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十篇

金融危机论文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

”,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金融危机论文篇2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资本流金融系统稳定性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因素

东南亚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最低超过3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平均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

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学者做出过不同解释，然而对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私人资本的作用的重视可以说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兴起金融自由化改革浪潮,这很大程度上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相对较宽松的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次大的金融危机(1992—199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开始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中,都出现了国际资本冲击的迹象,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当时，东南亚国家利率在各国中央银行引导下水涨船高，不断攀升，此举虽可减缓通货膨胀上升的速度，但也因此吸引大批国际投机资本涌入套利，为索罗斯等人出兵创造了机会。花旗银行曼谷分行一位高级主管指出，泰国银行业者每天经手的海外套利热钱金额高达20至30亿美元。此外，由于有利可图，银行业者本身也大肆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林吉特等货币低上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然后出售这些货币，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款总额已逾1万亿美元，其中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1997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尔曼发出警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仅两年之后，大量的热钱正在以创纪录的步伐注入亚洲等新兴市场，“不理性的热烈情绪”正在这些市场广泛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一危机前流向亚洲五国的私人资本净额(亿美元$)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亚洲五国私人资本净流入249290303326351629729

其中：FDI净流入627286867495120

证券投资净流入133363179106144203

其他17418515461171390406

五国GDP总和4764540861306690733083569854

私人资本净流入占GDP比重(%)5.235.364.944.874.797.537.4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表二危机前流向五国各种资本的比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FDI占总私人资本比重(%)24.9024.8328.3826.3821.0815.1016.46

证券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5.2211.3820.8054.9130.2022.8927.85

其他投资占总私人资本比重(%)69.8863.8050.8218.7148.7262.0055.69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数据整理

表一显示，在危机爆发前涌入五国的私人资本逐年增加，而且成加剧式增加：1990至1996年间私人资本流入增加了近三倍(从249亿美元到729亿美元)，尤其是危机爆发前三年突然增多，其占当时GDP比重相应突然增大。表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大部份私人资本是流动性很强的证券资本及短期债权，以1993年为分界，证券投资比重突然剧增，而从94、95年，证券投资的增长势头被以短期债权为主的其他投资所掩盖。再看FDI，增长绝对数始终平平，但从94年开始，它占总私人资本流入的比例却呈逐渐减小趋势，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差距均成“剪刀型”加大，这是一种危险信号，1997年的金融危机与其不无关系。早在1995年，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曾对亚洲七个国家经济状况作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大量国际私人资本涌入，整个经济运行状况突出表现为投机行为高涨，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金融市场大门，外国银行带来大量低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帐、坏帐激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国际资本冲击的结果。

二、国际资本流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基本分析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金融自由化引发银行部门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当本国银行从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它贷给本国借款者时,就承担了外汇风险。Calvo(1998)提出的属于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外资诱导型危机模型中认为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将会促成该国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根据以上观点：国际资本的非控制性流动特别是过度的流入会对一国内的金融主体系产生非系统性风险，在短期或长期对金融体系的安全产生冲击，严重时甚至引发危机或者加剧危机。那么这种国际资本是怎样进行运作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的呢?

20世纪70年代全球开始金融自由化后，国际资本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方式日益增多。在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际资本主要是进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一般是在国外开办工商企业，直接与生产过程或交换过程相联系，本文称之为生产性投资;而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国际证券以及国际中长期信贷、经济开发援助，证券投资和银行信贷以及相关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投资不是以固定的持有相关证券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投机赚取证券差价，哪里有投机可能，有差价空间，这种资本就会流向哪里，本文称这种投资为投机性投资。一般来讲，国际资本的活动主要通过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的影响表现出来。

(一)国际资本流对银行体系及外汇市场的影响：

从宏观讲，流入国内的国际资本会转化为本国货币，扩大货币基础，产生巨大的货币乘数效应，与国内存款一道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大了一国的货币供给，导致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增多，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国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有效性，导致政策时滞。此外，据估计，很多国际资本通过非法的地下途径流入一国，这样就加大了一国金融监管的难度和成本，于是很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不闻不问，这些巨大的潜伏国际资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从微观银行角度讲，在没有外资流入时，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于是本国银行可贷款额为S-RD。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RD)×η，此时银行的理论投贷及偿还能力为L=RD+(S-RD)×η×(1+λ);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A为一个常数，表示居民当期平均固定提款额经验数据;f为居民提款影响系数;ε表示普通居民对本币的贬值预期及突发提款总额)，预期贬值及突发提款总额越大，居民在当期提款越多，当R>L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导致银行破产停业。

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国外净资本流入记为F;国内储蓄为S;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记为RD，则本国银行存款余额为S+s×m×F(s为直接标价汇率，m为货币乘数)，进而本国银行贷款能力为S+s×m×F-RD;同样假设本国银行在当期能收回比例为η的银行贷款，并且获得λ的贷款利息，此时银行贷款余额减少(S+s×m×F-RD)×η，此时银行的投贷及偿还能力总额为L=RD+(S+s×m×F-RD)×η×(1+λ),同样设居民提款额为R=A+f×ε(f、ε同前)，在R没有变化的情况下，L比金融未开放前增加(s×m×F)×η×(1+λ)，即增加了银行当期流动性，此时国际资本是否对银行稳定产生冲击取决于L与R的对比。

