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技术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12 14: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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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AS;NAS;SAN;iscsl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服务器对存储的需求随之发展,但由于商业企业规模不同,对网络存储的需求也应有所不同,选择不当的网络存储技术,往往会使得企业在网络建设中盲目投资不需要的设备,或者造成企业的网络性能低下,影响企业信息化发展,因此商业企业如何选择和使用适当的专业存储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高端服务器所使用的专业存储方案有DAS、NAS、SAN、iscsl几种,通过这几种专业的存储方案使用RAID阵列提供的高效安全的存储空间。

一、直接附加存储(DAS)

直接附加存储是指将存储设备通过SCSI接口直接连接到一台服务器上使用。DAS购置成本低,配置简单,使用过程和使用本机硬盘并无太大差别,对于服务器的要求仅仅是一个外接的SCSI口,因此对于小型企业很有吸引力。但是DAS也存在诸多问题:(1)服务器本身容易成为系统瓶颈;(2)服务器发生故障,数据不可访问;(3)对于存在多个服务器的系统来说,设备分散,不便管理。同时多台服务器使用DAS时,存储空间不能在服务器之间动态分配,可能造成相当的资源浪费;(4)数据备份操作复杂。

二、网络附加存储(NAS)

NAS实际是一种带有瘦服务器的存储设备。这个瘦服务器实际是一台网络文件服务器。NAS设备直接连接到TCP/IP网络上,网络服务器通过TCP/IP网络存取管理数据。NAS作为一种瘦服务器系统,易于安装和部署,管理使用也很方便。同时由于可以允许客户机不通过服务器直接在NAS中存取数据,因此对服务器来说可以减少系统开销。NAS为异构平台使用统一存储系统提供了解决方案。由于NAS只需要在一个基本的磁盘阵列柜外增加一套瘦服务器系统,对硬件要求很低,软件成本也不高,甚至可以使用免费的LINUX解决方案,成本只比直接附加存储略高。NAS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由于存储数据通过普通数据网络传输,因此易受网络上其它流量的影响。当网络上有其它大数据流量时会严重影响系统性能;(2)由于存储数据通过普通数据网络传输,因此容易产生数据泄漏等安全问题;(3)存储只能以文件方式访问,而不能像普通文件系统一样直接访问物理数据块,因此会在某些情况下严重影响系统效率,比如大型数据库就不能使用NAS。

三、存储区域网(SAN)

SAN实际是一种专门为存储建立的独立于TCP/IP网络之外的专用网络。目前一般的SAN提供2Gb/S到4Gb/S的传输数率,同时SAN网络独立于数据网络存在,因此存取速度很快,另外SAN一般采用高端的RAID阵列,使SAN的性能在几种专业存储方案中傲视群雄。SAN由于其基础是一个专用网络,因此扩展性很强,不管是在一个SAN系统中增加一定的存储空间还是增加几台使用存储空间的服务器都非常方便。通过SAN接口的磁带机,SAN系统可以方便高效的实现数据的集中备份。SAN作为一种新兴的存储方式,是未来存储技术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也存在一些缺点:(1)价格昂贵。不论是SAN阵列柜还是SAN必须的光纤通道交换机价格都是十分昂贵的,就连服务器上使用的光通道卡的价格也是不容易被小型商业企业所接受的;(2)需要单独建立光纤网络,异地扩展比较困难;

四、iSCSI

使用专门的存储区域网成本很高,而利用普通的数据网来传输SCSI数据实现和SAN相似的功能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系统的灵活性。iSCSI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它利用普通的TCP/IP网来传输本来用存储区域网来传输的SCSI数据块。iSCSI的成本相对SAN来说要低不少。随着千兆网的普及,万兆网也逐渐的进入主流,使iSCSI的速度相对SAN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劣势。iSCSI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新兴的技术,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厂商较少,对管理者技术要求高;(2)通过普通网卡存取iSCSI数据时,解码成SCSI需要CPU进行运算,增加了系统性能开销,如果采用专门的iSCSI网卡虽然可以减少系统性能开销,但会大大增加成本;(3)使用数据网络进行存取,存取速度冗余受网络运行状况的影响。超级秘书网

通过以上分析,下表总结了这四种方式的主要区别。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四种方案各有优劣。对于小型且服务较为集中的商业企业,可采用简单的DAS方案。对于中小型商业企业,服务器数量比较少,有一定的数据集中管理要求,且没有大型数据库需求的可采用NAS方案。对于大中型商业企业,SAN和iSCSI是较好的选择。如果希望使用存储的服务器相对比较集中,且对系统性能要求极高,可考虑采用SAN方案;对于希望使用存储的服务器相对比较分散,又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可以考虑采用iSCSI方案。

参考文献:

[1]白广思:CSAN与IPSAN架构比较新论.情报科学,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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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一技术关系 关联性分析 转化效率

1.引言

“科学一技术”关系的实践研究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纳林(Francis Narin)通过专利对论文引用在来源和时间方面的关联性,证明在高科技领域,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利用论文和专利数据可以衡量国家、地区或机构的创新能力测度以及相互间知识转移、技术转移途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基于专利的科学一技术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定量指标方法、数理模型方法、科学一技术映射模型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指标方面主要有科学联系度(Science Linkage)及其标准化后的产业标准化指数、当前影响指数(Current Impact Indicator)及衍生的科学强度、技术循环时间(Technology CycleTime)、技术扩散系数、相对强弱指数(RSI)等。数理模型方面,有基于熵值算法学校一产业一政府的三螺旋模型与算法(已由Mode-1进化到Mode一2),技术成长曲线及其修正,以及用于科研投入与产出绩效间的灰色关联分析;科学一技术映射模型方面,国内学者尝试建立科学学科分类与专利IPC分类的映射模型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如高继平提出的专利/论文的混合共被引网络分析、聚类分析和聚类自动标引,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研究等。定量指标方法难以避免突发因素造成的数据噪音,例如论文或专利的数量的突发性增长或引用;模型研究和社会网络分析其关注的指标较为局限,例如模型研究主要是宏观的规模性产出数据;社会网络分析则要求变量数据间有共现关系。文章涉及7个论文和专利的数据变量,得到21种关系组合,扩展了定量指标体系,同时发现了一些原本弱相关或无关的数据变量去除时滞影响后呈现出较强或极强的相关性。

“科学一技术”相互作用分析能体现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间的协同发展、扩散转化和相互贡献程度,从而为支持科技领域布局、制定技术创新策略、合理配置科研资源等提供决策依据。文章以国内高等学校“科学一技术”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高校的专利数据和论文数据关联性分析,挖掘影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关联性因素,探讨科学与技术相互转化、扩散、相互促进的时间效率。一项研究,或某一领域的研究,在研究发表后需要多长时间能被关注(被引)、被传播、以及促进技术应用的出现,通过r间度量来揭示该问题,能够为高校科技管理部门开展科技资源布局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的定量分析方法体系和策略。

2.研究方法

关联性分析方法在很多学科领域得到了应用,在挖掘“科学一技术”关联性分析方面,可以分析研究经费的投入产出,但其涉及的变量局限于产出数据,而忽略了引文关系,即科学与技术间的转化和扩散效率;可以分析科研项目与专利产出间的关联性,但其忽略了科研与技术之间的时间转化差异,其相关性系数均低于0.9。

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通常认为:先有科学研究再有专利产出,即研究总是走在应用的前面;成果公开之后会经过一段时间得到关注、扩散、被利用。那么一个机构、一个学科、一个技术领域甚至单个的研究内容发表之后,究竟要多长时间才能爆发出大量的技术应用成果?文章扩展了“科学一技术”常用的分析指标涉及的数据变量(见表1),考量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时间差异性,一方面挖掘了更多的可用指标;一方面将原本弱相关的关联性通过时间关系处理得到了较强或极强的关联性,并分析该时间差异对科技转化效率的影响。

