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2:07:48

APEC范文篇1

关键词: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自成立以来,APEC一直致力于为地区内成员提供开放、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目前,APEC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效。

2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2.1初期准备阶段(1989年—1993年)。1989年,APEC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评估海关程序和开展协调化的可能性要求,之后APEC开始强调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届部长级会议上,要求减少亚太地区货物、服务和投资流动障碍等方面的建议一直都在提出,但由于此时处于准备阶段,APEC在这一阶段开展的活动比较少。1993年APEC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了贸易投资委员会(CTI),负责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工作。2.2确定目标阶段(1994年—1996年)。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茂物宣言》,第一次提出要求发达成员在不少于2010年和发展中成员在不少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这一长期目标,即“茂物目标”。这一目标将会进一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以及促进APEC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5年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为了落实茂物目标,把目标变为现实,会议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规定了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原则、机制和具体领域,为《茂物宣言》的顺利实现制定了行动方针。1996年,第四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会议通过了指导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和为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马尼拉行动计划》。《马尼拉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大阪行动议程》的要求逐步和全面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决心通过加强审查和协商的过程来不断维持马尼拉行动计划的活力。并改进单边行动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可比性和全面性。2.3调整阶段(1997年—2000年)。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在亚洲爆发,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也波及了APEC,导致APEC的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缓慢,尤其是在1998年的吉隆会议上,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遭遇挫败,这使得人们加剧了对APEC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几乎陷入了发展停滞状态。1998年—1999年的这两年,APEC进入了一个巩固、徘徊和再摸索的调整阶段。2002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次强调了各成员应当继续坚持茂物宣言中所确定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同时还要求增强成员国人力、机构、基础设施和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2.4持续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以后APEC贸易便利化的进程得到了持续发展,主要分为两阶段来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2002年—2010年,主要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2010年—2020年,主要通过打通供应链降低贸易成本,将区域内互联互通同贸易便利化紧密相连。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使得APEC贸易便利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实现贸易便利化的计划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行动。以此行动计划为蓝本,各成员从中做出选择,并通过集体行动计划、单边行动计划、“探路者”等不同方式完成上海目标。在2005年APEC釜山会议上,领导人肯定了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为了按期实现茂物目标,批准通过了《釜山路线图》,提出在2010年前将贸易交易成本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再降5%的目标。2010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横滨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执行《APEC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SCFAPⅠ),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亚太地区供应链货物和服务流动方面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到2015年将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总体绩效提升10%的总体目标。SCFAPⅠ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实施能力建设计划,帮助APEC经济体突破透明度、基础设施、物流能力、通关、文件、运输链接、法规与标准、过境安排这八个阻塞点,以更好实现到2015年亚太地区供应链绩效提高10%的承诺。2016年,多数经济体的自评表明,通过实施SCFAP计划,各成员国在时间、成本、不确定性和总体效益的改进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16年,在秘鲁利马举行的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批准了《第二期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2017-2020)》(SCFAPⅡ),目标是进一步增进APEC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连接。2017年,在越南岘港召开的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这一框架文件涉及了APEC的5个支柱领域:(1)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标准化;(2)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能力建设活动;(3)推动成员国跨境贸易的隐私保护;(4)促进跨境个人数据的保护;(5)推进跨境无纸化贸易,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问题。《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将会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提高跨境无纸化贸易便利,增强中小企业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能力,从而全方位推动贸易畅通,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做出贡献。

3结语

自成立以来,APEC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发展进程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茂物目标2020年最后期限的临近,APEC将进入第4个十年,APEC承诺按期实现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一茂物目标,决心为促进亚太地区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采取有力行动。

参考文献

[1]沈铭辉,余振.APEC贸易便利化进展及变化[J].国际经济合作,2009(2).

APEC范文篇2

论文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公务员之家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第三、APEC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互动的结果。就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APEC积极改善和加强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来协调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一方面APEC的成立与发展可以为其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构筑新的区域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以APEC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动,为日本参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分歧与冲突,充当东西方桥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从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实现政治大国和主导区域秩序建构等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圈,既能主导和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又可以此为更大依托而推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抗衡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APEC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东盟来说,其成员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应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小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在APEC的运作方式、发展进程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以小圈(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大圈(APEC),争取参与主导APEC的进程,使APEC成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从而维护和发展有利于东盟政治经济建设的亚太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平台,为中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等大国间政治经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相关活动来推动APEC的发展进程,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中国的优势或施加独特的影响,既有利于各成员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并形成相关的共识,又有利于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和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对俄罗斯来说,借助APEC,并纳入其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国互动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北约东扩造成的压力。[6]对台湾来说,“参与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亚太地区民主发展的前驱、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以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等因素,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活动,加强与亚太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台湾的''''主权国家''''形象,以增强其国际地位。”[7]

结束语

APEC的成立、运转和发展既依赖于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协调一致和承诺落实,同时又需要一个好的综合环境:成员个体内部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整个区域良好而稳定的经济形势、主要成员(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成员)能够起带头作用以及各成员间稳定的政治关系。总之,APEC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客观上或间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断演化。

参考文献:

[1]张蕴岭,赵江林.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

[2]喻常森.亚太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3]王嵎生.亲历APEC.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6.

APEC范文篇3

关键词:APEC,幕后外交,双边自由贸易

一、洛斯卡沃斯会议幕后外交的新重点及其对领导人会议的影响

(一)以双边自由贸易为中心的幕后外交

在APEC会议期间,各成员领导人单独会晤的幕后外交一直倍受关注。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会议期间,APEC幕后外交的重点转向了双边自由贸易。

1.美国“东盟行动计划”。这次幕后外交的首要新闻,是美国总统布什10月26日在与东盟7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正式提出了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核心的《东盟行动计划》。美国的计划是以即将达成协议的美新(新加坡)FTA为基础,以东盟各国的经济改革为条件,先与东盟各国分别缔结FTA,然后建立“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借以推动APEC和WTO的贸易自由化。希望与美国缔结FTA的国家,必须签署“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协议”,在政府机构透明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方面制定共同规则。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以参加WTO为前提条件。美国高官说:“东盟行动计划表明了美国高度重视东盟”,“为创造自由贸易的条件,美国将支援东盟各国的规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美国认识到了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和多样性”,“关于缔结与否和开始谈判的时间,将与东盟各国一起讨论决定。”另外,美国高官还表示可按东盟方面希望的内容进行谈判,强调了谈判的灵活性。

2.日墨共同声明。10月27日,日本小泉首相与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会谈,发表了“日墨首脑关于开始日墨经济连携协定谈判的共同声明”。声明回顾了两国自由贸易谈判的过程:2001年6月5日,为讨论包括FTA在内的双边经济合作,由两国官产学人士参加,成立了“加强日墨经济关系共同研究会”;2002年7月25日,两国首脑高度评价了共同研究会的研究报告。根据该研究报告,为继续在双边和多边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两国首脑决定就经济连携协定开始谈判。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使日墨两国尽快享受加强经济连携的利益,11月在东京开始正式谈判,争取1年内尽早达成实质性协议。

3.日智会谈。10月26日,日本小泉首相与智利总统拉哥斯会谈,就共同推进亚太经济合作以及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问题达成了共识。拉哥斯总统介绍了智利发展自由贸易的情况,说“智利与美国、欧洲和亚洲保持着平衡的贸易关系,与欧盟和韩国的FTA已基本上达成协议,今天还将与新加坡和新西兰开始谈判。”2003年,拉哥斯总统将访问日本,小泉首相对此表示了欢迎。

