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审判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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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回放

    肖虹的甘肃省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省青岛澳柯玛公司关于签订购销合同和购销协议书,当时协议约定为山东省青岛市澳柯玛公司销售家电。合同一直顺利履行,但到了2000年双方发生了纠纷。经多次磋商都无法解决,于是肖虹的甘肃省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将山东省青岛澳柯玛公司起诉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山东省青岛市澳柯玛公司返还多付的货款及反利款。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青岛澳柯玛公司偿还原告甘肃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多付的货款及反利款等共计1557万元。青岛澳柯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青岛澳柯玛公司的上诉,维持了原判。2002年1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了判决,从青岛澳柯玛公司的帐户划走了930多万元还给甘肃海欣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并冻结了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可是就是因为帮助肖虹胜诉的几份合同和协议书,却将肖虹送上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在甘肃省两级人民法院就此事实和纠纷做出生效判决且于2002年1月执行完毕后,青岛市公安局突然于2002年9月3日拘留了肖虹,随后就对肖虹实施了批准逮捕,青岛市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并称肖虹靠伪造的合同和协议在甘肃两地法院胜诉。2002年11月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11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决肖虹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现此案已经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指定天津市检察院、法院管辖。

    案件思考

    笔者看到此处困惑的是,在甘肃省两级人民法院都认定的民事案件,胜诉的肖虹为什么到了山东省青岛市却被判了刑事上的无期徒刑?为什么各省法院对同一纠纷的案件定性会分歧如此之大?这里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到底是哪一个法院判错了?即使判决错误,但也不可能有如此严重的南辕北辙的错误判决啊?在同一个法律、同一个审判制度、同一个司法体制下怎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判决呢?青岛检察院认为肖虹在甘肃省两级法院胜诉的合同书和协议书是伪造的,是以伪造的证据骗取了甘肃省两级法院民事裁判的胜利。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曾以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做出答复,青岛检察院、青岛法院认为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拒绝适用。我们知道检察院、法院的政策研究室是对检察院、法院办理、审判案件中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的指导的部门,也是对疑难、复杂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定性、提出意见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研究室做出的答复,具有全院的适用性、指导性,适用范围在全国的检察、审判机关。但青岛市两院拒绝适用,这就严重的破坏了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统一性。如果真是甘肃省两级法院判决错误。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之规定,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原判的情况下,直接对胜诉的原告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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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行政法院

1989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审判制度进行规范并沿用至今，多年来，在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及敦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中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以来，市场在资源体系中的配置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诉讼在化解社会矛盾效力明显下降，导致一些的“”情况产生，对于社会安全及稳定产生影响。民间一些“不信法”的现象，表明沿用至今的《行政诉讼法》其权威性和适用性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从正常情况来看，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人民应当对法律的公正公平存在信任，存在畏惧之心，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但遇事首先想到及曝光，说明对于国内审判制度存在修改空间。基于此背景，必须要建立健全新的行政法律体系，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普适性。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问题

一是审判权威问题。国内相关权威机构就法院行政诉讼能力进行调研，数据显示，27.14%选择完全具备处理问题的权威与能力；14.37%选择基本具备，而58.49%选择不相信法院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水平，说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能力存在较大质疑，而一些行政机关的特权意识当中，也没有重视法院权威。分析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律对维护法庭秩序的权威性没有显示出现，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对行政机关的干预行为没有很好的制约，同一件案子往往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对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进行明确，现行法律条款缺乏硬性规定。二是审判独立重构及制度保障问题。从国内现行审判体系来看，法院审判行为往往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虽然国家提出“独立审判”概念，但却没有体现在实践当中。纵观国内外审判体系，只有审判独立才能够保障法官有效行使其审判权，法官独立审判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制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法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仍然没有实行法官独立，这也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例如，承审的法官不具有断案的权利、断案人员在案例审理的过程中不能参与、法院的开庭审理更加注重形式等，从而造成审判职能受到行政管理的干预。要想实现审判独立，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即法官的职位、生活以及任职资格等多方面的保障。三是司法地方化问题严重与行政诉讼执行难的问题。其中司法地方化主要体现在：

（1）机构设置方面。在法院的机构设置上，通常按区域设置，地方行政直接领导司法机关；

（2）法官任免方面。我国的宪法以及现行法官法中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工作，一般法官的任免则由本级权力机构负责，在这项工作当中地方党委的作用尤为重要，这样的任免方式也使许多法官将自己定位于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法官；

（3）经费来源方面。地方财政为地方法院提供经费，而经费的多寡也直接影响着办公环境以及法官福利等问题，这也是影响法院判案中立性的重要问题。关于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是法院判案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败诉的案件当中。被执行机关在这一问题当中占决定性因素，当然也不能排除执行机关的责任，例如当出现被执行机关不具备履行能力时，执行机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严重，如果司法权不能达到统一，就难以产生对各级地方行政权力的约束作用。四是法官官僚化与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法官官僚化主要原因是法官的社会地位较高，导致一部分法官服务人民的意识淡化，工作中有的现象出现。同时法官的工资收入还要受行政级别的影响，不同级别的法官会有不同的称谓，如处级、厅级以及部级等。司法行政化可以分为司法的内部行政化与外部行政化。其中内部行政化一般指法院的内部活动以及管理形式具有较强的行政化特点。通常表现在：一法院的工作方式行政化。所以能否主动的发现并处理案件通常被视为评判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虽然司法的本质特征是被动性司法，但在实际诉讼当中，法院仍然要积极地寻找案件。《行政诉讼法》也对此加以肯定。二是法院上下级关系行政化。其实法院无所谓上下级之分，每一个级别的法院都应该是相对独立的，都需要遵守法律来履行职责。最后是各级法院人事管理的行政化。外部行政化则是指法院在日常的运行过程当中还要受各级行政部门的影响。我国的法院要接受同级政府、党委的约束，法院要承担较多与司法不相干的任务与工作，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将为当地政府服务视为自身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完善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还需要不断的改进与完善。回顾多年来的行政审判工作，总结审判经验，要想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弥补当前司法体制的不足，我国各级法院主要应做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行政权，有效提高法院的地位，树立法院在社会上的权威形象，弥补当前司法行政化与地方化的一些问题，有效确保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形成。中国行政法院的制度设计应做到：构建行政法院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行政法院应提高法院地位、树立法院权威,应克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弊病,应保障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独立。行政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原法院行使的行政审判职能全部转由行政法院行使，审理和判决行政案件，原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外的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法院均有管辖权。

（1）建立科学的庭审程序。当前，我国各地方法院的庭审程序仍然不够规范，因此要努力规范庭审程序以保证当事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要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为当事人表达诉讼主张创造条件；以此来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庭审程序的不断完善与规范，可以有效避免超职审判的现象，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当事双方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利于克服审判过程中一些不良现象，大大降低超审限案件的比例。

