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法律范文10篇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1

[关键词]监狱法，法律地位，价值所在，存在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以《监狱法》的出台作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出台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监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举。《监狱法》是建国40多年来监狱工作成就的结晶，是监狱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广大监狱干警长期以来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聪明才智，饱含着从事执行刑罚和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监狱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然而《监狱法》的出台并非监狱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着我国系统的监狱立法之开始。

从1994年到今年，正是《监狱法》颁布与实施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为我国打击犯罪、惩罚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据这十年来《监狱法》实施的状况，监狱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水平的局限，也有来自于国家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方面的制约；既有来自于监狱外部社会环境方面条件的影响，也有来自监狱内部自身的因素；既有来自监狱立法体制的，也有来自监狱法实施机制的；既有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和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监狱法》颁布十周年，对《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作一评估。

一、《监狱法》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理学认为，某部法律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该法制定的法律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容及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调整方法所决定的。笔者认为《监狱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监狱法》具有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地位

《监狱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讲明：“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权威，其他部门法都是由宪法所派生出来的。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依据来看是《宪法》，并不是其他法律，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法渊上的派生关系，尽管法渊上的不同，不能成为《监狱法》独立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充分理由，但是，至少从法渊上排除了《监狱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派生关系；从《监狱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其主要调整对象为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即行刑法律关系，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是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发生在监狱和罪犯之间的惩罚和被惩罚、改造与被改造的社会关系。这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其并不调整刑罚的执行活动，而《刑事诉讼法》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规范，显然《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各有不同的调整对象；从调整方法上来看，《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也不同，《刑法》的调整方法是采用刑罚制裁的方法来调整其保护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监狱法》来说刑罚制裁是其执行的内容，而并非其调整方法；从法的性质和任务来看，《刑法》是规定刑罚的法，《刑事诉讼法》是确定刑罚的法，《监狱法》是执行刑罚的法，各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任务。《监狱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不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

（二）《监狱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人认为：“监狱法具有基本部门法律的属性和特点。它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共同构成刑事法律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衔接、相互支持，共同构筑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并呈”三足鼎立“之势[3].”其实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现行《监狱法》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所谓法律部门，又称部门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定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法律部门离不开成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能成为部门法。划分法律部门所依据的标准一般认为包括法律的调整对象和法律的调整方法，同时还必须遵守这样几个原则：粗细恰当原则、多寡合适原则、主题定类原则、逻辑与实用兼顾的原则。[4]在整个行刑法律体系中，《监狱法》仅仅调整部分行刑法律关系，即对自由刑的行刑法律关系，其他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拘役、罚金、管制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行刑法律关系并不在《监狱法》的调整范围，一个完整的法律部门应该能够概括对同一法律性质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但从《监狱法》目前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来看，其并没有调整全部的行刑法律关系，其只调整绝大部分的自由刑的行刑法律关系。很显然《监狱法》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当然，“从监狱法律所具有的行刑法的实际意义来考察，确保刑罚实施和实现的行刑法，应当成为与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相同的国家基本部门法的地位，这是行刑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的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要求，也是刑法改革日益重视刑罚效益和行刑效率的反映和要求[5]”。刑罚的发展经历了由生命刑、身体刑到流放刑直到当今以自由刑为主的发展形态，刑罚的实际效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而行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刑罚执行日趋科学、民主、人道、平缓和谦抑，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行刑趋势已经成为刑罚执行的主题，把以《监狱法》为主体的刑事执行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与国际行刑理念相衔接的必然需求，也是真正实现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立法目的的客观需要。

（三）《监狱法》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法律体系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知识体系，“犯罪”和“刑罚”是刑事法永恒的主题。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犯罪是刑罚的必然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定后果，是整个刑事法律体系的中心内容。刑事法最根本的目的或作用是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环节，发挥刑罚对罪犯的惩罚、遏制、改造等功能，从而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最终达到减少和消除犯罪的目的。

有的论者认为，《监狱法》调整的是监狱的刑事执行活动，监狱由司法部即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因此，监狱是行政机关，《监狱法》是行政法的范畴，笔者对于这种观点并不认同。一般来说法的性质主要由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决定，不受其实施机关或执行机关的管理领导体制的影响。就《监狱法》而言，监狱执行刑事判决，行使刑罚执行权的刑事职能并没有因为领导体制而改变，在活动的性质上仍然是一种国家刑事司法活动，而不是政府行政行为[6].比如说公安机关是典型的行政机关，但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权的刑事职能并没有因为其管理领导体制而发生改变，否则规定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的《刑事诉讼法》岂不是变成了行政诉讼法。总之，不论监狱机关的领导体制如何，也不会改变《监狱法》为刑事执行法的法律性质。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有五种主刑、三种附加刑。“自由刑判决在实践中占审判机关整个刑事判决数量的90%以上。[7]”由此可见，徒刑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我国主要的刑罚方法。根据《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由监狱执行。由此可以看出，监狱是我国主要的刑事执行机关，在刑罚实现活动的过程中，监狱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成为了的刑罚体系的物化象征。“刑罚的动态运作机制告诉我们：在当今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制度下，监狱作为刑罚的执行机构，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其行刑的功能发挥使其在刑罚机制运作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行刑机制的运作与刑法、刑罚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处于一种深深互动关系之中。[8]”

国家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是通过刑罚权的分配和运行得以实现的。刑罚权一般可分为四项权能[9]，即制刑权、求刑权、用刑权（又称量刑权）和行刑权。制刑权，即国家立法机关创设刑罚的权力，包括设立、变更、废止刑罚的权力；求刑权又称追讼权或起诉权，是指请求对犯罪嫌疑人判处刑罚的权力；用刑权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刑罚的权力；行刑权即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权力，是整个刑罚体系的最终环节。

行刑权是一项独立的刑罚权能，它是指以监狱为代表的刑罚执行机关对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是实现刑罚权的最终落脚点和关键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戈尔丁所言：“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基本上是根据法律的刑事部门来认识法律的。在这一部门中，法律与法律实施似乎无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法律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是立法者，不如说是警官，后者的任务是预防犯罪、侦破案件和逮捕犯罪分子。然而法律的实施过程并不仅限于此，它的顶点是在审讯和定罪的复杂过程之后对犯罪所实施的刑罚。[10]”尽管这一论断是针对整个刑事司法而言，但同样说明了以监狱为代表的行刑机关对于刑罚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公众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公众初步认识法律的最后环节，法律是否民主、谦抑、人道和平缓无不从监狱行刑过程中体现出来。基于此，国家为了规范刑罚执行活动、弥补刑事执行法的空白，《监狱法》得以出台。因此，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规范监狱行刑活动的《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一样，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狱是刑罚最终的和集中的体现者，也是国家施政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特殊检验者。“实际上监狱行使的是行刑权，我国的刑罚权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最后是行刑权，我觉得行刑权对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的社会对这一块是比较忽视的，把人抓了，判了，送到监狱，改造得怎么样，就不大管。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再犯率、累犯率都很高，回头对社会造成危害，又需要抓人、判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监狱法制的改革应该提到这个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的范围之内、国家的法制建设的背景下来考虑。所以，监狱改革与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司法体制如何转变的问题。[11]”减少乃至消除犯罪几乎是所以统治者和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随着犯罪现象的加剧，其施加给我们的影响和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不断地修改修正《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但是事与愿违，犯罪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这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刑罚的执行与刑事执行法。刑罚的确定解决的只是刑罚实现的基础，而刑罚实现必须通过刑罚执行才能实现其真正内涵。“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刑事法创制和实施，都要在监狱行刑中得到实现。故此，从认识到理论，从立法到司法，从刑罚的制定到刑罚的适用，都重视和直面监狱行刑这面镜子，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地制定刑事政策、进行刑事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要害之一。否则，如果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忽视了监狱行刑所具有的影响和检验作用，那么，不仅是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就是本末倒置。”[12]

监狱的改革与发展、监狱实施刑罚的效果取都决于监狱法的完善与否，监狱法的完善与否不仅关系到监狱法治本身，而且对于我国司法体制的转变，刑罚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监狱法》的价值评估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3]”。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监狱作为我国刑罚的主要执行机关，其对于法治的推行自然具有一种不言而喻、责无旁贷的责任，监狱法治不仅是国家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价值与品格。在一个主权在民的法治社会里，监狱法制不仅是国家惩罚、改造犯罪者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罪犯法益的特殊工具，“刑罚并不是对过去的报复，因为已经做了的事是不能勾销的，它实施是为了将来的缘故。[14]”监狱法治要求监狱行刑符合国家法治的要求，公正、合理、人道和有效地执行刑罚，最终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

法治首先是有法之治，法律是法治的先导。对于推行监狱法治而言，《监狱法》的出台是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要求。如果连一部最基本的规范监狱刑罚执行的法律都没有，那么监狱法治将成为一句美妙的空话。因此，在推行监狱法治的大背景下，在理论与实务界的殷切期待下，酝酿8年之久的《监狱法》终于出台了。然后法律的价值并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法律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法律来说也同样如此。法律只有去指导实践，运用到实践中去才能检验和体现其价值，否则，再好的法律也永远只是一张写满承诺和价值而无法兑现的纸，法律应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状态。因此对《监狱法》价值的评判只能从《监狱法》实施的实践中去寻求答案。《监狱法》从1994年出台到现在已经实施10年了，10年的实践已经能够给我们一个理性评价与分析的平台。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价值，因此本文也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评价《监狱法》的价值。

（一）《监狱法》的价值所在

1、《监狱法》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

正如上述所言，法治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法之治，仅有监狱法治的理念，没有实在法的确认；仅有依法行刑的要求，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仅有保障罪犯人权的意识，没有法律的宣言，那么，这一切都成为空谈。《监狱法》确认了监狱法治的理念，为程式公正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更体现了对罪犯人权的尊重与保护。《监狱法》的颁布为依法治监的提供了实在法的依据，使监狱治理摆脱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是监狱刑罚执行经验的总结、结晶与升华，为依法治理监狱、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提供了明确而又具体的法律依据，使整个监狱的行刑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0年来的客观实践所证明，通过对《监狱法》的宣传与学习，《监狱法》正逐步成为指导与规范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准则，广大监狱人民警察能够按照《监狱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地、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行使手中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从一定程度来说，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已基本形成。从近10年的监狱工作来看，《监狱法》已经成为整个监狱行刑工作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法律规范，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基本纲领，在监狱行刑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监狱法治不仅要确立理念，规范程序，保护人权，而且也必须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就像好的法官执行一部不完善的法典比愚蠢的法官执行一部‘不朽的’法典要好一样，一种独创而且协调的监狱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没有价值。[15]”因此《监狱法》明确了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为监狱选拔优秀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监狱法》不仅仅是“管监狱的法”和“管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同时也是“保障监狱依法行刑的法”和“保护监狱人民警察公正执法的法”，客观实践所证明，只要我们的监狱和监狱人民警察切实地按照《监狱法》的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受法律的保护。

《监狱法》第12条第2款规定：“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定实质上包含着国家对于劳改干警多年以来无私奋斗和奉献精神的肯定和褒奖，作为依法教育改造罪犯的监狱人民警察，是光荣而又神圣的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人民警察法律地位的确立使监狱人民警察感到自己在新时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角色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可以说《监狱法》的实施增强了监狱人民警察对监狱工作的信心、爱心和责任心。《监狱法》第5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这是对监狱人民警察在刑罚执行活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肯定了监狱人民警察是监狱行刑活动的具体实施者。监狱人民警察依法行刑受到法律保护，体现了国家、社会对于监狱人民警察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同志南巡谈话也曾讲到：“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同样道理，对于监狱治理来说，确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念之后，依法治监的步子能不能快一点，罪犯的改造效果能不能好一点，关键在于我们的监狱人民警察，只有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法律地位，只有理解、支持和关心监狱人民警察的事业，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监狱法治才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监狱这个上层建筑来说，物质保障对于监狱法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的经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监狱依法使用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监狱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破坏。”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监狱的财产保护机制，明确了监狱经费来源于财政而非来源于监狱自身，尽管在《监狱法》实施的10年内，监狱经费的保障不尽如人意，但是并不能成为否定这一规定的价值的理由。这一规定为今天正在进行的监狱体制改革和监企分开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我们监狱改造工作开始逐步摆脱经费和生产双重困扰的恶性循环。

2、《监狱法》的制定和实施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确保程式公正的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和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刑事执行法。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中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但没有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完整、统一的刑事执行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一个缺陷。但是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监狱法》的颁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刑事执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说《监狱法》的颁布和实施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独立意义，而且直接地表现为其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大作用。监狱法的建立，使中国以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为基本框架的刑事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些法律的全面实施则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开始进入整体或全体性的法治状态。而且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监狱的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监狱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主体地位问题，监狱生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关系问题，等等。[16]总之，《监狱法》的颁行把中国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罚执行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刑罚权是基于犯罪存在的，对犯罪人实行刑事惩罚的国家权能，是国家统治权或者说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17]”刑罚权的产生是国家权力分化的结果，而国家权力实现最终依赖于社会组织结构的运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国家权力的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对于刑罚权来说也同样如此，刑罚权作为国家依法惩处罪犯、改造罪犯的权力，其具有内在的独特的结构。由过去刑罚追诉、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各权能混为一体逐渐演化为不同的权能分别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一般认为，国家刑罚权的完整内容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18]等。刑罚权被分为四个权能正是其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的结果。随着刑罚权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刑罚权的四个权能也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在我国刑罚权的运作机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行使制刑权，公诉机关即检察院行使求刑权[19]，法院行使量刑权，监狱行使自由刑的刑罚执行权。但是，在《监狱法》颁布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结构中，竟未规定专门的行刑机关，也未规定监狱为专门行刑机关，且没有明确监狱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因此，监狱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沦为审判机关或行政机关的附庸和补充。这违背了刑事司法机关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和刑事司法专门化的原则，从而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实现源于制权，始于求权，定于量权，终于行罚，刑罚执行使刑罚由应然状态和宣告状态最终转化为现实状态，刑罚目的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刑罚执行。确立专门的、独立的刑罚执行机关不仅仅是理论使然，也是客观需要使然。

《监狱法》第2条规定第1款：“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这一规定从法律上宣告了监狱摆脱了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审判机关或行政机构附庸的地位，明确了监狱的法律性质，确立了与公、检、法机关一样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这一规定确立了监狱作为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地位，也就是在事实上肯定了刑事司法活动中，公、检、法、司四主体的地位。更进一步讲，这对所谓刑事诉讼中有关机关——现被界定为公、检、法机关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的一种突破和发展。”[20]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刑罚权能的运作机制。

通俗一点来讲的话，《监狱法》颁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做了二件大事：在立法层面弥补了我国刑事执法的空白，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以《监狱法》为代表和主体的刑事执行法等较为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在运作机制方面确立了监狱独立的主体地位：即专司刑罚执行的机关，以法律形式宣告了中国也有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实现了刑罚权能较为合理的专业化分工。

