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1

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力度，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已经初步的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管理难题的显现，我国自80年代起进入改革开放的历程，但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2]。目前在文化设施规划建设中，还采用统一的规范，使用刚性的定额、指标，忽略了文化设施与各地民俗民风、经济差异、群众文化需求差异的关系。

二、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问题

1.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紧缺

公共财政投入是公共文化设施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许多城市里的社区和街道所能得到的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少之甚少。他们所得的资金无法达到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所以导致文化设施建设受到阻碍。城市里的那些文化设施也都是政府出资金的，但是政府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也是有限制的。总的来说，被安排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所以最终造成了整个文化设施管理的失败。

2.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

虽然近几年来，公共文化设施总量在不断增大，但由于相对落后的管理和相关配套措施，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设施作用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方面，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比较低，运行状况非常的不理想。有些设施名义上是文化设施，而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文化的作用。有的还将文化设施用于其它事情或者是闲置在一边。政府在搞不清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最终造成了缺失与利用不能够平衡，设施的价值无法体现出来。

3.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的内容非常多，范围非常广，涉及的管理部门和层次都很多，所以在实践中，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多个方面的。首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不完善、执行的效果不够明显，过于僵化。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管理体系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方式，已经跟不上国际的管理步伐。其次，我国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效果不够明显，财务损失严重，背负较高的债务。近些年，虽然我国投资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方面的财务较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是相对的说还是很少，资金也不足，大部分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拨款方法，即政府拨款。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规范、合理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团队。最后，我国的市民素质相对来说较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工作不能深入民心。

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措施的完善

1.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公共文化设施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媒介，是满足群众文化要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各级政府及领导应加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统筹、均衡发展的思想，建设和管理好公共文化设施，努力达到人民的需求水平。

2.合理安排文化设施规模，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

文化设施的分布的数量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应该根据地点和实际情况而定。要考虑到面对的群众的数量，也要考虑到设施的种类、地理位置等[2]。通过全方面的考虑，合理的安排文化设施的数量。同时可以实行一馆多用的制度，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方便公民。如果能够将规模合理的安排好，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完善就又近了一步。目前的研究者大多都是把重点放在文化设施数量的研究上，进而忽略了文化设施的水准建设[3]。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达到文化设施数量目标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文化设施的水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替换，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好的去关注、去满足那些没有设施的地方。

3.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格式布局

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并非是简单地均匀分布，应该做到与经济发展相配合、与群众需求相对应、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格局。在合理安排文化设施地点布局的同时，也应该优化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布局。应该对运营管理机制进行进一步创新，对社会资金参与管理运作进行鼓励。对有公益性质，又有市场化操作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政府管理部门在其建设项目竣工后，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将其管理和运行委托给社会主体。社会在政府的指导与调控下进行管理，不但能够解决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能使社会的管理有条不紊。

四、结论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2

文化是社会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包括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一座城市的根基．城市文化区别的根本所在，具有其地域性与历史性特征，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与变化．城市特色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个性特征，其历史、文化是构成城市特色的重要因素．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地域风貌孕育了徐州这座拥有两千多年悠久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不可复制的资源．在经过了注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了文化带给人们心灵的满足感．汉代是我国民族精神确立的时期，是民族自信力最为强盛的时代，雄浑豪放、民风纯朴、开拓进取、百折不挠是汉文化精髓之所在．汉代也是兼容并蓄的时代，注重文化交流，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使得许多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开放也需要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从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容易感知自然之统一、阴阳之和谐，理解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这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内心所缺少．“以文化建构城市，让历史服务于现代”［1］把历史文化资源在城市设计中充分加以利用，展现汉文化主题，可以更好地提升城市知名度，进而打造“文化徐州”的品牌．

2徐州汉文化研究与发展现状

四百多年的两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无比辉煌的一页．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保留着很多汉文化的遗迹．除了汉墓、汉兵马俑与汉画像石以外，还有项羽的戏马台、刘邦的拔剑泉、子房山等．其艺术形式多种多样．如石雕、砖雕、玉器、金银器、漆器、陶器、建筑等．其中，很多属于国宝级文物，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这些是汉文化研究的物质基础，反映出距离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汉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是汉文化研究与开发的基础．从汉文化遗迹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浑厚豪放的汉代精神，这也是融入城市文化之中的精神力量之所在［2］．对于徐州这座有着悠久历史与独特文化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迹留存是现代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发展可供研究与借鉴的实物，是延续城市文脉的源泉．在两汉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徐州市近年来加大了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建造了许多仿汉文化景观和以汉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公园．作为传递汉文化精髓，塑造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树立两汉文化品牌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文化景区的建设是徐州汉文化展示的一个亮点．以汉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公园，集中展示了两汉文化精髓．融历史博览、园林景观、旅游休闲为一体，动漫展示与互动形式的融入增加了趣味性，使游客主动参与其中．建筑设计突出汉文化主题，以仿汉建筑为主，突出汉代建筑雄浑、大气的特点，这也是汉文化精神的一种直观展现．除此之外，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馆、龟山汉墓、汉城等景点分散布局，以点带面，营造出城市的整体文化氛围．公共艺术方面的汉文化展现，主要体现在公共环境中的雕塑与壁画作品．例如，三环路环岛的系列雕塑、云龙山隧道口的浮雕、泉山断崖壁画等．汉文化作为徐州现代城市设计之精髓，在建筑、城市景观、公共艺术等方面都应有整体的规划与设计．要考虑诸多的因素与层面，充分体现城市特色、个性与魅力，并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去进行现代城市环境的构建，真正使城市精神与内涵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使人们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3］．

3现代设计理念与徐州汉文化的结合策略

如何将现代设计理念、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设计，是当代设计从业者一直在探讨的课题．文化存在于精神，反映于物质．在现代城市设计中无论是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还是文化媒体的传播，都植根于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外化体现．人们置身于城市文化氛围之中，了解城市历史与文化，直观感受到城市文化的底蕴与内涵．汉文化要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现代与传统才能达到和谐的统一．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展现徐州汉文化，就是要把城市文化的独特内涵用现代设计的视觉语言展现出来．

3．1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建构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园林与公共艺术等，这是城市的大环境，是城市文化风貌最直观、最生动、最形象的呈现，人们置身于其中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体验．汉代距今历史久远，留存下遗迹多为墓葬．所以，在城市空间设计中应注重汉文化精神的融入．例如，简洁方正的整体风格的营造与自然材质、有代表性色彩的运用，都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汉文化中的古朴与庄重．要使汉文化能够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空间中，就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以现代设计理念进行重新规划与整合，经过抽象与重构的过程，古为今用．例如，汉画像石艺术馆新馆的设计，融汉文化内涵与现代设计方法为一体，既注重方正简洁，又不拘泥于讲求对称的汉代建筑形式，依山而建，运用古朴自然的浅色石材融于周围山水之中，建筑周围园林景观的设计洒脱而写意，使得建筑整体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在建筑形式上以粗犷的直线条似刀削斧劈般建构出整体形态，体现出雄浑豪放的汉代精神，如图1所示．建图1徐州汉画像艺术馆新馆Fig．1Fig．1XuzhouMuseumofHanDynastyStoneRelief筑中既有代表汉文化特色的汉阙形态作为视觉符号，整体上充满时代感．建筑内部注重自然光线的运用，顶部及墙面大面积采用玻璃，增加透光性，使得内部空间通透而明亮，人们置身其中体验到汉文化与现代科技方法的完美融合．

3．2运用现代设计理念构建城市CIS系统

城市CIS系统全称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其基本内涵在于通过挖掘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给予城市准确定位．通过独具代表性的视觉形象，表达城市的文化内涵，使城市更加具有个性与特色，从而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人们在城市形象的提升中获得生活品质的提升，让更多的人通过城市中实实在在的品质，获得对城市的整体感知［4］．城市CIS系统是以创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为目标，以简练概括的视觉设计语言；突出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城市整体形象，展示城市品牌，彰显城市魅力．其中，既应包含传统文化内涵，又应反映时代气息与现代城市的精神风貌，又能通过简练而概括的符号语言；使人们获得有效的视觉感应，进而加深记忆效果，最终达到城市文化的传播和促进的目的［5］．城市CIS系统的设计过程是城市文化整合的过程．对于徐州这座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在进行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引入现代设计理念，构建城市标识系统．对于提升城市凝聚力，塑造城市文化精神，树立城市整体形象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中，应充分体现汉文化的内涵，使传统历史文化真正融入现代设计形式之中．