（2）注重证据。在行政案件的审理当中要格外重视以事实为依据，切实加强证据的规则。做好证据的审查工作是规范审判程序的主要内容，法院要允许并保护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同时注重合议庭对证据的认证工作。目前，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出台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解释，但仍然不够完善与具体，对于行政审判中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全面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与公正性，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我国各级法院要全面总结行政案件审判的经验，制定出一整套规范的诉讼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规则。

（3）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帮助行政法官搜集相关证据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合法性审查也是司法审查的本质内容。当前，我国的法律规则仍然存在较多的漏洞，所以规范行政审判程序能够有效规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减少审判工作中的各种失误。总的来说，要想迅速有效的处理好行政案件，就要有效完善法律适用的规则，使之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结合我国《宪法》《行政处罚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来制定我国行政法院的规范，能够帮助法官正确判断法律规范的适用性，正确裁决或解释法律问题，使各级法院的法官更加清楚的理解法律规则，避免误解、曲解法律规范的问题出现。

（4）明确合议庭职责。作为行政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庭能够有效保障法庭的审判质量，切实加强审判效率，要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责，使其在疑难、复杂、重大中扮演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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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我国在婚姻立法上的又一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这一制度如何理解和使用仍存有很大争议。笔者试就我国规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其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起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就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一制度，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此，笔者谈以下几下认识：

一、我国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结合国情，确保有法可依，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包办买卖婚姻、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现在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样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综合素质得以很大提高，我国立法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更加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婚姻法》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问题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行政法规，关于确定婚姻是否无效应由人民法院宣判而不能由其它机关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本意也鉴于此。因此，为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直接宣判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据此，请求权人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本人。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③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日起，在短期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据此，笔者认为，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均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

（二）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④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三）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⑤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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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的主要成绩

为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以公开促公正，我院高度重视审判公开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办公办案条件，落实审判公开制度，除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特殊情况外，对绝大多数案件的案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了公开审理。主要有：

(一)审前公开。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我院在立案厅配置了立案须知、操作流程等告示牌;特地安装了电子屏传播每日审判信息;在审判厅外设置专门公告栏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同时设立违法违纪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审理过程公开。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包括证据的提出、调查与认定等 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采访、报导。椐统计，自2003年以来，凡依法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公开开庭率达到100%。

(三)审判结论公开，即公开宣判。将判决结论以公开的形式宣布，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接受社会监督。定期宣判的案件，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当庭宣判的，在法定时间内及时送达判决书。

二、存在的问题

(一)公开的范围还不够大。实践中，对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一般都是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即根据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书裁定。这类案件事实上并没有纳入公开审理的范畴。

(二)公开的程度不够，公开的方式有限。囿于我院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一些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难以公开审理，已经公开审理的，也由于法院条件的简陋，影响了审理的社会公开面。目前我院对案件的公开方式，还主要限于在审判厅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由于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还没有主动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公民对案件情况的查阅基本上只能通过借阅档案来获得。

(三)公开的实质意义还不够明显。公开审理要求法院对案件的实质性审判活动，即对案件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是非责任的评判都应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法官只有通过法庭审理，才能形成对案件的认识，作出裁判。而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公开审理还存在着形式化的倾向。法官在开庭审理前过多界入诉讼，通过对证据的调查收集和对当事人的询问，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对案件的实质性审理，评断意见也已经形成，使得先定后审存在可能。此外，由于目前的审委会制度和院、庭长审批制，造成审理与判决脱离。

(四)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尽管我国诉讼法确认了审判公开原则，也规定了违反公开审判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但对实践中违反审判公开原则，对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的情形，则缺乏进一步的规定。如有关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商业秘密等案件，属于不应公开审理的，由于审判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或其他原因，对这些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实际上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损害，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物质的，对于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补救呢?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两个《办法》，也没有相关违反审判公开原则承担责任的规定。

三、建议

(一)进一步探索新形式，扩大公开审判的范围。目前，我们对裁判文书的公开还主要限于旁听的形式，不但旁听群众有限，宣判时仅宣读裁判文书也是不够的。以后应借助现代科技力量，将裁判文书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将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证据，下判的理由、法律依据以及裁判结果向社会公开，准许公民自由查阅和接受社会监督。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公开裁判文书是现代各国司法制度的通例，一中院已经建立起专门的网站，通过网络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这一举措真正完整地体现了公开审判原则的精神内涵，值得我们学习。此外，应当扩大公开审理的案件范围，减刑、假释案件应尽可能地公开审理，公开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不少法院都已采用了这一做法，既增强了审理案件的透明度，又提高了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对促进服刑犯人接受教育改造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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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独立审计；职业判断

在会计和独立审计实务中都要运用职业判断。由于会计和审计职业特点和所处理的业务特点不同，它们各自所运用的职业判断也有很大区别。

一、两种职业判断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会计准则允许会计人员选用不同的对会计资料进行加工处理，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哪一种方法能使结果更接近客观实际，有时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只能依据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确定。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按照会计准则、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理财环境和经营特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对日常会计事项的处理和财务报表的编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掺杂了会计人员的主观臆断。独立审计职业判断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对拟获取或已获取的证据所做的各类、评价和推断。专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审计职业判断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提高职业判断的准确性是注册会计师降低审计风险、实现审计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对被审计单位的选择、内部控制制度测试结果的评估、重要性原则的运用、审计抽样方法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评价，直至决定审计意见的类型和措辞，都离不开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

可见，无论是会计职业判断还是审计职业判断，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二、两种职业判断的运用范围不同

会计职业判断主要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原则的选择与协调。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在会计实务中对某一会计事项进行确认、设计、揭示时，需要在多个会计原则之间作出选择。而各个会计原则之间也有矛盾，如可行性与相关性、谨慎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之间就时有冲突。在特定的条件下，某项原则是否应优先考虑、选择的“度”应该多大、如何正确处理多个原则的使用顺序、怎样实现不同原则之间的最佳组合等，都必须依赖会计人员的判断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与协调。第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由于客观经济情况的复杂性和各个企业的特殊性，企业可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同一经济事项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在多种会计处理方法之间本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现行制度也缺乏对多种方法选用标准的具体规定，会计人员只有在工作中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诸多可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中，选择适合本企业具体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以便会计信息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第三，会计估计。在会计工作实践中，经常需要利用最新信息对具有结果不确定性的交易或事项作出判断，对未来事项是否发生及未来事项的发生时间与予以估计入账。常见的需要估计的项目有坏账、或有损失、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净残值、无形资产和待摊费用的摊销期限等。这些项目必须通过会计人员的合理预测与推断并加以确认、设计，会计信息才能如实地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其确认、计量、揭示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高低。第四，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重要性原则要求对那些预期可能对经济决策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予以单独反映或重点说明，对于不太重要的经济事项可以在会计记录或报表上予以简化或省略。由于我国会计准则未对重要性作出明确的定义，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同的事项， 判断其重要性的标准也会随着时间、经济环境、业务性质等的不同而不同。一项经济事项是否重要、是否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构成影响、应否单独揭示，应视其自身性质及相关情况而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独立审计中职业判断主要运用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审计计划阶段的运用。在接受委托阶段，注册会计师要确定需要了解哪些情况、考虑审计风险大小、估计审计工时以商定审计收费、确定本所工作人员能否胜任该项工作等，以根据了解的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如果注册会计师判断失误导致审计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却无法完成委托，不仅会使双方蒙受损失，而且可能遭受诉讼，使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受到损害。在制定审计计划时，审计人员必须运用专业判断为计划制定搜集依据，包括被审计单位的经营情况及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重要性与审计风险、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符合性测试等。第二，实施阶段的运用。这是整个审计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审计人员必须运用各种会计知识、审计知识、相关知识及审计经验为审计目标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方法的选择、是否进行符合性测试、何时进行实质性测试、是采用统计抽样还是采用非统计抽样等，都必须依赖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第三，完成阶段的运用。整个实施过程结束后，审计人员就应根据收集的审计证据发表审计意见。根据审计准则要求，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发表审计意见，这要求审计人员须运用专业判断。如通过审计工作底稿的三级审核，可以判断收集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决定出具何种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