4.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自由贸易区。10月27日,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三国首脑会谈后发表声明,宣布从2003年起就三国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智利总统拉哥斯在会谈后说:“将在贸易、经济和投资三个方面签署三国协议”。智利是2004年APEC会议东道国,三国将在会议之前制定出商品、服务、投资自由化谈判计划。

5.日美沟通。10月23日,美国通商代表部(USTR)副代表哈曼与日本茂木敏充副外相会谈,相互介绍了两国与有关国家签署FTA的情况。为避免两个经济大国的自由贸易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不利影响,双方希望通过对话提高透明度,并就今后进一步在两国政府间交流有关信息达成了共识。

6.澳新会谈。10月23日,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贸易部长会谈时讨论了两国FTA的有关问题。在APEC贸易部长会议结束后之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贝尔说:如果协商顺利,近日内将与新加坡就缔结FTA达成协议。

7.印度尼西亚向日本表达意向。10月23日,参加APEC会议的印度尼西亚商工部长与日本高士早苗副经济产业相会谈,对与日本缔结FTA第一次表明了向前看的姿态。对于苏瓦迪希望与日本缔结双边FTA的积极态度,高士说“日本有意与东盟各国签署FTA,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谈判的意向。”

(二)幕后外交对领导人会议影响

关于双边自由贸易的幕后外交并不是从洛斯卡沃斯会议开始的,早在1999年9月奥克兰会议期间,双边自由贸易就成了APEC幕后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奥克兰会议期间,东道国新西兰单独与新加坡讨论了双边自由贸易问题;借此机会,新加坡和墨西哥也单独讨论了双边自由贸易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活动,并与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一起,提出了太平洋五国自由贸易区设想。其后的文莱会议和上海会议期间,有关成员也都借领导人会晤之机,讨论了双边自由贸易问题。例如,在上海会议期间,日本和新加坡总理会晤就达成了结束FTF谈判的协议。

由于幕后外交的影响,文莱宣言第一次对区域内自由贸易和双边自由贸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说它是对WTO的补充,是推动WTO和APEC的“垫脚石”。上海领导人会议及其所发表的“上海共识”,又进一步肯定了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的作用。根据上海共识,“有条件发起并实施某些倡议的成员”作为探路者,“可以在与《茂物宣言》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包括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在内,各成员的有关行动只要有助于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遵循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性、透明度、开放的地区主义以及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遵循不同时间表等原则”,就符合上海共识,就可以得到APEC领导人会议的鼓励和支持。

洛斯卡沃斯会议在文莱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洛斯卡沃斯宣言说:“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WTO规则以及APEC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在APEC内部应就有关贸易协定交换意见”。在此之前的发表的“APEC第14部长会议共同声明”,也对区域贸易协定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声明说:“部长们注意到:正在谈判和已经缔结的区域内贸易协定(RTA)和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许多APEC成员已成为有关协定的参加者。部长们认为:这些协定是实现“茂物宣言”目标的手段,并相信这些协定与APEC原则和WTO规则是一致的。部长们已经要求实际工作人员就RTA和FTA进行建设性的意见交换。”

由于APEC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各成员的双边自由贸易在奥克兰会议之后就受到了鼓励和推动。以洛斯卡沃斯会议为契机,各成员的双边自由贸易还必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出现迅速发展的新局面。

二、APEC幕后外交新重点的背景

APEC幕后外交的重点转向双边自由贸易并不是偶然的,这与APEC成员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与美日两国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一)APEC成员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

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全球范围内的双边自由贸易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高潮。2002年12月,全世界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已有160多个,其大多数不仅都是90年代特别是世纪之交前后建立的,而且以两国间FTA为基础的双边自由贸易还占绝大多数。在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以中南美和东亚为中心,亚太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APEC成员都积极开展了双边自由贸易。目前,APEC成员已签署了31个FTA,其中,除美以、美加和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自由

表1APEC部分成员发展双边自由贸易的情况(2003年2月)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加坡韩国泰国

已签署协定的对象以色列、加拿大、约旦、美国、以色列、智利、EU

EFTA智利、以色列、中美五国、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哥斯达利加、玻里维亚、巴西、新加坡、加拿大、墨西哥、中美三国、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MERCOSUR秘鲁、玻里维亚、韩国、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墨西哥、日本

EFTA、澳大利亚、智利巴林

正在谈判的对象新加坡、智利、中美五国、摩洛哥

EFTA日本、美国

MERCOSUR新西兰、新加坡

EU

EFTA巴拿马、古巴、中国香港、智利、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智利

正在协商或意向中的对象澳大利亚、南非、南非关税同盟、东盟、泰国、文莱、日本、新加坡、中美五国、加勒比海共同体、日本

EFTA新西兰、日本、新加坡、美国、日本、韩国、泰国、墨西哥、韩国、泰国、东盟、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智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

MERCOSUR巴西、韩国、泰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东盟、日本、新加坡、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孟加拉国、阿曼、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格鲁吉亚、捷克

注:1.EFTA为欧洲自由贸易区,包括瑞士、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典;2.中美五国共同市场包括哥斯达利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3.中美三国共同体为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4.MERCOSUR为南美南部共同市场,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2001年通商白皮书》及《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有关资料收集整理。

贸易区外,其余协定都是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签署的。另外,目前已经达成协议和正在谈判的FTA有14个,正在协商和意向中的FTA还有40多个(参见表1)。

(二)美国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变化

1.向地区主义的倾斜。美国多年以来一直以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心,积极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其重要标志,就是美国一直努力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WTO新一轮谈判的开始。尽管如此,但自90年前后世界经济出现区域一体化趋势以来,在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的情况下,美国通商政策就已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倾向。其重要标志,一是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南北美统一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二是积极推进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过程中,美国一直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曾极力主张在2003年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只是由于巴西等国的反对,最后才达成了2005年建立的协议。美洲自由贸易区充分显示了美国在西半球的存在,它不仅在地缘政治方面至关重要,是美国对抗欧盟、牵制日本的重要砝码,而且还是美国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和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杠杆。正因为如此,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重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性,并把在任期内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推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自1993年美国倡导的APEC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在西雅图举行以来,美国就以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目标,把当初以经济合作为基本宗旨的APEC领上了非制度性经济联合的道路。其重要标志,就是1994年茂物会议提出了2020年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其后,通过大阪会议和苏比克会议一直到上海会议,各成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2.向双边自由贸易的倾斜。美国早在80年代后期就是带头搞双边自由贸易的国家,1985和1989年,美国分别与以色列和加拿大签署了FTA。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欧盟和南美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美国因全力以赴地推进WTO以及美洲自由贸易区和APEC,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双边自由贸易。然而,自1999年美国精心策划的西雅图失败以后,由于WTO新回合谈判的希望一时落空,在“WTO已未必是推进自由贸易最好舞台”的一片舆论声中,克林顿政府就转而采取了更为重视区域内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的姿态。2000年10月,美国与约旦迅速签署了FTA,12月又先后开始了与新加坡和智利FTA的谈判。布什上台以后,又进一步推动了双边自由贸易。2002年初,美国与中美五国共同体(哥斯达利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自由贸易谈判正式开始,其后,与摩洛哥的谈判也正式开始了。关于日美自由贸易区,早在8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所考虑,只是由于对日贸易的巨额赤字再加上担心两个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结盟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当时才没有与日本采取共同的行动。然而,世纪之交,在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外交问题评议会”又重新提出了“日美自由贸易区”的建议。鉴于日本对日美自由贸易区也非常重视,所以,以农产品自由贸易为首,尽管两国都有不好解决的难题,但双方都一直在进行积极的研究。2002年5月9日和9月16日,双方部长级会谈都就双边自由贸易交换了意见。在洛斯卡沃斯会议之前的10月16日,布什总统布什又指示通商代表部与南非和南非关税同盟(USTR)开始自由贸易谈判。洛斯卡沃斯会议之后,美国又一鼓作气地推行双边自由贸易战略。根据东亚行动计划,美国通商代表部佐立克代表11月20日访问了马尼拉,在与东盟10国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谈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双方一致认为“东盟行动计划开辟了美国-东盟FTA的道路”。在此之前,佐立克代表11月14日还访问了堪培拉,在与哈瓦德总理的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政府2003年初与澳大利亚开始FTA谈判的意向,双方决定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缔结协定。2002年12月,美国与新加坡和智利的谈判已分别达成协议,2003年初将正式签署FTA;与文莱在签署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的基础上,也准备进一步缔结FTA。2003年2月12日,美国最大的经济团体-美国商工会议在其国际政策课题的建议中,又要求美国政府把日本、韩国以及欧盟等12个国家和经济联合组织作为优先考虑的自由贸易对象;其中,对日本等APEC的发达成员,要以2010年为目标,分别建立日美自由贸易区。