其实《监狱法》为中国刑事司法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随着监狱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为刑事执行法典的制定创造了客观条件，为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最终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建构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法律意义。

3、《监狱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保障罪犯人权，促进罪犯改造

如果说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那么，《监狱法》无疑是罪犯人权的大宪章。

人权的保护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基本标准，对于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是法治本身的内涵。所谓人权就是人之为人也就是说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所应享有的权利。正如夏勇教授所言：“作为普通权利，人权意味着，所有的人类成员，不论在种族、阶级、信仰、肤色、财富、性别、国籍、知识、能力等方面有何具体差异，皆一律平等，拥有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同等的价值和尊严。[21]”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强调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尊重人为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其他的一切价值，包括人的权利都导源于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人文主义不是指人类的希望建立在人性的善恶上，而是建立在人的潜能上之上，这种能力包括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一旦释放出来，人就能够在一定程序上获得选择自由并开辟改善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犯人的人权也同样应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犯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犯人。”也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法律也应当尊重其作为人本身的价值，尊重其语言、交流、观察、推理、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按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具有契约性质的国家，公民交出部分权力后，必须在所交出的权力范围内接受负责这部分权力的组织机构即政府的支配。然而，公民交出部分权力的本意并非要政府来支配自己，而是需要通过它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被侵犯。犯人正是因为行使了其交出的那部分权力中一小部分，（比如说故意伤害，每一个公民故意伤害他人的自由根据契约已交出）所以其必须为占有那交出的部分权力而付出代价以维持其与其他守法公民的权利平衡（比如说被判处监禁），但是未交出和未被剥夺的那部分权利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和尊重。

正是源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在其他条款里也一一列举了罪犯的诸多权利。这些保护罪犯的权利条款正是监狱刑罚执行、改造罪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具体写照，体现了对于罪犯的终极人文主义关怀。现代法理学告诉我们，罪犯接受刑罚是因为犯了错，而不是为了惩罚，惩罚只是为了让他不再犯错。现代监狱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源于报应，表于惩罚，载于改造，止于自由[22]”。

《监狱法》尊重和保护罪犯的人权，首先是以人为本，尊重罪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然而，《监狱法》尊重和保护罪犯人权，不仅是源于尊重罪犯本身的价值，而且也是源于促进罪犯改造的需要。我国《监狱法》第1条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一条明确体现出了我国监狱的基本职能是通过正确执行刑罚，以惩罚和改造作为手段，最终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刑罚目的；第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些规定体现出了“以改造人为宗旨”而非“以惩罚人为宗旨”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犯人不再仅仅是监狱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

犯罪现象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犯罪现象的产生不仅有罪犯自身的原因，而且有其自身之外的客观的社会的原因，比如说饥饿、贫穷、受人胁迫等。从一个尽职的国家来说，国家应有消除饥饿、贫穷、胁迫的义务，也有教育每一个公民树立正确思想观念、接受必要生活技能、提供适当文化教育的义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国家在上述方面的缺位，从而产生了犯罪。国家为了补救其失职所造成的社会消极影响，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合法措施将罪犯改造成为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因此犯人不仅享有最基本的人权，而且享有基于其作为罪犯而应享有的特殊权利：改造权，即要求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合理的合法措施对其进行改造的权利，包括要求国家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心理矫正、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等。《监狱法》第4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这一条体现了国家对于罪犯改造权的肯定和尊重，即罪犯在服刑过程中享有接受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等权利，以使出狱后能够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有适当的文化素养、有必要的生活技能以适应社会。同时《监狱法》为了服务于罪犯改造，规定了奖惩、考核，分类关押、分类管理、减刑、假释等监管措施，充分调动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发挥了罪犯的主观能动性，罪犯不仅是改造的客体，更是改造的主体。根据1996年和1997年司法部两次对于部分省市监狱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监狱法》的施实，大多数地区的狱内秩序稳定，罪犯违规违纪、脱逃、狱内发案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3].实践证明，《监狱法》的颁行，有力的保障了罪犯的人权，提高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促进了罪犯的改造，为刑罚目的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监狱法》存在的问题

任何法律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法总是具有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法律只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确认，不管多么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总是难以应对迅猛发展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这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然而承认法的滞后性并不表示我们在此毫无作为，也并不表示我们对《监狱法》的否定，我们承认它的缺点正是为了改正缺点，我们的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建树。根据《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的客观情况，《监狱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监狱法》难以适应行刑一体化进程

所谓行刑一体化并非是学者们所创造和虚构的东西，它是刑事一体化思想在刑罚执行活动过程中的自然延伸。它是指把刑罚执行当作一个整体性、系统化的制度来看待，通过刑罚执行权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使刑罚执行活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对包括监狱执行自由刑在内的、具有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活动和行刑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的统一，建立起以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刑事执行法为支柱和框架，相互配套、衔接和平行的刑事法律体系，从而提高刑事法的整体效益。

实现行刑一体化首先必须合理优化配置行刑权，使行刑权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当今中国刑罚执行法律体系中，行刑权分别由监狱、法院、公安机关行使，造成监狱主体地位的不完整性，也使行刑权被人为的割裂开了，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而影响了行刑权的效能。尽管《监狱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基本的刑事执行法的作用，但是因为其实非全体刑事执行法而无法取得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平等、衔接、统一的刑事部门法的地位，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达到全体刑事执行法的作用，最终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要想通过行刑权的一体化的途径实现刑罚目的，显然，对于只规范自由刑的《监狱法》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监狱法》的颁布虽然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上的空白，确立了监狱独立的刑事司法活动主体的地位，并成为我国刑事执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关于刑罚权的合理分配，刑事法的整体构建，显然不是《监狱法》可以匡定的内容。

“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上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是刑事法发展的大势所趋。[24]”因此，在《监狱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全体执行法或行刑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和配合已成为一种比较紧迫的客观需求。《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全体执行法或行刑法的制定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全体刑事执行法制定应该是可行的。

2、《监狱法》影响行刑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基于刑事法律一体化、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思想被广泛认同，在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趋势已达成共识，“恢复性司法”的概念得以提出。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源于法律的世俗化发展、道德观念的不断变化和精神医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进步，是刑法谦抑性的表现。“恢复性司法”是“三非”的核心内含，是指刑罚不仅仅源于报应，也不仅仅源于功利，而是源于恢复性的功能。国外监狱针对不同罪犯的不同特点，设置了封闭式监狱、半封闭式监狱与开放式监狱，这是行刑社会化与行刑个别化的具体表现。司法部针对当今国际行刑发展的趋势，提出了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三化”要求，“三化”是针对国际行刑趋势制定的我国监狱发展的战略目标。监狱行刑工作的社会化日益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重视。所谓行刑社会化就是开放，不仅指监狱的开放，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与力量参与到监狱行刑工作当中来，而且指犯人的开放，使犯人不仅在监狱中接受刑罚和劳动，而且可能包括到社会当中去改造。

然而，现行的《监狱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监狱工作与国际行刑趋势相衔接、监狱行刑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桎梏。

《监狱法》第2条第2款明文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所谓“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笔者认为是指上述刑罚不仅由监狱来执行，也包括应该在监狱内执行。

现在我国一些监狱在尝试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新的行刑模式，有的学者提出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对监狱进行更为合理的设置和分类，包括设立半开放式和开放式的监狱，诚然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这证明我们的监狱工作不但没有被封闭，反而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取国际上合理的成功经验。然而这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探亲放假、半监禁和试工试学等行刑模式已经突破了法律的界限，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方式显然不是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有严格的法定条件，上述方式已经突破了《监狱法》意义上的刑罚执行场所的范畴即监狱内为刑罚执行的场所，而上述行刑模式的刑罚执行的场所不仅仅包括监狱内，然而也可能包括监狱外的社会场所。而就开放式监狱、半开放式监狱的设置而言，《监狱法》也并没有给其提供法律上的依据，《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监狱的监禁形式和种类，但是，在我国监狱史上从来没有过开放式、半开放式监狱，全监禁的监狱是我国一直以来传统的、全部的、默认的“固定模式”。

我们不能因为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刑罚执行方式和开放式、半开放式的监狱的设置有利于改造、矫正罪犯和实现刑罚目的而阻却上述方式的违法性。

法治首先意指依法而治。依法而治指执法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其权力，履行其义务。执法者不是立法者，其无权解释法律，更不能创设法律。法治又是良法之治，要求法具有正义的内容，执法者的执法活动应实现正义的要求，而同时法又具有天然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法律也需要发展和创新。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执法者必须实现正义的要求，同时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然而解决这个矛盾的义务在立法者，权力也在立法者，执法者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去创设新的法律来解决法与社会、法律与正义和法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和冲突。从改革和发展的眼光来看，探亲放假、半监禁、试工试学等新型的行刑模式和开放式、半开放式监狱的设置是实现刑罚目的、体现刑罚人道、实现法律正义的需要，但是现行《监狱法》的规定又否定了这种改革和创新，使现行的监狱行刑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陷入一个客观需要和法律限制的两难处境。因此，笔者认为，修改后的《监狱法》对于行刑场所、行刑模式等规定应采取中性的立法态度，以使修改后的法条能够有容纳新的发展趋势的空间。

3、《监狱法》缺少监狱执行管辖和外籍犯特别监管的相关规定

（1）亟待规范监狱的执行管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横向管辖权和各系统内部的纵向管辖权，使公、检、法三家单位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能够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从而为三家刑事司法机关的权力运作提供了程序性的保障条款。而《监狱法》没有关于监狱执行管辖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罪犯被人民法院判决处徒刑后，不同的省市地区的监狱在罪犯徒刑执行的管辖方面存在不同的处理模式，这给整个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这主要存在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遣送。据笔者所知，在上海地区，上海市监狱系统出于促进罪犯改造、方便罪犯服刑的角度，对于部分外省籍的犯人采取遣送回原籍服刑的办法，但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这种遣送缺少法律依据。首先是关于遣送权的问题，外省籍罪犯是否可以遣送，接受遣送的监狱是否有权接收，接收后应当由当地什么监狱执行刑罚，这些缺少法律的规定；其次，遣送应当依据什么原则和程序进行，是否有必要尊重罪犯本人的意见，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狱的改造条件与生活环境差异，遣送是侵害还是提高了被遣送罪犯的权利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再次，遣送严重削弱了原判人民法院和原审人民检察对于被遣送犯的联系和监督，涉及到了原监狱和原审人民法院、检察院之间以及他们与接收被遣送犯的监狱及接收地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权力分工问题；最后，一些被遣送回去的犯人利用遣送这种方式在接收地监狱得到法外处遇的情形在客观实践中常有发生，从而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

第二，关于移押。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在同一省市的监狱之间，不时有部分罪犯从这一监狱被移押至另一监狱，罪犯移押一直是一个饱受非议的问题，每当有罪犯被移押至别的监狱时，都会引起罪犯议论和猜疑，这严重影响了罪犯服刑改造的积极性，给整个监狱工作带来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正是因为《监狱法》缺少规范刑罚执行管辖的程序性条款，使一些罪犯利用在省、市内监狱之间移押等方式取得法外处遇和特殊照顾。

笔者认为，亟待加快制订严格的监狱执行管辖规定来规范监狱刑罚执行工作，这对于实现监狱法治、防止法外特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应设立外籍犯监管的特别条款

所谓外籍犯也就是非中国公民的罪犯，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犯人和无国籍的犯人，正是由于外籍犯具有母国身份上的特殊性，我国监狱关于外籍犯的监管是特别慎重，一般都采取相对我国犯人来说比较特殊的监管方法。但是现行的《监狱法》在外籍犯的监管方面没有特殊规定，导致了实践执行工作与法律的冲突。《监狱法》应当设置特别章节或专门性条款以规范外籍犯的刑罚执行工作，主要应当解决外籍犯的劳动改造、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会见探亲等问题。

在劳动改造方面，尽管《监狱法》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罪犯，都应当参加劳动，但在司法实践中，外籍犯一般是不强制参加劳动，采取自愿劳动的劳动改造方式等，从而造成了外籍犯在服刑改造过程中的“超国民待遇”，引起我国犯人的不满，造成对我国犯人的法外不公。

在罪犯处遇方面，《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了法定条件下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式和狱政管理等手段，并没有区分外籍犯和中国籍犯人，更没有剥夺外籍犯的上述权益。但是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外籍犯几乎没有过被保外就医、监外执行、假释，原因在于上述执行方式按照我国相关法律都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关或监管人（比如说罪犯假释后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由当地公安机关监督），但是缘于外籍犯身份和地域的特殊性，实际很难找到适当的监管机关或监管人，导致法律赋予其权益无法得到实现，从而造成了对外籍犯的法外不公，影响了外籍犯的服刑改造，并成为国外攻击我国罪犯人权状况的借口。

在外籍犯的探亲会见等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外国使领馆会见其本国籍犯的法律定性问题，其是法定的探亲会见还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外交会见，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们的《监狱法》不能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因此，针对外籍犯的特殊情况，解决好外籍犯的刑罚执行，是维护法律公正、稳定监管秩序的需要，也是加强我国与国际刑事司法交流与合作，促进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需要。

4、《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随着《监狱法》的颁布，以《监狱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较为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开始建立起来了，1996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的新《刑法》使中国的刑事法律体系更趋于合理与完善，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监狱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与冲突。笔者在此举出几处《监狱法》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相冲突或不协调的地方：

在《监狱法》与《刑事诉讼法》方面的冲突：如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监狱法》第25条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而《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仅限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显然，二者在无期徒刑犯的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上发生了矛盾。是执行专门的刑事执行法《监狱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理解？《监狱法》是专门规定刑罚执行的特别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监狱法》制定后的后法，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还是后法优于前法？这不仅是一个法律解释与理解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对于监狱行刑来说如何实行法治与正义的迫在眉睫的实质性问题。

在《监狱法》与《刑法》的不协调方面表现为：比如特赦制度，《刑法》规定了特赦制度，对于特赦罪犯应依法释放，而《监狱法》对释放的规定仅限于罪犯服刑期满，对于特赦犯的释放根本没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漏洞，应予以补充；比如减刑制度，《刑法》规定除了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之处，还必须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条件，而《监狱法》却无这方面的规定，从而影响了两部法律之间的衔接性；还有《监狱法》第59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故意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这与《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相冲突。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最为经典表达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同时也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处罚”、“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等。《刑法》规定了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在服刑期间故意犯罪的罪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累犯，而且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故意犯罪按《刑法》的规定应为数罪并罚，而《刑法》并没有规定数罪并罚中的新罪应当从重处罚。《监狱法》是专门关于刑罚执行的法，规定刑罚的适用是刑事实体法《刑法》的范畴，《监狱法》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管辖实体法的东西，况且其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等最基本的刑罚原则。《监狱法》制订在前，新《刑法》制定在后，对于罪犯服刑期间的故意犯罪从重处罚的规定也很难说是对《刑法》的一种补充。西文有一句著名的谚语：“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意思是说世俗领域的事情由世俗的政权管辖，精神领域的事情由教会管辖。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把实体的东西还给实体法，把执行的东西还给执行法。