三、两种职业判断的目的不同

职业判断的目的，一是使会计信息尽可能客观地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二是要考虑企业的财务战略，通过条件确认、计量和揭示的选择与运用，有效地维护和提高企业的效益。

审计职业判断运用的目的，一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客户可能分属不同行业，规模大小迥异，经营范围和业务性质也可能各不相同。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根据具体情况，机械地套用标准化、规范化的审计程序去进行审计工作，很可能事倍功半，审计工作效率低下。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必然要求。二是保证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保护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抽样技术和方法运用于审计工作，是审计和审计实践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审计从详细审计到抽样审计的性飞跃。但审计抽样技术在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审计风险，要求注册会计师具备更高的专业判断能力。从选取样本量的多少到抽样方法的选择直至最后得出审计结论，都需要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可以说，运用抽样技术进行审计时，职业判断是保证审计质量的核心。

四、审计职业判断是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判断

独立审计主要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而许多会计事项的会计处理需要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进行处理方法的选择，报表中披露哪些信息也要由会计人员通过职业判断来确定。注册会计师对报表进行的审计，实际上是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再判断。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越强，报表上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可靠程度就越高，注册会计师面临的风险就越小。

五、审计职业判断对判断者要求更高

相比较而言，会计职业判断之标准和目的更为明确，而审计职业判断除了依据专业标准外，在较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审计人员自身的经验，通常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在对被审计单位的控制风险进行评估时，有许多的风险水平可供选择，也不存在出现某种情况就选择某一相应风险水平的情况。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时，一刻也离不开职业判断。因为每项审计业务都有不同的特点，涉及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规模及业务性质、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等诸多因素，用一个不变的数量指标来规范种类繁多的审计业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审计专业判断对判断者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它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会计、审计、等相关专门知识。同时，审计人员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面对实际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一位经验丰富而机警的审计人员能很快地浏览一页记录并马上发现异常情况，准确地指出问题所在。这种诊断并无任何不可思议之处，审计人员只不过是综合运用了他的会计知识和经验来评价信息的可信度。审计专业判断能力的高低是审计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强弱的根本体现，是衡量审计人员专业水平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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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荣生。论注册会计师专业判断及其因素[J].注册会计师，1999，（5）：16-20

[2]李曙衢。试析专业判断在独立审计中的作用[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7）：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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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在审判工作中，应注重在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部位和环节上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以制度和纪律规范执法行为，形成与执法活动并行的全程制度制约。

    （一）案前防范。主要应采取三项制度：一是开庭日期立案确定制。当事人起诉后，一经审查立案，即告知其开庭时间，送达应诉通知书并公告公布，至期即开庭审理，即缩短了办案周期，提高了办案效率，又防止了当事人托人、求人催办而形成人情案、关系案问题的发生。二是实行案件排期和庭长调配制。即立案转审判庭后，案件安排和庭长的调配决定由谁承办，从审判活动的起点上防止办案人员与当事人勾通，堵塞办人情案、关系案的漏洞。三是双向约法制，在当事人应诉的同时，办案人员与双方当事人共同签订抵制不正之风规定书，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政法干警八个不准和当事人不准说情、请吃送礼等纪律要求说在前面，亮到明处，共同遵守，共同监督，并签名入卷。

    （二）案中规范。应主要采取五项制度：一是直接开庭制度。案件排期后到开庭前，审判人员一般不与当事人接触，开庭时间一到就直接开庭，庭审推行辩论式，由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提出主张，提供证据，互相质证、辩论，法官当庭确认证据效力。这样，大大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公正性，当事人怀疑法官受贿不公、不服判决的案件将大大减少。二是主审法官责任制。审判人员对自己承办案件的事实，适用法律和裁判全面负责，把执法责任落实到执法干警，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同时，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依法实施必要的监督，如发现存在问题以及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权提出指令性意见或变更主审法官，以保证干警正确行使权力。三是庭审考核制。根据诉讼法与上级法院的要求，建立《庭审规程》以及《几类主要案件的庭审调查要点、法律依据和处理原则》，让干警遵循。院长、审判委员会不定期进行考核，旁听审判人员庭审，按庭审规范记分，促进审判人员克服随意性，严格按规范办案。四是在诉讼费统收、统管、统结的同时，实行当事人过付款，统一过付，能直接划拨的直接划拨，不允许办案人员插手，防止以权谋私问题的发生。五是送礼说情公开制。根据最高法院《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各级法院都应制定具体的细则。对当事人请吃喝的一律在开庭时公布，对当事人送的钱物一律在开庭时公开没收归公，即防止办案人员吃请受礼，也约束了当事人说情送礼。

    （三）案后约束。一是当事人评议制度。案件立案后即发给双方当事人《征求意见函》，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执法态度、审判作风、遵守办案纪律等方面有意见、看法、建议等，填在函中的评议卡上，直接寄院纪检组。二是错案追究制。明确错案的标准、界限、范围以及追究的方法和处罚措施，按照最高法院的《纪律处分条例》及法院自己的具体操作规程，每月一次对办结的案件进行考核，对办案不公、枉法裁判而造成的冤错案、追究承办人的责任。三是政治经济利益制约制度。出差补助费与办案数量、质量、效果挂钩，按干警德能勤绩分解出勤、纪律作风和岗位任务三部分一百分，按得分多少进行奖励。如纪律作风方面扣分、不仅拿不到出差补助和奖励，而且评先、记功、晋职晋级一分否决。

    二、强化措施，保障制度运作

    （一）坚持经常性的思想教育、把落实制度建立在干警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学习中，不仅注重合理安排制度规定的内容，而且注重利用专题报告、演讲会、放录像、知识竞赛等形式，增强学习效果，使人人熟知制度规定，理解制度规定，遵守制度规定，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

