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独立范文10篇

审判独立范文篇1

「关键词」审判独立审判监督审判公正

「正文」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公正与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者不懈的价值追求。作为现代司法理念重要内涵之一的审判独立和审判监督，对于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审判独立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审判独立又称为“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众多学者各持己见，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精神独立。

外部独立。外部独立指司法系统相对于司法系统之外的权力、影响的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职能的独立。司法职能属于居中裁判、适用法律的职能，而非制定规则、管理职能。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已经将几种国家职能完全分开，而且各国的实践基本上都达到这点。二是司法机构的独立。这一点与司法职能的独立相辅相成。我国从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存在、法官作为独立的一支职业化队伍，表明我国早已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

内部独立。进入本世纪以来，内部独立逐渐引起普遍关注。它是指司法系统内部作出裁判的法官、法官合议体（比如我国的独任制、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之间以及它们所属机构之间的相互独立。内部独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的相互独立。二是法官合议体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一些带有咨询性质的组织如审判长联席会议、庭务会等不属于法官合议体，也不得干预法官的独立裁判。三是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这种情况既包括同一合议体之内的法官之间，也包括担任司法行政职务与不担任司法行政职务的法官之间、资深法官与非资深法官之间。当然，承担不同职责的法官之间可能会存在行政关系、指导关系，但这些关系最终不应当影响法官的独立决策。

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一要求不容易衡量或量化，但这是法官个人魅力的核心，自然也应当成为司法独立理念的重要部分。

（二）审判独立的基础

要求审判独立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司法职能的中立性。要保持司法职能的居中裁判地位，就要保证其不受干扰。二是政治权力的对抗性。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世界范围考察，政治权力的运转总是充满争端、冲突、变革甚至革命。在和平时期，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利益分配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不可避免，但执政者与非执政者会寻求各种手段调节冲突、解决矛盾，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也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司法，便是政治家们选定的“泄洪渠道”。政治家们在对待司法地位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不论是经济、社会中的矛盾，还是具有一定法律性质的政治冲突，与其由自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处置，倒不如交给一个与各派互不相干的、中立的、不受干扰的独立的机构裁决。这是因为，自己在位、自己裁决、自己得益，但别人执政时会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结果非但无法得益，反而加剧政治纷争，不利于政治利益的实现。三是司法职能的专业性。司法机构虽然是一个政治机构，但其职能是适用法律、裁决纠纷。法律是人民意志通过立法机关成为的强制性规范，人人必须遵守。目前，世界各国逐渐培养了一个专司法律制定、适用、研究的法律职业。法律职业具有四个特点，即长期专门培训、排他性专门评价、诚信职业活动和自律性管理。司法职能的履行除了符合政治权力规律外，还必须符合法律的专业性。当社会普遍承认司法活动和法律真正作为一个专业时，外界的干扰便难以介入。

可见，审判独立并不是法官的特权，而是政治民主、社会发展、权利保障、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只不过法官有幸成为这一要求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法官来说（这也是国家、社会、公众的要求），必须培养与独立地位相适应的素质；对于政府来说，必须为法官享受独立地位提供充分的保障；对于社会来说，独立是权利与秩序的重要保障，应当自觉维护司法独立。

（三）审判独立的功能

审判独立之所以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其适应政治体制运作和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能够有效制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避免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孟德斯鸠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其二，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审判独立符合审判活动自身的要求，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作为公民权利行使及社会公正实现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终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依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的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程序公正、体现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二、审判监督

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审判公正的保证。

（一）审判监督的含义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意义上的审判监督，笔者认为不应仅指来自司法机关自身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而是有权主体对法院审判案件工作的全面监督。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来自社会力量的社会监督和来自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派、法人和公民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自我监督是指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监督，但同时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自身监督抑或社会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各类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

（二）审判监督的基础

如果审判案件法官不能做到居中裁判、审判独立，就很难保证裁判的公正性。审判监督本身不可能不含有“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可为什么它在现代司法理念里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

1、权力正确行使的需要。渊源于“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独立本身就意味着要接受其他机关的监督。同时，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证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审判独立也是十分必要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审判权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约，难免出现专断与滥用。

2、克服“人情弱点”的需要。审判独立的确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职务，用最好的知识与良心而是看当事人的身份与地位来判决，只服从事实与正义。这一假设能否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不无疑问。因为尽管各国对法官的资格、甄选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且规定法官享有丰厚的职位保障，但法官毕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各种因素的利诱与干扰，难免出现个别法官或个别情况下徇私枉法、专横擅断的情形。

3、裁判自身特点的需要。裁判就是法官运用已有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对有关事实情况进行判定。这是一个主观见诸客观的判断过程，其中难免要受个人分析判断能力、案件暴露程度等等情况的影响。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案件事实本身的复杂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现考虑欠周、有失公平的情况。

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就需要审判独立，不受其他各方的制约。但这并排斥依照一定程序对审判活动进行必要的审判监督。只有设立一种监督与制约机制，才能保证审判权的合理运行，才能最终实现审判独立的双重目标——对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和裁判公正。审判独立也才会因此而获得其存在的根基。

三、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

（一）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是一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司法公正和效率。

首先，审判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审判独立的限制，两者的范围界定除受各国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关。审判监督更偏重于公正，但往往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审判独立是既重视公正又重视效率。

其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审判独立是审判监督存在的前提，审判监督的存在是审判独立目标实现的保障，不要任何监督的绝对的审判独立和毫无独立可言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都不可能达到审判公正的目的。

（二）发挥审判监督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

审判监督必不可少，审判独立至关重要。如何厘清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为二者划定合理的边界，以达到二者的协调？尽管由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国立法、司法及理论界都认为，审判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侵犯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实现的前提，审判监督是在不损害审判独立这一大前提下对审判权行使的合理制约，是审判公正实现的保障，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实现审判独立、审判公正的“绊脚石”。通观现代法治国家的审判监督机制，笔者认为，至少应坚持以下原则：

1、程序为主原则。程序为主解决监督什么这一问题。大多数国家对民事审判的监督一般都仅限于对法官个人遵守法纪、道德品行等程序情况的监督，而很少涉及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等实体方面的监督。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的范畴，法院错误裁判，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上诉或申请再审程序予以救济。审判监督（审判机关内部通过上诉、申请再审程序进行的监督外）的对象原则上不包括法官所作出的裁判。这是因为，审判独立的根本就是保证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响、压力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和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作出裁判，如果允许乃至对法院裁判是否正确进行产生法律效果的评判，必然导致法官产生担忧、畏惧乃至顺从、依附心强，危及审判独立。此外，司法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的最后一道防线，终局性、确定性是其最基本要求。如果允许其他国家机关、甚至个人任意以监督名义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将无从谈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日渐下降。

2、事后监督原则。事后监督相对于事前监督、事中监督而言，也就是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只有在下级法院的裁判作出后，通过上诉程序或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对未生效或生效裁判予以纠正，而不能在法院审理案件前或审判案件过程中指手划脚、进行干涉，对法官判决的形成施加影响。

审判独立范文篇2

一、独立审判宪法原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独立审判作为中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实行人治,司法与行政不分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司法体制的一大特点。从清末修律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的独立审判问题才开始酝酿和勃发。“自清末以来,无论是在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混乱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战争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关于合理政制的评点,对行政干预司法、尤其是基层行政司法合一的批判,以及围绕司法党化或党义化的争论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立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l〕但是,实践证明,宪法、宪政和独立审判不可能在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的条件下生存,所以,实际上,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在旧中国形同虚设。

(一)1949年至1978年前—一新中国独立审利原则的确立与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百废待兴,特别豁要彻底废除国民党旧法统,为新中国的建立廓清政治和法律上的障碍。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同年4月,由董必武同志签署的《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的命令,宜告“彻底地全部废除国民党反动的法律”。这就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其司法体制在内的新政权扫平了宪政障碍。195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监督。”这种认识和规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特历史背景有关。“司法从属于行政的体制正好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图新中国成立初期,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稳定高于一切,司法制度的设计及其功能必须为这个现实和根本的目的服务。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第一次将法院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荆,只服从法律。”从而确立了独立审到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宪法性原则。按照当时的解释,独立审判是指“法院审判是不管对什么人,都要依照法律办事,只要犯了法,就要依法到决。……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活动是指其机关组织而言,而不是指审判员个人。同时,这种独立也只是相对的。法院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的监督,还要受检察院的监份,所以说法院并不是什么特权机关.”[sj中国宪法之所以使用“独立审判”概念而不是“司法独立”,其理由有两点:“(1)认为法院的主要活动是‘审判’,而‘司法’包括的范围很宽,容易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职权混淆.(2)‘司法’一词为旧宪法中所习惯使用,隐隐然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当时也有人认为审判未必能涵盖法院全部功能,但综合考虑后,最终采纳了审荆一词.”〔习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从总体而言是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同时也为以后的几部宪法确立了墓本的模式。其规定的审判独立原则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惫义。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起,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法制的态度改变了,从此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大搞群众运动,“司法独立”、“独立审判”被当作言论进行批判。整个“”期间,独立审到的宪法原则遭到了彻底否认和破坏.1975年宪法明确宜布取消独立审判原则,造成法制建设的严重倒退。1978年宪法比1975年宪法前进了一步,但是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顺布的,因此也就很难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所以这部宪法没有也不可能恢复独立审到的原则,而只规定了审到权由各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历史事实、特别是“”血的教训证明,忽视包括独立审判在内的宪政制度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害是灾难性的。

(二)1978年至今—中国独立审判原别的反忍与重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领域里一些“左”的思想得到纠正。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中共中央在1979年9月9日《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指出:“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贵,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棍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同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恢复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此后不久通过的1982年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对独立审到原则加以确认,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此规定相适应,《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做了相似的规定。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则表明了立法者对待独立审判的认识更加理性和实际。继中共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后,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实行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些要求,说明执政党正下大决心、加大力度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努力落实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

二、中国宪法关于独立审判原则的含义及内容

司法独立是西方法治文化和近代西方宪政发展的产物.中国关于司法独立或者审判独立的理念是舶来品,主要源于西方。西方崇尚的司法独立原则奠基于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是合理配里国家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的客观要求。这种理论认为,任何权力的结合都可能产生专制的力t,独立的审判才可能产生公正的裁判。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没有明文规定独立审到原则的国家弃弃无几。据荷兰宪法学者对152个国家宪法的统计,其中有105个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中央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占总数的73.9%,明确规定中央司法机关不是独立机关的只有2部宪法,仅占总数的1.4%。〔习这些数字充分表明,司法独立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普遥奉行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纵观西方国家,没有现成的司法独立的经验与中国国情完全契合,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其中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方法和措施,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如何既从国情出发又尽可能地吸取外国(国际)经验,是研究和完善中国独立审判制度的关键。

(一)中国独立审利原则的含义独立审到不仅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是现代国家保障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制度安排。独立审判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理念和原则,它可以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相结合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使法官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本着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似可将中国宪法的独立审判原则理解为:在坚持宪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在审判各类案件时,忠实于事实和法律,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和干涉。独立审判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行使;另一方面是指合议庭或法官个人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各级党委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其他法院或本院其他法官的影响。这样理解的价值在于:第一,这一概念坚持了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首先就是坚持宪法序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依照宪法,应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执政党的权威,同时也要求执政党依宪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由于执政党不是政权机关,更不是司法机关,因此不能直接行使审判权,而应当通过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保证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来保证体现了执政党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为此,必须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树立法院和法官极大的司法权威。没有独立审判,就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没有公正司法,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很难通过法律的形式有效而合法地贯彻执行。第二,这一概念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构下,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我们谈独立审判就意味着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即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无权干涉,只能依法通过监督程序予以纠正。把独立审判原则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既符合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又有利于保障独立审判原则的贯彻,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司法制度的中国特色。第三,这一概念表明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和法官审判案件时,除了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不受任何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干涉,有利于保证公正司法。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强调法官独立,就是法官在其司法事务中,对于他所处理的案件享有排他性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涉他对案件事实的论证,以及对案件适用法律的取舍,依据自己的内心信仰和法律素养独立审理案件。1982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基于20多年前中国当时的法官素质还有待提高以及整个法治环境较差等因素作出的,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实践证明,不是大多数法官自己没有能力作出判断,而是他们自己不能独立作出到断,不是他们对疑难问题作不出判断,而是考虑社会影响和某些非法律和事实因素而由审判委员会等进行决断。第四,这一概念更有利于司法程序的运作。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审判权行使是法官的个人“艺术”。如果个别或者少数法官审理案件确有错误,应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如二审、审判监督程序来处理。这样也有利于责权分明、统一。当然,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共同构成独立审判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和保障,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存在的真正价值所在,是法院独立在审判过程中的具体化。