5、《监狱法》操作性不强，缺少必要的与之相匹配的法规

《监狱法》有些条款过于原则、笼统，使《监狱法》没有得到全部落实。如《监狱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监狱的财产及依法使用的资源”，但是缺少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又如《监狱法》规定：“监狱发生罪犯脱逃，不能即时抓获的，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监狱密切配合。”而实际因缺少必要的操作性条款公安机关与监狱很难做到相互配合与支持，而且在“即时抓获”的理解上也存在严重分歧，多长时间是“即时”根据该法条很难推导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立法要求语言精炼、准确、严谨、规范，这不仅仅是有利于法律实际操作的需要，而且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上述“口述式”的法条表达方式显然不符合现代立法原则的基本要求；还有《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等等这些规定涉及的方面，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省的政策规定又不同，正是缘于缺少必要的可操作性条款，使许多监狱为了追求自身经费的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而非改造方面上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

类似上述的立法缺陷还有许多，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以《监狱法》为核心的和基础的监狱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加快制定与《监狱法》相配套的法规，以增强《监狱法》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监狱法》本身作出重大的修改。

总之，《监狱法》的颁行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根本上完善了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为我国监狱法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了罪犯的人权、促进了罪犯的改造，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同时，《监狱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批判、总结、修改和完善，从而真正实现监狱法治的宏伟目标。

注释：

[1]参见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4]参见：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至24页。

[5]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

[6]《监狱法》第2条第1款就明文规定：“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从中可以看出其从事的是刑罚执行活动，而刑罚执行活动属于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一般包括：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刑罚执行并非现代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8]张苏军主编：《中国监狱发展战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9]：《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4页；马克昌、杨春洗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172页。

[10][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5页。

[11]陈兴良：《只有完善监狱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5期，第23页。

[12]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至第6页。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第167-168页。

[14][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转引自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5][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16]参见张秀夫主编：《中国监狱法实施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17]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8]关于刑罚权的种类划分，最早见于邱兴隆、许章润著《刑罚学》，后来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通认同（见本文注[9]）。近年来，邱兴隆又在其《刑罚的理发基础》中对这一理论观点作了补充，将其划分为“制刑、配刑、动刑、行刑”等内容，但笔者认为，其上述两种划分其实质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19]其实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应为刑罚权能中求刑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最后环节和目的是请求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这在侦检合一的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实行侦检合一的国家，侦查权与公诉权往往由一个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或由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机关进行侦查。

[20]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21]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22]张晶：《人性化的表达》，载2002年第4期《中国监狱》。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2

关键词:法制建设;推进;权利监督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们建国时间不长，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循，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摸索着过河，尤其是监狱法制建设，更需要我们在实际的监狱执法中去探索和完善。在监狱法制建设中如何体现其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在监狱法律建设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在监狱法律法制中如何有效改造服刑人员，展示监狱的为国家提供监管为社会提供服务本质。下面笔者就新时期加强监狱法制建设的意义;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的运行保障机制以及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要软硬兼施，让监狱法制建设倾向完善化等方面俩谈谈如何做好监狱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加强监狱法制建设的意义

监狱法制化对于监狱的各项监管工作起到一个全局的指导性作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减少因为个人情绪所带来的有失公允的事情发生。监狱法制化有效的推动了我国在此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跃然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必然离不开我国监狱法制化的推行。

二、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

我们在实施监狱法制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有基本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这是事关监狱管理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准则，在监狱法制的制定过程中要以国家法律为准则，不能和国家法律相冲突，要把国家的宪法作为一切法制和行动的指导性文件。当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不能太死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教化育人的目的，遵循新时期监狱法制的全面要求，实施惩戒和教育两条腿走路，形成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监狱法制建设。

三、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的运行保障机制

我们都知道，任何法律法规法制的实施，都要有良好的保障机制，只有良好和完善的保障机制才能够让监狱的法制建设得以稳固发展。那么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如何实施保障机制呢?首先，我们要用思想来进行指导，遵循新时期此领域的法制法规要求，提高监狱法制对罪犯的改造质量。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要走自己的路，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有益的监狱法制经验。其次，我们要从监督层面来加强监狱法制建设，从监狱的各个方面实施有针对性的有效监管，要防止监狱的狱警违规操作，对服刑人员实施人身伤害，也要防止对服刑人员卖人情，收受贿赂，妨碍监狱管理的公平、公正。要从法律的层面保障服刑人员的自我申诉、辩护、检举揭发、通信、娱乐、锻炼、休息、自我立功的机会。也要加强监狱的纪律约束，防止服刑人员在小范围内形成帮派、殴打弱小、欺负刚来的服刑人员，更要防止服刑人员借管理的疏忽而逃脱的恶性事件发生。最后，要对服刑人员进行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工作，聘请大学法律的老师和专家来为这些人员普及法律知识，帮助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纠正他们的思想观念，为以后刑满释放从新做人打下思想基础，思想通了，就达到了教书育人的目的，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的问题，还可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监狱法制建设达到的最大的社会效果。

四、新时期监狱法制建设要软硬兼施，让监狱法制建设倾向完善化

应做好罪犯法律知识的普及工作，有效保证罪犯受教育权，积极推进罪犯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深入推进恢复性行刑，以利于罪犯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确保再犯罪率的降低。当然要做好这些，需要我们不断地完善监狱的各项基本设施，包括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首先在硬件方面，对于监狱的住所，要保证其看管服刑人员的监管安全，合理科学的安装足够多的监控设备，消除不稳定的安全隐患。在各项户外的设施要科学合理化，让服刑人员得到足够的锻炼和教育，也可以建设一定的体育设施，开展服刑人员的娱乐生活。其次，在公共场所设立电视，定期安排服刑人员学习中央的最新精神，增强他们的爱国和社会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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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余香．我国法治建设的障碍及对策［J］．湖湘论坛，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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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法律范文篇3

一、依法治监的界定

何谓依法治监？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人们一直在对此进行探讨。纵观已有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有一定见地的认识，但认识中也客观存在着一些偏差，如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的主体就是监狱机关；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就是依法治理犯人；有些人认为依法治监的实质就是依法切实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诸如此类的认识还有不少。显然，在依法治监运行过程中，如果这些理论上的偏差得不到纠正，则必然会在实践中误导依法治监的具体运作。我们认为，依法治监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治监权力源于人民，是人民将权力委托于监狱机关交由人民警察依法行使，也就是说，依法治监的权力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监狱人民警察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依法治监的权力。同时，人民并不仅仅是将治监权力委托给监狱机关，各级政府、社会相关组织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被赋予依法治监的权力。从依法治监的权力客体来看，依法治监不仅要依法惩罚与改造罪犯，也要依法管理监狱、依法组织生产、依法行政。从依法治监活动的范围来看，依法治监不仅要促使监狱依法履行其应尽的各项义务，也要切实保障监狱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因而，依法治监既要处理好监狱内部的各种关系，也要正确处理监狱与其外部的若干关系。从依法治监的运作目标来看，依法治监就是要依法保证监狱的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监狱工作的职能，实现监狱工作的宗旨。在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依法治监的科学概念可以界定为：以监狱人民警察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各种形式，行使监狱权力、履行监狱义务，发挥监狱职能、实现监狱宗旨，保证监狱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监狱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二、依法治监的原则

依法治监是法在监狱运行的目标要求，即实现监狱法治。根据我国监狱实际，在监狱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企求一帆风顺，它必然会遭遇传统人治的强大阻力，也必然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甚至会阻碍监狱法治的进程。显然，监狱法治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监狱法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依法治监的各项原则。我们认为这里所讲的各项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监狱工作方针的原则。国务院国发[1995]年四号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新的监狱工作方针，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一方针简明概括了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方向，正确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刑罚的进步性，反映了我国改造罪犯的社会主义特色，对新时期我国监狱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改造人为宗旨”成了监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依法治监作为对现阶段监狱工作的目标要求，其本身也是监狱工作的组成部分，其运行过程中法制建设的各环节，无论是监狱立法、监狱执法、监狱司法、监狱守法、监狱法律监督都必须坚持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监狱工作宗旨，为贯彻监狱工作方针、实现监狱工作宗旨服务。

2、分阶段实施的原则。依法治监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复杂、宏大的系统工程，建设这一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施。我们认为：依法治监的运行阶段可以根据法律体系的完善状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监狱法为标志的依法治监的初级阶段。其时间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之日。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监狱法典已经产生，监狱工作有了可依之法，《监狱法》与其他配套法律如宪法、刑法、刑诉法、行政法等都对监狱工作具有调适作用。但是，这一阶段，由于监狱法典和其他法律之间倘有相冲突之处，《监狱法》本身也有若干不完善的地方，依法治监狱虽然有法可依，但有时也会出现有法难依的情形。第二，以监狱法实施细则为标志的中级阶段。其时间开始于监狱法实施细则的出台。在这一阶段，监狱法的缺陷得到纠正，监狱法中许多抽象的条文通过实施细则而得到了明确，监狱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矛盾被基本解决。这一阶段，以监狱法为核心，包括宪法、刑法、刑诉法、行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在内，形成了依法治监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只是初具规模，体系内部的各要素仍缺乏有机的结合。第三，以刑事执行法为标志的高级阶段。其时间开始于我国刑事执行法的颁布与施行。在这一阶段，依法治监所需之法不仅有了完整配套并密切配合的体系，而且刑罚执行归于一体，刑罚执行权统一由监狱行使。监狱的各项工作既有法可依，又有法能依、有法必依。

3、法律至上的原则。依法治监，从治监的理念来讲，必须强调法律至上。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依法而行，对于监狱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不可为。监狱的规章、制度、纪律如果和法律相抵触，就应当立即修正规章、制度和纪律。在权力和法律的关系上，要坚持法律产生权力，权力源于法律的理论，监狱权力应当服从于监狱法律，不能让权力凌架于法律之上，把法律变成权力“人治”的工具。对于干警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则无权；对于罪犯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则有权。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近现代西方法治模式中的主要原则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行依法治监，我们认为在监狱法律面前，干警和罪犯应当人人平等，即他们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要求另一方履行非法定义务；也不得超越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双方都以对方应当承担的义务作为自已的权利所指向的客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当保持对应性，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具有一致性。

5、依法独立执行刑罚的原则。监狱的刑罚权根源于人民主权，由人民借助法律赋予监狱。《监狱法》规定，监狱是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我们认为，即使在当前刑罚资源较为分散的情况下，监狱的刑罚执行权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监狱在执行刑罚时，其权力不受任何非法干预，无论是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不能凭借自已手中的权力、自身的地位、社会影响或其他因素干扰监狱的正常执法活动。

三、依法治监的标志

依法治监是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在监狱的具体实践，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战略在监狱系统的必然要求。诚然，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法律思想观念的差别，依法治监在各地会出现各种具体的实现形式，但是，作为集中反映新时代监狱精神的依法治监，在包容各地监狱特殊性的同时，又必然体现出监狱法治共同的内在要求，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就是依法治监的

重要标志。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比较完备、比较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依法治监，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律在监狱的统治。有法可依是监狱法治的前提，实现依法治监，首先要求建立比较完备、比较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这里讲的“完备的监狱法律体系”，包括两层意义：一是立法程序的完备，立法机关应当严格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监狱法律；二是法律体系的完备，以监狱法为中心，形成一个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法、行政法等一些列法律法在内的，内容和谐、统一的严密体系，涵盖监狱的刑罚与改造、劳动生产、行刑协作等各个主要领域。这里讲的“完善的监狱法律体系”，主要是指制定的监狱法律应当是“良好的法律”，是可依能依之法，而不是“恶法”。它们真正代表了监狱各类主体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监狱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监狱精神，促进着监狱事业的发展。

2、具有较高的监狱法律意识。监狱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监狱法律和监狱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包括人们对监狱法律本质的认识；对监狱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监狱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监狱法律的价值认同等等。有些学者从监狱法律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监狱法律意识，这是很符合文化学理论的。因为无论是从监狱法律文化的建设，还是从监狱法律意识的直接要求来看，它都要求努力营造一种监狱法律文化氛围：始终坚持法律权威，牢固树立法律至尊、法律至威、法律至信的观念；一切依法而行，权力下位于法律；权力具有本位特性，权力不能抛却义务。没有监狱法律文化氛围的构筑，就无从论说监狱法律意识的形成。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监狱法律意识的养成，必须包括罪犯的法律意识在内，只有罪犯具备了法律意识，并能以此依法律已、服刑改造、维护权益，才能谈得上监狱法律意识的全面形成，才能谈得上是形成了依法治监的心理基础。

3、具有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行政执法是监狱权力链条中最为特别的一环。监狱作为执法主体，其执行权是主动性权力，是一种比较活跃的权力，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力。复杂的监狱事务为监狱的行政执法提供了广阔的自由裁处领域和空间，这种自由又容易导致监狱行政执法的自由无度。监狱的行政执法权力既要有自由又要有控制。《监狱法》第五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第十三条规定：“监狱的人民警察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严守纪律，清正廉洁。”这些规定，一方面，确认了监狱行政执法权力，赋予监狱执行权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明确约束了监狱行政执法的自由度——不得超越法律、不能违背公正。当然监狱的行政执法制度仅有这么两项是远远不够的，监狱行政执法优益权的客观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严格规范行政执法，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确保执法的程序公正、内容公正、结果公正。

4、具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监的重要防线，要守住这道防线，就要有一套健全、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这也是目前依法治监系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依法治监所需要的监督体系包括内外两种监督网络：一是在监狱内部，由监狱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狱内押犯进行内部制约与监督，并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监督权制，特别是强化自下而上的监督；在监狱外部，由社会监督主体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各级党组织、新闻媒体、罪犯家属及其他人民群众对监狱的执法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监督。

5、具有一支高素质的监狱执法队伍。监狱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应当具有比领导者更大的权威，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人在治监中的作用。恰好相反，实现依法治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支数量足、质量高的监狱执法队伍，否则，所谓依法治监，只能是空中楼阁。监狱执法队伍的高素质，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要有较高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素养。监狱人民警察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自律。二是监狱人民警察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监狱人民警察必须掌握与监狱工作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并能自如地正确应用法律解决惩罚与改造罪犯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三是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监狱人民警察要充分认识自已所肩负的专政使命，勤政廉政、爱岗敬业、执法如山、忠于职守。

四、依法治监必须要正确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当前，在依法治监的理论研究与运作实践中，尽管不乏有一定深度的基础理论，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实务操作。但是，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待于我们分析与研究，需要我们正确处理。