    （二）实行多方位监督，动员社会力量，促进制度落实。一是主动争取上级监督，院领导要定期不定期走访党委、人大、政府，接受监督和指导，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来院检查工作，向他们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并每年一次向驻本地各级人大代表发放征求意见函。二是广泛争取社会监督。通过政务公开栏 、张贴公告及报纸、广播、电视等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法院的工作程序、纪律、办案制度，掌握监督的内容、标准、方法，以方便群众监督。可实行有奖举报制度。此外，应从人大代表中聘请义务监督员，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宣传法院的制度规定，了解干警遵纪守法情况。三是强化内部监督。注重发挥纪检组职能作用，并结合法院工作特点，适当扩大纪检组、监察室、审判监督庭等职能监督部门的权限，使业务监督与纪律监督并行，对审判工作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同步监督。四是依靠当事人直接监督。每年组织一次当事人评议法官活动，把已结案件的当事人特别是败诉的当事人请到法院，由院长、纪检组、政工人员当面听取当事人对法官的执法情况、审判作风以及遵纪守法情况等评头论足。除集中组织评议外，纪检组要不定期的邀请当事人或上门、发调查问卷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三）强化管理，保证制度落实。院党组应将党的廉政建设目标合理分解，落实至庭室，由院长和庭室负责人、庭室负责人与干警签订责任状，逐月考核，年底总评。

    （四）严肃执纪，维护制度权威。做到有章必循，有报必查，违章必究，从严执纪。在执行制度、适用法律、确定处罚等环节上，决不大事化小、姑息纵容。

    三、领导自律，带动制度落实落实监督制度的关键在领导，要坚持抓队伍先抓领导班子。坚持约束干警先约束党组成员，狠抓领导在落实监督制度中的表率作用。

    （一）坚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方面自上而下实行院党政主要领导对庭室负责人负责，庭室负责人对干警负责。主要领导经常抓，班子成员分头抓，庭室结合业务抓，一级抓一级，出现问题分管领导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实行一般党员干部、干警一起对各级领导进行监督，由下级对上级执行廉政制度的情况进行评判。形成领导管全院，全院管领导，领导带全院，全院看领导的廉政建设格局，加大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约束力，增强领导自觉执行制度的压力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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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程序法；民事诉讼；准备制度

一、我国审判前准备制度的尝试

在我国，早在建国前就有相关的具体制度的相关尝试，但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才确立我国审前准备的基本立法框架。到2002年《证据规定》出台，才对审判前准备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推动，从而对证据交换和举证时限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争点和证据的一个个提出和相应规范的不配套，使大量诉讼资源被浪费，诉讼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保障也难以实现。最终2012年8月31日通过表决修改的表决民诉法在审判准备程序中对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对不存在当事人争议，符合相关程序条件规定的，可以直接转入督促程序；开庭前采取调解方式可以及时解决纠纷的可以进入调解程序。根据具体情况，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进行具体分类，仍然需要开庭的，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以便对争议焦点的进行相应的确定。但审判前的准备程序依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司法程序而被重视。各种实际操作中问题依然突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与应用的权利往往被法律工作者所主导。

二、日本审判前准备制度的立法

日本的法治进程和中国很相近。早期因西方侵略而放弃中华法系的法制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对大量西方法律和制度甚至是法律观念的移植，特别是以德国为蓝本的法律构建对日本民事诉讼的建设影响深远。二战后，又受美国影响而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进行大量修改。直到1996年才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从而本土化的诉讼模式的得以体现。也正是通过这次修订审判前准备制度得到实质意义上的变革，在此前一直不被肯定的民事诉讼审判前准备制度被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推动，并结合其独有的辩论和解程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审判前准备制度。

由于以前日本实施一步到庭的诉讼模式，大量争点和证据是在庭上被一点点出示并确认的，正是这种非集中的审理方式使准备程序变得没有必要，但也正是这种审判方式造成大量诉讼资源被浪费诉讼效率被大大降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无法真正简化程序，便于诉讼的目的也难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虽然在辩论中寻求和解的尝试得到相当成熟度的普及。但并未解决当事人对案件快速解决，降低诉讼成本的渴求，所以新民事诉讼法对准备程序予以高度重视，以希望达到对原有制度的重构。

三、日本审判前准备制度的实践

根据该种制度的设计，一个民事案件提讼后要先进入答辩程序，在该阶段，当事人应在一定期限内将写着诉讼请求和具体诉讼方法特别是攻击和防御方法的文书送达给对方或交给法院。当事人还可以为了得到相应案件情况和有关证据不经法院直接照会对方当事人，当事人则要对其问题进行回答。但在实际中也会不回答相关问题，因为这种回答没有规定为必须，也未设计不回答的相应制裁方法。当防御和攻击方法却得到特别的限制，该限制是在所提交的文书中确定的，只要文书中没有提及便不能被使用。

接下来便进入准备性言词辩论阶段，通过该阶段争点得到有效整理，相应证据得到收集。从而确立了证据提出的具体时间要求，但对于规定时间内没有提交相应证据和诉讼策略的则要求当事人附加说明，并由法官判断其理由的可信度以及采纳程度，这中附加说明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各国关于逾期失效的规定。

但如果当事人规避这一程序不出庭或不提交相应文书和相应证据申请则会及时结束这一程序而进入到辩论准备阶段，辩论准备阶段是对美国审前会议的借鉴，并结合本地司法特色而设计的，在进入这一程序后，双方当事人会在相对平和并且半封闭的环境下交换己方对案情的认识以及证据掌握情况。法官则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总结性文书，并对相应证据进行裁定。此程序的最终结果将被在言词辩论阶段得到确认，从而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当事人还可以用书面准备的程序代替辩论准备程序，从而通过书面形式使争点得以明确，相关证据得以整理列出，这就为更好的实现审判前准备制度对诉讼便利的要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事人更好的获得相关信息和有关证据提供可能，从而促进当事人更好的使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四、日本审判前准备制度对我国的启迪

对于中国的审前制度改革，日本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结合是一种很好的启迪。在日本，由于长期对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已基本发展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审判前准备制度，而这种审判前准备制度不是单纯引进美国的审前会议的具体制度而建立，也不是仅仅将原有引进的德国式的加以改进，而是在综合考虑本国现实诉讼实际后，通过在自己原有辩论和解制度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实质内容而建立，并通过对当事人向对方收集证据的权利的肯定和制度保障，一步一步稳定的推进自身审判前准备制度的完善，从而实现让普通民众参加诉讼更加便利的目标。也正是在其稳定推进其改革使新制度更加符合民众需要。而在一些专业化强的案件中主动引进来专家参与诉讼的相关制度，从而实现案件能更加专业合理的解决。在不断进行的日本审前制度正在不断成为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平衡的主战场。

参考文献：

[1]熊跃敏.《审前准备程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原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3]史栋梁.《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研究》，载于《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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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全省三级法院审判管理组织机构应采取以审判管理为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

