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技论文十篇

地理科技论文篇1

关键词：科技论文 写作一、一般概念

1 论文的概念及分类

（1） 论文的概念

科技论文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成果的科学论述，是理论性、实验性或观察性新知识的科学记录，是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新成功的科学总结。

科技论文是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主要载体，是获得科技信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2） 论文的分类

科学——从理论上解释自然现象（规律）“是什幺”和“为什幺”，提供新的事实、理论和概念，为技术的发展开拓新的途径。

技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回答“做什幺”和“怎幺做”。

根据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论文表达的内容，科技论文分为学术（科学）论文和技术论文两大类：

①学术论文：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

②技术论文：创新性技术（产品、设计）论文、新技术应用性论文、试验性论文。

2 论文的特点

科技论文是对创造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的科技写作文体。因此，科技论文既具有一般议论文的特点，论点、论证、结论构成，又具有与一般议论文不同的特点：

a) 科学性和准确性。

b) 学术性或理论性。

c) 创新性与独创性。

d) 规范性与人工语言符号（图表、照片、公式、化学等）的应用。

二、论文写作的意义

科技论文的写作是科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

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技成果的重要标志）

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利于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

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利于进行学术交流和人才的发现

著名物理、化学家法拉第的名言“科学研究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开拓，其次是完成，第三是发表”。科技论文写作是一切科技交流（研究成果、技术发明、科技信息）的基础，不论是对国家、单位还是个人来说，其意义都是现实而有益的。

三、论文的格式和要求

基本要求：学术性、真实性、逻辑性、规范性

格式：科技论文的组成部分和排列次序（格式）为：

标 题

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地址）

摘要

关键词

① 引言

② 正文论述正文部分

③ 结论

④ 致谢（必要时）

⑤ 参考文献

1 题名

即标题、题目、命题等，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摘、索引或提录等情报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拟定题名的要求：简明、准确、恰当、完整。应注意：

(1) 准确性。恰如其分地反映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常见的毛病有：

一是大题名，小内容。如：“……地区降水量特征研究”

二是不注意分寸，有意无意地拔高。如”……对……的作用机理(影响)”

三是标题一般化，没有特点。如:“……水文站水位～流量关系分析（探讨）”——“……河流水情特性分析”

(2) 简洁性。即在能够准确反映、清楚表达“最主要的特定内容”的前提下，题名字数越少越好，便以记忆与应用。 ——锚杆档墙的设计与施工

地理科技论文篇2

【关键词】民族科技文化 政治理论 创新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政治理论的发展和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政治理论也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创新，才能适应中国迅速崛起的大趋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来探讨民族科技文化和政治理论的创新。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地理科技论文篇3

科学技术不包含价值标准,其作用效果取决于由谁掌握科学技术并服务于谁。“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由于科学技术的工具性质,不可避免地使它产生双重效应: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既可用于为善的目的,也可成为作恶的手段。这种性质相反的双重性所起到的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他们如何和为什么要应用它。的确,从科技发展史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新的知识和新的实践手段,提高人们物质水平的同时,新的危机和不幸随之而来或加重,如环境恶化、暴力恐怖、掠夺战争等。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灾难空前的世纪。世纪初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大量科技的化身———武器、弹药被毫不犹豫地用于灭绝种族的战争实践,其负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充分暴露出非人性科技的反人类性。科学技术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安全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为二战画上了令人震惊的句号,至今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的末日随时降临的恐怖。人类挑战自然与未来的科技陷入沉重的危机之中,人们有更多的理由怀疑其对人类的意义。一位德国科学家曾说过:“科学本身并不值得我们害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这一点很重要。科技危机的根源在于科技丧失了人的意义,本身成了一切的目的,导致人的价值被遗忘直至被否定,造成科技非人格化和反人性的滥用。通过高校人文科学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有助于确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生命观和存在观,它与科技教育相结合,为科技摆脱非人格化提供思想基础,使之人格化、人性化,能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始终指向美好与至善,从根本上避免科技的异化。另一方面,高校人文科学教育能够为科技的发展、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发展只具有工具合理性,而不一定具有价值合理性。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更需人文的论证与指引。人类文明的极限———“克隆”技术一开始便引起各国政要的关注,提出诸多需论证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科技创新没有人文的规范终将葬送科技本身,科技对人文的超越必将毁灭人类文明。

