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型农业论文十篇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1

摘要:通过实际调查,在分析阜新经济转型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思路以及总结阜新发展现代农业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阜新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促进阜新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经济转型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化

1阜新的自然环境和农业资源

阜新市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北邻科尔沁沙地,东接辽河平原,西靠热河山地,为辽河与大凌河流域上中游浅山丘陵区域。土地总面积10316万hm2,其中耕地面积3716万hm2,林地面积约30167万hm2,草场面积约7万hm2;丘陵山地占58%,风沙地占8%,平原占23%。总人口193万,其中农业人口108万。阜新地区人均耕地约0137hm2,农村人均耕地超过014hm2,为全国人均耕地的4倍。农村土壤、河流污染少,无疫病区。该地区属于北温带亚温带亚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降水集中,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温年平均在711℃～716℃,活动积温337716℃,年日照时数282617h,是辽宁省日照时数最好的地区。正常年份年降水量在45520mm,大水面蒸发量1789mm,无霜期154d左右。阜新宜牧草场广阔,农民有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习惯,发展畜牧业有着较好的基础。粮食年产量15亿kg左右,其中70%以上为玉米,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20亿kg,大部分可用做饲料,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阜新拥有健全的种畜繁育体系,原种猪场、关山种羊场、阜新种牛场在全国种畜同行业中占有重要位置。丰富的土地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阜新经济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阜新经济转型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1、阜新经济转型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2001年12月8日,国务院将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历经4年的转型实践,阜新市经济转型思路渐渐清晰,即坚持“自力更生,龙头牵动,科技支撑,以民营为主,市场运作”的方针,立足现有基础和优势,构筑“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格局,变单一经济结构为多元经济结构。发展现代农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把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作为主导接续替代产业。同时培养玻璃、电子、橡胶、氟化工业等一批支柱产业。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走出以煤为主的黑色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建设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建立起阜新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是着重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进阜新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建设一批绿色农业产品生产基地,走“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都市市场和国际市场=高附加值生态农业”的道路,努力建成为辽宁省和全国的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2、阜新市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取得的初步成果综观4年实践,“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渐渐清晰,农业产业化的雏形已初步显现。农业也不再局限于第一产业,而是三种产业的搭接和融合,努力寻求一个链条式的综合式产业。阜新市大力发展了高科技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以及与农业相适应的农产品加工业,由种养业向现代加工业和现代物流业延伸,建设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业园区和农业专业小区;大力发展了以优质牧草为主的饲料作物种植业,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3、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初具规模阜新市现已引进和培育70多家龙头企业,包括河南双汇、内蒙伊利、上海大江、草原兴发、东阿阿胶等国内有知名度的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初步形成了生猪、肉鸡、乳品、肉羊、白鹅、肉兔、杂粮、食用菌、牧草、花卉等14个农业产业化链条,已建成东北地区最大的肉食品加工基地和食用菌加工出口企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条、农产品生产基地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1217%上升到2005年的26%,总量居阜新市第二位,基本完成了培育农产品加工业第一阶段的布局,初步构筑起接续主导产业框架[2]。

4、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总产值增幅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99年的265103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700531万元,增幅达264125%,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4156%,增幅较大。农业(小农业)比重由1999年的6816%下降到2005年的4710%,下降幅度2116%;林业比重由1999年的211%上升到2005年的417%,增幅达12318%;牧业比重由1999年的2819%上升到4714%,增幅达6410%。4年来,林业和牧业呈现较快增长趋势,畜牧业迅猛发展,种植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21213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经济转型给阜新市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突出表现在以高油大豆、专用玉米、杂粮、食用菌、花卉、专用马铃薯、红干椒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迅速崛起。阜新市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特点是打造绿色品牌,截至目前,阜新市已有4户企业、4个产品、约423313hm2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16户企业、35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①。特色种植业中,杂粮发展尤其突出。在转型中诞生的香香食品集团、五彩杂粮公司、化石戈谷业有限公司等杂粮加工龙头企业,采取公司与农户签订单的形式组织杂粮生产,使杂粮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2005年种植的约4113hm2杂粮中,为上述龙头企业配套的生产基地就超过约0167hm2。龙头企业的引导和牵动,使小米乳、绿豆乳、红豆乳为代表的阜新市杂粮产品以独特的风味迅速打开了市场。

5、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继

2001年国家批准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后,阜新市又相继建立了29个专业小区。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已成立14家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和10个研发中心,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专业小区配套设施相继完成。

6、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成倍增长仅在2003年的农村投资中,除国家和地方财政用于电网改造、水利、道路等基础性投资外,分布在乡镇的企业、基地和农户共完成7亿元的投资,是2002年的215倍,2001年的313倍。21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转型4年来,阜新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面临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

7、经济转型试点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阜新市作为国家确定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国家和辽宁省的支持多是针对具体项目,多是一事一议,缺乏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和统一的政策扶持。阜新市在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社保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没有特殊之处,在招商引资方面不具备优势,没有形成政策洼地效应[3]。

21312项目立项审批难由于阜新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规划上报规模不大,与国家开设的专项项目对路少,很难进入国家计划,在项目争取上处于劣势,争取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很难。同时,国家为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实行了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停止新批建设用地指标,许多转型项目因用地审批问题而搁浅,土地问题已成为阜新市招商引资的瓶颈。