从表1看出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考察单一变量的变化趋势或者分布情况;二是对技术相关变量(如专利被引次数与专利公开量、引用论文文献和专利公开量或量)间通过逻辑运算得到的数值进行分析,形成衡量科学一技术关联性、活跃度和影响力的常见指标体系,运算方法主要包括平均数值、标准化数值、引用关系时间间隔等。但其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变量关系单一,且依赖于指标的建立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无法消除由突发因素引起的数据噪音。

2.1关联性分析方法

在不同的变量间可能存在着线性相关或曲线相关关系,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不同类的相关又可分为强相关、中等相关、弱相关或者无关等几种关联程度。而曲线相关大多可以转换线性相关进行研究,衡量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常用的系数为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假设:变量A(专利申请)与变量B(专利被引)之间存在潜在的关联性,当N=30(1985-2014年),A与B两个变量曲线走势见图1,但两条曲线并不完全重合,可以首先计算得到一个皮尔森相关系数:

对于同一年份的数据来说,专利被引相对于专利申请有所滞后。这一规律在图1中表现为变量B的峰值在时间上较变量A提前出现。因此,在计算相同年份的变量A和B的相关性之后,尝试寻找变量B的峰值相对变量A峰值前移的一般规律,计算不同年份的变量A和B之间的相关性;当Pn达到最大值时,n即为变量B相对于变量A的峰值前移时间差,也可以理解为变量B相对于变量A的时滞。新的线性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当Pn达到最大值时,n即为A变量对B变量产生作用的时滞度量。

关联性分析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对于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性的变量,通过考察其时间序列变化情况,挖掘其在时滞效应和转化速度方面的关联性,以考察其预测性。(2)消除单个数据带来的噪音影响,使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2.2方法验证

通过曲线拟合,比较A和B,以及A和B两组曲线的皮尔森系数和R方值,若皮尔森系数R方值得到改善或有明显提高,且通过SPSS分析软件得到的置信区间均在95%及以上,则说明该方法对于该变量组合具有统计意义。

文章通过列举两个例子来进行验证说明:(1)选择机构G的30年间(1985-2014年)(A1)和专利申请量(B1),并假设论文研究能带动专利的申请,分析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预测专利申请要经过时间n才能达到当前科学研究水平带来的相应技术应用规模;(2)选择机构G的30年(1985-2014年)专利申请量(A2)和专利被引量(B2)进行关联性分析,与现有的“技术扩散速度”指标进行参照分析。两组变量30年时g序列数据的趋势分布与关联性见表2和图2。

经公式(2)计算得到表3。可见,G单位专利申请与间的关联性,在时间差值n1=2年时达到最强,预测2年后在当前的总体研究态势下,会引发技术引用的大量出现;专利申请与专利引用之间原本呈现的弱关联性,在时差n2=3年时获得较强的关联性,且推测得出G单位的技术扩散速度为3年。

经过该处理后,通过SPSS以A为自变量,B为因变量进行曲线拟合,R方值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见表4)。证明该关联性方法具有统计意义,能够表征两个变量间的关联程度。

同样,通过数据验证,关联性分析7个变量(、论文被引、专利申请、专利授权、专利被引、引用专利、引用论文)的21类组合关系都呈现出较好的应用可行性。

3.评价体系的构建

文章的数据包括专利和论文两部分。专利数据来源于TI数据库,以专利权人代码为检索条件,获得1985-2014年国内排名前3的理工科高校(高校S、高校Q、高校Z)的专利公开和引用情况;论文数据来源于InCites平台中3所高校1985-2014年的和被引情况。

3.1评价指标的确立

从论文和专利数据中提取出7类变量,通过前期的关联性分析后,得到21个组合形式并确定变量A对变量B具有促进或推动作用(表5)。

根据主/客体(论文与专利)与行为(引用与被引)之间的时间维度关联性(图3),15对变量组合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类别:

(1)表征产出规模驱动的时间效应,体现在不同主体具有同样的行为:一专利申请,即科学研究产出对技术应用产出的推动作用。

(2)表征扩散时间效应,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产出与被引行为的时间维度关联性,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包含一论文被引、一专利被引、论文被引一专利被引,即科学研究的扩散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引用产出的时间影响;一类包含专利申请一专利被引、专利申请一论文被引,即技术应用的扩散对新技术应用和科学研究扩散的时间影响。

(3)表征转化时间效应,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产出与其引用行为的时间维度关联性,分为两类:一类包含专利申请一引用论文、专利申请一引用专利、引用专利一引用论文,即技术转化对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产出的作用;一类包含一引用专利、一引用论文,即科学研究转化对新的研究内容、技术应用和技术应用转化的影响。

(4)表征贡献程度,体现为引用行为与被引行为的时间维度关联性,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研究对新的科学研究转化和技术应用转化的贡献度,包括引用论文一论文被引、引用论文一专利被引;一类是技术应用对新的科学研究转化和技术应用转化的贡献度,包括引用专利一专利被引、引用专利一论文被引。

3.2机构数据对比

通过公式(3)的计算处理后,我们得到以下结果(表6)。比对国内3所水平较高的理工类院校的论文和专利的产出及引用关系数据,其论文数量与专利信息的产出规模、扩散效应、转化效应和相互贡献程度都具有极高的关联性。对比变量A对变量B的推动或促进作用在时间维度的间隔大小,可以挖掘各高校间的“科学一技术”间扩散、转化速度的快慢,以及相互贡献程度的时滞效应。

从关联性来看,高校Q除了专利申请与专利被引、专利授权与、与专利被引、与专利引用专利文献、与专利引用论文文献和专利被引与专利引用专利文献6种组合呈现出中等相关外,其他变量间都呈现出较强相关;高校S和高校Z在专利被引与专利引用专利文献、专利被引与专利引用论文文献2组变量无关联性。

从时间关系上来看,专利授权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和专利申请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差值在0-2之间,整体抵消了我国专利申请到授权的18个月审核周期的时间,因此两者可按需选择,文章以专利申请为主要变量开展分析。另论文被引和专利被引(2,2,1)在时间关系上同步于和专利申请(2,2,1),即一项/篇专利和论文被引用的同时,意味着另一项/篇专利和论文公开发表。因此两组变量具有相互验证的效果(表6中灰色部分为文章未选取的变量组合)。

(1)从产出规模来看:高校Z对科学一技术的产出发展较快,其变量间的时间间隔均小于高校S和高校Q。

(2)从扩散效应来看:高校S与高校Q技术扩散对科学的影响时效长于高校Z(论文被引一专利被引、一专利被引、专利申请一专利被引),而科学研究扩散对新的科学研究的促进(专利申请一论文被引)高校S要迟于高校Q和高校Z,科学研究扩散对新的技术应用的促进(一论文被引)三所高校时效相同。

(3)从转化效应来看:在技术转化方面(专利申请一引用专利),三所高校的效率相似;但高校Q的科学研究转化效率(一引用论文、一引用专利)略低于其他两所高校。

(4)从贡献程度来看:高校Z的科学贡献度较差(引用论文一论文被引),高校Q的科学贡献度和技术贡献度(引用论文一专利被引、引用专利一专利被引)较好,高校S的技术贡献度和科学贡献度(引用论文一专利被引、引用专利一专利被引)都略低于高校Q。