从国际资本投资角度讲，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以后，市场上流通货币总额为生产性投资、投机性投资、现金的总和。生产性投资和投机性投资的资金以及存款准备金始终在银行系统内，通过银行系统中居民、企业和政府在银行间的帐户间转换，并不影响银行相关帐户总额。直接投资跟利润率紧密相关，因此生产利润为生产性投资×(i+i*)(i为国内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i*为国外投资的预期投资效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良好，经济秩序稳定，生产性投资效益高，本国银行会将贷款更多发放给生产性部门，外资在利润驱动下，也会加大生产性投资，一方面，生产企业效益好，还款能力强，η的取值增大，在浮动利率制度下，生产企业资金需求增强时贷款利率λ提高，银行偿付及投贷能力L增大;另一方面，居民存款可以获得稳定较高的收益，从银行欲提固定现款A减少，此时国内货币价值稳定，ε会减小，使得居民当期提款R减少，本国银行、居民和外商都能从生产性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国内银行的效益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当国内生产效益较差，生产性投资收益不好，人们会从银行提款用于消费，或转化为外汇或黄金或地产等等，一时居民提款额R会迅速上升，此时，生产企业经营困难，η取值减小，如果银行信用管理不善，在前期将款项贷给效益不好企业，将会产生大量坏帐，这导致η的进一步减小，R将迅速超过L,银行走向危机。

外来投机性投资进入国内看中的是投机空间，与表面经济繁荣与否无太大联系，在繁荣时期若出现较大投机空间它会大量进入，在经济萧条时期，若存在投机空间它仍会进入。因此，外来投机性投资可表示为总国际资本×(μ*-μ)(μ*、μ分别为国外和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系数，它们可以通过一国金融的某些指标反映，它们的取值越大表示越稳定)，假设μ*固定，则国内金融越不稳定，μ越小，μ*-μ越大，投机流入越多。当本国经济中出现不稳定时，投机资本会不惜代价大量涌入，使得国内经济在短期内虚假繁荣，泡沫经济迅速膨胀。在赚取投机利润后，这些资本又会在短期逃离国内市场，使本国银行及市场在短期内资金严重缺乏，货币流动不足，银行及经济陷入危机。

从本币价值角度讲，根据剑桥方程Md=Ms=k×P×y,即m×s×F+m×(RD+C)=k×s×P*×y(Ms表示本国货币供给为,Md为货币需求,C表示现金，y为本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为物价水平,s、m同前，F为国际资本，k常数)。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流入越多，本币贬值。国内投资效率越高，国内金融体系统越稳定，投机国际资本比重越小，汇率随生产性投资比重变动，出现本币价值的一种可预见趋势。当国内经济出现漏洞时，不稳定的投机资本趁虚而入，随后突然离去，使得汇率s剧烈波动，外汇市场压力增大，稳定性越弱。具体来讲，当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本国后，汇率s上升，本国货币面临贬值。为了保值，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如买卖国债等，使得市场中货币供给减少;当其撤离时，带走比投机资本进入时更多的外汇，汇率s下降，本币升值。如果政府外汇储备不足，它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外汇，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本国货币开始贬值，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循环下去，本币价值将失去信任，将一直贬值，超过人们的心理底线后，形成金融危机，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国际资本活动下的本币价值心理危机。

(二)国际资本流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外资进入国内后，首先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货币供给相应增加，根据凯恩斯货币理论Ms=ky-hr，在y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Ms增加，必然导致利率r的下降，结果，国内居民纷纷将存款转化为证券，使得国内证券价格上涨。外资投机性资本随之为赚取差价而来，当证券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赚取巨大差价利润后逃跑，投机性资本撤出国内市场，带走比原来更多的外币。投机性外资占整个净资本流入比重越大，短时期内带走的资本越多，造成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锐减，利率上升，证券价格直线下跌，证券市值瞬间缩水，整个过程造成国内证券市场价格的巨大震荡，居民损失大量财富。而较小比重的投机性外资，它的进入与撤离，不会带来巨大的证券价格波动，相反，它能活跃国内证券市场，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国内直接融资效率，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金资源。因此国际资本是否对证券市场产生巨大冲击要看其本身的比重，市场运作机制。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十年后的启发

(一)中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隐忧

上面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对开放条件下金融系统的影响，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更不是某人可以决定和操纵其爆发的时间的。它往往是诸多原因的总爆炸，国际资本流的迅速进入和退出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引火线的作用。曾多次访问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力茨在很多场合表明一个观点：金融或经济危机只在小国或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资本也只能对小国进行冲击。有个形象的比喻，一阵风吹过，对一只苍蝇来说，这足以让其上天入地，可对一只大象来说，可什么也算不上。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可为什么1929~1933在美国爆发了从金融业开始的大危机,1992~1993年发达的欧洲国家爆发危机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会面临金融方面的危机呢?本文仅针对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提出一些担忧和疑问。

1，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我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我国的很大一部分GDP是国外在华投资创造出来的，一旦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国外在华资本进行投资性区域选择而撤离，势必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对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2，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股市一路飙升,很多股票市值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过热的股市实际是一种虚假繁荣。近期国外及国内一些权威机构如摩根斯坦利等相继发表报告表明类似观点;同时我国近年房地产居高不下,地产泡沫十分突出,很多地方房屋空置率很高。这种房产和股市泡沫是否有国际投机资本从中作祟呢?还有多少国际投机商对我国虎视眈眈呢?

3，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独大，这种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本身意味着风险,一旦美元体系发生风吹草动,国际投机商对其进行攻击，我国的外汇市场安全将经受巨大考验。据有关报道，我国近期的国际收支中有很大一部分帐面外汇储备不明增加，困惑了当局和经济学家，值得思考。

4，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自由化较快,金融创新冲动强烈,这其中也孕育着风险。2006年底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大量国外金融机构进驻我国,而很多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较低,影响到我国民族金融安全，而且这也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5，在我国强势政府的呵护下,国民的民族金融意识薄弱,极容易被国际资本投机家利用,一旦超出了政府调控能力,“蝴蝶效应”在所难免。

6，2006年底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对外全面开放,国外金融机构的进驻,增大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而国内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尤其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这种类似“金字塔三角形”的金融机构体系是否像数学中的三角形一样具有稳定性呢?

