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管理范文10篇

审判管理范文篇1

审判管理改革的模式探索:系统审判全程管理

(一)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宗旨1.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内涵"系统审判全程管理,以司法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审判工作为服务对象,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基础上对立审执进行一体化整合,将系统优化与全局一盘棋的审判管理理念渗人到审判过程每一个环节的管理模式"易言之,系统审判强调审判工作向其前道环节和后道环节的延伸,强调立审执的一体化,前道环节如财产保全诉前调解诉前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基本状况的调查证据保全等)立案立案前等环节,后道环节如执行结案后等环节;全程管理就是对立审执的全程进行协同管理,既包括全员管理,又包含全院管理,既包括院党组的宏观管理,也包括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中观管理庭长的微观管理,既包括审判工作的管理,又包括审判管理与服务于审判工作的人事管理政务管理的契合管理"理论研究表明,审判管理,是围绕案件审判展开的,以审判决策程序控制质量督查行为激励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体系".,〔5〕因此,系统审判全程管理模式的主要运作要素是:科学的审判决策机制有效的程序控制制度合理的质量督查制度和完善的绩效评估与奖惩制度"2.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必要性"任何强调法官独立性的理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法官不能像一个医生或律师一样独立开业或独开一个审判机构"因为法院是国家权力机关,而权力机关的运作单位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这不仅是效率的需要,也是公正的前提"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司法运作的过程必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民法院在人财物的资源整合上,在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上审判实务管理上一体化推进公正审判的过程"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必须突破原有的单一管理分散管理的落后模式,对原有单独的分立的管理制度进行整合创新,总结各部门存在的问题难点,整合法院系统的各条战线,形成结构完善责任明确的系统管理模式,实行法院的综合管理集约管理"(二)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新型理念1.以系统论整合立审执监审判管理活动"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基层法院都是一个大系统,由审判管理系统行政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组成"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可能有许多个庭室组成"各个庭室如果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将难以形成合力"所以,审判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这么说,审判工作除了案件审判就是审判管理"因此,构建科学的审判管理模式,必须全面梳理和整合审判工作中的有关管理事项,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制度体系".,〔〕在基层法院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将法院内部不同系统之间法院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接口关联,形成一个联动整体,以便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检查,从而促进审判行为廉洁规范;尤其是,我们应当树立立审执监一盘棋思想,〔7〕全方位推进审判管理工作的改进"江汉的三位一体模式,〔〕北京朝阳法院一体化审判管理体系,都是系统管理思想在一个个个案中的体现"2.以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全面协调审判管理活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意思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社会是个大系统,法院是个小系统"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内部管理"基层法院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审判人事与政务管理统筹立审执统筹管案与管人统筹管理与服务统筹局部与整体"在审判管理中,要坚持全员管理,把审判委员会审判业务庭合议庭,从院长庭长到审判长法官等每个审判组织每个审判人员,纳人到审判管理体系之中;要坚持全程管理,以过程管理为抓手,为立案分案排期开庭裁判执行等每一个环节配以任务指标要求,确保裁判过程严谨规范公开透明;要坚持全面管理,从人到财物,从管理到服务,从立案到执行,从法院内部到法院与外部的接口"总之,审判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而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司法实践中的统筹兼顾方法论,就是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并且,能立足当前,谋划长远"

系统审判全程管理的实践运行

审判管理范文篇2

审判管理应具备的基本理念是：

（一）主体性理念。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法官的现代司法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管理的基本方法上，制度管理是方法，但制度管理是有限的，管理的最终立足点必须是人。一切管理论的根源是人的个性与组织规则的对立统一、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对立统一、组织动员与组织控制的对立统一、独立性与系统性的对立统一。由于这种对立统一，导致组织管理决策需要高度保持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又需要有对个人行为的有效控制，这两种管理价值、管理目标、管理功能互相是对立统一的。管理必须源自于人，服务于人，在管理中注意研究人的内在需求和行为规律，把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作为培养教育人的过程，通过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并自觉自愿的为实现管理者设定的目标努力，化对立与统一，实现两种管理价值的平衡和统一，才能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系统性理念。管理模式从整体上规定着司法运行的效果。通过管理，一个组织要实现的是“整体凸现功能”。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管理模式的构架必须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其基本特征是综合性特征、最优化特征，定量化特征、信息化特征、有效性特征。通过系统的整合，使系统发挥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力。因此，管理必须是系统的，管理必须具备系统性理念。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具体问题，以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制度设置完善组织运行系统。

审判管理范文篇3

基于对近年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实践样态的梳理，根据不同的标准，审判管理结构有三种不同的两分法。根据审判管理的内容，可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审判指导监督主要指院长、庭长对案件实体裁决的指导监督等。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即围绕审判程序性事项和审判质效测评等辅助性事项，不以调整、确定或处分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不介入或干预案件实体审理和裁决的管理活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审判动态监控、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效考核等。①根据审判管理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内在审判管理和外在审判管理。“广义的审判管理，包括内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管理行为和外在于审判权运行过程的各种管理活动;狭义的审判管理是指近年发展起来的外在于审判过程的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从事的各种专门管理活动。”②可认为，在上述广义的审判管理中，内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指导监督，外在审判管理即为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只不过内在和外在审判管理主要是根据表现形式作出的划分，而审判指导监督、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主要是根据管理活动性质作出的划分。根据审判管理的行为特点，可划分为司法性审判管理和行政性审判管理。司法性审判管理与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大致等同，行政性审判管理同审判事务与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的外延基本一致，但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而案件质效评估、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属于行政性管理活动，故而作出司法性与行政性审判管理的划分。③课题组认为，在司法性审判管理与行政性管理的划分中，审判管理仅是在某些方面借用了某些行政管理手段，同时审判管理也较行政性管理具有更强的服务属性，与严格意义的行政性管理显然是迥异的，将其定位为行政性审判管理，有扩张司法行政化之嫌，与审判管理去行政化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划分认为院长、庭长审判指导监督是司法性权力系欠缺法律依据的判断，《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院长、庭长有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进行实质性管理的权力，院长、庭长对个案裁判的审判管理是基于行政管理者位置而产生的行政性“权力”。相较而言，将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指导监督(内在审判管理)和审判事务及决策管理(外在审判管理)更为科学。将审判管理进行两分法划分并不具有当然的学理价值，也不代表课题组认同审判管理从逻辑上可以作出两分法的划分，其意义在于审判管理实践活动的确存在对案件实体进行指导监督和对案件质效指标以及流程进行管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的审判管理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和运行规律。只有做出基本的划分才能厘清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在深化司法改革背景下提出修正路径。

