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论文十篇

审判监督论文篇1

一、充分发挥审判监督权的现实意义

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疑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效率和公正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市场经济更注重效果，而不过分重视过程（如允许适度投机等），反映在刑事审判中，审判机关为追求社会影响，可能忽略或简缩程序；受利益的驱动或金钱的腐蚀，可能以牺牲程序来达到其违法目的等等。从审判权的发展趋势来看，审判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种类犯罪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呈膨胀、扩大的趋势。同时，审判权的扩大必然导致排斥检察权的制约。从法治的要求来讲，检察权与审判权的规模应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才能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预期目的。

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利益多元化又不断侵蚀着审判机关。审判机关既是市场经济矛盾冲突的裁判者，同时又处于市场经济矛盾冲突之中。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审判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执法标准不统一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影响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审判官是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职业。作为一名法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思想情操，还必须具备高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娴熟的驾驭庭审活动的能力。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原因，法院审判人员，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平均素质尚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尽管审判机关有内部监督机制如错案追究制等加以约束，但是，仅有其内部监督机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强化外部监督。

二、充分发挥审判监督权的途径

（一）抓住出庭公诉环节，依法有理有据行使审判监督权

法庭审理是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形式，审判人员的各项审判活动主要是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97刑诉法的修改，更是强化了庭审功能。出庭公诉的公诉人，不仅要有配合意识，服从审判长的庭审指挥，保障庭审活动的正常进行，对犯罪进行有力地公诉活动。同时，也要严格按照我国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庭审活动，如合议庭人员缺席或中途退席等，要敢于提出纠正意见。不能只“强调配合”、“怕伤感情”而置法律与原则而不顾。但是提出纠正意见时要把握好时机，方式上恰当。严格执行公开开庭审判制度，积极建议和协调多开观摩庭和大庭，将庭审置于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审判监督权的有效发挥。

（二）用足用活审判监督规定，尽量列席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审判委员会会议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由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及相关规定，没有对审委会委员的任职条件、资格作出明确规定，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委员成员多是以行政职务来确定委员人选，其中一部分委员并不从事业务工作，因此在讨论案件中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另外，审委会议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召开审委会时，大多数审委会委员事先毫无准备，仅仅根据承办人员口头或书面的汇报进行讨论，并据此发表意见。承办人员如业务水平低，或有意隐瞒，仅重点汇报对其作出判决有利的事实、证据和意见，则可能影响审委会委员的正确判断，导致他们发表错误的意见。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检察长（包括主管副检察长）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列席审委会会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公诉机关的意见能客观如实地表达在审委会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司法实践证明，列席审委会会议对避免错误判决，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三）突出重点，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抗诉

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发动重新审判的法律手段。抗诉以后，人民法院必须对刑事判决、裁定进行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诉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收到判决、裁定后，要及时审查。特别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刑事自诉案件等，由于检察机关不派员或多不派员出庭实行监督，因此更须及时审查监督。对被害方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要耐心倾听被害方的意见，仔细审查被害方的理由，从中发现审判活动有无违法。

（四）直接立案侦查方式

检察机关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等审判活动中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情况。要果断立案。通过这种方式监督，虽然司法实践中数量不是太多，受体制、经费、手段等方面的制约，成案率也较低。但此种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是一致的，依据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这种监督方式对审判人员震动较大，监督效果最好。

（五）检察机关，特别是公诉部门要树立“大监督”思想，形成监督合力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审判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审判机关的监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监督国家机构的民利。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遇到重大问题或事项，可以向人大报告，借力用力，取得人大的支持，帮助检察机关排除一定的监督阻力和干扰。如抗诉书副本向同级人大送达等。检察机关内部公诉部门要加强与侦查监督、监所、反贪、法纪、控申等部门的内部密切联系，形成内部监督网络，资源、信息共享，形成对审判监督的监督合力。

审判监督论文篇2

围绕着对审判权的监督，我国法学界与法律界长期纷争不止：有检察院监督论者，有人大监督论者，有党纪监督论者，有公众监督论者，甚至有媒体监督论者……不一而足。我个人的主张则是以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为中心，展开对审判权（狭义的司法权）的监督，这也应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

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为何是监督审判权的利器

司法的公平与高效，只能建立在司法独立的基础上，而司法独立的本质就是法官独立，也即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服从法律以外，就不应该有任何上司。从这个角度来说，检察院监督、人大监督、公众监督等只能是外在的监督，而且只能是基于法官在审判中是否违反程序，以及是否明显违反法律等方面的监督，而对于审判内容本身是否符合法律与公义，无法进行监督。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可能成为监督审判权的唯一良方，理由如下：

（一）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有助于裁判规则的形成。法官裁判是一个理性运用法律的过程，而裁判的经验内化于审判本身，西谚有云：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这种包含裁判经验在内的裁判规则的形成，只有二途：其一，法官的师徒制式的传授；其二，依靠学者与律师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而且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所形成的裁判规则，是基于理性与对话而形成的，有助于克服法官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职业偏见。

（二）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有助于将不断发生的社会生活纳入司法秩序。无论是成文法传统，还是判例法传统，法律（包括法律条文和判例）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展开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运用法律裁判案件时，就必须尽可能克服这种滞后性，将不断发生的社会生活纳入法律秩序的统治，这正是法官审判的重要任务之一。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则是学者与律师有意无意将现实性内化于案件讨论的过程。而法官在未来审判时，会因这些评论的影响，间接地将之带入司法秩序中去。

（三）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有助于法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可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学者、律师间对法律适用认识的统一性；其二，通过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可以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视野来考量，从而规范社会。

上述三个理由导致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客观上就形成了对审判权的监督。其一，评论形成的一些规则，会影响到后续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审理；其二，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必然会考虑评论者可能的意见，客观上可以防止法官的肆意行为；其三，法官在审理案件与撰写判决书时，会更加注重说理，因为只有强化说理，才可能受到评论者的好评。

