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1:06

城市化论文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1

本文作者:阮兴文工作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农村集体的土地无权平等参与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无权共享现代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概言之,城市化是不向农村集体土地和最不利的农民开放的。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即我国排斥了乡村自主进行城市化的任何可能性,使得民众只能在政府指定或者承认的国有土地上进行城市建设。④这即是说,如果某一农村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即便是该农村区域实现了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实现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那么,其就依然属于农村。例如,江苏华西村在2008年时,土地面积已经从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以上,人口由原来的1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拥有8大公司,固定资产超过60亿元的华西集团,累积给中央和地方财政交纳的税收达8亿多人民币,⑤然而,在法律上,却依然属于农村,而非城市。即使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展中出现的“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现象,也正在被以“城中村改造”的方式国有化征收着。虽然“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能为被征收农民提供当时较合理的补偿交换条件,但当这一轮国有化征收改造完毕后,被“改造”的农民将永久失去自己原本的土地发展权(溢价归公)。

本质上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我国目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已导致了扭曲的“半城市化”问题,严重损害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民的合法参与权等,因此,应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的各项权利。1、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市民资格。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⑥“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条件。”⑦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也几乎是惟一的财产。其还承载着13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7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理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更多的人的更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⑧尤其是目前“圈地运动”式的城市化扩张,可能往往还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此,有学者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他与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⑨因此,在农民因城市化发展而作出牺牲,失去自己的土地财产时,应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保障农民获得名副其实的市民资格。凡是没有根本解决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问题的,一律不得征占农民土地。这是落实党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必将从法律制度上为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实践已证明“:既保护也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条款和这些法律条款的权威性是很宝贵的资源。”⑩即“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的行为予以必要的干预,并且应当提供一种手段,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当。”輯訛輥2、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规划的权利。权利正义论的差别原则要求,城市化建设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并且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特别是城市化中农民的最大利益。另外,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早已证明,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发科学发展的一种文明结晶。规划是城市化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依法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城市规划参与权,农民群众平等参与决策的城市发展规划,才可能是科学的城市化,也才是农民自己的城市化。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规划的权利主要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农民依法享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参与决策权。

在进行规划时,农民特别是被纳入未来城市发展范围的农民,依法应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凡是绝大多数农民反对的规划,不能通过实施。规划一旦依法确定,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调整。二是农民应有参与城市化方式的规划选择权。即农民是以保留集体土地抑或是放弃土地的方式参与城市化建设,何时决定参与等,应由农民自己选择。三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后应得到平等的市民化待遇,进而让该部分农民提前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赋予农民这一权利,能有效抑制“摊大饼”式扭曲的城市发展观和政绩观,击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幻想”,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3、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契约与自由同义,没有契约就没有自由。”輰訛輥“正是通过契约人们才获得自由。”輱訛輥一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成为真正可交易的商品,并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充分体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前提条件是首先应取消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级交易市场的垄断权,转变职能,并退出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恢复政府本来的市场监管者角色。二是应依法科学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规划经政府、农民代表和专家学者等民主协商议定,并经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凡是纳入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都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平等参与市场交易。三是应整合现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建立规范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实现交易的便利化和低成本。四是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所得税,并在农民、政府和用地者之间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实现多方共赢。4、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的权利。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当地政府一厢情愿的城市化,甚至是某些少数官员的“政绩”城市化。咋一眼看去,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还经常被冠以所谓的“最合适人类居住城市”、“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等等称号的也不在少数。但当你深入其中,才会深知其名不副实,与科学发展观相差甚远,严重缺乏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乐意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譬如目前一些地方热推的“赶”农民上楼的所谓城市化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究其根源,在于被征地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权利的缺失。因此,应当依法赋予农民利用自己土地参与城市化建设的选择权,即有权要么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城市化建设,要么是以放弃土地来参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建设。如果是前者,农民有权依法进行规划,并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如果是后者,政府依法征收了农民土地,应为失地农民提供适格的市民身份,让农民以市民身份参与城市化建设,共享城市化文明成果。为实现这一权利,应从制度层面赋予地方立法权,出台适合当地城市化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可操作性的被征地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各项权利。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2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江苏省的三大城市圈,现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个从南向北的梯度,苏锡常最发达,南京次之,而徐州则排老末。最发达的苏锡常建设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曾经的华夏第一县已不复存在,这个早先的无锡县,后来的锡山市并入了无锡市成为锡山区,具有巨大经济总量的锡山区,使无锡市在迅速长大……看来江南特大城市会迅速崛起。

经济欠发达的徐州准备怎样成长为特大城市和构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和近现代战争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迹。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往经济都不甚发达,徐州只有将自己变作商家必争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苏省赋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历史重任。

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徐州选择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强的运行机制。

城市化进程提速,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职业变迁、农业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徐州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摒弃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力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上。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徐州准备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实行以合法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准迁制度,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要清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或类似费用,淡化行政对户口的干预,尽可能地打开城门,降低门槛,逐步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集聚。对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还要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大力引进并留住外来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积极鼓励投资移民,特别是符合徐州市发展方向的项目的投资移民。同时,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方向,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为主体,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调整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可以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民力,广聚民资,引导个体私营业户和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入城镇投资兴业,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应注入城市建设,就要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设之中,转化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徐州确定,今后要尽快建立土地市场,依法规范供地方式,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还要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城镇闲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进三或企业破产、搬迁等需要调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或收购,统一实施出让供应。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承包经营和有偿使用的,其使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实行国家作价折资、入股或租赁、出让使用。

