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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研究范文10篇

时间：2023-11-27 17:10:53

城市管理研究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东莞城市管理对策

1前言

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基本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所在地为代表的二线城市及其他城市，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完善。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城市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性系统工程，涉及到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就业困难、城市文化缺失等方方面面。

2我国城市管理现状及问题

2．1我国城市管理的发展状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城市的核心地位，加强城市的辐射功能，这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主线。我国的城市管理紧紧围绕这一主线，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洗礼，城市管理的职能已十分明确，开始慢慢扭转过往“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的旧观念，转而加大对城市管理的力度，进行网格化管理，在原有市、区、街道体制上，逐步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格局。

2．2我国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管理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各城市管理职能得到不断深化，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推进了了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但我国城市发展中城市管理问题依然存在，不容忽视。

2．2．1政府职能未能发生根本转变

(1)政府管辖过宽，职能膨胀。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一是没有真正做到精简政府职能，抓大放小，遵循以往的面面俱到，导致职能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是城市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依然很多，过于精细。(2)政府未能充分发挥社会职能。政府具有社会职能，它的特点:一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市场机制容易产生企业与工人冲突、分配不平等、外部不经济、公共投资不足、人际关系冷漠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解决，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二是弥补社会主体作用的不足。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会主体自己解决，社会主体间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政府帮忙解决。因此，政府只需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职能即可，在城市管理中，适度放权，有的放矢地进行管理，提高管理效率。(3)政府职能运行机制不科学。首先，城市公共决策机制不完善。俗话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针对政策而言，真是千真万确。科学城市公共决策应该是在准确、完整、及时掌握主客观资料、信息的基础上，发挥团体作用，凭借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做出的决策。而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决策机构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内部的信息处理和调研部门，缺乏城市社会信息的客观性，主观随意性较大，无程序可言。

2．2．2在管理方式上，运行机制落后、呆板

尽管这些年来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已逐步深入，但其改革的步伐还是明显落后于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原因在于并未摆脱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政府管理仍旧以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政府的社会行为是尽其保姆式的服务，对社会事务事无巨细的一揽子统管，承揽了过多的社会事务，弱化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使政府无法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做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2．2．3缺乏现代化城市管理理念

管理发展史表明，明显地存在着科学管理即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即人本主义的“软管理”的转变。城市管理也不例外，要由传统的管理观念中脱离出来，树立一种科学的现代管理理念，抛弃以往重建设轻管理、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狭隘思想，确保城市管理可持续进行。

3东莞城市管理现状及主要问题

3．1东莞城市管理现状

近年来，东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可喜的是城市管理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例如，东莞先后获得了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国家文明城市等称号，城市形象得到进一步了提升。(1)逐步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观念。东莞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小县城骤变成如今的大都市，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城市管理逐步形成一种“小政府”“大服务”的观念，确立“以人为本、疏堵结合、管教并举”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政府社会职能，抓大放小，稳步推进城市管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2)改革体制，理顺关系。为了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东莞市抓住机构改革契机，成立了城市管理局，明确了其管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改变了过去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一个部门的模式，实现了建管分离，形成了城市新的管理格局，依法管理城市有了良好的开端。(3)加强城市管理宣传，提高群众参与意识。管理者充分意识到城市的发展需要依靠城市全体居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更加注重城市管理中的宣传工作。积极扩大城市居民的知情权，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增强其自身责任感及荣誉感，使其对所居住的城市产生归属感，从而促进城市管理开拓新篇章。

3．2东莞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深化改革，尽管东莞市的城市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荣获了一些部级荣誉称号，城市各项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但问题依然存在。(1)人口膨胀，整体素质偏低，影响经济整体向上运行。东莞市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农业县级城市一跃成为全国经济城市，主要是靠简单的加工制造业支撑。在此过程中，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向东莞城区，他们党中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不高，整体素质偏低。随着东莞经济转型升级，大部分人因专业技术、技能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岗位的需要，从而影响了东莞经济的整体质量提高，阻碍了东莞城市的进一步发展。(2)缺乏科学的管理机制。所谓管理机制，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目前东莞虽然进行了体制改革，成立城市管理局，明确其管理职责和任务，实行建管分离。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行政管理与依法管理并存，人治与法制相连，执法与抗法同在的复杂矛盾冲突，严重阻碍了东莞城市管理机制的正常运行。(3)提高居民综合素质。目前东莞经济转型正处于攻坚阶段，因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学历、高技能和高素质的人才，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高素质的人才一般情况下具有较高的文明和责任意识，会更多地关注和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当中去，从而促进城市管理进一步发展。

4公共管理发展及城市管理的运用

4．1公共管理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角色不断膨胀，传统的官僚体制己难以应付各类经济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全球化、国际冲突、信息革命、环境保护等问题带来的压力。因此，从传统的行政管理风格向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就显得十分自然，在此背景之下新公共管理兴起。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以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是致使政府管理改革的直接原因。当代西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也不一而足，但基本是围绕以下三条主线进行的:一是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缩减政府职能，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二是充分利用市场、社会和公众的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物力、财力的不足，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三是改革政府部门内部行政管理体制，削减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各国政府管理改革浪潮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意义上，公共管理理论己经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典范。

4．2公共管理在城市管理中的运用

(1)建立多元化的公共组织主体，实现机制共享。积极推进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既有政府组织、准行政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社会民间团体以及企业等。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将一部分职能授权给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私营部门或个人，与之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公共服务民营化，加强市场竞争，降低经费预算。(2)明确政府城市管理职能。政府职能划分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城市管理既包括政治经济职能、也包括文化和社会职能，但其主要为社会职能。因此，在其实施管理过程中要突出重点，抓大放小，有的放矢，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属性，把精力集中在决策、监督、协调和指导等工作上。积极吸收利用市场经济特点，适度放权，将部公共服务业务让渡给社会团体、企业，甚至是个人，从中加以引导、调节和管理。(3)改变管理思维，提高管理效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管理中也是一样，只要能提高城市管理效率，不管是政府部门的还是私人部门的，我们要加以吸收利用。公共管理认为企业管理中实施的战略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法都可以为借鉴使用，通过当地城市管理实际情况进行甄别，去伪存真，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5公共管理视域下东莞加强城市管理的对策

5．1树立市场意识

在城市管理中树立市场营销意识，引入市场化运行机制。“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存在，也在公共部门内部存在”，“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为此，在宏观层面上，政府管理城市的深层观念要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应树立以顾客为导向的市场营销和社会营销意识。把城市管理推向市场，以间接的手段，主要通过宏观调控与适量的政府投资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为城市纳税人提供协调与服务。在微观层面上，政府以一个矛盾协调人、服务者的身份在城市各个企业、团体、市民面前，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5．2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

从公共管理角度，充分发挥政府社会职能，促进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社会化。让一些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及个人成为城市管理的主体，发挥其自身的特点为政府提供服务。政府从中进行引导、协调和监督。目前国内外很多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快推进城市管理社会，且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从1984年起有计划地开展了城市建设与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改革，逐步实行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分开，大力发展和培育参与城市管理的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会中介和社区公众自治组织作用，促进城市管理快速发展。这对我国现阶段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城市管理社会化的进程。

5．3促进城市城市管理社区化

进行城市管理放权，管理重心下移，逐步推进“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机制，基本形成了宏观和微观管理结合的体系框架，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5．4推进城市行政审批快速化

在过去的五年，东莞各重大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和直接落地改革成效凸显。水陆口岸“三互”大通关改革减少企业一半以上手续和时间，“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五年精简行政审批项目512项，向镇街(园区)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546项，复制推广自贸区改革政策63项。

5．5逐步实现管理技术手段现代化，促进城市管理信息化

管理技术和手段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种物质基础。东莞进一步深化“一门式一网式”改革，组建市政务服务办和镇街(园区)政务服务中心，加快市镇实体办事大厅和网上统一申办受理平台建设，实现“一窗通办”、“一网通办”;进一步深化项目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以承诺制为核心的项目直接落地改革;完善商改“宽进严管”体系;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优化办事流程，推进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认，让市民逐渐从“排队办事”变为“手机办事”、从“群众跑腿”变为“数据跑腿”，逐步采用现代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建立电子政府，走向办公自动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作者:蒋满华单位: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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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依法治国