1、监狱法治与监狱人治。监狱法治与监狱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监手段，监狱法治强调法对监狱工作的有权支配和处理；监狱人治则强调人的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人的权威、意志、心理倾向和非民主性对监狱工作的有权支配与处理。在人类监狱发展的历史上，各国监狱都曾经历过漫长的监狱人治时期，而后随着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传播，欧美许多国家的监狱都先后走上了法治监狱的道路。我国监狱正是在欧风美雨的渲染下，逐步开始了监狱立法，并在二十世纪未期最终确立了依法治监的治监方略。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通过对监狱历史演变的比较与分析，我们都不难发现监狱法治比监狱人治所具有的优越性。在治监方略上，监狱法治取代监狱人治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监狱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一再启示我们，无论监狱法律发展完善到何种程度，监狱都只能使监狱人治丧失其曾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却无法消灭监狱人治的现象，作为一种治监手段，监狱人治将是长久的。法的相对性、条件性告诉我们：法不是万能的。这个道理对监狱工作同样适用。在监狱工作中，虽然现在大力倡导依法治监，但是能够被依之法总是有限的。当碰到具体问题却无法可依时，监狱人治的作用必然突显。尤其是在当前，由于监狱法律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相互间的矛盾，监狱工作有时会出现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状况，此时，人们往往更习惯于选择人治而不是法治，最明显地表现在总是以领导的意志而后要求作为个人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依据。监狱法律滞后性表明，监狱工作中任何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首先都需要先通过人治的手段进行处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如果这种新问题、新情况属于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则可以将其用立法的方式昭示于全国。可见监狱立法也离不开监狱人治手段的先行作用。总之，为政在人在现时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存在理由。我们认为，监狱法治与监狱人治作为一对矛盾，它们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同一，我们在肯定监狱法治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决不能无视和否认监狱人治的客观存在及现实作用，因为监狱法治毕竞只是一种理想、目标。在此，有必要指出，我们主张重视监狱人治，决无意于倡导回到监狱人治时代，也不是要主张监狱法治与监狱人治并重，只是希望在努力实现依法治监的宏大目标时，要正确对待这种历史久远但并未被尘封的监狱人治。

2、监狱法治与监狱德治。一般认为，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从来就是并行不悖的；那么，在治理监狱的举措上，依法治监与以德治监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监狱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侧重于对监狱法律关系主体的外部行为和后果的要求，它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监狱道德是由监狱及社会舆论确立的，它存在于监狱道德主体的思想观念、内心信念和监狱与社会舆论中，着重要求的是监狱道德主体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它由监狱道德主体的内心信念、监狱与社会舆论来保证其存在和发生作用。显然，监狱法治与监狱德治互相区别，它们从产生、内容、到作用形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又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监狱法治贯穿着监狱德治的精神，监狱法律只有具备了善德质素才能成为良善之法；监狱法律本身就是监狱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凡是监狱法律所规定的，必然是监狱道德所要求的。改造或矫治罪犯、人道主义、尊重罪犯权益，不仅是人类监狱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监狱法律的必备内容。行为人的行为如果违反了这些道德规范，监狱法律就可以对这些行为予以强制制裁。监狱德治对监狱法治具有渗透作用，凡是监狱法律起作用的地方，监狱道德都渗透着它的影响。人们对法律的遵守离不开一定的道德素质，监狱法律关系主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他们自觉遵守监狱法律、进一步发挥监狱法律的作用。因此，在依法治监的新时代，我们认为既要搞好监狱法治建设，也不能忽视监狱德治的建设，应当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3、监狱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监狱法律制度的系统化是指采用一定的方式，对已经制定颁布的规范性监狱法律文件进行归类、整理或加工，使其集中起来作有系统的排列，以便于使用的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的有关监狱工作的法律法规共有30多项，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我国监狱工作依法治监的法律基础，是我国新时期依法治监的基本法律体系。当然，对于这种基础与体系，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由于各个法律文件颁布的先后时间不同、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不尽相同、法律法规的类别各异，因而，在适用监狱法律法规时，人们时常会感到这些法律法规之间的不协调。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应当着手进行监狱法律法规的系统化工作，要由监狱法律法规的制定机关或有权的国家机关对现有的监狱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审查，该废止的立即废止；该修改的修改，要通过对监狱法律法规的清理活动，形成监狱法律制度的和谐、统一，促进监狱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4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四）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理念的要求。笔者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宗旨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之中“改造”的含义无容置疑，就是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让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么“惩罚”的含义呢？过去，人们一直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因为罪犯的“劳动”的前面加了“强制”两个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认为“惩罚”的最大含义也是唯一含义。应该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这也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的中心理念。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罪犯作为被剥夺自由的公民，劳动依然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多了一层改造的功能。所以说罪犯的劳动改造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必然要求。

（五）作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有利于监狱的稳定，促进罪犯顺利改造。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提供劳动法律保护，是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做好罪犯劳动的法律保护，对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使罪犯体会到在劳动中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从而消除罪犯对劳动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积极投入改造；二是使监狱在选择劳动对象时，就可以从保障罪犯的法定的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减少狱内罪犯的反改造情绪，促进监狱秩序的稳定。总之，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可以为罪犯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增强劳动的改造功能，以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反之，如果忽视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罪犯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必然引起罪犯思想混乱，使劳动改造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

（六）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工作是正确执行《刑法》、《监狱法》等具体法律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狱内重新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我国监狱执法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刑法》、《监狱法》的具体规定去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法律保护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现代新的刑罚执理念日趋完善，《刑法》和《监狱法》在对罪犯提供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滞后，不尽完善，但是作为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最直接依据依然是《刑法》和《监狱法》，但做好罪犯劳动法律保护是正确执行《刑法》和《监狱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二、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改造究竟是一种改造手段还是一种惩罚手段，《监狱法》未明确定论。《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而〈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改造与惩罚相结合，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以上监狱所有有关“罪犯劳动”都没有明确体现出〈宪法〉的含义，那就是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罪犯是被剥夺自由的特殊公民），把劳动仅仅异化成了一种改造手段是不全面的。其中〈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必须”二字又带有“强制”的含义，既然是“强制”劳动，那么劳动也就带有惩罚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缺陷，应该让〈监狱法和宪法保持法律上的一致性：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二）罪犯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没有真正纳入监狱法的法律保护。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中有很大部分监狱都建在老、边、穷地带，罪犯从事的劳动对象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风险等工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防粉尘、有害气体，防噪音、强光，防暑降温、防冻等方面，达到作业条件要求的较少，作业环境的通风、照明、清洁卫生，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职业病的预防等等，都还不很完善，罪犯身份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障。劳动是罪犯的义务，由于特殊的原因、环境，罪犯对劳动对象选择面小或没有选择性，虽然各个监狱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监狱法〉应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等做出明文而详细的规定：高风险行业的劳动应征求罪犯的意愿，劳动改造条件差，劳动保障不力的劳动对象应禁止使用罪犯作业，让个别监狱“望法止步”，以充分体现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三）罪犯的劳动改造时间、劳动改造报酬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不尽完善的地方，使罪犯在劳动改造时间上没有得到较切实的保护：1、劳动部1995年3月5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的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都是每周六个劳动日，四十八个劳动时；2、规定在季节性等特殊情况下，可调整劳动时间，但没有考虑给予罪犯补偿或补休问题；3、〈监狱法〉本来就是调整罪犯改造关系的一部专门法律峄罪犯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明确规定，一日劳动多少时，一周劳动多少日，根本不必参照其它法律法规，以免发生抵触又无法自圆其说。参照的结果等于没参照，使得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肯定和承认，也有利于培养罪犯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利于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但〈监狱法〉只提出这笼统“劳动报酬”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加之很多监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使得罪犯劳动报酬有法可依，无法可“取”。虽然有部分效益好的监狱也在以奖金的形式给罪犯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激励措施，象征性而已，罪犯的劳动报酬实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罪犯的劳动技术学习及再就业培训缺乏法律保障。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目的是矫正其恶习，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事实上呢？由于监狱的特殊原因、具体情况，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范围具有不可选择性，高风险、高强度或者多为劳动密集型。罪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劳动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例如某监狱几十年的主体产业是罪犯从事井下采煤（属高险、高强度、高粉尘、高瓦斯），大部分罪犯为了记功减刑，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直到刑满，罪犯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其它劳动技术及再就业培训，学习到的也只不过只最原始的、最粗放的采煤技术；比如某监狱罪犯从事加工人造宝石工种，每个熟练罪犯一天可加工150-200颗，每颗单价为0.07元，每天收入为10.5元-14元不等,一个罪犯创造的毛利也就250元左右,还不计生产成本。试想一个罪犯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只学习一种加工人工宝石技术，他刑满后又怎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呢？所以对罪犯的培训，特别是劳动技术学习及培训提供法律上保护，使其在监狱内学习劳动技术、劳动技能、出狱前的再就业培训，对其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罪犯的工伤死亡等鉴定程序、赔偿程序，补偿等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罪犯作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的很多权利虽然没被剥夺，但至少不能像正常公民那样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笔者根据从事十几年监狱工作中了解到，监狱在处理罪犯工伤死亡鉴定程序、赔偿程序及补偿没有较好保证罪犯或者罪犯家属的权利。监狱对罪犯的工伤鉴定没有按照正常的劳动者鉴定程序，都是监狱的职能部门一手操办（职能部门为监狱的安全科和监狱医院）；对罪犯的死亡鉴定还存在很多漏洞，缺乏透明度，罪犯死亡通常都是监狱和检察院等国家部门机关处理完后，作出鉴定才通知罪犯亲属，这并不是说监狱同检察院对罪犯死亡鉴定不公正、不客观，但是至少只给了罪犯亲属一种无可奈何的鉴定。同时对罪犯工伤死亡的补偿标准与社会同等情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对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的程序、赔偿程序、补偿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保护罪犯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罪犯工伤死亡的标准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因为罪犯的服刑是被限制自由为代价，而不是以肢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六）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险的法律保护也不尽完善。劳动保险，也称社会职工保险，是指劳动者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及发生其它生活困难时，从国家、社会或者有关部门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罪犯劳动保险同社会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在范围、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事实发生时，才有罪犯劳动保险的问题，它不象职工保险范围、内容那样广泛；第二，这种“伤”、“残”、“死亡”只能在劳动过程中意外发生的。那么具体来说，罪犯在什么情况下致伤、致列或者死亡的，才能享受这一死亡劳动保险待遇？〈监狱法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目前某些监狱依然让罪犯从事一些高风险行业，但是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没有具体的保险措施和制度，罪犯一旦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监狱在对其医疗治疗以及罪犯亲属补偿等方面没有给罪犯确定的保险。加之很多监狱没有这笔专项预算，即使有也是比较少的，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劳动保险没有具体的法律操作依据，保护罪犯劳动改造保险的法律也不尽完善。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

罪犯劳动改造的保护应该纳入公民的劳动保护，〈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同样劳动也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罪犯在劳动的性质上应该同公民一致，所以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迫切且至关重要。目前作为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监狱法，而〈监狱法在立法对罪犯的劳动保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1、立法规格不高，〈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非执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自然存在懈怠执法，对〈监狱法提高立法规格，是保障罪犯劳动改造的切实之需；2、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法律规定不全面、很笼统，参照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多，〈监狱法没有自己的明确规定；3、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程序应专门立法列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这在〈监狱法中也是一片空白；4、〈监狱法应从立法上重新界定罪犯劳动的含义，罪犯劳动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惩罚，即使是强制性劳动，也不应影响罪犯劳动含义的内涵，而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以上都是〈监狱法等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急需解决的空白和具体问题，以便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

四、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

目前，作为调整我国劳动改造关系的两大主要法律：即〈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刑法和监狱法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法律关系有一些规定，但是在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准确、具体和全面。而〈刑法和监狱法的立法规格都有比较高（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监狱法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随着社会的经济、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刑法和监狱法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关系明显不力，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需要，而两大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关系急需调整时就需要应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以达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劳动改造关系中的劳动保护和具体细节方面又只能通过规格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所以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至关重要。

五、罪犯劳动改造的司法保护

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当然代表人民的意志，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深刻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监狱是国家的机器之一，监狱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依法从事刑罚执行和对罪犯的改造。所以就要求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监狱法应当也必须代表国家及人民的意志，全社会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权威。

与此同时，监狱法作为调整刑罚执行法律关系的准则，从罪犯的角度讲，它就是“罪犯的宪章”，罪犯作为被限制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与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有着特殊的改造关系。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就靠监狱法这部特别的“宪章”来调整自己与刑罚执行的关系，来享受他们的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也包括他们应当得到的劳动法律保护。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监狱、警察）也应该遵守这部特别的“宪章”。我国社会主义监狱执法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刑罚执行无论是执法过程和执法水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姑且不说借鉴其它国家先进司法经验，超前执法，这连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东西也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上尤为突出。我们的刑罚执行机关有这种司法的不作为或打执法擦边球的大有人在。这样，罪犯的劳动改造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护，从而谈何罪犯的人权？谈何法律、法规的威严？笔者认为，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都很重要，但司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要让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真正做好有法必依，以保障我们司法工作的严肃性。

六、对女犯和未成年犯劳动改造的特别法律保护

监狱法对女犯和未成年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虽然也有一些具体规定，但根据女犯和未成年犯自身的生理、心理、年龄特征等情况，法律在特别个体劳动保护方面还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都是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需要特别解决的方面。

总之，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含义深刻而广泛，意义深远而重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实司法活动走向国际的前提和保障。劳动改造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矫正手段，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也是罪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的劳动保护作为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监狱的稳定，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长治久安。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其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必然客观现象，怎样完善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尽可能实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值得我国刑罚执行机关以及国际司法界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监狱法

2、刑法

3、宪法

4、罪犯劳动改造学（自考教材2002版）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5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四）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理念的要求。笔者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宗旨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之中“改造”的含义无容置疑，就是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让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么“惩罚”的含义呢？过去，人们一直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因为罪犯的“劳动”的前面加了“强制”两个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认为“惩罚”的最大含义也是唯一含义。应该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这也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的中心理念。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罪犯作为被剥夺自由的公民，劳动依然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多了一层改造的功能。所以说罪犯的劳动改造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必然要求。

（五）作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有利于监狱的稳定，促进罪犯顺利改造。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提供劳动法律保护，是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做好罪犯劳动的法律保护，对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使罪犯体会到在劳动中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从而消除罪犯对劳动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积极投入改造；二是使监狱在选择劳动对象时，就可以从保障罪犯的法定的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减少狱内罪犯的反改造情绪，促进监狱秩序的稳定。总之，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可以为罪犯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增强劳动的改造功能，以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反之，如果忽视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罪犯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必然引起罪犯思想混乱，使劳动改造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

