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十篇

城市化发展篇1

【关键词】城市发展；城市文化；建筑；空间。

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开始关注精神生活需求，关注城市的文化环境。

从环境背景来看，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在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城市的发展在强化城市工程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城市的自身特色塑造，也就是要具有自身的城市文化，以此来吸引人才、技术、资本，从而促进城市发展。

因此，没有城市的发展，就没有对城市文化的关注，没有城市文化的注入，也就没有城市发展的再次升级。

一、城市文化的概念

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属物质的或有形的器物用品，如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后者则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

二、现状城市文化发展现象

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城市文化主要为物质文化，是与陈旧的、历史的具体事物紧密联系的。许多人以为可以利用既有的形制进行再建设，于是，城市中出现了盲目的文化复古运动，拆真造假，东施效颦的现象层出不穷。而城市文化不仅仅是历史原貌的恢复，城市在向前发展，城市文化也会不断更新。历史文化需要保护，但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由古至今的延续更为重要。因此，目前城市中文化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将文化与自然环境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体验空间。

三、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

下文将以《凯里中心修建性城市设计》项目为例，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本规划区（凯里中心）位于黔东南州，属于贵州省东南部，素有“贵州东大门”之称。这里，峰峦叠嶂，江河秀美，景象万千，民族风情浓郁，近三百万热情好客的苗、侗等少数民族在此聚居。本规划区（凯里中心）位于清水江两岸，下司古镇南部，是凯麻新城发展的起步区，是连接凯麻带动凯麻发展的核心引擎。

凯里中心承担着承接城市新兴职能的功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城市文化，才能实现与国际城市的接轨。同时，基于凯里中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规划在城市建设中需要体现传统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的可识别性，构建高品质生活空间，实现传统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规划需要协调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并使二者均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特色标志。

规划从建筑风格、文化项目建设、传统村落保护、现代城市空间这四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规划将这几方面整合，形成景观序列，使人行走在其中感受到历史在空间上的流动。

1、城市建筑风格

规划立足黔东南州地域特色，提炼其元素符号融入建筑设计，依据建筑风格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四大风貌区，分别为现代都市风貌区、新中式风貌区、新乡土主义建筑和滨江田园风貌区。

现代都市风貌区位于规划区北部，承担市级商业功能，以现代风格建筑为主。摆脱了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现代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充分展现城市活力与现代化的建筑。

新中式风貌区位于规划区中部，新中式建筑就是中式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手法结合运用，从而产生的一种建筑形式，改变传统建筑功能使用的同时，增强了建筑的识别性和个性。同时，也实现了南北两个风貌区的过渡。

新乡土主义风貌区位于规划区南部，新乡土主义建筑界定在黔东南州就是将黔东南传统苗族建筑的文脉、神韵、符号、材料、肌理用新的语言，整合到新建筑中来，采用简约手法与传统建筑精神共存，赋予城市新的气质和内涵，延续地方建筑风貌，展现城市新气象。

2、文化项目建设

规划中强调特色文化展示，建设文化展示建筑，创造空间，组织各类传统文化活动。满足居民日常文化的同时，激活当地旅游潜力。这些文化项目包括民俗度假村、滨江会展中心、苗寨风情园、民俗风情岛、民俗演艺广场、民俗文化中心、民俗博物馆、民俗演艺中心、民俗风情街、规划展览馆及艺术美术中心等。

3、现代城市空间

（1）城市公园文化空间的塑造

规划市级公园四处，包括凤翎城市中心公园、龙里滨江公园、观江公园、淑里湿地公园。规划结合原有山体及滨水空间，融入地方风俗及历史文化要素，形成宜人休闲环境。

① 凤翎城市中心公园

凤翎城市中心公园位于商务商业中心东部，规划将其建设成为以水景及水上活动为主的公园，结合场地周边的商务商业设施设置开放界面，引导游客和市民能够方便的进入公园。公园以现代休闲娱乐设施为主，体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商务商业中心形成借景的关系，彼此互为映衬，提升区域的景观风貌。

② 龙里滨江公园

龙里滨江公园景观建设主题为苗寨华风，借助本地苗族村寨的空间遗留，保护乡土文化，以展示苗族人民生活劳作为主题，形成集苗族文化展示、观光游览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公园绿地。规划利用地处滨江半岛的景观优势，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滨水酒吧街，并围绕滨水酒吧街开展一定的反映日常苗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并开发休闲度假功能。

③ 观江公园

观江公园位于群众服务中心北侧，是展示黔东南地区历史文化和乡土风情的特色山体公园。公园将黔东南的主要历史人物、大事件和民族形象等多元的文化要素以纪念馆、雕塑、小品和广场的不同构筑方式串联起来，形成一部展示黔东南地区文化的优美画卷。

④ 淑里湿地公园

依托龙山河形成的带状淑里湿地公园是区域生态展示和生态涵养的核心区，是城市的绿肺，湿地公园是区域内最原生态的公园，提供更为静谧的休憩环境。

淑里湿地公园也是一个教育基地，了解关于鸟类、湿地等方面的知识。

（2）城市滨水区文化空间的塑造

规划利用清水江两岸滨水空间设置滨江公共活动带，结合滨江绿地安排酒店、文化会展、商业休闲、传统村落等丰富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活动，使滨江地区成为激发凯里中心活力、展示黔东南州特色的城市客厅，使城市生活回归滨江地区。

规划范围内滨水区文化空间的塑造，需要考虑与其南北两侧旅游资源实现过渡，串联形成景观序列。根据自然条件特色及周边的城市功能，共形成四个主题区，包括体育运动区、康体游乐区、民俗体验区及文化展示区。每个区围绕不同的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

其中，体育运动区包括龙舟体验、赤足溯溪、古镇探幽、水上索道、射箭场等项目；康体游乐区包括湿地梯田、湿地观鸟区、湿地科普馆、康体养生中心、绿色氧吧等项目；民俗体验区包括企业会馆、苗寨风情园、民俗风情街、滨水商业步行街、民俗演艺中心、民俗博物馆、度假木屋、民俗文化中心等项目；文化展示区包括诗歌会所、生态酒店、文化名人广场、人文长廊等项目。

四、结论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建设城市，不仅是建筑群体、工业、商业商贸的建设，还需要对城市的文化继承、传播和创造，这样，城市才会展现自身强大的、独特的、可持续的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王新坚，黄敏行，王实；文化、城市――城市文化[A].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湖南省城市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2]赵力平.城市文化建设[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

城市化发展篇2

关键词:新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趋势之一。城市化一般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口逐步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居住在农村占多数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占多数、该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被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文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完成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已基本完成。而支撑现在和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较快，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正确制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有必要。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积极的，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5年的13.5%。

第二阶段是1955年至1960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理论主要是反映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基建战线厉行节约，限制非生产性投资，致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却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提高到19.7%。

第三阶段是1961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国际环境恶化以及连续三年的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严重萎缩，粮食困难。理论界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我国城市发展已超越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反城市的观点。因此，1962年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思想。这时期的我国城市化水平下降到14.02%。

第四阶段是1965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受三线建设和干部下放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影响，反城市化观点成为主流，城乡一体化发展学说成为指导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思想，因而，城市化水平徘徊不前，反倒下降到12%。