(二)、针对隐忧的政策建议

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调控能力,对周边及国际环境的预测水平,危机觉察和应急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危机。东南亚危机中的事实证明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有目共睹。危机也许离我们还遥远,但我们应该防微杜渐,随时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

1，建立一整套完整科学的金融监测评价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立监测站点,严密监视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情况以及流入国际资本去向，把握好外资的利用效率和结构。同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部门相关人员,组建金融危机专门预测小组,研究金融市场各种指数,评估当前金融运行状态,以供宏观调控决策。

2，金融结构的自身完善，加强金融领域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稳定金融市场。

3，培养民族金融意识。在我国强势政府的领导下,国民习惯国家说什么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独立金融意识。我们的政府应继续发挥强势优势,教育、宣传、普及金融观念，增强国民金融忧患意识和独立抗风险能力，形成完整的金融民族意识。

4，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稳定国内经济,进一步增强国际国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短时期内资本外流,从根本上破灭国际资本投机者对中国的幻想。

金融危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1]田宝良.国际资本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1]郁洪良陆凯旋等.新编国际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2]徐倩.中国外资流入的现实危机度分析.金融观察.2006(11)

[3]王凤京.基于金融市场化的中国金融脆弱性研究.求索.2006(12)

[4]毛伟史晋川.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浙江学刊.2006(6)

[5]朱毅峰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金融危机论文篇3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波；宏观调控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金融危机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其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当前众多国家都在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机制并逐渐完善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但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落后，必须警惕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尽快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2000～2004年，美国经济遭受“互联网危机”和“9·11事件”的冲击，当时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直降到1％，信贷环境非常宽松，各商业银行纷纷放宽房贷标准，一些金融机构甚至推出“零首付”、“零证明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次级贷款已经涉及500万个美国家庭，贷款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分散美国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一般来说，次级债券的利息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在资产组合对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开始不断攀升，为抑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先后17次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由于政策效应的时滞性，2006年美国次级房贷仍有上升。但随着加息效应的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房价下降，抵押品贬值。贷款利率的上升由此加重了还贷者的负担，拖欠次级贷款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意味着利益供应链从源头开始出现断裂。2006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借款者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同时抵押贷款坏账高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CFC)申请破产保护；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截至2007年8月底，美国已有30余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2008年，随着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接管及政府的救市计划，预示着美国开始大力干预金融市场。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美证券市场暴跌。由于全球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等都持有美国次级贷款债券，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投资价值的大幅缩水，使许多基金投资者要求赎回基金，基金公司只好被迫卖出手中债券、股票套现，以便将现金还给投资者。由于美国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接近枯竭，债券无法套现，投资者只能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由此造成股市下跌，一些国际基金甚至要卖出外国股票，以缓解赎回压力，进而产生全球连锁反应。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其所引发的信用紧缩。信用紧缩打乱了原有的借贷关系，提高了融资成本。在美国，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银行采取避险措施，使金融市场出现浓重的“惜贷”气氛。据统计，2007年以来美国商业贷款市场利率相对国债利率的利息差已明显上升，比2006年底翻一番。这一上涨反映出资金供应趋紧、“风险溢价”提升。市场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如果成为常态，影响就不仅限于资本市场上借助高杠杆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还进一步影响到消费信贷和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三、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需建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当前，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理论基础。

(二)对住房贷款信用风险的监管尚待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畅通、连环贷款、连环抵押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也应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汲取教训，加强监管。近年来，我国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上涨，到2007年已经上涨一倍多。比起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程度甚至更高。2008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又开始下跌，与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前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应加强风险防范和监控，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

(三)金融创新层次低，监管不足。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国金融创新起步晚、层次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种类少，金融服务相对匮乏，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如，长达10～30年的按揭贷款，对发放银行来说，发放时间跨度大，回收周期长，流动性差。而针对房贷衍生产品，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低，不良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一旦房价下跌引发还贷违约，将对银行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但对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必须坚持审慎性原则，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和条件成熟程度以及监管能力逐步推出产品。

四、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当前，美国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多头监管，即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已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如，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没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金融危机论文篇5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危机、股指暴跌、破产、关闭、失业、政府救市等一系列词语不时充斥在我们的耳边，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寻常老百姓也无不感受到危机的降临。国内不少企业面对来势汹汹的危机，有的放弃扩产计划，有的放弃既定的上市计划，获得证监会上市门票的部分企业主动暂停或终止了上市，已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跌跌不休，A股市场整体市值严重缩水，更有一些企业因危机而濒临破产、倒闭，有的事实上已进入破产程序，因此而衍生出的裁员事件也频频发生。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企业的危机，而且也是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及出口加工业的危机，金融危机的危害已经超越金融系统而影响到国家的产业资本，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极大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国家陆续出台单边征收印花税、降息、放宽房地产贷款要求等各种救市政策，积极应对危机。但是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此次金融危机在为全球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导致了企业并购成本的大幅降低，为企业间并购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抓住机会，适时出击，进行适当的、有意义的并购整合，国内企业应有所准备。

从并购最新政策动向来看,早在2008年6月27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并购年会上，央行副行长苏宁即透露，人民银行将探索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放并购贷款的可行性，推动该领域的立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对《贷款通则》进行修改或者废止。两天后的6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中，明确提出在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中，“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并购贷款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此后，市场一直有央行、银监会正积极研究并购贷款开禁可行性的传言。笔者以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或许将进一步加快我国并购贷款开禁的步伐。

