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环境产品贸易论文

一、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效应具有贸易、环境和发展的“三赢”性

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就规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护环境。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将贸易与环境列为八大议题之一，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员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最具体、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削减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解决贸易与环境冲突、改善全球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其一会增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额，同时也推进了全球环境产业的发展;其二会使各国以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环境产品，激励各国企业使用更清洁的技术，提升各国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其三，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技术设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可以说是贸易、环境和发展“三赢”。

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推动力的多样性

WTO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为了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将环境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削减议题纳入谈判进程，要求WTO成员尽快完成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市场开放的工作。自此，WTO组织了长达十多年的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尽管这个谈判还没有取得最终成果，但越来越多的成员接受了WTO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则，一些成员在谈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类别的环境产品削减了关税，逐步开放了国内一些环境产品市场，促进了环境产品、环境技术、信息等在各成员间的自由流动，推动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区域贸易安排(RTAs)也是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定旨在10年内取消许多环境产品的关税壁垒，并对具体的环境服务取消贸易障碍。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立即为多数环境产品免除关税。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以来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驱动者。APEC自20世纪90年代就把环境产品与服务部门列为APEC加速贸易自由化的特定产业，作为自愿自由化计划的主要开放部门和优先进行自由化的部门。虽后因成员对于如何执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议的立场有重大分歧，导致APEC决定将EVSL倡议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在区域内的自由发展的努力一直不断。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停滞不前时，APEC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环境产品清单，通过APEC环境产品计划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环境产品与服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建立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数据库并于2009年正式启用了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业信息网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关信息服务。再如从2007年开始，APEC每年的领导人宣言和部长声明都将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推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径。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员就降低环境产品关税达成共识，通过了环境产品清单，并承诺2015年前关税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APEC成员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承诺。这一成果不仅将极大推动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也为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带来示范作用与注入新动力，从而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与环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组织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关注环保政策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贸易流向和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OECD与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早对环境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迄今为止，这仍是国际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1995年OECD与欧盟统计局为推动贸易自由化提出环境产品清单(OECDlist)，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清单与1998年的APEC清单(APEClist)，成为2001年WTO开启多哈回合谈判，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时的共同起点。世界银行的终极目标是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世界银行的环境战略目标就是促进人们把环境的改善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战略及行动的基本内容之一。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制约21世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环境问题，世界银行认为，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进程和反贫困斗争的根本性挑战，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措施。这些措施也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如2007年世界银行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制度视角》的报告，从经济、法律和制度角度审视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妨碍了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环境产品的谈判可能为解决贸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世界银行还根据美国和欧盟等发达成员2007年提出的162个六位税目的环境产品清单，甄别出43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产品，这些产品主要是产生或使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的相关设备和零部件等，称之为气候友好产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员讨论。世界银行环境产品清单一经提出，就受到各方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核心机制是2013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其前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这也是联合国系统内讨论、审议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最重要的论坛之一。该机制有效促进了最高政治领袖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形成共识，增进国际合作和政府间决策过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WTO关于贸易与环境议题和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

三、发达国家的倡导者地位逐渐受到挑战

环境产业通常被视为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环境产业起步较早。随着环境的恶化、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及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严格，环境产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业。尤其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发达国家均将绿色经济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推动诸如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和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环境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是发达国家出口和对外投资的重要项目。欧盟统计局整理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盟28个成员国环境产品和服务部门(EGSS)的价值从2000年的3200亿欧元增长到2011年的6670亿欧元，雇佣人数从2000年不足300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400万人。英国在清洁技术、水处理、空气和土地污染控制、海洋污染控制、噪音和震动控制、环境监测等领域具有优势。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环境技术，使其在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适当处理和再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具有优势。2013年，美国出口了1060亿美元包括风力涡轮、太阳能面板和水处理技术等在内的环境产品。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其实质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和地区对环境要素再分配与经济政治利益博弈的过程。开放全球环境产品和技术市场，有利于发达国家保持环境产品和技术全球竞争领先地位，抢占发展空间，符合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因此，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久拖不决情况下，美国2011年利用其主办APEC峰会期间，大力推动APEC环境产品自由化倡议，促成了2012年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形成和各成员降低环境产品关税的承诺。美国通过APEC成员的集体力量为WTO环境产品后续谈判注入新动力。虽然发达国家在世界环境市场中的优势明显，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业发展迅猛，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带来挑战。中国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仍是环境产品的净进口国。然而，以WTO环境产品核心清单的26种产品为依据，2009年中国环境产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均排行世界第三，而且中国是最大的环境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有着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支持并积极推动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发展。2012年9月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经谈判磋商达成的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有54%是中国提出来的。中国在提出自己环境产品清单时注意了利益的平衡，特别考虑到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环境产品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使用以及防止绿色壁垒等问题，提出的具体产品项目有些是中方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也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具有竞争优势而希望得到的，所以一经提出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肯定。这次谈判的成功无疑体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定挑战。

四、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生力军

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产业发展状况通常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环境治理任务的加重、WTO不断“绿化”、气候变化谈判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环境产业的发展，日益把大力发展环境产品与服务(EGS)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其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转变。首先，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主动应战，不提出自己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而任凭发达国家单方面提出对其有利的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方案，就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自身的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其次，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一些环境产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优势。根据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的低碳环境产品和服务(LCEGS)年度报告(2011/2012)，中国在该年度LCEGS销售额为4443.24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12.9%，排名世界第二;印度LCEGS销售额为2108.15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6.1%，排名世界第四;巴西LCEGS销售额为1035.83亿英镑，占全球销售额的3%，排名世界第八。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土壤和水的清洁和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的处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等类环境产品上有优势。墨西哥在空气污染控制、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等环境产品上有优势。