第五阶段是1979年之后到现在。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往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各种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学派也不断涌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与此相适应，农村城镇化战略大行其道，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民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乡镇企业被迫进入调整，农村城镇化战略开始难以为继。“十五”期间，“城镇化”提法占主调，但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于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把以经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从而使我国城市化发展从追求数量到提高质量的变化，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45%左右，而且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时期。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征

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受政策导向作用大，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纳入国家统一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进行规划，开始了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发展受政策导向作用大。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城市化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仍然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约为55%)，更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78%)。

2.受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商品粮的供给能力的理论影响，产生“逆城市化”现象，导致城市化水平大起大落。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至第四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困难，加上国际环境的恶化，我国决定减少城市人口，将大批班干部、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这导致我国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反倒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76年12.2%，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由于受城市化发展战略重点在中小城市，抑制大城市的发展，而中小城市的经济规模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中西部的城市受交通、经济发展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城市功能欠缺，不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就业，这就造成城市结构不合理，即所谓“头重脚轻”的现象。

4.在城市化的理论上存在各种分歧。有主张城市化的，有主张城乡一体化的;有大城市重点论，也有小城市重点论和中等城市重点论的。我国发展城市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这已产生了不少异议和争论。这种分歧是导致我国城市化方向摇摆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市的设置不规范、标准不统一，主要追求城市化数量的扩张，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设置城市的标准是按照一定区域的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比例来确定的，忽视了经济集聚和基础设施条件。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县改市、县并市、乡改镇、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的过程中，城市的行政地域与城市的实体地域变得模糊不清，城镇人口存在虚化扩大的问题。导致城市化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2.城市用地和规划规模失控，出现盲目发展，造成大量耕地荒废。有的城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将用地规模扩大，诱发盲目的“圈地运动”。

3.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城市化质量低。城市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间职能分工不协调，导致交通拥挤，能源短缺，住房紧张，房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户口制度导致打工一族的小孩上学困难等，社会治安混乱，公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体育等用地严重不足，房屋建筑密度过大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

4.城市首位度指数过大，城市人口与经济畸形集中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发展较慢，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对策思考

首先，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统筹规划，由原来主要追求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数量的增加，转向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走以城市群和城市化地区为依托，以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要重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城市化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进城打工的人群的关注，不仅要关注他们本身，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要把城市里边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落实到进城打工的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这是衡量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体现。

其次，必须搞好城镇体系规划，引导城市化发展。通过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明确各级城市设置的标准和要求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当今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在一定的区域中，任何一个城镇必然与区域的其他城镇结成一定的联系，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有其特定的组织结构，即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城镇等级结构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确定区域城市规模等级层次，各等级城市的数量，各城市的未来发展规模。城镇职能结构是指区域内不同性质的城镇相互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多数区域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都处在自发的放任状态，城镇之间除按纵向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垂直联系外，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松散，城镇职能趋向综合化;城镇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有余，分工协作不足。城市空间分布结构是指区域各城镇在地域空间的分布状态和组合形式，包括城镇分布的疏密程度、相对位置、城镇间相互联系的便捷性等，城市的空间规划和职能规划，就是要把每个城市作为区域城市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区城的整体效益着眼，根据各个城镇的地位、位置和综合发展的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的情况，按照社会劳动发展的需要，科学地确定各个城市的特征和个性，明确它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促进各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互补互利，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运转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城市人口规划的控制、居民住房、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教育、就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污水垃圾的处理以及市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的满足等，都需要通过加强城市的管理来解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严格执行城市规划，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协调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城市体系功能。

参考文献

城市化发展篇3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协调度；四川省中图分类号：F291.1

1．引言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1]。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标志之一[1]。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部分地区逐渐突显，并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2](Henderson，2003)。钱纳里(1988)利用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数据，证明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与之对应[3]。对于不同的地区，由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不同，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相同的人均GDP条件下，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表现出差异性，关键是两者时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关于两者的时间协调度，近几年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吕宾(2002)研究了新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其评价方法简便直观，但指标较为单一[4]。冯俊(2002)研究了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吻合度或偏离度，分析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方面做了一些理论探讨[5]。刘耀彬（2004）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2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6]。宁越敏（2005）对比分析了欧洲、亚洲、拉美等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定量研究[7]。陈志

（2006）建立了城市化综合水平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协调度测度模型，运用多指标综合测度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评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8]。本文以四川省为例，讨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问题。

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方法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中指出，协调度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多种关联关系和谐一致的程度[9]。协调既可以是对系统状态的

一种特定描述，也可以表示对系统施加的一种作用。作为一种状态，协调指系统各要素之间

或由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要素间的关系耦合形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长期必要的磨合而形成的一种互补、协同、融洽、和谐的关系，从而表现出最佳的整体效应或功能。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就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经济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互和谐关系，从协同论的观点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就是用来定量描述区域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程度和和谐程度[8]。因此，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对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评价。

2.1指标体系

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区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化过程。为了真实地反映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建立一个全面、真实地反映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本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来衡量城市化总体水平。经济发展是城市化过程的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因此，为了反映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还需要建立经济指标体系，本文参考常规的经济发展指标，如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等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

2.2评价步骤

2.2.1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原始数据标准差的标准化方法，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x′=(x-x平均)/δ,y′=(y-y平均)/γ.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值，x、y是指标原始值，x平均、y

平均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原始指标平均值，δ、γ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的标准差。

2.2.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以上建立的指标体系和各指标层指标的标准值，分别计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Xi=a1x1′+a2x2′+…+amxm′,X=∑wiXi

Yj=b1y1′+b2y2′+…+bnyn′,Y=∑viYj

式中，X、Y分别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Xi、Yj分别为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得分，wi、v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层的权重，x1′…xm′、y1′…y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标准值，a1…am、b1…b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权重值，i、j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准则

层的指标数，m、n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层的指标数。.3评价标准范围的确定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促进其增长。二者彼此作用，相互促进，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因此，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存在着合理的区间。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只要二者协调度维持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没有对系统整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恢复为正向发展，也是可以接受的。理想的状态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整体保持最优。根据以上思路，参考有关协调度的定量研究[6]，定义协调度。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C=(X+Y)/(X2+Y2)1/2.

式中，C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X代表经济综合水平指数，Y代表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C的取值范围是-1.414≤C≤1.414，其值由变量X、Y决定：当X、Y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的值最大，为1.414；当X、Y均为负值且相等时，则C的值最小，为-1.414；其他任何情形C值介于二者之间。根据X、Y值的变化，协调度可以分为6种类型，其描述列入表2。

表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类型

Tab.2:Type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

3．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交互耦合的关系和较强的互动效应，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阶段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能达到共振耦合，其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性。[4,10]

3.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特征

依据1993—2005年数据，采用第1节的评价方法，按照公式（1）计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按照公式（2），计算协调度，得到四川省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图1）。

四川省1993-2005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变化趋势

经济发展水平X城市化水平Y协调度C

图11993-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1:Theassessmentresult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Sichuanprovincein1993-2005

由图1可以看出，近13年来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始终处于上升趋势，城

市化与经济发展从不协调转变为协调，协调度界于Ⅰ类—Ⅵ类之间，协调度的标准差达

1.388，说明两者之间协调度存在着波动性。以2000年为拐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不协调时期，协调度为负值，2000年后进入协调时

