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十篇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1

一、青州市法院审判委员会基本情况：

1、青州法院现有委员17人，对审委人数有单数要求。

2、青州法院审委全部为院庭领导，单设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为中层单位，设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3、最近三年来青州法院每年召开20次会议以上（分别为2002年21次；2003年23次；今年至10月份18次），共讨论议题102个，其中刑事26件，民事45件，行政21件，执行10件，国家赔偿0件。02年共开会21次，讨论案件33件，其中刑事11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5.1%；民商事15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行政7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2%；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03年共开会23次，讨论案件35件，其中刑事16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4.85%；民商事18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1%；行政8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06%；执行4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3%；04年共开会18次，讨论案件34件，其中刑事9件，占全院当年刑事案件比例为3.2%；民商事13件，占全院当年民事案件比例为0.33%；行政6件，占全院当年行政案件比例为2.31%；执行3件，占全院当年执行案件比例为0.112%；

4、在本院办理案件中比例为0.57%，案外议题2件，讨论并通过了审委会工作制度和审委办职责。

5、审委会已开展了编纂案例工作，已编辑发行《审判案例精析》一书（约15万字），正在编辑《青州市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2004卷），已送审。

6、案件提交具体标准以疑难重大为主，由分管院长把关。

7、只有分管院长按规定提交审委会。

8、审委会召开时间固定在双周的周五，由院长主持，实际人数必须过半，不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

9、审委会讨论议题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形成决议，形成会议纪要。文字材料入档。刑事裁判文书不写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其他均写明。

10、在讨论法律适用的同时，有时也讨论事实和证据。

11、规定了回避制度，以自行回避为主，辅之以事后惩戒制度。

12、审委会的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由审委办进行监督。

13、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该机构为院中层部门，无隶属机构，人员为中层干部，副科级审判员，法律大本学历，二级法官。

青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一）整理审判委员会会务；

（二）组织业务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工作情况，分析审判工作形势；

（三）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会议主持人的指示，组织有关人员对有关案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和有关事项作出的决议进行督办；

（四）组织整理典型案例；

（五）承担审判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审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理下列日常事务：

（一）审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材料；

（二）办理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者有关事项的登记和排期；

（三）通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有关人员出席、列席会议。

14、审委会实行错案追究制度。按表决结果正确与否承担责任。

15、未设立审委会的专业分会。

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之设想

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步伐的加快，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也暴露出很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

一、审委会的设立有“行政化”因素，组成不科学。

在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大都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干部，审判委员会委员往往与行政职务挂钩，大凡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可取得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于行政色彩较浓，使一些有学术专长，但行政级别不高的同志难以被吸收到这个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中来。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大都有行政职务，因自身的行政事务较多，难以拿出较多的精力，研究讨论审判工作中重大问题，甚至在召开审判委员会时，经常有请假缺席现象，即使勉强到会，对研究问题不深不细，对研究案件不深不透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审委会人员组成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质量，也大大影响了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内部的威信和声誉。

二、审委会的存在使审级、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现式。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由于审委会的存在，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并且必须以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委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审委会作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却从不在裁判文书上署名，让持不同意见的合议庭法官以自己的名义去制作反映审委会意见的裁判文书，并承担不排除被错案追究可能的案件责任，不仅对法官过于苛刻和不公，对当事人也未免不负责任。

三、现行审委会的运行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造成“审”“判”分离，很难得到公正裁判

审判委员会超越合议庭之上的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加深了法官和合议庭对审判委员会的依赖心理。为了逃避错案责任追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法官之上无法官”，由于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裁判权，很难使业务素质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各业务庭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便借故推给审委会，这样就造成审委会的案件积压成堆，再加上院长、副院长们的行政事务繁杂，更难保证由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从而使审委会效率很低，这项职能也常常被法官们利用来达到既可推行自己意见又可推卸自己责任的目的，汇报法官为使审委会成员赞成自己的意见，常常有意无意的带有某种倾向性，没有直接临审案件的审委会委员对案件事实的茫然，专业知识的欠缺、大量待定案件的压力以及不必对案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的安全感，很容易被利用来作为推行己见的挡箭牌。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四、现行审委会的存在和运行，与我国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不相适应。

我国法院系统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正是为了有利于保证裁判正确，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法官素质，加强法院队伍的廉政建设。而审委会的活动则是不公开的，而且是不经过庭审的，所以是与改革和完善的庭审方式不相适应的。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就曾指出：“今年改革重点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法院管理机制。”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

五、现行审委会忽略对审判工作和总结经验的讨论。

由于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不少法院，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总结审判经验，就削弱了审委会的其它职能。

三、关于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专业咨询委员会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

我们设想设立专业化的咨询案件委员会。

一、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二、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细化，案件类型和分工更加具体明确，审判工作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而每一名审判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更不可能样样通，因此分专业设立咨询委员会是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设立刑事、民商、行政三个专门委员会。

三、咨询委员会应当由法官当中素质较高的人员担任，要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本身应当是该法院法学方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单纯的审判职务，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只要符合法官专家的条件，就可以吸收到咨询委员会中来。反之，虽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并不具备研究、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则不应予以吸收，以保证法官专家咨询意见的科学性。

四、咨询委员会是只提供咨询性意见的机构，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性意见，法官和合议庭可以执行，但不是必须执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咨询意见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承担责任。

五、委员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地作出其认识合理的解释，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影响，因为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手中掌握。对委员的不同咨询意见，由法官进行取舍。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2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司法环境

任何一项司法制度，应当以能否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益作为衡量价值标准。即使历史传统赋予其合理性，它同时也必须契合时展的需要。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1][345]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2][513-515]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其中也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3]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审判委员会在建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中，新成立的司法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件，而当时实体法和程序法又不健全，加之司法工作人员中绝大数是从工农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抽调的，在此情况下，由审判委员会把关确实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判质量。因此，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4]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认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传统的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固有模式仍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性质，理论界意见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理由是，独任庭作为由职业法官一人组成的审判组织，有权对简单案件进行审判。合议庭则是根据合议庭制原则建立的审判组织，负责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工作。审判委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级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由于审判委员会拥有对案件进行讨论并进而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并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成为一种审判组织。[5]（2）审判委员会既是审判组织，又是法院内部集体领导组织。其理由为，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就其活动的性质，应当遵守的规则，都与审判组织的概念相符合，且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合议庭必须执行，因此它是一种审判组织。当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时，其行为属于非诉性质，因而是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活动。[6]（3）审判委员会仅是法院内部行政领导机构。

我们认为，判定审判委员会的性质，既要看它上否具有审判组织的外在形式，更要看其实际上是否承担着审判的职能。根据诉讼法对审判委员会的规定，其职权、功能主要有三：第一，法院院长任审判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第二，重大、疑难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第三，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发现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也规定，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成为一种审判组织。这样，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实际上就有三种：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不同的是，审判委员会一般不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只是听取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就进行裁决；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否决独任庭、合议庭的意见。

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是凌驾于独任庭和合议庭之上的特殊“审判组织”。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因法官素质不高，为了提高法院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水平，并实现审判权的整体独立。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它从设置时之初就充满了行政色彩，审判委员会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案件的命运，但是又因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决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任免，会议由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也由院长控制，所以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命运的权力又要隶属于院长的权力之下，这样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7]可见，审判委员会是极具行政色彩、具有行政决策职能、违反审判规律的“审判组织”。