（六）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工作是正确执行《刑法》、《监狱法》等具体法律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狱内重新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我国监狱执法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刑法》、《监狱法》的具体规定去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法律保护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现代新的刑罚执理念日趋完善，《刑法》和《监狱法》在对罪犯提供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滞后，不尽完善，但是作为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最直接依据依然是《刑法》和《监狱法》，但做好罪犯劳动法律保护是正确执行《刑法》和《监狱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二、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改造究竟是一种改造手段还是一种惩罚手段，《监狱法》未明确定论。《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而〈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改造与惩罚相结合，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以上监狱所有有关“罪犯劳动”都没有明确体现出〈宪法〉的含义，那就是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罪犯是被剥夺自由的特殊公民），把劳动仅仅异化成了一种改造手段是不全面的。其中〈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必须”二字又带有“强制”的含义，既然是“强制”劳动，那么劳动也就带有惩罚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缺陷，应该让〈监狱法和宪法保持法律上的一致性：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二）罪犯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没有真正纳入监狱法的法律保护。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中有很大部分监狱都建在老、边、穷地带，罪犯从事的劳动对象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风险等工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防粉尘、有害气体，防噪音、强光，防暑降温、防冻等方面，达到作业条件要求的较少，作业环境的通风、照明、清洁卫生，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职业病的预防等等，都还不很完善，罪犯身份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障。劳动是罪犯的义务，由于特殊的原因、环境，罪犯对劳动对象选择面小或没有选择性，虽然各个监狱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监狱法〉应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等做出明文而详细的规定：高风险行业的劳动应征求罪犯的意愿，劳动改造条件差，劳动保障不力的劳动对象应禁止使用罪犯作业，让个别监狱“望法止步”，以充分体现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三）罪犯的劳动改造时间、劳动改造报酬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不尽完善的地方，使罪犯在劳动改造时间上没有得到较切实的保护：1、劳动部1995年3月5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的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都是每周六个劳动日，四十八个劳动时；2、规定在季节性等特殊情况下，可调整劳动时间，但没有考虑给予罪犯补偿或补休问题；3、〈监狱法〉本来就是调整罪犯改造关系的一部专门法律峄罪犯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明确规定，一日劳动多少时，一周劳动多少日，根本不必参照其它法律法规，以免发生抵触又无法自圆其说。参照的结果等于没参照，使得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肯定和承认，也有利于培养罪犯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利于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但〈监狱法〉只提出这笼统“劳动报酬”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加之很多监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使得罪犯劳动报酬有法可依，无法可“取”。虽然有部分效益好的监狱也在以奖金的形式给罪犯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激励措施，象征性而已，罪犯的劳动报酬实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罪犯的劳动技术学习及再就业培训缺乏法律保障。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目的是矫正其恶习，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事实上呢？由于监狱的特殊原因、具体情况，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范围具有不可选择性，高风险、高强度或者多为劳动密集型。罪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劳动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例如某监狱几十年的主体产业是罪犯从事井下采煤（属高险、高强度、高粉尘、高瓦斯），大部分罪犯为了记功减刑，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直到刑满，罪犯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其它劳动技术及再就业培训，学习到的也只不过只最原始的、最粗放的采煤技术；比如某监狱罪犯从事加工人造宝石工种，每个熟练罪犯一天可加工150-200颗，每颗单价为0.07元，每天收入为10.5元-14元不等,一个罪犯创造的毛利也就250元左右,还不计生产成本。试想一个罪犯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只学习一种加工人工宝石技术，他刑满后又怎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呢？所以对罪犯的培训，特别是劳动技术学习及培训提供法律上保护，使其在监狱内学习劳动技术、劳动技能、出狱前的再就业培训，对其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罪犯的工伤死亡等鉴定程序、赔偿程序，补偿等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罪犯作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的很多权利虽然没被剥夺，但至少不能像正常公民那样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笔者根据从事十几年监狱工作中了解到，监狱在处理罪犯工伤死亡鉴定程序、赔偿程序及补偿没有较好保证罪犯或者罪犯家属的权利。监狱对罪犯的工伤鉴定没有按照正常的劳动者鉴定程序，都是监狱的职能部门一手操办（职能部门为监狱的安全科和监狱医院）；对罪犯的死亡鉴定还存在很多漏洞，缺乏透明度，罪犯死亡通常都是监狱和检察院等国家部门机关处理完后，作出鉴定才通知罪犯亲属，这并不是说监狱同检察院对罪犯死亡鉴定不公正、不客观，但是至少只给了罪犯亲属一种无可奈何的鉴定。同时对罪犯工伤死亡的补偿标准与社会同等情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对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的程序、赔偿程序、补偿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保护罪犯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罪犯工伤死亡的标准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因为罪犯的服刑是被限制自由为代价，而不是以肢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六）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险的法律保护也不尽完善。劳动保险，也称社会职工保险，是指劳动者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及发生其它生活困难时，从国家、社会或者有关部门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罪犯劳动保险同社会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在范围、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事实发生时，才有罪犯劳动保险的问题，它不象职工保险范围、内容那样广泛；第二，这种“伤”、“残”、“死亡”只能在劳动过程中意外发生的。那么具体来说，罪犯在什么情况下致伤、致列或者死亡的，才能享受这一死亡劳动保险待遇？〈监狱法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目前某些监狱依然让罪犯从事一些高风险行业，但是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没有具体的保险措施和制度，罪犯一旦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监狱在对其医疗治疗以及罪犯亲属补偿等方面没有给罪犯确定的保险。加之很多监狱没有这笔专项预算，即使有也是比较少的，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劳动保险没有具体的法律操作依据，保护罪犯劳动改造保险的法律也不尽完善。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

罪犯劳动改造的保护应该纳入公民的劳动保护，〈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同样劳动也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罪犯在劳动的性质上应该同公民一致，所以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迫切且至关重要。目前作为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监狱法，而〈监狱法在立法对罪犯的劳动保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1、立法规格不高，〈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非执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自然存在懈怠执法，对〈监狱法提高立法规格，是保障罪犯劳动改造的切实之需；2、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法律规定不全面、很笼统，参照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多，〈监狱法没有自己的明确规定；3、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程序应专门立法列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这在〈监狱法中也是一片空白；4、〈监狱法应从立法上重新界定罪犯劳动的含义，罪犯劳动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惩罚，即使是强制性劳动，也不应影响罪犯劳动含义的内涵，而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以上都是〈监狱法等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急需解决的空白和具体问题，以便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

四、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

目前，作为调整我国劳动改造关系的两大主要法律：即〈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刑法和监狱法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法律关系有一些规定，但是在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准确、具体和全面。而〈刑法和监狱法的立法规格都有比较高（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监狱法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随着社会的经济、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刑法和监狱法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关系明显不力，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需要，而两大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关系急需调整时就需要应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以达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劳动改造关系中的劳动保护和具体细节方面又只能通过规格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所以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至关重要。

五、罪犯劳动改造的司法保护

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当然代表人民的意志，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深刻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监狱是国家的机器之一，监狱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依法从事刑罚执行和对罪犯的改造。所以就要求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监狱法应当也必须代表国家及人民的意志，全社会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权威。

与此同时，监狱法作为调整刑罚执行法律关系的准则，从罪犯的角度讲，它就是“罪犯的宪章”，罪犯作为被限制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与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有着特殊的改造关系。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就靠监狱法这部特别的“宪章”来调整自己与刑罚执行的关系，来享受他们的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也包括他们应当得到的劳动法律保护。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监狱、警察）也应该遵守这部特别的“宪章”。我国社会主义监狱执法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刑罚执行无论是执法过程和执法水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姑且不说借鉴其它国家先进司法经验，超前执法，这连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东西也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上尤为突出。我们的刑罚执行机关有这种司法的不作为或打执法擦边球的大有人在。这样，罪犯的劳动改造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护，从而谈何罪犯的人权？谈何法律、法规的威严？笔者认为，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都很重要，但司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要让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真正做好有法必依，以保障我们司法工作的严肃性。

六、对女犯和未成年犯劳动改造的特别法律保护

监狱法对女犯和未成年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虽然也有一些具体规定，但根据女犯和未成年犯自身的生理、心理、年龄特征等情况，法律在特别个体劳动保护方面还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都是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需要特别解决的方面。

总之，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含义深刻而广泛，意义深远而重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实司法活动走向国际的前提和保障。劳动改造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矫正手段，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也是罪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的劳动保护作为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监狱的稳定，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长治久安。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其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必然客观现象，怎样完善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尽可能实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值得我国刑罚执行机关以及国际司法界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监狱法

2、刑法

3、宪法

4、罪犯劳动改造学（自考教材2002版）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6

[关键词]：现代化，文明，监狱

我国的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神圣职责，对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及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监狱事在必行。

一、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贯彻《监狱法》和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是增强现代化文明监狱紧迫感、提高自觉性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全国监狱机关和全体监狱工作监狱人民警察盼望已久的盛事。《监狱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工作法典，它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决心和法制建设工作的日趋完善，也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贯彻《监狱法》与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二者是相互联系互为要求，相辅相成的。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既是贯彻《监狱法》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监狱法》的必然结果，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尤其是“软件”建设的硬性标准集中体现在《监狱法》的概括规定中，用精练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为监狱工作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不仅使现代化文明监狱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保障和制约现代化文明建设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因此，要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就必须严格贯彻执行《监狱法》，依法建设是前提，是基础，决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保证准确正确地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另一方面，贯彻《监狱法》，严格依法治监，离不开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基本物质条件，较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是监狱依据《监狱法》，发挥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能，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化三大基本改造手段，完成惩罚和改造基本任务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障，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加强监狱的现代化“硬件”建设。同时随着《监狱法》的贯彻落实，《监狱法》所要求的物质保障体系，尤其是监狱的财政经费、投资保障、资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必将逐步到位，这也为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只有认识到这些，才能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增强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紧迫感。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保证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监狱干警队伍。不论是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通过干警的活动去实现。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是建设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有力保证。政治坚定是根本，全体监狱干警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队伍各项建设的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善于从政治的高度观察问题，保持清醒头脑，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坚持坚定的思想立场，善于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建工作实践；纪律严明是保证，作为准军事性的司法监狱人民警察队伍，没有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和保证完成，纪律是执行实践的保证；作风过硬是基础，勤政廉洁，遵纪守法，顾全大局，遇险不惊，沉着镇定，具有独立处理和应付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对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最起码的要求；业务精通是前提，业务素质是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基本素质，包括政治法律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只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才能把创建工作真正地做好，“犯人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在没有完成这个艰苦过程的情况下，这些人有许多都是‘饿老虎’，我们的监狱、劳教警察都是‘训虎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咬死、咬伤。”[2]所以做为监狱、劳教警察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这样才可以有效的避免被那些“饿老虎”咬死、咬伤。但是近年来，在少数监狱人民警察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性质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还有不少干警法治观念不强，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因此，必须从严管理、从严教育、从严培训、从严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需要。

同时，还要看到，加强队伍建设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要加强全党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我们司法行政系统来说，要进一步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推向前进。现代化文明监狱要靠有现代化知识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不可能设想用落后的监狱人民警察去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那是不可想象的。再从犯罪率和犯罪性质来看，现在关押的犯人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这几年的“严打”收押的犯人和过去也不一样，暴力犯多，团伙犯罪多，重新犯罪多，改造的难度、保障监狱安全难度也比过去大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想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确保监狱的稳定，努力提高罪犯的改好率，降低重新犯罪率，为国家社会稳定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抓队伍、促业务，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工作不断地得到提高，才能够保障监狱的稳定，罪犯的改好率才能不断提高，重新犯罪率不断降低。我们才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保障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顺利进行。要建设好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必须加强监狱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监狱党委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通过建立对监狱人民警察的严格考核体系，合理的竞争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培养和选择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进入监狱各级领导班子，增强领导班子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整体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组织保证，也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全过程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保证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基本途径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监狱系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应当遵循五个原则，即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举的原则，尤其要注重软件建设的原则；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分层次建设的原则；讲求实效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是从宏观上指导全国监狱系统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原则，也从微观上为每一个监狱指出了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就每个监狱来讲，远近结合、统筹规划、软硬并举、注重软件是进行“建设”工作的基本途径。每个监狱，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畏难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要根据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滚动发展，每年办成几件事，这样就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向着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迈进。

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从总体上讲包括两个方面，即以监狱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教育设施、生活卫生设施以及生产方面的技术、设备、工艺为内容的硬件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以及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执法水平、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劳动手段、改造效果为内容的软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缺一不可。做为监狱领导，必须认识到硬件与软件是辩正统一的，硬件建设搞好了，有利于软件建设；软件建设搞好了可以促进硬件建设二者相辅相成。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如果只抓硬件的物质文明建设显然不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而只抓软件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达不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二者是辩正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得软硬并举。当然硬件建设是要花钱的，在当前财政和投资保障不能很快到位，多数监狱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在具体实施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分清轻重缓急，做出规划逐项分步进行。而且这些建设项目与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水平应当相适应，争取一次建成达标避免时过不久又得更新改造，造成二次投资或浪费。

软件建设，主要强调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严格执法、科学管理、教育改造措施和方法、改造效果等。从经济角度讲，这些可不花钱或少花钱，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单位，可以软件先行，但这决不是说软件好搞，容易达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软件建设比硬件建设更重要，难度更大。司法部提出：“要注重软件建设”、“软件要强”，这不仅说明中国监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软件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克服我们一些同志一味强调物化建设的误解，从而推动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进程。软件需要硬功夫，当前在软件上，要结合贯彻《监狱法》，一条一条地检查自己监狱的工作，凡与《监狱法》相抵触的，应当立即停止；凡不符合《监狱法》的规定的监规制度等，应当及时修改调整。同时要继续发展十多年来我国监管改造工作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对罪犯实行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继续抓好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完善计分考核、依法奖罚的制度。全面推行三分工作，把防逃、防重大恶性案件、防非正常死亡的各项安全防逃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确保改造秩序的持续稳定。在教育改造工作方面，要加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办好特殊学校，建设丰富多彩，有益于改造的监区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辅助教育，进一步搞好社会帮教等。通过这些切实使监狱的软件强起来，上一个新水平。这就是现代化文明监狱软件建设实实在在的工作，也能促进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7

一、我国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的历史演进。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废止赏遇；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十、七日以内停止运动；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大清监狱律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在监人不服的申诉权、申诉方式、监狱官员的回避及申诉裁决的效力。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监狱法。虽然没有颁布施行，但是却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的蓝本。

北洋军阀统治前后持续了16年，从1912年起到1928年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洋军阀政权宣告覆灭。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1920年至1924年、1924年至1928年分别为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统治阶段。由于政权更迭，连年战争，虽然全国创办了80座新式监狱，颁布了一些监狱法规，但是，由于国库空虚、监狱经费拮据，新监难以维持，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违反监规纪律时处以面责，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减食、停止运动，减削赏与金，慎独、暗室监禁，酌减赏与金等惩罚。受罚者有疾病及其他特别事由时得停止惩罚。受惩罚者，有悛悔情状时免除处罚。以上条款与《大清监狱律》的内容大同小异。

2、民国时期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监狱，一方面基本上承袭清末、北洋军阀政府的狱制，同时又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立法的一些内容，监狱法规比较完备、严密。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公布了《监狱规则》和《监狱处务规则》（1928年10月），《监狱行刑法》和《监狱条例》（1946年1月19日）。军政部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1930年8月）。监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至今没有规定，可见其详细和完备。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下各种之惩罚：一、面责；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三、撤消赏遇；四、三次以内停止发受书信及接见；五、三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六、七日以内停止运动；七、减削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八、二月以内之慎独；九、五日以内之暗室禁闭。前列一与各种惩罚得并科之。”