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特定的背景下，为适应资本市场发展实践的需要，中国证监会也有所作为，于2008年11月11日了《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2008]44号),就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问题，明确采取了有别于一般上市公司股份发行定价的价格确定方法，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其发行股份价格由相关各方协商确定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与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多数通过即可，而不必执行“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强制性要求。这就为相关各方在特定情况下并购重组的定价作出了更为灵活的安排，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

11月12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商业银行并购贷款可能月内开闸。这说明央行、银监会积极研究的并购贷款政策可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贷款通则》关于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的规定或将面临修改或废止，而一旦并购贷款这一新的融资方式得以推行，将对我国的并购市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于企业并购不仅涉及到并购方的战略目标、并购成本、被并购方质地及并购后整合等问题，更涉及到融资、支付、财税、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安排，整个过程异常复杂。在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特殊背景下，企业实施并购更要慎之又慎，做好可行性论证，妥善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安排，防止因并购而使自身陷入困境，下面笔者谨就当前并购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提示，供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参考。

1、并购目标一定要明确。

企业在并购前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通过并购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后根据战略目标甄别、选择市场上的目标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所并购企业能真正为自己所用，达到整合资源、扩张规模的根本目的。而且，并购目标明确后，也有助于决策方向性的确定和各项并购工作的开展。

实践中，经常有一些企业，看到别人在做并购，在不考虑自身特殊性及战略发展规划的情况下，也积极推行并购策略，并购后却发现目标企业不仅不会为自己带来效益，反而增加自己的负债。这个属于典型的盲目并购。笔者提示，企业在开展并购之前，首先要明白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中的不足，完善这些方面是需要解决企业的上游还是下游，还是企业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实现规模化经营；其次企业要明确自身是否确有并购需求，并购后的目标企业能否真正给自己带来想象中的收益，最后企业要慎重考虑并购后的整合难度。在此基础上，企业可分别情况采取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等并购策略，实现自己的并购目标。

笔者建议，企业在并购前弄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并购希望达到的目标至关重要，切不可掉以轻心，盲目行事。

2、并购资金一定要做好安排。

在并购实务中，除承债式并购、换股并购等个别并购类型外，多数并购业务涉及到现金的给付，这就对并购企业的资金安排提出了要求。因此，企业在确定并购意向后，要搞清自己的并购资金如何解决，是自身拥有足够的现金流，还是需向银行贷款，还是要通过发行新股、债券等方式解决，同时，要进一步论证并购资金解决的可行性和风险性，并购后是否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是否可能会出现不能按计划筹得资金而无法履行并购协议。所有这些，企业都要有清楚、明确的认识。

笔者建议，企业并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现金安全，千万不要因跑马圈地而使自身陷入财务危机，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之下。

3、目标企业的尽职调查工作一定要做好。

尽职调查是企业并购实务中通常都要履行的程序，本不足为奇。但在目前的背景下，调查、核实企业的相关资产、负债及争议显得尤为重要。调查时不仅要搞清目标企业现时存在的资产、负债及面临的争议，更要查清目标企业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资产贬值、负债扩大及发生潜在争议的风险，以期对目标企业的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估，避免因事先估计不足而出现收购亏损情况的发生。

金融危机论文篇6

而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越南政府也对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现象保持了较高的容忍。

不过，今年以来，随着越南的多项经济指标亮起红灯，人们对于越南经济的信心也急转直下。数字显示，5 月份越南国内的通胀率达到了25.2% 的恶性通胀水平，为13 年来新高;今年1～5 月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44 亿美元，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额。“越南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虚拟经济部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越南金融危机(1)的出现和深化，对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和投资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现在，我国在越南投资的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成本加大的问题”，越南中国商会副会长贺长顺说，“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出口到越南的货物无法议付，因为越南的美元比较紧缺，现在不少货物只能积压在港口”。

同时，由于越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企业的对越出口难度加大，客户的不稳定性增加，收汇风险加大。 据统计，以河北省为例，今年4月份，河北省的对越出口额达到6687 万美元，但进入5 月份，对越出口额迅速回落到4347 万美元，环比下降35%，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 信用保险促进对越贸易，中国信保保障外贸安全 面对愈演愈烈的越南经济风波，如何保护中资企业的对越贸易安全?这是中国信保一直在思考和破解的问题。中国信保在国内有23个营业机构，在伦敦等地设有海外代表机构，与全球诸多政府部门、金融保险和法律等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覆盖中国、走向国际的业务服务网络。 越南是我国在东盟地区的重要经贸伙伴国之一，也是中国信保在该地区业务开拓的重点市场之一。中国信保一直都在关注越南的经济风波。目前，中国信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3 个产品，可以保障企业对越南出口以及投资的安全。 有了这3 项信用保险产品，一旦企业投资所在国发生汇兑限制、征收、战争及政治暴乱、政府违约以及承租人违约等风险，中国信保可以向投保企业提供经济损失赔偿。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越南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对越南出口和投资的作用逐渐显现。

2002年，中国信保支持我国企业在越南开展了短期险业务，承保规模为158.3 万美元;到了2003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3508万美元。此后，中国信保对企业开拓越南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 年，中国信保支持企业在越南出口和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9.25 亿美元。 2008 年5月，在中国信保承保的出口越南项目中，有一笔200多万美元应还款到期，越方向中国出口商提出延期一个月支付的请求，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越方在拖欠10 天后支付了款项。“这是越南中长期业务中首次出现债务人请求推迟还款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越南项目还款因货币危机而受到一 定影响;但是，在出现支付困难时能主动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这说明越南目前债务偿还意识以及主观信用仍较好”。