8、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项目资金筹措难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阜新地方财政紧张,配套能力较弱,对一些重点项目很难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不利于引进科技含量较高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阜新市是信贷贷差地区,许多信贷资金靠拆借筹措,不良贷款率较高。除4家国有商业银行外,只有1家地方城市银行———阜新市商业银行,在4家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审贷权已经收到省行,阜新市行只有报送权,没有审批权,经济转型缺乏金融资本的有效支持。

9、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建立调查问卷显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渴望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盼望尽快建立市场信息反馈体系,能获得正确市场导向;盼望建立健全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盼望建立权威的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使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盼望政府不越位,不要强迫命令;盼望健全生产资料市场的法制监管。

3阜新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阜新市转型4年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如何在阜新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尽快转变,农业发展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

1)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就必须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整合农业资源。

2)发展现代农业应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打造特色产业链。人们对农产品加工食品的消费逐年增加,农产品加工业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当今的国际农业竞争,不再是单个产品、单个生产企业的竞争,而是包括农产品质量、品牌、价格和经营成本、经营方式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是对农业资源实行纵向整合、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3)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应以民营为主,依靠科技支撑。民营为主是解决经济发展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在转型投入上,坚持以民营为主,地方政府应为民营经济提供便利,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向一、二产业延伸,促进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4)现代农业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世界潮流,也符合阜新市情,是阜新市经济转型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所在。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旋律,阜新市要力争建设成中国一流的绿色食品基地。绿色不仅包括绿色食品,还包括生态、环境、政府服务、人文和消费。

4加快发展阜新现代农业的改进建议

国家应尽快建立对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长期有效机制和统一政策扶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国债扶持项目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最终使直接投资项目转变到政策扶持项目。例如,对阜新规模较大的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国家可以通过国债资金予以扶持;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承包农业园区或养殖小区的下岗职工和农户,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对利用矿区复垦地为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而创造的企业,应少征或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免征土地出让金和相关费用等。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是转型成败的关键,高素质和富有感召力的政府团队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阜新市各级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清理地方性法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标准化、公开化平台,开展一站式服务。

411重视软硬环境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政府应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和服务软环境,树立环境经济理念,用市场手段经营好城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优化投资环境,努力打造阜新市经济转型的城市品牌。对各类投资项目实行保姆式服务,对重大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努力建设良好的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和舆论环境。其次,尽快建立健全包括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气象服务、政策和法律服务以及市场营销在内的相应机制。

412打造知名品牌努力打造几个知名品牌,以知名品牌宣传阜新新形象,以阜新新形象带动知名品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政府应重点扶持象福龙生物科技、比牛哥乳业、田园实业等管理科学、有发展潜力的本地企业,通过辽宁省和全国范围内新闻媒体宣传这些品牌,在打造出全国知名品牌的同时宣传阜新转型中的新形象,打造城市品牌。这样既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同时也有利于招商引。413重视生态建设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加强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把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放在首位,搞好外引水源和域内水源项目建设,抓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和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

414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努力提高就业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增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能力,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水平。同时,要在农业内部进一步挖掘就业潜力,提高农业内部的吸纳能力,扩大、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就业。

415进一步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步伐一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二是加快建设种养业良种繁育体系;三是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体系;四是加快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和运输业,强化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产业对接,推进贸工农、产加销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五是加快建设农业生态保护体系。

416“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既然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型的重点方向,政府就应加大对相关企业和农民的扶持力度,实行“先用之于民,再取之于民”的政策。在扶持中,政府应注意多采用市场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应鼓励银行降低贷款门槛、提供优惠利率、延长还贷时间,考虑给予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贷款补贴或者提供政策性贷款,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5结语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需要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优势进行分析,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营为主,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何实现资源枯竭城市振兴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难题,探索一条符合阜新市实际情况的资源枯竭城市的成功转型之路,不仅实现阜新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为中国118座资源城市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这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平稳实现渐进式制度变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红光1支柱产业强阜新[N]1辽宁日报,2004-12-16(3)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2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三元劳动力市场；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被动型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51-06

一、非正规就业的概念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正规部门应该符合以下特征：(1)容易进入，(2)依赖本地资源，(3)家庭所有制，(4)小规模经营，(5)劳动密集型和适用性技术，(6)在正规部门之外获得技能，(7)较少管制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将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划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为微型企业的所有者；第二类为家庭企业的所有者，经济活动大多由家庭成员和学徒承担；第三类为独立服务者，包括微型企业的工人、家庭佣人、学徒等。

以上是从经营主体的角度谈非正规部门就业。实际上非正规就业不仅存在于非正规部门，还存在于正规部门。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国际劳工局的报告《体面劳动与非正规经济》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在正规或非正规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非正规就业者”包括：个体劳动者和非正规企业的雇主、所有对家庭企业有贡献的工人、在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或家庭企业中雇佣的所有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非正规生产者合作社的成员和以家庭或个体形式生产最终自用产品的人员。

二、关于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理论评述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发展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其中贫困就业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是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厘清非正规就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都是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并没有系统、细致地解释非正规就业现象，只是在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时，对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阐述。然而，劳动力迁移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所以二元经济模型、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对于分析非正规就业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刘易斯的相关理论

