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知识论文十篇

地理知识论文篇1

关键词：高中人文地理 概然性知识 教学

一、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意蕴

随着对知识内涵认识的加深，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知识进行分类恰恰是建立在对知识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分类原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对知识作用的不同认识。教学研究领域常常采用的知识分类包括：按照知识的来源将其划分为来源于生产实践的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知识以及来源于科学实验的知识；按照表现形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另外，还有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等类别。《西方大观念》第一卷中按照同意的程度将知识分为确定的知识和概然的知识，而本文所研究的概然性知识即采用了此处的分类标准。

二、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现存问题探析

（一）对概然性知识的忽视

对于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认识，师生态度各异。教师常常视之不见，学生亦是听之不闻。有些地理教师在钻研课标、教材等过程中不能发现存在于人文地理中的概然性知识；有些地理教师虽然意识到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存在，但是由于对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认识不够，经常采取闪躲策略，不让其出现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另外，学生在学习人文地理过程中过于关注那些结论性的概念、原理、规律等内容，往往会忽略概然性知识的存在。长期在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往往更关注于某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深深沉迷于为问题寻求唯一确定性答案而不能自拔，对于那些答案多元甚至有些模糊的问题经常会自行过滤，进而产生对人文地理知识本质认识的错觉。

（二）对概然性知识的回避

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探究，对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此类知识的探究结果通常是没有确定性结论的，过程中涉及的内容较宽泛，没有明确的界限，要求参与者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在地理课堂中，当有些地理教师遭遇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往往会在心理上有所防备，恐怕陷在一个问题中纠缠不清，动摇自己的教师权威，因此选择将问题一带而过。除此之外，各种考试标准的内容要求与高中年段有限的地理课时等客观因素也使许多地理教师在课堂中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望而却步。

（三）对概然性知识的探究深度不足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课堂讨论等探究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高中人文地理教学来说，由于大部分教学内容较为通俗易懂，确定性结论的探究活动不易开展，钻研价值并不大，概然性知识无疑成为开展课堂探究活动的最佳切点。越来越多的地理教师面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不再选择避而不谈，而是勇敢面对。尽管如此，若要对某些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开展深入地探究活动又谈何容易？当前地理课堂中，教师在相关材料的支撑下常常采取简单阐释的方式处理那些无确定性结论的问题，学生在完全作为“听众"的情况下，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很难调动，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不会更加深入。解决人文地理中无确定性结论问题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即开展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交流的过程，生生之间、师生之间，通过讨论，相互信息，相互启发，能调动讨论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够集思广益，促进学生的地理学习。然而，关于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课堂讨论题目选取的角度与数量，讨论的组织形式等要求甚高，很多课堂讨论流于形式，不能深入问题的“骨髓”。徒有其表的讨论，既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又易使学生对讨论问题本身的认识误入歧途。

（四）对概然性知识的学习迁移不够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做任何事只说不练是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的。正如，大多数地理教师已认识到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并且一直苦苦思索寻求优化教学之道，而并不经常付诸实践。实践出真知，若不在实践中摸索前行，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很难有所改进。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批判性思维与发散思维能力，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利于学生建构人文地理的多重意义。但是，当前地理课堂中对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学习，并没有将它的思维训练价值充分体现，有多少学生能对所学的无论哪一科目的知识提出怀疑，又有多少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用求异思维去思考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大多数学生勇于质疑的习惯并没有养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凸显。

三、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的主要类型

（一）地理讨论活动

讨论活动在地理课堂中的运用较为常见。讨论活动能调动讨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相互启发，能激发学生思维，集思广益，还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作用。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因其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对于某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因此极具讨论价值。

（二）地理辩论活动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理由来说明白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通过辩驳争论，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取得最后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近些年辩论活动在地理课堂上的运用日渐频繁。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因其不充分性、不完美性、不确定性的特质，而兼具怀疑性等特点，教学中运用辩论活动使学生就某一概然性知识因怀疑而产生问题，以问题为纽带进而展开分析、辩驳及总结，产生思维的碰撞，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地理问题进行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对于增进学生的交往智能，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意义重大。

结束语

在本研究中，笔者以高中入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运用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实践研究等方法对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的教学现状展开调查、分析，揭示高中人文地理概然性知识教学现存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适用于概然性知识的主要教学活动类型。

参考文献：

[1]赵荣.人文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地理知识论文篇2

一、在备课时，结合教材中所涉及的历史知识进行学习，研究，使其纳入地理知识的体系之中，建立地理 、历史知识的有机联系。例如：讲述世界主要航线时，可联系新航路的开辟等历史知识。如：“四个人两条路 线绕地球一圈”、以及“好望角”、“西印度群岛”、“麦哲伦海峡”、“火地岛”名称的由来；伊朗（波斯 ）、阿拉伯（大食）、印度（天竺）、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叶卡特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伏尔加格 勒（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等古今地名的演变。我国六大古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今长安） 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 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也定 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六大古都至少都已经有了二 千年以上的历史。古代水利工程讲述中的历史知识有：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岷江流域，修建综合性防洪 灌溉工程都江堰；秦朝史禄负责开凿了灵渠，勾通湘江和漓水，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接起来；隋朝大运河 的开凿等。

另外，1972年在东非肯尼亚发掘人头骨化石，测定为二百多万年以前的遗物，因此推断人类在二、三百万 年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与教材第四纪出现人类相吻合。

我国从夏朝开始制定了“夏历”；商朝人们认识许多星座，做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的记录；春秋时 代鲁国天文学家经观测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通过实测得出了子午线的 长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得子午线长度。……备课面广，讲课内容就丰富，就会造成良好的地理课堂气氛， 引发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促进对地理知识的理解。

二、地理课教学过程中，要精选与地理课堂内容相关联的历史内容。巧妙地与地理新知识加以联系。这样 联系历史，反映现实的地理知识，突出了地理教学的特点。如讲述东欧政治地图的变化时，可简介俄国在17世 纪中期，兼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18世纪，俄国夺取了芬兰湾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区， 然后向东扩张一直到我国的黑龙江流域；19世纪沙俄又从伊朗手中夺取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 把外高加索完全并吞了。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和新疆大片领土，共侵 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沙俄侵占后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从19世 纪20年代起到80年代，沙俄逐步侵占了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居住的 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从1922年至194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等1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先后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为一个统一国家，首都莫斯科。从1990年3月到1 991年12月，苏联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外，其余均先后 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从而改变了东欧的版图。1990年10月3日，战后分裂长达41年有德国统一，南斯拉夫199 2年“一分为五”，因领土、民族等原因，爆发了“波黑战争”，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末也恢复战前的两个国家 。在教学中较好地联系上述知识，能起到使学生加深理解和巩固课本知识，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增添学科趣味性 等方面的作用。

三、地理教材的许多内容，从历史角度举例联系，更能确切地表述自然地理的规律和人文地理的现象。运 用“洋流”知识，可进一步讲解国际人口迁移；从非洲劫掠黑人到美洲的“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利用 洋流运输贩卖黑人到美洲，归程利用加那利寒流到非洲，中程利用大西洋南赤道暖流、圭亚那暖流等到美洲， 归程利用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暖流回欧洲。我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先后航海七次，最 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除当时具有的先进航海技术和帆船外，还借助于季风（东北季风、西南季风） 和北印度洋的季风洋流。

地球的自转、公转运动内容，可结合讲解波兰科学家哥白尼发现地球的自转、公转运动并提出太阳系学说 ；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把哥白尼学说更推进一步，认为大自然是无限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明了“三定律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首先制造了天文望远镜等知识。

