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行政范文10篇

传统行政范文篇1

(一)公共行政的含义及其由来

公共行政是指政府依法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1］。从该含义可以看出，在公共行政管模式下，政府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最主要主体与关注对象，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是管理公共事务，提供社会需求的公共服务，方式是通过权力的行使来实现。公共行政作为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方式，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公共行政学产生于西方国家，它最初是从工业化初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是指从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末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一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普遍追求分权与法治，政治参与意识得到空前提高提高。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此时的公共行政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原则，政府只提供法律制度、公共秩序的维护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1］。该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和国家经济、管理事务还不是很复杂，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精神的感召下，政府来说给予了经济发展的充分自由，政府自身的管理任务也相对较轻。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化不断加速推进，出现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随着社会财富的壮大，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出现。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必须在调整社会利益上做出一些努力。在历史的推动下和现实社会的需要，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应运而生了。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可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革命”，它在推动政府自身建设和调解社会矛盾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

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特征的概括，理论界看法不一。B?盖伊?彼德斯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的特征主要包括:(1)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2)政府部门内部实行层级管理和规章制度式管理;(3)政府内部组织的永久性和稳定性;(4)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5)内部管理;(6)结果上的平等。［2］欧文休斯将传统公共行政的特征概括为:行政部门处于政治领导的正式控制下，建立在官僚制的严格的等级制模式的基础之上，由常任的、中立的和无个性特征的官员任职，只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不偏不倚地为任何政党服务，不是修饰政策，而仅仅是执行被政治官员决定的政策。［3］据此，笔者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有以下特征:

1．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依据委托—人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委托关系大量地表现为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者和企业最高决策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如今，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这种领域，它可以‘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这说明，由私营部门管理产生而来的委托—理论可以被推广到公共部门管理”。［4］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所以说，政府对社会应该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力量弱小，中央政府控制社会一切。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直到现在我国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地位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改变。

2．政府的“统治”角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实现国家职能，此所谓统治职能。国家在实行统治职能情况下，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命令—服从”的关系。在“命令—服从”模式下，政府是法令的发出者，而做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则处于服从状态，这种服从是无限制的服从，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虽然这种统治的政治社会可以使社会保持短期的稳定和局部利益平衡，但在政府统治角色定位下，缺少对社会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的权利得不到监督。长此下去，政府的合法性也得不到保障。

3．“自上而下”的行政沟通机制政府形象的好坏在于政府的绩效，也在于政府信息的传播。从政治运行的宏观系统来看，政策包括输入和输出两个阶段，这让我们明白政策不是只靠行政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实施的，更需要输出阶段的公民意见的反馈。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一种单向性的政府传播，不利于在输出阶段收集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公共行政中，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政府的行政命令即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缺少这种自下而上的意见收集渠道，从而造成了政府与社会与公民之间缺少互动。可以说这是传统社会的弊病，不利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关系的形成。

二、公共管理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人们对政府及整个公共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质疑，新的公共管理便应运而生。对于公共管理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公共管理更偏重于宏观政策分析，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有的认为公共管理更侧重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方面来关注政府施政的结果。以上两种看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公共管理的内涵。公共管理定义的确立可以说是与公共行政斗争的过程，综合学术界的一些看法，笔者比较倾向于:“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种事物所实施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强调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寻求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走向市场并向私营部门学习，注重管理效果与责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5］该定义清晰的反映了公共管理是满足公众需求变化的需要，区别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僵化体制;另外，也改变了传统体制下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一元体制，转向了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同时，公共管理管理模式也体现了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具体要求。

三、公共管理范式下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

公共管理概念的出现是鉴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提出来的，它淡化了“行政”色彩，政府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易于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

(一)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

“为民众提供‘无缝隙’服务。从权利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是当代行政改革的一个新趋势。因为从本质上说，政府也是一个服务性‘产业’，是一个以国民为顾客又关系到国家兴衰的服务性‘产业’”。［6］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本质需求，服务型政府也是现代民主政府的表现。当今，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倡政府的主要职责、任务就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已成为世界的一种普遍的共识。关于服务，我国早就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政府行政是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理，轻服务的控制型政府，真正有效的服务型政府并未建立起来。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当前改革的迫切性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适应WTO规则的需要，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的公务员首先树立服务的观念，扮演好人民公仆的角色，政府工作方式也要改进，简化政府工作的服务流程，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大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力度，开展“政务超市”，“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等为民众提供快捷、便利的“无缝隙”服务，提高公民的满意度。

(二)从政府“一元”主体到“多元”主体下的治理

公共行政的“管理”是政府的“一元”主体的职责。政府就像是社会的中枢机构，管理的事务太多，政府的管理负担太重，增加了行政成本。“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作为行政管理的主体时，更需要社会力量来参与政府的管理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社会事务总是那么复杂，光靠政府“一元”行政主体管理是没有效益的，所以在公共管理概念下，培育更多的社会力量成为必要。

传统行政范文篇2

1.1“官本位”思想盛行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得益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行政实践，“求官”是十年寒窗的巨大动力。在中国封闭落后的社会制度及较低经济水平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今的行政改革中仍然盛行，且泛滥于整个社会中的各个阶层，而不单单是政府官员之间。这对于政府来说不利于塑造其廉洁的政府形象，更阻碍政治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1.2“人治”观念根深蒂固

由于受到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中虽有“法治”，但更强调“人治”。人们习惯只接受控制，而不主动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形成了人情至上、任人唯亲的负面行政文化传统。这种影响持续到现在，法治观念仍未完全深入人心，行政文化中法治内容仍较薄弱，更有甚者认为法律在于“治民”而不是用来约束行政人员及相关机构。

1.3集权、等级观念并行不悖

传统行政文化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崇尚权威和集权，君主的行政权力至高无上，可以侵入和管束与百姓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政府往往强调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强调下级的绝对服从，阻碍着行政权力的分配、中央向地方的纵向放权。无独有偶，“全能政府”观也阻碍着政府把权力分流给第三部门、企业、市场、非政府组织，使得政府行政权力横向调整困难，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官僚之风盛行，政府效率低下。

2传统行政文化阻碍我国行政改革的进程

事实上，任何行政系统的活动都受一定行政文化的制约，但又都以一定的行政文化为前提。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作为行政领域的一种集体意识，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行政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上，进而阻碍行政实践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

2.1行政文化的“专职”阻碍行政改革变通透、变彻底

2.1.1行政职能的转变因“全能政府”观而迟滞

传统行政文化的产物——“全能政府”观阻碍着行政职能的转变，它会让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对各级行政组织产生“依附”观念。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政府不愿放手甚至不知该如何放手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从而加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难度；与此同时，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仍期待与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立、自主意识遭到泯灭；因自我评价组织能力较弱，竟也不希望政府放弃对诸多复杂矛盾事务的控制和管理，政府仍然管着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我国行政职能的转变是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全能政府”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即把行政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虽然我国的行政价值观有利于维持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但也不能轻易尝试“堕落”或因一时疏忽而走上集权专权的旧路、坏路、假路。

