复跟贴，以及双方因观点对峙和话语交锋构成的微观互动过程;另一种则是由于节目所表征的审美情趣而引发的全民辩论风暴，以及双方因赞同与批判的分歧而构成的宏观互动过程。这二种主体互动过程以选手去留决定权为桥梁，彼此协同地作用于真人选秀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使整个媒介传播呈现出一个多元化(屏幕内外之间)的主体互动模式。同时，《超级女声》节目通常采用淘汰晋级的方式来结构传播过程，每轮晋级过程都通过多次PK来最后决定参赛选手的命运，但本轮晋级选手仍可能在下一轮中因种种原因而陷于淘汰境地。这样，参赛选手的命运结局就始终处在一种充满变数的不确定性之中，其或去或留就不仅仅取决于选手们自己努力表现的结果，它还直接取决于各类(级)评委以及场内外观众的认同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人选秀节目虽然不具有典型的故事结构形态特征，但是，主体间互动过程由于融入了一连串形式多样的戏剧性要素，因而呈现出传统故事结构模式所独有的审美风格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审美效果机制，主体间互动过程呈现出一种“卷入式”的传播结构特征，广大观众在参与互动同时往往被不由自主(自动化)地被卷入到传播活动过程之中。⑥其次，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本质上表征为一种媒介话语权力生产模式，其生产过程通常包括传播控制权力转换和传播话语秩序重构等环节。众所周知，因为受到传播结构封闭性特征的制约，早期大众传播往往呈现出一种单向独白式的传播结构特征，内容选择传播的主动权通常由传播主体所牢牢地控制着，接受主体只能被动接受传播主体选择传递的信息内容。在传受互动过程中，接受主体尽管可以选择不同解码方式改变这种被动状态，然而，这种抵抗策略的能动作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和微不足道的。

可以说，短信投票方式虽然不等同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规则，但是，与“对抗式解码方式”相比，这种“草根娱乐民主”将更有力地促进受众媒介话语权的生产与构建。也正基于此，对于以单向独白为表征的传统大众传播而言，短信投票方式运用将有效提高广大观众参与电视节目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大众媒介传播呈现出以双向互动为特征的传播结构模式，并对当代大众传播发展产生出重要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进而言之，当代真人选秀节目所内在蕴含着的草根娱乐民主功能，正是体现在广大观众对电视媒介传播的广泛参与过程，贯穿于广大观众对媒介话语权力的积极争取过程之中。以2011年湖南卫视《快乐女声》为例，千人大众现场投票不但将草根娱乐民主直观化地呈现出来，而且其投票程序的更加透明也势必会提高整个投票结果的公正性。与此同时，电视节目通过采用网络QQ投票替代电信短信投票的方式，从而为更多场外观众提供了一种集体发言和公共表决的传播通道。最后，过程化传受互动机制具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分离过滤功能，它通过将孤立分散的观众群加以分化、聚合和重组，从而有效提升广大观众参与电视传播过程的能力和水平。在日常传播实践中，电视节目根据所呈现媒介人物的特征不同，传受互动机制初步把广大受众区分为不同的偶像粉丝群。以《中国达人秀》和《快乐女声》为例，前者将媒介人物锁定在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人物，并将关注电视程度最高的中老年人群作为固定收视群体;后者则以年龄偏小、阅历较少的男孩女孩为媒介表现人物，并将“低龄化”的受众群体作为收视率的主要依靠。即使就同一个电视节目而言，随着各自所喜欢和钟情的媒介人物不同，广大观众被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偶像粉丝群，如在《超级女声》节目中，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的粉丝们就被分别命名为“玉米群”“笔笔群”“凉粉群”等。从其表象特征上看，这种聚合、分化和重组过程是广大受众根据喜好不同而自发形成的;从其本质特征来讲，这种聚合、分化和重组过程则是以某种价值立场认同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随着传播过程的不断向前推进，传受互动机制根据其群体成员之间的价值立场认同度高低不同，将整个观众粉丝群进一步分化为(少数的)意见领袖和(多数的)环境促进型观众。其中，(少数的)意见领袖通常是那些参与传播程度较高的“骨灰级”粉丝，他们往往基于某种价值立场而参与多环节的传受互动过程，并随着其参与传播过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而声名鹊起，进而深刻地影响着(多数的)环境促进型观众在参与传播过程中的价值立场认同特征。这样，经过传受互动过程的分化、聚合和重组之后，不但会提高广大观众参与电视传播过程的积极性，而且会使其媒介参与变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富有成效。正因为如此，在2005年夏天，自《超级女声》首次开创观众通过短信投票参与节目互动的先河之后，其过程化的传受互动机制便成为了当代真人选秀节目的核心审美策略，并由此使当代大众传播实践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传播(结构)范式转型，它不但对提高整个电视节目的收视效果起到了非常明显而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鲜明地呈现一系列复杂、深刻而重要的审美文化功能与社会现实意义。

三、拟剧化存在:电视真人选秀节目的媒介景观

在日常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多为习惯使然并呈现为一种自然化的表现状态，但在特定的互动情境下，人们的言行举止开始表征出一系列复杂化的表演性特征，在与自己互动的人面前注重自我形象的塑造，希望能够引起对方的关注或是得到相应的认可和赞许。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经过大量实证调研分析之后，把这种情形称之为一种拟剧化的印象管理(自我呈现)艺术，即:不管个体心怀何种特定的目的，他的兴趣总是在于控制他人的行为，尤其他们应对他的方式，并通过表达自己给他人留下某种(特定的)印象，以影响他人正在形成的情境定义，并引导他们自愿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行事。⑨实际上，在当代真人选秀节目中，大量渗透着这种印象管理(自我呈现)艺术的精心设计和熟练运作，并进而呈现出以拟剧化存在方式为集中表征的崭新媒介景观。欧文•戈夫曼进而指出，在特定的社会互动情境中，个体的自我呈现往往是借助于一系列的印象管理技术，从而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地勾画出那些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即被置于表演前台的符号化呈现。⑩就其具体操作方法而言，它一方面通过常规程序的表演、表达控制的维持以及神秘化、理想化等手段，将表演前台的符号化呈现变成一种“集体表象”和自身独立的事实，使观众对这种特定的表演情境产生并维持一种敬慕感和神秘感;另一方面，它通过对前台表演过程中真诚态度、逼真感受甚至道德价值的强调，从而使个体自我呈现对观众产生出一种巨大而强烈的心理情感共鸣，并由此影响广大观众正在形成的情境定义并完成个体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过程。以《超级女声》节目为例，其重点媒介人物(如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往往被贴上“偶像、个性、进取、向上”的标签，并随着整个比赛进程的推移而持续不断地加以凝聚、突出和强化。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媒介人物的自我呈现不仅具有一种非常鲜明的戏剧化表演性质，而且是在电视媒体机构的精心设计和熟练运作中得以完成的，其媒介形象特征承载着电视媒体机构试图向广大公众传递的价值理念和兴趣目标。在印象管理过程中，这些媒介人物以某种特殊才艺素养而成为观众敬慕(畏)的理想化存在，以某种独特个性特征而迎合和满足观众的心理情感期待，以进取、向上的行为特征为其自我呈现赋予某种特定的道德价值内涵。正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和熟练运作，真人选秀节目得以有效地控制传受互动过程的路径走向与运动轨迹。但是，欧文•戈夫曼从表演区域功能划分角度出发，把个体自我呈现严格区分为前台表演和后台准备二个部分，并强调前台与后台在表演过程中具有不可转换贯通的基本特质。然而，当代真人选秀节目正趋向于逐步打破这种前后台区域划分的绝对性，并借助后台区域的相对开放进而呈现出一种富有独特意味的传播旨趣和审美风格。在日常传播实践中，表演后台的相对开放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具体操作方式:一种是“无意间”的后台区域开放，一种是“有意性”的后台区域开放。前者如，在历届的《超级女声》比赛中，多次不经意地爆出众多“门”事件:2006年长沙唱区冠军厉娜被指“学历造假”，引发“学历门”;2009年成都赛区实力唱将郁可唯被指“年龄造假”，引发“年龄门”;在2011年又再次爆出全国五强选手杨洋的“裸照门”事件等。与这种“无意间”后台区域开放不同，在2011年《快乐女声》总决赛阶段，全国12强选手集体进驻到快女城堡开展封闭式的声乐训练。节目组采取全过程纪实拍摄的方式，特意将其后台训练过程开放呈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表演后台区域开放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间接强化个体印象管理效果:第一，表演后台区域开放全景式地呈现出了个体自我呈现过程的原生状态，不但为个体自我呈现赋予了一种真诚态度和真实感受的烙印，而且丰富的现场纪实和适度的艺术加工，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比纪录片更戏剧化、比剧情片更真实的媒介体验。第二，表演后台区域开放打破了公开与隐私的初始界限，将选手们光鲜亮丽背后的失误情境赤裸裸地放大在电视镜头面前，从而极大满足了广大观众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好奇心理和偷窥欲望。第三，当选手们自我呈现从惯常的华丽表演沦落为某种难堪的表演崩溃时，观众接受心理也从过去的敬慕式欣赏(由下往上看)转变为当下的挑剔性审视(由上往下看)状态中，进而使观众们在充分获得某种视觉权力欲望满足的同时，对沦落于失误情境之中的表演者给予或多或少的情感怜悯和道义同情。

