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论文十篇

政治社会论文篇1

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社会、科技制度的移植

直到1853年，日本和中国一样，同为闭关锁国的儒家文化圈国家。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大势，经过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不断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科技知识，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跻身科技强国行列。首先，古代至南蛮文化时期的科技状况古代至明代，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的一员，接受中国册封。五世纪，儒学传入日本。以祭祖习俗为基础，引进儒学、佛教要素，形成神道，三者形成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化改新后，除了不符合国情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外，通过遣唐使和朝贡贸易，不断从中国引进了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由蛮荒小国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强国。其次，从南蛮文化到幕末改革时期的科技状况日本把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基督教教义等称做南蛮文化。江户时期，虽因担心传教士传教威胁其统治而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允许承诺不传教的荷兰人长期居住长期出岛。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技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江户时期，将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等级森严，官职世袭。因未引进科举制度，士族以外的阶层即便熟读儒家经典也与仕途无缘。而对生计有用的西方科技颇受庶民青睐，为近代日本科技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但是，日本有260个封建藩国，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和各藩主手中，天皇是精神权威，关卡林立，自给自足、农本末商，科学技术被视为淫巧技俩，发展缓慢。1853年，日本被迫开港，幕府当局为维护封建统治，聘请法国人建军工企业，改革军制，设翻译局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各藩国也实施了一些西化改革。但是收效甚微，日本殖民地化趋势日益加重。再次，从明治维新到当今的科技状况萨摩、长州等强藩的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与列强交火惨败，认识到幕府仅引进西方科技而未进行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失败是必然的［1］。为了富国强兵，幕府统治，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实施四民平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殖产兴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西方启蒙思想书籍，实施了一系列振兴科技的措施。制定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一系列帝国大学、完善数理化学科建设，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科学技术，同时雇佣洋人培养科技人才，形成了完善的科研体制，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创建理化学研究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在给产业界提业技术的同时，培养了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一大批科学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输入型的，儒家的忠孝思想等封建残余成为天皇制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对外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掠取殖民地。德富苏峰指出“泰西科技发达与其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2］。日本近代的资本主义是个怪胎，科学研究也是为侵略政策服务的。二战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改革，放弃战争，走和平建国道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悉数接收，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科技立国政策，建立产官学合作的科研体制，重视基础研究。结果，日本诺奖得主频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近代中国科技滞后的政治、社会学原因解析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科技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直到近代，日本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科技水平上一直追随中国。但是，明代以后，中国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甚至也步日本之后尘。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为振兴科技进行了种种尝试，取得一些成果，但科技水平远远滞后于世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技水平未能使其摆脱列强奴役便是明证。近代中国科技滞后有着深层的政治、社会学原因。以下结合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情况进行分析。首先，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科技发展的要因。如上所述，近代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制订了振兴科技的政策，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促进了科技发展。鸦片战争后，清廷借鉴日本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的经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以促进科技发展。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政治社会改革中，派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允许学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给西学以合法地位，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都是中体西用，旨在维护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终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当时不存在反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阶层。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地主、商人都投资土地获得稳定地租收入，相互勾结剥削农民和佃农。地主、商人也可以买官跻身统治阶层。辛亥革命虽然了帝制，建立民国，创建大学和科研所，购置设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3］，知识分子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有很大局限性，未能建立统一强大的国家，对科研投入微乎其微，因此，科研进程步履蹒跚。其次，儒家意识形态以及科举制度阻滞了科技发展。儒家思想是君主专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意识形态，影响时期长，影响面广。封建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官僚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高。历朝历代皇帝为维持专制，限制贵族权力，引进科举制度，出身寒门只要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就能跻身官僚阶层。普天之下，无不把读诗书中科举作为毕生事业。儒家思想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4］，远离日常生活，不重视科学实践，讲究三纲五常，束缚个性和自由思维。农本末商，能工巧匠、科学家等属于手工业者，地位低，税务重，生活窘迫，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除沈括等几个例外，鲜有科学家载入正史。这种体制下，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进行创新。俾斯麦曾感慨道:“日本人在理解机械和大炮原理基础上开发出更优良的，中国人只想购买廉价品。”［5］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天朝定制阻滞了先进科技的引进。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是天下亦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即便外国有了先进科技，自恃天朝大国，对其不屑一顾。历史上外族政权多次征服汉民族，但是都最终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汉民族文化上没有断层［2］。因此，统治阶级认为西方科技值得学习，而其意识形态则无法和儒家思想匹敌。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带来了自然科学技术，遗憾的是仅有徐光启等极少数开明士大夫对此持欢迎态度，对西方科技的吸收远不如同时期的日本。另外，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外国先进科技很难进来。值得深思的是汤川秀树深受中国老庄思想影响，包括其他日本诺奖得主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几乎都是佛教徒，都信神道，自孩提时代起参拜神社，尊长爱幼、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虽然儒、释、神道本身和科学精神相悖，但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文化上的思想包袱，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远不及中国。再次，列强的压迫和内乱外环频仍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科研活动经费至微，惨淡经营。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沦为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关税不能自主，根本无力资助科研。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肆虐，既无资金资助科研，亦无安宁的科研环境，造成科技人才流失。1908年以后才废除科举制度，民国时期才出现科学建制的雏形，科学未能成为社会子系统，［6］科学家不受尊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的相当部分注入科研，除一、二战外，战争几乎都在国外进行，国内具备稳定的科研环境。日本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研究体制形成。［7］1912年废除一切与西方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赔款，掠夺中国原材料，抢占商品销售市场，获取了发展科技的充裕资金。除明治维新时短短一年内战外，其他都是侵略战争，国内环境稳定，适合科研。

