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医生工作总结十篇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1

近年来,罪犯的医疗费全系统平均每人每月在9元左右,有些地区还不到3元。2007年财政部和司法部联合下文,调整了经费标准,但离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低标准的罪犯医疗费保障水平造成大多省、市、自治区罪犯医疗费严重超标。有24个省(区、市)监狱统计,近3年医疗经费实际支出4.5亿元(不含罪犯本人及家属承担的自费购药、自费就医的支出),超支1.37亿元,超支部分占经费标准43%。就四川监狱而言,从2004年到2007年,罪犯医疗费一直维持在96元/犯的年标准。在病犯比例不断增大、医疗费用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罪犯医疗费用缺口仍然较大,监狱只得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赚取效益而忽视了对罪犯的改造。

二、制约因素分析

1、罪犯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罪犯入监前大多生活方式不健康,生活无规律,打架斗殴、吸烟酗酒甚至吸毒,身体素质不佳。同时,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政法[2005]11号)和司法部《关于贯彻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精神的通知》(司发通[2005]38号)要求对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罪犯,除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和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的以外,一律收监执行。暂且不论上述两通知与《监狱法》第十七条是否相左,其客观上也确实造成了监狱中病犯的增加,如四川某大型监狱2005年后老病残犯数量急剧增加,2008年底统计老病残犯占罪犯总数的1/6,情况不容乐观。

另外,由于监狱处于高墙电网之中,罪犯在警察看守下生活本身就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近年来大量罪犯由室外劳动转入室内劳动,长时间在一种单一、固定的封闭环境下进行重复、单调的劳动,不仅出现心理问题的罪犯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也使那些长期处于心理抑郁、仇恨心态的罪犯没有一个稳定乐观的情绪,从而防病抗病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监狱空间有限,人员相对集中,各类传染疾病易感率也较高。

2、监狱医疗条件有限

从硬件上看,监狱医疗设施落后。监区卫生室设施简陋,药品及急救器械不全的情况比较普遍。监狱医院一般为一级甲等医院,部分监狱医院还达不到这个级别。从软件上看,由于监狱医务人员具备监狱人民警察身份,因此与其他公务员一样,逢进必考,而由于监狱福利待遇偏低,对社会上的相关技术人员基本上没有多大吸引力。同时,近年来监狱系统医务人员流失现象普遍;在职人员中,知识老化、技术水平偏低、卫生人员的职称待遇问题没解决,工作积极性不高;医务人员在监狱的分布也很不合理。以湖北省沙洋监狱为例,医务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的局总医院不直接对监狱罪犯看病,依托局总医院设立的病犯监区又只有50张床位,发挥作用有限。

3、财政拨款严重不足

以湖北省某重刑犯工业监狱为例,从2000年起,省监狱局规定每名罪犯每年的医药费为84元,省局每年拨款6.5万元,从2002年到2008年,该狱每年实际支出均在12万元以上,每名罪犯开支平均在120元以上,医疗费用严重入不敷出。此外,财政拨款不足也限制了监狱医院的发展。尽管每个监狱都设有医院,监区也有一定的卫生人员,然而总体上看,监狱医院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都是中专或大专毕业,有限的财政拨款使得这些医务人员平时进修的机会较少,临床经验相对欠缺。同时,监狱医院的设备更新滞后,稍有大病疑难病症,监狱医院都无法解决,只能将罪犯推向地方医院。而地方医院看病费用高昂,这直接导致了医疗费用的大大超支。如在保外就医鉴定的过程中,四川省某监狱医院仅能做X线、B超、心电图检查,CT、彩超等均需要到地方医院,直接导致了费用的大幅攀升。

4、罪犯基本医疗保障缺乏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对于罪犯的医疗保障应当保障到何种程度监狱没有相应的底线规定,而这给监狱人民警察带来了执法上的风险。一些监狱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和医疗纠纷,只要诊断和治疗需要,即便是超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办法》的检查治疗项目,监狱也不得不无限制地免费提供给罪犯,以致出现有限的医疗经费财政保障承担着无限的罪犯医疗保障需求,医疗经费严重超支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监狱为了全狱医疗经费不致超支太多,实践中也出现了对罪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况,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罪犯人身权利的保护。同时,由于现行的保外就医门槛过高,罪犯常常是拖到病重甚至病危时才得以保外就医,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容易引发矛盾,产生不良影响,也增加了监狱的医疗费开支。

三、建立罪犯医疗保障机制的途径

1、加强经费保障

前已述及,财政拨款不足是医疗经费保障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适应监狱体制改革的需要,监狱应建立起罪犯医疗经费的动态增长机制,不仅要保证目前低标准的经费保障,而且要使得财政拨款基本上能够满足罪犯的实际医疗需要。当然,财政保障到何种程度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罪犯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罪犯的医疗也得到进一步保障。但是,罪犯不能因犯了罪反而生活的更好,反而得到更多的保障。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生活在温饱水平以下的贫困人口,对罪犯医疗的过度保障不仅会加重财政的负担,还会使罪犯亲属迟迟不担保罪犯的保外就医,更会成为少数人“多进宫”的理由,不利于犯罪的预防。

2、改革现有制度

(1)制定罪犯医疗保障的规章制度。针对目前缺乏统一的罪犯医疗保障标准的实际情况,应由各省市监狱局制定专门的制度,以确定罪犯医疗的保障程度。具体而言,国家只能保障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传染病以及多种慢性病进行相应的治疗和管理;及时对危急重病人开展抢救;开展狱内疾病的预防和监测;建立医疗应急预案措施;防治医疗突发事件。对于一些严重疾病或不可能彻底治愈的疾病,国家只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费用,而不提供保健性的医疗服务。这样,可以有限避免医疗经费运用在治疗一些目前根本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症上。

此外,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也要有例外的规定。由于目前保外就医的标准过高,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病犯有治疗目前根本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症的要求,且家属愿意提供费用的,实践中由于无任何法律依据接受病犯家属提供的费用而一律禁止,这并不利对罪犯权利的保护。因此,可以设定特别条款对这种情况予以肯定。

(2)进行监狱内部医疗体制改革。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肯定仍会长期存在,因此监狱内部的医疗体制改革才是解决目前罪犯医疗保障不力的最有效措施。浙江省长湖监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尝试。该狱借鉴了社会企业职工大病医疗统筹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做法,建立了罪犯医疗费由监狱统筹和监区包干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还规定了一系列的辅助措施。其为监狱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

目前很多监狱都开始向罪犯发放劳动报酬,完全可以把罪犯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纳入医疗费用。所以,模拟社会医改的做法。监狱内部可以设立监狱统筹基金和罪犯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监狱统筹基金和罪犯个人账户制,由监狱医院具体负责罪犯医疗保险事项,为每名罪犯建立个人医疗账户。考虑到罪犯劳动报酬还比较少(如四川省雷马屏监狱的罪犯人均报酬为每月30元),可以把国家财政拨款的医疗费作为监狱基本医疗统筹基金,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监狱统筹基金,另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如把国家财政拨款的医疗费的70%用于建立监狱统筹基金,30%划入个人账户,罪犯个人月劳动报酬的20%全部计入个人账户。这样罪犯个人账户的金额计算公式为:个人账户额=国家拨款额×30%+个人月报酬额×20%。当然,比例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不同省份可以根据财政拨款和罪犯报酬的具体数额进行调整。

(3)摸索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融通机制。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改造罪犯是监狱的重要任务。“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灵魂和核心,它反映了我国监狱的根本性质和任务。对大多数罪犯而言,其迟早要离开监狱走向社会,那么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其实都是用于同一个人的医疗手段,绝对不可把二者割裂开来。因此,尽管由于社会现实的限制,目前二者还不能有效地沟通起来,但不能把罪犯医疗仅仅看作是监狱内部的事情,要逐步摸索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融通机制。因此,考虑在将来可以实现二者的融通,罪犯入狱后其社会医疗的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其狱内的医疗费用,出狱后个人账户又转为社会医疗使用。

3、加强罪犯卫生工作

在财政拨款有限的现状下,做好罪犯卫生工作是罪犯医疗费用保障的重要举措。应在监狱中加强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罪犯的身体素质,同时加强监狱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另外,努力尝试罪犯医疗保障的社会化也是做好罪犯卫生工作的重要举措。随着监狱的重新布局,很多监狱都由偏远山区向城市郊区转移,这就罪犯医疗保障社会化提供了可能。监狱可以采取与地方医院合作的方式,引进地方医疗资源,弥补自身医疗条件的不足。

4、加强罪犯的思想工作

尽管绝大多数罪犯确实是有病才治疗,但不可否认,确实有些罪犯明明没病却天天要求看病,还要求作全面的仪器检查。如果劳动,就说这里痛、那里痛,消极抗改,监狱民警压力非常大,监狱的医疗经费也无谓消耗。以四川某监狱为例,该狱曾经有5位公认的精神病犯,但经医疗鉴定仅1名为真正的精神病犯,其余4人一直伪装精神病以逃避劳动改造。四川仅华西医院有精神病的鉴定资格,且精神病鉴定花费就财政对每个罪犯的拨款而言价值不蜚,这4个伪装的精神病人白白地耗费监狱有限的医疗经费。因此,平时要加强教育改造的力度,且在罪犯中引入劳动报酬制,以确保监狱改造秩序的稳定。

摘要：罪犯医疗费用难以充分保障是目前几乎每个监狱都面临的问题。本文剖析了这种现象的成因,指出只有通过尽快开始监狱内部医疗改革,建立专项经费、完善监狱医疗条件并最终实现监狱医疗与社会医疗的接轨,才能最终解决罪犯医疗费用保障问题。

关键词：罪犯医疗费用保障

罪犯是受刑罚惩罚的特殊公民,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监狱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然而,我国目前罪犯医疗费用的保障并不乐观,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了罪犯医疗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孙维法:对罪犯医疗卫生保障相关问题的思考[EB/OL].:82/Content.asp?ID=668&Class_ID=5.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服刑人员；医疗保险改革；可行性；实施困境

一、监狱成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飞地”

在我国推行全民医保的时背景下，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已经涵盖城乡居民，但是监狱服刑人员还没有纳入医疗保险。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和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重视。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全民医保计划开始启动。《意见》提出，3年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合）率均达到90%以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覆盖到全国所有困难家庭。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1]。浙江省从2001年建立职工医保制度以来，经过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到2014年10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数5069万人，参保率维持在97%左右，已经迈入全民医保时代[2]。社会医疗保险的目的是由国家保障公民健康的底限，并具有公民互助的性质。服刑人员的健康保障与普通公民并无本质差异，国家实际上已经在承担高于普通公民的底限责任。经过近八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全民医保制度不断完善，运作经验日益丰富，建立服刑人员医保体系，不但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备现实可能性。

二、服刑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面临三重困境

1949年以来，我国逐步摸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服刑人员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这一体系还不够完善，随着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服刑人员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的弊端显得更加突出，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三重困境。

（一）服刑人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与后续动力不足的困境1949年以来，我国服刑人员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人均医疗经费支出增加、服刑人员病亡率降低、有效抑制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实践中，各地对监狱服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供给制，所需费用一部分来自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不足部分由监狱补充。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服刑人员的医疗经费支出逐年增加，患病服刑人员得到了更好的治疗，病亡率逐年降低。例如：浙江Q监狱每年会进行一次面向全体服刑人员的全方面身体检查，在每个服刑人员入狱之时也会先体检再收监，实时关注服刑人员的身体状况。在传染性疾病高发季节，发生疑似传染性疾病个例时，监狱便会及时进行隔离，近年来，浙江省各监狱均未发生传染性疾病蔓延的情况。不过，服刑人员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遭遇瓶颈，主要表现为经费来源不足。随着医疗成本的加大，监狱每年医疗支出都在不断上涨。以浙江省为例，近三年省级财政对服刑人员医疗经费拨款保持在每人每年300元左右，但各监狱服刑人员实际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例如：浙江省Q监狱近两年已经超过人均每年600元。监狱医疗费用的缺口逐年加大，影响到医疗设备的更新。笔者对浙江省Q监狱进行了调研，向服刑人员发放了600多份问卷，回收了570份，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调研数据看，超过40%的服刑人员认为目前监狱的医疗设备、医生技术水平不适应或不太适应日常看病的需要。Q监狱目前的一线医务人员为42人，分为两个病区，六个卫生所，共计80余张床位，只能基本满足日常的医疗需求，由于医疗经费紧张等原因，最近几年医疗技术力量的提升有限。