地理知识论文篇3

    随着1961年经济建设调整时期的到来,又论及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从而构成重新认识与接纳知识分子的“三步走”:首先,表现知识分子的呼声,以此作为民意基础,为引出知识分子新政做铺垫。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低估、政策不全等问题,而其得到的指示认同了这一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其次,要求转变观念,做好具体纠错工作,重新凝聚知识分子队伍,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3]515调整知识分子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为知识分子“摘帽”。1961年11月,的内部刊物刊载《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的文章提到:“大家对陶铸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的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4]最后,确认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以免再次出现打压现象。1962年3月,周恩来参加广州会议发表讲话,重新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5]361,“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5]358。陈毅还在会上明确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是主人翁,主张以后不采取搞运动的形式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高度评价“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并幽默地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谓之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工人阶级”之冕。同年,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信任、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6]426“过去把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在内都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7]211虽然这时候还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但这是在承认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这个前提之下提出的,与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要求其改造思想完全不同。这样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现实地位产生了直接作用。当他们被划定为小资产阶级甚至被划定为资产阶级时,他们的生存就变得艰难起来,处于生存的波谷位置,是不被信任的被打压对象,不能正常地参与文化生产与其他的社会活动。当他们被认定为劳动人民时,他们的生存环境才能得到一些改善,处于生存的波峰位置,他们作为文化艺术生产者的地位得到承认。19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还原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创作主体身份,政策制订者意识到“要掌握政治机器”,“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8]487。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百废待兴,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就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这才形成了国家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征召需要,从而考虑改变过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就知识分子而言,一直备受打击,但仍然希望得到承认,形成了对于新政的期待与接受。正是这两个方面的一拍即合,促成知识分子政策的有所改变与迅速落实,使得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时间短促但却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相应的,为了恢复文化生产,当然也就放松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束缚,从而也放松了对于文学的政治束缚,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什么比让真正的生产者恢复生产,更加有利于整个经济与文化的复苏。这也说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文化政策主体(制订者)与政策客体(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决不是制订与服从的关系,而应当变政策客体为创作主体,给作家以创作自由,才能形成创作的繁荣局面。1960年代初文学弱政治化的理论策略之二是,通过统编文科教材,树立学理规范,弱化对文学的政治统制。从中国高校的教材建设来看,1949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搬用或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解放后则“大量采用了苏联的教材(有不少是来华专家编写的),自己编写的很少”,这是另一种照搬国外教材。1958年教育革命提出后,出现了不少由年轻学生集体编写的教材,虽然“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较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9]143。重新编写教材,不仅是改变旧的教材使用现状,也承担了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周扬领衔负责此项工作,表明中共高度重视这一工程。但1960年代初正是中共经济建设与思想理论的调整期,教材建设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型特征,表现为指导思想的松动与内容的开放。如周扬提出了纠正以往教材编写缺陷的办法,其一,针对缺少科学推理、偏离中国创造实践的情况,明确指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9]144,但特别强调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作为套语,空发议论,乱贴标签,给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思考空间。其二,针对以往教材中“厚今薄古”和“盲目仿外”的错误倾向,强调“注意中外古今不可偏废”[9]145。周扬认为冯至提出的“三分是新的,七分是旧的,也不算冒险”,甚至提出“二八开”[10]128,要求引进的外国知识不能局限于苏联,要特别注意“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知识的介绍”[9]145-146。其实,亚、非、拉等国缺乏影响世界的思想资源,这里所提出的不要局限于苏联,其实就是借助掩饰悄悄打开面向欧美国家的大门。这为教材内容扩容提供了方向性意见。其三,针对以往教材说教式和霸权式言说方式,主张赋予接受者以主体自由性,“教科书的叙述方法要力求简明生动,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有分析和比较,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补充发挥的余地”[9]146。截止到1963年,共出版教材三十种五十二本,已付印十七种二十七本。其中最受关注也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文艺政策的当属文学理论教材。“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不亚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文艺学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自然而然地必将参与到这个重大的工程中来。”[11]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首批书目中也赫然包括文学理论,就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当时的文学理论教材分别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从目录编排的知识体系看,无论是以群本还是蔡仪本都是“五论模式”,包括本质论、发展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批评论),摆脱和超越了前苏联文论教材的“三论模式”即“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三论模式”在“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12]5。1950年代中国文艺学体系基本上都由这个三论构成。

    1958“大跃进”期间编写的教材着重强调毛泽东的《讲话》和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全书贯穿毛泽东文论思想。以群和蔡仪的“五论模式”成为后来中国文艺理论教材的基本结构方式,全国第三部统编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从苏联的“三论模式”到中国的“五论模式”,增加了“创作论”与“鉴赏论(批评论)”,更加充分地重视了创作过程研究,也重视了接受研究,在这两个部分,我们更能看到创作规律与接受规律的呈现,容纳了更多的审美内容。这既是对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重视,也是对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重视。“五论模式”改变了“三论模式”只见文学本质、作品、文学史,不见作家与读者的重要偏颇。如果说“三论模式”只是所谓规律的死板陈述,那么“五论模式”已经把规律研究与人(作家)的研究结合起来了,赋予规律以人学特征从而使得规律灵活起来。从教材编写上的“三论模式”到“五论模式”的转型,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深化了文学性质的认识,强化了文学活动的人学特征。1953年,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着名的“四要素说”,认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以群与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虽未直接提及四要素,但从知识体系和结构上看,已多少与这“四要素说”不谋而合。这一方面说明了以、蔡两本教材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这本教材在中国文艺理论逐步成熟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转型与标志作用。从理论来源看,这两本教材不再像1950年代教材那样唯苏联马首是瞻,而是更多地传承中国古代文论遗产、总结当代文学实践、借鉴西方各国的理论资源。周扬指出:“教科书要编得好,理论上形成自己的体系不容易,一是要总结我们今天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然后才能形成体系写入教科书,二要批判地整理自己的文化历史遗产,三要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新成就,没有这三方面的工作,就搞不出好的教科书来。”[13]332尤其是要“运用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说明论点,至少要运用现有成果”[14]242。两本教材贯彻了周扬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以群本做得更鲜明,有学者通过数据统计说明:全书中共有108个中国古代文论注释,占全书注释总量13.2%,涉及孔子、刘勰、白居易、朱熹等43位思想家的76篇/部文献。有关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共有注释166个;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共引用12人、作品18篇/部、注释总数20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共有注释27个。这四个方面的“注释总量为321个,占全书注释总量的39.2%”[15]。对本土文学经验和理论的重视程度已经十分突出,这表明:“从西方文学理论的移植到苏联文艺学话语的模仿,中国当代文艺学在经历了两次学术转型之后,终于在60年代借助两部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而确立了独特的生产机制。”[15]这对于文学理论的中国化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从言说方式看,淡化了文学艺术的政治(政策)色彩。在文学理论教材中纳入政治话语,是苏联教材的一个特点,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是一个典型。着者明确指出,编写教材的目的就是要努力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把人类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的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泛的群众。这决定了教材必然运用政治主导化的言说方式和灌输

地理知识论文篇4

关键词：体育中专；理论教学；存在问题；提高策略

1.目前体育中专在理论教学上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实践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1）在体育教学中，普遍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现象。不少教师在将大部分的体育课时安排成体育活动课，而对于理论课的安排却比较少，导致不少学生理论知识偏少，在训练中无法运用理论指导自己的体育实践，不了解技术实用性。虽然中专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但作为体育中专，体育理论的学习是必要的，但在理论课时数偏少的情况下，学生无法通过课堂获得相应的理论知识，这对学生的整体体育素质的发展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学校和教师对理论的重视不够。由于体育理论是学生知识层面的基础，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不少学校和教师只重视学生在体育训练过程的能力和成绩，而由于体育理论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学生造成影响，不少学校和教师对训练抓得很严，而对理论重视不够。他们只看到学生在各类比赛中是否能为学校争光，而没有看到理论对提升学生体育技术的影响。

（3）体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体育课是体育中专的重要科目，但不少教师在上体育课时，只重视体育技巧和实践的训练，而对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他们往往将主要精力放在室外实践课上，而很少将实践课与理论课相联系，导致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的体育素养无法得以真正提升。

2.有效提高体育中专理论教学的策略

（1）转变思想观念，让理论教学更深入。体育中专的主要方向是培养体育特长生，而理论知识是体育特长生素质的重要组成，因此，体育教学必须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作为体育中专的教师，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先利用时间系统地学习理论，然后在课堂上将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合理的课时安排将理论教学落到实处。体育学校应该充分认识到体育理论对学生体育素质的影响，在体育课堂上，真正落实好体育理论的教学。虽然中专生的文化基础不扎实，但教师可以通过思想引导，让学生意识到理论知识对体育训练的重要性，同时，创新理论教学，将深奥的体育理论知识同体育训练相结合，使学生对体育理论感兴趣。

（2）系统地教学理论，让理论教学更有效。在体育训练中，系统的理论知识对学生体育素质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根据体育中专的体育课程特点，体育课堂必须系统地教学体育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各种技术的基本知识、裁判法和测量统计法等，同时，还必须讲授体育训练过程中有关人体的科学知识，保健学、营养学知识以及各种体育技巧相关的理论知识。在系统地教学理论知识时，体育教师必须重视和加强体育基础知识的教学，并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如，体育教学可以结合训练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理论的角度去解释引发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明白体育理论与训练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了解体育理论对训练指导的重要性。

（3）紧扣中专生实际，让理论教学更扎实。体育中专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是事实，但学生的思维灵活，领悟能力较强，特别是对体育动作和技巧有比较高的天赋，在理论教学时既要了解中专生的文化基础，又要看到中专生的优点，从而让理论教学更有效果。在理论教学时，如果教师照本宣科，势必会造成学生的抵触情绪，教师要根据中专生的心理、生理特点，有目的地选择理论教学切入点，如在了解奥运知识时，可以结合体育新闻，结合中国历年来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为切入点，进而让学生了解奥林匹克精神。可以说，想让中专生有效地学习体育理论知识，教师要紧扣中专生特点，巧妙找到学生与理论知识的“链接点”，让学生对理论知识感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地学习理论，实现理论知识与体育训练的双向发展。

总之，理论知识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想在中专体育课堂上更好地教学理论知识，需要教师认真研究中专生的特点，研究理论与体育训练之间的关系，有效搭建平台让学生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从而全面提高中专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施惠娟.中职体育教学中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策略探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2，02（36）.

