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史十篇

近代文学史篇1

受高考命题的影响，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学历史教学“抓纲务本”照本宣科，师生追求单纯的知识记忆。这与高校选拔、培养专业人才相矛盾，所以引起社会和教育界的关注，不断探讨中学历史教学和高考命题的改革。

进入90年代以来，高考命题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切实加强了历史学科能力的考查。以世界近代史高考问答题为例，分析比较一下，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高考命题的趋势，也有助于把握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

1979年试题：“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如何？”1983年试题：“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答案基本上是教材原文，按点记分。考查的范围仅限于教材的一章。均是浅层次、低要求的叙述题，只考查了知识的记忆能力。

1989年试题：“根据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主要史实，说明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1990年试题：“结合13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分析英国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变化。”高考命题出现“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命题向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过渡，命题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进入90年代以来，在继续保持“大跨度、高概括”优点的同时，出现了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景的问答题，如1991年试题“以英法关系”论证帕默斯顿名言的材料论证题。

近二年则进一步出现理论性问答题。如1993年试题：“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出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试题注重考查审题能力和理解能力。考生由于审题能力差，不理解题中“19世纪70年代以前”和“据此”二字的暗示，把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或工业革命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答上了。命题对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有很强的区分度。试题在考查学生理解能力方面也颇具特色，试题范围涉及教材第七章至第十五章的重大历史事件；概念涉及对“世界政治领域的进步历史潮流”含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业革命的因果联系。对考生的理论素养要求是很高的。

1994年试题：“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新革命高潮很快还会到来，无产阶级将获得最终胜利。但是，1895年恩格斯又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方式的程度‘。试结合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和性质，阐述对恩格斯这一结论的理解。恩格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是什么？对原先的结论进行修正，说明了什么？“这一命题是几年来对《历史科考试说明》能力要求体现得最充分也是对史论要求最高的一次。

不但要求考生知道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要运用这些观点去认识历史现象，并用史实论证、辨析观点的正误。试题在转述了马、恩预言及恩格斯修正自己预言的言论，接着一连三问，首先要求分析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并根据这一分析判断恩格斯的结论是否正确；第二、指出恩格斯观察历史主要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的根据；第三、要求对恩格斯修正原先结论认识的总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评论的对象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恩的言论，渗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教育及要求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们在新在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科高考命题改革，问答题已由一般──综合──情境──理论，这种发展向人们昭示“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已由以考查记忆能力为主发展到以考查思维能力为主”。这种变化是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推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高中世界近代史教学来说，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

一、世界近代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建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的历史系统，使学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正确地在立体系统中实现知识定位和思维定向，从而有效地避免学生割裂历史联系，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

世界近代史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工运史、民族解放运动史三条互为因果的线索构成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另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争霸斗争及其经济政治实力的消长，导致国际关系政治格局的变化。其知识结构从时序角度可划分为“两期”、“四段”：从内容性质的角度可划为“四线”；从主线角度分析是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发展史。可采用序言课和图示教学法，使学生掌握世界近代史的知识框架。

世界近代史知识结构教学，要从宏观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客观的全面的科学分析，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成长，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成长的曲折性；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正是由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使资本主义飞跃发展，促使60年代美国内战和俄、日、德、意资产阶级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终于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确立。这样分析有利于吸取资本主义进步的、合理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合乎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着重揭露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资本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地区的殖民掠夺和奴役，造成亚、非、拉美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斗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其次，要进行专题历史系统归纳、分析、比较，确定类似历史现象的同异点。

二、依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紧扣教材，加强理论教学。1995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公布的《考试说明》，在历史学科的九条能力要求中，对基本理论的考查要求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即“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基本理论教学，要紧扣教材，“寓论于史”，在“高、深、新”上下功夫，交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要求回答“英美法俄日德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分为几种类型？各有何特点？”（英美法通过暴力革命，俄日德意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止于此，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对比，如进而点明历史规律中“渐进与飞跃”构成历史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交给了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再如：“1794──1814年法国”一节教材，涉及马克思主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

依据教材逐项分析拿破仑上台的历史条件、政权的内政外交，得出拿破仑政权的资产阶级军事实质的结论。这样讲解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但只能说是知识的分析综合。如转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交给学生议论，教师点明：恩格斯的这段话提出了“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原则。”分析任何历史人物都要从当时的时势或物质条件分析。