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刘易斯就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现象，他发现城市中临时性行业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减少一半也不会减少这个部门的产量，同时这种临时性就业的边际效益较高，但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并未高出农民许多。刘易斯所指的“临时性”主要表现在就业人员工作时间较少，工作形式灵活。这些临时性行业其实就是下面提到的“非正规部门”。

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刘易斯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主要指现代工业部门，其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维持生计部门。后者主要指传统的、人口过剩、仅能维持生存的部门(以农业部门为主)，其边际生产率很低，不充分就业现象普遍。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主义部门，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在《再论二元经济》(1979)中，刘易斯对经济部门划分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将一国经济简单地分成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是错误的，二者之间还有“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中的一部分属于现代部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张，而另一部分，如一些手工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属于传统部门，会逐渐衰败。非正规部门能够满足各种生产生活需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解释劳动力流动、分析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元经济理论将乡城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这种机制能使劳动力由过剩部门向不足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在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中，刘易斯还考虑到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但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分析散见于一系列论文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另外，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刘易斯假设城市现代部门是充分就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剧了城市失业程度，这大大地降低了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托达罗的相关理论

托达罗假定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一个迁移者来说，尽管城市存在着失业，但他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仍然是理性的。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影响人口乡城流动的基本力量，是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就业率成正比，而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托达罗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一大批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构成，它们或者是个人所有或者是家庭所有，采用的技术简单，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不掌握金融资本。同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较低。更为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既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正规部门那样的劳动保护措施，也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养老的退休金。非正规部门与农业部门、正规部门联系紧密。它不仅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农村贫困和隐性失业，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正规部门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

托达罗在刘易斯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理论延伸与扩展。他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充当了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托达罗分析了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三部门经济，但为以后三部门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托达罗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假设城市存在失业而农村不存在失业，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还有他认为创造城镇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这一观点也颇受质疑。

(三)三部门理论

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是对托达罗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三部门”是指将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三部分：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正规部门包括国有部门、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非正规部门通常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技术进行生产。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往往很少受过正规教育，一般也没有技术，并缺乏资金来源。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指出城市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分属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正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

市场是分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后，主要流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因此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农村收入水平的约束；而城市正规部门中正规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

(四)上述三种理论的局限性

上述三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非正规就业的形成，但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存在一定的理论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正规就业不但存在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而且存在于城市的正规部门。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处境(如经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第二，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流入城市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包括城镇待业人员、失业工人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而以上三种理论主要是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并未涵盖其他非正规就业群体。

第三，从托达罗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来看，非正规就业者的一个特征是受教育程度低。当然，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很少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们由于知识、技能、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无法进入到正规就业的行列中，只能被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在非正规就业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如大学毕业生，他们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更高目标，以自主创业的方式主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上述两种非正规就业群体在价值取向和就业动机两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非正规就业群体内部结构时，应该把两者分开考虑。

三、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解释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借鉴朱镜德教授提出的“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一)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包括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三元劳动力市场”与“三部门”在概念和内涵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部门中的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与三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城镇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差异。

同时，在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非正规就业背景下对城市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模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朱镜德教授建立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为了解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现象，而在本文中，农民工只是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将原模型中的农民工替换为外来临时人员，具体来说，可用公式表示为：

Mu=Si+Po

Mun=Sf-Po

式中Mu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Mun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Si指城市非正规部门，Sf指城市正规部门，Po指城市正规部门中对外来临时人员开放的那一部分。

这种定义扩大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范围，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也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临时性工作人员。这部分临时性工作人员虽然在正规部门工作，但不属于正规部门编制，其工资、福利待遇与正规部门正式工作人员有明显的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见图1)，图中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实际工资W1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城市完全竞争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W2和W3可以达到均衡状态。三元劳动力市场工资关系是：W1＞W2＞W3。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代表，这些部门很多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发生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也不大，因此劳动力需求的弹性较小。城市完全竞争市场主要以微型企业、自我雇佣等形式为主，就业岗位充足，进入门槛低，工资增加会吸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此部门来，因此需求弹性较大。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因此供给弹性无限大。

除劳动力供求差异外，三元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高，劳动条件好，职业稳定，失业风险小。而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密集，就业岗位容易获得，但福利要比正规部门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低，文化程度低，隐性失业严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受到推拉作用，必定向另外两个市场流动。

由于上述差异的作用，三元劳动力市场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存在着双向流动(见图2)：

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受阻碍，当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相等时，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大规模迁移结束。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下岗、分流等方式将一部分劳动力释放出来。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充当了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这里既有刚毕业的新生劳动力，也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进出成本较低，流出流入的选择性较强，因此它成为连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桥梁。

(二)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在总结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的基础上，以下将非正规就业者的特征与三元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分析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1.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介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以吸纳城市非熟练工人、失业者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门。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开放度高，其工资率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并主要从事劳务派遣工、小时工和临时工等形式的工作。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但是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必须支付逐渐升高的食品和住房等生活成本，而这些在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完全免费的。不过，即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城镇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甚至要比农村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还高。

2.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该市场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再加上制度分割和技术分割的作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3.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调整就业结构，逐步淘汰低技能人员。这些低技能人员通常以自营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进入到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由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均有较高的要求，吸纳的数量较少，在此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4.非正规就业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并非畅通无阻，就业类型的选择除了与自身的知识、技能相关，还要受到制度的影响。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所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会很容易流入该市场。

非正规就业存在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是形成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条件，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三、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内部结构分析