金融危机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村信用社，对策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原因及影响

（一）金融危机概述

2007年，由美国次货危机引起的支付危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暴跌，众多大银行破产倒闭，造成投资者的恐慌，直至导致美国全国性的金融危机。随后金融动荡迅速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各国经济发展陷入泥潭难以自拨，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其影响持续到现在。

目前虽有迹象表明我国正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渐恢复，但近年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国际外部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导致我国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增加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难度。同时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民生的进一步改善、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金融危机形成原因分析

1. 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实现了各种资源的无国界障碍流动，反过来又增加了各国经济联系的联系和依赖性，使全球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然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和广泛性。美国次贷危机后，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著名的雷曼兄弟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相继宣布破产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持续下跌，世界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严重减弱，最后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主体都难以幸免。

2. 在此次的金融危机过程中金融论文，“次贷”是被提及最多的词，次贷危机也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次贷是次级抵押贷款（Sub prime Market）的简称，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旨在为购房者提供融资便利让中低收入者可以购买起住房。这些次级贷款产品大大增加了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相关政策的改变如连续加息和房价下跌，使得大量的次级贷款者难以支付月供，造成违约增加。加上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风险转移给整个资本市场，和这种金融创新产品推销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3. [1]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由于自身的缺陷导致市场运行中出现许多难以依靠本身解决的问题，加上市场对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这必然需要有力的监管措施。在次贷危机暴发前，信用评级机构对于高风险性的金融产品如MBS、CDO等都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中国论文网。由于虚假的高信用评级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间接造成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表面非理性的繁荣。在这过程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监管的监管缺位，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市场参与者理性不足时，监管当局责无旁贷，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危机消除在萌芽阶段，否则越演越烈将一发不可收拾。

（三）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作为传统传统农业大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和直接的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大环境下，农村信用合作更是难以置身事外，其业务经营及管理必然受到影响。

1. 客户资源流失，经营利润增长放慢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渗透和蔓延到各领域，农村、农业、农民承受的市场风险和压力逐渐增加。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由于出口需求的缩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不理想，一方面影响相关农业企业的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从而造成农信社客户资源的流失。受大背景环境的影响，预期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对于农村的生产和农户的心理难免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农信社相关业务的开展。农信社的存款、贷款额增长率相较于之前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对于“以贷为本”， 缺少中间业务支撑的农村信用社，盈利问题将是最大的难题。同时由于受监管政策的影响，各农信社之间的竞争相互渗透异常激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客户资源特别是优质客户资源的短缺。

2. 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

农村信用社明确定位于三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信社“一农支三农”的地位已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意识到农村市场的重要地位，也采取相应措施，加大力度对农村金融业务的支持，如农业银行“惠农卡”的推行、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农贷产品的面市。加上民间借贷盛行，金融危机之下农信社的市场环境复杂性和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农村金融市场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农信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 金融创新压力加大

目前农信社提供的服务几乎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信贷种类偏少金融论文，金融创新也主要是以借鉴为主，创新性不足，同质化严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关系，之前的金融产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如受农户欢迎的小额农贷因市场的不景气形势，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深度推广难度增加。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让如专业合作社的组建、消费类的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增大，但由于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农信社可作为之处有限。也有些农信社把部分资产投资于房地产行业，但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性使农信社陷入困境之中。加上，农信社自身条件的限制，如金融创新观念不强、金融人才缺乏、金融工具创新能力有限等等都加剧了目前农信社金融创新的压力。

4.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阻力增加

由于历史积累和现实问题，农信社普遍存在着经营效益不佳、服务机制不健全、人才观念落后、电子信息化程度度等问题。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目标就在于解决历史积累上所留下的问题和改善农信社在经营管理体制。但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在农信社面临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农信社的改革，增强实力，实现向现代化银行的转换，难度可想而知。

二、农村信用社应对金融危机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农信社如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化挑战为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读金融危机深层问题，总结教训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灾难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我国农信社应深刻解读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这场危机中，不管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把握、政府的金融市场监管还是对于市场机制的灵活运用，农信社有所作为的地方还很多。各国也纷纷总结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之谈，其中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泽提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论文网。农信社应努力增强自身的实力，夯实基础，加强内部治理和稳定性。同时，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各金融机构在风险防范上的管理漏洞，这也对农信社提出了建立和强化风险防范机制的要求。

（二）构建农村信用社营销体系，巩固市场地位

面对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的现状，农信社关键在于做好市场营销，提高广大农户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市场地位。农信社应充分发挥其立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先天优势，做好市场细分，明确目标市场，注重于潜在市场的发掘和培训和客户资源的有效管理。树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营销观念，改进服务质量，以优质贴心服务取胜。加强营销人员队伍的建设，为市场营销提供优秀的人才保障。利用多种营销手段，形成整体的营销策略，真正起到维系客户、培育客户的忠诚度、抢占市场的作用。

（三）寻找市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

农信社对于原有的金融产品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适当调整后继续加大推广力度。如原本的小额农贷投放一般以男性为主金融论文，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向农村妇女推广。积极寻找市场突破口，进行产品创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对于富裕的农户可尝试消费型或住房类贷款的推销；对于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可鼓励支持其进行创业；[4]对于国家鼓励提倡的绿色环保型、科技实用型、区域特色型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着力解决所面临的贷款难问题。积极开发中间业务的创新工作，在做好原先业务，如工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信社根植于广大农村的优势，可逐步开展代收保险、水电费、民政补助款、等业务，急广大农民之所需以提升农信社金融服务影响力，获得良好口碑。同时可尝试电话银行、投资理财、金融咨询服务等新业务，以提供了更加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