1法治及其理念的价值诠释1.1法治的概念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原理、精神论文及法治化的操作技术,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法治理论的基本框架。因此,理解法治的概念是对法治理念的把握和解释。法治概念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它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著名的“儒法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主要是靠法律,即“圣人之治(即人治)”还是主要靠个别贤明的君主,即“圣法之治(即法治)”。在西方,第一个主张依法治国者,可以说是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法治”的理解和认识异常活跃,纷纷提出了对法治精义的看法和解释。有学者通过认同西方社会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法治的几乎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基本解释,认为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法的至上地位和法的善德质素,后者决定着前者,更具有根本意义。法的至上地位意味着不仅只有手段的功用,而且有目的和价值意义;法的善德质素要求法治不只在实施层而,更在立法层面。同时,法治作为价值理想,与自由、平等、正义、秩序、效率、民主等多元价值具有亲合关系。有学者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出发,认为法治除了“治国方略”之外,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是一种理性的法制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法律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1.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与法治2.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法治的具体实践从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实践来看,中国法治化进程是由国家启动的,基本上是以政府推进为主的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结合型。从根本意义上,反映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理论深入和展开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回应,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地操作中国法治化道路选择,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则是法治理念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实践。城市管理是依法治市、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和永恒课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根源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的执法法治化要求,以解决在城市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处罚法》将综合执法中的集中处罚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城市管理的法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体现,是法治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地方行政区域的具体实施,它使法治理念得以启动和深入,使法逐步由纸上的条文融入了公民的生活中,从而为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制度与人”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2.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法治的具体化,与法治政府具有密切关系城市管理领域综合执法作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及改革方向之一提出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再次发出了专门通知,要求各省政府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充分认识实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执法体制。综合执法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模式,其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管综合执法与责任型政府关系密切,责任行政要求行政系统行使职权时权责对等,行政执法权高效有序地运作,这是因为,“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实施的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城管综合执法将以往分散行使的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明确执法主体及其权限和责任,为“政府权力再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城管综合执法也体现了治理型政府的要求。治理型政府以“最好服务、最高效率”为目标,城管综合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行政处罚领域的三乱现象,使无序变为有序,保证行政管理体制的统一和稳定,有力地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同样,依法行政也对综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必须要做到秉公执法、文明执法,杜绝粗暴执法,从而为政府树立良好的行政执法形象。

3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及展望在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如何具体实现法治的方略,体现法治的价值和要求是对我国法制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开展和深入,作为依法治国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的法治实践,为中国法治化的实现提供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3.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1)立法不足,法律滞后。行政执法,顾名思义就是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行政执法离不开法律适用,当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运用于人、行为和事实并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和决定时,就属于法律适用。城管综合执法作为行政执法的一种模式,在其执法的过程中也必然涉及法律适用。不同的行政执法模式各有其执法依据,就目前各地城管综合执法的法律现行的立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城管综合执法的实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①中央立法过于原则,欠缺可操作性;②地方立法位阶较低,权威性不足;③执法依据分散,处于“借法执法”的尴尬局面;④部分执法依据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2)管理部门行政执法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综合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来自于行政职能机关的转让,各行政职能机关都交出一部分行政处罚权给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由其独立行使,变多家执法为一家执法。然而,这种转让并不是传统理论中的依法转让,其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还不完善,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①行政管理权与综合执法权完全割裂,管理与处罚难以衔接。“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综合执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执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的职责交叉问题还要大。”②综合执法部门与原职能机关执法职能转移不完整,执法界面不清晰。根据行政法的理论,一个完整的行政处罚权是不能被分割的,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部分职责职权的划定上,却分割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3)执法主体定位不准,执法手段不足。现在执法队伍的执法主体资格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在国务院法制办批复后,通过各级政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以确定的,由于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原来是由其他的法律或法规明确授予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行政处罚权执法主体资格转移过程中就存在着法律间的冲突。特别是试点工作实施以后,一些新颁布或修改的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仍明确规定授予其他行政主管部门,这也给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主体资格带来了问题。在管理上依然采取运动式的监管模式,而且执法手段较为单一,整治效果不明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实践中,还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后没有行使行政强制权的权力,城市管理难以有效的进行。3.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完善途径法治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庞大的、理想而又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是漫长的、艰苦的,这个过程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是旨在实现法治的一系列具体活动的总和。充分认识到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及实现理想法治目标的必然性,更加紧迫地推进法治的进程,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做起:(1)改革管理体制。“从法治的发展角度着眼,如果一种制度设计是值得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我们就必须为它的建构迈出第一步,哪怕会遭遇种种阻力,甚至阻力过大而使得这一步走歪了。毕竟,任何制度文明的发展都是在学习、矫正、积累的过程中完成的。”一个城市的管理工作,特点是城管行政执法体制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城市管理工作的成效问题。因此,研究确立科学合理的城管行政执法新体制,对于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效率至关重要。通过职能、权力、机构、人员的转变与调整,以及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统一执法程序和文书等配套制度的建设,使权力彻底与利益脱钩、真正与责任挂钩,从而最终建立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2)制定法律规范。任何一项制度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尤其是对于以行政权重构为核心的城管综合执法制度而言,更需要立法权的全面规范。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地方性法规可作全面立法的立法选择,“所谓全面立法就是指在一部或若干部法律、法规中对行政综合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作出系统规定,并将有关的主体、内容、程序等全部列举出来。”法规具体可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主体地位问题;②人员设置问题;③执法手段问题;④执法职能及范围划分问题;⑤执法程序问题。(3)重塑执法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切实改变“重处罚轻服务”的现象,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树立权利本位、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在执法方式上做到多样化、人性化、社会化,做到执法公开、公平、公正、公信,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做到权力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全面提高队伍和人员的素质,从而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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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3

摘要:城市管理是依法治市、依法治城、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和永恒课题。综合执法是法治建设的需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必须保证法治的统一性,发挥立法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通过规范权力加强监督、依法行政来推动我国法治的实现。

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依法治国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4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在“数字城市”迅速建设与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是城市管理工作的新突破。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代表的实践经验表明，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管理工作绩效。网格化城市不仅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集中应用，而且为城市管理理念提供了新的范式。对这一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对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产生背景、概念特征、基本内容、成效与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以促进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

1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产生的背景

1.1传统城市管理模式暴露出的弊端迫切需要用新的方法加以解决

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经历了几十年的调整和变迁，但其弊端一直未能根除，主要体现在：

一是管理机构规模庞大、管理人员繁多、运营成本越来越高。

二是管理空间划分不明确。城市管理在总体上应统一，但具体工作应有明确分工。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缺乏统一调度，层次混乱，职责不清，面对不同的管理对象，或者是多龙治水，或者是无人问津互相扯皮的现象经常发生。

三是管理方式落后，过多地依赖突击管理和运动式管理，结果经常造成管了又乱，乱了再管的局面，浪费了行政资源，降低了管理效果。

四是管理粗放，城市管理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均显得被动和滞后，不能做到精确、高效、处理及时。

五是对城市管理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成效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强化机制，对各职能部门的制约和监督流于形式。

这些老大难问题依靠传统方法已无法解决，需要寻求新的方法模式，而网格化就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方式。

1.2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现代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改革开放初到2004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由18%上升到42%，平均每年增加近1个百分点，内地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0个，其中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已达94个。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规模膨胀、人口流动加速、城市地理复杂性提高、各类公共设施庞杂、设备专业化程度高、公共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控制难度加大、管理问题激增。电话亭、信息亭、停车咪表、造型灯饰、景观雕塑等新型市政设施大量涌现，私搭乱建、无照经营、施工扰民等事件层出不穷，这些新问题都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下落后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面对这些日益增多的城市问题只能是疲于应付，捉襟见肘。因此，改革城市管理模式，采用先进技术，创设新的管理方法，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1.3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新模式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一方面，信息化发展初见成效。2005年年底，我国政府网站达到11995个，部委、省级、地级和县级政府网站的拥有率分别为96.1％、90.3％、94.9％和77.7%。2006年1月1日，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政府门户网站日益成为政务公开的重要窗口。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稳步推进。以“金盾”、“金税”、“金审”、“金财”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电子政务系统的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取得新进展。全国人口基础信息库已加载12.1亿人口数据。基础传输网形成了以光缆为主要物理媒介，多种传送技术共同构建的大容量、高带宽、高质量的基础网络平台。2005年全年新增光缆线路长度53万km，总长度达到405万km。另一方面，各地信息化建设方兴未艾，天津市宽带无线微波已覆盖市区，一批重大信息基础功能平台相继投入使用。全市累计上网办公项目350项；武汉市基础信息网络管线建设规模2.5万km，建成了城市地理信息、国土资源信息等一批重要数据库。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电子政务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为城市管理模式的改革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得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2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概念与特征