地理知识论文篇5

[关键词]情报学　领域分析　社会认知观　认识论

[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 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　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　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　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　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 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　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　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 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　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　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　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 modeling”of subject 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　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领域分析目前已得到国际主流情报界的认可，世界图书情报学重要参考工具书美国Marcel Dekker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百科全书》在2004年卷刊登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长词条，国际知识组织学会的会刊《知识组织》也于同年出版了领域分析专刊。在领域分析研究的带动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情报学的社会学属性，从社会组织和任务等情境化视角剖析情报现象和情报工作，典型的如华盛顿大学人――信息交互中心与丹麦瑞索国家实验室的认知工作分析研究。这些都表明领域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范式，领域分析对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此相伴的其他批判性反思促使先前认知观的支持者们修正其学术立场，典型的就是Ingwersen提出要摒弃激进的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认知观，但应当指出它与领域分析在本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即是否把个体用户的感知与心智置于首要的地位。

地理知识论文篇6

【英文摘要】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new research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its social studies.There are sixcommon themes in various ap proaches of cultural studies ofscientific knowledge establishing their dis tinctivespecificity:scientific antiessentialism，non-explanatory stance，emp hasis upon the materiality of science，cultural opennessof scientific pract ices，subversion of scientific realism，andcommitment to epistemic and polit ical criticism，etc.this newperspective challenges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 tionalproposition，enriches the subjects of science studies andopens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知识/文化/社会

scientific knowledge/culture/society

【正文】

一、何谓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使得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科学的表述从根本上受到了来自科学的社会视角的全面挑战，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建构论，比如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巴斯学派的建构主义－相对主义方法，科学对话语分析的应用，以及人种学的实验室研究等等。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与技术的与境基本上是社会的（外在的），并且因此把其看作是一种建构，而不是对内在属性的反映。

尽管社会建构论一度有取代标准科学观之势，与传统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还是走向了新的领域，那就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Wesleyan 大学的罗斯(Joseph Rouse)教授。他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指“对实践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科学知识藉此得以在特殊的文化与境中被表达和坚持，并且被转化和扩展成新的与境。”[1]这里的“文化”既指异质的文化，如物质文化、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团等，也包括文化自身的结构与意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主张知识是处于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的，并且被政治地使用，但并不因此拒绝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指的是在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权主义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中不同种类的知识类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与评价试图避免关于理性与实在论的争论。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在反对将科学知识视为研究禁区这一点上，可以说与SSK的强纲领及社会学的继承者并无二致。众所周知，曼海姆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将自然科学与数学排除在它的考察范围之外。同样地，美国科学社会学的默顿传统，虽然的确关注自然科学，但却想当然地把对科学机构与科学规范的研究作为成功的科学工作的内容。默顿学派已经注意到科学工作是怎样从体制与文化上得以表达的，并且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与既定的规范与方法的偏差何以发生，但也把科学知识视为禁区，未做进一步的研究。大多数科学哲学或科学史工作则忙于区分想象、推理与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证据等内在因素，而心理学与社会因素被理想化地排除在认知反思之外。

与之相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经常被科学哲学家视为知识的外部因素而忽略）。科学知识被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这样就不得不通过对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所面对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中的转化方式等等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才能理解。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既不想通过二者择一的认识框架用社会因素代替知识的内在论解释，也不能保证人们当前所接受的科学知识在认识上的自主性。与以往的社会建构论等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主题，并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围。

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研究主题

尽管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本身多种多样、充满争辩，但总是有一些重大的共同的主题使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科学的其它理解方式区别开来。罗斯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来说明这一学说的特征。

1.科学的反本质主义。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科学本质说，它认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成果与形式都是历史地变化的，无论在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是自我封闭、不能互相交流的。仅就科学实践内部的可变性来说，就包括许多异质的因素。比如研究手段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理论的清晰度以及理论独立性；研究客体的尺度、地点、机动性；社会秩序；理论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与试验和观察实践的关系；描述与解释的相对重要性；研究与交流的制度机构等。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要么被误认为是科学合理性的普遍合法化，要么被错误地等同于那些将科学共同体跟其它群体混为一谈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无论人们主张科学知识优于其它认识实践，或者认为并不比其它认识实践好多少，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预设，即认为科学知识是与其它任何文化实践不同的或相似的类型。“相似的问题在试图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时也显而易见。”[2](P6)这些假定的基础在于他们都认为知识是表象的，科学知识处于科学合法化的中心，对知识的解释是利害攸关的。罗斯认为合法化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概念，理解科学要通过实践，而科学的文化研究才是理解科学实践的最好的方法。

2.对科学实践的非解释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把科学知识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但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反对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的认识成果，一些社会交流的词汇（如利益、协商等）被视为足以理解科学工作。但是正如卡特赖特在物理学解释中注意到的，“科学解释的目标就是用少数原则去覆盖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某个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它用少量通俗易懂的表达概括各种各样案例的能力。但是这种解释力却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束缚了我们真实地反映境遇的能力。”[3]根据理论的解释来说明现象会限制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区别，无论那些区别是否受二者择一的解释框架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对科学实践内容的社会解释就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种实践适合并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很好地涉及到建构论研究认为毫无问题的解释的可塑性。

3.强调科学实践的局部的、物质的特征。以往的科学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物质实践相脱离的自由流动的观念体系，相反，文化研究强调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特殊的复杂的工具与专门的材料的重要性、利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和技巧，以及科学交流与交换网络的特性，等等。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许会回避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局部性的强调，但是他们必须看到以下事实，那就是倘若如此，他们就会从科学知识中排除掉绝大多数实验主义者、工具主义者甚至现象学家，而这些人通常是最了解科学的人。然而，文化研究对知识的局部性与物质性的强调必须与这些观点区分开，即主张局部知识是“默会的”（象波兰尼那样），或是“不可表达的”（例如最近一些实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对文化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物质实践都被描绘成不可言传的，因此都无法达到对文化研究的解释。

4.更加强调科学的文化开放性。以往，普遍把科学共同体认为是相对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团体进行往来。即便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社会建构论传统经常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强调社会利益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它文化的界限，在它们之间不断进行交流。拉图尔曾表达过对科学工作的开放性的看法，他认为“科学工作自身有效地打破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科学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4]罗斯继承了拉图尔的某些观点，但他认为，科学的文化建构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对实践过程的描述就是“叙事”，并且叙事不可能一次性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文化建构也就是科学的叙事重构。

5.对“实在论”与“价值中立”的颠覆。科学的文化研究对科学上长期存在的哲学问题，例如实在论与价值中立说，采取了颠覆性的立场。它不是在传统的答案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提出挑战。

转贴于 一般而言，社会建构论多被认为是拒斥实在论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描述的世界自身是社会地构成的，并且描述世界的目标也是可以社会地列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科学观。而科学的文化研究则被理解为“既反对实在论，又反对各种反实在论，包括社会建构论。”[2](P6)因为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都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有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对于我们的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社会建构论也不例外。与之相反，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与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与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理论或实践对世界的解释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进一步的解释开放。在解释的实践中，科学的内外之分，其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不是早已固定的问题。问题是不要把所有的解释都看作等同的，因为有些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而有些不是。

文化研究也颠覆了真理的“价值中立说”这一命题。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就像实在论的争论试图使真理具体化一样。真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很多关于意义、相关性、可理解性或证据负载之类的问题。因此，价值中立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科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历史地和文化地界定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知识的概念。

6.对认识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承诺。社会建构论者经常坚持这种观点，就是他们仅仅描述科学知识被社会地生产出来的方式，而不涉及任何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与政治价值。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就是仅仅把价值中立设定为一种科学理想。与之对照，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文化与政治有更强的自反意义，并且非常有特色地是没有逃避认识与政治的批判。他们找到了在科学与科学的文化研究中有必然的利害关系的问题，并且把它们看作既是逻辑地又是自反地引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多纳·哈维也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同时对所有知识主张与认识主体进行彻底的历史偶然性的解释，怎样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符号技术’的认识进行批判地实践，怎样对真实世界的可靠解释有一个有效的承诺。”[5]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说到底是一项实践的任务，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通过对制造意义的科学实践进行文化参与，为科学活动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来对世界的权威性知识进行建构。当代科学活动几乎把所有文化群体都卷入到这项公共事业中来了，作为参与者，我们有责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三、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对传统命题的合理性提出挑战

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进行思考与设问，这样就可以使其跳出旧有问题的窠臼与可能陷入的误区，而采取全新的思考方式。比如，对科学的本质主义预设的否定，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一视同仁，对价值中立说的颠覆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往的科学研究几乎都试图找出科学的本质主义的东西，或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自然解释与社会解释之间找到一个点。在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之前，几乎没有人质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期待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既拒斥为科学寻求统一的根据和整体的合法化，又不对任何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任任何让步。正确的做法莫过于用重构的方式来对待合法化问题，即把问题限定在科学研究自身的情境之中，而不是在这一情境之外去寻找解释的根据。如同罗斯所说：“要是我们不去介入理性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的两难选择，也不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要是我们用‘所参与的世界’概念来取代‘所观察的世界’概念，问题或许能得到更好的解决。……拒斥科学的整体合法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进步。”[2](P295)因此，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力求在英美的语言分析传统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方法之间寻找到连结点，在科学文化的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想终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冗长的纷争，并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人为的划界，等等。我们不能说它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这种思考与处理“前见”的方式，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2.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主题