（四）引入现代金融理念和机制，加快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对于农信社的体制改革来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借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农信社应挺住各方面压力，严格遵循国家和省市各级的政策要求，坚持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引入现代国内外商业银行先进的运作管理模式和观念，树立以效益为目标，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健全法人治理的企业结构，尽快完善运行机制适应市场要求，将农信社改革往实处和深处推进，以致力于符合现代商业银行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何五星．金融可持续发展导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漆晓霞．金融危机中农村信用社风险防范之思考[J]．审计与理财， 2009，(08)．

[3].王芳．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影响探讨[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9 ，(08)．

[4].谢志忠，游少萍，陈念东．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导向[J]．中国林业经济，2007 ，(1)．

金融危机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对外贸易

相关理论综述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它们主要关注危机发生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出现的原因，并且试图去对这些因素的出现进行预测。这些文章研究了国际贸易在解释金融危机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尤其强调了贸易联系在促成金融危机的相互传染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对这些作用的程度进行了检验。少数的作者通过考察危机对产出变动的影响研究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另外一些作者，比如Gutpa和al.（2004），Noy和Neuberger（2002），Dooley（2000）以及Hong和Tornell（2005）对货币、银行业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共生危机对产出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且给出了一个将产出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

在众多的文献中，很少有文章涉及到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理论上，由于J-曲线的作用，货币危机将导致进口量的下降和出口量的上升：货币的名义贬值通常意味着货币的实际贬值，至少相对价格的调整幅度跟不上名义汇率的调整幅度，对本国生产的物品需求上升提升了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另外，银行业危机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融资能力，从而具有促成衰退的作用，这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下降。

然而，这些试图对危机影响贸易的程度进行计量分析的作者都只得到了含糊的结果，这和该论题简单明了的理论架构相矛盾。近期的实例表明在货币和银行危机后贸易的表现随国别而差异较大。在墨西哥，总体出口量在1995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而在1999年的巴西和1998年的泰国减少了大约6个百分点。由于贸易平衡的改善是危机复苏的一条主要途径，理解这些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表现的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包括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对于货币危机，本文采用Frankel和Rose（1996）研究结论，他们将货币崩溃定义为名义汇率的巨大变动（25个百分点）或者名义贬值的大幅度的增加（10个百分点）。对于银行危机，因为其本身的定义较主观，识别也更加复杂。根据Eichengreen和Bordo（2000），银行危机的发生必须观测到以下现象：银行挤兑，大规模的银行破产，储蓄停止转化成现金，现金在流通过程中索取比储蓄更高的溢价，银行的部门危机引发银行大部分系统的崩溃并且进一步引发对银行系统的财务支持和重建。一般来说，识别银行危机的唯一方法应该与观察到的具体事件相联系。只专注于具体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明确表现危机正在产生的高频率的数据。所以在大多数的研究中，比如Eichengreen和Bordo（2000），当观察到符合特征的一件或多件事件时，就认为金融危机或银行危机正在发生。本文使用Caprio和Klingebiel（2003）中的数据。他们的结论与前面的研究相符合，并且包含了足够数量的国家和年份。

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其实包含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危机对贸易的影响是如此简单吗？如果不是这样，对于理论上存在的、不同的、起作用的传递渠道，该如何从我国的经验中去发现？为了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并针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展开论述，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我国增强抵御危机能力的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一）资产负债表效应

出口对本币贬值的反应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唯一原因在于存在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effect）。最近的文献强调了国际债务和信贷约束在解释危机产生和影响方式上的作用。在危机发生之后，以外币结算（denominated）的国际债务增加，而同时以本币结算（denominated）的现金流量减少，企业的投资能力下降，这将削弱贬值带来的正面作用。

在经验研究上，国际贸易部门（tradablesectors）将更加容易受到这种负面作用的影响，因为出口企业由于在外汇市场上进入更加容易，从而也具有更多的外汇借款（Aghiar（2005），Kawaietal.（2003））。重要的一点是，虽然这种行为存在明显的风险，企业却很少对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进行对冲。有趣的是，即使对贬值的预期不断增强，企业的借款和投资行为却不受此影响。（Galianietal.（2003））。更一般的是，基于企业水平的数据，研究表明在墨西哥（Patrapetal.（2003），PatraoandUrrutia（2004））、哥伦比亚（Echeverryandal.（2003））、秘鲁（Carranzaetal.(2003)）和智利（Benaventeetal.（2003））这些国家，危机存在很明显的负面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effect）。

然而，以上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对货币危机在贸易流量和企业的出口决策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不能从中得出关于竞争力的提高和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effect）这两个分别起正面和负面作用的因素之间的相对力量的结论。

（二）汇率效应

金融危机引起的汇率波动，使得贸易国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外汇借款如何与汇率变动相互作用，产生对国际贸易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结果。即在于外延边际调整的重要性：当存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时，汇率贬值将导致一些厂商退出出口市场—或阻止一些厂商的进入。同时，汇率变动也存在传统内涵的边际调整效应：由于必须支付更多的固定成本同时国外需求更加旺盛，继续留在出口市场的企业将出口更多。最终出口的总体变化将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力量：外延边际调整的负面作用和内涵边际调整的正面作用。

从进口角度考虑，外汇借款对进口的影响应该比较小，因为与这种行为相联系的固定成本较低。然而，正如Deardorff（2000）所指出，如果以外币结算的外汇借款用于对进口行为进行融资，本币贬值后资产-负债表效应将对进口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行为很可能导致企业在危机发生之后对贷款违约，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后对贸易行为进行融资的成本。