近代文学史篇2

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由于我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化要求和传统研究习惯的沿袭，大多拥挤在政治——历史研究的狭窄视点上，缺少更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学术意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随着新批评方法的倡导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已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礼先生及时吸取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以往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显示了独特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转贴于 为了发掘近代文学本来应有的瑰丽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郭先生有意识地贯彻了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点既表现为该书容纳对象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表现为作者那时时处处注重从史实出发、不苛同于定论、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准备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由此抉微探幽，发掘了近代文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以说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宏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 (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曾国藩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这部著作在作品内部研究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郭先生尤为注意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与评判文学作品，同时注意融入美学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取代其艺术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说教，还文学以丰满的血肉。如在评价徐枕亚的《玉梨魂》时，郭先生特意分析了这部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领衔之作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这部小说“凡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多是用这种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文言”，“虽中间杂有骈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真实而细腻”，这样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也不同于一般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那种堆砌词藻、滥用套语、“随处牵强”、“俱失生气”的语言现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应有区别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应单从既定观念出发一概而论。

近代文学史篇3

    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对编修文学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③换言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也必须足以揭橥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纵向分析、说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描述其演变轨迹，探究其演变的原因、规律诸方面，的的确确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不但是编著者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了该著贯串始末的两条红线。著者由此深入到文学的时代历史联系。文学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较准确地揭示出近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但在横向展示近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面目上，由于体例本身的限制，这种展示有其不足之处。

    具体而言，“文体编”在分论近代各体文学的变化发展时，侧重于纵向描述各式文体的变迁。虽然其中也有近代作家作品的重点剖析，“作家传”、“大事记”部分于此又有所补充，但对近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读者仍难有一个同步的全景式的印象。

    其次，文学发展的渐变性决定了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界标。作为一部论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自然应该放在近代文学，但能否如某些论者(赵慎修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综论编”中增设一章“古代文学的没落”，集中论述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近代后期、现代初期，近代文学的一些非主流的社团、流派仍在部分区域有所活动，如同光体的绵延不断的存在，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繁荣”，现有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此极少关注。“近代文学”能否有一个延伸式的断结?

   再次，反殖、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以外的分流作家、作品.事实上在特定的区域、阶段内，影响、声势反大于主流作家、作品。对于这种貌似“反常”的文学现象，编写文学史时不应当予以简单的忽视或仅作表层的解析，而应从文化、时代、区域性读者群的构成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考察，真正发掘出其内含的、本质性的根源。     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此外，索引、图片“为用至大”。索引“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也可弥补全书体例上的不足。图片则在“增高读者兴趣”的同时.“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增订再版时，如能兼顾及此，那也会锦上添花，为新著赢得更好的赞誉。

注释:

①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6月出版。

② 详参赵慎修《体例一新，面貌大变：评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4期)、冼心福《历史的文学，文学的历史：读〈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1期)、陈建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简评》（《韶关大学学报》1992年4期)、刘德隆《勾勒近代文学的轮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读后》(日本《清末说研究》1992年10月号)、左鹏军《文学史体例的新探索：评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图书馆论坛》1993年2期)、何绵山《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评介》(《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3期)。

近代文学史篇4

[关键词]纲要课；历史文化资源；绍兴；徐锡麟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7-0043-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简称纲要课，是高等学校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纲要课与概论课、基础课、原理课共同构成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重视，这就对讲授思政课的高校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取得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每一个思政课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具体到纲要课的教学，必须首先对纲要课的学科特点有精准透彻的把握，然后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才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纲要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既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般特点，也有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性。纲要课以史实为基本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可以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促进纲要课的课堂教学。下面从绍兴为纲要课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绍兴历史文化资源上好纲要课、学生考察徐锡麟故居的教学效果来论述。

一、绍兴为纲要课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纲要课的学科特点，需要可感的历史文化资源来为理论提供支撑，教师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城市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与教材结合的重点案例来分析。

（一）纲要课的学科特点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既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般特点，也有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性。纲要课与其他思政课相比，其他思政课程以理论为基本元素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纲要课以史实为基本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为讨论基点[1]，纲要课的史实特点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材的整体逻辑体系按照时间排列。时间是历史的根本特征，教材的十章内容从时间的跨度上，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开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贯穿中国近现代的各个发展阶段。第二，教材每编的综述是对这一阶段历史的高度总结。上编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是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八十年历史的概述，包括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等历史内容。中编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十年历史的概述，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等历史内容。下编综述“辉煌的历史进程”，是对改革开放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概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进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历史内容。第三，教材章节叙述上是以史为纲。教材的每章、每节甚至每一个标题，都有具体的历史内容，都是对历史的概括、总结与评价。