二、科技认识活动需要人文科学的支持

高校人文科学教育为科技成果的整理和交流提供语言基础。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不利于科学成果整理与交流的,这势必影响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因为文字表述不清而使自己的科学成果不被人承认,或者有成就而没有给后人留下文字东西的科学家是不乏实例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确定了电磁感应定律。但是由于他文字表述不清,当时便没有被承认和应用,直到1873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电学和磁学论》一书中,将有磁理论表述清楚之后,这个理论才被承认和应用。麦克斯韦正是凭其特有的形象思维能力,明确简洁的文字表述,表达了电磁场理论,而在此领域超越了法拉第。特别是在今天,科技的多样性和广延性要求人们赋予它们文学魅力。否则,科学原理将是令人厌恶的。用清晰简洁的文笔、令人愉悦的形象和独具匠心的技巧把真理介绍给人们,会使之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传播。高校人文科学教育培养的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想象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导航作用和催化作用。列宁说:“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地质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想象,他能看到远古的恐龙、剑齿象,凭借形象思维他遍游千古、万仞,窥探地壳演变的奥秘。想象引入的外来新形象,启迪了达尔文对生物的本质规律的理解,他以树的形象去把握生物演化的谱系,进而用科学思维创立了生物进化论。

不仅如此,借助形象提升而成的抽象思维也仍然时时需要形象思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领悟到引力,昭示了形象思维对科学思维的激活作用。当然,抽象理论思维的内容更需借助形象思维表达。爱因斯坦在解释狭义相对论的“钟慢”效应时,用坐在火炉上和坐在恋人旁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时间流逝的不均匀性。科技活动决不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甚至要得助于灵感或顿悟思维。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科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1995年11月,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而精彩的分析,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者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特别是文学艺术教育)与科技教育相结合,发挥它们各自的思维优势,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极其有利于创造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为科技认识活动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定哲学观点的支配之下并实践相应的方法论。正确的哲学观给科技工作者开拓探索真理的道路,推动科学前进,而错误的哲学观则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的发展或将科学引入歧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本的科学方法。高校人文科学教育应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充分实现其科技价值。

地理科技论文篇4

关键词：SCIE数据库；扬州；统计分析

Abstract：For database from 2006 to 2012 collected by SCIE Yangzhou reg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hospitals of scientific papers，from the aspects of quantity，quality，subject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to explore the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academic situation，and puts forward management，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 on，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in the region more healthy.

Key words：SCIE database；Yangzhou；Statistical analysis

医学科研论文是记录医学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反映医疗科研机构影响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统计分析医院发表的科技论文，有助于了解医院的整体诊疗技术水平、医学科研水平，对促进学科发展、增强医院科研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科学引文索引）的扩展版，是由美国汤森路透科技集团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引文检索数据库，它收录报道并标引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科学等150多个学科领域约8700种重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信息。SCIE数据库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覆盖学科面广，源期刊筛选标准严格，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比较客观、定量和易操作的指标[2]。本文对SCIE数据库2006～2012年收录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旨反映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的科研现状及趋势，为推动该地区医学科研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资料与方法

选择SCIE数据库，检索字段选择地址，分别以"地址=yangzhou same hosp"、"地址=jiangdu same hosp"、"地址=gaoyou same hosp"、"地址=baoying same hosp"，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Review、Letter和Editorial，入库时间选择2006～2012年进行检索。结果筛选去除含有扬州名称但非扬州地区的医院，如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泰州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南通医院等。

2结果与分析

2.1各医院发文情况 SCIE数据库2006～2012年收录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的科技论文共计190篇，其中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和江苏省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最多占分别占论文的62.63%和23.16%，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江苏省五台山医院等8家医院在2006～2012期间相继有所突破，但论文的持续产出能力，参差不齐还有待观察。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没有，见表1。