2.1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概念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一个新兴概念，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几种：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对资源的整合以及协同利用，它基于城市电子政务专网和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运用“3S”(RS、GIS、GPS)技术、地理编码技术和移动信息技术，以数字城市技术为依托，将信息化技术、协同工作模式应用到城市管理中，建设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实现市、区、专业工作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另一种观点认为，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研发“城管通”，创新信息实时采集传输的手段，创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从而实现精确、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模式。还有观点认为，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以信息化为手段，综合集成各种管理服务资源，在特定的社区网格内，及时发现并综合解决各类问题，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和管理需要的一种创新模式和机制。

以上观点所处角度和概括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本文认为，所谓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指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以单元网格管理为特征的一整套城市管理思路、手段、组织、流程的总称。与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相关的几个概念是：

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是指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以一万平方米为基不单位，将所辖区域划分成若干个网格状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辖区城市管理责任人，从而对管理空间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的方法。

城市部件管理法：城市部件管理法就是把物化的城市管理对象作为城市部件进行管理，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将城市部件按照地理坐标定位到万米单元网格地图上，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对其进行分类管理的方法。

信息采集器——城管通：信息采集器是基于无线网络，以手机为原型，为城市管理监督员对现场信息进行快速采集与传送而研发的专用工具。

两个轴心的城市管理体制：两个轴心的城市管理体制是指通过整合政府的城市管理职能，建立城市管理监控中心、评价中心(即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同时建立指挥、调度、协调中心(即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形成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两个“轴心”，将监督职能和管理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

2.2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特征

与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相比，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独具特征：有的学者认为，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具有6大特征：第一，该模式是整合管理资源的有效手段；第二，网格化管理的监控、反馈和督办功能；第三，可以避免城市管理中的死角和盲点；第四，事前预警性管理；第五，该模式是城市管理改革与管理现代化的一个方向；第六，有利于实现市民与政府的快速互动。也有学者认为，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具有5大特征：第一，由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第二，由粗放管理变为精细管理；第三，变传统管理为信息化管理；第四，变“小城管”为“大城管”；第五，变偏重管理为监管并重。结合实践考察和理论思考，本文认为，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2.2.1数字化管理

与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不同，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联系空前紧密，3S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中间件技术等共同奠定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技术基础，即便是处于模式最终端的“城管通”，也凝结了现代数字技术的结晶。在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框架内，科学技术与现代管理理念有机地合为一体，实现了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高度统一，并最终共同为管理实践服务。

2.2.2闭环式管理

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下的管理效果经常是力度很大，结果很差，其原因之一是管理系统内信息的单向传递，政令频出，但忽视了结果控制，最典型的是一阵风似的运动式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在控制论上属于典型的开环控制(OpenLoopControl)。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建立了监管分离的两极城市管理体制，监督中心既负责信号输入，也负责评价结果，对整个管理系统起到全面控制功能，同时，社会公众的意见构成了监督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各个城市管理部门的工作成效得到了有效监督，管理系统实现了闭环控制。

2.2.3精细化管理

精细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管理的细化和深化，明确各环节的关键控制点，建立合理、高效、不断优化的业务流程。精细管理是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正是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将所有城市部件分为6大类56种168339个，每个部件小到井盖、路灯、邮筒、果皮箱、行道树，大到停车场、工地、立交桥、电话亭、公厕，全都有自己的身份代码，每个监督员对自己管理区域内的城市部件的数量、位置、所属社区、管理部门都能脱口而出，新模式下问题处理时间已精确到秒。这充分说明，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摆脱了传统城市管理粗放、滞后的缺点，向精细化方向不断发展。

2.2.4动态化管理

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在信息获取上基本处于静止、被动的状态，往往是在一类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带来恶劣影响之后，城市管理工作才跟上来，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突击式管理”、“运动式管理”。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有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作为技术支撑，实现了信息的实时更新和动态监控。单元网格内一旦某一城市部件出现问题，会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时间被解决，第一时间被反馈，第一时间被检验。城市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实现了准确、及时的动态化管理。

3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构成

结合各地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基本构成包括几点：

3.1管理方法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型管理模式，因此应用了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3.1.1运用单元网格管理法

“网格”是指为实现精确、敏捷管理而划分的基本管理单元。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以大体相当于1万m[2]的面积为一个独立的管理单元，各个单元互相连接，形成不规则边界线的网格管理区域；对网格中的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共享；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网格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为该辖区城市管理责任人，从而在纵向上实现对管理空间的分层、分级、全区域管理。北京市东城区在实行单元网格管理过程中，根据自然地理布局和行政区划现状，在大比例尺地图上按照现状管理、方便管理、管理对象整体性等原则，把全区25.38km[2]的范围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从而在空间层次上形成4个递进的、逐渐细化的管理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明确的城市管理责任人。第一个层面是指东城区整个区域，城市管理的责任人是区政府；第二个层面是10个街道，责任人是街道办事处；第三个层面是137个社区、责任人是社区居委会；第四个层面是网格单元、责任人是驻地单位和门前三包负责人。

3.1.2运用城市部件管理法

该方法是指把物化的城市管理对象作为城市部件进行管理，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将城市部件按照地理坐标定位到万米单元网格地图上，通过信息平台进行分类管理。在勘测和定位标图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功能，将全部城市部件分类建立数据库。对每个部件加以编码，标注在相应的单元网格图中。这些编码相当于城市部件的“身份证”，部件的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准确位置等信息都可以通过其编码在信息平台中查到。上海市卢湾区把区内所有的城市管理对象，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公用事业、房产、城市环境、城市园林绿化、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建筑等等都作为城市部件进行管理。卢湾区请专业部门对城市部件进行了勘探普查、定位标图，按照不同功能，把部件分为5大类84种，建立了多个数据库。其中公用设施类有46种，道路交通类有22种，环卫环保类有6种，园林绿化类有9种，其他设施1种。将每个部件都赋予12位的代码，标注在相应的万米单元网格图中，相当于它的“身份证”。只要输入任意一个代码，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在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找到它的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准确位置的信息。

3.2信息采集工具的广泛应用

信息采集工具广泛应用是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及时发现问题、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北京市海淀区将视讯采集技术作为发现问题的重要工具——安装在某一单元格内的摄像设备采集的信息可实时传送到视频监控中心，从而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实时监控。城市管理监督员普遍采用的信息采集器是专为快速采集与传递现场信息而研发的专用工具。该工具以手机为原型，装有网格化地图，具备接打电话、短信群呼、信息提示、图片采集、表单填写、位置定位、录音上报、地图浏览、单键拨号、数据同步等10项主要功能。被形象地称为“城管通”监督员可以通过“城管通”，对城市部件、事件发生的问题进行拍照、录音，并将有关信息发往城市管理监督中心；也可以通过“城管通”接受监督中心的指令，对有关城市部件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核查，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输。热线电话、互联网等渠道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3.3组织设计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在组织体制方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建立两个轴心，实现监管分离。其中一个轴心是指“监督轴心”，“监督轴心”的职责是发现问题、传递问题信息，并对问题解决情况做出评价；另一个轴心是指“调度轴心”，“调度轴心”的职责是接收监督轴心传递的问题信息，继而通过指挥调度解决问题。具体做法上，不同地区略有差异。北京市东城区通过对各部门城市管理职能的整合，分别建立了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前者即“监督轴心”，后者即“调度轴心”。监督中心下设3个中队辖10个分队，每个分队负责一个街道的管理范围。招聘了400多名城市管理监督员，每个监督员负责巡查大约12个网格单元，18万m[2]和1400个城市部件。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是在市政管理委员会基础上建立的，负责指挥、调度、协调与城市管理工作有关的27个专业部门和10个街道办事处的有关单位。两者在空间安排、人员配置上都是截然分开的；北京市海淀区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了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行政事务呼叫中心“三心合一”的组织设计，通过空间合并和功能整合、实现了“监管分离”的同时降低了转换成本。