强化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的具体司改路径

强化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应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本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高效与公正的司法，而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是其题中之义。因此，强化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进行评论，围绕生效的裁判文书形成一个评论市场，应是当下可以做出的努力。

（一）所有生效的裁判文书一律公开上网，为评论者提供评论材料，涉及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的案件除外。但是，这两类案件必须设立严格的认定程序，建议统一由最高法院认定，并且设定严格的保密期限，凡超过保密期限的案件，自动解密。另外，不得以商业机密作为不上网公开的理由，因为涉及商业机密的案件，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仲裁的途径来解决。

（二）法官在裁判中可以引用评论意见。在成文法传统中，法官在裁决中是不能将评论意见作为法源加以引用的，但是可以在说理部分加以引用。如此，可以使评论者关注评论意见的采纳，以此为激励，推动评论市场的活跃与繁荣。

（三）再审法院与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要关注评论意见。再审法院与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要建立跟踪评论意见制度，及时汇总与研究对生效裁判文书的评论意见，在决定再审或行使检察监督权时（包括抗诉等方式）要将评论意见纳入考量的范畴。

（四）建立学者、律师与法官间的职业转换机制。欲使评论对法官审判权发挥更加实质的影响，还需建立评论者的主体——学者与律师更为便捷地进入法官队伍的渠道。同时，亦始终保持法官进入学者与律师行业的渠道。这样就可以实现评论者与裁判者的实质交往，更有助于评论对审判的影响。有效的评论市场形成还有赖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努力

当采取上述具体措施后，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才可能日益活跃，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评论市场：学者以评论意见被法官采纳为动因，进而形成学者在人才市场中的“价格”；律师以评论意见被法官采纳为动因，进而形成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价格”；法官基于评论市场的压力，更加自律与谨慎地适用法律，不断强化裁判过程中说理的成分，进而以“说理”来征服案件当事人。如此，法官独立才是真正法治社会的真谛。在当下中国，有效的评论市场的出现，除了上述司法改革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外，尚需通过学者、律师与教师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出现：

（一）学者应以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学业上须有专攻。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学科的学者应以对生效的裁判文书评论为主业，在评论市场中寻找自己适合的地位，以此来介入现实生活，寻找与归纳将现实生活纳入法律统治的规则与经验。

审判监督论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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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云龙（2008）.深度报道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在河南的实践和体会.2012年11月28日访问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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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Benjamin L. Liebman（2005）.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wview.NO.1，1-157.

参考文献：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徐迅.媒体报道案件的自律规则[J].新闻记者，2004（1）.

[3]周泽.舆论评判：正义之秤――兼对“媒体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J].新闻记者，2004（9）.

[4]牛马走.愤怒之余的欣慰[N].大河报，1997-8-25.

[5]江华.千夫怒指肇事者此人身份待核实――对“8・24”恶通肇事逃逸事件的追踪之一[N].大河报，1997-8-26.

[6]沉钟.问“法”中原――张金柱案件启示录[J].时代文学，2001（3）.

[7]刘丹.中州惊天大血案开审[N].南方周末，1997-12-12.

[8]乙丁.大笔写正义：张金柱案报道的前前后后[J].新闻爱好者，1998（2）.

[9]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0]常鹏翱.进入审判的民意[M]//郭卫华.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审判监督论文篇4

监督与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依法独立办案。要使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机制。

1、要正确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即监督权只能由人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体行使）、事后性（即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能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间接生（即权力机关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①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2、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3、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朝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二）在目前，有关新闻监督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③。

4、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这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④。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5、正确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院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⑤。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6、正确处理健全法官自律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要实现其司法裁判职能，必须由作为个体的法官来动作，法官才是真正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司法独立的抽象概念最终以法官独立的形态体现出来。法律监督体系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定监督主体与法官群体相结合取得共识。只有法官群体提高职业素养，提高法律约束的觉悟，以及监督主体及时研究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法官职务行为的全过程，法律监督体系的功能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实现。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⑥。优秀法官应具备下素质：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相当的人文科技素 。法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对法官来说，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通过审判工作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包括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准确的角色定位，刚直谦洁的操行品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职业良心。任何职业都需要敬业，对法官而言尤为重要。法官权威得以树立，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要求法官对自身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不仅要求熟悉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更要求通晓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源、法理，拓宽理论视野，了解法学理论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求官具备积极的实践精神和丰富的审判经验。相当的人文科技素质，法官应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培养高雅的爱好，陶冶高尚的情操，应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社会经验，应掌握相当的常规科技知识。

7、要正确处理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的关系：当前，司法不公正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 。如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没有管辖权的争管辖权，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合议庭成员不参加庭审和评议等。而实践中审判监督的任务主要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而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监督非常薄弱。实际上，案件的实体不公正大多是由于程序不公正引起的。程序不公正的问题不解决，实体上的错案就会层出不穷。反过来又用不公正的程序去纠正“错案”，这种监督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从一定意义上讲，实体不公正是司法不公正的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一是提高办案的透明度，落实公开审判，将诉讼中的各种“关系”公开，相互告知对方当事人，将审判工作完全置于“阳光”之下，杜绝“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二是严格合议制度，健全回避制度。凡是合议成员不会的不得开庭，开庭和合议中不得中途离开。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应自行回避，参与案件研究的院长应自行回避。

8、要正确处理发展和完善法院内部纪律约束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内部约束机制作为法律监督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内部纪律约束机制建立，要适应法官职业的需要，直正起到既对法官产生有效的约束，又维护司法的威信和法官的关系。

参考文献：

①参见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②参见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③参见李修源“关于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两个话题”载《人民司法》2003第八期。

④参见“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载《人民司法》2003第二期。

⑤参见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⑥施海燕“法官职业化建设需要职业化法律监督”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四期。

审判监督论文篇5

一、法院内部监督的构成

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参照国外法院组织制度通行的划分，我国法院内部监督可做如下归纳：

