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立法范文10篇

档案立法范文篇1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领导体制。

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归属，使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化。现行的省、市、县多数档案管理部门的归属与《档案法》的要求不符，使档案工作体制面对要么改变现行的归属，要么修改《档案法》有关条款的尴尬。

2.2职能分工。

确定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类档案馆的职能分工。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增强其管理的权威性、政策性和宏观性。明确各类档案馆的保管利用职能，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服务更多一些学术化、公众化和市场化。而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中尚未不完备。如：如果不是笔者手中文本印刷有误的话，那么，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第六条与第十条中对于档案“接收与保管”的职能划分就产生了重叠，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希望是文本印刷上的错误，或是笔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对此疏漏进行必要的修订。再如：《条例》中新增了有关档案登记的条款，那么诸如由那个部门实施登记？如何登记？登记哪些内容？也需要细化与明确。

2.3调整范围。

将全部法人与公民个人档案纳入调整范围。现行《档案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有”的范围内，不利于国家全部档案的收集、监督与管理。如，过去我们对企业档案的管理是以企业所有制来划分的，这样的划分在所有制多样化及企业产权多变的环境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所出相应的修改。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在便于对各种各类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同时，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4档案资源归属与管理。

明确公共档案的划分标准与所有权归属，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使公共档案的监督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档案管理机关与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效能差，成本高。确立“属地”原则，在现行档案馆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第三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条款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以落实，将有利于全省档案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

2.5财政体制。

虽然，《档案法》与各地方《档案管理条例》大都将“把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为重要条款写在其中，但由于现行档案管理体制归属，造成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及各级档案馆很难从各级政府财政那里等到必要的经费保障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安排。

2.6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点是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条例》中对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资格认定交由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这无疑对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内对行业从业资格的认定大都是通过“考试”来确定，既只要通过了特定专业的从业资格（或专业技术等级）考试就获得了相应的从业资格。但我们档案专业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评聘制，既通过考试、考评、聘用三个环节才能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由于专业技术职务在一定范围内需按比例配置，并不能突破；且在退休和解聘后不在具备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这样一来，只有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从业资格。目前企事业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还十分鲜见，那么就只有我们档案局馆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这个资格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许可证合适吗？因此，需要对档案专业行业准入的方式做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条例》的要求。

再如，《条例》对造成档案损毁，无法确定被损档案价值时，要求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通过鉴定来确定。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进去：一是专家不能只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会显得有失公正；二是在目前情况下各级档案部门是否有聘请专家进行论证的先行支付能力？这笔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一条款执行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3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进行“入世”后档案立法问题研究是我国加入WTO后，档案事业与国际接轨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档案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档案事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单单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及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采用分类对比（中外对比、现实与历史对比、行业间对比等）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加入WTO后我国档案立法工作进行研究。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有利于从法学、档案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门学课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立法工作，探索新时期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对于充实完善，丰富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档案立法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参考文献：

档案立法范文篇2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各地历史档案逐步集中，各级机关档案室普遍建立和档案工作者队伍的成长，建立档案馆的条件日趋成熟。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指出：“国家档案局应该全面规划，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各省、地(市)、县档案馆也迅速建立起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档案馆的建设和管理不断发展，档案馆立法也在逐步推进。1960年3月，为贯彻中央统一管理党、政档案的方针政策，在总结全国县档案馆“广东兴宁现场会”和省档案馆“上海现场会”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印发了《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明确了省、县档案馆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向，这是新中国档案馆立法的开端。由此，我国档案馆工作走上了有规可循的轨道。1983年4月，国家档案局根据档案馆工作情况的变化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将《省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和《县档案馆工作暂行通则》修订为《档案馆工作通则》，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档案馆部门规章。1986年，国家档案局又印发了《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已废止，被1991年国家档案局2号令《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办法》所代替）和《各级国家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已废止，被2011年国家档案局9号令《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所代替）。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档案馆的性质和职能，1990年10月颁布了《档案法实施办法》，1991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2年3月，国家档案局根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的授权，制定了《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又对档案馆立法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间，国家档案局也印发了其他一些档案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据笔者统计，截至2017年底，现行有效的国家层面出台的重要的档案馆法律法规有8件，其中法律1件、行政法规2件、党内法规1件、部门规章4件（见表1）。

2我国档案馆法律法规特点

通过对我国档案馆立法情况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档案馆立法的三个特点：2.1我国档案馆立法形成了多层次立法模式。从表1可以看出，从制定主体上看，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有国家档案局颁布的部门规章以及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从内容上看，档案法律法规涵盖了档案馆性质、职能、收集、提供利用等档案馆管理的各个方面。表现为位阶较高的法律法规规定档案馆综合性的、原则性的要求，主要是在其中通过一些条款进行规范，如《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而位阶较低的部门规章则规定档案馆单项的、具体某个方面制度，专门规定档案收集、解密划控和开放利用等具体管理环节，如《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2.2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的分类是在不断变化的。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的分类与时展同步，一开始统称“档案馆”，后来称“各级国家档案馆”，再到“各级各类档案馆”。这与我国各个时期档案馆发展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馆门类比较单一，主要是国家综合档案馆，其他档案馆屈指可数（主要是地名资料馆、城建档案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他各类档案馆得到较快发展。比较典型的有：1984年成立了中国照片档案馆，1985年成立了外交部档案馆，1986年成立了南京大学档案馆，1988年成立了首钢档案馆等。所以，在档案法律法规立改废时，开始对不同类别档案馆进行分类管理。对档案馆的分类管理说明了我们对档案馆工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2.3我国档案馆法律法规规范的重点是国家综合档案馆。我国国家综合档案馆集中接收保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各类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承担着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发挥着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利用中心、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电子文件备份中心“五位一体”功能，是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主体。因此，将国家综合档案馆作为法律保护和规范的重点内容符合我国档案馆工作的实际。