二、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困境

审判管理制度本是为解决司法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而在实践中产生，但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审判管理制度仍应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审判管理制度的强化，对提高审判质效、防止裁量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判管理制度行政化因素的膨胀以及偏失使其成为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俨然成为深化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去行政化的障碍。以院长、庭长监督指导个案审判为核心的内在审判管理制度和以案件质效评估为核心的外在审判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均出现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境。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之困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与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关系问题，是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反复涉及的内容，制度变迁几起几伏，尤其是自2010年全国法院强力推进审判管理以来，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呈现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关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指向正是解决院长、庭长审判管理依据不足及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困局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制度形成欠缺实证佐证。加强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动因在于院长、庭长是优秀法官，没有院长、庭长的审查把关，审判质量有下降的可能、司法不廉有多发的趋势。事实上，“二五改革纲要”实施之后逐渐呈现院长、庭长收权趋势，并无审判质量上升或下降的实证分析，只是一种逻辑的应然判断，而可能忽视了制度背景，即司法评价的高低起伏与社会环境有关等，而且社会对司法的感观更多基于热点敏感案件，而与院长、庭长收权放权对审判质量的影响不一定具有直接关系。当然，以“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应当注重实证调查与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9家法院牵头推进试点的过程中，可以运用对照组来评估试点效果，科学厘清改革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真正构建在实践中有生命力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其二，制度正当性不足。院长、庭长的内在审判管理已构成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实质影响，其授权制度依据应为法律，但法律制度却付诸阙如，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文件作出模糊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5号)第16、17条规定，院长、庭长可对合议庭的评议意见和制作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有异议的可建议合议庭复议，但是不得改变合议庭的评议结论，合议庭复议后庭长仍有异议的，可将案件提请院长审核，院长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1号)第7条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案件、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等，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尽管两个司法解释赋予院长、庭长的仅是审核、建议复议权，但鉴于院长、庭长在法院科层制格局中对各项资源的支配地位，这种审核、建议复议权在实际运行中已演化为实质性的审判管理权，以司法解释性文件赋予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限制法律赋予的审判组织审判权，在制度正当性上存有缺憾。全国法院自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以来，强化院长、庭长实质性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制度设置，使得院长、庭长介入案件裁判，从过去“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变得较为名正言顺甚至堂而皇之。这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三，权力越集中越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院长、庭长的独善其身和有效把关，本身就是审判权运行机制中的一种人治思维。院长、庭长对审判结果具有一锤定音的能量，反可能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影响审判结果的信息可以通过庭长、分管副院长以行政化的方式畅通无阻的运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就全国范围看法官违法违纪中院长、庭长占有相当高的比重。④一些地方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现象。⑤在科层式的法院层级结构中，合议庭基本对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没有反向制约，院长、庭长审判管理的强势地位极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不廉。院长、庭长强力行使审判管理职责的另一恶果是，一旦与合议制的滥用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司法裁判中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司法不廉窝案之源。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和合议庭一定范围内的独立裁判权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合议庭在诉讼程序及事实和法律上做好基础，院长、庭长利用管理权限拍板认定的现象，这无疑是用内部审判运行机制给枉法裁判披上“合法外衣”。其四，无法突破理论瓶颈。司法的亲历性与判断性，这是司法之重要法则。⑥尽管不可否认院长、庭长管理个案实体裁判在一定程度、范围和时间内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其理论根基的缺失难以回应诉讼法原理的诘问。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已经确立辩论原则和公开审判制度，院长、庭长对实体裁判的管理活动显然不符合公开审判制度及辩论原则。诉讼法理中的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法官对个案的处理必须亲历其境，听取诉讼两造论辩，直接审查证据和事实，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院长、庭长实质性审判管理与这些诉讼法原理均南辕北辙。尽管有论者主张，司法亲历性原则等经典原则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法律适用问题可不适用亲历性原则，亲历性的要求并不构成对行政化决策方式的根本性否定。⑦但无论如何不直接审理案件，仅凭听取汇报、审阅书面材料认定事实显然不符合审判权作为判断权的认识规律。法律问题并非法官的专属权限，法官在法律问题上也应受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约。⑧法官法律适用意见的形成同样有赖于听取诉讼两造针对法律观点的论辩，尽管这种需要程度弱于事实的内心确认。

(二)案件质效评估制度实施之困

定量方法在案件质效评估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法院较为粗放的管理方式，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绩效考核联姻后的指挥棒效应，既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又将审级关系的行政化转嫁至一个法院内部形成层级管理的高度行政化。困境之一是重共性轻差异。由于法院所在地域、所处层级不同，特定法院的具体工作环境与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各个法院的案件质效评估以及对评估指标体系的使用应当具有一定特殊性。评估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导致对指标体系的简单套用成为常见现象。比如在对法官履职行为的评价中，不少法院以案件质效评估体系为标准进行评价。将法院案件质效与法官履职行为“挂钩”，表面是具有高关联性的评价方法，同时也是将法官履职效果指数化，避免主观臆断。但是，案件质效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大数原则，即需要较大的通常以法院为单位的案件数量作为评估基础。这意味着将评估指标体系直接用于法官个人履职行为考评，从根本上违背案件质效评估机制的基本原理，也异化为对法官审判行为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困境之二是重定量轻定性。由于过去多以定性方法评价审执工作，容易出现信息不全、主观臆断的问题，导致部分法院对案件质效评估的定量方法过度依赖甚至到了迷信地步，处处强调“数据说话”，唯数据论地看待审判管理活动，对案件质效的认识、管理基本不再使用定性方法，改善审执工作大多要求在数据上迅速体现。定量方法主要关注具体指标的数据结果，展开数据层面的动态分析、横向比较，定性方法则主要关注数据结果的形成原因，展开涉及实务操作的过程分析、方法比较。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反映出“重结果，轻过程”，或者说“重数据，轻实质”的认识问题。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对定性方法的有意忽略，极易导致对数据表现绝对优化的片面追求。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催生了以高效、统一、权威的行政化手段推动审判活动，进而实现提升审判质效的目标，最终使得审判活动超出司法规律的合理范围。困境之三是重整体轻个案。在当前审判管理视角下，案件质效评估更为关注案件质效整体性的综合指数反映，与法院外部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个别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最终导致案件质效评估结果与法院外部对案件审理效果的感受出现较大差距。一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案件，其程序适用是否正当、实体裁判是否合乎规则对司法公信的影响，远远大于众多未被关注的普通案件。这意味着，仅从案件质效综合指数的合成方法上看，案件质效评估对重点个案关注的不足将导致其结论的合理性存在巨大缺陷，不符合通过审判管理提升案件质效和司法公信的制度设计宗旨。困境之四是重内部轻外部。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主体是法院，承担此项职能的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机构。以审判管理机构为枢纽、上下级法院联动、辐射法院审执部门的内部评价体系已经建立。评价主体单一性、运行方式封闭性、评价结果内部化是现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重要特征，当事人等外部主体对司法业绩没有发言权。无论多么完美、多么自成一体的内部评价体系，可能只会走向自我封闭的反面，这种自我封闭即为内部管理行政化的体现。外部参与不足也是案件质效评估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体现。对司法过程的评价，不应只由法院和法官说了算，而应充分考虑诉讼活动参与者的感受和认知。当然，法院外部主体参与司法业绩评价的程度和范围，是与其同法院的关联度、参与诉讼活动的深度相关联的，且以不损害独立审判为前提。

三、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路径

(一)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转型与修正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的修正应服从于“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审理者裁判与裁判者负责的关系界定中，审理者裁判是前提和过程，裁判者负责是保障和结果。审理者裁判明确了审理者和裁判者的同一性，解决了裁判主体不明、审判责任混同的问题，使裁判者负责成为可能。裁判者负责中的“负责”有两层含义，一是裁判者对案件实体裁判的做出享有最终裁决权，二是裁判者对独立做出的实体裁判结果承担对应的审判责任。第一层含义是对审理者裁判的强调与固化，第二层含义则指向职权明晰、权责一致的审判责任制。如果说裁判者负责的第一层含义与审理者裁判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诉讼法表达，那么裁判者负责的第二层含义所指的审判责任问题则是审判管理问题，并且是去行政化背景下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主要构成部分。比较而言审理者裁判更容易实现，只需落实诉讼法即可，而裁判者负责即审判责任制的构建则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难点，亦是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的重心，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把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关键的缘由。⑨课题组认为，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制度转型应在坚持合议庭独立审判基础上，构建合议庭责任制和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责任制，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力与责任统一。

