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范文10篇

审判范文篇1

「关键词」审判独立审判监督审判公正

「正文」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公正与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者不懈的价值追求。作为现代司法理念重要内涵之一的审判独立和审判监督，对于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审判独立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审判独立又称为“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众多学者各持己见，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精神独立。

外部独立。外部独立指司法系统相对于司法系统之外的权力、影响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职能的独立。司法职能属于居中裁判、适用法律的职能，而非制定规则、管理职能。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已经将几种国家职能完全分开，而且各国的实践基本上都达到这点。二是司法机构的独立。这一点与司法职能的独立相辅相成。我国从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法官作为独立的一支职业化队伍，表明我国早已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

内部独立。进入本世纪以来，内部独立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它是指司法系统内部作出裁判的法官、法官合议体（比如我国的独任制、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之间以及它们所属机构之间的相互独立。内部独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的相互独立。二是法官合议体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一些带有咨询性质的组织如审判长联席会议、庭务会等不属于法官合议体，也不得干预法官的独立裁判。三是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这种情况既包括同一合议体之内的法官之间，也包括担任司法行政职务与不担任司法行政职务的法官之间、资深法官与非资深法官之间。当然，承担不同职责的法官之间可能会存在行政关系、指导关系，但这些关系最终不应当影响法官的独立决策。

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一要求不容易衡量或量化，但这是法官个人魅力的核心，自然也应当成为司法独立理念的重要部分。

（二）审判独立的基础

要求审判独立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司法职能的中立性。要保持司法职能的居中裁判地位，就要保证其不受干扰。二是政治权力的对抗性。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世界范围考察，政治权力的运转总是充满争端、冲突、变革甚至革命。在和平时期，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利益分配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但执政者与非执政者会寻求各种手段调节冲突、解决矛盾，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也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司法，便是政治家们选定的“泄洪渠道”。政治家们在对待司法地位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不论是经济、社会中的矛盾，还是具有一定法律性质的政治冲突，与其由自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处置，倒不如交给一个与各派互不相干的、中立的、不受干扰的独立的机构裁决。这是因为，自己在位、自己裁决、自己得益，但别人执政时会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结果非但无法得益，反而加剧政治纷争，不利于政治利益的实现。三是司法职能的专业性。司法机构虽然是一个政治机构，但其职能是适用法律、裁决纠纷。法律是人民意志通过立法机关成为的强制性规范，人人必须遵守。目前，世界各国逐渐培养了一个专司法律制定、适用、研究的法律职业。法律职业具有四个特点，即长期专门培训、排他性专门评价、诚信职业活动和自律性管理。司法职能的履行除了符合政治权力规律外，还必须符合法律的专业性。当社会普遍承认司法活动和法律真正作为一个专业时，外界的干扰便难以介入。

可见，审判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法官来说（这也是国家、社会、公众的要求），必须培养与独立地位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三）审判独立的功能

审判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其适应政治体制运作和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能够有效制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避免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孟德斯鸠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其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符合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作为公民权利行使及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终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程序公正、体现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二、审判监督

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公正的保证。

（一）审判监督的含义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审判监督的基础

如果审判案件法官不能做到居中裁判、审判独立，就很难保证裁判的公正性。审判监督本身不可能不含有“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可为什么它在现代司法理念里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

1、权力正确行使的需要。渊源于“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独立本身就意味着要接受其他机关的监督。同时，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证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审判独立也是十分必要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约，难免出现专断与滥用。

2、克服“人情弱点”的需要。审判独立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职务，用最好的知识与良心而是看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来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不无疑问。因为尽管各国对法官的资格、甄选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且规定法官享有丰厚的职位保障，但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

3、裁判自身特点的需要。裁判就是法官运用已有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对有关事实情况进行判定。这是一个主观见诸客观的判断过程，其中难免要受个人分析判断能力、案件暴露程度等等情况的影响。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案件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

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就需要审判独立，不受其他各方的制约。但这并排斥依照一定程序对审判活动进行必要的审判监督。只有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才能最终实现审判独立的双重目标——对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和裁判公正。审判独立也才会因此而获得其存在的根基。

三、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

（一）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司法公正和效率。

首先，审判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两者的范围界定除受各国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关。审判监督更偏重于公正，但往往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审判独立是既重视公正又重视效率。

其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审判独立是审判监督存在的前提，审判监督的存在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不要任何监督的绝对的审判独立和毫无独立可言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都不可能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

（二）发挥审判监督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

审判监督必不可少，审判独立至关重要。如何厘清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为二者划定合理的边界，以达到二者的协调？尽管由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都认为，审判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在不损害审判独立这一大前提下对审判权行使的合理制约，是审判公正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实现审判独立、审判公正的“绊脚石”。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制，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以下原则：

1、程序为主原则。程序为主解决监督什么这一问题。大多数国家对民事审判的监督一般都仅限于对法官个人遵守法纪、道德品行等程序情况的监督，而很少涉及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等实体方面的监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的范畴，法院错误裁判，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上诉或申请再审程序予以救济。审判监督（审判机关内部通过上诉、申请再审程序进行的监督外）的对象原则上不包括法官所作出的裁判。这是因为，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作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产生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忧、畏惧乃至顺从、依附心强，危及审判独立。此外，司法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的最后一道防线，终局性、确定性是其最基本要求。如果允许其他国家机关、甚至个人任意以监督名义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将无从谈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日渐下降。

2、事后监督原则。事后监督相对于事前监督、事中监督而言，也就是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只有在下级法院的裁判作出后，通过上诉程序或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对未生效或生效裁判予以纠正，而不能在法院审理案件前或审判案件过程中指手划脚、进行干涉，对法官判决的形成施加影响。

审判范文篇2

一、民意、大众民意、法律民意、涉案民意

“审判当依据民意”这一论题的关键之处是何谓“民意”，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人们并没有认真厘定。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论者是在“民众意愿”、“大众意愿”、“人民意愿”或“舆论”的意义上使用“民意”这一用词的。因为这里的大众民意是针对个案的，所以实际上是大众民意中的“涉案民意”（或“涉诉民意”）。

一份学术会议文件对涉案民意的定义是：“涉诉民意是社会民众以朴素的正义观为出发点，以朴素的善恶、对错为标准，基于道德伦理要求，对司法审判工作与个案工作和个案裁判作出评价，所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民众意愿。”这一定义有许多空泛的定语，落脚点还是“民众意愿”。从作者列举的民意表现形式来看，除了有权人物的意见、习惯性、自治性规范以外，其主要表现形式还是舆论。[4]习惯性、自治性规范明显不属于“涉案民意”——因为它是先于待决案件存在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议案等当然也不是民意，最多只是判断民意的一个因素。除去这两类，民意只能是舆论或者“民众意愿”或“民众意见”。更有些学者将民意与法律对立，提出一种法律与民意“二元主义”的认识论。[5]民意的另一种含义是与“民意机关”相关的，这里的“民意”指议会（在中国指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或决定。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曾任内务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的用法具有权威性：他是将“民意机关”与“司法机关”相对称的，可见他的民意是指人民代表大会（请注意，不是哪一个人大代表意见）的意思表示，当然主要是指法律表现。[6]在现代民主通识中，立法机关是“生产”民意（法律）的机关，审判机关是依民意（法律）审判的机关。因此，在“法律就是民意”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考量民意的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显然时下“民意审判”不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民意”这一用语的。

这告诉我们，中文“民意”一词可以用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公众意见（publicopinion）”（民众意见或舆论）和“人民意志（thewillofthepeople）”。

作为公众意见的民意，是一种意见（opinion），它只是一种态度，是指人们针对某个特定的论题的意见、观点、态度和看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它为某一团体中大部分人所坚持或表示，它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舆论。舆论并非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却是某个重要群体所持有的意见，尽管可能是少数人。民意必须区别于专业意见，如医生在方法上的观点。在某些论题上，也许不可能发现公众舆论，仅有某个特殊阶层的共同意见。在有些论题上可能形成强烈的、广泛的支持意见，而在另一个时候却是很少、甚至不存在共同意见。在许多议题上，往往同时存在两种或更多的相矛盾的公众舆论。沃克特别指出：“有关法律事务的公众舆论是不存在的。例如，对有关土地将来利益的法律，现在的公众舆论是什么呢？或者公众舆论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和信息不明以致没有参考价值……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会存在感情的自动爆发，并随之出现公众情感的波浪……”[7]这种民意其实是卢梭笔下的“众意”，[8]我们姑且称之为“大众民意”。确定什么是大众民意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民意测验。

作为人民意志的民意是一种意志（will），意志是一个人用以控制其行为、选择其行动方针并指导其达到一定目的的精神能力或精神力量，意志表示一种选择行动方针的能力，意志必须是在没有外在强制力情况下行为人自己选择行动方针的一种意向，这种意向必须被明确表达出来。[9]意志的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判决的标准。而在现代社会，人民意志的适当表现形式只能是法律，审判只能依作为“人民意志”表现形式的“民意”。[10]为了区别作为舆论的民意，我们将人民意志的民意称为“立法民意”。

“立法民意”和“大众民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区别在于：第一，主体不同。立法民意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起码在假设或者应然的意义上是如此）；大众民意的主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有时是很小的一部分，例如，网民、媒体从业人员、少数权力拥有者，在扭曲的场合甚至是指个别有权人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委书记，等等。第二，内容不同。立法民意表达的通常是规范性内容，即使是非规范的，它也具有反复的可适用性；但是大众民意却是非规范的，是一种意愿，一种情绪，且针对个案而发，缺乏规范性。第三，立法民意有法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形式相对确定；而大众民意没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第四，立法民意的内容相对确定，它以宪法、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修改依定制，不可率性而为；而大众民意却飘忽不定，是一种主观情绪，甚至是癫狂。第五，人民意志的形成要经过一定程式，而民意则自发无序地形成。

那么，进一步要问，大众民意本身有什么特点呢？

大众民意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识。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有精当的论述。勒庞从群体的特点谈到群体观念的特点，他指出群体有五大特点：群体是冲动、多变与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群体的情绪夸张而单纯，群体偏执而保守，群体不可能是道德的。[11]群体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群体观念的特点。勒庞指出群体观念是相互矛盾的，通常是简单的、无意识的和情感性的；群体通常是缺乏推理能力的，虽然群体意识中也有理性，但是“群体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12]由此看来，大众民意不应当作为审判依据是不难理解的。

涉案民意是大众民意的一种，[13]它是不特定的大众对待决案件所持有的理想判决的意愿，是对当事人的情感，等等。涉案民意除了具备上述大众民意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备两个特点：事后性，它是在作为评价对象的案件事后发生的；非法律性，由于涉案民意是在法庭以外形成的，它不可能受合法性左右。相反，由于民意的情感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的冲突，涉案民意通常具有反法律性——通常反映了背离法律的意愿。