对全市土地要实行总控制,优先保证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将积极鼓励离农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解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逐步使转移人口“离乡”又“离地”,为农民进城定居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必须改变财政投入的单一体制。实行多元化投资,徐州市的各级政府要在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法人和个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变一方投入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

要变兵家必争之地为商家必争之地,徐州还要进一步学习运用市场机制来经营城市,把城市当做最大的国有资产,把城市建设当作一项产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运作、经营,提高城市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识到“借力发展”的重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基金并组建城市投资公司,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等投资和政府特许专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扩大增量,促进城市建设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业也必然长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业改革,走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城市交通、园林、公用设施、可利用空间等城市资产,都是价值可观的资源。但长期以来,许多城市都是将其当作公益设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难以长大。徐州人已经有“城市设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识,正在把这些资源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对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建筑等设施的“冠名权”,对公园、交通、园林绿化的“经营权”,城市可利用空间的“使用权”,都可以进行公开公平竞争,或租赁或拍卖。闲置资产变成了“摇钱树”,无效状态下的公用行业变为有效资产,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资建设,补贴亏损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步伐,才能实现在城市长大的同时,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同步进入良性发展。

江苏的“西部地区”?

在江苏省确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经济欠发达的,它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2%,2000年GDP达到658.2亿元。人均7420元。三个产业的结构由24.5/45.3/3.2调整为目前的18.1/16.1/35.8。从这个调整结果看,徐州经济在“九五”期间自定位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徐州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综合实力不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江苏的能源基地,采煤对徐州的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在江苏全局的棋盘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都没有在徐州布点,造成全市工业体系明显不合理。十年前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部分没有跳出五小工业的范畴,经济调整时,“刀”就自然落在这些企业头上,结果是徐州的工业产业对全市的支撑作用不强。从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苏人口第一大市――――人口达到708万,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5.8%和47%。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个产业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苏南经济板块中,苏州无锡主要是靠县域经济支撑,徐州则主要是靠市区。徐州弱就弱在六个县市,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徐州国有经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国有经济改革比较滞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较低。

看来,徐州与苏州、无锡(这二位是全国地级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经济总体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江苏省的战略目标,要建设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苏南地区和南京有更长和更难的路要走。

设立目标锁定目标

徐州市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陇兰经济带东部商贸都会;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新兴旅游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徐州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规模设立目标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市区人均GDP达到3万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市区人均GDP达到5万元。建成面积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镇发展整体水平跃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徐州市未来的总体布局是建设“一城两翼”的特大城市,构筑“一主五副”紧密城市圈,形成“两轴一带”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区做大做强。“两翼”,即建设贾汪和双沟两卫星城,使之成为两个增长极,开成以主城区为中心,向两翼扩大发展的特大城市构架,做到主城强,两翼丰;“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为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县、丰县、睢宁五个城区建成中等城市,成为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紧密城市圈;“两轴”一是徐连(连云港)、徐丰城镇聚合轴,二是徐淮、徐沛城镇聚合轴,形成特大城市为辐射源,中等城市和重点中心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带”即徐连经济带,要抓住徐连高速公路和新亚欧大陆桥贯通的机遇,充分利用连云港桥头堡优势,加快徐连经济带建设,使之成为南接沪宁,北连胶济的,带动全市和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新高地,也从而带动全市城市化进程。

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东进”:城区向东跳过三环路形成新的城市组团;“南扩”: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城市组团,并逐渐与主城区对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区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组团;“西延”:综合开发,完善功能,增强对外辐射力。

鲁南济宁将组群式成长

在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速之时,山东省也不示弱。山东省的“十五”计划中,确定了重点建设四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宁即为其中之一。

横览纵观,各国把城市做大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全国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国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摊大饼,逐渐外延城区空间;其三是老市区不动,在邻近区域建设数个卫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组群结构,大约以50公里为半径,建设城市群,城与城之间不超过半天车程。

山东济宁市被省里定为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请北京大学9位城市规划专家,经过充分的专题论证,选择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种模式―――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并很快编制了“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复合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对济兖邹曲复合中心实行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以求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

济宁市组群结构大城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济兖邹曲四个城市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

组织管理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的关键。

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联系4个城市的纽带,是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证。济宁市的目标是在四城市之间形成22万伏大双环电力网络;实现4个城市同城票据交换和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当日通”;建立都市区动态数据网络平台,四城市间网话变市话;重组四城市广播电视系统;统一规划交通体系……

生态环境一体化。济兖邹曲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四城将统一规划治污和绿化。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3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4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搜Э品⒄沟淖陨硪?笸猓?褂屑阜矫娴挠欣?蛩兀阂环矫?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徊糠质?孔疃啵?颊甲苁??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乃??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炅涠文谇ㄈ氡本┑模?渲芯?蟛糠衷?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三、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迨S嗬投?Α⒖刂迫丝谠龀ぃ?航獬钦蛉丝诶匣?闹匾?饔茫??枪?咚俣鹊某鞘谢?赡芗泳缗┐迦丝诘睦匣?⒌贾氯丝诠?焓账酰??乙彩艿蕉嘀忠蛩刂圃迹?饩鸵?笤诔て诜⒄拐铰灾胁扇∥潞徒ソ?降某鞘谢?J剑?员3稚缁峋?玫男?骱途?夥⒄梗?跫仪?nbsp;1998)。这其中特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其中就涉及复杂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公务员之家: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我们没有理由对城市化心存“畏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容,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空间。