期，协调度为正值。产生上述拐点的原因，主要是在1999～2000年期间，城市化综合水平

指数与经济综合水平指数均由负值转为正值，两者的协调关系开始发生了转化，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使得协调度从1999年的Ⅵ类失调型转变为Ⅰ类协调型，这样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双双长期增长的积累和增长速度提高的推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和城市化综合水平变化曲线也在1999年左右出现拐点，2000年以后两者的增长速度均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对单指标的分析显示，各指标变化也大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GDP增长曲线在2000年出现了突变，增长率开始增大，即GDP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均GDP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此外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在1999年以后同样出现快速增长。其

它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些变化

均与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我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四川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区域，资金、规划布局、以及相关政策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促进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综合指数由负值转为正值，协调关系加强，从而实现了协调度“质的跨越”。

图2部分单指标变化趋势图

Fig.2:Changesintendsofsomesingleindicators

3.2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以2005年数据为依据，评价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图

3）。

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图32005年四川省各市（州）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结果

Fig.3:Theassessmentresultsof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urbanizationandeconomydevelopmentofcitiesinSichuanprovincein2005

2005年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各市

（州）缺少Ⅳ类欠协调型，分别属于Ⅰ、Ⅱ、Ⅲ、Ⅴ、Ⅵ五种协调类型。其中大部分地区协

调度较差，以协调度Ⅵ类失调型为主，约占60%。（2）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地区协调度标准差达1.140，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

较高，攀枝花市、成都市、德阳市、自贡市属于Ⅰ类协调型，这几个城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属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两者之间相互促进，达到整体优化，协调度高。这些区域应把握好

城市化发展规律，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更好地实现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3）川西

北经济区的阿坝州属于Ⅱ类基本协调型，由于该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以小城镇为主，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城市化进程。（4）北部的绵阳市属于Ⅲ类，即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为负，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和协调度均为正，城市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城市化带动经济的发展，两者处于相对优化的趋势，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5）从各市（州）的协调度空间差异来看，对四川省影响贡献率比较大的城市依次是成都市、攀枝花市、德阳市、自贡市等，这几个城市的协调度类型与整个四川省的类型相一致，具有带动和辐射的重要作用。其中成都市的贡献最为突出。

4.结论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总体表现为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和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本文建立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三级共22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对应的评价标准。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该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等特点。

（2）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动，正是经济的发展，使大量产业和人口在城市聚集，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的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性特征。本文的实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2005年四川省人均GDP为8545.50元/人，城市化率为23.30%，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良好。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地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005年，全省各市州分属五种协调类型，中部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攀枝花市协调度较高，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协调度较差

（3）通过四川省的研究，揭示了影响两者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同时与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研究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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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coordinationofUrbanizationandEconomy

DevelopmentinSichuanProvince

HeFen

Schoolof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PRC(100872)

Abstract

Usingthenotionofcoordinationdegreeandthetheoryofcoordinationdevelopmentbetween

城市化发展篇4

一、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文化进程

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人口超四成，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大。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正式启动，如何在发展长江流域经济的同时，提升长江流域城市文化水平十分迫切。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文化的繁荣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人类进化要依靠文化积累，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根本功能在于文化积累，文化创新。因而，城市文化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尤为重要，而中小城市文化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更是不可或缺。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曼瑟•奥尔森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在一个报酬递增、存在规模经济的世界里，空间越广、时间越长，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流域的协同发展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文化的融合互通。长江流域历史文化悠久，内涵丰富，新时代经济带的发展将会更进一步提升长江流域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流域中小城市的文化繁荣。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带动了长江流域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的语言、艺术、饮食、风俗等交融互通，提升了长江流域文化的流动性、协同性及互补性，对文化的交流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区域文化的发展同样也应是深厚而多面，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文化的长期繁荣发展与传承同样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城市的发展与居民素质的提高，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同时，多批部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相继推出，力促多方面提升城市文化建设，提高城市文化建设效率。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使人们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也出现造城同质化、复制化、单一化，特色城市建设少，文化内涵传承发掘发扬少，忽视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有的城市经济经济发展先于文化建设，导致所需资源投入有限，阻滞城市均衡化发展。基于此，当前创新中小城市文化发展尤为迫切与重要。

二、长江经济带流域中小城市文化建设

（一）注重文化消费引导文化是积累的过程，流域文化的发展促进流域文明的进步，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文化成果。加快城市文化市场发展，鼓励文化消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潜力，提升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要找准中小城市的文化市场需求，积极引导居民文化消费，产出更多的文化精品，避免文化盲从同质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市场化水平，形成丰富各具特色的中小城市文化，促进中小城市的文化繁荣发展。

（二）注重特色文化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不能单纯追逐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提高城市人文精神。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城市文化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中小城市文化是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城市软实力的体现。中小城市要善于发掘优势，借助外力，打造特色文化，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戛纳以电影节闻名，每年吸引着众多世界游客，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瑞士达沃斯小镇以其滑雪胜地与举办世界经济论坛而成为旅游胜地；横店以影视城带动城市文化发展，形成独特的产业经济。长江流域形成各具特色城市文化有利于提升长江流域的整体文化内涵，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与综合实力。国内一些城市简单复制国外小城市建筑，而忽视本土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适合本土特色的文化发展才能更具吸引力。长江流域各地应根据自身优势条件发展特色文化，并逐渐形成相应的特色经济资源，提升相关经济产业的发展，差异化发展能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三）注重资金持续投入文化的发展也要政府的持续扶持，提高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文化载体数量，提供更多的文化便民服务设施。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6192亿元，比上年增长18.9%。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扩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用。提供专项文化发展基金，鼓励群众创造发展，文化创造需要资金的支持。此外，降低市场准入条件，积极吸引民营资本加入城市文化建设，提高城市文化的资本投入规模，提升文化发展的市场化水平。资金的持续投入，能提高文化发展的规模效应，市场的有效回报则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

（四）注重文化融合发展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2]文化是流动的，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融合发展，文化的交流有助于经济的促进发展，有利于旅游、媒体、科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融合发展城市、集聚区和新型城镇。首先，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能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带动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发展区域旅游与休闲娱乐业，融合区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加强区域文化影视作品创作，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其次，区域间、城乡的文化融合发展，文化资源优势互补，产生良好的辐射作用，带动长江流域城市群文化均衡发展，提升区域文化整体水平。张家港市连续多年举办长江文化艺术节，持续推进长江流域文化交流与繁荣，社会文化效益提升明显，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最后，文化也要融合传统与现代，既要传承也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不断创新才具有活力，只有融合时代因素，才能增添文化的新内涵，发扬文化的新功能。

（五）注重文化人才培养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才，中小城市文化人才数量相对少。应鼓励基层文化人才创新，提供更多的学习交流平台，奖励基层优秀文化创作，提高居民文化参与，提升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一方面，加大文化专业门类人才引进与培养，加大与专业院校等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文化创造队伍质量，创造更多的文化精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广大居民参与文化创造，提高民间艺人的积极性，提供一定的活动平台与载体，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六）注重网络融合发展网络结构的分权模式导致了全球的相互连通，国界、省界和大城市的边界能够更加轻易地被避开。[3]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大势所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早已列入“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销售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各地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宣传城市文化、旅游，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社交网络打破原有的地理限制，更大范围地进行人际交流，加强文化交流的效率。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增强了文化市场需求的预测准确率，提高文化服务的效率。基层文化建设不断加强，文化传播渠道得以延伸，2015年政府工作指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向“户户通”升级。中小城市可以利用互联网享有更多的文化建设经验，拥有更多更好的文化建设平台，让居民参与文化建设与发展之中，提升城市文化建设的时代感与艺术性。