政治社会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在民而不在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在君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在民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突破了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局限性，实行最广大的人民统治，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任何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任何一种本质要求都必须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反映和表达。

1949年，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经历数千年的专制历史，民主政治的传统极度缺乏，特别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加上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出现曲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治制度方面尚存在不少弊端，不仅难以保障、甚至会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认为，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自上而下授权，对权力缺乏制约，家长制，个人指定接班人，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不健全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为此，他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才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目标和重要任务。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提供了基础，而要实现这一理念，则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观点，更加突出了发展性和建设性。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是要改革，二是要发展。改革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发展就是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地位，取得了重要发展。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恢复和重建监督监察机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基层民主。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认为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有政治改革相配合，经济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因为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以制度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能够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巩固。为此，邓小平甚至认为50年后实行全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又风险性相当大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两次启动的政治改革都因学生运动而中断。其重要原因，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二是受20世纪一直延续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不考虑条件，缺乏规则和程序，只有抽象的理念没有明确的目标，强调冲突不讲妥协，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经历重大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以下三条路径运行：政治稳定先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先于民主政治。在这种经济优先的战略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突破，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与此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成效则显得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

领导和组织体制不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政治路线的贯彻必须依靠领导和组织体制作为保障。与政治路线的要求相比，领导和组织体制还不相适应，难以为领导人坚定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政治路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主要原因还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体制的影响，民主集中制往往成为集中民主制，权力来源于上方，造成跟上不跟下，甚至人身依附和跑官要官。

政府运行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计划经济时代是全能全权政府。实行市场经济，仍然以全权全能的方式进行经济和社会管理，以政治运动和政治承包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如发展乡镇企业，“逼民致富”。特别是政府管制权进一步扩张。从形式上看，政府不直接管理微观经济，但经过政府审批和管制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从土地、价格、出口、资金、贷款、项目等，都得层层审批。

权力制约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一方面管制权愈来愈大，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制约。传统的制约机制失效。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三严”：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严密的思想政治体系；严厉的群众政治运动。导致“不能、不想、不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能、想、敢有了主客观条件。能，就是经济社会多样化，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出现，政府管制的东西愈来愈多；想，即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意识支配，导致公共权力的资本化意识增强；敢，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权力资本化的行为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得不到相应惩罚。成本小，收益大；风险小，利润大。腐败的深层影响是造成统治的“信用危机”，即民众对领导的不信任，并由于社会不公正造就分子。

民主参与机制不适应利益变化和政治整合的要求。改革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需要通过民主参与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有效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整合，形成公共政策，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不承认利益的特殊性，缺乏利益表达的民主参与机制，政治整合困难，公共政策难以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越是社会底层，利益表达越困难。由于社会底层人数多，其利益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表达，则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即来自底层的冲击。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一样，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转变过程。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转变：

其一，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传统政治是个人统治，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但人民统治并不是每个人执政。这就需要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组成政党，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又分为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在中国是多党参政，这是由中国政党的特点所决定的。“党”在英语里是“Party”，带有“聚会”的意思，如同俱乐部，具有开放性。这是在民主架构下产生的党。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带有秘密结社性质，如“会党”，这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是在以暴力革命方式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特点是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一定的阶级，领导革命，并为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具有强烈的集团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是一种主义性政党。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政党因此成为社会的当然执政党。由于社会基本体制尚没有定型，革命胜利后仍然需要通过为社会指明方向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这就要经历一个“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到“以党领国”的阶段。所以，一党领导有其历史客观基础。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政党是在政治与经济基本分离以后产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载体。各政党在基本意识形态，如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分歧的只是具体政策，因此是一种政策性政党。在制度下，多党政治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分裂，反而是维护多样化统一的条件，因此，多党政治的存在有一定条件，不可照搬。但在一党制条件下，更需要政党及时实现自身的转换，这就是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变，即由统治秩序的者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其政党的功能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一是进行制度设计，推动社会发展；二是提供精英人才，保证制度运作；三是协调不同利益，进行政治整合；四是社会动员，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就要随着社会发展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既将社会的精英分子纳入其中，避免其成为体制外力量，又通过其制度和政策设计，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以满足。