自从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渐成主流以来，大量的社会建构论著作应运而生。尽管SSK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而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就是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实践与境。在社会因素或者是科学知识的自主因素之间，它采取了更为客观的公正全面的立场。它拒绝各种定论，但并不拒绝为世界提供知识。其开放态度与客观立场，加上其特有的文化关怀使得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必要的张力。在罗斯那里，他更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如何转化为权力支配的；其次，通过对科学叙事的重构，他更关注“解放”问题，即怎样才能摆脱主流文化对边缘与弱势文化的支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科学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对“科学文化”的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当然也考察科学文化的活动与现象，但是这种考察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科学的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子集。这是一种误解。科学的文化研究绝非是对文化研究的简单延伸，它的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源头与研究进路，并且也有与众不同的主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3.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前面谈的是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对科学研究的内容本身的贡献，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该研究思潮对科学研究的方式与结构也是一种大的冲击与完善。它既有研究主题，但又没有固定疆域，因为整个人类的实践与文化背景都在它的视野之中。它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以动态、开放、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本身，科学知识不只是概念的，而是流动的体系，它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也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处在无限的张力之中。罗斯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是动态的，科学知识不是具体化的，知识只是一种唯名论的表示，而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他对知识的动态解释是没有边界划分的，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因此，罗斯不仅反对合法化的概念，还反对福勒所说的统一的科学学，即科学的科学。他认为科学哲学和SSK都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这并非最好的解释。只有在开放的实践与境中，才能完成这种动态解释。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尽可能遵循科学事实本身，注重局部知识，更加关注科学实践的动态过程和开放性，对科学知识完成叙事重构，这才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总之，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为我们进行科学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它富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和挖掘。但是，不可否认，同任何理论一样，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它仍然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在研究内容上比较含混和折衷，这种泛泛而谈和无所不包势必影响对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刻程度；又比如它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科学的形象这一理论期待没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等等。当然，或许它的意义就在这种批判和超越之中吧，而至于进一步的“立”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Joseph Rouse，"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Knowledge?"，1992，Configurationsl，p57-94.

[2]　J.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3]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9.

[4]　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the World"，in Science Observed，ed.Karin Knorr-Cetina andMichael Mulkay，Beverly Hills，Calif.:Sage，1983，pp.141～170.

[5]　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New York:Routledge，1991，p187.

地理知识论文篇7

关键词：理论教学 实践课 辩论 言意之辩

古代文论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与其他专业课程，特别是文学类的课程相比，内容显得艰涩抽象，需要学习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尽心研习，而仅以理论传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常常阻碍着学生对古代文论学习的兴趣和投入。面对艰涩的理论，学习者缺乏研读的兴趣、探究的热情，就很难达到使他们准确地把握原理，进而深入地研究理论这一教学效果。

为此，必须大胆地做出在当代教学语境下重构高等院校古代文论课程新体系的尝试――在古代文论的教学过程中添加一些实践活动，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钻研兴趣，以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本文就此做了理论探讨、实践探索和经验性的总结，以求教于理论教学的各位专家学者。

1 理论探讨

我们所要做的新体系的尝试并不是也不可能平地起高楼，而是基于基本科学和教育历史发展及现实基础之上的。

首先，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真知的辩证关系。我们的理论，无论它处于理论体系的哪一个层次，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实践。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和引导实践。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是空泛的，不回到或是根本脱离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空头理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都源于人的实践，不可能没有什么过程和媒介，古代文论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和教授古代文论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和教授审美和文学创作的根本性规律，以此来指导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实践，创作出更多更美好的作品，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二，当前教育课程改革要求理论教学从教师单方面的灌输转向师生互动，学生之间互助互促的方式。从教育历史上来说，在西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教学方法，在中国有先秦的孔子师生交流式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教育方式对后世一直有很大的影响。随着近代科学兴起，以往博学式的学者时代向各学科专门性的专家时代过渡。各学科向纵深发展，演绎出一整套一整套的理论。各学科的积累也日益丰厚，要进入各学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基本知识积累越来越不对等，教育就开始转向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模式，理论教学也渐渐向“独白式”过渡。这种“独白式”传授方式，是传授者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以及依据教学规律和教学实践对学生的理解平台的评估建立起来的。这种传授以高密度、体系式的范式使得学生很快能够鸟瞰整个理论体系的全貌。由于理论的抽象、体系逻辑的紧密、教师掌握的学生的知识和理解平台的误差、学生们知识结构本身存在的差异，以及现在整个高校教育体系中面临的学生厌烦理论学习，而只重视一些实用性强的实践性课程的学习的短视性学习倾向，都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理论教学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古代文论课进行改革，吸收“苏格拉底对话式”和孔子式教育的特点，建立一种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教学范式，把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和体系构建推到实践中去，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培养他们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问题，都是教师所欢迎的，当然理论问题的提出更是我们所期待的。同时，实践中的周边性、发散性能力的着力引导和培养，也是我们实践课的一大目标，力求实现“一课多赢”的成效。

其三，受教育者的知识向能力的转化需通过一定的实践。教育基本理念的最终目的不仅仅要的是受教育者知识在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如何通过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课堂实践方式把一些理论知识加以深化，加深学生对它的理解，乃至达到运用的程度，进一步达到知识的积累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这里的实践能力不仅包括在正确的古代文论体系指导下阅读、欣赏古代文学作品，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深刻透彻地体会古代文论的概念和体系，思考这些概念和体系的指向和回答的问题，并且能够提出问题等等。

最后，从知识到实践，再回到知识，关键是注意对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力争让学生能够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新知识，实现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双向促进。引导学生对新知识的创造，这也是我们整个理论教学的目的之一。

总之，古代文论课程理论实践的基本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开拓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激活学生现有的生活性体验性知识和技能，通过深刻体验和领会古代文论的知识概念和体系，达到一种常识与理论的对话，而不是老师个人经验传授中的独白，从而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这些知识概念和体系的同时，在技能上得到深入锻炼，加强他们对生活性体验性知识理论化、体系化的总结水平。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激发作用，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融会贯通，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知识体系层次，从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提出、研究、解决理论问题，达到创造更多新知识和建构新体系的可能，推进整个知识体系的更新和进步。

2 实践探索

有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就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本课程组经过精心研究，确定了课程实践能力训练的一系列活动，并安排了教师主持各项活动。笔者的任务是组织学生以辩论的形式，深入体验和把握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首先，作为研读性实践活动的组织者，我选了“言不尽意”和“言能尽意”这样一对辩题作为活动内容。一则这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论题之一；二则该论题古往今来一直颇受关注，就理论和实例材料的搜集来说并不难；三则这个问题与学生个人的认知体验紧密相连，容易将学生亲身经验激活，借助于这些经验实现新知和旧识的对接，容易将新知融入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去。

其次，确定在本科三年级安排辩论。古代文学理论辩题的展开，是在学生有较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储备的前提下进行的。我系的古代文论课设置于本科学生已经完成了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至唐代文学的学习，宋元文学史正在同期开设，学生已经具有了相当一部分文学现象的认识和文学作品的研读积累，同时基本理论的学习也需要做一定的铺垫。所以，我们把辩论活动设计在三年级学期中段，以传统的教学――相应的基础理论学习，给学生打下专业发展相应的古代文论的原理和知识基础作为前提。这样辩论才不会流于肤浅而毫无学术含量。另外，辩论这一形式受到高师院校的普遍欢迎，它可以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并养成探究学习的习惯。我系该年级进校之初，就在教师的引导下成立了一个“铁齿铜牙”辩论社，参加了辩论社的学生经过近三年的历练，口头表达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而那些从未参与过辩论的同学，通过平时的耳濡目染也跃跃欲试，很有一些与之一较高下的激情。所以该辩论活动的展开，是建立在这一形式受到普遍欢迎的情况下的。

其三，设计、组织、实施辩论。在程序设计上，笔者安排了四个步骤：选择立场，完成书面作业；小组辩论；推荐辩手，进行班级辩论；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评点和总结。

为扩大实践活动的参与面，让这一个理论学习的过程人人都有话说，人人都积极思考，我们把选好的文论辩题以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言不尽意”和“言能尽意”任选一题完成。学生通过自己对资料的收集、研读，选择自己认可的立场完成作业。在“选择立场，完成作业”过程中学生以个体的形式独立进行，教师没有参与。作业完成之后，教师在批阅过程中发现，虽然两种文论观点在古代文论史上均有论述，但如今的学术热点更多地集中在“言不尽意”的介绍与评价中，加上学生的思辨性和辩论激情还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更多地局限在对别人言论的接受上，作业呈现一边倒的情状，80%的人都站在了“言不尽意”一方。这仅是对知识理论浅表层次的认识，无法通过对话的形式互相启发，实现共同进步。