3．3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传播汉文化

汉文化品牌的传播离不开现代文化传媒．首先要以现代设计理念树立汉文化品牌，要依据不同的产品类型选择不同的包装形式和广告载体．徐州的两汉文化品牌必须打好文化牌，注重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具体产品形象包装上去．选择合适的品牌传播时机，采取平面、户外、展览会等形式的广告媒体和互联网、手机APP、数字互动媒体、车载移动媒体等新兴广告媒体，以合理的搭配使徐州两汉文化的品牌形象迅速深入人心．要在管理、销售和服务等环节上增加投入，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有形的品牌价值．在品牌传播上，要借鉴外来成功品牌的经营理念，系统、科学地调整品牌推广方向和发展目标，让徐州的两汉文化品牌独树一帜，并逐渐成长为国际性文化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播汉文化，树立城市品牌形象，政府应建立有关城市形象及相关内容传播机构，对此进行统一规划、运作．要调动区域内媒体为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服务，尤其是对城市文化的内涵、驱动要素进行统一设计．要充分利用媒体，借助媒体平台推进城市文化的塑造、传播和汉文化的传承．

3．4运用现代设计方法推动周边文化产品的开发

汉文化艺术节作为徐州汉文化宣传的重要平台，应调动各方力量，以汉文化作为载体，展示徐州文化底蕴与发展变化．以歌舞、民俗、餐饮等形式，共同营造文化气氛，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运用各种媒体的宣传与推广，弘扬城市文化，打造城市品牌．利用舞台剧形式展现徐州汉文化特色．借鉴平遥古城的《一把酸枣》、云南昆明的《云南印象》、皖南宏村的《宏村•阿菊》等极具地方特色且制作精良的歌舞剧，以直观的展示与极富艺术感的形式，使得人们对于当地的地方特色与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旅游商品开发亦是汉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人们来到徐州不仅要看汉文化的遗迹遗址，领略地域历史特色的人文风俗，感受到独特的城市建筑设施，还应购买到特色旅游商品，感受到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徐州现有的旅游商品包括汉画像石拓片、金银箔礼品、线装书籍、兵马俑文物的仿制品等．近年来，不断开发出丝巾、领带、扑克牌、明信片等旅游纪念品，从形式及内容上都过于陈旧与传统，与现代审美需求脱节，需要推陈出新，突破传统，把现代设计形式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对接与融合［6］．

4结语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城市文化文化战略城市文化体系

Abstract:ThecompetitionintheAgriculturalcivilizationeraislands;thecompetitionintheindustrialcivilizationeraismachinery,thenthecompetitioninthemodernnetworkeconomyisculture.Culturalstrategywillbeanimportantpointofbuildingmunicipalitiesinthewell-offsociety.Basedonthepositionofthecityculture;thispaperdescribesthreeadvicesofhowtobuildthemunicipalities’culturalsystem.

Keywords:thecultureofcityculturalstratagemtheculturesystemofcity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竞争有限资源以谋求自身的发展，城市文化作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繁荣区域经济的有效工具开始备受关注。文化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内容，只要是涉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审美观与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要素均可纳入文化范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如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取得“软实力”竞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成败。

一、城市文化战略——直辖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第一，城市文化战略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在城市战略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发展中的城市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仅靠物质和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还需要文化战略的有效运用，为城市注入一种动力、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因为一种优良的文化一旦确立，它就会逐渐成为城市的优良品格，成为实现城市长期发展战略的保证。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必然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1>

第二，城市文化战略是形成良好城市文化的保证。城市文化是随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这种城市里的文化仅仅是城市中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还不是现代城市管理与经营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它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品，是一种风气。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在原有城市文化现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着眼于城市文化结构发展目标的完整体系。一个城市要想建立自己的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明确自身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城市文化战略。

二、定位直辖城市文化——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前提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定位的城市显然是没有意识和盲目发展的城市。因此，对于搞好城市文化战略来说定位城市文化是其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关于如何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从传统的历史民族文化中追溯文脉

直辖城市文化的定位来源于整个城市传统的多元文化形态。在定位直辖城市文化过程中必须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反映城市的历史沿革和特有的文化积淀。

（二）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

直辖城市文化定位在承载城市历史的基础上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城市文化的内涵。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顺应城市的文脉，发展、革新、创造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新文化。

三、构建直辖城市文化体系——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世界城市从农业城市到工业城市、从产业城市到信息城市，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与此相呼应的是城市文化也得到迅猛发展。在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城市文化体系是整个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重点。城市文化体系包括城市的理念文化体系，城市的制度文化体系以及城市的视觉文化体系。

（一）梳理直辖城市文化理念体系

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城市公民的条理性思想，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城市的文化理念直接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建设行为。

首先，城市的文化理念要与城市的愿景相结合。愿景是对现实的超越，愿景会促成对现实的改造，愿景会形成推动历史前行的巨大动力。

城市的文化理念必须与城市愿景相结合才会使公民对城市的发展愿望变得强烈，才会使城市的建设者产生巨大的动力和激情，才能碰撞出深刻的城市发展智慧。直辖城市文化理念要以城市愿景为基础，在城市愿景的基础上提炼，使城市文化理念体现公民价值与城市理性的统一，公民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统一，公民满意与城市认同的统一，公民愿景与城市愿景的统一。

其次，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应当链条化。文化有着很深刻的民族根基、历史根源和对这个民族的现实考虑。时代可以发展，文化不能泯灭，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能够传承和凝聚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精神链条。

直辖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需要在浓缩提炼的基础上把核心价值观链条化，把公民、企业、政府机构、部门的独立价值链条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总体价值链条中。在保证个体价值观正确树立的同时，整个城市价值链条的运转自如才成为可能。对单根链条而言，规规矩矩，确保不出轨，整根链条才能沿着既定的轨道既快又稳地运转下去，整个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城市的文化理念体系才能坚固不摧。

（二）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

在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创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是建立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规章，为社会公众广泛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生产力，发表公共文化信息；为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为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要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要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

第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文化产业从其结构和行业来看，目前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层、相关文化产业层三大板块。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规划、有序开发，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

要充分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直辖城市文化资源，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把开发与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化特色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最大化和最佳化。要充分认识，“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其过去的生动见证；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而遗产是社会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世界在扩展或现代化的借口之下，拆毁和不适当的重建工程正给这一历史遗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认为历史地区是不可移动的遗产，其损坏即使不会导致经济损失，也常常会带来社会动乱。”直辖城市需要采取全面而有力的政策，把保护和复原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作为地区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制定一套有关建筑遗产及其与城市规划相互联系的有效而灵活的法律。同时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还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工作，探索如何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如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

第三，构架起“知识城市”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在知识型经济社会里，人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拥有更多财富，而且应该成为未来共同财富的创造者。知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它只能在交流和传播中创造价值，延伸价值。“知识城市”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和城市转型的客观需要。所谓“知识城市”是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

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优势，完善基础设施，构筑创新生态学氛围，高效利用“城市创新引擎”（UrbanInnovationEngine），构架起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打造“知识城市”的品牌，必将对一个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当务之急，我们要按照“知识城市”的整体布局，整合资源，建立起城市内统一的知识网络知识共享文化环境，并逐步与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知识网络平台相链接，以推动和促进“知识城市”和知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直辖城市知识共享制度系统，还必须建立有专门的能使人获得知识的组织机构，以推动和促进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的成长。

在城市知识资本评价制度体系方面，必须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打破传统的观念，强化“知识第一”的经济理念，将知识纳入会计计量与报告系统中，对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公式进行修正和拓展到新的公式：实物资产+知识资产=负债+实物资本权益+知识资本权益，以更加准确的体现国家、企业的真实情况。

另外，为了通过减免税促进知识产业、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发展壮大，并根据知识产业、知识经济和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设计“知识城市”，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不能依据目前传统的会计制度，将知识资本认定为负债，这可能会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缺乏领导者的支持和资金而失败。必须将智慧、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纳入统筹考虑，加速建立直辖城市的知识资本的会计制度,使知识、智慧与金融资本完美结合，以促进“知识城市”和企业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创新直辖城市视觉文化体系

在今日世界全球化的带动下，很多大城市开始快速进入“球体网络社会”。在这种球状形态社会中，人们的尊严和地位提高了，开始有了更高的话语要求和广泛的“看”的视觉需求，视觉打通了我们与周围社会情感沟通的关系。这和以往的文化相比是很大的变化，并且直接导致视觉要求的提升，城市文化开始大踏步跨入视觉时代。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决定了视觉文化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基于直辖城市建设现状、城市发展和公众感知的规律，我们认为在直辖城市视觉文化体系建设过程中，首先要遵循系统性原则、个性鲜明原则、结构优化原则和布局均衡原则。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4