介于教材的这种特点，充分开发、利用史实元素对学生进行唯物史观教育和国情教育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绍兴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绍兴地处江南水乡，位于浙江宁绍平原，是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四千年前的尧舜禹时期到近代历史，绍兴出现了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近代以来，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诸省较早的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民国时期浙江是思想文化活跃的省份之一，这些都为绍兴在近代史上成为文化重镇奠定了基础。绍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涌现的历史文化人物，从涌现的高潮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人物的主要的贡献上也可以分为两大类。首选，从涌现的高潮上可分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后主要历史人物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陈魏、陈志军、巩宝铨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主要历史人物有蔡元培、鲁迅等人。其次，从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要贡献来说，可以分为革命家和文化人两大类。革命家主要有徐锡麟、秋瑾、陶成，文化人主要有鲁迅、蔡元培。这两种划分有交叉，有的历史人物既是辛亥时期著名革命家又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如蔡元培。这些绍兴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现在大多开设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内建有人物事迹展厅，是了解这些人物事迹和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地。

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选择一个或者几个有代表性的、与纲要课教学结合比较紧密的绍兴历史文化人物作为重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模式探索，力求把纲要课上好上活。

二、如何利用绍兴历史文化资源上好纲要课

绍兴有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加以利用当然非常可惜。利用绍兴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纲要课的教学，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让学生理解纲要课的性质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二是教师带领学生开展实地考察活动。

（一）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让学生了解纲要课的学科特点和利用绍兴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课堂教学，是教师上好与学生学好纲要课的前提，为此，进行学习方法指导是必要的。在开学的第一节课，笔者就进行了主题为“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课堂教学”的学习方法指导课。指导课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向学生介绍纲要课的学科特点；二是说明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的意义及具体的操作办法。在介绍纲要课的学科特征上，强调纲要课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也有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即以“史”为线索贯穿思想理论，以论“史”为基本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这样使学生对纲要课有一个整体认识，也为下面的说明提供方法论支撑。在说明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的意义及具体的操作方法上，首先说明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的意义在于，历史现象的发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为历史提供了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立体材料，能突破教材文字平面化的局限，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其次说明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纲要课教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再好的教学理念，如果没有可操作性，不能落到实处，也是纸上谈兵。笔者所在的高校地处绍兴，利用绍兴历史文化资源开展教学具有现实性。笔者认为利用绍兴的历史文化资源至少可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让学生搜集、整理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绍兴籍人物，如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等历史人物的事迹，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介绍；二是带学生到这些绍兴历史人物的故居参观，让学生写出参观心得体会。

（二）开展实地考察活动

绍兴的徐锡麟故居、大通学堂、秋瑾故居、蔡元培故居、鲁迅故居等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代表性，参观这些名人故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有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在实际教学中可能拿不出很多时间对这些名人故居进行一一参观，因此可以根据教师的教学安排选择其中的一二处作为参观重点。教师带领学生参观名人故居分成四个步骤。第一步是确定参观对象。如果教师的教学安排在于利用绍兴的历史文化资源讲授辛亥革命，可以选择锡麟故居、大通学堂、秋瑾故居；如果讲授新文化运动，可以选择蔡元培故居、鲁迅故居。笔者选择的是徐锡麟故居。第二步是教师进行先期的参观和知识积累。教师首先自己对选定的名人故居的位置、交通路线、故居的情况、人物的主要事迹等有比较详细、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在带领学生参观时做到游刃有余。第三步是给学生布置作业。如要求学生在参观前了解徐锡麟的有关革命事迹，并且在参观后写出心得体会。第四步是带领学生实地参观体验。笔者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带领学生到位于绍兴东浦镇的徐锡麟故居参观，并且现场对徐锡麟的事迹进行讲解。

经过参观之前的教学方法指导，使学生认识绍兴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同时也知道怎样利用这些资源进行纲要课的学习。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考察对象，做好必要的前期准备，最后带领学生实地考察，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

三、学生考察徐锡麟故居的教学效果

从选定考察对象到实地考察，这只完成了教学的过程，真正检验教学还要看教学的效果。考察徐锡麟故居教学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学生的参观心得体会和参观后学生的课堂表现来分析。