（七）注重文化机制创新简政放权，减少文化企业的行政审批，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文化企业数量，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企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应运而生，提高文化产出数量，提高文化市场供给水平。同时，做好区域间文化发展规划，加强文化企业的市场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氛围，传播社会正能量。积极做好区域内城市间的文化协调发展，鼓励文化企业跨区域发展，提供更多城市间的文化交流便利，提高城市间文化交流的市场效率。创新机制模式，提供更多更广的文化交流平台，提升文化融合交流水平与活力。

城市化发展篇5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的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轴心（注：周振华.经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1）。世纪之交，国家提出的“十五”发展计划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也被列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城市化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多数研究者分析和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力陈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主张克服制度障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发展。

进行中外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固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若干方面的有益参考，但归根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忽视这一基本出发点而翻来覆去论证城市化的滞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理论研究的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实践。进一步说，仅仅分析城市化发展滞后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我们分析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如何通过我国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2　低度？适度？过度？标准的迷失与误导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混乱和争议的领域。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见仁见智，是滞后（低度）发展？还是适度发展？亦或是过度（超前）发展？各种意见都曾出现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中。表1仅仅是笔者所见各种文献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众多研究者的主流倾向是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是滞后的，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发展超前论”者所持的理由，其实在滞后论者那里或多或少地都有所提及，如统计口径问题，隐性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对同一现象，之所以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在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迷团之中。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在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问题上，有如下几点不应该忽视：

表1　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的不同意见

研究者　时间

分析依据

基本结论

一发展滞后论

辜胜阻　1991

IU比、NU比，亚洲模型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10多个

百分点

杜辉

1992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偏差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余立新　1994

钱纳里模型、经济计量模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5个

百分点

俞德鹏　1994

城市化发展经验数据的“大

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约10个

国模型”

百分点

付晨

1995

114个国家人均GNP水平与城

城市化水平提高幅度差距为

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7个百分点

孙立平　1996

修正后的人均GDP及其城镇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

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同等发达程度国家13至33个

百分点

叶裕民　1999

中、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1997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

比较

化水平与1965年的日本相比，

城市化发展的差距为38.2个

百分点

周一星　1999

人均GDP与世界下中等国家

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12至14

及平均水平的比较

个百分点

孙永正　1999

中国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与

城镇化至少滞后于工业化水

农业劳动力比重差异与世界

平10个百分点以上

中低收入国家组的比较

2001

与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相比

城市化水平比世界城市化平

较

均率低12个百分点

王茂林　2000

工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比重

199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应

国际比较

该达到43%左右，滞后约17

个百分点

二、基本适度论

刘连银　1997

与印、巴、泰等经济发展水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国

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家基本相当，并没有滞后

刘勇

1999

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平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

均模式”相比较

展基本相符，仅稍显滞后

郭克莎　4001

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关系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

的国际比较、城市化与非农

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

就业关系比较

和非农就业比重基本相适应

三、发展超前论

陈阿江　1997

把已经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

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

统计进城市人口

董黎明　1999

90年代中国城市的“超常规

中国的城市发展脱离了经济

”发展

发展现实、城市发展过快

邓宇鹏　1999

把乡镇企业和乡城流动人口

1997年中国的隐性城市化率

算入城市人口

加上公开的城市化，实际水

平超过60%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有可能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美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用此时的收入水平来套用彼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试图说明某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部分学者虽然考虑了收入的不可比性，采用实际购买力评价(PPP)方法来进行论证，但也存在同样的缺陷，更不用说PPP方法本身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搜刮，获取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通过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　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而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因素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放宽了乡城人口流动的限制，如吸收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落户、实施蓝印户口制度等等，但城市化水平提高有限，甚至在90年代以来步伐趋缓。如1979～1988年，我国市镇人口年均增加1140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79个百分点；1989～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只增加92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0.46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化速度放慢的90年代，前半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又明显高于后半期。如1989～1993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3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而后半期的1994～1998年，市镇人口每年增加918万人，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0.45个百分点。（注：课题组.关于加快小城镇发展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3）应该说，十多年来，乡城之间的壁垒是在逐步松动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城门大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过去政治经济制度下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消失殆尽，客观上并不构成继续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大障碍。户籍制度等造成的城市化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补课”完毕。时至今日，城市化水平仍然出现“偏差”，且城市化从绝对人口增加到相对速度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说明把城市化滞后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因素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的。实际上，有些地方倒是利用户籍制度政治经济利益的幻觉所遗留下的剩余影响，试图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卖户口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城镇建设。其结果难尽人意，这恰恰从反面证明户籍制度已经不构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

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

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ssessment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0 Censu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No.1 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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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21　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城市化发展篇6

关键词：溫州城市化 人口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把握时展的趋势

1、城市化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趋势

2、人口素质现代化将成为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3、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二、人口的质和量是制约我市向特大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

1.人口素质偏低

2.城区人口分布不合理，数量偏少

3.外来人口多，但缺乏亲和力

三、提升我市人口的质量和数量，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发展篇7

近年来，银川市不断完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先后获得全国多项殊荣，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银川市目前还存在着文化形象个性不突出、文化园地缺乏等问题。加快银川特色文化建设、增强文化竞争力、加大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实现"双赢"等无疑成为银川城市文化发展的必选路径。

关键词：

银川市；城市文化；阻隔因素；文化品牌

城市是人类财富和文明的汇聚地，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经过积累、沉淀、改造、创新必然形成特有的城市文化，并成为支撑城市发展的无形力量。城市文化不仅可以创造城市经济价值，而且可以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和提升城市形象。因此，研究城市文化，理清城市文化发展思路，对于推进城市综合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文化的内涵

城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文化是指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一个城市形象的综合体现。狭义的城市文化是在城市长期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的内涵有着明显的系统性，城市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由城市的建筑风格、地理风貌、人造景观、文化雕塑、广场道路等有形物质因素中体现的精神因素构成的物质文化层；二是由在城市法律规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为准则、典礼仪式、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精神因素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三是城市精神、价值观念、最高目标、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纯精神观念因素构成的观念文化层。三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城市文化的完整体系。

二、银川城市文化建设现状审视

（一）全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近年来，银川市启动了“踏歌起舞•幸福银川”文化工程，着力打造特色文化活动品牌。“文化银川•花开四季”文化品牌，特别是特色群众文化品牌———首届“银川阅读节”催生了一大批文化品牌活动，周末讲坛、朔方人文科学大讲堂、书香银川•百姓讲堂、国学讲堂、中华经典诵读电视大赛、阅读之星、青少年读书文化节、我与父母同读一本书、农民工阅读接力等，为银川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书香智韵。据银川市新华书店统计，2013年全市各大书店累计实现销售1.05亿元，同比增长15%。城市文化的丰富内涵促使银川市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模式，使举世惊叹的阅海湾新区、滨河新区建设日新月异。

（二）不断完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提升市级文化基础设施水平。文化艺术馆、阅海大剧院、银川中心图书馆正在建设之中；二是完善县级两馆建设。永宁、贺兰县文化馆、图书馆新馆已投入使用，三区两馆已陆续开工建设。三是实现文化站全覆盖。通过资源整合、完善功能设施、加强规范化建设,启动了街道文化站改建项目，实现了全市25个示范性乡镇（街道）文化站、100个示范性村（社区）文化活动室、100个示范性农民文化大院和80个示范性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全覆盖，满足了银川市居民的文化活动需求。