(二)中国独立审判原则的内容中国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享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只能是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其他任何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都不能成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而且,人民法院或法官,只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授权),才能成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法院或者法官没有法律依据或者超出法律规定之外行使“审判权”,将可能构成越权或者违法“司法”;法院或者法官不履行其审判权主体的职责,面对案件而不作为,将可能构成对审判权的读职。2.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须服从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的要求进行活动。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前提条件,绝对的独立审判,超出宪法和法律的独立审判是不允许的;同时,任何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活动,也是独立审判所不允许的。3.人民法院是以独立的方式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的,其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具有宪法赋予的排他性,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都不仅不能破坏或者干扰法院审判的独立性,而且还负有维护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义务。4.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其法定职权规定为限,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不得违反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属于法官个人独立审判的案件,合议庭不得越姐代厄;属于合议庭负责独立审判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法院院长不得取而代之。5.按照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任何非法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无论以什么方式或手段非法干涉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追究。6.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意味着合议庭和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上级人民法院及本法院行政领导或其他法官的干涉。〔6〕

三、实现独立审判宪法原则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保障中国宪法的独立审判原则,需要处理好“独立”于谁和怎样“独立”的问题。根据中国现状,主要是厘清独立审判原则与执政党的领导、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关系。

(一)独立审判原则与执政党的领导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的。独立审判是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下的独立,独立审判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实施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贯彻执政党法律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审判制度完全是有利于坚持和维护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川这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国的司法机关是在执政党的政治、组织、思想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的,其活动是在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的,因此,’法院的独立恰恰是体现和维护了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地位。相反,如果法院完全受命于党委,地方法官的命运掌握党委手中,党委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发指示、批条子,反而会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动摇执政党的地位。董必武早在1957年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整个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那才是党委应该考虑的”。[s〕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坚持党的领导与审判独立并不矛盾。但执政党对人民法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组织、思想上的领导而不是工作业务上的领导和直接干涉。执政党对法院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立法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成国家意志,把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具体的法律条文,便于法院执行。第二,在法官的任命上,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对自己考察推荐的干部讨论决定并任命。第三,在法官的罢免上,执政党可以通过权力机关以法定程序对任期终身制的法官的违法及违纪行为予以免职和惩处。

(二)独立审判原则与人大监督根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在这里,法院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就是指法院通过严格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努力做到裁判公正,从而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履行人民的重托,而不能理解为法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应该接受人大的具体领导。尤其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人大不应当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施加压力,作出指示甚至下令更改法院的判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5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¹审判独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人大与法院的关系应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将执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起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法院执行之根据,不得违反。第二,人大通过决定任免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其他法官,通过对法院院长向人大所做的工作报告的审议,监督法院审判独立和其他履行职责的情况。第三,根据宪法和法官法的规定,对有确切证据证明违反法官法的法官予以免职或惩处。第四,法院通过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公正司法与司法效率,对人大和法律负责。

审判独立范文篇3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1.媒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可替代。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最大职责是保证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因此新闻媒体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承担起反映社会公众心声，替人民说话这一职责。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因此只有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媒体监督是新闻媒体在反映群众心声的前提下，通过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等来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我国从严治党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实现。2.媒体监督有利于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司法的民主化。贝卡利亚作为著名的刑法学家，曾在其著作中说到，“审判应该公开，犯罪的证据也应该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媒体监督的最终归宿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言论权的合法实现。因此，媒体有权利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流程进行合法合理的监督。所以，司法部门在保证司法活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有义务接受媒体监督，更有义务主动配合媒体完成监督，因此媒体监督有利于审判公开。（二）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介审判”及其危害。“媒介审判”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由报纸审判这一概念衍生而来。西方学者李普曼认为，它是指媒体工作者所的新闻报道，形成并且引领某种错误的社会舆论，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恶劣行为[1]。1．媒介审判现象干扰司法审判独立原则。媒介审判具有很大的危害。新闻媒体放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会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比如，新闻媒体工作者会在不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过度地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导致公众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工作者过度干涉审判独立的表现主要是：媒体过度介入会破坏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造成未审先判。媒介审判是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体没有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而是凭借不全面的核实和调查，主要依据道德情感标准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未审先判”。由于媒体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会引起舆论对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造成干扰，因为新闻媒体通过有选择性、倾向性、不全面、不完全真实的报道所渲染出来的氛围和情绪影响广大受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因此就会导致形成错误的社会舆论。媒体会借势继续鼓动受众，受众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破坏审判独立，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公正[2]。2．媒介审判现象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终防线，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在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所承认的证据断案，这是司法公正的内涵所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前者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后者指法院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虽然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平正义，但是两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媒体依据的是道德情感；司法机关所依据的是法律。因此，媒体在追求道德公正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践踏法律的公正。3．媒介审判现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象征是法院代表正义，法院同时也受到尊重。但是媒介审判造成的未审先判会严重损害法院的威信。一件案子本应以法院的审判结果告终，而媒介审判干扰了法院审判，分散了法院审判的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机关要做到审判透明化，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因此当媒介审判造成错误的社会舆论时，社会公众发表大量的意见，作为法院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也需要给社会公众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二、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平衡

（一）审判独立及其作用。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措施，是指除了国家的司法部门外，其他权力部门不可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进行干涉，即使是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来有效且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各个国家的审判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司法体制,它可以体现出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和公平性；审判独立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包括法官等重要角色保持中立的态度，从而给审判带来公正、公平、平等，能够让每一个地位不同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而保障和维护各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审判独立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运行[3]。（二）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是指媒体监督合法合理适度，利用媒体的特殊职能和职责对司法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告知社会公众案件的真实情况，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使社会公众成为监督司法运行的“眼睛”。从而可以保障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活动不受其他公权力的干扰，促其独立运行，这是有效的媒体监督。通过对有效的媒体监督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因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与透明性，另外还具有广泛性。媒体监督把司法活动的进程实时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实时并及时地了解司法活动的相关司法程序，有了全社会眼睛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公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司法权进行干扰和控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权的行使人滥用权力，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司法机关在保持公正中立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民做主的和谐社会。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公众自由言论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媒体通过把司法活动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司法程序、审判独立的概念和作用，强化社会公众对审判独立这一法制观念的熟悉和肯定，号召社会公众同新闻媒体共同进行司法监督，保障审判独立，做到通过公众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历史的发展。新闻媒体介入监督司法活动，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害人可能会处于劣势，这时他可以通过媒体，把他在司法活动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如实告知社会公众，从而获得同情和支援，促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效的媒体监督不仅可以促进审判独立，还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4]。

三、如何构建媒介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关系

审判独立范文篇4

关键词：审判独立；制度保障；审判监督

一、审判独立的内涵辨析

审判独立，在西方又称司法独立。这一原则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来的。较早从理论上对此原则作出系统阐释的要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了。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P156）为了保证政治自由，防止权力滥用，孟氏进而认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不但要分立，而且应该相互制约。因此，他在考察了历史上各个国家运用权力的情况后指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P154）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孟氏认为，这种权力应该是独立的、超然的，它既不能交给特定阶层——常设性的立法团体所专有，也不能交给某一特定职业人员所专有，而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的人员所组成的法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审判独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审判独立都被奉为一项神圣的原则，并且认为“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之所在。[2]（P95）

作为一项司法审判原则，审判独立旨在确保法院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防止法官的审判受到来自外界的非法干涉，使法院审判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审判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保障。具体何谓“审判独立”，各国理解并非完全相同。从目前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西方各国，包括前苏联、东欧各国都将审判独立理解为法官与审判员独立审判。以我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认为：审判独立乃法院独立。我国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由此可见，对“审判独立”的理解，我国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基础之上的，它注意和强调法院组织内部集体的智慧和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并日益与人们的初衷相背离。其一，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其二，容易模糊和淡化法官个人的权力与责任。其三，不符合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先定后审，审判分离，庭审流于形式以及“人情案”、“关系案”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的大量出现，无不与上述“审判独立”观念及相应的制度设置相关联。

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和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完整的审判独立概念应包括：第一，法官的实质独立，即是指法官执行其职务时，除受法律及其良知的约束外，不受任何干涉。第二，身份的独立，是指法官及其相应职位及任期应有相当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对法官的任命须由法院成员和法律专家参与，法官及其相应职位的取得须由法院决定，对法官职务的提升应由法官参与进行，对法官职务的调动应由专门司法机构决定，法官的任职原则上应为终身制，法官的薪俸应得到充分保障，对法官的惩戒和免职应由专家审判人员参与，司法独立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必须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结构等相吻合。第三，集体的独立，是指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应与行政机关保持集体的独立。第四，内部的独立，即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能方面应独立于其同事及上级法院的法官。目前，上述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承认。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审判独立制度是存有明显区别的。首先，西方国家的审判独立制度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的基础之上的，三项权力不仅是分开的，而且是相互制衡的。而我国宪法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全部国家权力由人民的代表机关即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并有权对司法机关予以监督，而司法机关应对权力机关负责，并应接受其监督。其次，西方国家的审判独立强调法官在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依据其良心进行裁判。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强调法官依据良心和自然正义进行审判。而在我国，法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不能不顾法律的规定而根据其良心进行审判，更不能实行无法司法，尤其在当今，我国法官整体素质仍亟待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对审判独立的理解，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正确的思路是依据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情和现状，对审判独立予以科学定位。我们认为，在我国审判独立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审判仅服从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3]（P76）“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理解法律。”[3]（P178）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有法不依的现状仍相当突出，法官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对过大，强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严格遵循法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法院的整体独立或外部独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是法官的个体独立或法院内部的独立。即法院内部法官应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同事和上级的不当干预。以上三个方面构成我国审判独立的完整内涵，其中，依法审判是审判独立的核心，法院整体独立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法官个体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最终表现。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将审判独立理解为法官独立的主要缘由。

二、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

（一）法院整体独立的制度保障

在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司法机构的法院一般都与行政机关在机构设置上保持分立，以确保司法审判职能得以公正独立实施。但是法院要做到独立从事司法审判活动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除了机构设置和行使国家职能的分立外，法院还必须在处理其司法行政事务方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尤其在财政和人事制度方面，必须与地方行政保持距离，并形成相应的隔离带。

1.财政预算单列。法院的经费预算列入国家预算的范围，并且由国会统一进行预算，这是西方各国的通行做法。与此不同，我国行政机关掌握国家的财政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划拨由各级政府决定，并且，司法机关经费的多少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在此情形下，地方司法机关往往更多地从发展和保护本地经济出发去执行法律，而不是着眼于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致使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地方化。因此，法院经费预算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对于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维护审判独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人事编制独立。在西方国家，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由具有广泛性的机构（包括行政、社会各界、律师、法官等组成的选任委员会）指名，由政府机关根据指名任命。下级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从获得法官任职资格的人选中指名。政府机关必须根据最高法院的指名任命，行政机关不能对法官实施惩戒。而且，法院工作人员的任命由各级法院根据最高法院制定的规则具体实施，法院工作人员属于国家特别公务员，不属于国家人事部门管辖。而我国与此不同，地方各级法院在人事制度上都依附于地方各级政府与人事部门。依照法律规定，不仅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职务由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司法人员也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任免。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显然无力抗衡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其结果不仅使司法机关整体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而且还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法院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独立审判。因此，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实现法院系统人事编制独立管理，对于确保法院审判独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法官个体独立的制度保障