参考文献

蔡方.1997.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人口研究,(2)

蔡方.1998.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中国人口科学,(5)

陈伯敏,蔡文眉.1988.青海农业移民调查.社会学研究,(4)

陈浩.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4)

陈金永.1990.试析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中国人口科学,(6)

陈贤寿等.1996.武汉市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及对策思考.中国人口科学,(5)

陈郁.1984.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看宁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人口与经济,(3)

城市信息报.1985.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城市信息报,(7)

仇为之.1981.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4)

丁金宏.1994.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原因别流场特征探析.人口研究,(1)

丁金宏.1995.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人口学刊,(3)

杜午禄.1997.城市人口规模要与城市功能发展相适应.北京社会科学,(3)

高佩义.1991.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辜胜阻.1991.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辜胜阻.1991.二元城镇化战略及对策.人口研究,(5)

辜胜阻.1993.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十大关系.人口研究,(1)

辜胜阻等.1998.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国人口科学,(3)

关键.1997.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开发,(1)

韩晓耘.1995.收入、消费、行为特征.中国农村经济,(5)

胡焕庸等.1984.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开华,陈玮.1984.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人口与经济,(3)

吉平.1983.北京市迁入移民的来源、类型和年龄构成.人口与经济,(5)

解书森,陈冰.1988.环境移民:贫困地区的一种从优选择.中国人口科学,(1)

李德滨.1983.解放后黑龙江移民问题探讨.社会,(1)

李德滨.1987.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梦白等.1991.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经济日报出版

李若建.1996.结构缺陷与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人口学刊,(3)

李豫等.1984.北京地区近三十年迁出人口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5)

廖丹清.1994.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全面发展.经济参考报,(11.22)

林富德,张铁军.1998.京城外来女的婚育模式.人口与经济,(2)

刘家强.1998.中国人口城市化:动力约束与适度进程.经济学家,(4)

刘启明.1992.人口迁移的空间过程及其迁移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6)

刘世定等.1995.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管理世界,(6)

马侠.1987.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及今后的展望.人口与经济,(2)

马侠.1987.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中国人口科学,(3)

孟立联.1992.不能以牺牲农村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人口研究,(4)

潘义勇.1992.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学术论坛,(5)

彭勋等.1992.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秦德文.1994.阜阳地区民工潮回流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4)

孙敬之.1987.中国人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田方等.1986.中国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

王桂新.1993.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勋.1984.试论我国由东南向西北移民的客观必然性.人文杂志,(1)

魏津生.1984.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人口与经济,(4)

魏津生.1985.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一般趋势.人口与经济,(6)

伍晓鹰.1986.人口城市化:历史、现实和选择.经济研究,(11)

严善平,1998.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2)

杨云彦.1992.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5)

杨云彦.1994.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

杨云彦.199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6)

于蜀,张茂林.1998.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新特点探讨.人口研究,(5)

原华荣.1985.论西北的环境与移民.经济地理,(3)

曾毅.1987.试论人口城镇化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6)

张庆五.1988.略论我国的户口迁移政策.中国人口科学,(2)

张善余.1995.论人口合理再分布是山西脱贫开发的战略性措施.人口与经济,(3)

张思平.1983.有关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中若干经济问题的探讨.中国水利,(5)

赵敏.1995.上海若干企业外来劳动力研究.中国人口科学,(3)

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2)

郑桂珍.1985.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初析.城市规划,(3)

中央政研室.1994.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3)

钟荣魁.1993.陨落的卫.,城市改革与发展,(6)

周天勇,李春林.1989.论中国集中性城市化之必然.人口研究.(2)

周一星.1982.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人口与经济,(1)

朱农.1995.三峡工程移民与库区发展.长江论坛,(2)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公务员之家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资本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源于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两方面的因素,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背离投资初期的要求,外来投资者鲜有详细调研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投资项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经营,这种集中式的商业形态显然不是对乡村旅游的有益补充。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旅游投资加强监管,可以成立旅游开发股份公司,股东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体,充分体现乡村居民意志。统一规范乡村地区的旅游投资行为旨在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使之能够真正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开发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匮乏。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应具备引导、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为此,一要多方吸纳专业人才,在“量”的基础上注重“质”的提升;二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符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对游客负责、对保护乡村资源负责、对乡村社区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论文联盟-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和谐社会;对策建议

我国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阻碍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加入WTO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三农”的矛盾更为突出。我国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但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需求不足、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因此,关键在于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促进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更好地实现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一、农村城市化理论综述

关于农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在其著作《政治算数》中,比较利益差异被看成是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了人口流动的“推力—拉力”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舒尔茨等人的投资与收益理论则把人口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从而用投入与收益的比较来做出判断。刘易斯、拉费侨根森和托达罗先后分别建立了乡—城人口流动模型。法国发展经济学家佩鲁于1995年提出了“增长极理论”,指出通过能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而后缪尔达尔针对“增长极”对其他地区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地区的带动作用,又采取适应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外学者关于城市化的理论大多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所得结论更适合于西方国家。尽管许多结论对我国农村城市化有很大的启示,但是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又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分割,使得农村城市化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因此,我国农村城市化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理论,以便提出合理建议。国内关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找出影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因素。张培刚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扩张的经济中,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总的说来要大于农业,这种差异使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而后,辜胜祖教授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各流派的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的思想,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高佩义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中提出了城市化三大规律,即城市化进程阶段性规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共进规律。

