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鉴定范文10篇

档案鉴定范文篇1

一、按照国家标准，档案保管期限划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永久是指无限期保存；长期保存为16--50年左右；短期保存为15年以下。

二、短期保管的档案，15年期满后应组织鉴定小组进行复查，经领导批准后可以销毁；长期保存的档案满50年，经鉴定小组再次鉴定确无继续保存的必要，经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销毁。

三、对原基础较差的全宗要复查，从内容到来源，形式等方面判定档案的价值，确定保管期限，剔除无继续保存价值的档案。

四、坚持销毁标准遵守销毁制度，不准以种种借口不坚持标准和不经任何复查，盲目销毁档案。

五、依据标准档案保管期限表制订并遵守区档案馆档案保管期限表。

六、初步鉴定工作要严格准确，期满鉴定要充分依据原基础情况，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

档案鉴定范文篇2

一、保管费用的含义及与管理效益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保管文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即有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保存空间、装具、人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档案的鉴定，即档案鉴定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必须考虑保管费用因素。所谓保管费用，是指对以后保管档案过程中所需各种费用的估计，它包括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和参考费用。其中，库房费用是指建筑库房所需的费用；处理费用是指每立方英尺文件对其进行处理和编目所需的工时，它是档案鉴定中的一个永恒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保护费用是指文件在保护或修复过程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费用。①由此，档案人员必须权衡经费来源与所保存文件未来的用途。保存费用与研究价值的比较是鉴定人员鉴定档案的一个不变因素，若是两种材料包含基本相同的信息，则保存体积较小的，它可以节省库房面积。同时，若是一份或几份文件从宏观或微观上发挥作用的价值低于保存所付出的代价时，亦只能忍痛割爱。

二、保管费用是确定档案鉴定原则和鉴定标准的重要因素

鉴定标准是人们在鉴定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这些标准不是档案工作人员主观随意的产物，它是档案工作人员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性结论。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它的内容是客观的。长期以来，国内外档案学者对档案属性的标准以及主客体需要的标准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指导和依据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数量的急剧增长，保存档案的物质条件虽然有很大改善但仍显得力不从心，这使得档案的鉴定者们不得不在鉴定档案时，考虑该档案的利用价值与保存其所付出的费用之间的比例。换言之，只有当档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因保存档案所付出的代价时，它才具有保存价值。这就是近些年来国内外档案界提出的效益标准。效益标准的提出丰富了现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这是对谢伦伯格鉴定思想的进一步发扬。早在50年代，谢伦伯格就认为，任何一份档案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把它们都保存下来。社会用于保管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鲍尔提出：“价值一定要同费用放在一起权衡”。他指出：“一种严格而实在的费用核算是所有例行鉴定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②在国内，有许多档案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档案工作基本知识》、《档案管理学基础》的作者陈兆??、和宝荣教授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必须研究保存效益的观点。冯惠玲教授亦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档案保存能力都是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必然直接制约档案保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鉴定工作中应摒弃不计成本、多多益善的观点，要考虑一下每份档案是否值得保存，值得保存多久。”③

由此看来，保管费用因素是确定档案鉴定原则和标准的重要因素，它体现了档案保管必须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客观必然要求所致。但有人认为，保管费用作为鉴定的系数之一，会影响鉴定工作的客观性，使鉴定标准受到经济市场的影响。其实，鉴定本质上是解决档案数量的无限增长性与人类有限的保存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最终解决体现的将是档案管理的效益问题，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其中，社会效益在鉴定标准中主要是在档案内容属性标准及主客体需要标准中体现。但是作为经济效益方面在前两者中无法体现，所以，要想完整地体现档案管理的效益必须使用反映量化经济效益的保管费用因素，来作为衡量的客观标准，这不但不会影响鉴定工作的客观性，相反，它是确定档案保管价值的最客观的标准，它是完整的判定档案价值标准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用量化的标准确切地体现经济效益不仅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对档案鉴定理论是一种丰富，同时，对目前经济转型时期的档案工作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依据作用。

三、重视费用因素将效益标准贯彻到档案鉴定中的对策

1转变观念，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人们将档案作为信息存储、保管和提供利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为了追求某种效益，所存档案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或者保存档案的付出与满足的需求相比得不偿失，那么保管档案就变成了无效劳动。当然，这种效益中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所谓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的产出，自然包含着那些可能是潜在的、间接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效益，同时，现实存在的保管档案信息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其论证结果既能向人们展示档案管理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又可为档案部门的投资提供依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在档案部门财力有限，库房内又存诸多无须保存档案的状况下，更需转变原有的只重视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的观念和作法，从总体上考察档案管理活动在经济上的合理性，重视保管费用因素对效益的影响，切实将其贯彻到鉴定工作中去，这对目前档案工作中优化馆藏提高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2加强档案鉴定理论的研究，使其更有利于指导实践。由于效益因素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它应该在档案的鉴定依据——鉴定标准中体现出来，即鉴定档案的标准除了档案属性标准、主客体需要标准，还应有效益标准，以此来作为鉴定档案价值时衡量费用因素的理论依据。此外，档案部门应注重研究一些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标准，并在制订细则时考虑到保管费用因素，如可修改现有保管期限表，将保管期限的划分进一步细分为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7年、25年、75年、100年、永久等，在确定该文件究竟该保存多久时，应将费用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在鉴定的具体工作标准中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更能体现效益因素。

3完善鉴定组织和方法，提高管理效益。解决大量过期档案滞留在昂贵的库房中造成管理困难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常性的档案专业鉴定秩序。即应在各级档案机构中成立档案鉴定机构，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档案馆的鉴定专家以及富有较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专职负责档案鉴定、存留与销毁问题的研究及经常性的档案销毁鉴定工作，以保证档案始终处于被选择的状态中，从而提高管理效益。另外，鉴定的方法也应采用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法是运用自身特定的概念系统、特定的理性和规律从抽象思维中概括出来，它有利于对档案价值社会效益的评价。而定量分析法则是用数理方法或计量方法来体现成本／效益、功能／费用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档案价值经济效益的评价。当然，在采用定量方法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它毕竟不同于质能系统，档案作为信息本身的统计也不同于物质和能量，有时信息的投入与产出难以用确定的量来表达，这是由信息和信息活动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而很难确

定计量单位和评价标准造成的。④因此，建议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例如对科技档案或专门档案的价值的评定用定量分析法比较准确，当评定文书档案或党政档案时用定性分析法。在评价效益的过程中运用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定量分析，运用定量分析得出的数量指标可以为定性分析提供基础和进一步的证明，以引起有关部门和档案管理部门的重视，从而提高其效益意识，减少投入增加产出。

①转引自韩玉梅主编《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1版，83－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转引自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档案工作的理论与方法》，1版，23页，档案出版社，1998年。