3.全力以赴地争取总统“促进贸易权限”(TPA)。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联邦议会拥有贸易谈判的权限,总统在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必须经国会授权。由于联邦议会拥有贸易谈判权严重限制了政府的行动,不适应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因此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就要求修改宪法,主张把贸易谈判权移交给政府。然而,由于共和党和的长期对立,美国国会一直难以通过两党一致的议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双边自由贸易的开展。为此,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就把贸易权限改称为“促进贸易权限”,并发誓上台执政期间一定要获得这一权限。布什上台以后,在其《2001年贸易政策的课题》中,就把获得TPA作为了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经过布什政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由于国会出现了超党派推动自由贸易的动向,2001年12月6日,众议院终于以1票之差通过了总统的要求。2002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赋予总统贸易协定谈判权的《促进贸易权限法案》。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在贸易中谈判就拥有了自主决策权,可以主动而灵活地推动各种贸易谈判。对此,美国通商代表部佐立克代表同日已明确表示:“美国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

(三)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变化

1.对双边自由贸易的积极姿态。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贸易立国战略以来,就一直是世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所以,日本多年来不仅是关贸总协定的积极拥护者,也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推进者。当时,日本曾认为地区主义和双边主义都不符合关贸总协定多边自由贸易的原则。由此,日本通商政策就一直是关贸总协定和WTO一边倒,即使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日本也没有实行经济集团化战略。然而,面对全球性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新高潮和各国的积极姿态,为改变在区域化和经济联合方面落后不利的局面,日本自1998以来就积极地与韩国、新加坡和墨西哥研究和谈判自由贸易。2002年1月,日本已经与新加坡缔结了经济连携协定,并同时提出了“小泉构想”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洛斯卡沃斯会议刚刚闭幕之后的11月4日,日本又与东盟发表了《关于日本-东盟框架性经济连携构想的领导人共同宣言》”,决定在10年内尽早建立自由贸易区。另外,日本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开始,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都正在进行政府间共同研究,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美国、加拿大、智利、南美南部共同市场、澳大利亚和瑞士等的自由贸易也积极的协商或意向之中。

2.新通商政策。在日本积极推进双边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日本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都进行了许多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对日本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的日本贸易振兴会、日本经团连、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在其关于日新、日墨、日韩自由贸易区等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中,不仅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与有关国家缔结FTA或经济连携协定,而且还要求日本政府修改通商政策,采取积极的自由贸易战略。以官产学共同研究为基础,日本政府2001年修改了“WTO一边倒”的通商政策,提出了“继续以WTO为中心,双边自由贸易、区域内自由贸易和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相结合的”新通商政策。

3.FTA战略。自“小泉构想”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以后,特别是小泉首相在搏鳌亚洲论坛演说明确提出分别与东盟各国缔结FTA以后,日本通商政策进一步向双边自由贸易倾斜了。2002年5月,以小泉首相为议长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制定了日本经济活性化六大战略,其中全球化战略明确提出要以双边自由贸易来适应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2002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提出了加强东亚经济联合的自由贸易方案。在此基础上,日本外务省赶在洛斯卡沃斯会议之前,于10月16日公布了“日本FTA战略”,正式提出了自由贸易的指导方针,确定了自由贸易的战略重点,宣布在日新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以韩国和东盟为中心,在东亚和世界范围内缔结FTA,并以此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以及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

4.建立专门组织机构。为切实推进自由贸易战略,日本政府而且还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2002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把负责中国和韩国贸易的“东北亚室”正式升格为“东北亚课”;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专门负责FTA和EPA(经济合作协定)的自由贸易课,11月又建立了FTA/EPA推进本部,并同时在经济局设立了FTA/EPA室。

三、双边自由贸易对亚太自由贸易的影响和推动

(一)APEC框架的弱点和问题

APEC当初是以加强亚太区域内经济合作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西雅图会议特别是茂物会议以后,APEC虽然提出了2020年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但由于领导人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不是条约,对各成员的行动没有约束力,所以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只不过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共同行动。与此同时,APEC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承认各成员之间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是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利益与需求,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强调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的原则,实行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相结合的原则。由于上述原因,APEC成员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共同行动,就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开放性的松散性的经济联合。

非制度性的开放性的松散性的经济联合,这既是APEC的特点或优点,也是APEC的弱点或问题所在,具体表现在:

1.APEC的成员多,利益难于协调一致。APEC现有的21个成员不仅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各成员分布在亚洲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利益各不相同。所以,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以及东盟相比,APEC虽然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达成了一致,但能否如期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2.APEC涉及的领域日渐增多。APEC的主要内容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围绕这两大内容,每次部长会议和领导人会议都要讨论环境保护、运输、旅游、人才培养、中小企业以及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以后,克服金融危机和反恐又成了新的议题;其中,讨论反恐问题还打破了APEC不讨论政治问题的初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3.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分歧。关于APEC的两大支柱或两个轮子,各成员虽然没有分歧,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优先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来推动经济技术合作;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成员则优先重视经济技术合作,主张通过经济技术合作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另外,与发展中成员强调APEC有两大支柱或两个轮子相比,发达成员则强调APEC有三大支柱,即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侧重点方面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APEC的进程。

4.领导人会议的声明和宣言没有约束力。由于APEC的多样性和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自主性,所以在各成员领导人对茂物宣言等的承诺或保证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依靠各成员的自主努力和单边行动,能否按期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就有很大的疑问。

(二)双边自由贸易对APEC的补充和推动作用

1.改变有关国家的态度和立场。由于APEC的上述弱点或问题,美日等发达成员对APEC的态度,已不像当初那样的热情和期望了。相比之下,由于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对象少,既能涉及广泛的领域,又能很快地达成协议,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展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随着各成员双边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美日两国眼前一亮,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新的感觉。与此同时,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区中,由于发展中国家大都比发达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双边自由贸易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主动和热情。只要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开展了双边自由贸易,就能改变有关国家对WTO谈判的态度和立场,实现美日期待已久的目的和利益。

2.为WTO谈判开辟道路,奠定基础。与WTO相比,区域内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对象少,既能涉及广泛的领域,又能很快地达成协议,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在WTO谈判旷日持久、谈判结果往往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如果把FTA/EPA所达成的协议和规则扩大到WTO,就有利于促进WTO谈判的进展。例如,对于WTO谈判的投资规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持慎重态度,很难达成一致的协议。而在FTA/EPA中,发展中国家大都欢迎制定投资规则,只要发展中国家切身体会到投资规则的好处,就自然会为WTO制定投资规则开辟道路。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愈益加深的情况下,WTO谈判的对象已不局限于GATT谈判的商品贸易,还包括了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内容。由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等不仅涉及到税率和数量限制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WTO谈判的难度就自然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区域内特别是双边自由贸易能够涉及到广泛的内容,不仅能实现比WTO更快更高水平的自由化,而且还能使当事国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例如,2000年生效的欧盟-墨西哥FTA,就基本上包括了GATS的全部内容。因此,随着双边自由贸易率先实施的有关措施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就能为WTO谈判奠定基础。