现今我国学术界对发展小城镇,走城市化道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已形成共识。但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角度来探讨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文献较为鲜见。本文剖析了农村城市化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利于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策建议。

二、农村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农村城市化发展作为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工程,其影响因素繁多,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分析我国的现状,造成农村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波动性,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性和滞后性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的束缚和现有政策的限制是农村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由于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要素的配置几乎完全由政府计划控制,因此,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情况不同,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是影响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虽然摇摆不定,但总体上执行的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赶超发展战略。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这一发展战略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规模巨大的投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又强调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金只能依靠抑制消费取得。为了实施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不得不以牺牲农业和抑制城市化正常发展为代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价格管制形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为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的同时,压制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性投资分配机制,将大量资金投向重工业,以迅速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却挤占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资。这样,城市本身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不具备大规模吸纳外来劳动力的能力,致使有限的就业机会只能被城市新增劳动力人口占用。

2、经济支撑薄弱,推动力量不足

一是有些地方如山区地市,由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作用难以有效实现。二是支撑城市化发展的经济推动力主要是乡镇企业,但由于其自身体制上存在着缺陷,如分散化和规模小的特点,不利于城镇规模的形成和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三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基础设施虽有改善,但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尤其是路网建设还难以适应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四是不同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相对拉大,小城镇发展出现区域间严重不平衡,如山区地市与沿海区域间的差距已日益明显。

3、城市化相关配套改革滞后

目前,现有的政策环境虽有很大改善,但还是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现象,一些问题条上“管得着、看不见”,而块上“看得见、管不了”,协调解决难。同时,城镇政府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导致行政效率不高。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如户籍政策、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壁垒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三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创新滞后。农民离开社区不再享有集体经济、土地使用等方面的各种权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补偿机制,离开农业的农民“弃土”动力不足,“两栖”现象较为普遍。此外,财政体制不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都影响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

4、城市规模偏小,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规模与速度,有赖于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完善和辐射力的增强。从福建省9个设区城市来看,福州人口不足200万人,厦门120万人,泉州70万人,除宁德低于20万人外,其他5个设区城市在20-40万人;建成区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仅福州、厦门两个城市,小于20平方公里的有2个;省域和区域中心城市规模偏小,辐射带动力不强,特别是省域中心城市对全省的带动作用不强。从县级市、县城和建制镇情况来看,全省14个县级市人口规模都在20万人以下,建成区面积都在20平方公里以下;44个县城人口规模在11万人以下,平均人口规模不足5万人,建成区面积大多在10平方公里以下;乡镇人口小于1万人的有122个,其中个别乡镇人口仅1千多人,面积小于20平方公里的乡镇有60多个,其中小于5平方公里的有10个。这种状况导致部分城镇集聚力和辐射力不强,产业规模不大,基础功能不完善,资源浪费比较严重,整体实力弱,严重制约第三产业发展和市场的形成。

三、推进农村城市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农村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经济、人口和社会的全面城市化,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农村经济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形式的发展为农村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地区城市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桥梁,而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又会反过来要求城市化步伐加快。由于近年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非农产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产值,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农村经济发展又是农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集群是促进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村非农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只有在集群的促进下,农民才能真正体会到非农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通过产业集群的市场接近的便利性,把农村的手工小作坊、机械小工业紧密地与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节奏和幅度才能有质的飞跃。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才能逐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和谐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

农村城市化过程由两个方面组成:其一是以产业发展和集聚为依托的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主要为农村小城镇)迁移的空间集聚;其二是实现农村人口由农业向二、三产业领域的转移和第二、三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空间集聚和人口集聚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同时发生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从事依附于耕地的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比重日益下降,农村地区人地关系不断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加剧的环境恶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走出农村,向现有的城镇迁居。随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土地上的有效投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带来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最终促进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妥善安置,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引致的一系列问题。可见,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根本。

3、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必须在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娱乐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去年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一方面,大部分地方现有的农村基础设施如与农村居民密切相关的公路、电网、自来水供水系统比较落后,与农业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堤坝、水库、水渠等水利设施陈旧,存在种种隐患。另一方面,农村的医疗设备和水平、公共卫生设施、疾病防御设施以及文化娱乐设施、教育水平都与城市差距甚大。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同等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国民待遇。实现农村社会城市化,就是要使广大农村社会各方面建设与城市逐步接近,只有城乡社会协调发展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对实现农村城市化具有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全面系统的和谐,既是人与人的和谐,又包含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以人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城乡经济之间的和谐、城乡社会之间的和谐。而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必须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农村城市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为指导,全面推进农村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四、推进农村城市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1、建立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搞好城镇经济建设

(1)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我国大部分地方农业就业比例过大,这是制约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演进的主要因素。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提高第三产业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要加快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阶段的转变。

(2)城镇工业发展要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许多农民选择“离土不离乡”的进城方式,要使这部分农民在次中心城市和建制镇安家落户,需要扶持镇办工业,将村办工业向次中心城和建制镇集中,适当开辟工业园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这些劳动力“进厂又进城”。当前,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着种种挑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下降。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除将镇办、村办企业改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私人企业以外,小城镇工业的发展还要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立足当地资源,加强农业的关联度,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销以及部分技术要求不高的农资生产企业为主,发挥离农村近、资源丰富且来源广、劳动力价格便宜等优势,不仅可以盘活闲置资产,还可以使农产品不断增值。因此,利用小城镇的多种服务功能,将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以及相关企业集中建在小城镇,形成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市化“三化”联动的发展机制,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2、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城市化发展机制