印度拥有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并出口可再生能源系统和产品，如风力发电系统和光电电池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其出口，获得贸易利益与市场份额。最后，适度地开放国内的环境市场，可以更容易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环境产品，能够获得包含在EGS中的新技术和知识，使企业以更高的效率使用资源能源，遵守环境标准，从而为本国的环境产业及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当调整了其环境产品贸易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多边谈判，表达诉求，推进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长达十多年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例如卡塔尔、菲律宾、阿根廷等)，或针对环境产品清单提出看法，如古巴、印度、巴西、中国等。在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及其降税待遇模式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尤为主动。例如，印度于2005年6月首先提出了环境项目方法(EnvironmentalProjectApproach，EPA)，并在几项相关文件中逐一说明该方法的运作结构、程序与技术面向等多种议题(TN/TE/W/51;TN/TE/W/54;TN/TE/W/60;TN/TE/W/67)。这种方法得到巴西、埃及、古巴、南非、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2005年10月，阿根廷为了缩小清单方法和环境项目法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出整合方法。此外，巴西于2007年10月提出的出要价方式，建议各会员可通过WTO传统的出价和要价程序，经由双边谈判过程，让各国提交各自认定的环境利益产品，供其他国检视该类环境产品的开放是否损及其相关产业或其他利益。墨西哥与智利在2011年3月提出组合方法，该方法就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如何确定环境产品清单、对降税模式、调整关税的时期，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部分作出了详细说明。这些提案得到许多成员的支持与肯定，为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注入新动力。

五、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艰难而缓慢推进

过去十多年WTO主持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议题主要包括了环境产品范围及认定依据、环境产品的自由化方式、特定环境产品通关问题、关税削减或消除方式及特殊与差別待遇(specialanddifferenti-altreatment，S＆D)等。谈判的焦点主要围绕着环境产品范围的认定与环境产品自由化方式两大核心问题。WTO成员针对如何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及其降税待遇，提出了清单模式(listapproach)、整合—专案模式(integrated-projectapproach)、要求与回应模式(requestandoffer)、混合模式(hybridapproach)与组合模式(combinedapproach)等多种谈判模式，以寻求各成员能够接受的谈判方案。但由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的定义、决定环境产品涵盖范围的方法和降税待遇模式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搁置较长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谈判主要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多种力量角逐环境产品贸易规则的重塑，难以达到均衡。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加剧，环境问题日益渗入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等相关领域，并成为重点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担心新兴市场力量的壮大将导致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被弱化。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迅速崛起，能够以迅猛增长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低，形成了可以和发达国家进行博弈的相对整体利益诉求。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表达利益诉求，以实现保护国内幼稚环境产业，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目的。2014年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出现了转机。2014年1月，中国、美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一旦每一个成员各自完成征求意见程序，谈判将立即在日内瓦开始进行。谈判构想是以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在2012年作出的承诺为基础，即到2015年将54类产品的关税削减至不超过5%，这些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电力和污水处理厂所用的过滤器和其他部件，以及催化转换器。协议将会在WTO的大多数成员参与之后生效。尽管即将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和困难，但我们对谈判结果持乐观态度。

1.中国的积极加入。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符合中国利益。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另外，中国积极加入和推动环境产品谈判，增强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有利于确保谈判原则和模式对中国有利，能够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可以协调相关关系，促进谈判顺利进行。

2.美国的推动。

美国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重启的主要推动方。美国总统奥巴马2013年6月提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ThePresident''''sClimateActionPlan)。根据该计划，美国将与其WTO贸易伙伴国一起发起促进环境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这些环境产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受此计划影响，有些WTO成员出现了欲进一步推动绿色贸易谈判的想法。在2013年7月，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韩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官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针对WTO绿色贸易倡导进行初步讨论。2014年1月美国与中国、欧盟等WTO14个成员共同宣布启动环境产品谈判进程。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Froman)2014年3月就此事致函国会，表示“谈判将以美国在APEC关于环境产品的讨论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为基础，保持WTO采取新颖和有信誉的方式开展贸易谈判的动力”。美国政府希望谈判能夠在2017年1月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可以预见，今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实现绿色成长、扩大美国出口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不管重启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遇到什么困境，都可能采用最擅长的竞争性自由化(competitiveliberalization)策略加以应对，继续通过双边、诸边及多边途径，推动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目标。

3.多数成员的支持。

WTO多数成员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寄予期望。首先，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目前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演变成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关注。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是，环境产品尤其是气候友好型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创新和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的产品及技术、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意义重大。其次，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成功有利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WTO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WTO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严重冲击。多数成员认为，排斥和架空WTO这一全球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谈判取得成果可以起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另外，根据今后谈判的构想，谈判协议在参加方数量达到临界数量(criticalmass)后立即生效。通常90%是各方普遍接受的临界数量标准。从目前环境产品市场状况和参与谈判成员环境产品贸易规模和贸易能力，实现90%的目标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六、结语

总之，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曲折艰难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推动全球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对环境产品贸易国际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今后的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作者：张建民龚清华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