3.4管理流程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实现了管理流程再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反馈控制系统(见图1)。

新的管理流程在各地区实行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可以概括为6个环节，即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具体程序是：每个单元网格内的监督员、视讯采集设备、责任单位(个人)等作为收集信息的主体，将发现的问题通过一定渠道向监督中心报告。同时监督中心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特别服务电话以及网站等渠道了解社会公众和媒体反映的有关问题。监督中心得到这些信息后，立即进行甄别、立案，并将相关案卷批转到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根据问题归属，立即派遣相关的专业部门到现场进行处理，如果是市属部件发生问题，指挥中心则协调市级部门进行处理；专业人员处理完毕后，通过专业部门向指挥中心报告处理结果；由指挥中心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监督中心；监督中心收到反馈结果后，立即派出监督员进行现场核查，处理结果和现场核查两方面的信息一致后给予结案。同时，在处理过程中，信息平台可以自动生成有关数据资料，作为考核评价有关方面工作的重要依据。

3.5监督评价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依托信息平台，建立了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监督评价新体系。所谓内部评价，就是按照设计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根据信息平台自动记录的有关数据资料实时生成评价结果。所谓外部评价，就是对信息平台记录数据不能反映的指标，由有关人员按照要求征求市民和相关方面的意见，进行主观评价。评价对象包括城市管理监督员、专业管理部门、监督中心、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以及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驻地单位和门前三包负责人等四级责任主体。各项评价指标均以五级计分法进行测评，并通过不同的颜色显示在相应的网格图中，在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电子屏幕上实时公布。

4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关键技术

4.13S技术

3S即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三项技术的缩写。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系统，是分析与处理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可以做到对城市部件管理的“一目了然”，实现了图文一体化的协同工作环境。全球定位系统是一种以空间为基础的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地为海上、陆地、空中和空间的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的三维位置、三维速度和时间信息。遥感是一种利用物体反射或辐射电磁波的固有特性，通过观测电磁波识别物体及物体存在环境条件的技术。遥感能及时提供准确、综合和大范围内进行动态监测的各种资源与环境数据，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获得城市遥感图像信息，实现城市管理信息可视化。

4.2分布式数据库及分布式计算技术

分布式数据库是由相互关联的数据库组成的系统，它是物理上分散在若干台互相连接着的计算机上，而逻辑上完整统一的数据库。它的物理数据库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在多个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中，对于每一用户来说，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模式。分布式数据库的设计需要用到分布式计算技术。从概念上讲，分布式计算是一种计算方法，在这种算法中，组成应用程序的不同组件和对象位于已连接到网络上的不同计算机上。用于城市管理的数据位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系统或者数据库中，因此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需要用分布式计算技术来构建异构的分布式数据库。

4.3网格及网格计算技术

互联网把各地的计算机连接起来，网格则把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而网格计算则是把计算机和信息资源都连接起来。在网格计算中，资源是分布的，资源及其提供者也是分布的。在城市的网格化管理中，各种计算资源和信息资源异构分布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网格和网格计算技术对信息处理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将起到重要作用。

4.4构件与构件库技术

构件是被用来构造软件可复用的软件组成成分，可被用来构造其他软件，它可以是被封装的对象类、类树、功能模块、软件构架、分析件、设计模式等。应用构件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软件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构件库是把一组功能和结构有联系的一组构件组织在一起形成的有机的系统，可以对组件进行查询、管理、编辑等，类似于数据库管理系统。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有许多结构和功能差异很大的子系统，需要用到不同的数据库和软件系统，因此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构件和构件库技术的使用将大大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

4.5中间件技术

中间件是位子平台(硬件和操作系统)和应用之间的通用服务，这些服务具有标准的程序接口和协议。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它们可以符合接口和协议规范的多种实现，具有易集成、易移植、高可靠、易使用等特点，可分为数据库中间件、远程过程调用中间件、面向消息中间件、基于对象请求中间件和事务处理中间件。中间件技术能够将分布式的、多层的应用系统集成为一个高效的整体，使其更高效、灵活地运转。

4.6地理编码技术

地理编码是基于空间定位技术的一种编码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把描述成地址的地理位置信息转换成可以被用于系统的地理坐标的方式。在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中用到许多不同部门和类型的数据，地理编码技术对于这些信息资源的集成和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4.7移动GIS(MGIS)技术

移动GIS系统主要由移动通信、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定位信息服务(LocationBasedService，简称LBS)和移动终端四个部分组成。移动GIS作为一种服务系统，当用户与现实世界的一个模型交互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这个模型会动态地向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可见，移动GIS具有以下特点：(1)移动性；(2)动态(实时)性；(3)强大的应用服务支持；(4)对位置信息的依赖性；(5)移动终端的多样性。在城市网格化管理中，指挥中心利用移动GIS技术可以随时了解网格管理员的位置信息及工作路线，网格管理员则通过PDA手机可以自动获取自己所处位置周围的基础地理信息。

5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作用和意义

5.1明显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北京市东城区自2004年10月24日系统投入运行以来，政府系统本身对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以上，而过去只有30％左右；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问题处理率为90.09%，问题平均处理时间为12.1小时，而过去要1周左右；结案率为89.78%，平均每周处理问题360件左右，而过去每年只能处理五六百件，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上海市长宁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自2006年1月1日正式投入运行以来，三个月内有效立案16391件，按时处置结案16249件，处置完成率为99.1%。上海市城建热线平台针对卢湾区的公众投诉量明显下降，2005年11月重复投诉率为零，卢湾区内各条城建热线的投诉量也同比下降50%左右。武汉市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2005年10月18日建成投入试运行，截至2006年4月13日，立案13210件，结案率达80％以上，日均处理事件100余件。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真正做到了高效、精确。

5.2有效降低了城市管理成本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一方面，数字化的信息传送方式使得管理成本有效降低，同时，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使得各类损害、危险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解决、从而降低各类城市部件的维护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得组织人员的集约化分工配置成为可能，传统管理模式下，某一区域内不同类别的设施、事件，需要不同专业部门分别派人监督，而在新模式下这些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一名监督员来完成。专业部门不再承担发现问题、捕获信息的责任，彻底从“监督”工作中解放了出来，降低了人员消耗。北京市东城区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管理监督员对万米单元进行不间断巡视，各专业部门的巡查人员相应减少了10%左右，各类费用明显降低；由于问题定位精确、人员分工明确，各专业部门的部件、事件处理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城市部件破坏、损伤发现及时，城市部件维修、重置费用等也大大降低。测算结果表明，今后5年内，新模式的运行可以使东城区每年节约城市管理资金4400万元左右，而该区为实施新模式投入的建设资金不到2000万元。

5.3有助于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制度缺陷和技术障碍。信息收集传递的及时准确使城市管理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有条不紊，走出了过去“群众运动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的尴尬境地；与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相适应的新型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方式解决了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等问题，提高了管理主体的活力和效率；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推动下的管理工作流程再造，使得城市管理由过去的粗放、被动、分散向高效、敏捷、系统转变，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做出了有益探索。

5.4提高了城市管理的民主化水平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认为，民主是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一大缺陷是公众意见表达渠道不通畅，造成管理者的行为失准，降低了管理效率，甚至损害了公众利益。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沟通渠道的双向性，通过“监督轴心”的纽带作用，实现了市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加速了信息传递，密切了政群关系。市民的问题能够及时传达给管理者，方便了管理者及时采取措施对症下药，同时，市民评价被列为管理者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提高了管理者的主动性和市民参与管理、协助管理的积极性，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馈控制系统，增强了管理的有效性。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5