二、涉案民意不应当作为判决依据

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涉案民意应不应当作为审判的依据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涉案民意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作为判决依据

第一，涉案民意的非规范性决定了它不应当成为判决依据。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涉案民意的主要成份是情绪，更多是一种愤怒，不是理性，不具有规范性，这很容易使人们的愿望背离法律，在特殊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群体性的癫狂，产生极大的社会危害。[14]此种民意审判所造成的恶果在法律史上不乏其例。[15]

第二，涉案民意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的特点使它无法作为审判的标准。在多元的社会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的涉案民意的多元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不同的利益、法律感、情感等原因，涉案民意的多变也是客观的现实。多元与多变的民意作为判决依据会违背审判的形式正义要求。

第三，民众对于涉案民意产生的基础即个案信息的掌握不全使涉案民意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判断。众所周知，信息与主体的先见决定了人们对案件的判断。我们即使不考虑涉案民意主体（不特定的个体）所掌握的法律信息的不全，只要考虑他们关于个案信息的不全，就可以看出民意对案件的“判决”是盲目的。这种信息不全基于：（1）民意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是在法庭判决之前形成的，而在法庭查证、双方对质以前，人们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是不可靠的；（2）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知晓案件事实的渠道是道听途说，在口耳相传、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失真不可避免；（3）争议的双方或者一方为了争取民意支持，可能对事实进行剪裁甚至可能伪造信息，媒体也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事实真相，这一点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地方会十分严重，而这些都会误导公众，形成偏颇甚至癫狂的民意。[16]

第四，民意（涉诉）审判本身作为思维方式与审判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不一致。民意审判是一种立足于结果的思维，它更多考虑的是何种判决是“好”的；但是审判的特质却要求审判是一种立足于规则的思维，从规则与个案事实中推理出符合规则的结论。民意审判的思维必然产生两种不利结果：一是当事人的权利被判决的“好结果”牺牲，二是伤害法律的权威与法律的统一性。

第五，民意（含涉案民意）容易被操纵的特性使涉诉民意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民意的可操纵性在人类经验中比比皆是。在“”中，“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最大的“民意”，在这样的“民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成为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刘少奇则进一步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17]应当指出，民意被操纵是不可避免的，上述民意的性质告诉我们，完全不被操纵的民意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民意被操纵也是常有的事。[18]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被操纵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民意被操纵的可能性与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成反比。在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上，被操纵的民意审判的结果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构成破坏，侵犯人的权利；在刑法方面，更可怕的结果是民意成为私人陷害和政治迫害的工具，这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影响最大的冤案当属耶稣之死。[19]

第六，如果一般地说民意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那么，我国的民意就更不能成为断案的依据：一方面因为我国表达自由的制度不健全，民意极易变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没有形成中立的、量化民意的制度，即民意测验。因此，我国的所谓民意极有可能是一种感觉，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疯狂的情感，它常常是权力者的主观臆断。

第七，即使不考虑上述六个方面，只要明确涉案民意发生在“案后”这一简单的事实，一个具备起码法律常识的人就不应当主张考量民意，因为这对当事人构成溯及既往，严重违背公平正义这一司法的根本目的，这也是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冒犯。

（二）民意审判有违审判法治原则

众所周知，法治已经入宪，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说：“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20]审判理当遵守法治原则。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项政治原则，法治原则要求权力行为应当有法律依据，就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它必须遵守法律，这就是审判法治原则。遵守审判法治原则是社会赋予法官的义务，是法官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拉德布鲁赫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很有警示意义。拉德布鲁赫说：“将法和臆想的或者自称的民众利益等量齐观，就把法治国家变成了非法治国家。”[21]“人民利益”尚且如此，更何况无任何确定性可言的民意？

将上述审判法治原则与大众民意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意审判在下述几个方面与审判法治原则相悖。

第一，民意审判会破坏法治建立的基础与保障的对象——权利义务体系。法治是一种理解的框架，这个框架“将我们自己和他人视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加以考量”。[22]这就是说，法治的实质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及其实现。[23]权利义务体系不仅是法治建立的基础，也是法治保障的对象。民意审判无疑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的破坏，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从刑事审判的角度来看，更将直接危及被告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24]

第二，民意审判的一个重要负面结果是它伤害法的安定从而在根本上伤害了法治。诚如布

鲁诺?莱奥尼所说，“法律的确定性”是古典意义上的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不能保障法律的确定性，法治是不可能维系的。[25]法治就是法的规制，它的首要意义是形式的——法得到遵守，形式意义的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法的安定。民意审判构成对法律安定的伤害。因为民意判决正当性的立足点在于个案的解决，并且将“个案解决”这一价值置于法的安定之上，这必然会导致对法的安定的伤害。民意审判对于法的安定的伤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有碍法律的稳定；二是在空间上有碍法制的统一。民意审判不仅损害实体法，而且损害作为审判活动依据的程序法。程序法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体法的正确落实和当事人程序权利之保障，民意进入审判就使程序成为民意取得正当性的工具，使原本依程序而行的庄严审判变成了滑稽的“审判秀”。被操控的审判秀“与我们所期冀的法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而审判中的表面现象也脱离了审判的实质”。[26]

第三，从刑事审判角度来看，民意审判直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延伸，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罪刑法定原则还要求不得引用非正式渊源作为刑法法源，民意判决直接违反上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三点要求。刑事审判当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规定。因此，起码在刑事审判中，考量民意具有直接违法性。

第四，民意审判的最大危害是助长法官的专横，从而从根本上葬送法治。法治是规则之治，而规则不会自己说话，真正说话的是法官，诚所谓“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法官不能对法律是什么作出自己的裁断，则不存在法治，所以西方有人说“法治乃法官之治”。但是，法官之治成为法治的前提是对法官严格的规则治理，没有对法官的规则治理必然会导致法官专横，法官专横无疑是民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已论及，涉案民意具有多元、流动、易变性，谁有权在多种不同的意见中确定哪个是“民意”，谁的意志就势必凌驾于法律之上。结论十分明了：民意审判徒有民主的外表，骨子里却是法官专横。[27]法官专横的一个衍生性结果就是助长法官的腐败。这一结果恰恰与大多数持民意审判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三）民意审判违反现行法律

即使不考虑民意的性质和法治两大因素，单单就形式合法性来看，民意审判也具有违法性。我国关于审判权行使依据的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宪法和法律两个层面。在宪法层面，是现行《宪法》第126条，以往人们对《宪法》第126条只理解其中司法独立的内容，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审判元规则：审判当“依照法律”。法律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规定法官权利义务的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根据《法官法》第7条规定，法官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将《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明确为法官行使职权时的法定义务。具体规定诉讼程式的三大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第6条、《民事诉讼法》第7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都明明白白地规定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上述宪法、法律条款都明确无误地规定判决依据是“法律”，这表明法官的判决依据只能是法律，否则构成违法。当然，这里的“法律”应作广义解，它包括当代中国不同的法律渊源，也包括法律的二大要素：规则和原则。在选择法律的原则、选择非正式法律渊源的时候，必须以符合法律精神和法律这一事物的基本特质为标准，不能将违反法律精神和不符合法律基本特质的东西作为法律。法律的基本特质是什么？起码有三点是必备的：一是规范性；二是有客观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对于刑法等侵害性法律，还要求具备第三点，即“先在性”，它是先于待决案件存在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民意都不是法律，因此，审判决不能依民意。

三、民意审判理由批判

前已论及，学界与主流媒体对民意审判的弘扬通常是想当然的，是混淆大众民意与法律民意，将涉案民意等同于法律民意。其不可取不用申论。但是，有一些提倡民意审判的观念却是值得一辩的。

一是以人民立法来论证民意审判（司法）的正当性。有学者认为：“人大代表可以立法，为什么就不能介入司法呢，虽然有人不懂法，但却懂得是非曲直。”这一论证思路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违反同一律。前文“人大代表可以立法”这一短语中的“人大代表”和后文“介入司法”的“人大代表”不是同一个概念。“人大代表可以立法”这一短语中的“人大代表”是集合概念，指人大代表整体，作为个体的代表和任何一个部分的代表都不能立法，确切的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离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任何人大代表都无权立法；[28]而后文“介入司法”的“人大代表”恰恰不是作为整体的人大代表，而是不特定的个体。可见，以“人大代表立法”的正当性来论证“人大代表司法”的正当性违背了同一律。第二，缺乏分工观念和合法性观念。即使不存在上述逻辑问题，以人大代表立法的正当性来论证人大代表司法的正当性也是有问题的，论者明显将人大代表看作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命全权代表”，成为高居于人民及其法律之上的特权者，这显然不符合法治观念。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出来在某一方面按照人民的授权行使职务的个体，他的职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的职权是立法而不是司法。第三，将个别（部分）人大代表的话当作高于法律的所谓“民意”是十分危险的，它事实上是将人大代表看作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物，它将化解法治的底线——法律应当得到遵守。

二是以事实上存在民意审判来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这一思路值得商榷。这一方面提得最多的是“许霆案”，一些人将该案作为民意审判的典范，并进一步将其作为提倡民意审判的理由。[29]其实，“许霆案”最终是依据民意还是依据法律、它的判决理由、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该案是依据民意作出的判决，并且是对的，也不能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一个简单的理由同样是事实的，并且可能是更为有力的：对张志新的判决是依据“民意”的，对“右派”、对“走资派”的判决是依“民意”的（如果有判决的话），但都是错案，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可以这样说，民意审判产生的错判、制造的冤假错案，远远多于正确的判决。[30]其实，以“许霆案”依民意审判的事实为证据来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是一个休谟问题：从事实证不出价值。从逻辑上来说，从实然判断不能推导出一个应然判断。[31]

三是认为民意审判有利于息讼服判。首先当指出，这是一种司法实用主义的态度，息讼服判作为审判的目标本身是有问题的。[32]即使从息讼服判这一点来看，民意审判也只有短期效用，长期来看它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法律权威的取得不在大众民意，恰恰在于它的形式——法律就是法律，判决就是判决（除非它不合法律），民意审判使法律的权威、判决的权威受到致命伤害。同时，民意审判将产生对判决有害的社会心理效应：既然民意可以左右判决，就可以制造民意以左右判决，更可以在审判后以民意变更判决。其结果是为人们抵制判决的效力提供心理支撑，并诱导缠讼。近年涉诉信访陡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与这种社会心理有关。

四是有人认为民意审判有利于对法官的监督，从而有利于防治法官腐败。这是想当然的结果。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与腐败成正比，因为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寻租的“卖品”，“卖品”越大，自然其换得的利益就越大。将民意纳入判决依据，大大加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民意审判只会促使法官进一步腐败，而不是阻止法官腐败。另外，民意审判还会为法官牺牲法律以讨好民意、牺牲法律以奉承上级、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隐性腐败”提供借口。民意审判其实是职业道德的堕落，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今以法治观之，“（审判上的）乡愿，法治之贼也！”