我院座谈认为，法院审判管理机构的设置，首先要把审判管理的概念加以定位，无论从法院的职能上还是从法院所肩负的使命上，法院都是一个集审判、执行业务性较强的国家司法机关，因此宏观上必须定位于以调整审判策略为落脚点，其次从法院审判工作的职业特点上，是要紧紧围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法定职能来构建保障机制，这里的审判权管理与法官的职业化管理是等同的，因此从微观上定位于协调各业务庭之间的审判业务，提出合理化的资源配置，科学评价法官的审判业绩，为院党组、审委会当好参谋，提供直接的决策依据。人数较少的法院可改革业务庭为几个法官办公室，明确各个法官办公室处理一类或几类案件，隶属于审管部门来协调管理。针对我院一年来的实践，通过对管理机构的重新整合，确立了以审判管理机构为中心的三大部门的职能（政工监察、审判管理、行政管理），条块之间的分工更加简洁明确，审判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权威性越来越加显现，法官的质效意识、质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以审管为中心，其他部门紧紧围绕审务保障和审判服务的职业化管理模式。

二、审判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审判管理的内容要综合案件审理的各个要素加以分类，什么是法官和书记员的审判业务范围，什么是思想意识形态政治范畴，什么是行政服务和行政保障范围，必须加以明确区别，职能上各负其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要彻底改变政治决定化的通管色彩，行政业务化的模糊色彩，可大至分为三大类，一是法官队伍的业务管理，可称为静态的管理，包括法官的业务管理和培训、书记员队伍的业务管理、审判资源的配置建议、提出审判方式的改革方案、审判调研；二是案件审理业务，可称之为动态的管理，包括案件流程跟踪的节点管理、、司法统计、庭审考评、效率指标考评、案件质量考评、优秀法律文书考评、疑难复杂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能力评定、法庭指导及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等。

三、审判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应定位于下列几点

目标和价值定位的前提，主要是把审判管理放在法院整体工作什么位置上。我院研讨认为，审判工作是法院各项工作的核心，一是通过制定规范，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执法行为，保持高效的审判运行，其公正性才得以体现，二是要定位于抓审判质量的稳步提高上，只有好的审判质量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否则司法公正也是句空话，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法官的权威性才能得以体现，法院的公信力也才能得以提升，三是把落脚点立足于司法为民的效果上，只有审判与执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司法为民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其司法的公正性才更具有广乏的群众基础。

四、与案件管理、审判权行使直接相关的审判管理事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审判管理必须以制度管理为落脚点。制度的制定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度的实施要防止学用脱节，要作为工作的流程融入到每个管理的节点，作为管理法官的理论工具，作为考评法官的依据，切实用制度去管人、管事、管物、管案件，把管理的结果直接作为法官奖惩和用人的依据，记入法官的个人业绩档案；二是突出案件流程节点的关口管理。通过案件送评加大对个案从立案到案卷归档每个流程节点的程序合法性考评，不断发现问题、通报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增强审判人员的程序关口意识，更能有效地减少程序上的不合法，提高审判效率；三是强化案件的质效考评管理。采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采用同岗同位比较考评，实施权利义务均等、机会均等的动态分案，细化效率、效果、技能各项指标分值，让法官各尽其能，发挥内在的潜力，形成多办案多得分，少办案少得分的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质效指标考核；四是实施难案申报，注重法官的庭审小结考评。要从综合考评法官的审判业务能力入手，调动法官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纠纷能力的积极性，在办案机会均等的前提下，采取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和化解重大矛盾纠纷能力申报制度，通过申报评定，肯定其价有所值的业绩加分，以此激励法官在难案面前不推诿；五是强化案件信息的录入管理，运用科学的手段管理案件的流程节点，使之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六是正确处理好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与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关系，在不干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有效地行审判监督职能和案件管理职能，通过审判管理中的案件流程管理、质效评查与分析、奖惩落实与错案责任的追究，强化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当前全省三级法院审判管理组织机构至少应承担六个方面的具体职责和其他四个方面的职责。

具体应承担的职责：一是统一案件的考评尺度，杜绝虚假数据的发生；二是数据指标的设定要结合办案的社会效果，不要为数据而盲目追求和攀比。如，结案率指标的设定，要的是案件的审判进入正常流程，效率指标中有超审限指标、法定正常审限指标、案件审理天数和四项未结案等多项指标的控制，有的法院为了一味追求结案率年指标，在每年进入十一月就不再算当年的收案，甚至有的法院干脆停止收案，这既不符合案件审理流程规律，也不符合司法为民的落实；三是实施案件流程联网的跟踪管理，通过网络信息的输入，结案的扎口管理，加强对个案流程节点的提醒和督办，以及通过个案评查发现和通报，直至追究责任，防止程序违法和超审执限；四是各级审管办在对案件效率指标加强网络管理的同时，加强对案件的质量评查和分析，通过管理和评查分析提高法官的效率意识、质量意识，评查的结果记入法官的个人业绩档案，为院领导及时提供审判信息的决策依据；五是审管办要作为审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把审委会的日常事务的办理落到实处；六是负责对法官庭审能力的考评，通过庭审观摩考评、书面庭审小结的考评、优秀法律文书的评选、疑难复杂案件的评定，提高法官的综合审判水平。

应负有的其他四个方面职责：一是负责审判调研，通过审管所发现的题材加强研究，并积极引导法官完成好调研工作任务，通过调研促进审判理论水平的提升；二是为院领导当好审管参谋，及时提出合理化的审判资源配置；三是提出对法官审判业务的培训计划；四是加强对全院各业务部门的业务协调，统一执法口径。

六、在人民法院内部应当构建一套相对完整、较为系统的审判管理体系

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是公正审判各类纠纷案件。因此，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实际的审判管理体系，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要跳出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要用法院人的眼光去审视法院过去的行政化管理弊端，用法官职业化的思维去构建职业化的管理体系，才能符合审判规律。

研讨认为：原有的管理职能过于分散，条块多，政出多门，看起来谁都在管，越往基层执行的多头就越多，很大程度上上面的许多指令下面也只能疲于应付，实际形成了谁也管不好，因此必须构建一套突出由上而下的专业的审判管理部门，专门从事与审判有关的专业化对口管理，真正用业内体制、业内人去管理业内事，其他部门为审判工作做好政治保障、纪律保障和后勤保障。我院已对原有的管理部门和职能于××年底加以重新整合归类，将原有的行政装备科、办公室撤并为行政管理办公室，专司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将原有的调研、法庭指导、案件质评、指标的统计与分析重新整合为审判管理办公室，为审判管理的职能部门，专司效率指标的统计与分析、案件质效考评、法官审判业绩考评、审判调研、审务协调、法庭指导及审委会的日常事务等；将监察室、纪检组、政治处意向性的归并为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专司法官的思想品德、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执法执纪、廉政守纪考评，负责法官业绩扎口管理。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已初步显现出以审管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上下条块清析，职责分工更加具体明确。

七审判管理与案件审判、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应充分加强协调配合

人民法院这一名词，包含政治理念和职业概念，从政治的角度离不开思想的熏陶、队伍的人事管理；从政务的角度离不开行政化的后勤保障；从专业的角度应以审判为核心。因此无论从案件审判、司法政务管理、还是司法人事管理，三者之间均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形成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讨论认为，属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归政工部门管理和协调，属于行政事务类的归行政部门管理，属于审判业务方面归审管部门管理，各部门之间在各自的职能上各负其责，归口管理，各自为法官的业绩扎口提供考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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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国检察机关到底享有哪些审判监督权及怎样行使这些权力。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既包括对审判程序的监督（程序性监督），又包括对司法裁决的监督（实体性监督）。在对审判程序的监督中，人民检察院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诉讼程序的审判活动：1、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受理违反管辖规定的；2、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3、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4、法庭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的；5、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6、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决定的违反法律规定的；7、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的行为。

