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论文范文10篇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农村金融体系制度安排

近年来诸多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式金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发展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2007年全国农户的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29％，来自私人贷款则占7l％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83％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金融，中西部这一比例分别为74％和59％。韩俊对2005年29省市180村的农村金融需求调查表明，农民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因此，非正规金融市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理论综述

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1973)的金融抑制观点认为，正式金融市场管制即金融抑制导致了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但他们忽略了金融市场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新结构主义学派对此提出了批评，并提出金融约束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金融有助于增加信贷总量，但对非正规金融运作秩序并没有更深刻的论述。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andStigaliz，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合约的高成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起了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失灵。

国内近年也有同样的论述(周天芸，2004；刘民权等，2005；俞建托、刘民权与徐忠，2005)，这些专家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有文化嵌入性的特点，有信息完全的优势，有独特的利率决定机制，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借贷中可抵押的份额很小，大部分依靠血缘、亲戚、第三方信用来支撑；农村独特的抵押优势，如抵押品的甄别、关联契约和隐性抵押机制有效地防范了非正规金融的运行风险。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性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和证明。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分析

1．信息对称优势

在农村的信贷活动中，信用社等正规金融组织面对分散的农户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带来农户的逆向选择同时农户资金需求由于农户经济体规模小、数量少，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于是信用社为减少逆向选择风险就会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抵押等行为，而这又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农村业务的开展。但对非正规金融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73)。在这种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村民间信息对称。而民间借贷放贷者又大都是村里信用较高的“能人”，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大信息源，对村庄的情况更为熟悉，对借款人的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可以说农村放贷人与借款人间信息对称，这基本避免了放贷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2．运作成本优势

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网络中，几乎不需要耗费专门成本进行信息搜集与甄别，其抵押也因两人之间判断灵活而无需多少成本。而贷款后的监管，贷方可以及时催款和调整信贷政策，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减小损失。基于村庄信息充分的把握，贷款人也可以较为灵活地判断、处理抵押物品。但正规金融在抵押品的判断时，却要进行评估，处理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耗费的成本极高。这保证了非正规金融运作的低成本特性，是正规金融不能比拟的。

3．风险控制优势

农村的社会生活网络天然存在信息对称的优势，大大降低了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风险。贷前，贷款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贷后了解借款人的资金投向、收益情况、还款意向等，这样既有利于借款人谨慎用款，积极运作，还有益于降低贷款人的放贷风险。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是在当前农村严重金融抑制、二元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过渡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金融对人才、制度等的要求较高，而且它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制度安排的本土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问题。

1．资金互助社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还没有一部适合的法律来保障互助社的权益。已通过的合作社法否定了农民的金融合作权，但是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显然是不健全的，没有金融合作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空间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在当前生产要素流出农村，而农业有利润的流通领域和深加工领域又由于进人门槛提高和集团利益化的原因，金融权利的利益部门垄断只会加速农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使农村高利贷盛行，加速农村的贫富分化，强化当前二元经济体制。这无疑与国家以民为本、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趋势背离。政策表明，农村金融全面开放迫在眉睫，全国人大立法会力排“利”议，通过合作金融法，给予中国九亿农民金融合作权。

2．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安排有待于进一步本土化

在利率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供求矛盾及农业生产异质性特点，农村信贷必然表现为较高的利率。据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全国27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民间金融的全国平均利率为16．4％，大约是正规金融的3倍。孟加拉银行及我国大量小额信贷实践也表明，高利率是民间金融机构得以生存和可持续运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国家目前对农村金融的利率浮动仍然有严格的管制。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的浮动幅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

从目前资金互助社的微观层面来说，互助社资金规模太小，根本不能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

四、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设想

1．以构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为目标，统一调整对农政策

在前期，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微观组织的建设倾斜，财政政策要向金融政策转移，以支撑金融体系的重建。

2．赋予合作金融“金融特权”

据奥尔森集团行动理论，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群体根本不可能与小而能量巨大的工商资本阶层争食农村金融蛋糕，没有国家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开放很可能导致农村金融的工商业资本与特权资本垄断，使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农村不稳定局面。因此，国家必须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授予“金融特权”，提供金融低息无息财政贷款，鼓励社会资本与国家资本积极进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给予合作金融利率浮动与存贷优惠等政策。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同组成了农村金融市场，共同面对农村的金融需求，市场内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

3．大力推动保险扩大农村市场份额，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推行农村医保，进行教育“两免一补”，农村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此，大力推动保险行业在农村的市场份额，降低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同时，由国家出资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公司，以应对可能的挤兑风险，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4．逐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

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同时，以姜柏林资金互助社模式为范本，在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基础上，有层次、有步骤地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以村社为单位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建设，最终形成以合作金融为主导，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为辅助，有农村保险支撑的农村金融体系。

5．实施农村大金融战略

(1)合理规范、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尽快确：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金融组织法人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眼前农民合作金融运作状况的需要，而且还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的长远需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历程和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人股村镇银行被拒的遭遇已经证明，农民金融合作权法律地位的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造成农村信用社改革失败阻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要“规范民间信贷”，银监会并进行了农村金融试点，但是，确立其法律地位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2)加快农村利率市场化进程，稳步扩大农村利率的浮动幅度与范围。农村信用社与非正规金融的金融实践证明，市场调节情况下，要想满足农区的金融需求，必须实行更具弹性的放贷利率。这不仅是弥补农业高风险的需要，更是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农村，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措施。