四、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

我们上面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乎审判行使的“元初正当性”问题——审判元规则问题。所谓“元规则”是指在不同规则间作出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这种更抽象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33]审判元规则是指选择审判规则时应当遵守的规则，这里的“选择审判规则”有别于在不同的法源或不同位阶中选择法律，而是指何种权威可以作为审判依据这一终极意义上的选择。遵守审判元规则是审判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体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审判元规则不是来自司法权本身，恰恰是外在于审判权、高于审判权、规范审判权的，它是社会认同审判权的前提，是审判权行使的“基本规范”。在早期社会中，审判元规则是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习惯，在现代宪政社会，审判元规则则是宪政基本原则的一部分。审判元规则可以看作是司法权与社会达成的一项契约，是审判机关从社会中取得审判权的对价。

审判元规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化的。审判元规则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意规则阶段、法律优先规则阶段、法律唯一规则阶段。

民意规则是原初的审判元规则。[34]所谓民意规则是指审判唯民意是从，这是初民社会的审判元规则，是人类“法律蒙昧”阶段所遵循的审判元规则。在这一情势下，审判虽然事实上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对规则的尊重还处于蒙昧阶段，判决取决于民意。在理论上，一般民意可以分为情感与规范理性两部分，前者是个案触发的情感，后者是社会积淀下来的规范——法律。审判主要与其中的社会规则部分（即法律）相关。但是在早期小型社会中，左右审判的情感与规范理性是混沌不分的，它最终以民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判决便是民意。在此种情势下，究竟是按照规则还是情感定谳是不清楚的。但是事实上，由于早期规则的客观性程度差，情感审判便不可避免，许多人就此成了公众情感的祭品。[35]

法律优先规则是指审判当优先适用法律，法律成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但是大众民意仍然可以种种理由进入审判，这是前现代大型社会的审判元规则。这一元规则的确定性（法律的优先性）是逐渐提高的，在这一规则确立的早期阶段，民意常常战胜法律而成为最终的判决依据。这一审判元规则的确立是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在民意审判规则下，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人类经验、理性的积累，早期混沌的民意便发生分化，其中的规范理性成分逐渐增长并客观化为反复适用的判决依据，而其中的情感部分便以大众民意的形式存在。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审判逐渐向法律靠拢而远离大众民意，法律优先便逐渐成为审判的元规则。这一进化的形式标志便是习惯法的成文法化（在判例法国家则为判例法的形成）及独特的审判机关（早期它是兼有其他权力的）的产生。但是在人治社会里，由于人的权威大于规则的权威，也因为缺乏有效社会建制以制约审判权，民意便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左右审判，在法律的形式效力与权力的裁量之间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这一平衡是以“个案公正”的面貌取得合法性的。中国古代司法一方面强调依法审判、另一方面强调情、理、法的兼顾便具有典型性。[36]

法律唯一规则是指这样一种审判元规则，审判只能依据法律，法律成为审判的排他性权威。这个法律包括规则和原则，其他的权威作为判决依据必须取得法律的样态。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审判元规则。这一规则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审判元规则问题上排斥权力的裁量，在形式上将审判权置于法律的绝对权威之下。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排斥法律以外的任何权威作为审判的依据，民意自然被拒之于法庭之外，适用法律以外的权威构成违宪。此一审判元规则通常是由宪法规定的，并且是由独立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这一相互牵制的权力架构来保障的，它的宪法表达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宪法中都有的一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为实现这一审判元规则，许多地方都形成了一些制度性与学理性的规定。，例如，考量民意在英国普通法中构成“非理性”——考量了不当考量的要素，这通常意味着判决的无效。在一些国家，则形成了“隔离民意”的制度，即延期审理和变更管辖。[37]

上述审判元规则进化过程的实质是司法逐步接近形式理性的过程。从审判与大众民意的关系维度来看，则是逐渐从审判中祛除大众民意的过程，即审判告别情感走向理性的过程。与西方国家相较，我国审判元规则的进化要艰难得多。

民意审判在我国也存在过相当长的时期，[38]从民意规则向法律优先规则的进化大致发生在习惯法的成文化时期——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至汉代这一过程大致完成。虽然不同朝代法律优先得到尊重的程度不同，但是作为法定的审判元规则，法律优先一直通行到清末。清末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直接冲突之一就是审判元规则的冲突，为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也为自己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清政府进行了具有宪政意义的变法。这一变法包括两项具有改变审判元规则意义的重大举措：建立了专司审判的机构——审判衙门，制定《宪法大纲》。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通行了2500年之久的审判元规则，实行法律唯一的法治社会审判元规则。[39]虽然这一元规则最终并没有真正落实，但是它却表明审判元规则开始向第三阶段演化。这一审判元规则的真正落实是在民国时期。尽管民国时期的审判有种种弊端，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民国时期已经实行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其代表性法律规定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49条[40]以及其他宪法性文件和一系列民、刑、诉讼基本法的规定。

1949年以后，最早确立新中国审判元规则的文件是1949年2月22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41]这一指示规定的审判元规则分为过渡性规则和正式规则。在新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实行的过渡性审判元规则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法律完备后的正式审判元规则是“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这是一个法律唯一的元规则。由于社会的过渡性质，1954年《宪法》制定前实际上实行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处理女犯、少年犯、老年犯及病残犯的指示》中，对部分老年犯、女犯及病残犯是否保释的若干条件中，都有“经群众同意”的规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明确规定“判处死刑一般需经过群众”，各种人民法庭贯彻的则是完全的“民意规则”这一审判元规则。1954年以后，这一审判元规则被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规定所取代，该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但是，由于长期的立法滞后，法律（包括民、刑基本法及诉讼基本法）严重缺失，加上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反法治思潮的影响，1954年《宪法》长期被悬置，该法规定的审判元规则长期搁置直至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事实上的审判元规则是“政策优先”，由于政策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加上不久以后群众运动治国的兴起，民意再次成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反右运动以后直到“”，事实上的审判元规则就回到了“民意规则”。[42]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国人民从“”的无法无天中醒来，制定了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第126条重新宣示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43]在认识上，法学界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实质上是对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民意审判”这一审判元规则的反思。这一大讨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是：起码在法律界，“立法依政策，司法按法律”的思想得到广泛认同。这表明在理论上中国的审判元规则也开始进入现代，向法治社会挺进。[44]随着立法的不断进步，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得以实证法化。在法律实务中，民意对司法的影响逐渐减弱，在许多法律人的心目中，考量民意已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外因素（其中包括民意）影响审判的情况始终顽强地存在，每当运动治国思潮抬头的时候，民意便开始在审判中发威。不过就总体而言，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还是得到了遵守，民意审判并没有取得宪法法律上的正当性，在观念上，民意审判也受到法律人有力的抵制。让我们从立法、法观念两个方面来论证。

在立法上，审判元规则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日益彰显。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正是法律唯一这一审判元规则进一步强化的过程，其中尤以“治法”和“人权”入宪这两者最为重要。三大诉讼法和法官法的制订与修改的过程也是其法律地位日益强化的过程。在执政党的文件中，也未见改变审判元规则的内容。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要求司法“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也没有提及民意。[45]在读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党和政府的文件里使用“民意”一词，其评价的对象是“决策”、“工作”而不是个案判决。

在法观念上，依法审判这一审判元规则也得到了尊重。这可以从一般舆论和专业论文两个角度来分析。《人民日报》通常被认为是正确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关注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文章出现在1996年的“严打”中，“这次‘严打’斗争是解决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客观需要，合乎民情，顺乎民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46]这里虽然讲的是司法，但也不是指个案考量民意，而是指“严打”运动，指司法机关总体的工作而言。2001年开始出现提倡对司法的民主监督文章，但是文章明确提出防止“造成强制性民意审判或‘媒介审判’”，文章特别强调“司法公正当然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47]同年一篇介绍优秀法官的文章将“顺民心、合民意”同司法工作联系起来，但是文章的题目还是“唯法至上”。实际上作者的用意在于以实现法律的行为来“顺民心、合民意”，作者笔下的“民意”其实是法律。[48]2002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法院工作报告中使用了“顺民心、合民意”的说法，但是这里民意评价的对象是法院整体的工作而不是指具体案件的审判，且评价的主体是人民全体，而非不特定的民众。[49]2004年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讨论中，《人民日报》上开始出现“民意审判”的苗头，有些文章将人民陪审员的优势表达为“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民情，代表民意”。[50]但是其还没有直接提倡个案审判要考量民意。《人民日报》上出现个案审判考量民意的文章是最近的事。

与一般舆论性文章相比，法律类论文中提倡个案考量民意的文章则出现得要早些。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的结果是：在论及司法问题的文章中，首次出现以“民意”为关键词的文章是在1994年，出现的频率分别是：1994年1篇，1995年3篇，1997年1篇，1998年4篇，1999至2003年均为1篇，2004年7篇，2005年5篇，2006年10篇，2007年4篇，2008年不到半年就达8篇。总体的结论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讨论民意与司法的文章，但是一边倒地提倡民意审判，其关键性的转捩点发生在2008年。

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审判元规则的进化是人类司法理性化进程的关键性一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民意审判这一原始的审判元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的最大进步是确立了现代审判元规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审判元规则的实效不够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坚持与发展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防止审判元规则的倒退。

审判范文篇3

一、民意、大众民意、法律民意、涉案民意

“审判当依据民意”这一论题的关键之处是何谓“民意”，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人们并没有认真厘定。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论者是在“民众意愿”、“大众意愿”、“人民意愿”或“舆论”的意义上使用“民意”这一用词的。因为这里的大众民意是针对个案的，所以实际上是大众民意中的“涉案民意”（或“涉诉民意”）。

一份学术会议文件对涉案民意的定义是：“涉诉民意是社会民众以朴素的正义观为出发点，以朴素的善恶、对错为标准，基于道德伦理要求，对司法审判工作与个案工作和个案裁判作出评价，所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民众意愿。”这一定义有许多空泛的定语，落脚点还是“民众意愿”。从作者列举的民意表现形式来看，除了有权人物的意见、习惯性、自治性规范以外，其主要表现形式还是舆论。[4]习惯性、自治性规范明显不属于“涉案民意”——因为它是先于待决案件存在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议案等当然也不是民意，最多只是判断民意的一个因素。除去这两类，民意只能是舆论或者“民众意愿”或“民众意见”。更有些学者将民意与法律对立，提出一种法律与民意“二元主义”的认识论。[5]民意的另一种含义是与“民意机关”相关的，这里的“民意”指议会（在中国指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或决定。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曾任内务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的用法具有权威性：他是将“民意机关”与“司法机关”相对称的，可见他的民意是指人民代表大会（请注意，不是哪一个人大代表意见）的意思表示，当然主要是指法律表现。[6]在现代民主通识中，立法机关是“生产”民意（法律）的机关，审判机关是依民意（法律）审判的机关。因此，在“法律就是民意”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考量民意的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显然时下“民意审判”不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民意”这一用语的。