3.从双边自由贸易到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规律。WTO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以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为前提的。如果说两国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那么双边自由贸易就自然是多边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前提。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再加上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差异及其所实施的外交政策,各国间的关系自然是有疏有密、有远有近的。因此,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的国家先开展自由贸易,就符合自由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另外,把区域内特别是两国间所形成的新制度、新规则逐步扩大到全世界,这符合新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有助于新制度、新规则的迅速普及,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小新制度、新规则的普及成本。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日〗日本FTA战略,日本外务省,2002(10)。

2.〖日〗《通商白皮书》,日本经济产业省2002(6)。

APEC范文篇4

一、APEC经济技术合作内容的拓展

APEC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心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从1989年APEC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到2003年APEC第十五届部长级会议,APEC经济技术合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4年,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起步阶段。此阶段的APEC经济技术合作实际上处于一个“有其实而无其名”的状态。因为在起步阶段,APEC开展了一些具有经济技术合作性质的项目,例如收集资料和数据、建立信息网络、编制手册和概览、举行研讨班和博览会、编纂大事记等,但是APEC官方文件从未正式提出“经济技术合作”这个概念。只是在1994年《茂物宣言》中,APEC才首次提出了一个与经济技术合作相近的“发展合作”的概念。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是APEC整体发展思路还在发展和逐渐完善的阶段,APEC各成员对于APEC经济技术合作应该是什么、如何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开展APEC经济技术合作需要实现什么目标等基本问题均缺乏明确的认识。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1996年,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为了更好地推动和指导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APEC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议程》)和《APEC加强经济合作和发展框架宣言》(简称《马尼拉宣言》)。通过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APEC正式使用“经济技术合作”的概念,并详细阐述了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合作方式、13个具体合作领域、6个优先合作领域、合作的目标、合作特点等内容,构建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基本框架。其中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大阪议程》首次将经济技术合作放在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并列的位置,从形式上改变了APEC进程中“重贸易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的倾向。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APEC探讨经济技术合作的框架性问题,所以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显得比较务虚。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至今,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对APEC部分成员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促使APEC加快了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步伐,从而APEC经济技术合作也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完成前阶段布置的任务而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APEC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加强APEC经济技术合作管理的指导原则”的提议、建立“APEC经济技术合作信息交流中心(APECECOTECHClearingHouse)”、制定“经济技术合作行动计划(ECOTECHActionPlans,EAPs)”和提出《E-APEC战略》等。第二,为保证经济技术合作的顺利有效进行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主要反映在建立APEC经济技术合作分委员会(SOMCommitteeonECOTECH-ESC)①方面。第三,为确保经济技术合作的不断发展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内容的不断创新。例如APEC泰国会议就根据APEC外部形势变化,对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合作内容以及目标进行了拓展,新增加了“融入全球经济、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以及迎接社会领域全球化”4个优先合作领域。

二、APEC经济技术合作运作特点

经历了15年的发展以后,APEC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成长为一个以APEC为中心、以各成员和工作组为基点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体系。具体而言,该多边合作体系有以下特点:第一,拥有较完整的机构体系、项目审批、执行和监督机制,为经济技术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实施主要通过各成员的官方机构设立的APEC工作组,由工作组负责政策对话和审核制定具体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集体行动计划,并上报APEC高官会批准实施。APEC经济技术合作运行体系由具体实施机构、咨询机构和管理机构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机构主要包括APEC高官会下的11个工作组,即贸易和投资数据工作组、贸易促进工作组、产业科技工作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地区能源合作工作组、海洋资源保护工作组、渔业工作组、旅游工作组、电信工作组、交通运输工作组、农业技术合作工作组和中小企业工作组,另外经济委员会和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也参与到少数项目中;咨询机构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同时工商咨询理事会也是工商部门与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联系的纽带;管理和协调工作由高官会和其下的ESC来进行,另外预算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某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部长会议和领导人会议对于经济技术合作活动做出指示。ESC是APEC经济技术合作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他的主要职能包括:通过与APEC各论坛协调,并凝聚各论坛的努力,更加有效地推进APEC经济技术合作议程的实施;为加强和便利APEC工作提供一个政策管理工具;为实现APEC目标可能采取的行动提供指导。近年来经济技术合作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应该归功于以上机构提供的制度保障。第二,具有明确的合作内容、多样的合作形式和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有助于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实施。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入机制建设与具体实施阶段之后,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内容、合作形式以及资金来源都得以确定。首先,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内容不断扩展。1998年11月APEC第十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加强APEC经济技术合作管理的指导原则”提议,鼓励APEC各个论坛围绕着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持续增长、利用未来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中小企业、发展资本市场等六个优先领域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活动,因此在APEC的指导之下,APEC各成员主要围绕以上六大优先合作领域开展合作项目。其次,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形式多种多样。APEC经济技术合作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研究、数据资料的收集和分享、人员培训以及各类学术研讨会等都属于经济技术合作的范畴。为了更好的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ESC从侧重项目开展方式的角度,将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分为三大类:信息收集类、信息分享类和培训类。信息收集类主要包括以调研、研究、报告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信息分享类主要包括以研讨会会议、培训、标准成功例、数据库网站建设、APEC中心展览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培训类则主要包括以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开展的合作项目。最后,经济技术合作的资金来源构成。一般而言,经济技术合作资金来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APEC成员捐助的资金,它构成了APEC中央基金的来源;二是项目的主办方及其合作伙伴自筹的资金。APEC中央基金项下设立三个账目:第一个是管理账户,主要用于APEC秘书处、工作小组以及职员日常管理工作的开销;第二个是贸易和投资特定账户(又称TILF资金账户),特定用于加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活动及有关项目的开销;第三个是运作账户,主要用于APEC的一些申请项目的开销。APEC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资金资助主要是指APEC运作账户和TILF账户提供的资助。因此,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按资金来源可以分为五种:完全由APEC运作账户资助的项目、由APEC运作账户资金和成员方自筹资金共同资助的项目、完全由TILF账户资助的项目、由TILF账户资金和成员方自筹资金共同资助的项目和完全由成员方自筹资金完成的项目。可见,APEC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内容、实施形式以及资金来源的确定使其合作的具体实施更为顺利。第三,APEC建立了较全面的项目评估体系来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行评价,从而为更好的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APEC针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专门设计了项目申请的数量评估、项目实施的数量评估和项目成果的数量评估三个评估体系。它的构成如下:首先,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申请的数量评估框架由20个评估指标构成,它包括:项目的申请是否与APEC设立的优先领域存在清楚的直接的相关关系、申报的项目是否属于APEC设定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优先领域、项目的实施能否促进APEC优先主题的实现、项目的目标能否实现并被量化、APEC开展此项目是否存在比较优势、项目的申请是否具备丰富的背景研究、申请的项目是否存在领域交叉的问题或者是否需要其他工作组的协助、申请的项目是否符合“APEC妇女整合架构”的精神、开展项目的方法是否明确可行、项目申请的资金规模APEC是否能够承受、资金申报程序是否符合APEC的财务制度、项目是否得到了工商私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充分支持、项目成功实施可能遭遇的主要风险是否被确定并被控制、是否制订项目实施状况监察和信息反馈方案、项目的预期成果能否满足受益人的需要、项目是否拥有持续创造利益战略、项目设计是否制订信息和新发现共享计划、有无其他相关要点、APEC是否应该给予资金资助。其次,项目实施的数量评估框架由13个指标构成,它包括:合作项目的目标和成果能否如期实现、项目顺利实施过程中是否遇到事先无法预见的风险、项目的实施方略和组织安排是否顺利执行、项目的管理是否专业、项目的预算资金是否到位、项目的资金使用是否符合APEC目前的财务制度、工商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支持合作项目的承诺是否兑现、项目开展涉及到的领域交叉的问题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妇女是否获得可测定的利益、项目实施状况监察和信息反馈工作是否有效开展、项目的成果和发现是否被收集整理或者是否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予以共享、有无其他相关要点、项目实施状况跟踪是否有效。最后,项目成果的数量评估框架由17个指标构成,它包括:已完成的项目如何推动APEC优先领域的发展、项目预定的目标是否全部实现、项目成功实施遭遇的风险是否被有效控制、已完成的项目是否遵守APEC现有的财务制度、项目的预期收益是否完全获得、受益人对项目的成果是否满意、有无受训者对培训评价的文字记录、项目是否实现“APEC妇女整合架构”制定的优先目标、项目开展涉及到的领域交叉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妥善处理、项目实施后是否与APEC其他工作组建立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否有其他APEC成员积极参加该合作项目、有无工商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该项目、开展项目取得的经验教训是否被整理并实现共享、项目能否持续产生效益、有无开展后续项目的可能、有无其他相关要点、对项目的判断是否准确。①