（二）服刑人员之间医疗保障水平不一致的困境医疗经费的总量常年保持不变，部分重病犯医疗开支巨大，影响其他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关于服刑人员医疗保障的法律体系缺乏上位法依据。《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没有规定服刑人员的医疗保障经费逐年提高，以及每年提高的幅度，也没有规定医疗保障经费与服刑人员实际医疗支出增长幅度保持一致[3]，对于服刑人员分级诊疗机制、医疗经费来源与比例、服刑人员的医疗标准等问题都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在调查问卷中，问及“有的重病服刑人员，一个人一年要花掉100~200万元，如果全部由监狱承担，你认为是否合理”，37%的服刑人员认为不合理，因此，该问题在现实中已对其他服刑人员造成了一定影响，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三）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之间医疗保障水平不协调的困境服刑人员是犯罪之人，得到的社会福利理应受到限制。到了监狱以后，失去了缴纳社会保险的机会，却得到了全额的医疗经费报销权利。这一权利虽然在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操作中已经形成了惯例。特别是对于数额巨大的医疗费，他们自己无力支付，家属不愿意支付，或者无能力支付。对此，监狱无法提起民事诉讼，至少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提起这一诉讼。还有一些服刑人员家属为了享受免费医疗，明明具备支付能力而拒绝保外就医，占用过多的国家经费，这就造成服刑人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不公平。笔者调查了几个支出大额医疗经费典型案例，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一个患有重病的服刑人员，其一年的医疗开支达到几十万元，甚至一百多万元。由于《监狱法》没有规定发生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监狱承担的医疗费用是否有最高额度，也没有规定监狱先行支付了高额医疗费用以后，是否可以向服刑人员的家属追偿。在此情况下，监狱不能眼看着服刑人员病死在监狱里，在社会舆论的潜在压力下，只能不计代价地进行抢救，并垫付医疗费，然后这笔费用无法追偿[4]。

三、服刑人员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障碍

（一）法律法规缺乏关于服刑人员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这条规定的是对于医疗工作的管理计划，并没有涉及经费承担问题。关于经费问题，规定在《监狱法》第八条：“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这里提到了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但没有提到医疗经费。实际上，医疗经费确实列入国家预算的，但并不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预算，而是确定了一个基本固定的、很低的预算标准。从这一条规定来看，并没有授权政府部门对服刑人员实施医疗保险制度。

（二）监管部门对服刑人员医疗保险改革的意义尚未形成共识根据调查访谈情况，对于此项改革积极性最高的是监狱，因为如果出现重大病例，需要巨额开支的情况下，直接承担压力的是监狱。对于监狱管理部门来说，不论是否实施医疗保险改革，其承担的经费支出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比改革前增加开支，用于补贴医疗保险的缴费。所以，积极性不高也在常理之中。对于社会保障部门来说，服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需要单独建立一套系统独立运作，必然涉及投入建设经费，以及增加管理经费的支出，对该部门本身并无实际利益。对于财政部门来说，则涉及财政拨款问题，当然，这是最后一个需要涉及的部门。推行此项改革的主要难题在前两个部门能否形成共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形成共识比较困难，除非由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行，或者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推行。

（三）服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主观意愿不够强烈任何制度的实施都需要具备较好的民意基础，尤其是对于制度所涉及的具体人群。对于服刑人员实施医疗保险改革，普通民众是旁观者，没有明显的影响。对于服刑人员来说，需要一个了解、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从调查问卷反映的数据来看，服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愿还不够强烈，支持改革的比例还没有达到占有明显优势的程度。笔者就“是否支持由财政、监狱和个人三方筹资为服刑人员购买大病医疗保险”展开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如表4所示，愿意购买大病医疗保险的比例是59.82%。这个比例稍高于愿意购买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说明服刑人员更加重视大病医疗保险。但总体来说，这两种医疗保险，服刑人员都持有比较消极的态度。随后，笔者对“你是否支持推行医疗保险制度以后，超出医保范围的医疗费用由服刑人员承担？”展开调查，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如表5所示，愿意承担的比例只有40.88%。这个比例更能够反映服刑人员对于医疗保险的真实态度，因为对于是否愿意购买基本保险和大病保险的问题，服刑人员未必想到超出报销范围费用如何承担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是对服刑人员更重要的问题，也最能体现他们是否支持参加医疗保险的真实立场。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3

地处南汇区周浦镇的南汇监狱是全国第一家与大型监狱医院合并建设，专门收押老、病、残罪犯的监狱。

听说这座监狱将于7月27日早晨启用，记者一大早便赶到了沪南公路与繁荣路交界处的南汇监狱。收押的犯人未到之前，这里是一片宁静，偶尔有早起的神态悠闲的老人路过，呼吸着周围田野里散发的新鲜空气。

一辆警车横亘在监狱大门右面路的尽头，我坐在警车里把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路的另一端，从镜头里望出去，泛着晨光的路面干净又安静。慢慢地，镜头中出现了一长列车队和闪烁的警灯，从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移押来的老、病、残犯人在车轮滚滚中向着他们新的“家”前进，周围的武警战士和监狱人民警察持枪警戒，严阵以待。

下了车的犯人东张西望，眼神里露出一丝惊讶和满足。“这么漂亮的监狱，出乎我们的意料，人民政府如此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改造，出去以后不能再做坏事了”。记者随机拦住一个犯人提问，他的回答很实在。

确实，新建的南汇监狱充分体现了人性化改造犯人的特点，据监狱长戴卫东先生介绍：南汇监狱在设计过程中就充分考虑了老、病、残犯人的生理特点和生活特性，最大限度地便利了老、病、残罪犯的日常生活，依法保障了罪犯未被剥夺的法定权利。如在监区门口建造供轮椅通行的无障碍通道，在仅有三层的监舍楼内安装电梯，在走廊内安装防撞扶手，通过扩大监舍窗户面积，增加牢房的通风采光效果，在每间监舍的厕所内都安装了一蹲一坐两个便器，并在坐便器旁安装了扶手，给行动不便的犯人提供方便。

难怪今天移押来的这些老、病、残犯人感到十分高兴：“政府真是关心我们。”因犯盗窃罪而被判3年6个月的病犯杨振斌自称感觉很好：“这里的设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以前，我在新收犯监狱服刑时，因肺结核而成为病犯，监狱医院多次给我治疗，如今，我又来到这里，看到了这么多的人性化的设施，给我触动很大……”他的话在犯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南汇监狱的启用，不仅有效地缓解了目前上海市押犯量增大，关押场地不足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保障了老、病、残罪犯的合法权益，长期以来，全市的老、病、残罪犯分散关押在各个监狱，受客观条件限制，给日常监管改造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所以，将监狱与总医院合并建设，是上海监狱布局调整工作的一个创举，有利于老、病、残罪犯的就近就医治疗，降低了过去各监狱送各自关押的老、病、残罪犯到设在提篮桥的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的成本，有利于全市在押人员医疗权的保障。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药品；罪犯

1积极参与省局药品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参与药品集中采购前，我们进行了初步抽样估算：我院基本药品品种总数316种，随机抽样50种，对比集中采购与我院单独招标采购的一个季度用量。结果如下：省局批量总价19382.56元，我院批量总价22893.71元，同比下降17.24%。下降0—10%的有27个品种；下降11%—20%的有11个品种；下降30%—100%的有12个品种。数据显示参与省局药品集中采购对有效降低药品采购成本意义重大。同时，集中采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药品质量以及供货的及时性，保障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2制定合理的卫生所罪犯基本用药目录

医院组织对各大卫生所的药品使用情况进行调研，从医院基本药品目录中筛选出临床必须、，安全、经济，疗效好的部分药品作为卫生所罪犯基本用药目录。要注意治疗效果相近的药品不宜过多编入目录。、如卫生所需要使用目录外药品，要有一个申请和审批制度。使卫生所药品总金额消耗相等的情况下，让更多的病犯得到医疗。

3健全卫生所药品使用制度，做好进销存账目

卫生所药物使用要严格执行处方制度。处方、进销存账目和月计划表应同时定期呈交药剂科审核，便于药库采购和发放药品。有条件的卫生所应该与医院和其他卫生所联网，利用相关软件，使药品的使用、库存一目了然。特别是库存药品的互相调剂，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能有效降低浪费。最好能安装这样一个管理软件：把药库、药房、中心药房、各大卫生所、卫生室的库存作为一个总库存来管理，提高药品的使用率。

4严格控制贵重药品的使用，预防行政干预技术用药

部分医生和领导出于保全求安思想，可能会指导给罪犯用一些基本目录外的贵重药品。从技术层面讲，有的是必须的，有的则可以选择更具经济性的基本用药。

5努力提高医疗卫生人员业务水平，减少罪犯外诊数量或者时间

本院的高级医生和外院的特约专家可以联合对外诊的罪犯进行评估，当病犯在外院进行治疗一段时间后，其各方面数据符合监狱医院的医疗护理标准，应及时转回监狱医院。药剂科做好相关药品卫材的物质保障，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

6狠抓药剂科内部管理，把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药剂科日常工作如果光靠部门领导的检查、监督是不可能干好干细致的，只有把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才能减少问题，提高效率。使药品卫材等物资更具经济型。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5

一、党委高度重视，把监管改造工作摆在首位

监狱党委高度重视监管改造工作，把它当成监狱党委的中心工作，站在“讲政治、保稳定、促发展和依法治国”的高度来抓监管改造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

㈠、监狱党委站在讲政治、保稳定和严格执法的高度，充分认识监管改造工作的重要性。

监狱是刑罚的执行机关，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主业。自年初以来，监狱党委本着“责任重于泰山”、“保一方平安”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依法治监，从严治警”的监管方针，来抓监管改造工作。

首先，从抓好民警队伍入手，以提高民警整体素质为着眼点，在全监全面推行《监狱人民警察八条禁令》，并结合“两风”学习、“学、促廉政”学习，在民警队伍中开展基本素质培训，进行全员考核，实行重奖严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民警执法水平和工作能力普遍提高。

其次，在罪犯的管理上，坚持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本着“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着力推行宽严相济，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改造理念，严格规范罪犯一日生活制度。在全监范围内，着重对罪犯积委会成员进行整顿培训，以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其在改造中真正起到积极分子的表率带头作用，能够认真配合政府工作。文秘站网-

监狱党委充分重视监管改造工作，每周召开一次监狱长办公会研究分析部属监管改造工作，每月召开的狱情分析会，监狱主要领导都亲自参加，亲自部署安排工作，并坚持经常性地深入监区、厂区检查安全情况。对重点犯人副监狱长王英杰还亲自找其谈话，化解矛盾，清除隐患，体现政府的温暖，并亲自带领有关人员清监，确保监管安全和维护狱内秩序。

㈡、建立健全监管改造工作责任制，形成全员抓监管改造的责任体系。

一是落实监管改造责任制。监狱长负直接责任，各监区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负第一位的责任，全力抓好本监区的监管改造工作。各监区实行监管改造工作层层承包制，一线民警对犯人包管理、包教育、包转化、包奖惩、包安全、包生产。

二是落实监管改造经济指标责任制。每年初，监狱长都与各监区一把手签订监管安全承包责任状，年终对监管改造实现“三无”和安全防范实现“四无”单位给予重奖，对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并当场兑现。

三是实行三级例会制度，即监狱党委会、科室（监区）长会和全体民警大会，会上，狱党委把防脱逃、防凶杀和自杀做为监管改造工作的重点来讲，做到警钟长鸣。

四是建立了监狱长挂帅的监管改造工作责任体系，各监区也都成立监管安全组织机构，以分监区为主体的管理体系，具体到每一名民警。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职能部门天天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直到每一名民警，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员责任体系，不留空档，没有死角。

㈢、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

要实现依法治监，从严治警，实现安全稳定，必须有一支知法、守法、严格执法和政治过硬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监狱抓住从严治警这个关键，不断提高民警执法素质，保证了狱内秩序稳定，使监管改造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是加强对民警的教育。注重法规教育，强化民警的执法意识，使民警深刻理解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监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断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解决有法可依、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纪律松弛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权力失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我们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设立民警执法执纪监督员，对民警的执法执纪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把中纪委四大禁令和市政法委十条禁令发到每个人手中，使民警经常对照，自我检查。在接见室、监区设立举报箱，及时开启，为罪犯和家属投诉提供方便，建立四公开制度，增加执法工作透明度。三是实行民警包班责任制，落实对罪犯的直接管理。每名民警包一定数量的犯人，做到“十个亲自”“四知道”、“五会”、“六懂”，规定包保犯人“七项内容”，落实民警对罪犯管理过程中的“十项权力‘，民警对罪犯实行面对面地直接管理，把罪犯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包班民警的视线内，罪犯24小时置于民警的管理和监督中。四是实行监管安全“一人一岗一责制”管理办法。明确每个监管岗位和责任，把监管安全落实到第一岗位和第一责任人身上，不但增加了工作压力，也增强了责任心，实现了人的本质素质安全，有力地推动了安全稳定。