2.1.2行政权力的调整遭受“集权”观念“纵横”阻碍

行政职能转变和行政机构精简有赖于行政权力的调整。无论是从横向上看还是从纵向上看，政府都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自上而下的放权的基础之上，将权力交还于市场、企业、社会中介组织。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权”观念阻碍行政权力的调整，宪法法律能提供给权力划分与制约的依据又过于原则化、笼统化、理论化。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不科学、不具体，最终导致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之中；另一方面阻碍市场发挥作用，造成社会中介组织自我组织能力的缺失，影响企业对自觉约束、自我发展素质的塑造，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力的提升。我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强调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且两者间权限划分的科学性和具体性值得商榷，体行政权力的调整必然十分困难。

2.2行政文化“德”缺失和泛滥阻碍行政改革变民主、变深刻

2.2.1“人治”思想阻碍着行政法制的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观念仍阻碍着行政法制建设的推进，此观念延续到现在体现为“德治”，即把道德看作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法律只是次要手段；道德教化是目的，刑罚只不过是工具。由此，行政法制建设的目的仅仅是要对行政组织和人员实行道德控制，而不是要其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一旦行政组织和人员的道德素养有所提高，行政法制建设就变得可有可无。“人治”观念还衍生为今天“隐晦”的行政领导文化：获得正式或非正式权威的行政领导者均被贴上“人治”标签，从而对评价领导者的标准打“感情牌”；扭曲领导者素质，使其行政行为发生结构性变化，直接或间接推动该领导作风成为文化载体及思维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虽取得很大成绩，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仍相距甚远。就目前而言，尚无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法体系，《政府职能转换法》和《行政机构编制法》也不够系统完整，在行政改革中加强法制建设已迫在眉睫，防止政府机构改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2.2行政人员的分流贴上“官本位”意识标签

对行政人员分流是转变行政职能、精简行政机构的必经之路，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要攻克的难点之一。从行政文化角度看，之所以是难点和必经之路，归因于‘特权’观念（由传统‘官本位’衍化出的‘等级’观念内生出的现象）的阻碍。某些行政人员认为其一旦被拉进分流的队伍，本人及利益相关者权力、地位的丧失就近在眼前，为此进而通过种种手段，尝试缓解行政改革的冲击，使行政人员的分流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表现为：设置一些“翻牌公司”和从属于行政组织的社会组织来缓解行政改革的冲击。更让人不难以置信的是：“变种”的宗法血缘关系现在仍然支配着行政人员的录用和管理，维系着行政机构的运行。此现象大多生成于我国政府内部较低的行政层次中，一旦涉及分流，其所构建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立即启动”，并对其进行阻挠。

2.3行政文化的封闭、晦涩阻碍行政改革变开放、变具体

2.3.1透明度的缺乏压制着行政组织的活力

每一个行政组织均在一定的环境，即独一无二的行政文化中建立和发展，被该行政文化所指引、磨合、熏陶。行政组织缺乏透明度会产生不良氛围，难以迸发活力，表现在方式、手段和程度上：（1）对行政组织决策的影响。表现为政府决策过程习惯于暗箱操作、拒绝公开决策信息；行政机构安于现状，拒绝与外界交流。既曝光了政府决策过程的“神秘性”，也隐藏了权力拥有者权力独享的行政心态，民众始终无法看到政府决策在阳光下进行。（2）对行政组织沟通的影响。表现为上层决策不是更多地来自下级，领导只能靠猜测、经验，对下没有服务之心，更多指挥干涉之意；下级往往依习惯和经验办事，只有执行没有创新，安于现状，办事拖拉，造成行政执行不力，信息传达失真度“创新高”、上下级互信互敬“创新低”。决策信息的不对称不仅使得民众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监督，还造成决策过程中行政领导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结果造成行政决策、执行体制弊病丛生。

2.3.2重物重形不重人阻碍着行政行为的高效

据调查，封闭式行政文化往往表现为拒绝交流并抵制参与。人民大众的消极被动往往体现出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保守，压抑的行政文化氛围往往伴随着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远离，人们对选择自我实现的采取被动的态度，对注重安全的采取主动的态度。人们评价一项行政活动正确与否往往只重视是否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而不太注重评估实际的社会效应；评价一项行政活动效率的高低只重视任务的当前完成速度，而不太注重评估该活动所产生的后续效益。这种行政价值观导致行政组织无视行政环境变化，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员能上不能下、相互扯皮推诿，决策在执行中变形与扭曲的现象。作为行政系统的软件部分，行政文化不仅塑造行政组织的形象，也影响行政人员的行为，忽视了行政人员行政素质的提高，哪怕行政规章制度和政治体制近乎完美，也是不合理的、不健康的。一定的行政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参与行政过程的感受，有的人大快朵颐，有的人消化不良，有的人望而生畏。我国的行政价值观虽然有利于维持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但我国的行政客体——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高，对政治的冷漠使得行政参与理念很难深入人心。

3良好传统行政文化推动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体现

虽然传统行政文化因当时历史条件、科技水平、社会制度等限制存在隐患，但仍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至今仍需我们大力提倡和发扬。建立新型行政文化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强化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更是当务之急。“民本”、“仁政”思想，“贵和”、“忠恕”等观念遍布于行政改革的每个领域，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继续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的脚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培养科学的行政意识和行政信念，保障决策民主、执行高效、监督合理。

3.1可借鉴的良好传统行政文化

3.1.1“民本”思想

古代“民本”、“仁政”思想要求以民众为根本，以民众为发政施治基础，关心民情民生。当代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只有重视人的主体性，考虑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信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忠实地为群众谋福利，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有利于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

3.1.2“贵和”观念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贵和”观念可以作为行政关系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则。目前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许多突出问题，如政治现代化、腐败、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加强行政沟通和协调。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我国行政改革目前仍面临着许多突出问题，如政治现代化、社会保障、社会就业等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加强行政沟通和协调。

3.2行政文化的革新与建设

虽然传统行政文化的不合理因素给行政改革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但无论是促进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还是推动行政关系的协调，抑或是鼓励行政道德的建设，都少不了良好行政文化氛围的带动与围绕。

3.2.1“爱民为本、护民为主、利民为辅”的中国特色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

机构改革和廉政建设必须着重培养我国公务员的政治素养、公仆意识、法制精神、和创新思维。当前我国行政人员应特别注意清除“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人治”观念对工作的干扰，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状况，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行政工作中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工作中行政文化发展的根源动力。行政人员只有真正成为人民的“护权使者”，掌权为了人民、用权为了人民、放权为了人民，才能坚守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行政人员，才能在不断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3.2.2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和体制模式质量，提高人民“主人翁”意识