三、APEC成员参与经济技术合作的价值取向分析

APEC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良好发展离不开APEC各成员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APEC发达成员拥有丰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无疑是APEC经济技术合作重要的参与方。APEC发展中成员一直是经济技术合作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在APEC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APEC经济技术合作信息交流中心提供的数据,可以将APEC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参与经济技术合作的状况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尽管各领域的合作项目均有涉及,但是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最受青睐。如下图1所示,在1993年至2002年间,APEC发达成员共主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362个,其中属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项目共计116个,占项目总数的32.1%。在此同期,APEC发展中成员共主持经济技术合作项目273个,其中属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项目共有101个,占到发展中成员主办项目总数的37.1%。在其他优先合作领域,发达成员和发展中也实施过一些项目,但是数量上都不能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领域的项目相比。第二,APEC大部分合作项目采取的是调研、报告以及会议等简单易行的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在APEC发达成员举办的362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中,以调研、报告以及会议形式开展的项目共230个,占到项目总数的63.6%;在发展中成员主办的273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中,调研、报告以及会议类型的项目共有181个,占发展中成员开展项目总数的66.3%。第三,APEC成员以自筹经费完成的合作项目居主导地位。在资金和技术方面,APEC发达成员都要比发展中成员更具优势。经济技术合作实施的关键在于资金和技术,因此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离不开发达成员支持。如图3所示,在APEC发达成员主持的362个合作项目中,发达成员自筹资金完成的项目共有208个,占发达成员承办项目总数的57.5%。其中完全由发达成员自筹资金完成的项目共有103个,占发达成员承办项目总数的28.5%。由此可见,发达成员并非完全不愿意承担经济技术合作的运作费用。APEC发展中成员实施的273个合作项目中,由承办方自筹资金开展的项目共有182个,占发展中成员开展项目总数的66.7%;其中,完全由承办方自筹资金开展的合作项目共有81个,占发展中成员开展项目总数的29.7%。由此说明了APEC发展中成员也愿意为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而付出实际行动。通过对APEC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参与经济技术合作的状况分析,可以看出APEC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对待经济技术合作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APEC发达成员愿意在不增加额外义务的前提下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之所以APEC发达成员起初排斥经济技术合作,主要是担心经济技术合作会增加它们的经济负担。即便后来发达成员转变了对待经济技术合作的态度,它们的这种担心也一直存在。因此,APEC发达成员在支持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强调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义务的一致性,不能给发达成员增加额外的义务。APEC发达成员侧重开展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项目,并且较多的采用调研、报告以及会议等形式,都反映了发达成员的这个价值取向。因为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大多数涉及金额比较小,在合作开展形式、内容以及资金调度等方面各参与方也非常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开展此类合作项目不会给发达成员增加新的义务。第二,为换取APEC发展中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支持,发达成员也愿意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为了实现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而支持经济技术合作是发达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发达成员自筹资金完成大部分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目的在于谋求发展中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支持。可以推断,发达成员愿意在发展中成员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基础上,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事实上,APEC大阪会议以及马尼拉会议能够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都可归因于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博弈。第三,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可以从争议较少、简单易行的合作形式开始。APEC经济技术合作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一方面由于没有先例可供借鉴,另一方面由于内容纷繁复杂,因此在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为了尽快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中成员认为可以从争议较少、简单易行的合作开始。尽管这样与发展中成员起初期望的还有一定差距,但是还是优于完全无所作为。发展中成员重点开展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并大多数合作项目的开展选择调研、报告以及会议等形式,都反映出发展中成员的这种价值取向。第四,发展中成员愿意在推动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一定义务。由于经济技术合作主张各参与方共同投入,因此发展中成员在敦促发达成员支持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也愿意承担一部分义务,投入资源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发展中成员的这个价值取向,体现在发展中成员积极以自筹资金方式主办的合作项目的资金投入上。

APEC范文篇5

论文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自1989年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其成员数量、组织结构、合作机制、议事范围以及作用与影响力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变化和发展,而且其政治经济影响与政治经济色彩也日益凸显和浓厚。主要表现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形势和秩序、协调实现各成员利益和地缘战略手段。

首先,APEC的诞生,就是全球政治经济战略地缘与区域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变化的反应和结果。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包括亚太)经济的主导地位,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东亚地区开始形成日本--四小龙--东盟相互间的区域产业分工结构,七十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逐步加入世界主体经济体系,而地处大洋洲的澳新也开始把经济联系的中心移向东亚。但是直到冷战的结束,才“把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的’柏林墙’最后推倒了,亚太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概念才自然形成了。”[1]“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APEC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一种积极反应。”[2]

其次,APEC的发展特别是重要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使得APEC在建设和维护战略地缘具有多样性的、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平台作用。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正式加入APEC并出席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APEC已更具有生命力和摘要:APEC地缘战略角色的形成和演化的导因是多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亚太区域的经济与政治安全形势的特点及变化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外部因素;而APEC独特的组织框架与合作机制以及各主要成员地缘战略的调整与互动则是推动APEC形成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从这些内外因素,可以看出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以及全球与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息息相关。

1993年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和1994年智利加入以及1998年秘鲁与越南的加入使得APEC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地区,更增加了APEC的多样性;特别是1998年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使APEC囊括了除欧盟以外全球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在“G8”之外世界“又有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由中、美、日、俄组成的’G4’:四大国利用这个场所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而且通过双边会谈,还可以就国际形势进行定期磋商,并作为探索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场所而发挥作用。”[4]因此,重要成员国的加入,更加突现了APEC在建构与维护和平稳定的亚太区域秩序的作用及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第三、APEC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需要,也是各主要成员政治经济地缘战略互动的结果。就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APEC积极改善和加强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其在APEC中“第三者”的身份,来协调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融入亚洲”的外交战略目标。对日本来说,一方面APEC的成立与发展可以为其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构筑新的区域秩序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以APEC为中心的跨太平洋合作的系列外交活动,为日本参与解决太平洋两岸的分歧与冲突,充当东西方桥梁作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5]从而有利于日本加速实现政治大国和主导区域秩序建构等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利用APEC,一方面可以形成亚太自由贸易圈,既能主导和密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联系,又可以此为更大依托而推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和抗衡其他区域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推动APEC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美国实现亚太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东盟来说,其成员占了APEC三分之一,所以理应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小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在APEC的运作方式、发展进程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以小圈(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大圈(APEC),争取参与主导APEC的进程,使APEC成为平衡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制,从而维护和发展有利于东盟政治经济建设的亚太区域秩序。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APEC的活动平台,为中国进一步搞好睦邻友好关系以及改善和发展中美、中日等大国间政治经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相关活动来推动APEC的发展进程,在重大问题上发挥中国的优势或施加独特的影响,既有利于各成员增加对中国的理解并形成相关的共识,又有利于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和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对俄罗斯来说,借助APEC,并纳入其亚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在中、美、日等大国互动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北约东扩造成的压力。[6]对台湾来说,“参与APEC的目的,是希望以亚太地区民主发展的前驱、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以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等因素,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社会活动,加强与亚太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塑造台湾的’主权国家’形象,以增强其国际地位。”[7]结束语