1.构建权责统一的合议庭责任制

在强化合议庭责任制方面，重点是在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如何防止合议庭审判权不受监督和制约，关键在于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以及合议庭成员审判权的平等行使。审判责任与独立审判的对等依存于审判责任的明晰化，集体负责等同于人人无责，审判责任明晰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结果控制式的权力制约机制。而结果式控制的关键在于合议庭成员评议活动的实质化。这是由于庭审与评议是合议庭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两个场域，而在与合议庭责任制的关系方面，评议具有更明显的关联度，因为裁判结论虽然理应形成于法庭，但最终以一定形式明确表现出来是在评议阶段。最根本的策略是对合议庭成员裁判意见适度向当事人公开的结果式控制，使审判责任得以明晰，结果式控制会延伸到行为控制，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合议庭成员自然会审慎行使审判权，积极参与案件合议而非简单附和承办法官意见，再配之于规范的合议规则和裁判文书会签等制度，合议庭成员审判权就能平等行使，合议庭就会成为真正的实质裁判者。这种平等行使的审判权本身就是对合议庭滥用审判权的制约，就是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内核式保障。合议庭成为真正的审判责任主体，才会成为真正的独立审判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现有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属于审判工作秘密不得公开。瑏瑠但诉讼法及法院组织法均未规定合议庭少数意见不得公开。尽管不同法系对合议庭少数意见有不同的传统，普通法系公开是惯例，大陆法系则视评议秘密为法院独立的守护神，但近年来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瑡瑏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地区)认为，评议保密原则是对评议过程的保密，而非对评议结果的保密。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准许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并在裁判中公布表决结果比例。瑏瑢日本1947年制定的《法院法》第11条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表示自己的意见。瑣瑏台湾地区判决书虽不公布少数意见，但允许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在裁判后查阅法官评议意见。综合各国(地区)做法，大致有三种改革选项。其一，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案件，裁判文书中分别记明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但不必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而使用“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的概说方式，这是明确法官裁判责任的依据，也可遏制其他合议庭成员消极履行审判职责，防止“形合实独”，同时不载明“某某法官认为”，可免去法官发表评议意见的后顾之忧。其二，许可查询评议笔录。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辩护人可在判决作出后申请查阅合议庭笔录，而不在判决中阐明多数意见及少数意见。瑏瑤其三，许可查询专门制作的合议庭意见书。法院在合议庭评议后制作统一样式的合议庭评议意见书，载明“多数意见认为”“少数意见认为”，不具体言明“某某法官认为”，合议庭评议意见书内容不载入判决书，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可以申请查询，但不得复制抄录，同时不得查询合议笔录。第三种路径将查询主体限定为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而非在裁判文书中向社会公开，查询对象为专门制作的评议意见书而非评议笔录，最大限度维护了评议过程保密原则，又体现了评议结果适度公开要求，可以考虑作为改革的选项。当然，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仍有极大争议，需要在深化司法改革中进一步研究论证。在合议庭少数意见适度公开还未形成共识的情境下，仍应以对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内部控制发挥合议制的内在制约功能。合议庭评议笔录是合议庭评议过程的客观记载，可围绕合议庭评议笔录建立发挥合议庭内在制约功能的系列制度。首先是合议庭充分发言制度。合议庭成员必须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禁止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这种合议庭成员间的对话式评议，是审判权运行的内部公开，是合议庭成员间相互制约的重要体现。其次是合议庭笔录完整记录和内部评阅制度。合议庭笔录应当全面完整反映合议全程和细节，同时建立合议情况内部评阅和专项检查制度，庭长对合议笔录定期或不定期事后评阅，督促合议庭全面客观评议。最后是把合议庭笔录评阅情况作为合议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置于同案件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应当是今后审判管理的重要关注点。

2．构建院长、庭长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

合议庭独立审判后，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的具体形式是另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措施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的描述是“应集中在程序事项审核批准、综合性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的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课题组认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后院长、庭长审判管理职责具有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的特征。综合性审判管理职责与个案审判管理职责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核心应当是实现案件信息对称，而不是替代和影响合议庭独立作出裁判。应在三个层面实现对称。其一，个案信息对称。主要包括流程信息和质量信息。质量信息主要是被改判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况、裁判文书差错情况等质量信息，院长、庭长需要以此作为优化审判指导监督的第一手资料。其二，类案信息对称。类案信息是对某类案件裁判规则的系统总结，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履行统一法律适用职责。其三，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对称。整体审判运行信息包括指标数据走势及存在问题、案件质量评查情况、审限管理情况等综合性审判管理信息，院长、庭长需要在此基础上解剖案件瑕疵，解决普遍性问题，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同时，庭长应是合议庭与审判管理专门机构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院长应是合议庭、审判庭与审判委员会对称审判信息的桥梁和纽带。

(二)案件质效评估体系的转型与修正

案件质效评估体系转型的总体思路是:打造“统筹多元、动态开放”的案件评估指标体系，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更加关注过程评价和外部参与，去除案件质效评估的行政化色彩。

1．从数据高值型转向柔性评价型

审判管理的关键不在于管理技术有多高明，也不在于管理制度多健全，而在于与审判规律的契合度有多高。瑏瑥如果只是将评估结果作为追求“排名”的依据，就可能出现“唯数据论”等负面倾向，加剧审级关系行政化进而加重法院内部层级管理行政化。应当严格区分工作目标考核与案件质效评估，进一步明确案件质效评估指数不应成为法院攀比的对象，作为“体温计”、“体验表”的指数不应成为“竞价器”、“成绩单”。尤其应当高度关注案件质效评估结果的运用，明确禁止将案件质效评估与司法业绩评价、法官绩效考核简单对等处理，发挥案件质效评估“评”的功能，弱化和去除“比”、“考”的色彩，评估指数不排名，仅分别通报被评估法院其指数。

2．从定量评价型转向定量定性结合型

数字会说话亦要实现与数据的对话，与数据对话的过程就是定性评价的过程。相同或接近的案件质量指标，在法院不同的案件数量、人员结构以及纠纷形成态势面前，有着不同的内涵。反之，当法院间某项指标虽然存在一定数据差异，但此差异不足以证明他们在司法水平上存在实质差距，需要进一步研判。当定量分析中的数据差异居于某个合理区间内时，案件质量可能在定性分析中获得同等程度的认可。瑏瑦可以说，定量分析使案件质量可量化，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定性分析使案件质量具有真正意义的可比性。

3．从内部封闭型转向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型

法院的公共性质及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司法的民主性，决定了法院评估不能仅由自身来进行，社会信息的获取、反馈和司法效果的提升都需要外部参与，同时评价主体多元和适度社会化也是案件质效评估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该评估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公众评价与法院内部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要求评估主体多元并适度独立，吸纳第三方参与，以保证结果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次要求评估对象广泛，当事人、律师、政府工作人员、法学教授、上级法院等均可作为信息来源;最后要求评估方法多样，可通过社会调查、民意测验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社会大众对相关法院的满意度。

4．从结果导向型转向结果过程并重型

审判管理范文篇4

【关键词】智慧法院;审判管理;司法改革

一、“智慧法院”视角下审判管理概述

在当前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大环境下，周强院长曾将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比喻成为法院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智慧法院”建设由此而生。那么，如何在“智慧法院”视角下建立新型审判管理机制，成为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现代新型审判管理重视通过数据资源、信息技术实施量化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作为审判权行使中流砥柱的基层法院，其审判管理机制的运行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案件审判质效的高低，关系到法院职能的发挥。因此，探索智慧法院视角下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存在的问题