我们要切实鼓励带动民众参与，才能尽快摒弃落后的行政思想。要想清除落后的行政思想观念，就需要对社会民众进行宣传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使其对行政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这样才能形成多管齐下的良好行政前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我们应鼓励、维护、培养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意识；切实维护公民参与行政活动的权利；不断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努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工作网络化、开放化；推送“敞开式”行政文化，极大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参与式、“敞开式”行政文化对于推进行政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不可或缺。只有适当转变行政人员思维模式，让其树立民主服务理念、绿色服务理念、文化服务理念，才能在不断提升行政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上取得理想成绩。

3.2.3法制德育双管齐下，努力推进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相耦合

从制度层面和权力配置层面一同发力来改善依法行政环境。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立法的程序与方法，这是其一；处理好国家权力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权力的配置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立法权力的配置，这是其二。同时，通过行政人员和社会大众的互帮互助，得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借此提高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思想觉悟，并借此优化行政的法治环境与氛围，促进“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最终形成，从法律上为行政改革的顺利保驾护航。实现“依法”“依德”相耦合的行政文化建设，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的耦合效应。

作者:王春阳 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1］洪威雷，芦文龙.行政文化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贺青.以行政文化发展推动行政改革深入［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0.

［3］周彦海.论传统行政文化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11）.

［4］唐冰开，林永顺.当代中国行政文化不和谐因素考察［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5］王利敏.行政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及行政文化建设［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3（4）.

传统行政范文篇3

一、我国传统人事行政的弊端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其不足之处已明显地暴露出来。

1、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干部等级制

干部职务终身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二是凡属于国家干部人员都享受干部待遇的终身制，铁饭碗，大锅饭。这种制度削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并且不利于优秀领导人才施展才能，也不利于新老领导干部正常地交接更替。这种制度的后果，势必使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偏低，领导班子老化现象严重。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23级干部等级制度，每个干部都享有一定的级别，这种级别是只升不降的，除非因犯错误而受降级处分。而且，国家干部的地位和待遇长期以来主要是由行政级别的高低来确定的。这种等级观念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实际也是一种铁饭碗、大锅饭。其后果是干部职责不清、赏罚不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

2、管理对象笼统复杂，管理权限过分集中

建国以来干部人事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统化管理。这种体制同我国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建设需要以及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由于整个国家干部队伍十分庞大，无论从党的各级干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到事业单位的医生、教师、演员、记者、科研人员，还是从企业单位的厂长、经理、工程师，以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与各类社会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等，都包罗在国家干部这一概念之下，由各级党委统一管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理过多，统得过死。而且各类国家干部之间在管理上没有区分性质类别，管理方式陈旧单一，制度如出一辙。只要是国家干部，即使专业不对口也可以调动；反之，如果不是国家干部，即使专业对口、工作需要，也不能进行合理的流动或享受合理的待遇。

3、管理方法上没有实现法律化和程序化

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法律化程度是很低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国家干部管理的法律很少，尚无一个总的干部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即使由国务院办法的各种人事管理规定，其中因一时一事而发，常因形势变化而变化的通知之类占了绝大多数。此外，在干部管理制度上，我国一直非常忽视程序建设。这就使得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平庸无为者难以淘汰，用人上的不正之分难以根除，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二、人事行政改革的举措分析

党的十三大对国家的人事行政改革提出了要求，指出要把政府体制分离出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其他系统干部参照执行。为此，必须合理分解，建立科学分类管理体制；改变单一的管理模式，对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分别进行管理；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与公开管理。具体来说，我国近年来的人事行政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

1．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近年来，我国人事行政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所谓公务员制度，是指对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行政公务的人员进行分类、考试、录用、考核、培训、升降、调动、奖惩、工资、福利、退休等环节管理的规范体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一系列有关公务员制度的法律规范。

为了总结改革经验，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系统的配套的改革，从1984年起，我国有关部门着手起草《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改为《国家行政机构工作人员条例》，经过多次修改，这个条例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宣布，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从而使国家公务员制度从理论探讨开始走向实践。1993年8月14日由国务院，并自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初步确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我国任选与管理政府公务员各个环节中的一系列制度要求。它的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开始纳入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这对于保证政府公务人员素质的优良、作风的廉俭、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全面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现有的国家工作干部可分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等。这样一种对国家干部队伍的合理分解，为建立对不同类型工作人员的各具特色的认识管理制度提供分类基础，不仅对提高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事行政的全面改革将有重大的示范作用。

把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实行公务员制度，就突破了以往单项改革的模式，为建立科学、灵活、各具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分类体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把竞争机制引入各类人事管理系统；在合理发挥政府调节作用的同时，引进和扩大社会调节机制，彻底改变国家统包统分的僵化模式，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级管理与统一管理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微观调控有机统一的人事制度。

（1）行政合法原则。即行政主体对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实施的行政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与法律相违背；违法行政无效，应作撤销处理，违法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行政责任原则。即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允许只行使权力而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3）行政效率原则。即要求在行政活动中充分重视和追求政府工作的有效性，重视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收益状态，尤其要追求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

传统行政范文篇4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传统行政范文篇5

关键词：传统行政；公共管理；转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行政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要做好相应的公共管理工作，以便于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迅速、平稳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行政存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本文通过对传统行政向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探讨，找到了更加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模式。

1传统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含义

1.1传统行政的含义

传统行政是政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行使自身行政权力、公共服务权力。传统行政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是基于韦伯的官僚科层制理论，主要强调了行政管理中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它强调的是公务员知识政策法规的执行者而并非是制定者。

1.2公共管理的含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而公共管理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行政管理，相对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而言，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可以更好地发挥职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能够更好地满足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2传统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2.1转变管理理念

传统的行政管理中，政府人员通常以管理者、上位者的身份自居，造成政府工作人员权利意识增强，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明确地认识到政府的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是要管理人员转变管理观念，更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在相关政策的约束下，政府工作人员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再单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政府工作人员应当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让政府的工作人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2建立健全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更好地保障政府的行政管理质量。首先，我们需要建设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在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其次，要注重民主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各抒己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志，使决策更加民主。同时，在决策的过程中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的规章制度进行，保证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最后，建立以法律为支撑的决策机制，政府在进行决策时要坚持以法律为准绳，恪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不做法律规定之外的事，切实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展开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同时监督政府内部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减少不法行为的出现。

2.3发挥媒体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在传统的政府行政方式中，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威，外界人士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最终使得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管理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政府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型时，政府管理人员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思想，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以及人民大众的监督，认真完成政府的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政府部门应该接受多方的建议，和社会大众共同治理，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除此之外，社会组织也充分享有监督权，他们可以帮助人民大众行使监督权，揭露政府的不作为，对政府行政队伍建设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相关媒体在揭露政府行为时能够起到很好的舆论作用，使人们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动向并参与到行政管理中去。政府要健全信息公开机制，这样才能防止政府内部人员滋生腐败，有利于政府提高自身公信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全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质量和管理水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4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政府是社会管理治理的主体，在国家层面中垄断了所有的字眼，从国家建设到小家发展，到处都有国家管理的身影。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现象得到了好转，治理国家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现如今，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由国家治理、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各种营利性组织共同组成，这也导致了国家的职能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国家逐渐放宽经济上的管制，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和控制，国家治理的局面逐渐地向公共治理的方向转变，国家行政体制也开始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

2.5社会信息公开

行政观念的转变关键在于社会信息的公开，但是目前，信息公开情况并不是十分的理想，经常会发生公开征求意见时群众参与的人数过少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立法机关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信息公开不全面，公开范围较小造成的。因此，立法机关以及其他的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地进行信息公开，如果没有全面的信息公开只会造成公众参与的空洞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形式，比如说在价格听证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与一些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群众的交锋，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成本账目、垄断等现象是没有的。因此，社会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是必不可少的，在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信息公开对增加政府公信力，提高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结束语

政府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就必须转变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进行公共管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因此，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向公共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地转变行政管理理念，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吕志奎，孟庆国.公共管理转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兴起[J].学术研究，2010(12).