在“小组辩论”过程中，持反方意见“言能尽意”的同学显得底气不足，不敢正面破题，甚至采用诡辩的技巧将“尽”字的含义阐释为“尽可能地”“尽量地”。很明显，这样的阐释方法，只能论证“言”可以表达事物的一般道理，而非所有道理。辩论会结束，教师有意识地帮助反方学生破题，从“言能尽意”中“言”的含义分析入手，指出“言”的丰富性、包容性。特别是文学作品角度所说之“言”――诗歌，它从《诗经》、“楚辞”深于取象、深于比兴的文学传统一路走来，并以和谐的语音、语象作为语言形式本身，具有普通之“言”所没有的独特的形式表现力。只要充分重视“尽意”的表达力量与“成文”的形式创造力量的统一，只要创造出有巨大情感表现力的语象、语音形式，诗歌就会超越“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有了指导教师很小的一点理论点拨，更重要的是有了辩论形式的第一次交锋，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脑筋开始动起来，思维开始活跃，真正开始以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投入的精神展开了资料的再收集和理论的再学习。更有甚者，同学们开始主动地在课后通过互相交流的方法提高自己：有的上网查阅资料；有的借阅其他同学的作业研读；有的自愿参加其他小组的辩论活动，对每一个新见解都加以关注，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意识和求胜心理。很快地，我们发现，后进行的小组辩论出现反方获胜的情况，渐渐地又出现正反双方各有胜负、势均力敌的情况。每一个辩论小组是一批不同的同学参加，即每一个同学都只参加了一次小组辩论，但我们却发现，在辩论的推进过程中，越往后发展，同学们对辩题的把握就显得越为成熟；越往后发展，就越多关于论题的精妙见解；越往后发展，就越多对相关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的挖掘和分析。这些都是同学积极思辨、自主学习意识增强的表现。

在“推荐辩手，进行班级辩论”阶段，大家把能够代表小组意见和实力的同学推荐出来参加班级辩论，这些同学都积极准备、全力以赴，并以持同样观点的小组成员的大力支持作为后盾，因为在形式上，他们获胜与否直接决定着这些小组成员的期中考核成绩。我们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引导同学们学会协作与互助。而事实上，同学们在辩论准备过程中，的确通过协作形成了交流互助、共同进步的团队意识。

在“评点和总结”阶段，采取师生共同评点，先后总结的方法。评点和总结的主题放在整个辩论的技能、技巧和辩题含义的理解与升华两个方面。通过对辩论技能、技巧的评点，同学们认为辩论的成败并不取决于普通常识对辩题的看法，对辩题内涵的深入挖掘，引君入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等辩论技巧的充分运用，辩论中的急智和流利、明白、晓畅的口头表达能力，都影响着听众和评委对辩题的理解和手中赞成票的投向。无论多么难以割舍，辩论总应该有胜利的一方。在决出胜负之后，总结胜负双方对辩题理解上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并将其连珠成串，相映生辉，使学生进一步体验到古代文学理论古时、现代乃至将来的永恒价值。

关于“言意之辩”的辩论实践课，经过充分酝酿和预备，最后参加比赛的辩手在理论储备、论题的挖掘、论点与论证过程的呼应及语言的运用、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论题的挖掘上，正方紧紧扣住“言不尽意”中“尽”的含义做文章，指出“尽”的意思是：“淋漓尽致”“完全的”“所有的”。分析了意内言外，意里言表，不可能一一对应。反方则对言的丰富性、包容性加以阐述，并通过实例给我们展示了“言已尽意”“言能尽意”的许多优秀篇章。学生通过辩论来学习和把握理论的过程告诉我们：从经典写作来立论，是可以“寄言出意”的。攻辩和结论，双方都做到了与理论紧紧相扣。通过旁听同学的阵阵掌声和活动末尾的点评，我们感觉达到了这个实践课的目的――对这一文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把握。

3 经验总结

在坚实的理论指导、师生的互动交流努力下，辩论实践课获得了成功，基本达到了“一课多赢”的效果。对于这次初步的成功，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心得。

3.1 教师在设计实践课时要充分了解到现有条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现有学生的知识储备、生活性体验性知识和技能、兴趣导向、能力所在，学校现有硬件条件、经费、场地、可能投入的时间等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譬如，是不是有现有的活动本身可以利用，演讲比赛、读书会、戏剧社等。就这次的辩论赛，笔者对这些实际情况都事先给予了充分考虑。

3.2 不是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可以用实践形式来演化再现的，而且不同的理论所寄居的实践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当选取合适的实践方式来引导不同的理论焦点，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实践方式以达到目的，这才有助于对抽象的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理解。在本课程组编著的教材《中国古代文论新体系教程》所列举的辩论题之外，辩论赛方式的实践课我们可资运用的辩题还有如下种种：例一：应当继承古代文论的合理内核；应当以西方文论代替古代文论。例二：“言志”与“缘情”名二实一；“言志”与“缘情”不相等同。例三：作家品德无关创作宏旨；作家品德决定创作成就。例四：“遗貌取神”胜于“情事如画”；“情事如画”胜于“遗貌取神”。例五：“文”重于“质”；“质”重于“文”。例六：意境为诗词独有；意境是文学的共性。例七：古代文论没有典型理论；古代文论典型理论突出。例八：小说戏曲的虚构重于写实；小说戏曲的写实重于虚构。例九：唯小说戏曲家须“阅世”；“阅世”为文学家之必须。例十：“文人相轻”对文学批评有促进作用？“文人相轻”只能使文学批评陷入误区。例十一：文学鉴赏不需要理性；文学鉴赏离不开理性。例十二：“知音”无须“博观”；“知音”务必“博观”。例十三：知人论世；论世知人。例十四：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代衰；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代兴等等。用合适的实践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并掌握不同的理论焦点，我们的《古代文论新体系教程》给出了不少尝试性的经验。

3.3 要注意实践课中，学生在理论理解上受生活体验性知识（感性知识）左右而产生的对理论体系的一些误会

学生对理论和体系的理解与体验性知识的接轨，有助于他们对理论概念和体系的领会，做到心有灵犀，但也要注意，学生平时的生活性体验知识对理论概念和体系有时会产生误导。概念和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自洽的系统，是各个学科中长期积累和认可的抽象知识群，学生限于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局限，会对一些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产生“误会”，或因观察的不够全面而对整个体系产生“误会”。每每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我们的任课老师运用所学帮助学生解惑的最良好时机。“言意之辩”辩论赛中，起初学生对“言可尽意”的反方辩题，因现有的研究和个人对问题的常识性认知的影响，有些不太能够领会，没有人愿意选择反方，经过指导老师的破题点拨，他们若有所悟，许多人开始对反方辩题进行探究。在最后的对决中，以学生为主的评委队伍，还勇敢地把多数票投给了反方。

3.4 要强调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时时引导学生对知识概念和体系的正见，而不是随着兴趣和性子，把实践课变成了娱乐课

实践课寓教于乐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这种娱乐性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使得学生触摸到古代文论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瑰丽美感。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并不只专注于这种娱乐性的形式，而是要关注这种形式所承载的内容，不能使理论实践课演绎成“买椟还珠”的故事。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不要让学生仅仅满足于实践中一点点外在能力的获得，这不是我们的基本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深化对概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对整个丰富的体系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从理论出发引导我们的实践课，后来最终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理论构建上来。

3.5 学生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对理论问题提出的见解，要注意从体系中和体系外的知识加以引导，使得学生得出具有自身特征的正见

在“言意之辩”，对“言”和“意”的常识性理解和文学性解释的区别中，我们就可以略见一斑。譬如，在“言不尽意”一文中，学生在识见之初仅是从字典中去查找文字的一对一解释，将“言”解释为：话、言论；说；汉语的一个字或一句话等。阐释问题时往往从言语、言辞的角度入手；“意”也运用同样的方法，释之为“意思”“事物流露的情态”。这让我们感到学生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古代文论体系中。这就需要教师在这里引导他们关注古代文论的相关论述，通过研读《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知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徐铉《萧庶子诗序》：“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尽言者，则发为诗。”刘熙载《诗概》“文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的论述，帮助学生认识这里的“言”应该是文学语言而不是其他；对于“意”也应该认识到，尽管由于古代文论概念的复杂演化，同一术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种解释，但如果从文学审美本质认识这个角度看，“意”指文学表现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的功能，它具备意、味、韵、趣等审美价值。通过点拨，学生很快进入到古代文论体系中，展开了文学的继承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文学的审美问题等方面的讨论，最终得出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正见。

3.6 在整个实践课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存在主要是在后台，但其影响力应当是整个实践活动的主导和核心

让学生不知不觉、如沐春风式地进入理论体系理解和创造的殿堂中来，使得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但又是在一种有条不紊的过程中实现。

理论教学实践课的诸般好处，我们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要吃到这个丰硕的果子，教师需要付出的太多，一方面是理论本身实践化的困难，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有限性。所以，我们主张把几个基本核心性的概念，加以仔细研究，探索它的合适的实践形式，引导学生进行学习、钻研和思索，从而得到自己的心得。以此为基础，整个理论大厦的瑰丽体系就将渐渐展现在学生的眼中，种植在他们的心灵中。

当然，我们人文学科的一个核心是铸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对现实世界的关注、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但是，鉴于理论知识体系的宏大，我们不可能一一借助实践来演绎，使得学生们能够理解其深意，而仍然还是要在短短的时间里，把整个学科的基本构架和理论重点教授给学生。这当然主要只能依赖老师高密度、体系化“周公吐哺”式的辛劳传授，这一直是我们历代学人知识和经验的结晶，现在乃至将来，也一直是我们传授知识体系的主要手段。

我们的理论教学实践课还处在一个探索尝试的阶段，但这些初步的尝试，在激活旧知识和能力、帮助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上，还是达到了我们预计中“一课多赢”的实效。