2.2论文增长情况 2006～2012年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在国际期刊发表的SCIE论文190篇；前4年CSIE论文增长迟缓，后3年SCIE论文增长迅速，其中2010发表SCIE论文40篇，环比增长率高达263.64%，2011和2012年分别发表SCIE论文47篇和66篇环比增长率为17.5%和40.43%，见图1。

2.3 SCIE论文类型分析 2006～2012年，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在国际期刊发表科技论文共计190篇，Articles（研究论文）182篇占论文95.79%，Review（综述）4篇占2.11%，见表2。

2.4论文被引情况 截至到统计日期，有157篇论文被引（被引率为82.63%），累计被引1072次，篇均被引5.64次，H指数16。各年度间，被引论文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9篇发展到2012的48篇，年均增长率为32.18%；篇均被引次数方面，各年度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经过2008年13.64次高峰后，逐年梯减到2012年的1.79次，见表3。

2.5论文被引频次分段统计分 将被引频次按范围分成6段进行统计分析，被引频次比重最高的频段是1～2，49篇比重为25.79%，被引频次比重最低的频段是≥20，10篇论文，比重为5.26%，但累计被引频次293其比重27.33%，见表4。

2.6论文来源期刊分区情况 190篇SCIE论文刊登在168种期刊上，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SCI期刊分区表划分，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发表在4区期刊的论文最多，达92篇，其次3区期刊有72篇，1区期刊的论文最少仅有6篇（仅占3.16%）。从年平均增长率看，3区论文增长速度最快达45.10%，高于总体年平均增长率（36.96%），4区论文增长率21.93%低于总体平均增长率（36.96%），见表5。

2.7论文学科分布分析 SCIE论文的学科分类参照Web of Science的学科分类，2006-2012年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发表了190篇CSIE论文，几乎涉及了所有医药卫生类学科领域，其中最多的三个学科分别是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ONCOLOGY、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分别发表了29篇、28篇、24篇。本文选取排名前10的学科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

3讨论与建议

3.1各级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继续实施"科教兴卫工程"，依托基础好，科研水平高的医疗机构带动地区医学科技发展 2006～2012年扬州地区二、三级医院科研工作总体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SCIE论文增长迅猛，由2006年10篇增长至2012年的66篇，年均增长率达36.95%，这与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006年8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和人才战略工程的意见》简称"科教兴卫工程"。科技兴卫实施5年来，扬州市建成省重点学科共建单位2个、省重点专科10个、市重点专科60个，引进和培养博士96人，硕士478人，此外，有2人被江苏省卫生厅确认为"科教兴卫工程"重点人才[3]。回顾总结全市"科教兴卫工程"所取得的成绩，明确了解新时期卫生科技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规划目标，要以新一轮"科教兴卫工程"为载体，继续深入实施医学重点学科内涵建设与人才梯队培养战略，推动地区医学科技创新和进步。本文数据显示，江苏省苏北医院和江苏省扬州市人民医院是该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龙头，这些机构集中了扬州地区优秀医学科研人员，科研实力雄厚，代表着扬州地区的医疗卫生科技水平，对扬州地区医学科研发展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该地区可以依托上述强势医疗机构，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扬州医学人才高地，发挥其科研优势，聚焦力量瞄准公关既定目标，将该地区的医疗科技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2具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论文有所突破，但论文的总体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尽管2006～2012年扬州地区医院已有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但论文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根据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数据查询，目前扬州地区尚无一家医疗机构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进入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1%行列。发表在SCI期刊1区、2区论文分别是6篇和20篇只占SCIE论文13.69%。SCIE论文高被引情况不容乐观，具有高被引频次的论文（≥10）只有39篇（仅占论文20.53%）。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把提高论文质量定为科研发展的目标，可以依托该地区的优势学科以及重点实验室，抓住机遇，强化转化医学意识，为基础和临床构建互通交流的平台，以此促进提升医学研究，发表更多高水准的科技论文。