随着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转换。在革命时期，没有取得政权，由党直接领导。革命后，由于巩固政权，党仍然直接执掌权力，直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好处是能够顺利的贯彻党的意志。但在政权巩固后，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直接执掌权力存在许多弊端。一是党直接面对各种社会矛盾，二是容易受到权力和利益的腐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党在制度设计、提供人才、协调利益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直接执掌权力；坚持依法执政，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里，有必要将政治统治与公共治理加以区分。政治统治指哪个阶级居统治地位，引导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决定政策，是操舵手、政治家；公共治理指对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过程，按一定目标行使相应的权力，执行政策，是划桨手，是事务官。党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为前者。

其二，从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经过革命建立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待建立，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治国。但是，随着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方式也应该由主要依靠方针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这是因为，执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设计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制度架构，将党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以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为国家法律是针对所有人的，并具有明确的预期性和规范性，由此可避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可以更有效的促进党的自身转变，使其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制度设计和落实；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并避免党成为少数人谋取特权的工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法治必须置于优先地位。一是可以防止特权和领导人随意性，二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大民主”，从而有利于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行法治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即司法独立。

其三，由精英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在由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主要依靠少数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阶段，社会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度比较低或者主要是动员性参与。但是，随着利益分化和依法治国的实施，社会大众将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政治将会成为大众参与角逐的公共领域，这就是民主化进程。邓小平认为，与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要一步步地前进。现阶段主要是抓两头，上头抓人大，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因为实施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人大立法和监督。现在将人大作为退居二线发挥余热的部门，人大代表主要是各级领导代表的情况，不利于人大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立法是一门专门学问。这就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扩大群众代表数额，完善人大选举制度。下头抓基层直接民主，通过基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培育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其民主技能，养成规则和程序习惯，为民主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从封闭性体制向开放竞争机制转变。中国特色的政治不模仿西方，但在政治运行机制方面应该改变封闭的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党内民主推进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者，本应该在民主方面走在社会前面。但由于政党体制没有及时转变，致使政党民主反而落后于国家民主，国家民主又落后于社会民主。这种情况与党的地位和民主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苏共解散值得深思的是党在危机面前没有党员维护，反而站在党的对立面。深层次原因是党的封闭体制造成权力逐级垄断，一般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必然造成一般党员与党的高层离心离德。一旦党的最高层领导出现问题，党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就需要加快党内民主化，开放权力资源，引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第一步就是事务官逢官必考，扩大政务官的差额选举比率。十六大报告对此有许多新的论述。强调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政治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 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 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 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 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 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 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 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 然界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是人们的 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结果，标志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而政治文明则 是人们在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 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

有关政治文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没有明确的定义，学术界的定义则较多。但笔者认 为，要给政治文明以定义，必须了解什么是政治和政治的核心要素。无论什么时代，政 治总是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并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 国家本身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 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1](P176)这就意味着，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表现，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人们就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建立、改造或治理国家，建立和改 革相应的制度，形成或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以获得理想的生活秩序。因此，政治文明 可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三个方面。

政治文明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为什么现在提出政治文明?这有其时代性。在 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社会，资源有限，为争取和占有有限的资源，政治更多的是以暴力 、专制、强权、野蛮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的富裕和现代化社会，政治文明是应有之义 。正是在由贫困走向充裕的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换言之 ，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

小康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理念主要是“道德国 家观”，即认为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好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 ”。为了过上幸福生活，需要建立国家，有国家的统治者。而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 国家的统治权归属于君主，因为君主秉承“天意”管理人事。君主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 绝对权力，国家权力为君主所垄断，根据君主的意志运行。国家根据道德规范治理，即 孔子所谓的“为政以德”。“政，身正也”。统治者只有身正，才能作为社会的表率治 理国家。

进入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形态发生了飞跃，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契约国家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首先 撕开了盖在政治外面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 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政治只讲目的，不论手段，因此是没有道德的。君主应如狮子般 凶猛，狐狸般狡猾。法国的布丹进一步将国家统治权归纳为主权。主权是统一的、不可 分割、不可转让的，具有绝对性和排它性。西方的思想家进一步认为，主权在民而不在 君。因为，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即天赋人权。人们建立国 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为此，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统治者 ，组成政府，治理国家。这种权力是可以收回的。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 理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通过一定方式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为了保证统治者不 滥用权力，根据功能将国家权力分割为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相互制衡。为了使不 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得以表达，实行政党竞争。各个政党通过选举制执掌权力，进行公共 治理。政府、政党及所有人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实行法治。