这告诉我们，中文“民意”一词可以用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公众意见（publicopinion）”（民众意见或舆论）和“人民意志（thewillofthepeople）”。

作为公众意见的民意，是一种意见（opinion），它只是一种态度，是指人们针对某个特定的论题的意见、观点、态度和看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它为某一团体中大部分人所坚持或表示，它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舆论。舆论并非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却是某个重要群体所持有的意见，尽管可能是少数人。民意必须区别于专业意见，如医生在方法上的观点。在某些论题上，也许不可能发现公众舆论，仅有某个特殊阶层的共同意见。在有些论题上可能形成强烈的、广泛的支持意见，而在另一个时候却是很少、甚至不存在共同意见。在许多议题上，往往同时存在两种或更多的相矛盾的公众舆论。沃克特别指出：“有关法律事务的公众舆论是不存在的。例如，对有关土地将来利益的法律，现在的公众舆论是什么呢？或者公众舆论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和信息不明以致没有参考价值……在某些问题上，也许会存在感情的自动爆发，并随之出现公众情感的波浪……”[7]这种民意其实是卢梭笔下的“众意”，[8]我们姑且称之为“大众民意”。确定什么是大众民意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民意测验。

作为人民意志的民意是一种意志（will），意志是一个人用以控制其行为、选择其行动方针并指导其达到一定目的的精神能力或精神力量，意志表示一种选择行动方针的能力，意志必须是在没有外在强制力情况下行为人自己选择行动方针的一种意向，这种意向必须被明确表达出来。[9]意志的属性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判决的标准。而在现代社会，人民意志的适当表现形式只能是法律，审判只能依作为“人民意志”表现形式的“民意”。[10]为了区别作为舆论的民意，我们将人民意志的民意称为“立法民意”。

“立法民意”和“大众民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区别在于：第一，主体不同。立法民意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起码在假设或者应然的意义上是如此）；大众民意的主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有时是很小的一部分，例如，网民、媒体从业人员、少数权力拥有者，在扭曲的场合甚至是指个别有权人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委书记，等等。第二，内容不同。立法民意表达的通常是规范性内容，即使是非规范的，它也具有反复的可适用性；但是大众民意却是非规范的，是一种意愿，一种情绪，且针对个案而发，缺乏规范性。第三，立法民意有法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形式相对确定；而大众民意没有一定的表现形式。第四，立法民意的内容相对确定，它以宪法、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修改依定制，不可率性而为；而大众民意却飘忽不定，是一种主观情绪，甚至是癫狂。第五，人民意志的形成要经过一定程式，而民意则自发无序地形成。

那么，进一步要问，大众民意本身有什么特点呢？

大众民意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识。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有精当的论述。勒庞从群体的特点谈到群体观念的特点，他指出群体有五大特点：群体是冲动、多变与急躁的，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群体的情绪夸张而单纯，群体偏执而保守，群体不可能是道德的。[11]群体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群体观念的特点。勒庞指出群体观念是相互矛盾的，通常是简单的、无意识的和情感性的；群体通常是缺乏推理能力的，虽然群体意识中也有理性，但是“群体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12]由此看来，大众民意不应当作为审判依据是不难理解的。

涉案民意是大众民意的一种，[13]它是不特定的大众对待决案件所持有的理想判决的意愿，是对当事人的情感，等等。涉案民意除了具备上述大众民意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备两个特点：事后性，它是在作为评价对象的案件事后发生的；非法律性，由于涉案民意是在法庭以外形成的，它不可能受合法性左右。相反，由于民意的情感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的冲突，涉案民意通常具有反法律性——通常反映了背离法律的意愿。

二、涉案民意不应当作为判决依据

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涉案民意应不应当作为审判的依据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涉案民意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它不应该作为判决依据

第一，涉案民意的非规范性决定了它不应当成为判决依据。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涉案民意的主要成份是情绪，更多是一种愤怒，不是理性，不具有规范性，这很容易使人们的愿望背离法律，在特殊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群体性的癫狂，产生极大的社会危害。[14]此种民意审判所造成的恶果在法律史上不乏其例。[15]

第二，涉案民意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的特点使它无法作为审判的标准。在多元的社会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的涉案民意的多元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不同的利益、法律感、情感等原因，涉案民意的多变也是客观的现实。多元与多变的民意作为判决依据会违背审判的形式正义要求。

第三，民众对于涉案民意产生的基础即个案信息的掌握不全使涉案民意不可能形成正确的判断。众所周知，信息与主体的先见决定了人们对案件的判断。我们即使不考虑涉案民意主体（不特定的个体）所掌握的法律信息的不全，只要考虑他们关于个案信息的不全，就可以看出民意对案件的“判决”是盲目的。这种信息不全基于：（1）民意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是在法庭判决之前形成的，而在法庭查证、双方对质以前，人们关于案件事实的信息是不可靠的；（2）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知晓案件事实的渠道是道听途说，在口耳相传、媒体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失真不可避免；（3）争议的双方或者一方为了争取民意支持，可能对事实进行剪裁甚至可能伪造信息，媒体也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掩盖事实真相，这一点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地方会十分严重，而这些都会误导公众，形成偏颇甚至癫狂的民意。[16]

第四，民意（涉诉）审判本身作为思维方式与审判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不一致。民意审判是一种立足于结果的思维，它更多考虑的是何种判决是“好”的；但是审判的特质却要求审判是一种立足于规则的思维，从规则与个案事实中推理出符合规则的结论。民意审判的思维必然产生两种不利结果：一是当事人的权利被判决的“好结果”牺牲，二是伤害法律的权威与法律的统一性。

第五，民意（含涉案民意）容易被操纵的特性使涉诉民意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民意的可操纵性在人类经验中比比皆是。在“”中，“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最大的“民意”，在这样的“民意”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成为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刘少奇则进一步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工贼。[17]应当指出，民意被操纵是不可避免的，上述民意的性质告诉我们，完全不被操纵的民意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民意被操纵也是常有的事。[18]当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被操纵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民意被操纵的可能性与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成反比。在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上，被操纵的民意审判的结果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构成破坏，侵犯人的权利；在刑法方面，更可怕的结果是民意成为私人陷害和政治迫害的工具，这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影响最大的冤案当属耶稣之死。[19]

第六，如果一般地说民意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那么，我国的民意就更不能成为断案的依据：一方面因为我国表达自由的制度不健全，民意极易变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没有形成中立的、量化民意的制度，即民意测验。因此，我国的所谓民意极有可能是一种感觉，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疯狂的情感，它常常是权力者的主观臆断。

第七，即使不考虑上述六个方面，只要明确涉案民意发生在“案后”这一简单的事实，一个具备起码法律常识的人就不应当主张考量民意，因为这对当事人构成溯及既往，严重违背公平正义这一司法的根本目的，这也是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冒犯。

（二）民意审判有违审判法治原则

众所周知，法治已经入宪，在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说：“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20]审判理当遵守法治原则。什么是法治？法治是一项政治原则，法治原则要求权力行为应当有法律依据，就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它必须遵守法律，这就是审判法治原则。遵守审判法治原则是社会赋予法官的义务，是法官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关于这一点，拉德布鲁赫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很有警示意义。拉德布鲁赫说：“将法和臆想的或者自称的民众利益等量齐观，就把法治国家变成了非法治国家。”[21]“人民利益”尚且如此，更何况无任何确定性可言的民意？

将上述审判法治原则与大众民意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意审判在下述几个方面与审判法治原则相悖。

第一，民意审判会破坏法治建立的基础与保障的对象——权利义务体系。法治是一种理解的框架，这个框架“将我们自己和他人视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加以考量”。[22]这就是说，法治的实质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及其实现。[23]权利义务体系不仅是法治建立的基础，也是法治保障的对象。民意审判无疑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体系的破坏，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从刑事审判的角度来看，更将直接危及被告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乃至生命权。[24]

第二，民意审判的一个重要负面结果是它伤害法的安定从而在根本上伤害了法治。诚如布

鲁诺?莱奥尼所说，“法律的确定性”是古典意义上的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不能保障法律的确定性，法治是不可能维系的。[25]法治就是法的规制，它的首要意义是形式的——法得到遵守，形式意义的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法的安定。民意审判构成对法律安定的伤害。因为民意判决正当性的立足点在于个案的解决，并且将“个案解决”这一价值置于法的安定之上，这必然会导致对法的安定的伤害。民意审判对于法的安定的伤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有碍法律的稳定；二是在空间上有碍法制的统一。民意审判不仅损害实体法，而且损害作为审判活动依据的程序法。程序法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体法的正确落实和当事人程序权利之保障，民意进入审判就使程序成为民意取得正当性的工具，使原本依程序而行的庄严审判变成了滑稽的“审判秀”。被操控的审判秀“与我们所期冀的法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而审判中的表面现象也脱离了审判的实质”。[26]

第三，从刑事审判角度来看，民意审判直接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延伸，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罪刑法定原则还要求不得引用非正式渊源作为刑法法源，民意判决直接违反上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三点要求。刑事审判当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规定。因此，起码在刑事审判中，考量民意具有直接违法性。

第四，民意审判的最大危害是助长法官的专横，从而从根本上葬送法治。法治是规则之治，而规则不会自己说话，真正说话的是法官，诚所谓“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法官不能对法律是什么作出自己的裁断，则不存在法治，所以西方有人说“法治乃法官之治”。但是，法官之治成为法治的前提是对法官严格的规则治理，没有对法官的规则治理必然会导致法官专横，法官专横无疑是民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已论及，涉案民意具有多元、流动、易变性，谁有权在多种不同的意见中确定哪个是“民意”，谁的意志就势必凌驾于法律之上。结论十分明了：民意审判徒有民主的外表，骨子里却是法官专横。[27]法官专横的一个衍生性结果就是助长法官的腐败。这一结果恰恰与大多数持民意审判论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三）民意审判违反现行法律