电视选秀范文篇4

自从凤凰卫视2002年推出王牌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受到不同阶层观众的喜爱，各大电视台陆续推出了《大家》、《名人面对面》、《可凡倾听》、《超级访问》、《静距离》、《天下女人》、《背后的故事》、《咏乐汇》等访谈节目,其它访谈节目大概有几十上百个，其中就不乏许多滥竽充数之辈。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访谈节目都是布置成一个演播厅中间一个摆沙发，主持人和嘉宾坐在沙发上就此展开对话，谈话的内容也多围绕在嘉宾小时候的童年，成年后的经历，工作和感情等等方面展开，采取主持人引入并提出问题嘉宾回答话题的模式，有的访谈节目到高潮处还不忘主持人配合嘉宾泪眼婆娑一把，以此来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导致网上最近在流传这么一说：“嘉宾说的无非还是那些重复过八百遍的话。假如把这些话录下来，配上钢琴伴奏就是《艺术人生》加点VCR和画外音就是《鲁豫有约》，而撒上点油盐酱醋再配上一个话痨主持人就是《咏乐汇》。”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在几个不同的访谈节目看到同一个嘉宾甚至于嘉宾说出的话都大同小异。这就是因为一个访谈节目红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块香饽饽，于是你我都跟风来做访谈节目，但嘉宾访谈来访谈去也就那样一个两个，导致了访谈嘉宾访谈内容的大量重复，使观众看来看去也都是相同几个人说着相同的话，从而失去了对访谈节目的兴趣。

相信谁都记得2005年的那个夏天红遍中国人尽皆知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它是由湖南卫视打造的一档“平民选秀”节目，它借用了《美国偶像》经营模式，在普通平民寻找大众明星,只要你爱唱歌就有可能成为“Superstar”,在节目中不乏加入了一些身世曲折家境凄惨的背后的故事，让台下的观众跟着一起哭一起笑，05年的超级女声不仅成就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这样一批家喻户晓的平民偶像，电视台依靠短信投票狠狠的赚了一笔。这是因为这样的节目效应，06年“梦想中国”、“我行我show”、“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等选秀活动的轮番轰炸，选秀热排山倒海似的朝观众涌来，只要一打开电视就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选秀节目，每个选秀选手都在电视前诉说着自己的悲惨故事，而且短信投票的方式商业味太浓，什么黑幕复活等等都是为增加收视率的炒作手段，不禁使得观众审美疲劳产生厌烦情绪，对选秀节目的关注度也大不如前。

当选秀节目能够再代表“平民品牌”引起观众的兴趣后，各地方电视台又纷纷兴起了一股“麦霸潮”。浙江卫视率先推出了“平民唱歌”节目《我爱记歌词》，只要求选手记准歌词，不要求唱功，当这档节目在观众中产生热烈反响成为该台的王牌节目后，其它地方卫视紧随其后纷纷推出了类似节目，如湖南卫视的《我爱麦克风》，江苏卫视的《谁敢来唱歌》，广东卫视的《今夜唱不停》、山东卫视的《先声夺人》等等，瞬间电视荧屏上又兴起了新一轮的“麦霸潮”。这几类麦霸节目形式基本相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场大众平民的“卡拉OK”，不要求你具有多么专业的唱功和技巧，只要你爱唱想唱有勇气唱你就可以参与到这场“全民麦霸”中来。于是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机随处可以看到的又是一群人在一起忘我演唱的情景。

纵观电视媒体近几年的近况，可以看到大量雷同重复的节目类型充斥在我们的周围，一波“访谈热”还未平息，有兴起新一轮的“选秀热”和“麦霸潮”。这不仅使观众感到严重的审美疲劳也导致了节目资源的浪费，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独具一格新颖的电视节目，而不是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充斥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节目。电视媒体怎样才能摆脱“跟风”潮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电视媒体真正摆脱了这种“跟风”潮流，我国的电视事业才得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

电视选秀范文篇5

一、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

要梳理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首先要厘清什么是民族音乐。根据肖常纬所著的《中国民族音乐概述》中的定义：“从广义上讲，一个民族在自身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全部音乐就是该民族的民族音乐……狭义的民族音乐则专指传统音乐。”①可见，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情感；通过民歌、民族器乐、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将风俗、文化、历史等知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获取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轻易便可海量试听、下载各种音乐，所以中国民族音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文化传承功能被弱化，导致大众需求不足。以往的民族音乐大多是在传承文化知识的背景下被传承下来的，例如仪式音乐，都是为了传承仪式知识而存在的，当很多传统仪式被现代习俗取代后，仪式音乐也就失去了传承的功能。所以民族音乐正在逐渐被边缘化。二是表现形式老化，不容易被年轻群体接受。例如，在传统的戏曲中，单调的布景、又慢又长的唱腔等，对于在当前快餐文化时代下受浸染的年轻一代受众来说，这些传统音乐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三是传承形式的单一。很多民族音乐种类都是以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这在互联网极其发达的时代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中国的民族音乐正在被流行文化、快餐文化挤占着生存空间。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这轮文化较量中做出反思，开始让民族音乐和现代的表现形式接轨、和市场接轨，特别是在近年来异常火爆的歌唱类电视选秀节目中，越来越多人将民族音乐带到其中，让民族音乐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重新赢得大众的喜爱。

二、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

现代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秀”是从英文单词Show音译过来的，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这一单词是这样解释的：作动词时，有Letsomebodyseesomething（即“让某人看”）和Forpublictosee（即“让公众看”）等意思；作名词时，则有Entertainment（即“娱乐”）等含义。中国电视节目中的“选秀”则有“挑选优秀”的意思，而这种“选秀”节目就是一种真人秀。所以笔者认为，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就是以歌唱为节目内容，通过电视平台播出选手进行表演以娱乐电视观众的节目，其突出的是“真”，重点则在“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视的市场化开端以及第一档歌唱类选秀节目《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开播，是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雏形期。2004年是中国电视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的一个里程碑年度，从《超级女声》开始，我国电视歌唱类选秀节目便一发不可收拾，《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一直到2007年，这三年可以看作中国歌唱类电视选秀节目的黄金时期。从2007年开始，各类电视台盲目跟风，推出了各种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甚至粗制滥造，为搏眼球不计下限。由于播出时间的限制、内容形式的雷同等方面的原因，加之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等真人秀节目的外部夹击，歌唱类选秀节目步入调整期。直到2012年夏天，由灿星公司制作、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这档从荷兰引进的节目以“不看外表、只听声音”的“盲选”机制瞬间吸引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目光，从“盲选”到“冠军之夜”，再到全国巡演，《中国好声音》不仅打造了一个草根变明星的童话故事，更打造了一条相对成熟的造星全产业链。此时，作为具有多年真人秀播出经验的湖南卫视也不示弱，引进了韩国MBC电视台的《我是歌手》，主打明星歌唱真人秀，以专家点评、大众评分的方式，让普通观众评判明星演唱，这让观众互动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节目配以高水准的编曲与配乐、电影般的精致剪辑，让观众不禁大呼过瘾。这期间也有像主打原创音乐的《中国好歌曲》、类似《我是歌手》的《中国之星》等歌唱类真人秀节目，以精良的制作、较高的音乐水准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歌唱类真人秀节目中的音乐风格经历了从普通流行歌曲到多元化曲风的变迁，特别是其中对民族音乐的挖掘、改编，不仅让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火了，更让中国民族音乐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阈。

三、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在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运用