在对司法的监督方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不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发现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也不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适用的情形主要有：1、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有罪而判无罪的，或者无罪而判有罪的；3、重罪轻判的，轻罪重判的，适用刑法不当的；4、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5、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6、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

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只有事后监督这一种形式。刑诉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按照立法意图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这本应当是“当庭监督”，但由于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1998年1月19日“六部委”颁布《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43条将之修正为“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就意味着即使检察机关发现法院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审判，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审判活动沿着错误的程序走下去。”

二、现行审判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应当分立设置

在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改革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要予以削弱甚至废除。以上两种观点分歧的理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检察学观点认为，公诉权本质上就是审判监督权，提起公诉是审判诉讼监督的必要途径。离开了公诉，要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其实，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以公诉作为监督审判的途径，等于否认检察机关对于刑事自诉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的审判监督权。更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思维定势，为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的事前监督自我设置了禁区。其次，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特别是在新的庭审方式设定的执法氛围中，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增强，公诉人一身任二职造成了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其一，公诉人作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控诉一方，缺乏作为一般法律监督者所必须具有的那种超然性、中立性和独立性。因为法律监督的职责要求公诉人公正客观地判明法官的审判是否违法和不当，而控诉职能又要求公诉人积极主动地证明被告人的罪行，说服法官判定其有罪，况且，其本身的诉讼活动也需要监督。这种予盾造成了公诉人自身诉讼角色的冲突。其二，公诉人的身份决定了其在庭审中应服从法官的指挥，并尽力对自己的控诉进行维护和支持；而其监督者身份又要求法官受制于已，特别是当指控被否定或部分否定时，难免强迫法官接受控方的意见，公诉人的这种角色反差非常强烈，从而使审检冲突不可避免。其三，同一主体同时行使两种诉讼职能，势必顾此失彼。尤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加重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公诉人要在法庭上一一举证，证实犯罪，要密切关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反驳，关注对方提出的证据是否真实；同时辩护律师的辩护能力也加强了，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认的交叉进行等等，都要求公诉人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调查和辩论之中，不容有任何疏忽，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庭审监督的力度。

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公诉与法律监督这两种职能的关系是当前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消除上述弊端的方法是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分别设立、独立行使。从保持诉讼构造平衡的角度看，只有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分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从心理学角度看，可以避免因一个主体兼公诉、监督双重职能所导致的诉讼角色心理冲突及被追诉者心态的不平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使审判者及法律监督者都处于超然、中立地位，从而有利于纠正认识中的错误；从职能分工角度讲，有利于各职能主体各司其职，也有利于增强公诉效果，加强法律监督的力度。

综上，刑事审判监督权的范围应为公诉职能之外原来由公诉人代行的一切职权、职责，其本质是超然于具体审判活动之上，也独立于公诉权的，是针对庭审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同步跟踪监督。

（二）当前刑事审判实践中的问题

1、刑事审判监督法律规定不完备，监督不全面

《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可见，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应贯穿整个审判过程。但在分则部分，可依据的具体规定很有限且极为原则，致使实践中检察机关的监督仅局限于公诉案件的庭审活动和对法院裁判的书面监督，而对其他有关审判活动是否监督、如何监督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包括：法院对自诉案件的立案活动、自诉案件的审理、二审书面审理、死刑案件的复核、再审案件的审理，公诉案件庭审前后的活动、庭外调查、决定逮捕及变更强制措施，等等，难以监督。

2、监督措施无力，缺乏保障机制

由于现有法律规定缺乏应有的刚性，未能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强制力和保障机制，从而大大削弱了监督的效力。如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时，多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纠正意见，但被监督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种种理由和方式对监督意见和建议说“不”（消极应付或置之不理），而检察机关往往束手无策；又如，抗诉是审判监督的重要体现之一，但在法院往往成为一种“改判建议权”，从而使审判监督流于形式。

3、刑事审判监督意识薄弱

实践中表现为：（1）检察机关内部存有难为其责的思想。有的检察人员认为公检法是一家，是“制于人”又“受制于人”的关系，担心法律监督会伤了和气，因此顾及两院关系提出不要谈监督，只谈配合和制约。（2）有的检察人员与法院办案人员长期接触，彼此很熟了，便遇事好商量，在监督问题上随随便便，得过且过。如发现违法行为后因碍于面子，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纠正，而是先通气打招呼，或者不痛不痒地予以口头纠正，甚至予以不了了之。（3）有的检察人员认为庭审方式变了，公诉人出庭的任务加重了，审判监督便不是公诉人的事了。（4）公诉人常常站在法院的角度，考虑起诉过去法院会不会接受的问题，如果法院可能判无罪或法院已有意见要判无罪，便不起诉或撤回起诉。

4、抗诉权未充分行使

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实行监督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抗诉，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法律监督活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8条列举了提出抗诉的几种情形。抗诉具有法定的强制性，人民法院必须认真对待。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司法实践中，下级人民法院遇到有争议的疑难案件，先将案件情况或定罪量刑的意见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在得到答复后再进行审理或作出判决的做法由来已久。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对该工作方式加以规范，使之成为一种工作制度。检察机关对这类已“内审”案件提出抗诉时，上级法院一般不会轻易否定原审判决。（2）检法两家对政策和法律的理解有分歧，冲突时有发生，检察院为维持自己的意见而抗诉，法院坚持自己的看法而维持原判，实践中有“以法院为准绳”的说法。

5、办案条件制约监督

当前对刑事审判实行监督主要是公诉部门的工作。通常是在出庭公诉时发现问题及从判决、裁定中发现问题，检察院并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和人员。而目前的困难是，公诉部门的工作压力一直很大，普遍情况是人员紧，任务重，特别在一些基层检察院，甚至存在有1个承办人1年要办理100多宗案件，在这样超负荷工作量的压力下，公诉人还要要花时间和精力对付审判监督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三、完善审判监督体系的构想

刑事审判监督理论与实践中的存在的种种弊端及不足，已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力度，促进审判公正，已是势在必行。

（一）机构设置上设立独立的审判监督部门

解决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由出庭公诉人一身二任的弊端，既要符合诉讼职能区分与制衡的原理，又要立足于我国现实。较好的方案是：对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进行调整，增设审判监督部门，专司审判监督权，主要负责审查不服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审查并接受人民法院对错案的通知，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依法启动再审程序，而不区分是否有利于被告人，使审判监督更为全面。

（二）监督内容上增加和扩展审判监督的范围

（1）扩大刑事审判监督的现有范围，补缺监督空白。包括：1、增加对刑事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死刑复核案件的监督；2、加强对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的监督；3、对法院刑事案件的受理实行监督；4、增加对法院庭审前的活动监督；5、坚持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