3加快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的紧迫性

由于制定主体不同、制定时间的差异，现行档案法律法规关于档案馆的分类和定位相互之间不一致，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也不够，特别是新形势下档案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迫切要求加快档案馆专门立法，确保档案馆法律法规的统一性。3.1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性质定位的不一致。《档案法》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是文化事业机构，《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中又将部门档案馆明确为事业机构（见表2）。显然，将档案馆定位为文化（科学技术）事业机构的范围是在逐步缩小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档案馆工作的现状，但存在着相下位法与上位法的不一致的问题，这既给实际工作带来困惑，也影响档案法律法规的有效贯彻落实。3.2档案法律法规关于档案馆分类存在不一致。在1984年之前，我国档案法律法规对档案馆没有进行分类，统称档案馆。在1983年颁布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档案馆工作通则》中都只有档案馆一种表述。直到1986年的《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已废止）有了各级各类国家档案馆的表述。《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中分别出现了国家档案馆、各级各类档案馆和档案馆三种表述，但没有进行定义。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在《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中对各级各类档案馆进行了定义和分类。近年来，一些文件中对档案馆的分类又有了新的表述（详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1）《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是对《档案法》和《实施办法》中关于档案馆分类的专门解释。（2）《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中的“综合档案馆”没有了“国家”这一限制词。（3）《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中只有专业档案馆，不再有部门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从时间上来看，《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都是2000年前颁布的，《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是201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则是2014年颁布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档案局可能对档案馆有新分类的打算，但由于没有以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但不符合法制的统一性原则。虽然《立法法》有“新法优于旧法”[3]原则，但由于制定主体不一样，本文情况不适用该原则。3.3档案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近年来，我国档案馆事业发展迅速，新挑战、新问题也接踵而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正在深刻影响着各个行业的发展，如具有接收立档单位电子档案、覆盖馆藏重要档案数字复制件等功能完善的数字档案馆在加快建设；新的专业档案不断形成和建立，专业档案和所属机构档案成为档案馆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9月，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上指出，档案馆作为档案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目前提供的服务对社会需求而言，仅能维持较低水平的供需平衡，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档案和档案馆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档案馆工作的供给侧，即档案在收、管、用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如电子档案管理上的“真空期”，馆藏档案的“休眠期”。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十三五”时期档案馆事业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向。

4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的可行性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因此，加快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顺应时代的要求。4.1我国档案馆立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从前面论述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档案馆法律法规数量不算不少，而且大部分档案馆法律法规是在实践推动中不断修改的（没有修改过的只有《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和《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2件），因此，开展档案馆专门立法，现在条件比较成熟，关键在于如何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设计。将多年来不同立法主体制定的档案馆法律法规统一起来，形成一部定位准确、权责统一、内容完整、适应时代要求的档案馆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已经水到渠成。4.2地方档案馆专门立法的借鉴。近年来，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档案馆的要求，部分省、直辖市积极进行了档案馆专门立法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建立健全本地区档案馆依法管理的体制机制。如上海市、浙江、四川、福建和云南等省。上述5个地方档案馆立法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全部都是以政府规章的形式的。二是调整范围主要以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为主（上海除外）。4.3其他国家、地区档案馆立法的借鉴。2017年，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选编出版了《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书中介绍了18个国家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档案法律法规。其中，11个国家的档案法律法规名称上使用了“档案馆法”或类似表述，如法国、丹麦、芬兰的《档案馆法》、冰岛的《国家档案馆法》、日本的《公文书馆法》和《国立公文书馆法》（日本的公文书馆即档案馆）、澳大利亚的《1983年档案馆法》、爱尔兰的《1986年国家档案馆法》、南非的《国家档案馆法和档案法》、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与档案管理局法》、加拿大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法》[4]。当然，一方面，虽然各国名称上用了“档案馆法”一词，但内容上除了档案馆以外，还有关于档案管理的各项制度；另一方面，各国档案管理体制的不同，直接反映出档案馆立法的特点。

5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的路径选择

既然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宜早不宜迟，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两个路径。5.1在《档案法》中专设“档案馆”一章。鉴于我国已有《档案法》，再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档案馆法》的可能性不大。而在《档案法》中设立专章，也不失为一种办法。现行《档案法》共有27条，关于档案馆的条款有11条，分别使用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国家档案馆”“档案馆”等三种表述方式，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也不相同。显然，将分散在各章各条中的有关档案馆的内容和档案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有关内容进行汇总、优化，专设“档案馆”一章，更有利于突出法律对档案馆的促进和保护，维护档案馆法律法规体系的统一性。5.2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台《档案馆条例》。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路径。如果《档案法》修改时没有设“档案馆”专门章节，或者《档案法》中专设“档案馆”章节过于原则，由国务院制定《档案馆条例》就很有必要了。2015年国务院制定的《博物馆条例》以及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加快档案馆专门立法提供了立法借鉴。2011年6月，国家档案局的《国家档案法规体系方案》中，也将《档案馆条例》列入新制定的行政法规目录中，但是进展不明显。

6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要明确的主要问题

进行档案馆专门立法，重点要加强档案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笔者认为，我国档案馆专门立法应重点明确以下几方面问题：6.1构建我国档案馆事业发展的基本制度。这些基本制度包括我国档案馆的性质、任务、分类以及档案收集、保护、流转、开放和利用等。比如，近年来，各地正在朝着1（地方国家综合档案馆）+X（各系统、各部门成立的档案馆）的模式进行档案馆布局和建设，同时，一些个人档案馆[5]也在建立。因此，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馆体系来说，档案馆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应该既包括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档案馆，也包括利用非国有资产设立的其他档案馆，确保各级各类档案馆都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开展工作。6.2明确信息时代档案馆的地位与作用。信息化时代，档案馆也正从“纸与铁”的时代加速迈入“数与网”的互联网时代[6]。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中指出，加强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公益设施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传播中国文化，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这对档案馆来说，是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有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建立本地区大数据库和各类数据平台，负责辖区数据的管理[7]。显然，档案馆在大数据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需要在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的。特别是在借助科技力量建设和管理顺应时代潮流的数字档案馆或智慧档案馆的过程中，离不开立法的超前预判和保障。6.3促进档案的开放与利用。档案的价值在于利用。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中，都只对国家档案馆开放有明确规定（即便如此，各级国家档案馆在向社会开放利用档案过程中，依然存在到期档案开放率不高、档案价值发挥不够、公共服务的认知度和用户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但是对部门档案馆、部分公共事业企业单位档案馆（电力、燃气、公交）按照现行档案法律法规没有对社会公开的义务。而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互联网+政务”建设过程中，国家都要求上述部门履行公开相关档案信息资源的义务。2016年9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要求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2020年底前，逐步实现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这无疑对档案馆今后的开放利用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档案立法范文篇3