如前所述，法官独立是审判独立的最终表现。因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来实现的。法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社会统治秩序的特定维护者，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前者决定了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后者则决定了法官的个性自然本质。法官的社会组织本质和个性自然本质构成了法官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双重人格特征。[4]（P176）作为社会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法官理应排除干扰，秉公执法，独立行使职权，完成社会对其秩序维护者的期望。然而，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法官，其行为必然要受到来自社会诸多方面，有时甚至是权威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果社会不为法官独立执法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以抵御外界不当因素的侵扰，“审判独立”也就无法实现。因此，要使“法官独立”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

1.法官的任职资格保障。法官独立需要其具有做出独立判断的经验和智慧，必须精通法学理论和司法审判业务。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职业，如果由不合格的人充任，将会因司法裁决质量低劣以及司法腐败和不公，而使司法陷入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历来重视法官的任职资格，对其任职条件往往有很高的要求，法官大多来自资深的律师。与此相反，我国法院往往是各个行业中外行人较为容易进入的机构。在法官法颁布以前，不必说法律专业文凭，基本的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被作为进入法院从事司法工作的先决条件，甚至没有受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也可以担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在这样的现状之下谈法官独立，其情形可想而知。因此，要实现法官独立，首先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这是保障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因为“独立的司法是离不开一个高素质和有力量的司法群体的，这是抗衡其他社会力量的前提条件，否则所谓独立云云，充其量只是舞台的道具，看起来煞有介事，在实际生活中却兑不了现。”[5]（P214）自2002年起，国家开始实施的司法统一考试，应当说已为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法官的职位保障。法官职位保障，系指法官一经任命，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停职、免职、降职、转调或减俸。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规定，法官无论是通过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均应保证其任期至法定退休年龄或该职位任期终止之时。为确保法官的任职期限不被任意地缩短，并防止终身任职名存实亡，许多国家还规定法官之任期应由法律加以保障，而不得作对其不利的变更。同时《宣言》还规定，除非遵守正常的调任制度，否则不得在未经某一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从一个法院调动至另一个法院。此外《宣言》还规定，对法官实施惩戒和免职的程序一旦提起，即应由法院或一个由法官多数并由司法机关选择的委员会审判，即使对法官的免职权最终授权给立法机关通过弹劾方式行使，该机关也应以法院或委员会的建议为根据，从而排除行政机关参与对法官惩戒问题的裁决。为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宣言》规定，对法官的惩戒程序一经提起，即应依照公正程序而进行，给予受控法官以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

当然，要使法官的职位保障真正得以落实，必须改革现有的法官任命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在西方国家，法官的产生方式大多采用任命制，即由国家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任命。如英国身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职务的大法官，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治安法官由大法官任命。具体就我国而言，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应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庭长及其他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高级法院院长应由最高法院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高级法院的其他法官以及下级法院的法官，均应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当然，上述作法还有待我国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以及宪法、法律的修改。

3.法官的生活保障。较高的工资以及优厚的福利和退休金，既可以增强司法职业的吸引力，吸收大量的优秀法律人才，从而确保法官任用制度的实施，又可以使法官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以免后顾之忧，从而使其保持客观公正和独立的地位。《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要求：“法官的薪金和退休金应该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与他的地位尊严和职务责任相适应，同时还应随物价的增长而加以适当的调整。”此外，《宣言》还要求：“法官的薪俸在其任职期间不得降低，除非这种降低构成了整个公共经济措施的内在组成部分。”为实现上述要求，各国一般都采取不同的措施来确保法官薪俸的增长，有的国家还确立了法官最低工资标准。法官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为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排除外界干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近年来，我国许多优秀的法官纷纷离开法院转而从事律师工作，以及许多法官在退休后从事律师工作的现状无不与法院薪俸不高，生活保障不足相关联。而这些人从事律师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司法的不公。他们利用自己曾在法院工作的各种关系进而影响法官的裁判。如果法官生活待遇优厚，优秀的法官就不可能离开法院而从事律师工作。我们的法律也就可以明令禁止，退休后的法官不得再从事律师职业。

4.法官内部独立的制度保障。法官任职资格的保障、职位的保障以及生活保障，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而言的。那么法官除了实现对外的独立外，怎样才能保障其对内的独立，即独立其上级与同事呢？这同样也离不开一套健全的制度保障机制。这里我们主要谈两点：一是晋升制度，二是责任制度。

（1）晋升制度。法官晋升制度直接影响和制约法官个体独立的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职业者刚开始从事自己的工作时，大都处于职业等级的最低级，由于级别越低，权力也就越小，所以法律职业者的晋级愿望十分迫切，而晋级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这些职业的资历和上司对自己工作的评价，所以，大陆法系的法律职业者不仅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职业选择，而且在平时的工作，他尽可能地忠于他的上级。”[6]（P62）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由于级别式的权力结构，晋升制度往往使法官变得更加顺从，其审判行为也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并且可以说，只要从“下级”法官通向“上级”法官之间的桥梁是以上级对下级工作成绩的评价为尺度，这样其缺点就肯定存在。在英美法系，由于在法院系统奉行一种对等式权力结构，权力等级比较松散，上诉受到严格限制，各级法官都有很大的自主权，且挑选者上级官员与被选者所处的级别梯列的不同关系不大，所以法官晋升的愿望不是很强烈，法官个体独立性显得比较突出。

我国法官晋升制度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色彩，法官的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司的评价。我们认为这样的晋升制度无疑为奖赏顺从者和惩罚独立者开了方便之门。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司法实践中如此盛行各种各样的请示汇报制度。由此看来，晋升制度对法官行为的导向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国法官的晋升机制仍属于一种行政管理模式，这对于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是极其有害的。因此，我们认为，要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必须强化法官任职的专业化，实现职业化管理。

（2）责任制度。如前所述，法官的审判活动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法官行使职权的场所是法庭，作出决策的场所也是他和各方当事人共同组成的法庭。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并在法庭上极力举证、质证都是基于对审理该案的法官的信赖。这一切都要求法官必须依法独立审判，并且独立承担审判责任。但是，我国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却严重妨害了法官内部的独立性。必须改革法官的晋升机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管理；改革法官的任命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

在改革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怎样落实法官的个人责任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改革裁判文书的制作：一则强化判决书中判决理由的说明，二则充分体现法官的个人意见。在英美国家，判决书通常就是法官的意见书，由法官个人署名，当法官之间的意见有分歧时，以多数法官的意见作为判决结论。在英国，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以及上议院的法务贵族，每人都可以写一个判决理由书，其内容相互矛盾，同判决不一致或互不相干也是常有的事。近年来，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部分学者提出，必须公开审理报告的内容、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少数意见。[7\〗我们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既是落实和体现法官责任的需要，也是司法公正的需要。事实上，公开少数人的意见已是一种国际司法发展的趋势。

三、审判独立与审判监督关系之辨正

当然，任何独立都是相对而言的，审判独立同样如此。审判独立要求排除外界对审判活动的非法干扰，但并不排除社会对审判活动的了解、制约与监督。相反，现代意义的审判都奉行审判公开原则，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诉讼的封闭，独立与监督制约是对立统一体。我们认为，针对我国目前司法不公这一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强调审判独立的同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官审判行为进行监督与制约。

（一）诉讼程序自身的监督与制约

1.切实贯彻辩论原则。所谓辩论原则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原则。具体来说，包括三项内容：（1）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经由双方辩论，没有经过辩论的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2）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法院将作为裁判的依据。（3）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仅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提出主张的事实。

2.切实贯彻执行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要求法院对案件的实质性审判活动，即对案件证据的采用，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是非责任的评判都应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而在我国目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公开审理形式化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为：先定后审与“审”“判”分离。为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认为必须强化三项制度：一是公开获得判决结果的判决资料；二是制作判决书时，必须详细写明判决理由，并将其作为一份合格判决书的基本要求；三是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当公开参与讨论的审判委员会人员名单以及决定的形成过程。

（二）法院内部的监督与制约

1.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主要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上诉、再审案件的审查来实现。

2.本级法院内部的监督与制约，具体表现为强化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实行三个分离：（1）“书”“审”分离。打破传统的“一审一书”式的审判运作模式，成立专门的统一的书记官机构。（2）“审”“查”分离。所谓“审”“查”分离是指法院内部在审判活动中，法律规定的法院调查取证和裁判案件权由非同一法官或非同一职能机构行使和运作。（3）“立”“审”分离。即立案庭与审判业务庭相分离，以免一方当事人或人带着案件直接与业务庭联系，以切实维护审判的公正性。

（三）外部监督与制约

1.检察监督。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检察监督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缺陷较多。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方式单一，二是监督程序不完备。因此，在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当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而法院自身监督相对软弱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立法应当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参加民事行政诉讼，对于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以及某些特殊的案件（如破产案件、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并规定完备的监督程序。当然，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也将会有所改变，如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宜主动提出抗诉（当然，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等。

2.人大监督。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最高的法律监督，也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所必需的。为此，我们必须澄清两种错误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人大的监督与司法独立是矛盾的，因为司法对人大承担政治责任，这意味着司法的自治不可能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审判独立决不是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人大对司法的监督，也不是一种政治的干预，只要这种监督适当，对保证法院严格执法、公正裁判就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西方国家，议会对司法的监督如对法官的任命和弹劾，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人大监督的存在，审判独立便不可能实现。另一种观念认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是个案监督，人大有权干预个案的审判。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权力机关的干预，但宪法明确区分了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最科学合理的划分。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分别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决不能相互替代行使职权。人大实行此种个案监督，不仅有可能使人大与司法机关分享司法权，从而导致国家权力的分工不明确，而且也不一定有利于司法的独立和公正，相反还会因此而损害司法的权威，妨碍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监督法，区别正当监督与不当干预的界限，明确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不过一般认为，权力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应遵循以下原则：1尊重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在监督过程中权力机关不能代行法院的司法权，也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2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来行使。3权力机关对个案的监督必须是事后的。所谓事后是指，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当然，我们说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主要是事后的，并不是说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有关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的徇私枉法、腐败堕落行为不闻不问，而是应当进行调查了解或责成检察机关调查，对于查证属实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审判人员可以通过有关程序予以罢免或撤职。不过，应仅限于审判人员的贪赃枉法等违法行为，对于办案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我们认为，权力机关不宜直接介入予以纠正，而应通过程序法，由当事人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等途径予以纠正。4权力机关监督的间接性。所谓间接性，即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要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之目的，而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无效。