档案鉴定范文篇3

档案鉴定标准是档案鉴定工作的关键环节，而明确影响鉴定标准的因素是正确制定鉴定标准，作好鉴定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长期以来，我国对影响档案鉴定标准的因素研究颇深，例如：文件的内容、文件的来源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都已达成共识，但保管费用因素却是近些年来才提到的，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在档案鉴定诸因素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重视和加强对保管费用因素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保管费用的含义及与管理效益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保管文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即有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保存空间、装具、人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档案的鉴定，即档案鉴定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必须考虑保管费用因素。所谓保管费用，是指对以后保管档案过程中所需各种费用的估计，它包括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和参考费用。其中，库房费用是指建筑库房所需的费用；处理费用是指每立方英尺文件对其进行处理和编目所需的工时，它是档案鉴定中的一个永恒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保护费用是指文件在保护或修复过程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费用。①由此，档案人员必须权衡经费来源与所保存文件未来的用途。保存费用与研究价值的比较是鉴定人员鉴定档案的一个不变因素，若是两种材料包含基本相同的信息，则保存体积较小的，它可以节省库房面积。同时，若是一份或几份文件从宏观或微观上发挥作用的价值低于保存所付出的代价时，亦只能忍痛割爱。

二、保管费用是确定档案鉴定原则和鉴定标准的重要因素

档案鉴定范文篇4

省档案局于1996年工作会议上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省内各个档案馆广泛开展并完成民国档案的鉴定研究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任务，内江市档案馆成立了以局长姚世全同志为组长、编研科三位同志为成员的课题组，在对馆藏民国档案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鉴定和存毁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开展对民国档案鉴定研究工作是适时和有意义的。正如美国档案学家詹姆斯·b·罗兹指出的那样：“对那些不再有用的文件进行销毁，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动。它腾出了办公空间为人们所使用，还腾出了在现行事务处理中所需要的存贮文件的设备。如果这项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的话，能经常地腾出一些文件存贮空间和归档设备，从而减少和避免这方面的开支。”但是，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民国档案的鉴定研究工作也应持慎重态度。因为一旦作出了允许某些民国档案实体(多数为孤本)销毁的决定，其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包含在这些民国档案中的信息将无法从其他任何材料资源中获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如何进行民国档案鉴定这项工作，或许是整个档案工作中责任最为重大，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专业活动之一。

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对于促进与帮助制定民国档案鉴定的有关法规和本馆民国档案的优化有所助益。

一、档案调查

参加民国档案调查的成员为：杨修武、叶自明、连莉。

内江市档案馆现存的民国档案，主要是民国元年门91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期间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部分资中县、内江县行政、党团、军警、法院、银行、税务、厂矿、学校和曾设在内江境内的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四川省高等法院十分院、四川酒精厂等单位所形成的以及部分其它地区流散在内江的档案。这批档案卷帙浩繁，数额较大，据1995年统计，计有全宗37个，案卷38541卷，排列总长度为645.05米。

民国档案调查工作主要分三个层次进行。

(一)我们把摸清馆藏民国档案整体情况及其构成作为第一个层次。在这一环节中，通过较为全面的核实与统计，并列项分别进行了计算，以达到获取有用数据的目的。

(二)第二个层次，以案卷级为计算单位，选点对资中专署全宗共计4480卷档案进行了列项统计，重点了解了该全宗的档案构成。同时，对其中的部分档案进行了较为详细调查，特别是各县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民名册和涉叭耸路矫娴娜康蛋福随后，还从文件来源这一角度，对部分档案进行了选点抽查?/span>

(三)第三个层次，以文件级为计算单位，选点对广汉酒精厂全宗进行了列项统计，较为详细地调查和研究了该全宗的文件构成。该全宗原无卷内目录，我们在编制卷内目录的同时，对文件逐份逐页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此外，为了弄清文件的份数与页数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分别列表作了统计。

在调查过程中，根据现行的有关规定，以历史的态度，结合民国档案的实际，拟制了“民国档案价值鉴定表”。在此基础上，选点分别对资中专署的部分档案和广汉酒精厂的全部档案进行了鉴定模拟实验，并形成了“广汉酒精厂全宗鉴定模拟实验报告”。

尽管在档案调查中做了上述工作，但由于时间和人力方面的原因，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选点中偶然因素极大。因此，此调查结果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仅供参考。

二、分析结果

我们对调查的情况和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馆藏民国档案的整体结构：

如表1所示，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司法档案所占的比例极大，达到44.67％，而这批司法档案中，诉讼档案竟占99.09％，据了解，这一状况在其他档案馆也都普遍存在。四川联合大学陈贤华教授曾在荣县档案馆做过调查，该馆保存的三万多卷民国档案中，诉讼档案就有1.8万多卷，约占60％。这在民国档案的整体结构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全宗内档案的构成——资中专署

可以说，资中专署全宗内档案的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比较完整。但就其保存价值而言，“选举”一项(均为各县造具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民名册)似乎无必要全部保存。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部分档案所占的比例较大。单就卷数而言，即将近占去总数的五分之一；若以其排列长度推算，因其多为厚卷，估计所占的比例将更大。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全宗内文件的构成——广汉酒精厂

通过表3和表4，反映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即民国时期对文件的选留以至最终形成档案是有所侧重的，并非某些人云亦云一概贬之为“有文必档”。从广汉酒精厂这个全宗来看，作为一个工厂，反映其生产、销售的文件无论从件数还是页数上看均是最多的，分别占56.77％和35.91％；其次是反映人事、劳工方面的，分别占24.86％和34.36％；第三是反映基建、设备方面的，分别占7.78％和15.41％；最后是机构及其他。从总体上看，这些文件的选留应当是合理的。

(四)档案中文件来源的比例

从表5中可知：民国档案中自身形成的文件依然是主要的，所占的比例最重，达58.30％；其次是来自上级机关的文件，约占22.12％；而来自下级机关的文件居末席，只占18.58％。

(五)档案存毁率：

表6和表7反映出，所调查的两个不同全宗的部分民国档案，经初步鉴定，不需要保存的所占比例不大，分别只有10.25％和11.57％。

另据有人对某馆馆藏的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警察局及部分区乡等11个全宗(单位)统计，可剔除的约占15％。

三、讨论意见

下列意见是我们对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认真讨论研究而产生的。

(一)对于数量较大而确无保存价值的某一类型的民国档案，可采用“选样保留”，以达到优化的目的。

属于这一类型的民国档案，至少应包括这么两个部分：一是诉讼档案。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档案反映的多为一般性的民事纠纷(如、斗殴、赖债、毁约、侵利、盗窃、吸毒等等)。其利用价值十分有限。二是各县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民名册，从利用情况和研究价值这两个方面来看，均无继续保存下去的必要。而这两部分档案数量巨大，前者占整个馆藏民国档案的44.67％；后者虽然只占馆藏的2.25％，但在该全宗中却占去了五分之一。这两部分档案若处理掉，可减轻将近一半的库存压力。

而这一类型的民国档案是否还有(如学籍档案等)?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研究加以确定。

(二)对于数量较小的民国档案，无论其价值大小，除少量剔出外，原则上不宜作大的变动。

我们认为，对于民国档案的鉴定和取舍，不应囿于现行文书档案的鉴定模式。如先制定一个详尽的《民国档案保管期限表》，然后逐件逐页地去鉴定、剔除，此举且不说需耗费大量人力，实际上在为数众多的基层档案、尤其是县级馆是很难把握的。弄不好，就会造成玉石俱焚的恶果。

在对民国档案的调查和分析中，我们曾对两个不同全宗的档案进行了模拟鉴定，实际上应当剔除的不过分别为10.25％和11.57％，所占比例并不很大。若为这些微瑕而去大动干戈，甚至承担某种风险，实在意义不大。