摘要:城市管理是依法治市、依法治城、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和永恒课题。综合执法是法治建设的需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必须保证法治的统一性,发挥立法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通过规范权力加强监督、依法行政来推动我国法治的实现。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依法治国1法治及其理念的价值诠释1.1法治的概念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原理、精神论文及法治化的操作技术,它构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法治理论的基本框架。因此,理解法治的概念是对法治理念的把握和解释。法治概念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它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开始关于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著名的“儒法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主要是靠法律,即“圣人之治(即人治)”还是主要靠个别贤明的君主,即“圣法之治(即法治)”。在西方,第一个主张依法治国者,可以说是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一书中,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法治”的理解和认识异常活跃,纷纷提出了对法治精义的看法和解释。有学者通过认同西方社会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法治的几乎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基本解释,认为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法的至上地位和法的善德质素,后者决定着前者,更具有根本意义。法的至上地位意味着不仅只有手段的功用,而且有目的和价值意义;法的善德质素要求法治不只在实施层而,更在立法层面。同时,法治作为价值理想,与自由、平等、正义、秩序、效率、民主等多元价值具有亲合关系。有学者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出发,认为法治除了“治国方略”之外,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是一种理性的法制模式,是一种理性的法律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1.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与法治2.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法治的具体实践从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实践来看,中国法治化进程是由国家启动的,基本上是以政府推进为主的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结合型。从根本意义上,反映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理论深入和展开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回应,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地操作中国法治化道路选择,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则是法治理念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实践。城市管理是依法治市、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和永恒课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根源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的执法法治化要求,以解决在城市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处罚法》将综合执法中的集中处罚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城市管理的法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体现,是法治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地方行政区域的具体实施,它使法治理念得以启动和深入,使法逐步由纸上的条文融入了公民的生活中,从而为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制度与人”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2.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法治的具体化,与法治政府具有密切关系城市管理领域综合执法作为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及改革方向之一提出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200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试点工作再次发出了专门通知,要求各省政府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充分认识实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的重要意义,认真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执法体制。综合执法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模式,其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管综合执法与责任型政府关系密切,责任行政要求行政系统行使职权时权责对等,行政执法权高效有序地运作,这是因为,“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实施的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城管综合执法将以往分散行使的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明确执法主体及其权限和责任,为“政府权力再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城管综合执法也体现了治理型政府的要求。治理型政府以“最好服务、最高效率”为目标,城管综合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行政处罚领域的三乱现象,使无序变为有序,保证行政管理体制的统一和稳定,有力地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同样,依法行政也对综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必须要做到秉公执法、文明执法,杜绝粗暴执法,从而为政府树立良好的行政执法形象。[1][2][][]3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及展望在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如何具体实现法治的方略,体现法治的价值和要求是对我国法制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开展和深入,作为依法治国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的法治实践,为中国法治化的实现提供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3.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1)立法不足,法律滞后。行政执法,顾名思义就是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行政执法离不开法律适用,当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将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运用于人、行为和事实并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作出判断和决定时,就属于法律适用。城管综合执法作为行政执法的一种模式,在其执法的过程中也必然涉及法律适用。不同的行政执法模式各有其执法依据,就目前各地城管综合执法的法律现行的立法并不能完全适应城管综合执法的实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①中央立法过于原则,欠缺可操作性;②地方立法位阶较低,权威性不足;③执法依据分散,处于“借法执法”的尴尬局面;④部分执法依据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2)管理部门行政执法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综合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来自于行政职能机关的转让,各行政职能机关都交出一部分行政处罚权给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由其独立行使,变多家执法为一家执法。然而,这种转让并不是传统理论中的依法转让,其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还不完善,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①行政管理权与综合执法权完全割裂,管理与处罚难以衔接。“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综合执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执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的职责交叉问题还要大。”②综合执法部门与原职能机关执法职能转移不完整,执法界面不清晰。根据行政法的理论,一个完整的行政处罚权是不能被分割的,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部分职责职权的划定上,却分割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3)执法主体定位不准,执法手段不足。现在执法队伍的执法主体资格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在国务院法制办批复后,通过各级政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以确定的,由于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原来是由其他的法律或法规明确授予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行政处罚权执法主体资格转移过程中就存在着法律间的冲突。特别是试点工作实施以后,一些新颁布或修改的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仍明确规定授予其他行政主管部门,这也给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主体资格带来了问题。在管理上依然采取运动式的监管模式,而且执法手段较为单一,整治效果不明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实践中,还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后没有行使行政强制权的权力,城市管理难以有效的进行。3.2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完善途径法治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庞大的、理想而又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是漫长的、艰苦的,这个过程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是旨在实现法治的一系列具体活动的总和。充分认识到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及实现理想法治目标的必然性,更加紧迫地推进法治的进程,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做起:(1)改革管理体制。“从法治的发展角度着眼,如果一种制度设计是值得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我们就必须为它的建构迈出第一步,哪怕会遭遇种种阻力,甚至阻力过大而使得这一步走歪了。毕竟,任何制度文明的发展都是在学习、矫正、积累的过程中完成的。”一个城市的管理工作,特点是城管行政执法体制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城市管理工作的成效问题。因此,研究确立科学合理的城管行政执法新体制,对于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效率至关重要。通过职能、权力、机构、人员的转变与调整,以及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统一执法程序和文书等配套制度的建设,使权力彻底与利益脱钩、真正与责任挂钩,从而最终建立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2)制定法律规范。任何一项制度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尤其是对于以行政权重构为核心的城管综合执法制度而言,更需要立法权的全面规范。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地方性法规可作全面立法的立法选择,“所谓全面立法就是指在一部或若干部法律、法规中对行政综合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作出系统规定,并将有关的主体、内容、程序等全部列举出来。”法规具体可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①主体地位问题;②人员设置问题;③执法手段问题;④执法职能及范围划分问题;⑤执法程序问题。(3)重塑执法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要按照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要求,切实改变“重处罚轻服务”的现象,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树立权利本位、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在执法方式上做到多样化、人性化、社会化,做到执法公开、公平、公正、公信,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做到权力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全面提高队伍和人员的素质,从而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作出贡献。参考文献[1]程燎原著.从法制到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孙莉.依法治国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华夏出版社,2000.[6]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6

关键词:法治;法治理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程燎原著.从法制到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孙莉.依法治国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7

参考文献

[1]程燎原著.从法制到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孙莉.依法治国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沈荣华.现代法治政府论[M].华夏出版社,2000.

[6]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城市管理体制，是由城市管理机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管理队伍及管理约束机制诸多要素组合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是整个国家管理体制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需要通过城市政府行为进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整体联动，建立起集指挥、协调、管理于一体的超越部门利益的综合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城市管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管理体制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机制是否健全、机构之间是否协调和其运作状态的优劣，将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管理水平，关系着城市管理的效能和城市功能的发挥。因此，科学地建立城市管理体制也就成了各级城市政府的重大任务。

就我国而言，谈城市管理体制就不能不提到街道办事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为此，本文将以街道办事处为切入点和焦点来分析时下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问题，接着着力分析几种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进而提出自己的改革进言。

一、对街道办事处的分析

（一）法律规范分析

目前，我国关于街道办事处的法律有三部。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城市的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的联系，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委员会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第四条规定：街道办事处的任务如下：（一）办理市、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二）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三）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当时建立街道办事处的出发点是巩固政权，主旨是为了加强城市的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的联系，而不是为了让街道办事处直接从事更多的城市管理事务，这可以从条例对街道办任务的规定得知。其他条款还简要规定了街道办事处的设立、管辖区域、组织人事和办公费用的解决问题。总体而言，该条例由于处于特定的时期，所以篇幅简短、内容简单，总共只有七条。由于条例的规定十分简单,使得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在制度实践层面都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就目前为止，不能否认它依然是我国有关街道办事处的专门的法律规范。因为我国《宪法》里面没有关于街道办事处的条款，而1979年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也都只是简略地提及街道办事处。前者第68条规定“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后者第2条则概要地规定了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为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倘若将其与相对完整的居委会组织法体系相比，应该承认街道办事处组织法体系明显缺乏作为组织法基石的宪法依据，也缺少作为“基本法”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法。