总体来看,高校Z近年来的产出发展较快,其科学研究向技术应用方面的转化速度较快,但是技术与科学的关联度较低,科学贡献度较低,但技术影响力较高。高校Q近年来科技产出变缓,科学研究向技术应用扩散速度较快,高校Q的科学研究转化效率较高,科学与技术的关联度居中,技术循环时间变长,但其技术贡献度和影响力仍较高。高校S在产出发展速度上略缓于其他两所高校,其技术扩散效率不高,科学贡献度和技术贡献度的水平居中。

3.5与传统指标的对比检验

传统指标受到时间变化以及突现的大数值个例影响,会导致指标结果具有数据样本的依赖性。通过分别比较扩散效应与“技术扩散速度”指标,转化效应关联性分析与“学科关联度”和“技术循环时间”指标(见表1)的数据值,对关联性方法的可行性进行检验。

(1)扩散效应关联性与“技术扩散速度”指标。

在已有的科学一技术分析中,计量扩散效应的是(专利申请)与(专利被引)的平均时间间隔,即“技术扩散速度”这个指标来度量的,用这个办法得出来的一个高校的技术扩散速度,选取的时间范围距离现在越远则值越大,选取的时间范围距今越近值越小。例如:图4中,选取30年的数据时,校S、高校Q和高校Z的均值分e为9.1、8.2和9.9年,中值为8.7、6.2和8.3年;选取近十年的数据时,三者的技术扩散速度分别为2.3、1.8和2.4年,中值为2.2、1.6和2.2年。

关联性的分析则是对两个变量的总体趋势进行对比,根据表6的结果,在30年的数据范围内,科学研究的扩散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引用产出的时间影响(和论文被引:4、3、3,专利申请和专利被引:4,3,3),以及技术应用的扩散对新技术应用、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扩散的时间影响(和专利被引:5,5,4)的时间效应更加的均衡和稳定。

(2)转化效应关联性与“科学关联度”和“技术循环时间”指标。

传统指标中评价科研转化和技术转化的指标有科学关联度和技术循环时间两个指标。通过计算学科关联度得到图5,得到的2014年累积值分别为1.10、0.70、0.59,高校S的科学关联度较高,高校Q科学关联度居中,高校Z的科学关联度较低。该结果与三者的科学研究转化对新的研究内容、技术应用和技术应用转化关联分析结果(1,1,1)近似。

近五年(2010-2014年)技术循环时间方面的高校S的技术循环时间(4、5、3、3、3年)与高校Z(5、4、4、3、2年)近似,较高校Q(8、7、4、3、4年)略快,且年代越近,其技术循环时间越小。通过关联性分析,技术转化对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产出的作用(2,3,2),高校Q略缓于高校S和高校Z,与传统指标的结果相近,但受数据集合时间范围的影响更小。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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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综述;信息检索;图像检索

1.引言

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上的多媒体信息迅速膨胀。与此同时,计算机所能处理的媒体信息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何对海量数字图像信息资源进行高效地组织、管理和检索成为了当前热门的研究课题。图像检索成为多媒体领域研究热点的现实原因包括:一方面,图像作为一种内容丰富、表现直观的媒体资源,已经应用在社会各个层次和领域;另一方面,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图像信息,如何在这些海量图像信息中检索出满足自身需求的资源,是近年来网络图像信息处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图像检索国内研究综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就已开始,当时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基于文本的图像检索技术,到90年代以后,出现了对图像内容语义检索的研究,即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与国外相比,我国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图情领域的核心期刊才开始有相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论文出现,研究内容大多也是参考国外的研究方向。近年来,随着相关专家、学者对图像检索领域关注度的提高,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论文大量出现,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技术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2.1图情领域核心期刊中图像检索研究论文分布及相关分析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1998年来对图书情报领域有关图像研究来源文献的收录情况,下文将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目前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论文按期刊种类、年份、研究主题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

2.1.1图像检索研究论文年度分布情况及相关分析

从表l可以看出,截止到2014年我国图情领域的相关核心期刊在图像检索方面论文收录量总体上呈余弦波状趋势。其中,2002年以前,我国有关图像检索的论文在图情领域核心期刊上的分布处于量少且分散化的状态。2002年到2006年来数量相对较多,属于有关图像检索研究的高峰期,2005年达到最大值。但在2006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趋于明显回落的状态。从以上表格数据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图情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图像检索领的研究出现过关注密集期,但重视程度并非长期处于始终如一的状态。

另外,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研究论文在核心期刊的分布状态,其中《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情报科学》、《情报杂志》、《图书情报工作》这四种期刊对图像检索这一研究方向相对关注较多,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其余的期刊对图像检索研究方向的关注程度相对不高,只有少量其上,并且期刊中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论文按年度划分时,总体分布也是相对比较分散的状态。

2.1.2图像检索相关研究论文主题分布及整体分析

对于CSSCI中所收录的126篇有关图像检索研究的文章,按照所研究的相关内容可大致划分为图像检索基本理论与概述、基于具体图像特征的检索、图像检索的具体应用、图像检索交互性与反馈机制、图像检索系统及搜索引擎的设计与评估和图像检索技术、方法研究六个主题方向。

以上结果表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近十年以来对图像检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像检索基本理论与图像检索技术、方法方面。通过对这些相关主题研究论文的阅读,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我国对图像检索的研究比较理论化,缺乏对具体图像检索系统的设计、图像检索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用户交互性方面的研究。对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无论是从低层视觉特征,还是从高层语义中的图像检索,均是涉及理论方向的探讨居多。这表明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有关图像检索系统及搜索引擎的设计与评估方面,则比较注重典型系统和搜索引擎的比较和分析,新的图像检索系统的设计较少。

(1)图像检索基本理论与概述

该主题方向主要包括图像检索的所涉及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模型构建、已有的国外检索系统简介等。相关论文及研究内容有,毛力、张晓林1999年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与系统”一文中首先简述了传统图像检索中出现的问题,又初步探讨了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的原理,并简要介绍了国外几个典型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系统,开了我国研究基于内容图像检索的先河。2005年王彤、魏成光在“数字图像信息的组织和检索”一文中介绍了网络信息环境中数字图像信息的检索原理。随后,又有一些新的学科理论原理相继在图像检索领域涉及和应用,相关论文包括“基于压缩与特征点的快速图像检索”、“基于贝叶斯定理的遥感图像检索”“数字图书馆中基于本体的图像检索”等。由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学科内容将应用于图像检索领域中。

(2)基于具体图像特征信息的检索

该主题主要涉及基于具体的图像内容特征的检索方式,包括基于图像的颜色、纹理、形状等具体内容特征及其在具体实验中的应用。彭斌2000年在“基于颜色内容的图像检索”一文中论述了基于颜色内容的图像检索方法,并提出基于图像分割的颜色直方图和将主色调进行适当扩展检索,这是对原有基于颜色特征的图像检索方法进行改进的开端。随后又有多篇关于颜色内容特征的研究论文相继出现,例如毛力、张晓林的“基于颜色内容的图像检索原理与方法”、张学福的“论图书馆基于颜色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何立民、万跃华的“数字图书馆基于内容的多分辨率颜色特征检索和相关反馈技术”等。2006年来,并未有涉及具体图像特征信息检索的研究论文出现。

(3)图像检索的具体应用:

主要包括图像检索技术在社会农业、商业、工业、医学、艺术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及实际现象研究。1999年张学福、冷伏海发表“商标数据库信息检索技术研究”一文,基于当时图像检索技术水平探讨了图像商标信息数据库的检索问题,旨在推进我国商标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好的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黄琨、赖茂生2007年在“彩色自然风景图片的四季特征提取”一文中根据彩色自然风景图片的特点,提出“天空去除”和“1/2区域分析”提取图像特征改进方法,同时采用四季调查法收集用户评价,然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颜色特征与用户评价的映射关系,用于彩色自然风景图片四季特征的自动提取,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映射机制对于正确预测彩色自然风景图片四季特征的有效性。近年来并没有相关图像检索的具体应用研究论文的出现。