（一）从学生的参观心得体会中看效果

从学生参观徐锡麟故居后写的心得体会中看出，学生的收获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即知识方面和情感体验方面。从知识方面的收获看，通过这次实地参观，学生对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的平生经历、主要事迹及故居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对徐锡麟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从学生的情感体验方面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革命家徐锡麟的敬仰之情，二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三是促进自己努力学习。从第一方面看，学生普遍怀着敬仰之情去参观徐锡麟故居，感受到徐锡麟为民族的未来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所在，纲要课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第二方面看，学生从徐锡麟等革命家事迹中，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有助其树立珍惜美好生活的人生观。从第三方面看，学生认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希望。总之，这次参观促进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效果比较显著。

（二）从参观后学生的课堂表现看效果

笔者选择考察徐锡麟故居是出于教授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的考虑，所以在讲授这一章前，先带领部分学生考察徐锡麟故居，为这一章的教学奠定基础。从参观后的课堂教学效果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参观徐锡麟故居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看，这些学生因为已经对徐锡麟的事迹有了解，并且受到徐锡麟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所以在课堂中再次提到徐锡麟时，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不同于其他同学的理解。二是从参观后的课堂表现来看，学生对纲要课的认识增加了，上课的注意力更集中，教学的实效性得以提高。

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上好纲要课，要因地因时制宜，没有统一的模式，笔者所进行的只是一种探索与尝试。期待在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纲要课的教学上出现更多的探索与成果。

近代文学史篇5

关键词：地方文化资源；纲要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17-0093-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作为一门全国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院校的教学中居于重要地位。如今，为更好地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标，越来越多的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地方文化资源。确已形成共识的是：适当运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提升纲要课的教学魅力。本文试对地方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地方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的主要价值 合理运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观目前纲要课的教学现状，其主要价值体现为：

第一，从教学内容而言，地方文化资源可使纲要课教学内容充实、具体而生动化。近现代地方文化资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一部分，同时又从微观角度再现着中国的历史。这些微观的历史资料，因其具有内容生动性、素材贴近性、形式多样性、空间拓展性以及价值导向性等特点，不但可充实纲要课的教学内容，还能使纲要课教学内容微观、具体且生动化。因此，也使得纲要课教师易于在课堂内外直观地创设历史情景，并把纲要课讲好、讲透、讲生动。

第二，地方文化资源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地方文化资源就是记录历史的珍贵史料，也成为人们感知过去的客观载体，对它们加以合理利用，能让历史直观地表现出来，能够避免空洞与枯燥的说教。因此有人指出，将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纲要教学，“拉近了学生与课程之间的距离，还使学生对中国人民为什么要进行三个选择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1]

第三，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地方文化资源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它讲述的人物和事件，距离学生比较近，它往往就是我们身边的、甚至曾经就是我们校园里的事件和人物，学生对其具有强烈的了解和认知的愿望，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些内容有亲切感，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

二、地方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的主要途径

地方文化资源融入纲要课教学是非常有益的教学探索，可从下面三条主要途径入手。

第一，地方文化资源融入课堂教学内容。即在课堂教学中，加入相关地方文化资源的内容，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与纲要课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两者相得益彰。以长沙地方文化资源为例，在讲授《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时，可有意识地介绍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它所培养的人才，还有梁启超对它的怀念。而关于湘人谭嗣同的故事，更可以充满深情地讲述；在《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一章时，可插入在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章时，则可结合“长沙会战”进行教学设计，使学生更好、更直接地感受全民族抗战，以及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和地位。

第二，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实践教学。目前纲要课的实践教学并未受到重视，较多的学校还流于形式，他们采取的刑式基本上为两种：一是组织学生观看电影，二是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虽然要求学生撰写观后感，但很多学生都是应付式地完成，更有一部分学生直接抄袭网上之观后感。另一方面，教师对于电影或者参观基地，事前没有导入，事后没有评析，这样的实践教学，效果究竟如何是毋庸讳言的。但若将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实践教学，则这种情形将大为改观。如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可直接组织学生参观岳麓山，因为岳麓山上有陈天华、禹之谟、蔡锷、黄兴等人之墓葬，有长沙会战军事指挥所旧址、七十三军抗日烈士纪念碑等遗址遗迹。注意：教师一定要讲解。生动、深情而完整地讲解，会让学生在感受军民共同奋勇抗日的同时，直接进入那波澜壮阔的抗战年代，感受先辈们那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精神，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教育的价值得到实现。这种实践教学方式非常直观、生动，且让人印象深刻。之后，还可引导学生研究“长沙在近代为何能成为革命圣地”这一课题，并写成小论文上交，教师再进行打分与讲评。