[2]周燕.公共管理研究：传统与前沿———一个学科框架的描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传统行政范文篇6

一、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

截至新中国成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是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立体画卷。人类由低向高纵向演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被中国少数民族在同一时空中以横向展开，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这种历史景观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发展不平衡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的多元特征，是少数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性在行政制度上的同一时空中的横向展现，其基本内涵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在皇权统治条件下，统治阶级以基本组织形式和管理手段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即在我国以郡县制框架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直接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与此同时，皇权统治又受到时空地域的制约，对于尚不能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渐进过渡的方式来实行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即以我国诸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来实现对少数民族间接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这样就构成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并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封建中央王朝或通过郡县制或通过羁縻制将封建行政管理要素注入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尤其是民族基层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分别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这样就又构成了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下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之而呈现的多元统治制度特征也是多方面的：

1、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地理环境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不仅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和行政管理方式。生活在山林中的少数民族，由于山高林密、水激堑深，交通十分不便，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这不仅造成了山地民族游猎游耕、刀耕火种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原始共产主义的交换分配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等具有独特的山林特点。一方面这些民族社会组织还保留着浓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形式；另一方面，以地缘为纽带的村社组织兴起并有逐步取代前者的趋势。而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局部自然地理环境又有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周边经济、政治、民族等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各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又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云南山地民族中，傈僳族社会实行的是称为“坑”的父系大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行政管理模式，怒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氏族、胞族、家族及村社等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佤族则是家庭、家族、村寨和部落不同等级社会结构并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子行政管理模式。双系并存的拉祜族社会组织形式，采用的是一种“卡些卡列”行政管理模式。景颇族社会中存在的“贡晶贡萨”与“贡龙贡查”两种性质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阿昌族的三级行政，瑶族的“瑶目”制度等都反映了这些民族行政制度的多样性。

居住于广阔草原的民族，不仅创造了游牧生产方式，而且创始了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蒙古人的万户、千户、百户制度，满蒙民族的八旗和八旗制度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和行政管理模式。大、小凉山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彝族社会一直保留着奴隶制“家支制度”。傣族的领主制，哈尼、彝、白、纳西等民族的土司制，西北诸族政教合一的传统管理模式等，都可以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找到它们存在的客观依据。

2、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经济因素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由于基于不同的生产力基础，并由此发挥着不同的经济功能、服务于不同的经济目的。处于原始状态下的中国诸少数民族，由于个体尚未获得独立于自然界的能力，只能使个人的一切行为与群体紧密地联系一起。这种群体联系便在民族、部落（如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大家庭制度、家族公社制度）等形式下，把社会政治、行政管理、生产、生活以及军事等各种内容集中于同一组织内。在私有制条件下，当个人劳动力的生产能够超出他维持生命的费用而有显著剩余时，群体组织之间以掠夺来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情况也就随之发生，各自都通过对其他群体生产力的掠夺与否来获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样，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行政关系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佤族的王子行政、景颇族的山官制度、藏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彝族的奴隶制度、傣族的领主制以及盛行于诸多少数民族中的土司制度的不体现了这一点。而当民族社会发展到国家组织形式，其经济生产变成有组织的阶级剥削活动，而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便成为实现这一活动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的多层次，导致了其传统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多样性。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经济多种形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总背景中并存；采集、渔猎、畜牧，以及包含着刀耕火种、锄耕、犁耕等内容的农业、手工业和部分民族地区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等多种生产技术手段并存；简单价值形态下的偶然的互惠互易，一般价值形态下的扩大了的物物交换，一般货币交换以及在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多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并存。

3、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多元特征的文化因素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不仅有着在此基干之上的经济要素的烙印，而且也有着相应的思想文化烙印。在一些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与剥削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行政关系产生巨大的矛盾，当这些民族遭受各种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两种方式来打破这种秩序，包括行政秩序。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迫使统治阶级取消或放松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当力量悬殊，反抗失败时，他们又会采取退避迁徙来保障其“自由”。在宗教观念浓厚的民族中，宗教不仅是他们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而且也会将宗教变为他们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宗教组织、宗教管理、宗教活动与行政行为融为一体。在等级观念浓厚的奴隶制、领主制民族社会中，等级压迫、等级管理、等级剥削被认为天经地义，从而为等级的行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要素对民族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还在于基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制度认同。一种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社会成员心理认同后的选择。正是这种心理认同的选择，使这种制度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得到公众的承认与拥护，从而会自觉地接受制度的约束，尤其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下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更是如此。同时，正是基于

这种公众的制度认同基础，使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能够千百年沿袭下来。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异，但是植根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却会持久保留着。某些内容会演变为一种民俗，成为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调查时，往往会发现，虽然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然而在民族社会中，传统的民族行政管理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当地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虽然也找当地政府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原有的村社头人或长老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才确定了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当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后，任用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充当各级行政领导，这不仅是因为民族上层的个人影响所致，而且更由于民族公众制度认同的文化要素所致，因为传统文化造就的传统行政管理制度，既包括人们对其组织形式的认同，也包括对其领导人物的认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多元模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造成这一结果有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诸要素。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社会的要素不断注入少数民族社会肌体，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少数民族传统多元结构的行政管理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元行政管理制度模式已为民族区域自治行政管理制度所代替。