APEC的成立、运转和发展既依赖于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协调一致和承诺落实,同时又需要一个好的综合环境:成员个体内部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整个区域良好而稳定的经济形势、主要成员(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成员)能够起带头作用以及各成员间稳定的政治关系。总之,APEC的政治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各主要成员的地缘战略,客观上或间接或直接地有利于维护亚太区域政治安全秩序,因而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APEC本身的不断演化。

参考文献:

[1]张蕴岭,赵江林.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

[2]喻常森.亚太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3]王嵎生.亲历APEC.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26.

APEC范文篇6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二、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过《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2]〔日〕通商白皮书.1995:290.

APEC范文篇7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公务员之家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参考文献】

[1]EuropeanEconomy:AnnualEconomicReportfor,StatisticalAnnex,Table40~41,1995.

[2]〔日〕通商白皮书.1995:290.

APEC范文篇8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趋于正常化。回首2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两国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但发展仍十分迅速。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804.8亿美元,是1979年双边贸易额24.5亿美元的32.8倍之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7.2%以上(见图1)。

贸易结构上,中美两国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战后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就为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了契机。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技术性产品上。此外,两国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投资领域上,中美之间基本呈单向流动。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0年6月,美国在华投资项目为29940个,协议金额为557.7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272.8亿美元。而从1979年至1999年,中国对美投资总额不足5亿美元。

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两国间的技术贸易正步入一个新时期。据统计,中国自美引进技术价值1997年为18.2亿美元,1998年为30亿美元,主要项目集中在汽车生产技术和电厂成套设备及通讯设备。《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的启动有助于扩大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1999年朱总理访美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与环境领域技术合作与贸易协议,将有助于化解美国技术对华出口方面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推动两国技术贸易合作。

从目前总体状况看,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9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第十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国。这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各自的外经贸关系中均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动因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美经贸关系当中出现的摩擦与纠纷主要是因为美国利益的驱动。因此,不论在APEC框架,还是在WTO框架下,美国始终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或障碍。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战略目标决定了APEC和WTO两种制度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目标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APEC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发展动因——政治与经济因素并重

亚洲地区历来是美国政治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难以维持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这就需要重新调整与中、日和东盟等的关系。APEC是个经济组织,但美国在制定APEC方针时,稳定和安全目标被放在重要位置。APEC创造的定期性外交接触有助于解决成员间的任何分歧和冲突,APEC的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政治合作,美国也更有可能把APEC变成贯彻其意志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对于中国方面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增强,外界对中国的猜测和怀疑增加,“中国威胁论”广为散布。中国通过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与其他国家建立起联系和信任机制,对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大有好处。中国也希望通过APEC的活动提出和倡导自己的主张,发挥自己的影响,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从中美两国政治安全战略目标来分析,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以发挥其在亚太地区的积极作用,并进而产生世界性影响。APEC成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共同发挥各自在地区事务中促进作用的重要平台。

图1中美贸易状况(1979-2001)

附图

另一方面涉及中美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分析美国的状况。近年来,美国与亚洲地区的经贸联系出现了方向性变化:过去美国是亚洲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较大;目前,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不断降低,而美国对亚洲出口市场的依赖却在上升。此外,美国部署新的亚太经济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不希望被日益发展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排除在外。日前,APEC次区域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亚洲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及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亚太地区之间。并且,由于美日在政治安全、经贸领域的摩擦加剧,美国希望将贸易和投资重心向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中国被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中国方面,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中美贸易摩擦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在中国加入WTO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参与APEC的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与WTO不同,APEC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目标,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中国参与APEC的活动不必像WTO那样付很高的“入门费”,中国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安排自己的改革和开放进程。同时,中国在APEC的积极活动也对加入WTO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2.WTO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发展动因——经济因素更多一些

第一,中国加入WTO消除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大人为政治干扰因素。根据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美国将结束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年度审议,确立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今后,中美贸易适用WTO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意味着阻挠中美经贸发展的重大障碍得到消除,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第二,中国加入WTO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强劲推动力。中美两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倾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各有比较优势,这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竞争性较小,互补性很大,双方可以分享彼此巨大的市场,通过合作潜力的发挥增强各自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中美经济通过投资的迅速发展而相互渗透、联系和结合在一起。

第三,中国加入WTO将逐渐消除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体制摩擦因素。由于体制上的差异,两国在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反倾销、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摩擦和纠纷,造成双边磨合成本增高,交易费用增大。然而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与国际市场机制基本接轨,将使中美之间的体制摩擦因素趋于下降,中国的体制自由化可以大大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也可以使中美两国经济达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

第四,WTO制度框架为双边贸易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制。正如美国与其众多WTO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从未间断过一样,中美经贸发展过程中随着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双边贸易摩擦与纠纷增添了一条建立在国际公认法律基础上的较为公平公正的解决途径。中国对于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案所采取的正当立场就是最新例证。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次利用该组织的有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

第五,中国加入WTO将引发新一轮的美国对华投资热潮。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关税,对美国企业极具吸引力,这有利于形成中美双方双赢互利的经贸格局。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美国经济走势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将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提供广阔的市场,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合作领域

APEC成员的多样性以及它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亚太经济组织方式”,使APEC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发达国家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发展中国家更注重经济技术合作,这也使得中美经贸合作领域更宽。WTO基本上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它更强调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会走的更深更远。

1.APEC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合作领域——两个轮子一齐转: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

从发展目标看,APEC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相互作用,并行推进。《茂物宣言》提出了“发展合作”。《大阪行动议程》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定为APEC的两根支柱,提出在13个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马尼拉会议把“经济技术合作”列入重点议题,以“共同投入资源,分享资源”的方式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上海会议对茂物目标进行更新和拓展,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协调发展。然而在APEC的实际运作中,各成员国普遍感到两个车轮一大一小,一强一弱。

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缺乏对经济技术合作的全面认识,把经济技术合作看作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附属工具,使APEC的目标出现了倾斜。其次,一些发达国家对经济技术合作附加苛刻的条件,要求在扩大技术转让的同时以扩大市场份额为条件。再次,中国与东亚、北美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相当,资源和技术状况类似,互补性不强,这不仅阻碍彼此间的技术交流,而且造成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及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国际竞争。

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两种途径或方式。发达国家重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强调的是资本的积累效应,发展中国家重视经济技术合作强调的是人力资源、技术等的积累效应,资本积累和技术、知识积累对经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从理论上说,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交换,从实践来看,技术贸易和直接投资一直是各国获取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方式。因此,在APEC制度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将是同时注重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个方面,两个轮子一齐转。