三、银川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形象个性不突出

银川素有“塞上湖城”的美誉，又坐拥西夏文化、回乡文化、移民文化及农耕文化，却一直不温不火，与其它如西安、杭州、苏州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相比，银川各方面的个性都不甚突出。1.文化品牌同质化现象较严重。文化品牌无特色、无差异，不利于消费者识别，银川市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创新品牌不多，急需培育像《月上贺兰》、镇北堡影视城等大牌文化产品。2.民族聚居的回族风情文化展现不够。回族之乡的风情和特征不是特别浓郁和明显，除了清真寺和清真餐馆分布在各处外，伊斯兰风格建筑寥寥无几，银川的回族群众也没有长年着民族服装的习惯，外表看来与汉族群众趋同。中阿之轴、绿博园虽为新建的标志性文化建筑，细细品味却发现其文化表现形式远大于内容，回乡文化和塞上湖城的特色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完全的展露。3.历史形成的西夏文化开发不够。银川城内，标志性古建筑如海宝塔（北塔）、西夏王陵、拜寺口双塔、承天寺塔（西塔）、南薰门（南门城楼）及钟鼓楼、玉皇阁等一些古建筑零散地分布在城市中，没有形成具有西夏历史特色的城市形象。

（二）文化园地缺乏

目前，银川市民的文化活动场地主要集中在各类公园、广场，这些场地明显受到季节性限制，冬天长达5个月时间市民百姓的文化活动鲜有去处；另外，各类文化剧场运营成本高、门票贵，这些因素无疑阻挡了群众文化活动的长效性和多样性。（三）城市特色文化建设滞后近年来，银川市社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城区范围急速扩大，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未免稍显滞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城市的投资环境。银川贺兰山东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适宜葡萄生长，也不乏葡萄园、葡萄酒庄，资源丰富，然而红酒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周边衍生的产业也较少，没能形成文化产业体系。（四）宣传力度严重不够明媚的塞上明珠银川宛如“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妙龄少女，西北地区以外省份及外国朋友鲜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到银川这座美丽城市的宣传资料和完整信息，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银川百姓采用游牧的生活方式，生活在沙石满天飞的荒漠环境。比如西部影视城，这是一个把荒凉经过文化包装，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但是，对于这个成功个案推介的力度还不够，范围还不广。

四、银川城市特色文化的发展出路

（一）凸显银川城市文化特色

“塞上湖城”的自然性和休闲性、“回族之乡”的标志性和民俗性、“西夏古都”的神秘性和独特性，是我们彰显城市特色不可或缺的元素。准确把握城市特质，科学定位城市文化形象。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经过历史长河的逐渐积累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积淀是最弥足宝贵的财富。银川作为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史，其文化底蕴深厚，类型丰富多样，史前文化、游牧文化、移民文化、河套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边塞文化、回族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构成了文化银川的多彩特色。100万年前，在黄河形成之前，这块土地上就有了湖泊。可以说，塞上湖城自然环境的形成有100万年历史了。在全国同纬度，同降雨量的带状区域内，银川塞上湖城的景观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银川称为塞上湖城是当之无愧的。回族在明朝就已形成，银川是全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首府，这个唯一性具有很强烈的别人不能替代的特点。作为西夏古都，也具有其唯一性。银川之所以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夏在此建都长达近200年之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西夏文化，也在银川市区及其周围留下了丰富的西夏遗存。2006年，银川市委、政府确定了“回族之乡、塞上江南、西夏古都”的城市文化定位。对一个城市而言，给自己塑造一个品牌形象，就等于构建一座精神的建筑。品牌形象既要有历史渊源，又要有物证可寻，即要找到城市的‘根’。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川市对城市的文化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二）加快银川特色文化建设

1.做实“塞上江南”文化底蕴。在大银川构建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夯实塞上江南文化底蕴，应该是银川特色城市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首先是要造林绿化，塑造塞上绿城。要下大力气营造大型的风沙防护林带、宽阔茂密的环城林带、绿茵片片的城内草被、各大道路的绿色长廊，以及公共场所、街区、社区的点状绿地，加快实现银川市政府提出的“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绿化目标。其次是继续开发保护湖泊湿地，构筑城市环湖生态圈。要早规划、早动手，对银川市内及近围的鸣翠湖、宝湖、北塔湖、金波湖、大小西湖、鹤泉湖、三丁湖等大型湖泊湿地进行保护开发，再现昔日连湖环绕的景观。再次就是加大园林建设，建造胜似江南的城市园林景观。要高起点、高规格地建造一批仿自然群落和自然特色的生态园，可以仿照苏州园林，建设假山、亭榭、小桥流水和曲经通幽的怡人庭园，以及供居民散步、休闲的各类公园。只有加大了“绿、水、园”的建设，才能展现江南城市的美景，才会透射出塞上江南文化底蕴。2．彰显回乡风情文化个性。回族风情文化是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沉淀形成的民风、民俗、艺术、宗教等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首府银川在回乡风情文化方面最具集中性和代表性，在特色文化建设中，银川市要牢牢抓住这一知名度极高的文化资源，首先要对现有的回族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重组，如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及处于显现街区的大小清真寺进行维修、保护，突出个性文化特点，以展现它们特有的风貌；同时把具有回族特色的服饰、小吃、回族用品整合后集中于一街，建立回民一条街，凸显其服饰及饮食文化。其次，必须深度开发回乡风情文化资源。第三，要重点整合开发回族歌舞、回族音乐、回族体育杂技、回族民俗杂耍等回乡文化艺术，使其成为回乡风情文化的精髓，不断创新发展。这里特别要注意，开发回族文化景观，一定要和原有基础相结合，并要相对集中，以发挥集聚效应，形成一定气势，让人一踏进银川，就能感受到浓郁的回乡风情。3.展现西夏文化的独特神韵。目前，银川市在深度开发西夏文化上仍有文章可作。其一，要大力挖掘扩充其文化内涵，如西夏王国的历史、政治、法典、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等，既使这一段的历史文化得以很好的保存，又可以供大众学习游览，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文化学术界人士来此考察、科研和学术讨论。其二，加大文化外延。要根据历史记载，创建西夏城，城内有计划有目的地创立一些反映西夏人粗犷、豪放的体育及军事的竞技项目，如马术、驼术、射击、狩猎、摔跤等，以扩大西夏文化的影响力。其三，在西夏王陵风景区的开发建设上下功夫。要在广场、建筑、雕塑、绿化统筹布局下，要独具匠心，着实体现西夏文化的个性。

（三）加大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实现双赢

城市旅游和文化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在于对已有资源的创新和转化。2013年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出全球“必去”的46个最佳旅游地，宁夏与巴黎、卡萨布兰卡等世界著名旅游景地一起名列其中，入选理由是“在宁夏可以酿造出中国最好的葡萄酒”。这已成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带吸引客流最好的名片。首先，要着力培育葡萄酒文化品牌，加快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旅游绿色长廊建设，并专题推广，从而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其次，各酒庄要找到独有的定位，在建筑风格上不能照搬欧式风格或是中式风格。再次，围绕“一核两带三区”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一核即银川都市旅游核心体；两带即贺兰山东路旅游发展带、黄河金岸旅游发展带；三区即贺兰生态历史旅游发展区、永宁回乡风情旅游发展区、灵武远古文化旅游发展区），以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和强化旅游营销、塑造品牌为突破口，以完善服务功能和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树立形象为抓手，全面推进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建设。