三、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与运行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则规定，各级人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审判委员会在宪法、组织法上的根据。对于审判委员会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极其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委员会会议，此外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条件、任期、届数、组成人数、工作程序等作进一步的规定。法律的疏漏造成审判委员会组织上两个制度性缺陷：其一是审判委员会实际上隶属于院长的“行政化”的司法权力之下，而民主集中制不能切实贯彻；其二是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在实践中，法院院长理所当然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和会议主持人，实际操纵着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相关调查表明，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均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长组成，除了即将退休不再兼任院长、庭长等行政职务的委员外，由普通法官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十分少见；中级以上的法院也是如此。[8]以某法院审判委员会构成为例，该审判委员会委员共计十一名，其中院长一名，副院长三名，政治处主任、办公室主任、刑事、民事、行政、经济、执行庭长各一名。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委员均是由院长、庭室负责人构成，而业务能力强但行政职务低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而且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一般长期固定不变，有的一直任职到退休。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本应当是在法院中，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资深法官，院长、庭长也应是其中的佼佼者，实际情况则不然。据调查，某省基层法院院长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仅占28.9%，而其中大多数大专以上的学历还是近几年在法院工作期间通过法院业大取得的，个别地主法院院长仅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山西省某法院甚至出现了文盲院长。[9]令人费解的是，法官法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组织的法官资格考试或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而初任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却并未要求必须经过什么考核，只需由人大选举、任命即可。有的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任命时还没有被任命为审判员，这就造成当他们亲任合议庭审判长、审判员时有违法之嫌。当前，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不仅没有精英化，有的法院根本不具有司法经验的法官，或者根本不能称作法官的人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稍加观察，我们发现竟有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党委书记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现象。审判委员会构成如此混杂，根本不能保证一个法院最高审判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给予其位于专业合议庭和专业法官之上的政治权威，其弊端可想而知。

同时，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也有巨大的缺陷。由于法律对什么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意性、任意性较强。在实际操作中，不仅仅合议庭可以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庭长签发时认为案件重大、疑难或不同意合议庭意见的，也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启动程序是不规范的。据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的统计，该法院全年共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138次（天），讨论审批案件1011件（次）。其中，复杂案件100件。该法院当年审结各类案件3000件左右，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占全年审结的各类案件的三分之一。[10]［233］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时应当出席多少委员才合法有效，法律没有规定。从实际执行来看，基本上过半数方可，但也有不到半数；作出决定时，多数意见应当是占全部出席委员的一半以上，实践中也有审判委员会已形成多数意见后，本应当作出决定，但主持的院长经常拍板拖后再议，不按多数意见形成决定；审判委员会虽有固定时间的例会，但常因院长和其他委员事务性工作拖延，这也造成重大、疑难案件超期审理。由此可见，审判委员会运行程序和方式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陷是随意性、不规范性。这种在运行方式上存在巨大缺陷的制度，人们不禁对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产生质疑。

审判委员会的运行程序在法律上也存有巨大的缺陷，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调查、辩论、表决、异议的可操作性规程。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时，每个委员一般不亲自查阅案卷和详细研究案件，究其原因，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有这个必要。审判委员会委员只需听取承办人的介绍和汇报，承办人汇报案情沿用几十年来的口头形式，主观随意性很大。如果一个案件开庭后间隔一段时间才安排汇报的，承办人对案件形成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渐模糊，则汇报就可能是不客观、不全面的。同时，表决时往往是一人发表意见，众人随声附和，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得到落实。就连主张改造并保留审判委员会的学者也认为：象审判委员会这样重要的组织，其审断案件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竟然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令人惊讶。[7]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基本程序规则的冲突

当前，我国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一句话，它与基本程序规则存在冲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

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它既不能交给特定阶层-常设性的立法团体所专有，也不能交给某一特定职业人所专有，而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为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用一个或者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项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有完了。[11] [156]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对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作了精辟地表述：“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12] [236—237]司法独立应当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服从于法律；外部独立，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内部独立，指在法院内部法官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4][86]首先，司法独立应具有外部性，即法官所在的法院，集体独立于法院系统以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因为法官必然归属于某个法院，如果法院不独立，法官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法官所在集体独立，法官才有可能独立于法院。同时，司法独立还应当是内部独立，即法官在法院系统内部也是独立的。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独立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可以来自于法院系统外部，也可能来自法院系统内部，法官很可能在进行审理和裁决时屈从于领导、同事甚至上级法院的指示、压力、控制和影响，以致于不能公正的审判。[13]可见，如果只承认法院独立，否认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实际上成为形式，司法独立原则也就没有生命力。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加强了司法的“行政化”。审判委员会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甚至未经合议庭评议）就提交给法院党组，或党的政法委，或党委政府，或这些单位的领导人，避开了审判委员会；尔后，又把有关党政部门及其领导的意见带回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7]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要求相悖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又称为形式的公正，是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4][11]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公正的程序是实体公正实现的保障，程序公正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一般是公开进行的，对于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容易发现和纠正；程序创造了一种根据证据材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这样可以使用权各种观点和方案得到充分考虑，实现优化选择。[14][120-123]程序具有排除恣意、优化选择的功能。没有法定程序，就只能是任意随意；没有程序，就难有公正；没有公开而周详的法律程序，法律的公正正义就没有保障。司法组织及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就在于重程序、依靠科学而详备的程序。对作为程序性制度存在的审判委员会的最有力批判就是其对程序公正与正义的破坏。

1、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不符

审判公开原则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司法专制、秘密审判而提出的司法原则，该原则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不同制度和国家所接受，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司法准则之一。一般认为审判公开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审理案件的活动公开，也即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欲望。”[15][20]第二，审理案件的人员公开，法院应当适时公布审判人员的组成。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秘密的，是典型的“暗箱操作”，与审判公开原则不符。

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以公开，当事人也无参与权。

2、审判委员会制度违反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 [16][69]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和言词两项原则。直接原则又包括直接审理和直接采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和案件的其他诉讼参加人都必须到场，法官必须与当事人面对面的接触。直接采证原则是要求对案件有权裁决的法官必须通过开庭审理，在法庭上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不得委托其他法院或本院其他法官进行，法官裁判必须以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为基础。言词原则是指法官在法庭上对案件进行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信，均应当通过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以口头言词方式进行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是基于强调司法过程的亲历性，以及它的过程和结果不可分离性。在法官司法的过程中，不仅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确定他在一个诉讼案件中的权利义务或根据一方提出的刑事指控而作出刑事惩罚，还要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见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审理，为纠纷各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公开的场所-法庭，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当庭辩论、当庭质证，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能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3、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回避制度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回避制度的法理在于，“人类乃血性动物，难免有感情作用，故法律特设回避之制度，使法院职员如有某种情形，不得执行职务，以期审判之公平。”[17][62]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 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之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一般不再另组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3

【关键词】司法现代化 审判委员会 制度改革

司法现代化背景下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必然性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审判委员会对法院正在审判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究讨论，从而保障法院审判案件的质量。由于目前我国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整体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较为薄弱，导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对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关系到我国审判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司法改革进程的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历史性选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置具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实践经验，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身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我国法治建设产生深刻变化、司法现代化得到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目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急需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和法治建设的实际进行不断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司法现代化的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特殊需求。

司法现代化是用来指称司法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司法，体现在司法主体、司法内容、司法过程、司法结果和现代法治精神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我国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现代化。党的十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同时，十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无疑，推进司法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司法机关独立办理案件、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司法公正、阳光司法是司法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2013年8月19日，《学习时报》发表了署名“高长见”的文章“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及方向”。文章认为，由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具有最终决定权，加之法院内部机构设置的等级化，导致我国法院的审判权力由法官向各庭室长、副院长、院长集中，造成了诉讼案件的“审权”和“判权”的分离，不仅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还导致权责不明，模糊了办案责任的界限，一旦产生冤错案，难以准确地实行责任追究。①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当前，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和司法现代化之间具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审判委员会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和司法民主的精神相违背。审判委员会工作绩效缺乏考核，和司法效率的要求相违背。审判委员会工作程序机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和阳光司法、透明司法的要求相违背。审判委员会办案缺乏监督、难以进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问题，和现代司法的权力制约、司法监督、办案负责制等方面的要求相违背。为此，推进司法现代化，就必须对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进行改革，惟有如此，司法现代化、司法公正、审判公开和透明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当前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弊端

审判委员会具有较强行政化色彩。审判委员会具有行政决策的职能，对案件的办理做出最终的决策，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其做出的决定，合议庭和法官必须遵照执行，这就使审判委员会在法院办案中拥有最高决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刘瑞川认为：“现行的司法体制中，我国法院除了在法官的任免等人事管理方面受制于地方党政机关以外，在编制、经费的预算、拨给方式、基础设施、装备等司法行政事务方面还受制于行政机关。……需要排除各种非法干预司法的活动，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②目前，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有许多是并不具体办案的法官，甚至有许多中院、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并非来自司法系统，从党政机关调任法院副院长、院长的委员不熟悉审判工作，却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案件做出最后的处理决定，和司法现代化背景下对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影响了审判职能的有效发挥，成为社会公众乃至国外司法界诟病的根本问题。此外，法院的干部管理、财政保障等均由当地党委、政府负责，亦加重了法院审判委员会行政化的色彩，审判委员会办案可能受到外界干扰，无法保障司法的独立性。