在《超级女声》时期，歌唱类选秀真人秀节目中的音乐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经典流行音乐的再次演绎，如李宇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WeWillRockYou》等，而周笔畅则翻唱了很多周杰伦、陶喆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曲风和唱腔显然都偏向日韩、欧美等地的流行音乐风格。到《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时期，音乐的风格更加多元化，不仅有爵士这种小众的音乐风格出现，更有民族音乐元素的大量融入，而民族音乐元素的加入更是唤起了观众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快餐音乐文化盛行的网络时代，回归音乐的本质。加上刘欢等“精英”导师多次强调“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更加激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通过对《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和《中国之星》等几档时下最火的歌唱类选秀节目的梳理不难发现，在这些节目中，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挖掘和运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从《中国之星》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看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运用2015年，东方卫视的《中国之星》节目在众多歌唱类选秀节目中表现并不突出，但在5月中旬，微信朋友圈被一首叫《给你一点颜色》的摇滚歌曲“刷屏”了。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给你一点颜色》瞬间爆红网络，从节目视频上线到点击200万次，用了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甚至众多大咖也力挺该曲目，崔健甚至在节目中赞誉该曲是“教科书级别的摇滚”，该曲的演唱者谭维维也因此曲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大舞台。《给你一点颜色》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除了谭维维个人的演唱水准与精致的编曲外，更重要的在于其将陕西民间的地方戏曲华阴老腔融入了其中。华阴老腔源远流长，是以当地民间说书艺术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一种戏曲剧种，原是皮影戏的一种，滥觞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时期，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②华阴老腔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在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中就有其经典的唱段，但此前并没有获得较大的关注和共鸣。这样一个古老的戏曲种类和摇滚音乐被创造性地融合到一起，在土洋碰撞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音乐效果：一是将原汁原味的华阴老腔表演和摇滚音乐完美结合。《给你一点颜色》结构简单，引子和尾声都是艺人演唱、表演的原汁原味的老腔，中间段落则是典型的摇滚。二是将华阴老腔的传统乐器月琴、板胡等有音高的乐器以及枣木凳、锣、棒子等打击乐器和摇滚乐中的架子鼓、贝斯、电吉他等电声乐器巧妙结合，使两类看似毫不相关的乐器通过重新编曲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前后融合浑然一体。三是将戏曲唱腔和摇滚唱腔创新融合。在A段中，谭维维使用了秦腔黑头花脸的唱法，使歌曲在摇滚的背景下更加具有原生态的粗犷风格。除了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外》，还有《中国好声音》中学员阿蜜丝女孩和王克演绎的《苏三说》将京剧元素融入其中；《中国之星》中，孙楠将秧歌元素融入到了《大秧歌序曲》中。这些尝试都让传统音乐离当代普通大众更近了一步，也对这些音乐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从《我是歌手》韩磊的选曲看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对中国民歌的运用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中，韩磊的加入吸引了很多目光。韩磊在节目中尝试了各种曲风，在所演唱的12首歌曲中，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可爱的一朵玫瑰花》3首传统民歌，还有《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等民族风格浓厚的创作歌曲。另外，他在演唱中还大量地融入了蒙古长调、呼麦等独特元素，并最终赢得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冠军。在《中国好声音》中，自从吉克隽逸以一首彝族民歌《带我到山顶》惊艳四座后，在之后的几季《中国好声音》以及后来的《中国之星》等节目中，每一季都有选手选择民歌曲目，且几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些音乐打破了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界限，而韩磊的夺冠也反映了在流行音乐日趋同质化的时代，大众的审美更加理性，再一次印证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论述。3．从《我是歌手》韩红音乐的配器看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对中国传统乐器的运用韩红一直以其扎实的唱功、细腻的情感立足于中国的流行乐坛。在《我是歌手》第三季中，她选择了一首额尔古纳乐队的歌曲《莫尼山》作为竞演曲目。观众对该曲并不熟悉，但在竞演中，韩红以竹笛作为前奏的主奏乐器，营造了一种悠远、圣洁的氛围，在间奏时，12把马头琴的加入又将莫尼山的雄伟、高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民族乐器的加入，让原本不知名的歌曲《莫尼山》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韩红也因此获得了该期节目的第一名。韩红在《我是歌手》的另一首歌曲《往事随风》中，陶笛的使用进一步渲染了这首普通的流行歌曲所表达的无奈和孤独。类似的例子在《我是歌手》中还有很多，如林志炫的《烟花易冷》使用了二胡，使乐曲的古风跃然耳边；而在胡彦斌演唱的《娘子》中，琵琶的加入让歌曲有了民族音乐的典雅之美。无论是主打草根逆袭的选秀真人秀还是主打音乐品质的明星真人秀，歌手们都在自己的演出中尝试大量融入民族音乐元素，这是个人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四、民族音乐与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之间的关系1．民族音乐借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得以广泛传播从传播学角度看，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传播过程包含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5W”。通过对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中国民族音乐的运用进行梳理不难发现，电视节目制作方（Who）选择中国民族音乐（Wha）通过电视台（WhichChannel）传递给观众（Whom），使电视观众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收获了民族音乐知识，使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中国民族音乐（WhatEffect）。再加上当前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视频流传在网站、App等平台，使传播“5W”中的WhichChannel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这必然会使传播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例如前文所述的华阴老腔，在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之前，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小众的地方戏曲种类，但是《中国之星》这档电视真人秀让更多的人接触并记住了华阴老腔，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传播的成功案例。2．民族音乐提升了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水平与质量无论是《我是歌手》《中国之星》还是《中国好声音》，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歌唱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舞台都越来越有包容性，不仅大量呈现流行、摇滚、民谣等音乐之类的魅力，也有民族音乐的一席之地，而民族音乐的运用又让这些以音乐品质为主要追求的节目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选秀真人秀的风格与品位。这不仅让广大观众认识到民族音乐才是音乐恒久的魅力，更证明了“只有具有浓烈的民族性的艺术作品才能为本民族的群众所喜爱、所理解。艺术作品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群众性，就越能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就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③这样的节目响应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精神，即“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④

电视选秀范文篇6

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与青少年的心理成长

（一）青少年对消费、享乐价值观的认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大幅提高，消费欲望也开始逐渐膨胀。消费主义和金钱主义浪潮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追求享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人们渴求精神的放松与价值观的重建。电视媒体娱乐节目的出现与发展，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与心理的正常需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消费时代的烙印。他们不仅消费着比父辈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在当今媒体娱乐化的趋势下，也消费着“超女”、“快男”，消费着《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等电视娱乐节目。

（二）青少年对电视娱乐文化的认同

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主流与非主流、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等。人们在价值观念上、生活方式上比以往更加多样，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大的宽容，在精神追求上更加崇尚自由、张扬个性，传统的精英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世俗文化所替代，英雄崇拜不再流行，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了电视文化反映的主体。在当今的电视娱乐节目中，这些文化现象表现得尤其集中。如在选秀节目中，“草根”、“非主流”成了个性、时尚的代名词，得到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格外推崇；在青春偶像剧中，只要有个性，“丑女”也能“无敌”。因此，近几年来，随着青少年对电视娱乐文化的高度认同，个性、另类的电视选秀节目及青春偶像剧等电视娱乐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当今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一）摆脱孤独感，渴望放松

当今的青少年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质十分充沛的年代，但是他们的孤独感和学业压力应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同龄人都要强烈。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共同分享成长的经历，没有亲密的伙伴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与他们一路相伴成长的就是电视这个忠实的朋友。所以，电视在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中充当了“玩伴”和“朋友”的角色，使他们的心灵摆脱孤独，得到慰藉。同时，随着社会竞争的剧烈，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也不断增大，学习的压力和枯燥使得青少年在接触电视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情绪宣泄、寻求感官刺激，或者是放松心态、愉悦精神。因而，轻松、愉快、自由的娱乐类节目如电视选秀节目和青春偶像剧就容易得到青少年的认同和喜爱。

（二）热衷追逐新鲜事物，好奇心强烈

当今的青少年生活在一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在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的包围中，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不同的观点、丰富的视角，赋予了他们更为开阔的眼界和更加活跃的思想。和以往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去追求新、奇、特的事物，也有更大的勇气去追求新潮和时尚，去凸显自己的个性和想法。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满足了青少年求新、求变的心理。人们不会忘记，当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时，多少少男少女为之痴迷。《超级女声》一改以往电视观众被动接受的娱乐节目形式，将短信投票、PK等全新的手段引进节目之中，为喜欢求新、求异的青少年受众提供了一个时尚的话题。节目还通过推出一系列富有个性的选秀歌手，展示了青春少女前卫、另类的个性魅力。

（三）渴望成长，渴望与成人世界平等对话

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渴望一个展现自我、表达意愿的机会。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独生子女的家庭格局中，学习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内容，家庭和学校的监护使青春期的青少年感觉生活的压抑。因此，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渴望有机会与成人世界平等对话，迸发青春的活力和创造力。强烈的成人欲和青少年时期必然出现的心理需求，就像一股洪流暗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加急切地寻求一个宣泄的渠道。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使青少年获得了与成人平等表达、竞争的权利，青少年受众在“短信投票”等参与环节中，体会到了被赋予权力、义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获得了与成人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

三、电视娱乐文化对当今青少年心理成长的影响

（一）电视娱乐文化的积极影响

1.提供快乐的人生体验，营造健康的成长氛围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们精力旺盛，渴望通过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释放。青少年时期的情感体验将对他们的整个人生阶段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快乐的人生体验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开朗、豁达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著名作家林语堂将“开心”称之为“心灵的放纵”。他认为，不开心的民族，将会成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1]青春期的青少年在参与、消费电视娱乐节目时，会得到一种快乐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在选秀节目中，一般都是通过场面的宏大华丽、超炫的包装、悬念的制造、选手比赛的激烈、主持人的搞笑等等手段，制造出兴奋、刺激、开心的情绪，让电视机前欣赏娱乐节目的青少年感到轻松、快乐。

2.通过偶像崇拜，加强群体认同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崇拜对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经历的单一和社会阅历的缺乏使他们愈发觉得，一个可供模仿的偶像的存在对自己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2]在选秀节目中，青春、时尚的女孩，阳光、帅气的男孩，他们才艺出众，个性鲜明。虽然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敢唱、敢秀，自信、坚强，都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现自我，充满了个性的魅力。从另一个方面说，对青春偶像的崇拜也是青少年从众心理的表现。由于认知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缺乏，青少年往往对自己的判断缺乏自信，渴望得到群体的接纳，所以在事物的判断上容易跟从群体的意见。因此，在从众心理促使下，青少年自然而然地追捧起青春偶像，以确保可以在群体中找到共同的话题，得到群体的认同与重视，满足其精神上的归属感。