更何况，我们通过分别从案卷级、文件级两个方面的调查和分析，事实上其构成也基本上是合理的。

档案鉴定范文篇5

1、缺少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图物不符等等。这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价，以指导利用者。

2、缺乏对归档材料的完整性鉴定。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是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笔者调查，归档文件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归档材料门类不全。无论是进馆档案还是档案室的档案，除文书档案外，其他门类的档案尤其业务档案大都没有收集归档，这就为全面反映其工作活动大打折扣。二是归档部门不全。一个单位内各部门的职能不同，产生文件材料的数量不一，不少单位除综合部门形成的红头文件外，其他部门因形成的材料少，往往长时间没有文件归档。三是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编号文件本身接不起来，缺附件，少底稿等，尤其是科技档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缺少的往往是核心内容和重要的部分。档案工作者需要也应该对其进行鉴别评价，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在业务指导工作和收集工作中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此类现象。

3、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档案鉴定应包括档案保管期限鉴定、档案准确性鉴定、档案完整性鉴定、档案珍贵程度鉴定等方面。鉴于鉴定工作是在档案管理不同阶段依次分别展开的，因而可将档案鉴定划分为前期鉴定和后期鉴定。

所谓前期鉴定是指对文件材料保存价值的鉴定和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鉴定。因其是在文件材料立卷归档阶段完成的，处于档案文件运行前期，所以可将它们统称为前期鉴定，亦可称为归档鉴定。前期鉴定，一般无需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织，是在工作中顺序完成的，只需严格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由责任人如立卷人、案卷审核人、归档接收人等分工负责，共同把关，协作完成。它主要包括：

①保存价值鉴定，是指文件材料有没有保存价值、保存价值大小的鉴别，并依此确定文件材料归不归档、保管期限的长短。这已经是多年常规性工作，不再赘述。

②准确性鉴定，是指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各种标识的准确性及其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甄别评定。前期鉴定中的准确性鉴定，主要是针对工作中因工作疏忽将归档文件材料的某些标识如责任者、时间、签章、竣工章等遗漏丢失或者错误，正文与底稿不相符，正本与副本不相符，基建图物不符，设备图物不符等等诸多情况的检查。在文件材料归档时，由责任人进一步核实鉴别，并在案卷备考表中案卷检查人栏签字或以其它形式确认归档文件的准确性。

③完整性鉴定。归档时，责任人对围绕某个事件、某项工程、某个设备、某项任务所产生和使用的文件材料的完整性，每一份文件材料页数、图幅及底稿的完整性进行鉴别并签字确认，以确保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所谓后期鉴定是指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对档案进行鉴定。后期鉴定，是档案馆室的重要业务环节，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委员会，按特定的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包括档案评价、珍贵程度鉴定和保管期限鉴定等。

①档案评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正确评价档案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档案馆应当在不改变原件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材料进行整体和个别评价，并将之纳入档案馆指南和各全宗卷，以正视听，引导利用者恰当地使用档案，真实地书写历史。此项工作，可以组织专门人员集中进行，也可作为一项正常工作列入管理或编研部门职责范围，延续不断地开展。

②档案珍贵程度鉴定。参考文物鉴定，制定国家珍贵档案鉴定标准和方法。可将国家档案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结合珍稀程度、成套性、完整性分为珍贵档案和一般档案。再将珍贵档案区别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建立国家珍贵档案数据库，提请国家财政列支专项保护经费，实施特别保护；并同司法机关、海关联网，与文化行政部门联手，与文物、博物、图书等文化单位交流协作，加强监管，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抢救和保管好国家珍贵档案，切实管理好党和国家珍贵的历史财富。

档案鉴定范文篇6

1、缺少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图物不符等等。这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价，以指导利用者。

2、缺乏对归档材料的完整性鉴定。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是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笔者调查，归档文件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归档材料门类不全。无论是进馆档案还是档案室的档案，除文书档案外，其他门类的档案尤其业务档案大都没有收集归档，这就为全面反映其工作活动大打折扣。二是归档部门不全。一个单位内各部门的职能不同，产生文件材料的数量不一，不少单位除综合部门形成的红头文件外，其他部门因形成的材料少，往往长时间没有文件归档。三是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编号文件本身接不起来，缺附件，少底稿等，尤其是科技档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缺少的往往是核心内容和重要的部分。档案工作者需要也应该对其进行鉴别评价，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在业务指导工作和收集工作中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此类现象。

3、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档案鉴定应包括档案保管期限鉴定、档案准确性鉴定、档案完整性鉴定、档案珍贵程度鉴定等方面。鉴于鉴定工作是在档案管理不同阶段依次分别展开的，因而可将档案鉴定划分为前期鉴定和后期鉴定。

所谓前期鉴定是指对文件材料保存价值的鉴定和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鉴定。因其是在文件材料立卷归档阶段完成的，处于档案文件运行前期，所以可将它们统称为前期鉴定，亦可称为归档鉴定。前期鉴定，一般无需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织，是在工作中顺序完成的，只需严格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由责任人如立卷人、案卷审核人、归档接收人等分工负责，共同把关，协作完成。它主要包括：

①保存价值鉴定，是指文件材料有没有保存价值、保存价值大小的鉴别，并依此确定文件材料归不归档、保管期限的长短。这已经是多年常规性工作，不再赘述。

②准确性鉴定，是指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各种标识的准确性及其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甄别评定。前期鉴定中的准确性鉴定，主要是针对工作中因工作疏忽将归档文件材料的某些标识如责任者、时间、签章、竣工章等遗漏丢失或者错误，正文与底稿不相符，正本与副本不相符，基建图物不符，设备图物不符等等诸多情况的检查。在文件材料归档时，由责任人进一步核实鉴别，并在案卷备考表中案卷检查人栏签字或以其它形式确认归档文件的准确性。

③完整性鉴定。归档时，责任人对围绕某个事件、某项工程、某个设备、某项任务所产生和使用的文件材料的完整性，每一份文件材料页数、图幅及底稿的完整性进行鉴别并签字确认，以确保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所谓后期鉴定是指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对档案进行鉴定。后期鉴定，是档案馆室的重要业务环节，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委员会，按特定的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包括档案评价、珍贵程度鉴定和保管期限鉴定等。

①档案评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正确评价档案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档案馆应当在不改变原件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材料进行整体和个别评价，并将之纳入档案馆指南和各全宗卷，以正视听，引导利用者恰当地使用档案，真实地书写历史。此项工作，可以组织专门人员集中进行，也可作为一项正常工作列入管理或编研部门职责范围，延续不断地开展。

②档案珍贵程度鉴定。参考文物鉴定，制定国家珍贵档案鉴定标准和方法。可将国家档案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结合珍稀程度、成套性、完整性分为珍贵档案和一般档案。再将珍贵档案区别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建立国家珍贵档案数据库，提请国家财政列支专项保护经费，实施特别保护；并同司法机关、海关联网，与文化行政部门联手，与文物、博物、图书等文化单位交流协作，加强监管，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抢救和保管好国家珍贵档案，切实管理好党和国家珍贵的历史财富。