第三，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各种教学法的实施中。为提升纲要课的教学实效，教师一般会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专题式讨论法、专家讲座法、调查创作法、案例法，等等。以专题式讨论法为例，教师将发生在长沙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有重要影响的长沙籍人物作为选题，事先布置，要求学生查找资料、分析研究，最后组织他们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以调查创作法为例，可组织安排相关专业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进行调查、创作活动，如组织旅游管理、地理专业的学生调查研究长沙某地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情况，并写成毕业论文或调查报告；可支持、鼓励新闻系学生、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拍摄与长沙相关的影像、照片，制作介绍其文化资源的短片或动漫作品等。[3]

三、地方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的主要原则

面对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教师在欣喜之余，亦应注意对其进行整理、分类以及分析研究，以选择合适的内容融入教学。教学中应注意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以教材为主的原则。使用地方文化资源的目的，在于顺利实施纲要教学目标，因此不能“反客为主”，随意、到处使用，这样会导致教学内容的混乱，以致无法完成教学计划。

第二，合理利用原则。因为地方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似乎都可以拿来使用，但运用于教学的，应该是那些与课程联系紧密、同时学生又感兴趣的资源。

第三，实事求是原则。地方文化资源有可能与民间故事、传说、演义等混杂在一起，因此纲要课的教师一定要秉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选取素材，切勿信口开河。一些奇闻异事、小道消息，也不要拿来在课堂上讲，虽然学生爱听。另外，现实中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甚至是错误的学术观点，切忌不可用来去迎合学生猎奇的心理，这会误导学生，也导致教学目的的严重偏离。[3]

第四，典型性原则。地方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应当选取那些与中国近现代史关系重大、结合紧密的素材，尤其应当选择那些在地方发生、却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人物，这样才能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标，才能深化学生对国史、国情以及“三个选择”的理解。

纲要课既是一门历史课，更是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为了实现思政教育的目的，一部分教师严格按照教材讲授，以致说教气氛过浓，再加上纲要课的内容本身与高中历史课内容重复，因此造成课堂死气沉沉，学生了无兴趣。所以，教师应在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同时，将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教学中，以实现理想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徐可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新型教学模式的探讨[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1）.

近代文学史篇6

论文摘要：近代

该理论还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

(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

(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近代文学史篇7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近代文学史篇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近代文学史篇9

2．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过去，近代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似已成定论。近几年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理解和认识。有的认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丧失独立，半封建才是指社会形态，其另一半即指半资本主义；前者系向下沉沦，后者为向上发展(《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不能分割，半殖民地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还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向下沉沦的过程(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6期。)。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起止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界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人主张辛丑和约为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标志；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社会的标志(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有人主张半封建从洋务运动起至辛亥革命止，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则从鸦片战争起至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完全独立为止(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还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一种类型(陈胜粦：《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重新认识问题》，《学术研究》1989年2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有的则主张撇开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而从人类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从中古封闭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林有能），《学术研究》1988年6期。)。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

近几年对中国近代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有的主张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前58年为资本主义经济酝酿发生和发展的时期；后52年为在政治上实行变封建式的专制独裁为民主的政治改革，以期适应资本主义更好的进一步发展(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有的主张以政权更迭为分期界标，将近代史分为晚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中华国民政府时期三段(邱观建：《对中国近代史的几点思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有的主张按中国现代化过程分期，将近代史分为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丁日初：《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简论》，《历史教学》1990年2期。)，与此相类，有的提出以中华民国成立为标志，中国近代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成期，称中国近代史，后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终结期，称中国现代史(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6期。)。

4．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课题——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几年继续取得进展。继1983年上海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后，1988年11月在南昌举行了第二次讨论会。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有无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分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官僚资本主义问题，特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系政治概念。后进国家依靠政权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国家资本不能称作官僚资本。在资本形态上，官僚私人投资与一般企业中私人投资相同，均属私人资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企业中出现的是民族资本家，而未出现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洋务运动时期官僚资产阶级就已出现，至国民党时期“四大家族”最后定型。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国家资本，在具体企业里官股股东资格，直接代表和支配国家资本，表明了官僚资产阶级身份(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作上、中、下层的区分，并将这种阶层划分与政治态度上的左、中、右对应起来。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家无不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高潮低潮的起伏而变化的，不是按“上、中、下——左、中、右”公式表现的。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在近代中国是时代中心，对反封建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起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60年中时代中心仍是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只在20世纪初年到五四前十年中充当了时代中心，有人甚至认为，就是这十几年里，资产阶级也没起多大作用。有人还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过去一般都认为较晚。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承认兼有买办职务或不兼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那就可以确定民族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