（一）研究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有助于推进与东南亚侨居国之间文化交流。档案属第一手原始资料中最具征信的史料。福建省侨批档案翔实记录了福建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可与典籍文献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极具文献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是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移民的历史证物，是人类的共同记忆财富。其已为研究人类学、华侨史、国际移民史、经济史、金融汇兑史、国际贸易史、海外交通史、邮政史等等提供了鲜活的珍贵文献，并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多元化的价值。对侨批多元学科的构建，对福建省侨批档案实施立法保护,有利于拓展对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立法的方式对福建省侨批档案加以保护,在保护中提升开发利用的品质，既体现福建省对珍贵遗产保护的一贯做法，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体现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助于丰富与繁荣我国文化，更能营造与南太平洋侨居国之间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谐发展创造良好氛围。（二）研究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有助于促进我国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立法制度的建设。在诸多保护方法中，法律保护是最根本、最稳定和最高效的方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研究福建省世界记忆遗产法律保护，学习他省先进的立法经验，制定与完善福建省侨批档案保护的法律法规，形成福建省独具特色的地方世界记忆遗产保护条例，并广而推之势在必行，为我国制定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提供地方实践，积累区域经验，从而对我国现有的《世界记忆名录》形成一个系统性、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模式。目前，侨批档案酸化、灭失和流失问题较为严重，侨批从业遗址被损坏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建立侨批档案法律保护迫在眉睫。

二、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存在的困境

（一）我国世界记忆遗产保护的龙头大法尚缺位。目前我国已有13个项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但由于数量较少分散较广，牵涉部门较多，部级世界记忆遗产保护基本法尚未出台。福建省唯一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其立法保护条例亦尚未出台，保护工作仍处在政策层面上的保管，亟需提上议程。（二）不法商贩的仿制牟利。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世界记忆遗产的关注重视以及研究者研究的深入，官方和民间收藏界对侨批的征集与典藏越来越青睐。一些商贩恶意炒作，公然抬高侨批价格买卖；更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高利，利用人们追逐“名批”的心理，将普通的民间流通的批封加盖著名侨批局的戳记，或者伪造一些特殊时期如抗战时期的戳印买卖。这些伪批、伪封不仅损害了官藏及私藏者的利益，还对学术研究产生难以估量的伤害，更严重的是亵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亟需加快对福建省侨批实物档案立法保护，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三）侨批从业遗址的立法保护尚不够到位。目前尚存福建省漳州“天一信局”遗址、泉州“王顺兴信局”遗址等若干处侨批从业遗址，由于年代久远，似有旧损之象，亟需政府立法及早修缮与保护，政府的出手维护还有待提高。（四）侨批档案的公藏多元而分散。目前，福建省侨批档案的公藏多元化，馆藏分散，既有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藏部门，亦有民间藏馆，对于公藏部门来说，数量繁富而酸化、碎片化的侨批的收集、回购、甄别、保存、数字化上网，需要有一定的法规、条例予以规范。

三、加快推进福建省侨批档案立法保护实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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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华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数量越来越大，各项工作形成的电子文件越来越多，档案工作从传统实体管理逐渐转向数字管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律予以明确。档案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归档范围和管理责任。长期以来档案封闭期较长和开放鉴定职责不明晰，影响了档案“为民服务”作用的充分发挥。此次档案法修订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电子档案法律效力，完善监督检查措施，充分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在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表示，修订草案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了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强化了档案的服务功能，有利于更好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表明，2017—2018年度，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接待到馆利用者1384.3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3897.1万卷、件次；接待现行文件利用者90.5万人次，提供现行文件查阅104.7万件次；接待资料利用者45.6万人次，提供利用资料102.7万册次；举办档案展览6362个，接待参观者1033.7万人次；公开出版档案资料汇编774种、约3.7266亿字。据了解，为扩大档案开放与利用，提高档案开放的效率，档案法修订草案将档案开放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5年，并明确档案开放鉴定制度，提出做好档案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档案信息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据相关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各级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的比例均有大幅提高，全国数字化档案资源达2243万GB。值得注意的是，档案法修订草案新增了“档案信息化建设”一章，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另外，修订草案第三十条还明确，电子档案应当符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要求，不得仅因为电子档案采用电子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档案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这些规定将助力档案信息化建设走上“快车道”。同时，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而守住底线，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此次档案法修订草案专门增设“监督检查”一章，明确监督检查事项，并规定监督检查措施。修订草案还完善了档案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例如，修订草案规定，非国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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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档案法》及其与之相关的法规体系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在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是在几十年档案工作的实践中产生的，为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过，并且仍然发挥着十分积极、富有成效的作用，功不可没。没有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就没有档案工作今天的局面。

但是，由于档案工作自身的特点，种种与社会进步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往往显现的比其他行业迟，影响也较为缓慢。因此，加入WTO后对现行档案法规体系产生的影响还没有立即凸现出来，但这种影响与不适应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外部讲：入世将使我们的档案工作面临巨大的冲击，档案作为一种历史凭证、史料信息资源和综合性信息性载体，应当接受WTO法律规则中的市场开放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性原则，在不涉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开放与公开。但是我国目前的档案管理工作政府性、部门性、保守性、收藏性太强，显然不能和国际接轨，不适应“入世”的要求。