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审判业务素质总体有待于提高。司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司法的专业化，由法律和审判专业人员负责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但是，当前许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并非由专业的法律和审判人员组成，审判委员会主要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政治部主任、纪检组长等组成，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非法律和审判专业人员的比例过大，部分委员的整体法律素质无法适应办理大案、要案、疑难复杂案件的需要，导致审判委员会办案的质量受到明显影响。为了解决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够专业的问题，切实推进司法专业化，许多法院配备了“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并且解决了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待遇问题，许多法院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高于庭长。但是，正是因为解决了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政治待遇，从而使配备专职委员的作用完全丧失，大多数法院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职位用来解决行政待遇，安排退居二线的下级法院院长、本院庭长担任“专职委员”，使下级法院院长、本院庭长退居二线却又提升行政级别，反而给司法专业化造成负面影响。

对审判委员会办案过程的监督制约缺乏。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制约、防止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作为和过分作为，是实现司法现代化、推进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但是，在审判委员会办案制度模式下，缺乏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容易使审判委员会沦为司法腐败的工具。对司法的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司法审判权必须受监督制约，才能保障司法审判活动的廉洁性。但是，目前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审判委员会的权力过大，审判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必须遵照执行，并且审判委员会作为人民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其以“集体”的方式做出对重大案件、复杂疑难案件的处理决定，缺乏必要的责任追究功能。同时，审判委员会由法院院长负责主持，虽然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按照民主的方式办案，但是由于法院院长作为审判委员会的主持人，其本来就是法院“一把手”，委员们对法院院长提出的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根本不敢进行反驳，这就给法院院长办理冤错案提供了方便，并且还无法追究院长的责任，因为这是审判委员会“集体”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为此，在审判委员会办案制度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认真解决，司法现代化、司法公正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审判委员会办案缺乏公开性。审判委员会办案过程完全秘密进行，按照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内容属于“秘密”，审判人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提前泄露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情况，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发言内容也属于“秘密”，不在司法裁判文书中载明，司法裁判文书仅仅载明最后的办理结果。审判委员会办案的不公开，和司法现代化背景下要求实现“阳光司法”、司法公开的要求相违背。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审判公开包括立案公开、办案过程公开和办案结果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中办案制度明显不符合办案过程公开的要求，有违审判公开的原则。在审判委员会办案过程中，由于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发言内容属于“秘密”，不仅当事人无权旁听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甚至连法院无关人员也无权旁听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有申请回避权，也就是有权申请和案件相关的办案人员回避，但是，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并不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组成情况，也不告知当事人拥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甚至大部分当事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完全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不够明确。我国当前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存在讨论案件的范围过大的问题，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无法进行衡量和界定，从而使审判委员会成为规避法官办案责任的方式，在产生冤错案时因为案件是由审判委员会办理的，无法追究相应承办法官的责任。近些年来，许多法院先后制定了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法官对所承办的案件承担较大的职业风险，法官的晋职晋级和经济收入与案件的处理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促使法官在主观上更加愿意将职业风险转移到审判委员会。③同时，审判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不够规范，目前在大部分高院、中院均设置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但是，许多基层一线法院并未设置专门的审判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通常由办公室、研究室负责记录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及其他日常工作，导致审判委员会的运作随意性较大。

改革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举措

针对上述问题，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必须坚持合法性的原则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审判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部分学者提出取消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然而，完全否定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必要性，利大于弊，应通过继续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司法审判职能。

推进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专业化。切实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实现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和“专业化”，避免审判委员会制度下“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同时实现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化”，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均需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办案经验，使审判委员会能够更好地适应办理重大疑难案件的需要，避免法院领导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司法的独立。在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方面，应细化委员的选任条件以及任命考核机制，通过竞争上岗、择优录取和绩效考评、奖惩等方式提升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水平，让更多的专业化法官、法官中的法律精英进入到审判委员会委员队伍中，对于担任法院院长、副院长而缺乏法律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的，不宜选任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应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组成比例，限制法院行政官员在审判委员会中的比例，适当扩大法学精英的比例，促进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去行政化。

改革完善审判委员会的表决方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的，才可开会。……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委员的同意才可通过。”该“规则”中上述第一个“半数”是没有争议的，就是指该法院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一半，而第二个“半数”就具有歧义，可以理解为该院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半，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参加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的一半，在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也有不同的做法。所以，需要对上述“半数”进行更为规范的规定，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需要，应该统一表决的形式，将“规则”中的“半数”全部界定为全部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一半。

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审判委员讨论案件的范围被界定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很显然，该“规则”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界定依然是原则性的，导致在操作中没有具体的标准可以参照，无法在具体的司法审判实践中进行标准化操作。当前，承办案件的法官为了将责任推卸给审判委员会，在主观上倾向于将不符合“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标准的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表决，导致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数量过多，并且在产生冤假错案时难以追究责任，导致案件质量的下降。为此，需要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定，将其限定在死刑案件、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再审案件、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新类型案件等，总之，需要通过明确的条文对讨论案件的范围进行界定，达到便于控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总数的目的。

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设立审判委员会办案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加有效地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但是，按照目前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是秘密进行的，当事人既不知道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言的内容，也无从知晓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情况，甚至连自己的案件是否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也无从知晓。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因为当事人并不知道哪些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本案是具有利害关系的。为此，必须改革完善当前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将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基本情况及时纳入审务公开的内容，在案件即将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之前，承办法官告知当事人该案件须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告知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基本情况以及审判委员会记录人员的姓名、基本情况，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切实加大对审判委员会办案的监督制约。在监督制约审判委员会办案方面，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检察长在列席的过程中负有监督之责权，对发现的问题有权要求审判委员会及时纠正。同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在人大设置专门的法官弹劾委员会，人大该机构的组成人员有权参加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并履行监督职责，对发现的问题有权要求审判委员会予以纠正，对发现审判委员会委员违法办案的，有权进行弹劾乃至调查处理。健全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让人民陪审员不仅参与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在必要的时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参与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履行监督职责。对于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允许社会公众申请旁听讨论，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过程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南京晓庄学院科研项目“和谐校园视域下高校诚信教育机制研究与路径选择”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13SJD710023，2012NXY28）

【注释】

①高长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及方向”，《学习时报》，2013年8月19日。

②刘瑞川：“强化司法管理，提升司法公信”，《人民法院报》，2013年8月5日。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4