1从监督的主体来讲，法院内部监督可大致划分为审级监督和行政监督两类。所谓审级监督即法律所规定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上级法院通过二审、再审对下级法院案件裁判情况进行的监督，监督主体是上级法院，由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组织行使此项权力，因此，审级监督也可称为审判组织的监督。所谓行政监督，是指法院内部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人员和组织对审判工作或司法行政工作所进行的监督。此处所讲的“行政”，不是从国家权力角度，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意义上的行政，而是从管意义而言。在此意义上，行政监督即管理者的监督。根据现行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诉讼法和法院有关制度的规定，法院内部的行政监督由院长监督、庭长监督、监察部门对本院和下级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其他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所进行的某一方面的监督构成。包括院长发现裁判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庭长对审判人员工作情况的督促检查、监察组织的纪律监督、财务部门的财务监督等。在此需要强调，笔者认为，各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对本院错判的纠正工作不能称为监督工作，一是因为它无权提起改判，改判只能由院长提交审委会，或者说对本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权在本院内部只有本院院长才能够行使；二是它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即：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一个法官(审判组织)不能接受来自同一审级的另一法官(审判组织)的监督。

2从监督的内容来讲，由于法院工作分为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两部分，因此，监督的内容也必然包括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两类。法院内部的监督主体、程序虽有不同，但内容不外乎这两项，有交叉或相同之处。从法院组织法、诉讼法、法官法的规定来看，上下级法院间的审级监督，由各级法院的审判组织依诉讼程序进行，监督的内容是案件裁判；法院行政领导或行政部门的行政监督，监督的内容既有直接针对案件裁判情况的监督，也有院长、庭长以及监察部门对审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纪律情况的监督。

二、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关系

通常，人们一般把对案件的监督称为审判监督。根据以上，按照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审判监督的主体既有审判组织(如上级法院审判组织对二审或再审案件进行审理)，也有行政监督者(如院长发现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决定回避、监督审限、签发法律文书等)。因此，审判监督工作并非只是审判组织的工作。

审判组织的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职能、性质有原则区别，互相不能替代。审判组织的监督是依照诉讼法解决裁判的正确与否，不针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处理；而行政监督虽然能够对裁判和审判人员、审判组织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审判人员作出纪律和组织处理，但无权对案件作出裁决。在国外的司法体制中，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即强调为维护审判的内部独立，法院行政领导和部门不能干预审判，不能有法官之上的法官。审判的独立性使法院的行政监督具有不同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监督的特点：一是行政监督不对案件的是非曲直直接做结论，案件结论由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解决；二是为维护审判独立，行政监督多是事后监督，不直接干预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多数情况下只对生效裁判提出意见、建议；三是司法行政监督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得违反组织法、诉讼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其次，审判组织独立、公正有效的开展监督，依靠行政监督为其提供的环境、条件。这不仅在于审判组织的有效工作离不开行政监督者通过监督管理提高法官的素质并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在于审判组织开展的监督，许多都是通过行政监督而发现和提起的。如院长领导开展的执法检查，发现裁判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检察院(某些国家为司法部长)发现裁判错误提起抗诉(司法部、检察院工作属司法行政工作)；监察部门发现法官在审判中违法违纪引起的对裁判的复查、重审等。因此，行政监督者监督案件是必要的，不能把行政监督与审判监督搞成两张皮，更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特别是由于我国司法工作奉行有错必纠原则，与国外不同之处在于生效判决允许申诉、再审，允许改判纠正，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因而，如果说国外的法院监督中审级监督居于重要位置、行政监督相对弱化的话，那么在我国行政监督则有其特殊存在的价值。

第三，行政监督依赖于审判组织的监督、以审判组织作出的结论为依据。虽然行政监督的内容包括了案件裁判情况，但行政监督只有提起或建议的权力，无裁判的决定权。因此，行政监督并不代替审判组织依审判程序对案件作出裁判。两者性质、权限、任务不同。由于审判工作的判断性特点，决定了审判奉行独立、中立原则，行政领导、行政人员不能干涉和代替审判组织的法定权力，对案件的裁判必须由审判组织依照法律作出。因此，行政监督必须以审判组织的结论为依据，进而才能达到对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目的。

审判监督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82宪法制定后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的发展阶段入手，检讨我国现行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并对这个机制予以重构，提出了实行劣迹规避，推行重大疑难案件呈报制度，增强监督者的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准，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及选任办法，建立院长决定复议制度，规范审委会考核办法，建立不当拒绝异议意见加重处罚制度等七个设想。

“哪里有权力，哪里便有腐败，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用权力制约权力是保证权力清廉的最好办法。”目前，司法腐败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那么如何监督裁判权依法行使呢？以裁判结果的形成时间为临界点，审判监督可以分为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事后监督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救济，事前监督则是一种权力保障。救济方法固然不可缺少，但却导致诉讼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增高，审判的公信力下降，从这个角度上讲，事前监督具有更强的社会紧迫性。为此，本文从82宪法制定后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的发展阶段入手，检讨我国现行的事前监督机制，并对这个机制予以重构，以求保障审判权的良性运行。

一、审判事前监督机制的发展阶段?