从内部看，目前我国档案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执法主体不明、管辖范围不清、“条”“块”分割、服务质量不高、馆藏档案利用率低、征集难、经费困难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档案立法不尽完备有关。

笔者认为：档案立法问题是加入WTO后档案工作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之一，甚至关系到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档案事业兴衰。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和进展；社会转型与加入WTO导致现行档案工作体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对现行的档案法规进行完善与补充；依法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馆的职能、编制、经费等重新进行确定；根据各级政府机构的差异，企业性质的多样化，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特性，依法构建大统一，小差异的多样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依法增强档案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度，保障法人与公民充分享有利用档案权利、改善服务方式。

随着加入WTO，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速度在不断加快。立法与法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现行的《档案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大都是在经济主体和档案所有权单一，并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形成的。近年来，虽作了一些修改，但力度不大。尚缺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经济、走向市场、面向社会、着眼全球的法律规范。由此确立的立法框架应当是：

1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基本原则与任务。

加入WTO后的档案立法，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满足社会需求，注重效益，协调发展等基本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更多的体现公平、公开、透明、开放与便利。

经济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档案产权的多样化，档案产权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工作的根本性转变。修改完善原有《档案法》及相关法规同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的不适应，是加入WTO后档案立法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加快完善同档案母法相适应的诸如：公共档案法、私人档案法、法人档案法、档案馆法等法规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入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我们目前对“入世”对档案工作影响的认识及在管理上的应对措施。

2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的内容与重点。

2.1领导体制。

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归属，使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化。现行的省、市、县多数档案管理部门的归属与《档案法》的要求不符，使档案工作体制面对要么改变现行的归属，要么修改《档案法》有关条款的尴尬。

2.2职能分工。

确定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与各类档案馆的职能分工。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增强其管理的权威性、政策性和宏观性。明确各类档案馆的保管利用职能，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服务更多一些学术化、公众化和市场化。而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中尚未不完备。如：如果不是笔者手中文本印刷有误的话，那么，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第六条与第十条中对于档案“接收与保管”的职能划分就产生了重叠，这不利于管理工作的进行。希望是文本印刷上的错误，或是笔者理解上的偏差。如果不是，那就应该对此疏漏进行必要的修订。再如：《条例》中新增了有关档案登记的条款，那么诸如由那个部门实施登记？如何登记？登记哪些内容？也需要细化与明确。

2.3调整范围。

将全部法人与公民个人档案纳入调整范围。现行《档案法》调整的范围只限于“国有”的范围内，不利于国家全部档案的收集、监督与管理。如，过去我们对企业档案的管理是以企业所有制来划分的，这样的划分在所有制多样化及企业产权多变的环境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所出相应的修改。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在便于对各种各类企业、事业、社会团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同时，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2.4档案资源归属与管理。

明确公共档案的划分标准与所有权归属，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使公共档案的监督管理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档案管理机关与档案馆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效能差，成本高。确立“属地”原则，在现行档案馆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整合各类档案馆资源，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新近颁布实施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条例》第三章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条款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得以落实，将有利于全省档案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的丰富。

2.5财政体制。

虽然，《档案法》与各地方《档案管理条例》大都将“把档案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为重要条款写在其中，但由于现行档案管理体制归属，造成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及各级档案馆很难从各级政府财政那里等到必要的经费保障与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安排。

2.6适应性与可操作性。

这一点是关系到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条例》中对从事档案中介服务的资格认定交由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这无疑对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内对行业从业资格的认定大都是通过“考试”来确定，既只要通过了特定专业的从业

资格（或专业技术等级）考试就获得了相应的从业资格。但我们档案专业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评聘制，既通过考试、考评、聘用三个环节才能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由于专业技术职务在一定范围内需按比例配置，并不能突破；且在退休和解聘后不在具备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这样一来，只有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从业资格。目前企事业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档案中介服务还十分鲜见，那么就只有我们档案局馆的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这个资格了。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发许可证合适吗？因此，需要对档案专业行业准入的方式做必要的修改，以适应《条例》的要求。

再如，《条例》对造成档案损毁，无法确定被损档案价值时，要求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通过鉴定来确定。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时至少有两个问题要考虑进去：一是专家不能只是我们“自己”人，这样会显得有失公正；二是在目前情况下各级档案部门是否有聘请专家进行论证的先行支付能力？这笔费用应该由谁负担？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一条款执行的可操作性将大打折扣。

3加入WTO后档案立法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进行“入世”后档案立法问题研究是我国加入WTO后，档案事业与国际接轨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档案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档案事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单单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及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采用分类对比（中外对比、现实与历史对比、行业间对比等）的方法进行研究，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对加入WTO后我国档案立法工作进行研究。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的意义：在理论上有利于从法学、档案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门学课的视角来审视档案立法工作，探索新时期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运动规律。对于充实完善，丰富市场经济环境下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我国新时期的档案立法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践中有利于推动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使档案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参考文献：

档案立法范文篇6

关键词：城建档案；法制；立法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研究并做好城建档案法制建设，理顺权利与责任是前提和保障。

一、城建档案法制建设历程

（一）国家层面1957年，国务院《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1960年，国家档案局通过《关于加强管理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意见》和《关于如何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报告》并由国务院批转。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经委、原国家建委、原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共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1997年原建设部颁布《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并于2001年对该规定进行修订。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也有部分条文涉及城建档案管理。

（二）地方层面上世纪80年代至1999年。随着《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使得城建档案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各地纷纷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体制、成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推进进程中，形成实行以向工程建设单位收取城建档案保证金制度等手段，确保了工程档案的归档。而今看来，这无疑是有利于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在1999年国家取消了档案保证金制度之后，各地逐步通过建立建设工程档案预登记制度和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查验、建设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制度，作为档案移交归档的有效手段。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开始施行，该法促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控制行政许可设定权及行政许可事项范围，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的法律。城建档案立法工作在此基础上，顺应时代法治精神的要求，结合时代实际需要，在总结之前立法成果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使得城建档案立法进一步转型升级，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框架范围内，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服务社会，城建档案的接收、保管和利用工作更为顺畅。