档案鉴定范文篇7

据美国的一家数据研究机构统计和预测，1998年美国的Email使用者每天发送500万条Email信息，而这一数据在1994年仅仅是50万条，据预测，到2002年这一数据将达到15亿条。1998年，该国的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网上职业公司发现他们每个星期收到的Email比电话多得多，达到1000条。这迫使该公司不得不思考该如何管理电子邮件。这家公司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由此可以想见电子信息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规模充斥着现代化的机构。因此西方国家的档案工作者提出“职能鉴定”，强调分析文件所反映的“职能”比分析文件的“内容”更重要；考虑机构的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并把相关的文件保存下来，比逐件的阅读文件本身更有效。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职能鉴定”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虽然电子文件的产生是“职能鉴定”得以提出和实现的契机，但“职能鉴定”中所包含和体现的思想却要丰富得多。

一、职能鉴定法形成的四个原因

一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转化

有关鉴定的理论最早见于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于1922年写成的《档案管理手册》。在这部书中，他提出“档案是公共凭证的道德捍卫，档案工作人员的信条是凭证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希拉里·詹金逊认为，文件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凭证。不能有非形成者的人为干预，否则会损害文件的原始凭证性，所以他提出，不应由档案人员鉴定文件，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档案而非制造档案，他提出应由文件的形成者从事减少大量堆积文件的工作，只有行政官员才是选留和销毁文件的唯一人。希拉里之后的许多档案工作者都曾经对他的有关鉴定执行者的观点提出过异议，由于给予行政人员较多的信任和权利，并且不存在某种监督的措施，使得行政人员可能出于一己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故意销毁或剔除那些对其不利的文件。有关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走入极端，会导致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塑造档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面对激增的机关文件，美国的档案工作者开始积极地寻找管理现代档案的方法，其中T·R·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方法》1956年中发展了美国当时另几位档案工作者的观点：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并提出了档案鉴定的标准。谢伦伯格认为，档案只是档案人员从大量原始文件整体中选出的适于保存的极小部分，鉴定时主要应关注档案从属价值中的情报价值。情报价值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用需求，因此可以看出这一鉴定观点也就意味着，以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需求或预期利用需求，作为档案鉴定的最重要的标准。这种鉴定理论也并未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这样会使档案馆藏只能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严重的问题是，“利用决定论将破坏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

“形成者鉴定论”和“利用决定论”是档案学鉴定理论发展中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传统鉴定理论着重于档案价值的鉴定，即主要研究档案有用性的鉴定；其二是传统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对档案价值主体的确认。传统档案鉴定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鉴定标准、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其中鉴定标准尤为重要，鉴定主体和鉴定方法的确立都围绕着如何最优地执行这项标准而展开，而档案鉴定标准取决于档案价值主体的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观察两种传统的鉴定理论，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与档案这一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并不一样。希拉里·詹金逊强调档案对行政管理的凭证作用，因此他主张由行政官员制订鉴定标准并执行档案的鉴定，而T·R·谢伦伯格强调档案对历史研究者的情报价值，主张档案工作者依据研究者的利用需求来鉴定档案的价值。希拉里和谢伦伯格的鉴定理论的本质区别正在于价值主体的不同。那么这两种价值主体就代表了档案价值发挥的全部的潜在“市场”吗随着档案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回答自然是“不”。

正如T·库克所言：“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来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革。”他接下来又作了更为深刻和具体的阐述：“从荷兰学者所处的时代到詹金逊、卡萨诺瓦时代，直至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政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现在情况不同了，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的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档案界普遍存在的这种“社会档案”观念是受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否定中心的个性正是档案理论思想基础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的变革的哲学根源。

档案理论基础的变化，全新地确认了档案价值主体——不再是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历史研究人员，而是社会中的全体公民。这种价值主体的改变毫无疑问会深刻地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最初是德国的汉斯·布姆斯在60年代末期，开始强调社会应确定自身的价值，档案必须如实地反应这些价值，档案价值不应该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应该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强调，“公众和公众舆论可以使档案鉴定合法化，并且可以为档案鉴定提供基本的准则。”他号召档案工作者通过历史地研究公众舆论来发现档案的这种社会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用于文件鉴定。这是一个华丽而充满魅力的口号，但很遗憾，它并不具有指导鉴定活动所应有的可操作性。1991年，布姆斯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之后，提出“文件的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众舆论的研究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新的方法，鉴定的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

二文件数量的激增

有关职能鉴定的提出，档案学思想基础的变化是重要的，然而不是唯一的。现代管理机构中日益形成的如‘雪崩’一般的文件渐渐使文件和档案工作者招架不住了，我们已经不可能逐件地去鉴定每一份文件、案卷，这样的工作会象一个“黑洞”吞噬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全部的精力。因此，早在1957年德国的一次档案年会上就有人建议，机构应该依据其职能的重要性而选择保管他们产生的文件，划分文件产生机构职能的级别而非鉴定每一份文件的观点形成了。当时情况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因为这被认为是面对大量文件感到无助时的对策。档案工作者想通过决定文件形成者的重要程度，处置掉非重要机构的文件，来减少纸张的数量。不论这种情况是否反映了档案及文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它——文件数量的巨增，确实构成了“职能鉴定理论和方法”产生的又一大驱动力。

三越来越多的文件产生于机构的协作活动中

社会机构的稳定性日益削弱而且特定社会活动中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和复杂，职能鉴定的观点也适应了这样一种状况。从这一角度提出职能鉴定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海伦·塞穆尔斯，她早期从事大型科技项目文件的处理，这些项目形成的文件分散在政府部门、大学、企业和公司中，在这种情况下，以机构为核心，以单份文件为对象的传统鉴定法带来的是四分五裂和不完善的档案。因此，她设想通过“文献战略”，一种多机构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将众多档案馆的鉴定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档案文件反映社会的主要论题、问题、活动或职能的方法来妥善解决现代复杂机构的庞大文件的问题。

四电子文件的产生

如果说以上的三方面的原因驱动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鉴定理论完全不同的视角的话，那么，它们的功劳确实也只能描述到这种程度，没有电子文件的出现和对其鉴定活动的研究，“职能鉴定”方法可能只是在一种观念层次上“徘徊”，电子文件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同时电子技术也赋予“职能鉴定”以更强的可实现性。

电子文件的性质和数量对鉴定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文件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比尔曼和海兹乔姆都认为，审视100％的文件，只为了挑选其中不足3％的文件保存下来，效率不高。

2电子文件产生分散，一个庞大机构内部将会有多个业务管理系统，而且由于业务活动彼此之间协作的频繁，一份电子文件很可能是由不同系统之中的数据瞬间联结而成的，这样，不从更宏观、更抽象的角度把握这些系统中产生的文件，而进入每个系统中对具体的文件执行“内容审查”式的鉴定方法是不可行的。

3电子文件大多呈虚拟状态，而且很多文件可能时刻与一个动态的数据库相连，这种情况下，仍采用传统的逐件鉴定的方法就会象一只永远在追赶自己尾巴的猫。

4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电子文件的鉴定要求在文件产生之初就完成，我们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可能不是害怕被巨量的文件淹没，而是意识到可能根本不会有文件被送来鉴定。现有的许多系统都具有动态删除和更新数据的功能，另外，对于许多通过瞬间逻辑联结形成的虚拟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瞬间即逝的，如果不在系统设计之中就嵌入档案管理的要求，不把鉴定的标准作为系统程序的一部分先行输入计算机之中，那么电子文件即使曾经存在过，也终会流失。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专家普遍认为：“档案保管系统设计阶段提供了保证鉴定决策最有效实施的最佳机会”。