城市的立体空间是由纵横交错、高低错落的大量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种设施构成的，以建筑群的排列围合形成街道空间、社区空间、广场空间、单位和居民的院落空间等。相对而言，建筑本身是封闭的、有一定规模体量的实体空间，街道、广场、公园和院落等则是开放的、可供公共活动的虚体空间，再加上自然山水和风景园林等具有生态功能、自然与人文的开放空间，这些空间共同组合成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和空间秩序，以满足人们工作（生产）、居住（生活）、交通（交往、交流）和游憩（景观、旅游）等需要，并以多种多样的空间布局方式和立体空间形象凸显城市的空间面貌和特色。由于城市空间主要是由大量建筑通过不同组合手段、空间结构和表现形式建构起来的，可以说，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形象的主体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城市的空间面貌和特色。说到底，建筑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产物，城市空间形态和形象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追求和城市的文化色彩，建筑文化在城市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们不能小觑。建筑是人们根据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使用一定的建筑材料、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遵循一定的审美观念（建筑艺术）建造而成的空间作品，是人们文化智慧的结晶和美好愿望的载体。建筑大量聚集并按一定规律排列组合、持续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便形成了城市，构筑了城市空间。

城市建筑的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工业（生产）建筑、商业（物流）建筑、公共建筑（内容丰富多彩）、居住（生活）建筑、风景园林建筑和交通建筑等，它们遍布于城市之中，与自然山水环境和道路交通网络相结合，构成了工作（生产）空间、居住（生活）空间、交通空间和游憩空间等。这些建筑既有各自明确的功能定位，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相辅相成，营造出纵横连贯而又富有变化的、巨大的城市空间实体，为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可见，建筑是城市空间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表现者和传播者，其对城市空间文化的贡献率是第一位的，担当着十分突出的主演角色。城市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城市空间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它是各类建筑长期积累、组合而成的产物。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汇集了从古至今的各种建筑，包括建筑遗产、历史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形成了历史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相衔接、相碰撞、相依存、相融合、共发展的“大合唱”，赋予了城市空间起伏跌宕、丰富多彩、传承记忆的文化内涵，镌刻着时代交替、社会变革、城市兴衰发展的文化印记，记载了城市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件、传奇经历和文化故事，记录了城市文化的演化历程。这些都是通过建筑语言（包括选址、内容、形式、风格、色彩和尺度等）可以明白告诉人们的，建筑因此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见证。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空间位置、使用功能、科技含量、表现形式、设计风格、外在色彩及其空间组织的效果，那些杰出的建筑设计成果往往能成为城市空间文化发展中的佼佼者，成为城市文化特色的标志和城市的象征。比如，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建筑群、拉萨的布达拉宫、武汉的黄鹤楼、西安的钟鼓楼、聊城的光岳楼、杭州的雷峰塔、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以及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等，这些建筑无一不是城市古今空间文化发展的亮点，无一不是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和鲜明象征。

二、建筑是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

建筑是城市发展中积聚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它们默默地屹立在城市中，构成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其实，建筑是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当时当地社会的背景、制度、经济条件、资源状况、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后天的坎坷或顺畅的经历及其兴衰的遭遇，从它们现存的身躯和相貌上，人们可以洞察出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文化意义以及未来的命运走向。通过聆听一座座建筑及其组合体对其身世、作用、姿态、信息和保护程度的“倾诉”，我们可以分析总结出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全面了解过去，认真面对现在，理性筹划未来，从而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建筑会倾诉历史社会的文化真相

现存的历史文化建筑遗产就像是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可以告诉你当年当地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和信息。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建筑，至今屹立在罗马，已有1934年的历史，其气势宏伟（高约50米）、巍峨壮观的古罗马风格建筑形象直观地传达出当时奴隶社会城市文化的奢华、浪漫、疯狂和残忍。当时征战与争霸的文化传统使奴隶主贵族观看角斗士之间、人兽之间进行生死搏斗的娱乐十分盛行，该建筑明白地告诉你奴隶社会城市权贵们奢侈欢纵、奴隶们（包括战俘）命运悲惨的社会文化史实。再如，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建筑群，位于城市中心，至今已有698年的历史，经历过明清两代24个皇帝，以其10米高的红墙和9000多间房屋建筑的对称组合传达出中国古建筑风格，规模宏大壮观，富有皇家气派，直接地告诉你当时封建王权在城市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尊荣和帝王富丽堂皇的生活，反映出封建社会等级礼法森严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历史事实，为人们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500多年来由鼎盛到衰落的文化故事，紫禁城（故宫）不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象征，还成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标志。又如，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位于城市西部，至今已有453年的历史，路易十四至十六在此当政，直到法国大革命成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被送上断头台。它以冷峻的几何结构、庄严的气势、壮丽的外观，体现出王权的不可侵犯，并会告诉你当年法国皇室贵族尽情享乐、豪华奢糜的生活事实。1783年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订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因此凡尔赛宫又作为近代史上重要的见证地而闻名于世。如此等等，当人们参观和考察现存的历史建筑和建筑遗迹的时候，通过建筑与人的对话，可以了解到建筑所处年代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社会生态、经济基础和文化生活等真实情况，感受到该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换句话说，就像是在阅读一部部浓缩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史书。

（二）建筑会倾诉重大历史事件的悲喜

现存的不少历史建筑和建筑遗迹会以它们经历过的历史巨变，直白地告诉你当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大悲大喜，让你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善恶，与之同悲同喜。比如，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圆明园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兴建的大型皇家园林，其中建造了金碧辉煌、形态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世界上当属罕见。1860年和189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发动战争侵略北京，肆无忌惮地在圆明园疯狂抢掠后烧毁了圆明园，使这座经营了150多年的宝贵园林遭受灭顶之灾。现留存的建筑残体（如大水法西洋楼被破坏的建筑遗迹等）和大量建筑遗址强烈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惨痛的历史教训。再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由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物组成。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天安门广场以其雄姿、气魄和魅力告诉你，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从此站起来当家作主，天安门广场由此成为现代中国的标志和喜庆象征。又如，北京奥运村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和“水立方”游泳馆等建筑，以独特造型和庞大身躯傲然屹立，它们会告诉你，2008年8月在北京首次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展示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雄厚实力和豪迈精神。如此等等，建筑会以它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鲜明形象和所遭遇的历史惨案残迹，有声有色地告诉你其中的悲与喜、恶与善、苦与乐，让世人难以忘怀，从而成为民族浩劫、社会革命和时展的铁的记录和真实写照，写入城市文化发展的史册。

（三）建筑会倾诉各个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

城市融会了各个历史时期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建筑的形式、内容、风格、体量、高度、色彩和细节都会明白地告诉你，每一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思想、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比如，我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建筑物，从总体上看，以大屋顶、砖瓦土木结构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为主。皇宫、寺庙及大型公共建筑等往往高大气派、多层多院、尺度较大，采用筒瓦凸脊、斗拱挑檐等造型；民用建筑多为灰瓦坡面、单层院落（如北京的四合院）、开间不多，并设有照壁等，这些建筑与西方建筑形式迥然不同，独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风采，北京紫禁城（故宫）、雍和宫和现存的胡同四合院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比如，我国建国后到“”时期的建筑物，限于经济能力和思想水平，在建筑形式上往往坡屋顶和平屋顶都有，仍采用秦砖汉瓦、木构梁架，或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油毡平顶（有的设女儿墙），公共建筑多为多层楼房，少有电梯，住宅楼和平房宿舍成行排列，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特色。建国十周年北京评选出的十大建筑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建筑成就和建筑艺术水平。之后对“大屋顶”的批判和只是“注意美观”的原则，使大量建筑成为清一色的模样。北京1971年后建造的前三门大街的一幢幢临街高层住宅楼，有5公里长，它们是拆了城市的老城墙建起来的，却又崛起了一道由雷同的住宅建筑构成的新城墙，没有形式上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中兴建了大量建筑，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外建筑设计思想的引进，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开发的兴盛，城市里高楼大厦云集，瓷立面和玻璃幕墙随处可见，致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销声匿迹，只有少数公共建筑形式富于变化，于是形成了建筑形态类似的“楼的海洋”，或者说几乎成为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很多老旧建筑被拆除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新的楼房和街道，原住民找不到“回家的路”。可以说，高、大、洋的建筑形式占据了当今城市发展建设和城市文化空间的半壁江山。