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增加了“掌责”（由监狱长酌量情节轻重得施以四十板以下之掌责）。

康德四年十一月公布的《伪满洲国监狱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一、叱责；二、七日内停止运动；三、二月内禁止阅读书籍；四、二月内禁止使用笔墨；五、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六、七日以内之屏禁；七、二月内停止赏遇；八、废止赏遇；九、十五日以内停止著用自备之衣类、寝具；十、十五日以内停止自备饮食。第一项各款之惩罚得并科之。”

台湾监狱，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其权利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台湾现行的《监狱行刑法》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公布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开始施行的。以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受刑人违背纪律时，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数款之惩罚：一训诫。二停止接见一至三次。三强制劳动一至五日，每日以2小时为限。四停止购买物品。五减少劳作金。六停止户外活动一至七日。”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告知与辩解权，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撤消惩罚的情形。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立的监狱溯源于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期间，早期是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肃反机关建立的拘留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犯和部分刑事犯。由于政权不稳，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因而以看管住犯人不逃跑为主，管理简单，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狱法规。1932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这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监狱法规，监狱管理初步有法可依。劳动感化院既是改造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是后来人民民主政权监狱机关的雏形，这时除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外，还设立了苦工队用以关押短刑犯。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左倾错误，如：1934年5月人民委员会训令，在战争地区对地主全部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编入临时劳役队，强制劳动。后来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监狱数量逐渐减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的监狱陆续产生。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时期缺乏监狱管理经验和统一的监狱管理制度以及旧的监狱管理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各监狱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管理方面的偏差。1941年至1943年期间，监狱形态由单一的看守所发展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自新习艺所和监狱，1937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并建立了高等法院看守所，1941年后，县级看守所设立。1942年9月陕甘宁高等法院监狱建立。1943年至1945年，颁布一系列监狱法规和监狱管理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监狱规定了罪犯不服处罚的申诉权。

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人犯服刑奖惩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如人犯服役有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行为者，得按情节之轻重给予下列惩罚：“（一）批评（包括个人及小组批评）；（二）全体讨论斗争；（三）停止或撤消奖金之一部或全部（此项所称一部或全部分月季年三种，视其情节轻重定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服惩罚的申诉权。即：“实施第十三条第三款惩罚应经各部门会议通过，如被惩罚人不服，得向本院申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守法人如有违反规则，按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各种处分：一、打扫公共卫生；二、于工作时间外加工或分配较苦的工作；三、扣除应得奖励或红利之全部或一部；四、刑事处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刑事处分”与不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混列在一起，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法的局限性。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管训队以收押俘虏为主，劳动改造队以生产为主、半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主要是专项打击的文件、政策，没有产生专门的监狱法规。

4、建国以后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建国初期的监狱主要是关押、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1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指示“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于是，全国的县、专署、省、大行政区、中央各级均设立了劳动改造管理部门，开始劳动改造罪犯。195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8

人权是宪制国家制度下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罪犯人权则是公民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是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及表达方式。保护罪犯人权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适应国际人权发展形势以及对应国际人权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的行刑趋势，有利于降低刑罚的负面影响，实现刑罚目的，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严格执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我国监狱的良好形象。

一、我国在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

罪犯人权是人权的一个特殊内容，它是指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利益、提出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主张。在刑罚实践中，罪犯人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罪犯人权是指所有具有罪犯身份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狭义的罪犯人权是指被判处自由刑并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我国，监狱服刑是自由刑最典型的执行方式，这种方式适用率高，执行情况复杂，因而它所涉及的罪犯人权问题便成了刑罚制度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热点，倍受社会关注。

罪犯的人权源自《宪法》。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文明法治理念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宪法的这一内容为尊重和保障罪犯的人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对罪犯实行人权保障是我国政府的传统主张和基本做法，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机制，其成果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了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界定了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享受的权利范围。从目前我国监狱的行刑实践看，《监狱法》所规定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展开，一般情况下罪犯已享了生命权、健康权、人格不受侮辱权、娱乐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宗教信仰权、未被剥夺的选举权、通信权、会见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检举权、受教权、批评建议权、立功受奖权、刑事减刑假释与保外就医权、劳动权、劳动保护和报酬权等基本权利。其中，对生命的敬畏和人格的尊重是罪犯人权的核心。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国法律还是行刑实践都是十分明确的。

据有关权威部门的调查结论显示，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罪犯人权保障问题上，总的发展态势正呈现出一种不断文明与进步、不断改进与完善、不断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良好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罪犯人身权利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生命、人身安全的保障。据统计，我国罪犯的死亡率，只相当于我国社会人口死亡率的50.85%，其中非正常死亡只占死亡罪犯总数的17.66%。相关调查还显示，在不仅罪犯的死亡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尤其在罪犯自杀、其他罪犯行凶致死、民警违纪致死等方面，更是呈大幅下降态势。

第二，正常生活的权利得到基本保证。据罪犯调查材料反映出，他（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对监狱提供的饮食、饮水、居住、被服以及零用钱等方面的供应或服务感到较为满意，不满意的人数不足10%，只有饮水一项的不满意率较高，达到了18.4%。

第三，罪犯维持身心健康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监狱系统已经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监区及分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其中罪犯床位占比56%以上。无论是卫生技术人员的配置还是罪犯就诊次数，均大大高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每千人11.38人（全国居民每千人为6.12人）、每万人8.73次（全国居民每万人为1.9次）。另外，监狱对患有疑难病症的罪犯，均邀请社会上的医学专家诊治；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罪犯，依法实行监外执行。调查显示，86.2%的罪犯反映他们在监狱生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将近80%的罪犯反映自己生病时监狱在伙食、劳动和休息等方面能够给予照顾。

第四，罪犯的人格受到尊重和保护。调查显示，有92.1%的监狱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本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刁难、歧视或侮辱罪犯人格的事情，只有6.6%的民警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此类事情1~2起。对罪犯的问卷调查也印证了上述回答：有92.5%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没有发生过民警体罚、虐待、殴打罪犯的事情，只有6.1%的罪犯回答说在最近半年里监狱发生过1~2起此类事情。

（二）在罪犯教育和文化娱乐权利方面

第一，相关调查显示，有99%的罪犯接受了思想教育。这一措施使我国的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在6~8%的较低水平上。

第二，有93.5%的罪犯接受了文化教育。经过教育安排的文化教育，罪犯的脱盲率达到67.7%；达到小学或初中毕业水平的罪犯占比38.4%。

第三，有65.1%的罪犯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在职业技术培训上获得提高的罪犯占比64.3%，其中不少罪犯还获得了不同等级的技术证书。

没有接受上述教育在犯罪，要么属于老弱病残，要么因为自己是文盲且年龄较大（50岁以上）。

第四，有94.8%的罪犯参加过各种文化活动；有61.5％的罪犯参加过文体活动；一周内，看电视1次的罪犯为94.8%、2~3次的罪犯为45.6%、6次以上的犯罪为8.4%；一年内，看电影1场的罪犯为62.6%，6场以上的罪犯为25.5%。

（三）在罪犯劳动及劳动保障权利方面

第一，监狱基本保障了罪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安全与健康、拥有必要劳动条件、预防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危害、承受适当劳动强度等方面的权利。调查显示，罪犯认为劳动强度很大的占比10.4%、认为劳动强度不很大的占比89.6%。

第二，监狱主要以实物形式给罪犯支付适量的劳动报酬，同时辅之以零用钱、奖金、技术津贴等方式。在对罪犯关于“超额完成劳动任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奖金”这一问题时，有61.8%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第三，休息权利保障上，劳动时间日均8小时以下的罪犯占比71.2%、9~10小时的占比22.3%、11小时以上的罪犯占比6%；每周休息1~2天的罪犯占比80.4%；法定节假日能够得到休息的罪犯占比75.8%，回答不能得到休息的仅占2.8%；提问“生病能否得到伙食、劳动或休息方面的照顾”时，有78.1%的罪犯给予了肯定回答。

（四）在罪犯会见、通迅、诉讼等权利方面

第一，罪犯半个月接见1次的占比8%、1个月的占比43%、1个半月的占比3.5%、2个月的占比13.8%、3个月及以上的占比20.1%。罪犯在接见时能够接收到亲友物品的占比97.5%、少量钱财的占比98.7%。

第二，罪犯认为通迅权利“有保证”的占比80.5%、“有时有保证”的占比16.4%，只有2.3%的罪犯回答说通迅权利“没有保证。”

第三，罪犯认为在监狱里申诉渠道通畅的占比79.3%、自己提出检举和控告的占比分别为12.2%和3.5%。

（五）在罪犯奖惩及程序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

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奖励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2.5%、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49.2%，二者之和为91.7%；在问及监狱民警实施的处罚措施是否符合法规及有关程序时，罪犯回答“都符合”的占比40.9%、回答“大部分符合”的占比50.3%，二者之和为91.2%。

（六）在罪犯财产权利方面

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向罪犯或罪犯家属索要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15.4%、回答“无”的占比84.5%；在问及监狱有无民警侵占罪犯私有财物时，罪犯回答“有”的占比8.8%、回答“无”的占比90.8%。

以上调查报告及相关数据表明，就其总体状况来看，我国罪犯人权是得到切实保障的。监狱在将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其职责履行是较到位的，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二、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的进步得到了罪犯及社会的认同，并已成为确保监内安全稳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面对国际公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要求，从操作层面上看，我国罪犯人权保障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改造理论上存在缺陷，致使罪犯超时、超强度、高危险性作业成为当然。若站在现代文明监管的视角来看，那么，罪犯的劳动既是义务，更主要地应该理解为权利。但是，圄于广大民警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匮乏，在监狱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长期以来一直将劳动改造片面解读为罪犯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义务。一些罪犯在劳动负荷偏重，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罪犯劳动改造一直存在着量过大、强度太高、危险性突出等问题。一些监狱在季节性生产中随意延长罪犯劳动时间，任意增大劳动强度；一些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的生产项目，为了保证合同约定期限完成任务，也不得不要求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甚至加班加点吃住在工地，挤占法定假日和休息时间；还有一些监狱下达给罪犯的劳动定额太高，变相迫使罪犯超时、超强度劳动等。这些现象不仅造成罪犯在短时期内体力透支，侵犯了罪犯的身体健康权，而且直接违背了《监狱法》和相关法律的精神。同时，一些监狱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坐视罪犯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致使相关安全制度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更无保障，这就必然增大发生监管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更令人诟病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及行刑观念的过于老套、陈旧，我国、尤其是我省的很多监狱都建立在老、少、边、穷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必然造成罪犯的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从事的劳动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危险性的采掘作业，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监狱在劳动场地的防粉尘、防有害气体、防辐射、防噪音、防高温、防冻裂等方面的劳动保障措施基本不到位，只有很少监狱能够达到标准作业条件。长此以往，罪犯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权利，在这些监狱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被漠视化，边缘化。

2、罪犯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值得关注的软肋。我国监狱在长期行刑实践中对罪犯人权的生命权、财产权、平等权等主体权利比较重视，执法责任明确到位，保障措施多较得力，保障机制也基本形成，效果尤其显著。不幸的是，个别监狱仅凭此据，就自诩他们已经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再思进取。可叹的是，他们无意中陷入了浅层思维的误区，并由此导致了执法工作中的直线思维。实际上，罪犯人权概念的范围或边界是十分宽广的，其内涵更是非常丰富的。从理论上看，它至少包含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两个基本方面。上述监狱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基本上局限于罪犯人权的主体部分，而对其非主体部分却被无意识化了、被弱化了。在我国监狱长期司法实践中，罪犯非主体部分人权的缺失在一些监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些执法人员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迟钝，比如，他们对罪犯的婚姻家庭了解关心少，法律援助和支持力度欠缺，对罪犯宗教信仰、批评建议、自我辩护、学习受教育再就业培训、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等重视不够，更有一些监狱的个别执法者，将罪犯的合法信仰视为邪教，把批评建议视为抗议，把自我辩护视为拒绝认罪，把刑满释放后获得安置和就业的权利看作与己无关，等等。他们对罪犯人权的非主体权利方面缺乏正确认识，保障意识不到位，必然造成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工作的软肋。这种状况，同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的司法改革大趋势很不相适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部分监狱执法人员在罪犯考核、行刑等问题上缺乏实质上的公平公正公开。行刑上一律平等是监狱罪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时，应当对所有的受刑者平等对待，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只要获得同样的考核记分，刑罚处遇就理应相同，绝不能因权势地位、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对该部分罪犯搞特殊化，特别是职务犯集中关押的监狱，放松监禁，减轻劳动定额，同时对另一部分罪犯又加以歧视，做不到一视同仁，不体现公平公正。特别是在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或标准上，更应显示出其平等性，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搞亲疏贵贱，更不能搞特殊化。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的所作所为，同行刑平等公正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个别方面甚至相去甚远。有的为了搞好监狱的生产经营，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销售产品、承揽加工业务、获取优惠货款、减免税费，以优惠价格购买原辅材料；有的利用罪犯的社会关系办理个人事务，实现家属调动、子女就业、亲友安置等个人目的；还有的利用罪犯（特别是职务犯）的社会关系为自己谋私利等。作为“回报”监狱对这部分“有功”罪犯在处遇等级、减刑幅度、假释条件保外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出现所谓“妥协执法”，进而导致司法腐败。上述现象在监狱里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监狱执法的公平公正，侵害了罪犯在“行刑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

4、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操作程序上，公允性和透明度欠缺。按现行“减、假、保”的具体操作程序，主要是由罪犯所在监狱有关部门，根据其计分考核或病情诊断书，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上报有关法院提请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法院又主要是依据监狱呈报的书面材料，直接裁定这些罪犯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而未能完全将上述法律活动采取听证、庭审等公开性、透明性的司法行为。从保障人权的视角看，这种操作程序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概念：一是无论是减刑、假释还是保外就医等，都是法律所赋予在押罪犯单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其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是否行使以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考虑或决定，而不应该由监狱越俎代庖。二是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问题，应该以在押罪犯自己作为刑罚行为人为主体，应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监狱所应该并必需做的，只应该是向法院提交该在押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或相关法律材料，目的是证明该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司法要件。

5、在其他罪犯特别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未成年犯、女性罪犯、少数民族罪犯、艾滋病罪犯、外籍罪犯等。无论从立法还是执法的角度看，迄今仍未制定出系统、详细的法律法规。未能很好地顾及到未成年犯、女性罪犯、艾滋病罪犯、少数民族罪犯、外籍罪犯等在生理、心理、年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和特点，未能采取切实措施来保障他们的人权，特别是在个人隐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学习进步、劳动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积弊和热点问题，亟待改进完善。

必须明确指出，在分析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时，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则问题有必要再次重申：这就是，我国监狱不存在恶意侵犯罪犯人权的动机与行为，与当前国际人权斗争中西方国家对我行刑区域人权保障的攻击在性质上完全是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决不能加以混淆或等量齐观，否则就必然会落入别有用心的某些国家或政治势力设置的陷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我国监狱实行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认为宗旨”的方针，从根本上拒绝了对罪犯人权的藐视与侵犯。迄今，在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但是，尽管如此，客观理性地、冷静科学地剖析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我国根本制度与监狱基本方针上的问题，而是在发展中特别是操作层面出现的非主流性的、非实质性的问题。