二、强化狱政管理，依法对罪犯实施刑罚执行

我们以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得力措施，依法、公正、公平、严格地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对罪犯正确实施刑罚执行。

㈠、以实现“三无”为重点，强化管理，突出四个到位。

一是统一思想，摆法到位。始终围绕监管安全作文章，把监管安全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贯穿一切工作的始终，使民警在思想上、工作中时刻树立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意识；

二是明确任务，责任到位。确定一把手负第一位的责任，主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接抓犯人管理的狱政干事负直接责任，赏罚分明；

三是落实制度，检查到位。狱政管理部门坚持深入监内进行监管检查，特别是罪犯外役劳动的检查，坚决落实各项监管制度，平时加强狱内重点部位和要害部位的检查，不留死角，彻底杜绝各种不良现象和不安全隐患的发生；

四是采取措施，防范到位。制定了安全防范方案，落实了防范措施，坚持分监区每周一次清监，监区半个月一次清监。狱政部门大规模开展经常性、不定期、不同形式的清监工作。全年大规模清监共组织28次，清除手机、刀具等违禁品500余件。做到了清的认真、查的细致。对重点犯人实行“四级包夹”制度，责任到人。最大限度地杜绝不安全隐患的存在。

㈡、维护稳定，严把

“五关”，对罪犯实行规范化管理。

一是严把大、小中门关。加强了大、小中门的值班工作，严格执行人员和车辆出入审批制度，做到清身彻底，检查细致，杜绝各种违禁品和危险品进入监区，并把工作认真的民警安排在大、小中门岗，加强大、小中门的力量；

二是严把接见关。对罪犯家属的探视，严格审查证件，加强监听和物品检查，控制和防止罪犯脱逃；

三是严把团聚关。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加强对团聚和就餐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经常检查团聚室，严防犯人趁机混出和违禁品混入监内，确保犯属安全；

四是严把罪犯收押和释放审核关。对新投送的犯人严格履行检查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按规定不予接受，全年收押92批771人，拒收不符合手续罪犯34人，对4名因执行通知书有误的都依法进行纠正。全年释放罪犯547人，严细审核，未发生任何差错；

五是严把外役、外医关。凡是外役，须经监狱领导审核无异后方可出工。同时，加强对外役现场的管理，配足警力，层层落实责任。对确定去社会医院治疗的病犯，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并加戴戒具，看押民警做到了不脱管、不失控。监狱每天不定时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㈢、强化罪犯行为规范化管理。

对罪犯管理严格按照司法部长十二号令的要求规范罪犯行为，规范罪犯的“八个动作”，规范罪犯的“一日行为”，规范罪犯的报告词和文明用语等。并把执行《规范》作为罪犯奖惩依据之一。我狱今年下半年，召开了以司法部12号令58条为主要内容的熟记熟背现场会。通过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罪犯规范化管理工作。结合实际，上半年普遍对职务犯、事务犯和关系犯进行整顿，对明显有对抗政府的反改造行为的罪犯调入集训队重新集训，另行分配。我们坚持从严惩处，严厉打击监内罪犯各种违反监规、监纪行为，在12月份，以监狱长唐永富为首的监狱党委成员全力以赴开展了全方位、立体式、大规模的清监活动，对违反监规监纪的罪犯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公开曝光，收到了良好效果，对稳定监内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二监区成立了严管分监区。

㈣、实行狱务公开，把监狱执法工作置于广泛的监督之下。

为了全面落实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全省监狱系统实行狱务公开的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在全监范围内实行了狱务公开。一是向社会公示执法环节和程序。对罪犯和社会关注的罪犯收监、管理教育、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百分考核等热点问题的执法程序、环节，向社会进行公示，公布了举报电话，请社会监督；

二是定期举行监狱长对话会，监狱长唐永富同志亲自听取犯人对监狱执法工作的意见。对合法合理的要求给予解决；

三是在监内和接见室设立监狱长信箱。一年来收到犯人的信件近千封，发现30多条安全隐患线索，并给予及时治理。对罪犯提出的合理化建设也都予以采纳；

四是设立来信来访室和监狱长接待日。抽调4名正科级干部负责接待社会上的来访。每周四定为监狱接待日；

五是接受监督。我们积极主动地接受驻狱检察院的监督，经常与他们沟通执法中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在有关部门聘请了9名监狱执法监督员；

六是制定并打印了狱务公开的相关法规、条例、办法等内容的小册子，下发到各基层单位。通过实行狱务公开，进一步提高了监狱人民警察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巩固提高发展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切实把监狱执法工作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中，使监狱执法工作更加公平有序，提高了民警执法水平，进一步调动了罪犯改造积极性，消除了社会上对监狱执法工作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大庆监狱的《实行狱务公开、确保监狱执法公正、公开》的经验在省监狱局召开的狱务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交流。

㈤、认真贯彻执行《刑诉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我们在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上，遵循依法、公平、公正、有序、严格的原则，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开展执法工作，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政治稳定。

一是定期开展执法大检查，依法规范各项执法工作；

二是严格执法环节，确保执法公开透明。严格依据《刑诉法》、“两院一厅”文件和省高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减刑、假释工作做到“七严、十六不报、七优先、四报”；

三是建立“四方联席会议”制度，主动接受监督。因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召开联席会议8次，减少了我们的工作失误；

四是切实维护罪犯的人身权力。每次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级法院都能到监狱现场办公，严格按法律程序、期限及时审核裁定。我们在全监开展了禁止殴打、体罚、虐待罪犯的专项治理工作。对罪犯执行禁闭、使用戒具等，严格审批手续，杜绝无故关押。使用戒具问题的发生。大庆监狱《认真贯彻执行，确保监狱执法工作公平、公正》的经验在全国人大来我省进行执法检查时作为会议经验进行了交流。

三、杂实防范基础，维护狱内稳定确保监管安全

我们把维护狱内安全稳定工作放在首位，把安全防范作为重中之重，预防和减少狱内各种重新犯罪。今年以来，安全防范实现“四无”，狱内发案率控制在0.6％以下，罪犯年违纪控制在2.1％以下，顽危犯转化率达70％以上。

㈠、搞好防范硬件建设，强化安全防范屏障作用。

监管安全防范是维护监管安全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以改造科室为主导，以改造监区为主体，抓住主要矛盾，立足超前防范，搞好防范屏障建设，形成多元化、全方位的防范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监管安全的防范能力。我加大了改善和更新监管基础设施的力度，改变过去的监管设施落后，结构不合理的布局，舍得投入，花钱买安全。从98年以来，先后投资百余万元，建起了监狱大中门隔离网，设立监控岗，“110”报警亭，铺设犯人专行路，建起了大中门缓冲带，建设罪犯情感宣导中心，完善监控系统，扩建团聚楼、接见室等。这些硬件设施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监狱的硬件建设，提高了监管安全的物防能力。

㈡、合理布设监管安全防线。

我们共布设了8道监管安全防线：一是全员防范；全体民警人人重视防范工作，人人树立防范意识，人人有防范任务，体现群防群力，群防群治的安全防范思想；二是阵地防范。主要抓三个阵地：监舍、重点要害部位、重点犯人；三是调研防范。狱侦部门摸清情况，搞调查 研究，掌握狱内基本情况，确定防范对策，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四是耳目防范。布建了三级四层耳目网络，耳目占押犯的5％，布设在全监的各个部位，耳目发挥作用的70％以上；五是外役防范。坚持以“四防”为中心，严把审批关，外役现场都有狱侦、狱政部门人员和车辆；六是制度防范。狠抓各项监管安全制度的落实；七是时空防范。把犯人每天吃饭、午休、夜间巡逻空档和节假日作为时间防范重点，犯人24小时置于监控之中，消除时空概念；八是雾防范。即教育转化防范。近年来，我们对重点犯人，如危险犯、难该犯、抗该犯、家庭突变犯、罪重刑长犯、思想压力大的犯人等，实行监区、分监区和改造主要科室三级承包教育转化。

㈢、深入开展以监管安全为主题的安全防范教育。

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开展了以实现无脱逃、无重大案件为重点，以确保监管安全为目标，以“七个不答应”为主要内容的防逃教育。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加强法制教育，使罪犯不敢跑。在教育中我注重《刑法》、《监狱法》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教育，特别是刑法中有关罪犯脱逃处罚的高规定，攻破其企图脱逃的思想，收敛其不法行为。对新入监犯进行防逃教育不过夜，使罪犯深刻认识到人身跑不了、刑期跑不掉，反而罪行跑重了，刑期跑长了，强化罪犯脱逃必受严惩的心理；二是开展亲情帮教，使罪犯认识到不应跑。我们把社会帮教和亲情教育作为对罪犯思想转化和稳定改造情绪的辅助教育手段。增加犯人接见次数，允许与家属、亲属共餐通信，开办鸿雁亲人热线电话，举办犯属学校，与社会联合帮教，使罪犯体会到家庭的温暖，社会的期望和政府的关心；三是培养罪犯集体荣誉感，增强自身防范能力，在犯人中深化“五心”和“五爱”、“三助”、“三讲”教育，营造一种一人违纪大家耻，一人受奖大家荣的气氛，形成保障监狱安全严防脱逃的无形屏障；四是对罪犯进行安全教育，使罪犯不想跑。加强犯人生活卫生管理，改善犯人居住条件，丰富监区文化生活，为犯人改造创造良好条件。

四、以改造人为宗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我们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为目的，进一步强化文化、技术教育、法制教育、开展联合帮教、心理矫治等工作。“三课”就可以、个别教育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㈠、抓好“三课”教育。一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开展了法律教育、“五心、五爱”、“三助三讲”教育、专题教育、分类教育等，提高了犯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二是对犯人进行文化教育。主要抓了教师业务培训课、脱产班课和普通班课。为了提高教师工作水平，年初，我们对犯人教师进行了一个月的集中业务培训，教师在授课时，坚持忙季少学，闲季多学的原则进行教学；三是开展技术教育。围绕监区生产，进行岗前培训，开办了家电、汽修、烹饪、美容、美发、财会等专门职业技术培训，还建立了一个微机培训中心，今年共培训出58名微机操作员。

㈡、强化个别教育。

个别教育以其特有的针对性、灵活性、沟通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发挥着攻坚战的重要作用。我们制定了《罪犯个别教育工作细则》6章21条，由政治处牵头落实。普通民警每人每月对犯人个别教育15次，监区领导每人每月至少7次。通过对犯人进行个别教育，解决了犯人中大量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为稳定监内改造秩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㈢、大力开展辅助教育。

为了活跃罪犯的改造生活，调节情绪，稳定思想，启迪良知，矫治恶习，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监区文化，修建了具有欧洲风格的二道门监督岗，并在路边各处种花、种草，还经常开展犯人知识竞赛、歌咏比赛，征文书法、绘画等活动，邀请文艺团体来监狱演出。在全监形成了上下齐心，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今年以来，我们还举办了4次犯属学校，来自大庆800余名犯属对犯人进行了联合帮教，签订联合帮教1310份，到机关，企事业、学校作法制报告22次，犯人现身说法20次，出外作法制教育宣传演出4场次，受教育面达10000余人，为预防、减少犯罪，为社会治安治理做出了贡献。

㈣、开展心理矫治。

我狱研制开发的科研课题《PDC——98罪犯心理测验、心理矫治系统》被大庆市科学技术一级成果，一年来，我们通过运用PDC——98系统对罪犯开展了SAS、SDS、EPQ、16PF、气质行为等各项心理测验，并把结果存入微机。罪犯情感宣导宣泄罪犯心中的情绪，现已成功矫治罪犯23人，增强了监管秩序的稳定，有效地化解了罪犯间的矛盾，对预防狱内凶杀、自杀等突出事件发生提供了一种科学、可靠的依据。

㈤、抓好犯人的冬训。

制定了冬训方案，成立了冬训领导小组，建立了冬训制度，落实责任，抽调专人具体负责冬训工作。每天坚持上下午全监犯人参加冬训，参加人数20__余人。冬训由民警带队，组织管理、规范动作。并组织了大型表演比赛。通过冬训进一步规范了犯人的行为，参加集体活动的自觉性。