三、大量雷同建筑是造成“百城一面”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山形水势、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民族习俗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建筑的布局、密度、材料、形式、风格、组合方式和景观效果千姿百态，加上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结合、协调、互借、对比和交映等，营造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城市，从而使我国的城市文化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建设项目上马兴建，如火如荼，楼房林立，成就斐然，专家和群众却发出“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的文化感叹，认为我们面临着城市特色的危机，这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我们应当认真面对的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窃以为，大量的雷同建筑是造成“百城一面”现象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以下4个方面：

1.无视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有机结合。

城市因拥有自然山水环境的本色景观而美丽和富有个性，城市建筑位于自然山水环境之中，应与自然山水环境有机结合、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巧妙利用自然山水环境，共同塑造城市的外在美。然而，当今城市的建筑往往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无视自然山水环境的存在，圈占建设用地后，或削山填水，或挖土砍树，大量高楼平地起，却失去了自然山水环境空间美的衬托和融合，加之大量建筑形式和风格的雷同，无法显示城市的独到之美。大量建筑围绕青山绿水而建，高大密集，遮住了城市自有的山光水色，只见高楼林立，而不见山水之美，我们在福州三山、桂林三山等山水风景名胜处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对体现该城市的自然山水景观特色是很不利的，应引以为戒。我们看到，有的平原城市，如濮阳、石河子等，缺少山光水色，但这些城市大量植树造林，以丰富多彩的园林绿化景观将自然生态环境与大量建筑相结合，尽管建筑特色并非出众，却使城市特色因建筑与园林绿化的有机结合而别具一格，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2.忽视历史传统建筑的乡愁本色。

城市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城市里，尤其是旧城区和“城中村”保留有大量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它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人文故事、深远的纪念意义和乡愁寄托，是体现该城市文化特色的鲜明要素。但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以大拆大建方式来改造旧城区和“城中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大刀阔斧的改造中，历史传统建筑和街区、胡同、村落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一些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即使被保留下来，也是孤零零的，被大量现代建筑包围，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本色荡然无存。乡愁本色丧失了，也就失去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人们对城市的依恋之情，使得该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色黯然无光或销声匿迹。淹没在大拆大建之中的“乡愁”呼唤着什么？它告诉我们，新型城镇化发展绝不是拆旧立新，绝不是以全新的大量雷同建筑形成“百城一面”的城市发展景象，而葬送城市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

3.大量现代建筑“平起平坐”。

每一幢建筑都应该有自己的城市地位和功能要求，其建筑体量、形式、风格、色彩和使用性质等是不尽相同的，鉴于此，城市建筑群的组合应当形成高低错落、有主有次、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虚有实、有伸有缩的建筑空间形态特征，从而形成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特色。可是，由于当今建设项目上马快，建筑创作缺乏精心设计，往往使用相同的建筑材料，业主又追求容积率和高大的体态造型，加之城市规划管理控制不严格，于是，不少现代建筑“平起平坐”、大同小异、不分主次、难分高低，没有空间变化，没有虚实对比，无法形成优美的城市建筑空间轮廓线和景观效果。如果你走进这座城市或那座城市，几乎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差不多大小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分不清到底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那座城市，甚至分不清是在北方城市，还是在南方城市，也就难怪会让人产生“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的感观效果。

4缺少众所周知的标志性建筑。

当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就知道这是巴黎；看到悉尼大剧院贝壳建筑，就知道这是悉尼；看到克里姆林宫，就知道这是莫斯科；看到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知道这是拉萨，如此等等，加上笔者前面列举的我国几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已经成为该城市的象征和亮点，为人们所熟悉，在视觉和心灵上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和可识别性，成为城市文化特色的杰出代表。标志性建筑对于突出其所在城市的文化个性特色是精彩的一笔，有着重要的识别意义，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能小觑。在不少城市，标志性建筑不止一处，比如北京，就有紫禁城（故宫）、天坛、北海白塔、颐和园佛香阁以及雍和宫等，再加上2008年奥运会建造的“鸟巢”，它们已经成为识别和反映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我们应当看到，尚有不少城市还缺少被人们所公认的标志性建筑，而满目是似曾相识、大同小异、模式雷同的楼群，减弱了城市文化的可识别性和个性特征（包括历史性、地方性、民族性、宗教性及纪念性等），这也是让人们感到城市特色不鲜明而认为“百城一面”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反对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追求“建筑有了高度就有了城市知名度”为出发点来搞标志性建筑，但如果能符合城市发展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性，尤其是发挥建筑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力、技术和艺术上的创造力、别具一格的思维能力，采用让人们认同的建筑形式与风格，构筑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让建筑在城市中的主演角色得到充分表现

城市中的建筑是贯穿在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它们储存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展示文化活力，担当着表现城市文化特色主演角色的重任。时至今日，由于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再生、拆旧与建新等思想的碰撞、经济利益博弈以及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大量雷同建筑上马，导致城市风貌“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给我们提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要扭转这种局面，说到底，还是应当抓住建筑这个主因，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因地制宜、因城而异，让建筑在城市中的主演角色充分表现出来，努力去建构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

（一）要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鸣锣开道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呼吁“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城市现代化，特色更重要”，并提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一定要处理好人、自然、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建筑是人为作品，是人们在城市里谱写的立体文献和人的文化的表达，是体现城市特色的关键要素和空间实体，需要给予很大关注。窃以为，在“”时期是从政治上扼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从经济利益上抑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如2013年11月宋春华在“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论坛所言“，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反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GDP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导致“百城一面”和“山寨建筑”横行。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开了我国城市文化大发展新的一页，强调城市文化特色已经成为我国各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共同追求。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千方百计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鸣锣开道，敢于揭示文化价值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以及规划师和建筑师话语权失落等问题，从而让建筑真正充当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主演角色，创造出泱泱大国的建筑风范和各具文化特色的城市。

（二）要发挥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相契合的导向作用

城市规划与设计是高屋建瓴地从宏观上、空间整体上、城市发展秩序上和实施的可能性上，对城市发展建设进行纲领性指导和科学合理的部署安排，是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蓝图，而建筑创作是在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针对具体建设项目进行建筑功能使用与技术、艺术的分析研究，需要作出方案比较和科学合理的审美决策，是建筑具体设计和施工的首要环节，两者都与城市特色休戚相关，不能脱节，只有两者相互结合、交流、配合和促进，才能为塑造城市特色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是不够契合的。规划部门往往从行政职能的角度来审视建筑创作，不能从理论上、技术上、艺术创意上来阐明“规划条件”的要求，受长官意志和个人好恶的支配，要么卡建筑创作构思，要么放任自流，建筑创作如何出成果就要碰运气了。从建筑创作来看，在领导意见和开发商利益的约束下，建筑师的创作思路和想象力放不开，往往是“权”和“钱”占上风，领导和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缺乏文化创意，对于规划部门或硬卡或放任的做法都无动于衷、得过且过，使建筑创作跟风、追风和“刮风”，难免会出现雷同的建筑。这就希望今后的规划控制与建筑创作能够有效结合起来，加强交流，主动配合，弘扬传统，支持创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中，既要融入现代元素，又要保护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使建筑在我国城市文化发展中增光添彩，缔造出“中而新”的建筑风采，使城市各具特色。

（三）要刹住大拆大建的城区改造之风

城市里尤其是旧城区留有大量老旧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会说话的历史文化见证，是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寄托乡愁的载体，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不能认为旧的就是落后的、破败的、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障碍物和现代化的绊脚石，不能认为城市现代化就是要大拆大建，进行彻底改造。历史本身就是“过去时”，就是旧的。对于城市文化发展，建新是必要的、应该的，保留旧的传统建筑也是必要的、应该的，新旧并存才有城市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空间时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城市文化。可是，在当前城市发展建设中，不少地方以大拆大建促发展，开发商看到了旧城区和“城中村”拆旧建新的商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拆大建的改造之风上演了，造成不应有的城市文化损失和破坏，引起了专家和群众的质疑和不满，应当引以为戒。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就要求我们今后不能再用大拆大建的方式来改造城市了，要慎重考虑旧城区、旧街道、旧建筑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不能让城市里已有的反映城市特色的建筑在大拆大建的推土机下一古脑儿被铲除掉，留下永久的遗憾。