3.为青少年社会化提供生活体验

青少年即使是在享受娱乐的同时，娱乐节目也不知不觉地扮演着“快乐教育”的角色，对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电视选秀节目鼓励青少年“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秀出自己、秀出精彩”。当今的青少年不再推崇传统的含蓄、内向，而是喜欢自然、率真，在选秀的舞台上，只要能展示自己，即使失败也是成功。挑战自我、实现自我，这是青少年们在选秀节目中获得的对人生秀场的直观体验。而在青春偶像剧中，偶像剧所展示的人情与人性、职场的拼搏与争斗、成功与失败，凡此种种，无一不给即将步入或者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少年以示范的作用，让他们在偶像剧所展示的情境中去预习他们未来所将面对的人生。

（二）当今电视娱乐文化的消极影响

1.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取向

在普遍浮躁的社会心理的影响下，青少年往往自视甚高，他们只希望成功带来的名利双收，却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而选秀节目所制造的“一夜成名”的神话更是助长了青少年的浮躁风气，使他们心存侥幸，梦想着一举成名，缺乏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电视选秀类的娱乐节目中过多地涉及到“富二代”等敏感话题以及对“拜金主义”价值观的输出，消解了崇高和理想，冲击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容易误导青少年。另一方面，当今的青少年对偶像剧特别容易着迷，在青春偶像剧中，奢华的生活被认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容易把青春偶像剧等同于现实生活，在成才观念和职业选择方面也受其影响，羡慕剧中描写的所谓“成功人士”的生活，推崇“个人奋斗”，把追求名利、追求高收入以及所谓的社会地位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

2.影响青少年的审美观念

当今的电视娱乐节目为了提升收视率，往往靠选手和评委极端的言行“博出位”、吸引眼球，导致有些节目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审美”，而是在“审丑”。如2007年在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的录制现场，评委杨二车娜姆和柯以敏争风吃醋，大秀“毒舌”，出演了一场荒唐的闹剧；在2010年《快乐男声》选秀中出现的“伪娘”刘著，身为男性，却长发披肩、身着女装、浓妆艳抹，性别错位，迎合了某些观众的猎奇心理。凡此种种现象，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影响着青少年的审美取向。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曾指出，传媒提示或强调的即使是少数人或不公正的意见，也会被受众当作“多数意见”来认知，其结果引起“沉默的螺旋”的启动，使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产生连锁反应。[3]审美的出位行为在赢得群体确认后，往往会形成一种风气和时尚。青春期的青少年对电视娱乐文化中出现的这些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现象缺乏成人正确的判断力，即使这种所谓的时尚是违反大众审美标准的，也会被青少年所接受，认为是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个性化行为，从而形成审美观念的错位。

四、电视娱乐文化应该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

调查显示，大多数的青少年对正面的、道德的、传统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认同，而对于功利的、负面的价值观是低度认同的。因此，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电视娱乐文化要扬长避短，在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电视娱乐文化应该追求高尚的情趣

当今的电视媒体被推进了娱乐化时代。要打造健康的电视娱乐文化，就应该保持高尚的情趣和一定的文化品位。否则，电视娱乐节目非但不能愉悦身心，反而会对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造成污染。譬如因为品位低俗而被广电总局勒令停播的《第一次心动》，因为选手出位言行被要求整改的《非诚勿扰》，都不同程度地对青少年受众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反之，只有当娱乐节目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蕴含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的时候，娱乐内容本身才会得到青少年的欢迎和厚爱，才会健康地发展。如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将娱乐节目做得有知识、有内涵，将娱乐精神与文化品质有机融合在娱乐中，节目开播以来就受到了青少年受众的欢迎。

（二）电视娱乐文化要彰显教化功能

电视娱乐文化作为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平产生的影响都是直接的，它关系到青少年的未来，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未来继承和发展。传播学家威廉•波特认为，所有的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4]所以，电视娱乐文化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一样要发挥教化功能，凸显主流价值观。目前，为了克服娱乐节目的低俗，一些卫视在选秀节目中纷纷加入了励志的成分。如在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中，登上舞台的“达人”有为瘫痪妻子表演孔雀开屏的丈夫、“无臂钢琴王子”刘伟、“袖珍女孩”朱洁等，娱乐节目力求突破低俗格局，传递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2010年《快乐男声》中，除了原有的才艺表演外，节目还设置了“军训环节”，把快乐男生们磨砺意志、男儿本色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展现了比赛选手坚强、坚韧、坚持的青春魅力。

电视选秀范文篇7

论文摘要：随着“魔术热”的兴起，电视媒体又进入“魔术时代”。电视媒体的“跟风潮流”何时能够平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期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标题为“内地电视台集体跟风进入魔术时代”，“据《北京日报》报道，台湾魔术师刘谦在今年央视春晚上凭借8分钟的近景魔术迅速走红，安徽卫视、湖南卫视、东南卫视不惜花巨资打造魔术综艺节目。内地荧屏在春晚后集体进入了”魔术时代。看看各卫视的节目安排变可以看到，湖南卫视每周日19：35播出《金牌魔术团》，特色：以选手参赛的模式进行，由刘谦和三位专业评委对每位参与者进行指导、点评。安徽卫视每周五21：30播出《星光魔范生》，特色：邀请国际顶级魔术大师和大牌明星加盟。东南卫视5月2日起每周六20：20播出《全民大魔竞》，特色：以平民魔术为主，邀请明星加盟，并将在多个城市中选拔魔术师。就甚至连中国电视界的“老大哥”央视也也要加入这场“魔术大战”，宣布从5月1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推出首档魔术节目《魔法奇迹》，于每周六、日21：43至21：53播出。节目采用播出季方式，本季持续至7月，节目将以近景魔术表演为主要展现方式，以主持人、嘉宾和观众的互动全景展示魔术世界。看到这些不禁使我们深思，为什么内地电视媒体流行“跟风”？当发掘到一个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大家就会一哄而上。电视媒体的这种“跟风”潮流从近几年的访谈热，选秀潮、真人秀、麦霸潮这诸多的例子中就可初见端倪。

自从凤凰卫视2002年推出王牌访谈节目《鲁豫有约》，受到不同阶层观众的喜爱，各大电视台陆续推出了《大家》、《名人面对面》、《可凡倾听》、《超级访问》、《静距离》、《天下女人》、《背后的故事》、《咏乐汇》等访谈节目,其它访谈节目大概有几十上百个，其中就不乏许多滥竽充数之辈。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数访谈节目都是布置成一个演播厅中间一个摆沙发，主持人和嘉宾坐在沙发上就此展开对话，谈话的内容也多围绕在嘉宾小时候的童年，成年后的经历，工作和感情等等方面展开，采取主持人引入并提出问题嘉宾回答话题的模式，有的访谈节目到高潮处还不忘主持人配合嘉宾泪眼婆娑一把，以此来触动观众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感同身受”。导致网上最近在流传这么一说：“嘉宾说的无非还是那些重复过八百遍的话。假如把这些话录下来，配上钢琴伴奏就是《艺术人生》加点VCR和画外音就是《鲁豫有约》，而撒上点油盐酱醋再配上一个话痨主持人就是《咏乐汇》。”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在几个不同的访谈节目看到同一个嘉宾甚至于嘉宾说出的话都大同小异。这就是因为一个访谈节目红了，大家都觉得这是块香饽饽，于是你我都跟风来做访谈节目，但嘉宾访谈来访谈去也就那样一个两个，导致了访谈嘉宾访谈内容的大量重复，使观众看来看去也都是相同几个人说着相同的话，从而失去了对访谈节目的兴趣。公务员之家

电视选秀范文篇8

关键词：大众文化；平民选秀；全民互动

ASummaryofRealityShowinthePublicEntertainment

Abstract：Todaypopulacemediainundermassculturegraduallyinfluencing,alreadyincisivelydisplaystheculturetheexpenseprincipletendency.Themasscultureinherententertainmentconsumption,seepedcomprehensivelytothemassmediadisseminationduring.Thisarticlefromthemassculturesurvey,theevenelectedbythepeopleshowessence,thecharacteristicaswellascomestheoutlineandthesummarytoevenelectedbythepeopleXiu''''sperspectivetheseaspectswhichcarriesontopredecessor''''sresearch,choosesthesituationinviewofatpresentwhichXiumovestocarryonthebriefanalysis.