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及其走向预测

1、体制转换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在各少数民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建立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确立时，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必然只能成为过去，而不允许再有将来。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不会再允许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来成为自己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规定了各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行政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一切行政官员和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因而，各族人民也不会允许千百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传统行政机构继续压迫和奴役他们。然而，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也不同，因而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既有共性但又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所处的历史起点较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因素还浓厚地存在于其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作为新制度的一些外在形式，在许多民族看来似乎与他们的传统体制、观念、道德有所相似，可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振和认同感，从而使新旧两种制度的交替显得较为平衡与和谐，较易被少数民族所接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原始共产主义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认同与理解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层次上。当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使特定阶段生产力的具体要求得到充分满足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应该发挥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体现其本质的内在优越性。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是其传统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开始，虽然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包括新的行政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已经建立，但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在这些民族内部扎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也还将长期存在，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心理积淀还比较扎实。例如，历史上由于对封建统治的惧怕与仇恨，对封建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府贪赃枉法的反感，少数民族往往不愿与官府打交道，而更乐于接受民族习惯法的约束和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治理方式。“苗人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曰行头，以讲曲直”。（《行边纪闻》）如广西河池地区的瑶、壮族，“有争，以高年为寨老，判断不能平者，始告诸官”。（《庆远府志》）由于这些原因，使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官有条、民有约”，或“官有律条、民有众约”的观念，“坏事不进官衙”的习惯，而民族地方社会的传统习惯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也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成为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和国家法律法规的重要补充。因此，在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建立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仍然会在民族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在当少数民族村寨社会发生某些问题时，人们当然也找当地政府和组织去解决，但更多的会沿用相应的传统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当地政府和组织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也非常重视村社长老的意见和建议，原有的村社长老或头人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对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应教育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觉抛弃传统制度文化中愚昧、迷信的落后成分，另一方面，对其优秀、合理的成分应该支持并鼓励其发展，使之升华为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内容。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使广大少数民族通过亲身的感受，以达到对新制度的认同和理解。

当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制度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主要是要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毫无疑问，民族自治地方必须坚定不移地向现代化目标前进，没有现代化，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就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就不可能有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民的未来。但是，强调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否定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化，相反，发展现代化更需要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丰富完善民族个性特点。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民族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强调了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因为脱离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它既不会为民族自治地方各族群众所承认，更不会为他们所接受。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族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逐步改善，少数民族对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偏僻、闭塞的少数民族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传统社会组织的约束力正在程度不等地失去效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对外开放的实施，使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因经济利益发生的纠纷日益增多，打架、斗殴、偷盗、吸毒、贩毒等影响社会治安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而由于传统制度模式给少数民族造成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法律上表现为民族的族体意识常常盖过公民意识，在处理上述社会问题时，往往从潜意识出发，依靠本民族的习惯法或族体内长老和首领的意见来解决民事纠纷，常常发生僭越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程序自理社会事务的行为。因此，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与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结合，要从民族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作用，对其族体具有较强约束作用的习惯法或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可以作为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发挥其防微杜渐、严惩为戒、孤立悖逆的作用。同时辅之以现行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常识的宣传与教育，加强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使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向着法制化的方向迈进。

2、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走向预测

确定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建立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历史发展正确而必然的选择，同时，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行政制度文化的优秀内含并使之与现行行政管理模式有机结合，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这一特点出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制度走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少数民族新旧行政制度的转变是建立在其社会的旧质向新质的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一前提，新的行政制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而这一切变化与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第一步，只有真正使生产力获得发展进步，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生产力滞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的反差，不仅是民族自治地区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反映了低下的生产力所构建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包括行政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少数民族要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完成生产关系变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后，还要实现第二次飞跃，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基础。这次飞跃，其深度、广度都超过第一次。

传统行政范文篇7

国家行政人员既有可能利用行政管理的特殊的强制性，逃脱社会和人民的监督，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甚至弄权渎职、以权谋私。所以，必须把国家行政人员队伍的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能否适应总任务的要求，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一、我国传统人事行政的弊端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其不足之处已明显地暴露出来。

1、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干部等级制

干部职务终身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官不能民；二是凡属于国家干部人员都享受干部待遇的终身制，铁饭碗，大锅饭。这种制度削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并且不利于优秀领导人才施展才能，也不利于新老领导干部正常地交接更替。这种制度的后果，势必使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偏低，领导班子老化现象严重。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23级干部等级制度，每个干部都享有一定的级别，这种级别是只升不降的，除非因犯错误而受降级处分。而且，国家干部的地位和待遇长期以来主要是由行政级别的高低来确定的。这种等级观念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实际也是一种铁饭碗、大锅饭。其后果是干部职责不清、赏罚不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

2、管理对象笼统复杂，管理权限过分集中

建国以来干部人事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统化管理。这种体制同我国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建设需要以及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由于整个国家干部队伍十分庞大，无论从党的各级干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到事业单位的医生、教师、演员、记者、科研人员，还是从企业单位的厂长、经理、工程师，以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与各类社会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等，都包罗在国家干部这一概念之下，由各级党委统一管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理过多，统得过死。而且各类国家干部之间在管理上没有区分性质类别，管理方式陈旧单一，制度如出一辙。只要是国家干部，即使专业不对口也可以调动；反之，如果不是国家干部，即使专业对口、工作需要，也不能进行合理的流动或享受合理的待遇。

3、管理方法上没有实现法律化和程序化

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法律化程度是很低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国家干部管理的法律很少，尚无一个总的干部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即使由国务院办法的各种人事管理规定，其中因一时一事而发，常因形势变化而变化的通知之类占了绝大多数。此外，在干部管理制度上，我国一直非常忽视程序建设。这就使得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平庸无为者难以淘汰，用人上的不正之分难以根除，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二、人事行政改革的举措分析

党的十三大对国家的人事行政改革提出了要求，指出要把政府体制分离出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其他系统干部参照执行。为此，必须合理分解，建立科学分类管理体制；改变单一的管理模式，对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分别进行管理；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与公开管理。具体来说，我国近年来的人事行政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

1．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近年来，我国人事行政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所谓公务员制度，是指对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行政公务的人员进行分类、考试、录用、考核、培训、升降、调动、奖惩、工资、福利、退休等环节管理的规范体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一系列有关公务员制度的法律规范。

为了总结改革经验，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系统的配套的改革，从1984年起，我国有关部门着手起草《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改为《国家行政机构工作人员条例》，经过多次修改，这个条例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宣布，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从而使国家公务员制度从理论探讨开始走向实践。1993年8月14日由国务院，并自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初步确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我国任选与管理政府公务员各个环节中的一系列制度要求。它的与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开始纳入法制化、科学化的轨道。这对于保证政府公务人员素质的优良、作风的廉俭、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全面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现有的国家工作干部可分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等。这样一种对国家干部队伍的合理分解，为建立对不同类型工作人员的各具特色的认识管理制度提供分类基础，不仅对提高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事行政的全面改革将有重大的示范作用。

把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国家干部”中分离出来实行公务员制度，就突破了以往单项改革的模式，为建立科学、灵活、各具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分类体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把竞争机制引入各类人事管理系统；在合理发挥政府调节作用的同时，引进和扩大社会调节机制，彻底改变国家统包统分的僵化模式，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级管理与统一管理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微观调控有机统一的人事制度。

3．调整人事工作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今后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为我国人事行政改革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适应于两个转变的要求进行人事工作的两个调整：一是把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二是把传统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整体性的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两个调整的提出既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从事人事工作求得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4．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形式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1995年，同志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作为依法治国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依法行政已成为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已屡次提到，李鹏同志更明确提出：“以法治国，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在人事管理中更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人事部门转变职能的主要标志，是人事部门行政执法的重要原则；是优化人才环境的重要保证；是人事干部的行为准则。公务员之家