(3)修补体制漏洞，增加农村资本配给。国家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规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的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支农信贷的比例，堵住二元经济体制造成的农村资本外流；同时，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信贷杠杆作用，加大对农村基建领域投资。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协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优势，稳步增加财政与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配给，增加对农村资金的供应量，以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这也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有效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措施。

(4)积极引导，大力鼓励建立社区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必须积极引导农村自有金融组织，建立合作金融组织，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自发秩序的优势。但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面临着资金、人才、管理和规模效益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其在正规化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内部管理与监督上的种种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在人才培训、优惠补贴、注册以及内部的监督与管理上积极引导，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加强监管，鼓励农村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与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戈登-塔洛克．寻租一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李政军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2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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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4

西南地区农业的弱质特性

西南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多为盆地和高原，海拔较高，地势起伏明显，同时气候种类多样，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各种资源分布的地域连续性变差。加之西南地区较全国其他地区发生干旱灾害的概率和范围更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整体风险，不能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手段降低或消除。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自然风险(见表一)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科技增收不明显。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小农作业模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长期价格低迷，且部分年份经济作物产量、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西南地区农民的生产承受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风险和压力。农民对于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无法确定。这种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影响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使其无法成为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增收部门。

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现状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国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行政资源，其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导致各个时期的金融行业和体系的不同。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展开，体现出强烈的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高度计划集中，全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虽然金融机构也在分设与合并中不断地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投资和融资开始多元化。农村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诸多的涉农金融机构来讲，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使其经营更加趋向于现代企业化，对经济效益更加注重，支农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在正规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战略和理念的调整下，逐步降低在基层农村的服务和网点覆盖，加之原本部分西南落后偏远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所以造成了西南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巨大障碍。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从表二中可以看到，四省区农村金融机构总量虽然较多，但平均来看，每个乡镇能拥有的金融网点在2－3个之间，低于全国平均值(3.5个/镇)。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乡镇金融网点数量只有一个或空白，这就造成了所在地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被动和缺乏。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单从调查结果(见图一)看，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多数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在农行不断调整县域农村经营网络、减少乡镇业务领域，农业发展银行下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只能大都由信用社承担。庞大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形成了西南地区农村融资贷款的困难局面。数据来源:201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农信社在农村接近垄断的地位给予其在贷款利息定价上的主导权。为了防范和弥补信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农信社贷款利息水平普遍较高。例如广西农村信用社的加权平均利息率为9.01%，高出基准利率2.56个百分点，考虑到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那么实际利率水平将更高。综上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去农化”倾向，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难度。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严重挤压，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健全的农村金融融资机制和形式成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在西南农村地区的收缩使得大量的民间借贷组织涌现。监管机构早前虽严格控制民间借贷资本的发展，但在2006年以后，证监会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见》，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进入门槛，允许农村地区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子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这一政策驱动下，大批的信贷组织出现，其中高利贷、非法集资、非法吸储的问题也使得农村民间借贷的风险控制难度加大。建立风险可控、高效便捷的资本投融平台是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设计重点。(一)灵活的设立形式有助于合作金融的创立农村合作金融不同于金融合作。农村信用社在经历了多次的制度变革和经营改革后，已经不再具有合作性质，所以并不在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合作金融更侧重于个体之间、个体与中小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在组建合作金融组织时，可以是参股，也可以是建立互助社，这种形式上的灵活性降低了设立的难度，以及市场的门槛。这对于西南地区较为落后的金融程度和市场来说是一个机遇。(二)信息收集和抵御风险上具有优势经验和研究表明，小范围内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或小组信贷对于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抵御风险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在农村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现象要比城市中严重和普遍，交易参与方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会履行协约，所以正规金融机构会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风险。这也正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高利贷倾向的一个原因。高林霞、史林东(2011)认为，小组信贷能对借款者进行自我组合和筛选，从而对风险特征进行甄别。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西南地区的农村大多为民族聚居区，村民之间的了解熟悉程度较高，同时本民族内的风俗、习惯也可以对借贷关系进行约束，这样就能有效的对各类借款者的信息和信誉进行比对、区分，从而规避借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三)内部评价可以更好的进行抵押抵押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违约问题而建立的。但是对于许多正规金融机构来说，农村抵押本身具有风险。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户房屋往往由于地理上的分散性与物理上的低品质性，实际上不具有较高的交易价值。而另外一种农户的财产即土地，只有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并不具有完全土地产权，也就无法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进行抵押和交易。由于西南地区农村土地分散严重，且多为丘陵和山地等低产田，其执行成本高昂，接近不可执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面对抵押问题时，由于内部对抵押物品熟悉和了解，所以能做出较为合理的估价，而对于土地的低值性问题，则可以对其经营权进行抵押来解决。另外，在借贷期间，对借款人的使用状况进行动态监督和评估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资金的安全。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泛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区位优势，除个别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泛珠三角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香港的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大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已在内地开设多间分行或代表处，但是，泛珠三角地区银行机构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大部分分布在广东、香港、澳门这些发达地区，其他省份银行结构、上市公司数量偏少。截至2006年末，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各项存款余额9.36万亿元，占全国的26.91％；各项贷款余额6.18万亿元，占全国的27.42％；国内生产总值达6.63万亿元，占全国的31.68％，增长速度为13.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2.6个百分点。而2006年末区域内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共有上市公司501家，约占全国（共A、B股上市公司1434家）的35%，说明泛珠三角地区股票市场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地区发展结构差异大（见图），说明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障碍