内容提要: 审委会是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长期以来他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确保司法公正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缺乏公开性、监督性，不利于专业化建设等。在实践中亟需加以完善。作者认为:审委会必须实行专业化管理，由专职审判人员组成，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开原则，维护司法公正。 法院审判委员制度是司法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一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最高审判组织。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运行着，审委员的组成人员由院级领导和部分业务庭的负责人员构成，按照“一州管三县”的方式，统辖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在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与这种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审委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在注重诉讼活动的民主、注重对当事人的同等尊重、注重裁判过程的公开和透明的新的司法理念日趋形成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还是从专业化要求上，审委会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已彰明较著的确需要进一步补缺和完善。藉此简述自己对法院审委会制度完善之建议，与同仁商榷。 一、审委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审委会制度存在的不足也就是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委会讨论案件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滋长合议庭将矛盾上交之弊。《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审委会职能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讨论决定拟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重大、疑难、复杂或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其它案件均无需报审委会讨论，使审委会有充分的时间总结和研究审判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提高法院法官的整体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水平。但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审委会都是以讨论案件为主，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使审委会根本无暇顾及对法院全局性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监督。而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合议庭能敲定的案件也不作结论，而是报请审委会讨论决定。如有的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时，明知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规定明确，但碍于各种因素，不能坚持原则，将矛盾转移；有的合议庭对案件大小事项，有意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以“慎重”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且造成了重复劳动；还有的合议庭把关不严，把一些事实不清的案件也报请审委会决定，事倍功半，久拖不决等等。审委会受理案件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合议庭则成为一个“过场”和形式。究其原因，一是审委会把关不严，没有相关配套制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限制，使审委会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造成“困难”。特别这几年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受执法环境的影响，审委会把一切工作的重点都放在个案的审理上，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审委会忽视管理，不能不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二是业务部门负责人管理不严，责任心不强，每年把大量的合议庭能够决定的案件，都报审委会讨论决定，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造成目前现状的重要原因。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业务庭负责人和办案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淡化了，而且使合议庭的审判职能、作用降低了，久而久之，使审判人员在思想上“患”上了“矛盾上交”之弊。 （二）、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几经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却得不出相同的结果，使审委会面临尴尬境地。对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经原审和终审审判监督程序后，判决结果经常出现不一致，而这些案件又都是经过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二审程序对原审判决的维持或改判或发回重审，再审程序维持或改判终审判决，审监程序对原审、终审判决的改判或维持、撤销，这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在案件事实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就是不正常的。许多案件的判决往往是原审判决张三“对”，终审判决又是李四“对”，审判监督程序又改判是张三“对”。改来改去，没有结论，七判八判，莫衷一是。有一个当事人因析产纠纷整整在法院打了十三年的官司，上级法院审监程序作出的最后的一份判决，却维持了基层法院原审判决的内容，令人十分费解。十三年对一个自然人来讲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其愤怒和辛酸难以言表。这说明各级法院审委会运行中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不仅使广大公民对法院的公信力失去“信心”，也使人民法院应有的公正、高效、严谨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使当事人从怨气逐步走向对立，甚至经常发生谩骂围堵法院机关的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审 委会处于“难堪”的境地。在此情况下审委会将做出如何选择，审委会新的决议总是对上次决议的否定，那么被否定的决议，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说来道去还是由审委会承担。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同时 也说明了存在于法院内部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故意“炒”作案件。如果说社会上有“官倒”、“商倒”，法院是否也有“法倒”，办“人情案、关系案”。长期以来审委会对此却无能为力而处于尴尬之地。 （三）、审委会成员多为庭长兼任，在审委会讨论决定时，有先入为主之弊。长期以来，各级法院审委会委员均由院长、副院长以及有关业务庭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做为有关业务庭主要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以审委会委员身份表决本庭案件时，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合议庭是法院的内设机构，按照分工承担着不同的审判任务。由于其负责人既是审委会委员又是该机构的庭长，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其身份是庭长还是委员说不清道不明。2、业务庭庭长为审委会委员，对其本庭报请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必然带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如果其意见并不正确，与合议庭意见存在分歧。但在审委会讨论时，由于其特定的委员身份对该案件决议的形成和坚持自己的意见自然形成了有效的一张支持票，不利于审委会公正处理案件。有先入为主不利公正审理案件之弊。 （四）、当事人对审委会委员无法行使法律规定的申请回避权，有引发不廉之风之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审判人员自行回避权和当事人回避请求权，一旦某个委员和当事人行使了回避权，当事委员就应当回避而不能参与案件的表决。但是，审委会对委员的自行回避从来没有或很少有实例。委员对回避制度也是讲的多，落实少。甚至有的委员错误地认为当事人主张回避权，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重，尽管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也不屑一顾。当事人也很少行使请求委员回避的实例，即使当事人主张回避权，常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被轻易驳回。总之，审委会活动对实施回避制度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反映了审委会制度本身给当事人行使回避权所带来的困难，也反映了这个制度容易使委员产生潜在的特权思想，最终导致不正之风的滋长蔓延，有引发腐败问题发生之弊。 （五）、审委会成员“统管”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有不利于专业化管理之弊。刑、民、行、执等各类案件，是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形成的，各类案件都有其各自的专项法律规定和特点，尽管在运用法律方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案件。而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知识或能力仅能侧重某一类型的案件，或刑事、或民事、或行政、或执行，不可能面面俱到。然而，不论研究什么类型的案件，都是这些审委会成员，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虽然审委会采取的少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度原则，但实际上采纳的却是个别审委会成员的意见。如刑事案件就以从事刑事的审委会委员的意见为决议意见，其它委员仅仅是表表态而已。这种决议议程既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又违背了集体讨论决定案件的原则，很难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有不利于专业化建设之弊。 （六）、院领导参加审委会过多，影响了院领导对其主管事务的全面顾及，有顾此失彼之弊。法院现行的审委会组成人员主要由院长、副院长以及个别业务庭的一把手组成。每周工作日为五天，其中三天在参加审委会会议，有时时间更长。而其它重要的管理工作很难顾及，这些工作都是院级领导必须考虑和抓到位的工作，如政务、行政、队伍建设和纪律教育等方面工作，无法有充足的力量和时间认真地抓好。当选为审委会委员的各业务庭一把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每周有多少时间 来抓同样重要的其它工作。工作任务是个不可变量，已经安排的工作任务都必须完成。而人的能量也是不可变的，在同一时间不可能同时处理两件事情。这种“疲劳作战”，难免不在工作中出现顾此失彼之弊。 （七）、审委会制度本身之弊。1、审委会制度违背了公开审理的原则。对案件公开进行审理是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做了明确规定，除第二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不予公开审理外，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但是，审委会在讨论案件时，并非是对当事人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仅要求案件承办人和负责承办该案的相关负责人列席参加，由案件承办人向审委会汇报和解释合议庭意见，相关负责人或庭长对案件情况进行补充汇报。而合议庭其他成员与此无关，审委会怎么决定就怎么判 决。同时，委员们在讨论中，案件承办人和列席的相关负责人，对审委会委员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不能发表不同的申辩意见。当事人侧更是无奈，既不能面对审委会讨论过程，也不能了解审委会的讨论情况，更不能行使开庭时的抗辩权。这种“暗箱操作”的方式难免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其次，“暗箱操作”救济程序艰难，一旦发生不公正判决，当事人只能通过上诉审程序或申诉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寻求公正判决，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几年当事人上访数量不断增加，与此项制度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关系。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增加了法院的业务负担，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2、审委会制度造成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合理现象，不符合逻辑规律和审判工作的实践。审判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对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承办法官审理了几十天的案件，然而在审委会做决定时仅凭一个审理报告就能定案，难免不出差错或不够全面，有些案件反复审理、反复判决正是源出于此。它违背了审判工作直接判决的法律规定和客观要求。 3、审委会制度有行政化倾向。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各委员先发表意见，最后以主持人的总结结论定案，似乎各委员发表的意见仅为主持人形成最终结论的参考意见，而实际是按首长负责制由主持人说了算的讨论决定形式，这种讨论方式给人以强烈的行政感觉。 二、对现行审委会职责应当进行改革。 对现行审委会制度立即予以否定，至少目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是进行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却十分必要。根据审委会工作的实践，本人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一）、审委会实行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相结合的办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为特别，审委会专业审核组讨论案件为一般，分流案件，体现专业化。法院拟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各级法院将其审委会分为院审委会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两个层面。对于通过某项涉及全省法院适用法律方面和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决定，拟判处死刑以及、复杂、重大或新类型案件可召开院审委会讨论为特别，由院长主持进行，不分案件类型，只要符合重大、疑难案件条件的，均可以报请审委会讨论。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赔偿专业审核制为一般，由主管院长主持进行。审委会专业审核组实行以案件类型为主的专题专案会议，可分为刑事组、民事组、行执组。平时审委会活动一般均以各专业审核组活动为主，每组成员以奇数5至7人编制（包括主持人）。各组编目和排序以各组案件类型编目号，如审委会刑字第×号、审委会民字第×号、审委会执字第×号、审委会行字第×号。增强专业化管理，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 （二）、设专职审委会委员，取消各业务庭庭长兼职审委会委员的旧的做法，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审委会是一级法院内部依据法律规定，按照级别管辖审理案件的最高审判组织，并没有对其委员在行政职务上有要求。因此，专职搞好本职工作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客观要求。因此，院审委会、院审委专业审核组的成员不应当由有关业务庭庭长兼任，而应由从事审判工作时间长资历经验丰富，法律理论功底深厚的审判人员专职组成。由于审委会委员都是来自各审判庭，因此在审委会讨论本庭案件时，一般不能参加审委会活动。如果需要列席参加，不能以委员身份行使表决权。充分发挥审委会对合议庭的有效监督，切实实现两者之间的监督关系。以加强审判工作专业化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建立审委会成员回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对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还不够全面，在目前有关业务庭负责人“双重身份”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建立相关具有针对性的回避制度。该庭负责人为审委会委员的，在审委会讨论本庭审理的案件时应当自行回避，不能行使表决权，确保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如果实行审委会成员由审判人员组成的新制度也应建立这种机制，意在加强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乱行使监督权则是更危险的权力。回避制度本身就是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审判权监督，二是对监督权的监督。因此，只有坚持审委会的回避制度，才能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否则，他不仅使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和人民法院公信力大打折扣，也容易引发“官司已进门，两边都找人”的负面影响，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就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就会造成“不信法律信后门，不信法律信关系”的不良后果。 （四）、审委会应当加强对审判工作总结和指导，充分 发挥合议庭审判职能。审委会应当把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和指导审判工作及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作为第一要务，如制度建设、审判经验总结、案例选编等方面，从宏观上加大对审判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减少对个案的管理。充分发挥合议庭的审判职能，加大对合议庭的监督力度。 （五）、建立审委会报案审查和提审制度。合议庭审委会应当由专门的审判人员组成，级法院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最高权力决策组织。审委会与合议庭并非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层次的相互独立的审判监督关系。如果合议庭意见统一或者院长未提交监督决定，合议庭不能上报审委会讨论决定。审委会主要实行提审制度，对合议庭上报的案件应当进行审查。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对当事人反应强烈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一级法院发现下一级法院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本级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做出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通过提审制度有效地监督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提高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六）、汇报案件取消只由案件承办人单独汇报的做法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参加。审委会讨论案件在目前还无法对当事人公开的情况下，应当先予合议庭公开。一来体现公开原则，二来有利于审委会对合议庭分歧意见能够直接完整的了解。案件汇报材料应注明合议庭成员姓名和案件承办人姓名，合议庭成员直接听取审委会对本合议庭案件讨论的情况，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审委会决议精神，公正处理案件。 （七）、审委会应加强合议庭职能作用，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审委会应重视合议庭的工作，从督促和监督两个方面进行管理，达到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的目的。合议庭是最基本的审判组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讨论原则履行其审判职能，它既具有独立性又受审委员的监督，其审判职能作用不容忽视。1、合议庭成员固定化，这是案件得到公正审判和执行的组织保证。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做了明确规定，合议庭成员的变更应当报请院长或庭长决定，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固定化有利于成员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有利于把握案件进展情况，有利于发表自己对案件认识和处理意见。合议庭以案件定成员，在案件未审结和执结前成员不得变更，院长或庭长也绝不能随意更换和调整（因回避而需要调整的除外），相互公开 、相互监督过程中。2、议庭评议意见记录必须记载完整，包括案件承办人陈述案件情况基本清楚，评议人意见完整，决议主文明确。3、合议庭评议意见有分歧须报审委会决议的，其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定稿合议庭成员都必须过目并签字署名，案件承办人个人单方所写的报告未经其他成员同意，不能作为提交委会的案件报告，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亦由案件承办人承担。审委会在受理时亦应予以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总之，如何完善审委会制度已是完善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审委会如何实施公开化和专业化以及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审委会活动议程和行为，消除行政管理倾向，使之在一级法院充分发挥其审判职能，提高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十分必要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5