二、目前城建档案立法面临的问题

（一）缺少上位法依据目前，在国家层面缺少有关城建档案管理的一般性法律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是一部国家层面的档案管理的法律，但其中没有明确涉及城建档案管理的相关内容，故而难以对全国性的城建档案管理进行宏观调控及有效具体指导。《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也仅有指导性不强的散见条文。《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虽对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做了系统规定，但属于部门规章，未能设立行政许可。然而，改革意味着要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改革中容易出现改革突破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从而导致改革于法无据。在地方机构改革过程中，机构的合并撤改在所难免，职责职能确定、隶属关系转变和机构合并改革需与修法并进。各地的城建档案立法过程，规划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或多或少的就管理主体的资格等问题产生分歧，立法过程屡遇瓶颈，从而影响了城建档案法制建设效果。

（二）建设工程档案归档时限问题《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符合规定的建设工程档案。凡建设工程档案不齐全的，应当限期补充”。从实际工作来看，很多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会尽快办理竣工备案手续，而后工程完结，工程项目的监理及施工单位的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会离开工程项目现场。这样的情况，对于竣工备案后的工程档案整理造成一定的困难，有可能出现为完成工程档案的编制而编造与事实不符的档案数据情况。城建档案贵在客观真实，如若存伪，则其存在的价值就丧失殆尽，也是对历史、对未来、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也是对城建档案事业初衷的严重亵渎。此外，也有可能会出现由于工程纠纷影响工程档案顺利归档的情况。

（三）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接收对于《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提及的“建设系统各专业管理部门(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园林、风景名胜、环卫、市政、公用、房地产管理、人防等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的归档内容不够明确，资料的收集、归档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

（四）立法欠科学、准确立法的目的是用以规范管理工作，于是立法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将导致立法不能对管理工作实行有效的规范与指导。以档案的查阅利用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但具体开放和利用的办法不甚明确，开放工作和利用工作具体实施就难以有效开展。《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规定“城建档案馆应当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社会提供服务”，同样由于缺少具体的指导性条文，从而难以有效用以指导工作开展。

三、城建档案法制建设前景

（一）理顺改革与立法的关系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的应尽快修改，尤其是实现国家层面上位法的突破，先立后破，严格按法律程序有序进行。要树立法律意识，强调依法办事，实现城建档案立法工作的创新突破，实现城建档案立法与改革决策的优质衔接。

（二）坚持问题导向城建档案立法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城建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加以解决。必要时，可以扩大民众的参与程度，通过专家论证、公开征询、立法听证、论证和公开征求等方式，让各方意见得到充分的吸收、采纳和借鉴。要尽量避免过去以加强行业内部的协调配合，来代替城建档案立法在管理工作中规范作用的传统方式。

（三）抓住立法法修定后的有力条件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经修定后规定，“设区的市（之前表述为“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修改后的立法法扩大了中小城市立法的权限，有利于中小城市开展城建档案立法，形成城建档案立法多点开花。

（四）加大立法的科学性及准确性着重强调立法科学性，改变过去“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做法，提高城建档案立法的精密化程度。一是理顺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二是明确业务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收集、归档资料的范围、途径及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理顺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关系。三是在档案的鉴定、查阅利用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上要做到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逻辑上要严密，避免出现政策性用语。四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将全面推进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理顺政事关系，实现政事分开，不再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立法过程中，凡是涉及到行使行政职能的主体将不能是城建档案机构。

（五）做好配套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正式开始施行。该法专门规定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公文）备案审查制度，也是对国家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实行监督。为推进审查制度的落实，各地也逐步制定形成了相应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制度。起草规范性文件要对制定的必要性、需要解决的问题、拟确立的主要措施等进行调研，实现对城建档案立法的必要补充。

档案立法范文篇7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加快了信息社会前进的步伐，也给社会道德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会道德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然而网络技术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应运而生，成为当今社会潜藏的危机。

1.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给黑客的非法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使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极端脆弱，严重的安全失范行为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目前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还无法从根本上保证信息的安全，正如美国计算机软件专家科思所说：“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绝对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1]如何保证信息安全，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伦理难题，也是我们在构建数字档案馆过程中，至今仍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瓶颈”。

2.信息侵权

提供文化信息资源为社会服务是网络的一个主要功能，然而由于网络传播的不可控性，信息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所谓信息侵权指的是未经版权所有者允许擅自转载、复制其信息内容。可以说网络上的版权纠纷成为时下纠缠最多的问题之一。据国家版权局的消息：近两年来国家各级版权机关共受理版权案件2824件，有关著作权、技术专利权和软件盗版等所涉及的金额已达到数亿元人民币。[2]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隐私被采集和公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互联网为某些居心不良的人获取和传播他人隐私提供了便利，使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受到潜在的威胁。

3.信息犯罪

信息犯罪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或信息故意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危害公民合法权益并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作为一个犯罪概念和特殊的犯罪形式，学术界有几种相关的概念和定义，如电脑犯罪、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等。[3]从类型上说，信息犯罪可以分为信息窃取和盗用、信息欺诈和勒索、信息污染和滥用、信息攻击和破坏等。无论哪一种犯罪，其危害都是相当大的。信息犯罪给知识产权、个人隐私、社会信用和国家安全都带来巨大威胁。档案部门向来是国家保密机关关注的重点，信息犯罪对档案工作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如果发生档案失窃、被篡改或恶意传播，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4.“非人性化”问题

网络只是一个技术平台，只能充当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媒介，隔着计算机屏幕，人们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忽略了对方的感情需要。在网络社会，人们终日跟计算机打交道，在家办公、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新事物的出现，使具有可视性、亲切感的人际交往活动越来越少。人们在这种“非人性化”的世界中，产生的孤独感、紧张情绪、对周围事物的冷漠都给社会带来不和谐的因素。网络的“非人性化”问题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伦理建设不可回避的话题。[4]