Keywords:publicculture;thefactthatcivilians;directinteraction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其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力量在支撑，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1]《超级女声》是大众文化凝聚在电视上的一个精致范本，它符合了人们在紧张告诉的生活中对精英路线的抗拒，而渴望回归简单快乐的心理要求，这种快乐并以家庭为单位的参与而起到了放射性的影响，代表着大众百姓走上自娱自乐的道路，反映了大众的”民声“要求，它是《美国偶像》“孔庆翔”效应的中国延伸，是作为一种“反偶像”类型节目在国内的初步试探，是电视娱乐走向反偶像轨道的一种标志，给观众带来的是解构主流文化的一种快感。[2]

一、大众文化概况

在文化产业研究中，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双在《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中说到：该学派所确立的批判传统影响深远，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密不可分，甚至被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在传统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主要指与精英艺术相对立的艺术。人们习惯使用贬义的字眼来形容它，如通俗艺术等。在当代文化系统中，“大众文化”多指现代各种流行艺术，如摇滚乐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大众文化”统指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如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3]这种文化被当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病症遭到严厉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以对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闻名。该学派理论认为，为达到增值资本的目的，将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是发达资本主义独有的文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是资本对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征服，导致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文化工业的出现，特别在二战前夕。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多方面的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批判理论。它认为今天的艺术已经成为纯粹的娱乐形式，它不可能对现实提出质疑，现代艺术也以异化的形式加强对人的心理的操纵。因此他们强调人们若要从社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首先剥开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伪饰，并对它们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理论日后影响到欧洲，并直接影响了文化研究学派并促使英国理论家群体的形成。

相比之下，以威廉斯、斯图尔特?豪尔、托尼?本尼特、珍妮?沃勒考特、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要民主得多、开放得多了。“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约翰?费斯克提出的“两种经济”理论是专门为大众文化研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崭新理论。所谓两种经济，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费斯克以电视为文化产业的例子，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4]。费斯克的“两种经济”模式可以说为大众文化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意义的观点。

韩大强在《大众文化的狂欢与精英文化身份的焦虑》中提出：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5]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文化现象，更多的表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具有如下特点：(1)现代性。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化时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伴生于工业社会的大众群体。与工业产品一样具有可操作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创作者在进行文化创作时按照工业产品的生产程序来进行生产和流通，体现为技术化、批量化、协作化等特征。大众文化同时还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创作者是为了获取利润而写作，读者是为了娱乐而购买和消费。(2)世俗化。大众文化面向世俗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化。它多以日常生活行为和感觉、感触为主要内容，特别追求诉诸感官的娱乐效果。因而其基本原则也是满足大众趣味——媚俗和滥情。大众文化变幻着各种形式供人娱乐，并充分满足和发掘人们的感觉。(3)开放性。大众文化是一个公共领域，“其问多重话语的彼此合谋与借重、杂陈和并置——构成了又一个微型的公共空间，但其中的主旋律是响亮的市声”。在大众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中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可以以自己所具有不同的观点及意见参与讨论而形成了多调式、多声部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因此，罗兰?巴特称大众文化是“开放性文本”。(4)时尚性。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文化成为商品，为获得最大利润，文化产业需要用新奇、易变的文化产品来诱惑人们的消费欲望，因而需要制造时尚。大众关注视点是流动不居和迅速转移的，大众文化要不断地适应大众的口味和审美需求，既要合乎时宜，又要产生轰动效应。[6]大众文化的时尚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流行性为其空问表达特征，在关于某种社会现象的集体性论述与对话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基础上形成某种经验性的共识，从而广泛流传。另一个是时效性为其时问表达特征，大众文化尤其当以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为依托而存在和表现时，则更强化了这种时效性特征。因此，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来制造流行，引领时尚，已成为传播文化时尚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5)拼贴化。大众文化是开放的、民主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文化的话语方式具有颠覆性，采用反传统、反经典甚至反主流文化的新表达技巧和修辞学方法来建构新的文化图式。如戏仿、篡改、颠倒、粉碎、移植、拼贴等。这样的混乱的拼贴和包容，使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和共享化，它消解了传统文化的边界和文化规则，使人人参与、享受、消费文化”。[7]除此之外，大众文化在当下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狂欢化。

二、平民选秀

所谓“选秀”，就是由某个社会公共媒体或机构组织举办的面向一定的社会受众又遵循特定的比赛规则的精英选拔活动。在选秀活动中，参赛选手凭借自身的各种才艺在比赛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竞争，由评委或观众投票来决定谁晋级谁离开，即优胜劣汰。[8]选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电视台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新策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台把求生存和发展放在首位，追求收视率、扩大节目影响力、赢得市场份额成为各电视台的重点，以致于各电视台纷纷削减了文化类的栏目，加强了社会性娱乐性的节目，在市场竞争中追求收视率。

选秀是社会资本推波助澜获得赢利的结果。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投入。“超级女声”的轰动效应使投资方蒙牛乳业获益匪浅，其以2800万元买断“超女”冠名权，2005年上半年获得的纯利润高达2．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这也使众多社会资本聚焦并投资选秀，[9]于是可观的广告资助便促进了选秀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对于选秀的积极推动作用，资本有效地流通，使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10]

而大众文化是在工业化技术和消费社会语境下，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趣味的文化范式和类型，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行为，其最显著的特性：狂欢化。[8]以超级女生为例，“超级女生”是湖南卫视举办的一项充斥着时尚与流行氛围的女生歌唱大赛，也是这两年红透大江南北，使“万人空巷”看电视的一个“民间性娱乐比赛”。它使全国几十个城市出现“万人”排队报名参加“超女”比赛的壮观景象，比赛有不设任何门槛的海选，有全国数十个城市为主体的赛区，有公众短信与现场参与评比，有选手之间充分体现公平氛围的“PK”赛，还有评委的“脱口秀”和每周一次直播、人气几近疯迷的前l0、前5、前3赛，更有因此而产生的强大的经济效益、文化品牌和明星歌手，其流行范围之广、民众参与之多、媒体关注之热，使之无可避免地成为令广大学者、专家和青少年工作者瞩目的“公众文化事件”。[11]

虽然社会对“超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将其称之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现象，视之为新潮流和文化发展的亮点与方向。有的又认为，“超女”是“用一种短暂的、廉价的、似是而非的快乐掩盖实的真实的痛苦，只会导致放弃对变革的探索与追求、文化的沉论，给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课”。[11]但有一点却是再怎么也无法否认的，即“超女”已成为为数众多的青年娱乐、宣泄、成长的一个道、一种方式，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和行为。

三、平民选秀的本质

----平民大众的狂欢

苏联学者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首先提出“狂欢”理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又对“狂欢”理论做了全面阐释。“狂欢”是指一种与民间庆典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文化仪式。巴赫金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各种民间仪式的节庆和游行形式，从中概括出一种人生体验的特殊感觉，他称之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不仅渗透在各种民间节日和演出形式里，而且还体现在节日广场的各种不拘形迹的言语方式上。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的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生活中，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这种理想上和现实上的暂时取消，在狂欢节广场上形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特殊类型的交往。”[12]巴赫金还将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拉柏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创作，都直接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话”那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文艺复兴，可以说，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13]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正是借助于这种狂欢化的文化传统——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将人的意识从宗教独语中解放出来，使他们重新自由地体验生活、观察世界。正是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才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的自由接触”。[13]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际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人民头上的重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通过巴赫金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狂欢活动大多来自民间，现代狂欢活动和人们的狂欢意识是由多种民间节庆的传统共同促成的，因此，狂欢节表现为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的主要特点。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是一种普遍的世界现象，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人类都需要情绪的宣泄，以及宣泄后的心灵的宁静。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认为，2O世纪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与历史上欧洲的狂欢有很多可比性。虽然相当数量的公共生活由室外转向了室内，但它们狂欢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公众仍可以体验到共时的集体体验。如果我们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阐释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它们既在实践品格上又在理论意味上有着一致性和契合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对话、狂欢理论的文化研究价值也凸现出来。对话理论对意识的主体性、差异性的重视，狂欢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涵，使它们也成为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方式。[14]如刘康将对话、狂欢理论看作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诸种特征的文化理论，孟繁华用狂欢话语描绘市场经济兴起后中国文化的冲突场景，高小康用“狂欢”概念概括当代大众文化的特征，王宁则强调对话、狂欢理论对我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对话、狂欢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蒋原伦指出巴赫金理论创造了一种具有很大包容性的新的批评话语，吴晓都肯定巴赫金的话语分析导致了文学方法论的显著进步，张杰认为巴赫金新型的对话语境批评为我们探索出一条融中西方文学特征为一体的对话式批评途径，蒋述卓等则从对话理论中获取对于比较诗学的启示。有的学者还关注了复调小说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认为这是对现代小说结构巨大变革现象的及时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对中国当代小说思维有启迪意义，提供了考察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视角。[15]巴赫金理论自身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可操作性，为正处于探索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

罗小平认为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16]于是受众生产所得到的就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以超级女生为例，通过大规模的“海选”，不分地域、种族、年龄、学历和经历的任何女性，均可报名参加，这个前提赋予了普通民众完全参与权。随着比赛进行，更多的平民参与到了“超女运动”中来，他们通过“发送短信留下自己喜爱的选手”，短信投票的多次清零也反复建构起平民的“参与想象”，平民制造了自己的偶像。《超级女声》把短信票选作为淘汰机制之一，大众参与、自娱自乐、不设门槛的节目越来越受欢迎，这是目前电视节目发展的趋势。《超级女声》报名不设门槛、选唱不设门槛、投票不设门槛、点评不设框框，打破任何门槛上电视，大众的参与者当然就壮观了。[17]