[摘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审判组织 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 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 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 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结语 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些配套性改革，包括实现审判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完善审判责任制度等，不予以同步推进的话，审判委员会改革则很难推进，更难以取得实际成效。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6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的构成、职责和一般运行模式

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主要职责：（一）总结审判经验。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矛盾日渐新型且复杂，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都十分重视及时地研究总结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期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进而指导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重要职责之一是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其讨论的案件一般是指性质特殊或者案情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案件承办人难以把握的案件。（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又一重要职能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通过指导和监督合议庭、案件承办人的审判活动，以保证对案件的公正裁决。

现行审判委员会一般是由院长决定召集并主持（特殊情况下由院长委托副院长召集或者主持）。就其主要职能“讨论”案件来说，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二、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能力效应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特有的司法组织，能够保留至今，并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无疑是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主集中制的审判委员会工作原则可以排除外界干扰，限制个别法官对案件的随意裁量，成为防止司法不公的一道重要屏障。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应该是以司法公正为思想基础，可以排除外界对案件结论的干扰，促使对案件的客观公正地裁判。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对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具有整体的公信力，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对于每一起案件，无论其繁简难易，法官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充分考究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能否证明案件事实，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

（三）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下发的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言，审判委员会就功不可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在总结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拓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还“主动督办案件”，敦促审判人员在审限期内结案；一些地方法院还由审判委员会制定在本辖区内统一的审判规则，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了执法标准，便于法官们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审判委员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审判委员会的继续存在找到了看似十分充分的理由。

三、现行审判委员会的普遍不足和司法障碍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阶级性表现明显，但随着司法民主化程度迅速提高，司法改革大力推进，审判委员会的实际效能与设立时的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尊严，促进司法民主已经显现出不适应性。有人甚至认为已经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反应，主要因为：（一）审判委员会设立时的合理性已经失时，学理支持日显乏力。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 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 ，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 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

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暗箱操作”。 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 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 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 。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容易歧入误区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2、 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3． 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

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由于审判委员当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 ，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 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 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 ；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 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 。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 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5．针对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可考虑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就对审判委员会的实体案件决定权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7

一、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1962年以后到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

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为了排除当事人的不正当影响而使审判分离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后天难补”，问题颇多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

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3．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

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面对正义的理想与误区，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5．针对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可考虑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就对审判委员会的实体案件决定权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即是说，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仅限于“疑难、重大、复杂”案件；而且，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有先决权，只有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才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应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并规定“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在此纲要中，较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直接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又有所缩小，不包括“复杂”类案件。作为改革的过渡期，虽然依旧保留了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存在，但其受案范围已受到限制。主持审判工作的审判长有了更多自。审判长拥有合议庭选任权、案件审理权和判决书签署权，并对案件的审理负全权责任。同时，审判长权力的扩大与职责的增加同职业风险具一致性，在出现错案情况下，审判长负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员负相应责任。这就避免了目前审判委员会不审而判，责任却由无决定权的承办人承受的不合理现象。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8

关键词 基层法院 审判委员会 运行模式

作者简介：杨丽，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项司法制度。自确立以来，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避免冤假错案、提高案件质量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审委会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理论界和实务界就这一制度的存废及完善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总体而言，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可分为废除派、改革派和维持派三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作为一项在我国司法发展道路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制度，审委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具有难以替代的功能，应予以保留。201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决定明确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对审委会制度的存废亦作出了抉择。

一、现行审委会制度弊端分析

（一）职能偏废，过分强调案件讨论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由于“重大、疑难案件”无明显的界定标准，法官出于种种考虑，常常会将案件讨论范围扩大化，案件讨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讨论占据了部分基层法院审委会的主要精力。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委会中，案件讨论占讨论事项的65%以上，而刑事案件则占所有讨论案件的半数以上。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1.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案件讨论，尤其是刑事案件讨论规定较为宽泛，导致大量刑事案件涌入审委会讨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见，只要是合议庭认为符合规定，就可以提请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10条规定了基层法院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六种情形，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均指向刑事案件，另外三种情形也包含部分刑事案件，因此，刑事案件的比重必然高于其他类型案件。

2.审委会的召开无明确要求，往往有案件需要讨论才召开。由于审判委员会工作缺乏专门的机构，仅由指定的审委会秘书负责会议准备工作，具有被动性。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往往在有具体案件需要讨论是才会积极地提请院长决定召开审委会。而审委会其他职能的开展则不会被特定的主体所必须，因而常被忽视。审委会日渐演变成为案件讨论会。