（二）历史与现实的运行状况

在建国初期，街道办事处承担的任务还基本符合组织条例规定的那几项。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增加，街道办事处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已不仅仅停留在居民工作这一块上了。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它承担的任务日益增多,有上级政府下达的大量工作,还有自身所做的很多与居民联系很密切的工作。而在和化运动期间，被改为城市的街道的机构和职能大大增加,成为承担大量政府职能的行政性机构,甚至是一种“准政府”的组织。而在“”中,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街道办事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行使政府职能,甚至行使政权职能,俨然一级基层政权。[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城市基层政府派出机关的街道办事处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由于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宏观管理机制尚不完善,而且政府职能也面临转换,这些新增事务尚无相应的机制来承担,于是问题自然而然向城市的基层社会沉淀,并且最终回落到最为基层的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身上。基层政府职能大量地被推向了街道办事处，致使其行政事务越来越多，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职能也日趋庞大，职能机构也越来越成规模,实际上已经具有一级政府的规模，实际上在发挥着一级政府的作用了。由此导致很多城市的街道办事处都出现了名不符实的状况，即街道办事处法律名义上不是一级政府，却在实际上承担着一级政府的职能，逐渐形成了“准政府”的角色地位，甚至在一些地方街道办所行使的职权都超过了一级政府的职权。这一点，业内人士并不讳言。目前，街道办事处在实践中承担着城市管理、社区服务、发展经济、优抚救济、社会治安、文教卫生、计划生育、司法调解、群众生活等数十大类的任务。根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街道办事处目前承担各类工作达168项，其中党群工作和人大街工委工作计49项，街道内部事务性工作23项，行政管理和居民服务类工作96项。[2]其他地方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任务也大都相仿地拓展到了很多方面。难怪有人形象地说街道办事处“上管天（环保）、下管地（环境卫生）、既管老（老龄工作）、又管小（托幼）、管生（计划生育）、管死（殡葬改革）、管救济，还管教育和安置”。另外，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编制也早已大大超出了1954年条例的规定，其组织机构也已经“科室化”。

由此可见，街道办可以说是个“大管家”，所做的工作呈现多、杂、小的特点，而且由于处于城市的基层，由此就难免与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从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不是街道办事处领导的下属机构。然而，一如前述，改革开放以来街道办事处的各项管理工作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其人力有限和其他缘由，便把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事务性工作下派给了居民委员会，并进行全程式的督促和与居委会干部个人利益相关的考评，这使得居民委员会在完成这些下达的任务时不敢懈怠，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条条线线都往里穿”的局面，即政府的大多管理职能都延伸到居民委员会，像千条线一样，居民委员会则像一根针似的，把这些行政职能穿起来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直接造成了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功能的退化和萎缩，居民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日益退化，基本上与法律规定的性质丝毫不沾边。其本来应发挥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街道办事处和其他组织所覆盖。尽管居民委员会按法律规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受街道办事处领导，成为在城市中行政管理的终端延伸，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严重背离了法律规范。如今，现实中的居民委员会无论是在工作内容上，还是工作方式上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街道办是政府的腿，居委会是街道办的腿，居委会干的活主要是学舌跑腿”，这是居民们常用来形容城市基层管理状况的一句话。

对照《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对街道办任务的规定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现实中的街道办承担的任务与工作和其充当的角色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因此在法律上难以找到依据。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既有外部原因，同时也有内部原因。[3]看看现实中街道办在如许多的任务下的运转状况，再联系我国时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就可以知道，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已是“剑在弦上，不可不发”了。实际上，各地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对此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最有影响的应该数上海市率先尝试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社区管理体制，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该种体制的情形。

（三）“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

1995年上海市开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试点，其特点是将权力重心下移至街道，强化街道办事处的权限和职能，旨在充实、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减轻市、区级政府的城市管理任务。当时探索建立该种体制的客观背景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性问题下移与城市管理体制不协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此后，街道办事处被授予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等四项权限，并采取了清理‘条’‘块’关系、建立综合执法队、扩充街道和居委会编制、完善财力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对这些权限进行落实。所谓两级政府是指市级政府和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是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内含于“两级政府”之中，它既是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又是调节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中枢；三级管理是指市级政府、区级政府、街道办事处三者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街道办事处管理着居委会，并通过它来处理大部分具体的社区事务。该种体制自实施以来有比较大的收效，产生了重大影响，全国各地有很多大、中城市纷纷效仿，争建这种管理体制。

但是，这种管理体制并非没有法律上的难点和操作层面的缺点。[4]首先，容易导向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符。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理，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或委托其他机关（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国家的权力，所有的权力均自其身出。任何一级政府都必须由同级人大依据法定程序产生（同时即意味着从同级人大那里获得了有关国家行政权力的委托）。而且，各级政府必须执行同级人大的决议，对同级人大负责，受同级人大监督。只有认真贯彻这一制度，才能切实保证各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巩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然而，对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后却发现，在人大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及其派出机关的直接监督序列中，人大对街道办处等的监督却是一个“断层”。因为依照法律，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依照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地区行政公署、地区中级法院、地区检察分院的工作。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说，人大是不能直接监督街道办事处的。由于派出机关（含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和区公所）按照法律规定均不是一级政府，故无须由人大产生，从而也就无须向人大负责，而只需由派出它的那级政府所任命的人员组成，对派出它的那级政府负责。既然是派出机关，其权限就必须严格限定在明显小于一级政府权限的范围内。而现实中的很多街道办事处已然在充当着一级政府的角色，于是就难以逃避这样的质问：它的权力从哪里而来？是人大授予还是上级政府的委托？如何根据我国人大制度原理来监督、控制它的权力？如果说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一级管理，区级人大理应履行起监督的责任，可以规定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由区长提名、区级人大任命和罢免，街道办事处对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这也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当然之义。

其次，与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不符。1954年《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1979年的《地方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街道办事处是派出机关，而非一级政府。“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乍一看似乎没有突破相关法律规范，然而，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其在客观上已隐含着“街道办事处是一级政府”的涵义在其中了。在逻辑上，能够行使国家一级管理权能的主体，只能是一级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派出机关是不能行使一级管理权能的。而既然各地实践中明目张胆地将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管理权能的承担者来对待，则必定意味着街道办事处是作为国家一级政府而存在的，故“三级管理”必然蕴涵着“三级政府”的含义在里面。而在实践中，各地在争相效仿这种体制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将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政府管理的实体加以强化的。看一下现实中街道办事处所承担的工作有任务可知，其甚至已经完全超出了国家一级管理政府所承担的工作。

第三，不利于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的发挥。该种体制的重心在于加强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权与地位，实现政府管理的重心下移。而居民自治的培育与发展则要求减少街道办的干预，为居民自治留下一个适宜的空间，因此二者间毫无疑问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加强街道办事处的权能，则必定要损害居民委员会自治的空间。现实中间的街道办事处与基层自治组织（含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严重背离法律规范，自然与此难以脱离干系。按照这种体制，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终将不复存在。

第四，这种体制具有结构性缺陷，在实践中的运作弊端非常突出，基层政府的职能和角色错位严重：一方面，传统的行政全能主义色彩十分严重，社会职能有限的政府仍在扮演无限政府的角色，越位包揽了许多不该管也难以管好的事务；而从反面来说，政府职能的缺位现象却也十分突出，如本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征兵、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职能却又不见基层政府的身影。这就使得政府在社区事务中同时扮演着政策的制定者、组织服务项目的提供者和问题的裁判者等多重相互矛盾的角色。[5]

可见，“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严格说来是逾越了法律规范的界限、违背我国政治建设的原理的，因此大力提倡与宣传并不适宜。

二、改革选择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几种改革方案

正如前面所述，城市管理体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从各种改革方案的主张及其实践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是围绕着街道办事处的“实”与“虚”两个维度展开。“实街”主张的是要健全街道对辖区的综合管理权，加强街道的独立管理职能，使街道成为城市行政体系的一级实体；“虚街”主张的则是强调城市第三部门建设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加强基层社会自治，使之逐步置换街道的行政权力。如果按照从“实”到“虚”的“光谱”排列，那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6]

一是变现有的管理体制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7]即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定程序修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条文，规定设立街道权力机关（街道人大），由其产生街道政府，从而改变街道办事处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市、区政府下辖的一级政府。

二是重构后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8]在不改变我国城市两级政府设置的前提下，考虑到作为城市基层政府的区政府与广大居民“距离”比较远，行政幅度也过大，致使其联系不够紧密，为此对现有两级管理体制予以重构，即将现有的街道适当合并，扩大区域后设立一级政府，适当扩大其行政职能；而将现有的区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代表市政府负责指导、联系、监督各街道政府，适当减少其行政职能，即实行“虚区实街”的管理体制。

三是取消街道办事处，直接由区政府和城市基层打交道，同时积极营造第三部门发展所需的环境，促使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的正常发挥。

[9]把属于社会性、群众性的——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的——工作，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转交给有关的社会组织操作，政府该退出的领域就必须退出。

四是主张对于城市管理体制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形而采取具体的的管理方式，允许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存在。