五、搞好生活保障，提高犯人改造积极性和改造情绪

我狱为了提高犯人的改造积极性和罪犯改造情绪，大力搞好犯人的生活卫生管理和防治病工作。

㈠、做好生活卫生工作。

生活卫生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监狱法》和中央4号文件，确保押犯生活费用按时到位。同时，依靠自种、自养、自加工补贴犯人的生活费用。犯人生活管理工作，努力抓好犯人就餐、饮水、生活卫生供应等项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建立健全了罪犯伙食管理制度，食堂工作管理细则，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做到“四隔离”，保证做到犯人“吃饱、吃熟、吃热、吃的卫生、吃的标准、喝上开水，杜绝食物中毒”。周围环境执行监舍卫生管理制度，监舍定位管理制度。内务卫生实现了“四净、四无、五条线”，犯人个人卫生做到了“五无、两勤、一洗”，环境实现了“五无一平”，备品管理规范，粮食储存按制度管理，有民警专门负责。

㈡、做好防病治病工作。

全面贯彻《卫生防疫法》，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工作方针，不断提高犯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力宣传卫生知识，杜绝了甲类传染病，乙类、丙类传染病控制在5％和6％以下，全面提高了病犯治愈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到了最低水平，治疗有效率达95％以下。医疗卫生工作把握“五个重点”：一是把握好新投犯身体检查的重点。完成新入监771名罪犯的体检工作，并建立了健康 档案，办理了27名危重病犯的保外就医手续。二是把好群居犯人预防疾病为主的重点。把好疾病的预防工作做为重点，坚持抓早、抓落实，明确了责任人，平时对各类传染病，发现苗头，立即隔离治疗。三是把好各类传染病预防的重点。全监根据季节性发病的不同情况而重点预防。同时，邀请市防疫站和四医院医务人员对全监犯人进行医疗和性病诊治。四是把好对重点病犯治疗的重点，对一般病犯由民警带到监内医院诊治，对诊断不明的配足警力到社会上诊治，今年共收诊病犯48人，治愈率达95.8％。五是把好病犯监区病犯的医疗和管理的重点。除治病外，还着重摸清病犯的心理反映等情况，防止自杀。今年还先后为27名病犯提供了保外就医条件的医疗鉴定。

六、开展“三共”活动，与武警官兵联合共保平安。

今年三月份以来，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们与驻狱武警四中队广泛开展了“共建、共管、共保安全”的三共活动。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三共”活动责任制，建立了共建制度，共管制度和共保平安制度，制定了《大庆监狱与武警四中队“三共”活动实施方案》。我们与武警官兵共开展共建活动50余次，开展突发事件大型演练5次，安全联防综合行动11次，震慑了狱内少数蠢蠢欲动企图重新犯罪的罪犯，保证了狱内的安全稳定。通过与武警官兵开展“三共”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进一步密切了民警与武警的关系，增进了共保平安的责任感，提高了广大民警和武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监狱保安全稳定的硬件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总结一年来的监管改造工作，成绩的取得是监狱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上级各部门正确指导的结果，是全体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个别民警的敌情观念不强，思想麻痹；个别民警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改造罪犯的要求，二是监管改造的硬件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三是对罪犯的监管改造存在管得多、教的少的问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没有明显提高，四是在个别民警身上存在监管制度不落实的问题。以上问题的存在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认真解决。

七、20__年工作思路。

二OO三年监管改造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和《监狱法》、《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为指导，紧紧围绕监狱党委的中心工作，以安全第一，稳定至上为中心，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巩固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直接、规范”管理，努力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保障。

具体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㈠、狱政管理工作。

罪犯的死亡率控制在0.6％以内，罪犯的年违纪率控制在3％以内，防止自杀，分押纯度达85％以上，杜绝涉枪案件发生。

㈡、狱内侦察工作。

罪犯脱逃率控制在0.8％以内，年捕回率达100％，狱内发案率控制在0.8％以内，杜绝特大案件，一般案件破案率达90％以上，重大案件破案率达100％，预谋案件防范率95％以上。

㈢、教改工作。“三课”教育入学率、到课率、及格率达到规定标准，分类教育率达100％，顽危犯抓好率达70％，罪犯遵纪守法率达95％以上。

㈣、生活卫生工作。

确保押犯生活费用到位，大力发展“三自”创收费用，最大限度地补贴犯人生活。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6

2011年伊始，辽宁省人民检察院重点对省监狱管理局决定的保外就医类案进行了全面检察。在检察中，他们发现抚顺市南花园监狱呈报的罪犯李武振保外就医材料存在疑点：李武振在入监体检时仅有高血压病，而抚顺市矿务局总医院的医学鉴定却为高血压、陈旧性前间壁心梗并发室壁瘤形成，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入监前后病情变化巨大，其中可能涉及监管人员职务犯罪。

2011年4月12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遂指定东港市人民检察院负责办理此案。受案后，东港市检察院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4·12”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4月14日，专案组将李武振带至丹东监狱收监并进行重新鉴定。两天后，丹东市第一人民医院刑事医学鉴定结论为：高血压Ⅱ期，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功能Ⅰ级。李武振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这也证实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判断是正确的。

围绕重新鉴定结论这一有利证据，专案组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对李武振进行有针对性的询问。结合李武振虚假保外就医败露后的畏罪、对抗心理，专案组在询问罪犯李武振时，一次性将八名主询人全部投入询问席，在气势上震慑和压倒对手，一举突破了李武振原本抱有的对抗心理防线，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李武振的证言。据其交代，他在朋友郝某和弟媳宿某的帮助下，在监狱方面通过狱侦科科长王志伟贿赂监狱长等相关人员，准许其出监治病；另在医院方面通过朋友找到负责戒护的监狱干警和医院职工张典成，帮助其联系病房，并为其使用替身进行检查、鉴定提供方便，从而使其弄虚作假搞保外就医得以实现。

对此，专案组没有急于接触可能的犯罪嫌疑人，而是从案件线索评估入手，从监管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两个角度进行重点把握，对专案线索、相关证据以及涉案人员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估和推断，达成“扫清获得有力证据，再接触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的共识。他们首先设法找到了此案的关键人物宿某，对李武振证言的真实程度客观求证。宿某是生意人，头脑比较活络，当干警找她核实证据时，她对此极力否认，拒不配合工作，但言语之间却流露出对李武振的关切之情。干警们捕捉到了这一细节，适时对其亲情感化。这招果然见效，宿某证实了自己给予王志伟17万元后，李武振被准予出监治病及检查鉴定过程。

不料，没过几天，宿某就全盘了自己的证言。经过分析，干警们认为，这应该是宿某与郝某“通气”后的结果。此时的郝某莫名失踪，似乎有意躲藏起来规避侦查。干警们巧妙地以宿某为媒介，让其充当“传声筒”，通过她把检察机关的法律政策传递给郝某。最终，郝某打消了顾虑，出面接受询问，证实了李武振证言的真实性。宿某也再次主动找来，澄清了自己证言上存在的矛盾。

三方证言一致指向此案的关键人物——抚顺市南花园监狱狱侦科科长王志伟。

顺藤摸瓜破窝串案

2011年5月20日，专案组对王志伟立案，并于5月23日对其依法传唤。在讯问过程中，干警们充分使用手中掌握的证据，对王志伟进行“证据战”，使其面对大量事实和证据不得不放弃对抗，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据其交代，他接受宿某给予的17万元后，分别向监狱长刘志刚行贿5万元，向监狱医院院长袁某行贿5000元，并请求相关职能科室人员给予关照，致使李武振出监治疗一路“绿灯”。

鉴于南花园监狱监狱长刘志刚涉嫌受贿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凿，专案组于5月31日对其立案侦查，并于当日依法传唤了刘志刚。刘志刚起初态度蛮横，对自己的问题拒不交代，干警们不急不躁，他们从搜查中发现的刘志刚记载为多名在押罪犯办理减、假、保的记事本和台历入手，结合现有证据，侧重使用了避实就虚的“心理战”，使刘志刚在步步退防中露出破绽。同时，干警们还注重人性化办案，以情打动犯罪嫌疑人。刘志刚被传唤到办案地点时，只穿着短袖T恤衫，而办案地点早晚气温偏低，刘志刚很不适应，专案组的干警就把自己的夹克衫借给他穿；端午节时，专案组干警更是给刘志刚带来了粽子、鸡蛋，感动得刘志刚失声痛哭。法理情的全方位触动，打开了刘志刚的心锁，他不仅交代了专案组先期掌握的受贿5万元事实，而且还供述了自己为多名罪犯谋利、受贿近百万元的犯罪事实。

随着侦查工作的逐步展开，整个案件的脉络越来越清晰，相关涉案人员也渐渐明朗。专案组顺藤摸瓜扩大战果，对相关涉案人员依法立案侦查。

7月27日，张典成被立案侦查。张典成系抚顺市矿务局医院职工,在明知罪犯李武振使用替身进行检查、鉴定的基础上，与监狱干警相互配合，为替身检查提供帮助，致使李武振弄虚作假、保外就医顺利进行，系李本杰、王治国共犯，其行为涉嫌暂予监外执行犯罪。

8月19日，李本杰被立案侦查。李本杰曾任抚顺市南花园监狱一监区教导员，分管罪犯出监治疗、考核加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9月21日，王治国被立案侦查。王治国曾任抚顺市南花园监狱一监区副大队长，协助大队长工作。

李本杰、王治国身为监狱戒护干警，为照顾朋友情面和李武振私情，不认真履行戒护职责，对李武振使用替身进行检查、鉴定提供帮助和便利，使得不具备保外就医资格的罪犯弄虚作假获得保外就医，其行为已涉嫌暂予监外执行犯罪。

经过专案组近半年的紧张工作，2011年11月下旬，“4·12”专案侦查终结并相继提起公诉。

替人消灾背后的利益链

收取李武振的贿款，只是刘志刚犯罪事实的其中一笔。2011年1月，罪犯李武振被送到抚顺市南花园监狱服刑。2011年春节后的一天，李武振的弟媳宿某和朋友郝某一起，送给抚顺市南花园监狱狱侦科科长王志伟17万元，请求为李武振办理保外就医，王志伟答应监狱方面由其负责办理。王志伟收钱后，从中拿出5万元送给刘志刚，要求照顾在该监狱服刑的罪犯李武振。2011年3月，刘志刚同意为罪犯李武振办理保外就医。4月14日，李武振因被检察机关发现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而被收监，刘志刚见势不妙，马上把这5万元退还给王志伟，但为时已晚，最终还是因此落入了恢恢法网。

其实早从2007年开始，刘志刚就已经在他的“地盘”频频伸出黑手，不断地收人钱财为人“消灾”。

2007年的一天，抚顺市东洲区人大代表邢某到南花园监狱探监时，找到刘志刚，寒暄几句后，邢某说明来意，让其照顾在该监狱服刑的罪犯王军，说完拿出1万元钱递给刘志刚。刘志刚故作推辞了几下，便收下了。之后，刘志刚告诉监狱监区的管理人员，给罪犯王军办理假释。2008年12月31日，罪犯王军被假释。2009年春节前，邢某为表示感谢，又送给刘志刚5万元钱。就这样，刘志刚先后收受了邢某6万元贿款。

刘志刚手握大权，找他办事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有的人为找刘志刚，甚至拐了很多弯。2007年12月，罪犯郑钊被投送到抚顺市南花园监狱服刑，郑钊的妻子于某通过关系找到铁岭县建委的鄂某帮忙，鄂某又通过抚顺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韩某找到刘志刚，要求对罪犯郑钊给予关照。有了前期铺垫之后，鄂某在探监时对刘志刚表示，监狱建筑方面的事情可以帮忙。刘志刚也没客气，2008年5月，他让鄂某帮助修建监狱倒塌的围墙，鄂某自然甘心效力。完工后，鄂某提出能否给郑钊办理假释，刘志刚同意给予研究。2009年3月间，刘志刚提出给郑钊办理假释，在与法院沟通后，郑钊于2009年4月29日得到法院批准假释裁定。几个月后，韩某、鄂某找到刘志刚，鄂某把于某拿给他的5万元钱送给了刘志刚。

罪犯耿东峰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09年4月被送到抚顺市南花园监狱服刑。不久后，抚顺市公安局一位领导找到刘志刚，让他对耿东峰给予照顾，刘志刚于是安排耿东峰到监狱教育科当教员。2010年春节前，罪犯耿东峰的父亲为表示感谢，送给刘志刚2万元钱，刘志刚收钱后，于2010年9月为耿东峰减刑10个月。