3.我国特殊的司法环境下，法官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使得案件处理面临诸多压力，审委会成为分散压力的手段。在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官只需严格按照法律进行裁判，无需担心当事人是否接受裁判结果，是否会引发信访等后果。然而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工具主义倾向明显，司法更多地被视为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正如日本学者高见泽磨所指出的，“中国的各种纠纷往往被作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解决纠纷不仅要求确认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要求修复当事人及其周围人的人际关系……如果裁判者未能解决纠纷，即使确认了权利义务关系，也仍然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法官不仅仅要依法裁判，还要考虑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出于对现实司法环境的考虑，法官往往会将一些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较为敏感案件提交审委会进行讨论，以转移风险。

（二）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明显

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结构较为单一，无论是案件讨论，还是总结审判经验或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问题，都由全体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在审委会的人员组成和工作方式上，带有明显的行政化。

首先，审判委员会组织结构单一，所有职能的开展都由同样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缺乏专业性。一方面，审委会不同职能的开展由相同的组织进行并不合理。对案件的讨论，讨论人员具备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便可以胜任，而对于其他有关审判工作问题的探讨，可能还需具备一定的领导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在审委会讨论案件过程中，对案件类型不加以区分，由相同的审委会委员进行探讨，也是不科学的。虽然审委会委员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但是，在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的情形下，要求审委会委员精通所有的部门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部分委员如果对案件所涉及的领域不擅长，很难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形成的审委会决议的专业性难以保证，与审委会制度设计的初衷相违背。

其次，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我国司法体制运行中存在行政化的问题，司法体制按照行政化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构建和运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人员构成便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之一。第一，在审委会成员的任命上，按照《宪法》第65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法院院长的提请决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但法律对于审委会成员的要求、任期等均未作出严格的规定，这使得审委会成员的任免受制于立法机关，妨碍了司法权的独立（）。第二，在各级法院，审委会成员大多由法院院长、副院长、部分庭室负责人担任。这导致了审委会工作方式行政化特点明显。一方面，在审委会进行决议事项的过程中，集审委会委员和行政职务两种角色于一身的人员，容易忽视审判活动规律，将审委会以行政化方式运作；另一方面，具有较高司法行政职务的审委会委员对讨论事项的看法，往往相对于其他不具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具有优势，迫于领导行政职务形成的压力，行政职务较低的委员不易坚持自己的真实意见，难以形成深入的讨论。 （三）有权无责，难以开展错案追究

作为最高审判组织，审委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最终决定权。有权必有责，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审委会应当承担责任。但我国法律对此规定仍是空白。

由于审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案件出现错误时，往往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实际上，由集体承担责任往往是无人承担责任。在集体承担责任的模式下，个体的审委会委员不需要对案件的错误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责任心的审委会委员对所讨论的案件研究不深入，仅仅以同意或不同意合议庭意见作为发言内容的全部，敷衍了事，增加了产生错案的风险。

二、对审委会制度的改革要求

（一）符合司法改革背景和方向

首先，审判委员会改革要符合司法独立的要求。现行审判委员会成员的任免受制于立法机关，而审委会成员的行政职务又进一步强化了审委会的行政化倾向，导致司法独立面临障碍。有学者认为，“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始终不能摆脱干涉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嫌疑，它更使法官的责任感、荣誉感荡然无存，其从根本上妨碍了司法内部独立的实现，进而使司法独立的实现成为泡影。”因此，对审委会的改革，要克服其对司法独立的过分干预，在人员的任免上，增强法院的独立性，在案件提起和案件决议的程序设计上，增强法官的自主权，对合议庭意见与审委会决议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设立救济渠道，保证法官对案件处理具有独立性。

其次，审判委员会改革要符合去法院行政化的要求。审判权运行中的行政化问题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其人员构成的行政化，直接导致在讨论案件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因此，在审委会运作模式的设计上，要从人员构成上加以改进，使其在案件讨论过程中符合去行政化的要求。

（二）符合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诉讼的两大基本理念。任何一项司法制度的改革理应符合这一追求。随着人们对“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一观点的认可，诉讼效率理念在现代诉讼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就审判委员会制度而言，法律对于其召开时间、个案讨论次数等均无明确规定，讨论案件范围过广致使其无暇顾及其他职能，几乎成为个案讨论会；工作程序的随意性致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实体公正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些均不符合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因此，审判委员会的改革设计中，应当建立相关机制，对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审查过滤和分流，提高效率。同时，将有限的精力集中起来，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具有全院普遍性的问题，指导法院工作的高效开展，确保案件讨论符合公正效率的价值追求。

（三）保证审委会职、权、责的统一

如前所述，我国法律上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三项职能，在实践中，部分职能未得到行使，案件讨论职能虽得到充分的行使，但由于法律对其责任承担未作出明确规定，审委会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形成的决议，一旦出现错误，面临无法追究责任的困境。

审委会制度的改革，要在考虑其自身职责的情况下，构建职责行使监督机制及责任承担机制。首先，审委会被赋予的职能应当得到充分合理的行使，不应偏废其中任何一项；其次，要保持审判委员会与其他审判组织的职能的合理划分与平衡，保证审判权整体合理顺畅运行；再次，审委会行使其权利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只有从这三方面加以规制，才能保证审委会合理行使职权，实现职、权、责的统一。

三、审委会制度改革设想

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完全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条件，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弊端，对其进行改革，使其符合现行司法环境和社会发展要求，继续发挥其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是审委会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性质上，由最高审判组织向一般的咨询组织转变

1.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建立专业委员会，为合议庭提供咨询建议。如前所述，当前社会环境下，审委会委员难以精通所有业务类型，将所有的案件交由同样的人员进行讨论，往往使得案件的讨论流于形式，既不公正，也不高效。

根据不同的专业领域，专业委员会可分为刑事专业委员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行政专业委员会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五名相关领域的专业委员组成。在专业委员的选拔上，要保证专业委员均来自长期从事审判工作，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精英法官，具有行政职务的审委会委员所占比例应严格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下。同时，为保证审委会委员的专业性，可以通过审委会任职资格考试等形式进行选拔。

不同的专业委员会隶属于审委会，独立开展相关专业领域的案件讨论工作，通过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出专业委员会的处理建议，供合议庭参考。

2.理顺专业审委会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对于案件是否需要提交审委会进行讨论，由合议庭集体讨论决定并提交审委会办事机构进行审核。一般而言，审委会只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等其他工作应由合议庭完成。审委会办事机构根据以上标准，审核提交讨论的案件是否属于审委会讨论范围，审理报告中案件争议焦点是否明晰，审理报告内容是否全面、合乎规范等内容。

对于审核通过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专业委员会经讨论，对案件的定性、责任分担及法律适用等提供指导性或者建议性的意见。该意见对合议庭不具有强制力，仅供合议庭在进行案件裁判过程中进行参考。

3.明确案件的责任承担问题。由于专业委员会提供的意见建议仅作为参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是否采纳最终由合议庭自行决定，因此，在错案的责任追究上，仍然由合议庭承担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较稳定，普遍实行所谓的“终身制”，这样容易导致委员出现懈怠和懒散的心理，不仅不积极学习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有可能对决议的案件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为了保证专业委员会认真履职，提高参考意见的质量，应当建立专业委员退出机制，对于每位专业委员在案件讨论中所持观点都要加以记录，定期汇总分析，对一定统计期内持错误观点比重达到一定比例的专业委员应予以免职，取消审委会委员终身制。 （二）结构上，由单一的行政化模式向复合的双层模式发展

在现有体制下，要彻底打破“行政化”传统结构，实现“司法化”回归，建立“专业型”审委会组织结构，还有相当的难度，而且不是依靠法院自身努力便可解决的。但是，应当优化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改变以行政化职务为主要人员配置的结构，根据其所开展的职能不同，建立起专业委员会和审委会全体会议的双层模式，分别行使不同的职能。

专业委员会设立的目的在于对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分流，从而提高案件讨论质量。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交由不同的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一方面达到了对案件进行分流的效果，减轻了审委会案件讨论的压力，使其留出精力开展其他职能；另一方面，专业化的讨论使得审委会委员充分讨论每个案件，从而使案件得到更为公正的处理，也有利于相关领域审判经验的总结。