因此，有关专家建议，“电子环境中，文件的鉴定必须在文件产生之初就开始执行，鉴定标准甚至应该在文件尚未产生之前，就作为文件保管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样一种要求的实现必须通过“职能鉴定”来达到，“职能鉴定”根植于对文件产生机构以及其职能活动和工作流程的深刻认识之上，通过分析机构活动的有机联系以及机构职能、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决定文件的存留，鉴定的标准和结论必须要体现为一套详细、具体和技术可实现的方案，并最终将这套方案嵌入到文件保管系统中去。“职能鉴定是电子文件的鉴定方法”这一观念已经被普遍地接受。

档案鉴定范文篇8

馆藏档案数字化，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界为实现档案数字化管理和建立数字档案馆而提出，主要在馆藏档案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其档案利用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又较好的省、市一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及一些发达地区区、县一级档案馆进行。这是一部分国家综合性档案馆顺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在实行档案资源信息化过程中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能使通过计算机终端查阅档案全文成为现实，也将使档案馆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现代计算机网络向不同层次的和利用者提供远程档案信息查阅服务成为可能，由此根本性地改变传统的档案查阅方式，为档案信息资源广泛方便地为社会所用开辟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由于数字化档案从实体档案经过数字化处理到能够以数字方式提供利用，特别是远程利用，其中包含较高的制作和运营成本，因此要求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具有相当的“质量”，也就是说被提供的数字化档案不能停留在原始和粗框状态。为了解决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的“质量”问题，档案在进行数字化之前需要进行鉴定的问题很自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公开和通过网络远程提供利用的数字化档案，要求其内容必须是适合向社会公开的，因此在档案进行数字化前进行划控鉴定也是必然之题（已经经过开放鉴定的例外）。一般来说，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基础状况，包括每个全宗内档案构成的合理程度，每个案卷的组合质量，参差不齐，有一部分档案组卷质量很高，十分精练简洁，卷内每份文件都具有实质性内容，很说明问题，如果从中剔除任何一份文件，都会感到整个案卷会产生缺陷，对于具有这样质量的档案，除了是否适合向社会开放的因素需要考虑外，显然对其进行数字化是无需再进行鉴定的，但实际上在馆藏档案中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档案很少，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形成的档案，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档案的基础状况多数很不理想，常常是“鱼龙混杂”，有价值的文件和毫无价值的文件夹杂在一起，对于这样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必须在事前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剔除那些无关紧要或毫无价值的文件，留下反映历史过程本质的材料，从而使数字化的档案是“货真价实”，真正具有参考和研究价值，能够派用处的档案，

从数字化档案主要着眼于提供“精品”档案的要求出发，档案在数字化之前进行的鉴定有别于传统的档案价值鉴定。也不是单纯为了解决开放而进行的开放与否的划控鉴定，它是一种综合性鉴定，既包含对开放鉴定做拾遗补缺的工作，更承担着“去粗取精”、存真留实的责任，其目的就是通过鉴定，提供组合精练、内容充实、没有“水分”的原始档案进行数字化，从而保证了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的高投入能够得到高效率的应用。

二、数字化鉴定的原则

为了确保能够将容量密集、基础状况良好、组合科学的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必须对馆藏原始档案进行鉴定，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可以和应该进行数字化的档案，根据目前已经开展的数字化鉴定的实践，一般而言，在具体进行档案数字化鉴定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精炼原则数字化档案从档案的原始状态到能够远程提供查阅的数码状态，期间要经过数字化扫描、数据存储整理和相应检索关系的建立等一系列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技术支撑，在此情况下，为了使这些工作更具有价值和体现效益，要求提供数字化的档案必须有比较密集的容量，精炼原则即从这一目标出发，要求鉴定人员在进行鉴定时贯彻精炼思想，剔除重复件和无价值的文件，挤掉案卷的水分，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来臃肿庞杂的案卷，更要舍得下狠心，剔除那些无关紧要和可有可无的文件，使经过鉴定后的档案组合非常精炼，最集中地反映历史活动的真貌。从挤掉案卷的水分来说，剔除某些正本文件的草稿、修改稿等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然如果从深层次的专题研究需要出发，某些利用者会认为一个文本的草稿、修改稿、打印稿和正式颁发稿虽然主体内容相同，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因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记录和反映了某份文件的最后形成过程。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这样的看法，但是认为在通常的档案利用群体中，像这样很专业的利用者毕竟是少数，如果都按照这样的要求来进行数字化，则数字化档案的数据库容量将因此扩大几倍，其制作和运营成本也相应提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利用正本即能满足利用者的需要，因为文件的正本反映了最基本最主要的历史状况。从进行数字化投入产出的策略考虑，我们显然不能为了个别利用者的特别需求而作几倍的投入，何况原始实体档案依然存在，如果确有需要，利用者还可以专门查阅原始实体档案，以解决其特殊的问题。由此可见，精炼原则主要是从减少数字化成本出发，同时也是从绝大多数利用者的利用需求出发，并不包括满足个别利用者的特殊需求，

2.存史原则提出和要求贯彻精炼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使经过数字化的档案消除臃肿，去除水分，构成精炼，而并非为了单纯地达到精炼而将一些有价值的文件也抛弃，为此提出存史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剔除文件时应以是否违背存史作衡量，也就是说，当如果剔除某份文件，是在剔除某种重要的历史记录，从而使某一重要历史情况或细节由此消失，那么对这种剔除必须作慎重考虑。我们在数字化鉴定的实践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鉴定某一市级机关档案时，有人将区级机关上报的区情甚至基层情况的文件认为是“水分”，主张将其剔除，其理由一是此类文件在相应的区级机关的档案中会有保存，二是区情乃至基层情况不属于市级机关档案应反映的重点。但是按照存史原则，上述文件恰恰十分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特定背景下基层所发生的一段生动的历史，对于利用者直接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历史是很重要的材料，尽管此类文件在区级机关的档案里很可能也保存着。存史原则要求在进行数字化鉴定时不能一味地为精炼而精炼，还必须谨慎考虑不能将那些记录和反映生动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真实的文件作为“水分”挤掉，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史原则也是对精炼原则的制约，贯彻存史原则能够防止因贯彻精炼原则的过头而把那些确实反映历史真实的文件也精炼掉。

3.利用优先原则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数字化鉴定的组织实施工作，但其核心思想也适用于数字化鉴定的具体操作。所谓“利用优先”，即将利用者的要求和想法放在首位，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急利用者所急，想利用者所想”，在进行数字化鉴定时，也必须贯彻这一原则。数字化鉴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对原始档案进行一番筛选，利用优先原则要求在进行这种筛选时必须从利用者出发，充分考虑利用者的需要，也就是说，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利用者角度出发。来进行这种筛选，保留对利用者切实有用的文件，剔除对利用者无用的文件，按照这样的要求，由数字化鉴定进行的筛选，其结果既减少了投入，降低了成本，同时丝毫不会损害利用者的利益，反而因为提供了浓缩的档案而节省了利用者的查阅时间，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用者利益，是普通的和一般的利益，并不包括个别的特殊的要求。由于档案实现数字化所需要的巨大投入，决定了其考虑能够满足的利用者的需求只能是普遍的和一般的。