3.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传媒无所不在，大众传播业越来越发达，各种新闻媒体对法院或法官的监督力度也已明显增强，影响日益广泛。在法官自身没有足够能力抵制腐败侵袭时，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其违法腐败行为的曝光，使其身败名裂，以致法官因摄于大众传媒与新闻舆论的压力，不敢于众目睽睽之下以身试法。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媒体报道和司法独立又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一方面，媒体以新闻自由为后盾，有积极监督司法，促进司法公正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对案件事实和诉讼程序的报道又极有可能对司法人员施加复杂的影响，造成所谓“报纸审判”。这是因为：1.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使它的触角无所不及，它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不像诉讼程序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媒体有在“全部事实”范围内对案件作出判断的倾向，而司法机关只能依据“法定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这就使得媒体追求以惩恶扬善，分清是非为目的而漠视程序的正义，常常会对司法机关追求的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造成强大冲击。2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而法官则是冷静的，深居简出的居中裁判者，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或者无关的即使是客观的事实，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一些显示有罪的陈述和交待等等，都可能给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3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极需冷静分析、慎重权衡。而媒体具有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性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公众的情绪。当媒体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左右舆论，指导舆论，调动起全体民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正因如此，司法机关在对媒体介入表示审慎欢迎的同时，又存有防范和抵制的心态。我们认为，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尽管存有矛盾和冲突，但二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应遵循以下准则：1司法是第一位的，媒体是第二位的，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程序的需要；2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未决案件不得有引导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和以舆论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的倾向；3在维护司法秩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有责任充分尊重新闻自由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为媒体报道提供条件。

对于上述监督制约机制，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应当进一步强化，而不应削弱。只要适度合理，它不仅不会妨碍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反而能强化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责任。因此，上述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内在精神是统一的，其目的，都在于保证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近年来所出台的一些监督制约措施，不仅没有维护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反而有损法官的独立审判。在这里，我们想检讨两项监督制度：一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二是所谓院长检讨责任制。

1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试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相伴随。从理论上说，该制度的确立与诞生，对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和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是应当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从近年来各地法院的实施情况看，结果并非如此，相反，其负面影响相继暴露。其突出表现是，随着错案追究制度的试行和全面推广，司法腐败之势并未因此而得到有效遏制，相反仍有蔓延之势，错案纠正也日趋困难。究其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这一制度在理论准备到实践运作时，法制观念仍未被人们接受，人们是在人治的观念下设计这一制度的。因此，它与现代法治的不协调是不难理解的。”[8]事实上，由于我们对于“错案”缺乏一个明晰的客观认定标准，即使两个法官都严格根据法律的规定来思考和判断，对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看法也是可能的。法官则由于惧怕出现所谓“错案”而不敢承担责任，稍有疑问就向法院领导以及上级法院请示，待上面有确定的“意见”或“指示”后才定案。而这不但使上诉制度失去了意义，而且也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因此，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推行，不但没有维护法官的独立审判，反而助长了请示汇报之风。为此，我们认为，在监督机制构建方面，必须进行观念转变，即从注重实体公正的监督转向注重程序公正的监督，从注重实体结果的关怀转向注重法官行为的监控。[9]

2院长检讨责任制。这是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即“从今年起，凡地县人民法院年内发生一起法官贪赃枉法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除对当事人依法严肃查处外，法院院长要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检讨责任。凡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内发生两起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要到最高人民法院汇报查处情况，检讨责任。发生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恶劣影响，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件的，因严重官僚主义，用人失察，疏于管理而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法院院长要向选举或任命机关引咎辞职。”这一制度的出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法官贪赃枉法，强化法院领导的责任，因而其初衷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我们暂且不论该制度的确立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甚至有违现行法律的规定，仅就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来说最终也是相违背的。首先，这一制度助长了法院内部的请示汇报之风，有损法院内部独立。其次，下级法院院长为避免检讨和引咎辞职，防止法官枉法就会把关更严，甚至每关必把，院长独裁将更加严重，法官独立荡然无存。再次，一旦法官存在贪赃枉法行为，由于法院院长要与之承担“连带责任”，共同的利益有可能使院长与法官“结盟”，包庇法官的贪赃枉法行为。

总之，我们认为，对法官行为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必须以维护审判独立为前提，因为法官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任何有违法官独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背离该制度设置的初衷，而走向其对立面。因此，我们在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维护审判独立”这一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5]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6]徐友。比较刑事程序结构[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

[7]万鄂湘。深入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J]法学评论，1999，（3）。

审判独立范文篇5

关键字：独立审判，法院，法官，司法改革

笔者相信，至少是每一个受过较为系统的法学的人和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知晓独立审判是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等明定的一项基本、庄严而神圣的原则。同样，也并不怀疑（至少大家在心里都清楚）独立审判在我国实际上远未真正得到遵行和实现。显然，立法明定的独立审判原则决非仅是对理想目标的一种追求，它要求的更是现实中的施行与贯彻。而今，党的十五大确立的目标是建设有特色的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要求使我们不能再漠视这种现实与立法的严重背离。总书记在十五大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对独立审判探源的基础上，思考和分析我国现实中存在的有关，以期寻求实现在独立审判原则上立法与现实的契合。

一、独立审判探源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①正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他已是特别强调权力分工的意义，”力图以中庸的原则，权力主体的交替，权力机构的分工，职能的细化及相应制度的配套措施，来消除实践中曾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权力扩张现象，限制权力的越界，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②这一思想给予了以后的西方思想家们以重要的昭示和启迪，并引导其努力寻求防止和制约权力滥用的法宝。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对西欧多国、法律制度及悉心考察之后，结合自己的法律职业经历而深刻领悟到”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③从而在其不朽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分立“，即是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大部分，并分由三个不同的机关各自执掌和行使其中一种权力。”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④由此而说明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必须分立。这就是”三权分立“中的所谓”分权“思想。”三权分立“的另一重要思想是互相制衡。国家权力的分立并非彼此孤立。分权本身并非目的。三权分立旨在三权制衡。分权实为实现制衡之格局，制衡实乃分权之目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防止权力之滥用。因此，”三权分立“学说又可称为”三权分立制衡“学说，或许，后一种称谓更准确、全面地概括出了该学说的内涵。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问世之后，在西方国家引起极大反响并很快成为脍灸人口的，进而陆续为许多国家的立法所肯定和吸收。其中，最早将该学说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并将其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立的是美国。

在“三权分立”学说提出后不到三十年，美国即宣布独立。其十三个州中有十一个州相继制定了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宪法。继而1787年签署、1789年生效的美国第一部宪法也非常坚定地贯彻了“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第1、2、3条的首句话语，仅以简要说明美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即清楚地勾勒出美国宪法所奉行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而，又通过一系列的具体规定渗透出三权制衡的要求和目的。分立的权力给予了每一种权力主体为实现主体意志而行使权力的相应空间。同时，每一种权力主体对权力的行使又体现着对其他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一定程度的制约。

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宪法也都先后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从而使司法独立成为三权分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支柱。司法独立原则也由此而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所奉行的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司法独立的核心即审判独立。为此，许多国家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或审判独立。如法国宪法明定司法权属于法院，规定司法机关是独立的机关，并同时规定共和国总统是司法机关独立的保障者。⑤日本宪法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⑥德国宪法规定，设立联邦法院和各邦法院，共同行使审判权。并按照司法独立的原则进一步规定：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⑦审判独立原则的确立，为审判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进而为诉讼公正的实现提供了诉讼制度上的保障，并由此而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奉行的诉讼原则。为保障审判独立原则的实现，西方国家还确立了诸如法官高薪制、终身制等一系列的保障制度。

二、独立审判的现实分析

虽然我国并不实行三权分立，但独立审判也是为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以及三大诉讼法共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⑧由此，我们应该能够感悟到我国立法对审判独立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因此，问题显然已不在于我国立法是否肯定或重视审判独立原则，而在于该原则本身究竟蕴涵着怎样的内容以及如何确保其真正实现。

长期以来，根据“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法律规定，我国学术界的权威诠释主要是强调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势和力量的干预，是“法院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审判权时独立。”⑨而否认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认为“这种独立不是审判员个人独立，也不是合议庭独立。”[注10]并习惯于将此上升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独立审判原则的重要分界线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这种诠释作为一种理念倡导，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支持、造就了我国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及我国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状况。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组成院级行政领导层，主持法院的全面工作，当然也包括审判工作。其中，正院长主持全面，副院长若干则各自分管一面。法院内部的审判业务层面则分设民庭、庭、刑庭、行政庭、执行庭等。每一业务庭又设正、副庭长负责本庭的审判业务。每一业务庭的审判人员作为独任庭或组成合议庭具体负责个案的审判。主管院长和庭长对审判人员承办的案件实行审批制度。同时，法院内部还设置审判委员会作为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虽然立法仅规定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有讨论决定权，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却远不止于此。另外，虽然在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删去了原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的规定，但这主要是为避免“先定后审”之嫌，而不是说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可以不执行。事实上，在我国，恐怕还没有哪一家法院的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出的决定。这样，法院公之于众的判决书上签署的虽是合议庭成员的大名，而判决本身所体现的却是审判委员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意志。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双轨制作法，作为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个体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制度性保障，实际上虚化了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中法官的作用和权威。而法院内部这种等级性的设计又通过行政官阶设计予以保障。[注11]这种机构设置和管理直接造就了实践中所出现的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审判分离以及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其危害不仅在于削弱和泯灭了直接承办案件的法官的责任感，更在于规避和危害了其他重要的诉讼制度（如合议、回避、公开审判等）的贯彻实施，虚化了程序法，淡漠了人们（包括法官、特别还包括法院的院、庭长）的程序法意识从而损害了程序法的应有功能。

那么，审判独立的法律原则是否又真正保证了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审判权时独立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干涉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法院在财政、人事等方面没有独立的权力决定了审判独立只能是立法上的一厢情愿和空中楼阁。在财政方面，法院本身无独立的财权，财权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所掌握，它们决定着各级法院的经费。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地方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再看有关人事权，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除非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党委有足够强的法律意识和大公无私精神。倘若人家真的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问、干扰或刁难法院的审判，法院又何以能够抗衡的了呢。孰不知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以现行的财政、人事制度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只能置法院于两难境地：或者违法、或者依法但却有可能得罪地方政府和党委而被裁钱罢官。其结果只能是阻滞、破坏独立审判。

最近的一份“司法制度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法官们对独立审判原则在中国的实现程度评价不高。在对288名法官的问卷中，当问及“你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现程度如何”时，结果是：选择“完全实现”的0人；选择“基本实现”的164人，占56.9%；选择“基本没有实现”的98人，选择“没有实现”的26人，这两项占43.1%.从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宣布“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法官中还没有一人认为独立审判已经完全实现，认为基本实现的也只过半数，还有近一半的法官认为这一原则基本没有实现或没有实现，可见对独立审判实现程度的评价之低。[注12]

面对这一切，我们不由扪心自问：这符合对独立审判原则的应有追求吗？独立审判究竟应涵盖怎样的内容？我们究竟又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

从对独立审判探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独立审判为核心内容的司法权独立的确定，从根本上讲，旨在以权力限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而要以权力限制、制约权力，就必须给予各种权力以相互制衡的力量和手段。对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来讲，必须赋予其制衡其他权力的力量和手段使其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依法行使审判权，而不受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任何人的观念及行为的左右或控制。在我国，实行独立审判势在必然，以宪法为主导的数部重要法律均规定（包括96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亦增加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内容。但现行的财政体制、人事制度都无助于甚至阻滞着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因此，要使独立审判不仅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不仅仅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和理念倡导而是成为一种生动的现实，从而真正实现权力的制衡和防止权力的腐败，就不能不改革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和人事制度，使法院在财政、人事两项重要权能上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从而增强法院对各种外来力量特别是行政权力的抗干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人民法院行使权力-审判权时的宽松的外部空间。

从法院内部来讲，独立审判又应如何具体落实呢？法院内部长期以来机构的多层次设置和体现鲜明行政特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及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双轨制管理方式所引致的种种弊端，严重地危害着审判独立原则功能的实现。仔细思量之后，恐怕我们必须承认，法官独立审判乃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法定之独立审判原则的应有和已有之义。

倒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审判独立是通过法官独立审判而实现的，我们国家也就只能如法仿效。但同样也不能因为人家在该问题上是那样设计和实现的，为避免西化、趋同、仿效之嫌，我们就必须另辟他径。