近几年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本集团和近代商会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有天津市档案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和夏东元著《盛宣怀传》、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等书出版。

5．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

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继续拓宽，除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进展外，突出的有近代军事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发展。1986年12月举行了首届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近代军事史学会。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的著作均有出版。1986年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受到重视，对秘密社会，社会风尚、意识心理，人口，租界，移民，灾荒等诸多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均已着手，出版有蔡少卿著《中国会党史研究》、李文海主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著作。

二　晚清史研究

1．鸦片战争

近几年对鸦片战争中清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场态度研究有新的认识。如鸦片战争前夕关于禁烟的争论，并不存在弛禁和严禁两派的斗争，更不能与后来的抵抗、投降方针联系起来，是道光帝的禁烟态度影响了内外大臣(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新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过去对林则徐的被黜，说成是清廷投降主义和扶满抑汉政策所致，现在研究者指出，原因在于林则徐违反了道光帝的“护国体、避边衅”的对外政策，以启边衅罪被黜(见王纪河：《1988年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的新说五种》，《历史教学》1989年6期。)。

2．太平天国

近几年出版的资料著作有《天父天兄圣旨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王庆成编注），《太平天国运动》（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著）。一般研究均在细部深入探讨。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提出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一般学者均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打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引发了洋务运动；《资政新编》是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纲领，显示出先进中国人为国家近代化绘制了蓝图(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1期；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过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宝鸡师院学报》1989年2期。)。有的学者说：太平天国促使小农经济大发展和它的商品率大提高，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助产”作用(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8年4期。)。但也有反对将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的意见，说农民造反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无必然联系，《资政新编》是由洪仁玕个人偶然因素造成，而非农民起义的必然产物。洋务运动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

3．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79—1988年10月间共一千余篇，专著资料40余部，不久前有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一书出版。1987、1989年先后举行了第四、五届洋务运动史学讨论会。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直争论较大，第五届讨论会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与会者中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化工业运动为主体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它成为中国从手工业生产进步到机器工业生产的转折点，它提倡新学，兴办新式学堂，开创向外国学习的风气，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只是“封建主义的近代化”(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对于洋务派的外交，过去往往称之为妥协投降外交。现在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外交，从传统的“夷夏之辨”转为国家主权，争取国家地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有妥协软弱倾向，但这是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关于洋务运动的成效，有的论者强调其失败，说它未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反而加速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它是近代化的开端，完成了时代所给予的历史任务，不能说它失败。它延缓了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

4．戊戌维新

近代史学界对戊戌运动的评价，逐步改变了过去因其是自上而下改良而贬低的态度，1986年有王侙著《维新运动》一书出版，1988年11月在广东举行了戊戌维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者们提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它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学术月刊》1988年10期。)；它是近代中国国体改革运动的先驱(方志钦：《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4期。)，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提出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1期。)。有的论者称它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改变旧制度的角度说也是一场革命(见史之：《群贤聚南国，兴会论康梁》，《文汇报》1989年1月17日。)。

5．清末人物研究

近几年对清末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奕訢、慈禧、光绪等均有不少研究，而其中突出的是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与过去斥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反动派不同，一些研究者提出，要摆脱以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框架。说曾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军事工业，在江南制造总局成立第一个新式学堂，开设第一所翻译馆，先后派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制定留学章程，他以实际行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发展，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许山河：《也谈曾国藩与洪秀全》，《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的研究者则继续认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大于功，属基本上应否定的政治人物(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社会科学》1989年2期。)。有将曾国藩与洪秀全对比研究者，认为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曾国藩彻底守旧，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有的文章论证了曾国藩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旧物，既是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又是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不自愿地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6期。)。对李鸿章，过去也斥责其反动卖国，现在研究者逐步改变了认识，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在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方面比曾国藩、左宗棠还高出一筹。他是有爱国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当然他有误国之处，但他不是卖国贼(陈旭麓：《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文汇报》1988年12月6日：张礼恒：《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齐鲁学刊》1989年5期。)。有的过去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承认，李是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他有误国而不是卖国，他在自强御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李平生、李岫：《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0年2期。)。不过，有人认为，前些年对李鸿章、曾国藩等人物评价，给予了“不应有的推崇”(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6期。)。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也在提高。研究者称康梁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与革命派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路线的争论，他们在开发民智思想启蒙方面比革命派做得还更多一些。有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等书出版。