即使不考虑民意的性质和法治两大因素，单单就形式合法性来看，民意审判也具有违法性。我国关于审判权行使依据的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宪法和法律两个层面。在宪法层面，是现行《宪法》第126条，以往人们对《宪法》第126条只理解其中司法独立的内容，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审判元规则：审判当“依照法律”。法律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规定法官权利义务的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根据《法官法》第7条规定，法官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就将《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明确为法官行使职权时的法定义务。具体规定诉讼程式的三大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法》第6条、《民事诉讼法》第7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都明明白白地规定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上述宪法、法律条款都明确无误地规定判决依据是“法律”，这表明法官的判决依据只能是法律，否则构成违法。当然，这里的“法律”应作广义解，它包括当代中国不同的法律渊源，也包括法律的二大要素：规则和原则。在选择法律的原则、选择非正式法律渊源的时候，必须以符合法律精神和法律这一事物的基本特质为标准，不能将违反法律精神和不符合法律基本特质的东西作为法律。法律的基本特质是什么？起码有三点是必备的：一是规范性；二是有客观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对于刑法等侵害性法律，还要求具备第三点，即“先在性”，它是先于待决案件存在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民意都不是法律，因此，审判决不能依民意。

三、民意审判理由批判

前已论及，学界与主流媒体对民意审判的弘扬通常是想当然的，是混淆大众民意与法律民意，将涉案民意等同于法律民意。其不可取不用申论。但是，有一些提倡民意审判的观念却是值得一辩的。

一是以人民立法来论证民意审判（司法）的正当性。有学者认为：“人大代表可以立法，为什么就不能介入司法呢，虽然有人不懂法，但却懂得是非曲直。”这一论证思路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违反同一律。前文“人大代表可以立法”这一短语中的“人大代表”和后文“介入司法”的“人大代表”不是同一个概念。“人大代表可以立法”这一短语中的“人大代表”是集合概念，指人大代表整体，作为个体的代表和任何一个部分的代表都不能立法，确切的是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离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任何人大代表都无权立法；[28]而后文“介入司法”的“人大代表”恰恰不是作为整体的人大代表，而是不特定的个体。可见，以“人大代表立法”的正当性来论证“人大代表司法”的正当性违背了同一律。第二，缺乏分工观念和合法性观念。即使不存在上述逻辑问题，以人大代表立法的正当性来论证人大代表司法的正当性也是有问题的，论者明显将人大代表看作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命全权代表”，成为高居于人民及其法律之上的特权者，这显然不符合法治观念。人大代表是人民选举出来在某一方面按照人民的授权行使职务的个体，他的职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在我国，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的职权是立法而不是司法。第三，将个别（部分）人大代表的话当作高于法律的所谓“民意”是十分危险的，它事实上是将人大代表看作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物，它将化解法治的底线——法律应当得到遵守。

二是以事实上存在民意审判来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这一思路值得商榷。这一方面提得最多的是“许霆案”，一些人将该案作为民意审判的典范，并进一步将其作为提倡民意审判的理由。[29]其实，“许霆案”最终是依据民意还是依据法律、它的判决理由、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该案是依据民意作出的判决，并且是对的，也不能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一个简单的理由同样是事实的，并且可能是更为有力的：对张志新的判决是依据“民意”的，对“右派”、对“走资派”的判决是依“民意”的（如果有判决的话），但都是错案，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可以这样说，民意审判产生的错判、制造的冤假错案，远远多于正确的判决。[30]其实，以“许霆案”依民意审判的事实为证据来证明民意审判的正当性是一个休谟问题：从事实证不出价值。从逻辑上来说，从实然判断不能推导出一个应然判断。[31]

三是认为民意审判有利于息讼服判。首先当指出，这是一种司法实用主义的态度，息讼服判作为审判的目标本身是有问题的。[32]即使从息讼服判这一点来看，民意审判也只有短期效用，长期来看它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法律权威的取得不在大众民意，恰恰在于它的形式——法律就是法律，判决就是判决（除非它不合法律），民意审判使法律的权威、判决的权威受到致命伤害。同时，民意审判将产生对判决有害的社会心理效应：既然民意可以左右判决，就可以制造民意以左右判决，更可以在审判后以民意变更判决。其结果是为人们抵制判决的效力提供心理支撑，并诱导缠讼。近年涉诉信访陡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与这种社会心理有关。

四是有人认为民意审判有利于对法官的监督，从而有利于防治法官腐败。这是想当然的结果。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与腐败成正比，因为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寻租的“卖品”，“卖品”越大，自然其换得的利益就越大。将民意纳入判决依据，大大加强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民意审判只会促使法官进一步腐败，而不是阻止法官腐败。另外，民意审判还会为法官牺牲法律以讨好民意、牺牲法律以奉承上级、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隐性腐败”提供借口。民意审判其实是职业道德的堕落，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今以法治观之，“（审判上的）乡愿，法治之贼也！”

四、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

我们上面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乎审判行使的“元初正当性”问题——审判元规则问题。所谓“元规则”是指在不同规则间作出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这种更抽象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33]审判元规则是指选择审判规则时应当遵守的规则，这里的“选择审判规则”有别于在不同的法源或不同位阶中选择法律，而是指何种权威可以作为审判依据这一终极意义上的选择。遵守审判元规则是审判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体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审判元规则不是来自司法权本身，恰恰是外在于审判权、高于审判权、规范审判权的，它是社会认同审判权的前提，是审判权行使的“基本规范”。在早期社会中，审判元规则是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习惯，在现代宪政社会，审判元规则则是宪政基本原则的一部分。审判元规则可以看作是司法权与社会达成的一项契约，是审判机关从社会中取得审判权的对价。

审判元规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化的。审判元规则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意规则阶段、法律优先规则阶段、法律唯一规则阶段。

民意规则是原初的审判元规则。[34]所谓民意规则是指审判唯民意是从，这是初民社会的审判元规则，是人类“法律蒙昧”阶段所遵循的审判元规则。在这一情势下，审判虽然事实上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对规则的尊重还处于蒙昧阶段，判决取决于民意。在理论上，一般民意可以分为情感与规范理性两部分，前者是个案触发的情感，后者是社会积淀下来的规范——法律。审判主要与其中的社会规则部分（即法律）相关。但是在早期小型社会中，左右审判的情感与规范理性是混沌不分的，它最终以民意的形式表现出来，判决便是民意。在此种情势下，究竟是按照规则还是情感定谳是不清楚的。但是事实上，由于早期规则的客观性程度差，情感审判便不可避免，许多人就此成了公众情感的祭品。[35]

法律优先规则是指审判当优先适用法律，法律成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但是大众民意仍然可以种种理由进入审判，这是前现代大型社会的审判元规则。这一元规则的确定性（法律的优先性）是逐渐提高的，在这一规则确立的早期阶段，民意常常战胜法律而成为最终的判决依据。这一审判元规则的确立是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在民意审判规则下，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人类经验、理性的积累，早期混沌的民意便发生分化，其中的规范理性成分逐渐增长并客观化为反复适用的判决依据，而其中的情感部分便以大众民意的形式存在。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审判逐渐向法律靠拢而远离大众民意，法律优先便逐渐成为审判的元规则。这一进化的形式标志便是习惯法的成文法化（在判例法国家则为判例法的形成）及独特的审判机关（早期它是兼有其他权力的）的产生。但是在人治社会里，由于人的权威大于规则的权威，也因为缺乏有效社会建制以制约审判权，民意便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左右审判，在法律的形式效力与权力的裁量之间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这一平衡是以“个案公正”的面貌取得合法性的。中国古代司法一方面强调依法审判、另一方面强调情、理、法的兼顾便具有典型性。[36]

法律唯一规则是指这样一种审判元规则，审判只能依据法律，法律成为审判的排他性权威。这个法律包括规则和原则，其他的权威作为判决依据必须取得法律的样态。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审判元规则。这一规则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审判元规则问题上排斥权力的裁量，在形式上将审判权置于法律的绝对权威之下。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排斥法律以外的任何权威作为审判的依据，民意自然被拒之于法庭之外，适用法律以外的权威构成违宪。此一审判元规则通常是由宪法规定的，并且是由独立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这一相互牵制的权力架构来保障的，它的宪法表达就是几乎所有现代宪法中都有的一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为实现这一审判元规则，许多地方都形成了一些制度性与学理性的规定。，例如，考量民意在英国普通法中构成“非理性”——考量了不当考量的要素，这通常意味着判决的无效。在一些国家，则形成了“隔离民意”的制度，即延期审理和变更管辖。[37]

上述审判元规则进化过程的实质是司法逐步接近形式理性的过程。从审判与大众民意的关系维度来看，则是逐渐从审判中祛除大众民意的过程，即审判告别情感走向理性的过程。与西方国家相较，我国审判元规则的进化要艰难得多。

民意审判在我国也存在过相当长的时期，[38]从民意规则向法律优先规则的进化大致发生在习惯法的成文化时期——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至汉代这一过程大致完成。虽然不同朝代法律优先得到尊重的程度不同，但是作为法定的审判元规则，法律优先一直通行到清末。清末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直接冲突之一就是审判元规则的冲突，为使自己融入国际社会，也为自己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清政府进行了具有宪政意义的变法。这一变法包括两项具有改变审判元规则意义的重大举措：建立了专司审判的机构——审判衙门，制定《宪法大纲》。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通行了2500年之久的审判元规则，实行法律唯一的法治社会审判元规则。[39]虽然这一元规则最终并没有真正落实，但是它却表明审判元规则开始向第三阶段演化。这一审判元规则的真正落实是在民国时期。尽管民国时期的审判有种种弊端，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民国时期已经实行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其代表性法律规定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49条[40]以及其他宪法性文件和一系列民、刑、诉讼基本法的规定。

1949年以后，最早确立新中国审判元规则的文件是1949年2月22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41]这一指示规定的审判元规则分为过渡性规则和正式规则。在新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实行的过渡性审判元规则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法律完备后的正式审判元规则是“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这是一个法律唯一的元规则。由于社会的过渡性质，1954年《宪法》制定前实际上实行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处理女犯、少年犯、老年犯及病残犯的指示》中，对部分老年犯、女犯及病残犯是否保释的若干条件中，都有“经群众同意”的规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明确规定“判处死刑一般需经过群众”，各种人民法庭贯彻的则是完全的“民意规则”这一审判元规则。1954年以后，这一审判元规则被1954年《宪法》第78条的规定所取代，该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但是，由于长期的立法滞后，法律（包括民、刑基本法及诉讼基本法）严重缺失，加上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左”倾反法治思潮的影响，1954年《宪法》长期被悬置，该法规定的审判元规则长期搁置直至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事实上的审判元规则是“政策优先”，由于政策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加上不久以后群众运动治国的兴起，民意再次成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反右运动以后直到“”，事实上的审判元规则就回到了“民意规则”。[42]

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国人民从“”的无法无天中醒来，制定了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第126条重新宣示了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43]在认识上，法学界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实质上是对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民意审判”这一审判元规则的反思。这一大讨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结果是：起码在法律界，“立法依政策，司法按法律”的思想得到广泛认同。这表明在理论上中国的审判元规则也开始进入现代，向法治社会挺进。[44]随着立法的不断进步，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得以实证法化。在法律实务中，民意对司法的影响逐渐减弱，在许多法律人的心目中，考量民意已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外因素（其中包括民意）影响审判的情况始终顽强地存在，每当运动治国思潮抬头的时候，民意便开始在审判中发威。不过就总体而言，法律唯一的审判元规则还是得到了遵守，民意审判并没有取得宪法法律上的正当性，在观念上，民意审判也受到法律人有力的抵制。让我们从立法、法观念两个方面来论证。