自从82宪法颁布以来，我国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度集权的行政化阶段。从二十世纪80年初至90年代中期，不管法律条文是如何规定的，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我国的法院完全按照行政化的模式管理，内部的裁判行为也基本上是行政化的管理，即承办案件的法官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仅限于调查取证，开庭走过场，案件实行先定后审，裁判结果实行由庭长、主管副院长层层审批制度，而且庭长、主管副院长可以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直接改变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草拟的裁判意见。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事前监督机制是最强的。但是由于这种事前监督机制摸杀了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区别，违背了司法行为的规律，不仅使司法效率低下，而且抑制了承办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决定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法院领导没有亲临庭审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司法的透明度不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这种司法事前监督机制受到了学界和国际社会的批判。于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下，国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作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

第二阶段：审判放权阶段。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借鉴西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鼓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实行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四权分立；实行一步到庭，直接言词；强调当庭宣判，并以当庭宣判率作为考核一个法院业绩的重要指标；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即裁判文书不再由庭长、主管副院签发，完全由案件的审判组织自主作出裁判，自行签发裁判文书；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并颁布了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宣称法官职业化，抬高法官门槛，先从学历上要求大专以上文化，再后来就要求必须要本科文化，建立了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应该说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学者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普遍关注，成绩是瞩目的。但是这一阶段的事前监督失控，法官整体素质不高，加上由于我国缺乏法治的土壤，司法改革更多的是法院系统内部进行，司法外部（包括执政党）却对一些改革举措都保持沉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高法院要求法官做孤独的贵族，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广交朋友，但是执政党要求所有的干部走群众路线，与人民打成一片；法院系统要求法官按证据认定的事实进行裁判，但是中国的人文心理却无法接受。因此，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法院的公信力在下降。现实表明，审判放权力度越大的法院，社会评价越低。形式化的裁判公正意识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涉法上访问题非常突出。司法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下至最基层的助理审判员，上至省高级法院的院长都存在无法被社会容忍而受到查处的腐败现象；再审案件呈直线上升，有的案件刚好终审结案，又启动了再审程序，浪费了不少的社会资源；同时，社会对司法的诚信度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有的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会否决。于是对司法改革的改革便悄悄地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阶段：裁判权受到限制阶段。在审判放权阶段，法官审判案件的权力过大，而目前的法官素质普遍不高，可能会导致自由放任。于是一些法院在近年来对裁判权实行一定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从独任审判员以及合议庭中分离出来，交由庭长、主管副院长行使。同时赋予庭长、主管副院长对案件审判组织草拟的处理意见享有提出异议权，案件审判组织自接到异议后应当进行复议并重新草拟处理意见，如果复议后的处理意见仍得不到庭长、主管副院长的认可，可以递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但庭长、主管副院长不得直接变更案件审判组织草拟的处理意见。这样一来，对案件审判组织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约制，强化了审判的事前监督。首先使个别胆大枉为、肆无忌惮的人员有了收敛；其次还可以通过庭长、主管副院长的异议权和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两条途径纠正了个别案件审判组织草拟处理不当的意见，对维护司法公正起到了一较大的作用，这一举措也受到了当地党委、人大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二、检讨现行的审判事前监督制约机制

近年来，不少法院在内部对裁判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取消了法官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赋予主管副院长的异议权，但效果并不明显。笔者对某区法院实行审判权限制一年来审结的1000件案件进行了调查，其中主管副院长提出异议的案件仅10件，且其异议意见基本上没有得到案件审判组织在复议时采纳，最后全部递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结果只有一件案件被审判委员会决定改变原审判组织的意见，部分支持主管副院长的异议意见。这一局面的出现，除了案件审判组织的责任感增强等人为的因素之外，也说明我国现行的事前审判监督机制存在一些机制性的缺陷，归根到底还是有权最终变更案件审判组织处理意见的审判委员会存在机制性缺陷。

在体制变革时代，新旧权力体系无形中会存在一种政治上的博弈、权力上的较量，审判权的限制也不例外。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希望维持原来的放权状态，以保障自己有较大的裁判权；而主管副院长、院长则从维护法院整体公信力的角度考虑要加强审判事前监督，适当限制法官的裁判权，但是不得直接变更案件审判组织的意见。而院长、主管副院长以及主要业务庭室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审判委员会成员，以某区法院为例，审判委员会委员共14人（其中院领导6人，庭长、主任8人），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在审判委员会中，院领导是处于劣势的，庭长们处于强势、支配的地位。院领导形成一致的意见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在各种决策性会议上常常研究问题，对很多问题有一种默契，而且有着固守法院整体公信力的共同愿望包合在其中；而庭长们也出于以下原因容易形成一种默契：首先在现行体制下，案件处理结果很多时候也包含了庭室的利益在其中，庭长想捍卫庭里的利益，从而维护审判组织的意见；其次庭长在几年一度的竞争上岗中要庭里的法官投他（或她）的赞成票，所以一般情况下，庭长会尽力维护本庭法官的处理意见，以获得庭内法官的支持；再次，那些庭长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默契，即你支持我庭里法官的意见，我支持你庭里法官的意见，这样所有庭里法官的意见都能得到支持，有着共同的利益；最后，庭长们从心理上对抗这一制度，使主管副院长递交讨论的案件一一维持原审判组织的意见，使主管副院长失去异议的兴趣，例外如果异议总是得不到大家的一致支持，也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主管领导的业务水平，进行一种道德谴责，给主管领导行使异议权的压力加大，最终放弃异议，从而使主管领导签发法律文书，进行事前监督的制度形同虚设。正因为如此，主管院长提出异议的案件，其异议的意见在审委会讨论中难以得到通过，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法院院长在主持审委会听取汇报或事前已听有关人员反映、了解情况时，如果院长发现案件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明显不当，并且多数审委会委员可能维持案件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时，会议主持人提前发言来控制审判委员会朝正确的方向发表意见时，局面才能扭转；而在一般情况下，提出异议的是主管副院长，主管副院长一般不会担审委会的主持人，即使临时担任审委会的主持人，他也没有院长担任主持人那些有能力控制审委会。所以，主管副院长签发法律文书，行使裁判异议权进行事前监督在目前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三、重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的设想

审判事前监督机制的重构是促进审判良性运行，保障司法公正，减少再审案件数量，降低诉讼道德成本的必然要求，但它必须要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重构审判事前监督机制必须在坚持主管院长签发法律文书，赋予主管院长对处理意见的异议权，对不服异议的处理意见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基础上，遵循下列几个原则：一是合法原则，即符合法律规定。二是有效监督原则，即必须保障事前监督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避免制度虚设、操作失灵等现象发生。三是充分调动案件审判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原则，即不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先定后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保障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一定的权力。四是利害规避原则。由于有回避制度存在，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审委会讨论该案自不待言，但是与案件的处理意见有其它间接的利害关系的人也应当排斥在审委会组成成员之列。遵循以上几个原则，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机制性意见：