（四）要强调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

自然山水环境是城市的本色和先决条件，是构成城市特色的基础和城市文化发展的摇篮。建筑是诞生在自然山水环境之中的人为作品，应对自然山水环境产生锦上添花的作用，与自然山水环境共生共荣，使其特色更加鲜亮，而不应该用密密麻麻的建筑将自然山水环境掩盖、封闭起来，导致不显山、不露水和缺少绿色环境。要知道，尽管建筑千般好，精工难比自然美。如果以削山填水、挖土砍树来大量兴建雷同的建筑，恐怕就会事与愿违，把城市原有的特色也毁了。试想建国后新生的新会城，以“一城绿葵半城湖，四时繁花春色媚”的花园城市风光而独具特色，还有十亩榕树林形成的“小鸟天堂”堪称奇观异景，如果新会城全被大同小异的楼房所占据，其玉兰街、龙眼街、芒果街和紫荆街等形成的“绿色隧道”也就消失了，鸟儿都飞走了，还能突出区别于其他城市风光的新会特色吗？不言自明。人们之所以反对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起高层建筑群，皆因它会破坏“有山山不高，有水水不大”的西湖的独有特色和优美风光，如果西湖风景失色，杭州还能有“天堂”的美誉吗？因此，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一定要与该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要在保护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自然山水环境增光添彩，否则就会产生“化神奇为平庸”的效果而成为建筑设计的败笔。

（五）要开展对建筑的评论和评优活动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5

几年前，许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种名为《大地走红》的环境艺术，就是用几万把红伞把公园装饰起来，形成一种供人欣赏的景观。但很快这一艺术就产生了一种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效应：它在每个城市的展出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话题就集中在市民们观赏这些露天展放的红伞时的行为方面。在许多城市里，这种展出的后果可以说成是“惨不忍睹”：几万把红伞被前来参观的市民们偷的偷、抢的抢、糟蹋的糟蹋，最后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况却出奇地好，参观的市民秩序井然，红伞无一丢失，也几乎无人为的损坏。这种反差的出现可能有几分偶然，但对于传媒来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件事被与此事有关的城市当地传媒视为一件表现本地市民素质的大事尽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当中的确引起了一些震动。这件事因此而成为影响一个城市声誉的事件，有的城市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现而自豪，有的城市则感到有几分尴尬，似乎自己出了丑。总而言之，这个事件使许多城市注意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城市的形象问题。

现代文化的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讲就是都市化，人们的生存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都市为中心辐凑、汇聚了起来。在这个辐凑、汇聚的过程中，都市不仅在物质上、空间上发展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都市文化对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当一个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时，便构成了一个城市本身的形象。

城市形象不是当代文化特有的现象，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可以说都有自己鲜明的形象：伯里克利的雅典[1]以辉煌的卫城建筑、民主的公众生活、完美的悲剧艺术以及伟大的苏格拉底构筑起了这个城市彪炳千古的形象；奥古斯都的罗马则是以宏大的竞技场和水道、高贵而又残忍的罗马公民、所向无敌的帝国军人构成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形象；维多利亚的伦敦形象是雾气沉沉的天空、泥泞的街道、一本正经的商人和衣冠楚楚的绅士；“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盛唐时代的长安形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北宋盛期的杭州；而“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则是曾为十朝故都的南京……城市形象显示着城市的个性，也成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古雅典黄金时代的执政伯里克利在追悼阵亡将士时所作的一篇演讲就是一个鼓吹城市精神的例子：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

……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2]

这篇演讲是用城市形象来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团结、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够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着这种凝聚力，一个都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起来。只是在当代这样一个比过去更加关注形象、更加依赖着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城市形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实际的意义。

1955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市通过一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选中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设计方案，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和几乎相当于预算二十倍的费用才建成了这座建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剧院。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和具体使用的效果来看，这座建筑的效果决不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几十年来，悉尼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得堪培拉、墨尔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与这座歌剧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说，悉尼歌剧院每年在无形中为悉尼作了上百亿美元的广告。无法断定这种说法是否有点夸大其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剧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这种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确为悉尼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时至今日，人们要提到悉尼，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剧院。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这座歌剧院为标志。诸如此类的城市形象标志可以找到很多──巴黎的凯旋门和埃斐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双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北京的天安门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个城市的形象变得鲜明具体，可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即静态的、物质的或者说是“硬件”的部分，还远远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还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

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动态的、富于活力的“软件”部分。这就是一个城市中的人文氛围。有一位学者在讲到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时这样写道：

在任何一个认真的旁观者看来，维也纳人似乎永远沉溺在狂欢闹饮之中。吃、喝和寻欢作乐是维也纳人的三种基本的德行和快乐。他们永远在过周末，永远在过狂欢节。到处是音乐。无数的酒馆里无论白天黑夜挤满了酩酊酒鬼。到处是成群的纨绔子弟和衣着入时的妙龄少女。无论何处，无论是日常生活、艺术还是文学中，流行的都是优雅机智的玩笑。对维也纳人来说，世界上一切事情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他们能够开个玩笑。[3]

这里所描述出来的维也纳，完全是一副颓废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形成不是它的建筑或其他“硬件”条件的变化，而是人文氛围起了变化。维也纳城市建筑的风貌也许很多年都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却会随着人文氛围的变化而变化。

再比如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的杭州，被当时人称为“销金锅儿”。这就是当时杭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更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描写是：“行在（按指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4]这个在中国与苏州并称为“天堂”的城市，它的魅力决不仅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南宋以来商业的繁荣所带给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形象，即所谓“销金锅儿”。马可·波罗所说的“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的真实含义也就在这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只是杭州形象的不变的底色，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却是在人文氛围的变迁中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只有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方面讲才能够显示出城市形象变化的意义。

维也纳也好，杭州也好，这些城市形象的人文氛围方面都明显地显示出娱乐文化的特点，这似乎应当算作那一类奢华、颓废的消费型城市的特点。确实，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朝廷统治下的杭州有几分相似，都带点颓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文化对于形成城市形象的作用只是发生在这些颓废的城市上。一个城市形象的“软件”部分，即那些生气勃勃的、最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部分，主要就是表现在城市的娱乐文化方面。从古雅典的半圆形剧场、古罗马的大竞技场直到现代城市争相攀比的标志性公共设施──大型体育馆、歌剧院、游乐场等等，都体现出娱乐活动在一个城市的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城市的活形象，就在于它的娱乐活动的方式。

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讲到南宋时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种种好处：

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收，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这里讲到当时杭州官府给民众的种种好处，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运。或许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与其他城市相当，然而只要是一个繁荣、成功的城市，总归会使市民产生一种作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自豪与幸运之感。这就是古代雅典、罗马等伟大的城市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今天的许多大都市市民的“都市人”意识。这种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与幸运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

这样一种城市形象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个体有什么意义呢？那种使市民足以引为骄傲的城市形象实际上是在为市民个体提供着一种共享性质的生存体验。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公民的特点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5]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给每一个城邦权利和义务，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识的起源。这种“公民”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叫做“政治动物”。不过伯里克利和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一词不能用后来的阶级统治观念来解释。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为“城邦事务”。“政治动物”意味着公民在存在的本质上与城邦或城市的一体性。在血缘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血缘链的维系而实现的，祖宗和后代构成了他生存关怀的基本目的；在阶级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存在是服从于社会等级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脱离阶级体系的个人化的意义关系。而在一个雅典式的城邦或城市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是通过与整个城市的一体性存在实现的。按照伯里克利的说法，雅典城邦中个人的价值是被城邦充分承认的，这个价值就是自由：“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就是说，雅典人的价值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他人给定的，而是通过“勇敢”──即个人作为城邦公民的行动──而获得的。反过来说，城邦的存在其实也是通过个人的“勇敢”而实现的。当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实现城邦，当他为城邦效力的时候也就是在实现自己。这就是个人与城邦或城市的意义共享关系。

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政治制度史上只能算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在这种城邦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公民意识却是后代城市意识的源泉。一个城市的市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时候，他正是在表达一种把他个人与城市在情感和价值上结问一体的需要。可以说，一个城市是否有内在的活力，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为它感到自豪和自信，是不是真正与这个城市的传统、与它的精神一体化了。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两名挑着粪桶卖粪的挑夫互相商量道，今天的货卖完了后就喝口水，上雨花台看落照去。文人闻之后不禁感叹道，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就是说，南京作为六朝故都的气象已渗透到包括菜佣酒保在内的普通市民精神深处，使市民从精神气质上与这座城市、与它的形象一体化了。