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构成，这三个劳动力市场相互区别，相互联系。三者在市场开放度、工资福利、就业稳定性、就业者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劳动力可以在三个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在实证研究方面，胡鞍钢发现1978－2004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所占比重处于增大的过程中，到2004年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达到58.69％。他认为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主要就业渠道，而正规就业成为次要渠道。而吴要武等人分析认为，非正规就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已经处于下降的过程中，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由非正规化走向正规化。

一般来说，劳动者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决定其就业层次，城市户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就业层次相对较高，农村户籍、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就业层次一般也相对较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则一般很低。

不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可能处于两个极端：既有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群体，他们一般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通过自主创业或独立服务的形式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也有以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者为代表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劳动者受到自身素质、技能或制度限制，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本文将这两种就业类型分别称为“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

“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动机和价值取向两方面。具体而言，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具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见图3)。若以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随着工资率的提高，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均增加，但主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小。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群体面临的生存境况不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迫于生计，即使工资率很低，也有很大的供给量；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实现个人价值，只有当工资提高幅度较大时，供给量才会有明显的增加。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未有关于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定量分析，但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特点来看，被动型所占比例应该较大。在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供给大于需求，为达到市场均衡，工资率会逐渐下降，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维持生计，那些低技能的人员只能接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而主动型就业者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形式之间选择，由于这类人员本身就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其市场工资率较高。

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由于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无法支付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费用。与此同时，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也缺乏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即使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有机会参加劳动培训，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资金、市场、技术等资源，获得为提升劳动技能而投入的回报。总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处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风险”的境地，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保护和技能培训。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策不完善。因此，建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当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小结

刘易斯主要从现象上描述非正规就业，托达罗则在其基础上作了一定的理论拓展，而三部门理论则在托达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但在分析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时，仍无法解释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问题。为了弥补以上缺陷，本文基于“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以补充和完善非正规就业理论。

参考文献：

[1]丁金宏，冷熙亮等，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8-15.

[2]朱农，中国四元经济下的人口迁移――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1)：15-18.

[3]托迭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4

关键词：农村人口转移；新型农民；土地流转；粮食安全

农村人口转移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产物。工业化带动了人口的流动, 人口的自由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世界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新型工业国, 都必须经过这一条道路, 因此, 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人口的有序转移, 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理论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刘易斯1954年创立, 该模型是以二元经济体系为参考背景, 假定城市没有失业现象, 农民只要自愿, 都能够在城市里面有工作可做。城乡收入不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唯一决定因素, 只要城市工作所得的一般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所得,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这一过程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纳, 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趋于相同, 城乡二元差别消灭, 国家经济达到完全现代化。

2.唐纳德・博格等人的“推力―拉力”理论

“推力―拉力”理论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一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进行分析, 指出人口转移实际是两种相异方向力作用的结果。在人口转出地有一种推力, 如自然枯涸、农村劳动力过剩、较低的经济收入等；而在转出地有一种拉力, 主要是家庭相聚的欢乐、社交网络的扩大等。推力和拉力相比, 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人口的转入地, 拉力因素是起着主导作用, 比如相对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待遇、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完善的受教育机会等。

3.费景汉―拉尼斯模式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之上, 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与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相似；到了第二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 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 劳动力的弹性供给逐渐降低；到最后, 工农业生产率达到均衡, 传统农业完成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理论模式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意义和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作用, 提出了农村人口转移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的提升。

4.托达罗模式

1970年托达罗提出一种人口流动模型, 认为“期望收入”差异是农业劳动者转移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现象, 预期差异的大小制约着迁入城市人口的多寡, 结果造成城市失业率猛增, 农村劳动力缺乏严重, 最终影响农业发展。由于这种预期差异的存在, 即使在城市有严重失业的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然呈现出增强的趋势, 因为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口, 即便不能很快就业, 但是在城镇待的时间越长, 获取工作机会就越大, 因此, 他们宁愿在城镇静待时机。

二、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1.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实践

英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圈地式”强制性转移,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是其决定性动力。英国面积狭小, 耕地面积比例更小, 人地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益紧张。早期发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 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当然, 这一运动调整了英国农村的产业结构, 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大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18世纪中后期爆发的工业革命, 采矿业、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产业迅速崛起, 产业结构有了质的变化, 大量的人口从事于这些行业。随着产业的发展, 19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 广泛的就业机会、生活设施对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经过长达四个世纪的实践, 英国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1］

美国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自由转移。工业化浪潮的勃兴是其主要动力。美国是经过开疆拓土、西进运动, 实现了人口的转移。美国地多人少, 工业化初期就显现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 美国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 工业化的进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 农业劳动率大大提升, 地多人少的窘境被克服；同时, 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又迅速被工业化吸纳, 人口的转移不仅没有使农业衰落, 农业的现代化反而促使大量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 美国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 “三化”协调, 相互促进, 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

日本农村人口转移的特点是政府干预下的“跨越式”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日本和英国一样, 都是岛国, 人多地少, 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扶持规模化的自主经营农户, 对于小农户, 则鼓励其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 日本通过相关法律，以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协调发展。日本非常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30年代，其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率，始终大于人口增长率。而且，日本对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视。［3］

韩国农村人口转移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进行最快的，特点是大规模向大城市转移。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奉行重工轻农政策，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可以说韩国是在农业发展滞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人口转移的。但韩国有丰腴的资金，可以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当然，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造成了严重的住房问题、交通阻塞、空气污染等城市病。［4］