由此可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两种政治文明形态作以下比较：

专制政治：天赋君权　主权在君　绝对权力

政治垄断　道德治国

民主政治：天赋人权　主权在民　权力制衡

政治竞争　依法治国

近代以来产生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对由资产阶级创造 的民主政治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 级分化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 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 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 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P170)马克思 主义的国家观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提供了思想武器。

政治社会论文篇4

费老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存在地方自治的政治传统，董建辉教授也认为从秦汉至明清，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组织就一直在基层社会实行一定程度的乡村自治。这种自治就是政治双轨中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由于费老对于传统双轨政治的论述比较“美好”，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误解，为此费老写出了“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认为这一传统双轨政治有其存在的时代性与客观性，在当代的体现就是民主和宪法。中国传统双轨政治尽管离不开其专制的本性，但是也“误打误撞”具有了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子与形式。在当代，构建民主社会的“双轨政治”，就要用宪法和民主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体现人民的意志。费老在论述双轨政治时特别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自治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地方自治的形成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古代中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专制皇权“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涉及只能交由地方负责，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皇权奉行无为主义。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出现困境的主要表现就在于政府管的范围太大、事情太多，因而出现管理疲惫、低效率等管理不善的现象，这与费老六十年前论述的行政低效率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已过去了六十年，我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参照费老的论述，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对现代依然有价值的论述。费老认为当时政府的行政管理与政治体制冲击了我国传统的双轨政治格局，割裂了地方自治单位的完整性，造成基层民众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从而阻碍了民意的反映，造成政府政令推行的艰难，出现了行政低效率的现象。诚然，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困境并非全然是上述连锁原因，但是两者在制度设计的缺陷上却有着共同的缘由，而更进一步来讲，这种制度缺陷更多则是体现了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忽视与误解，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与实践没有结合中国国情的缘故。

(一)建筑在基层自治基础上的共同文化与社会管理

费老在“基层行政的僵化”一文中提到，中国自古就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最多到知县这一级，地方有着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地方自治团体被地方民众赋予权力，因为其负责事务主要是因着公共的需要，同时担任地方自治团体领袖的人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因而这一团体的办事效率相对较高，因着熟人社会的背景，这一团体在解决地方事务方面同样很有效果。由于时代的变迁，超过地方性事务的公务日益增多，同时为了构建民主政体，当时的政府企图通过推行保甲制度，以此作为基层的自治单位，从而建筑起一条公开的自下而上的轨道。费老认为这一制度设计初衷固然很好，但是却忽略了一点，“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单位必须根据生活单位”。费老认为无论是地方团体自治还是保甲制都是为了解决地方事务、服务民众生活的需要，但是保甲制以一律化的数目为原则则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格局，实则不利于民众的生活。这一点对当前的社会管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性。有着共同文化或者较高认同度、归属感基础的生活共同体，方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比照当下，我国各地蓬勃发展的社区建设，也是追求整齐划一的设置，却忽略了原有的居住区的地域范围与居住文化，强行将不同的生活单位进行拆分合并，组建新的居住单位。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各城市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行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的策略。但是农民的集中居住并不是按照原有的村落为依据来划分小区，而是按照社区的规划、容量以及动迁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安排农民的入住，因而一个小区里居住的可能是来自不同村镇甚至是不同区县的动迁农民，这就打破了农民原有的生活单位、熟人网络，造成了居住区人际交往与社区文化的疏离与缺失，难以在短时期内培养动迁农民对于居住区的认同与归属。当前苏南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动迁农民集中居住区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与矛盾，对社会管理与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与压力。无论是六十年前的保甲制还是当代苏南各地一刀切的集中居住模式都犯了忽略民意、忽视生活文化的错误。这种强归属感、认同感的共同文化的形成在费老那个时代是源于熟人社会在职业、地域、亲属联系等方面的相似性、相邻性与紧密性，在现代这样一个高节奏、多元化的社会，要培养类似缘起的共同文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两者有着一个可以互通的根源———那就是利益相关性。将一定地域内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交由民众自我决定(也就是地方自治)，这样便能调动民众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建立地域内民众间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构建区域内的共同生活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做到维系地方稳定、实现良好的社会管理，关键就是:践行基层自治，由民众自我管理自我决定地方公共事宜，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文化。