参考文献：

地理知识论文篇8

论文摘要：针对科研团队发展的趋势，提出一种将知识管理的思想引入到管理科研团队知识的方法。首先从知识地图，隐性知识的交流两个方面阐了设计思想，然后分析营造知识共享氛围的激励措施，给出知识管理系统的方案设计，并介绍通过个人信息模块、经验共享模块、讨论社区模块交流科研团队中隐性知识的策略。最后利用本实验室科研团队作为示例验证知识管理系统，测试表明系统能较好地满足应用需求。

前言

知识管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思想。知识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它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是高度个性化而且难于格式化的知识，主观的理解、直觉和预感都属于这一类;而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则是能用文字和数字表达出来，容易以硬数据的形式交流和共享，比如编辑整理的程序或者普遍原则等。知识管理更加强调和关注隐性知识的作用，认为隐性知识更能创造价值。卡尔·费拉保罗认为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为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知识管理和信息管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有人认为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知识管理将人、技术和过程作为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素，追求三者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它的基本精神即是将知识分享(Knowledge Sharing)，通过知识的分享，促使整个团队及团队中的成员都得以进步。由此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是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的特征之一。

科研团队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科学研究目标由相互协作的科研人员组成的正式群体。科研团队又分为实体团队和虚拟团队。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科研单位与科研单位之间的分工协作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频繁。以科研项目为单位，将不同地区、不同国籍的科学家组织到一起共同攻关的虚拟团队已经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重要形式。这种突破科学家的组织隶属关系，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具有灵活多样协作方式的科研组织，体现出了科研活动在充分组织化之后向自由和多样化方向的回归。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课题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庞大，跨学科、跨专业、跨地区甚至跨国度的合作研究需求不断扩大，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支撑条件。虚拟科研团队的组织相对不稳定，成员随项目的进展随时会发生变动;项目成员对于项目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松散，上述特点须在团队知识管理中予以注意。科研团队中的显性知识包括团队成员的基本信息和项目信息，隐性知识包括成员的经验、专长以及在项目交流过程中表现的一些相对零碎的知识。

本文的思路是:对于显性知识，团队成员通过系统能快速地找到所需的资料;对于隐性知识，团队成员通过系统能快速地找到可能具有该领域知识的人的路径;同时为团队成员营造经常总结经验和技能、乐于贡献和分享知识的氛围，搭建一个讨论和交流的平台。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设计知识管理系统的系统结构;第三节给出了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设计;第四节将本实验室科研团队作为示例验证知识管理系统，最后给出了结论。

2　知识管理系统设计

2. 1设计思想

根据知识的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策略管理知识源。对于显性知识，通过知识地图指引用户快捷地找到需要的资料;对于隐性知识，为用户提供了找到拥有所需知识的路径，并创造一种机制和提供氛围，使得团队成员勤于总结，乐于贡献、分享和交流。

2.1.1知识地图。知识地图是人操作知识管理系统的向导，它可以节省用户搜索知识的时间。在科研团队中建立一份良好的知识地图需要熟悉团队中的知识源，并按照类别和形态加以分类。科研团队中的知识源包括文档、参考文献、项目和人员，设计知识地图的依据主要是以项目为中心，建立各类资源之间的联系。项目属性包括项目介绍、项目成果、项目文档、重要参考文献，项目交流等。显性知识根据它的内容归属到项目不同的属性中，在同一属性中还可依据内容的性质做进一步的划分;而隐性知识则根据它的来源设置其在知识地图中的位置，具体的表现形式由显化的方式确定。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主导航栏配合副导航栏的形式就可追溯到知识库中的每个知识点。

2. 1. 2隐性知识的交流。在知识管理中，对于隐性知识的挑战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使之成为可以交流的类型。有些隐性知识并不属于深度的隐性知识，而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方法上的思维过程，它们被标识为隐性知识，主要是因为这类知识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进行编码。当团队中的文化能够促进和支持这种知识的共享时，就可以通过挖掘和翻译的方式将它们外化为显性知识。对于一些始终处于隐性状态的技术诀窍和经验，这类隐性知识需要采用“人—人”方式的传递实现共享。

本文提出两种交流个人技能的方式。第一，提供项目组成员的知识架构(包括项目经历)和联系方式，使成员在有明确需要时知道该找谁和找到该位专家的路径。第二，为成员提供管理个人知识的平台，提倡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总结、整理研究工作的心得、经验、技能等并归档，使个人在贡献知识的同时也能方便的获取到别人提供的知识。

对于项目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交流的途径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创造一个记录、保存、显示交流过程的环境，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性，提高团队的协作效率。

2. 2知识共享氛围的营造

有效的知识管理必须营造乐于贡献和分享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营造这样的文化氛围，采取激励机制是实施知识管理中必要的措施。激励的依据可以体现在一些数字指标上，所以在系统中的经验共享模块和讨论社区模块中增加了统计功能。系统应该具有界面美观、操作便利、功能实用等特性，当团队成员通过系统体验到了知识管理的优势后，无形中也可以激励他们使用知识管理系统。除此之外，激励机制还将体现在应用知识管理系统过程中的一些管理体制上。

2. 3知识管理系统方案设计

2. 3. 1系统模型。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科研团队知识管理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本模型的要素有人员、科研团队知识资产、团队交流场所。知识地图的内容由科研团队中的知识库确定，知识库中的显性知识为经过编码的文档和数据。通过知识地图，人员可以检索、重用显性知识，该管理系统能够提供成员交流个人知识的平台，更新团队知识库;提供成员项目交流的环境，让成员在“你问我答”中实现知识的共享。

2. 3. 2系统功能结构设计。结合2. 1. 1节中对知识地图的分析，设计系统的功能结构图，如图2所示，它由人员信息管理模块、项目信息管理模块、安全信息管理模块构成。

人员信息管理模块管理的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技术或学术经历以及工作计划，还包括了个人的经验总结(案例)等，可以给出其曾经解决过的问题、在哪些方面是专家和现在正在进行哪些研究等信息。用户可以据此推测其与自己所面临问题的关联。

项目信息管理模块用于管理项目资料和在项目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主要功能包括检索项目信息、展示研究成果、下载重要文档、参与项目讨论等，以实现对项目资源的存储与维护、访问和查询，让用户充分共享阶段性成果。

安全信息管理模块主要管理用户的权限。该平台将嵌人到本实验室网站中使用，系统共有三种类型的用户:网络用户、团队成员、系统管理员。网络用户不需要登录便可浏览网页，可以使用一些互动功能，如留言、检索;团队成员通过登录界面进人系统，每个成员都有个人页面，他们在自己的页面里有添加、修改、删除个人知识的权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参与项目讨论、下载重要项目资料等权限;系统管理员是指系统的管理和维护者，具有设计、实现知识管理系统、整合团队显性知识并录人数据库、管理一般用户的权限这些任务。

3　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在2. 3. 2节的系统功能结构图中，主要采用人员信息管理模块中的个人信息、经验共享和项目信息管理模块中的讨论社区交流科研团队中的隐形知识，现分别介绍这三个子功能模块的设计思路。

3. 1个人信息

隐性知识的管理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知识的共享是通过“人到人”的方式进行的，通过与拥有相应知识的人进行直接接触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专家黄页是获取个人隐性知识的一种知识管理的技术，它将专家的详细资料和掌握的知识列示在黄页上，方便有需要的员工在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人并获得适当的知识。

个人信息模块在团队中提供团队成员的基本信息、项目经历和工作计划.图3显示的是成员的个人页面.在“认识我”栏目下的知识体系说明中，可以了解到该成员的项目经历和个人技能，点击页眉的“修改个人信息”可更改该栏目的内容。工作计划是指团队成员每周的工作安排及对上周工作的总结。通过这些信息，团队新成员可以迅速了解团队成员的知识水平及日常工作情况，获取找到相关专家的路径线索，便于与相关专家进行直接交流，从而获得对项目研究有益的隐性知识。

3. 2经验共享

该模块以记录的方式外化个人隐性知识，团队成员在自我总结的基础上将个人知识中能够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提取出来，图4显示了在个人页面添加经验的界面，用分类、标题、经验内容这三个字段表示一条经验的提取结果，其他成员可以浏览彼此的个人页面，按照类别、标题等关键词查找感兴趣的经验，可以针对每一条经验与经验提取者进行互动交流，由此加快知识碎片的利用率和深化知识半成品，也有利于个人技能在团队中的传播，经验互动界面如图5所示。

利用该模块可以在科研团队中推广及时整理知识的好习惯，团队成员大部分是以自我为主导的非正式学习，及时整理动态知识是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监控和知识持续发展的需要。该模块通过成员的主动性贡献个人知识，以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3. 3讨论社区

以隐性知识的所属对象划分，可分为个体的隐性知识和集体的隐性知识。集体的隐性知识依附于组织，是某一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人格化特征，如某一组织或团队的价值体系(观)、团队默契、组织文化和氛围等川。在科研团队中建立讨论社区就是为了增进这两种类型隐性知识的互动，在讨论的过程中，由个人智商形成组织智商，群策群力，共同解决问题;成员之间通过讨论，实现知识共享和流动，就能快速提高团队的知识总量和集体智慧。