“智慧法院”要求法院各方面工作都能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但就目前基层法院审判管理体制来看，有些基层法院对于“智慧法院”的建设其智能化程度还不够高，应用性和覆盖面还有差距。(一)审判管理软件的运用滞后。伴随“智慧法院”建设的持续深入和开展，人们对于审判管理建设亦开始形成清晰的认知，不过由于存在平台软件运用滞后的不足，导致审判信息化软件设计和更新频率遭到忽略。有关电子卷宗的运用所提供的智能辅助功能、全流程以及法院运用未能实现全面覆盖。且智能化、人性化建设落后、应用效果不及预期。部分信息化手段不但不能提升法官办案的效率，反而加重了法官办案的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建而不用”、“华而不实”的问题。在审判管理层面上影响了预期效果的显现。审判管理以明确事前职责作为发展前提，并通过跟踪监督结合事后问责的方式，达到了贯穿案件全过程的目的。当前审判管理还有着粗放化管理的不足。管理无重点，精度不足。对审判实践中随时可能发生案件质量问题，还缺乏动态性分析;在审判过程中还存在管理办法少，过度依赖于事后的监督评查的问题。由于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不够重视，导致无法对案件审理的动态行为展开合理的评定，折射了审判管理中的不足。(二)信息采集及处理能力不强。若能促进法院所有的司法活动甚至乎所有案件数据的完整采集，产生司法大数据库。采取大规模并行处理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的审判管理。这将会对于司法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目前法院数据收集和分析处理能力有限，加之基础设施不足，这些数据难以在审判管理的分析研究中应用，有时为了提取有价值信息还需对数据进行复杂的处理。当前的司法数据应用分析模式，侧重于总结司法活动历史情况和特点。大数据对于分析、预测审判态势，制定相关的审判计划、确定工作目标等方面还有所欠缺。想要填补其中不足，要求审判管理对司法数据展开分析总结，做到关注当前的要点并预测未来发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三)审判管理模式化、偏重于个案管理。审判管理是一种宏观上组织、协调管理行为。审判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数据筛选、分析和整理，即全面的数据化统计。数据统计只是手段，它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进而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和改进。审判管理主要通过数据量化排名来进行管理目标，存在着重量化考核排名的可能，而忽视了对于合理区间的考虑，过于重视个案管理，而忽视对人的考虑，有可能会影响审判管理目标的实现，进而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有关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表现出模式化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过于注重量化考核。总体来讲，一些评价指标不能达到管理的准确性。例如，并不是一审判决错误造成的案件发回重审的情况，而是因为有新证据和事实被发现，有机会在二审中引起再审或改判的问题，并不是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然而，现行的案件质量评价并不能有效区分二审与再审的区别以及选择的原因，而是将其全部纳入数据统计中计算，这样一来，便会极大影响案件评估的精准度。2．过于重视数据排名。审判管理旨在服务于司法审判并保障其办理效率。数据排名是其管理方式的一类。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服务于审判的公正性和高效化。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数据排名通常是根据司法效率价值展开的。存在过于关注排名的问题，并因此违背了司法规律和公正性，导致悖离了管理的初衷。(四)复合型信息化人才不足。在“智慧法院”视角下的审判管理改革中，人才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基层法院复合型信息化人才严重短缺。一是法院复合型信息人才相对缺乏。基层法院一般只有一到两名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系统突然故障往往难以处理。由于司法工作本身受到的限制，需要技术人员既懂系统维护，同时具备相关的审判执行方面的知识，以便使系统更好地服务于审判执行等工作。由于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知识的法律人才较少，复合型人才更是奇缺。二是法院对于复合型人才重视不够。法法院在构建“智慧法院”系统和平台时，多采用招标采购的方式将设计和建设委托给第三方，法院内部信息人才的介入较少，对复合人才的重视和重用不足，因此，无利于培育法院复合型人才。

三、“智慧法院”视角下审判管理改革举措

“智慧法院”角度的审判管理改革应基于如下原则:改革是基于法院的“智慧”管理，在把握当下建设“智慧法院”时代的机遇下，既要尊重正义的规律，又要尊重信息化的规律，不过度依赖技术与数据，也不忽视技术与数据的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审判管理保障司法公正的职能。结合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智慧”程度不高的现实问题，具体改革举措如下。(一)注重审判管理信息平台软件的应用与研发。立足现有的审判管理平台软件应用。一是要求提高审判人员对审判管理的认识及质效意识，促进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提升，使审判人员积极参与到审判管理中来。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审判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使用审判管理信息平台软件的积极性。二是为了使审判管理信息平台软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对于审判流程信息节点的全覆盖、全监控。应对审判流程中的所有环节，包括:立案、分案、开庭、裁判、评估等相关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并促进督导和反馈，这样才能使审判管理信息平台软件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三是要重视审判管理信息的及时更新，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借助逻辑运算自动生成数据图表，全方位展示法院审判与执行活动的状况。通过统计数据控制和引领，实现对管理决策和水平的全面提升。(二)加强数据挖掘分析，实现审判管理动态监管。在审判管理的应用中，要创新审判管理方式，逐步形成全员、全过程节点的动态监控机制。为了提高审判管理和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应提前明确标准，及时监控和协调，评估和考核后加强激励协调。(三)改善审判管理评价体系。审判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关乎其体制的长效运行。目前的审判管理评价体系需要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第一，评价体系应当透明。过去的审判管理存在评价体系不明、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并由于受到大数据“黑箱效应”的存在，造成就算了解了评价结果，亦不清楚其评价依据和相关过程。因此，法院应该建立透明的评价体系，在审判管理重要事项被运用于数据司法模型时，审判管理相关人员能及时、明确告知相关人员数据的应用情况并能对数据源、算法原理、数据分析结果等进行解释说明，从而实现司法管理活动的透明化。第二，评价标准应更加科学，质量与效率并重。案件量化指标不应成为评价审判业绩的唯一标准，即使再优再高的指标数据也并不必然带来荣誉。想要转变审判管理的功利化取向，就要求在考评机制的建设方面遵循适度量化，促进质量和效率的同步提升。(四)有效增强复合型信息化人才建设。有关审判管理水平，要求全面增强复合信息化人才队伍方面的建设。打造既懂法律和审判管理，又具备信息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首先，要求审判管理部门人员具备法官属性，或是熟悉司法规律和审判权的运行。同时还应能以专业知识为审判管理制度的构建提供技术标准。不仅主体人员具有司法专业属性，管理制度也必须能够体现这样的属性。此外，要求法院提高对人才信息化水平的重视，形成人才队伍体系。(五)构建相关信息共享制度，全面增强网络信息安全防控。当前，我们已告别审判管理“各自为战”时代。因此，要求审判管理部门亦跳脱孤立的环境，促进基层法院及各级法院审判管理部门之间建立相关的信息共享制度，形成互联、互通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对于信息数据做到实时共享，打破法院平台系统互联互通的技术壁垒，实现系统兼容与数据互通共享。如此一来，既保障了审判的高效性，亦保障了流程规范性。并增强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人员之间的工作交流，达到分享审判经验，促进基层法院的相互借鉴，达到共同促进“智慧法院”建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许建峰．智慧法院:促进审判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7－07－28

［2］陈庭会．审判流程管理刍议［J］．行政与法，2006，2:112～114

［3］李生龙，贾科．反思与重塑:法院系统内部审判管理机制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4

［4］王福华．电子法院:由内部到外部的构建［J］．当代法学，2016，5

审判管理范文篇5

一、当前全省三级法院审判管理组织机构应采取以审判管理为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

我院座谈认为，法院审判管理机构的设置，首先要把审判管理的概念加以定位，无论从法院的职能上还是从法院所肩负的使命上，法院都是一个集审判、执行业务性较强的国家司法机关，因此宏观上必须定位于以调整审判策略为落脚点，其次从法院审判工作的职业特点上，是要紧紧围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法定职能来构建保障机制，这里的审判权管理与法官的职业化管理是等同的，因此从微观上定位于协调各业务庭之间的审判业务，提出合理化的资源配置，科学评价法官的审判业绩，为院党组、审委会当好参谋，提供直接的决策依据。人数较少的法院可改革业务庭为几个法官办公室，明确各个法官办公室处理一类或几类案件，隶属于审管部门来协调管理。针对我院一年来的实践，通过对管理机构的重新整合，确立了以审判管理机构为中心的三大部门的职能（政工监察、审判管理、行政管理），条块之间的分工更加简洁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权威性越来越加显现，法官的质效意识、质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以审管为中心，其他部门紧紧围绕审务保障和审判服务的职业化管理模式。

二、审判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审判管理的内容要综合案件审理的各个要素加以分类，什么是法官和书记员的审判业务范围，什么是思想意识形态政治范畴，什么是行政服务和行政保障范围，必须加以明确区别，职能上各负其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要彻底改变政治决定化的通管色彩，行政业务化的模糊色彩，可大至分为三大类，一是法官队伍的业务管理，可称为静态的管理，包括法官的业务管理和培训、书记员队伍的业务管理、审判资源的配置建议、提出审判方式的改革方案、审判调研；二是案件审理业务，可称之为动态的管理，包括案件流程跟踪的节点管理、、司法统计、庭审考评、效率指标考评、案件质量考评、优秀法律文书考评、疑难复杂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能力评定、法庭指导及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等。