3.3加强区域内、国际间科研合作，对促进扬州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论文质量有重要作用 从目前扬州地区各二、三级医院科研合作情况看，多数医院科研合作仍局限于本院内部和扬州本地区域，与非本地机构合作论文数比例相对较少。扬州地区的医疗核心机构，应依托其高校的科研平台优势，积极开展区域内和国际间的科研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的学术资源，重视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的交流，积极开展机构间学术研讨、人员互访活动。医务科研人员还需要更多地加强与国际科技管理部门或组织的联系，利用组织的帮助，以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全方位国际合作交流局面，实现资源共享、资金共筹、技术互通、风险分担，更好地应对医学领域的挑战[5]。

3.4改进论文管理，促进高水平学术论文的产出 地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必须制定出一系列管理措施来促进高质量的论文的产出。鼓励引导科技人员向国际高水准的杂志投稿，采用有效的物质、精神奖励措施，在加大物质奖励力度时，注意拉开奖励档次，不搞"大锅饭主义"，对SCI论文按JCR分区或影响因子大小给予奖励。加强指导和督促课题申报工作，没有高水平的科研课题作依托，不能高质量地开展课题研究。树立为一线科研人员主动服务理念，积极参与和联合公关项目，主动了解课题进展情况和科研困难，给予及时解决，保障课题顺利完成，对高质量的课题论文，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协调英语专业人员对论文进行翻译，以便在国际SCI期刊发表。

参考文献：

[1]孙懿斌，林岚，王诚丽，等.基于科技论文产出的医院科研管理策略研究[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11，24（3）：162-171.

[2]崔林.南京理工大学SCIE论文产出状况与影响力统计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2，24（19）：108-112.

[3]《江苏卫生年鉴》编委会.江苏卫生年鉴（2011）[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312-313.

地理科技论文篇5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 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despite the obvious distinctions considering the perspe ctive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of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ng part icularly the disputes as to whe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urb harmony betwe en man and nature or they mean knowing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 whether they a re rational knowledge or irrational knowledge, and whether they are non-systemat ic, theori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or they are systematic, theori zed, and independent body of discipline.

key words: the traditional sino-western ideas of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distinction; 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 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 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 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 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 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 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 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 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 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 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 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 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 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 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 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 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 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 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 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 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 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 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 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 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 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 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 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 轻“ 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 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 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 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 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 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 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 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 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 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 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 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 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 “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 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 、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 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

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 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 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 。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 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 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 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 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 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 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 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 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 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 帮助 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 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 论，并 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 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 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 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 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 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 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 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 视 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 斥 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 儒、道 、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 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 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 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 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 (p25)。古希腊 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 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 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 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 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 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 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 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 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 ，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 、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 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 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 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 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 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 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 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 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 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 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 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 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 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 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 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 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 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 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 ，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 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 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 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 利于理论体系 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 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 ，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 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 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 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 ，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 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 ，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 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 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 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 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 ，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 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 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 ，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 ，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 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 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 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 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 立的研究主体、对象 、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 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 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 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 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 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 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 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 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 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 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 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 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 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 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 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 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地理科技论文篇6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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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8．

地理科技论文篇7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6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科技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科技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此，学术界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的新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充分展现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及理论纷争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溯源、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应然诉求以及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该著的出版在科技伦理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W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g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地理科技论文篇8

关键词：目的论；科技翻译；翻译方法

1、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技高速发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人们需要更快捷准确地共享最新的科技信息，社会对科技文献的翻译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文献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每种文献的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也不尽相同，在翻译的过程中，以目的论为指导可使译文在语言风格、术语运用等方面尽可能地符合原文的文体和专业特点。

2、目的论简介

20世纪70年代，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提出者凯瑟琳娜·莱斯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综合际翻译，即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方面都与原文对等，但在实践中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译文的功能特征。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三原则，即目的法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一种转换、一种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的，因此，翻译活动应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的行为。连贯原则，即语内连贯，要求译文内部必须是通顺连贯的，译文读者能够根据上下文理解译文的意思。忠实原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实现语际连贯，译文忠实与原文，风格保持一致，读者接收到的感受相同。忠实的程度取决于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按照以上三原则，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目的论中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用的策略、方法也不同。