讨论社区模块为同一科研团队成员间提供了项目讨论的虚拟社区，具有相关权限的人员才可进人。图6是以团队成员身份登陆系统后进人讨论社区的主页面，成员在里面以发帖的形式开展一次讨论，讨论内容可以是与项目相关的热点和难点、项目组任务分配、重要通告等，并可上传文件，成员通过主题进人目标问题的讨论区参与讨论，可下载文件，不但可以屏蔽时空的限制，又活跃了团队的科研气氛。但是不能完全依靠以IT技术为基础建立的网络虚拟社区进行项目交流，也需要进行面对面形式的交流，如专题报告、交流会等，只不过前者可以自动将讨论内容记录到数据库中，而后者需要整理材料，然后录人数据库才能达到共享。

4　应用示例

根据本文的思想，选取本实验室科研团队作为知识管理的实例进行实验验证。本团队成立于2002年，主要从事认知模式识别和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两个方向的研究。团队平均每年招收博士生2-3名，硕士生5--6名，同时每年都有6-7名毕业生离开团队，人员流动较大。团队目前主要研究基于认知机理的无字库智能造字系统和数控系统加工中心的伺服驱动器的研究这两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若干个子课题，且具有延续性，成员参与项目的内容和程度各不相同。

限于篇幅，以基于认知机理的无字库智能造字系统项目为例做简要介绍。该项目开展研究工作已达6年，期间参与研究人员达12人，包括汉字基元研究、汉字结构研究、汉字结构识别研究、汉字映射知识获取研究、汉字知识表示研究、汉字信息管理系统研究等几个子课题。研究中产生的科研成果有:针对汉字字符集GB2312一80， GB18030一2000 ，GB18030一2005形成了较稳定的汉字原型和汉字结构，搭建了汉字编码平台、修正仿射变换系数平台、造字平台等实验平台;完成了汉字集中所有汉字的编码并获取了基元的映射知识;获得了三项专利，另外发表了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有重要参考文献二百余篇，重要项目文档十余份。这些资料大都分散于团队中不同的地方，不便于查找和利用。团队以前采用传统工作交接的方式进行项目管理，交接工作的内容常仅限于一些显性的文档性资料，在研究中积累的个人经验却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没有成为团队的资源，新成员无法借鉴传承。

依照2.3.2节中的系统功能图实现系统。实验在Win-dowsXP环境下进行，基于Web技术和B/S架构编程实现，服务器端编程语言采用PHP，客户端技术采用HTML， CSS及JavaScript，数据库采用Mysql。系统最后嵌人到实验室网站中使用，图7为成员登录系统后进人基于认知机理的无字库智能造字项目管理主页面。通过实际测试，团队成员认为系统界面友好，操作方便，有明晰的知识地图帮助他们利用科研项目中的显性知识，上文设计的3个功能模块也能较好的管理团队中的隐性知识，总体评价达到了设计目的。

地理知识论文篇9

[关键词]学科知识网络　知识场　知识生命周期　知识链接　知识地图

[分类号]G251

按照《辞海》解释：基础，“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所谓理论基础，是指学科理论创建的根基，即发生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它是由一些抽象、具体的理论观点组成的关于某门学科及主题的先导思想。这些先导思想，一方面，起着哲学与某门学科相互联接与沟通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这门学科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具体说来，理论基础具有以下作用：①深刻揭示研究对象现象的本质，并正确地反映对象事物的客观规律；②正确地指引对象发展的基本途径与方向，为对象奠定认识论基础；③有效地指导对象研究全过程。

学科知识网络是由学科知识元素组成的知识节点和知识关联(知识链按)构成的网络状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以特定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单元作为节点，以知识单元之间的关联作为边或者链而构成的网络成为学科知识网络。

学科知识网络和网络学科资源导航的本质区别在于：学科知识网络是学科信息门户基础，是以学科为划分方式的网络资源内容的高度组织集成和网络应用程序的聚集，提供一个统一协作的学术交流环境；而网络学科资源导航只能作为学科信息门户中的一个链接存在。因而学科知识网络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学科知识管理方案。对照理论基础的涵义及其作用，知识场理论、知识生命周期理论、知识链接理论和知识地图理论完全具备作为学科知识网络理论基础的客观条件。

1　从知识场理论视角看学科知识网络

借用物理学场的概念，结合知识点以及知识的特征，将知识场界定为知识载体周围的客观存在的一种由知识载体发散出来的特殊物质。用数学方法就可以表示为一些知识单位(记为I)正在知识空间(记为s)里做一个定向运动(见图1)，若将I的出发领域记为A，进入领域记为B，则I由A到B的运动一定可以用矢量进行描述。之所以发生I在S中由A向B的定向运动而不是相反方向的运动。究其原因，一定是B中存在着它自身知识无法解决的、而用A却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将S表示为某一学科知识空间，I表示某一知识单元，A和B表示不同的主题领域。

而像这样的主题领域会有许许多多，则就可形成一种知识场域网络，如图2所示：

箭头的长短表示主题领域结合的紧密程度；箭头的多寡表示主题的辐射能力和吸收能力。

学科知识网络作为一个场域，完全符合布迪厄对场域特征的多种阐述：①学科知识网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它“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从事这个场域研究的人员遵循着共同的学术规范，在此场域内进行实践活动的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标准；②学科知识网络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其每个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这种背景成为他们介入这个场域的客观关系；③学科知识网络的边界是经验的，场域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只有深入地、具体地进入这个场域，人们才能估量出这个场域的具体构成，场域效果发挥的效用限度又在哪里等详情。

知识场理论揭示了学科知识网络的知识分布规律、知识扩散规律、知识联系规律、知识自组织规律。同时，知识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知识网络在该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经济性资源、结构性资源和制度性资源。学科知识网络的动力学过程就是学科知识网络在特定学科场域中识别资源、动员资源、获取资源和运作资源的一个动态过程。

学科知识网络是一个知识场网络，在这样的知识场中，学科知识单元在不同的主题领域中运动。学科知识场中描述知识分布特征的物理量被定义为知识密度梯度，何荣利等通过1999-2003年的生物技术知识场的知识密度梯度分布图谱，指出在任何一个知识场中，集中区知识分布呈间断性变化，离散区知识分布呈连续性变化，从而构成了学科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布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学科知识单元离散分布属性在学科知识网络中的进一步体现。任何一个学科知识网络中，知识均不可能存在单一的连续分布状态或者单一的间断分布状态，只能是连续性与间断性并存的分布状态。集中性或者离散性注重的是学科知识单元及各种数据资源实体数量上的多寡，它所表征的是一个分布范围。而间断性和连续性体现的不仅是数量的多少和范围的大小，而是知识质量的高低。在学科知识网络这样一个知识场中，知识密度梯度越大，则知识能就越大，知识质量越高；相反，知识密度梯度越小，知识能就越小，知识质量越低。

2　从知识生命周期理论视角看学科知识网络

生命周期来源于生物学，生物生命发展过程是由出生、成长到死亡等不同阶段构成的一个完整周期。知识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呈现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知识和生物体一样具有生命周期，其发展过程一样具有阶段性。知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需求而产生的。新知识诞生后，会经历加工、存储、应用的过程，继而投入生产实践不断接受考察、验证，发挥其自身价值。知识在时间上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称为知识的生命周期。

知识生命周期包括从最初的知识生产到知识衰亡的所有环节。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知识经历产生前的投入期到投入使用后的成长期，然后是广泛普及的成熟期，最后是知识陈旧的衰老期，如图3所示：

假定图3为某一主题的知识生命周期，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学科的发展应当如图4的网络描述。

知识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学科知识网络的知识源、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技术规律。

首先，学科知识网络是知识源与广义知识仓库的有机结合。大量原始的粗糙数据在广义知识仓库知识的指导下做数据清洗，再进一步转换、集成，转换成具有面向主题的集成数据仓库数据；最后，由知识发现技术得到的知识充实广义知识仓库中的知识。其次，学科知识网络是知识产牛方法的多元化、智能化。最终，学科知识网络是知识的多方面传播、综合利用。

笔者从所建立的“生物信息学知识网络”中，析取了关键词17601个，建立205×205的共词矩阵。在共词矩阵的基础上，x轴为向心度，Y轴为密度做出战略坐标图。密度轴和向心度轴将整个图形分成四个象限，生物信息学知识网络对四个象限的主题进行不同层次的报导。

第一象限主题类目为蛋白质和生物，系统定期的报道国内外的文献题录及进展综述。

第二象限主题类目为克隆、技术和数据库，系统对这一

象限的类目提供专题报告。

第三象限主题类目为理论和功能，系统对于此象限的类目文献经常进行计量学的分析，预测其发展的趋势。向用户提供主题预测报告。

第四象限主题类目为药物、基因和应用，此象限的研究主题领域结构比较松散，研究尚不成熟(密度较低)，它与网络中其他研究结合紧密(向心度较高)，但其内部联系较弱，该领域的工作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整个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具有较大的潜在重要性。如药物基因组学就是一门具有潜力的发展主题。所以，系统对这一主题给出了专门的跟踪报道。

在知识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生物信息学知识网络通过揭示不同象限的主题知识的不同演进阶段，实现了对不同主题知识的辨识、发展乃至转移，进而跟踪报导。

3　从知识链接理论视角看学科知识网络

主题知识链接网络。英国信息科学家伯特伦・布鲁克斯主张信息科学的实际工作应该组织世界-3的内容，信息科学的理论任务应该是对世界-2和世界-3相互作用的研究，以组织知识而不是文献。布鲁克斯描述信息和知识的最终公式是：