四、平民选秀特征

（一）亲近与互动

《我型我秀》、《超级女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节目与观众的互动性。通过网络将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拉到现场，场外热情的要求马上变为场上认真的表演。观众不仅可以向参赛选手提问，还可以直接参与评判。短信、互联网等更为自由的表达方式，共同造就了今天的“超级女声”。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这三张网在“超级女声”的造星运动上产生了强大的合力，同时也构建了“超级女声”的“发声”场所。通过短信票数决定选手去留的淘汰机制，让无数人卷入了这场“拇指战争”。借助电视平台，《我型我秀》、《超级女声》等把最古老的舞台表演和最新的数字媒介结合起来，不管它是俗是雅，它本身确实造就了一个娱乐“神话”。[18]与几个大型活动的观众群特点相比较，《绝对唱响》大众化、广泛性、男女老少都追捧的观众特点，正是应验了情感的力量，爱的伟大和博远，爱是大众共鸣的催化剂。而其他几个大型活动的观众特点几乎是倾向于女性、年轻化——《超级女声》是偏女性化，34岁以下青少年的观众特点；《加油!好男儿》是绝对倾向女性化、24岁以下的青少年及部分中老年人的观众特点；《我型我秀》是偏女性化、24岁以下年轻群体占绝对比例的观众特点，这是其独特的一面。

中国长久以来的电视元素，都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标准精心筛选的，它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实质上，出现在银幕上的平民仍经过初级筛选，他们只是带着一个平民的身份，动作、说话方式以及神态仍然还是“电视化”的。[19]而《超级女声》、《我型我秀》却让一个个的普通人变成了节目的主体，让人倍感亲切。画面虽然粗糙，却充满真实，着实打破了中国由来已久的“电视标准”的窠臼。

文秋林认为“超女”比赛在形式上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形成强大而时尚的流行风潮。从这一点上说，“超女”是贴近青年、切合青年身心需要的一种娱乐形式。现时代青年的特点是：个性张扬，崇尚自由自主，不拘繁文缛节，渴望获得快速的发展和成长，工作和个人发展的压力大，因而需要宣泄和表现。[20]很显然，“超女”的火爆说明比赛的组织者在调动青年的个性意识的苏醒和张扬、自我价值的凸显等心理需求方面相当成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度不断提高，尤其是青年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趋向自主自由，而就业、个人发展、生存等方面的压力也相应地增大，“超女”的出现使青年群体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形成的精神压抑和封闭在公众传媒空间里获得了一个宣泄的渠道，得到了展示的机会，更激起了青年人内心的热情。尽管这种精神满足是极其有限和表面性的、临时的、肤浅的情绪变化，但是对于现代生活紧张而压力四伏的青年来说，却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二）自我符号的认同和“窥视”欲望的满足

《超级女声》、《我型我秀》等活动的火爆，互动只是一个形式，而歌迷们狂热地发短信支持选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种自我符号的认同感。以前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多是因为他们和常人的不同之处，要么有出众的外表，要么有绝技在身，人们常常以难以企及的距离去衡量自己和偶像之间的距离。而现在选秀节目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对选手的狂热追捧却恰恰是因为他们和选手之间有或多或少的相似点，观众和选手之间的距离是触手可及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和某一个选手有一个方面的情况相似———比如戴的眼镜是一个品牌的，唱同一首歌的时候样子有点象等等这样的原因而去喜欢一个选手。从这个角度出发，与其说是观众认可选手身上明显的符号标识，不如说是在认可自己的符号标识；与其说是用短信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不如说是把自己推上了舞台。而这种自我认可感演化到最后，就形成了进入前三甲的三个女孩子把全国千千万万个女孩子的特征汇聚到了一起，形成三个立体的形象，她们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们，而是成了一种符号的载体。

巴赫金认为文学艺术很多东西都是满足群众的狂欢心理。可以说，电视上这种节目，当前在最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狂欢心理，给公众一个感觉的释放。[21]在《超级女声》节目里，观众看到的是五音不全、长相一般的参赛者，评委老师也不客气，现场和现实生活中场景类似，在《绝对唱响》里，男女配对的“化学反应”、情歌的全新演绎、配对——拆对——再配对的情感冲突、戏剧化的赛制设置，打破了目前盛行的选秀模式——独唱、独演的独角戏。首创独特的节目形态，使节目充满悬念和情感张力。这样一种状态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望。

“超级女声”就像一份文化快餐，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消费品而存在的。“想唱就唱”，这是“超级女声”的口号，而全民参与，也正是“超级女声”的特点和卖点。审美是一种从生理快感到精神愉悦、全面、丰富的精神性活动。当我们收看电视节目，私下点评，或在论坛和留言板上留下对某个女生的印象时，不仅会产生瞬间的感官刺激，也会在精神上作出反应。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审美过程。

五、平民选秀活动的透视

(一)选秀活动的积极意义

1、“选秀”体现了一种草根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选秀节目让人们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22]“无论是参加比赛的选手还是参与投票的‘粉丝’，都将自己的意识投进了比赛过程中，这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满足。”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选秀更看重的是平民化和互动性，从报名时“不论身份、不设门槛、谁都可以报名”的宣传语中，就体现了一种“草根”性的亲和力。而此后比赛中，台上台下的尖叫、流泪，以及数百万的短信票数，更是让互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种纯个人演绎的节目再精彩，也不可能像选秀节目这么‘火’。”因为这类节目让所有的人参与进来了，不只是在我国，在西方很多国家，选秀节目同样火暴，就是因为它让所有人都过了“一把瘾”。

抓住观众眼球的究竟是选手还是赛制安排？喻国明说，选手的个人魅力当然重要，不过，如果没有PK的悬念，没有评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点评，也不可能凸显出这些“平民公主”、“平民王子”的个人魅力。[19]

也许在去年，选秀节目的赛制安排还足以PK掉其他综艺节目；而到了今年，随着各地电视台争相“跟进”，这类节目开始显露出一些窘境迹象。在“超女”大本营长沙，今年的报名现场远不如去年红火。据当地媒体透露：“长沙人对‘超女’有点疲！”同时，网上一篇“全民选秀，你烦了吗？”的帖子，有网民跟帖说：“当各种因素加入到这场游戏进行着或明或暗的博弈时，娱乐不再是娱乐，我们失去了简单快乐的舞台。”还有网民表示，层出不穷的选秀泛滥，会导致人们的“审美疲劳”。那些曾经让人流泪和欢笑的场景，如果不断地被重复，观众还会那么动情吗？喻国明认为，就选秀节目本身来说，它抓住了人们的“博弈”心理，是可以一直红火下去的。“然而，目前国内选秀节目的创新不是很明显，要知道，选秀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19]

2、提供一个圆梦的舞台

其实，无论看的人和演的人想法如何，某些“选秀”节目受人追捧，收视率全线飘红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主办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个极具诱惑力的刺激。但是，“梦想中国”节目组的杨杰女士强调，在追求收视率之外，他们的初衷却是为普通民众提供一个才艺展示的舞台。[15]

3、学习

何山山、邹杨认为,选秀节目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晋级赛，层层淘汰，级级筛选，这就要求参赛选手充分准备，反应灵活，否则很难在舞台上走的更远。于是他们往往接受专业的培训，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好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尽情地表现和潇洒。从说话的艺术到表演的技巧，再到舞台的形象和风格等方面往往能让普通观众叹为观止，所以观众只要细心留意，能从参赛选手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的东西。[23]有些观众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收看这种节目的，不仅收获了娱乐，还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4、娱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经济实力壮大了，主流消费逐步从物质消费走向精神文化消费，人们在工作、学习之余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放松心情，缓解工作学习压力，而看电视则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方式，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就聚焦在了电视屏幕上。当人们发现选秀节目是非常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时候，他们便认为值得一看，于是就放下手中的遥控器，尽情地享受这份快感。

(二)选秀活动的消极意义

1、青少年把选秀当作成名的捷径

在一些人眼中，选秀节目有许多值得称许的地方，但在不少青少年眼中，看着李宇春、张靓颖等人从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摇身变成人尽皆知、身价上百万的“巨星”，恐怕很难有人不动心。而近几年来，“选秀”节目中的佼佼者非“超级女生”莫属。据统计，2004年“超级女声”活动总参赛人数接近5万，2005年参赛人数超过15万。2006年，因为有了年龄不得低于18周岁等新门槛的限制，报名人数减少，但仅长沙唱区一地的报名人数也达到了8000人。[9]

必须承认，除了精良的包装，到位的宣传外，唱功较高的选手也不能不说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想唱就唱，唱得响亮”的宣传语更是功不可没，因为它道出了很多参赛者的心声。在调查中，只要是肯参加“选秀”节目的人，有一半都是抱着展示自我的目的。

2、社会浮躁让选秀升温

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儿时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生活；上学后，“混在人堆里很难出头”的平淡日子让他们产生了受挫感。此时，选秀节目这一“造星工厂”的出现便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不经历风雨，就能见彩虹”的幻想，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盲目投身到这一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中来。

“其实，如果抱着正常心态参加选秀活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它可以让人们得到锻炼，同时也是人生中一段挺有意思的经历。”北京阳光华仁心理咨询室主任宋玉梅说。然而，遗憾的是，不少青少年显然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温方说，他们曾经碰到过一些孩子，由于在选秀过程中，自己的特长没有被评委肯定，便心存不满，认定其中有黑幕，导致长时间悲观、抑郁，甚至想要自杀。“如果他们可以把参加选秀当作寻求快乐、展示自我的平台，就好得多了。不过，大部分人是抱着急功近利的心理来参与的，一旦受挫，心理上必然难以接受。”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这个“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只是在某些时候，个性张扬得过了头，也便成了“媚俗”。[24]94