三、审判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应定位于下列几点

目标和价值定位的前提，主要是把审判管理放在法院整体工作什么位置上。我院研讨认为，审判工作是法院各项工作的核心，一是通过制定规范，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执法行为，保持高效的审判运行，其公正性才得以体现，二是要定位于抓审判质量的稳步提高上，只有好的审判质量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否则司法公正也是句空话，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法官的权威性才能得以体现，法院的公信力也才能得以提升，三是把落脚点立足于司法为民的效果上，只有审判与执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司法为民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其司法的公正性才更具有广乏的群众基础。

四、与案件管理、审判权行使直接相关的审判管理事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审判管理必须以制度管理为落脚点。制度的制定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度的实施要防止学用脱节，要作为工作的流程融入到每个管理的节点，作为管理法官的理论工具，作为考评法官的依据，切实用制度去管人、管事、管物、管案件，把管理的结果直接作为法官奖惩和用人的依据，记入法官的个人业绩档案；二是突出案件流程节点的关口管理。通过案件送评加大对个案从立案到案卷归档每个流程节点的程序合法性考评，不断发现问题、通报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增强审判人员的程序关口意识，更能有效地减少程序上的不合法，提高审判效率；三是强化案件的质效考评管理。采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采用同岗同位比较考评，实施权利义务均等、机会均等的动态分案，细化效率、效果、技能各项指标分值，让法官各尽其能，发挥内在的潜力，形成多办案多得分，少办案少得分的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质效指标考核；四是实施难案申报，注重法官的庭审小结考评。要从综合考评法官的审判业务能力入手，调动法官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纠纷能力的积极性，在办案机会均等的前提下，采取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纠纷能力申报制度，通过申报评定，肯定其价有所值的业绩加分，以此激励法官在难案面前不推诿；五是强化案件信息的录入管理，运用科学的手段管理案件的流程节点，使之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六是正确处理好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与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在不干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有效地行审判监督职能和案件管理职能，通过审判管理中的案件流程管理、质效评查与分析、奖惩落实与错案责任的追究，强化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当前全省三级法院审判管理组织机构至少应承担六个方面的具体职责和其他四个方面的职责。

具体应承担的职责：一是统一案件的考评尺度，杜绝虚假数据的发生；二是数据指标的设定要结合办案的社会效果，不要为数据而盲目追求和攀比。如，结案率指标的设定，要的是案件的审判进入正常流程，效率指标中有超审限指标、法定正常审限指标、案件审理天数和四项未结案等多项指标的控制，有的法院为了一味追求结案率年指标，在每年进入十一月就不再算当年的收案，甚至有的法院干脆停止收案，这既不符合案件审理流程规律，也不符合司法为民的落实；三是实施案件流程联网的跟踪管理，通过网络信息的输入，结案的扎口管理，加强对个案流程节点的提醒和督办，以及通过个案评查发现和通报，直至追究责任，防止程序违法和超审执限；四是各级审管办在对案件效率指标加强网络管理的同时，加强对案件的质量评查和分析，通过管理和评查分析提高法官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评查的结果记入法官的个人业绩档案，为院领导及时提供审判信息的决策依据；五是审管办要作为审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把审委会的日常事务的办理落到实处；六是负责对法官庭审能力的考评，通过庭审观摩考评、书面庭审小结的考评、优秀法律文书的评选、疑难复杂案件的评定，提高法官的综合审判水平。

应负有的其他四个方面职责：一是负责审判调研，通过审管所发现的题材加强研究，并积极引导法官完成好调研工作任务，通过调研促进审判理论水平的提升；二是为院领导当好审管参谋，及时提出合理化的审判资源配置；三是提出对法官审判业务的培训计划；四是加强对全院各业务部门的业务协调，统一执法口径。

六、在人民法院内部应当构建一套相对完整、较为系统的审判管理体系

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是公正审判各类纠纷案件。因此，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实际的审判管理体系，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要跳出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要用法院人的眼光去审视法院过去的行政化管理弊端，用法官职业化的思维去构建职业化的管理体系，才能符合审判规律。

研讨认为：原有的管理职能过于分散，条块多，政出多门，看起来谁都在管，越往基层执行的多头就越多，很大程度上上面的许多指令下面也只能疲于应付，实际形成了谁也管不好，因此必须构建一套突出由上而下的专业的审判管理部门，专门从事与审判有关的专业化对口管理，真正用业内体制、业内人去管理业内事，其他部门为审判工作做好政治保障、纪律保障和后勤保障。我院已对原有的管理部门和职能于××年底加以重新整合归类，将原有的行政装备科、办公室撤并为行政管理办公室，专司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将原有的调研、法庭指导、案件质评、指标的统计与分析重新整合为审判管理办公室，为审判管理的职能部门，专司效率指标的统计与分析、案件质效考评、法官审判业绩考评、审判调研、审务协调、法庭指导及审委会的日常事务等；将监察室、纪检组、政治处意向性的归并为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专司法官的思想品德、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执法执纪、廉政守纪考评，负责法官业绩扎口管理。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已初步显现出以审管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上下条块清析，职责分工更加具体明确。

七审判管理与案件审判、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应充分加强协调配合

人民法院这一名词，包含政治理念和职业概念，从政治的角度离不开思想的熏陶、队伍的人事管理；从政务的角度离不开行政化的后勤保障；从专业的角度应以审判为核心。因此无论从案件审判、司法政务管理、还是司法人事管理，三者之间均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形成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讨论认为，属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归政工部门管理和协调，属于行政事务类的归行政部门管理，属于审判业务方面归审管部门管理，各部门之间在各自的职能上各负其责，归口管理，各自为法官的业绩扎口提供考评资料。

审判管理范文篇6

一是疑难案件研讨制度。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当事人有上访倾向的案件和审判工作中出现的疑难问题，由主管院长亲自组织相关业务庭审判人员集思广益，共同研究探索解决的方法和应对审判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有效措施。

二是通报制度。对于信访案件、各业务庭月结案情况、结案率、调解率和审判人员、执行人员月结案情况，每月进行通报，改变过去审判管理只查不报的做法，做到月月定期通报，促使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自觉提高审判效率。

三是评查制度。制定了《案件质量评查实施办法》，对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改判和再审案件，确定人员进行重点评查，对所审结的各类案件，进行定期评查，并将评查结果进行通报，纳入目标考评，并记入个人执法档案。

四是考核制度。实行了《目标考评未位竞争上网实施办法》、《岗位目标管理考评实施细则》和《信访工作考评办法》、《审判人员、执行人员最低结案标准》，完善法官业绩考核，杜绝吃“大锅饭”现象，并将考评结果记入个人执法档案，作为评优晋级的重要标准。

审判管理范文篇7

（一）传统审判模式不符合审判规律。法官承担程序性工作多，浪费审判资源。在“法官+书记员”审判组合模式下，法官不仅需承担审判核心事务，还要承担送达、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审判程序性事务。这些非审判核心事务耗费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精力，使得法官无法专司核心审判事务，从而影响了审判效率，造成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辅助性工作量大，挤压法官裁判空间。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辅助性工作。关系定位不清，职能发挥不明显。改革之前，担任书记员是为了晋升法官，向法官学习业务知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是“师徒+上下级”关系，很多书记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等工作年限满足条件之后晋升为法官。书记员的辅助职能不明显。法官与书记员的关系定位不清使得书记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办案质量。工作权限不明，分工不科学。（二）审判权运行行政化。在传统审判权运行中，院庭长和一般审判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情形的层层汇报和层层审批的不成文却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拟制后须经院、庭长审核并签发后，才能予以。长期以来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提前请示和汇报制度，从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虽是以审判管理的名义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院裁判标准的统一，但使法官的审与判相分离，由此产生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违反了审判的独立性与亲历性原则，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相违背。（三）审判队伍参差不齐。一直以来，法院干警主要由部队转业干部、招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近年来招考的公务员，人员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法律业务的培训，经过了多年的工作实践，但法律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别。未能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没有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未充实到审判一线，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无法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四）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混。同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模糊不清，存在审判管理权、监督权对审判权的干涉与超越的不当情形。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院庭长签发文书等不成文的规定，使院庭长“凡事必问，每案必管”，法官只对院庭长负责，从而削弱了对案件、事实、法律负责的思想意识。