3、科技文献特点及其在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

3.1、科技文献的文本特点及其翻译

在翻译科技文献时，实现原文和译文的目的对等，要明确文献的读者群，遵循功能目的论的指导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以信息等值、读者阅读效果相同为宗旨，按照原文的文本功能进行翻译，力求达到语际间连贯和语内连贯。

科技文献按照文本的正式程度，可大致分为三类：科学论文、科普文章、技术文本。科学论文的读者对象是学科领域内的专家，正式程度较高，文体较为严肃。科普文章的读者对像是普通群众，该类文章文风通俗，正式程度较低，有时会使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技术文本的读者群更加广泛，使用也更加普遍，例如维修手册、产品说明书、技术协议书等，此类文章内容言简意赅。科技翻译作为应用翻译的分支，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应注意目标读者的地位、态度和需要，根据翻译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3.2、科技文献句子特点及其翻译

翻译过程中，注意英语和汉语句法结构上的差异。汉译英时，要分析句子间的相互关系，选用适当的衔接语以体现句子或段落结构内在逻辑关系，以符合英文句子注重形合的表达习惯。英译汉时也要灵活处理衔接词，汉语注重意合，不用过多的衔接词也能表现句子间的关系，翻译时应注意调整，以使文章结构清晰，避免冗长累赘。例如，牛顿第二定律的一个推论：all freely falling bodies descend from the same height in equal time.译文1：一切自由落体，降落高度相同，则降落时间相等；译文2：一切自由降落的物体，从同样的高度，以相等的时间下降。译文1和译文2讲述的概念相同，但是就科技语体而言，译文1更具专业性，清晰明了，具有说服力，而译文2冗余字多，读来别扭，更像白话。

科技文献在句式的处理上应当严谨，中文句式和英文句式存在较大差异，为使译文符合译文读者的习惯，句式的转换成为必然。英文科技文献中不可避免的存在逻辑性强、结构严谨的长难句，这些句子修饰、限定和附加成分多，在英译汉时应注意采取适当的翻译方法。分译法是英译汉常用的策略，翻译英文句子，译者有时需要对原句做出较大的调整以符合中文的行文特点。例如将原文含有的较长定语从句、同位语从句以及较多修饰语的长句进行拆分，译成中文的几个语言单位。中文科技文献应多采用短句，以更清楚的表达科技内容，利于中文读者接受。而汉译英时应注意使用合译法，即将原文的几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加以整合，用一个单位进行表述。此外，在句法方面，由于被动句式更能准确地描述事物、表达客观事实，科技英语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被动语态句式，而在汉语中，更多时候使用的是主动语态，英译汉，就要注意将英文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无主句、判断句等。

3.3、科技文献词汇特点及其翻译

科技文献包含表示特定学科领域内概念和事物的专门用语，即科技词汇。科技英语的措辞简明严谨，用词规范准确。科技词汇的特点有：精准性、专业性、书面性、简洁性、客观性。精准性表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针对性极强的专业性科技词汇层出不穷，翻译专业性强的文献就必须了解该领域的专业术语，例如hydroxide氢氧化物，diode二极管，isotope同位素等科技词汇。在进行翻译时，为使语言精准就必须使用约定俗称的精确词汇。专业性表现在用一个专业词汇来表示特定的事物或概念，并且对于不同的学科而言常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引洪漫地”在林学中应译作“irrigation with torrential flood”，而在土壤学中应译作“flood warping irrigation”。为使精确性得到很好地发挥，各语言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基础科学词汇和专业技术术语。书面性表现在科技英语多用正式动词取代短语动词，正式动词更能满足科技的客观性，例如在正式英语中表达“由……组成”时用consist of替代be made up of，“消耗”使用consume替代use up， “吸收”使用absorb 替代take in，“转变”使用convert代替change。在进行科技文献汉译英时应使用正式动词。简洁性指科技词汇通常采用规范正式并且简明扼要的词汇，例如科技词汇中常包含缩略语，如地质英语缩略语中I表示电流（electric current）,DELP（Dynamic and Evolution of the Lithosphere Project）表示岩石圈动力学及演化计划,MF(Method of Multidimensional Fields)表示多维场法。这些缩略词在地质学科内是通用的，专业人士交流使用这些词语，可以使表达更简洁。然而在翻译这些缩略词时应注意译文的读者群，如果是科普类文章，专业性过强的缩略语则应按照专业含义进行翻译，恢复其词组全称。客观性，不言而喻，科技文献向世人传达客观的自然科学现象，要求形式与内容相一致，尽可能排除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用词和表述。