在立法上，审判元规则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日益彰显。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正是法律唯一这一审判元规则进一步强化的过程，其中尤以“治法”和“人权”入宪这两者最为重要。三大诉讼法和法官法的制订与修改的过程也是其法律地位日益强化的过程。在执政党的文件中，也未见改变审判元规则的内容。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要求司法“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也没有提及民意。[45]在读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党和政府的文件里使用“民意”一词，其评价的对象是“决策”、“工作”而不是个案判决。

在法观念上，依法审判这一审判元规则也得到了尊重。这可以从一般舆论和专业论文两个角度来分析。《人民日报》通常被认为是正确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关注司法与民意关系的文章出现在1996年的“严打”中，“这次‘严打’斗争是解决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客观需要，合乎民情，顺乎民意，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46]这里虽然讲的是司法，但也不是指个案考量民意，而是指“严打”运动，指司法机关总体的工作而言。2001年开始出现提倡对司法的民主监督文章，但是文章明确提出防止“造成强制性民意审判或‘媒介审判’”，文章特别强调“司法公正当然主要由司法独立来保证”。[47]同年一篇介绍优秀法官的文章将“顺民心、合民意”同司法工作联系起来，但是文章的题目还是“唯法至上”。实际上作者的用意在于以实现法律的行为来“顺民心、合民意”，作者笔下的“民意”其实是法律。[48]2002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法院工作报告中使用了“顺民心、合民意”的说法，但是这里民意评价的对象是法院整体的工作而不是指具体案件的审判，且评价的主体是人民全体，而非不特定的民众。[49]2004年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讨论中，《人民日报》上开始出现“民意审判”的苗头，有些文章将人民陪审员的优势表达为“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民情，代表民意”。[50]但是其还没有直接提倡个案审判要考量民意。《人民日报》上出现个案审判考量民意的文章是最近的事。

与一般舆论性文章相比，法律类论文中提倡个案考量民意的文章则出现得要早些。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的结果是：在论及司法问题的文章中，首次出现以“民意”为关键词的文章是在1994年，出现的频率分别是：1994年1篇，1995年3篇，1997年1篇，1998年4篇，1999至2003年均为1篇，2004年7篇，2005年5篇，2006年10篇，2007年4篇，2008年不到半年就达8篇。总体的结论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讨论民意与司法的文章，但是一边倒地提倡民意审判，其关键性的转捩点发生在2008年。

从上述简单的历史描述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审判元规则的进化是人类司法理性化进程的关键性一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民意审判这一原始的审判元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的最大进步是确立了现代审判元规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审判元规则的实效不够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坚持与发展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防止审判元规则的倒退。

审判范文篇4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让我比较失望的作品。在看片花的时候，几个主角义愤和激情的演说辞让我对它非常的期盼。然而，在亲身坐在电影院中用心感受的时候，整个过程却只有一种木漂于水的轻浮感。明知道这些历史足以让人的心感到压抑和刺痛，但是这些历史的负重却堵塞在咽喉处，缺少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让这些负重瞬间超重，或者甚至可以慢慢沉淀——然而，没有！！！整个过程中，感受不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其伴随的杀戮、血腥给人带来的悲痛和憎恨，感受不到各国对历史事件激辩的碰撞和爆破，感受不到罪恶受到惩罚以及和平得以彰显的快感和激动。

总而言之，缺乏——震撼力。

影片是从中国法官梅汝?h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整个庭审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作为重点，还穿插了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之间的恋情，某些日本人的觉悟，某些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曲解、对中国的仇恨心态以及报复行为，日本老兵在战争后留下的阴影以及悔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响应国家号召被侮辱后的恐惧等等。

印象比较深的重点情节：一是庭审刚开始时梅汝?h对审判座次的据理力争；一是两醉酒日本人被美国司机开枪打死的情景；一是溥仪的作证；一是美国法官对东条英机的盘问，以及东条英机最后死硬承认如果可能还会将侵略战争继续进行的丑恶嘴脸；一是日本老板娘被子弹打死时的情景；最后是对死刑进行投票的情节。

然而，让我不太满意的恰恰就是这些重点情节。这些情节并没有深化和细腻，无法让人将感情投入，甚至是我这个满怀激愤、时刻准备投入情绪的观众都无法将感情沉淀下去。整个影片中其实时刻都存在爆发点，况且有刘松仁和曾江这两个老牌的实力巨匠的存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然而，不知是编剧的原因还是导演的原因，这些情绪激动的演员却在阐述一些空洞的说辞，完全没有力度。这就好像朝你打过来一个大拳头，让你颤抖，让你恐惧，但是打到身上却没有想象得那么痛。

不知道是否导演的角度太过客观，却又极力的想用情绪来煽动观众，以至于在影片的拍摄中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矛盾。整个影片中贯穿的真实的历史胶片，以及不断出现的字幕，使得这部影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让人有一种被人搔你痒痒但是又无法发笑的难受感觉。似想爆发，却如鲠在喉。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还有一点也存在着失误，那就是整个情绪的导线都是集中在中国法官身上。中国法官力争座次问题，中国法官说服大家赞同死刑，似乎整个的审判都是中国人在主导，都是中国人在利用大多数的权力来对日本进行镇压和报复。这样容易误导观念，误导情绪。

在演员方面：首先，溥仪的出场应该是一个爆发点。在这个情节上，应该是让溥仪用平静而朴实的语气诉说让别人气愤和窝心的事实，但是溥仪的表现更像是在做秀，有很着迹的伪君子的圆滑和无赖；其次，“小偷”和尚的回忆，情绪激愤是对的，但是他回忆的内容还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和颤栗，应该换个内容并且继续细腻；再次，美国律师对东条英机的盘问是很不错的一个部分，有情绪也有内容；还有就是那个日本辩护律师，让他的辩护词更为卑鄙和狡猾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类似的小角色还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总体上的毛病——没有细腻和深化，只是粗线条的描绘和表演者的冲动肯定是无法让人有情感上的共鸣。

不过，这些的表演者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朱孝天在演技上有些欠缺之外，其他人，包括小角色的表现都比较到位。而且，这些演员从外形到气质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较符合，在选角上没有太大的参差，可以表扬。

另外，影片的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衔接有不连贯感，有些地方甚至是有断裂的迹象。比如对东条英机审判的那个场景，镜头对准了东条英机的头顶处，似乎定格了一般，然后下一个画面就直接切到了美国律师的脸上，如果从头顶处往下推进，再缓慢过渡到律师的脸上，效果会很好。不知道导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漏，显然监制和剪切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至少也是做得不够。

审判范文篇5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在于所解决争议的性质不同，然而在诉讼实践中，有些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经常交织在一起，出现了难以区分诉讼属性以及如何适用程序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行政侵权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行政瑕疵行为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行政行为合法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等。在理论界，对这类问题如何处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对如何处理这类交叉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没有统一的尺度，甚至是显得束手无策，有鉴于此，对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就具有了极大的意义。本文认为相关联的争议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大致相同，但基本属性却并不相同，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先行政诉讼后民事诉讼、先民事诉讼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或者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四种方式，解决两种争议的交织问题。

通常来讲，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构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有机整体，由于三大诉讼的任务、目的、性质和诉讼标的等不同，各类诉讼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特有的诉讼原则。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两种法律关系形成的争议就可能分别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因此就会产生在审理上的先后顺序问题，甚至将不同性质的诉讼合并审理还可能会出现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附带诉讼问题。

司法实践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之间出现相互交织现象呈上升之势，且处理难度逐步增大。针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歧见纷呈。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草拟之时，诉讼理论和实践方面均缺乏相应基础，故未在条文表述中具体涉及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而现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对此提出周详的解决方案。实践的需求和立法的滞后就给予了理论研究充足的探讨空间。

学术界针对如何控制行政权力对民事权益的侵害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并得出以下结论：行政权力对民事权益的侵害从根本上说是法律技术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完善立法技术，协调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的运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不是仅制定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办法。综观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各有其价值，但从总体上考察，却有不足之处：（1）研究内容不够深入，没有能够深入地分析出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属性，而且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诸角度去治理，但如何运用他们去治理学者们却论述得不多。（2）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大多从其外在表象去探讨，而对其内在动因却探讨得较少，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分析工具运用得较为缺乏。（3）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不利于保护民事权益，并提出了诸多的对策，但纵观这些对策，不是太过单一，就是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值三大诉讼法启动修改之际，此问题又成为近年来诉讼法学界关注的难点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从诉讼交叉问题本质切入，剖析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大诉讼制度之内在关联，对我国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制度的构建略陈陋见。

一、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概述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1]

民事诉讼是指国家为维持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益，在当事人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办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2]。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民事、行政案件很难存在交叉问题，因为它们调整的范围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但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却屡屡出现。所谓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是指对民事行为或民事权利据以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相互交叉的多元化纠纷，当事人因此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诉讼中的民事交叉问题；一是民事诉讼中的行政交叉问题。

（二）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交叉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研究的实践意义

1、民事与行政纠纷交叉的类型。

实践中的交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范围的交叉性问题。行政权与民事权对民事纠纷调整范围产生交叉，行政机关直接调整了民事纠纷，成为某些民事权利取得或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这集中体现在行政裁决诉讼之中。

第二、.诉讼证据的交叉性问题。这是指民事诉讼争议标的解决以解决某个行政问题（一般以诉讼证据为载体）为前提，该前提问题并不是当事人直接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它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或判决的结果。因该前提附属于民事诉讼而存在，故有的学者称之为“民事诉讼中的附属问题”。

第三.案件事实之交叉性问题。此类交叉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后，因该行政违法行为给民事主体造成的民事权益损害而引起赔偿纠纷。

2、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问题的表现形式

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问题却经常存在。其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下是我国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出现交叉现象的例子

实例一：北碚区解放路一餐厅在获得了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工商部门的许可后正常开业了，但在经营过程排放出的油烟直接污染了住在楼上的住户的空气，于是住户与餐厅发生纠纷，本案在审理中，被告餐厅以自己持有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的许可为由对住户的诉讼请求予以对抗，而住户的空气确实因为餐厅的经营行为受到了污染。这样看来，一方面餐厅的油烟排放具有合法性，而住户的空气确实又因为餐厅的经营行为受到了侵害，这就出现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