（二）对几种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第一种方案，增加设立街道办事处为一级政府从而建立“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建议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但也一直是个争议较大的话题。持反对立场的理由大致如下：城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行政权力不宜过于分散，市政府可以向区政府下放的权力就是有限的，如果区下面再设立一级政权，由于其辖境更窄，将会有更多的事务不能由其来承担；街道所辖人口一般相当于一个小城市，但面积太小，一般仅2、3平方公里，在这样小的面积上，建立一级政权，是难以承担应尽的职责的。[10]而且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解决（纵向）机构层次过多的问题。综观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大都设置两级政府，有些大城市甚至只有一级政府也照样管理得井井有条。目前，减少政府层次基本上是主流的观点，但是对于如何减少则认识并不统一。

对于第二种方案，从国际上大城市的治理模式与经验来看，符合国际治理的趋势。国际上的特大城市一般都是设立二级政府——如巴黎和伦敦就是市与行政区（伦敦称都市自治区）两级政府管理模式——以减少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而日本东京自1979年以来开展的五次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从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的改革趋势来看，就是机构设置扁平化，治理层级简约化，职能配置整合化”，[11]其目前也是实行都、区两级政府管理体制。东京都区制度的精炼且专业化的机构设置，清晰明确的职能分工等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因此简化并整合现行城市政府的结构设置和职能划分，通过改革来盘活城市管理体制，是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和效益的重要途径。该种方案操作起来首先需要在法律规范的层面予以修改：规定区级政府为市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为市级政府直接下辖的一级政府，同时考虑将街道办事处的辖区重新划分，适当地增加区域面积。当然，在修改法律之后，还是有比较多的后续工作要做，在组织建设上，要设立街道政府一级的权力机关，将原来的区级人大予以撤消或者并入街道一级人大。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等第三部门，将众多可以交由社会去完成的工作放开，以期形成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的那种“小政府、大社会”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整体上看，国外城市两级政府的管理职能均较为有限,相当一部分事务被推向市场与社会,转由第三部门承担。而作为第三部门的典型代表之一的NPO（非营利组织）目前在部分沿海城市社区较成功的运作——如上海浦东罗山市民会馆和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表明：在适宜的制度环境下，社会力量应该能够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国家行政系统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面包办基层的事务。当然要注意的是，从纵向行政来看，白下区是索性撤消了街道办事处，上面只有市、区级政府在行使管理职能，从而减少了行政层次。但是这与笔者主张的“虚区实街”制也并非完全对立，在控制甚或减少行政层次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笔者没有白下区的实践走的那么远而已。另外，还要着力促使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的发挥，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然，应该承认该种方案虽然依旧保持了我国原有的城市“二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但是在管理体制的内部则是“颠覆性”地重构了法律规定的政府体制，动作多少还是有些过大。因此倘若按此方案予以改革，在操作过程当中尚须谨慎慢行，可以考虑先在个别较为成熟的地方试点，然后再渐次推开，以免出现震荡局面。

第三种方案表面上看起来与第二种方案具有较强的“家族相似”性（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概念）——都主张减少行政层次以期提高行政效率，似乎比较可行。但实际上，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管理体制遗风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脱离该种体制，还依然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造成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生存环境狭小，先天不足，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又缺少完善的制度保障，故其能否很好地承担撤消街道办事处后而结余下来的工作，还须打个问号。因此，将街道办事处直接撤消后的真空由谁来填补的问题则还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方案与第二种方案存在着旨趣之别：后者还是由街道办事处在行使着城市基层的权能，而且一如前述，各地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很多已经事实上在充当着一级政府的角色，因此将其升级为一级政府后的工作职能的承接（甚至很多根本就不用承接，因为其已经是在承担着那些行政事务）应该会是比较稳妥的，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城市管理的空白地带；而前者则需面对直接撤消街道办事处后的管理“空虚”问题——区政府如何能够及时有效地承接原来街道办事处的在规范层面的工作，第三部门又如何能够及时有效地接过本来不应由街道办所从事的非规范层面的工作？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否则，“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的局面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第四种改革方案，鉴于一个国家的管理一般要求整齐、有序与划一，这样利于整个国家从宏观上对各地进行管理，更便于国内各城市之间各项工作的联合开展。倘若各个城市的机关设置、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管理队伍及管理约束机制等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似乎总不那么符合一个管理有序的国家的形象。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各国的城市管理也基本上都没有采用那种比较嘈杂混乱的管理体制。

三、结语

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究竟选择哪种方案，很可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正因为此，才会有众多的改革主张。依笔者陋见，重构后的“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也即“虚区实街”体制——似乎更能符合城市管理的要求，使得城市管理的效能和城市功能得以有效的发挥。当然，即便是在这种体制下，依然要十分注意上级政府与街道政府之间的权限、职能的划分，街道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权限范围的划分，同时还要理顺条与块之间的关系，要使城市管理体制能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倘能如此，则善莫大焉。

1.周平.街道办事处的定位：城市社区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J].政治学研究,2001,（2）

2.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区办.对街道现行体制的一个调查[J].社区,2004,（10）

3.北京市石景山区社区办.对街道现行体制的一个调查[J].社区,2004,（10）

4.浦兴祖.特大城市城区管理体制的改革走向[J].公共行政,1999,（1）

5.徐永祥.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J].探索与争鸣,2004,（12）

6.徐君.从社群主义视角谈街政社会化的深层意涵[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2）

7.李荣娟,朱光喜.将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政府的依据和构想[J].江汉大学学报,2004,（3）

8.卢为民,刘君德.上海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J].改革与战略,2000,（6）

9.刘君德.新时期中国城市型政区改革的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3,(7)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治理；善治；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

ViewCityAdministrationModel’sReformandImprovementfromMultiformityofSubjects

YANTao1,CHENYan-hua2

(1.CollegeofPoliticsandSocialDevelopment,QufuNormalUniversity,Rizhao276826,China;2.CollegeofLawandPolitic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GovernanceandGoodGovernanceareusedforcityadministration,andbecomethestrongtheoreticalsupportofcitygovernancemodel.Citygovernanceisaway,processandsystem,inwhich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participateincityadministrationtogetherincomplicatedenvironment.InordertoaccomplishthechangefromtraditionalcityadministrationtomoderncitygovernanceandcityGoodGovernance,itisnecessarytoredefinetheroleofgovernment,improvegovernmentmanagement,meanwhile,playtheroleof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izenfully,finally,constructthepartnershipmodelwithtrust,consultationandcooperationamongthegovernment,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andcitycitizen.

Keywords:Governance;GoodGovernance;Citygovernance;Multiformityofsubjects

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规模、结构、功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市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变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建构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一、治理理论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被默认为城市管理的唯一合法的主体。这种城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是与城市发展之初职能的单一性相适应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单一的管理主体已无法满足城市公众多元化的要求，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日益引起城市市民的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主体多元化的城市治理模式被提出和付诸实践，并日益受到推崇。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之中”。[1]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导致的“治理”复兴中，“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这就意味着：（1）治理的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3]（2）治理权威的运用不是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采用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同与传统的新型关系，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是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展形式。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强调主体多元化。主张为了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当然，单个公民力量甚微，只有把原子化的公民组织化，才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相比有五个特征，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它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首先，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具有效率优势。非政府组织是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发起的组织构成的，灵活、应变力强，能够及时到达城市生活的各个细节，有强烈的使命感，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比政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其次，在公共政策建设方面具有倡导功能。非政府组织可以反映社会各方的信息以及代表广大公众的需求，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最后，在社会服务方面有独特优势：很多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性群体为服务对象，恰能在政府无暇顾及的方面发挥作用，增进城市福利、促进社会公平。[4]可见，非政府组织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对于完善城市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有效整合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增强其参与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他们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化主体的城市治理。

二、“主体单一化”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以政府为唯一管理主体，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也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使用者。它既“掌舵”又“划桨”，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管理事务。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单一主体的城市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弊端：

一是公共建设和服务资金短缺。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独自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往往面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

二是公共服务规模和质量降低。政府在管理中的官僚主义、机构臃肿、职能错位和效率低下，造成了政府所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三是管理手段陈旧单一，缺乏创新。政府仍然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公共事务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和管理，而不是为公民提供服务，让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地与其互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仍处于被颠倒的状态；

四是政府规模庞大、机构臃肿。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当治理的问题增多，政府管不过来的时候，常常采用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和经费的办法，而不是考虑发挥政府之外的其它组织的作用；