二、审判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

（一）遴选员额法官。2016年3月启动首批员额法官遴选改革工作。经过报名承诺、资格审查、书面考试、民主测评、业绩考核、组织考察、省遴选委员会差额遴选、省法院党组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不超过该院政法行政编制数35%为限。法官员额改革保留了现有审判骨干，保持了审判队伍稳定，通过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切实优化了法官队伍结构。（二）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结合前期制定的某县人民法院法官审判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与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2016年7月，该院打破庭室界限，重置审判资源，全面组建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根据工作需要，院机关组建12个“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和6个“法官+执行员+书记员”的执行查控、实施团队；五处人民法庭，按照各自内部分工，分别组建2—3个审判团队。各法官团队由员额法官负责核心审判事务，法官助理、执行员负责专业性辅助事务，书记员负责一般性诉讼辅助事务，将法官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实现扁平化管理、专业化审判。为配合审判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制定《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基本指引》，规范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明确和细化了法官助理处理专业性审判辅助事务的职责。（三）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任命法官助理11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103名，基本满足了日常开庭记录、协助送达和执行等工作需要。创新书记员管理制度，对书记员实行庭审速录类和审判辅助类“双轨制”能级管理，由速录速度快的书记员主要担任庭审记录，由法律基础业务素质高的书记员替代性承担部分法官助理职能，弥补法官助理的不足。将聘用制书记员按技能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进行管理，各级对应不同的岗位津贴；设定绩效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与书记员每月岗位津贴挂钩，激励书记员爱岗敬业、提升技能，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为团队建设提供保障。（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制定《关于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记入员额管理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院级领导必须到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合议庭，除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外，还要直接主办或参加合议庭办理案件。对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案件由入额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主审，与原业务庭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必要时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院庭长主办案件或者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三、提升审判管理质效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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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审判管理，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效率，维护司法公正，根据刑诉法、民诉法和行诉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是将整个案件的审理程序有序地组织起来，根据司法公正的原则和要求，实行跟踪管理。

第三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由立案庭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进行统一管理。第二章立案第四条立案庭应按立案工作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案，并负责办理庭前证据交换。

第五条立案人员应在当事人按规定交纳诉讼费后三日内，将起诉状、起诉书副本直接送达给被告；需要邮寄送达的，以邮寄回执上注明收到的时间为送达时间；被告下落不明的，由立案人员办理公告送达手续。送达手续完结后次日，立案人员应将案件材料移送排期人员。

第六条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跟踪表中规定填写的栏目，由相关人员负责填写。第三章排期第七条排期在收案后，应根据有关诉讼法规定，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合议庭、独任审判员，排出开庭日期，张贴公告，并在开庭五日前将案卷材料移送案件主审人。

第八条排期开庭时间为：

（一）刑事案件（含自诉案件），在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后的十日至二十日为开庭日期。

（二）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在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的二十日至五十日为开庭日期（破产案件除外）。

第九条审判长、独任审判员自行裁判的案件，一般应在开庭后的十日内结案。刑事自诉案件一般应在开庭后的二十日内结案，但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

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开庭后的三日内进行评议，由审判长在合议庭作出评议后的三日内写出案件审理报告并报分管理院长审核，由分管院长报院长决定是否需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应在十日内结案。

第十条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审结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应写出延期结案报告，叙述理由并拟出结案时间，经分管院长审批后，由立案庭重新排期。

第十一条再次开庭时间安排：

（一）因案件需要法院调查取证，庭审不能按时结束，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庭或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成立或当事人又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等需要再次开庭的，一般在十五日内再次开庭；

（二）因当事人提出反诉或案件需要追加当事人的，一般在三十日内安排再次开庭；

（三）因案件需要鉴定、审计或中止审理的，一般在收到鉴定、审计结论或恢复审理后十五日内再次开庭；

（四）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审判员书面报庭长审核，审核后经分管院长审批，二日内将案件材料交立案庭在五日内重新排期。

第十二条当庭宣判的刑事案件应在五日内，其他案件应在十日内向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调解结案的，调解书应在调解协议达成后的十日内送达当事人。

裁判文书的送达一般由各审判庭负责；确需邮寄送达的，由各审判庭送立案庭统一办理。

第十三条各审判庭的书记员、速录员，由立案庭统一安排庭审记录、取证记录。

第十四条案件材料由各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结案后十五日内装订成卷，交立案庭统计。

第十五条各审判庭的收、结案，统计工作由立案庭负责。

第十六条诉前保全、排期前的查封由立案庭办理。第四章法庭第十七条对现有审判庭的使用作如下调配：

第一审判庭由刑庭和其他庭当事人多的案件时使用；

第二审判庭供经济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使用；

第三审判庭供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使用；

第四审判庭供民二庭使用。

法庭内设管理和卫生工作由各审判庭负责。各审判庭的速录机一律固定、专人使用。审判庭的使用特殊情况由立案庭负责调整。第五章管理和监督第十八条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必须按月认真填写已结案件的结案卡、流程表，并连同裁判文书，在每月的二十日前送立案庭。

第十九条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应服从立案庭在流程管理中的安排与监督，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第二十条立案庭如发现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未按规定执行的，应及时指出，予以纠正。必要时报所在庭的分管院长处理，同时报政治处备案。

审判管理范文篇9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是这样，近现代是这样，将来也仍会是这样。

职务犯罪所以重要，这与其犯罪主体是官吏这一点密不可分。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家主要实施者。官吏的职务活动是国家职能实施的主要杠杆。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官吏守法对民众守法起着带头羊的作用，官吏的坏法是对民众违法犯罪的鼓励与唆使。对官吏违法犯罪姑息容忍最易激起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违法犯罪所形成的对民众的压迫以及他们造成的腐败的环境，是社会上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违法犯罪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利用职权。以利用职权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往往是属于国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因为有职权可利用，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严重；三是因为凭借权力，这种犯罪对被侵犯对象的反抗与举报，客观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这种犯罪常常表现为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腐烂，富于隐蔽性，因而容易避过一般的监督。历史封建刑律都重视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是有其深刻原因。

封建国家对司法官吏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处置，根本目的是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但是封建刑律对官吏违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对的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与专制政权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与民众的对立性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经常奉行的措施之一就是用刑法手段来监督官吏，使官吏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夺限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从而来缓和封建国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便是封建刑律维护封建吏治的积极意义。

重视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使用刑法来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个传统特点。封建刑律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立法上张起严密的法网，法律对职务犯罪不但从严监督富有威慑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职务犯罪的渊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古代国家最重要不得国务活动之一，也是古代官吏职务犯罪中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司法官吏在审判上的职务犯罪史书早有记载。《尚书•吕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对犯人不能依法定罪判刑的“五过之疵”。其内容是“惟官、惟内、惟货及惟来”。孔安国《传》解这五个方面是“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词，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吕刑》中还记载说，司法官因犯为些罪过，而致出入人罪的则“其罪唯均”，即与犯人同罚。这段史料清楚地概括了当时司法官违法审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现。

在中国，职务犯罪也是一项古老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官吏的职务犯罪基本上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同时产生。

古代中国关于官吏职守的专门立法，出现得也很早。我国商朝已经有了为预防和减少官吏（包括国君在内）违法犯罪而专门制订的法律《官刑》。《尚书•尹训》记载国相伊尹说制订《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权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达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是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巫风”包括无节制地在宫室歌舞（“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二愆”。“淫风”包括徇私于财货和女色，长期地游乐和打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四愆”。“乱风”包括轻侮国君的命令，拒绝忠直之规劝，疏远上高德劭之人而亲近狂顽之徒（“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的“四愆”。训令还指出：“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作为臣下的人，如不匡正君主杜绝“三风十愆”，则要处刺脸的“墨”刑。惩罚官吏的职务犯罪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需要。官吏职务犯罪的内容及制度，随着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我国西周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立法已有很多记载。