当代城市比起伯里克利时代的城邦当然远远不同了，即使与后来晚近得多的古典城市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与过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城市居民的情况变得复杂多了。近年来在许多城市中发生过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马路上的窨井盖被盗的事情。偷盗窨井盖的行为除了作为一般盗窃犯罪的动机之外，还意味着偷盗者与城市关系的疏远。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偷盗窨井盖比起其他盗窃行为来，风险和犯罪感的心理阈限要低得多，利益的诱惑也同样低；与此同时，窨井盖被盗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却很明显。因此，一般说来偷盗窨井盖的诱惑力应该不是很大。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多的窨井盖被盗的事件呢？根据调查了解的结果得知，绝大多数偷盗窨井盖的事是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所为。这部分人与城市的关系当然是比较疏远的。当“大地走红”展出在上海、天津之类的大都市遇到被哄抢、偷盗或故意损坏的尴尬局面时，人们也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流动人口的身上。显然，当代都市中的流动人口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这些人与城市很少能产生共享性，因而发生那些尴尬局面似乎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然而在这种事件的发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态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机构为了方便市民、进一步亲和城市与市民的关系，曾在许多交通管理地点准备了大量“便民伞”，无偿提供给市民借用。但不出一年，这些“便民伞”中的绝大部分一去不返。据说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也与流动人口有关，然而那种带着显眼标志的“便民伞”被人随意携带离开南京或留作己物而无人过问，说明市民对这种事件抱着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事实上，窨井盖和红伞被盗之类的事情发生或得不到制止，也不能说与一般市民的冷漠态度无关。在许多城市里要找到诸如“便民伞”散失之类的于社会公德有亏的问题实在容易。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市民文化素质的问题。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还有更深远的原因。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骄傲，而在当代，许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时，口气常常是批评的甚或自卑的。这好象是一种谦虚的美德，然而也可以看出当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与城市的疏远。当代人在与他人交流时，通常注意表现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职业、地位等等，而很少想到自己还是某个城市的市民，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获得别人的尊敬，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于其他小城市的人、八十年代广州人之于北方开放较晚的城市中人。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等级意识，人们就很难意识到自己作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冷漠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市民与城市关系的游离。

三、主流文化圈与城市精神

在中国，本世纪发展起来的许许多多大城市中，上海应当说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比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喝咖啡。当然，如果说的是三四十年代，至迟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但如果说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装之类的生活方式，不消说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却一直还保留着咖啡店，上海人还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这件事的确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设想一下，在全民投入“”，努力倡导思想革命化，狠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肃清一切“封、资、修”流毒的“火药味”很浓的时代，同时也是生活资料高度匮乏、娱乐活动单调乏味的时代，有的人却在悠闲地品啜带着“小资情调”的咖啡，岂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吗？

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特点。对于上海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并不象其他许多地方那样被看成是奇风异俗。这是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又通过上海的资产阶级把这种生活习惯“传染”给了一般上海市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各个大城市过去的资产阶级都可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却只有上海人把这种习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甚至抵抗住了“”火药味的冲击。这个事实表明，喝咖啡虽然是件小事，但它标志着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上海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作为行为方式影响到了上海市民的各个阶层，而且影响到了他们的习惯心理，成为上海人特有的风俗。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方式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的风俗，根据在于这个城市有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一个城市要能够凝聚成一种精神、一个形象，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众有所归趋的主流文化圈。上海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日起便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由资产阶级和早期商人、士绅等“社会名流”融合形成的上海社会的主流文化圈不仅影响着上海的经济、市政乃至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城市社会中人们的观念里，这个主流文化圈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成为社会公认的标准。这样一个主流文化圈尽管在后来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消失了，而他们作为上海文化、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却一直潜藏在上海人观念的深处。所以即使是在火药味十足的“”年代，许多上海人仍然渴望着坐在幽暗静谧的咖啡店里悠悠地品啜。可以想见，人们心理深处所寻求的娱乐趣味仍然属于早已灰飞烟灭的那一群群出入于国际饭店、跑马场和音乐厅的社会名流们。

有一位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了一个特点：“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现：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职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辖着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五十万居民的地区，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6]

就是说中国的行政管理传统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而是靠社会名流的协助进行。一般地区的行政管理是如此，城市管理同样如此，因而中国传统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这些社会名流构成。从明清时期士人与商人结合形成的“绅商”阶层到后来上海的资产阶级，都具有这种社会名流的传统地位、实力和影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的管理不再是传统的社会名流的事，而是各级行政机构和单位组织的事。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城市市民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受到各级单位组织、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形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统一性的城市形象。这种类型的城市生活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名流阶层，因而也没有独立的主流文化圈，只有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管理结构与管理机制在起着引导或制约的作用。

这种管理方式从理论上讲一直是延续的，但对城市市民的精神、趣味的引导作用却随着城市社会的走向开放而逐渐消退着。当各级政府和单位组织不再对市民的趣味进行有意识和有效率的引导时，市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走向了随机发展的趋势，由于这种发展的随机性，城市形象也随之变得破碎和模糊起来。在这种城市生活的环境中，没有稳定的、有物质力量和号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响和引导市民精神与趣味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发地接受随机引导的方向。最典型的发展方式就是变得时尚化了：人们的趣味、爱好和评价标准都失去了稳定性和一贯性，一时兴起的时髦会改变整个城市的形象。由时尚制造出来的城市形象其实是一种畸象，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城市的真正感觉，没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只有不停地随波逐流变换着的社会风气。在一个没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里生活，人们当然无法产生对这个城市的爱，甚至无法产生对城市本身的起码关注。冷漠与游离便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四、狂欢与城市形象的凝聚

市民与城市关系的游离应当说是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当代都市不可能再回到古典城市的模式中去，那么怎样才能使市民与城市重新结为一体呢？公众性的娱乐活动就是当代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大都市之所以都那么热心于争办大型娱乐活动，从城市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就在于这类活动对于维系城市与市民的精神联系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当代都市中可以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人们的兴趣爱好和精神境界的差异是无法弥合甚至几乎是无法沟通的。然而，一场大型运动会不仅可能给城市带来可观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它将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情绪场，把市民吸引或裹挟进来。这种情绪场对于大众来说，具有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意味，通过近乎非理性的激情狂热使市民得到情绪上的沟通和认同。只有在这种全民性的大型娱乐活动中，城市才会暂时地消解掉它的多义性和多功能性，变成一个单一的活动群落。

公众性质的娱乐活动中，最典型的传统形式就是节日。从某种意义上讲，节日与当代城市中新的公众娱乐活动──大型运动会有相似之处，都是群体共享性质的狂欢活动。一般说来，传统意义上的节日是以民族或地域社区为一体形成特定的节日观念与节日形式的。以城市为单位，体现城市特色，作为城市形象展现方式的节日是一种较特殊的节日活动。

传统意义上的节日从本质上讲都是狂欢，也就是说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有序性的反叛。传统的节日所表达的、所寻求的是整个文化群落在自然意义上的共享和一体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节日的实质是反城市的：它通过狂欢状态否定城市对人的内在与外在状态的双重限制，即否定了城市人的教养等级和权利分配差异，否定了文化层次，使市民重新回归为人群。这种传统节日形态的最极端、最标准的形式可以从世界上许多民族习俗中的狂欢节活动里发现。

与此同时，当代的城市还在发展着另一种节日活动。这不是传统的节日，而是正在不断被城市“制造”出来的体现城市自己的个性的新节日，如啤酒节、风筝节、服装节、火腿节之类以及标以各种特别名目的艺术节。这些节日产生的根据当然首先是商业需要。这是当代城市为自己做广告的一种手段，即通过标新立异的节日名目吸引人们注意，并通过举办相关的节日庆典活动来进一步扩大商业影响和联系。由于商业动机的驱动，举办这类节日如今在许多城市中已成为时髦，节日的名目也越来越离奇。这类节日中有一些办得比较成功，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有的则举办不久就难以为继直至销声匿迹；有的甚至刚开始举办就失败了。总之，这些节日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仿民俗，基本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及其产物，决定它的生命力的因素不是传统，而是经营运作水平。

这些商业性的新节日当然不会具有什么反城市的意味，相反，它们倒是通过突出城市的特色来强调城市的存在。这些新节日的基本策划方式就是以各种手段突出、强化城市形象，也就是说，新节日不是反城市而是城市形象的表现方式。如果一个这样的新节日举办得很成功，那就是说它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形象：在外人看来，这个节日显示出城市的形象特色；在市民看来，节日激发了市民对自己城市形象的自豪与自信。

但一个靠商业策划而制作出来的节日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作城市形象呢？无论广告语言怎样强调这样一个新节日与城市文化传统的关系，它是一个新制作出来的东西，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不是文化传统自然生成的产物。一个城市有某种特产或曾经有过某种风俗，这同城市形象并不总是一回事。城市形象应当是城市性格的显现，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辐射力的表征。而新节日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其实是一种商业形象或者说广告形象，这是一个城市刻意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商业性外观，也可以说是这个城市为自己制造的“假面”。换句话说，一个商业性的新节日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城市制造着假想的城市形象。然而如果经营成功的话，这个假想的城市形象本身也会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认同方式。人们通过这个假想的形象去重新认识和体验这个城市，从而形成新的城市凝聚力，这正是许多城市的管理、决策层所希望做到的事，只是这个希望往往不能实现。因为商业性的经营运作如果不能与市民们的激情融合起来，新节日不能产生传统节日那种狂欢节式的一体化体验，这种节日就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广告而已，随着广告画面的褪色它的魅力也将褪去。归根到底，城市形象是市民精神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画面。

注释：

[1]严格地说，雅典城邦是一种国体而不是一个城市。但这个城邦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实际存在形态主要是以城市为重心，所以在这里我们仍把它看作是一个城市。

[2]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0-13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译自F.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Vol.2，p.167，D.C.HedthandCompany1981.