（2）完善庭审监督内容。包括：1、法庭组成人员是否合法；2、审判程序是否合法；3、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4、是否违反法定诉讼时限；5、就程序问题所作裁定或决定是否合法；6、有无枉法裁判、挟嫌报复或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7、裁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合法；8、审判程序是否合法；9、其他违法问题。

（三）思想观念上加大力度，明确重点

一是要树立抗诉数量与质量并重的观念，准确把握刑事抗诉标准，提高抗诉案件质量。刑事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因此，检察机关一定要树立敢于抗诉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抗诉案件的质量，准确掌握刑事抗诉的标准。简言之，就是要把握好抗诉的度，既不要缩手缩脚，也不要主观随意，一切以抗诉理由是否充分为根据，以判决是否基本公正为准绳，做到坚决、慎重、准确。

二是变注重庭内监督为庭外监督。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人员庭外接受吃请、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监督。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笼罩在法官头上的关系、人情网很多，致使不少案件因法官徇私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加强对法官庭外行为的监督是强化审判监督直接而有效的方式。

（四）手段方式上完善和强化审判监督体系

1.建议补充规定原审公诉人参与抗诉审法庭的制度

通过下级检察院公诉人的参与，上级检察院审查抗诉的工作人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案件情况，尤其是一审的开庭情况，如辩护人的意见、基层法院的观点等等；有助于对案件的分析判断，尽早作出是否支持抗诉的决定并为抗诉作好开庭准备。同时，该制度的建立对上级检察院支持抗诉工作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防止上级检察院轻易不支持抗诉的情况发生，并有利于上级检察院通过抗诉审查提高下级检察院的抗诉水平和办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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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察机关参与支持程序的权能

检察机关是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同时法律还规定检察机关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使保护职能，该职能实际上是在确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地位，最为明显的就是公益诉讼制度及支持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检察机关介人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司法对社会的间接管理功能。可见，检察机关实际上有两大权能，其一，是监督职能。检察机关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力，不具有终局和实体的意义，其本质就是要用程序性的制约权来实现对实体的监督。其二，是保护职能。检察机关发挥保护职能、行使保护权既是实体性权力又是程序性权力，其本质是使检察权介入社会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两个职能中，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而保护职能则是辅助职能。检察机关支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弱势群体利益，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公平。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主要是职能，在行使保护职能这样的辅助职能时不可避免的会触及监督职能，二者在某些状态下事实可以同时发挥的。例如，刑事诉讼的同一程序中，检察机关可以抗诉的同时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来保护国家利益，此种做法既是监督职能和保护职能在同一诉讼程序中的统一应用。同样，在支持程序中，检察机关主要行使的是保护职能，但是并不排斥其同时行使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的保护权能体现为代表国家干预公益事务，利用拥有的强大诉讼资源和丰富经验，组织协调并积极支持受害者，用法律手段保护受害者权益，制止公害事件对社会的继续危害。而监督权能则体现为对于民事诉讼中违法现象的纠正。

（二）检察机关支持程序中错误的类型

检察机关支持程序中的错误根据诉讼参与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支持的当事人发生的错误。检察机关支持的案件类型主要有三类：国家利益受损害案件、集体或公共利益受损害案件、弱势群体维权案件。第三类案件纯属私权纠纷，纵然当事人错误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检察机关也不应过多干涉，所以不存在纠正的问题；前两类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而当事人不能任意处分，包括放弃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处分上诉权等，否则会使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错误行使诉权的行为如果一律不予干预的话，那么必然会使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支持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因而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适时给予监督。另外一类是，法院在审理程序中发生的程序性错误。对于该类错误，如果检察机关视而不见、不予监督，等判决生效后再行监督，一方面会导致案件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也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因而检察机关也应当适时进行监督，予以纠正。至于法院判决的实体性错误，则可以依据上诉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因而该类错误不在检察机关支持纠正错误的探讨范围之内。

（三）检察机关在支持程序中纠正错误的方式

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方式一般有三类：其一是抗诉；其二是发出检察建议；其三是发出口头整改意见。抗诉是检察机关最常用也是最强硬的法律措施，检察建议的灵活性较强，一般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在检察机关支持程序中，检察机关纠正错误的方式不能使用抗诉方式，一方面是因为抗诉主要是针对法院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而使用的措施，在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前抗诉这一措施没有适用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支持的过程中，检察机关不应当看着程序违法而无动于衷非得等到裁判文书生效后再行抗诉。检察机关在支持程序中纠正错误的方式可以采取向当事人或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以及口头整改意见两种方式。例如，当事人放弃上诉权会损害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向当事人发出《检察建议》书或者口头整改意见，建议其整改。当然这样的建议均应当以不影响法院审判为前提，应当在庭下进行，不能当庭提出。

（四）检察机关对错误纠正的法律后果

由于检察建议适用比较灵活，在没有强行法做后盾时检察建议及口头建议均很难发挥强制作用，所以，检察机关在支持程序中对错误的纠正不具备强行法上的效力。纵然如此，检察机关对诉讼中错误的及时纠正也是必要的，它能节省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能在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因而检察机关在支持当事人时发现法院或当事人有错误时，应当及时予以指出，但应以不损害正常的法庭审理秩序为限。立法机关除了要构建完善的支持制度外，赋予检察建议强行法的保障是使其发挥强制效力的重要途径。

二、检察机关支持后对生效判决的监督

（一）检察机关支持后进行法律监督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支持后进行法律监督是否可行实际上须要解决的是同一机关以参与者与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参与诉讼是否可行。将这两者结合的比较周密的是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参与了诉讼，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仍然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这种制度设计实际上肯定了在我国这样一个以检察院为单一法律监督机关的制度体系下检察机关以双重身份参与诉讼程序是合法的也是可行的。既然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以双重身份参与诉讼且不违反诉讼法的基本规则，那么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仍然可以以双重身份参与诉讼实施事后监督，关键是如何设计监督的法律程序。只要程序设置合理，一样可以像刑事诉讼那样运行顺畅。

（二）检察机关对支持案件实施监督的现实困难性

就目前检察机关的人员配置来说，民行检察相对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新手多、长者多、兼职多，业务骨干少，复合型人才少，尤其缺乏既精通民行法律，又具有办案经验的专业人才。有的基层院民行部门只有一人，有的院是由控告申诉部门或公诉部门的干警兼职，有的民行干部被抽调到其他部门办案，有的被长期借调，办案骨干流失严重，流动性大、稳定性差。”检察院民行部门这样的现实情况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纵然个别检察院比较重视民行检察，但比起传统的公诉、批捕、反贪等部门来也是相对落后的。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对支持案件实施监督虽然具备可行性，但是在现实中是具有很大困难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是在现实中检察院民行部门由于人员配置比较少，很难再分出另外一部分人参与再审程序，这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再审案件中，同一检察员既宣读《抗诉书》又宣读《支持意见书》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各检察机关通常会采用变通性的做法，即临时借调其他部门的干警办案。由于检察机关素以刑事法律所见长，多数检察干警理论知识比较单一，对于民行检察这样专业性比较强的业务往往不太熟悉，所以很难将案件办理得比较漂亮，这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现实的困难。