(4)图像检索交互性与反馈机制

主要讨论目前图像检索系统的交互和有关用户反馈及其相关反馈技术的发展。董文军2001年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的相关性反馈机制”一文中阐述了一种新的相关性反馈机制―通过对用户指定的相关及不相关图像的特征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来动态更新相似性度量和查询,从而更准确地表达用户特定的信息需求及提高检索系统的性能。2006年黄琨,赖茂生在“以用户情感为线索的图像检索研究”一文中介绍了以用户情感为线索检索图像的产生背景,并提出了其实现原理、检索流程、检索系统的一般架构。从2006年以后,我国图像检索领域未有关于用户交互性的研究论文在图情领域的核心期刊中出现。

(5)图像检索系统及搜索引擎的设计与评估

该部分主要研究内容有原有系统的改进以及新系统的设计,此外还包括相关搜索引擎的设计与评估标准的研究。文燕平2001年初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上发表“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系统研究”一文,首次介绍了一些国外著名的图像检索系统,并且对图像检索系统的新成果进行了详细阐述。王惠、沈玉利2005年发表“基于内容的图书馆图片检索系统”一文,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特征向量的索引方法,构建了一个高效实用的图书馆图片检索系统,并对系统的构建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近年来,又相继有多篇关于图像检索搜索引擎的研究论文出现,例如:“集成式图像搜索引擎体系结构分析”、“基于用户满意度的图像搜索引擎评价研究”等。

(6)图像检索技术、方法研究

主要包含各种各样的图像检索系统的检索工具、支持技术等,以及对原有技术的评估以及对新的核心技术进展的探讨。袁方、刘明2001年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基于内容图像检索技术”一文中分析和介绍了图像数据库构建、图像的内容描述、特征提取和匹配、快速检索等基于内容图像检索的关键技术。高仕龙2010年在“基于特征融合的图像检索算法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特征融合的灰度图像检索算法。期间又有多篇有关图像检索技术、算法研究论文的出现,如“图像检索中版面自动分析技术研究”、“图像检索中索引技术研究”等等。

2.2存在问题

通过阅读近年来我国图情领域核心期刊所包含的有关图像检索的126篇研究论文,并对其在发表时间、研究主题、发表期刊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图情领域对图像检索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做出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其的进一步发展。

2.2.1整体研究水平不高

多年来我国图情领域对图像检索的研究总体关注度不高,有关研究文献分布上较为分散,并没有大量、集中、系统性的研究性文章集合出现。这种分散的趋势给有关人员查找、利用相关信息带来了不便,也不利于图像检索的深入研究。另外,我国图情领域对图像检索的研究课题独立性不强,研究理论和技术也不够成熟。因此,在重视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前提下,更应该积极借鉴国外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成果,紧密跟踪图像检索发展动态,关注热点、难点、前沿问题,提高我国图像检索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

2.2.2研究内容不平衡

正如前面表2对论文研究主题统计分析的一样,近十年来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集中于图像检索基本理论与图像检索技术、方法方面,缺乏具体图像检索系统的设计,图像检索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与用户交互性方面的研究设计的也较少。面对这一研究现状,一方面应对现今较成熟的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探索。另一方面,应拓宽研究领域,促进其他研究方向共同发展。尤其是系统用户界面、图像检索的具体应用等研究薄弱的方向更应该引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

3.发展与展望

由于其检索对象和应用领域的多样性,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内容,它不但吸收了传统计算机信息的存储、检索和图像处理等各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同时又促进了这些理论和技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成为了一个目前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目前,在图像检索技术的新发展方面,还要解决多种检索手段相结合的问题,以提高图像检索的查全率、查准率。有关图像检索算法、方法研究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是对原有算法的不断改进;二是新方法、新概念的引入和多种方法的有效综合运用。与此同时,图像检索有关新的算法、方法应该向更智能化、精确化和实用化方向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图情领域有关图像检索研究的不足,并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今后我国图像检索领域的发展与完善起到参考作用。(作者单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韩建新.图像数据库与图像检索.图书与情报(J),1993(03):38―40

[2]毛力,张晓林.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与系统.现代图书情报技术(J),1999(05):30―33

[3]柳群英.基于形状特征的图像检索技术.情报杂志(J),2004(04):87―88

[4]董文军.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的相关性反馈机制.情报杂志(J),2001(07):17―18

[5]黄琨,赖茂生.以用户情感为线索的图像检索研究.情报科学(J),2006(09):1395―1399

[6]严丽君.新浪、Google、Yahoo图像搜索引擎比较.图书情报工作(J),2003(10):83―87

[7]吴金红,张玉峰.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之相关标准研究.图书情报工作(J),2004(09):48―51

[8]高仕龙.基于特征融合的图像检索算法研究.情报杂志(J),2010(04):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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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统计分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一步的深化,在科学研究领域,我国的各个学科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于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科研的历史加以总结和回顾,然后再对当前科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加以制定。当前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取得了清晰的认识,制订了一系列继续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把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不断向前推进。

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现状

1.研究背景

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科学技术领域也一直处在中高速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当前的发展模式较之于前几个世纪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这个概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在科学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才产生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产生于20世纪,但是这一学科的出现对于后来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言,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科学研究也必须要对于过去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

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不断研究和现状分析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客观、全面、及时的了解。通过对主要涉及科学哲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相关成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

3.已有的科研成果研究及其评价

通过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我国也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著作,比如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等,在本文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和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相关各个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进行分析和统计,对于近些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的总结。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是一种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的分析,才能够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加以总结和分析,从而为将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他们通过对于相关期刊的研究,统计分析了在科学技术与哲学领域研究者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情况,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评述,指出了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

4.研究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比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前人研究的经验,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明确的方向。第二,个体访谈法: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进行采访,因为他们从事该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往往更为了解,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网络调查法:网络调查法是通过对于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通过丰富的互联网资源来获取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且获得相应的数据。第四,文献法:依据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鉴定、查阅等工作,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方面采取的研究方向、解决的问题、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二、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1.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先被看成反迷信、反盲从等思想方式,然后有了提倡科学和关心思想文化问题的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充分认识了实证主义哲学,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本的思想。

2.多学派互相竞争的发展阶段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涌现了很多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学者,例如主张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科学观的胡适等等,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发行了大量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技哲学类作品,如1934年张少良《科学导论》、1931年胡明复《科学方法》、1940年汪敬熙《科学的方法论》等。其次,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著作,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秦斯、皮尔生、德尔柏、柏尔纳等,他们发行了很多有关科学方面的哲学的专著,宣传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除此之外,严复侧重于对科学哲学的专业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中国缺乏专一的具有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深度研究,但薛岳霖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极为深刻的批判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同时自然辩证法不断的传播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唯物史观派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一方面对于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进行的翻译并出版,例如,在三四十年代《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经历了八次印刷,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学术性活动得到开展。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成立的专门的研究团队1940年由“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小组。

3.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史情况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科学哲学以及中方传统哲学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的长足的发展,其中自然辩证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发展十分之快,这就催生了后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观,这个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特定历史时期前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时期提倡百家争鸣,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初期以及苏联的学术运动当中,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53年北大成功开启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相关课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我国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畅想与探讨,使多方面力量参与到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来、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院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一时期在大学里有了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和课程。第二,曲折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的特点、历史、本质、规律等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歪曲,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遭到破坏,但这并不能妨碍其发展,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产生,如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等。第三,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作为国家技术发展长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自然辩证法学科,确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基本内容理论框架。例如,有孙小孔等人编写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等陆续发行。形成了主要围绕科技生产力这一话题的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这些表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步形成。