以上三项原则，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即在贯彻精炼原则时不可不兼顾存史原则和利用优先原则，而在贯彻存史原则时也不能舍弃精炼原则，在考虑利用优先原则时当然也不能违背精炼原则。在数字化鉴定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对此三项原则作通盘考虑和综合应用，才能确保数字化鉴定具有相当的质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反之，则可能顾此失彼，或重精炼而忽视存史，或重存史重利用优先而达不到精炼的结果。

三、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和组织

由于馆藏档案数字化鉴定是一项新的业务，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又缺乏实践经验，除了上述鉴定原则的切实贯彻，其策划和组织工作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策划和周全组织，是保证数字化鉴定能够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策划主要包括对首选拟进行数字化档案的考虑和确定、拟进行数字化鉴定档案基础状况的调查、鉴定重点的把握等方面。由于档案数字化进度按页计算，一个综合性档案馆在馆藏档案数字化方面要达到规模效应.哪怕是占馆藏档案的10％或20％，都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在实施馆藏档案数字化时必须在对馆藏档案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制订出数字化计划，挑选出急需进行数字化的全宗。根据数字化档案主要着眼于用的指导思想，选为首批进行数字化的全宗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很有利用价值，利用频率高；（2）整理的基础状况较好；（3）适合向社会公众开放。有的时候，虽然某些全宗的整理状况不很理想，但利用频率高，且档案破损严重，为保护档案原件起见，也可以将这些全宗列入数字化首选行列。

在开列数字化首选全宗时，还应该考虑将一些珍贵或常用的资料列入其中，实践证明，那些珍贵和常用的资料，特别是反映地方历史、行业状况，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本状况的资料，其编撰本身即采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它们系统全面地记录了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进程或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状况，作为参考资料来说具有“经典”性，利用频率很高，对于这样的资料，也应该列入数字化首选行列。

另外，一个综合性档案馆为了向社会展示和宣传馆藏中的珍品，但又必须对这些珍贵档案保护好，数字化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途径，以数字方式存储的珍品档案，既能方便地向社会各界提供利用，又减少了直接利用所引起的对珍品档案的损坏。

总之，综合性档案馆实施档案数字化计划，在选择哪些档案进行数字化方面，切忌盲目性，事先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策划，甚至必要的调查和论证，切实将那些既有必要又能够取得实际利用效果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以此来到达档案数字化的目的，防止因选择的盲目性而导致数字化档案利用的冷落场面。

2.档案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组织档案数字化鉴定工作的组织同档案价值鉴定、开放鉴定一样，包括一系列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数字化鉴定细则的制订、鉴定人员的培训和严密的鉴定程序的建立等。

数字化鉴定细则的制订对于数字化鉴定的实际操作意义重大，它既是一线工作人员开展鉴定工作的依据，又是进行复审和审批的依据。由于综合性档案馆馆藏档案涉及面广，要求数字化鉴定细则能够涵盖各种内容、各种形态、各种文本的档案，以便具体进行鉴定的工作人员在实际鉴定时能有案可稽，准确作出判断。当然一个符合实际又便于操作的数字化鉴定细则不是轻易可以制订的，必然在大量实践基础上经历反复修订以至完善的过程，因此一般可以在经过一段时间数字化鉴定的试验后，先制订出一个初步细则，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

在数字化鉴定还没有全面开展的情况下，鉴定人员的培训主要是指对数字化鉴定基本概念认识的深化，对数字化鉴定操作要素和技巧的探讨等，这对顺利开展数字化鉴定是十分重要的。探讨和认识深化的过程，实际上对工作人员起了培训作用。如果今后经过大量实践，在数字化鉴定方面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并具有丰富的理性认识。这个时候才有条件对有关人员进行系统而专业的培训。

档案鉴定范文篇9

【摘要题】档案鉴定

【关键词】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鉴定标准

【正文】

档案鉴定理论是20世纪发展最快的、而且最受档案界关注的档案学特色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一些概念——价值、利用、鉴定、精简、效益，本身就完全能反映出档案工作的目标。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史中所呈现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将有助于我们更透彻地理解档案鉴定理论，并为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奠定基础。

一、档案学两大特色理论——来源原则与鉴定理论的紧密结合

从20世纪初至今的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趋势来看，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领域的应用成为其一个显著的特点。

来源原则，即“按照文件的形成机构划分和管理档案”，它起源于1841年法国提出的“尊重全宗原则”，百余年来，历久弥新，其应用价值日益拓宽。它反映到档案价值领域就是依据档案形成者及其职能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晋平：档案价值鉴定的来源原则及其应用》，2000年第2期《档案学通讯》。）

从档案鉴定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来源原则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迈斯奈尔提出的鉴定体系中，第二条标准就是以来源原则为基础的。他认为不能把案卷作为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别单独评判，而应该以它们固有的行政关系为具体背景进行鉴定，即在鉴定时，应该考虑各行政单位在政府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活动性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下级行政单位活动的关系。此后，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主张按照机关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文件的价值和保管期限的做法，也是奠基于来源原则之上的。当然，此时的来源是文件的狭义来源，主要指文件的形成机关。但是，来源鉴定的标准使档案价值鉴定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鉴定工作有了指导思想和鉴定标准。

来源原则也影响了谢伦伯格的理论。20世纪50年代，谢伦伯格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提出“公共文件具有对产生文件的原机构的原始价值，以及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因而在判定文件价值时必须知道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如果对文件“产生于什么样的政府行政单位或特定的来源不明，它的作用和意义也可能就难以确定。”（注：（美）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黄坤坊等译，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P153。）这些论断体现了档案的来源特征对其价值鉴定的影响，也是谢伦伯格对档案鉴定理论的新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更是充分体现了来源原则对传统鉴定理论和方法的改革，这可从库克的报告中窥见一斑。1991年，汉斯·布姆斯就指出，“档案人员需要对文件形成者职能进行有效分析，以便将利用需求与文件自身联系起来。”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就会出现一种“迅速转变”，即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与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并进一步指明：“这就是为什么来源必须是档案鉴定永恒的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P153，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而特里·库克在1996年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提出“新来源观”和“新宏观鉴定”。由库克的报告看出，基于“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体现出来的‘新来源观’”，欧美各国先后把鉴定的重点“从文件实体转向文件的形成过程”。

当然，来源鉴定的标准和方法比较客观，简捷实用，是研究判断档案价值的重要依据，却不是惟一标准，不应该排斥其他的鉴定标准和方法。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中一个颇为复杂的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在坚持以档案来源特征为标准同时，还要结合其内容和形式等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全面、准确地甄别和判断档案的保存价值。

二、史学影响的色彩在消褪

在档案价值鉴定问题上，传统史学理论及思潮的影响及渗透逐渐减少，档案鉴定标准越来越社会化。

19世纪以来，流传于西欧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研究思潮，严重影响了档案人员对文件开展鉴定的行为。如19世纪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就宣称“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认为“当事人的信函比史学家的记录更有价值。”当时的档案工作者认为：他们的职责只是“为国家和民族乃至社会文明保存史料，积累知识，因而认为鉴定档案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冒犯，原则上反对一切鉴定和销毁档案的行为”（注：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出版，P247。），在档案鉴定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的保守性和片面性。