五是政府管理过程缺乏责任感、公开性和透明度。政府更多地强调公民服从管理的义务，而较少注重其对公民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政府运用权力管理城市时，往往单独行事，没有意识到要向社会和公众公开、透明。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城市管理摆脱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考纬度。改变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引入新的治理主体，变“单一独治”为“多元共治”，构建新的城市治理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

三、构建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

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导致城市政府的不可治理性进一步增加。迎接当代城市问题的挑战，必须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这就要求，在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的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为实现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加强政府能力建设，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政府要承担起核心治理者的责任，必须“再造”自身，提升治理能力，转变角色，增进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回应性。

1、实现政府再造。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阐述政府再造的十大原则：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有收益而不浪费；预防而不是治疗；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种“再造”并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的系统革命，甚至要把企业经营的理念引入到政府部门中，建立以结果和服务为导向、以公众为顾客的新的政府治理理念，从而为其充分发挥核心治理者的作用奠定组织基础。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城市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与管理属于“划桨”的范围，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由各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承担，而政府专司“掌舵”之责，即规划好城市的格局，监管好城市的建设与日常运作，制定好城市各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使用、维护的规则与政策等。进一步说，政府应实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到“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

3、增强政府回应性。政府应主动接近市民，及时处理市民提出的要求，甚至主动去发现并解决市民面临的困难，增强政府的回应性。首先通过扩大公众参与，增加市民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其次是下放权力，增强基层政府的责任感，使公共服务更加符合基层社会和公众的需要。

4、转变人治观念，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城市治理是平等、民主、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的综合反映。要彻底消除政府官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树立法治、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依法行政，最终实现“依法治市”，这也是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的关键环节。

（二）、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城市善治离不开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要求非政府组织尽快发展成熟。发展非政府组织，重要的是营造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包括明晰的法律框架，有利的税收待遇，均衡的调节系统，保证非政府组织有效治理和运作的规范，足够的社会资源等。[5]在我国的现阶段，发展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是加强法律保障、政策鼓励和资源配置。

加强法律保障，关键是要改革现有的社团组织管理办法，撤销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实行方便的申请登记制度，使各种非政府组织取得合法性，把它们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加强政策鼓励，就是通过制订必要的政策，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如对非营利性、带有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给予更多的减免税待遇和奖励措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强化资源配置，除了发挥公民个人捐赠和企业资助作用外，要继续发挥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和培育，特别是资金支持。[6]

（三）、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参与。

首先，营造公开、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建立政府决策的公示制、预告制、通报制，建立政府重大立法项目公众参与制度和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向社会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保证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广泛吸引公众参与现代城市管理。

其次，积极完善公众全程参与城市治理的机制。参与“发现”，即政府要鼓励公众就政府的发展报告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建议；参与决策，即对于事关城市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由公众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利益直接相关者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决策；参与实施，即各利益相关者必须按照有关要求行事，否则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参与监督，即由公众、非政府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监督落实决策。

再次，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我国应形成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与社区组织三者共同参与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模式：充分发挥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协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局、建委中，采用专家组咨询的方式，使各种不同利益的专业意见得以反映；还应该给予居委会一定的决策、管理权限，使公众通过社区组织参与政府规划决策、管理。

（四）、构建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平等、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是合作伙伴关系，应通过友好协商和交流，共同治理城市。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凡是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能够独立自主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要插手，最终形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各司其职，合作治理城市的良好运作体制。

把治理理论应用于现代城市管理之中，构建多元主体的城市治理体系，这对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构建“一个丰饶的城市；一个生态可持续的城市；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一个安全的城市；一个主动包容差别的城市；一个关爱的城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5.

[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9期

[4]贾西津.治理结构转型与NGO的角色[A].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32——133.

城市管理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规划编制；城市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1城市管理概念与发展规划编制内容

1.1城市管理概念及研究对象。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对象，以城市基本信息流为基础，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一系列机制，采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围绕城市运行和发展进行的决策引导、规范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广义的城市管理是指对城市一切活动进行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市政管理。狭义的城市管理通常是指市政管理，即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运行相关联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城市管理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本研究亦是如此。1.2城市管理发展规划编制内容。1）总结上一个五年城市管理发展的主要成绩，列出各行业发展成绩单，对各行业五年发展进行系统性的指标总结和衡量，以便对下一个五年有所展望和对比。2）总结当前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明当前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预测未来城市管理发展所面临的各项挑战，以便编制规划时能以问题与改革为导向，充分体现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3）确立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并提出具体的城市管理发展目标，目标可分为总体目标和分行业目标，提出规划期末的各项考核性指标。4）提出城市管理未来五年发展的主要任务、相关措施或重大项目，这是规划的核心，通常需列出未来五年各行业的主要发展任务及相关重点项目，重点项目用于支撑规划目标的最终实现。5）系统性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分别从法制、机制、资金政策、人才队伍及社会环境建设等方面予以编写。

2规划编制方法研究

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是城市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性规划，也是系统性、全面性的综合规划，该规划并非独立编制，且与其他行业专项规划无关，而是要系统性归纳总结其他各行业专项规划的核心内容，在纳入城市管理所包含行业的各专项规划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提升，最终形成包含各行业发展精华的综合性规划。以下对规划编制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探讨性研究，以期对该类规划的编制者有所启示。2.1详细调研基础资料。1）该规划有别于其他专项规划，需对城市管理所包含行业进行系统性了解与研究，这就需要掌握各行业未来五年发展的专项规划内容，因此，对于行业专项规划的调研是基础资料的核心部分。2）与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各行业分管部门及项目编制组进行系统性座谈必不可少。3）要及时掌握和了解该规划所在城市的发展概况、发展趋势、宏观发展背景、政策导向及整个城市管理行业发展的总体概况，为下一步规划编制做准备。2.2精确总结各行业内容。在详细研读基础资料和与相关部门进行座谈的基础上，准确总结该行业的核心内容，从发展成就、发展趋势、存在问题、解决措施、重点任务等方面提炼规划所需内容，并进一步将各行业内容进行汇总与梳理，最终提出适用于各行业发展情况的主要目标和考核指标。2.3合理推进城市发展重大项目。规划编制要考虑城市发展需要，提出城市应重点建设的行业重点项目，如管理机构改革、重大基础设施布局、重要信息平台整合、城市管理法律规范等，该部分是支撑与提升规划质量的重点，编制单位需与业主不断就相关问题进行会议沟通和研讨，并广泛听取各行业部门和社会群众意见，最终形成可落地、操作性强的重大项目，在五年发展中予以落实。2.4不断拓展城市管理内容。城市管理编制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传统市政管理行业，应不断对城市管理内容予以探索性拓展和尝试，如政府管理部门职能改革、城管、治安、消防、道路交通、水务、社区建设等，上至政府机构改革，下至社区自治管理均需在城市管理规划中予以关注和不断尝试，因为职权交叉、推诿扯皮、协调困难等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在以上方面出现较多，且目前解决效果并不理想。

3通州区城市管理发展规划研究

3.1提出与城市发展阶段特点相适应的发展要点。通州核心区被北京市列为城市副中心，在“十三五”时期，正值通州区的城市发展转型期，因此在规划编制中应围绕副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与之相适应的重点任务，主要包含：①承接功能疏解、有序落实保障任务；②提升城市形象，加强重点区域环境建设；③增强承载能力，着力提高基础设施质量；④推进协调创新，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从以上4个方面全力提高通州区的城市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3.2提出与城市管理细节相关的规划建议。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要把握宏观大局，更要做好细节管理，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最主流的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认为，还应纳入或单独编制与城市管理细节相关的小规划。如应按年度编制城市交通微循环改造规划，通州区目前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方法是不断尝试对各种道路节点、拥堵点进行微循环改造，利用闲置用地增设临时停车场，事实证明这类做法非常有效，对缓解区域交通有很大帮助，这是以前大规划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类项目目前尚缺乏有效统筹和详细计划。再如编制公共自行车管理发展规划，共享单车是近年发展迅速的绿色出行工具，无论是政府的公共自行车还是企业经营的单车，其管理和运行已成为城市管理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何有效协调与管理，并有序组织其运行，均需科学有效的指导和相关的规范管理标准，因此，及时编制可对其有效管理的专项规划非常有必要。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