从上百万的短信支持率，到街头拉票的“粉丝团”，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投入到“集体无意识”中来的呢？因为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刚开始也许是抱着一种“凑热闹”、“随便看看”的心态，看过之后发现不但能消磨时间，而且也有了和别人的“谈资”，有的甚至开始加入到“粉丝团”中。他们的疯狂参与，往往有一种“潜意识自我”的心理。[25]台上的选手和他们自身的性格要么相似，要么互补，他们可以把自我转移到偶像身上。同时，选手的“草根”本质又不同于以往的明星，他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平民英雄”的特质。[26]对于普通人而言，也就更富煽动性。文秋林认为“超女”“我型我秀”等一系列选秀活动的火爆，至少说明青年心理价值的一个重要转换：在生活本身有许多沉重的今天，以轻松的方式来面对生活和成长，以娱乐来消解沉重，忽略和抗拒说教，这已成为青年一个重要的心理、价值取向。[19]而我们的青年工作，在长期的正式组织、青年领袖等这类定位之下，一直以“上传下达”、灌输说教式的政治引导为主要内容，在满足青年的政治需要方面做得较多，而直接服务青年的社会需要、成长需要、心理需要等个人性的需要方面，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两者之间的结合也没能很好地挖掘和拓展。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商业化、职业化发展，青年的成长需要、身心娱乐需要逐步成为青年生活的主导方面，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使得青年的成才方式走出单一化格局，这势必需要青年工作在“服务青年”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展和细化，如何为青年提供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如何为青年的职业化谋生、成长将成为青年工作的重大课题和工作主流。

六、总结

今日的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大众传播之中。大众文化成为传媒内容娱乐化现象的重要构建者，传媒娱乐化凭借大众传媒载体的强大后盾．反作用于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再构建。传媒娱乐化容易使大众文化趋于浅薄、庸俗大众文化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这种以欲望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化。[27]如果没有把握住“度”，就很容易走向浅薄，走向庸俗，走向一种无聊的狂欢。

PeterVorderer认为：“媒介娱乐化是一种游戏，它是应对生活的一种形式，它又是一种活动，最经常的表现为娱乐的不同形式。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它也表现为非娱乐的形式。”[28]既然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那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娱乐的方式也有严肃的方式，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一个时期也许严肃多一点，换个时期娱乐就多一点，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与丰富多彩的社会不相匹配的。所以平民选秀的火热有他存在的道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如果超出了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有人担心的那样我们会娱乐至死。只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大众传媒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功能．不但使文化遗存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使文化得以繁殖。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1-125.

［2］陆地,蔡颖婕.大众娱乐节目中的“真英雄”[J].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2006(9).

［3］马双.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3).

［4］Fiskej．Television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87：13-14.

［5］韩大强.大众文化的狂欢与精英文化身份的焦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2).

［6］麦克唐纳.大众文化理论[M].上海：科伦科自由出版社,1957：54-55.

［7］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3).

［8］吴小雁.“红楼”选秀--大众娱乐VS文化苦旅［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

［9］谢耘耕、王彩平.中国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市场报告[R].北京：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2005：11.

[10]李磊.大众娱乐大众——由“新声带”海选看平民娱乐路线[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12.

[11]赖大仁.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文化解读［D］.青岛：青岛广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9.

[12]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6-171.

[13]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7-96.

[14]L.Louis.Legendarylabelhopesfornewlife[J].CNN,2007(3).

[15]梅琼林.谈大众传媒的娱乐化现象[J].新东方新领导,2005(4).

[16]罗小平.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J].理论建设,2006(5).

[17]项筱刚.论“超级女声现象”[J].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06(9).

[18]陈亮.大众娱乐的胜利[J].成功营销,2006(5).

[19]张勤，项勇，王庆华.大众娱乐时代的广播探索[J].城市之声,2007(2).

[20]文秋林.大众文化的起源及其命运——从“超级女声”说开去[J].语文学刊,2006(10).

[21]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175-183.

[22]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江西：方日报出版社,2003：96-146．

[23]何山山,邹杨.“选秀”参与主体行为分析[J].时代经贸,2007(3).

[24]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4.

[25]ChrisFrancescani.PrisonBeautySecretsforParis[J].ABC,2007(6).

[2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

电视选秀范文篇9

关键词：泛娱乐化；泛文化；娱乐节目；文化节目

新世纪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创作热点经历了从“娱乐”到“文化”的转向，这种转向得益于政策规制的牵引，也依靠市场力量的驱动。“泛文化”成为对当下电视节目创作生态的全新概括。

一、娱乐泛化：选秀潮的兴起

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播出，成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分水岭。一档地方卫视的娱乐节目，造就万人空巷的收视盛况，在当时国内电视业界尚属首例。《超级女声》决赛期间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央视春晚①。“超女”的成功也直接引发了选秀浪潮。省级卫视纷纷推出了各自的歌唱类选秀节目。一位卫星频道总监曾一度断言：“选秀是二线卫视冲击一线卫视的必由之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更合适、更有利的捷径。”②在“新闻立台”之后，“娱乐强台”成为电视媒体新的共识。出于差异化竞争的需要，“选秀热”又先后带动了“闯关热”“K歌热”“魔术热”“相亲热”和“达人热”。娱乐节目升温对我国电视内容生产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一方面，综艺娱乐节目比重提升，新闻、文教、生活服务等类型节目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娱乐化向其他节目类型渗透，例如新闻节目的“软化”③，“说新闻”成为常态，猎奇、低俗题材频频出现，导致新闻节目的权威性、公信力受损。这种“泛娱乐化”现象引发学界业界的担忧。2011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专门召开“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于10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对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等7类娱乐节目的播出套数、时长和时段等进行严格控制，从而为新闻和思想道德建设栏目“让路”；2013年10月又推出“加强版限域令”，即《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上星综合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并对歌唱类选秀节目作进一步限制。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虽然引发了低俗化、同质化、跟风抄袭等行业问题，但也昭示了电视媒体市场意识的觉醒。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电视媒体在早期主要通过引进节目版权来推陈出新，保证节目品质；其后，经历了学习模仿、融会贯通的过程，逐步摆脱了对国外版权的依赖，练就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部分节目甚至实现了版权输出。

二、文化转向：创新驱动下的文化自觉

在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制，以及社会各界的质疑之下，文化类节目创作应时而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娱乐节目中融入文化元素。事实上，娱乐与文化的结合，在“限域令”之前便广泛存在。例如2008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天天向上》，以传承中华礼仪文化和倡导社会公德为主旨，早期定位为公德礼仪文化脱口秀，其后历经多次改版，如今可称之为文化体验类脱口秀。又如2010年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的《中国达人秀》，在展示达人才艺的同时，也讲述普通人背后的励志故事，节目的娱乐属性相对弱化，而“社会专题性”大大凸显。还有2011年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梦想秀》，从原版节目的明星圆梦，转向自主创新的平民圆梦，彰显了主流媒体的人文情怀。其二，文化类节目的全面兴起。《汉字英雄》的出现，是文化类节目兴起的重要节点。2013年7月，河南卫视与爱奇艺联合推出的文化类节目《汉字英雄》将游戏竞技元素与中国汉字文化相结合，邀请全国各地“识字最多”的青少年参与比拼，在当年暑期掀起了一股汉字热潮。该节目在初赛阶段收视率就达到省级卫视同时段排名第7，复赛阶段收视更是成功进入前三④。《汉字英雄》的启示意义在于，让电视业者看到了文化题材也可以做成现象级“爆款”，并坚定了文化类节目创新创作的信心。此后，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广东卫视的文化艺术竞技秀《中国大画家》、安徽卫视的语言竞技秀《超级演说家》等节目相继涌现。2018年8月，四川卫视推出的《我们穿越吧》成为文化类节目创新的又一重要标杆。该节目通过展示明星们身体力行的体验，让观众领略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主题涵盖“原始社会”“南宋书院”“唐朝丝绸之路驿站”“明朝郑义门”等。《我们穿越吧》进一步为文化类节目创作打开了视野，也为娱乐真人秀节目如何融入文化元素提供了示范。随着一个又一个现象级文化类节目的涌现，电视媒体对文化节目的创新创作从政策倒逼下的被动应对，逐渐转变为一种主动担当的自觉。