(二)基层自治的民主性与社会管理的高效性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时代的变化以及传统的地方自治与现代地方自治的区别。需要廓清的是究竟为什么必须得地方自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政府无力干涉吗?事实并非如此。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是世界上管得最多最全的政府，这种政府统包一切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被打破。所以说，当代我国政府的行政指令直达居民家里是有史可寻的。费老在文章中提到民国时期因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及民主政体的建设，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发挥更多的政府职能，而且交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政府是可以逐步实现政令深入居民家中的(比如保甲制的“成功”推行)，但是费老却认为即使有这种可能性，在实施时却要谨慎和进行更深的思考与研究。费老在文中的结论是比较“规矩”的，但笔者以为费老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对这种政府行政指令过多干预民众生活的不认同。这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过多干预并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反而“越帮越忙”，“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需要地方自治呢?费老对此所做的解释主要侧重于民主政治的需要这一角度。费老在论及我国传统的双轨政治时，就对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浓墨重彩，尽管费老论述这一制度的背景是专制制度的维系，但是笔者以为对于现代社会也是不无借鉴的。费老认为中国以往的专制政治有着两条防线，来防止暴君的出现，其中一条就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以软禁权力使其不出乱子，费老认为这种制度所要起的作用类似于西洋的宪法，但西方的宪法则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来使其逐渐向民意负责;另一条防线就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是民意的反映，在古代中国的体现就是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的事务则由地方自行负责。费老称这种政治双轨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接着，费老就这一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的运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通过这些描述可以发现地方自治的独立性与对政府政令的巨大影响。尽管这一地方自治是靠着社会关系而存续的，稳定性弱，但终归是起到了维系地方管理与安定的作用。因为有着这一直通中央的制度的存在，民意得到反映，政府涉及公共事务政令的最后推行经过了地方民众的检验，如此上通下达的政治形态保障了政府与地方民众的相安无事，最终实现了社会的善治。比照当代社会，基层自治除了是保障民意的上达以外，在现代社会更是民众民力的体现。所以，地方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民利，保障民众与政府协商及反映意见的权利，从而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与权力的滥用。首先，费老在文章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自下而上轨道的重要性，费老提到:“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看得很清楚，其实即使是在所谓专制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也是如此的。如果这双轨中有一道淤塞了，就会发生桀纣之类的暴君。专制政治容易发生桀纣，那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轨道是容易淤塞的缘故。”［在这里，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费老都强调了这一制度的巨大作用，并将之提到了政治存续的重要地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应该重视构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是中央集权和基层自治相结合的政治结构。列宁也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制，相反地是以必须实行自治制为前提的。”这一传统的政治轨道投射到今天就是民主，传统的“民主”是不稳定的消极的民主，而我们当代所要构筑的民主则是积极的民主。如费老所说: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契约，订立契约的是政府和人民，民主则是表达人民意见的方法和代表民意的机构，要通过宪法和民主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次，历史的经验表明，基层自治也是高效解决地方事务、服务民众、分担政府管理压力、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的最佳路径。前面提到共同文化对于区域管理的重要性，同时也证实了这样一个定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行政管理有着滞后性、盲目性与缺能性。人类社会历史也表明，由于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致使任何时代的国家统治者，也不能完全做到独占所有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客观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由国家以外的社会组织或私人分担。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形成的、在以后不断发展的城市行会组织和行会制度，中国从唐宋时代开始、到清代在城镇盛行的行会组织及制度，都在政府的授权或默认下承担着一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如上文提到的保甲制的推行，制度设计者没有征求地方民意和考察地方实际就盲目推行这一政令，破坏了运行较为良好的地方自治，严重妨碍了地方公共事务的解决，结果反而影响了地方民众的正常生活。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社会管理历史表明，“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尽管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决定着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涉及具体的地方公共事务时再强大的政府也不一定能够尽到责任。具有地方性、复杂性、利益多元性与繁复性等特点的地方公共事务不是政府的一纸行政命令能够处理与解决的。既然政府无法解决，那就只能交由地方民众自行解决。减少政府职能回归政府本色，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也是我国近些年来一直倡导的发展策略。但是政府对于地方民众是否能自行解决地方公共事务一直存在着疑惑与怀疑。实际上在解放前，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就存在着不同的独立或半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其中尤以农村的自治组织最为丰富和典型，最主要的构成形式是以宗族、村落等为基源形成的自发性自治组织。城市里的社会组织则主要包括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同乡会等。同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信仰组织。上述社会组织在整个国家及社会的治理中均担负着各自独特的功能，占据着一定的治理地位。费老的论述同样也证明了中国一直有着很好的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民众是能够很好解决地方的公共事务的。再次，发展基层组织的自治活动，是使中央的各项重要决策，能够因地制宜地贯彻实施，避免大的失误的重要保证。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这种千差万别的情况决定了各个地方基层的经济、政治、文化组织在传统习惯、活动方式以至思想文化素养等各方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所以，过分的集权不是出现一刀切的偏差，就会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只有赋予地方和基层组织以更多的自治权力，才能使它们及时准确地掌握有关自身和周围环境方面的信息，增强应变能力，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统一的路线和政策，把决策建立在全国共同规律和地方特殊规律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再从我国社区建设实践来看，社区自治组织在承接政府公共职能社会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有利于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我国为实现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政府转型，在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剥离给社区自治组织去承担，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职能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宏观调控的转变与创新。第二，有利于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与传统单位制体系不同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社区自治组织逐渐成为社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和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上传下达”，发挥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第三，有利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社区自治组织扎根在社会基层，以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为主要宗旨，以公益性、服务性、非营利性为基本特征，和社区居民群众联系密切，在消除贫困、尊老扶幼、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满足了社会成员多样性和多层次的需求，推进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是一个庞大的事业体系，社会自治功能的增强对实现创新社会管理至关重要。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因此，社会管理需要民众的参与，更需要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介入。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更好地解决地方事务服务民众，就需要动员民众实行自治，建立真正的基层自治组织，推动其他社会组织的发育，构建完善的地方自治体系，以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实现民众的自我管理与服务。