[4]引自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6

【英文摘要】thecausesof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havelongreceivedattentionfromscholarsathomeandabroad.particularlysince1980smoreandmorepublicationsonthissubjecthaveappeared.however,mostofthemfocusontheinfluencesofslavery,slaveryeconomyanddemocracyup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greekculture,therelationbetweenancientgreekcultureandancientorientalculture,andsoon;fewofthemapproachthesubjectfromcityperspective.takingclassicalathensforanexample,thisthesisaimsatexpoundingonthefollowingcityfactorswhichengendered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1.itisinthecitythatbusinessesgather,whichoffermaterialbasisfortheprosperityofclassicalculture,thecityisthecenterofindustrialandcommercialactivities;2.theboomofculturerequirescorrespondingtalentsandrichculturalresources;itisinthecitythatknowledgeandintelligenceassemble.athensisthesignificantstageforthepolistocarryoutcultural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activities.3.itisinthecitythattheinstitutionsofthepolisdemocracyarelocated,whichprovidepoliticalensurance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theestablishmentandoperationofthepolisdemocracyareinseparablefromthecityfromthebeginningtotheend.hencecityisthebasis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withoutcity,itwouldbehardtoimaginesuchabrillianceinthehistoryofclassical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culture/athens/city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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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7

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数据表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自1979年的387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7175元，整体上提高了44.4倍，年均增长比为14.32%。[5]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演变先后经历了由“粗放型消费”阶段向“集约型消费”阶段迈进，最后进入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舒展型消费”阶段。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大，我国文化消费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变化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支出、文化耐用消费品支出、教育费用支出、书报杂志支出及游园、看电影等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消费支出尤为明显。根据《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2011）》的分析测算表明，在“十五”至“十一五”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文化消费总量和城乡人均文化消费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已从2000年的264.07元增长至2009年的826.88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13.52；全国乡村人均文化消费也从2000年的186.72元增长至2009年的340.56元，文化消费年均增长指数达到106.91。[6]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将会实现质的飞跃与突破。尽管我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全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区域文化消费极不均衡现象十分严重，城乡之间的文化消费需求差距也越来越大，同期全国城镇人均文化消费增长远远高于乡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有数据表明，自2000—2009年近十年的时间内，全国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从1.41扩大至2.43，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了71.68%。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中部和西部文化消费需求的城乡差距扩大态势十分严重。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西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扩大到了82.14%，而中部整体人均文化消费城乡比也扩大到了76.90%。[6]其次，与发达国家文化消费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仍然存在文化消费规模偏低、文化消费总量不足、文化消费结构有欠优化等问题。据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总量约为9370亿元，其中用于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费总量仅为4685亿元左右，而用于发展性和智能性的教育支出占到文化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7]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比重明显偏低，文化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居民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仍然不足，文化市场发达程度不高。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的原因分析

制约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水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说，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到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其次，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导致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供求矛盾制约着文化消费的发展水平。许多文化古迹、革命遗址、旅游胜地和民间传说等文化含量十分丰富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并不高。地方性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少年宫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太慢，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山区，文化设施更加简陋；不同文化系统、产业的程度和规模有明显的差距。此外，由于创新性不足，当前我国文化产品本身与文化市场需求之间没有真正接轨，文化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期待之间存在脱节，能供城镇居民消费的中高档文化产品相对较少，文化产品价格的虚高和文化市场的不规范使文化消费市场无法真正满足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地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各不相同，各地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也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消费也极不均衡。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外，我国广大地区的音乐会、文艺演出、各种博物、科技展览、文化讲座等等，不仅数量上较少，而且在档次上也偏低。最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城镇居民欠缺文化消费传统，居民文化消费观念相对滞后，文化消费欲望不强。我国城镇居民宁愿将较多的财富用于交通通讯和居住方面的消费，而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比重相对较少。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8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里，曾经说过‘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文化环境，是大自然、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民族的智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美的享受，她也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窗口，并且她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们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公务员之家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城市文化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自贡彩灯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人类进化到城市生活水平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城市中创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是城市的人格化表现，是人类生活的空间化表述，体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形态格局，反映了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价值取向、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①历史文化名城自贡，以“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和“南国灯城”饮誉中外，闻名遐迩的“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为自贡彩灯赢得“天下第一灯”的美称。近年来，评选“中国魅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城市”“中国魅力名镇”等系列活动，使“城市文化”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许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后来者居上。怎样保持和利用“天下第一灯”这个民间艺术品牌，加快自贡城市文化建设，延续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必须进行深入探讨。

一、自贡彩灯历史

自贡灯会历史悠久，南宋淳熙年（公元1174年）正在荣州（今自贡荣县）做县令的大诗人陆游就留下“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的词句。据民国《荣县志》中记述：“新年灯会甚盛……而楼台为甲观，乡人通命曰亭，一城数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栋雕镂，临春组合，彩笺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燃四五百灯，辉丽万有。西人来观亦欣然，京邑所不见也。”进入上世纪，“提灯会”“放河灯”“瞒天过海”等风俗盛行，颇具地方风情和民间色彩。

1964年新春，自贡举办了“迎春灯会”，此为自贡灯会的发端。此后，自贡人民政府于1965年到1986年举办了二至七届自贡灯会。第七届时，中央电视台摄制了电视片《逛灯会》，自贡彩灯走向全国。1987年自贡举办第八届灯会，即第一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政府提出“以外为主，内外结合；以文为主，文贸结合”的办灯宗旨，自贡彩灯由单纯的娱乐型转化为文化经营型。1988年6月，自贡应北京国际旅游年组委会邀请承办“北京国家旅游年北海龙灯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灯会新闻会开始连续报道灯会实况，其间新华社多次向国外报道灯会消息，《人民日报》多次刊载灯会文章图片，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灯会开幕式及领导人观灯的场景，摄制并播出了《龙年龙舟龙灯》的专题片。自贡彩灯蜚声海内外。灯展期间就收到国内外的展出邀请，自贡彩灯从此开创了对外展出的新局面。1990年秋，“中国自贡灯会”在新加坡裕华园开幕，在举办当局赠送的锦旗上，赫然出现了“天下第一灯”的题字。②作为艺术精品，自贡彩灯不但凝聚了中华彩灯文化的精华，更以其新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魅力名扬四海，使自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得以“南国灯城”的美誉；而不断举办的“自贡国际恐龙灯会”让文化活动和经济贸易结媒，灯会搭台、经济唱戏，走出了一条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良性发展之路。在自贡，彩灯已经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色文化产业。