（一）在内部进行人事安排时实行劣迹规避。在现实中，一个法院经常办错案的法官，经常出现司法怠慢、司法不廉的法官往往集中在某些人身上，在现行的人事体制下，法院也无权将其调离，但是法院内部在进行工作安排时，应当将经常出现劣迹的法官调离审判一线，让其做一些行政性事务，或者审判二线，或者干脆派其参加党建、扶贫工作，将业务精通、敬业精神强、清正廉洁的法官放在审判一线，特别是刑事庭、民事庭等主要业务庭从事审判工作，从而从队伍的素质上进行事前监督。

（二）在案件审判上推行重大疑难案件呈报制度。对具有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集团诉讼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本地出现的新型案件规定为重大疑难案件，受理此类案件以后，承办法官应当填写重大疑难案件呈报表，一式两份，一份送庭长，一份送分管副院长，庭长和分管副院长接到呈报表后视其具体情况，可以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该案，可以跟踪办理情况，对案件审理进行业务指导，从而事前监督该案的审判，确保案件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

（三）增强监督者的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准。在实践中，很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主要原因是监督者自身无能，无力监督；监督者自身道德有问题，与被监督者串通一气。因此在重构事前监督机制时，必须保证行使监督权的主管副院长首先是一名优秀的法官，不仅法律水平比一般法官强，而且法院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原则上必须在法院工作5年以上、有比较突出的业绩的优秀法官才能提拔为分管业务的副院长，组织、人事部门必须要淡化业务副院长的“官位”意识，强化“业务意识”和“道德意识”，要与选拔一般的党政部门干部有所区别。

（四）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及选任办法。首先从利害规避的角度考虑，尽可能地排斥业务庭的庭长担任审委会委员，淡化审委会委员的政治色彩，强化专业化要求，将研究室主任及其它业务很精通、经验很丰富的优秀法官选任为审委会委员，原则上庭长不得担任审委会委员。其次，适当限制审委会的人数。一个单位的正副院长当然是审委会委员。但是正副院长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不得超过5人，加上具备法官资格的政治部主任、纪检组长进入审委会，那么属于院领导的审委会委员一般为6人，为了防止在政治博弈过程中来自各庭的审委会委员之间形成默契，对抗甚至控制审委会，建议审委会委员中自来各庭的委员人数一般要少于院领导在审委会中的人数，即最多5人。这样一来，审委会的总人数为9人或11人比较合理，比较科学。

（五）建立院长决定复议制度。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应当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应当硬性规定会议主持人，特别是一把手主持会议时应当最后一个发言，此前除向承办人提问了解案情之外，不得发表任何法律分析和事实分析的倾向性意见，以免影响、控制整个审委会；与此同时，必须充分发挥会议主持人监督整个审委会的职能作用。为此，必须建立院长（会议主持人）决定案件复议制度，也就是说，作为最后发言的会议主持人如果认为会议形成的多数人意见明显存在问题，有失公正时，会议主持人有权搁置已形成的多数人意见，表明自己的处理意见，并要求全体审委会委员进行复议。但为了提高司法效率，会议主持人决定复议的次数一般应当不超过两次。

审判监督论文篇7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审判

中图分类号：DF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24-02

首先回顾一下“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以下简称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故意杀人、再审案”（以下简称李昌奎案）两个案件。药家鑫案：“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开庭审理备受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包括受害人张妙丈夫王辉在内的近30位亲属到庭旁听，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中省媒体及400余名在校大学生到场旁听。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药家鑫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

李昌奎案：“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之后将此女子与其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李昌奎的作案手法极其凶残，其行为令人发指。2010年7月15日此案一审判决：李昌奎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8月22日，李昌奎故意杀人、案再审在云南昭通市进行。2011年9月2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的共同特点，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舆论监督司法审判的公正，司法权力也保障了舆论监督的自由。虽然舆论监督和司法审判都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二者之间采取的价值标准和正义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二者的互动中，也会存在舆论干扰司法独立、侵犯司法公正的问题和可能性。

药家鑫案中，许多的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达了对药家鑫一案的看法，以下节选网友在网上的留言：“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判断，我们认为药家鑫的死刑判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悬念，但有的网友‘听到了公正的判决，不由得泪流满面感觉’！从媒体报道和微博言论来看，很多网友都表现了这种‘公正焦虑’！”有网民将此案与“李刚门”相提并论。对于药家鑫残忍的做法，网民一边倒地进行了声讨。2011年5月26日，《华商报》报道西安五名教授联名呼吁免除药家鑫死刑,对此绝大多数舆论媒体持批评态度，认为五教授对药家鑫的“善良”只会导致以后产生更多的李家鑫、张家鑫……这么多人的关注乃至焦虑？为何一般公众在二审判决结果上会有与法律人不同的判断？或许这和一审法院推行的所谓“征求庭审人员量刑意见”的制度有关，有人甚至认为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是“选择性了解民意”――如果没有药家鑫案，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陕西法院还有一个这样的司法改革措施――媒体和广大网民发出药家鑫必死的愤怒呼声，都与这个制度不无关系。耐人寻味的是，在药家鑫二审案件中，法院并没有继续执行这个制度。这是不是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正确的行使了监督权还是干扰了司法独立？谁是谁非不好判断，但是却反映了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另李昌奎案中，有网友在网上发帖讨论称，云南省昭通市中院认定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重大，社会危害极大”的定性非常准确。报复行凶，李昌奎把王家红掐晕后对其进行了，之后用锄头打击其头部，又将年仅三岁的王家飞活活摔死，最终还担心王家姐弟未死亡，又用绳子勒二人的脖子，杀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都不放过，这样恶劣行凶，自首、悔罪均不足以减轻其罪行，也不能成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这个“免死牌”有点依法无据，应当要依法严惩。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药家鑫、李昌奎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法律和公众自然有个评判标准。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语境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称法院的公平心，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法律。可见，法律对药家鑫、李昌奎的惩处，不再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杀人案和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一起关涉到人性和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公众心理安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事件。舆论监督对于重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舆论监督通过对案件审判进行及时、公开、真实的报道，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这对于推进司法审判改革、公正司法审判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国家宪法的相关规定是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舆论监督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方式。舆论监督是通过大众监督，采用人文道德评论，去体现正义的社会活动。舆论监督与司法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保证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审判公开是公正司法的有力保障，这也需要新闻舆论的参与，新闻媒体通过对司法活动进行真实、公开的报道，尤其是曝光司法、执法行动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对监督司法公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开审判是抑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方式方法。但公开审判的实现也要具备一定条件: 首先在开庭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能随意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其次在开庭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得任意发表个人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的事实情况，由合议庭对外法律意见；最后在庭审之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就案件的审判结果发表评论。