(1)选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本质上就是市场化。无论是强制性推行小城镇模式,还是强制性推行大、中、小城市模式,都带有非市场城市化的制度特征。无论强令农民与乡镇企业进入小城镇,还是强令农民与乡镇企业进入大、中、小城市,都违背市场主体的需求意愿。农村城市化应选择以市场为取向的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按区位、依时序、动态的、多元化的战略。以市场为取向,即市场机制对农村城市化起基础性作用;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即以特大与大城市为依托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按区位,即按沿海与山区的区位环境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镇;依时序,即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地发展不同区位的城镇;动态性,即城镇的规模与空间布局不是恒定的,而是可变的;多元化,即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2)大力推进城乡企业一体化。就推进农村城市化而言,乡镇企业应探索以产权为核心内容的企业制度创新。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扩大乡镇企业的产权流动与重组,就可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通过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仍然在两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各自展开,致使城乡资源不能实现完全市场化配置,农村人口和企业向城镇集中受阻,城市化依然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必须彻底冲破城乡之间行政性、社区性的壁垒,以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

3、通过政策引导促进沿海与内地农村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1)加强沿海与内地山区的联动发展。沿海地区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要继续加强产业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竞争力。随着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些产业就会逐渐不再具备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会从所在地区中退出。如果没有建立沿海与内地山区联动发展的机制,所退出产业就会逐渐被削弱,但通过政策导向,使从沿海退出的产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山区,就会带动了山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导向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沿海与山区的联动发展。

(2)山区农村城市化要发挥后发优势。山区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后发优势是指,既有沿海地区的带动作用,又有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借鉴,同时可以避免沿海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因此,山区农村城市化要尽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设一个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价值的生态城市,它不仅涉及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以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流动为命脉,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谐发展的复合系统。

4、通过制度改革营造和谐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

营造和谐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兼顾效率和公平,它要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普遍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因此,必须解决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难以同步的矛盾,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全社会人们共享。

(1)建立城市化的宏观调控制度。农村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作为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必须从战略上、宏观上提供系列化的制度供给,尤其必须综合运用财政、金融和计划等政策手段,为农村城市化营造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一是实施制度公平。政府必须对城乡居民采取一视同仁的制度与政策,尤其要放宽农民的城镇准入,以降低农民与乡镇企业进入城镇的成本。二是建立城镇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政府本来就具有供给公共物品的特殊职能,理所当然地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供给者。鉴于政府财力有限,可建立以政府为主、进城农民与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民间组织和个人适度分担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并引入市场机制。三是加强城镇制度建设。即通过城镇自身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提升城市作为市场中心的功能,并适度优先发展作为当代城市重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以制度现代化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

(2)排除制约农民进城的体制和利益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的乡土观念往往较强,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的想法十分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向城镇集聚。因此,一方面要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在稳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按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快建立有效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同时,努力增强城镇的吸引力,为农民和农村工业进城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利益关系调整,为农民和农村工业进城扫除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排除人口向城镇集聚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村基础教育是最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如果缺乏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必要财力支持,势必会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实现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农民转移到政府,将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承担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移到以县为主的目标,关键是进一步调整并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比重,以促使不同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能够大致均衡发展。

(4)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主要内容。只有建立和发展相对齐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帮助农民应对来自市场、生活等方面的风险。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应该科学确定保障线标准,准确界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制定合理的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序;还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来保护农村低收入家庭,使保障金能够全部用于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把传统的养老保障方式与现代的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结合起来,多层次多渠道地展开。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的关键,农村应积极发展与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黎昕.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依据与思想渊源[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8):118-123.

[2]刘茂松.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0,(8):18-21.

[3]蔡日方[HT5”K],都阳.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化发展[J].经济研究,2003,(6):64-71.

[4]林庄.在把握和谐关系中构建和谐社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4):120-124.

[5]李铁林.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成长机制及政策选择[D].河北农业大学,2004.6.

[6]赵君、肖洪安.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和战略思路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25(1):22-25.

[7]赖扬恩.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福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12):116-120.

[8]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城乡统筹发展[J].经济研究参考,2005,(21):13-19.

[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05,(21):27-35.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8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P.Torgasheff: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T.Rowe,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9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

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

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陈金永(1990)从经济发展战略来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他认为,在建国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都较为缓慢。从整个城市化进程上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在城市产业结构中突出发展了重工业,总的城市体系也明显表现为向大中城市的倾斜。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城市化前期的一大特点。城市化速度的放慢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苏联城市人口增长在50年代较高,1950~1955年曾达到3.9%的水平,之后趋于下降;东欧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低于前苏联。

从一般发展规律来看,工业部门的扩大会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的早期更为明显,因为工业的成长要靠增加劳动力来完成。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城乡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动机是很强烈的。因此,一国的工业化将对该国人口城市化产生导向作用和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的战略不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可以看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策略。归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高积累率及高增长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资金有限,高积累率只有通过大力压缩国内消费来实现。

2.以重工业为主。

3.牺牲农业。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来支持并通过牺牲农业来达到降低工业产品成本和维持工业高速增长的目的。

为了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为城市化会使国家总的消费水平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较农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与“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费的增长,压缩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集中发展工业。

2.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励农村工业化,这样既可达到工业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实施上述发展模式的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城市劳动力就业结构上看,普遍存在着随城市发展工业人口比重上升,服务人口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不在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倾向。在城市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农业和第三产业薄弱、工业突出的“鼓形”结构。