印度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与中国情况相似，农村人口转移问题非常突出。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过于重视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不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且政府刚开始对农业也不重视，为此政府努力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发展工业项目，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使农村人口在乡村之间转移。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失调，印度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非常缓慢。［5］

三、我国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问题

1.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不利于人口的良性转移。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权仅限于集体成员，现在农村的土地流转主要限于农民之间。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如果挣不到钱，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一亩二分地的，加上有些农民基于传统观念，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宁愿把土地抛荒，也不愿把土地流转出去。甚至有些农民即使在城镇发了财，还是要回到老家盖房，盖而不住，造成浪费。因此亟需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促进人口良性转移。

2.城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人口的有序转移。首先，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农村人口的均衡转移。城镇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人口承载能力不足，很多城镇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农村人口到城镇后，不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二，落后的城镇户籍制度，造成所谓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分，大量的进程务工人员因没有城镇户籍，而无法享受到城镇居民应有公共福利待遇，农民虽然职业有了转换，但是农民的身份受到很多限制，农村进城人员变成城市里面的“候鸟”。

3.农村人口自身的素质问题影响转移的数量和层次。现在农村转移人口中大部分人员仅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他们进城后，只能从事一些较低层次的劳动，难以涉足高层次的职业。这种情形造成所谓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缺陷：数量型过剩和质量型短缺，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农业现代化，也不利于我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化。

四、国外农村人口转移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每个国家国情有异，所形成的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和理论也有很大差别，当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指导时，一定结合要我们自身的情形，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政策措施。

1.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基础。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农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化经营，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源被解放出来。［6］美国在发展经济之时，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就被确立，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成功开启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印度长期对农业不重视，农业发展停滞，其农村人口的转移非常迟缓。

2.工业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动力。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一种需求拉动，韩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可以快速转移，与其实施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密不可分；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直接从资本密集型起步，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非常有限，农村人口转移速度迟缓。

3.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居住空间。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不仅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且使其享受到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对农村人口转移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当然，在发展城市化道路的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情况，走大中小城市有序发展的路径，避免像韩国城市病的情形发生。

4.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民居住地、职业、身份等方面的市民转换。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城市的兴起与农村人口转移、农业现代化等重大因素相互推动，不但农村输出农民，而且城市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城市化基本设施可以接纳农民并逐渐把他们转为城市居民。我国这三者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当然，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及人口转移的上述理论和实践，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情不同，这些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对这些理论和实践，要有选择性的借鉴。

［参考文献］

［1］［2］［3］［4］［5］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国（境）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借鉴及启示［J］.金融经济，2010（22）.

［6］吴亮.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比较优势升级的经验［J］. 《世界农业》2014年第1期.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5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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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华夏出版社，1987.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有人提出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旨在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速度的理论，在我国当前农村、城市劳动人口双重过剩的约束下，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本文通过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一城镇化。

0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何解决?整体推进，全面突破，均衡增长，在理论上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描述了一种理想状态，能够为人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可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所采取的措施与理想状态的差距;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必须采取非均衡增长策略，选择一个突破口，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避免遍地开花。这样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转化为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实现这一转移，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

1.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理论上有两个可以借鉴的模型: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1.1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存在一个隐含假设—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相伴随的，发达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符合这一前提，而我国由于失业、下岗、新增劳动力等问题，城市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剩余，根本没有能力来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当时gdp中第二产业占到50%左右，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但是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霍利斯·钱纳里和莫尔塞斯·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认为，若要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达1500美元以上，而我国距离这一标准还差很多。在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另一个缺陷是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忽视，我国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素质较差，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被吸收到采用最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而是吸收到劳动力比较密集、技术不太先进的工业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进一步放缓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因此，在应用刘易斯一费景汉一一拉尼斯模型指导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工业部门并不具备完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本身素质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

1.2与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相反，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却有大量的失业，其宗旨在于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一分为二地看，托达罗模型假设城市中有大量的失业(包括隐性失业)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但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事实不相符合。基于前者，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有其道理;基于后者，将注意力局限于农村，试图仅仅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减轻对城市失业的压力，进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则完全缺乏可行性。因为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自身的劳动力出路都不能在农村解决;而且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相应增多。因此，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之路必须在农村之外做文章。

1.3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城市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旨在加速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与旨在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注入城市速度的托达罗模型对实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因此，为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必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城镇化，尤其是小城镇的建设。

2除了理论上的证明外，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历程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的指导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工业主要集中刁砚月。于城市，因此，农业富余劳动力最主要的转移方向是城市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均达到70%以上。但也从此时开始，出现劳动力和人口由大城市向其周围农村或中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因为，城市工业和人口的过度膨胀已严重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国家便采取措施鼓励非农产业向农村扩散，加速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就提倡农村工业化，法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城市化，英国20世纪60年代后‘.农工综合体”的迅速发展等等。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工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小型的现代产业，由城市扩散而来，与城市工业相配套;二是适应农业工业化需要，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链带产业，与现代农业相配套。

农村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转移一部分城市过剩劳动力，而且有效地吸纳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呈现出城乡一体化趋势。我国在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立足于本国实际，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后的逆城市化问题，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实际出发，实行城镇化，以吸纳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避“逆城市化”过程。