金融危机如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

（一）金融市场不完善

金融危机通过世界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市场影响我国的贸易。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面对高额的固定成本，金融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比如在借取外国货币或取得贷款方面存在约束，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和出口决策的形成将产生作用。

（二）国际借贷发生

存在对国外货币的借款行为时，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果一家厂商通过借入外汇的方法对进入出口市场所面对的固定成本进行融资，人民币的贬值将导致出口厂商数量的下降和出口量的下降。另外，汇率变动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微小的贬值产生和传统观点一致的结果，即竞争力的上升将导致出口的上升；同时如果变动幅度较大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三）影响渠道众多

贸易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取决于诸多因素。只有货币危机对进口的影响是明确地表现为负的。在货币危机之后，出口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为了评估不同影响渠道的重要程度，我们需要考虑企业的借款行为和部门的专业化方向。因为不同的固定成本、外部依赖性以及替代弹性意味着危机具有不同的效应。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互相影响，对于外部依赖性更高的行业，固定成本更可能产生作用；在使用大量外部融资的行业，外汇借款和信用约束影响出口对危机的反应。所以，金融危机通过不同渠道向国际贸易传递效应的效力不相同，从而具有不同特征的部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流量的变动表现也不相同。

（四）短期与长期效应

危机对出口影响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不同。事实上，在短期和中期，由于传统的竞争效应，货币危机往往对出口具有扩张的效应。但是负面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往往会持久地削弱企业的投资能力。所以，在长期，必须明确蒙代尔-佛莱明效应是否能够克服其它效应。Cespedes（2005）发现，由于负面的资产负债表效应，金融危机导致短期产出发生明显的下降。但是，是否对于贸易存在相同的效应仍然是不明确的。当只是考虑出口而不是总产出时，虽然竞争效应更大，但是同时贸易也更加容易受到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影响，原因在于较高固定成本的存在需要大量外汇借款来加以融资。甚至这种效应对贸易的影响更大也更持久，因为进入出口行业的固定成本成为了沉淀成本。如果企业为了进入出口市场必须支付沉淀成本，在汇率发生变动时，企业一般不会频繁地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所以，较大的汇率冲击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的作用对出口具有更持久的负面影响。

结论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为更好理解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贸易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区别了汇率变动的较大幅度的冲击和较小幅度的冲击之间所具有的不同效果。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研究了那些影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起作用的方式的因素，对这些因素加以操作可能有利于从危机中复苏，促进经济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认为货币危机对进口和出口都有负面作用。这个负面作用对出口的影响更加持久，主要原因在于进入出口市场存在的固定成本和譬如在外汇借款方面存在的金融不完善性相互作用产生了资产负债表效应（balance-sheeteffect）。波动性可以解释进口在危机发生之后减少的原因。出口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化方向，当我国的出口产品具有更大的替代弹性，并且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使用更少的外部资本进行融资时，货币危机对出口可能更加具有正面作用。

因此，我国可以从四个方面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完善金融市场，为各行业的进出口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汇率制度，降低在危机发生时，由于国际借贷导致的贸易市场的剧烈波动。改善产业结构模式，减少危机传导的渠道。保持经济政策的连贯性，适当的宏观调控将危机对我国贸易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尽量降低。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论文篇9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文化消费作为柔性需求，消费随意性较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海外文化市场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缩紧开支，对文化消费可能更为谨慎，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更频繁地选择以休闲娱乐方式缓解经济带来的心理压力，导致产生新的文化需求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欧美市场衰退，出于本土贸易保护，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出现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等贸易壁垒的手段。因此，国内部分出口型产品主导的企业，或许会借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之机，调整产品销路，转向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时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机遇分析

尽管国际文化格局在短期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很有可能在本次危机中趁势而上，占据世界文化版图的有利地位。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韩均抓住机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使其文化产业崛起从而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面临风险与挑战，更是有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首先，从国内文化发展环境看，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出口导向型调整，甚至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是难得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出口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消费的随意性、可替代性较强，原发性不足。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文化产品占出口总额的近七成；外资企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七成以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内容的出口产品出口占比不足15%。[3]近期文化产品海外订单的减少，恰好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结构的不科学性，这种反馈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有利。从各文化产业大国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文化走出去不仅要输出单纯的文化产品，更要输出本国文化，才能以原创性、创意性的绝对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而本次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动，因此，在调整机遇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更注重开发产业链上游，全面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囊括文化生产、输出各环节。此外，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迫使我国出口型文化企业优胜劣汰，这对国内出口型企业着眼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打造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较大机遇。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卓别林、米老鼠系列作品，97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星际争霸”游戏碟、日本“疗伤系”卡通形象趴趴熊，本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卡通形象“快乐小鸡”等，都是特殊时期文化形象创新推广、文化产品服务借机开发的优秀案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得中国市场在本次危机中表现突出，较为稳定的中国市场使得全球各国刮目相看，这正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大好机会，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出口的最佳时机。同时，稳定的市场是吸引海外资本注入，拓展境内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最大保证。以影视制作业为例，近年来，好莱坞六大片厂的制作费保持在六千至七千万美元的范围内居高不下，为节约制作成本，各大片厂纷纷将拍摄地转移至海外，包括加拿大、东欧、澳洲等地。同时，在海外进行后期制作的影片数量也不断上升，据预测，以泰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为主的亚洲地区有成为世界电影后期制作中心的趋势。金融危机当前，欧美影视制作业投资锐减，因此削减开支转移拍摄地、外包制作业务极有可能成为欧美影视市场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优出路。