（三）检察机关支持后进行法律监督的实现

在目前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检察机关对支持案件的审判监督可以采取以下模式：其一，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后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措施，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的判决有错误，可以与法院进行协商沟通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其二，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后抗诉。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重要措施，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支持的案件应禁止其抗诉，以确保法官的中立，确保判决的公正。”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判决生效后可以实施审判监督，并不影响法官的中立，何以见得民事诉讼中对支持案件实施审判监督就一定会使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全，所以这种观点是有偏颇的。其三，再审过程中出席法庭审理。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从规定上看，上级的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出席再审法庭也可以指令下级检察机关出席，从司法实践看，上级检察机关指定下级检察机关出席再审法庭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果是上级检察机关出席再审法庭，则不存在一个机关以双重身份参与支持再审程序的问题；如果是上级检察机关委托下级机关出席再审法庭，从表象上看是一个检察机关既当支持人又当监督人，而其实质则是两个检察机关在行使这两项诉讼权利。

（四）检察机关支持后进行法律监督的程序设计

检察机关支持案件在判决生效后的法律监督，建议立法机关从以下几个侧面来加以规定：首先，规定检察机关在支持审判程序中的出庭权。支持案件检察机关是否须要出席法庭审理，有没有出庭权这是须要立法给予明确规定的，只有赋予了检察机关出庭权，才能使检察机关办理支持案件更加顺畅；其次，规定检察机关在审判程序中的建议权。检察机关在参与支持的诉讼时，如果仅是宣读《支持意见书》显然“走过场”的成分较浓，如果发现了检察机关在审判过程中有错误，及时提醒并给予适当的建议则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错案的发生，但是为了保障法院审判的权威性，这样的建议应当在庭下提出比较合适；再次，赋予检察机关在判决生效后的抗诉权。这是检察机关能否在支持后再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关键问题；最后，对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案件的程序加以规定。毕竟检察机关在原审支持中已经对案件的事实有所掌握，因此为了防止检察机关在再审环节中先入为主影响公正，则必须对检察机关参与再审的程序加以严格的限制。

三、检察机关支持案件中对自我错误的纠正

（一）检察机关支持中的错误类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裁判如果出现错误可以有三种途径进行监督：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自行发现；三是检察院审判监督。纠正错误的模式有两类：一是主动再审；二是抗诉再审。这种内外监督的立法模式对法院的审判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约束。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对法院审判错误进行纠正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检察机关并非万能机关，也会出现错误，如果检察机关出现错误该如何监督，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目前相关法律中对检察机关出现错误的纠正也有所规定，目的旨在对检察机关的办案行为进行合理约束。

同理，检察机关支持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果不对检察机关的支持行为加以约束，必然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同时如果支持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也会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检察机关支持时，错误有可能会发生在检察机关受理环节至终审判决的全过程，错误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是检察机关支持不当；第二，是检察机关支持错误；第三，是检察机关违法支持。下文将分别进行论述。

（二）检察机关支持不当的纠正

所谓检察机关支持不当是指，对于不该支持或者不符合支持条件和范围的申请，检察机关由于把关不严而给予支持的情形。支持不当的危害性有三个：第一，把关不严会使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得到浪费。因为检察机关支持的方式主要表现为：物质支持、精神鼓励、法律帮助、收集证据、出席法庭等几种形式，如果对于不该支持的案件给予支持，检察机关在这几个方面给予的投入就会化无乌有，从而使检察机关的司法资源无端的被浪费掉。如果没有支持错误，检察机关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第二，浪费法院的司法资源。因为支持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检察院与法院协商，最终由法院决定是否同意启动支持程序的审理，如果不该支持的案件被检察机关支持，会加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担，从而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第三，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民事诉讼中，无论诉讼地位是原告还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无论代表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还是个人利益，都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不存在任何地位上的差异和优劣，没有任何一方天生就比另一方优越，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如果检察机关错误支持当事人，把本来不该支持的案件作为支持案件来办理，比然会使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失衡。程序的不公正，会在实体结果上影响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对于检察机关支持不当的错误，也可以分为内部纠错和外部纠错两种。内部纠错是在诉讼程序进行当中，如果检察机关发现自己支持不当，可以书面向法院说明情况，要求法院批准其撤销支持的请求，最终由法院决定支持程序如何进展。外部纠错是在诉讼程序进行当中，由法院发现检察机关支持不当，可以与检察机关沟通，建议检察机关撤销支持。如果检察机关执意支持的，由法院最终决定是否结束支持程序还是支持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

（三）检察机关支持错误的纠正

检察机关支持错误是指，案件本身符合支持的范围和条件，但是检察机关由于对案件法律事实认识发生错误，导致错误地向法院递交了《支持意见书》并参与了诉讼程序。该类错误实际上是检察机关自身的原因所致，由于在是否可以支持这一环节上不存在异议，因为案件本身是符合支持条件的，但是在如何支持以及支持的内容等环节上都与正确的法律事实发生了偏离，故而会出现错误。该类错误表现为，检察机关对法律事实没有正确的把控。对于这样的错误，如果检察机关在审判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可以及时向法院通报沟通，与法院协商解决办法。如果检察机关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而是法院发现了检察机关的错误，一方面可以与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建议其改正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法院直接作出判决，并在判决中对检察机关的支持错误行为给予纠正。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支持错误影响力并不大，完全可以由法院最终在判决中来加以纠正，但是检察机关如果知道自己行为有错误的，要及时通知法院，以免误导法院。

（四）检察机关违法支持的纠正

检察机关违法支持是指，检察机关在支持当事人的过程中出现违法收集证据、为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等违法现象，从而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检察机关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的行为表现有三个：一是为当事人毁灭证据出谋划策、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如指使当事人毁灭证据，或者为当事人毁灭证据提供其他便利条件。二是伙同当事人共同实施了毁灭证据的实行行为，即行为人与当事人共同、直接地实施毁灭证据的实行行为，二者都是毁灭证据的实行者。三是独自为当事人实施了毁灭、伪造证据的实行行为。检察机关这种违法支持行为危害性极大，一般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干扰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诱导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第三，损害司法公正，降低司法机关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使公信力大打折扣。所以，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予以纠正。如果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检察机关的证据系伪造，则不能采信该证据，可以直接依据正确的事实及法律进行判决；如果一审法院没有发现而是二审法院发现了检察机关的违法行为，可以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如果检察机关自行发现办案的检察人员有帮助当事人伪造毁灭证据等行为时，根据发现阶段不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如果是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发现的，可以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法院重新审理或者直接否定违法证据、纠正违法行为、依法裁判；第二，如果是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发现的，可以将违法事实告知二审法院，建议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第三，如果是在判决生效后发现的，则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当然，这时追究办案人员违法的法律责任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