三、文化泛化：文化类节目的深耕与多元

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其后更是在多种场合反复论述和强调文化自信。2014年10月25日，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并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文化自信、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一系列论述和指示，为电视媒体的文化类节目打造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无论是具有文化元素的娱乐节目，还是加入了“纯”文化类节目，都体现了“文化”日益受到电视媒体的重视。如果说在2011年前后我国电视荧屏存在泛娱乐化的“乱象”，那么当下的电视领域已出现了“泛文化”的全新气象———不仅文化类节目的数量和比重日益增加，而且综艺娱乐节目中文化元素的注入也成为常态，以致如今很多节目已经很难界定其是娱乐节目还是文化节目。随着文化类节目之间的竞争加剧，以及电视媒体对文化题材的持续深耕，文化类节目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年黑龙江卫视推出的《见字如面》，以明星读信为主要形式，用书信打开历史节点和时代场景，切口小而立意大。又如2018年1月广东卫视和山西卫视联合推出的《国乐大典》，聚焦民族音乐、民族乐器这类相对“冷门”的文化题材，以竞演为主要形式展现国乐的魅力，收视成绩屡创新高。还有北京卫视2018年11月推出的《上新了•故宫》，聚焦故宫单一场景，邀请明星嘉宾跟随故宫专家进宫识宝，探寻故宫历史文化。该节目收视率超过了同频道的《跨界歌王》《跨界戏剧王》等备受追捧的娱乐节目。文化类节目的全面兴起，凸显了电视媒体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市场对电视节目创新转型的认可。自此，电视的媒介功能也回归更为健康良性的文化传播和传承功能。

四、结语

“泛文化”是本文对当下电视节目创作生态的创新概括。而“泛文化”状态的形成，与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泛娱乐”风潮密不可分。如前文所属，泛娱乐化昭示了电视媒体市场意识的觉醒，电视媒体开始越来越重视受众需求，为市场做节目。与此同时，在竞争倒逼之下，电视媒体的节目研发能力日益提高，为日后的文化类节目创新创作和多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从“泛娱乐”到“泛文化”的转向，也得益于市场力量和规制力量对电视业的影响，前者为电视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后者确保电视发展的正确方向，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作用，推动电视业持续良性发展。

注释：

①刘畅.从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从“超级女声”火爆看国内文化发展趋势[J].现代视听,2006(02):38-39.

②谢江林.卫视变局与市场公平[J].南方电视学刊,2012(03):22-25.

③江环.“泛娱乐化”与“限娱令”———关于省级卫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思考[J].才智,2011(34):151.

电视选秀范文篇10

[关键词]审美消费化；审美泛化；电视产品；审美异化；审美内涵化

电视审美是通过荧屏上五光十色的电视艺术节目呈现出来的，因此，电视艺术节目中的审美取向必然代表了电视审美的发展方向。

电视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属性、艺术属性和价值规律都体现在电视艺术必须是一种审美活动。当电视审美以艺术形式出现时，就必须遵循艺术规律。“从美育角度来说艺术作用于人，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素质’。”所以，电视审美应“为提升个人素质”服务，这给电视审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电视审美当前的“泛化”与“消费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大众文化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成长起来的，它转变了此前精英文化的“小众”时代，是商业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合谋，可以说大众文化正是以实现利润为目标的文化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大众文化”也称“民间文化”，它主要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包括各种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流行歌曲、动漫画制品、营业性体育比赛、时装模特走秀及各种选秀比赛等。

这其中，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霸权，其主宰地位与传播能量是显而易见。电视产品就是一个消费品，因为它是拿来消费的，所以必定带有商业色彩，必定会考虑到满足大众文化的需求。换言之，电视产品不是从商品到商品，而是从商品到文化，而且是或多或少地带有艺术加工痕迹的世俗化了的文化。这使得当今电视审美出现了一个显著走向——“审美泛化”，即人的审美从理性层面、想象的天地退回到感觉层面和实用目的。这不仅消解了传统审美的高雅性、严肃性，而且泛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需要模式化了的个人话语代码，无边际的审美快感使审美体验在不同人群中的距离缩短为“零”。

电视“审美泛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受众审美层次的降低、审美角度多样化及审美心态的变异。加之电视媒体之间竞争激烈，为争取高收视率，电视节目不断追奇，导致当今电视审美逐渐变异为“消费化”这一有悖于艺术“为提升人的素质”的审美走向，即片面追求电视节目带来的经济利益、收视率，节目形式华丽、煽情，仅供受众消遣，对提高人的素质没有实际意义。

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东方电视台“我型我SHOW”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堪称电视“审美消费化”的典型。它们以普通观众作为节目的主要参与对象，让这些普通人进行一定的训练和包装之后，有机会走上“星光大道”，其结果是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平民造星”运动，给电视台、商家带来不菲的收入。

然而，这类选秀节目的电视审美取向都极富争议。评委和观众对选手的评判往往发生错位，评委们考察的主要是选手的唱功技巧和舞台表现力，而普通观众除了看唱功外，更主要还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及私人情感。2005年“超级女生”冠军李宇春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她的唱功在三甲中并不是最好的，外形也并不出色，但她以极其鲜明的个性、另类的气质和一种打破中国传统的“双性形象”获得了最高人气；“我型我SHOW”前五强中的施洋，虽为男生，却嗓音尖锐，参赛时专挑女生歌曲演唱，专家批评其唱功不佳，在台上表演时甚至将自己衣服剪破，大肆耍宝、搞怪，竟也人气飚高，晋级五强。如此电视节目传递出的审美取向，越发演变为对传统审美的颠覆。

在分析“超级女声”的社会影响时，2005年10月人民网理论频道首发了近四万字的七篇系列调查报告——关于“超级女声”热潮的分析报告。该报告指出了其负作用：“超级女声”使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出现错位，使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受到挑战；“超级女声”强调忽略参赛者的知识素养和对生活的理解能力；无限放大选手的成功几率，大胆改变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价值观。“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能出状元”正是“超女”的价值观念。以人人都能唱出的歌声为选拔内容，比以学习成绩为内容的比赛更为有趣，更能激发参与热情。因而，“超级女声”成为青少年心中实现价值的另一种方式。

目前，此类选秀节目在全国呈蔓延趋势。央视制作有“非常6＋1”、“星光大道”，东方卫视有“我型我SHOW”、“加油，好男儿”，安徽电视台有“超级少年”……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今由电视“审美泛化”引起的“消费化”影响呢?

其实，从大的社会范围来看，特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心理。选秀节目的走红也与当前我国社会弥漫的浮躁情绪有关，最直接地说，是与人们渴望“出名”的心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化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功利化，这种思潮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缺乏引导和规范，就容易演变为一种浮躁的情绪和行为。一旦这种浮躁的情绪弥漫整个社会，就容易出现各种不和谐、失范的现象。

二、电视审美向“异化”、“内涵化”相结合的趋势发展

中国在跨世纪之际，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12亿人口中拥有3亿多部电视接收机，2000多座电视台，成为世界第一电视大国。这就决定了电视将成为全社会精神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为了提高全社会“人”的综合素质，电视在完成其诸多社会功能的前提下，也将责无旁贷地在强化全民族审美水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现今的电视媒体对流行文化宣传力度太过火了，总以为老百姓最喜欢的仅此而已，不惜工本拍摄，非常讲究声色光效、画面造型。在黄金时间，流行文化占尽风流，高雅文化年复一年退避三舍。这个事实暴露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电视文化内容虽然丰富，但却是快餐型的软性文化，缺乏当代美学思想的支撑，未能吸纳当代中华民族最高的审美思维成果，缺乏内涵。

有人认为现在是文化转型期，人类传统的审美习惯应该改变了。但是，无论如何，电视审美“为提升人的素质”这个方向不能变。电视媒体必须把好电视审美大关，形成电视审美“异化”和“内涵化”相结合的良好发展趋势。“异化”是指各媒体应顾全大局，不盲目跟风，发展有自己特色形式的电视节目；而“内涵化”即对电视艺术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审美格调的高追求，在重视收视效果的基础上重视收视率。

“如果我们不把关电视审美方向，让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电视艺术作品泛滥成灾，那么它将培养造就一种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的群体性的欣赏心理，就会造成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审美修养的滑坡’。”

综观我国地方媒体，在电视审美方向把握上较好的有：安徽电视台，定位于“大电视剧”，以新电视剧的引进和经典电视剧回放为主，注重电视剧的思想内涵，全天滚动播出，娱乐节目也围绕电视剧进行，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大“电视剧卫视”；广西电视台，定位于女性、时尚、民族，以“时尚广西”为口号，做大做强“时尚中国”、“寻找金花”等特色栏目，在获得良好收视率的同时，打响了广西的知名度；香港凤凰卫视，定位于资讯，“小莉看世界”、“文涛拍案”等栏目都具有很强的时政性、知识性，风格犀利，予人启发。它们都沿着“为提升人的素质”这一方向发展，既开发一些区别于其他媒体的节目，形成自身的特色，赢得发展，又通过节目向观众传播了内涵化较高的审美取向。

而要达到电视审美“内涵化”，就必须消除目前电视媒体存在的一个观念误区——“收视率越高，越能体现电视艺术的价值”，将媒体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审美的正确发展方向上。其实，收视率和收视质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收视率高未必收视质量高。比如两档节目，一档思想内容比较深刻，文化意蕴比较丰富，审美情趣比较高雅。如果只有100个人看，但这100个受众的修养都很高，他们看完后不仅获得了视听上的感官快感，而且通过快感达于心里，得到了一种认识上的启迪和灵魂的净化，由快感而升华到了美感。那么这个收视质量是高的，通过这100个人的鉴赏体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收看。这样的节目往往是可以反复播出，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提升了受众的素质。相反，如果一档很平庸的节目，虽然拥有1万个观众，但是这1万个人都仅仅是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刺激感，他们的审美修养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尽管收视率是前者的100倍，它的收视质量却是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