尽管由于传统和制度设计上的不同，各国法院的设置模式、管理方式、职权特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无论怎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法院都承担着解决讼争的职能，而且都是由法官个体以一定的审判组织形式-独任制或合议制-并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审判来履行这种职能的。这种小异而大同的设置反映和体现着诉讼的客观。从我国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有关审判组织的规定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独立审判原则与审判组织即法官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联系。审判组织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是对独立审判原则的具体落实和实现。基于二者的逻辑联系，可以合理且必然地推导出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应当而且必须通过审判组织加以实施和完成。因此，法官独立审判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审判独立原则中的已有之义。独立的审判权的承担者是人民法院，而审判权独立的具体实施者则是法官。正如我国《法官法》第8条规定的，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因此，从法院内部来讲，独立审判应该定位于法官独立审判。

综上，整个法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外部权力和力量的干预是独立审判原则的已有之义，且必须建立有效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证。而法官作为个案的审判者，亦应能够在审判时只遵循法律特有的规则、规定而不被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团体、个人乃至法院的院、庭长的观念或意志所左右。正如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所言：“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该《宣言》第3条同时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注13]唯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

而要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完全由法官自主地依法决断案件，我国至少还要经过一段相当的历程。这一历程不仅指历时长短，而且更包括要历经内容上的较大变革。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国法官的遴选制度。为确保法官独立审判的公正、准确、合法，西方国家对法官的品行和专业素质均有很高的要求。在英国，只有具备十五年或十年以上经历的出庭律师，才能分别担任上诉法院法官或高等法院法官；在日本，最高法院法官要求在见识高，有法律专业素养、年龄在40岁以上并已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法官、或检察长、律师、大学法学教授、副教授共计二十年以上的人当中任命。高等法院院长则要从担任简易法院法官、或检察官、律师、大学法学教授或副教授十年以上的人中任命。[注14]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才有资格考入法学院，法学院毕业取得J.D.学位后，一般只能从事律师职业，到法院工作的只能担任秘书、书记官等角色，而不可能通过此一途径直接成为法官。法官均是从执业多年的优秀律师中或从有名望的法学教授中依法定程序遴选的。

对法官专业化素质的要求，是依法独立公正地审判案件的保障。

这是因为，法官这一职业显异于其他任何职业。其使命在于通过向全公开的司法程序解决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通过行使审判权的过程本身，向诉讼当事人，也向全社会宣示正义与的准则。这样，其自身的年龄、知识、资历、声望、经验等等就是其完成使命优劣的重要因素。因此，法官选任上的精英化也就势在必然。而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法官的选任甚至不需要具备一定的背景或学历要求。直到95年才颁行的法官法虽然规定了担任法官必须具备高等院校毕业的学历背景，[注15]而在现实中又往往难以贯彻。我国的法院系统近些年来安排了相当数量的军转干部，其中有许多人直接从事着审判工作，而且根据其在部队的级别，往往还给其安排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等。

也有一些法院尽其所能地安置本院工作人员的子女或其他具有各种关系的人员进入法院，但却以各种名目拒绝招收正牌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从而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法官选任上的非专业化和非精英化倾向。如果说由这样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审判而又允许其独立审判的话，其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当然，应当承认，在我国的法官队伍中，也不乏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精英人士。但对那些已在法官之位而又素养不高的法官到底怎么对待，又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建立怎样的制度来保证未来进入法官队伍的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呢？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的考虑。因为，独立审判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它要求的是全面地一体遵行，而不可能仅对某些综合素质高的精英适用，对其他人则不适用。这是面临的难题之一，要实现审判独立便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一点。

为保证审判独立的实现，西方国家对法官还实行高薪制。就美国联邦法院系统而言，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的年薪超过160，000美金，联邦中级上诉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140，000美金，联邦初审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130，000美金。州法官的收入也很丰厚，但略低于联邦法官。[注16]同时，美国宪法第3条在规定了司法权属于法院之后，紧接着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在任职期间得领受酬金，其金额在任期期间不得减少。”虽然法官这种职业在美国不是收入最高的职业，甚至一些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每年的收入也可达200，000美元以上，但从总体来讲，仍属于收入较高的职业，而且还可享有相应的其他制度上的保障。这种优厚、稳定的收入，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了物质上必备的条件和保障。而这种相对的高收入又是与其职业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相辅相成的，同时，也是对法官为法治社会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及其贡献的一种合理回报。这种机制可使法官更平和、泰然、中立地行使其手中的审判权以回报社会而不会随意滥用权。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对法官在收入、待遇方面的“高人一等”才会有普遍的认同。简言之，他所做到的，并非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因此，他所得到的，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所以，对各方面的人来讲，最起码心理上都可以获得平衡。[注17]

而我国的情况又大相径庭。由于选任法官标准上的混乱不一，导致了法官队伍人员素质的良莠不均，甚至差异极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导致和决定了法官得不到本应受到的尊崇，法官这一职业并不被社会公众所特别看重。而在薪金待遇方面，从整体来看，我国法官的工资是按国家规定的国家公务员的统一标准支付的，并不高于其他任何机关的国家公务员，至于法官的福利、补贴等又取决于地方政府所给经费的多寡。时下，人们常将法官行使权力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归因于我国对法官实行的低薪制，感叹低薪难以养廉，但记得几年前在厦门召开的全国诉讼法学年会上，谈到高薪养廉时，一位在座的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国的法官凭什么享受高薪？西方国家的法官经过长久严格的法律高层次的教育、训练和职业经历的磨练，具有很高的专业素养，我们国家的相当数量的法官何以能同人家相提并论？！在我国，这种不单纯站在法官本位上考虑法官薪金制的法官恐怕为数不多。法官的薪金待遇问题的确也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一方面，让不是凭藉相当的专业资历、能力和严格的法官选拨制度而坐在法官之位的法官享受高薪制，令众人心中难以平衡。据说，在制定法官法时，法院方面就曾提出法官的工资应略高于公务员，但因在我国法官并不是一个专业化很高的职业群体，没有高于公务员的职业资格要求而遭到反对和否定。另一方面，人们心中也难免不存疑窦：对这样的法官，低薪难以养廉，而高薪就一定能够保证养廉吗？可见，薪金待遇到底如何把握，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又一难题。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比我国要简单得多。法院院长下面并不设具体的审判业务庭，自然也没有相应的庭长、副庭长之分。法院院长下面，便是法官。对于法官审判的案件，法官本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经验以及对法律的理解与把握作出决断，而无需听命于任何人（包括法院院长和其他任何政府官员）。这使得法官拥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以独立地行使对案件的审判权。而长期以来，在我国法院内部，院、庭长审批是任何一个法官裁判案件后的必经程序，虽然这一程序并非法定程序。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更使法官的个体意志荡然无存。有学者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归纳其致命弱点为：审判的秘密性，控辩双方及律师不能到场申诉，法律程序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难以保证判案公正。[注18]也有学者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对其作出如下：⑴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一定都是民事审判方面的专家，对民法和民事经济审判并不都具有专门。民法学博大精深，且专业性极强，一个复杂的民事案件，单靠短短的数十分钟的汇报，何以窥得案件全貌。指望委员们如此匆匆览阅案件材料就将所有案件公正地合理解决，岂非天方夜谭？⑵大量民事经济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决定，与公开审判的原则和要求背道而驰。⑶某些法官为偏袒一方当事人，往往把案件甩给审判委员会并以带倾向性的汇报影响后者。这样一来，体现个人私利的判决可能经由集体决议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有可能歪曲了审判责任制。[注19]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问题，即使在近期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考虑。9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在北海召开的全国法院系统的审判方式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最高法院的一名资深法官在分析审判委员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之后，坚定地主张将其予以废除。[注20]而在97年9月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关法院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现在的审判委员会在运作上已发生变迁，由其决定的案件在法院审理中占少部分，主要是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逐步转向注重专业知识的讨论。在法官自身基本素质不够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亦是内部自觉的一种表现。而且，审判委员会还起着以集体名义抗拒行政干扰的作用，审判员面对干预可以把责任推到审判委员会这一集体身上。[注21]依笔者揣度，后一种观点的提出，更主要地是出于对一些不尽人意的现实问题如法官素质和外界权力对审判的干扰等因素的考虑。但无论如何，即使在肯定审判委员会在这些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补救作用的同时，还是不能忽视其本身的致命弱点所带来的对程序法规定的其他基本原则、制度的背离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的损害。倘若无法消除这些背离和损害，除了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途径之外，我们恐怕不应再作其他的选择。至于法官素质和对外界权力干扰的抵御问题，当然不是不予重视和解决。但权衡利弊得失，通过审判委员会制度来制约或弥补决非根本和长久之计。

三、寻求实现立法与现实的契合

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推进我国司法改革，既反映出的必然性也反映出现实的迫切性，是我们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重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而毫无疑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切实实现审判独立这一重要的宪法和法律原则。可以说，审判独立不实现，司法改革的使命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审判独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基点，审判独立不能真正实现，其他方面的司法改革就必然难以推行下去。而要在审判独立问题上真正实现立法与现实的契合，笔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确立和施行统一、严格的法官任用和考核标准。并且不仅以此标准决定未来进入法院系统的人选，而且以此标准对已在位的法官进行遴选。对显然不适格者实行“下岗制。如前所述，法官这一职业不同于其他任何职业，其使命在于通过公开的司法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冲突，并通过该过程本身向当事人以及全社会宣示正义与法律的准则。显然，法官独立审判的质量与其品行及专业素养呈正比。也可以说，法官的品行和素养不仅决定着其审判案件的质量而且也决定着我们司法改革的质量。为确保法官独立审判的公平、准确、合法，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选任和考核法官就势在必然。已有学者提出法官的选拔应由专门的机关负责进行，建议成立”法官资格审查考核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的、考核及选拔和录用。[注22]当然，对经考核显然不适格的下岗法官应当予以妥当的安置。作出和实行这样的抉择从某种角度来讲或许可以说是严酷的。但不作出这样的抉择，我们已经并仍在付出巨大的代价。或者说，如果现在不作出这样的抉择，我们将来必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实施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革除司法权力地方化所带来的弊端，为审判独立的真正到位创制合适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司法权力并非地方自治权力，而是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将属于国家权力的司法权力地方化所导致的地方党、政等各方面力量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制约和干扰，已从根本上禁锢和阻滞着审判独立的实现，并孕育、滋生着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腐败等弊端，从而损害着法院的形象，破坏着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因此，实行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是审判独立真正实现的必备保障。，已有以下几种主要方案提出：其一，全国所有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支付，预算编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预算草案送政府协调后（不得减少或推翻），直接由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由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其二，全国法院的业务经费由中央支出，行政经费由地方支出。其三，根据法院所承担的地方司法事务和中央司法事务的多少，确定预算比例，分别支付。[注23]上述几种方案各有千秋，然而其目标指向却是相同的：使法院摆脱地方预算和编制的控制，为真正实现审判独立创制更好的外部条件。究竟选择何种方案，尚需组织专家进一步从各方面进行充分的论证。

第三，将独立审判之主体明确定位于法官，取消审判委员会并调整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如前文所述，法官独立审判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法院内部的多层次设置及由此而生成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所引致的弊端危害着独立审判原则功能的实现，而且也危害着其他一些重要的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的实现。因此，予以取消和调整乃明智之选择。具体而言，即应取消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这一机构设置。法院内部的业务庭这一层次的机构设置至少也应进行适当调整，并明确其职能，缩减其数量，同时，取消法院院长对法官所审案件的审批权，也就是说，对法官以独任制或合议制的审判组织形式审判的案件，主管院、庭长不再予以审批。听闻海南省一个地区的两级法院已经在推行取消审判业务庭设置和院、庭长审批案件的改革，向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定位迈出了可喜的重要一步。当然，综合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各方面的因素，这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现在即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也不可能现在就在改革上一步到位。急于求成更易导致欲速不达。关键在于明确认识和把握目标，并为目标之实现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选拔和考核法官，可以为实现法官独立审判的定位提供主体素质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确立一系列相关制度以切实保障法官自主地根据其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与评价以及其对法律的理解对案件作出裁判。同时，为防止司法腐败的滋生，又须谨记“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至理名言，并设置科学、合理的相应制度以确保法官在独立审判案件过程中以及对案件实体裁判中的独立、依法和公正。