经审理查明，刘志刚于2007年至2011年3月，在担任抚顺市南花园监狱监狱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邢某等人贿予的人民币75.5万元，并为相关请托人谋取利益。

2011年12月14日，东港市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以受贿犯罪判处刘志刚有期徒刑八年。刘志刚在最后陈述时，忏悔道：“触刑律，看守所里细反思。为情所动实不该，悔恨终生悔悔悔。”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7

[论文摘要]在整个服刑人员民事权利体系中，人身权利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其范围广泛、内容复杂，主要与服刑人员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但由于其身份特殊，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明显窄于一般公民，本文主要从服刑人员享有的人身权利的特点、范围、缺损和救济等相关方面来分析，力求从务实的角度，展现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

自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雪梨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1 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第7条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服刑人员毕竟不是普通公民，他们由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而刑罚本身就意味着罪犯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因此这就决定了罪犯的人身权利在具有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与一般公民相比具有特殊性，二是罪犯在行使其应有的人身权利时，其行使内容和方式受到制约，与一般公民相比也具有特殊性。

1.1服刑人员人身权利范围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到底应享有哪些人身权利?哪些人身权利应该是被剥夺或者限制的?或者说他们享有人身权利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其实就是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性。一般公民享有完整的人身权利，而服刑人员由于其犯罪行为，被刑罚剥夺了人身自由，事实上，就是回答刑罚到底应剥夺或者限制服刑人员的哪些人身权利。从我国情况看，已经普遍接受刑罚对于犯罪人同时具有惩罚和改造功能，并认为改造功能是我国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要功能。那么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就应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罚属性和教育改造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刑罚对罪犯应当具有的惩罚性。这是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方面。只要有犯罪就有惩罚，犯罪不止，惩罚就不会消亡，报应性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使人痛苦为特征的惩罚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无论怎样人道或如何尊重其人格，无论如何强调自由和权利，都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刑罚的惩罚性决定了罪犯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一般公民那样享有完全的人身权利，他们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应该是什么?

实践中以及理论界都有人认为就罪犯人身权利这一问题来说，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剥夺的，罪犯就可以享有。我们必须承认，刑罚的确不应增加其固有的惩罚，这是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7条规定：“监禁和使犯人同外界隔离的其他措施因剥夺囚犯的自由而导致囚犯不能享有自决权利，所以使囚犯感受折磨。因此，除非为合理隔离和维持纪律等缘故，不应加重此项事实本身所固有的痛苦。”也就是说应禁止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给罪犯造成判决以外的额外痛苦，剥夺其本人不应剥夺的权利。具体到本处就是，这种固有的惩罚是不是只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剥夺限制的人身权利，除此以外，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罪犯都可以自由行使?

不可否认，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都应当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范畴。罪犯被判处刑罚投入到监狱服刑，刑罚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而对于其他方面的人身权利，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有性生活的权利，法律的确没有规定属于刑罚剥夺的自由范围，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罪犯应当享有这些权利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这个的前提是错误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并不意味着法律就没有禁止。我们可以说，监狱本身就代表着“禁止”。在这里，监狱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代表着一个符号、一个范围。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本身就内在地包含在监狱范围内所剥夺和限制的一切活动。惩罚是最基本的，那么由惩罚所必然导致的痛苦也是最基本的。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是一个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使罪犯感受到痛苦，这些中间环节就包括着罪犯失去理所当然包含于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的范围之内，对于罪犯这些人身权利的剥夺限制本身就属于刑罚的固有惩罚范围之内，或者说，这就是罪犯享有人身权利范围的限度。

1.2服刑人员行使人身权利方式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因其犯罪行为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其部分人身权利被剥夺限制，而对于被剥夺限制的部分人身权利，监狱为了维持正常的监管秩序以及惩罚改造罪犯，在罪犯行使其合法人身权利时，对于其行使权利的方式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毫无疑问犯人的权利要求受到双重限制，一方面他们对别人干下坏事，这个事实限制了他们；另一方面监狱的行政管理要求严格约束行动，这个事实也限制了他们。”(见《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这种限制是必要的，是基于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建立良好的监管秩序而规定的，这种限制是一种法定的、理性的保护。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6～18岁或者18岁以上公民都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监狱内的服刑人员除了受到民法上类似的限制(年龄)外，其行使人身权利还要受一些特殊因素的限制。

1.2.1行为自由的限制

对于在监狱内的服刑人员来说，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监狱内，即使他们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可能亲自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一切人身权利。一般来说，罪犯亲自行使人身权利只能在监狱范围内进行，如果超出监狱活动的范围就应由其委托人代为行使。具体来说，罪犯的人身权、财产权等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行使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婚姻自、发明权、专利权等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在监狱内罪犯本人可以自己行使。而对于其留置于监狱外社会上的财产所有权等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法律虽然同样赋予保护，但是罪犯一般只能委托人代为行使。人身权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人身权利既可以由民事主体亲自实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实现。罪犯在监狱内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必然要通过委托人代为行使部分人身权利。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可以扩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这正好可以弥补罪犯充分行使其人身权利时的不足。罪犯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并不否定其应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是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权利的行使要通过的形式进行。这也是刑罚对罪犯行使人身权利的方式的限制。

1.2.2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

虽然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前提，以财产权为例，按照法律规定，罪犯除了被附加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以外，其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其合法财产或妨碍其自由处置其财产。另外，为了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对罪犯行使其财产权利的限制，《监狱法》第十八条规定：“罪犯收监，应当严格检查其人身和所携带的物品。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者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违禁品予以没收。”第四十九条规定：“罪犯收受物品或钱款，应当经批准、检查。”

总之，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范围以及方式都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对罪犯的惩罚改造，也有利于保证监狱的正常秩序和安全，是必要的。

2我国立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范围

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严地写进了宪法，而司法部在2004年颁布了《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将“罪犯”改称“服刑人员”，说明在我国进入人权时代时监狱并未脱节，保障罪犯人权已经成为重要的监狱工作。人身权利则是人权应有之意。服刑人员，即是共同意义上的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其身份仍然是公民，这一认识就意味着，服刑人员必须存在一定的人身权利和与民事有关的一些利益，这些人身权利和利益，是服刑人员生存的保证和根据。但是，服刑人员由于负有履行一定的刑事强制义务，对于民法为一般公民设定的权利和相关的利益，需要经过刑事强制义务修正后，才能适用于服刑人员。那么，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相关利益的范围是什么呢?民法学者根据自身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按照传统的成文法观点，主要有人身权、物权(德国民法典看法，我国采用的此概念)、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权以及继承权、会员权等，这些权利是权利集合，其又由很多下位权利组成。比如：人身权又可细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前者又可分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由于我国政府历来非常注重对罪犯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在《中国改造罪犯的现状》白皮书中指出：“罪犯享有财产、继承等方面的人身权利。罪犯入狱前的合法财产，依然受到保护，罪犯有行使收益、处分的权利。罪犯依法享有继承权。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发明权、著作权，均受到法律保护。罪犯有提出离婚的权和不同意离婚的答辩权。”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有少数几种被法律明文规定加以撤销或剥夺。主要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利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比如，因构成遗弃罪或虐待罪而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对被遗弃者或受虐待者的监护权。还有我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如果罪犯因上述原因而犯罪的，不仅受到刑罚处罚还丧失其继承权；另外，目前我国的监狱部门仍在适用公安部1982年2月18日下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对于在押罪犯服刑期间的部分人身权利，如结婚权、著作权等，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剥夺或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的内容并不多见，可以说，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次上，我国的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具有广泛性。

3我国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缺损和救济

如前所述，服刑人员在立法上享有的人身权利是比较广泛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加以详谈，在这里，本人就从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入手。谈谈在司法实践中，最热点的几个具体的权利及其救济。对监管管理人员和对罪犯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实生活中罪犯人身权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损。罪犯人身权缺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罪犯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丧失了社会的同情，社会上普遍认为，罪犯应该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是从罪犯本身来说，在其经受了犯罪追诉与刑事审判以后，自信心往往受到极大挫伤，权利意识明显下降。三是罪犯权利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处于不定状态的，有些权利的享有是附条件的，有时取决于对特殊义务的履行。比如，在狱内违纪违规会受到相应的禁闭处罚，或造成管束升级，使其进入严管状态，其人身强制程度明显加重。

3.1服刑人员健康权的问题

3.1.1存在超时、超体力劳动的现象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规定：“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服刑囚犯都必须工作，但以医官断定其身心俱宜为限。”第75条规定：“囚犯每日及每周最高工作时数由法律或行政规则规定，但应考虑到当地有关雇用自由工人的规则或习惯。”我国《监狱法》第71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司法部t995年制定了《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对罪犯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规定。罪犯劳动时间应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监狱除了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等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部门要延长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等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体说来，我国监狱中，罪犯劳动时间多数不超过8小时，但也有例外。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想要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使得某些监狱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偏离，对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对罪犯的劳动定额规定偏高，以各种名义延长罪犯的劳动时间。

3.1.2重病罪犯、精神病人罪犯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医疗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2条规定：“每一监所最少应有一位合格医官，他应有若干精神病学知识。医务室应与社区或国家一般行政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应有精神病部门，以便诊断精神失常状况，适当时并予以治疗；需要专科治疗的囚犯，应当转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如监所有医院的设备，其设备、陈设、药品供应都应符合患病囚犯的医药照顾和治疗的需要，并应当有曾受适当训练的工作人员。”很多国家通过设置医疗监狱来关押患有精神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罪犯。设置医疗监狱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罪犯的有效、及时治疗；对于解决监狱中的医疗设施不足、医疗技术匮乏和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对于对患病罪犯的有效监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目前没有设置医疗监狱，使患病罪犯的治疗、监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保外就医是监禁刑社会化的一种行刑方式。在我国保外就医主要是根据罪犯的受刑能力所采取的刑罚变通做法。保外就医的适用对象适用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罪犯和拘役罪犯。但在实践中，保外就医程序设计不合理，不便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罪犯患有严重疾病可以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将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确定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中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对以上保外就医的规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执行程序。监狱和监察部门基于对社会安全的考虑，对保外就医的适用非常谨慎，因此程序运作有时在半年以上，以致患病罪犯贻误救治。我国监狱法律制度中应增加对服刑人员就寝床位的规定，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监舍卫生设施标准，系统地规定监狱医生的职责，建立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制度。

3.2服刑人员结婚权的问题

在以前，公安部门是不允许服刑犯人结婚的。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服刑人员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以及2003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都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的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监所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服刑人员结婚变为同意部分服刑人员结婚。民政部2004年3月2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规定了“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上述两份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有结婚的权利，但是服刑人员结婚有其特殊性：首先，服刑人员结婚权的不完整性。服刑人员在履行完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后，仍然要回到监狱，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与其配偶同居和生育等。有的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不是服刑人员结婚后必然可以享受的待遇。当然目前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的主要有为未婚生子女入学考虑、监所外的女方强烈要求结婚两种情况。其次，服刑人员结婚的非自主性。服刑人员结婚要事先向监狱申请，只有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服刑人员才能参加结婚登记。最后，服刑人员结婚的有条件性。服刑人员结婚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服刑人员出监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只有在确定服刑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前提下，才可能允许服刑人员出监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实践中有这样的问题，作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他们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要实现这一权利，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就要为服刑人员结婚登记提供便利，到犯人监管场所现场办公。但从行政程序上讲，这种特殊照顾并不是民政部门的义务范围。同样，此前已有的监管人员陪同服刑人员去登记结婚，但监管方也并无这一义务。为方便服刑人员实现结婚权，可以考虑出台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日本的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后可以委托登记，不必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我们认为，解决服刑人员结婚难题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婚姻登记办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委托登记结婚。但是我国《婚姻法》规定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如果允许服刑人员委托登记结婚的话，必须修改《婚姻法》，而对于修改《婚姻法》这样的基本法律，不论在法律修改程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无疑是一件难事。因此，巫昌祯教授建议，服刑人员结婚的程序如结婚登记等事项的具体操作，应当由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协调后，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让服刑人员可以更快地回归社会。如果在对待服刑人员结婚问题上，有关部门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保障那些想结婚的服刑人员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更好地改造罪犯，使他们将来很快地融入社会，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3服刑人员同居权的问题