制度因素是影响任何区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障碍，影响着其自身发展。我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对两种不同制度下金融体系衔接的深度与广度产生影响。内地的金融体制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造，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色彩较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从这两年的证券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受政府影响大，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偏离实际价格很多，市场的力量还很微弱）。而港澳金融法律体系健全，法规细而全并且符合国际惯例，内地在此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区划壁垒导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源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然而银政壁垒的存在阻碍了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互动的发展。表现为：(1)地方政府实际上过多过少地干预商业银行贷款，控制本地市场的意愿过于强烈，不希望本地区优质的金融资源与他人分享，只乐意资金的流入，反对资金的流出；只欢迎投资本地项目，反对投资异地项目；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一些金融机构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2)目前泛珠三角内陆区域金融监管分属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武汉分行、上海分行，而目前大区分行都是以平衡本区域经济总量为原则，而不是以区域经济的联系程度为首要出发点，金融监管的垂直领导直接导致9省区金融业之间的分割状态的形成，直接导致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市的金融服务都以现有行政区域为主，没有从区域资源和动态角度确立金融服务模式以实现金融资源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因此，从目前看，阻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最大问题是地区间金融合作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合作渠道不够畅通。

（三）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

通过对“泛珠”各省区GDP的比较（见表1），可以把“泛珠”各省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GDP明显超出其他各省区的香港、澳门和广东；第二层次是GDP在7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的福建、四川、湖南3省；第三层为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海南5省区。三大层次间各省区的差距是巨大的：内地2006年GDP总量最高的广东为26204.47亿元，而最低的海南省只有1052.85亿元。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可以通过其它经济指标得到求证，9省区GDP的变动趋势与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的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2006年广东的人均GDP为28332元，是贵州的近5倍；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广东的财政收入为2179.4608亿元，几乎是其它8省区总和（约2963.3831亿元）的73.5%。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的人均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都是遥遥领先，泛珠三角地区明显存在着空间二元性。沿海地带经济发展比较快，内地发展比较缓慢，这也是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难题——地方差异大，发展很不平衡。

从表2的各项金融指标来看，广东、福建、四川、湖南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年末余额都远远高于其它地区，金融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流动活跃；而保费、上市公司家数则是广东遥遥领先（除香港、澳门）。资金流动活跃于第一、二阶梯之间，第三阶梯资金流动缓慢，极大程度地阻碍这些地区的金融合作与发展，导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策略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性金融机构

随着泛珠各项经济合作的深化，建立泛珠经济区的区域性银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整合区域内9省区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泛珠三角发展银行”是一个创新的途径。“泛珠三角发展银行”就像一个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特征，可以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立相应的资金比例，由各省区财政拨款共同组建，也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这一银行的任务主要是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此外，还要注重加强金融机构区域内相互开设网点、增强服务能力建设的金融合作。

（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后，金融制度，金融合作越来越复杂、精细。因此，需要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区域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重点探索建立覆盖全区、资源共享、信息完备、使用便捷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系统。在防范风险层面，建立客户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不良客户黑名单，同时共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和内控，携手打击金融犯罪，确保金融安全，创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

（三）完善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法律体系

一要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优化合作环境，为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二要抓紧完善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市场扭曲，使区域内金融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三要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相对一致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文化制度，使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发明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严格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保护。

（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云南、贵州、四川距离广东比较远，由于空间距离远，经济金融发展梯度明显，使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金融机构在开展异地业务时面临管理难度大、风险管理手段缺乏等问题。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很大程度的影响偏远地区的对外贸易，导致进出口贸易额比较低，经济发展状况欠佳，与沿海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加强信息传递能力，搭建信息沟通的平台。

（五）积极促进双边与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应当以主体间差异性为基础，发挥各方比较优势，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金融业务合作及金融资源共享。以融资为例，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资金充裕的省区，也有资金紧张的落后省区，资金供求的差异性较为明显。但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发达省区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近年来出现了资金从存贷比高的地区向存贷比低的地区流动的现象，资金供求不平衡性状况日益严重。为此，区域的金融合作应当致力于建立双边或多边的资金共享机制，充分利用资金供求不平衡的特点，积极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融通，进而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六）完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

（七）加强人力资源合作

突出港澳和广东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密切人才交流，是深化区域各方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防范潜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加大人才交流培训力度，建立区域内人才交流培训机构，共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互访和出境学习、考察、培训。加强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沟通与联系，实行互派人员挂职锻炼。加强人力资源配置、用工制度绩效考核、人才培养等方面经验交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八）加强区域内物流主要枢纽地的金融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南北东西的跨度很大，要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保障物流的畅通无阻。密切物流主要枢纽地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大型物流企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和发展，畅通物流有利于区域内贸易发展，有利于内陆省(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加快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物流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发展，为大型物流企业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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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6