实例二：合川区信用社于1999年4月根据张某的申请向张某开办的矸砖厂发放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在双方签订贷款合同时，约定了张某用其矸砖厂的房地产进行抵押，双方也在当地房管部门共同去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贷款逾期后，信用社向张某开办的矸砖厂主张权利时发现当初用于抵押登记的房地产上农民的应得赔偿没有获得全额赔偿，其抵押登记房地产价值已不足以支付农民的应得赔偿款，当初房地产管理部门在为张某办理产权登记时有失误，登记行为有瑕疵，将本暂缓办理的登记办理给了张某和信用社，这导致信用社的债权无法实现。这又出现了民事审判中发现行政瑕疵行为的侵权。

实例三：合川区法院于*年7月受理了原告郑某诉元寨村土地补偿款纠纷一案，双方诉争的标的是因修建襄渝铁路二线征用了郑某承包的荒山，郑某承包该荒山是基于镇人民政府与他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其中第二条将本属于社员的林权地承包给了郑某，且镇人民政府与他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时未按有关规定进行民主程序。这样郑某依合同取得了对荒山和林地的权利，而农民则在该林地上有其固有的权利，这样又出现了民事审判中发现具体行政和行为违法的问题。

以上实例分别代表了当前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交叉问题情况：即实例一表现了行政行为合法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实例二表现了行政瑕疵行为状况下的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实例三表现行政侵权状况下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

3、研究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问题的意义

由于上述的三类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对当事人的权益影响很大，而且审判实践中各个法院的做法不一，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审判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处理好二者的交叉问题，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更好地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律和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第三、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于行政权力的强大与民事权利的相对弱小，法律人在保护的选择上常常偏向行政权力的一方，从而导致民事权利的无助，无疑只有让法律人处理交叉问题时有章可循，才是对民事权利保护的良策之一。

第四、有利于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平安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坚定和巩固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信仰度，并从根本上推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的实施。

二、我国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产生原因分析

产生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除了民事实体法方面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对于此类既涉及行政纠纷又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如何审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双轨并行、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的局面。那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交织关联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现代公权力的扩张。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理念的转换，行政的作用领域、活动范围显著增大，公权力已经渗入到市民社会，许多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需要行政机关来解决（最为典型的是行政裁决行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情况。

具体来说,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原因

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不发达，行政诉讼法也不受重视，因而行政诉讼长期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体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应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等。这样立法机关就通过立法活动将一部分民事审判权授予了行政机关行使。这种立法模式必然会产生审判实践中民事、行政诉讼交叉问题。

第二、行政权的扩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面越来越广，行政管理不仅涉及国家、社会管理，而且涉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权益，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及其与民事诉讼的交叉性。另外，一些民事诉讼往往又渗透着行政管理的内容。

第三、行政、民事诉讼终极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必然产生交叉问题。

行政诉讼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而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则是解决纠纷。这样，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裁判提起行政诉讼时，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纠纷时必然涉及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裁决的审理，必须涉及采用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问题，这样二者交叉问题就必然存在。

三、关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审理已存理论的考究

民事与行政交叉纠纷，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并与此行政行为相关联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这种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关联性问题，应当成为我们构建解决此类多元化纠纷诉讼制度之基点，并将与之相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统一纳入到同一诉讼程序中并案审理。

对此问题，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有以下五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证据审查说”，即针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附属问题，如果是不涉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适用的“事实性附属问题”或“证据性行政附属问题”，则可以成为争讼质疑的对象，对于不具有困难性的附属问题，人民法院只要依据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即可。

第二种观点为“先行政后民事说”，即民事诉讼中涉及到行政附属问题，应采取行政权优先原则，建议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然后再根据行政诉讼的结果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

第三种观点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说”，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和确认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正确与合法的同时，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合并审理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关联的民事争议的活动以及该活动所产生的诉讼关系。此观点被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部分采纳。

第四种观点为“司法最终原则说”，即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的处理视为“初审”，对“初审”不服，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作最终裁决，有利于对交叉争议的审理和解决。

第五种观点为“各自分立说”。一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行政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民事诉讼直接确认双方民事法律关系；二是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谁先立案谁先审理，后立案的中止诉讼，待先立案的审理终结后再恢复诉讼。

上述五种代表性观点虽在不同角度体现了一定合理性，但在理论上均存在难以弥合的缺憾。

首先，按照“证据审查说”虽然可以节省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但因其忽略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司法审查特有的程序与技术要求，往往难以保障司法审查的正确性。如果民事诉讼也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将被混为一谈。因此，过分强调诉讼制度的共性而忽略个性的“证据审查说”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先行政后民事”的处理方式，既影响本案诉讼之审判效率，使当事人往返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之间，既导致重复诉讼，又浪费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同时又有可能造成裁判不公正或裁判既判力不稳定甚至相互冲突，影响法制的统一。

再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司法解释中仅就交叉问题中的一部分，即行政裁决附带的民事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并案审理，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民事诉讼中行政交叉问题和行政诉讼中的其他民事交叉问题未予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说”并未看到诉讼制度之间联系的广泛性，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的目的及效率理念也未能得到充分贯彻。

四、处理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问题的制度构想

关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织的案件如何处理，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民事诉讼法》，却发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中有一项极为概括之规定：“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3]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4]该司法解释条文简单，且仅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合并审理，范围过窄，并且很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见，现有的法律根本无法应对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

针对这种情况，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理论模式，从而使其一度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不同学者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其一是行政诉讼能否附带民事诉讼？针对此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不能附带民事诉讼，[2]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何谓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其范围（或种类）应该包括哪些情况？在此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3]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行政侵权赔偿诉讼是否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侵权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有少数学者认为学者行政赔偿诉讼可以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4]可以看出，对于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重合、相关联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理论界尚未达成一致，而且这种争论必将持续下去。

（一）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处理原则

首先，是法制统一的原则。法院的行政裁判与民事裁判对同一事实应作出一致的认定，避免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决，对法院已经生效的民事或行政裁判一般应遵循先判，根据生效裁判内容处理民事或行政案件。如果认为该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不宜直接作出与其不一致的判决。

其次，是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各司其职，在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内行使不同性质的审判权，对某些行政行为，民事诉讼中不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应告知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

最后，是效率原则。“迟来的正义己非正义”。在审理行政、民事诉讼交叉的案件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理解法律，本着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的精神进行审理，妥善地予以解决。

（二）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交叉解决方式

应当承认，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有其局限性，依靠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理想地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现存的解决方法导致的结果，案件久拖不决者有之，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矛盾者有之，不管如何，我国诉讼程序设计上的缺陷是以牺牲公民的权益为代价的。因此，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办法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几种处理方式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关联的案件虽然外在表现上大致相同，但基本属性却并不相同。因此在设计处理程序时不可整齐划一、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应当根据争议发生的先后、争议本身对于案件的重要性以及诉讼效率等多方面因素，对于不同的情况分别设计处理程序。第一种处理方式是先行政后民事的解决方式；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先民事后行政的解决方式；第三种处理方式是附带诉讼，即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第二、几种方式的具体分析

至于具体的审理方式，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立法本意，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灵活适用法律予以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先行政后民事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叉形成的诉讼案件中，对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根据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中能否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正确的裁决，直接影响民事诉讼的处理。相反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相关的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判的裁决结果就可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

2、先民事后行政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主体确权的行政行为中，有的不是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如颁发证照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行政机关颁发证照，主要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基本权利证明。只有在当事人权属确定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即办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应先解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视民事审理结果再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这样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对最终解决纠纷，减少讼累都是有利的。

3、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解决方式。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中，解决行政争议要以弄清民事争议的是非曲直为前提，而解决民事争议更是必须以先解决行政争议为前提，二者互为条件，仅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途径，都无法使争议得到妥善解决。如按行政附带民事案件处理则会大大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节约诉讼成本，体现出法律的统一性。

审判范文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笔者认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离不开审判理论的支撑，保证审判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同样离不开审判理论的支撑。所以，共和国的各级法院和从事审判工作的各级法官必须重视审判理论的研究，因为，身为审判工作的实践者和审判理论的创造者，自己不研究自身本职工作的理论问题，光靠法学家、专家、学者指路，既不光彩，也是极大的浪费。

审判理论的研究工作，就目前全国的现状看，给笔者一个“上重下轻”的感觉。级别越高的法院越重视，级别越低的法院越马虎，最差的恐怕要数基层法院，其中又尤以边穷地区基层法院为最差。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曾在*年11月12日全国法院调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一组数字：目前全国32个高级法院全部设立了研究室，达到100%；369个中级法院设立了研究室，约占90%；全国有1393个基层法院设立了研究室，约占45%。从这些数据看，既然专职的审判理论研究机构在设置上反映了“上重下轻”，那么基层法院的审判理论研究工作可窥其一般。专职的研究机构尚且不足半数，其他担任繁重审判工作的法官们从事审判理论的研究状况就不言而喻了。

分析目前基层法院调研队伍的现状及审判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一方面基于案多人少的现实，领导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案件突击上，另一方面，基层法院从来只重视办案，不重视理论研究，而且理由似乎充分：基层法院法官理论基层差，人才奇缺，法官都怕到研究室工作；反正上级法院有指导下级法院的职责，基层法院遇到弄不懂的问题只管请示上级法院好了。如此这般，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基层法院审判理论建设不落后才怪。

基于上列原因，笔者就法院系统审判理论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当在全国法院系统深入开展审判理论研究方面的专题教育，使各级领导和广大法官深刻认识理论的重大意义，明确审判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王胜明同志说得好：“怎么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法律规定？一靠法学基础，二靠道德水准，三靠生活阅历。法学基础愈扎实，道德水准愈高，生活经历愈丰富，对法律的理解愈全面准确，就能把握法律的精髓。”如果我们的法官在丰富的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又具有扎实的审判理论功底，那法院的审判工作将有更大的发展。

审判范文篇7

影片的开头让人看的很振奋，梅汝敖如竹子般的气节让与会的法官对中国另眼相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梅汝敖对法官坐次安排极度的不满，因为他知道他在那种环境下，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是中国千千万苦受侵略战争所带来苦难的老百姓，如果因为自己的妥协性的接受美、英坐次的安排，那么对中国无数的百姓他是无法交待的、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国家。

这个角色刘松仁演的很是出彩，在窗前抽烟的镜头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从眼神中流露出的担忧与不安，担忧自己的不能圆满的完成国家交给的责任，对百姓无法交待的不安，使得他只得抽烟来平静自己的情绪。刘松仁把整个表情演的很到位，不安、急躁、忧虑全部由烟灰的掉落体现出来。自己的坚持在反复商议之后取得通过心中一安，这不单是坐次的问题，而是中国所受战争带来的伤痛得到的认可，除开美国不谈（因为他是主要战胜国），别的几个国家所受到侵略战争的苦难远远没有中国深，如果连一个主要受害国都排不上，可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因此梅汝敖当时的心情应当是带着高兴夹着责任的重负感。