3.4、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科技文献大多表达客观事实，逻辑性强，结构严谨，信息含量高，措辞精确，言简意赅。目的论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为提高科技文献的翻译质量，译者需了解原文所属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文献探讨的有关技术内容。专业知识对于科技翻译的质量有巨大影响，文学翻译需要文字功底，科技翻译则需要专业知识；翻译过程中，应查阅专业工具书，参考权威的中英文词汇对照表；借助综合类工具书时，应抱以严谨的态度，耐心地找出与相关专业最恰当的释义；文献中无法确定的地方，要向原文作者或业界前辈请教，翻译完成后，请业界专家审稿。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区别科技文献中的某些词语与日常生活词汇的差别。例如monkey一词，在科技文献中有“活动扳手，起重机小车”的含义；culture用于医学文献中，则应译作“细菌培养”。科技文献翻译工作者应注意日常所见词语可能拥有的科技含义，遇到模棱两可的词语一定要仔细斟酌，联系上下文，充分考虑专业领域的知识背景。

4、结束语

功能目的论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素养决定翻译作品的质量，作为一名科技文献的译者不但要具备良好的中英文功底，还要懂得大量的科技专业知识。在翻译科技文献时，以目的论为指导，根据科技文献的特点及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力图使译作尽量忠实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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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技论文篇9

关键词：科技哲学；遭遇；困境

0 前言

科技哲学可以粗略分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是一种对科学本身的探索，包括价值、目的、结构等，而技术哲学是对人、自然、价值问题等方面的探讨。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项综合学科，还是一项浩繁复杂的问题研究，而这一观点所面对的问题是在不确定的地点与不确定的时间无法确定无法控制的因素，这也是其具体的理论困境，因此本文通过自然、人类命运以及创造力三个方面阐述其困境的具体方向，并根据此分析出困境所在。

1 从自然方面看科技哲学理论困境

21世纪自然四大科学难题包括：夸克禁闭问题、宇宙中的暗物质问题、科学理论对称性和实验结果不对称性的矛盾、类星体问题等。例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超光速运动，可以制造出比光快了300倍的光脉冲，这对因果律和相对论是巨大挑战。相对论当中指出如果超越了光速可以进行时空倒流，而超越光速300倍的脉冲并没有进行时间倒流，这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和实验结果并不相符，但是相对论这一科学理论却又适合作用于许多科学解释当中，我们不能否定其错误性，同时爱因斯坦通过了严谨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理论的范围内也不能驳斥其错误原因，但是事实又证明二者之间的矛盾。综上所述其理论困境之一就是不严谨。

科技哲学理论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论基础，人类并不能够在确定的时间、确定的空间、确定的地点去用已知的知识去证明未知的事物，我们通常将这种行为称作是预知，而称这种结果为未来，无论我们搜集到了何种证据，无论我们掌握了何种规律性的轨迹，但是依然不能对未来进行预知。因为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就是一人的不确定性去控制事物的确定性，从而综合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我们所认为的定律，而科技哲学理论也是因此应运而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猜想，猜想科技的哲学价值，对社会的贡献价值，对人类的作用价值，但是最大的问题也在于这些仅仅只是猜想，因此不确定的未知因素是这个冠之以“科技哲学”这名，却并无实际因素支持的最大假想问题的难点之一。