4.快速发展时期及其国际化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理论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的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使中国科学哲学学科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国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我国实际相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拥有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如,九十年代邱仁宗的《科学哲学引论》、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我国特色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价,促进了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国科技哲学逐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统计分析

1.科学技术哲学及论文概述

在新的发展时期当中,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开始了更加全面的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而是在科技管理、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实用类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通过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统计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当前发展现状得到反映,同时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与推广还受到了来自于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论文类型方面,通过论文类型统计分析,对当前发展现状得到了深入了解,为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奠定基础。根据统计各种文献类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具有学术导向性;第二,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科学哲学,理论方面学术论文的刊用率,近年来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可见我国对科学技术哲学重视程度,例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工程方面的学术理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我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处理好资源、环境、投资、效益、人材、资金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关系,更系统的、更自觉的、更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哲学。最后,在整个科学技术系统当中,科学史学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础,是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所以科学技术史学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作者年龄状况浅析

通过对作者年龄情况的调查与统计,来分析我国科学技术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年龄方面的情况,对我国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有指导性作用。通过分析得知,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人材机构当中,既有中老年学者的深思熟虑,也有青年学者的创新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发展局面。通过研究年龄组成对充分利用和发挥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供重要依据。由于人文科学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这是自然研究能够避免的环节。所以可看出人文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年龄段稍晚。近年来,国家增大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投入力度,整体上看作者平均年龄段趋于平稳,并有减小趋势。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作者年龄有较大区别不断变化,这些都取决于受教育状况,应该学会充分利用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为我国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充分发挥和重视提供依据。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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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工技师论文工艺性标准化

一、专业项目论文的工作观

技师技能考核或鉴定首先应注重的是工作者专业素质——岗位工作能力水平的评价。写作和提交论文是申报鉴定者应对技能考核鉴定的准备过程,同时是个人技能水平的展示过程。

技术工人的专业工作目的一般要求是:保证生产质量、提高生产率、降低物质消耗——有效益价值核算或向好性预期。凭借论文关于专业工作项目立论确定、技术路线解析、工艺方法选择、调试过程记录等的描述,充分显示工作者的能力水平——专业规范把握、主流技术运用、工艺方法适当、工序工步明晰。

技师论文应该强调较高级工艺性内容,应该是工作技艺和业绩展示、以专业文献范式表述的文章,并不一定要用某效益指标来显示工作价值。如工艺改进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专业技巧水平;又如新技术应用型课题论文,突出的是对工程新技术或复杂工艺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1.强调论文项目的工艺性价值。技能,应理解为专业工作的技能工艺能力。也许是简称,总易误认为技能偏指技术能力,而忽视工艺能力。技术一般是指工业过程的方法论,即一般是可行性确定后在标准化设计前提下选材、加工手段、加工流程以尽可能的高效率获得目标产品的方法。而工艺,可以理解为加工的“艺术”,强调工作过程中获得目标产品的技巧性、保障性和完美性。技术工艺能力,可以理解为技术与工艺互渗而形成的知识型、技巧型、成熟型的生产力。

较高级的专业技能型人员的工作,应能体现技术工艺引人入胜的技巧性,工作项目论文也理所当然要求显示出工艺性价值——论文应显示出写作者关于工作项目的基本技术理解能力和工艺质量层次。基本技术能力包括专业理论的引用或引证,工艺质量则涵括改进能力、工作技巧、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连接和补足能力、安全防护构思能力、提高工作对象商品化的能力。工艺质量直接决定了目标产品的实用性、适用性和市场性。

2.注重专业性表述的标准化概念。技师的基本技术理论理解力是其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其工作的方式、目标往往约束了专业理论的扩充速度和应用空间。许多长期在特殊电气工程岗位工作、工艺经验丰富的技艺型人员理论水平并不高,但他们的本职工作很出色,工作质量的工艺价值突现。一般认为长期的专职工作经验中积累着较高的专业工艺悟性。应该看到,高专业工艺性主要表现为相对行业标准、生产规范有很强的理解力,对生产流程有很强的连接、补足、改进的能力。正是高的专业悟性使得技艺型人员与技术设计人员的工作配合相得益彰。

3.把握过程分析的理论深度。一些技师工作项目论文中,用大量篇幅阐述理论的依据——数理公式推导过程或教科书式论说,然后绘出基本原理图,最后给出相当肯定的可行性结论。必须注意,这种论文往往是有缺陷的——项目的实施有效性没有表达—作者的操作工艺技能水平得不到显示。缺少相关工程经验公式或者经验系数(理论公式受客观实际过程条件的约束),易使得项目实施性这一关键工艺环节受到鉴定评价者质疑。这类论文的缺陷在论文大辩的有限时间里难以弥补。

4.妥当运用“技术进步手段”、“技术创新理念”、“精湛工艺过程”。机电工程岗位特征——专业智能成分较多,技巧思维保持,非连续性非周期性的操作。视下述工作能力为工艺能力;把握专业标准和规范的运用方法、流畅的专业语言(术语,编程,工程图,解析图表等)表述、撰适用的工程文档、规划工作技巧和效率。

技术进步:在产业规范约束下,采用现代的、主流的专业技术成果。

技术工艺创新:在产业规范约束下的工作能够在去除隐患、操作便捷、安全可靠、形式优化、节能提效、减污去噪、降低维护成本、智能化诊断运行等某些方面有显明的特色成果。

基本完备和适配的资料:是指可以作为施工提纲或设备的档案基本资料。

二、电学原理在工程运用中的本征性理解

机电技术中的电工技术是关于电能量分配和智能控制的技术,应用电工技术的基础原理是欧姆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

1.本征性理解。客观导电材料上的电量分析应划分为以电压(电动势能信息)为主量的“信息变换及传递系统”和以电流为主量的“能量传输电路”。控制信息传递系统的第一要素是“保证信息的准确”,控制系统传递信息不一定依赖固形材料(例如可通过空间电磁场感应传递)。

使用电动机为电能耗用终端的设备继电器线路形式控制电路主要形成运动控制“逻辑、时间、顺序”机制,自保、互锁、延时、中继等都是形成控制信息的电路。

采用集成运放器为核心的信号电压调节器主要解决比例(信号放大)、微分(信号即时变化率)、积分(信号的时间积累效应),而整流、检波、限幅、隔离、跟随、调零、保护等都是附加电路。

电能量传输的第一要素是电路成为回路,依赖有形的导电材料,再者就是能量规模(大小)和传输时间可控。因此,控制电路的关键功能是信息“变换(如电压放大器)”和“调节”。

主电路的关键功能是能量的“被控”和“驱动”,而反馈电路则是对于完成基本运转功能的、由基本控制器和驱动器(主电路)组成的开环系统输出量检测并形成修正信号的“智能化”部件。

现时的机电“主流技术”指由集成PID运算器件、逻辑运算器件(CPU)及大容量数据存储器件为核心的控制器运用技术、由可高频全控大功率无触点开关元件为核心的驱动器运用技术及由新型传感器为核心的传感信号接收变换电路技术。

2.机电能量转换技术离不开磁材料技术,也离不开磁路分析技术;传统的磁路材料由于磁传导敏感于温度和介质成分,其电气特性检定比较困难。但是近些年来,新型合成磁性材料技术迅猛发展,其运用空间(特别是在机电技术领域)急速扩展。

再者,材料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双引擎,感知设备运动状态和形成系统信息的传感器技术是智能系统的前端。

从对于控制方式本质的理解判断机电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以一个四端电路(网络)为例,若以改变激励能够实现相应响应,则控制方式可分为:a.电流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流放大系数),b.电压控制电流(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导(跨导)),c.电压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电压放大倍数),d.电流控制电压(控制机制参数体现为转移电阻(跨阻)),实现电能利用的机电设备的电路多以电流为被控量,所以上述a,b两种控制方式是驱动器电路,c是信息处理电路,d不是机电设备电路优选形式(能量控制信号)。