张謇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过去因其立宪立场而加以批判，现在研究者指出：他从封建士大夫行列中游离出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立宪运动的首领，致力于推进中国工农业的近代化，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人”；他通过实践，提供了在中国实行地区性资本主义改造的近代化模式——南通模式，他在政治、实业、教育三方面的革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沈祖炜：《近几年国内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9年2期；章开沅：《对张謇的再认识》，《江海学刊》1988年1期。)。有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评传》一书出版。

1987年举办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举行了李鸿章研究学术讨论会，李鸿章讨论会论文集成《李鸿章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

三　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新兴分支学科，自70年代起开辟，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呈现繁荣景象。继1984年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后，1987年又举行一次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

民国史著作资料出版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二卷三册已于198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已出至第六卷。凡民国时期重要事件一般均有专题资料编辑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于1987年出版。《民国档案》刊布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除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外，还按专题编辑原国民党政府军政要员关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战役的回忆录和其它专题资料。

民国人物研究进展较快。《孙中山全集》11卷已出齐，孙中山藏档及孙中山研究的资料著作出版多种。1986年11月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颇为盛大。蔡元培、胡适、汪精卫、廖仲恺和何香凝、冯玉祥、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文集传记或年谱均有出版，有的人物的传记出有几种。近几年蒋介石的传记亦有几部问世。对蒋介石的记述已从政治性批判开始转向学术研究，对其早期革命活动和抗日表现有了比较积极的评价。

民国史专题研究也有较大进展。除辛亥革命史外，护国运动史、北洋军阀史、武汉国民政府史、抗日战争史均有资料和专著出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过去专讲解放区战场，现在重点转入国民党正面战场研究，对其战略指导和各重要战役均有探讨。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全国举行学术讨论会多次。在国民党政权研究方面，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举措评价较前客观全面。如对其币制改革、抗战准备、抗战态度等的评价。民国政党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国民党史、国共关系史和民主党派史的资料专著出版多种。民国经济史研究进展，近有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出版。民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亦有所开展，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彻底反传统的估价存在不同认识。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四　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颇受重视的专史，研究正逐步深入。近几年出版的综合性著作有丁名楠、张振鹍等人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刘培华编《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

中美关系史，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的中美关系史状况，吸引着研究者极大兴趣。1985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国际的和国内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近几年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和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等书出版。丁名楠主编的《近代中美关系史论文集》已出版两辑。

中苏关系史近几年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前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四卷均已出齐，现在正编辑《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有关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中苏贸易关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等问题的论文陆续有发表。

中日关系史方面，除了中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外，近几年有《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汪向荣著）、《中日近代启示录》（王晓秋著）等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中英关系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主持撰写19世纪的香港史专著。

中外经济关系史方面，近几年海关史研究有一些成果。出版有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文集）、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卢汉超《赫德传》等书。1988年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近代文学史篇10

本文主要探讨近年来高考中出现的重要史观以及其在中国近代史复习中的运用。

一、重要史观解读

（一）革命史观

革命史观又称为阶级斗争史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历史。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二）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从横向看，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纵向看，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就是近（现）代化的过程。以文明史观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史，一方面要注意不同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另一方面要注意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

（三）近（现）代化史观

通常情况下，近代化和现代化意思相同，是指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近代化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思想文化上的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城市化、平等化和世俗化。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四）全球史观（整体史观）

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演进的历史。全球史观要求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历史，强调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重视交往、交流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五）社会史观

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大事件的历史，更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历史，包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

二、运用多元史观引领中国近代史复习

（一）运用多元史观整合中国近代史内容，建构多元知识结构模型

1.运用文明史观进行专题整合

注意以下两个维度：

（1）从中西文明联系角度整合：①文明的差异：中国——农耕文明；西方——工业文明。②文明的冲突：列强的侵华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③文明的融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④文明的创新：洋务运动与西方不一样的工业化道路、中华民国三权分立模式下责任内阁制的创立、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探索、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国化（如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有机结合、思想）。