英达演的倪征燠也很到位。一改笑将的风格，把一位有风度、稳重、有勇有谋的检察官从现在我们眼前。对英达我一直是把他分在喜剧一类，但从剧中一出场精彩的辩驳使得眼前的英达俨然是个正义的斗士，虽然他出场的戏份不多，但他本人在剧中的表现和流利的英语台词估计会得来叫好一片吧~！

梅汝敖去世的10年前，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也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排斥japan商品但是对待sonynissantoyota东洋之花.......我要说no不为别的只为那段不该忘却的痛。

呵呵这个影片还没有看过哪，很遗憾。有时间一定到电影院看看这部影片。据说这部影片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片，故事就象楼主说的，这是一部记实的片子，但起到的作用却是教育的目的~！什么目的？教育我们不要忘了60多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曾经软弱的让一个小国凌辱、践踏，教育我们只有强大了才能让他们低头、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更重要的地位。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可是还有多少国人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呀？为什么象这样的电影没人去投资赞助呢？

一些所谓的武打古装大片耗资几千万多者上亿，拍出来毫无任何意义，在观众们一片嘻哈声中远去。没有给国人们留下任何沉思。可是就象这样所谓的大片在中国的影视界多不胜数。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反应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被正义审判的记实影片时，竟然没有资金运转，沦落到导演自己贷款把这部影片拍完。值人深思！

我看见这样一条新闻说韩国演员以日军慰安妇为题材拍照，激怒了韩国民众的举国公愤，被视为“国民公敌”。作为一位韩国当红影星，因“一念之差”而立即遭到韩国国民的集体唾弃，不仅立即被“打翻在地”，而且还被“踏上了千万只脚”。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她亵渎了韩国国民的集体悲情，触犯了韩国国民对历史创伤的记忆，就只能落得一个“罪不容赦”的下场。

值得国人深思，而我大中华的十几亿人民，竟然就在这样一部反应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被正义审判的记实的片子拍摄时没资金。国耻难忘呀，不止国耻还有家恨！南京大屠杀日本法西斯杀害我十万同胞呀！民族尊严何在？民族气节何在？民族英雄何在？

我们国人太缺少一种不忘国耻，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心了。只能更充分反映了当今国人及中国社会对历史悲情的失忆与冷漠。

除了要钱，还要有我们中国人的尊严……除了名气，还要保我们中国的国格……

这才是我们国人应该做的。现在我很赞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了，我们应把韩国国民的这种"气节操守"一类拿来给我们的国人一用。我们国人太缺少这种气节操守了。

我们不应对历史失忆和冷漠，尤其是这段国耻。只有用它来唤醒教育我们国人落后就要挨打、被人欺辱。我们国人应自强自立，更应该用我们国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堂堂大中华是不允许外强帝国主义法西斯横行和欺辱我们的！

我们国人中缺少向梅汝敖、倪征燠、高群书这样得人，缺少的太多、太多了……

审判范文篇8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三级法官。**年参加法院工作，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二年来，审理刑事案件1000余件，质量高、速度快。今年截止到十月份已审结案件120余件，案件质量、结案数均列××区法院榜首。她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90以上得到调解，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高度赞扬。连续十一年被评为鞍山市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先后六次被评为办案能手，三次被评为人民满足干警，曾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同志审结的案件质量高、速度快在××区法院是有名的。她从事刑事审判12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千余件，无一错案和超审限案件，也因此连续6年被评为办案能手。她审理案件，严格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不办错一案，不错判一人。为了澄清一个犯罪事实，她曾不辞辛劳到发案地核实证据；为了一个证据能否采用，她曾反复查阅资料。她有一个夙愿：决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丝疏忽办错一件案子。正是她的这种认真、细致劲，使得她审结的案子至今为止无一错案。

××同志在严惩罪犯的同时，非凡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在办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始终坚持依法调解，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原则，并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如她受理的孙某、韩某故意伤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因为各种原因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一直得不到解决，导致他多次到法院、检察院、大大、政法委等部门上访，成了法院的上访钉子户。此案分到××手里后，××仔细阅卷，了解了案情后，她先找到被害人，做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告诉他四处上访解决不了问题，叫他写好起诉状，交到法院，法院会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接着××又找到两名被告人的家属，反复做他们的工作，终于家属们被××的诚心所感动，说袁法官，就冲你对工作的这份态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代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最后，经过××的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和解协议，使这一历经几年的棘手案件化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原、被告双方都很满足。被害人到法院取赔偿款那天，带着特制的锦旗送到法院政治部，表达对××的无限感激之情。

同志们经常评论××有“一拳一手”。“一拳”是说她敢于出重拳，对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等重大刑事犯罪分子严惩不贷，手不软。“一手”是说她有爱心助贫困，对犯罪分子家属的生活困难，时刻挂在心上，这是法院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所罕见的。罪犯王某与妻子口角，一气之下，点燃了自家房屋，不仅烧毁了全部家产，也危及到左邻右舍的财产，因此触犯了法律。此案开庭审理后，××了解到这场大伙使王某家的房子和生活用品都化为灰烬，王某的妻子、孩子连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便从自家拿了10余件衣服和几双鞋送给王某的妻儿。王妻回到家乡，逢人便向人讲述袁法官的关爱，说现在她才知道什么叫“人民法院了。”罪犯张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其孩子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就用自己的工资为张某的孩子交了学费。少年犯平某，家住外地，与养父母不和，离家出走，因盗窃犯罪入狱。判刑后，养父母不闻不问，连行李也不给送，××从家里拿来一套行李送到看管所，平某感激涕零，表示决心改造，重新做人，报答法官的关怀。

××经常说，丈夫犯罪，妻子、孩子没有犯罪，犯罪分子的亲属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把爱心献给她们，暖和一下她们失望的心灵，即为稳定社会做出了一份贡献，同时也有利于犯罪分子真心改造，重新做人。××的爱心，像春风化雨滋润着罪犯家属的心田，她把党关心群众的一贯政策落实到了自己承办的具体案件上，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审判范文篇9

其实那段历史我想只要是中国人，就不会不知道。刚刚从电影院看完《东京审判》，耳边还回响着梅汝傲那些激昂的话。

第一次让我震撼的，是当所有法官，坚持中国法官的座位要排在英国以后，梅汝傲把本子一关，头也不回的离开会议室。从梅汝傲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但是梅汝傲也有过无奈，有过彷徨，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着烟，虽然他用“威胁”的方式，来说服大家，必须证明中国的位置，但是命运，不一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的胜利，当然是属于梅汝傲的。所有法官去远东军事法庭彩排的时候，梅汝傲走在一群外国法官中间，他很坚定的坐在了应该属于中国人的位置上。

第二次让我震撼的是当对战犯实行不实行死刑的时候，梅汝傲把一杯水砸碎在地上，开始了他的说服工作。当他打开信封里的投票纸，把笔拿起来，在“yes”上重重的勾了一个圈，然后把投票纸放回信封里，叠好信封，最后投入投票箱。这是他作为中国法官，中国人，所做的一切。当最后的票数为5比5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紧张了，其中也包括梅汝傲。当最后从主法官口中念出“yes”的时候，梅汝傲胜利了，他轻轻的闭上眼睛，他如释重负。

“我只能说，我尽力了。”这是本片最后梅汝傲说的一句话。

审判范文篇10

一年来，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纲领、文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政治立场坚定。党的十七大召开后，我能够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并能够深切领会其精神内涵。平时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提高政治思想素养。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突破。今年下半年，我区开展的基层执法评议工作开始以来，我能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积极予以配合。我庭对全院的绩效考评结果在网上公布，对错案追究制度、网上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工作全面开展，使我院的审判质效每月在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市审判质量效率指标数据排名中有所进步。

二、能够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

我能够自觉遵守市中院制定的“五条禁令”、省高院制订的“六条禁令”、最高院的“十三条不准”，平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反省自己，进行自查自纠。通过教育学习和整顿，充分认识到法官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精神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在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我能够做到能够严格自律，行为检点，谨慎出行，谨慎交友，谨慎对待律师与当事人，遵守社会公德，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清廉公正，努力树立良好形象。我和我庭人员没有贪赃枉法的案件，没有超审限的案件，没有错案的发生。

三、深化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办案水平

我能够自己并带领全庭同志认真完成领导交给我庭的各项工作,工作认真负责，严把案件质量关。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强化庭审功能，使全庭的各项综合指标位于全市法院前列。近三年，我庭共受理各类申请再审、再审案件70余件，全部已审结。再审改判20余件。已审结的案件无一被发回或改判。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由于申请再审、再审案件具有当事人矛盾尖锐、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的特点，我庭全体干警慎重审理每个申请再审、再审案件，采取调判结合的审理手段，公正及时地审理每一件案件，维护了法院裁判的即判力和法律权威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刘建华诉丰县凤城镇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再审案，由于涉案工程建于1994年，后又经多次改造，而双方当事人对工程造价存在重大争议，导致矛盾激化，原告多次上访、信访。为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工程原始状态，该庭审判人员前后5次下丰县调查取证。案件进入鉴定阶段后，我到工程现场主持，由鉴定机构及双方当事人对实地进行了测量，最终确定工程造价。遂作出丰县凤城镇政府给付刘建华工程款15万元的再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平息了一件老上访案件。又如在我担任审判长的陈静诉韦根离婚申请再审案中，由于原审判决对房屋分割不明，致使当事人在离婚后，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经常闹到当地的派出所，申请再审人更是以死相逼。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我耐心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疏导，并到实地进行勘验，先做通双方家人的工作，并借助双方的家人又现场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使得双方的纠纷得以化解，避免了恶性案件的发生。

在审理好每一件案件的同时，我庭还肩负着对全院已审结案件的质量评查工作。今年1-9月份，我院共审、执结案件1600余件，我庭共评查各类案件681件，约占总结案件的42.5。重点评查12件。我庭全年共开展案件抽查活动4次、专项评查3次，法律文书专项评查1次，并对被评案件进行了等次评定。形成通报向全院公布。我还参与并组织了审判委员会成员对全院法官的庭审能力进行考评的活动，为全院的法官审判业绩考核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材料;还积极完成了院里组织的优秀法律文书的评查评选工作。另外，我庭还建立了对二审和再审改判发回案件逐案分析制度。对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进行个案分析，并按季度以通报的形式向全院予以公布。

四、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全院审结案件的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案件流程管理、审判质量效率指标体系、法官审判业绩考核等多方面工作，集审判、监督和管理等职能于一身。审判管理工作是由我们审监庭兼职完成。2009年，我们在司法统计、审判质效统计、“四项”案件流程管理、扎口结案等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些成绩。司法统计及审判质效统计工作中，我们确保全院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为院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上级法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