城市化水平的波动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自然增长速度的差异来实现。关于中国城镇人口中由农村人口迁入的部分,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可资使用,只能通过间接资料估算。这种间接估算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区划变动以及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这里我们将总结几种有代表性的资料。马侠(1987)根据1986年中国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关于新建扩建城镇而划入的人口数,通过从市镇新增人口总量中,减去市镇自然增长数、净迁入数及间接迁移量三项,得到因新建扩建而增加的人口数为5008万人,占27.0%;关于间接迁移人口,他用历年累计迁入城镇人口数与相应年份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相乘,从而得出历年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结果是748万人,其余的29.4%属于城镇人口自然增长。

该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样调查数,一方面存在抽样误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调查方法,对过去迁移数的调查由于死亡、迁出、多次迁移等因素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误差随迁移年份与调查年份的延长而增加。

辜胜阻(1991)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来源作了一个估计,结果是:1949~1960年城镇人口共增加10583.0万人,其中自然增长3246.0万人,机械增长7337.0万人;1961~1965年是负增长,净减少432.8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233.0人,机械增长-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922.3万人,机械增长-300.6万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万人,其中自然增长1689.4万人,机械增长5960.0万人;以上合计,在城镇人口增加的19421.3万人中,自然增长占41.6%,机械增长占58.4%。该测算没有从机械增长量中析出由行政区划变动所引起的城镇人口增量,因此估计的城镇人口机械增长量可能偏大。

四、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观点

广义的城市化研究内容极其广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狭义的城市化��即主要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展开的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研究,特别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讨方面。

从近20年来的研究看,就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构成一条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对中国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学者们展开了持久、不懈的争论,本文以下着重就以下问题加以讨论。

1.城市化的定义和口径:和人口迁移一样,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径上出现混乱,关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而关于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则变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间,全国的市由236个增加为456个,增长了93%,其中设区的市由104个增加到188个,增长了80%;不设区的市由129个增加到268个,增长了1倍多;县辖镇由2664个增加到9322个,增长了2.5倍,即小城市及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城市的发展很多是通过“撤县建市”而设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政区的扩展。据测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区的迅速扩展,甚至使有的地区出现了“城市乡村化”的倾向(杨云彦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口径计算,1990年中国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3%(乔晓春等1991),这一数字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口径历经多次调整,加之行政区划调整和县�市、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导致目前行政性的城乡划分与研究意义上的城乡划分相去甚远。如何建立一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的城乡人口统计口径,从一开始就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开华等1984)。

2.关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规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上风。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长期的反驳。有学者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劳动分工逐渐完善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过程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中国也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义1991)。有人从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来证明中国可以跨越城市化阶段,进入“城乡一体化”阶段。

有学者从中国人口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论述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现代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论证了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控制的方案。从控制人口的效应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在迁入城镇后,其生育行为向城镇趋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从老龄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迁入城镇将缓解城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杨云彦(1994)运用多区域模型进行了详细测算,方案I假定城乡之间完全隔离,没有相互间的人口迁移。按该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5.55亿,人口负增长将在2035年后出现;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迅速老化并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预测结果表明,按这一方案,中国总人口最高可达14.81亿,并于2030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过50%,城镇和农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农村迁往城镇的人数占农村人口总数的2%,其他参数与方案I相同,这一方案总人口最高可达14.39亿,并于2025年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过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通过三个预测方案的比较,不难看出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镇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过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并导致人口过快收缩,而且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就要求在长期发展战略中采取温和渐进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刘家强1998)。这其中特别要注意协调城乡关系,辜胜阻(1991,1993)和孟立联(1992)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上,一直存在两种主要的争论:一种主张大城市优先发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较高的效率,在国家资金约束严重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将资金优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种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依靠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关键1997)。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综合效益的对比,认为“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最优,不赞成以“农村病”为代价来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锐指责“大城市有害论”的荒谬性,认为人口学家误导了这样一个应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伍晓鹰1986)。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学家都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一样。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仍然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城市过度繁荣、农村长期凋敝的问题(城市信息报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地域差异性,要么强调发展大城市、或是有限发展小城镇。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难照顾到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应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实施城市化战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通过城市的开放,使其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发展。事实上,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转变,国内外学者将这种动力机制的转变总结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辜胜阻等1998)。

4.城市规模: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相联系,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大城市的态度。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其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如北京市“七五”期间规定的人口规模目标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万以内,而这个数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禄1997);另一种情况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长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费形式出现的办法来抑制大城市的无限膨胀,其有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过分严格的关门政策,否则将面临包括老龄化问题在内的社会经济问题(李若建1996)。通过功能调整来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节就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建卫星城曾经被作为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卫星城建设似乎没有产生应有效果,有的学者以“陨落的卫星”来形容卫星城建设是“得不偿失”的(钟荣魁1993)。

可以认为,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我们对城市增长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如发挥级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区的形成、市场决定的收入机制等,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5.对策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加速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其中就涉及复杂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业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要素市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过价格得到体现时,投资者必然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将最能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当资本供给真正形成制约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将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长速度低得多的劳动力。从操作上看,通过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特别是城镇第三产业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潜力很大,如果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民营经济在吸收就业方面的潜力,其前景相当广阔。

其次是城镇人口的膨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镇人口过度膨胀的困扰。中国在城镇放开之后是否会遇到这一问题呢?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中国农村不会出现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贫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贫”阶层,在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可以保证农民维持一个温饱的水平,土地对人口的“推力”相对来说不足以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脱离农村,除非在城镇能够得到明显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还是要回归故里的。因此,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不至于使农村人口对城镇构成过大压力。