《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刑纠万民”。其中“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四曰官刑，上能纠职”，意即使用于军中的“刑”法，是鼓励遵守命令的，举论有亏职守的；施行于官府的刑罚，是鼓励贤能，举论失职的。由此可见，在先秦众多的吏治立法中，包括有一系列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

从立法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初期，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属于职务犯罪的“金禁”与“博戏”被列在《杂律》之内，其他《囚》、《捕》二篇内当然也会包含职务犯罪的内容。从秦简的片断中可以判定，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书》中在规定官吏的某些职务犯罪时都说“以律论之”。所谓“以律论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规定办。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也无专门的职务犯罪的篇章，职务犯罪的条文散列于各篇的情况可以想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单独的篇章。在明清规戒律刑律中职务犯罪规定得齐全，监督得严密，在编纂上条分集中，安插科学，继续体现了封建刑律重视吏治的优良传统。

二、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职务犯罪的表现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

通过审判给罪犯定罪判刑，古代较早就有在这方面监督的法律制度。凡不依法判决，其违法行为都根据不同的主观心态来定罪处置。

1．纵囚秦律中说：“当论而端弗论，及埸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处罪而故意不处罪，以及减轻罪行，故意使被告够不上处罚标准，从而判令无罪，就是“纵囚”。纵囚罪刑罚较重，一般要以被纵囚犯之罪罚来处罚纵囚之人。

2．不直秦代把仅限于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故意错判称为“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即罪应该重处面故意轻处，应该轻处而故意重处，是属于“不直”。

汉代“不直”的概念与秦代不完全一样，其表述是“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在“故意”的前提下，只有在“入罪”的情况下，汉代才称为“不直”。秦代的“不直”，汉代以“不实”对应。

3．失刑在秦代与属故意“不直”相对应的过失地在幅度上处刑不当的行为称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一位审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赃误订为“值百一十”。在定性时，上级答复询问说：“吏为失刑罪”，但是“或端为，为不直”。这里界限比较清楚：过失的错断为“失刑”，故意的错断就属“不直”。

4．出入人罪司法官吏不依法判决之犯罪，各依其犯罪主观心态区分罪名，在制度的比较严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唐律首先一般地把审判官定罪判刑上的违法行为统称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与“出罪”又各分为“故意”与“过失”二种，共四种：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过失入人罪，过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区分为出入“全罪”及出入轻重的不同情况。所谓出入“全罪”是指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以及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的各种情况。属于出入轻重的是指在刑等上从轻入重、从重出轻，以及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审判官的刑事责任上，法律规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差额论；故意出罪的情况，也参照此原则办理。但是，过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减三等”；过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减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代要求法官在定罪判刑时，要完整地抄引有关的法律、法令的正文为根据。这样规定是便于监督依法判决。《唐律疏议•断狱》：“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违而不具引者，笞三十。”作为断罪根据的法律条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要求完整地抄引。这种制度在晋朝已开始建立。

（二）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

判决书是审理的结果，正确的判决要以依法审理为基础，唐律不但监督依法判决，而亦重视都督依法审理，在这方面的罪名有：

1．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唐代要求法官都要依据所告本状审理，不能在本状之外，旁更推问，别求他罪。《唐律疏议•断狱》规定，法官如违犯这一条，要“以故入人罪论”。关键是不准法官无根据地于本状之外去查问别的犯罪行为，只有“若因其告状，或应掩捕搜检，因而检得别罪者”才“亦得推之”。

2．受囚财物，导令翻异，通传言语，有所增减这是审判官与罪犯共犯的妨碍正确审判的犯罪。通常是审判官接受囚犯行贿后，启发囚犯翻供另招，或者是给囚犯通风报信，而造成囚犯之情状有所增加或减轻的行为。《断狱律》规定，法官犯有此罪以监临官“受财而枉法”之罪论处，赃满十匹加役流，满十五匹处绞刑。

（三）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

在古代的审判中，刑讯是合法的手段，但刑讯必须依法进行才为合法。法律监督司法官吏依法刑讯的目的，也是为了正确地定罪判刑。法律为此规定了刑讯进行的条件。秦朝规定可以刑讯，但要以结果来检验。秦简上说，能根据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得到犯人真情的是“上”等；通过拷打而得到真情的是“下”等；恐吓犯人以致不得真情的是“败”。《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应讯疑似，犹不首实”的情况下才刑讯。而且要在“立案同判”的条件下进行。

1．拷囚过度唐代规定囚犯拷讯整个案子的全过程只能拷三次，而且，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二百。”如犯人所犯是属于处笞杖刑的案子，则拷打不得超过本刑的笞杖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过三度”，司法官要受“杖一百”之刑。若“杖数过（二百）”或过笞杖本罪的，司法官要反坐所剩，即以超出之数反拷法官。

2．有疮病不待差而拷唐代对于有疮或有病的犯人，法律规定要等疮病痊愈后才能拷打。《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

（四）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

判决是正确定罪判刑的自然结果，依法执行判决是体现法律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唐代对司法官吏依法执行判决也予以周密的监督。

1．不待复奏报下而辄行决古代为了慎重对待死刑，从北魏开始实行处决前向皇帝进行复奏的制度，以便皇帝在复奏时对死刑判决作最后定夺。隋朝已实行“三复奏”，即向皇帝复奏报告三次无否决才下令行刑的制度。唐代自太宗起,京内还实行“五复奏”的制度，即决前二日一奏，决前一日一奏，当日三奏的制度。同时，执行单位接到处决命令要等三天才行刑，但不能过期。《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2．孕妇未产而决在唐代，如有孕妇犯死罪应处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如有孕妇犯罪应拷讯及应决要笞杖的，也要等产后一百日进行。“若未产而决（死刑）者，待二年；产迄，限（百日）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法律又规定：“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若产后限未满而拷决者，于杖九十上减二等。”

3．领徒应役而不役唐代的徒流刑犯人，在刑期内都要令其身受苦役，即使犯人因病请假，病愈后也要补服苦役。掌管囚徒的人一定要照法律规定执行。《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领徒应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身者，（有责任的司法吏员）过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五）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县衙是受理诉讼的基层审级。县的上级是州（府），州（府）的上级是中央的刑部及大理寺。在审判权限上，唐代的《狱官令》规定，“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后送州复审讫”，徒、流以决杖形式执行的，可就执行，但属于实处徒、流刑以上的判决，也必须报中央刑部。死刑案件由刑部移大理寺审复，报皇帝批准。大理寺自审的京都徒以上案件要经刑部审核。《唐六典》同时还记载巡复制度说：“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复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择使，……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复，刑部录囚徒所犯，以授使。使牒与州案同，然后复送刑部。”这些严格的分权制约制度，也是正确定罪判刑的基本保证之一。

1．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报古代各级司法官吏审断案件必须遵守以权限规定的申报与批复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凡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即分别故意或过失的性质，照所断刑罚的轻重等级，减三等处罚。

2．受越诉及应合为受而推抑不受唐代为维护审判秩序而规定：“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不能越方。所谓“越诉”，即是如“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其越诉及官司受者，笞四十。”但是，如当事人对某级判决不服，向原衙门“语汇状上诉”，原衙门如发给“不理状”，即发给同意向上级申诉的证明文件，当事人持“不理状”向上级申诉，这不是越诉，各衙门不可不受理。而对于非越诉的“应合为受”的告诉，“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

（六）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古代法律规定监禁囚犯既不能放任纵容，也不能苛刻虐待。否则，都是犯罪，都要受到惩罚。

1．应禁而不禁囚犯于牢中使用的刑具，在唐代，按《狱官令》规定：“死罪枷、枢，妇人及流以下去构，其杖罪散禁“。狱吏对囚犯应关禁而不关禁，刑事具该用不用，不该用而用，及随便调换的，都是犯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锁、枢而不枷、锁、枢及脱去者”，狱吏要参照囚犯的罪等给予处罚，如“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如属于“回易”调换刑具的，按上面的处罚办法减一等处罚。