依法行政在人事管理中要落到实处，要求所有行政主体在运作中都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就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1）行政合法原则。即行政主体对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律，实施的行政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与法律相违背；违法行政无效，应作撤销处理，违法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行政责任原则。即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活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允许只行使权力而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3）行政效率原则。即要求在行政活动中充分重视和追求政府工作的有效性，重视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收益状态，尤其要追求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社会的进步。

（4）行政公正原则。即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必须公正、无偏私地行使政权，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相同情况不相同处理。

（5）行政合理原则。即行政主体不仅应当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作出行政决定，而且要求这种决定符合法律意图和法律精神，符合公正公平的法律理性。

参考文献：

[1]《人本行政管理》，黄德良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4]《现代人事行政学》，何平立、袁维国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年7版。

[5]《人事管理理论与实务》，吴博、赵昆生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年2版。

传统行政范文篇8

关键词：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管理理念转变趋向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较之传统体制下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为特征必须符合体制变迁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现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体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轨道来运作，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等特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匾乏。一些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为谋取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别是当公共利益本身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冲突时，他们就会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管理的失败。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问题。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渐失效，而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发育、未能成熟起来，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公共问题。过去的行政命令机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现在的依法行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不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

在一个开放和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至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和未知的复杂，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责怪政府，但公众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1.3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不足

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严重滞后。加上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疗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检查和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城市医疗卫生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体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城市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疾病预防是投人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人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应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二、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趋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为了适应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下述八大管理理念。

2.1从“全面控制社会”向“对社会实行公共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实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为的严重失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城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城市社会实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提供私人产品，而由市场和社会提供，不干预私人领域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不替代市场、不替代社会、不替代企业。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组织无权管、无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如法律与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环境保护等，才是政府应该管和必须管好的事情。

2.2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杜会发展多中心“转变

城市发展以前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官员中，逐渐演变成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则演变成了任何简单的增长都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手段这样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社会一定要统筹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有第二、第三等等。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二者关系失调，城市发展必须寻求他们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2.3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

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导致行政权力支配一切，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削弱了人民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政府职能发生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过让人民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使他们成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体成员的政治平等真正成为可能。排斥公民的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就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出现寻租等权力腐败现象。通过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会将长期以来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转化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过切实的民主监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能够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力观，使政府真正关心民众疾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政府能够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础。城市政府应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满意度应成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为此，政府应通过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2.4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贵任政府”转变

城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办是过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人民排除在决策圈外，即使决策失误，城市政府也不负责任，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城市公共管理执行主体都是承担一定行政角色的国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进人行政体系中的公务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因此，必须建立与职位、职务、职权相一致的公共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结果缺乏必要的奖惩措施。这样，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现象。导致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过程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

现代城市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将政府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保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宝。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立法，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级政府官员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2.5从“内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喜欢和习惯于一切靠红头文件办事，但红头文件不是一般产生于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其结果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脱离实际，造成决策失误。公共管理必然对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当前，许多城市政府在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但城市政府还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这样做：①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②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从群众中获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使公共权力不仅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也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

2.6从政府管理不计成本”向“精心计算成本”转变

低效率，高成本，是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开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核算问题，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达到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就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在危机时期，我们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要达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洁从政，树立起自己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权威，防止权威的流失，使得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效能。

2，7从“只重视对公共部门投入”向“注重目标绩效管理”转变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许多公共部门年复一年的投人，结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对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门，反而加大了进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政府必须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要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既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又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资源配置不当，就无法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场上相对最低的成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最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8从“常规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按照常规办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极被动地应付日常事务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必须实行创新式的公共管理。创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灵魂。今天，网络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创新的结果和对政府创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创新与重塑政府的实际成效与管理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质和关键是培养和发挥管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管理是系统工程，主要有：(1)政府组织创新，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的广泛应用，促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所谓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务流程划分部门并调整组织结构，减少因中间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的上下信息沟通失真和信息反馈迟缓等弊端。(2)政府体制创新，要完善和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职位工资制度等。(3)政府预算制度的创新，政府的预算不再以惯例和权力为标准，而以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为导向。(4)政府文化的创新，要形成廉洁奉公、高效实干、绩效导向、勇于竞争的文化氛围，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励人和塑造人。

三、结论

传统行政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问题；开放性；公共管理

一、传统行政管理与政府问题

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体。在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甚至批评政府组织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一些学者在分析政府问题时，对政府组织的静态形式考虑过多，包括结构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价值判断等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风气从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称之为“政府组织的静态”。

重新阅读古典组织理论的经典，我们会获得新的发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任何官僚制组织都力求通过对知识和意图的保密来增强其专业上的优越地位”。[1]韦伯同时认为，官僚制的技术优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其基本原则实现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协调与控制功能。但事实上官僚组织的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民主思想的渗透。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设计组织模型时首先把静态的规则看成最重要的，强调规则对组织的重要性。其次，把组织结构分层看作是重要的，强调科层与权力、责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强调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标的精确性。第四，非常看重官僚制每一层级中个人的质量——是否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在韦伯那里，组织要素的重要性超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巴纳德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也是从静态形式入手分析组织的。他的观点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意义是相同的，组织以什么方式、什么状态产生是判断组织结构、性质的关键，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的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们都是社会这个大协作系统的某个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在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须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巴纳德的观点中，协作的重要性显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对组织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样，法约尔的研究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1916年出版的《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约尔将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管理原则，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方面。

1937年，卢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达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发表《行政论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职能，但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读者内心深处变成了僵化的‘科学原则’。”[2][P.55]1961年，利格斯发表《公共行政生态学》一文，一定意义上了行政生态理论，但他只是把行政行为放在环境的简单背景上进行剖析，仍旧没有逃脱组织是一种静态形式的思维模式。

也许，对于一些细小组织而言，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政府组织而言，静态形式的过多考察明显地造成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对“行政”与“效率”的理解适应了这种封闭性，并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毁了一切公共组织可能有的变革思想，虽然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态依然长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演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即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作风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没有进去精神，无效率等方面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的病症，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在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始终没能摆脱单一的价值追求，过多地围绕“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争论，看重“效率”这一静态结果，而忽视了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平等动态价值的考察。同时，强调政府行为与政治行为不可分离，政治对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产出为基础，这样，政府的行为就首先是为政治负责而不是为公众负责，表现出对社会、公众封闭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问题”的题目下指出威尔逊“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实行的改革运动并未能实现将政策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或是将政治家从行政管理者中独立出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4][P.46]