二、信息伦理建设必须重视法制化

如果说以上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中，诸如网络非人性化、信息肆意传播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强“道德自律”加以控制的话，那么信息安全问题、信息侵权行为的控制和防范问题，信息欺诈、信息攻击和破坏等信息犯罪问题，仅仅依靠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自我约束恐怕已经很难奏效了，迫切需要强制性法律措施的配合。信息活动管理上的法制建设滞后是信息犯罪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法制化建设是信息活动规范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信息关系调整的外在约束力。法律手段在档案信息伦理建设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传统伦理道德在信息时代的约束力已远远不够信息技术带来的诸多新的伦理问题依靠传统伦理已经无法解决，信息时代处理新的伦理问题缺乏传统的价值参照体系，这就导致了人们心中的道德模糊感。[5]人的某种观念的形成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培养和适应，我国传统价值观是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积淀，要使人们在短期内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在这种道德缺失中维护正常的秩序，法律，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2.传统伦理与信息伦理的区别

传统社会人们的活动和交往范围狭窄，伦理规范不仅容易建立，而且容易形成固定的自我约束和舆论控制功能。而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地球变成“地球村”的同时，使人们的心灵接触越来越少，感情逐渐淡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退化成了计算机的语言和符号，信息伦理调整着的人们的感情逐渐疏远，传统社会所谓的“熟人约束”、“面子管制”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时空中变得软弱无力。因此，信息伦理需要法律规制，而且应改变传统伦理中法律只是作为道德辅助手段的观念，把法制化作为调控信息伦理的主要方式。

3.法律是化解和消除信息环境下各种问题的主要和重要手段

伦理道德只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的实施依赖于人们的自觉性和自主意识。而对于一些道德沦丧、良心泯灭的人来说，伦理道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不足以制止其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操作的隐蔽性，人们无法判断行为的真正发出者，依靠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来维系的信息伦理很难发挥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最专门化、最具效力和强制性的控制工具，仍然是化解和消除信息环境下各种问题的主要和重要的手段。只有将那些成熟的、共性的信息伦理规范适时地转化成法律法规，使之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才能更好地规范个人与社会的信息行为，构筑社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6]

4.信息立法是促进建立全球伦理价值观的有效措施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信息本身的普遍性、共享性和无国界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信息伦理应包含全球伦理或普遍伦理的成分。然而，通常的观点是，生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伦理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具有文化上的“异质”性，但若仅仅局限束缚于伦理的“异质”性，则不利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和信息全球共享。[7]因此，达成信息伦理基本准则上的共识，能更好地促进信息交流和传播。信息立法不仅有效打击了在信息领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者，而且为信息伦理的事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信息伦理的“同质”构建提供了一个平台。

另外，法律法规作为一种“他律”，为我们的道德“自律”提供了可遵循的规范，也给信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量化的是非评判标准。

三、现有档案法制建设的不足及应采取的措施

通过以上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了法制建设在信息伦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规范信息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但与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相比，我国的信息法制化建设还是很薄弱的，迫切需要加强。具体到档案工作领域，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法律、部门规章及文件、地方规章及文件等多层次的档案法律体系。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是我国档案法律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同时还出台了《档案法实施办法》、《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地方性行政规章，还先后制定了《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要求暂行规定》、《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等有关电子档案的规则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档案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但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档案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

1.档案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档案信息化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立法空白点。目前除了少数几个法律层次较低的部门文件以外，还没有出台其他以电子档案为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我们在面对电子档案的归档管理、档案网站建设、电子档案数据备份管理等问题时仍无法可依。在已建立的档案网站中普遍存在着档案站点、站名设置不规范，提供信息内容的水平和深度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弊端会直接损害档案，尤其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档案的保密性和真实性[8]，极易导致电子档案的泄密、贩卖、恶意传播等严重违法行为。而立法上存在的空白点使我们无法追究这些行为的法律责任，不能对犯罪行为展开有效的打击和实施应得的惩罚，从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和危害。

第二，现有《档案法》中的条款需要增加和调整。由于1987年的《档案法》是在当时特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状态下制定的，其中缺乏有关信息时代规范电子档案、进行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内容，而且有关档案定义、档案归档期限、档案违法现象等的规定也与新的形势不太适应，需要加以补充和调整。

尤其在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有关档案著作权、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能再仅仅借鉴邻近的《著作权法》、《合同法》来保护电子档案的版权或确认电子档案的归属，档案管理是一个独立、特定的行业，要给其提供有力的法律理论支持。第三，现有的档案法规中有关信息化方面的规定立法层次偏低。《档案管理软件功能要求暂行规定》、《CAD电子文件光盘存储、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等规则和标准，都属于层次较低的行政部门文件，在法律效力上远无法满足档案信息化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某一案件出现时，无法对其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裁。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利益维护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2.加强档案法制化建设

第一，加强档案立法。这包括了很多方面和层次，具体说就是要制定有关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管理、电子档案网站管理、电子文件数据备份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填补现有档案法律体系的空白点；对《档案法》中不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条款进行修正和补充，特别要增加有关电子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保护、利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档案著作权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和惩处措施；把一些必要的原有的部门性行政规章上升到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的高度，避免一些肆意破坏者钻立法层次低的空子，降低由于对档案信息化管理和规范力度不够带来风险的可能性。

第二，档案立法建设要与现有的法律体系保持良好的兼容性。不仅要制定管理性的法律法规，更要坚持发展的原则，制定能够促进档案信息化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同时，在对原有条款进行补充和修正时要考虑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使整个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第三，档案信息法制化建设不仅强调“立法”的重要性，还要全面考虑法制化体系的系统建设，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多个方面；要积极进行机构改革(如现有的局馆合一模式)，为档案行政执法和监督职能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认真研究档案信息法制建设的国际动向，积极参与保障信息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走向国际不仅使我们在制定相关国内法律法规和实施管理时能博采众长，更使我们在打击跨国计算机网络犯罪时，在解决网络侵权、网络违约等跨国纠纷时有良好的国际合作基础，做到公平、公正、有效、合理。[9]