2.WTO框架下中美经贸的合作领域——注重贸易投资自由化

WTO框架更注重发达国家的利益。从WTO的宗旨可以看出,它侧重于贸易、就业、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所需实施的主要方式就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因此,在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合作领域的重点将是以实现共同经济增长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一般商品贸易进一步扩大。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的减免以及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中国将极大影响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和初级农产品进口市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将提高10个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最重要的农产品进口国。农产品和纺织品历来是中美大宗贸易商品,在中美贸易史上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估计中国入世后,这一趋势将会得到加强。

其二,中美发展服务贸易具有巨大的潜力。中美两国开展服务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巨大潜力。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世界份额是美国的1/10,服务贸易进口和世界份额是美国的1/6强;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均为负数,美国均为正数,但增长不大。然而总的来看,中国的零售、银行、电信、证券等服务行业发育不够全面,甚至有很大的缺陷,美国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市场规范,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具有很强的优势。中国入世的服务市场开放承诺,将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进口迅速增长,超过一般商品贸易而成为中美贸易的最大部分。

其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美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美国是对华第二大直接投资国,但是,投资行业单一,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妆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入世后,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共同遵循,美商在华投资将有广阔的天地。

四、APEC与WTO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分配

APEC和WTO两种制度框架下中美两国所获利益不相一致。APEC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原则,实行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相结合,以渐进的方式实施目标来建成一个开放的区域组织。在“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下,中国将产生较美国更大的经济与贸易增长。WTO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并且WTO更重视贸易投资自由化,因此,美国必定会获取绝对大的利益。

1.APEC框架下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国获利较大

根据李坤望教授等采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方法来衡量APEC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的福利效果显示,发展中成员的利益所得明显大于发达成员,即中国从贸易自由化行动中所获得的利益较美国更大。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自由化有较大程度的差异。显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其贸易壁垒较高,因而贸易自由化所迈出的步伐也越大,自由化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也就越大。中国通过逐步减少乃至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引导资源重新配置,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使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合理流动,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与行业。美国在APEC贸易自由化启动之前其市场开放度已经很高,因而参与APEC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所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不大。

二是中美两国原有的经济规模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2强。贸易自由化利益由于两国经济规模的差异,其相对表现也不一样。美国有着绝对大的经济规模,其贸易自由化利益的绝对水平可能最大,但其贸易自由化利益的变动率可能反而较低。反过来,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但在开放条件下,由于知识的共享性和其他一些外部经济所产生的效应,中国可从世界市场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这样,规模小的经济其增长潜力也越大,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变动率就更大。

三是中美两国与APEC的经济联系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加入WTO以前,APEC是中国唯一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对外贸易的80%左右、引进外资的90%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APEC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现代化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自1991年加入APEC后,一直以积极的、负责的和合作的态度参与APEC的活动,因而所获得的利益比较显著。美国则由于各种各样的经济、非经济因素干扰,在修改单边计划方面行动迟缓,因此它从单边自由化中所得到的利益也相对较小。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美国获利显著

WTO是与IMF、WB三足鼎立,共同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支柱机构。然而,WTO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贸易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富国烙印,特别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思想和政策贯彻到世界贸易体系中去,使美国的贸易政策与WTO贸易规则相协调,从而成功地利用WTO为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服务。显然,在WTO框架下,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首先,美国一直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始终掌握谈判的主动权。他们把服务贸易自由化纳入议事日程,最终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就多处反映了美国的贸易主张。WTO的西雅图回合克林顿政府的主要思想是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的领域,把劳工和环境问题列入国际贸易体系之中,把电子商务、生物技术等一些新问题列入谈判日程。美国的建议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其次,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WTO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以美国独特的贸易保障性措施为例,美国为保障国内产业利益,长期以来实行单边的贸易制裁措施,其中以反倾销为主。另外,美国贸易机制实行两权分离,即美国政府只有谈判权,贸易协议的最终通过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由此为美国贸易争取最大的利益。

再次,WTO作为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例外条款事实上使得WTO贸易政策规范具有双重标准,从而形成大量规范管理之外的“灰色”区域。正因为如此,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动不动就挥舞201、301条款对中国实行单方面制裁,致使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最后,WTO制度框架重贸易投资自由化,轻经济技术合作,也给中美经济关系发展投下了阴影。贸易投资自由化导致的专业化生产会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强化现有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中国将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低水平,生产低附加值产品。

【参考文献】

1.陆建人主编:《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姜珊:《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政策调整》,《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3.李荣林:《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的三大关系》,《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APEC范文篇9

关键词: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创新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旨为促进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997年,加拿大APEC可持续发展会议提出建立“粮食、能源、环保、经济发展与人口工作小组”的跨领域倡议,从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了APEC论坛的重要议题。由于APEC各成员体农业可持续发展程度仍存在较大的差异,故本文对其主要成员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未来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APEC成员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情况

1.1北美洲。1.1.1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本实现了常规现代化农业,其特征为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良种化。但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过高的农业成本和政府补贴,农业生产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等。为解决以上问题,美国开展了“生态农业”,并提出了“有机农业”发展概念,提倡绿肥秸秆生态化肥的使用,提倡轮作方式,少耕和免耕,皆在保护自然环境。目前,美国可持续农业的主要措施为:作物轮作、休闲轮种、作物残茬覆盖少免耕法、覆盖作物扦入轮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农牧结合等。1.1.2加拿大。加拿大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措施,以协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例如,推行少耕、免耕、轮作的农作制度及配套机械为主的保护性耕作;进行水资源管理;规划土地资源,采用分区管理和多样利用,对草场和牧场采用社区管理和划区域轮牧;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在“联邦可持续发展战略2013—2016”中,着重强调改善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维护水质和可用性,有效利用生态资源,并通过科学知识来解决加拿大农业,农业和农产品行业新兴科学的需求。加拿大将可持续农业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1.1.3墨西哥。自2000年以来,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联邦区农业的支持,主要目标是保护郊区和城郊地区为城市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并确保当地的食品供应。2007年,创建了农村发展与社区公平秘书处(SEDEREC),关键环节为带动城市促进无农药生产和完全有机的农业。通过联邦区生态管理总规划界定保护区的范围,禁止在保护区内使用农用化学品和合成肥料,促进有机农业系统的发展。同时,墨西哥城大都会区环境事务秘书处建立了墨西哥首个生态有机认证体系,被称为“绿色印章”,并在保护区制定了有机农业标准,促进了当地玉米、蔬菜、水果等产业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1.2亚洲。1.2.1日本。2015年12月,世界粮农组织指定的4个“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中有3个位于日本。(1)长野河系的Ayu系统:长野河是日本最干净的河流之一,孕育了许多生态系统,当地社区生活在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中,发展了他们的经济链和文化习俗。(2)Minabe-TanabeUme系统:该系统允许在营养不良的斜坡上生产高品质的Ume(日本杏)和各种水果,当地社区通过维护上部庇护林,防止水土流失和维护水源,通过蜜蜂授粉创造了蓬勃发展的水果生产环境。(3)高千穗山-石山山区农林业系统:其位于陡峭的山区,平坦的土地极为稀缺,在严峻的环境下,当地人民建立了独特而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制度,平衡了木材生产与各种农业活动。1.2.2韩国。有机农业,又称为亲环境农业,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韩国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政府实施各种计划促进农业发展,如“农村和农村结构改善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规划纲要”,“结构调整计划”和“农业和农村社区综合计划”。1994年,韩国农业倡导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强调使用有机材料并阻止使用农药以保护作物。至1997年,韩国推出了“环境友好型农业推进法案”,于2001年修正为“环境友好型中长期计划”,其目的在于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概念、明确发展方向及应履行的相应责任。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基础地位。作为APEC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学者提出的“生态农业”理念,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并于1997年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农业协会。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2.1政府行动。2015年,我国政府制定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以3个“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粮食安全可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实现农民增收可持续,确保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就是要高效利用资源,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为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了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5年,中国将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推进农业信息化,提高主要农作物的全程机械化水平,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推动农业发展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2.2多边合作。自1991年加入APEC以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与其他经济体在农业相关领域的合作,以农业技术合作小组为平台,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流、合作活动。为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经验与信息的共享,我国建立了很多农业试验基地以推广新技术和经验;为提高公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及交流成功的技术和经验,定期举办农业科技研讨会和培训班,以提高公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意识。我国参与的APEC农业领域合作具体的行动包括:与意大利斥资171万欧元共同资助,旨在加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合作项目;中日可持续发展项目主要开展作物基因资源生产力和适应性的评估,开发了作物多样性的快速选择技术;中国农业部、美国IMC公司及加拿大CIDA共同投资140万美元资助新技术示范联合项目,选取新技术(如新作物多样性技术)应用示范基地,根据应用情况进行技术推广。