希拉里·詹金逊最初也是坚决反对鉴定，其思想突出的特征是：档案“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对此，加拿大的库克批评他执著坚持的是一种“狭隘的证据性特点”。后来，由于机关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文件，鉴定工作不得不开展时，詹金逊做出了一些让步，提出“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惟一人……”，虽然他仍过分地强调档案的证据性，反对档案人员参加鉴定和挑选文件。

诚然，詹金逊关于档案的证据价值和必须维护档案证据价值的思想是可贵的。但是，他却走到了极端。詹金逊过分地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却忽略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被他当做选留和销毁文件惟一人的行政官员，并不能确保文件证据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过多或过少销毁文件，“甚至为历史研究和提供活动证据而刻意编制文件”。由于在理论上的片面性，他无法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詹金逊的鉴定思想把本来合理的东西绝对化、片面化，这就把科学转化为谬误。

谢伦伯格以其卓越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否定了詹金逊的档案鉴定思想，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把关注焦点放到史学研究需要的思想，他的后继者甚至越行越远，提倡决定档案根本性质的应当是从属价值，提出了“利用决定论”，强调“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实际利用和预期利用”是档案鉴定的“最重要标准”。当时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重要鉴定思想家米耶·菲斯拜甚至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幸亏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档案界达成共识。比如，杰拉尔德·汉姆就认为这种观点最终的结果是“档案馆藏只限于满足狭隘的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他进一步指出，“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自然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的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按照汉姆的观点，显然可以认为传统的史学研究远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需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产生，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

事实上，在最后一个古典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理论影响日趋式微后，档案鉴定理论研究基本上脱离史学思潮的影响，不再受历史学家思想观点的挤压。而在电子文件出现之后，技术鉴定的难度与受关注程度超过了对内容的审视，电子文件鉴定的这双重支点的建立，完全宣告历史主义色彩的淡化，现实需要以及技术性属性越来越成为鉴定理论研究的重点了。

三、职能鉴定论以一种新的面目回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接受并发展了迈斯奈尔鉴定理论这已孕含的职能鉴定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鉴定理论和标准，其理论核心是“职能鉴定论”，即档案文件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机关的职能及其在政府机关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按照这一理论，高级机关和职能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价值大于低级机关或职能不重要的机关形成的文件。“职能鉴定论”使鉴定工作由过去被动销毁档案转到了主动按档案价值决定留存上来，这是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突出的意义。

“职能鉴定论”在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应用，谢伦伯格把职能鉴定论的主要思想当做鉴定档案证据价值的主要标准，因而也被欧美国家普遍接受。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件数量的惊人增长、文件类型的日益复杂，以及社会对档案利用范围的扩大，给鉴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许多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对鉴定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此，档案鉴定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档案研究人员逐步坚信档案应当反映其产生的社会，因而，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全社会的理论。这就促使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在此背景下得以全面发展和论证。

“社会分析和职能鉴定论”最初源于德国档案学家汉斯·布姆斯的“以文件形成者职能体现社会价值”思想。布姆斯认为，社会应确定其自身价值，档案文件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社会价值最好不是直接通过对社会动力和公共舆论的研究来确定，而应间接地通过了解那些为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按照这种方法，对文件的评判标准从复杂的社会价值、问题或趋势转变为由文件形成者职能显示出的文件来源。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来源，其分析的重点将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计划，所参与进行的活动及活动中的有机联系和业务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哪些职能活动，哪些工作更重要，从而将在其中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文件都保存下来，而不再逐份审阅文件本身。这是对卡林斯基“职能鉴定论”的发展。

布姆斯的观点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1989年后实行的“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相吻合。加拿大的鉴定方法首先关注的是机构活动的有机联系，其次是分析和鉴定政府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因此，鉴定的着眼点不是集中在文件或单份文件上，而是集中在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和活动上。这一做法为鉴定大批量的文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尤其此时大量出现的电子文件。

加拿大学者T·库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研究也与此档案鉴定的战略转移不谋而合。他一直主张档案鉴定方法应“置于一种以文件前后关系为基础，以来源为中心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置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之中。”尤其是电子文件出现后，档案事业面临新的挑战，库克指出：“作为档案鉴定的核心——鉴定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文件的过程需要改变，这是因为文件的传统概念和物质形态不复存在，需要鉴定的文件数量过大，而这种鉴定往往必须在一份文件产生之前在计算机系统设计阶段完成。鉴定将因此侧重职能、业务和风险分析，而非文件及其潜在价值。”（注：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又以机关的职能为支点开展研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因而，为区别前者，一般把这一时期的职能鉴定研究，加一个“新”字为其前缀，称之为“新职能鉴定理论”。

四、鉴定标准日趋实用化——鉴定的实用主义功能目标反映越来越明显

虽然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在把握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对价值关系方面日趋成熟和全面，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文件、档案鉴定动机更趋“实用化”，鉴定理论体系开始突破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这两方面依据的限制，呈现一种全面的、发展的趋势。

审视整个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历史，这种“实用化”的趋势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鉴定标准向更利于实际程序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愈是早的鉴定体系，其标准愈是抽象，鉴定人员难以把握。迈斯奈尔的鉴定标准虽然使档案鉴定工作开始摆脱纯经验操作阶段，但是标准过于粗糙，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鉴定理念。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标准继承和发展了迈斯奈尔的鉴定思想，而且更具操作性，但是没有具体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更谈不上文件保管年份的细分，因此具体操作时鉴定者还是难以掌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在很多国家得到了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文件数量急剧增长，鉴定行为需要当机立断，而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标准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些国家就通过反复的验证，制定出指导文件鉴定的文件处置一览表，把文件的保管年份进一步细致化，以便于鉴定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掌握。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国，他们机械式的鉴定标准，大大改变了以往鉴定工作滞后的局面。

第二，鉴定成为档案优化的主要措施。

档案优化是指馆藏量与信息量的最佳比例关系，也即在最低限度馆藏量的情况下，保存最大限度的必要信息量。

档案优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面临现代文件膨胀的问题。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不断增多的管理机构在其名目繁多的活动中对各种记录载体、记录手段和复制技术的应用，使现代文件的数量日益膨胀。尽管各国采取了若干文件“节育”措施，但不断增高的“文山”仍然使各国的档案人员不堪重负。

然而，各国档案人员都意识到，在大量产生的文件中真正作为档案永久保存的数量却很小，许多国家档案馆为此在探索如何有效地控制进馆数量并确保馆藏质量的问题。档案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于是，档案鉴定与档案优化直接联系起来了，无论是比例鉴定法、选样保管法，还是通过文件管理加快对半现行文件的处置、或者限制进馆机关等，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鉴定本身。从结果看，通过加快对档案的鉴定和处置，基本达到了档案优化的目的。

五、效益标准日显作用

档案管理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有很多方面的费用支出，如保存空间、装具、人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档案的鉴定，即档案鉴定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必须考虑保管费用因素。所谓保管费用，是指对以后保管档案过程中所需各种费用的估计，它包括库房费用、处理费用、保护费用和参考费用。其中，库房费用是指建筑库房所需的费用；处理费用是指每立方英尺档案对其进行处理和编目所需的工时，它是档案鉴定中的一个永恒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保护费用是指文件在保护或修复过程中所需设备和材料的费用。由此，档案人员必须权衡经费来源与所保存档案未来的用途。