档案立法范文篇8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档案立法范文篇9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1、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开放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指向的客体对象是处于形成、处理或保存等所有阶段的政府信息,某一政府信息只要属于主动或被动公开的范围,不管其运动到什么阶段或收藏与保存在什么地点均应公开。这就意味着保存在机关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机关内部档案部门和国家档案馆等不同地点的政府信息均应执行统一的开放政策。但与此不相容的是,《档案法》对处于国家档案馆保存阶段的档案开放政策则另有具体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又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存在矛盾冲突。从法律位阶和政策效应上来看,《档案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内容具有否定作用。这就导致了在文件全流程管理中,现行、半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非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档案法》。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而《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强调的是以“档案保管和控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放度明显高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这就导致了现阶段我国文件与档案开放利用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前松后紧现象,即处于现行与半现行阶段的文件开放利用政策相对宽松,而处于非现行期的文件(即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却相对严格,显然,这不符合伴随着时间推移,信息机密性递减而其作用范围应该逐步扩大的一般规律。因此,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或制订《文件与档案法》(或称为《文件法》)将有利于从文件管理全流程上统一文件与档案的开放政策。

2、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

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档案利用权利是有限度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控制。对档案利用权利的科学控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二是从源头上设计档案开放与公布权行使机制。

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是在对档案利用行为进行合理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这些合理利用行为进行认可的过程,它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利用权利本身的内容及其可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档案利用过程中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例如档案控制权与获取权的冲突、档案开放权与保密权的冲突等),这就决定了档案利用应是合理和合法的利用,并且合理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应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例如档案利用行为必须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果仅就档案利用权利本身设计档案利用控制机制那么便是一种片面思维。这是由于档案利用是对已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档案开放程度。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档案开放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档案开放审查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档案开放审查与决定主体的政策执行意识、能力与水平。从开放档案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对档案信息的理解力等方面看,档案开放审查和决定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档案馆,还应包括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只要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依法开放与公布的档案,任何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法人或组织无论出于公务或私人目的均可对其进行利用。公务员之家

3、制定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科学程序

档案利用权利指向的客体对象既包括对已开放档案的利用,也包括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而且,该条款同时明确,“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但从具体实践看,现阶段我国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始终没有出台,档案利用工作的着力点集中在已开放档案利用上,而相对忽视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针对公众档案信息个性化需要不断增多、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要求和进一步提高综合档案馆管理绩效的客观形势,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均应适时启动未开放档案的申请利用。从保障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程序合法要求看,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信息申请公开的规定执行。从政策衔接要求看,对处于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信息适用相同的依申请公开程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可喜的是,这种针对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有关规定或办法已经在我国一些地方性档案立法中开始出现。2008年修订的《上海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和公布办法》在第八条就详细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程序办法,这极大地保障了公民和组织的档案利用权利。

4、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功能完备。由于电子文件数量不断增长和种类日趋复杂,因此,开发建设功能完备的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就成为文件与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从国际范围看,一些国家的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项目均将保障利用作为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NARA)建设电子文件档案馆(ERA)系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具有合法权利的政府部门及公众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利用文件与档案。突出“在线利用”的文件管理系统功能(而不仅是保管或备份功能)设计对推进有关主体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将产生重要的保障作用。

档案立法范文篇10

一、档案利用权利的内涵及其限度要求

学术界有专家认为,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对我国有关主体的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了法律确认,档案利用权利已经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不仅看不到有关档案利用权利的明确表述,而且从相关规定中也无法自然推导出档案利用权利就是一种法律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在规定档案利用行为时表示有关组织或公民“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或未开放的档案(对后者又做了特别限制性规定)。事实上,“可以利用”通常会出现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公民或组织具有法定的档案利用权利;二是公民或组织可以从档案馆开放档案的行为中获益。虽然上述两者在目标指向上均表现为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过程或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它们显然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公民或组织是在履行档案利用权利,则其档案利用行为理应受到各种保障或救济,一旦其档案利用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得到来自行政或司法渠道的救济;如果公民或组织是从档案开放过程中受益,那么自然不会对档案开放主体(主要是指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行为提出任何非议。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的文本解读上看,它们在涉及公民或组织对开放档案的利用行为时,似乎都有意或无意省略了“权利”一词,而且通篇法律文本也未设计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进行保障或救济的任何措施。因此,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在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档案利用权利并未被确认,它尚未成为一种法律权利,仍然只是一种应有或事实上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基于同一档案客体对象会因利益目标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权利类型并伴有普遍的信息权利冲突现象,因此,从权利协调与平衡的原则和要求看,公民或组织基于某一档案客体对象所产生的档案利用权利始终都是有限度的,它必然会受到档案开放或公布权、档案秘密权、档案作品著作权等相关权利的制约。因此,设计合理与合法的档案利用权利控制机制就成为我国档案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过度限制

任何权利的构成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基本要素,对档案利用权利限度的分析也可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