二、自贡彩灯的文化内涵

自贡彩灯的兴盛离不开民间俗尚的长久积淀，没有民俗活动的开展及隐藏其后的民俗文化心理，彩灯艺术不可能青春依然；而彩灯也以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参与了民族性格的生成和塑造。彩灯与正月十五元宵节有密切联系。元宵节也称“灯节”“灯夕”，起源于汉代。由于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农事活动决定了人们对自然天时的必然重视，而所谓天时在上古先民的感受中往往是一种神秘力量，在天时变化的节点上，人们便以祭祀的形式来确证天人关系，这就形成了岁时祭祀的传统。除“元宵”外，诸如“除夕”“社日”“七夕”“中秋”“重阳”“腊八”等节日的形成，无一不与岁时祭祀有关。这些节日充分显现了民众利用自然节令的转变来使自身顺应自然规律的所作所为，也基本显现出中华民族时间意识的基本文化构架。随着时间流逝，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事项及其传承活动都逐渐地被纳入民俗节令范畴；同时，由于造物技术的成熟和思想意识的复杂及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不断地建构着自身的精神世界，具有了把丰富精神生活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力。逐渐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提出了把某些文化内涵丰富、附加艺术价值厚重并有特殊意味的用器、物品，作为装饰、演示、说明和渲染某种文化精神的用品和道具的需要。这样，就使某些器物除了具有生活实用的价值外，还具有满足精神需求的功能，具备了某种思想教化、社会约束、心理寄托的功用。这些器物一则使社会生活的某些特殊行为获得庄严神圣的意义而成为民俗事象；二则在催生这些生活内容获得民俗意义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具有民俗指示性的物质表征。在不同的民俗活动中，不同的器物以其鲜明、生动、形象、直观的形式强化着民俗事象的情景，增添了民俗活动的兴味。

元宵节也称作“灯节”,灯彩的艺术感染力不言而喻。节日既是为着顺应自然规律适时地调整生产劳动，又是为着满足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人为地、历史地创造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风俗习惯，其目的在于使身心得到休息，使精神得到慰藉和补偿。它虽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但由于个体的需求不同，他们各自所期盼的节日也就不同。③元宵节作为全民参与的娱乐性节日，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名正言顺地放松心情而尽情狂欢，彩灯的奇异造型和绚烂色彩成为狂欢中最佳的节日道具。

当代彩灯艺术依然光彩无限，根本原因即在于其表征节日——元宵节节俗文化性质的延续。传统节日的主要功能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祈福禳灾是传统节日的基本精神指向。种种节俗活动无不围绕着一定的信仰展开，最终使心理和生理得到有效的调节，获得一种身心放松和精神慰藉。而现代节日的主题是以公共活动的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活动的中心不再是神灵信仰，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外在形式，但内涵已演化为一般性的娱乐性质。“欢乐性是民间节日的重要特征。”④元宵节原本就是娱乐狂欢的节日，其民俗文化的精神指向没有改变。以彩灯为载体，当不断被民众赋予更多的吉祥喜庆意义之时，赏烟花、观歌舞、打灯谜、吃元宵，以至购物、旅游，通宵达旦，民众在完全承认这种行为方式之时还在尽力地拓展这种行为方式。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海外异邦自贡灯彩也能大放光芒。

三、自贡城市文化建设

不可否认，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自贡已经丧失了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些旧有风貌，能代表“千年盐都”的特色景观寥寥无几。一般来说,城市是经济的中心,城市创造并积累着物质财富,但不能否认的是,城市同样是文化的中心,也在创造、积累并延续着人文财富。任何城市都有其文化特色,积淀下来也就形成了城市的文脉。所谓城市的生命力，似乎并不仅指欣欣向荣的经济景象或者直插云天的高楼大厦,更多的是指城市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由城市人文精神所构成的城市文脉才能说明城市的厚重感。⑤对自贡而言,“千年盐都”的文化记忆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之中,过多的扼腕叹息也于事无补，新的历史机遇,因彩灯艺术而萌发的新的文脉却变得明朗而清晰起来,这将使自贡的文化形象得以更新和传递。

（一）利用建设契机，重塑城市形象

城市是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结晶。⑥城市是社会文化的综合成果,它反映着所处时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哲学观点、宗教信仰等。城市的特色与其他艺术的特色有本质区别，它具有物质生产特性，是立体的、多层次的综合艺术，是动态化的艺术形式。城市的文化特色依靠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在社会中的生活而产生。自贡旧城的整体格局虽基本如故，但体现旧风旧景保存完整的街区却难觅踪迹。目前，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好包括“中国盐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几处重要历史文化古迹。这些形单影只的古旧建筑是成就“千年盐都”的点睛之笔。历史的传承总是在新旧交替中进行，有时是正面的继承，有时也可能发生突变。各具特色的时代建筑，看起来或许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经过岁月洗礼，它将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因为那已然是历史，从中可以找寻城市发展的印痕和踪迹。而在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方面，必须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共生协调发展，把城市建筑规划和人文景观设计与自贡民间艺术代表形式——彩灯结合起来，通过对新建建筑风格和样式的调控彰显新的文化特色。

（二）发展旅游资源，提升城市形象

旅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旅游总是与审美活动密切相关，其形式和内容虽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获得身心的愉悦。进入新世纪，文化旅游产业得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倾斜。自贡以“盐”“龙”“灯”为代表的旅游资源为打造城市文化形象提供了许多机遇。作为一项特色经济产业，彩灯也早已走出了一条外向型发展道路。如：2006年9月6日晚在八达岭长城上2008北京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时，就选择了彩灯形式并同时选择了自贡的企业承制。⑧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没有把可持续发展特性最强的彩灯放到打造城市文化形象的第一位置。文化的发展，必须根基于文化主体的自我选择和创造。我们对那些古珍旧玩，那些面临失传乃至消失了的民间艺术形式，尽量地抢救和保护，并将之放在博物馆中，用来告诉后人，我们曾经拥有怎样的文化传统。鲜活的民族文化应是流动的、辐射的，发展传播中又兼收并蓄着异质文化，它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相生相融。在自贡的品牌旅游资源“盐”“龙”“灯”中，彩灯最具特色。旅游资源是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审美和愉悦价值而使旅游者为之向往的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现象。作为旅游资源的自贡彩灯，其重要特色即在于它已然超越了地域限制。除每年举办“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外，自贡彩灯常年在外展出，如：200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游乐园举办“中国彩灯节”，从7月19日开幕至10月8日闭幕，前来观灯的游人超过100万人次。⑨这是树立城市文化形象的绝好机会。目前需要进一步开发和整合彩灯旅游资源，应以市场为导向，着重经营和推介彩灯吉祥、喜庆的文化意蕴，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城市的文化形象也将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

（三）加强彩灯管理，创造城市形象

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休闲成为当代民众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经济发展也需要依凭文化形式所提供的热烈温馨的场景，现代节日的经济功能已不容忽视，文化活动亦可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由于彩灯积淀其中的舒缓压抑、抚慰心灵的文化品质，既能给人以激情、憧憬，又能给人以平和、安详，使封闭和孤独的心灵进入沟通与交流的场所。因此，从政府到民间都愿意以更多时间、精力和感情去投入彩灯艺术。在行政管理方面，政府组建了“自贡市彩灯贸易管理委员会”这个特殊的行政部门，行使自贡市彩灯行业的行政主管，和规划、协调自贡彩灯对外展出的特别职责。在制度建设方面，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制定下发了《自贡市彩灯行业管理规定》，还制定颁布了《自贡市彩灯质量标准》，对彩灯的设计、制作、组装及形、色、声、光、动等艺术标准进行了详细规范。在彩灯从业人员资质审定方面，由自贡市彩灯贸易管理委员会牵头，开展了彩灯从业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取证培训工作。自贡的彩灯艺人心灵手巧，在传承彩灯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彩灯艺术和推动自贡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彩灯制作虽是一项发自民间的自娱自乐活动，但此项活动却能使人在娱乐中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表现，所以个体的创造性与艺术智慧能够充分凝结于彩灯之中。通过彩灯创作，形成良好的生活情境，对民众进行积极的宣传和引导，使休闲娱乐和精神提升得到统一。事实上，每年举办的灯会已经成为自贡人民不可或缺的年夜大餐。没有彩灯，自贡人民无法感受喜庆祥和的新春气氛。彩灯已悄然成为新时代自贡民俗的核心部分。

结语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传统的手工技能”和“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内容之一。⑩彩灯艺术带有鲜明的传统手工技能性和社会风俗特征，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彩灯长久地受到民众的青睐和喜爱，是因为它标志着节日，装扮出喜庆祥和的狂欢气息。彩灯是需要我们不断打造的文化精品，它必将在形成自贡地域文化特色、创建新的城市形象中扮演重要角色。

注释：

①朱丹枫.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J].四川戏剧．2005(6):90．

②《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盐都自贡［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336—345．

③聂景春，邹秀玉．节日文化与精神补偿［A］．高占祥．论节日文化［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52．

④孙建君．民间节日与民间美术[J].美术观察．2003(2)：12．

⑤刘华龙．城市文化刍议[J].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2004(4)：237．

⑥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425．

⑦方向林．旅游学概论［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5．

⑧海天彩灯点亮长城［N］．自贡日报，2006-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