3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3.1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均农业资源水平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这是加快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亚待解决的问题。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城镇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作为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就可以通过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和劳动力需求，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又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展农村就业空间。这就从农业外部和内部为优化农村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新的途径。把有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7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学生农村创业现状分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机制研究 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研究 论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进展 廊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传承及其产业化问题研究 旅游综合体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有可为 河北省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自助农场经营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金融服务研究 大学生返乡创业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云南省临沧市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问题研究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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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8

关键词：都市型现代农业 SWOT分析 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1-064-02

“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北京城市新定位为郊区发展格局的调整和资源整合指明了方向。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大都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SWOT方法是一种综合考虑产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其分析的主要目的旨在对产业的综合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个综合分析事物内部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的定性分析方法。本文运用该方法分析了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所面临的有利因素、不利条件以及机会和威胁，以期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指明方向。

一、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界定

自从都市农业、现代农业以及都市型现代农业产生以来，诸多国内学者都试图对都市型现代农业进行定义（见表1）。

归纳并梳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都市型现代农业定义为：都市型现代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高效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展理念引导农业。

二、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优势分析

1.首都优势。首都优势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特殊功能定位而取得的。它是一种软实力，是一种无形要素。然而，首都优势却是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性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其他要素的数量和质量。⑦首都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中心的优势。北京在金融、保险、交通、通信、旅游和商贸等各方面都是全国的中心，使北京经济生机勃勃，居民总体消费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些给都市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二是政治和文化优势。北京作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的化身或象征符号，又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对全国的文化建设、观念更新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对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首都优势是一种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战略性无形资产，随着“绿色奥运”理念的实施，推动了“绿色北京”的建设。与此同时，北京通过举办奥运会，使北京形成了众多新的地标性建筑，如“鸟巢”、“水立方”等体育场馆，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提升，把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2.区位优势。从自然地理区位分布来说，北京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具有发达的现代化设施与发展环境，山区是北京市宝贵的自然资源和财富。北京山区占全市总面积的62%，山区特色已成为北京的品牌之一。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为北京形成都市型现代农业特色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北京交通发达，城市到周边农村的交通体系完善。截止到2010年底，北京已形成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连接城际、中心城、新城、中心镇的快速交通网络。发达的城市交通体系有利于降低北京周边区县农产品物流费用，使农产品以较低的运输价格以及快捷的速度运到城市，使得北京近郊都市农业的农产品在与较远地区农产品的竞争上获得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这极大地有利于北京都市农业的发展。同时，从城市到农村路途时间缩短，交通方式选择多样，极大地鼓励了城市居民在闲暇时到农村游玩，体验乡村文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农家乐”、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利于都市农业功能体系多样化发展。

3.资源优势。资源优势表现形式很多，本文就文化资源优势方面进行分析。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有着较为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创意农业文化，北京文化积淀深厚，是东方文明的精华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北京郊区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积累了大量的精湛民间艺术，保留了丰富而深厚的乡土文化，具备大力发展高品位的观光休闲农业，以满足城市居民回归自然、颐养情操的需求。这为北京郊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体验郊区民俗文化的良好环境。

4.科技优势。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优势和教育优势，在城市范围内形成农业科技与知识的密集区。目前，已形成一个包括中央、地方和民营企业三个层次，涉及农、林、牧、渔、水利和气象诸方面完备、农科教结合的研究推广体系。长期以来，依靠这些优势建起的现代农业示范样板，主要有“奶牛胚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北京顺义三高农业示范区”等，这些都市型现代农业窗口，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辐射带动作用。

北京在科技人才资源、科技资金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科技成果资源、农业仪器设备资源等方面具有领先于全国的显著优势，农业科技贡献率高于全国，形成一批在全国领先的农业科研与现代农业技术的优势领域，主要表现为：（1）依托科技优势，发展生物工程农业。随着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特色种业、种苗业及生物质能产业使京郊都市农业发展形式多样化。（2）挖掘民间技艺，发展创意农业。北京利用自己特有的文化要素和内涵，在京郊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如麦秸画、桃木雕刻、圣木干花、人参娃娃、玉米皮纺织、蛋壳雕刻画等等，其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使农产品身价大增，丰富了京郊乡村旅游商品。

三、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劣势分析

1.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已成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拥有水量不足300立方米。近年来北京降水量减少，干旱局势加剧，而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50%以上，加之二、三产业以及居民生活用水与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使得农业开发难度较大，导致农业同国民经济其它行业用水矛盾日渐突出。

除水资源因素制约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外，北京土地资源也十分稀缺，人多地少矛盾非常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32hm2。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10年北京市耕地保有量为22.60万hm2，到2020年为21.47万hm2。⑧

农村为城市地区服务，一旦城市地区有扩张的需要，农村的土地就会被征用。随着北京市大规模发展需征用的土地远远大于每一年新开垦耕地的总额，城市发展用地极为短缺；再加上北京市郊已城市化的具有高级差收入的农业耕地，随城市外延扩张逐年递减，使都市农业赖以发展的土地资源严重不足。

2.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都市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城乡融合、并不断向第二、三产业渗透的复合型产业。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个基本内涵是农村社会化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农业组织形式、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信用服务等，内容十分广泛。然而，北京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农业组织形式单一，产前、产中、产后的资源未能有效整合等缺陷，使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各类生产要素不能实现最佳配置和充分利用。