上述a、b方式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的电能传输电路(主电路、驱动器)形式。

a方式中,电流控制电流的中心技术是:实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一路电流控制多路电流。代表性功能器件有三极管和继电器。

三极管,响应速度高,无动作触点,但控制电路与被控电路有公共支路,控制量与被控量的高次谐波相互影响或制约,而且可承受功率在瓦特级,一般不符合机电设备功率规模要求。

继电器(接触器),以电-磁-力形式驱动开关触点动作,实现电流的小控大和一控多。但触点动作时间不准、电弧现象、线圈断电反电动势高并形成高频干扰源、体积大等固有弱点,长期以来被视为“非理想器件”。

b方式是经典控制技术体系中理想的控制方式——信息控制能量。

上世纪后半期,业界使用大功率半控型电子器件晶闸管加之PWM技术的移相触发器实现有缺陷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于机电设备能量控制——主要是直流电动机的荷载调速。

上世纪末期大功率全控型电子器件IGBT(一种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器件)的商品化普及,机电设备用全控型的信息控制能量方式成为现实,例如在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的交流电动机实现宽范围荷载的变频调速。

3.电气主流技术发展的瞻望。机电设备机械构件的技术进步程度受制于材料技术发展及其成果的商品化程度。通用机电电工技术范畴的技术开发重点有:

电力电子技术:利用电力电子器件实现工业规模电能变换的技术,是建立在电子学、电工原理和自动控制三大学科上的新兴学科成果。器件以半导体为基本材料,根据器件的特点和电能转换的要求,开发电能转换电路,包括各种控制、触发、保护、显示、信息处理、继电接触等二次回路及电路。

电动机技术:强磁材料与低温环境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软件型传感系统分析与仪表。

机电液智能控制技术:机械、液压、电子融合控制技术使得机器的效率、性能、品质、可靠性等大大提升,如大型工程机械设备、深海或隧道的巨力液压控制系统。

微机电系统技术:常规电气系统元器件微型化组件化甚至实现“叠层组件—集成化”,即把微型化的敏感元器件、微处理器、执行器、各种机械构件、电动机、能源、光学系统等都集成于一个极小的几何空间内,并且能像集成电路一样大批量、廉价地生产。

电致流体相变技术:电场作用下电流变液(ERF,electrorheologicalfluid)可在“固”—“液”两相之间转换,转换过程可控而且可逆,转换时间为ms级,利用其电控力学行为,可以预期得到较之传统力学元件更为理想的(机—电能量转换控制的)响应指标。

磁致流体相变技术:磁流变液是由高磁导率、低磁滞性的微小软磁性颗粒和非导磁性液体混合而成的悬浮体。在零磁场条件下呈现出低黏度的牛顿流体特性;而在强磁场作用下,则呈现出高黏度、低流动性。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的流变是瞬间的、可逆的,而且其流变后的剪切屈服强度与磁场强度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

硅胶导电与绝缘的智能化控制技术;作为可以在电磁场发挥“柔性”功能的新型器件必将影响机电设备电路构造技术。导电硅胶是具备导电性能的硅胶制品,用于一些电子硅胶产品上发挥开关接通的作用,现时应用于一些电子设备、家用设备、办公设备中,比如导电硅胶按键、电线连接管、影印机滚轴、电缆插头、连接器衬垫等。

三、要强调通用电学知识与电工新技术运用衔接的工艺能力

机电设备技术标准(国家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文件、超级公司企业标准)的意志和执行能力。标准化是机电设备可靠性的保障。国家标准中对机床的控制方式、接地方式、抗干扰、容错、机械连锁、危险部件防护等,作了较完善规定,有效保障了机床的安全可靠运转。经验证明,符合标准的机床,故障率较低,反之故障率则高,可靠的保护措施是防止器件和装置损坏的重要方面。

当前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体系强调了标准化水平是素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如技术资料规范化编整能力、微机控制应用程序解析能力、逆向工程能力(逆向于在确定材料条件下设计制造的路径对产品拆解—解析技术工艺特征,提交改进或改性方案,以期获得结构或功能更优化的产品)、工程数学与物理运动现实的映射解释能力。

四、提高论文的精致程度和新技术含量的着眼点

维修电工岗位工作的技术工艺核心领域(空间范围,对象)。

维修电工岗位工作的主流技术、前端发展技术(如机器人,城市电动载人设备(电梯,搜索救生设备,无人驾驶运行设备,物流基地自动化设备等),注意:在机电前端技术领域;与电路系统运行规律模式相似的流体智能控制系统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微型化、精准化、多种指标信息传递同道化的技术水平提升。

机器的电气系统运用主流技术改造的工艺路线和工步流程。

一些控制系统设计方案的实用性(技术改造方案的功能指标的得失)和适用性。

专业技术文献资料的引用和“创新价值”的保障。

五、论文正文的编辑策略

通过这里的工作全过程的描述而展示个人的工作实力状况,明喻达到专业技师水平。正文应涵括以下内容:

1.详尽细致的立论表述:现实性、可行性、绩效预期等。立论的过程是运用专业范畴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简述预期的项目工作的流程、效益目标、专业技术层次特征和工艺精华综合;证明自己的主张。立论应具备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要素。

现实性:有重点而且简单的描述工作环境,仪器工具,基础性技术资料等工作先期条件,适配一些示意性插图、流程框图、曲线图、简表等。

可行性:有重点而且简单的描述工作团队情况,已经具备的知识基础和经验,主流技术采用的决定,需要增加的仪器工具,实施方案或技术工艺路线。

绩效预期:有重点而且简单的、与现实性情况可比较的谈说,重点是预期的技术或形式先进性、工程安全性、设备的控制或运行可靠性、节能减排等的定性谈说。

2.主流技术采用、工艺方案、实施过程等的详述。例如: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技术基于用计算机软件实现继电器电路中的中继、延时、顺序、串并逻辑、传感信息处理等的硬件功能而提升了机电设备控制的可靠性。又如:基于用计算机软件对全控型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编程控制而实现交流电源变频控制,使得电动机“宽范围、恒功率或恒转矩的调速”成为普适技术。

工艺方案:展示工作者专业软实力的平台,以分类的技术工艺设计资料及对其简单注解说明文字为主项。资料文件要符合专业规范,要基本完备,要适配。例如:机床设备电气系统档案基本资料文件一般有电路原理图、电器件位置示意图、接线图、元件明细表、电气原理说明或控制流程注解、维修或改造记录等。

三项资料:工作对象技术改造之前的电路原理图及工况表述、改进工程技术路线设计(流程图与功能框图)和主要零部件明细,是工艺方案论证的骨干依据。

对于要遵循物理规律,以推演、论证、解析为主要技术路线的项目论文,建议采用机电工程手册为理论蓝本,引用工程计算方法处理数据。

调试过程:调试工作的工序、工步罗列,调试过程状况和数据的记录。

3.结果与讨论。这是全文的重心,应精心筛选技术工艺成果,把那些必要而充分的数据、现象、样品、认识等选出来,写进去,作为分析的依据。在对结果做定性和定量分析时,应说明数据的处理方法及误差分析,说明现象出现的条件及其可证性。

概括项目工作的总结:所得结果与已有结果的比较;联系实际结果,解说它的工程意义、应用价值和在实际中推广应用的可能性;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尚存在的问题,对相关进程记录资料进一步标准化编整的见解、意愿与建议。

参考文献: 