审委会全体会议由全体审委会委员共同参加，讨论决定本院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全局性问题。除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外，审委会全体会议中还包括3-5名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人员一般较为固定，仍然由院长、副院长组成。这是因为，一方面，院长、副院长作为法院的管理者，需要对全院审判执行工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完全使其脱离审判委员会不符合现实情况；另一方面，法院全局性的工作问题往往涉及部门广，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现阶段，在法院整体尚未实现司法独立的情况下，通过院领导的参与，对于组织协调全局性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职能上，由微观的个案指导向宏观的审判指导转变

如前所述，大量的个案讨论占据了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时间和内容，制约了审委会其他职能的开展，须加以矫正。

1. 限制个案讨论范围。现阶段，法律规定的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较为主观和原则。从法理上讲，重大案件既有可能属于简单案件，也有可能属于复杂案件，因此，把重大案件归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范围是不合适的。对于个案讨论的范围，应当有较为明确的标准，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基层法院遇到的疑难案件主要表现在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案件在适用法律争议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因此，可考虑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定为合议庭对案件的定性问题、法律适用问题产生重大分歧的案件。

另外，《实施意见》第10条规定了基层法院“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中，包括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案件。实践中，一些案件案情较为简单，但由于出现新证据，或者程序存在瑕疵影响了实体处理结果，需要提起再审，并无提交审委会讨论之必要，应当予以区分，并非所有提起再审案件均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

2.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在基层法院，案件类型日趋多元化，法律规定难以涵盖方方面面新类型案件，需要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对于防止同案不同判具有积极意义。

审判经验的总结，应当由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一般以每季度总结一次为宜。各专业委员会应当定期将其讨论的案件进行总结和分类整理，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存在争议或者出现裁判不一致等问题进行总结，在广泛听取本领域法官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典型案例评析，提交审委会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典型案例，会议后要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相关审判人员，从而形成全院对某类案件的共识，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办案质量。

3. 强化审判管理职能。随着审判管理工作的日益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法院成立了单独的审判管理办公室。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发展日渐成熟的一个组织，其所承担的审判管理功能越来越得到凸显。尤其是在基层法院，审委会往往承担着审判质效评估、差错案件评定、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等职责。甚至有观点认为，“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应当界定为审判管理组织，而不是司法审判组织。”虽然这种观点可能存在矫枉过正之嫌，但随着审委会讨论案件功能的逐步限缩，强化审判管理功能，对全院全局性、根本性的工作进行管理应当成为审委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9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司法改革；审判组织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246－03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纵观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或者以两大法系为基础的其他国家诉讼法体系中，都没有类似我国审判委员会的审判组织形式。我国首创了审判委员会，在5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促进法治的优点，也有阻碍法律进步的障碍。当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务的对立上，在理论界，学者们痛陈审委会存在的弊端，并追根溯源来否认其产生的必要性。而在实务界，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实务者也从审委会的产生和它的积极作用方面，对其合理性、必要性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并对理论界的批评予以了回应。更有评论者走上了两种观点的折中路线，不仅承认审委会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而且就审委会的存废也保持中立，他们的意见是审委会的存废要符合形势发展，要在周围的司法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来考虑。笔者就当前争论较为激烈的审委会存废问题谈谈个人见解。

一、审判委员会的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真正建立并运作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1951年的法院暂行条例首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不仅明文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而且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规定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正式确立。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62年至结束,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整个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砸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制度才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使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审判委员会作为对人民法院内部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得到肯定。

二、关于审委会存废的学说

这一问题是学者对审委会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各方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地进行论述，从实践的事例到理论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目的却都是殊途同归到保证审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上来。就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在此笔者对其分别作简要介绍，并总结相关的支持意见。

1.保留说

即是主张审委会这种审判组织形式应当继续保留下去，虽然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弊端，但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所以应当予以保留。支持此观点的大多是司法实践部门的法官们，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来讨论审委会的作用，并对学界中现存的主张废除审委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第一，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相互之间会形成一些共同的规律，但仍然会有差异。我国的审委会制度已有50多年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是具有我国特色并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第二，审委会的存在有着现实的必要性：我国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地方上分配不均，基层法院法官素质偏低，且外部干扰较多。因此“审委会一方面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了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为法官躲避外部干扰提供了一种可能。”第三，针对反对者使用频率最高的理由即审委会导致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先定后审”致法庭审判“流于形式”。支持观点认为这些弊端和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且不像大多数人所描述的严重。实践者认为先定后审的现象在全国法院已很少见，早已不是普遍现象。第四，审委会的讨论审理案件方式虽有近似于合议庭的书面审理，但细究其过程是不能等同于书面审理的，水平要较之高很多，程序也很复杂且严谨。最后，有学者认为审委会讨论案件行政色彩太浓，委员们地位不平等。现行诉讼体制下的法官们从实际真实的角度反驳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各法院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审委会会议讨论案件要求做到以理服人，依法决案，保证委员们能够充分发表意见和行使权利。此外，在保留说中还包含不同的两种态度，一个可以对现存审委会制度一次性做些完善，例如制定操作性强的工作规则，或者对审委会职能进行准确定位等等；另一种态度是审委会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自我完善。

2.取消说

学界有观点建议取消审委会，且呼声很高。理由主要集中在审委会违反审判公正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上，出现审、判分离等。

先来看现有立法关于审委会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9条规定:“重大、疑难的民事案件的处理，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现行《民事诉讼法》则废除了该条内容。1989年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典出台，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问题只字未提。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凡是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保留了审判委员会的规定,但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作了很大限制，第149条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做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

三大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对审判委员会所赋予的诉讼法上的职权，特别是案件实体审判权，有很大差异：《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对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持相反的态度，前者是限制性保留，后者是干脆予以取消；《行政诉讼法》则一开始就完全避开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实体审判权，根本不予涉及。审判委员会职权、任务在法律上不一致、不明确，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这一立法上的发展和表现，是不是在证明着审委会作为历史的产物，正在逐步地退出法院体系的舞台呢？

再来看学者的各种支持理由。首先，审委会参与案件的讨论和裁判违反了审判公正原则。由于审委会的委员对法庭审判案件的情况不能进行直接的感知,仅仅通过听取承办法官对案件的汇报进行讨论和决定。这样,由控辩双方参与、由社会公众旁听的法庭审判，就失去了直接形成裁判结论的能力,法庭审判的进行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功能。而且讨论案件是在当事人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出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其次是违反直接言词原则。这一原则是世界各国诉讼中普遍承认和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场原则”。审判活动具有多方参与性,是在当事人和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进行的。一般说来,让那些与案件的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到裁判的制作过程中来,使其有机会提出自己一方的观点、主张和证据,有能力对裁判者的结论施加积极的影响,这被视为审判公正的最低标准之一。二是参与制作案件裁判的法官必须亲自参与案件的审理。裁判的制作是承办法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由于审委会委员多数是没有直接参加庭审,也没有当面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又未耳闻目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活动,这就导致其制作的裁判缺乏一个充分、客观的认识基础，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被人为割裂,作为这一认识过程结果的裁判自然应受到质疑。

综上所述,审判委员会制度导致审、判脱节,且与程序自治原则、公开审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相冲突,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3.过渡说

此种观点认为，从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取消审委会是利大于弊；但就一蹴而就地取消这一制度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赞成取消审委会制度的前提下，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策略。在改革的时机选择方面，审委会的改革应安排在法院设置的大幅度调整之后，因为只有在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已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讨论审委会改革才有实质意义。当前，审委会所具有的一些所谓“积极作用”，也大多与我国法院不独立的“消极”制度环境有关。因此，只有司法独立已基本确立时，才有条件讨论审委会的存废问题。

三、总结述评

以上是学者就审委会的存废问题讨论较多的三种观点。在对以上观点及支持理由进行简要叙述之后，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以不同的出发点进行论述都是很有道理的，其中的一些评论和建议笔者很赞同和支持，但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过于绝对，缺乏实证检验。

首先，笔者较倾向第一种观点即保留审判委员会说。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它已经存在了50多年，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重要的是在各国法律制度的特例中，特例的存在要适应国情，要推动法治的发展，审委会正是这样的特例。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原始状态不断完善的，不能因为审委会造成的一些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应然。