四、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机会分析

1.巨大的市场需求。北京是国际大都市，是世界上最大、最密集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之一。占城区人口1/3的高收入群体，具有消费群体规模大、消费结构层次多、消费需求变化快、消费质量高、消费多元化等特点，这些高收入群体对农产品的消费已经进入了高品质、安全化和个性化阶段，无公害、绿色食品以及有机食品等高端产品将成为他们消费的主流，这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对生态旅游、民俗业、果园观光、采摘等都市型休闲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择周末去郊区农家乐出游，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旅游市场机遇；此外，居民对生活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康和食品安全越来越得到重视，休闲观光、绿色食品和精品农业的市场需求不断膨胀扩大。

2.合理的总体规划。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定位于“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对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的确立，成为北京市上下凝心聚力、持久推进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北京农业是城市的生态依托和生态底线，城市总体规划的确定，为北京农业升级换代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良好机遇。因此，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对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现北京郊区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⑨因此，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五、北京发展都市农业的威胁分析

1.劳动力成本较高。农业生产是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加之北京市第二、三产业发达，周边农民就业机会逐渐增加，农民收入日趋多元化，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轻农、弃农思潮日益抬升。近几年，北京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及其在总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产值上看，除个别年份外，北京市第一产业贡献率整体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2）。

2.生态环境较脆弱。随着首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生态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说首都中心生态圈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对容易解决，那么北京京郊生态圈中存在的沙尘天气、水源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则是威胁首都生态安全的最大问题，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SWOT分析（见图1）。

六、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有其必要性，并且有很好的客观基础与政策环境等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因此，北京市要立足市情，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市农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因地制宜，准确定位，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刘明.试论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内涵、功能与模式[J].上海农村经济，1996.3（12）

②刘军萍,荣文力.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定位与优势条件的耦合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规划，2005.26（6）：50-53

③王爱玲,秦向阳,文化.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J].中国农学通报，2007（10）:20-24.

④雷德才,郑渝,喻绍春.北京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实践[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07.21(4)：8-11

⑤沈华芳.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点与发展战略研究[J].现代农业,2007.13（1）

⑥王朝年.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化农机装备[J].农业开发研究，2010（11）:16-19

⑦王树林.首都优势:北京发展经济的核心优势[J].新视野，2009（5）

⑧赵永志.耕地资源短缺城市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对策[J].北京农业,2010

⑨王有年.新时期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创新[J].高等农业教育，2007(9)

⑩冯刚.区域生态与产业合作模式研究：以张家口北京生态合作思路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2）：24-27

城市型农业论文篇9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综述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其中，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尤为突出。由过去几十年农民工大量涌进，到现在农民工理性融入城市生活中。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城环所）《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提出了走“民生型城镇化道路”的概念。

一、国外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国外文献检索来看，国外学者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成本分担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近期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西方市场自由化较为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动是完全的。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城镇化较高，农民转移已趋于稳定状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较为透彻，特别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系统地阐述了二元经济条件下城乡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后来，乔根森、托达罗等发展经济学家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1. 刘易斯模型（w.Arthur.Lewis， 1954）。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力是建立在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模型。其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在仅维持生存的工作水平，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满足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刘易斯强调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农民工的收入随着投资的增长而增多，最终达到均衡。

2. 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7）。乔根森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存在着工业和农业部门，两部门的工资都是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由于技术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逐渐转移到工业部门。但是乔根森仍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问题。

3. “相对贫困”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Stark，1991）认为，人口的迁移决策是由相互关联的家庭做出的。人们迁移目的，一是为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二可使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以减轻家庭在市场不完善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平等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也即迁移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获得更高的收益。

（二）基于家庭单位农民工市民化迁移决策研究

基于家庭单位农民工市民化迁移决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微观和家庭整体层面两个视角。在家庭微观层面，托达罗（Todaro）和斯亚塔德（Sjaastad）认为，家庭成员作为独立的决策主体，有能力做出是否进行城镇迁移的决策。具体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个人成本收益为主要决策方式，而非劳动力不涉及到决策中。这种迁移是“链式迁移”或分散式家庭迁移。在家庭整体层面，明塞尔（Mincer，1978）认为，城镇迁移的决策是家庭成员共同决策，构建了家庭联合模型。该模型是基于个人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家庭成员的个人效用可以通过叠加而组成一个总和的效用水平，且受到同一个预算水平的约束。预算约束水平以家庭每个成员的总收益与家庭迁移的总成本之差得到。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收益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后对迁入地点来的社会福利影响。舒尔茨（Schultz，1961）认为劳动力转移在人力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迁移决策取决于其迁移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迁移成本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成本。货币成本包括迁移费用，如交通、住宿、食物等等。非货币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等。Joppke（2010）认为，在成本效益方面非西方移民对荷兰公共部门净收益产生较大影响。其中25岁之后的移民对荷兰公共部门的净贡献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小于25岁的移民，对公共部门的净贡献是负的。Oyelere和Oyolola（2011）以美国为例，他们认为由于移民出生地和生活经济方式的差异，导致移民群体存在对政府提供公共成本服务的异质性评价。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随着不同时期，研究的内涵和范围也存在差异。国内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困境、产生原因和成本分担机制等方面。