（四）加强网络宣传，营造网络舆论氛围

一是尝试在银川市各级政府门户网站上增加介绍回乡文化、西夏文化、红酒文化板块，用绿、白两种颜色及新月图案装饰网站，打造具有伊斯兰风情的网站风格，让网民一目了然，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二是组织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动员各阶层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定期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博客、百度贴吧、中国文明网等平台发起各类传播银川特色文化的网上活动，以回族节日、习俗、西夏历史、旅游发展现状等为话题发起全民大讨论，营造网上舆论氛围。

（五）增强文化竞争力

文化竞争力是推动城市崛起的奥秘。近年来，银川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依托了文化的渗透力，在短短几年间使银川的经济辐射力得到空前增强，扩张了市场，驱动了银川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银川有着丰厚的历史命脉和文化内涵。首先，要不断挖掘回族文化和移民文化中积极进取的东西，把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为一体，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与现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底蕴丰厚、特色鲜明、意识现代的城市先进文化，奠定适宜居住创业的思想文化基础，使银川成为区域文化创新的重要窗口。其次，不断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将外来积极健康的文化“引进来”，有选择性的吸收对城市文化发展有益的部分，让银川特色文化“走出去”，将带有银川特色的城市文化打造成城市品牌和城市名片，增加城市亮点，在“开放宁夏”的基础上形成“开放银川”的概念，以中阿博览会为契机，将银川伊斯兰文化及“贺兰岿然,长河不息”的城市精神传播到阿拉伯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第三，以点带面，以特色文化辐射周边各省市，从而带动银川文化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毛凤玲.银川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江苏商论,2011(04).

城市化发展篇8

关键词：信息技术；中小城市；交通；互联网

DOI：10.16640/ki.37-1222/t.2016.23.175

1 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城市化

1.1 大城市的起源

在工业时代，工业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因为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交通不发达，物流更不发达，所以一些企业越是靠近产品生产的地方，那么企业所花费的成本就越低。因此，对于那些个体企业来说，城市化程度越高，成本就越低，市场占有率就越高，在同行业的竞争中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中小城市都在工业时代完成了大城市化的过程。

1.2 城市化的正效益

城市化的正效益包括了三个方面，对经济的推动、对社会的推动以及对文明的推动。

（1）对经济的推动，在工业时代，城市就是市场的载体，城市就是一个大的市场，没有城市，就没有市场经济。（2）对社会的推动，城市化对社会的推动和影响是极大的，它不仅整合了各个商业领域，还让教育事业、科研机构等公共事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3）对文明的推动，城市化凝聚了文化交流，人们在交流的同时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1.3 城市化的负效益

城市化的负效益可以分为三种，环境、资源、人口。如今，城市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大城市已经开始创卫，对城市实施一些技术化的管理以及对城市环境进行监控和保护，控制一些企业排放污染气体和污水。人口和资源也成为了城市化的负效益，如果城市人口过度的集中，这样就导致出现城市交通拥挤、房价上涨、资源浪费的问题，但是如果人口过度的分散，那么市场又难以流通起来，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又得不到发展，社会前进的脚步又缓慢了。

2 信息时代对城市化的冲击

2.1 企业分散联网运行模式处于信息时代下

如果物流、网络通信、交通发达，但是成本非常低，那么企业就可以完全打破传统的集中办公模式，从而实现远程办公，实现分散联网运营，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在家里通过互联网来实现办公，在网络上实行交易、资金流转、产品流转，这样的话大大加快了城市的发展，从而使城市的经济运行越来越快。

2.2 分散联网的企业运营模式的优势

随着信息时代对城市化的冲击，分散联网的企业运营模式的优势也逐渐扩散开来，成本降低、组织更灵活、效率更高。企业分散联网运营，可以将那些廉价的资源整合起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分散联网的企业与传统的企业相比，由于不受地域的限制，所以企业运行就更加灵活，从而提高市场的占有率，在同行业的竞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分散联网的企业一旦形成，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沟通与交流，从而提高了企业运行的效率，使得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快。

3 中小城市联网化代替大城市化

3.1 分散联网的企业运营使中小城市联网化成为发展趋势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将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如果企业完全实行分散联网运营，企业的员工将会分散开来，企业就会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整个城市的产业链就会完全崩解。但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分散联网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医院、学校、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不会被分散联网所取代，所以只有中小城市才会实行分散联网运营。

3.2 中小城市联网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推进国家市场化水平。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物流、交通运输、金融行业、分散式网络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小城市的网络化进程，跨越时间和空间，沟通联系，市场的发展水平将大大提高，市场的发展将逐渐形成，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2）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小城市一旦实行分散联网运营，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进一步的提高。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乡村的发展又与城市的发展相辅相成。如果中小城市形成联网化，企业的产品就会大规模生产，价格更低，产品流入乡村，乡村快速发展，反馈于城市。

3.3 中小城市联网化发展的途径

（1）自然发展。信息、金融、交通、物流四个产业是企业实现分散联网运行的重要条件。由于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如果中小城市的企业完全实行分散联网，那么企业传统的生存模式将会被湮灭。虽然分散联网运行的成功实行对中小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形成的过程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是长期而慢速的。

（2）政府宏观调控。由于实现分散联网离不开信息、金融、交通、物流这四个产业，所以政府在实现中小城市分散联网时，可以从信息、金融、交通、物流这四个产业出发进行创新和改革，信息网络的价格更加廉价，金融交易更加的安全，交通更加快速和方便，物流更广泛更快速，通过这四个产品的改革和创新来实现国家市场化和区域互联网化。

4 结论

城市是经济市场的载体，城市作为一个大的经济市场，它融合了较多的服务业、教育业和卫生机构，所以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决定了这个城市的GDP增长速度。分散联网企业运营的实行，的确可以给中小城市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对于大城市来说，这种分散联网运营具有一定的弊端，再加上这种运营模式是长期的、缓慢的，所以大城市是无法实行这种企业联网分散运营模式的。由于大城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未来中小城市不会走大城市的老路，在实行联网分散运营的时候，在大城市的一些企业中，也可实行远程办公，在网络上实行交易、资金流转、产品流转，这样一来也加快了大城市的发展，给大城市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分散如果中小城市企业完全实行这种分散联网运营，那么对西北偏远地区的城市是具有很大的市场效益的，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未来的城市将会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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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明星，路大道，刘慧.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J].地理学报，2012.