前几年，我国不少监狱推出了“特优会见”、“亲情会见”、“夫妻房”等“特殊政策”或“优惠待遇”来满足服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同居需要，以稳定和巩固服刑人员的婚姻和家庭。可是当具体操作时出现一些违法犯罪、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以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和媒体的炒作时，有些监狱就停止了“特优会见”。反对的人认为，同居权是否可看做是犯人的权利。如果是犯人的权利，同居权就应该平等地赋予给每一位服刑的犯人。但前提必须是平等的，同居权不能专属于某些犯人，不能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样的“权利”对于在押犯来说，却有违刑罚的目的。徒刑类刑罚是以通过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来实现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在押犯一定不能享有“同居会见权”，但作为在押犯，他已经失去了行使“与配偶同居权”的可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何同居权?另外，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与配偶“同居”方便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如何挑选允许与配偶同居的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怀孕的女性服刑人员不能在监狱中服刑，女犯跟配偶同居，如果怀孕了怎么办。赞成的人认为，对已婚犯人要求感情和生理交流的权利，法律没有权利剥夺。按照现代司法理念，一个人因自己违法被关进监狱，他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人”，因而，除了法律规定必须强制剥夺的那一部分权利之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情感交流，生理需要，是不能被剥夺的，相反，由于服刑人员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基本权利在某些方面更应该得到理解、同情和尊重。我们认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与其配偶的同居权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事实上法律并未剥夺服刑人员的同居权。司法部应尽快制定明确具体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省监狱管理局及各个监狱都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性规定或制度，把“特优会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明确服刑人员能够与配偶同居的条件、要求、纪律和费用，把握好“遴选”机制，并且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接受全体服刑人员和社会的监督。为了避免女犯因同居导致怀孕进而逃避法律制裁，监狱可以要求获得同居会见的女犯签订有关协议，保证其在同居会见期间避免怀孕。在思想上统一、理论上成熟以及实践中不断完善后，有必要在《监狱法》中确认“特优会见”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而有利于保障服刑人员的“同居权”。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8

人权是宪制国家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罪犯人权则是公民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是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及表达方式。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适应国际人权发展形势以及对应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行刑趋势，有利于降低刑罚的负面影响，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我国监狱的良好形象。

一、我国在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罪犯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它是指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在刑罚实践中，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并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监狱服刑是自由刑最典型的执行方式，这种方式适用率高，执行情况复杂，因而它所涉及的罪犯人权问题便成了刑罚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热点，倍受社会关注。

罪犯的人权源自《宪法》。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法治理念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宪法的这一内容为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对罪犯实行人权保障是我国政府的传统主张和基本做法，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的权利范围。从目前我国监狱的行刑实践看，《监狱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展开，一般情况下罪犯已享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不受侮辱权、娱乐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宗教信仰权、未被剥夺的选举权、通信权、会见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检举权、受教权、批评建议权、立功受奖权、刑事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权、劳动权、劳动保护和报酬权等基本权利。其中，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格的尊重是罪犯人权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国法律还是行刑实践都是十分明确的。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总的发展态势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罪犯人身权利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生命、人身安全的保障。据统计，我国罪犯的死亡率，只相当于我国社会人口死亡率的50.85%，其中非正常死亡只占死亡罪犯总数的17.66%。相关调查还显示，在不仅罪犯的死亡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在罪犯自杀、其他罪犯行凶致死、民警违纪致死等方面，更是呈大幅下降态势。

第二，正常生活的权利得到基本保证。据罪犯调查材料反映出，他（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对监狱提供的饮食、饮水、居住、被服以及零用钱等方面的供应或服务感到较为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不足10%，只有饮水一项的不满意率较高，达到了18.4%。

第三，罪犯维持身心健康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监狱系统已经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监区及分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其中罪犯床位占比56%以上。无论是卫生技术人员的配置还是罪犯就诊次数，均大大高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每千人11.38人（全国居民每千人为6.12人）、每万人8.73次（全国居民每万人为1.9次）。另外，监狱对患有疑难病症的罪犯，均邀请社会上的医学专家诊治；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依法实行监外执行。调查显示，86.2%的罪犯反映他们在监狱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将近80%的罪犯反映自己生病时监狱在伙食、劳动和休息等方面能够给予照顾。

第四，罪犯的人格受到尊重和保护。调查显示，有92.1%的监狱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本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刁难、歧视或侮辱罪犯人格的事情，只有6.6%的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此类事情1~2起。对罪犯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上述回答：有92.5%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体罚、虐待、殴打罪犯的事情，只有6.1%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过1~2起此类事情。

（二）在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

第一，相关调查显示，有99%的罪犯接受了思想教育。这一措施使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6~8%的较低水平上。

第二，有93.5%的罪犯接受了文化教育。经过教育安排的文化教育，罪犯的脱盲率达到67.7%；达到小学或初中毕业水平的罪犯占比38.4%。

第三，有65.1%的罪犯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在职业技术培训上获得提高的罪犯占比64.3%，其中不少罪犯还获得了不同等级的技术证书。

没有接受上述教育在犯罪，要么属于老弱病残，要么因为自己是文盲且年龄较大（50岁以上）。

第四，有94.8%的罪犯参加过各种文化活动；有61.5％的罪犯参加过文体活动；一周内，看电视1次的罪犯为94.8%、2~3次的罪犯为45.6%、6次以上的犯罪为8.4%；一年内，看电影1场的罪犯为62.6%，6场以上的罪犯为25.5%。

（三）在罪犯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

第一，监狱基本保障了罪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安全与健康、拥有必要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承受适当劳动强度等方面的权利。调查显示，罪犯认为劳动强度很大的占比10.4%、认为劳动强度不很大的占比89.6%。

第二，监狱主要以实物形式给罪犯支付适量的劳动报酬，同时辅之以零用钱、奖金、技术津贴等方式。在对罪犯关于“超额完成劳动任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问题时，有61.8%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第三，休息权利保障上，劳动时间日均8小时以下的罪犯占比71.2%、9~10小时的占比22.3%、11小时以上的罪犯占比6%；每周休息1~2天的罪犯占比80.4%；法定节假日能够得到休息的罪犯占比75.8%，回答不能得到休息的仅占2.8%；提问“生病能否得到伙食、劳动或休息方面的照顾”时，有78.1%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四）在罪犯会见、通迅、诉讼等权利方面

第一，罪犯半个月接见1次的占比8%、1个月的占比43%、1个半月的占比3.5%、2个月的占比13.8%、3个月及以上的占比20.1%。罪犯在接见时能够接收到亲友物品的占比97.5%、少量钱财的占比98.7%。

第二，罪犯认为通迅权利“有保证”的占比80.5%、“有时有保证”的占比16.4%，只有2.3%的罪犯回答说通迅权利“没有保证。”

第三，罪犯认为在监狱里申诉渠道通畅的占比79.3%、自己提出检举和控告的占比分别为12.2%和3.5%。

（五）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

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奖励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2.5%、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49.2%，二者之和为91.7%；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处罚措施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0.9%、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50.3%，二者之和为91.2%。

（六）在罪犯财产权利方面

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向罪犯或罪犯家属索要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15.4%、回答“无”的占比84.5%；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侵占罪犯私有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8.8%、回答“无”的占比90.8%。

以上调查报告及相关数据表明，就其总体状况来看，我国罪犯人权是得到切实保障的。监狱在将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其职责履行是较到位的，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二、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的进步得到了罪犯及社会的认同，并已成为确保监内安全稳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面对国际公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要求，从操作层面上看，我国罪犯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改造理论上存在缺陷，致使罪犯超时、超强度、高危险性作业成为当然。若站在现代文明监管的视角来看，那么，罪犯的劳动既是义务，更主要地应该理解为权利。但是，圄于广大民警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匮乏，在监狱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长期以来一直将劳动改造片面解读为罪犯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义务。一些罪犯在劳动负荷偏重，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罪犯劳动改造一直存在着量过大、强度太高、危险性突出等问题。一些监狱在季节性生产中随意延长罪犯劳动时间，任意增大劳动强度；一些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的生产项目，为了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完成任务，也不得不要求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甚至加班加点吃住在工地，挤占法定假日和休息时间；还有一些监狱下达给罪犯的劳动定额太高，变相迫使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罪犯在短时期内体力透支，侵犯了罪犯的身体健康权，而且直接违背了《监狱法》和相关法律的精神。同时，一些监狱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坐视罪犯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致使相关安全制度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更无保障，这就必然增大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更令人诟病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行刑观念的过于老套、陈旧，我国、尤其是我省的很多监狱都建立在老、少、边、穷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必然造成罪犯的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从事的劳动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危险性的采掘作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监狱在劳动场地的防粉尘、防有害气体、防辐射、防噪音、防高温、防冻裂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措施基本不到位，只有很少监狱能够达到标准作业条件。长此以往，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在这些监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被漠视化，边缘化。

2、罪犯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软肋。我国监狱在长期行刑实践中对罪犯人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等主体权利比较重视，执法责任明确到位，保障措施多较得力，保障机制也基本形成，效果尤其显著。不幸的是，个别监狱仅凭此据，就自诩他们已经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再思进取。可叹的是，他们无意中陷入了浅层思维的误区，并由此导致了执法工作中的直线思维。实际上，罪犯人权概念的范围或边界是十分宽广的，其内涵更是非常丰富的。从理论上看，它至少包含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两个基本方面。上述监狱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基本上局限于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而对其非主体部分却被无意识化了、被弱化了。在我国监狱长期司法实践中，罪犯非主体部分人权的缺失在一些监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些执法人员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迟钝，比如，他们对罪犯的婚姻家庭了解关心少，法律援助和支持力度欠缺，对罪犯宗教信仰、批评建议、自我辩护、学习受教育再就业培训、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等重视不够，更有一些监狱的个别执法者，将罪犯的合法信仰视为邪教，把批评建议视为抗议，把自我辩护视为拒绝认罪，把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看作与己无关，等等。他们对罪犯人权的非主体权利方面缺乏正确认识，保障意识不到位，必然造成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工作的软肋。这种状况，同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大趋势很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部分监狱执法人员在罪犯考核、行刑等问题上缺乏实质上的公平公正公开。行刑上一律平等是监狱罪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应当对所有的受刑者平等对待，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只要获得同样的考核记分，刑罚处遇就理应相同，绝不能因权势地位、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对该部分罪犯搞特殊化，特别是职务犯集中关押的监狱，放松监禁，减轻劳动定额，同时对另一部分罪犯又加以歧视，做不到一视同仁，不体现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或标准上，更应显示出其平等性，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搞亲疏贵贱，更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的所作所为，同行刑平等公正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个别方面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为了搞好监狱的生产经营，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销售产品、承揽加工业务、获取优惠货款、减免税费，以优惠价格购买原辅材料；有的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办理个人事务，实现家属调动、子女就业、亲友安置等个人目的；还有的利用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私利等。作为“回报”监狱对这部分“有功”罪犯在处遇等级、减刑幅度、假释条件保外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出现所谓“妥协执法”，进而导致司法腐败。上述现象在监狱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执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罪犯在“行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 4、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操作程序上，公允性和透明度欠缺。按现行“减、假、保”的具体操作程序，主要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有关部门，根据其计分考核或病情诊断书，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上报有关法院提请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法院又主要是依据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直接裁定这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而未能完全将上述法律活动采取听证、庭审等公开性、透明性的司法行为。从保障人权的视角看，这种操作程序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无论是减刑、假释还是保外就医等，都是法律所赋予在押罪犯单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其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是否行使以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考虑或决定，而不应该由监狱越俎代庖。二是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问题，应该以在押罪犯自己作为刑罚行为人为主体，应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监狱所应该并必需做的，只应该是向法院提交该在押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或相关法律材料，目的是证明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司法要件。

5、在其他罪犯特别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未成年犯、女性罪犯、少数民族罪犯、艾滋病罪犯、外籍罪犯等。无论从立法还是执法的角度看，迄今仍未制定出系统、详细的法律法规。未能很好地顾及到未成年犯、女性罪犯、艾滋病罪犯、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等在生理、心理、年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和特点，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特别是在个人隐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习进步、劳动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积弊和热点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必须明确指出，在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时，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再次重申：这就是，我国监狱不存在恶意侵犯罪犯人权的动机与行为，与当前国际人权斗争中西方国家对我行刑区域人权保障的攻击在性质上完全是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决不能加以混淆或等量齐观，否则就必然会落入别有用心的某些国家或政治势力设置的陷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我国监狱实行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认为宗旨”的方针，从根本上拒绝了对罪犯人权的藐视与侵犯。迄今，在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但是，尽管如此，客观理性地、冷静科学地剖析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我国根本制度与监狱基本方针上的问题，而是在发展中特别是操作层面出现的非主流性的、非实质性的问题。