（一）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困境的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现实生存状况以及该群体的出现导致的城乡协调发展失衡。这些不利因素同时提醒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和保障农民工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中，张国胜（2009）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 43 城市展开研究，分别从智力成本、住房成本、公共发展成本等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参与市民化成本较高。杜海峰等（2015）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指标体系，来测度农民工市民化人均年均成本。得到的结果是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总成本是6.314万元，其中企业负担2万元左右，政府承担不足1万元。

（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的研究

陈广桂（2004）认为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其中，私人成本主要包括生活成本、智力成本、自我保障成本和住房成本。在市民化过程中，私人成本的影响最大，而公共成本通过税收和财政可以很容易解决。张国胜（2009）认为市民化成本就是社会成本。包括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时，总体上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其中私人发展成本由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组成；公共发展成本由市内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与公共管理投资成本构成。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众说纷纭，一直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傅东平（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强大动力。新型城镇化能够进一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产业向城镇集聚，促进产城融合及人口集中。面对如此巨额的成本，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分担，必须构建政府、企业和农民转移人口“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章羽（2015）将社会成本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城乡文化差异、城镇发展政策及历史性原因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苟兴朝（2014）从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三方面构建成本分担机制，探讨运转该机制应该处理好的各种关系，并研究所需要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蔡瑞林（等2015）从公共成本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核心议题出发，将市民化公共成本细分为主动市民化和被动市民化过程产生的成本，并从宏微观两个角度分别作了分担机制的思考，如增加农民净收入、建立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反哺机制等。吴国培等（2015）市民化成本分担方面，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三者的分担比例做了界定，分别占总成本的比重为 25%、20%和 55%。即由农业转移人口承担大部分市民化中的成本；政府负责补齐农民工在城镇享受平等权益、制度改革的成本；企业在于为农民工提供保险费用及就业培训和保障的费用支出。

三、国内外文献述评

国内外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为及影响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界定、产生原因以及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实践等作了一些研究。

（一）农民工市民化迁移的侧重点不同

国外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是基于人口在城乡的自由迁徙之权利为法律基础，基于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为理性决策依据等前提假设下，研究农业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即使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市民化成本的研究，也对制度性约束造成的成本假设为零。然而，国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是基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人口流动限制和农地制度约束等展开的，以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界定存在分歧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农民市民化成本、人口城市化成本等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少文献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处于混乱或交织状态，给读者造成了困惑。如仅仅市民化成本中的私人发展成本，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称谓：私人成本、个人成本、个体成本等；在社会发展成本上有的学者称之为社会成本、公共成本、制度成本等。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结果差异较大

从现有研究文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量来看，不同的学者考察的成本范围不尽相同，导致市民化成本的规模有大有小；即使针对同一个成本项目，学者得出的测算数据也有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对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未形成公认度和系统性较强的成本细分体系和推算思路，导致测算的成本范围不一，测算结果大小不一。

综上所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首先要明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体系，运用数学方法合理测量成本构成。

参考文献：

[1]章羽.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及其生成逻辑[J].经济问题探索，2015（04）.

[2]张国胜，杨先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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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建荣.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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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型农业论文篇10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一、引 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的最重要因素[13]。美国人口普查局实验性生活成本指标也假设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仅由住房成本引起[14]。因此，住房成本差异可大致反映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假设经济体存在两个区域：区域1（城市）和区域2（农村），其人口总量为L且每人拥有单位同质劳动力。区域1是非农产业区，采用规模报酬递增技术生产非农产品，其人口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例为h（0

s（x）=1-2cx，其中，x∈[-h/2，h/2]，c为通勤成本系数（c≥0），0≤s（x）≤1。因此，区域1的总有效劳动力供给为：

S1∫Lh2-Lh2s（x）dx=Lh（1-ch/2）（1）

假设W1为区域1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率，那么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净值为：

s（-h/2）W1=s（h/2）W1=（1-ch）W1

由于城市边缘地租为零且工人是同质的，所以在整个区域内，剔除通勤成本与地租后的工资净值相同，即s（x）W1-r（x）=s（-h/2）W1=s（h/2）W1=（1-ch）W1，其中，r（x）为距离中心商务区x处的地租。因此，区域1的均衡地租为：r（x）=c（h-2x）W1。区域1的总地租为：R=∫Lh2-Lh2r（x）dx=cLh2W1/2。假定地租由区域收集并平均分配给本区域所有居民，因此，区域1的每一工人除了工资外还能从地租上获得一份收入R/Lh=chW1/2，所以，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W1+chW1/2=（1-ch/2）W1（2）

笔者引入城市成本系数τc来描述由于城市成本的存在而导致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损失，τc=1/（1-ch/2）。那么，区域1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Y1=（1-ch/2）W1=W1/τc（3）

农村是农业区，农民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例为（1-h），则农民数量为L（1-h）。假定以单位农产品价值作为计价标准，即农产品价格为1，同时假定非农产品和农产品在区域间贸易不存在成本，故城市和农村的生活费用指数相同。

2消费者均衡

为简化分析，假定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CgmC1-ga。其中，Cm为非农产品消费量综合指数（非农产品为若干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差异化产品），Ca为农产品消费（农产品为单一同质产品），g为非农产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份额（g为外生变量且0

（1）代表性城市工人消费均衡

假定消费者将其可支配收入作为预算约束以实现效用最大化，那么，代表性城市工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述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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