第四，以注重程序公正为指导思想确立法官独立审判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注重程序公正是法治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几年前，轰动全球的美国著名橄榄球星O.J.辛普森的刑、民事诉讼曾使众多的中国人对美国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和追求瞠目结舌。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对我国现实诉讼中的众多严重背离、违反程序的情形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其实，这同样也是令其他国家许多人瞠目结舌并令许多中国人忿恼的事。当然，我们深知，“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产生、作祟并根深蒂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但对于法官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出的裁判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对其实体的公正性确信不疑。而注重程序公正，不仅更能通过法官与当事人双方诉讼行为的实施和诉讼权利的行使实现其彼此的互相监控和制约，进而保障实体公正目标的真正实现，而且也更容易使司法公正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鉴于此，应高度确立注重程序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点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法官审判独立的实现是在真正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

第五，以公开审判制度的实施促使和保证法官审判独立的高质量实现。在98年4月召开的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强调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各类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平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注24]自此之后，许多地方的法院已陆续采取一些具体措施落实该讲话精神。如北京市中级法院和其他一些地院陆续作出了仅凭个人身份证即可旁听案件审理的规定，中央电视台于98年7月11日对十大电影厂提起的电影版权侵权请求损害赔偿案的开庭审理进行了首次现场直播。这无疑标志着在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上法院和社会各方面都在尽可能地付出自己的努力。虽然，对现场直播开庭审理这种方式对公开审判制度实现的积极意义褒贬不一，甚至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引致了法院和社会各界对公开审判原则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对该原则的应有之意及其实现方式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因此，此举依然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不过，笔者还认为，从以公开审判的实施来促使和保证法官审判独立的高质量实现的角度来看，至少，我们在此还应特别强调有关裁判公开的问题。谈及所谓裁判公开，并不是象以往那样仅是注重公开宣告判决的结果，而是强调对判决书的制作及其内容予以改革。判决书中应写明当事人各方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同时写明法官所予采用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有哪些，不予采纳的证据有哪些，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何在，根据所采纳的证据如何对当事人讼争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定，认定的事实与所适用的法律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何，以及如何运用法律得出裁判结论等等。另外，无论是由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还是由独任庭审判的案件，在裁判中均应写明合议庭各法官或独任审判法官的意见及其分析论证，包括对裁判结果同意的意见及其分析论证和不同意的意见及其分析论证。总之，应当增强裁判的说理性和说服力，使胜方当事人赢得清楚，也使败方当事人输得明白，由此而向社会公众或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众昭示法律与正义的准则。

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禁止了“暗箱操作”。这不仅有助于当事人及广大社会公众对自身行为的调整和对法律的遵守，而且也有助于增强法官对依法独立审判行为的自身约束和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介对法官审判活动的合法监督，从而促使和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高质量实现。

注释：

[注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2页。

[注2]林吉吉：《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注3]前引①，孟德斯鸠书，第154页。

[注4]前引①，孟德斯鸠书，第156页。

[注5]参见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273页。

[注6]参见前引⑤，赵宝云书，第305页。

[注7]参见前引⑤，赵宝云书，第352页。

[注8]分别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第126条、第4条、第8条、第6条、第5条、第3条。

[注9]分别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2、74页。

[注10]分别参见前引⑨，柴发邦主编书，第71、72、74页。

[注11]我国法院对法官实行的是国家行政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从低至高、自下而上即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等。而由一般的法官迁升为业务庭正副庭长或法院的正副院长，也即意味着该法官行政级别以及有关待遇的相应升高。

[注12]参见蒋惠岭：《我国实现独立审判的条件与出路》，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3期。

[注13]转引自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26页注释（1）。

[注14]参见谭世贵：《论司法独立》，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注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

[注16]参见（美）JeffreyW.rove：《美国的法官与法院制度》，丁相顺译，载《法学家》1997年第5期。

[注17]98年4月下旬，美国纽约南部司法地区联邦法院法官RohbertW.Sweet先生到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演讲。他在成为法官之前曾任纽约市副市长和曾当执业律师二十年之久。当有听众问及“既然法官的收入可能不及一名成功的律师，为什么你们不当律师而当法官”时，他的回答是“金钱并非一切。法官这一职业不仅具有稳定可靠的制度性保障，而且它同时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荣誉，而这显然不能单凭金钱来加以衡量。

[注18]参见齐红：《中国法院在当今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走势-

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研讨会纪要》中陈瑞华副教授的发言，载《法学》1997年第12期。

[注19]参见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注20]我有幸被邀参加会议。会上国家法官学院的张敏心教授在大会发言时提出这一观点。

[注21]参见前引中朱苏力教授的发言，载《法学》1997年第12期。

审判独立范文篇6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审判独立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因此，完善法官制度，实现法官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是实现审判独立的重要路径。

我国目前现有的审判制度尤其是法官制度，尚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为设置的妨害法官审判独立的困难和障碍，因此实现法官审判独立是目前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完善我国法官制度

1．实行法官定编，精简现有法官

当务之急是法官的数量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比较可行且较有力度的办法是实行法官定编，明确法官员额。通过考试考核，将品行端正，精通业务的法官选任出来，人数一定要少而精，一般每个业务庭控制在3～5名之间，对这些“法官”赋予类似西方法官的审判权。具体设想是：由各级法院根据审判案件数量，申报法官员额数，最高法院综合全国情况统一平衡确定每个法院法官员额，并对外公布。初次确定法官可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统一对现有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进行“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参考者应具备比《法官法》规定更严格的条件，起点为28岁，需法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从事相关审判工作5年以上。

2．严格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法官的任命等级

我国目前的法官是太多而不是缺乏，故应严格进入条件。法官审判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严格的法学教育是基本前提。就法官从事法律工作的经历和任职年龄限制来讲借鉴国外经验，应提高法官任职资格，修改为正规法学本科毕业，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通过后，从事法律工作满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然后上列人员必须经过特定的考核机制通过者，才可出任初任法官。上级法院法官应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任。通过以上措施，提高法官专业化水平，使法官成为一项来之不易的职业，增加法官的荣誉感和权威性。

3．完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和惩戒制度

首先，法官应成为高薪阶层。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不得兼职，薪金几乎是其唯一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必须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而且也是建设优质高效的司法制度的一种投资。这样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抵制腐败。其次，法官任期应稳定。法官的任职、任期是法官的重要身份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保障直接关系到法官的职业、待遇方面的稳定，也影响到法官能否独立行使审判权。从长期目标来看应该确立法官职业的终身制。再次，建立合理的法官特权规则。要使法官在审判时免受外界的干涉，在审判活动中保持独立与公正，就必须赋予法官“司法豁免”这一特殊权利与地位。同时对于法官进行监督、制约是必须的、可行的。对法官的追究和处理只能依法定事由，经法定的程序进行。

二、实现内部独立

1．取消院、庭长审批案件的权力和改革完善审判委员会运作机制

取消院、庭长审批案件的权力从而减少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的中间层次，提高办案效率，确保法官独立审判。现行审委会是法院内部事实上的最高审判组织，也是影响合议庭、独任庭独立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法院审委会建制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导致了关于审委会存废问题的争论。应根据不同审判领域组织专门性审委会，如民事、行政及刑事等案件的审判委员会，由正、副院长，各有关业务审判庭正、副庭长和该领域经验丰富的审判员组成，使其真正具有“专家”会议的性质，在讨论案件时发挥集体讨论的功能。

2．废止上级法院的指示、批复权，完善回避制度

目前，下级法院请示案件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在适用法律上确有疑难的案件，第二是受到地方势力非法干涉的案件，第三是某些法官为降低改判率而请示的案件。像第二种情况在难以抵制干涉情况下，可按法定程序移送上级法院管辖，或由上级法院依法提审。对于为避免被改判而频频请示案件的法官，应予批评，教育其树立独立审判意识。同时，在目前人大代表拥有对法院及法官较大监督权的司法体制下，鉴于律师与法官的特殊关系，建议增加律师政监督员时不得在所辖或所任职法院案件的规定，完善回避制度。

3．废止或弱化法院内部针对法官年终考核和晋升等依照行政机关进行的民主测评

对一个法官的评价主要应侧重于其结案的质和量、经查证属实的针对其主办的案件的投诉以及错案的数量，而不是专门的同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更不是权情交易的能力，这里所说的情当然包含同事之情面，我们不能用要求法院领导、庭长、主任等的标准来要求一个普通法官，其间分工是截然不同的。同时，法院作为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和谐社会当然离不开法院的和谐，而废止或弱化法院内部针对法官年终考核和晋升等依照行政机关进行的民主测评显然有助于推动和谐法院的建设。

三、确保法官外部独立

1．权力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宜损害法官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宪法赋予法院的职权，对人民法院实行监督也是宪法赋予人大和检察院的职权，各自分工不同，不容混淆。行使监督权，不可以越俎代庖，干预法院法官办案。人大对法院、法官的监督应是宏观的、间接的监督，对个案监督应予纠正。针对人大监督存在各地不统一，各行其是，存在监督不当或不力的情况，建议抓紧制定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法，对监督的机构、职权、范围、程序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权力机关的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确保法官审判独立的法制原则得以保障。

2．构建保障法官审判独立的法院体制

应修改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四级法院独立自主的司法体制和最高法院统一掌握司法行政权，即对人、财、物及设施方面管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可由省级法院报同级人大审批，对高级法院法官报全国人大审批，人事体制首先独立于地方。另外，应建立独立的预算制度，由中央财政对法院经费实行单列，只有人财物独立于地方，才能彻底排除行政机关利用此对法官独立审判的干涉，法官才能真正实现独立。

3．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法官审判独立

根据党的政策，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指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法官审判的职能作用，切实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4．坚持公开审判，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作为表达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新闻自由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法官有责任本着有利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在不侵犯法官审判独立的前提下，承认和落实新闻自由。建议制定《新闻法》，对新闻自由与法官审判独立的关系加以调整，或由新闻界制订一部《职业道德准则》，约束新闻媒介的职业行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新闻媒体干涉法官审判独立的情形发生。

参考文献：

［1］周汉华.论建立独立、开放与能动的司法制度［J］.法学研究，1999，5.