（2）从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角度整合：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①物质文明：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近代工业产生、发展，社会生活剧变。②政治文明：洪仁玕“法治”、“民主”思想早期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康梁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和维新变法实践孙中山等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和建立民国、颁布《临时约法》的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努力探索，体现了近代从专制统治逐渐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法制、建设逐渐发展。③精神文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早期维新思想康梁维新思想三民主义民主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传入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发展。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思想不断解放，近代思想、文化得到发展。

2.运用近（现）代化史观进行通史整合

（1）1840～1860年，近代化孕育阶段

①主干知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萌发；外国的生活方式逐步传入中国。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仅仅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近代化的因素，新的经济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近代化的历程并没有真正开始。

（2）1860～1895年，近代化启动阶段

①主干知识：洋务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甲午中日战争；“中体西用”思想，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中国近代教育与交通运输业、大众传媒的起步。

②阶段特征：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化开始起步，中国近代化的领导阶级是地主阶级，主要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近代化运动集中在经济方面。

（3）1895～1927年，近代化整体发展阶段

①主干知识：八国联军侵华；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工业短暂春天，民族资本主义走向萧条。康梁维新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实业救国思潮，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新三民主义，思想的萌芽。交通（铁路、航空）、通讯的进步，报刊业的发展，电影业的兴起，物质生活和习俗的变化。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近代化的“整体发展”体现在近代化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展开。近代化的领导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其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的禁锢，近代化的实践上升到“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这一时期，近代化最突出的领域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这一阶段后期，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探索。

（4）1927～1949年，近代化曲折前进阶段

①主干知识：国共十年对峙，日本侵华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②阶段特征：这一时期，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近代化艰难地进行。由于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官僚资本的压榨、日本的侵华等因素，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历经曲折，几乎陷入绝境。同时，增加了新的内涵，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中国近代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本阶段近代化重点在政治领域。

（二）运用多元史观揭示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规律，多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史，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

从革命史观的角度看，是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和压迫，不断进行抗争的历史，是不屈的中国人为争取独立、解放、民主、富强而努力探索的历史。

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是中国从古代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也是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碰撞、冲突、交汇、融合的历史。

从近（现）代化史观角度看，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艰难历程。包括政治上，从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经济上，从落后的手工生产向现代化的机器生产，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近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变；思想文化方面，从农耕文化、愚昧保守心理向近性化、科学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转变；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从愚昧、保守、繁琐、等级森严到文明、开放、简约、平等、西化转变。

从全球（整体）史观的角度看，是中国从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到向西方学习，主动融入世界、追赶世界潮流的曲折历程。

社会史观角度，略（与近代化史观中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内容同）。

（三）运用多元史观解读中国近代史内容，多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概貌

1.多元史观解读重大历史事件（以对辛亥革命的解读为例）

从革命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从近代化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一次深刻的近代化运动。政治上，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缔造了民主共和政体，迈出从专制到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开创了一个新阶段；经济上，辛亥革命促进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化实现第一次腾飞；法律上，颁布了《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责任内阁制等，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思想上，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上，自由、平等、友爱的风气兴起。

从文明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同时促进了物质文明取得重大成果。

从整体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世界（首先是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已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史观看，辛亥革命以剪发辫、废除跪拜礼和大人老爷等称号的移风易俗举措使得国民面貌、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2.多元史观解读重要历史现象（以中国近代史上的通商口岸问题为例）

（1）从革命史观看，它是西方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基地，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明显标记。

（2）从现代化史观看，它是中国工业基地、技术中心、商业中心和思想传播中心，对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挥了带头作用，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

（3）从全球史观看，它加强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使中国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4）从文明史观看，它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近代化工业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最早开始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前沿阵地。

（5）从社会史观看，它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最早受到冲击的地方，是中国近代最早移风易俗的地方。

3.多角度评价重要历史人物（以对伟人孙中山的评价为例）

甲说：“他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乙说：“他是中国民主法制的光辉先驱。”

丙说：“他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

丁说：“他是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思考：甲、乙、丙、丁分别主要是站在哪种史观上对孙中山作出评价的？

甲：革命史观；乙：现代化（近代化）史观；丙：社会史观；丁：全球史观。

三、运用多元史观复习中国近代史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要注意史观的选取不能一味求“新”，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整体史观等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固然新颖，但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题下，传统的革命史观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要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解读历史时，要深刻理解不同史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既不能将不同的史观完全对立，又不能对不同史观不加区别的完全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