第三是城市建设问题:农村人口进城当然要对城镇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过去那种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城市建设方法,国家在财力上确实有困难。但事实证明,过去的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镇建设改革的方向势必是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来承担,如果理顺这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是户籍制度问题:现行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加强(潘义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门开始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不仅是现代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社会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居住方式的改变,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新的文明层次,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离,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这种作法还应延续多久?中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从古代中原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到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等,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的尝试。最后,这些尝试包括多次农业移民,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严酷的现实表明,向农村、向土地资源转移人口压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产方式决定,同等面积的耕地所能承载的人口远小于其所能承载的非农人口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不计土地的农业承载力而进行农业移民,必然导致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加速城市化对中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目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农村市场,而应将农村市场开发的范围扩大到正在或将要转向城镇的这部分农村人口上,加速农村消费潜力向各级城镇的转化。通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刺激城镇房地产市场,扩大城市现实需求,同时为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五、评价与展望

80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资料的积累和方法论的引入和创新上有明显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对于学科进展而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学者对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包括人口学其他领域的进展方面,无论在规范化还是在理论建构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方面都显得不足。我们至今甚至不能确定一些基本的定义,达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全社会对外来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对城市化的“畏惧”,就与我们研究的肤浅有关;对中国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判断。要将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观念上要有两个突破:第一,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不仅总量控制无法实现,还导致严重的结构矛盾,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问题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何根据城市增长机制来设计调控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左学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经济的思维定势。在经济发展超越短缺条件后,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活动人口的增加、产生了商品和服务需求,将促进城市发展和就业人口,我们没有理由对城市化心存“畏惧”。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学术规范应成为一项基本要求。近年来,有关城市化道路、流动人口等方面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低层次的同义反复。这种状况与缺乏必要学术规范有密切关系。为此,应充分总结现有进展,充分借鉴他人成果,才能不断将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移动大军,汇为壮观的城市化大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度和重要的时期,研究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广泛的研究内容,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空间。

参考文献

本刊编辑部.1997.外来人口:利大还是弊大.人口研究,(4)

蔡方.1997.迁移决策中的家庭角色和性别特征.人口研究,(2)

蔡方.1998.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中国人口科学,(5)

陈伯敏,蔡文眉.1988.青海农业移民调查.社会学研究,(4)

陈浩.1996.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4)

陈金永.1990.试析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化的特点.中国人口科学,(6)

陈贤寿等.1996.武汉市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及对策思考.中国人口科学,(5)

陈郁.1984.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看宁夏常住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人口与经济,(3)

城市信息报.1985.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城市信息报,(7)

仇为之.1981.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4)

丁金宏.1994.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原因别流场特征探析.人口研究,(1)

丁金宏.1995.外来民工对上海市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人口学刊,(3)

杜午禄.1997.城市人口规模要与城市功能发展相适应.北京社会科学,(3)

高佩义.1991.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辜胜阻.1991.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辜胜阻.1991.二元城镇化战略及对策.人口研究,(5)

辜胜阻.1993.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十大关系.人口研究,(1)

辜胜阻等.1998.中国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国人口科学,(3)

关键.1997.中国城市化问题.城市开发,(1)

韩晓耘.1995.收入、消费、行为特征.中国农村经济,(5)

胡焕庸等.1984.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开华,陈玮.1984.我国城镇人口统计的有关问题.人口与经济,(3)

吉平.1983.北京市迁入移民的来源、类型和年龄构成.人口与经济,(5)

解书森,陈冰.1988.环境移民:贫困地区的一种从优选择.中国人口科学,(1)

李德滨.1983.解放后黑龙江移民问题探讨.社会,(1)

李德滨.1987.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李梦白等.1991.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

李若建.1996.结构缺陷与特大城市的外来人口.人口学刊,(3)

李豫等.1984.北京地区近三十年迁出人口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5)

廖丹清.1994.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全面发展.经济参考报,(11.22)

林富德,张铁军.1998.京城外来女的婚育模式.人口与经济,(2)

刘家强.1998.中国人口城市化:动力约束与适度进程.经济学家,(4)

刘启明.1992.人口迁移的空间过程及其迁移场研究.中国人口科学,(6)

刘世定等.1995.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管理世界,(6)

马侠.1987.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及今后的展望.人口与经济,(2)

马侠.1987.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中国人口科学,(3)

孟立联.1992.不能以牺牲农村发展而片面追求城市化.人口研究,(4)

潘义勇.1992.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学术论坛,(5)

彭勋等.1992.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秦德文.1994.阜阳地区民工潮回流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4)

孙敬之.1987.中国人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田方等.1986.中国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

王桂新.1993.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勋.1984.试论我国由东南向西北移民的客观必然性.人文杂志,(1)

魏津生.1984.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人口与经济,(4)

魏津生.1985.五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一般趋势.人口与经济,(6)

伍晓鹰.1986.人口城市化:历史、现实和选择.经济研究,(11)

严善平,1998.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2)

杨云彦.1992.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5)

杨云彦.1994.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武汉出版社

杨云彦.199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6)

于蜀,张茂林.1998.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新特点探讨.人口研究,(5)

原华荣.1985.论西北的环境与移民.经济地理,(3)

曾毅.1987.试论人口城镇化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6)