审判独立范文篇7

[关健词]：法律监督独立审判权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监察和督促。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法律监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权利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

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现状

当前对司法审判权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对法院的监督和法院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本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对法官办理案件的监督。

审判权监督的缺陷

长期以来，法院被视作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公务员，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机制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人大监督方面表现在：一些地方人大对个案监督认识不统一，操作不规范，随意性较大，因而出现的问题也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对个案监督动辄调卷审查，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个案监督的案件提出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地方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行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以人大或人大代表的身份为本人或亲属涉讼的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

在党政领导监督方面表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以监督者的身份打招呼、定调子、批条子，要求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在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或存款时，强令法院解封解冻。

在媒体监督方面表现在：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

在检察机关监督方面表现在：滥用抗诉权，使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加大法院诉讼消耗，浪费司法资源。

在法院内部监督方面表现在：法官编制较少，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个别法官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形象、不利单位内部团结，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审判权监督缺陷产生的原因

人大监督的目的不明，方式欠妥。地方人大监督的实践大多是以纠正个案为目的。但人大没有力量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更不应当将主要精力耗费在解决一些具体的案件上，而放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责。

各级党政领导“衙门”观念根深蒂固，且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还依靠这些部门或个人。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尚无法律依据和统一规范，有的新闻单位片面理解新闻自由，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抗诉，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与司法裁判的专有属性相冲突；其次检察机关对再审启动的公权化与当事人处分相冲突，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法定的四种提起诉讼的情形过于笼统，不易操作，抗诉弹性极大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滥用。

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业务上还不是完全独立，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个别基层法院对审判监督工作重视不够，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只注重实体，轻视程序。

完善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对审判权监督是遏制法官的腐败和提升法官修养的需要。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法律的空白大量存在，法律的发展空间很大，法官通过个人的审判活动，通过个案进行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空间和机会很多。通过对法官行使审判权进行监督，可以防止法官对审判权的滥用和违法违纪办案，促进法官适应职业需要，从而提升法官自身素质的修养，从源头上遏制滋生法官腐败的条件。

对审判权监督是维护司法权威的有力保障。

司法权威是党和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司法权威，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佳。不加强审判监督，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

如何建立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体系

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行使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必须是在法律和法规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监督与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是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院依法独立办案。为此，肖扬院长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监督“方程式”即“监督加强理解，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鼓励，监督就是鞭策”。这是对监督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其监督职权只能由人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体行使），应在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进行，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得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以免影响法院的裁判；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

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所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存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同志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设定一定的规则。（一）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二）在有关新闻监督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报道的方式。

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和平衡格局。因此应对检察院的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正确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作用。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裁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

正确处理健全法官自律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要实现其司法裁判职能，必须由作为个体的法官来动作，法官才是真正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司法独立的抽象概念最终以法官独立的形态体现出来。法律监督体系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定监督主体与法官群体相结合取得共识。只有法官群体提高职业素养，提高法律约束的觉悟，以及监督主体及时研究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法官职务行为的全过程，法律监督体系的功能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实现。一名优秀的法官应具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相当的人文科技素质。法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对法官来说，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通过审判工作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包括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准确的角色定位，刚直廉洁的情操品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职业良心。任何职业都需要敬业，对法官而言尤为重要。法官权威得以树立，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要求法官对自身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不仅要求熟悉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更要求通晓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源、法理，拓宽理论视野，了解法学理论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具备积极的实践精神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培养高雅的爱好，陶冶高尚的情操，应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应掌握相当的常规科技知识。

审判独立范文篇8

一、影响法院公正独立审判的因素：

（一）、司法程序方面

司法程序方面主要表现为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审判程序与审判管理密切相关，审判程序是审理案件的规则和制度，解决的是诉讼程序法律问题，而审判管理是审判环节和审判组织的运作机制，解决的是审判秩序管理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补充。有些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不注重程序管理，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差、透明度低，也使实体裁判中的"暗箱操作"有可乘之机，使得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法官对个案的审判流程又有绝对的控制权，且不受其他权力的制衡，极易导致法官随意增减程序。而在司法程序方面的审判结构与审判组织方面，庭审中控、辩、审三种职能合理的诉讼法律关系，能保障法院居中公正裁判。如果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职权主义那种纠问式审判法官地位过大的话，可能会使法官不完全居于中立地位，从而不能肯定能保障公正裁判。

二）法官的素质和价值取向影响了法院公正独立审判。法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法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上，司法人员只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才能公正司法，二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可偏废。目前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严重干扰了法官队伍的建设，影响了它的运作和机制，一部分法官政治水平低，社会责任感不强，随波逐流；业务素质差，执法水平不高，服务观念差，把审判权当作特权，放任使用，为了攀富比贵，办理“三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这是目前司法不公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三）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

从监督的角度讲，社会舆论如果引导得当应该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利因素，但如果把握不当则也会成为影响法院独立公正审判的不利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当社会舆论对某个具体案件介入过多过深，特别是作出判决结果前的舆论提前介入和公告，往往会使司法机关陷于两难境地，造成标准失衡，导致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因为心理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正裁判。

（四）、司法观念滞后影响了法院公正独立审判。司法观念是司法人员内心法律信念和对某些行为法律评价的总和。由于受“左”的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司法意识，司法人员形成了单一的、固定的带有封建色彩（司法行政混同、重刑轻民、重权力轻权利、官民不同刑等）的司法观念，制约了审判活动，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这些观念主要表现是：司法的政治功能增强了长官意识、干预意识而淡化了司法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服务功能，进而使司法人员缺乏民主意识、调节意识、服务意识；注重计划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增强了封闭意识继而淡化了市场经济标准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开放意识、改革意识、效率效益意识；注重等级差别的司法观念限制了主体地位平等、主体资格多元化的司法观念，使司法人员缺乏自由意识、竞争意识、权责自负意识以及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意识；注重单一的实体真实司法观念而限制了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并重的司法观念的发展，从而影响了程序意识、规范意识，进而影响实体意识。

五）、社会现状制约了司法公正。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相互交错，我国的法制经验严重匮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包括司法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包括司法体制并能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

1、当地政府制约司法着司法独立。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法院几经变迁，法院最初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五四宪法”虽确立了法院的独立地位，但并没能使法院脱离行政管理的模式。目前，法院的各项经费开支包括干警的工资大部分由当地政府拨出，法院财政不独立，法院独立性受制于当地政府。

2、各行政执法机关影响司法独立。由于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者不同，执法又不统一，许多案件尤其是行政案件涉及政府、行政执法机关，各种干扰和干预致使法院工作非正常运行。

3、各级人大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制约司法独立。一些非法律专业的人大代表，在缺乏严格司法程序制度条件下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同时各级人大拥有人事任免权，这就使一些法官不得不听命于各级人大。

二、对策：

针对我国现有国情下普遍存在的影响法院公正独立审判的因素，我院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其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也是确保独立审判的最有力的保障。不论法院的组织体系如何改革，作为各级法院，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来进行，确保法院工作不偏离方向。同时，要依靠党的领导，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惩各种暴力抗法事件，以党的领导作为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坚强后盾。

（二）加强法官队伍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一支具有公仆、公正、清廉、创新、文明、精英等六种形象的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官掌握着国家生杀大权，必须正确对待权力，为人民掌好审判权。一是要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牢筑思想道德防线，在注重审判业务学习的同时更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倡导树立公仆意识和司法为民意识，加强法官个人修养的锤炼。大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我院把司法能力建设作为法院自身建设的重点，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通过邀请专家讲课，组织人员参加各种培训，开展专题调研、庭审观摩、裁判文书评选等活动，不断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实际司法能力。二是要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的落实，按照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要求，继续健全完善廉政建设管理机制，特别是加强了对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的廉政监督。针对法官队伍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积极预防，严格制度规范，堵塞漏洞，防止问题发生。在全院深入贯彻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方针，

三要加强督查工作，坚决查处违纪案件，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的工作机制，在责任追究上动真格，发现违法乱纪案件线索要以查到底，决不姑息。强化队伍监督和管理，维护良好司法形象。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法庭置于阳光下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严格要求法官按照案件审理的程序进行案件审理，努力消除法官对案件的主观预断。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以前，认真审查起诉状、证据目录、出庭的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等四种材料，限制法官未审先断，先判后审的主观主义作法，在法庭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对各种证据的核查，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辩论等等，都严格按照法庭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允许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在法庭进行自由辩论和质证。努力保持法官在案件的全过程中属于中立的地位。

（四）.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排除干扰，公正办案。刑事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又依法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民事、经济审判依法平等地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财产权利，保护公平竞争。行政审判既依法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注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加大法院改革力度，以改革推动整体工作发展。改变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法院管理机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积极开展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加强审判业务部门。

审判独立范文篇9

一、新闻自由权及其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

公开、独立和公正审判，是当代各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司法审判原则。这一原则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报道与披露是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我们通常称之为新闻监督。这种监督的依据是新闻自由权的行使。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46年联合国大会即宣布：“新闻自由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于联合国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之关键。”在各国，新闻自由权一般属于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等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可以说新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从而决定了公民有权通过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监督国家权力运作、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并进而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在西方，有人将新闻媒体称之为“第四权”，意指新闻媒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并能够与之相互制约的另一种权力。在我国，新闻媒体也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人们在提倡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时，无一例外都把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审判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各种新闻媒体对法院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新闻监督的确立，对于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保证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事先披露，即在案件移送法院审判之前对案件的起因、过程、事件的真相等进行报道；(2)对庭审过程及生效判决进行报道；(3)对生效判决执行的监督；(4)对生效判决进行评判；(5)对法官在法庭以外的其他职务行为及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其他行为进行披露、评论。

二、新闻自由与独立审判的矛盾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在宪法上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随着司法活动专业化的要求而产生的。现代社会，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司法公正的一个制度保障。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矛盾冲突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加，使得对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司法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因而法律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专门技术知识。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不能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影响，而必将严格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进行。“这样法律的运行会显示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自主性。这种稳定性和自主性会使法律日益显得中立，显得是一种社会公正、正义的象征，而不代表某个人、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甚至某一特定时刻社会大多数人的直接愿望①”。

然而，在审判前或在审判期间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新闻报道，有可能影响审判人员并进而破坏他们的公正性。因为“法官和执法人员总是生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深厚的党派联系，因此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是无法从他们的司法实践中排除出去的，而必然在法律运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来②”。新闻和司法确实都是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的，但是，新闻记者的调查采访和法官的审理判决，无论是在立场上还是所遵循的规则上都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新闻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

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③”而司法活动必须保持法律运行上大致的稳定、连续和同等对待。如果我们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新闻舆论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必然会使法律运行产生明显波动，从而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其次，新闻媒体和记者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具有新闻效应的大案、要案、奇案、特案等。新闻的监督必然是有选择的，个别的，而且对案件的调查与分析也并不像司法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定程序那样的严格，容易受个人情绪和偏见的影响，其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相对较差。而法院对起诉来的案件，只要符合立案条件都必须受理，以法律专门化的知识进行审理。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新闻界也并不天然是公正无私的。就总体来说，它们并不一定比司法界更崇高，更公正。近年来，新闻部门的腐败现象并不少，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早已不是新闻。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新闻舆论对案件的报道一定更公正、更可信赖。可以说，新闻自由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在此基础上的新闻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又有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当新闻自由权被不当行使时，往往会损害司法公正。三、法律制度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世界各界法律制度在给新闻自由以足够空间的同时，为避免这种自由的滥用、损害司法公正，也给予必要的法律限制，对干扰公正审判的行为给予惩罚。如有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新闻自由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不得干扰审判独立的条款。特别是各国的新闻职业道德自律规则都对司法报道活动作了详尽的规范。这些法律规则，无非是为了防止在行使新闻言论自由和司法审判独立权时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体现了各国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相互牵制和平衡。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实行陪审制度，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更容易受到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法院审判与新闻媒体的冲突更加频繁，关系更为敏感，判例也比较多。对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了“蔑视法庭”和“诽谤”两项法律制度。④

为了平衡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矛盾，英美法系针对新闻媒介法庭报道经常出现的诽谤纠纷，设定了一些可以免受诽谤指控的例外。“例外”，指媒介就法庭审判程序作公平、准确、迅速的报道，就可以免受诽谤指控。首先，要注意报道上的平衡，即给予有关当事人适当的报道比重；其次，在报道刑事案件审理中当事人的陈述时，更须慎之又慎。即使是检控一方的指控内容，未经法庭质证也并不必然是定罪的证据，因此在报道时也一定不能将这些陈述或指控的内容当作已被证实的事实。新闻媒介的法庭报道，除了做到公平与准确以外，还必须及时发表，即指获得消息在第一时间发表。这样是为了避免媒介与案件的审理“时间差”造成舆论的误导。