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贷款的目的是帮助贷款国的发展。从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看，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一种风险较低的财政赤字融资渠道，既有可能给贷款国带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也可能使该国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压力而事与愿违。大多数研究认为国际援助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援助贷款的饱和点（国际援助贷款占GDP比重为15%耀45%），在其范围之外，国际援助贷款的作用是递减的。近期一些提议中要求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全面援助的同时，将援助资金的结构从贷款向赠款倾斜。美国财政部（2000）指出将贷款转为赠款可能会压制捐赠国公众对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的支持，而且难以得到司法上的认可，反而限制了贫困国家对于融资资源的整体获得性。奥德多昆（2004）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贷款和赠款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克莱米、笈多等（2004）对1970—2000年接受外部援助的107个国家的经验进行了研究，检验赠款和贷款对国内财政收入的不同效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方面，陈兰、朱留财（2008）介绍了全球环境基金在节能减排领域同我国的合作前景。云南省财政厅涉外（2009）针对云南省1984—2008年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若干项目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王雨晴（2011）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北京环境二期项目分析了世行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特色。高梅（2009）结合上海的案例分析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特别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陶风华等（2009）分析了甘肃省利用国外贷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张悦玲、白永慧（2010）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借用政府外债的问题。张景辉（2011）通过对黑河市的研究提出把国际金融贷款与国内金融贷款结合使用，既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还可以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谢煊（2012）针对新疆利用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二五”期间稳步扩大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等思路。贷款绩效评价方面，雷刚（2010）对世行贷款山东城建环保二期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建议在项目建设中逐步推行全过程绩效评价。李娟（2010）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监察机制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彭润中、赵敏（2011）通过对我国约50个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数据从相关性、效率、效果、可持续性和项目综合绩效等五个方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归类整理，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的相关经验和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与思考。朱洪祥、彭山桂（2012）针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南》评价体系指导项目准备期绩效评价的不足，对评价框架和评价方法进行调整优化，提出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唐斯斯（2012）对财政部和我国利用国际金融贷款农业项目的绩效评价实践进行了梳理。孙翔（2012）阐述了改进后的绩效评价框架，指出新框架的优势及其在实务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间接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组织的援助不仅可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还可以将“引资—引智—引技”三大功能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状况，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从而为河北省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二、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及其变化

（一）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数量金额逐年增加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始于1981年。30多年来，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4年3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48个，签约贷款额21.14亿美元，累计使用20.3亿美元。从表1中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结构看，2004—2014年3月10多年的新增贷款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增长率达到39%。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趋于集中化，农业行业位居首位

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基本属于公共财政范围和公益性项目。但是从2004—2014年10多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行业分布来看，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涉及行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城建与环境。其中，农业项目的增长率达到45.45%，城建与环境项目的增长率达到28.57%（见表2）。从行业分布来看，农业、城建与环境项目排在优先位置。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有白洋淀生态建设与环境综合治理、小城镇开发示范、林业综合发展、张河湾抽水蓄能、河北节能减排促进、节水灌溉二期等六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城建环保、节能减排、能源等领域，项目实施促进了河北省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配套，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社会经济效益并重

河北省积极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作用，促进了有关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实施世行贷款“小规模肉牛发展项目”，五个项目区农户养殖业纯收入平均由项目前1600元提高到2100元，提高了31%。林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区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3%，对河北省平原的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促进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京深高速公路（石—安段）利用世行贷款5.5亿美元，大大提高了河北省的交通运输能力。三是促进节能减排，对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大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四是提高了教育卫生服务质量，促进了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河北省教育厅利用世行贷款“贫三”项目的实施，解决了贫困地区办学经费不足问题，项目县校舍危房比例大幅度下降，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四）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提升了管理水平，引智引技作用明显

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发挥了“引资—引智—引技”作用，提升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竞争力。一是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经验，推动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我国现在通用的工程监理机制，投资、运营和管理模式，采购公开招标制度等多是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实施与合作中学习借鉴得到的。此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发展机制，林权、水权制度改革实践等，对河北省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行贷款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引进的供水、污水收费制度，为河北省给、排水价格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提高了项目人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改善了人力资源结构。国际金融组织为了保证投资效益，每个项目都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使河北省相关行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明显改善，通过项目培训与实施，人们更新了观念，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本领。

（五）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注重信誉以评促效

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下，从2008年开始河北省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的管理中逐步引进了“以绩效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聘请专业人员为小组成员。问时，对被评价单位相关人员和评价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专业培训，详细讲解绩效评价的方法、步骤和工作程序等。评价中，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上报的有关资料，采取案卷研究、因素分析和综合指数等相结合的办法，对项目立项、申报、实施，项目完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价，根据各评价因素所占的分值和权重进行评分，评出“优“”良”“中“”差”等级，并写出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通过绩效评价，学习和掌握了绩效评价理念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政策明、业务精的评价队伍，建立了准确、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数据库，确保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的权威性，绩效评价走在全国前列。

三、当前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总量和投向的约束性增大，获得贷款难度增加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将于2015年或2016年前后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加上之后不超过5年的过渡期，在2020—2021年前后从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到达“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贷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和贷款投向更为严格的限制。世行新的国别伙伴合作战略与中国确定了未来几年双方的三个合作重点：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加强中国同世界互动，世行集团中国际复兴发展银行将保持年均1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规模，国际金融公司预计每年在华投资5亿美元耀10亿美元。世行贷款将致力于知识及知识合作、能源和环境、贫困和质量问题，主要投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亚行对中国2013—2015年的国别贷款分配额度分别是14.45亿美元、14.35亿美元与13.30亿美元的贷款。亚行《2011—2015年中国国别伙伴合作战略》继续加大在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等三大支柱下的合作，强调合作将更加突出创新、附加值及示范效应，合作重点将突出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城市发展、私营部门业务等五大领域。在贷款总量下降和贷款投向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相对于获得更多支持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的河北省争取硬贷款的难度有所增大。