张庆五.1988.略论我国的户口迁移政策.中国人口科学,(2)

张善余.1995.论人口合理再分布是山西脱贫开发的战略性措施.人口与经济,(3)

张思平.1983.有关水库淹没和移民安置中若干经济问题的探讨.中国水利,(5)

赵敏.1995.上海若干企业外来劳动力研究.中国人口科学,(3)

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2)

郑桂珍.1985.上海市流动人口调查初析.城市规划,(3)

中央政研室.1994.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3)

钟荣魁.1993.陨落的卫.,城市改革与发展,(6)

周天勇,李春林.1989.论中国集中性城市化之必然.人口研究.(2)

周一星.1982.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人口与经济,(1)

朱农.1995.三峡工程移民与库区发展.长江论坛,(2)

庄亚儿.1995.中国人口迁移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城市化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伴随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和保障的物质基础。为失地农民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践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也进入快速扩张期。

一、我国城市化和失地农民现状分析

(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沿革及现状分析。

对于城市化,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转化和强化的过程。我国“十五”发展规划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约5.94亿,目前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建制镇约2万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后我国每年将有1200万人成为城市居民,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58%。

(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其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2007年9月11日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无疑会产生“失地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首先,应该认识到农民失地不仅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更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可见,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利益。

其次,应该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应该是改善农民的境况,而不是导致农民处境恶化;应该是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我国当前的现实是,尽管农民在失地后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由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失地农民处境令人担忧。有关调查显示,46%的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时有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当前,土地是农民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成果、规避各种社会风险的唯一途径和最后一道安全网,土地对于农民社会保障功能一般涉及6个方面:第一,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提供就业机会;第三,提供可供后代继承的权利;第四,提供资产增值的保障;第五,提供可直接获得的经济收益;第六,避免重新获取时支付大笔费用。一份来自上海市的调研数据显示:耕地面积指数与上述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呈线性关系(见下表)。

表:耕地面积指数与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关系土地效用基本生活保障效用就业机会效用直接经济收益效用子女继承效用征地后可以得到补偿效用避免重新获得时支付大笔费用效用

均值0.34250.12360.2140.045770.26610.01165

方差0.010400.017370.017390.007210.022670.002194

可见,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环境下,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生活收入的来源,也为农民就业、养老、医疗、意外等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传统的“土地换就业”的安置方式逐渐失灵、失地农民家庭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一旦风险发生,就会给失地农民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危机,这不仅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桎梏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

二、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对于因农地征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笔者以为,现行土地征管制度存在的产权模糊、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等缺陷固然难辞其咎,然而缺失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导致部分失地农民沦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境地,才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广大农民被排除在国家的一般社会保障之外。1980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福利均分”的原则下,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以此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为农民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提供了制度安排。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大量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普遍采用了下面几种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即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征地农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作为失地农民未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然而这种安置存在三个弊端,一是安置标准不一。由于各级政府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导致用途不同的土地获得的补偿款差异较大,有悖公平原则,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二是补偿标准过低。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种补偿办法不仅难以准确地反映被征用土地的经济价值,而且无法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下降。

2、“土地换就业”安置。即由征地单位以及原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失地农民从事如保安、保洁、保绿等工作。这种安置办法在短期的确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保障,但因为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有限,所安排的工作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不具稳定性,一旦征地单位或原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效益欠佳,这些失地农民同样面临生活保障的丧失。

3、“土地换社会保障”安置。这是目前一些发达地区积极探索的新安置思路,也是受到许多专家学者青睐的安置办法。大体做法是按照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和个人的安置费中扣除一部分资金,国家从土地的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农民自己提供一部分资金的原则,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乍一看,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仔细推究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值得商榷。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基本社会保障是具有公共品特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既然我国城市居民能够无偿享用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失地农民为什么需要通过“换”的形式来拥有这一权利呢?

可见,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前提下,农民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更意味着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权利的丧失,必将成为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各级政府也采取了诸如改革现行征地制度、适当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费、解决失地农民补偿款拖欠问题等多种举措。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稳定失地农民的情绪、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同样应当看到,单靠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为因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

可见,只有加速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与筹集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相挂钩,制定针对失地农民的持续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打破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1、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原则

(1)建立之初的低水平原则

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但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仅城市养老保险一项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收不抵支,加上隐性债务,国家财政压力极大。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数量必将不断增加,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的负担,加之社会保障本身具有刚性,保障水平一旦确立就难以降低,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在建立之初宜采用较低标准。

(2)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原则

社会保障制度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等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最基本的要求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为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障也必须以能够维护失地农民生存权利为原则。值得提及的是,这不仅是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更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3)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样。所谓公平就是要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而效率则是既要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又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的制定必须科学,如果水平过低,则无法维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有悖公平;水平过高又会使其沉迷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内,不求进取,损失效率。

2、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建议

(1)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成员生存权得到保障的标志,也是实现社会保障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失去土地,不能享有土地带来的各种社会保障,失地农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同时,由于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可以说,失地农民是游离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贡献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理应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立法,在制度建设基本空白的情况下,应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当前浙江的“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月收入不足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补足到低保标准,对不符合低保的特困老人和已纳入低保仍较为困难的老人实行救助,尽快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上的城乡一体化。

(2)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民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依靠后代供给的养老模式。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后代负担的加重和养老风险的增加。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丧失了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物无疑将进一步增大养老的风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将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通过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统筹层次暂以县级为宜;通过个人从安置补助费中列支的资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同时,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或财政部门设立专门从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