2．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古代也重视对狱中囚犯的必要的养护措施。如唐代按《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救疗。”还规定囚犯病重，听家人入视，及脱去枷、锁、枢等刑具。《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枢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参考文献

1.《唐律疏议•断狱律》

2.《唐律疏议•擅兴律》

3.皮纯协等编《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4.《唐六典•州刺史•诸县令》

审判管理范文篇10

关键词：司法案例；合同管理；高校；工程建设

随着我国高校的迅速发展，高校工程硬件建设的投资和规模不断增大，为确保工程建设的完成，不断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已成为必然，而工程合同管理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重点内容。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1

2017年7月，XX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学校支付某弱电工程清单中未列项，而实际已施工的一区、二区、三区、四区（网络系统)安装关于电气配管PVC20、光纤连接、电缆（光纤)链路系统测试、网络调试、网络试运行以及技术等费用60余万元。2018年7月法院判定，XX公司主张的电气配管PVC20、光纤连接、电缆（光纤)链路系统测试、网络调试、网络试运行以及技术等费用均已包含在综合单价中。XX公司主张上述工程量为招标文件中的漏项，与法院查明的投标文件及合同的约定不符，且无证据证明XX公司在投标报价、签订合同、安装施工的过程中曾向业主单位提出过对计价方式的异议或对漏项的补充意见，法院认为，XX公司对招标文件的计价方式认可并响应，对XX公司提出的在合同价之外另行计算费用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驳回其诉求。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2

2017年1月，XX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学校向该公司支付因某工程量的增加导致增加的混凝土模板费共计人民币80余万元。其理由是：原告按约完成了合同义务。鉴于本工程实际完工工程量较中标工程量多15%左右，被告认可了该增加工程量，并依据合同专用条款2.6.1.3.“本工程实行实物工程量可限制性调整，工程量增减调整系数为3%及工程量增减超过+/-3%的，在扣减的3%工程量后的工程量按实进行调整”之约定，在结算时对该增加工程量按3%予以扣减并实际支付了增加的工程款，但被告对因增加工程量而增加的砼模板工程费用至今未予以支付。根据合同专用条款16.2.2.4条及第16.2.2.5等约定可知，本合同约定的砼模板包干费用是综合单价而非中标中的总价。2017年5月和2017年10月，法院一、二审判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有效，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双方应按照合同内容严格履行各自义务。针对原、被告对招标文件、合同中约定的条款理解不一致和矛盾冲突的地方，依据1.4.2条约定以合同专用条款为准。依据合同专用相关条款约定，本案工程实行的是实物工程量可限制性调整，该调整没有包括措施项目工程，而砼模板项目属于措施项目工程。本案涉及的砼模板项目工程量增减按实调整的条件是设计变更导致主体结构形式发生变化，但本案所涉工程并没有达到该条件，即本案中砼模板项目工程量在结算时应不予调整。原告已根据砼模板项目工程需要，综合相关费用在投标文件中报出了模板综合单价，同时本合同采用的也是固定综合单价合同形式，故模板的综合单价也是不变的。原告已依据砼模板的固定综合单价和施工范围内的工程量在投标文件中报出了砼模板的投标总价。依据专用合同条款第16.2.2.3条理解，中标人的报价应为投标总价，包括综合单价和核算的工程量，对中标人未列的措施项目，措施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价中，中标后不调整，已列的措施费用更应该包括在投标总价中。综上，专用条款中约定的包干使用应为总价包干。即在固定综合单价的情况下，如没有产生约定的设计变更导致主体结构形式发生变化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应按原告投标总价中混凝土模板费用包干使用，不予调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实物工程量增加导致砼模板工程量增加而产生的费用不予支持，驳回诉求。以上两个案例，传递了这样两个基本信息。一是双方所签合同必须合法真实有效。案例中，法院的判决，首先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二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工程合同中需要有明确详细的约定条款。上述案例，虽然施工方提出了上述诉求，但是由于合同条款或招标文件（合同组成部分）已有明确详细的约定条款，其诉求不满足或不符合合同约定条款，法院作出了不予支持的判决。由此，我们在加强工程合同管理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依法依规制定审核工程合同

第一，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制定、审核工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招标投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都是我们制定审核工程合同内容的刚性依据，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都将会视为合同无效，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第二，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要求，对建筑业企业在工程建设中需缴纳的保证金，除依法依规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对保留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建筑业企业可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质量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等等。对这些规定，我们在制定审核工程合同时都应遵照执行，并明确在工程合同相关条款中。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增强法律法规意识。高校基建管理人员大多是从事建筑专业的人员（如建筑结构专业、工程施工专业、工程造价专业等），相对的法律专业人员偏少甚至没有。从事建筑专业的人员大多从本专业的角度去制定或审核工程合同，受专业限制，从法律法规角度去制定或审核工程合同偏弱。第四，引进法律专业人员，把好制定审核工程合同法律关。现在很多高校高度重视工程合同的法律效力，为把好制定审核合同法律关，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或设置专门法律部门。这是个很好的做法，应持之以恒。

2加强工程合同的规范性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7年联合颁发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使制定工程合同有了规范性、原则性依据。学校公开招标的工程项目的工程合同主体框架，就采用了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框架，以免漏掉应有的项目或主要内容。原则性、基本性条款也基本引用了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条款，示范文本中的合同通用条款全部引用，合同专用条款则基本采用，以免内容出错，起到了事倍功半的作用。

3明晰工程合同专用条款

第一，国家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对工程量清单计价有许多规定条例，我们应高度重视。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9.6.2条执行。调整的原则为：当工程量增加15%以上时，其增加部分的工程量的综合单价应予调低；当工程量减少15%以上时，减少后剩余部分的工程量的综合单价应予调高。工程变更的范围及变更估价的约定。变更的范围的约定：以发包人书面通知内容为准，工程变更决定权归发包人，承包人不得在未经发包人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图纸或工程量清单的特征描述。设计变更（技术核定）提出时间：原则上在正式施工图会审后15日内提出；存在设计条件与现实情况不符合的，需在发现问题后2日内提出。需设计明确或修改的，在施工到该部位前15日内提出并及时完善手续。提出的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变更：乙方应在施工前将施工方案报甲方确认；对于有可能重复利用的材料设备，乙方应进行保护，属乙方拆除时未采取保护措施或拆除后保护不当的，由乙方负责。现场签证如涉及可重复利用的设备、材料，必须在施工前得到甲方现场代表的确认。工程变更及现场签证，必须有甲方现场代表及监理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方有效。变更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原始抄测记录（各家相关责任主体单位会签及意见）。变更估价：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9.6.2条的规定和各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文件规定调整材料设备价格调整的约定。按照工程所在地政府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应约定工期误期违约金处罚的上限。可参照国家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关于工期误期赔偿规定进行合同约定，工期误期赔偿金不超过合同价的5%。第二，对于民工工资的支付。承包人必须按工程所在地政府有关规定执行，民工工资可由学校从工程进度款中，直接转到承包人的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中。第三，施工工期的确定。在国家现行的工程施工工期定额规定的范围内，确定科学、合理的施工工期。第四，明确工程竣工结算办理时间。可依据《基本建设财务规则》的有关规定确定，竣工价款结算一般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2个月内完成，大型项目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需要注意的是，合同专用条款的确定，都应在工程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款内容中予以明示。否则，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只要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的记载不一致，都会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依据。这是法律明确的规定。

4结束语

以上两个司法审判案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加强工程合同管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国家有关规章，结合工程实际，制定更加公平、公正、明确、细致的工程合同，就能够减少工程合同法律纠纷，从而促进高校工程建设健康、有序开展。

参考文献：

[1]吴芸.浅谈如何加强工程合同管理[J].科技与企业，2013（1）：43.

[2]张剑锋.论加强建设工程的合同管理[J].价值工程，2010（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