（二）对于“举债”有认识偏差，错失项目立项机会

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它不仅风险小、收益大，而且可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建立互信互利、良好的伙伴关系，将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于企业，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加快地方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转型，增进社会福祉。有的相关部门思想解放不够到位，意识不强，对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在“引资—引智—引技”方面的作用认识不够，对于合理适度利用外债认识不够深刻，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简单地理解为负担和债务，担心项目失败给当地财政带来还贷风险和负担，争取项目和资金的动力不足。有的相关部门认为贷款资金量不大，审批程序漫长又复杂，管理制度严格，资金使用起来受限制较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机会，导致当地利用外资工作进展不大。二是外债风险意识欠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作为国家主权外债，按照贷款协议是必须要偿还的。有的部门缺少外债统筹规划，还没有建立外债风险预警机制，偿债准备金没有完全列入预算。因此，主动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足现象，责任跟踪不能放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涉及申请、实施到还款、持续发展等环节。一是有的部门重项目引进、轻监督管理，没有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项目实施管理上来，在项目设施与达到预期发展目标方面监管不够，缺乏责任追踪相关管理意识和手段及其相应制度配合实施。二是个别基层单位存在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现象。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有些项目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质量，相应主管部门没有完全尽到监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高质量工作开展。

四、新形势下河北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空间的拓展

（一）将知识合作打造成新的增长点，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当前，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主要是贷款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和知识合作三种形式，贷款项目这一传统形式已触及世行、亚行硬贷款“毕业线”，从客观上讲，传统的贷款合作受到国际金融组织毕业政策的限制无法无限期地做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创新合作内容和形式，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打造新的增长点。在世行、亚行和国际农发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知识合作将成为工作核心。知识合作不仅通过所提供的分析咨询工作和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投资项目这一载体来进行，通过具体投资项目的示范和试点，帮助地方政府为其各自的发展方向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新成立的世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以及亚行—中国区域知识共享平台是地方政府深化知识合作的两个具体抓手。2008年开始，河北省先后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实施了结果导向绩效评价，其中河北省石安高速公路项目、河北省城市环境项目和河北省小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等被财政部和评价专家组评为典型案例并收录典型案例汇编。

（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企业走出去

随着主权外债业务的逐步退出，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和亚行私营业务部门非主权业务（非主权业务指的是由国际金融组织资助、与地方国有企业、其他公私主体或私营部门主体作为还款方或被投资方而开展的业务）将逐步成为财政工作新的着力点。在与中国合作战略期间，国际金融公司将适度扩大与中方合作规模，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从私营部门角度帮助实现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方面的目标。亚行《2020战略》将促进私营部门业务发展列为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行开发的非主权业务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农业和电讯等领域，还包括为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提供创新和深化金融服务以及在当地拓展一般业务，并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其业务目标。河北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业务政策指导，做好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发展民营经济的总体思路，结合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工作的特点，探索和完善财政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理顺现有的管理机制和程序，积极探寻加强民营经济管理的工作要点；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行私营部门业务局的合作潜力，积极引导非主权业务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小微企业融资、节能减排（如能效提高、绿色建筑节能、区域集中供热等）、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发电等）、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如城市垃圾发电、污水和污泥处理等）等领域，引入新的机制和先进技术；需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促进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民营经济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三方合作”，共同投资于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产业和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承办国际会议、接待高访团组等机会，组织开展研讨推介活动，为引进外资和智力资源、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牵线搭桥。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开辟新的资金合作渠道，优化环境惠及民生

目前，在我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绿色气候基金等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的合作中，世行是全球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在动员和配置全球多边发展援助资源、制定国际发展援助规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亚行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业扶贫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资金，促进全球粮食生产和减贫事业发展。全球环境基金通过提供赠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活动。随着“毕业线”的日期日益临近，河北省需要在继续稳固发展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基础上，深入拓展与国际农发基金、全球环境基金、欧洲投资银行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其他多边金融组织的合作。紧密结合河北省“十二五”规划，根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突出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和民生等领域发展，做好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新项目申报和规划内项目的前期准备、对外谈判和签约实施工作。

（四）提升与国际金融组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突出战略性及有效性

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组织。对我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国际金融组织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地方政府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金要结合当地发展规划、改革重点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摸清需求、有效对接，不断提升技援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搞好地方经济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地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指导。在技援项目选择方面，要看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源资源节约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否有助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发展；是否有助于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是否有助于深化宏观经济管理改革与促进结构调整。在技援资金的投向方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结合地方政府的特点和需要，进一步加大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向地方倾斜的力度。在技援项目的管理方面，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介绍国际金融组织技援资源，主动查清技援合作的潜在需求，提高技援项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强化技援项目的结果导向管理，促进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及时总结宣传项目成效。

五、河北省深化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合作，提升服务水平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有严格的政策要求和投向限制，目前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农业、扶贫开发、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包括农村沼气）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研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新政策，结合河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本行业的实际需求，根据贷款支持方向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谋划和设计项目，以提高项目申报的成功率。在资金投向上，要发挥贷款资金的补位效应，在符合贷款资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一般财政性专项资金在用途上相统一，重点用于政府应办而限于财力不足未办的公共性项目；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和一般财政预算项目管理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尤其是学习与借鉴国际金融组织在环境治理与保护、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先进经验与技术，总结和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管理的示范效应；在合作渠道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开展知识领域的合作，包括技术援助资金在内的多种渠道的赠款、贷款资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针对河北省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与外方合作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研究，引进先进知识和经验、介绍河北省实际做法、实现共同发展。