(三)以社区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自治组织的发展

当前基层组织自治的主要代表机构就是社区居委会，但当前这一机构的行政色彩过浓，类似于民国时期的保甲制，不具备独立性，不利于民意的反映。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与自治组织应该是两个平行的治理主体，两者的关系在法律权利义务规定的前提下是平等的。必须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明确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指导与协助关系，减少社区自治组织对政府的过多依赖，夯实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基础。同时政府应以上升到稳定国本的重要程度来认识建设真正代表社区居民的独立的社区居委会的重要性。倡导社区居民自治，对于居民来说，运用群体的资源、力量、智慧来解决社区内与自己生活工作等有关的事宜，同时以独立的主体、团结的群体来与政府打交道，维护社区居民的权益，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对于政府来说，将地方的公共事务交由居民自己解决，可避免政府管不过来又管不好的尴尬，同时自治组织的发展也为民情民意的倡导提供了通道，作为一种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机制，有利于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实现社会稳定;再者，由社会组织来解决社区服务与管理问题，在资金、人力等资源方面有保障，同时也做到了较广的覆盖性，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与负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在当代中国，发展公民社会，必须同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作用。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工作，支持和保证群众自治组织行使权利。党组织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所形成的强大的社区动员力，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高社区自治组织的相对独立性，改善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并不是说党组织对社区的任务都进行直接的领导和管理，否则与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相违背。党组织主要在思想、组织、工作等方面给予社会组织以指导与帮助，彼此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社区自治组织依然可以保证其自主性与独立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

二、结论

政治社会论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1999年省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利益的得失必然会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乡镇政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大流或应付〔8〕。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从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前者是讲“为谁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前两个“统筹”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政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感。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79.

〔9〕王景花.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2000，（11）.

政治社会论文篇6

1．1政治文明的含义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历史范畴，政治文明在人类一步步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他随着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发展不断的向前推进。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文明是人类不同利益集体不断斗争和改革妥协中形成的果实，是人类政治智慧所形成的良好的结合体。人类文明三位一体，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约和促进该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那么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关系到政治文明能否更好的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促进作用。

1．2古代的政治文明夏朝的建立，中国从“公天下”走向了“家天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国家开始逐步完善法律，设立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封建王朝历经商周之后，在周朝末年，战乱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封建社会土崩瓦解，战国末年秦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中国进入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中央围绕着两条主线，其一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其二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制度改革，当然其中夹杂着笼络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威慑边疆少数民族地方的民族政治政策。古希腊雅典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精华，经历专制王朝的中断后。雅典形成了超前性的民主政治文明。他的超前性体现在人类文明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内涵，他已经开始形成了足以让两千年后，都为之羡慕和震惊的民主形式，他极端的强调个人主义，尊重每个人的权力，每个人都对城邦有重大事物的表决权。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给予他前进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被时代淘汰。不过优秀文明总是如深地草根，一旦社会真正形成该文化的基础，这种政治文明将是另一种姿态重新出现。

1．3现代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源起于1215年的《大》。”“其后在西方几百年权力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胜利。现代政治文明的内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要素开始融人到这个社会。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端。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良性的政治文明开始逐步形成，并且在后来历次的会议中，为政治制度的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政治文明开始稳定向前。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2．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困境

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所能容忍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已经预示着社会主义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脱胎而出，苏联经历了自身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社会主义苏联在混乱中开始稳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面积的形成，应得益于二战中苏联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遍地开花，这正是应对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那句结论性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之初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后来慢慢的举步维艰，制度僵化，政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的矛盾在1989—1990年爆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也应对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评》中的“两个绝不会”，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没有到达那种程度。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文明的建立，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2．2之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让人心有余悸