三、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目前我国监狱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包括上述方面在内的诸多问题，其产生与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更是纷繁复杂的。归结起来，其主要原因有：

1、监狱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上存在缺陷。

相关法律之间没有实现对接，出现了监狱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性缺口。从全局上看，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组织较晚，再加上我国对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时间不长，以《监狱法》为标志的罪犯人权保障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迄今只有10多年时间，整个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至今仍处在探索和初创阶段，这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相吻合。上述历史的和时代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诱发出操作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法律存在弹性空间和模糊概念，给法律自身造成负面影响。作为保障罪犯人权的主体法律－《监狱法》本身不够完善。如《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但没有规定对不执行这一规定的责任追究制度与措施，致使目前相当一部分监狱民警吃“皇粮”、罪犯吃“囚粮”的问题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在法律上给地方财政拨款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又如《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由于法律对“参照”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和界定，对“季节性生产”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就为一些监狱无限制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埋下了伏笔、隐患，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监狱法》中找到所谓的“依据”和借口，造成一些非农业性的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等监狱企业，经常以“季节性赶工”、“不能延误合同”等各种各样的借口，迫使罪犯加班加点，不得不延时劳动。二是相关法律未能实现对接。近年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法规相继进行了修订，而作为刑事执法最主要的法典－《监狱法》已颁布近12年，却一直没有作相应修订，导致《监狱法》中关于保障罪犯人权的条文与修改后的其他法律条文相驳，跟进速度明显滞后，使罪犯人权保障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三是少数监狱管理局、监狱超越《监狱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定位，自行制定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土规定”（比如假释破余刑等管理规定），习惯用老办法实施监管，形成法律对罪犯人权保障的滞后效应，从而导致侵犯罪犯合法权利的违纪违法事件屡屡发生。

2、监狱民警对罪犯人权保障观念淡薄。

监狱司法活动主客体强弱碰撞必然产生偏离履责主体的问题。监狱民警是罪犯人权保障的主导力量，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过分强调监狱专政的功能扩张，不少监狱民警政治观念淡薄，人权意识不强，重“人治”轻“法治”，总是抱怨《监狱法》对罪犯权利的保护规定太多，对监狱民警行刑的禁令太苛；更有不少监狱民警对国际人权公约等有关囚犯待遇方面的国际性文件缺乏学习和掌握，还有部分监狱民警竟然不知晓罪犯人权保障国际公约为何物。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与监狱民警的履责要求极不相称。

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欠发达的经济状况，造成监狱物质保障严重滞后，并由此带来监狱内部管理安排上的种种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家财政大幅增加，但是总体上讲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各个领域的欠账太多，财政压力凸现。监狱建设的欠账尤甚，居然连最基本的开支都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以2002年度为例，全国监狱系统各级财政的全部拨款仅占应拨款额的3\4，缺口巨大。长期以来，我国监狱习惯上采用的是财政拨款外加生产补充的财政体制。更有甚者，某些时期其狱内生产收入居然成了监狱的主要财源。这种尴尬的状况，迫使监狱实际上履行了监管改造和创造经济效益这样的双重职能。为了生存和维持，许多监狱对监狱企业都进行了层层承包经营，并缴纳承包风险金。结果造成监狱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上，罪犯劳动改造的性质异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同时，损害罪犯的权利也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性选择，进而成为滋生超时、超强度、无劳动保障措施等侵权现象的温床、土壤。

4、监督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

《监狱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这在行刑实践中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却形成了实际的盲点，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缺乏监督，甚至被遗忘。从而，使法律规定的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在实际落实中被严重衰减、弱化。纪检、检察、监察、法制、狱政部门以及有权机关对罪犯人权保障监督远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社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罪犯的法律援助还十分被动，不仅实际行动少，更未形成相应的长效机制。

5、罪犯自身维权意识较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普法教育，罪犯的维权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近年监内罪犯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守旧的强势监管面前，不少罪犯虽然明知自己享有某些方面的权利，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触动维权那根弦，表现出对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心缺乏。也有的罪犯概念模糊，界限不清，分不清听管服教与确认自己权利的关系，甚至渗入一些私心杂念，在维权过程中畏首畏尾，使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工作中的失误缺乏自省的动力，自我感觉良好，使罪犯安于现状的风气成为既成状态。也有一些罪犯维权方法单一，或者采取打击报复、越狱逃脱等极端手段进行对抗，使自己坠入违规违纪又犯罪的泥潭。

四、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对策

监狱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社会、监狱、罪犯、监狱民警等方方面面，彻底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还有赖于同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大背景。离此，无异纸上谈兵，徒劳无益。但是，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改进、优化乃至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级来解决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应该不算太离题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1.大力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研究、学习与宣传，着力改变行刑观念，切实增强罪犯维权意识。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内容和监狱法等相关法规作为学习内容，分别组织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进行学习。在学习中可以或者应该做到：一是分别编辑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学习材料，并根据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不断充实材料内容；二是将对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学习纳入监狱民警岗位练兵的内容，适时适度进行考核；将罪犯的学习纳入教育改造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三是组织人权问题专家给监狱民警作报告，从宏观上理论上了解和把握人权保障问题的实质；四是有的放矢地解决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和罪犯在维权中的错误认识，进行正面引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宪法、监狱法上来，增强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自觉性。

2.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制度逐条落到实处。执法无小事，监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强化罪犯权利保障意识。作为执法者，监狱民警必须坚持做到“有法必依”，一定要把相关规定落到实处。监狱民警要对保障罪犯人权的规定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站在保障罪犯人权的角度去思考，摒弃对罪犯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和在理解中掺杂私心杂念，防止在落实保障人权的规定发生误导，走偏方向。必须明确，监狱法既然规定了，就应坚决执行，不应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比如，在监狱中除在季节性生产情况下可以调动劳动时间外，罪犯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罪犯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享有休息的权利。笔者坚持认为，季节性生产应该严格界定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应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社会上实行双休日，监狱可以考虑同样实行双休日；在劳动保护和改善劳动环境上，虽还谈不上立即与国际主流趋势完全接轨，但起码也应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基本适应（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分布于老少边穷的绝大多数监狱都在进行布局调整，促使其迁移到大中城市或主要交通干线边沿，这一战略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罪犯脱离封闭落后的恶劣环境），完善工伤保险和给予一定的健康津贴等。对罪犯权利的非主体部分，则应在完善和改进监管措施中保证落实，其关键是监狱必须以相关的主体法律为执法依据，下决心果断地废除“土政策”、“土办法”等自定的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罪犯人权保障这个大局。

3.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我国监狱人权保障固然会受到具有中国特色监狱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它的核心还是一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客观地说，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定一个监狱政策的制定者抱有制定或维持一种阻碍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实施机制的主观不良动机；既有的体制及运行机制过多地承载着中国国情的历史“宿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切实解决目前监狱中包括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捷径依然在于从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入手。具体讲，以解决监狱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突破口，彻底改革现行的监狱的管理体制和内部资源配置制度，建立监狱刑罚执行管理和生产管理、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收入相分离的运行机制，落实“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新体制，彻底解决吃“皇粮”、“囚粮”的问题，让监狱集中精力于监管工作，让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脱出来，在提高改造质量上下功夫，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罪犯的人权保护力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狱监督机制，逐渐实现监督机制规范化。在行政上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地方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团体对监狱的正常法律和工作监督，充分发挥监狱系统从上到下的内部监督，把罪犯人权保障的各方面落到实处。同时，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罪犯的批评建议权，对罪犯人权保障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推动。

4.站在依法治国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进一步健全罪犯人权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法律体系，做好相关法律的对接，使对罪犯的法律性保障不出现漏洞。笔者认为，这方面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不过，从一名普通监狱民警的角度上说，我们希望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做到三个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宪法的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劳动法等非监狱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法律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国际人权公约相关内容衔接。做到百密而无一疏，使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链条，并将之作为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有的、不容舍割的内涵。唯有这样，罪犯人权保障问题才有可能从法制体制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结束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罪犯作为犯了罪的特殊公民，国家和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秩序与利益而强制他们在监狱里服刑。他们在服刑期间，其部分权利被依法剥夺或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但是，罪犯依然是人，仍然是公民，其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同样也是社会正义的需要与体现。进一步说，罪犯作为受刑人，无疑已沦落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之中，其权利更应受到特别地保护。如此，它才能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旨趣与意境；同时，它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法度正义与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化、人本化标杆。据此笔者认定，监狱在刑事执法中只有以罪犯人权保障为基点和价值取向，才符合刑事执法的发展趋势，才是推动监管工作文明、科学与进步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4、《罪犯与改造研究》 2004.6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9

论文摘要 近日，《检察日报》刊载笔者所在检察院的《一场特殊的亲情“会见”》宣传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让群众感受到铁网柔情，一扫“躲猫猫”等事件发生以来群众对监管执法冷漠无情的感觉。《人民网》、《中国日报》等媒体先后予以转载，这是我院监所检察理性执法的一个重要佐证。近年来，我院监所检察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工作主题，扎实开展各项检察工作，依法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维护了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本文谈谈我院的做法。

论文关键词 派驻检察 监管场所 刑罚执行

一、公正执法，确保刑罚执行正确实施

建立检监协同办案系统，细化办案操作流程、落实办案人员岗位责任，加大对罪犯减刑、假释量化考核条件的审查力度，确保对案件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的有效衔接。为强化对减刑、假释案件的执行监督职能，驻监检察官认真参与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活动，积极履行个案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职责。特别对原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驻监检察室实行一案一庭审的监督模式，确保了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的合法性和公平性。2010年以来，我院驻监检察室年均办理减刑、假释监督案件3118件，提出纠正意见88件，纠正成功率达到100%。在广州举办“亚运会”期间，为确保社会稳定，根据市委政法委的要求，驻监检察室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从严把握、慎重审批，凡涉恐、涉黑、涉枪、涉爆以及其他严重暴力犯罪的涉案罪犯一律不予批准，防止了因刑罚执行不当导致脱管失控、危害社会情况的发生。

二、理性执法，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对监狱食品卫生安全、御寒防暑工作、囚款囚粮使用、医疗卫生保障条件、监舍设施安全等情况开展检察监督，确保罪犯基本生活条件达到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护服刑罪犯生命健康权，我院驻监检察室通过多年的实践，在广州地区首创《罪犯病情事前介入调查制度》、《预防死亡罪犯家属缠诉机制》，主动介入重病罪犯患病情况调查，适时提出检察建议，杜绝罪犯因救治不及时或不恰当导致病亡的风险。对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实行法医介入审查，高效应对狱内罪犯突发重病事件。如2011年，番禺监狱罪犯何松辉因患癌症晚期，检、监两家依法对其办理了保外就医，使该犯在弥留之际能及时与家人团聚，并在家人陪同之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自2010年以来，驻监检察室共配合番禺监狱办理罪犯保外就医38人，其中，紧急保外就医6人，及时挽救了罪犯生命3人，有效防范、化解了潜在的群体闹访、上访危机。该做法与成效得到上级检察机关的充分肯定。2010年以来，驻监检察室调查罪犯死亡事件8次（均为正常死亡），开展尸表检验8次。由于调查及时、工作细致，多年来未发生因罪犯死亡引发缠诉、闹访事件。

三、平和执法，维护监管场所安全稳定

重点打击越狱、脱逃、行凶、破坏监管秩序等再犯罪活动，2012年对罪犯魏会勇企图脱逃未遂案件依法提起公诉，严厉打击狱内再犯罪活动。驻监检察人员每日开展巡查工作，制作《驻监巡查表》，深入“三大现场”落实日常巡视检察；加强对监管动态的掌控和风险隐患的排查，驻监检察室每月定期与监管场所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分析监管执法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排查牢头狱霸，重点监督纠正“体罚虐待”、“以罚代管”、“超时超强度劳动”等监管违法问题，开展了“监狱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等专项活动，促进监狱依法、文明管理。2010年以来，共协助狱方开展安全大检查10次。2010年“亚运”安保期间，驻监检察人员放弃休假，加强在岗值班，并针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从严把握政策导致部分罪犯及其家属不满情绪，积极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有效消除监管场所和被监管人之间的矛盾。

四、阳光执法，检察监督公开透明

在监区设置“检务公开栏”，派发《监狱检察阳光检务》小册子，配合监狱开展“开放日活动”，设立检察信箱，公开接受罪犯及其家属来信来访，及时解难释疑。2010年以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30次，在押人员提出约见检察官358次，检察官开展在押人员谈话教育1024次，举办驻监检察开放日5次，举办驻监检察接待日32次。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驻监检察室把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与预防犯罪结合起来，一方面配合监狱做好各项帮教活动，加强对服刑人员的法制教育、心理矫治、亲情感化等工作；另一方面协助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和监外执行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落实社区矫正检察官制度，定期走访、监督辖区内各镇街社区矫正工作，调查辖区内监外执行罪犯的生活状况，严防脱管、漏管情况的发生。