政府组织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静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状态，“管理职能”一词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长期被忽视下去。抛开有关的争论，仔细审视政府组织的运转运动过程，全面梳理政府的运行轨迹，摈弃政府变革与发展的阻力，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理解政府组织，我们就会把握住政府的本质特性，促进政府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政府的开放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组织从功能上看，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资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资源转换功能，即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释放功能，即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从构成上看，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两部分。静态要素构成组织的基本形式，动态要素构成组织的运转过程。静态要素是隐性的，只有通过动态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动态要素是显性的，只有在静态要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组织是特殊的组织，其聚集了丰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掌握着最大的智力资源，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组织可以解决其他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满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组织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的构成极其复杂，动态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多种特性中，开放性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政府组织的开放性特征是政府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体现。

政府组织是依靠选择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分享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建立良性的关系。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外部构成要素归纳为三种协调关系，即：与同一组织的外部单位或该组织的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与独立组织的协调关系；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协调关系。[5]开放性正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其基本运转过程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必要的协调中总是问题不断。

一些者从古典组织的视野出发，把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作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包括张金鉴先生则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得很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他们看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存在的基础忽视了，开放性正是这一关系存在的基础，能够解决和疏通因内外部关系不畅而造成的行政问题的发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组织开放性意义的有力证据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观点，他从相关中证实组织模型应该有三种流派：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和综合模型。封闭模型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尔布莱斯为代表的管理理论（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论（Genericmanagement）三种最为盛行。开放模型中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三种最为盛行。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根本的差异可归纳为四项感知上的不同：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亨利虽然把开放模型的起源追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写作年代，并认可了他们“组织本身则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强调自发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2][P.93-127]但组织的开放模型真正得到实践并不是从理论源头就开始了。因此，认识到组织的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进行理论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府组织的开放性意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汤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书中对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表述，也为我们理解开放性提供了。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稳定条件下出现的非常规任务；专门化的知识来完成共同的知识；强调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组织内部的冲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不是由上面来裁决；强调“责任的轮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个人对组织整体的责任感和忠诚感；组织被看成一个流动式的结构（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识能够位于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倾向于纵向的而且还倾向于横向的；互动方式是为了成果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贵族神话”为特征，包含了上下级最明显的服从关系；强调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务的卓越绩效，有时会牺牲对上级的顺从；声誉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组织开放模型的特征是对其开放性的诠释，作为最大的和最为深远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开放性是政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

开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它是一种渠道，传递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价值，它是对政府状态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利于政府机器内在运行和外在运行状况良好。政府开放性的基本内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与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关心政府的每一成员并实行人性化管理，通过民主的渠道树立政府的威信，通过科学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有良好的政风。（2）发展环境优良。政府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治环境宽松，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稳定，环境优良。（3）政府职能独立化。政府的基本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职能是政府独有的。要使政治职能完善，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手段确保一切民主权力得到正常发挥。要使经济职能社会化，通过建立多元的经济主体使经济成份的构成多样。要使文化职能丰富化，文化产品多样和多层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会职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产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4）政府行为公开化。通过行政听政制度、行政采购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指挥、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务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级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和各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5）行政监督透明化。通过对监督目标的选择把政府自身监督与其他监督主体共同监督结合起来，公开监督结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监督效果。

由于政府组织具有主导地位，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可以产生不凡的意义。在组织之间，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在实现民主行政的进程中，实现从行政听政到行政财务的全面公开；实现从政府上网到网络政务的全面公开，公文开放浏览，通过网络虚拟办公解决实际中效率底下的问题；实现从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实现政风的根本好转，建立公务人员平等、自由、民主参与公务的机制。显然，在这里，政府的开放性有两重基本价值：一是保证了有效监督机制的运行，通过规制与参与，确立“平行式”监督和“渗透式”监督机制。二是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零距离。

政府开放性以政府开放度为标准。衡量政府的开放度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指标：制度开放指标、行为开放指标和开放进展指标。制度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种可以公开和查阅，有多少种无密级可言，政策和规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场所（包括互联网）上公布。百分比越大开放度越大。行为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决策项目的公开数目，行政听政项目的公开数目和行政听政次数、人数指标和公众的评判指数，以及财务公开的数目。

政府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性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性政府会失去社会价值，会导致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有限度的开放性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强调开放性是强调政府开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无限化。

过去有关开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仅认为是政府组织的一种简单状态描述，是有关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包括技术数据和程序数据的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和简单的行政听政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随着政府开放度的加深，开放性的内涵会更加丰富、深刻。

三、开放性与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不同与古典行政学时期，也不同与新公共管理时期，它要求政府以极度开放的姿态应对一切挑战。[*]公共管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公益物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管理企业化和政府治理，这是传统状态下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开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结果，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开始，也只有在开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产业兴起的时代，开放性适应了这两大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给每一个政府以新的机会、挑战、权利和责任。只有开放性的政府，才能在这种冲击下获得新的机会，在各种挑战面前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依靠政府权力获得政府利益。知识成为商品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促使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加强。开放性政府就能够兼收并蓄，接受各类知识，同时使知识转化成经济力量。政府也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变得文明和守信。这两大发展趋势顺应了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发展环境的要求，也确定了政府必须有的开放性特征。在问题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动态性问题（dynamicquestion）、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question）与多样性问题（diversityquestion），以开放性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的要求。

开放性能够解决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内部关系问题。政府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需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每一步行动都是各种关系协调、控制与选择的结果。政府的内部关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关系则是清晰的。在政府内部，政府统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行为与目标的关系、组织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极不透明的特点，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难照顾各个方面，利益的侵占与冲突使得政府内部常常出现不应有的争夺与矛盾斗争，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很难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建立政府生态的平衡运做机制，同时，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通过谈判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通过退让、妥协达到双赢。因此，开放性更强调政府内部关系的开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开放与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沟通，最终建立“政府内部关系协调，外部关系顺畅”的发展模式。

开放性能够合理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是由公众委托的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最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社会领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对整个社会事务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人理论以经济领域为例，认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需要对方去干预和补救，但这种干预和补救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这种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力量，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更有主动权和支配权。在一个封闭的政府里，政府不会自发地让位于市场的干预，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市场的干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只有在开放的政府里，政府才会让位于市场，并安排市场合理干预和补救因政府失灵而造成的损失。政府的开放性越强，开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场补充越充分，干预越有效。因此，开放性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市场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一个开放的政府懂得自己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认为的：（1）提供经济基础；（2）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3）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4）维护竞争；（5）保护自然资源；（6）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7）保持经济稳定。[4]这样，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个“政府做，市场也做”的平等发展模式。

开放性解决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开放理念下，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组织的运行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总结、预算与人事七个方面必须是开放的，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除过的保密之外，民众和任何社会团体的阅读、查询都是公开的和方便的。同时，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功能必须开放。政治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政治文明、政治稳定和民主价值的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完全依赖经济的开放程度；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终完善；而社会功能的开放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分担社会事务，最终减轻政府的负担。在开放理念下，政府的结构应该是透明的，尽管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应该清晰的。结构的透明有利于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最终建立“透明政府”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开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政策的实质问题。公共管理时代，公共决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府为自身发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为社会制定规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使用的规范与制度。政府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决策过程最大程度的开放，一切科学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决策的正确率增强和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开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和采用最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使决策体现公共价值的实质，即最大化地满足公共利益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建立“大家决策，大家参与”的科学模式。