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相辅相成，但也不完全是促进作用，也存在阻碍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对立的矛盾关系。首先，“应然正义”与“实然正义”的冲突。法律有其自身特定的规则，一个依法做出的判决，并不一定使当事人双方都很满意，因为司法审判是“实然的正义”，而民众舆论要求的是“应然的正义”，双方对事实的不同的价值追求，导致法律有时无法满足“应然的正义”，这导致了新闻舆论依据公众情绪、道德情感所做出的报道与人民法院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对某些讼争事实的裁判结果不一致。其次，舆论自由与审判中立的冲突。舆论自由要求报道以及评论等自由地进行，但是审判中立则要求排除舆论信息的干扰，使法院能够不受干扰地履行职责，行使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尽管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以追求公正为目标，要求客观真实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新闻采访的随时性、时效性、新闻评论的感性和倾向性等，还有新闻媒体自然追求轰动效应的特点，人民群众言论自由以及对弱势一方同情、人云亦云的重感性分析，上述情况都与司法行为的程序性、逻辑性以及中立性等特点存在冲突和矛盾。报道具有倾向性或许会引发公众情绪从而形成对审判机关和法官的压力，进而影响审判结果。这种舆论监督的倾向性与司法活动中立性的冲突其实就是舆论自由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冲突，是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冲突。第三，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在价值取向上有冲突。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及其自身利益过分的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公正形成一定冲击和影响。审判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法官需要运用已有的法律条文公正独立的裁决案件。司法审判是保证每个公民拥有绝对的公平中立的理性裁决，不能因为舆论监督过分关注而失去自己独立且中立的公正价值。

审判监督论文篇8

关键词：媒介审判；舆论监督；司法独立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023-02

一、“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

近年来，社会各界学者日益重视到新闻与司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各种刑事案件如早期的“孙志刚案件”以及近期的“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以及上海浦东“钓鱼案”等相关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宣传社会法治纪律的方面无疑取得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警醒了广大社会公众。从媒体参与法律事件报道的背后，有些学者提出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在使用舆论监督这一功能时，出现了超越于法律程序而进行越俎代庖参与到司法审判的现象，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由此提出了“媒介审判”的概念。我国传播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1]。学者郑保卫认为这是一种将新闻传播权利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运用新闻报道干预和影响司法工作的行为。它违背了司法法治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原则，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挑战，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公正性。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其中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太阳教授针对魏永征教授《“媒体审判”有悖法制精神》一文，撰写了《媒体舆论监督有悖法制精神吗？――与魏永征教授商榷》。在此文中，刘教授首先指出媒介的舆论监督并不等同于“媒介审判”，媒体对违法犯罪事实的报道是媒体报道内容的一部分。接着又指出媒体的某些由于报道内容失实而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并不能说是“媒介审判”，只是一种会受到法律追究责任的民事行为，而不是“审判”行为。最后刘教授指出魏永征教授文中的“媒介审判”实为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推动我国法制建设。从而肯定了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些学者将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权利的功能看成是“舆论审判”，把媒介审判混同于媒介监督。如吴丽和付云华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一些新闻传媒在对法院未结案件的报道中，不当地使用议程设置的功能，擅自发表带有主观性或带有暗示意味的言论，只报道一方当事人的观点或事实而忽略另一方的意见或陈述，从而给大众造成舆论上的偏向，给法院审判案件带来了压力，导致法院出现不公正的审判和一些冤假错案发生。即新闻舆论超越司法程序，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也称舆论审判[2]。这种说法不仅过分夸大了媒体发挥监督社会的功能并且也是将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陷入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媒介审判不能等同于舆论审判，更不等同于媒介监督。对于是不是舆论审判，笔者认为首先要弄清楚舆论的概念是什么？陈力丹教授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3]。从这个表述中得出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而公众是依赖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社会，所以新闻媒体就要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发出质疑的声音。但是如果公众了解到被某些权力机关认为是“不理智”的声音，从而否定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这不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该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实，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份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尊严是否全由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害，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选一的位置，或是歪曲事实，或是闭口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4]。

二、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的“媒介审判是个伪命题”

媒体如果因为报道了不合理的审判裁决而影响了司法判决，就能说是“媒介审判”吗？“媒介审判”是西方出现的概念，这是和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陪审团制度规定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陪审团的意见根据案件双方出示的证据以及双方在法庭的陈述来辨明案件的真相，然后法官根据既定的事实证据来给出相应的裁决。而陪审团在影响法律判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陪审团的要求也较高，但是我们知道陪审团的成员来自于普通民众，不可能人人都具有法律方面的知识，并且也极易被大众媒体的报道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很有可能会影响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陪审团成员，会左右和干涉他们的想法，所以西方国家对于媒体进入法庭的报道有严格的限制。比如不得将现代化的设备如录音、录像等设备带入法庭，不得侵犯案件双方个人的名誉以及隐私等权利。法院还会对媒体的报道进行限制并签发相关禁令，只要法院认为一切有损于法庭审判的报道，就会被禁止，但是只要媒体公正准确地报道法律事实和程序，就不会被认为是藐视法庭罪[5]。