1、档案利用权利主体上的限制

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有权利用(而不是现在法律文本中表述的“可以利用”)已开放和未开放档案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国在有关立法中习惯于将权利主体表述为“我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对外国人或者组织作特殊处理或者规定。例如《档案法》第二十条就规定了对档案(半现行与非现行文件)利用主体的具体范围为“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而没有将“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纳入到利用主体的范围之内。为了处理这一局限,有关部门出台了《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一般而言,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只能利用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从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看,信息获取与利用权利主体一般具有无限性特点,习惯于将本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和外国公民与组织均作为等同的权利主体对待。笔者认为,上述趋势虽然可以给我国档案立法提供借鉴,但从理论上还是应区分清楚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界限。档案利用权利主体是指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而档案利用主体除包括我国公民、法人或组织之外,还应包括外国公民或组织。他们与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等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本质差异在于:首先,外国公民或组织不能要求我国开放某类档案,而我国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组织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开放某些档案或申请利用某些未开放档案;其次,我国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援助和司法援助要求有关部门开放某类档案或收回已开放的档案,而外国公民或组织则无权要求。由此可见,在档案立法中理应区分档案利用权利主体和档案利用主体的不同。现阶段我国档案立法文本中对我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档案利用行为仅用“可以利用”来界定则远远不够,法律文本理应明确赋予他们档案利用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可以利用”的表述仅适合于对外国公民或组织档案利用行为的概括。

2、档案利用权利客体范围上的限制

从我国法律制度关于档案开放利用客体对象范围的界定看,它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是自其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第二十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的,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从上述一系列规定可以看出,《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有两个重要限制:一是始终将档案开放客体对象限制在“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这一范围内,虽原则性提出有关主体也可利用未进馆的档案,但将开放利用决定权交给了档案保管单位;二是虽然规定有关主体可以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但是,由于上述《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授权制订“利用未开放档案办法”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有关规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馆藏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还是一个“无法可依”的领域。①这表明机关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未开放档案均不在现有档案开放利用法律制度的调控范围之内。因此,档案利用权利客体对象目前仅限于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已开放档案。

3、档案利用权利行使目的的限制

档案工作基本原则指出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其言下之意就是所有主体(团体用户或个人用户,甚至包括国外用户)可以因各种需要(公务或私人目的)利用档案。这一理念在《档案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档案法》针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上述利用主体均为团体用户)利用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均未明确限制其“利用目的”。但有关规定显然未将公民个人因“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不属于“各项工作需要”范围的档案利用目的包涵在内。这就意味着公民出于“个人休闲”、“个人利益”等利用目的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保护。

与此相类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这意味着对政府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贯彻自由使用原则,但自由使用原则并不适用于被动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生产、生活、科研等活动特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限制极大地蚕食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息利用范围。

三、档案利用权利适度扩展及其实现的基本途径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权利要求的提高,档案利用权利也应进行适度扩展。这种权利扩展首先体现在对档案法律政策设计上的要求。

1、设计覆盖文件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开放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指向的客体对象是处于形成、处理或保存等所有阶段的政府信息,某一政府信息只要属于主动或被动公开的范围,不管其运动到什么阶段或收藏与保存在什么地点均应公开。这就意味着保存在机关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机关内部档案部门和国家档案馆等不同地点的政府信息均应执行统一的开放政策。但与此不相容的是,《档案法》对处于国家档案馆保存阶段的档案开放政策则另有具体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又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存在矛盾冲突。从法律位阶和政策效应上来看,《档案法》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内容具有否定作用。这就导致了在文件全流程管理中,现行、半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非现行文件的开放政策适用《档案法》。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而《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强调的是以“档案保管和控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开放度明显高于《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和有关规定。这就导致了现阶段我国文件与档案开放利用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前松后紧现象,即处于现行与半现行阶段的文件开放利用政策相对宽松,而处于非现行期的文件(即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利用政策却相对严格,显然,这不符合伴随着时间推移,信息机密性递减而其作用范围应该逐步扩大的一般规律。因此,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或制订《文件与档案法》(或称为《文件法》)将有利于从文件管理全流程上统一文件与档案的开放政策。公务员之家

2、形成对档案利用权利科学控制的基本机制

正如前文分析的一样,档案利用权利是有限度的,对档案利用权利的限度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控制。对档案利用权利的科学控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二是从源头上设计档案开放与公布权行使机制。

对档案合理利用行为进行合法化确认是在对档案利用行为进行合理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这些合理利用行为进行认可的过程,它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利用权利本身的内容及其可能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档案利用过程中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例如档案控制权与获取权的冲突、档案开放权与保密权的冲突等),这就决定了档案利用应是合理和合法的利用,并且合理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应得到有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例如档案利用行为必须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果仅就档案利用权利本身设计档案利用控制机制那么便是一种片面思维。这是由于档案利用是对已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档案开放程度。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档案开放审查机制。笔者认为,在档案开放审查机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档案开放审查与决定主体的政策执行意识、能力与水平。从开放档案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对档案信息的理解力等方面看,档案开放审查和决定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档案馆,还应包括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只要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依法开放与公布的档案,任何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法人或组织无论出于公务或私人目的均可对其进行利用。

3、制定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科学程序

档案利用权利指向的客体对象既包括对已开放档案的利用,也包括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档案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根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而且,该条款同时明确,“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但从具体实践看,现阶段我国利用未开放档案的办法始终没有出台,档案利用工作的着力点集中在已开放档案利用上,而相对忽视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针对公众档案信息个性化需要不断增多、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要求和进一步提高综合档案馆管理绩效的客观形势,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均应适时启动未开放档案的申请利用。从保障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程序合法要求看,综合档案馆和有关档案机构可以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信息申请公开的规定执行。从政策衔接要求看,对处于不同运动阶段的文件信息适用相同的依申请公开程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可喜的是,这种针对未开放档案申请利用的有关规定或办法已经在我国一些地方性档案立法中开始出现。2008年修订的《上海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档案利用和公布办法》在第八条就详细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程序办法,这极大地保障了公民和组织的档案利用权利。

4、开发具有保障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文件管理系统

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功能完备。由于电子文件数量不断增长和种类日趋复杂,因此,开发建设功能完备的数字档案馆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就成为文件与档案利用权利实现的基本保证。从国际范围看,一些国家的数字档案馆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项目均将保障利用作为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档案文件管理局(NARA)建设电子文件档案馆(ERA)系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具有合法权利的政府部门及公众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利用文件与档案。突出“在线利用”的文件管理系统功能(而不仅是保管或备份功能)设计对推进有关主体档案利用权利的实现将产生重要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