[1]王建,张文凡.电类技师论文的撰写、答辩及点评.(ISBN9787111318422).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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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从事中师“电化教育基础”课教学多年,但看了近期《中国电化教育》及相关电教书籍对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的相关论述后,却被有关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搞昏了头脑:李康在他的《试论教育技术及其研究对象》一文中认为[1],教育技术是最大的概念,电化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是它的下位概念,而现代教育技术又是电化教育的下位概念。另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化教育学》一书将电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关系概括为[2]: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现代教育技术。作者强调: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与现代教育技术之间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而李龙在他的《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一文[3],又提出教育技术和电化教育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完全兼容,教育技术和电化教育不再是两样皮的观点。另有《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一文[4],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电化教育今天已演变为教育技术”。上述三个概念到底应怎样定位?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同仁指教。

二、观点产生分歧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上述两种分歧观点,关键在于对三个概念的定位。第一种观点,把电化教育看成教育技术的下位概念,是把教育技术定位在美国AECT1994定义上,而把电化教育定位在必须采用现代教育媒体才算电化教育这个基本条件上。认为教育技术探讨的是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获得教育、教学的整体优化。而电化教育探讨的只是与电教资源交织在一起的教学资源的各种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尽管两者的目的都是要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达到教育最优化,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同。把现代教育技术看作电化教育的下位概念,是因为狭义地定义了现代教育媒体和现代教育技术概念。认为现代教育媒体主要指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因特网等,而把常规电教媒体排除在外;认为现代教育技术涉及的资源主要指与多媒体计算机、教室网络、校园网络和因特网等相联系的教学资源。现代教育技术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只是现代教育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第二种观点,把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定位为同一概念,一是因为把系统的教育技术概念,人为地分为实践和理论实践研究两个领域,从而狭义地定义了教育技术概念(1998定义);二是把我国电化教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进行扩大。

三、对三个概念的定位及相互关系的看法

1.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的概念最初产生于美国,随着美国教育的发展,这个概念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现在应该说统一在了AECT1994定义上,即“教育技术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有人认为这个定义不符合我国国情,应该按照我国国情重新定义,从而得出1998新定义。笔者不敢苟同,但赞成梅家驹在他的《教育技术的定位与错位》(《中国电化教育》200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教育技术的定位在技术,具体地说就是对有关促进学习的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几个环节。对技术方面的术语表述不应该强调国情的差别,重在对本质的理解。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概念应该统一在AECT1994定义上。

2.电化教育

电化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早,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电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概念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当今在对定义的论述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已形成了共识。梁育腾主编的《电化教育基础》将其论述为: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与其相适应的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活动,以求实现教育最优化,叫电化教育。这个定义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必须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二是必须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三是必须有科学教育理论指导,四是电化教育的目标是追求教育的最优化。

3.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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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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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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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采纳;管理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0.7;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 Adoption、IS Adop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Information System Adoption、IT Acceptance、IS 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 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Systems、Journal of Management Systems、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Information 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Taylor和Todd使用计算机资源中心12个星期内3 780名访客的数据,从中挑选出786个潜在用户行为数据,分别检验了技术接受模型和两个不同的计划行为理论修改模型。结果显示,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信念结构分解后的模型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度更高。因此,他们提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Behavior),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设计战略和实现战略的应用来影响系统的使用,从而给出了对行为意向更加全面的解释。这也标志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开始对多个理论和模型采用整合和扩展的研究方法.例如,将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动机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进行综合。学者们发现不同特性的群体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于是在模型中加入若干调节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经验、性别和年龄等是被考虑和研究较多的调节变量。

相关技术论文篇10

Abstract: The technology evolution is the historical law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posed by Basalla, which has solved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helps to grasp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echnical knowledge, property righ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technology evolu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makes the birth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protecting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innovator's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stimulating the enthusiasm of innovators, and promoting their technology evolution.

关键词:技术进化;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知识化

Key words: technology evolu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36-03

0 引言

从技术进化论的视角看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是技术与社会作为统一体的自组织演化过程。我们可以说技术只有进化到一定阶段社会才会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因为只有技术创新越来越多大家才会去寻求一个保护,没有技术便不存在技术保护的可能了。慢慢的,知识产权制度就从中诞生了,技术的创新必须要依靠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才能继续进化下去。技术的进化跟生物的进化类似,都是多维互动的、非线性的。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的进化是知识产权客体的进化。技术进化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它不仅需要传承和吸收原有旧技术的技术原理和技术经验,而且要与人类的有效需求或者说潜在需要相适应。技术的知识化是一个可量化、可描述的过程,技术必须通过知识化才能产权化、标准化,进而产业化、商品化,然后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

1 文献综述

1.1 技术进化论相关的研究 技术同时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技术进化论的本质是以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来考察技术发展的机制和模式的一种方法,属于技术史学理论的一种。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马克思(1925)以其进化论作为参照,在《资本论》中提出,技术发明是一种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上的技术“累积”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个人的英雄主义杰作。

随后,技术史学者巴萨(George Basalla)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技术发展进化模式,对后来的技术进化论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它的体系中,与生物进化的规律类似,技术制品同样具有继承、变异、选择,而不是跳跃式地突然出现。在此基础上,科学家齐曼及其课题组在研究成果《技术创新进化论》中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即人工制品在社会环境也会自然涌现,社会环境的变化方式有两种,拉马克进化模式类似的变化进而驱动技术变化,或者是达尔文进化模式,即社会环境对技术起到选择作用。

我国学者对技术进化论的研究早期主要以介绍为主,如沈思明(1994)对技术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介绍,近期有江萍(2010)具体比较分析了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扩散、识别过程在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应用,并基于此提出应当从寻找、改变管理、关注市场互动等方面对新兴技术进行管理。近年来,有学者将技术进化论应用到具体的产业分析,如周亮(2006)从技术进化论的视角讨论了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陈仁君(2015)讨论了我国健康产业技术进步。

1.2 知识产权的研究 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丰富,我国的相关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重要性日渐凸显,关于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逐步增多,且更为贴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都较高。从主体内容来看,知识产权问题涵盖面较为丰富,根据杨晨等(2007)的统计分析,主要的知识产权研究主题有接近二十个,涵盖了知识产权的理论、保护、法律、制度、管理、战略、贸易、侵权、价值、教育、协议、概况、问题与对策等诸多方面;由于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其研究不断深入,针对具体的主体进行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按与知识产权关系较为紧密的主体来看,还可分为图书馆知识产权、企业知识产权、高校知识产权、医药知识产权、国际知识产权几大类。

考虑到本课题的研究主题为技术进化论视野下的知识产权若干问题探讨,本文选择了几类主要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2.1 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研究 美国学者Stephenson(2005)提出,知识产权管理中,确保知识产权的安全具有最高的重要性。Evenson(1990)、Barraclough(2005)、Oates(2005)等通过对不同国家专利保护现状的分析,比较了不同国家间专利保护强度上的差异,为知识产权保护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条件。Levy et al(2006)则在研究中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经济目标,并且提出了商业结构对知识产权开发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定性研究方面。在此基础上,Kanwar和Evenson(2009)选取欧美成熟市场1981~2000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弱程度更多受到企业资金、人力资本和贸易导向等因素的影响,而与企业技术创新并没有很强的联系。

较早的研究有柯涛等(2004)从知识产权管理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国家和企业做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性,并建议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计算机专利信息分析统筹工作。