五、文明执法，做好尼日利亚籍罪犯监管检察工作

目前番禺监狱在押外籍罪犯达200多人，其中尼日利亚籍罪犯达160多人（包括持他国假护照自称尼日利亚籍的罪犯约90人），是外籍犯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尼日利亚籍罪犯的监管问题日渐成为番禺监狱乃至广东省其他监狱外籍犯管理的难题。这一群体中犯抢劫、贩卖毒品等重大恶性犯罪的罪犯占总人数的80%上，其在狱中难管难教问题尤为突出，常出现抱团抱群、集体乱投诉等现象，驻监检察室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形势、监管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性地运用了“三查一动一干预”的方法，协助番禺监狱解决尼日利亚籍罪犯监管难的问题。

反观我国对尼日利亚籍罪犯的关押状况：以番禺监狱为例，监狱对尼日利亚籍罪犯采取非集中关押的模式，即将在押的尼日利亚籍罪犯平均分派到五个监区，与本国籍的罪犯公共收押，外国籍罪犯在服刑期间与本国籍罪犯享受同等条件的住宿、伙食以及接受同等标准的劳动、文化考核。在互监安排上，同一互监组只安排一名尼日利亚籍或者外国籍罪犯，防止外籍罪犯间的抱团。尽管监狱对外籍犯抱团做了充分的制度预设和给予充分的现场监管力度，但仍很难避免尼日利亚籍罪犯私下相互串通。

尼日利亚籍罪犯抱团抱群、集体乱投诉等行为无疑加重了狱内监管的危险系数。外籍犯抱团对抗其实际上是挑战监规纪律，对抗监管改造的违规违纪行为，直接危及到监狱正常监管秩序，且由于该行为具有预谋性、策划性、协作性、抱团性等特点，比单个对抗改造更具危险。其次，尼日利亚籍罪犯之间形成自我保护的团体，一致排外，当与本国籍罪犯发生冲突时会一拥而上，容易诱发集体斗殴。

  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政府及民间组织打着保护其国籍罪犯不受非法权利侵害的旗号，渗透到监狱内部，与狱内罪犯内外联系，获取狱内信息，甚至可能出现里应外合，一边是尼日利亚政府及其民间组织在外渲监狱非人道改造，抹黑监狱形象，制造舆论压力；另一边狱内罪犯借机哄监闹事、对抗警察管理，届时将会危及狱内监管安全和狱外公共安全。

为了有效遏制尼日利亚籍罪犯抱团对抗、集体乱投诉等行为，防止尼日利亚籍罪犯哄监闹狱事件，我院驻监检察室通过发掘自身潜力，结合实践经验，归纳出“三查一动一干预”的检察办法，全面协助番禺监狱解决尼日利亚籍罪犯监管难的问题。

（一）立足三查，强化罪犯监管检察

（1）加强对外籍犯监管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审查监狱对外籍犯的信件、通讯、外诊、顾送、领事及家属会见、刑满释放等工作的实体和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确保监狱以合法、人性的监管有力回应尼日利亚政府及其民间组织非议性质疑。（2）加强重点尼日利亚籍罪犯的排查。对在押的尼日利亚籍罪犯、包括持他国假护照自称尼日利亚籍罪犯中改造情绪不稳定，特别是对监狱执法监管不服的罪犯，建议监狱做好针对性管理教育工作，对可疑者做好进一步的夹控，并收集总体排查情况，定期跟踪、定期评估，协助监狱抓好重点罪犯、重点监控。（3）协助监狱加强对外籍犯亲情电话、来往信件的检查。定期对监听专管警察进行法制培训，讲解国家对待外国罪犯的法制政策，听取专管警察反馈意见和疑问，及时解难析疑；加强对外籍犯往来信件的审查，畅通与监狱狱政部门的通报机制，及时通报截获的外籍信件信息。

（二）联动配合，多方合力协同安保

加强与地方部门的联防联动，制定针对外籍犯的相关应急机制，确保狱内监管安全。要求监狱对相关情况及时通报驻监武警部门、驻监检察部门、当地公安部门，形成检察、监狱、武警、公安四家合力，共同应对外籍犯集体抗议、暴动、脱逃等突发事件。

监狱医生工作总结篇10

一、心理、行为特征

（一）心理特征

罪犯的心理是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心理现象的总和。认识和掌握罪犯的心理特点，对于提高改造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掌握了罪犯心理活动的规律，改造工作就可以避免盲目性和被动性，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经过调查分析，新时期罪犯在心理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无畏悲观心理。服刑改造，是对犯罪行为的惩治。罪犯由于失去了自由，丧失了政治权利，在法律上处于被监管的地位，一般情况下，刚入监的罪犯都有疑惧心理，但是从现在入监的罪犯来看，他们都比较“沉着”，甚至有些罪犯说：“早就知道会挨的。”真正是“有备而来”。部分罪犯入狱后，对改造失去信心，对今后生活失去希望，性格呆板，行为机械，有严重的混刑期思想，少数罪犯产生轻生厌世思想。

2、埋怨恐惧心理。罪犯因罪行败露被判处刑罚后，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反而埋怨自己的手段不高明，埋怨自己“命不好”，特别是那些贪污、受贿的罪犯，说什么：“我才得这点，算什么？得大钱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他们又不挨？”，有的则说：“我的钱是问别人借的。”到处喊冤叫屈。部分罪犯对监狱存在恐惧感，特别是刑期较长的罪犯对判决深为不满，对今后的生活就业非常忧虑。

3、实惠心理。罪犯经过国家法律、改造政策、监规狱纪等一系列“洗礼”后，能逐步认识到自己犯罪的危害性，产生自责感和改恶从善、积极改造、重新做人的向上心理。但是，由于他们是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因此始终难以摆脱消极悲观、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特别是原来“有头有脸”的罪犯，政治上的抱负与道德上的需求减退，转而讲“实惠”。希望能安排个“技术”工种，既轻松又能获得多一点奖励分，争取多减刑早点出狱就“ok”了。而少数恶习不改的罪犯，把刑期当“学期”，在狱内传授、学习犯罪伎俩，从“一面手”变成“多面手”，为今后“谋生”创造条件。

4、要脸心理。“爱面子”是每个罪犯都深藏不露的心态，然而有些罪犯却死要面子，按他们的话说：“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丢不得，丢了就会让人瞧不起，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这类罪犯往往就象“野马”，在社会上大都是目无法纪，行为放荡，家庭管不了，学校不敢管。入监服刑后，经过教育，违法犯罪心理受到一定抑制，野性有所收敛。但是这只是在强制下的暂时适应，是一种非自觉的表面服从。在他们没有产生改掉放荡不羁的信心期间，内心倾向总是寻求摆脱这种约束的可能。

5、攻击报复心理。在服刑当中，部分罪犯对刑期和监管制度满不在乎，怨言不断，有机会则发作，甚至与民警对立。

（二）行为特征

由于罪犯心理特点的变化，导致罪犯在服刑期间行为特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偏激冲动和冷漠内向。这是当前罪犯中存在的两种行为倾向。性格外向的罪犯爱拉帮结伙、打架斗殴，以强欺弱，藐视监规纪律，顶撞民警；性格内向的则沉默寡言，不爱交友，超出自制力时则暴发激情，行为失控，凶狠残忍，行为不计后果，易造成严重影响。

2、预谋性和隐蔽性增强。罪犯在服刑当中产生不良动机后，往往经过深思熟虑，有较长的准备阶段，不论是个体或是团伙实施不良行为都有周密计划，不易察觉。这类罪犯很“滑头”，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爱玩花样，耍手腕，欺骗监狱警官。极个别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亮“绝招”，让民警们捏把汗。例如罪犯肖xx（犯抢劫罪，原判十五年），为了让监狱重视其病情，在医院就诊过程中用布条勒勃子，伪装自杀。

3、语言的挑衅性和行为的攻击性增强。部分罪犯不思法律和监管制度的约束，身份意识淡化，行为养成不合规范，为所欲为，“争地盘、抢山头”，排斥、攻击他犯，很多案例都是因语言挑衅所引起。

4、盲目性和残暴性。为了达到目的和泄私愤，盲目冲动，手段残忍，不计后果。特别是青少年罪犯，愣头愣脑，很容易贸然行事。

二、教育改造对策

尽管罪犯的心理、行为特征复杂多样，但是只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分析，就不难找出他们的规律，然后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罪犯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施以教育。以笔者之见，应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一）提高民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及处置能力。教育改造工作是一项很复杂也很艰巨的任务，我们面对的是形形的罪犯，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应当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认真贯彻执行《监狱法》，努力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培养民警正确处理狱内常见事态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一支召之即来，来之善战的警察队伍。其次加强民警队伍的培训，提高民警自身的工作能力，使每个管教民警具有心理学家的才能，艺术家的气质，思想教育家的方法。

（二）进行认罪服法教育和形势前途教育。通过认罪服法教育，使其明白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认识自己的犯罪危害，从而加深自己的罪责认识，增强改造的紧迫感。通过形势前途教育，消除悲观心理，认清改造方向，增强其安心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勇气。

（三）切实抓好入监教育关。入监教育是对罪犯“洗脑”的第一道工序，这一关抓不好，就会严重影响今后的改造质量。笔者认为，入监教育应分四个阶段，有计划的进行认罪服法、学习服刑改造政策、遵守监规狱纪的教育。第一阶段：以《监狱法》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主要解决罪犯的认识问题，让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个正确的认识，做到服管服教。第二阶段：进行认罪服法教育。这个阶段是重点阶段，组织罪犯学习《刑法》，提高思想认识，检查自己所犯罪行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挖掘犯罪根源。教育罪犯如何认识法律的权威、犯罪的严重后果，放弃冒险心理。第三阶段：以“监狱罪犯服刑改造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进行遵守监规纪律的教育。促使罪犯明确遵守监规纪律的重要性，端正改造态度。同时，教育罪犯学会自我调控，正确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与其他罪犯之间的关系；二是与警官之间的关系；三是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四是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的关系，促进罪犯不但不想违法犯罪，而且也不敢违法犯罪。第四阶段：进行思想小结。让罪犯总结对自己的罪恶是如何认识的？对法律判决的态度怎样？对国家的改造政策、法律、监规是怎样认识的？等等。通过小结，使罪犯能巩固前段入监集训的成绩，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改造方向，给新接受单位输送合格的“生员”。

（四）重视和解决罪犯的实际困难。不少罪犯家庭都比较困难，他们对家庭生活及子女的读书问题特别关心，特别是“杀亲”犯，更是如此。因此，为了使罪犯安心改造，应当为他们解决一定的实际困难。比如罪犯子女的读书问题，监狱可以与当地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协商，给予适当解决。又如罪犯家庭发生意外事件时，我们一定要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在做好罪犯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认真妥善处理好意外事故及事故所涉及的有关事情，使罪犯深深感到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英明、伟大，深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公正，深感政府及我们民警的温暖关怀，进一步增强罪犯安心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决心。

努力搞好生活、卫生及医疗工作。罪犯的衣、食、住、医问题都是由监狱来解决的，这些工作抓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改造工作质量，因此必须认真解决。我们应当做到“三个抓好”：1、抓好罪犯的伙食管理。在罪犯的生活标准范围内，尽量调剂和改善罪犯的伙食，保证罪犯吃饱、吃熟、吃热、吃得卫生。然而，我们的一些监狱由于“囊中羞涩”，对罪犯的生活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求餐餐有，不求花样新、质量高。2、抓好罪犯的疾病防治。对罪犯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定期对罪犯的宿舍区、娱乐场所进行消毒，预防疾病传染，发现罪犯患有疾病要及时给予治疗。3、抓好医院的日常诊治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对罪犯来说也是一样，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安心改造。要提高改造质量还必须把医务工作做扎实。监区集中的监狱，只设立监狱医院也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把日常对罪犯的诊治工作做到家，防止罪犯抱怨“生病也得生对时候”。有些罪犯往往以监狱机关对他们的生活安排和疾病治疗情况作为衡量执行改造政策的标志。可见，做好罪犯生活管理及卫生教育工作，对稳定罪犯情绪、消除对立面、促进罪犯的改造、取得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体现我国改造政策的正确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