城市化发展篇9

第一，衡量城市化速度有不同统计口径。数字反映的只是符号经济，所以仅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户籍改革的“补数”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不意味着城市化的新进展，只是对现状换了一种认识方法。如果相对“淡化”城市化指标，有利于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城乡矛盾，更多地理解市场原则和借助市场力量。推进城市化切莫倒果为因――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带动城市化，而不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而耗费资源去发展什么。

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判断，有几组常用比较参数。一是所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率的关系，如人均GNP或工业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对比；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如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比；三是一些微观变量和人口的关系，如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或近年人口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对比。如果要定指标，最好将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城市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此外无甚意义。90年代中期有人测算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50%，[lii]这就像测算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一样，高归高，何益之有？我国的农业劳力比重1998年达49.8%，近年还有回升趋势，这才是需要关注的。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另一方面，以占世界40%的农民养活着7%的非农民。[liii]用这个标准观察，能发现“城市规模之争”实际上是“市场主体之争”。

由市场配置资源尽管已经写进一系列文件，但是劳动力市场远未放开，最常见的是城市对“农民盲目流动”的封堵。本来农民流动目的性极强――生存和温饱。他们要养家糊口而非公费旅游，盲目不起。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尽人皆知，官员百姓均熟视无睹。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仅广州市目前聚集了240多万民工，超过1992年“卖户口”时全国17个省的农转非总和[liv]。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如果肯承认农民是市场主体，政策选择至少在确定方向时并不困难。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代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智识发展来决定”。他还说到，“个人进行迁移的权利的确十分宝贵，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使个人和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极大地增进着人类的福利。”[lv]看来有必要辨清，“盲目性”是不是发生在农民对面。

第二，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具有双重目标，实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总相一致，需要选准重点、协调主次关系。目标之一是利用城市辐射力量拉动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个目标是靠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力。虽然后一个目标更紧迫，但是以往重点推进的“县改市”、“乡改镇”明显侧重于前一个目标。然而，依靠行政建制来密切城乡关系与市场经济取向不合。改后的辐射效果且不论，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市管市、市管县”带来的弊病是城市变得大而无当，基本聚合功能降低。现在最大“城市”达12000多平方公里，而有些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人口不足20万。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多数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城郊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1990年代以来全国耕地锐减与县改市、乡改镇很难说没有关联。是将城市建设导向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还是放任粗放式的扩张，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政府主导的大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由于替代了企业行为，同样带来大量土地浪费。城市和郊区土地的价值长期低估，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扭曲城乡经济关系。而且，以辐射辖区的形式带动郊县人口城市化，势必加重地方保护，排斥外地人，居住地和就业地分离引发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本地农民用耕地换来城镇户口以后，主要靠城市租金而不是劳动力资本致富，这种“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修补原先的封闭体系。仍然在强化行政力量的同时压抑市场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等概念重新审视。

第三，改革以来，虽有少数新兴城市出现，却不足以牵动局面。许多经济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外来工的城市，没有也不愿发挥城市吸纳移民的功能。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每年奖励性的户口指标不足百名。城门20年未能打开，“等你等成了坚持……”为城市耗尽青春的农民工极少有迁居城市机会。农村青壮劳力“暂住”城市打工挣钱，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回乡定居，生育更多的“打工仔”，“流动人口”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局面下农村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直到现在我国每年新增1200万人口，不知这样的局面能坚持多久。

只有允许青年农民工结婚后定居城市，才是真正的转折。农民没出路，国家不会安康；城市不生长，经济无法繁荣。

居民是城市主体，不是负担。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仅从消费者角色来看，能聚合商业、服务业的需求，同样是一种经济资源，居民被政府“养活”的观念已经过时；增加一个城市居民，财政每年要多拿出上万元钱的说法，离事实更远。多数公共服务的价格早已经“按成本定价”和“多元化投资”，而且公共服务收费价格近年涨势居前。大笔财政补贴如果用在服务单位的经营性亏损上，与居民增量并无干系。况且，地方财政收入本来就是聚居民之财，谋居民之利；“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口增长必然扩大税基。还应明确：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之所以被称为公共产品，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非排他性。一条道路，一套电缆，并不因使用者增多而加大成本，所以规模出效益。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何陈旧，公共服务为何总是紧缺，应该找准原因。

减少制度上的城市保护后，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会有一种自然调节机制起作用。此外，只有减少“城市租金”，才可能使就业与定居地一致，疏通城市人口流出渠道。为此，要培育城乡制度贯通机制。城市的难题要靠农村解决，农村的难题也要靠城市解决。例如，农村计划生育不能只用惩戒手段，应有奖励性的利益诱导机制，放宽属于独生子女的农村青年移居城市的限制，就是可以操作的政策选择。再例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租赁、开发荒山荒地，可以使城市资金、人口流向农村。

第四，长期的城乡壁垒积累起巨大势能，很多人担心“打开城门”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怎样才能稳妥地提高迁移进度呢？积极的办法只有靠培育新兴城市来分流大城市压力。

使新兴城市实现人口扩容，调整政策很重要，目前条件下同样重要的是建立政府动机。虽然“卖户口”、“卖商品房”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那样会将城市门槛抬得过高，农民照样得跳龙门，而且这种方式会加剧农村的通货紧缩。可以尝试的办法，一是引入行政激励因素：将城市的建成区（含近郊）作为基准来界定城市，“市管县”改为“县管市”和“县含市”。随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扩大，相应提高城市建制级别。二是对沿海地少人多的省份，按城市吸纳人口数量相应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调减农田保护面积，不再要求城市粮食自给。同时，尝试在西部用土地吸引移民和通过政府扶持培育生态建设型城市。简单说，一是用级别换人口；二是用土地换人口。

城市规模受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水资源条件、气侯条件等客观限制，一些有经济潜质的城市不宜规模太大，这个宏观远见只能由政府承担。规模筹划应全国一盘棋，不宜层层搞规划。而且应当重视科技潜力，例如在计算水资源约束时，要考虑到科技节水能力，否则我国北方很难找到适于扩展的城市。

第五，“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生态、经济和文化三种基本过程的综合产物，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lvi]城市的生长由经济活动提供营养。所以，应当主要靠市场来“育”而不是政府来“抓”。目前多数政府文件都赋予城市化以带动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意义，但涉及实际措施方面容易重“城”而轻“市”，所拟划的举措往往是：“加强规划管理”，“加快基础建设”，“抓紧实施城市形象工程”等。这样的“积极推进”如果操持不当，很有可能阻碍城市化的真实进程。一是规划建设“过热”，产生沉重成本，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相应减少。近两年，广场热、草坪热、亮丽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蔓延。[lvii]如果都像大连市那样，使城市形象与经济社会同步前进，切实从居民需要出发投资美化城市，当然值得。但是许多城市经济并不景气，却多营不急之务。靠负债和摊派搞花架子，必然撑不下去，损失和浪费将堆成如山坏帐。二是政府行为替代了许多本应属于企业的行为，政府的越俎代庖把高昂成本转嫁给企业，企业成本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此带来的变相和隐性涨价，会抑制居民购买力，使经济患上外热内寒的虚症。例如城市政府规划建设的各种“一条街”，替代了市场发育过程和多样性规律，伴随着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带有明显统制经济特征。还有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的空壳市场现象和大城市的烂尾楼现象，许多起因于政府行为，是说不明白的巨额“学费”。三是超越实际条件的社会规制过多，会降低政府效能，容易产生制度租金。统制经济的病根就是，它要规划和控制一切活动，却很少去管理控制者。现实中的“生事经济”和“收费行政”的危害亟需警惕，它使各种规制越来越严，越来越多，使政府行为失范。现在几乎找不到不附加收费的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而审批、罚款是所有行政部门偏好的手段。可见，一个不应忽视的政策内容是多下力量保护好处于弱势地位、易受组织行为伤害的微观经济主体。

总之，城市首先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载体，不必都是行政中枢；就业机会是人口迁移的理由而不是障碍；小城镇是城市化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大城市所占比重上升是规律现象。当前，应当加快制度创新，完善政策环境，规范政府行为，疏通农民造城和进城渠道。认清和发挥城市的社会稳定器、经济加速器功能。