2 从生命方面看科技哲学理论困境

“21世纪议程”。是人类对生命的重要探索方向，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主题，战争从局部战争化逐渐地过渡到了高科技化，而在科技哲学的认知当中，想要彻底过渡成非暴力化，这就涉及了科技哲学的另一大理论困境――不切实际。

什么是战争，战争是对生命的破坏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局部化战争理论是缩小战争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式之一，战争高科技化，是保证生命通过科技比拼国力压缩“战争来源”的主要方向，但是非暴力化却是空谈之一，只要是战争就必定有暴力，无论是局部战争的人员牺牲，还是高科技战争的经济牺牲，都是一种暴力因素，只不过是将战争变成了“不流血”的方式。

在非暴力化理论当中，通过比拼经济、技术、生产水平等方面，对人民的生命形成保障，杜绝暴力因素，但是这样何尝又不是政府国家或者人民本身作用在人民身上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从美苏20世纪的冷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是处于高科技比拼的前沿，是非暴力战争的一种初级形式，但是损失掉的却是国民经济与国民幸福，那些因“非暴力”战争所导致的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的人民，又何尝不是被“暴力”所笼罩的无辜，所以从关爱生命的角度来看，科技哲学只是用于大的形式以及大的理论空间，却不能将其着眼于细处，如果我们从反的方向推论，很容易看穿其“空谈”的本质。

3 从创造力的角度看科技哲学的理论困境

20世纪末兴起的以知识创新和应用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发展浪潮还将进一步延续。关于创新主体的开发与培育又是问题的关键，关于提高人的创新素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培育创新文化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科技哲学延续多年的一个热门研讨话题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知识的创新和生长有什么规律？几年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根据脑科学研究新成果，提出多元智能论，其影响和20世纪 70年代关于裂脑人的研究一样，对教育科学引起了巨大冲击，（7项智能：语言、逻辑与数学、空间思维、肢体运动、音乐感受与理解、交际、自律）上述智能均有助于提高人的创造力。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评价，均把原创性放在首位。但是，有关创新的规律认识（包括主体内在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都还有待深化。例如，西方国家认为“文化多元化”是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不少国家仿照美国，用吸引高文化层次的移民解决本民族人口下降。也有人认为，凡是处于进取创新状态的人都必然处于逆境等，这些观点都值得讨论。但总的说，21世纪的社会将更有利于创新，人们更理解非常规见解，对它们采取宽容态度，真正对创新的扼杀可能还是来自人自身，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包括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平庸主义），缺少自我超越、追求卓越和奉献精神等，都是不利于创新。

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哲学理论是相对片面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关于世界观的解说，而形成哲学思想的并不是任何伟大的哲学系统，而是赋予哲学生命的人，每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必定有一套属于自身的哲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基础是在于其自身对世界观的认知以及了解，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寄托于人类本身，因人类本身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所有成功的哲学观点都有这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错误”。

任何一种哲学系统都有错误，都有相对的反驳观点，而冠以科技之名的哲学观点当然有错误。如果说数学不科学那么现在我们所形成的大部分世界观都会崩塌，但是谁又能说数学科学？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通过对自然的揣摩所形成的一套“游戏规则”，按照这套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在世界当中如鱼得水，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了准则范围呢？那么到时候数学准则是不是会崩塌，随之而来的所谓的科技哲学是否也会消失，这都是不确定的。因此，科技哲学本身的理论就有严重的猜想问题，这一问题形成了最为根本的理论不确定性，也是科技哲学的致命点。

3 结束语

科技哲学的兴起有其必然之处，而科技哲学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也有璀璨之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以辩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思考科技哲学的理论漏洞。正如科技哲学本身的名字一样：“科学是严谨的，技术是有目标且确定的，哲学是人在这二者之上的一种对世界以及未来的思考，那么只要有一点是不确定的，所有的观念都成了相对理论”。所以，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从每一个猜想入手，最大限度地完善理论依据，从而反证科技哲学理论的严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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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赖捆牲.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思想的辩证解读[DB].中国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2009.

地理科技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