开放性确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独霸和支配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开放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最终建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同时更好地体现政府民主、回应性、公正、公平的价值。政府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和拥有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仅以政府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顾社会各个团体，特别是不制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开放，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也应该适度开放，最终实现“全社会开放”的完整体系。

开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性行为带来的问题。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人利益和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为实现部门利益而产生的自私行为称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权力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无效果、行政灾害称为非理性行为。[9]就运行过程，自利性和非理性行为的产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闭运转，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缺乏监督，搞内部操作造成的恶果。在开放性原则下，不仅可以提高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行为，同时，依靠开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证一切非理性行为在发生之前就得到遏止，从而减少政府非理性行为下的灾害发生，树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开放性推动了公共管理时代民主化进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础，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畅通，民主的结果更加有保证。同时，从经济领域入手改变忽视效率的作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动，按照市场配置资源。从政治领域入手完善政府体制，改变政风和党风，实现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文化领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动政府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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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斯·韦伯.组织与组织[M].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

[2].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P.55.

[3].任晓林.官僚制的终结与后官僚制的兴起[J].西北大学学报，2002（5）.

[4].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P.46

[5].Allison,Graham.“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AreyFundamentallyAlikeinAllUnimportantRespects?”InFrederickS.Lane.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

[6].任晓林.政府行为“双重效应”[J].理论与改革，2000（2）

TheOpenSpecialityoftheGovernment

传统行政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摘要：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绵延至今。行政现代化建设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义利观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义利观的批判性继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了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探究其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并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即要超越传统又能顺应时代改革的要求。义、利之辨成为贯穿古今的核心主题。在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面临的新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评价而形成的思想观念。[1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层，它是人们衡量不同事物价值标准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行政价值观是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所形成并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规范和评判人们的行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又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人们在许多方面一时之间难以达成道德共识，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体系开始重构。目前在行政价值观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不可避免具有其阶级性和局限性。这突出表现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中逐渐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瓦解，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深化行政改革的障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未能正确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从主张重义轻利，到抹杀个人私利，导致在实践中利益关系的失衡。在重义轻利的道德灌输的压力下,人们不敢公开主张自己正当的私利，以“安贫乐道”为尚，将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对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中，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至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评判和行为取向。例如，对行政效率的评判，往往关注是否有利于有效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而不太注重实际的社会效益。在对行政领导者的评价上，往往是把是否廉洁、克己奉公、宽容大度作为重要标尺，甚至一个领导者的服饰、仪容、举止也往往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这样要求领导者无疑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道德失范现象严重。义利矛盾是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也成为价值观讨论中一个永恒又常新的新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义利矛盾日趋激烈。在实践中，一些人转向了重利轻义，唯利是图，出现了为追求个人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观，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现象。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生活上腐化堕落，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匹配的道德规范和行政价值观已经迫在眉睫。

行政价值观建设本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要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要确立未来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必不可少的。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双重影响

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其中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被封建统治者采纳，受到历朝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尤为深远。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对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建设有双重影响。

儒家的价值学说是道德至上的行政价值论。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和延平李先生书》）。[3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指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儒家诸子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以崇德重义为价值取向。孔子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490孟子则把重视名节、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4这种“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但儒家义利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强调“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先秦儒家从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羞利”，都包含了轻视利益的价值倾向。[5西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这将义和利对立，确立了重义轻利取向的主导地位。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向极端。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和不当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7这种带有封建禁欲色彩的观点片面的强调义，无视人的本性，结果导致否认物质利益的客观存在，进而抹杀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虽然后来这种偏激的价值学说屡受批驳逐渐衰弱，但其贬抑功利的精髓弥散在世俗文化之中，其消极因子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深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许多人对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误解。[4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说法是指对当时社会中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5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开始把“喻于义”和“喻于利”作为区别个人道德高尚和卑下的标准，以此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在社会中，道德往往成为人们评判一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封建士大夫中形成了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封建行政管理中则体现为“泛道德主义”，道德不仅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成了评价社会一切包括经济、行政的唯一标准。[8受儒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国者的内心道德修养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伦理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礼成为人们公认的行为规范。国家行政管理也主要靠道德教化而非法律来执行，形成中国社会重礼俗轻法律的传统。在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儒家提倡行政官员的道德自律的“义”，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三、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对行政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要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阐释传统文化不能单一化、绝对化。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应该做到细致而具体的分析。虽然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论的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始终是传统义利观的主线，占据主流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都是可汲取的珍贵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的思想，它们的现代价值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空谈道德，而不知国计民生。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和儒家相对立的义利观。如道家提出了“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要“贵己”“为我”。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法家则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兵家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尚利思想。在儒、道、法诸家的义、利之辨中，兵学蕴涵的思想即和儒家的崇尚道德至上的原则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为功利而功利的庸俗的功利主义和非理性的功利主义。治军之法和治国之道相通，非主流的兵家学说对行政管理也极有价值。下面笔者仅以鲜为人提及的兵家孙子的思想为例，分析它蕴涵的义利观对我国价值观创新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首先，同文圣孔子齐名的兵圣孙子几乎言必称利。孙子所谓的“利”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在价值取向上以“全”为理想境界。孙子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9统治者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安邦定国，非利不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孙子认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形篇》）。[9因为只关注形式上的胜和外界的评价，而实际上消耗代价很大的战争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孙子提出要兵不血刃而取其全利，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至高境界。

其次，孙子以“欲”为管理的动力源泉，并在顾及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孙子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军争篇》）。[9关注士气就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他提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孙子·作战篇》）。[9用兵要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也要借助于物质奖励，要及时行赏。假如“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孙子·火攻篇》）。[9在这里，他还指出凡打了胜仗，却不能及时论功行赏的，就会有祸患，明智的管理者都要慎重的对待这个新问题。

对义、利之辨的新问题，孙子提出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先秦诸子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认为，“将受命于君”，但要权衡利害，“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9并进而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和主，国之宝也”（《孙子·地形篇》）。[9他指的是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分析新问题指挥作战，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避讳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危，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在“将之五危”中指出，“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9“廉洁”、“爱民”可能会成为将帅的过错并带来灾难。因为，即一味的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被敌人欺侮的圈套，而不分情况的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这种理性的整体功利主义的观点给我们很多启发。正如日本的涩泽荣一所言，要清除两种思想障碍摘要：一是传统中空谈修身养性、不讲物质欲求和经济利益的求“义”观；二是西方近代文明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5孙子将伦理道德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这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弥补了儒学思想的缺失，对纠传统价值观的偏颇有独特意义。

总之，任何一种创新和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都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继续。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新解释是每一代人的正当权利。我们应该以今天社会实践的要求来评判和改造传统文化。今天要重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行政价值观，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应对传统文化加以合理借鉴、吸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义、利新的合理内涵，实现两者之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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