（二）加强管理，提高项目质量

贷款项目管理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主要载体，是贷款管理的核心，项目执行质量直接影响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水平。在与国际金融组织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必须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项目全过程管理，建立“重基础、促创新、控过程”的全过程管理模式。通过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打造精品项目，总结典型案例，提炼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平台加以宣传和推广，赢得国际社会对河北省改革发展事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一是加强沟通，提高项目的执行质量。在项目准备和实施各阶段，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各个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充分沟通，深入学习并吃透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制度，提高项目执行质量和效率。二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高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申报效率。各相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必须加强与发改部门的协调合作，通过联合申报等方式减少国内审批环节，提高国内项目审批效率；加强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宣传和推广，实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年度重点支持方向和领域等信息，提高项目单位申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单位，鼓励其积极申报，从多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加强贷款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在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各个阶段建立全过程参与机制。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以资金、财务、债务、管理为主线，坚持贷款“三查”制度，实行全过程监督机制，规范贷款“借、用、还”每一环节，提高项目实施质量，实现从重贷款借用向重贷款管理、从重项目数量向重项目质量、从重前期审批向重中后期监督管理的转变，使贷款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同时，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并掌握项目单位各阶段资金的使用，积极与国际金融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做好服务、协调和督导工作，保证贷款资金的使用效能。四是加强债务管理、控制好财政风险。有关部门要深刻理解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条件以及主权外债的严肃性，明确债务责任主体，完善各种法律手续，落实好还款责任；加大债务清偿回收力度，采取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和有效措施，使项目单位切实履行还款责任，对不能按时还款的市、县，要采取财政扣款的方式强行扣回并加收滞纳金。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以便在项目单位不能及时还款的情况下垫付；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河北省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债务统计监测信息系统，及时掌握基础数据，搞好政府债务风险监控，督促项目单位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按时还款，提升河北省的形象。

（三）立足实际，创新合作模式

一是创新业务管理模式。对贷款业务可以通过贷款批准方式、中间金融转贷、提前收回贷款资金滚动使用等方式，从而达到项目准备时间较短、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例如河北省利用亚行贷款节能减排促进（能效电厂）项目贷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时效性强等特点，为避免出现子项目发生变化，河北省综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贷款转贷流程、贷款资金安全等因素，采取了“财政转贷和中间金融机构服务”项目模式。同时，引入合同能源服务模式，为利用亚行贷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服务项目模式进行了有益尝试。二是创新资金合作模式。探索贷赠款资金与国内预算资金、专项资金结合使用的新模式，促进内外资金的整合与优势互补。进一步放大国际金融组织资金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可以通过发挥财政部门的平台作用，结合国际金融组织非主权业务的开展，协调国际金融组织与地方政府、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合作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定向支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规划领域的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及民生改善等项目建设。同时，结合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申报，协调国内政策性银行、清洁能源基金等以相对优惠条件提供配套资金融资，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发挥资金倍增效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准公共资金的特点，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资金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资金的结合使用。探索国际金融组织与民营经济开展合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由于自有资金有限，近年来世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鼓励通过PPP模式撬动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领域推广PPP模式，有利于利用有限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公共投资的杠杆效应。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PPP可以有效弥补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不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管理和运营经验提高基础设施运营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河北省可积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和智力资源，为在省内推广和完善PPP模式创造条件。积极引进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优惠资金，合作开发PPP试点项目，发挥创新示范作用，并借以引入国外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提高河北省公共部门PPP项目管理水平；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技术援助资金开展培训，增强PPP项目的设计、实施、管理能力。

（四）与时俱进，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

我国与世行的合作30多年来，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世行资金，也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从世行获得优惠传统投资贷款额度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世行的合作，世行将在我国推行发展政策贷款和结果规划贷款两种新的贷款品种。世行发展政策贷款产品是指通过向借款国提供非指定用途的一般性预算支持，促进借款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实现减贫与发展目标。该贷款支持的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公共财政管理、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等。世行对发展政策贷款的总规模和单个贷款项目贷款的规模没有限制。一国使用该贷款的规模将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来确定，并遵守世行国别贷款上限的规定。世行结果规划贷款产品是介于投资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之间的一种贷款产品，主要用于支持借款国某一部门的规划项目，可以是新项目，也可以是在建项目。该贷款的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导向，每个项目均设有清晰完整的结果指标体系。世行贷款资金支付依据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是按传统世行项目的提款报账制；世行可提供总额不超过贷款资金30%的预付金。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河北省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保持联系，搞好与世行的对接，谋划一批既切合当地实际又符合世行要求的项目，争取世行新的贷款品种早日在河北落地开花。

（五）提升素质，打造涉外队伍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7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主权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主权，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主权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主权，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8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跨境区域金融合作需要核心国家的主导和推动。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中国和印度是主导力量，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加以推进。SWOT分析法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全面分析主体所具备的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面临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并按照矩阵形式排列，加以综合考量，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结果见表1。

(一)优势

1.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优势。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市场容量等方面积累了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对IT产品服务、资源、能源、农产品等的巨大需求;西南地区也逐步成为开放前沿，并通过国内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中国西北、中原地区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此，基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将连接到全国的大市场和大工厂。2.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优势。空间可达度是跨境经济合作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条件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可达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态势明显，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加强，客观上为中国西向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交通、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为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在金砖联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框架也积极支持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3.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在大力发展边贸、执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基础上，经过多年来的大胆试验，沿边开发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格局。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云南瑞丽、广西东兴、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2013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办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些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政策优势正逐步转化为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势能。4.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优势。中印缅孟经济、文化、思想交流源远流长，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同样，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各国。近年来，在云南省政府和有关学者推动下，1999年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召开并签署“昆明倡议”，该论坛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6月，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南亚各国商务部门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举办了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系列活动;2013年12月在云南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举办的中国缅甸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13届。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四国在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二)劣势