其次，审委会制度可以通过或大或小的自身改革进行完善。例如明晰审委会的职能，规定操作性强的审委会工作规则等。其实，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可以了解到，我国的法律运用者――司法权的行使者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并制定了相关的工作规范。同时，司法人员的工作水平也因其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各界对法官素质的肯定及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认可，而且在审委会里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年轻有为的学者教授和律师，这些表明我国的法律水平整体的提升。

第三，不论是审委会的小改还是大动，都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法律大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笔者认为第三种过渡说也是很中肯的建议而不仅仅是中庸。单单研究审委会的利弊是井底之蛙的做法，要解决现存的棘手问题，首要的是完善大环境。因为审委会的改革不可能单独进行，它涉及整个司法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宏观上离不开政治、经济领域的相关改革,微观上涉及司法制度、司法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其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机构、司法制度甚至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公信信度,而审委会的改革也是整个法院组织体制改革的关键。要想顺利地推进审委会的改革，并通过改革实现职能明确，功能优异，组织科学，程序严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不仅仅要重视审委会自身的改革，而且要重视在具备法学大环境时，毫不犹豫地迈出改革的步伐，这样才能推动审委会制度的完善，稳步推进法治进程。

参考文献：

审判委员会制度篇10

（一）审和判分离

在我国公认的审判组织是独任庭和合议庭，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情简单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而其他的一、二审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审理。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组织实际上是三种，即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因为审判委员会拥有对案件集中讨论并进而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它尽管并非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理，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从而成为一种审判组织。［1］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三项：1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2总结审判经验；3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可见法律并没有规定它是一种审判组织，也没有赋予它具有审判权。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遵照执行。

独任审判员独任庭审理的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案情简单、标的小，应该说误判、错判的可能性很小。一审较复杂的案件要组成合议庭，有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长或者庭长担任审判长。即使在基层法院，担任院长或庭长的人也多是阅历较深、审判经验较丰富、专业知识较强的审判员，他们常常亲自任审判长参与审判。法律上又设立了上诉制度、申诉制度和检察院抗诉制度等，因而审判委员会失去了存在依据。各国法律都要求审与判合一，审判合一是司法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剥夺了部分审判人员行使审判权，造成审与判分离。

（二）行政权和司法权混淆

1审判委员会成员资格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待遇

审判委员会一般由院长、副院长和主要业务庭室负责人组成。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庭室负责人，比非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庭室负责人的行政级别高半级。例如，基层法院的庭长一般是副科级，如果他同时又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则是正科级待遇。中级法院以上法院也是这种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中可以说上话。“官本位”和法官制度行政化倾向在这里得到体现。许多当了多年庭长的老同志不可能都提拔为院长、副院长，如果进入审判委员会，他的级别待遇与副院长是平级的。

2行政化权力干预司法独立

龚祥瑞教授认为，司法独立至少有两层意思：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独立于行政机关即政府；司法人员在审判活动中所发表的言论，所作的一切行为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以免除其后顾之忧，便于独立审判，不受外界的影响。［2］另外，熊秋红博士认为：根据各国宪法和法律的普遍要求和精神，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是从事法庭审判的人员在进行审判和制作司法裁判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之外，不受外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3］有些国家将司法独立直接规定为法官个人独立。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行使职权，只受本法及法律约束”；意大利宪法第四章第10条规定：“法官只服从法律”。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纲要》中规定：“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在实施民事案件审判的时候，应当独立，只服从法律。”［4］社会上更多的人是关注法院的独立，忽略了法官的独立。在刑诉中，凡是判处拘役、缓刑、免于处分的一律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5］司法实践中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包括但又不止这些。“疑难”的经济民事案件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行政案件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一些并非疑难但涉及某些人物打招呼的案件，也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遇到一些案件，有的法官就放弃了手中的权力，把裁判权让给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干预司法独立的另一表现是：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判委员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判委员会决定作出判决；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但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就出现了“你审你的，我判我的”，“先定后审”的怪现象。

（三）公正裁判难以保证

1审判委员会中的“权威”影响个案公正

法律知识浩渺无边，个人不可能穷尽之。法律专家只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法律领域的专家和权威，绝对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法律知识。民商法的专家对刑法、行政法未必是个内行。法律越来越多，越分越细的趋势非常明显。影片《刮痧》中作为知识产权专家的律师不能为他的朋友打赢有关监护权的官司便是明证。一个实际工作部门中的法官，自然也会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再说，目前还有一部分法官是从党政机关调任的，对法律不是很熟悉也不奇怪。在讨论案件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提出很多有建树的法律见解。于是会注重“专家”的意见，特别是案件分管副院长或案件所在庭庭长的意见。所谓的“集体智慧”变成了少数人的智慧。如果该“专家”、“权威”的意见正确固然是好事，如果不正确，则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不正确的意见成了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最终结果，影响了整个案件的公正性。

2程序不公正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我国目前较普遍的现象是“重实体，轻程序”。我们知道，实体法规定的权利需要公正的程序来保证实现，公正的程序是保障裁判公正的基本措施，程序是诉讼活动的总体，依循序渐进的程序进行，才最有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判结果。公正合法的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能够有效地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程序公正的内容主要包括裁判者的独立和中立、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时性等几个方面。

没有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只有一项简单的内部制度《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可供遵循。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既不参加庭审，也不参加旁听，甚至连卷宗也不看。他们只是关起门来听取审判长或主审法官关于案件的有关汇报。他们听不到原、被告双方的辩论，看不到证人作证的神情，也不给当事人申辩的机会。遇到“严打”或年底等着结案时，等着汇报的法官排着长队，汇报时间每个案件只有几分钟，委员们便根据这种简短的汇报进行投票，秘密而草率地决定着当事人的利益甚至生死。如果有的法官故意遗漏或隐瞒案件的重要证据或真实情况，则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就登载了广东珠海的这样一起案件。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其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6］（四）错案责任追究制难以落实

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一个集体的形式对外负责任。它不同于检察长领导的检察委员会，出了差错，检察长是要负领导责任的。而法院院长在审判委员会中似乎没有特殊的地位，他不必对出了差错的决定负总责。法律中也找不到让其负最后责任的依据。既然是集体负责任，那就是集体不负责任，原因是法不责众，也找不到责任主体。虽然我国实行错案追究制度，而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一旦案件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该案后来又被证明是一桩“错案”，那么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均不负法律责任，所谓的“错案追究”在这时就名存实亡了。于是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人利用审判委员会做挡箭牌，行枉法裁判之事呢﹖（五）司法独立难以实现

法官们办案时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说情、打招呼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官司一进门，两边都找人”。有来自地方的、部门的、半官方的，甚至新闻媒体的干预。为了裁判的结果有利于自己，有些当事人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关系试图影响法官的裁判。“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特别是地方长官的指示，往往使主审法官左右为难。有人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能够替主审法官推托人情、分散风险、保护法官。事实上并非如此。普通人的说情相信法官都能化解，而地方长官的压力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地方长官们不会放下架子和一个普通法官打交道。在真有“蛮不讲法”的人施压的情况下，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也不是钢铁长城，同样甚至更难顶住压力。试想，普通法官可以不理会长官们的指示，头顶乌纱、身系前程的院长、副院长们可得掂量掂量。假如他们认真考虑上头的意思，法律的天平可真的要倾斜了。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几点设想

（一）以审判咨询委员会代替审判委员会

审判咨询委员会由若干名经验丰富、办案公正、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和著名律师、社会知名人士组成，这种咨询委员会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均可设立。审判人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可以请求咨询委员会讨论提出建议，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一种参考意见，不强制采纳。这一点区别于审判委员会的具有强制执行力、合议庭必须执行的决议。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可交给相关业务庭室和政研室。

（二）改变现行法院设置、设立巡回法院

我国目前的法院设置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四级，即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专门法院除外，它们是按行政区域的划分设立的。这种设立方式正是给地方干预司法创造了条件。笔者认为，基层法院的设立与行政区划重合，适合于我国的国民法律意识淡薄、地域辽阔的国情。况且大部分一审案件在基层法院处理。但较高等级的法院设置要改变这种做法，可以在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间设立巡回法院，这样的设置也有先例可循。美国将全国划为11个巡回区，设立十一个巡回法院又称联邦上诉讼院。我国可以根据地理意义上区划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等六个巡回法院，法院的办公所在地设在该区的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