效益标准渐渐得到重视，成为鉴定中奉行的一条原则。早在1946年美国档案学者波尔就提出把保存的费用作为档案鉴定的要素之一，但这种讲究实用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甚至遭到了一些档案人员的批评，这一标准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广泛倡导。

谢伦伯格在对档案价值作较全面的阐述时，还强调鉴定时应考虑档案保管费用、技术条件、场地限制等。他认为，任何一份档案都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个场合发生作用。但不可能把他们全部保存，社会用于保管的能力毕竟有限，这样就必须考虑到经费问题。布里奇福特在《档案与手稿：鉴定和登记》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这条标准。他强调，档案鉴定应充分考虑存储、保存、处置文件费用等因素。美国的弗兰克·博尔斯和朱莉娅·扬提出的鉴定模式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模块，其中一个模块便是保管费用。博尔斯和朱莉娅在1985年第二期《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保管费用是档案鉴定标准之一。不仅仅是美国，从目前看来，效益标准已经作为一种非文件价值关系因素的鉴定标准，而被各种鉴定体系广泛采用，我国许多论著中也采用了这一标准。

我国最早注意这一标准的是陈兆＠①、和宝荣两位教授，他们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必须研究保存效益的观点，认为只有“当档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利益，超过因保存档案所付出的代价时，才具有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档案管理学基础》1996年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175。）；冯惠玲和何嘉荪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冯惠玲教授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档案保存能力都是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必然直接制约档案保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在鉴定工作中应摒弃不计成本、多多益善的观点，要考虑一下每份档案是否值得保存，值得保存多久。”（注：邓绍兴、陈智为主编《档案管理学》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31。）何嘉荪教授在他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虽然认为“目前在我国尚无精确计算档案管理费用的先例和成熟的计算方法，更没有得到一致公认的计算档案作用效益的公式，所以一时还无法运用定量方法对比分析保管档案的效益和低价。”但强调“保存档案必须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并指出，“在鉴定档案价值时，提出保管代价问题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适当考虑这个因素是必要的，可以不致盲目保存许多价值并不太大的档案文件。”（注：何嘉荪：《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1991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P53、P85。）

世界各国档案工作者都在考虑档案发挥作用所带来的效益与保存价值所付出的代价问题的对比关系，尽可能将能够发挥作用带来的效益大于其保存代价。这说明讲究实用化的鉴定体系已被广泛接纳，人们在鉴定文件、档案价值时，已不再局限于从主体需求和客体属性两方面寻求依据了。

档案鉴定范文篇10

1、缺少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鉴定。档案是工作活动的原始记录，但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这是因为在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或主观认识的干扰，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甚至夸大、缩小或歪曲历史事实，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工作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作成绩的夸大、统计数字的失准、基建档案的图物不符等等。这些失准的材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它们是错误思潮、片面认识、失误工作的真实反映。档案工作者不可能也不允许改正档案材料原件内容，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其进行鉴别、评价，以指导利用者。

2、缺乏对归档材料的完整性鉴定。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是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据笔者调查，归档文件不完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归档材料门类不全。无论是进馆档案还是档案室的档案，除文书档案外，其他门类的档案尤其业务档案大都没有收集归档，这就为全面反映其工作活动大打折扣。二是归档部门不全。一个单位内各部门的职能不同，产生文件材料的数量不一，不少单位除综合部门形成的红头文件外，其他部门因形成的材料少，往往长时间没有文件归档。三是归档文件材料不完整。编号文件本身接不起来，缺附件，少底稿等，尤其是科技档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缺少的往往是核心内容和重要的部分。档案工作者需要也应该对其进行鉴别评价，并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便在业务指导工作和收集工作中采取必要措施，尽量减少此类现象。

3、没有对档案的珍贵程度进行评定。目前对档案价值的评定仅用保管期限来表示，而保管期限所体现的价值是相对价值。就某一份档案材料来讲，在此馆属永久而在彼馆可能是长期或短期。一份具体的档案材料应当有个社会的而不是一个单位的、全面的而不是单项的、历史的而不是阶段性的价值评定。这既有利于有重点地抢救和保护珍贵档案，也有利于准确地评定档案馆的档次和地位，使国家有限的档案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档案鉴定应包括档案保管期限鉴定、档案准确性鉴定、档案完整性鉴定、档案珍贵程度鉴定等方面。鉴于鉴定工作是在档案管理不同阶段依次分别展开的，因而可将档案鉴定划分为前期鉴定和后期鉴定。

所谓前期鉴定是指对文件材料保存价值的鉴定和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鉴定。因其是在文件材料立卷归档阶段完成的，处于档案文件运行前期，所以可将它们统称为前期鉴定，亦可称为归档鉴定。前期鉴定，一般无需成立专门的鉴定组织，是在工作中顺序完成的，只需严格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由责任人如立卷人、案卷审核人、归档接收人等分工负责，共同把关，协作完成。它主要包括：

①保存价值鉴定，是指文件材料有没有保存价值、保存价值大小的鉴别，并依此确定文件材料归不归档、保管期限的长短。这已经是多年常规性工作，不再赘述。

②准确性鉴定，是指对归档文件材料的各种标识的准确性及其所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甄别评定。前期鉴定中的准确性鉴定，主要是针对工作中因工作疏忽将归档文件材料的某些标识如责任者、时间、签章、竣工章等遗漏丢失或者错误，正文与底稿不相符，正本与副本不相符，基建图物不符，设备图物不符等等诸多情况的检查。在文件材料归档时，由责任人进一步核实鉴别，并在案卷备考表中案卷检查人栏签字或以其它形式确认归档文件的准确性。

③完整性鉴定。归档时，责任人对围绕某个事件、某项工程、某个设备、某项任务所产生和使用的文件材料的完整性，每一份文件材料页数、图幅及底稿的完整性进行鉴别并签字确认，以确保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所谓后期鉴定是指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对档案进行鉴定。后期鉴定，是档案馆室的重要业务环节，需要建立专门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委员会，按特定的程序进行。其工作内容应包括档案评价、珍贵程度鉴定和保管期限鉴定等。

①档案评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我党历史上多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档案中记载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正确评价档案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档案馆应当在不改变原件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件材料进行整体和个别评价，并将之纳入档案馆指南和各全宗卷，以正视听，引导利用者恰当地使用档案，真实地书写历史。此项工作，可以组织专门人员集中进行，也可作为一项正常工作列入管理或编研部门职责范围，延续不断地开展。

②档案珍贵程度鉴定。参考文物鉴定，制定国家珍贵档案鉴定标准和方法。可将国家档案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结合珍稀程度、成套性、完整性分为珍贵档案和一般档案。再将珍贵档案区别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国家三级。建立国家珍贵档案数据库，提请国家财政列支专项保护经费，实施特别保护；并同司法机关、海关联网，与文化行政部门联手，与文物、博物、图书等文化单位交流协作，加强监管，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抢救和保管好国家珍贵档案，切实管理好党和国家珍贵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