1.缺乏国家层面的长期支持和推动。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倡议发起，但仍缺乏实质性进展和政策性支持。由于金融合作的复杂性高于经济走廊建设，就西南地方省份而言，金融顶层制度供给缺乏自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跨境金融机构合作和人才培养有待突破，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有待进一步放开。现有政策和基础难以满足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高要求，反而将制约经济走廊建设。2.产业梯度和互补性不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竞争力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基础。中印缅孟次区域尽管在产业结构和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产业相似度仍高于互补性。以中印为例，印度对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其原因是印度缺乏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中国的机械、电讯、化学产品在印度市场优势明显，出于考虑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印度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需要四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互补性。3.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投资的力度不够。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能否取得实效需要落实在微观主体。目前，中国仍缺乏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赴印度、缅甸、孟加拉投资的全方位政策措施保障，投资壁垒、出口企业融资、对外投资企业最惠国待遇、对外投资汇率变动避险、政治风险避险等关键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机会

1.全球金融危机为次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实践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稳定，有利于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盟陷入债务危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人民币始终保持升值态势。吸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印缅孟次区域各国对于加快地区金融货币合作、推动地区金融一体化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信赖，为中国西向金融开放和人民币次区域国际化注入了强心剂。2.印度、缅甸、孟加拉迫切需要新开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缅甸和孟加拉而言，如何有效利用中印两国的大市场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对于印度而言，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和开发开放印度东北部广大地区也将为印度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四国都有扩大对外开发开放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推进跨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会。3.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遇。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建立总额1000亿美元的紧急储备机制，旨在加强多边金融合作与协调。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上，金砖五国领导人经过非正式磋商宣布已就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达成初步共识。由中印两个大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将有利于缅甸和孟加拉参与到次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来。另外，中国—东盟自贸区业已建成，中缅金融合作也已具备良好基础。

(四)威胁

1.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金融话语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足以扰动全球实体经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地位未根本动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仍缺少话语权。WTO和主要国际贸易多边框架仍然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和印度在内的WTO成员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区域内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等关系复杂。国家战略定位是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一旦某国战略改变势必影响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双边关系中，中印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其他双边和多边关系也不容忽视。由于该区域内复杂的政治、领土、民族、宗教关系问题，稍有不慎可能影响到各国战略定位，威胁次区域经济合作。3.区域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介入。中印缅孟次区域是难得的投资热土，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日本等国的资本和技术竞相进入次区域。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日本、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喜欢打“印度牌”，近期也将缅甸和孟加拉牵涉进来。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中印缅孟次区域已经成为主要世界大国的角力场，对中国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三、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实现路径

金融合作是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和高级阶段。从长期来看，各方应致力于消除区域内高额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建成自由贸易区，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致力于消除区域内投资障碍，实现区域内国民待遇，促进投资便利化;致力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协调，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和贸易互补性，提升产业协同化水平;致力于区域内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贸易自由化

当前，WTO谈判进展缓慢，功能逐步弱化;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多边框架也大有取代WTO之势。为避免被边缘化，中国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开展谈判争取早日加入，另一方面应积极构建自己主导或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多边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国家联盟等是中国构建多边框架的重点合作区域。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印度是金砖国家，缅甸是东盟成员国，具备成立多边框架的基础。因此，加快建成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FTA)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在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路径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短期:一是中印缅加强在WTO多哈回合、中印加强在金砖国家联盟、中缅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及双边场合涉及贸易问题的协调。二是开展区域贸易安排(RTA)谈判，加快建立有效的区域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加强各国标准、认证、检验、检疫以及各国贸易救济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扩大边境地区开放，扩大边境贸易。长期:一是结合RTA进展，适时组织开展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谈判。二是逐步消除贸易壁垒，推进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三是整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联合打造“中印制造”的最强音。

(二)投资便利化

中国和印度作为该区域的两个核心大国，投资潜力同样巨大。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满足各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提升技术水平、获取资源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各国在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直接投资有利于各国竞争优势的发挥。在推进中印缅孟投资便利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宏观层面:一是完善商业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相关贸易、投资政策的信息交流。二是互派贸易和投资促进团体访问，为强化各国经贸部长级会议、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紧密联系提供支持。三是了解各国法律法规，提高贸易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共创良好的投资环境。四是扩大在展览会、博览会等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方面的合作，增加企业交流合作的机会。五是加强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一是允许符合共同标准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各国互设分支机构，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次区域国家发行海外债券。二是推进次区域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采取全面保障措施，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国内企业和国内资本到孟印缅投资。四是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五是推动开发性金融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投资参与。

(三)产业协同化

产业协同效应是指原料、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基本生产要素和供应、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核心生产环节密切配合、结构合理、分工科学，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效应有集聚协同和分工协同两种类型。本轮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以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特别是印度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对国内制造业多加保护，因此对中国矿产、机电等多个领域掀起贸易救济浪潮或严苛征税。这主要归因于各国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当前，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印缅孟次区域面临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强化次区域合作有助于在适度竞争环境中提升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推进中印缅孟产业协同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区域内资源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中印缅孟次区域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方面各有优劣势，需要各国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和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共享，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条件，加快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深化贸易合作，促成产业分工与协同。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互补发展。中印缅孟次区域必须强化错位竞争及互补合作，沿经济走廊建设互补性强、市场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的产业园区;协调产业发展政策，提高各国产业互补性;推进产业以经济走廊的园区为核心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吸引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向各自优势产业聚集。