1.2.2 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的研究 由于企业是经济经营活动的主体,而在实际市场中,知识产权相关应用也集中在企业之间,因此关于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较为丰富。Park(1999)提出,对于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技术扩散的变化以及知识产权原本的类别。Choi等(2004)则总结归纳了知识产权管理中具体的五种许可模型,包括其条件及应用。Burone(2004)则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的活动中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风险,并针对风险形式提出了具体的预防应对措施,为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运用提供了参考。Bader(2006)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在企业的研发过程尤其是与其他企业的R&D合作中,应该加强管理,服务业更应当如此。国内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相关研究从2000年才开始,但是在2003、2004年起有了迅速增长,也间接反应出社会经济环境与技术进步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影响。何敏(2006)结合市场实际的竞争情况,提出应当将知识产权管理贯穿到企业的计划、生产、经营、生存、发展全过程。

1.3 相关研究评述 从技术进化论以及知识产权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对技术进化论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且集中在介绍与基础的行业技术演进分析,但是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较少。乔磊(2011)讨论了科技进步与知识产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特征,但是并没有系统地从技术进化论理论体系出发。

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节,在如今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从技术进化论的视野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正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2 技术的进化模式

达尔文的进化论说生物是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化。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技术的进化也是如此。远古时期,人类只能利用极少数简单的工具以狩猎来维持生活,技术简单单一。随着人类生活的需要和追求更高标准的生活需要,人类开始掌握种植技术,开始农耕放牧,寻求一种自给自足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后来,金属制品逐步走进人类的生活,同时冶炼技术得到发展,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直到18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台蒸汽机的出现,使得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标志着农业时代的结束,工业时代的到来。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信息的传输更加方便,从此进入了信息技术时代。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向着人类需要的方向去改进。技术总是朝着对社会有利的一面发展,无论是从简单的石器技术时代到农业时代,还是蒸汽机时代到信息时代的发展,技术对于社会的发展总是促进作用,它进化的效率总是向着从低到高的方向演化。这是因为技术进化总是要在继承历史的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技术史学者乔治・巴萨拉主要研究内容是技术史,他发现技术制品就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种类很多、数量庞大,他们和生物有着相似的继承、变异和选择。他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通过技术制品和生物物种的比较,结合技术的发展史,编著了《技术进化论》。巴萨拉的技术进化假说,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代表技术标志的人造物。他认为,“人造物对如何理解技术起关键性的作用”,是阐发技术进化论的关键因素,是研究的基本单位,“人造物对技术进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对生物进化的意义”。

著名科学家约翰・齐曼将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做对比研究,他发现,新技术就像新生物可以通过变异和选择产生,它的新陈代谢可以在技术内部变异和社会环境中选择。技术内部的变异就像是遗传基因,社会环境的选择就像是拉马克进化模式。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统称为技术的进化,技术创新可以被称为是具有协同进化作用下的生态系统。当选择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系统也会发生变化。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停留在生物进化方面,他们更加注重整个普遍性意义的事物,因为他们的生成和演化以自然哲学为主,用这种观点看待技术史的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宽,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技术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动力,技术的进化已经达到了知识化、产权化阶段。

3 技术进化的创新动因

创新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是依赖什么实现的呢?笔者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者自身内在因素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教育、文化环境因素相互交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绝不是简单的其中某一种作用能产生的。首先,发明者自我实现自我满足以及自带的崇高的理想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因;其次,丰厚的回报、社会的肯定、需求的拉动以及技术的推动都是技术进化的创新外因。而这些动因都需要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下面,笔者将就技术创新的动因简单地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3.1 自我实现说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马斯洛认为动机是由多种不同层次和性质的需求组成的,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决定个人的人格发展境界。自我实现需要是处在金字塔最顶端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每个人都能满足的,越是接近顶端的需要,满足的比例越少。所以,自我实现让人很有满足感,技术进化中那种极大的技术创新的成功使发明者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使发明者的理想、抱负得到实现;使发明者的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使发明者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使发明者从中得到家人、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这种需要极大地刺激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使其花大量时间投入到技术创新工作中,为技术创新工作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以及发挥大胆的想象力。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极大地保护了发明者的这种自我实现需要。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时候,发明者的创新积极性必然会受到打击。

3.2 利益驱使说 如果说自我实现是发明家们进行技术创新的最终的目标,那么利益可以说是发明家们最基本的追求目标。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技术进化更多的是与产业化、商品化相联系。技术创新就是为了将技术产业化或者为了促进其他产品的产业化,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实现持续的价值交换,给发明家带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华为、三星、苹果等大型生产电子产品的科技企业,每年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专利数量,进而从专利技术中汲取巨额利润。根据华为2016年4月1日的其2015年年报显示,华为2015年研发费用高达596亿人民币,占销售收入15.1%,比2014年的408亿元增加了18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6.1%。累计申请了52550件国内专利和30613件外国专利,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球第一。如此大的研发投入在专利申请以及企业收入方面都得到了正面体现。其2014年全球销售收入为2882亿元人民币,2015年一年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了1068亿元人民币。从中不难看出,华为2015年研发费用较2014年高出188亿人民币,但其销售收入增长了1068亿人民币。①诚然,销售收入的增长不单单是因为研发费用的投入,也与企业的经营方式、领导的决策、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但是20004年以前的华为还在被通信巨头思科追打,2003年思科指控华为抄袭其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且侵犯其多件专利。从2003到2016年,华为用13年的时间实现了逆袭成为通信巨头企业。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的驱使使得华为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知识产权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创新者的这种利益,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话,创新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其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就会下降。从而可知,知识产权制度在技术进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3.3 需求拉动说 有学者说技术进化若是拉马克式的进化,那么环境变化则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因素,也即技术创新是由需求拉动的。“需求拉动说”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适应性创新,即人们的社会需求先发生变化,从变化的需求中,技术得到新的进化。技术进化若是达尔文式的,那么环境则是起到自然选择的作用,也即技术创新是由技术本身推动的。“技术推动说”认为技术本身先出现变异,人类的需求相当于自然环境对这种变异进行着自然选择。满足这种社会需求的技术变异被留下,不满足的则被淘汰。

有学者认为一些重大的技术创新是达尔文式的技术推动,如:火、指南针、火药和汽车等。他们认为火不是起源于人们对吃熟食、对取暖、对冶炼金属的需求,反倒是在火的有效利用出现之后这些需求才跟随而来。他们还认为“汽车的发明并不是由马荒或马匹短缺导致的”。在笔者看来,“技术推动说”和“需求拉动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技术推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与社会隐形的或者说潜在的需求相关联。无论是火的利用还是汽车的发明,笔者相信它们两者都是人们潜在的、隐性的需求,只是由于技术的不成熟,或许人们还不敢想象能改变其所处环境的现状。比如古代人的代步工具都是用脚,他们必然也觉得累,也不想每天去买个菜都走那么多路。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需求,我们也许可以定义这种需求为不成熟的需求或者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需求。而少数发明者们为了改变现状或者说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并从中洞察到或者说预测到人们的这种潜在需求从而发挥其自身的技术想象力,结合自身的技术知识以及已有的技术成果将技术想象力变为技术事实。

4 技术的知识化、产权化

知识化、产权化是技术在进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技术发明只有经过知识化、产权化才能得以继续传承下去,为后续的技术进化提供技术依据;也只有经过知识化、产权化才能为社会所用、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技术发明的知识化是将技术的原理、使用方法作为信息借助各种载体公诸于众,让它成为公众知识。产权化是将技术发明作为一项权利向国家申请专利以求获得不被侵犯的保护。产权化保护了发明者的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使用,促进科学进步和创新。技术本身就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只有从知识化的整体视角来认识整体知识化与智慧化的全过程与各个方面,才能把技术发明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知识化是一个可量化、可描述的过程,技术必须通过知识化、产权化、标准化,才能产业化、商品化,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5 结语

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节,在如今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从技术进化论的视野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进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技术的不断进化促使知识产权制度诞生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又推动和保障技术的进化。把握好技术进化和知识产权的相互作用机制,将会为技术进化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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