相比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中国没有采取完全的陪审团制度。我国采用人民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的法律知识并不完善也不专业。在我国，正常情况是陪审团很少有独立的思考并且容易附和法官的审判。因而通过舆论和媒体的报道来干涉司法显然要比西方困难的多。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的司法受媒介的干预而存在“媒介审判”，是对法官独立判案的能力的质疑，也是对于中国法律权威的不信任。那么，试问在中国，法院的审判到底受什么影响和干预，有学者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范以锦认为我国最能影响司法审判制度结果的不是媒体的力量，而是另外一种力量，即权力，政府部门中的行政权力，也就是政府部门行使不正当的权力干预办案，在中国真正意义上媒体审判根本不存在，而会给司法审判带来干扰的更多的是权力[6]。笔者对此看法深表同意。在中国政府权力机关掌握着司法部门人员的行政任命的权利，所以必然会对司法部门审判案件造成某些无形的压力。如上级政府部门的一句“发回重审”和“限期解决”以及某些批示，都会影响着案件的审理程序。而媒体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行使监督的权利，就被定性是“媒介审判”。那么试想，如果没有媒体的这种监督司法程序的行为，最后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公正。假如政府将很多影响的案件捂着藏着，不让媒体报道，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恐慌和不安。其实公众掌握的资讯越多，越不容易引发恐慌，透明度越高的社会体系，越会让人产生信赖。与此同时，信息公开的压力，会对司法体系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三、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媒体与司法二者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依存的一个整体。首先，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合理性。“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7]。这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满足，特别是进入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民众对于信息的需求和对社会的透明的期望越来越急迫，在公民新闻充分发展的今天，将某些部门认为不安的信息掖着藏着，想要阻碍公民对各种信息的知情权，其实已经不大可能。作为司法机关，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公开自己的信息，接受作为社会显微镜的媒体的监督，亮出自己的政务和作风，是最为明智的做法。

其次，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新闻媒体的作用是通过曝光社会的不正当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从而促进社会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司法法制则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二者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道德评判只为公众舆论所接受，而不被法律接纳和支持。但是从根本来讲二者是没有冲突的[8]。新闻媒体需要借助对司法程序的监督发挥自己社会t望塔的功能，而司法制度需要借助媒体的公开来推动自身的司法公开。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并积极地配合媒体的报道。现在有些地方的法律逐渐放宽了对媒体的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1994年4月1日起，南京电视台与当地法院合作开办了“法庭传真”专栏节目，用现场直播或直播与录播结合的方式每周报道一个案件的庭审活动；1998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要将宪法、法律规定的公开的审判制度落到实处。各类案件除涉及国际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外，一律实行公开审理制度，不允许“暗箱操作”。另外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允许公民旁听接受人民的监督，并逐步放宽法庭对电视直播的限制，鼓励新闻媒体对案件的如实负责的报道；1999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公开规定》，其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状况”。

在保证传媒在社会法律方面的监督权之外，媒体自身的行为也需要规范。从媒体自身来说，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来干涉司法的审判，新闻媒体也必须认识到：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应保持报道的客观性和中立原则，这是新闻报道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原则，让案件双方的当事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不偏袒不徇私不夸张，原貌地呈现事实该有的状态。涉及到专业的法学知识或是原理，一定要请教法学专家，不要越俎代庖，要慎之又慎地对待报道内容和发表意见，并且还要规范报道不会涉及法律不允许的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要刊登带有攻击案件当事人的人身侮辱内容的报道。

总之，对于大众媒体正确的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不能指责为“媒介审判”，诚如在前文中所述，在中国媒介的力量还不足以大到可以超越政府司法机关行使审判的功能。在现有司法制度下，大众媒体只有从规范自身的报道行为来约束，不越界。这样才能充当社会的“排气阀”，做好人民的喉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吴丽,付云华.浅论“媒体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冲突[J].法制与经济,2010(4).

[3]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4]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

[5] 卞建林,焦洪昌.传媒与司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6] 范以锦,袁端端.谁在审判？谁能审判？―对“舆论审判”之说的深思考[J].新闻爱好者,2010(2).

审判监督论文篇9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监察和督促。当前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法制的不完善,司法审判权的监督也愈发显现出它的不足。笔者在此就当前审判权监督的现状发表自己的几点拙见，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二、审判权监督的现状。

1、审判权监督的缺陷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院被视作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随着法院和法官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主要性日益增强，导致大众关注度不断提高，而且由于法院不适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导致了加大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力度的呼声高涨。因此，出现了方方面面齐监督的状况。仅从现时对法院和法官监督主体的广泛性上就可以得到证明：除法律规定的监督主体外，还有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政协领导和有关部门，各级法院领导、当事人及大众媒体等等，他们都在对审判权进行着积极的监督。这些监督主体的监督内容主观、随意，缺乏法律规范性，客观地说，这些监督大多初衷良好，或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或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是为了为民排忧解难、或是为了揭露不公正等，但是监督的结果往往走向监督者初衷的反面。

在人大监督方面：当前，一些地方人大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在党政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打招呼、定调子、批条子，要求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

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

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

在法院内部之间的监督：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2、审判权监督弊端所带来的问题

使依法独立审判权力受到干扰。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方方面面监督的存在，使法院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使依法裁判缺乏威信。由于领导个人监督和媒体随意监督存在，使案件当事人似乎发现了一种高法律的东西，形成了上诉不如上访，找法官不如找记者的局面。