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2年中，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十年，让所有取得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被破坏的体无完肤，政治文明建设几乎倒退。担心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成为了有政治意识的广大群体最大的心结，当然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应该也成为了我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符合历史发展

3．1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以彰显资本主义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血和泪的扩张。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圈地运动、早期的海盗运动、对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这些种种行径为了成为财富贵族，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为了扩大市场，进行殖民扩张，发动对外战争，把落后25l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地，给这些落后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现今社会下资本主义打着“人权”的政治旗帜，实质是扰乱世界安宁，推行自己政治模式的暴行之举的倾向。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效率，同时也提倡公平。

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进入了良性循环

在十三中全会公告中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政治就进入了—个良性发展圈。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的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最初的推行改革开放到日益重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从司法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将更多的权力直接赋予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在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从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硕果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都证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时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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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依法治国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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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代化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标志着将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已成为全党的共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由此产生三种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明确指出政治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能被随意删除或刻意回避。

我党第一、二代领导也有过包含政治文明的论述，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指出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十五大报告则再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政治文明被第一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并列，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预示中国共产党已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长期的、根本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必将并驾齐驱。政治文明这一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提出，是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赋予的个性特征。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这既揭示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所内涵的普遍价值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展现，同时又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特点，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证。现代政治大都是政党政治，离不开政党的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西方多党制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以人民民主为立国之本，依据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民主理论来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向前进，真正全方位地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以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法制保证。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思想提升为依法治国的战略，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它既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顺利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使人民广泛的民利和自由得到法制的确认和保障。

总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伟大实践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决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民主制度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志在“5·31”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民主政治如果缺乏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以保障其充分实现。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的惨痛教训，在党的建设方面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制度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就是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水平，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达到预期的目标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1]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建构[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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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历史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形态有过多种理论描述，但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划分方法有如下两种：一是通常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二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第一种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在人的存在方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表现为人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即“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部分”[1] (p.474)。在共同体的连接方式上，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社会的形式上，第一种社会形态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自然经济社会，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首先，表现为高度发达的分工和交换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其次，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人的表面上的独立性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其典型形式。

第三种社会形态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产品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的物化现象将不复存在，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形态论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并由经济形式所决定的。以生产力和人的分工交往为尺度的五大经济形态论和以人的发展程度为尺度的三大社会形态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区别只是分析社会发展的视角或者说标准不同，三形态论是从人的视角即“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2] (p.229)的视角，五形态论从社会的视角即“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2] (p.229)的视角；三形态论以人的自由发展度为标准，五形态论则是用生产关系的标准，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完全一致和统一的。“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一是客体角度，即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入手，考察物质生产同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关系体系即社会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从主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的不同发展状态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3] (p.65)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是以生产力作为根本尺度的。实际上，生产力的标准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其他几种划分的一致性的根本尺度。

二、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

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艰难探索。人类的童年，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渐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正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使“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生产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4] (p.170)可见，国家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国家的产生又是社会职能分化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独立化的结果。“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同样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4] (p.700-701)因此，国家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政治组织，这是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如果说阶级统治是国家特有的本质，那么维护公共利益并进行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包括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和国家形成后的社会的共同本质。[5] (p.250)因为“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利可能极其微小，几乎若有若无的”，但它确已存在，而且在国家产生以后，“这种公共权利在每个国家里都有存在”。[4] (p.171)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 (p.176)，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开端。因此，原始社会人类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政治文明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政治文明的形态，原始社会的末期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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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政治文明/原因/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2002年的“5.31”讲话，江泽民同志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加以阐述。同年7月16日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江泽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新论断。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是我党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的理论创新，符合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认清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基础，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完成历史所赋予的重要使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科技革命和生产日益国际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正在向国际化和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发展。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加剧了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经济全 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公正、不合 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P1)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实 力企图控制和垄断国际事务，千方百计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经 济模式。它们打着“经济一体化”的旗帜，要求全世界都按照它们的模式实现绝对的自 由市场经济，同时，通过推行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严 重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二)加深了国际社会 间的互相依存。经济全球化使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 起，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同时也要求世界各国都必须 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各国经济行为须在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的前提下进行。特别 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经济行为更需要遵守成员国的共同约定。经济上的 改革必然要求政治方面作相应的调整。政治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必须依法确立，在宪法 和法律中得到确认；民主政治也必须依法运行，并由法律保障。这就意味着在加入世贸 组织后，作为政治文明重要标志的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将会加快，法制环境将会得到进一 步改善。这些都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中国政府不仅在国际贸易中要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在国内制定相应的法规时也须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前提和参照；不仅要根除长期积淀的计划经济的观念，而且政府的意识和行为也必须受到明确的制约。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纳入市场化、法制化的轨道，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都要与法制、民主联系在一起。封建的、专断的作风应彻底加以摒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明的整合与竞争”，“全球化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同价值”。[2]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是各国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一种全方位的比较和竞争。”当前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和单极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仍在继续斗争。”[1]而一国政治文明的薄弱或缺失，都将无法抵御来自它国的挑战。在我国，没有政治文明，就无法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优越性，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也将难以取胜。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一基础去抽象地谈论高度的民主政治只会产生虚幻的梦想。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论述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经济条件。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明，经济永远是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它写入党章，正是建立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一)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实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到2001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 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比1980年实际增长了5.36倍。[3](P51)1978—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快6个百分点，是全球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3](P929)在实现了前两步发展目标之 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发展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基础，同时也 提出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任务。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 社会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关系的市场化，即所有经济活动的主体都通过市场发生联系，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中，全部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市场经济又是法制化的经济，一切经济活动方式和关系都以法律形式来规范，所有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进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和科学的法制基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其相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正是适应了这种发展要求。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导引，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误入歧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体现在：