[i]《中华读书报》1999.10.27

[ii]刘海波吴静《天凉好个秋――一个非经济学人对经济的困惑》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10.22

[iii]《中国改革报》2000.10.25

[iv]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v]《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九五”时期农村和城镇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46％和0.66％；预计“十五”期间分别是1.75％和0.74％。

[vi]《中国统计年鉴1995》；《农业经济问题》1994年第2期第19页

[vii]《中国统计信息报》1988.12.5“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用工’1949万人，占职工人数10.8％

[viii]《人民日报》1994.2.3；《经济日报》1994.2.4数字是：乡镇企业80％在自然村，7％在行政村，12％在乡镇，1％在县城。

[ix]《人民日报》1997.8.27；《中国信息报》1998.11.4

[x]《中国财经报》1995.11.23

[xi]《中国信息报》1998.1.14另：1997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改委等11部门有一个抽样调查说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1.04万人（《改革》2000年第3期夏小林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

[xii]《人民日报》1995.7.9

[xiii]《中国城市年鉴》1999

[xiv]《理论广角》1998第10期

[xv]《中国青年报》1994.3.10

[xvi]《光明日报》1998.11.11国有企业职工年人均成本14901元，外来工7600元。

[xvii]《经济日报》2000.2.1

[xviii]见《读书》2000年第5期陆学艺文

[xix]《经济学动态》1994.第5期第3页

[xx]《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5.15

[xxi]《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王茂林《聚集式发展：湖南及中西部城市化的战略抉择》

[xxii]《经济参考报》2000.8.9

[xxiii]

[xxiv]《万科周刊》2000.8.21

[xxv]2000年《城市发展世纪论坛》高级研讨会山西省长刘振华发言

[xxvi]《亚太经济时报》2000.6.10

[xxvii]《经济日报》2000.9.3：“山东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光明日报》2000.12.8“浙江省《关于加快推进浙江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

[xxviii]《人民日报》2000.10.19

[xxix]《城市学讲座》第4页

[xxx]《超大城市》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7.9

[xxxi]《参考消息》2000.4.26

[xxxii]《国际统计年鉴》1999

[xxxiii]《参考消息》1994.5.9

[xxxiv]《参考消息》1996.7.1

[xxxv]《参考消息》1998.5.5

[xxxvi]《经济文献信息》1993.第10期“每增加一名工人需1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和6000元配套建设资金，而且城市显性失业率3％隐性失业率15％－25％，不可能将1.5亿农村剩余劳力吸收完毕。

[xxxvii]《九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第291页“2000年以前如转移3.5亿新增人口和农村人口，即使新建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也需350个，约需资金2万亿至3万亿元。”作者认为超出国力范围。

[xxxviii]《经济研究参考》2000第71期（8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关于小城镇建设和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报告》

[xxxix]《中国经济时报》1998.7.8徐祥临文《也论启动农村市场》

[xl]《经济日报》1994.2.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庆五文

[xli]《青年报》1994.3.17辜胜阻文

[xlii]《学习与实践》1996年第8期辜胜阻成德宁文《城镇化：世纪之交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xliii]《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第2期刘福垣文《启动住宅市场的几项建议》

[xliv]《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71期

[xlv]《农业经济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刘纯彬文《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之我见》

[xlvi]廖丹清《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全面发展》载《经济参考报》1994.11.22

[xlvii]苏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遭遇新制约》《经济学消息报》1999.1.15

[xlviii]柯美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取向》载《经济学动态》1994第5期

[xlix]《改革》2000年第2期夏小林王小鲁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

[l]《中国经济导报》2000.11.25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报告

[li]《中国改革报》2000年11月15日天择经济研究所“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研讨会”部分专家意见。

[lii]《国际经济评论》1996.2转引自《理论广角》1996.4－5

[liii]李成贵：《中国粮食问题症结》载《宏观经济管理》1998第5期

[liv]《北京青年报》1995.5.17：1992年17个省办理200万农转非，收取100多亿元。

[lv]《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城市化发展篇10

关键词 中小城市 新旧城区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小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因素分析

（一）中小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周边州县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向成熟的中小城市旧区流动。一方面导致一些城市问题的出现，比如城市环境恶化、建筑密度高、交通堵塞等，使旧城区拥挤成本快速增大；另一方面导致中小城市的老城区承担了城市的各种功能，造成旧城区原有功能不能充分发挥、新生功能受到抑制的情况，从而增加了旧城区的各种交易成本。因此，当中小城市出现旧城区已经无力承载各种城市功能、城市活动的时候，就需要打破这种城市空间格局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以疏解更新老城区的城市功能。

（二）中小城市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动力已经形成。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而相应的配套资金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城市土地成为政府经营城市的最大财产。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新城区土地的潜在区位效益得以开发，部分商业和办公活动为得到新城区的土地付出较高的租金。同时，新城区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增加，土地收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为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投资注入新资源，从而形成了新城区开发建设的良性循环。

（三）中小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利益驱动。

在中小城市新城区开发建设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行为主体推动了中小城市新城开发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展。相对于旧城区而言，新城区在土地的区位供给、土地价格、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都比旧城区具有更大的优势，更适合大规模的开发，同时新城区房地产开发的市场价值在当地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但是新城区的房地产市场培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在中小城市投资开发的房地产商而言，当新城区基础设施允许并且新城区已经显现其市场潜力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对投资成本低利润高、开发时间较长、自然环境好的新城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房地产市场消费者主要受到耐用品的实际需求和土地价格预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新城区开发过程的产物作为不动产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土地和房屋市场中的价格信息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在中小城市新城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城区的开发是政府与市场两者协同合作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中小城市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城市新旧城区产业关联度较差。

原来积聚在中小城市旧城区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亟待转移出去，这样使得既有的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整合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更多的便捷和保障。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中小城市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往往是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在新城区，而第三产业集中在旧城区，新旧城区之间产业的整合度和有机链接度较差，这样既会影响中小城市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同时也不能使得产业群发挥其综合效应。

（二）中小城市新旧城区规划建设呈现各自为政现象。

城市的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项目应该进行统一的总体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各部门应协同合作，避免各自为政，从而达到实现城市发展的整体目标。中小城市在进行新旧城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分别是由各自的行政部门负责，新城建设追求自成体系，旧城改造则强调平衡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城市的整体功能；另外，由于旧城区改建速度过快、规模偏大，使旧城区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解体，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中小城市新旧城区可达性较差、通勤成本高。

我国一些城市出现旧城区的膨胀抑或是新城区演变为孤岛，其实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与新城和老城相互间的可达性低有密切关系。交通和通讯的阻滞导致新旧城区的空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割裂状态，从而使得新旧城区的可达性较差，降低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使得人们的通勤成本较高，这样既不利于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四）新旧城区社区问题涌现。

由于我国一直延续的户籍制的缘故，城乡二元结构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小城市新城区多为城乡过渡带，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都还没有实现向社区人的转变。另一方面，存在政府部门包办的现象，自治功能运转不畅，发挥不够，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没能得到有效保障。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度比较低，对社区的事情漠不关心，社区凝聚力明显不足。同时还出现有些社区服务活动注重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象，加之，社区内组织较多，成分复杂导致协调工作困难，所以目前中小城市新城区的社区“共建”还未进入制度化阶段。

（作者：延安大学财经学院，助教）

参考文献：

[1]盛广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趋势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1（4）.

[2]欧向军.江苏省城市化发展格局与过程研究[J].城市规划，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