(四)人民币国际化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欧亚、金融合作、金融媒介宽度

一、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欧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可以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欧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通过实施区域内合理分工，有效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2、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总量和金融科技水平在欧亚区域各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区域内各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

3、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欧亚区域内的合作已涉及到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业贸易、农业、旅游、劳务、科教文化、卫生免疫、环保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的落实最终离不开资金的供给与支持，如果跨国的金融合作有效，就能保证中亚、欧亚各国的信贷资金、保险资金、投资资金的横向合理流动。

4、能促进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亚、中亚、欧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一方面各国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保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也对对接欧盟、东盟区域合作，提高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开放水平，保持各国的经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不论是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还是“欧盟”、东盟都充分显示了区域合作良好的发展态势。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国际上成功的区域合作经验来看，区域金融合作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合作区域相互毗邻，且处于“龙头”地位的金融核心区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地区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资源优势互补；三是必须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多赢的共生型协作机制。在这一点上，欧亚地区相对于其他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一）从地理区位来看，欧亚各国区域特征明显。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金融、物流和信息中心，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中西部都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虽然其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但近年来，该地区各国政府均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其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战略。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联系方便。如果以俄罗斯和中国为内圈和核心圈，第二圈则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塔，土库曼斯塔，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第三圈就是欧亚的其他国家。处于“龙头”地位的核心区是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圈。该经济中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周边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

（二）从资源禀赋来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和技术进步的方式都会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欧亚经济区各国之间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明显，互补较强，为经济金融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欧亚经济区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区内资源禀赋条件的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寻找合作的契机，实现共同发展。

（三）从经济发展来看，在欧亚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性差异，这种差异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欧亚经济区中中国和俄罗斯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为区域产业提供广阔的经贸平台；俄罗斯则是欧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并在各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欧亚区亦各具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可以承接俄罗斯和中国转移的产业和投资，并且为俄罗斯和中国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

(四)从金融发展来看，欧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加快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本进一步辐射，特别是俄罗斯的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机会。而周边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正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两种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吸纳投资，弥补开发资金的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说，欧亚区域合作恰逢其时，区域内的资金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更好地提高。作需要。而目前欧亚各成员国之间金融监管体制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监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区域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实现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之一，但由于欧亚区域合作的国家数目较多，导致金融机构跨区域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区域合作中资金的横向流动必然给监管带来难度，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协调的难度和信息传递的成本，这势必会对欧亚区域金融合作形成一定的限制。因此，区域金融合作客观上要求欧亚各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必须有所突破。

三是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阻碍了区域内资金的合理配置。目前各国地方政府对所属地区金融资源的争夺非常显形化，按市场化规则在区域范围分配金融资源的做法，往往导致金融资源向富裕地区集中。而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国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国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四是金融制度性障碍。斯密的“分工产生的普遍富裕”是区域经济整合的目的。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正在起步，它会触及各成员国经济制度中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中国由户口和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导致的对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影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了维护局部利益而形成的各种法规和政策，会阻碍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的障碍最终破坏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微观层面看，它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宏观层面看，它导致了投资的膨胀和结构不合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欧亚区域经济金融有效整合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四、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主要构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蕴藏着巨大商机。随着区域合作程度的加深，要素流动也不断加快。人才、物质、技术以及产业的转移势必伴随着巨大的资金流，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将会对区域金融合作形成倒逼机制，区域金融合作的滞后则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鉴于欧亚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决定了欧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只能是分层次、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欧亚经济金融合作总的原则“平等、互惠、自愿、双赢”的原则；欧亚金融合作的步骤应该分层次逐步推进，各成员国可考虑先从双边、三边合作入手，进而发展到多边及更广泛的合作；

总的构想是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整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主要思路是加大四个“建设”。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加大主导产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在5—10年内，把欧亚区域建设成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建立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扇形辐射的高新技术网络，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业带；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结构重组，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舰队(4)。二是加大大工业产业建设——现代制造业。应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临江工业和山区工业发达产业带，构建世界级制造业体系及产业链和基地群。在发达地区，建设国际性集群式的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区域企业集团；在首都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扇形辐射工业制造、服务和控制中心。三是加大大农业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和海洋江河产业。加快区域各国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建设能发挥各国资源和特色优势的农业生产基地。同时，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四是加大消费产业建设——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制定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从纵横两方面重点规划精品旅游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拓展金融媒介宽度的主要思路：（一）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在欧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尤其要发挥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各国可借助区域合作的机会，加快本国金融市场的建设，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使区域内各国的金融市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使区域内客户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获得更有效的满足；涉及到区域内大型项目的资金支持时，多个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予以合作；在对区域内企业进行重组过程中，可以引入多个机构投资者。（三）金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金融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欧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信息共享系统、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外汇交易市场、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四）区域金融稳定体系的合作。区域金融稳定应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区域内整体金融运行环境良好，管理机制健全，并具有较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而区域金融合作（如银行内部跨区域合作、跨行跨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等），都要求更高的监管水平。要保持这种稳定状态，除了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还必须建立跨区域金融监管、风险预警、风险救助等一系列合作措施，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等。

三、欧亚地区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地区性合作银行；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