1、促使人们转变观念，不断增强民主意识，把推进民主建设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使人们摆脱了在封建时代的人不能主宰自己而只能把命运寄托于他人的奴化地位，开始确立民主观念，利用民主武器来保障自己各种权利的实现。市场经济由于其由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而不是政府或个人行为，因此，它极大地培育了人们的平等、自由、自主等意识，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分析和政治活动能力，为政治文明建设创设了主体条件。

2、市场经济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市场经济运用体制手段合理调节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一方面为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客观要求，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文明，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只有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才能保障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市场经济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文明的法制化进程。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倾向为政治文明的法制化提供了前提。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秩序是指市场主体活动的制度框架，它具体体现为有关的市场法律和各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完善的市场竞争法律体系是保证有序市场竞争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规范化的、高层次的现代市场经济，更需要有完善的法制体系来维护其正常运行。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才能维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法制化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在为政治文明的法制化提供基础的同时，也向政治文明提出了健全法制的要求。没有政治文 明的法制化，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终将难以持久。

4、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不断提高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经济，人们要掌握它、适应它，必须具备终身教育的理念和行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自身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能力。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水平，与该国国民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市场经济一方面对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创造了必要条件。它给人们提供了大量自由支配时间，可以使人们利用这些时间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培训。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制定、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建立等就 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成果。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国 家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人又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付诸实践，逐步完善了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当然，期间也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歪路，民主和法制一度遭到了践 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重新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开展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恢复了长期遭到破坏的民主和法制。1989年，江 泽民第一次提出了“法治”概念。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作为一条根本方针 写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内在联系作了深刻的阐述。与 此同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践——村民自治开始在我国实施。1980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果作村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1982年，村民委 员会作为一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取得了它的合法地位。从此，村民委员会开始在全国 普遍推行。

但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改革推进，都仍存在着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在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和某些具体环节上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体制方面都还不够成熟。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政企职能不分、缺少权力制约等现象还在不断滋生和蔓延。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操作规程方面 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村民自治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与农村经济 日益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形势相违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已成为 当务之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

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在矛盾的斗争和解决中得到实现的。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定的生产力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并为它服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并受这个规律的制约。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同时，又不能放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要把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又应十分强调政治文明的建设，引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三者缺一不可。只有把三个文明都搞好，才算真正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从三个文明的内在统一性来看，也必须把政治文明建设摆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三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所谓物质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进步的成果。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离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将会失去其存在的条件和土壤。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存在和发展的方向与保障。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其核心内容是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法律作为保障，否则，它们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逐渐趋于完善时期，更需要体制的规范，需要制度和法律作为自身发展的后盾。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法制经济、制度经济，失去法制的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将会成为一只无头鸟。精神文明也是如此。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所谓精神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它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两方面。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建立在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之上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尤其如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当然，这些财富又必须是合法的收入，因此，又有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次，三者共同构成社会文明的内容。所为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成果和财富的总和，它是一个统一体。在经济领域中创造的财富，称之为物质文明；在政治领域创造的财富，称为政治文明；在文化领域创造的财富，称为精神文明。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积累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进步程度和社会发展状态，这三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成为人们评价社会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们共同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在动态过程中来描述其本质规律的。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这五个都是动词，说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来看，其中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除了法制建设以外，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等内容。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内在要求。如果还存在剥削、压迫现象，还存在人欺人现象，还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将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目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光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有其政治意义。只有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才有政治上的平等和民主。这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文明的发展，首先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而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江泽民曾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6]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也离不开 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不搞上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将 难以达到。

参考文献

[1]李景治.“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走向[J].国际论坛，2001，(6).

[2]包心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选择[J].文史哲，2002，(6).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