再次，从外部环境看，在拓展海外市场，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方面也是最好时机。

本次危机中，美国影视业由于资方退出导致部分公司发展停滞，博物馆、歌剧院等由于赞助、拨款减少而陷入经营困境；德国出版行业初显低迷；英国上半年广告市场营业额大幅下降、艺术演出行业遭遇寒流；日韩动漫产业、影视产业也受市场低迷影响不得不缩减开支……国际文化市场动荡，而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这对有理想有实力走出国门寻找机遇的部分企业来讲，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综合来看，中国资本有实力、也是时候走出去了。目前，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紧张，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困难而急欲出售，降低了其估值。特殊形势下，外资在政治层面的风险性也有可能降低，加之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对美元升值，这些外部条件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把握当前形势，依托国家近年来针对“走出去”战略制定的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选择暂时陷入困境但有实力有潜力的海外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大好机遇。

三、思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策初探

“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97亚洲金融风暴后，在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强调了六点，其中一点就是实施“走出去”的战略。[4]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要求，也是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在国际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问题。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除了通过外交、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还要从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思路来做。当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而文化出口对于拉动其它制造业、服务业产值、附加值，创造就业岗位等间接效果显著。因此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倡导出口市场多元化，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进十分有利。

（一）宏观导向上的政策重视

2006年1月，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海瓒主持国务会议，专门讨论“韩流”的世界化问题，提出扶植“韩流”以中日为中心世界化。由国务总理亲自主持、专门讨论本国文化产品世界化问题的，这在世界各国中还不多见。尽管近年来为培育涉外文化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服务出口的意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等。然而与欧美、日韩等文化产业大国相比，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明确的关于中国“大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案，也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

在金融危机还未对我国市场造成大幅影响之际，国家出台了十项措施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其中，“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几项对中国文化事业与产业在国际上争取新的发展机遇有着政策上的保障，也给我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加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2月3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形势报告中总结我国文化建设基本经验时也提到，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因此，在“文化兴国”战略前提下，以国家政策层面支持文化出口，并将其最终指向中国整体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文化产业着眼长远发展的必然考虑。

（二）为“走出去”做足准备

目前，国家对文化出口贸易尚未有较为明确的统计标准，对我国可出口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各门类出口优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国际竞争力等也欠缺系统梳理，因此，为“走出去”作好准备，可考虑对出口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做系统调研，分析其输出的可行性、出口结构搭配的合理性、出口渠道的有效性等。其次，深入研究各国文化体制机制，探寻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差异，以利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及特殊资源优势的文化方略。再次，调研国际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及文化产品的国际化需求，致力将我国现阶段欠开发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类产品服务与国际需求相结合，推向全球市场。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5、加大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力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经较低，跨国并购对于中国希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文化产业投资见效周期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由于中外企业运作方式的差异，易导致投资境外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失位，以致资产流失，甚至进一步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因此，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规范资产转让权、探索国企改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考虑。对购入海外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亦需将风险防范意识放在第一位。

在打造竞争主体方面，国际文化市场竞争要求国家文化产业有较高的集中度，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该国若干家文化企业集团以雄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实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7]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比如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近年来，该集团在建立金融和资本平台、形成较强融资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扩大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运营大型常年演出系列剧目、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在境外设立国际文化市场前沿营销阵地等战略性举措，正逐步从传统的文化中介商转变为文化集成商、制作商以及文化产业规划者[8]，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司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金融和资本运作渠道，解决中长期文化产业投资的资金问题，以利于打造更具实力的国际性企业。在特殊背景下，国家可考虑以产业基金方式，引导鼓励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带动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其次，还可引导目前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文化类大型企业进行业务拓展，例如通过投资文化地产、注资海外文化产业园区、建立文化产品分销机构等，以多元化发展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再次，由于直接投资海外文化项目的风险较大，对国内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来讲，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高，因此，中小文化企业应在稳定其国内市场的同时，立足国内根据地，适当寻求国际合作，找准时机拓展海外业务。

对于出口资金短缺的问题，商务部早在2000年便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给予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以支持，2008年中央财政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比如连续5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除中央、地方的专项资金，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支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接受17大集体访问时曾提到，近年来，在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更加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产品走出去，将来会对服务贸易、旅游、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给予更大支持。[9]国家目前已经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从目前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来看，对上述银行资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够的。在当前机遇下，我国各大中小型文化企业应充分认识、利用以上政策，积极走出国门，以中国产品的质优价廉拉动海外消费。

产品市场方面，目前世界主流的文化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出口定位也可根据形势作出调整。有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近期欧美市场的波动对国内文化产品制作业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也让我国文化出口企业看到了全球其它很多地区尚有待开拓。比如，目前与中国文化贸易量较小的日韩、东南亚等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较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折扣相对较小；此外，我国与亚非拉地区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文化出口方面存在较大空间。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贸易界讨论的热点。尽管就目前而言，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机遇并存的2009年极有可能带来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中国文化产业本身而言，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全球各文化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是制胜的关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动荡中，如何化危为机，建构强势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影响力，值得更多的文化“官、产、学”相关人士进一步思考。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蔡尚伟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民网，2008年10月27日

2．蔡尚伟、王倩茹：《论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人民网，2008年10月17日

3．蔡尚伟、江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人民网，2008年11月19日

4．蔡尚伟、张玥：《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人民网，2008年10月22日

5.蔡尚伟、唐丕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对策：“文化十条”》，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2008年11月28日

6.蔡尚伟、崔嘉艺：《刍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人民网，2008年6月10日

金融危机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