3APEC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APEC范文篇10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八大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环境产业通常被视为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环境产业起步较早。随着环境的恶化、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及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严格,环境产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业。尤其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发达国家均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推动诸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和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环境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是发达国家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重要项目。欧盟统计局整理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盟28个成员国环境产品和服务部门(EGSS)的价值从2000年的3200亿欧元增长到2011年的6670亿欧元,雇佣人数从2000年不足300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400万人。英国在清洁技术、水处理、空气和土地污染控制、海洋污染控制、噪音和震动控制、环境监测等领域具有优势。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环境技术,使其在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适当处理和再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具有优势。2013年,美国出口了1060亿美元包括风力涡轮、太阳能面板和水处理技术等在内的环境产品。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其实质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和地区对环境要素再分配与经济政治利益博弈的过程。开放全球环境产品和技术市场,有利于发达国家保持环境产品和技术全球竞争领先地位,抢占发展空间,符合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因此,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久拖不决情况下,美国2011年利用其主办APEC峰会期间,大力推动APEC环境产品自由化倡议,促成了2012年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形成和各成员降低环境产品关税的承诺。美国通过APEC成员的集体力量为WTO环境产品后续谈判注入新动力。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环境市场中的优势明显,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迅猛,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仍是环境产品的净进口国。然而,以WTO环境产品核心清单的26种产品为依据,2009年中国环境产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均排行世界第三,而且中国是最大的环境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有着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支持并积极推动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发展。2012年9月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经谈判磋商达成的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有54%是中国提出来的。中国在提出自己环境产品清单时注意了利益的平衡,特别考虑到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环境产品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使用以及防止绿色壁垒等问题,提出的具体产品项目有些是中方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也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具有竞争优势而希望得到的,所以一经提出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肯定。这次谈判的成功无疑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定挑战。

四、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生力军

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产业发展状况通常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环境治理任务的加重、WTO不断“绿化”、气候变化谈判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环境产业的发展,日益把大力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EGS)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其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首先,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主动应战,不提出自己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而任凭发达国家单方面提出对其有利的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就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自身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次,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一些环境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的低碳环境产品和服务(LCEGS)年度报告(2011/2012),中国在该年度LCEGS销售额为4443.24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12.9%,排名世界第二;印度LCEGS销售额为2108.15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6.1%,排名世界第四;巴西LCEGS销售额为1035.83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3%,排名世界第八。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上有优势。墨西哥在空气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等环境产品上有优势。

印度拥有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并出口可再生能源系统和产品,如风力发电系统和光电电池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其出口,获得贸易利益与市场份额。最后,适度地开放国内的环境市场,可以更容易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环境产品,能够获得包含在EGS中的新技术和知识,使企业以更高的效率使用资源能源,遵守环境标准,从而为本国的环境产业及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当调整了其环境产品贸易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谈判,表达诉求,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长达十多年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例如卡塔尔、菲律宾、阿根廷等),或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如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在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及其降税待遇模式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主动。例如,印度于2005年6月首先提出了环境项目方法(EnvironmentalProjectApproach,EPA),并在几项相关文件中逐一说明该方法的运作结构、程序与技术面向等多种议题(TN/TE/W/51;TN/TE/W/54;TN/TE/W/60;TN/TE/W/67)。这种方法得到巴西、埃及、古巴、南非、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2005年10月,阿根廷为了缩小清单方法和环境项目法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出整合方法。此外,巴西于2007年10月提出的出要价方式,建议各会员可通过WTO传统的出价和要价程序,经由双边谈判过程,让各国提交各自认定的环境利益产品,供其他国检视该类环境产品的开放是否损及其相关产业或其他利益。墨西哥与智利在2011年3月提出组合方法,该方法就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如何确定环境产品清单、对降税模式、调整关税的时期,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部分作出了详细说明。这些提案得到许多成员的支持与肯定,为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注入新动力。

五、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艰难而缓慢推进

过去十多年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议题主要包括了环境产品范围及认定依据、环境产品的自由化方式、特定环境产品通关问题、关税削减或消除方式及特殊与差別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S&D)等。谈判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环境产品范围的认定与环境产品自由化方式两大核心问题。WTO成员针对如何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及其降税待遇,提出了清单模式(listapproach)、整合—专案模式(integrated-projectapproach)、要求与回应模式(requestandoffer)、混合模式(hybridapproach)与组合模式(combinedapproach)等多种谈判模式,以寻求各成员能够接受的谈判方案。但由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的定义、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和降税待遇模式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搁置较长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谈判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多种力量角逐环境产品贸易规则的重塑,难以达到均衡。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问题日益渗入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并成为重点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担心新兴市场力量的壮大将导致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被弱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能够以迅猛增长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低,形成了可以和发达国家进行博弈的相对整体利益诉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达利益诉求,以实现保护国内幼稚环境产业,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2014年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出现了转机。2014年1月,中国、美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一旦每一个成员各自完成征求意见程序,谈判将立即在日内瓦开始进行。谈判构想是以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在2012年作出的承诺为基础,即到2015年将54类产品的关税削减至不超过5%,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力和污水处理厂所用的过滤器和其他部件,以及催化转换器。协议将会在WTO的大多数成员参与之后生效。尽管即将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困难,但我们对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

1.中国的积极加入。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符合中国利益。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另外,中国积极加入和推动环境产品谈判,增强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有利于确保谈判原则和模式对中国有利,能够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协调相关关系,促进谈判顺利进行。

2.美国的推动。

美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重启的主要推动方。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6月提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President''''sClimateActionPlan)。根据该计划,美国将与其WTO贸易伙伴国一起发起促进环境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这些环境产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受此计划影响,有些WTO成员出现了欲进一步推动绿色贸易谈判的想法。在2013年7月,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韩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官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针对WTO绿色贸易倡导进行初步讨论。2014年1月美国与中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Froman)2014年3月就此事致函国会,表示“谈判将以美国在APEC关于环境产品的讨论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为基础,保持WTO采取新颖和有信誉的方式开展贸易谈判的动力”。美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夠在2017年1月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实现绿色成长、扩大美国出口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不管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遇到什么困境,都可能采用最擅长的竞争性自由化(competitiveliberalization)策略加以应对,继续通过双边、诸边及多边途径,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目标。

3.多数成员的支持。

WTO多数成员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寄予期望。首先,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成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是,环境产品尤其是气候友好型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创新和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的产品及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意义重大。其次,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成功有利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WTO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WTO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冲击。多数成员认为,排斥和架空WTO这一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谈判取得成果可以起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另外,根据今后谈判的构想,谈判协议在参加方数量达到临界数量(criticalmass)后立即生效。通常90%是各方普遍接受的临界数量标准。从目前环境产品市场状况和参与谈判成员环境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能力,实现90%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