三、我国监狱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目前我国监狱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包括上述方面在内的诸多问题，其产生与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更是纷繁复杂的。归结起来，其主要原因有：

1、监狱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上存在缺陷。

相关法律之间没有实现对接，出现了监狱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性缺口。从全局上看，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组织较晚，再加上我国对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建立时间不长，以《监狱法》为标志的罪犯人权保障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迄今只有10多年时间，整个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至今仍处在探索和初创阶段，这与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相吻合。上述历史的和时代的烙印，直接或间接地诱发出操作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法律存在弹性空间和模糊概念，给法律自身造成负面影响。作为保障罪犯人权的主体法律－《监狱法》本身不够完善。如《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但没有规定对不执行这一规定的责任追究制度与措施，致使目前相当一部分监狱民警吃“皇粮”、罪犯吃“囚粮”的问题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在法律上给地方财政拨款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又如《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由于法律对“参照”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和界定，对“季节性生产”也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就为一些监狱无限制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埋下了伏笔、隐患，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从《监狱法》中找到所谓的“依据”和借口，造成一些非农业性的来料加工、来件加工等监狱企业，经常以“季节性赶工”、“不能延误合同”等各种各样的借口，迫使罪犯加班加点，不得不延时劳动。二是相关法律未能实现对接。近年来，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法规相继进行了修订，而作为刑事执法最主要的法典－《监狱法》已颁布近12年，却一直没有作相应修订，导致《监狱法》中关于保障罪犯人权的条文与修改后的其他法律条文相驳，跟进速度明显滞后，使罪犯人权保障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三是少数监狱管理局、监狱超越《监狱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定位，自行制定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土规定”（比如假释破余刑等管理规定），习惯用老办法实施监管，形成法律对罪犯人权保障的滞后效应，从而导致侵犯罪犯合法权利的违纪违法事件屡屡发生。

2、监狱民警对罪犯人权保障观念淡薄。

监狱司法活动主客体强弱碰撞必然产生偏离履责主体的问题。监狱民警是罪犯人权保障的主导力量，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过分强调监狱专政的功能扩张，不少监狱民警政治观念淡薄，人权意识不强，重“人治”轻“法治”，总是抱怨《监狱法》对罪犯权利的保护规定太多，对监狱民警行刑的禁令太苛；更有不少监狱民警对国际人权公约等有关囚犯待遇方面的国际性文件缺乏学习和掌握，还有部分监狱民警竟然不知晓罪犯人权保障国际公约为何物。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与监狱民警的履责要求极不相称。

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欠发达的经济状况，造成监狱物质保障严重滞后，并由此带来监狱内部管理安排上的种种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国家财政大幅增加，但是总体上讲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各个领域的欠账太多，财政压力凸现。监狱建设的欠账尤甚，居然连最基本的开支都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以2002年度为例，全国监狱系统各级财政的全部拨款仅占应拨款额的3\4，缺口巨大。长期以来，我国监狱习惯上采用的是财政拨款外加生产补充的财政体制。更有甚者，某些时期其狱内生产收入居然成了监狱的主要财源。这种尴尬的状况，迫使监狱实际上履行了监管改造和创造经济效益这样的双重职能。为了生存和维持，许多监狱对监狱企业都进行了层层承包经营，并缴纳承包风险金。结果造成监狱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在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上，罪犯劳动改造的性质异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同时，损害罪犯的权利也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性选择，进而成为滋生超时、超强度、无劳动保障措施等侵权现象的温床、土壤。

4、监督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

《监狱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罪犯的基本权利，这在行刑实践中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却形成了实际的盲点，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罪犯的人权保障缺乏监督，甚至被遗忘。从而，使法律规定的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在实际落实中被严重衰减、弱化。纪检、检察、监察、法制、狱政部门以及有权机关对罪犯人权保障监督远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社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罪犯的法律援助还十分被动，不仅实际行动少，更未形成相应的长效机制。

5、罪犯自身维权意识较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普法教育，罪犯的维权意识逐步增强，特别是近年监内罪犯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守旧的强势监管面前，不少罪犯虽然明知自己享有某些方面的权利，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触动维权那根弦，表现出对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心缺乏。也有的罪犯概念模糊，界限不清，分不清听管服教与确认自己权利的关系，甚至渗入一些私心杂念，在维权过程中畏首畏尾，使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工作中的失误缺乏自省的动力，自我感觉良好，使罪犯安于现状的风气成为既成状态。也有一些罪犯维权方法单一，或者采取打击报复、越狱逃脱等极端手段进行对抗，使自己坠入违规违纪又犯罪的泥潭。

四、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对策

监狱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立法、司法、社会、监狱、罪犯、监狱民警等方方面面，彻底解决监狱人权保障问题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还有赖于同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大背景。离此，无异纸上谈兵，徒劳无益。但是，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改进、优化乃至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级来解决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应该不算太离题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主旨之所在。

1.大力加强对罪犯人权保障方面的研究、学习与宣传，着力改变行刑观念，切实增强罪犯维权意识。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内容和监狱法等相关法规作为学习内容，分别组织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进行学习。在学习中可以或者应该做到：一是分别编辑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学习材料，并根据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不断充实材料内容；二是将对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学习纳入监狱民警岗位练兵的内容，适时适度进行考核；将罪犯的学习纳入教育改造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三是组织人权问题专家给监狱民警作报告，从宏观上理论上了解和把握人权保障问题的实质；四是有的放矢地解决监狱民警在保障罪犯人权和罪犯在维权中的错误认识，进行正面引导，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宪法、监狱法上来，增强监狱人权保障问题的自觉性。

2.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制度逐条落到实处。执法无小事，监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强化罪犯权利保障意识。作为执法者，监狱民警必须坚持做到“有法必依”，一定要把相关规定落到实处。监狱民警要对保障罪犯人权的规定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站在保障罪犯人权的角度去思考，摒弃对罪犯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和在理解中掺杂私心杂念，防止在落实保障人权的规定发生误导，走偏方向。必须明确，监狱法既然规定了，就应坚决执行，不应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比如，在监狱中除在季节性生产情况下可以调动劳动时间外，罪犯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罪犯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享有休息的权利。笔者坚持认为，季节性生产应该严格界定在农业生产上，而且应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社会上实行双休日，监狱可以考虑同样实行双休日；在劳动保护和改善劳动环境上，虽还谈不上立即与国际主流趋势完全接轨，但起码也应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基本适应（可喜的是，目前我国分布于老少边穷的绝大多数监狱都在进行布局调整，促使其迁移到大中城市或主要交通干线边沿，这一战略部署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罪犯脱离封闭落后的恶劣环境），完善工伤保险和给予一定的健康津贴等。对罪犯权利的非主体部分，则应在完善和改进监管措施中保证落实，其关键是监狱必须以相关的主体法律为执法依据，下决心果断地废除“土政策”、“土办法”等自定的规章制度，切实维护罪犯人权保障这个大局。

3.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我国监狱人权保障固然会受到具有中国特色监狱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它的核心还是一个体制方面的问题。客观地说，没有充足的理由认定一个监狱政策的制定者抱有制定或维持一种阻碍罪犯人权保障措施实施机制的主观不良动机；既有的体制及运行机制过多地承载着中国国情的历史“宿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切实解决目前监狱中包括罪犯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捷径依然在于从改革监狱管理体制、完善监狱监督机制入手。具体讲，以解决监狱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作为突破口，彻底改革现行的监狱的管理体制和内部资源配置制度，建立监狱刑罚执行管理和生产管理、执法经费支出和监狱生产收入相分离的运行机制，落实“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新体制，彻底解决吃“皇粮”、“囚粮”的问题，让监狱集中精力于监管工作，让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脱出来，在提高改造质量上下功夫，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罪犯的人权保护力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狱监督机制，逐渐实现监督机制规范化。在行政上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监督机制，充分利用地方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团体对监狱的正常法律和工作监督，充分发挥监狱系统从上到下的内部监督，把罪犯人权保障的各方面落到实处。同时，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罪犯的批评建议权，对罪犯人权保障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推动。

4.站在依法治国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进一步健全罪犯人权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的法律体系，做好相关法律的对接，使对罪犯的法律性保障不出现漏洞。笔者认为，这方面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不过，从一名普通监狱民警的角度上说，我们希望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做到三个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宪法的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劳动法等非监狱法律体系中的相关法律衔接，监狱法律体系于国际人权公约相关内容衔接。做到百密而无一疏，使罪犯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完善的链条，并将之作为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有的、不容舍割的内涵。唯有这样，罪犯人权保障问题才有可能从法制体制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结束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罪犯作为犯了罪的特殊公民，国家和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秩序与利益而强制他们在监狱里服刑。他们在服刑期间，其部分权利被依法剥夺或受到限制，这是社会正义的具体体现。但是，罪犯依然是人，仍然是公民，其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这同样也是社会正义的需要与体现。进一步说，罪犯作为受刑人，无疑已沦落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之中，其权利更应受到特别地保护。如此，它才能更充分、更全面地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旨趣与意境；同时，它亦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法度正义与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人性化、人本化标杆。据此笔者认定，监狱在刑事执法中只有以罪犯人权保障为基点和价值取向，才符合刑事执法的发展趋势，才是推动监管工作文明、科学与进步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4、《罪犯与改造研究》2004.6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9

关键词:罪犯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制度创新

罪犯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释放是监狱将人民法院的判决执行完毕，或者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罪犯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安置是有关部门对监狱释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项措施。我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具体的规定。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规定

(一)《监狱法》对罪犯释放和安置的规定。《监狱法》第35条规定:“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监狱法》第36条规定:“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监狱法》第38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认真贯彻《监狱法》，切实把罪犯释放和安置作为严肃的执法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是旨在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服务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积极促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二)《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在罪犯刑满释放前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决定书副本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安置教育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报决定安置教育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在法律层面对该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规定得最为详细的法条。(三)《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罪犯释放存在的主要问题。1．《监狱法》对释放的类型规定不全面。罪犯释放按其类型可以分为服刑期满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假释(附带条件的提前释放)和特赦释放等类型。服刑期满释放是指按照人民法院判处的刑期，监狱在执行完毕之日进行的释放。人民法院裁定释放是指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当事人申诉引起再审程序，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监狱按照人民法院的判决进行的释放，一般指由于冤假错误的裁定以及对原判刑罚的减轻而实际服刑时间超过新确定的刑罚的释放等。假释是对确有悔改表现、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由人民法院裁定予以释放并进入社区服刑的执法活动。特赦释放是指监狱根据人民法院按照国家主席签发的特赦令对特殊群体罪犯裁定免去部分刑罚的释放。我国目前的《监狱法》等法律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释放和假释，亟待在修改《监狱法》时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2．《监狱法》中关于罪犯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对判刑的罪犯采取户口注销的政策，罪犯刑满释放后，再凭释放证到原户籍地重新申报户口，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行《监狱法》第36条的规定正是当时的社会管理措施在《监狱法》中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判刑的罪犯不再注销户口。2003年8月，公安部出台《三十项便民措施》，明确了“取消被判处徒刑、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监狱在押罪犯中还有极少一部分是2003年8月份之前判刑入狱，需要重新办理户籍登记，绝大多数罪犯不存在凭释放证办理户口登记的问题。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对此作出重新规定。3．罪犯释放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给刑满释放的罪犯发放路费是新中国监狱工作的一贯做法。《劳改条例》和《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都有具体规定。尽管现行《监狱法》中没有罪犯释放时发给路费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一直沿用过去的规定，发给刑满释放人员路费和途中伙食费，并在“监狱基本支出经费”中的“狱政费”的项目中列支。由于刑满释放人员个体的差异性较大，有的释放时账上有钱，有的没有钱，有的居住地离监狱很近，有的离监狱很远，甚至有外国籍的，加上监狱管理部门没有出台具体的指导意见，导致罪犯刑满释放路费的发放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目前不少监狱对账上有钱的、家中有人来接的、监狱送回的不发路费，账上无钱的且离家较远的，酌情发给路费。在确定具体数额上，主要依据乘坐大巴和绿皮火车的标准测算，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因此，在是否发放路费、发放标准和管理上亟待立法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4．特赦缺少具体的法律规制。一是特赦没有单独立法。特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目前仅仅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文里有所涉及，而且很不具体。《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用的是“特赦”，《刑法》用的是“赦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时间里，一共适用特赦9次(包括2019年特赦)，大多数针对战争罪犯或者与战争有关的罪犯，只有第一次、第八次和第九次特赦涉及普通刑事罪犯。二是特赦的条件过于严格。例如第八次特赦，特赦对象必须是2015年1月1日之前正在服刑的罪犯，要求“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具有模糊性，且难以判断。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评估方法，只从罪犯在看守所或监狱的日常管理下的表现情况判断其是否确已改恶从善或者是否具有现实危险性，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如何评估拟特赦对象的“现实社会危险性”?由什么部门、按照什么标准来评估?第九次特赦时，有关文件要求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刑罚执行机关请求，协调原侦查机关，对拟报请特赦罪犯开展现实社会危险性评估，及时反馈明确的倾向性意见”〔1〕。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如何对一个在监狱服刑一定时间(有的服刑时间可能在10年以上)的罪犯开展评估?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仅仅提供一个名单还是需要提供其他有关材料?总之，目前我国赦免的条件过于严格，限制条件过多且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赦免制度功能的发挥。5．罪犯释放衔接缺少法律规制。现行《监狱法》对罪犯释放时的衔接没有作出规定，释放时的衔接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按照有关规定，对监狱评估出的重点帮教对象(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的、“三无”和“三假”等人员)，在刑满释放之日，“司法所要动员其安置帮教责任单位、家庭成员和村(社区)代表在此类人员刑满释放之日将其接回”。有些地方还明确了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由监狱将其送回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交接工作。在监狱工作实践中，衔接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一是地方有关部门以人员紧张、没有经费、没有交通工具为理由，不到监狱来接，监狱也无法制约，尤其是跨省的“接”很难落实到位。二是监狱的“送”，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政策依据。有时候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送回，地方司法行政部门也不接收，个别刑满释放人员亲属因罪犯服刑期间的“工伤”问题、疾病治疗问题纠缠，甚至围攻民警。三是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拒绝“接”和“送”。该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已经刑满，是自由公民，“接”和“送”是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感到很棘手。(二)罪犯释放后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帮助安置生活与新时代要求不吻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业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增就业人员的就业主要靠市场调节。无论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还是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都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解决，政府不会大包大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现行《监狱法》第37条“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的规定与当前的形势发展已不吻合，需要在修改《监狱法》时给予重新规定。2．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少、功能不足。近年，各地在落实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就业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其中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探索建立“过渡性安置实体”。但从总体上看，“过渡性安置实体”建设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以县级为单位设立，有的地方落实到乡镇(街道)的司法所设立，还有的地方仅仅写在文件上，实际上并没有组建起来。二是运作不够规范。已经建立的“过渡性安置实体”往往挂靠在某一个企业，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热心此项事业，会主动积极配合安置帮教部门的工作，如果是上级领导的“一厢情愿”，实践中就会大打折扣。部分需要安置的刑满释放人员对安置不满意，也会很快离开该实体。三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按照有关规定，对“过渡性安置实体”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同时减免相关税收。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有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影响“过渡性安置实体”的正常运行。3．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罪犯刑满释放以后能否适应社会，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给予一定的保护显得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民间性质的保护组织，例如美国的“中途之家”、日本的“更生保护协会”、我国香港地区的“善导会”等，这些组织都是保护刑释人员的民间组织，帮助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生活没有保障的刑释人员，度过“危险期”，以逐步适应社会。2008年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建立了中国内地首家社区服刑、刑释解教人员(以下简称两类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阳光中途之家”属民间非营利组织，朝阳区政府出资为主，多方筹集资金为辅，采取民间机构运作、司法局监督指导的方式开展工作。“阳光中途之家”将整合并拓展原有的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和领域，为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提供宿舍安置、职业发展、衔接管理、暂时落户、心理咨询与辅导、生活救助、法律援助、释解前后辅导、法院社工服务、社区教育、家庭支援、社区帮扶、志愿者发展、理论研究与发展等多种服务项目。〔2〕类似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阳光中途之家”的机构在全国还有一些，但是总体上数量不足，功能发挥受限。4．前科报告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产生一定影响。前科报告制度，是指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我国《刑法》第100条对此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如实报告仅限于入伍和就业时，除此之外，不再有此报告的义务。多年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除刑满释放人员本身不具备相关的职业技能外，很大程度上因为曾经在监狱服过刑。实践中，如果刑满释放人员向就业单位如实报告，就可能面临不被录用或者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后果，大多数的人选择了不报告，这也使《刑法》第100条的规定形同虚设。“遵守法律(这条规定)不能带来任何利益，反而是可能的不利;不遵守却并没有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刑释人员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后果，试想两个条件相当的刑满释放人员去应聘一个工作岗位，一个如实地报告前科，一个则相反，在招聘单位或雇主不进行认真核查的情况下，结果很可能就是没有如实报告的那个人得到了该岗位，遵守规定的却得不到。因而，前科报告制度在实际中有可能造成社会信用的丧失，造成不公平。”〔3〕