法官职业的神圣和尊荣感丧失。我国法官被定位在大众化职业上，缺乏特别的职业保障，因此，法官可以受到随意监督、随意追究和随意处置。这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不允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法官本为就很稀薄的神圣感就俞发丧失殆尽，对于没有了尊严感的人又如何要求他表现良好？

3、审判权监督缺陷产生的原因

人大监督的目的不明，方式欠妥。地方人大监督的实践大多是纠正个案 为目的。但人大没有力量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更不应当将主要精力耗费在解决一些具体的案件上，而放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责。

各级党政领导“衙门”观念根深蒂固，且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还领带这些部门或个人。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尚无法律依据和统一规范，有的新闻单位片面理解新闻自由，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另外司法活动的过度封闭也是造成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报道不实的原因之一①。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抗诉，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与司法裁判的专有属性相冲突；其次检察机关对再审启动的公权化与当事人处分相冲突，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②。法定的四种提讼的情形过于笼统，不易操作，抗诉弹性极大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滥用。

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业务上还不是完全独立，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另外个别基层法院对审判监督工作重视不够，法院审判监督注重实体方面，轻视程序不公。

参考文献：

审判监督论文篇10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影响；平衡

新闻媒体监督是当今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监督工具，其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尤为突出，舆论监督对司法活动的的监督目的在于促使司法保持其独立性与公正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媒体监督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现实社会中，新闻媒体更多地从道德、利益等方面出发对司法活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鉴于此，国内媒体监督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这三大公民权利而派生的一种监督行为，在实践中通过媒介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也是落实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的体现。

舆论监督作为制约司法的手段之一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的公开性。众所周知，新闻、报纸、网络等媒体作为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其受众具有很高程度的广泛性和公开性，新闻媒体能够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所接触到。其次，舆论监督具有其独特的引导性，它能够直接反应民意，并且监督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民众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评价。再次，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虽然舆论监督能够反应民众所想与所求，但是在现阶段，舆论监督受利益与道德等因素的驱使，而对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正是由于舆论监督具有如上的几个特点，导致了它对于司法公正的两方面影响，首先是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冲突，因此司法机关责任重大，能否做到公正司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要的舆论监督形式，其对于司法公正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闻舆论监督使司法权的运作趋于透明、公开，促使其沿着法制的轨道正常运行，使司法公正真正得以实现。同时，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要防止这种行为，就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实践证明，仅仅靠立法、行政及司法三个职能机构相互制约和监督还不足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因而有人将新闻舆论的影响推向监督层面，并比之为“第四权力”。新闻自由的一项有效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并对公众权力实施者进行监督。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能纳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内，并成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舆论监督不仅在程序上可以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而且可以在实体上防止裁判不公，成为防止司法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当代社会，舆论监督是审判公开的必然要求。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司法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公允和翔实报道，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进而使司法活动置于大众监督之下，避免了“暗箱操作”，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平保公正。舆论监督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在司法程序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身份出现的，他常常被与社会隔离开来，要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心声变得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新闻媒体以社会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司法活动，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犯的保证。由此可见，就从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监督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舆论监督虽然对司法公正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新闻舆论监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舆论监督得当，会极大地促进司法的公正。反之，新闻舆论监督也会干扰司法，影响司法公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必须有权威性，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权威可言，那么司法公正将不可能实现。新闻媒体往往曲解了舆论监督的概念，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进行批评报道，而不适当进行正面的报道，影响了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最终影响了司法的公正。

第二，新闻舆论监督往往以“媒介审判”的形式出现。对于某一案件，新闻媒体经常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之前，用道德评价的标准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公正判决，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三，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我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具有不平衡性，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第四，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新闻媒体通常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而将法律问题隐蔽化，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从而造成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面对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应立足国情，找到二者作用的平衡点。要实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最根本的是实现舆论监督的法治化，用法律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同时要追求经济利益，因而传媒的舆论监督也要受到监督，任何权力即使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一旦没有监督，就可能变得压迫人和剥夺人。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首先，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如果司法机关没有起码的权威性，那么司法公正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新闻媒体实施新闻舆论监督不得损害司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与司法的权威，这是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则。新闻记者应该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与独立性，避免干扰司法，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次，要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程序的时间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审判机关的公正审判，因此严格限制媒体介入司法审判的时间是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保障。新闻报道与司法审判在时间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性，新闻报道对时效性要求很强，记者通常是尽最大的可能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出来，而司法审判则必须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来进行，这就导致了记者通常为了抢新闻而不顾司法审判的程序，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再次，新闻媒体不能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新闻舆论监督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媒介审判是指媒体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判决之时，以自己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对案件进行评判，作出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介审判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而且可能会引导公众对案件进行错误的认识，进而影响司法的判决，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案件的审判结束之前所作的倾向性报道不仅是越权的，而且是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的行为，避免其滥用监督权，进行“媒介审判”。

在对舆论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我们应该适时改革司法，避免新闻舆论监督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减少司法工作人员对外界的依赖。我国处于法制建设的初期阶段，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还不够高，他们在审判的时候，由于专业素质不高，以致于其底气不足，过多地考虑了判决的社会接受程度，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没有以法律为准则，导致司法的不公正。因此，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使其树立以法律至上的观念，自觉抵制外界对审判工作的不良影响，真正做到依法审判，维护司法公正。与此同时，我们要同步构建起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现代社会既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又要保证司法公正，要兼顾二者，那就要加强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交流，这就需要构建媒体与司法机关沟通的新渠道――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司法机关要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司法机关应该通报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进展以及可报道的程度、范围等等，这样既确保了媒体以及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可以防止新闻媒体的不正确报道，以便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当今社会实现公正的两大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弱化、避免舆论与司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二者博弈中寻求和谐共处、基本平衡与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维护司法公正，才能更好地建设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J].中外法学,2000(1)．

2、康为民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3)．

3、传媒与司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5、周泽．“媒体审判”、“舆论审判”检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