K(S)+N(K(E)+K(S))=K(S+S)………………

式中K(S)表示知识结构，K(E)表示知识元，N(K(E)+K(S))表示知识链接。公式的特点突出了知识元的独立性、知识的链接性和知识结构的完善性。它强调知识结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认知结构，知识结构的构成主要是独立的知识元链接。如图5表示：

我们将图5中的每一知识链接看成是特定学科领域内的某一主题的知识链接，则可以形成如图6的学科知识领域内的知识链接网络。知识链接理论反映了学科知识网络的客观规律，揭示了学科知识网络的本质。

知识元链接不仅为知识组织建立了知识地图，也为学科知识网络对知识的动态检索利用建立了语义知识导航系统。通过知识元链接，在知识仓库与知识元库之间以及在各自库内均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学科知识网络。如注释型链接，在知识元名称处提供该知识元内容解释；关联型链接，通过统计计算，对高频次共用同一知识元的知识单元进行链接。学科知识网络中的知识元链接、引文链接和相关文献链接正是知识链按理论中知识链接精髓的体现。

4　从知识地图理论视角看学科知识网络

知识地图所指的知识是知识资源，包括知识单元、人(如专家、知识工作者等)、技术、经验、政策等。这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学科知识网络的本质：①一种知识资源目录及其目录内各知识款日之间相互关联的关联体系；②一个向导，指向的不仅是知识的存储地，而且还指向知识之间的关联结构。

知识地图理论揭示了学科知识网络中学科知识有序的客观规律，这种有序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1　知识有序化以知识元为起点

知识元是知识的最小功能单元，知识单元为不再分解的量化科学概念。广义上，我们可以将知识单元看作不可再分的独立单位。各种知识元以不同的结构相结合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以知识基因为例，属于知识单元的一种，其研究的重点在于知识的稳定性、遗传与变异性，控制某一知识领域(学科、专业、研究方向)发育走向的能力以及从知识的进化方面探索知识的本质，为知识创新提供智力支持。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技术是一种从大量信息中发现和挖掘隐含的、未知的有用知识，是产生新知识的一种方式。通过对知识基因的研究，将知识基因按一定规律排列、组合、集成、协调和自适应之后，可以发现和挖掘隐含的、未知的、潜在的有用知识，使知识组织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4.2　知识有序化的过程为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以知识单元为起点，通过知识的概念及其词语表达，发掘信息深层次的内容。知识组织有两个层次：对知识单元本身进行描述和标引以及揭示知识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第一个层次是信息组织的普遍特征和功能，是对知识信息分析与组织不可缺少和逾越的阶段。第二个层次才是知识组织的发展和进步方面。搜索引擎、超文本技术、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元数据、xml语言、智能Agent技术等新兴的知识组织技术支持了知识组织的发展，使知识单元的描述和标引层面得到实现，并逐渐进入知识节点逻辑关系揭示的阶段。知识地图不仅仅能揭示知识的特征及存储地，通常也能揭示知识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知识组织技术也在不断改进，使得知识描述、知识标引和知识逻辑关系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实现对知识的全部组织过程。

4.3　知识有序化的升华为知识创新

信息从无序化到有序化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创新。知识创新就是获得新知识，是创造、分配、演化和应用新的思想并将知识作为产品和服务提供给人们。它包括获取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也包括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知识基因概念的提出，更进一步阐明了知识的持续生成能力和不断繁衍能力。知识地图在试图揭示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发现以往所没有发现的某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新的知识，最终使得学科知识网络实现在知识有序化过程中的知识创新。

地理知识论文篇10

关键词：蒙医药；知识管理；数字资源

蒙医药学是一个博大的领域，和中医药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理论和实践体系和中医药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在药的取材上，多数来自于植物、动物，在指导理论、制作技术及配方上又有各自的特点。现今我们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成为蒙医药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个人来讲，知识是抓住机遇、拓展事业的最重要的资本；对企业而言，知识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的保障。网络信息的高度发展，呈现出信息海量、复杂多样性的局面。蒙医药学信息也迅速向数字化、网络化融入，出现了多种蒙医药文献数据库，也有许多蒙医药的单方、验方公布于互联网上。蒙医药知识管理的理念、方法，需要得到全社会更多、更广泛的重视。

1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蒙医药知识管理的理念

蒙医药学知识作为一个组织系统，让组织中的信息与知识，通过获得、分享、整合、更新、创新等过程，不断地回馈到蒙医药知识系统内，形成永不间断的知识累积，成为蒙医药学组织中智慧的循环。这种循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蒙医药知识管理系统来完成，进而使蒙医药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得以不断地转化、综合、升华，使蒙医药学不断壮大和发展。

2 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蒙医药显性知识管理

蒙医药显性知识管理，主要指已发表、出版的蒙医药文献信息的管理，即通过记录、整理、数据库建设，形成一支蒙医药文献信息保障体系。通过信息的检索、分享、开发利用等，形成蒙医药学知识的良性循环和升华。例如：我校近年建成的《蒙药文献全文数据库》，完成了我区蒙药文献的储存和管理，同时为全校师生、全社会提供蒙药文献信息服务。

3 网络环境下数字资源中蒙医药隐性知识管理

蒙医药隐性知识管理主要指对依附于人头脑中的蒙医药知识的管理。隐性知识迈氏定义是这样描述的，“是和显性知识相对的，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它代表了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并涉及各种无形因素的知识，存在于个人头脑中，存在于特定场景中，难以系统化和难以交流，因而具有一定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个人技能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综合的结果。个人经验的提升、转化，单方、验方的开发在蒙药领域已经有许多的成功案例，然而，还有许多蒙药的单方、验方，只存在于特定场景中，没有被开发出来。“知识管理是对知识、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蒙医药隐性知识管理即对蒙医药隐性知识创造过程和应用过程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也包括蒙药知识的专业论证、鉴别。隐性知识不只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未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表达的知识，也包括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隐蔽在一定空间，未被公知公用知识。许多蒙药单方、验方是按照蒙医药理论、技术、方法组方的，经过实践检验，取得疗效的，然而，个体单独实践难免狭隘片面，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论证，阐明其优劣成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将这些知识融入显性知识体系。也有些蒙药知识由于语种限制了广泛的交流和传播，形成相对的隐性知识。这些蒙医药知识需要交流、验证、分析、整理、综合，形成新的思想、新见解，上升为显性知识。尽管任何新思想都是由某一独立的个人产生的，但其成果的取得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他人的协助有关，因此创新理论与实践证明了群体合作的重要性。 蒙医药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同样离不开群体合作的元素。

4 蒙医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关系

如果说显性知识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未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表达的知识，那么公开发表的文献信息都属于显性知识，却都来源于隐性知识，是由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经验提炼、升华出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其大脑中属于隐性知识，通过著书立说，出版了影响世界科学理论的巨著《相对论》，就形成为显性知识。又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通过阅读《相对论》，受到启发，经过实践又形成新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形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资本，被用于改造世界，建设世界。蒙医药知识存在于大脑中的属于隐性知识，单方、验方没有公开发表，没有经过科学程序论证也不能算作显性知识，只能算作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一个阶段性知识。有些蒙药的单方验方虽然经过一定范围的一定人群的实践检验，但是，对其合理性缺乏科学的论证，在治疗应用中只有特定的医生，特定的环境，才能有效，也不能完全属于显性知识。没有公开的成方的单方验方，需要通过本专业的理论、科学技术的论证，把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的状态，才能算作把经验变成知识，把隐性知识升华为显性知识。

数据库的可视化系统，知识图谱化、聚类分析等工具具有鉴别、管理显性知识的功效，能够鉴别信息的质量，统计学术成果的数量。例如，文献出版形态的分类，文献内容的学科分类，对文献信息的质量就有鉴别功能。期刊论文的级别（核心与否）、会议论文的水平是否是部级、文献的索及率、引用率、下载率等均可作为鉴别的指标。时代在发展，知识也在发展，隐性、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速度也急剧加快，离不开数字化的知识管理体系，蒙医药知识也只有加入到数字化、网络化的知识管理系统中，才能实现有效地保护和开发利用。

5 结语

蒙医药知识管理工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蒙医药知识管理的前期收集整理，分类、组织和存储，可视化图谱的多层次揭示。也包括每个个人的实践探索和各种组织、单位的研究的知识，还包括政府的基金项目的投入导向，都属于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探索中有依据传统蒙医药理论进行的，也有依据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医药学形成的，这就使蒙医药研究文献丰富多彩、同时也具有复杂性，需要用数字化的管理系统，进行规划和管理。现行的数据库、搜索引擎对文献信息的整合、检索、获取已经很容易给出。蒙医药知识通过数据库、搜索引擎的整合、知识图谱化、聚类分析等手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揭示，大幅度的提高了蒙医药知识管理质量，为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从而更快地促进蒙医药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隐性知识 [DB] 百度百科 / 2013-11-1

[2] 朱祖平 刍议知识管理及其体系框架 科研管理 2000 （1）19-25

[3] 知识管理_百度百科 / 2013-11-6

[4] 朱祖平 刍议知识管理及其体系框架 科研管理 2000 （1）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