三、完善罪犯释放和安置制度的对策措施

(一)完善罪犯释放的类型。我国现行《监狱法》仅仅规定了“服刑期满的释放”和“假释”。建议在修改《监狱法》的时候增加另外两种释放的类型:一是人民法院裁定释放。主要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冤假错案被纠正，“罪犯”被无罪释放;其二是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减轻了原判刑罚，实际服刑时间已经超过了裁定确定的刑期而予以释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2年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案件4553件，人民法院审结3093件，改判1630件2278人。〔4〕这些案件还不包括人民法院自己发现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这些案件中，就有裁定释放的案例。二是特赦释放。特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制度。特赦令由国家主席签发，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依法作出裁决，对符合特赦条件的罪犯免去其剩余的刑期，恢复其人身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进行了9次特赦。(二)完善释放相关流程。主要包括:一是要明确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目前法律规范对具体的释放时间节点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比如释放日期是6日，那么是6日的零时释放?还是24时前释放?从规范执法角度出发，应该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罪犯服刑期满或者人民法院裁定释放的，应该在释放日上午的工作时间内完成释放工作”。二是改革和完善释放路费发放办法。建议罪犯刑满释放时路费的发放采取“申请制”，对账上确实没有钱的罪犯，依据罪犯的申请，合理测算路费，原则上不得乘坐飞机，按照高铁和长途大巴等交通工具进行测算，并留有余地(考虑到中途转车或者赶不上车需要住宿等情况)。对账上有钱或者有人来监狱接回，或者监狱负责送回的，一律不发路费。上述做法需要从立法上作出规定，或者授权由省级监狱管理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规范。三是取消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刑满释放办理手续的规定。(三)加强特赦法治建设。一是要明确特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就适用对象而言，应将普通刑事犯纳入特赦范围之内，而且所有犯罪人，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无论初犯还是累犯，也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得到特赦。二是明确特赦的提请机关。特赦是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对什么群体的罪犯恩惠是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国家机关行使特赦的提请权。如果由罪犯提出，无法避免罪犯滥用提请权，国家可能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审查是否给予特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国家的司法成本。三是要完善特赦立法。我国的特赦制度立法应该包括总则(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特赦的概念、对象和适用范围等)、特赦的程序(主体、提起、特赦令、裁定、执行等)、附则(生效日期、解释等)。(四)完善重点和特殊罪犯释放衔接机制。一是要落实重点帮教对象的“必接”。对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评估出的重新犯罪可能性较大(高度以上危险等级)以及“三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人员，监狱要将相关材料寄送刑满释放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常住地)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安置帮教建议，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要落实在释放之日将其接回，并明确责任人做好管控和帮教工作。二是要妥善处理好特殊群体罪犯的“交接”。精神病罪犯刑满释放时要落实好“交接措施”，提前联系好其亲属或者监护人到监狱将其接回。艾滋病罪犯刑满释放前，监狱应当将艾滋病罪犯的治疗情况及时通报监狱所在地和罪犯原户籍所在地的疾控部门，做好“转介”工作，防止脱管失控。外国籍犯主刑执行期满附加驱逐出境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关于强制外国人出境的执行办法的规定》(公发〔1992〕18号)执行。三是依法依规处理好“释放难”。在监狱实践中，部分刑满释放人员释放时以服刑期间的“工伤”、疾病等问题纠缠监狱，要求给予巨额经济赔偿，甚至纠集一部分亲友围攻监狱，干扰正常的释放流程。尽管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对监狱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危害。在处理“释放难”的问题上，要依法依规处理，要在罪犯刑满释放前做好研判工作，协调户籍地相关部门以及监狱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确保矛盾得到有效化解，避免出现网络炒作。(五)重视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工作。监狱应该按照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做好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按照监狱的生产项目进行技术培训。刑满释放人员居住在城市的，在街道进行失业登记，符合相关就业政策的，按照要求选择工作岗位。没有技术的，纳入再就业人员培训计划，参加相关培训。鼓励和引导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并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家住农村的，原有的责任田(林)要归还刑满释放人员，继续落实承包责任制。符合升学条件的未成年人，要做到不歧视，落实就读措施。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第100条进行修改，重新调整“前科报告制度”，减少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歧视。“前科报告制度”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有利于用人单位掌握和了解被录用人员的历史和履历，但其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规定，可以考虑在《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六)建立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和回归保护制度。一要建设好过渡安置实体。要明确“过渡安置实体”的“过渡”性质，一般不能超过三个月。“过渡安置实体”要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支持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其功能要具备食宿、教育、培训、救助等，主要用于安置“三无”“三假”等人员，其间要通过多种渠道分流出去(如养老院、社会福利院等)。二是完善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刑满释放人员中失去劳动能力的或者收入很低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当地政府应该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三是建立回归保护组织。近年来，我国出狱人保护工作有所发展，“有的地区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为刑释人员服务具有公益性的社团组织，如陕西、辽宁、黑龙江、上海等地的回归社会协会、帮教协会或基金会，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5〕。从长远来看，各地都应该组建回归人员保护组织。该保护组织为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按照章程开展相关活动，致力于回归人员的保护工作，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参考文献:

〔1〕陈一新．严格依法做好特赦实施工作确保取得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EB/OL〕．(2019－06－30)〔2019－07－07〕．

〔2〕袁京．朝阳区“阳光中途之家”6月启用〔EB/OL〕．(2008－04－19)〔2019－09－08〕．

〔3〕莫瑞丽．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

〔4〕中国检察年鉴(2013年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506．

监狱法法律范文篇10

第六十六条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监狱应当设立教室、图书阅览室等必要的教育设施。

第六十七条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

这两个条文中含有要求监狱设立图书阅览室、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图书阅览室是提供书籍和报刊资料的场所，(1)文化娱乐活动的常见形式就是读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所以，设立图书阅览室和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目的，应该包括依法为罪犯提供接触大众传播的条件和机会。曾参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对该法第67条的释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释义者指出：“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强罪犯生活情趣、充实罪犯业余生活、活跃改造气氛，提高改造质量。因此，本条将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文体娱乐活动作为监狱一项法定义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实践中，罪犯文体娱乐活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监狱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球类、棋类比赛，成立文艺演出队，设立文艺活动室等，也可以通过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电影等开展不同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通过组织内容健康、活泼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乐，促进改造。”(2)

事实上，根据我国法规的规定，凡是以国家强制力将一定社会成员隔离于社会、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已决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应该为被依法隔离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适当机会和条件。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4）、《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1993年）等，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关押场所内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活动，必然经过执行刑罚的法律关系的过滤，从而在内容上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某些权利可能被暂停行使。例如，根据司法部制定的狱政规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规定，监管改造机关将对囚犯的媒介视听自由予以约束。该规范第30条规定：“按规定时间听广播、看电视。收听、收看时，坐姿端正，不准从事其他活动，不准闲谈走动，不准擅自开闭、选台。”第57条规定：“本规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进行评审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实施奖罚的重要依据，所有罪犯都必须严格遵守，付诸实施。”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第30条的规定，单纯强调罪犯行为矫止，而对分级处遇(5)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规定适用某一级别的罪犯也许是适宜的，适用各级别罪犯则显然过于严厉，不利于激励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触犯刑律而身处监管羁押场所的公民，其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之享有与行使将受到更多的约束与限制。

不过，有一点值得讨论的是，国内有关狱政管理的规范文件，通常将允许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单纯认定为一种加强改造，接受教育的手段。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罪犯只有在接受感化教育时才能享有这些处遇，当感化教育的施行者认为另一种方式更为有效的时侯，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的机会和条件就会随时削减甚至全部失去。笔者以为，倘若将改造罪犯当成确认其接触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唯一理由，则无异于否定了罪犯首先是作为一个具有基本人权需要的主体存在的事实。对于罪犯而言，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不应仅仅是一种与劳动改造并列的教育改造手段，而且应该是作为公民和人权主体基于法律及时代人权之要求，应当依法享有的一种基本处遇。

根据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先后形成的一系列有关囚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或公约的规定，罪犯人权的内容之一，就是“同外界接触权”，即不应将囚犯完全隔离于外部世界，而应注意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今后能够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7)因此，囚犯应获准在必要监视下，以通信或接见方式，经常同亲属和有信誉的朋友联络，同时，还应允许囚犯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使他们能够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获得健康的文化娱乐。比如，1955年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人权约法《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9条就明确规定：

“囚犯应该以阅读报章杂志和特种机关出版物、收听无线电广播、听演讲或以管理单位核准或控制的类似方法，经常获知比较重要的新闻。”(8)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上述囚犯权利原则，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亦有所体现。我国发表的第一份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指出：

“中国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1992年）也曾介绍：

“罪犯可以阅读报刊书籍、听广播、看电视，了解国内外大事，与外部对社会保持一定联系。”

“监狱、劳改场所均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备有政治、文化、文学、科技等书籍和各类报刊，供罪犯阅读，同时允许罪犯自费订阅报纸、杂志。”

国内的新闻媒体，亦对狱中罪犯的视听阅读生活时有介绍和报道。(9)所有这些针对服刑人媒介使用自由的限制与保留，无不体现了我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人道主义原则，同时也说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接触与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业已成为我国罪犯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处遇。

注释：

*本文所说的大众传播资源，泛指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面向公众提供的各种精神产品和传播服务。

(1)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107条第2款规定：“监狱和工业劳改队设立犯人图书馆，大队或中队设阅览室；农业劳改队以大队或中队单位设立图书馆、阅览室。图书馆要有选择地订购各类政治、文化、科技和文学艺术等书籍。阅览室要选订各种全国性发行和本地区发行的报刊杂志。并允许犯人自

费订阅有利于学习改造的书报杂志。要办好墙报、黑板报。有条件的劳改单位，还可以办《劳改小报》或专刊。”上述规定可以作为理解《监狱法》第66条有关设立图书阅览室事项具体内容的参考。

(2)参见孙琬钟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全书》（第3卷），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2384-2385页。

(3)在监狱法的研究中，“囚犯”概念的指称范围比“罪犯”更广泛。前者一般泛指广义的监狱关押对象，其内涵是被国家强制力通过特定设施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与社会隔离的人员；其外延包括：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之罪犯，被逮捕、刑事拘留之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处以治安、司法拘留者，被劳动教养者等。而后者仅指已决犯监狱的关押对象。（夏宗素、耿光明、冯昆英：“新中国监狱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监狱学刊》1999年第5期，13-14页）

(4)《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35条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设置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运用电影、电视、广播等进行辅助教育。经常组织劳动教养人员开展文体活动，编写墙报，自编自演有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第8条第2款规定：“每天要让收审人员听广播、看报纸。有条件的可以设立图书室或阅览室，还可以组织收审人员看电视。”《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42条第2款规定：“看守所应当组织人犯收听广播，收看电视，阅读书报，进行时事、政策、法制教育，活跃生活。”《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强制戒毒所应当组织戒毒人员收听广播、收看电视、阅读书报、参观学习、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活动，活跃戒毒人员生活。”《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第51条规定：“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录相等手段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活跃劳动教养场所的文化生活。”

(5)“处遇”是伴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监狱法学范畴。刑事实证学派对刑事古典学派设计的刑罚体系对犯罪的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提出应对不同的罪犯实施不同的对待和矫治，不能单纯依赖刑罚来控制和预防犯罪。本文所称的处遇，泛指国家对罪犯所采取的监狱处置措施。

(6)参见夏宗素、翟中东：“试析监狱法律体系内规范的协调”，载于《犯罪与改造研究》1996年第1期，5-7页。

(7)参见赵运恒：“罪犯权利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4期，82-83页。

(8)刑法改革国际编写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详解》，对该规则第39条有以下的说明：良好的实践应当是一般都允许囚犯全面接触监狱外面所有合法的新闻媒体。对这一规则的例外应当仅限于保障拘禁安全方面的理由，如对有助于从拘禁中脱逃或在监狱暴乱的物品可以限制。为了治疗来限制接触信息不是良好的实践。治疗依赖于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系统的剥夺关于当前事件的消息从理性上不能被看作是—种治疗的形式——特别是对于旨在保障囚犯释放后作为全面参与的公民回归社会的治疗措施而言。

根据这一出发点，第39条规则对监狱当局规定了一项附加的责任，即提供接触“较为重要的消息”的机会，甚至对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自己获得此类消息的囚犯也是如此。监狱图书馆中应当订阅最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允许囚犯订阅监狱外面各种合法的杂志是良好的实践。应当鼓励私营机构为贫穷的囚犯免费订阅报纸和其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