在日本，法院对新闻报道的自由和新闻采集或取样的自由加以区别对待。日本最高法院对于取材的自由没有给予像报道自由那么高的评价。而且，在日本立法中，就新闻媒体对法庭采访取材自由还有种种限制。例如，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15条规定：未经法院许可，不能在法庭照像、摄影、录音或放送。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也有相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法院在开庭前一般允许摄影，开庭后一般禁止摄影。另外，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法庭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禁止旁听者在法庭内作记录。因此，在日本法院，新闻媒体报道法庭审判实况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但是，1989年日本最高法院在旁听作记录案中首次承认审判公开原则也包括保障旁听者作记录的权利。法国在立法方面的情况与日本相类似，对新闻媒体在法庭取材方面也有一定限制。在法庭上，未经审判长许可，禁止使用任何录音、摄像设备，即使经过许可，也必须放在审判长指定位置，否则，将被处以罚款。

我国目前虽然尚无新闻法专门调整新闻媒介的活动，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新闻职业道德和宣传纪律中，都不同程度地把新闻对审判活动的报道加以规范。在具体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时，我们应当坚持：

(1)庭审采访要服从法庭。法庭是法官代表国家审理案件的场所，要有严肃性和权威性。正常的法庭秩序是公开审判的必要条件。为保证庭审活动的正常秩序，维护法庭的尊严，对新闻媒介旁听庭审作出限制是世界各国的通例。1994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3月8日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均对新闻记者在法庭上的采访行为进行了规范，如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摄影。

(2)对审判过程的报道要避免干扰审判，确保司法独立。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舆论公正性十分重要，应不偏不倚，避免倾向性，更不得充当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以影响法院审判。新闻界目前依据的准则是职业道德和宣传纪律。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关于当前在法制宣传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但十几年来，对其中的有些规定新闻界已有了突破，但“不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的规定，至今仍是规范案件报道的重要规则。《中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

审判独立范文篇10

一、法院、法官独立审判-实现司法独立

我国《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独立审判原则。通说认为，独立审判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探讨司法独立是一个禁区。很多人认为，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不能兼容，谈司法独立就是全盘西化，这实际上是对司法独立的误解。第一，从独立审判的本义看，司法权的代表是法院审判权，独立审判即是独立司法，显然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司法独立，是指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谓独立意指权力之间不能越俎代庖，权力行使不受非法干涉，而并非说无审判权之上的权力，审判权不受其他权力的领导、监督、制约，党的领导是对审判工作路线、政治方向的领导，而不是对审判运作的领导，正如党要领导国有，但却不能领导市场规律一样，所以司法独立是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主张司法独立并非取消党的领导，而是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第三，我们说司法独立而不提立法独立、行政独立，是因为司法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是最弱小的权利，它容易受到其它权力的干涉而失去独立性，所以司法独立需要特别保护。司法权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最不危险的权利。汉密尔顿认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也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它无可辩驳地证明：司法部门为三权分立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司法权为弱小的权力，而的现实状况也表明，司法权的宪政地位在实际中大打折扣，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法院不过是同级党委甚至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所以提倡司法独立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第四，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司法必须独立。《联邦党人文集》有句阐述司法独立的名言：司法之所以独立是由于它既不掌管军队，也不控制金钱，它只有书写判决书的笔。这说明司法权依赖于理性和判断而存在。司法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展开的过程，是一个说理、论辩、协商和裁判的过程，既然司法过程是一个知识过程，它就不应受到外在非知识因素的支配。

司法独立既然是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那么司法独立与合议制功能实现有什么联系？这需要分析司法独立的内容，完整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包括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本质。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独立审判原则其实就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对于保障合议制行使审判权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法官独立，界、实务界一般认为独立审判是指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组织合议制和独任制显然也不能独立审判。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合议制改革的目标是克服原先合议庭只审不判，审判分离的弊端，实现审判合一，这实质上就是合议制独立审判，而理论上又不承认合议制独立审判。解决这个悖论，还需要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承认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有其合理根据：

（一）法官独立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如果法官不能独立，法官不能免于独立审判可能带来的种种顾虑，法官在审判时要考虑如何判决才能免除日后承担法律责任，则不会有独立的审理和判决，不会有独立的司法。西方国家一般都在本国宪法中确立法官独立的原则。如《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行使职权，只受本法及法律约束”，马克思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法官独立也是国际社会所确认的司法独立的标准。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法官应与其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机关的任何级别组织和等级、官职上的任何差别，都决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判决的权利”。

（二）审判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审判活动是一种法官亲历性的活动，法官作为庭审的“目击者”最有资格对所见所闻作出判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叫法官的自由心证权。

（三）立法对理论有所突破，法官独立思想开始悄发萌芽。《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显然这一规定包含由法院独立向合议制独立、法官独立转化的立法精神，事实上肯定了法官独立原则。

在合议制功能实现过程中，很多现行制度阻碍法官独立原则的实行。为实现法官独立，应废除这些制度。一是废除行政审批制度。副庭长、庭长、分管院长不再对案件质量层层把关，裁判文书层层签发，庭长、分管院长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指导、监督审判业务上来。二是废除副庭长、庭长甚至分管院长的建制，按专业设立刑事、民事、行政法官办公室，法官之间独立、平等地行使审判权，彻底克服审判权运作行政化的“痼疾”。三是废除下级法院法官向上级法院法官请示汇报制度。四是废除岗位交流制度，真正培养专家型法官，使法官的素质达到敢于、能够独立审判的程度。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不审不判，审判经验

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它的职责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但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l审判委员会主要将工作重点置于听取合议庭汇报、研究决定疑难复杂案件，在以强化合议制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审判委员会制度遇到了种种挑战。

（一）审委员制度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所谓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主义，意指法官审判案件应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审理不得以书面方式进行，对被告人也不得缺席审理，法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作为裁判基础。所谓言词原则，指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判决依据。直接言词原则便于法官进行自由心证，而审委员断案仅听取书面汇报显然违背该原则。

（二）审委会制度违背公开审判原则。审委会不开庭、审委员委员不公开，使得裁判文书成为审委会“暗箱操作”的结果，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公信度、透明度降低。

（三）审委会制度无法顾及回避制度。审委会委员不公开，当事人无法知晓审委会委员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因而无法申请回避，这与回避制度的对象是所有参与案件审理、发表处理意见的审判人员形成矛盾，理论上当事人能对审委会委员申请回避，而实际上不可能。

（四）审委会与合议庭职责不清，审委会帮助合议庭定案，加重了合议庭的依赖性，削弱了合议庭的独立性。

（五）审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却破坏了合议庭负责制，形成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可以说审委会定案合议庭就不会独立办案。因此，必须调整审委会的职责范围，取消定案职能，将职能转变为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对于合议庭认为适用不明的作出解释，不能作出解释的逐级请示。

三、重塑错案追究制-追究事由法定化

错案追究制对于合议制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出现错案受到追究而努力提高办案质量，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错案追究制使得法官在如何避免被追究责任上下功夫，由于案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法官被迫寻求免责庇护，审委会定案，院长、庭长把关，请示汇报制度应运而生。在两方面的比较中，后一方面在法官的思想中居于主要地位。一个法官首先是一个人，他不为自己认为公正的裁判而去冒个人风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看来，错案追究制与合议庭独立审判发生矛盾，现在看来错案追究制各方面呼声日高，而合议庭独立审判却是在法院内部裹步不前，在两者的制度价值之间如何取舍？笔者的观点，以合议庭独立审判为主，以错案追究制为辅，构造两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判决豁免是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为：法官对自己的审理和判决活动不负任何责任，法官不因错误判决而受到责任追究，法官除因贪污受贿等法定事由可弹劾外，免遭一切个人不测，如调离法院、调离岗位、罢免惩戒。这一原则的依据在于法院法官不是神，法官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出类拔萃的法律精英和品德高尚的人。公共权力和大众对法官有一种推定的信任感，法官代表了法律的权威，法官适用人类设计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所作出判决是保证错案最少可能发生的制度。如果因为错案追究法官，则必然使司法回到人治的，冤假错案会发生的更多。

（二）错案的适度存在是合理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数字的过程。法官以外的因素：事实的无法还原、法律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当事人举证的不能都会使对判决的衡量不能简单地以正确、错误论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司法判决只能说合理还是不合理，而不能说对还是错。错案的存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则就不致于损害司法权威。而我们一些上级部门、新闻部门动辄对法院进行曝光、对错案进行大肆渲染，对法官说谁办错案谁下岗显然都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司法的权威性重于司法的误差性。西方国家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官不被尊重，国家就会灭亡”可谓见解独到深刻。培根在《论司法》中称“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这经常被引用作为实行错案追究制的理由。然而我们理解上有所偏颇，这句话的本义是批评司法不公，而错案并不能与司法不公划等号。在此笔者想借用贺卫方教授讲学时的一句话：法治的代价来解释错案现象，错案便是实行法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错案标准难以界定，使错案追究制难以实行。我们习惯上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程序撤销原审裁判的案件视为错案，其实并非如此，改判、发回情况非常复杂。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二审法院依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不应当认为一审裁判错误。实践中大量改判发回案件与证据规则不健全，举证时效制度未建立有很大的关系，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只是少数。

（四）错案追究制针对的是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状况，但错案追究制并非治本之策。我们一方面实行错案追究制，一方面却“进口不严”，致使一些人到法院摇身一变，滥竽充数，其中因果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如果我们不改革司法体制、法官制度，消除司法不公的根源，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那么错案追究制仅仅是一种外科手术，错案可能越纠越多，漏洞可能越补越大。

就司法的现状看，还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豁免制，对待错案追究制还是应当予以保留，但是也要予以限制，使其辅助合议制功能发挥。在此从错案界定人手，对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关于错案的标准，有的学者概括为四要件：（一）主体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二）主观上具有严重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三）法官在主观过错的驱使下实施了违法违纪行为；（四）判决、裁定有重大错误并与违法违纪行为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严重过错尚需进一步界定，实践中可参照最高法院《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执行，违法违纪行为应限定为徇私枉法行为和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显然不能认定为错案，对于违法行为与裁判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即是否发生错案，则不追究法官的行政责任，这是程序正义、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

四、维护合议制的权威-改良再审程序

司法具有终极性，即司法的裁决具有终局的效力，法院的生效判决或终审判决一经作出，就不能任意重新启动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或撤销该判决。司法的终极性造就了司法的权威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说“终审权就意味着我的判决永远是正确的。我之所以享有终审权不是因为我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享有终审权”，一语道出了终审权的重要性。比照我国的再审制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再审制度完全没有考虑司法的终极性、权威性，这个制度在理论依据、法律依据等方面均经不住推敲。

（一）我国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事实求是是个术语，在法律上翻译为以事实为根据。这里的事实是客观事实，绝对真实。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人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法院的裁判过程是一个法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封闭的，是有时限性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某一个时空内是受主观能力、客观条件限制的，我们不能想象所有的案件等待事实真相大白之后再去裁判，所以客观真实的标准是一种理想。法院的审理过程是一种对事实的模拟过程，法院通过形式上的证据来推断过去发生的事实，这种事实不一定与客观真实相吻合。所以，以实事求是为理论指导没有考虑司法权运作的特殊，对审判工作而言是一种误导。关于有错必纠原则的错误也是以客观真实为标准而没有区分错误的原因，正确具有相对性，它是有限定条件的，不能以将来的证据、新证据、新的法律来否定过去的判决。

（二）再审程序的启动体现了法院超权主义的干预，其本意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往往违背当事人处分原则，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一个错误的判决，如果当事人尚可接受，不愿提起再审，则视为当事人对申请再审权的放弃；如果强行提起再审程序，则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实为多此一举。特别是检察院抗诉已把再审制度推到极致，为了抗诉而抗诉，完全违背了民诉法的立法宗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