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制度范文10篇

审判制度范文篇1

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也是诉讼活动的重要法定原则。审判活动依法公开进行，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各项审判活动中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范审判活动，是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直接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法院执法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公开完善的涵义、内容出发，在分析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公开审判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之上，以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依据和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开完善制度中不足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公开审判；法治；司法公正；司法透明

公开审判，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之一，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封建主义社会的纠问式诉讼中，法庭不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审讯一般都不公开进行，判决主要以审讯被告人的书面记录或被告人的供词为依据，是封建专制集权在诉讼中的表现，诉讼的民主性遭到严重的破坏遇践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积极对封建纠问式诉讼进行了改造，建立了新的诉讼制度。而公开审判，就是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原则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更为民主化，其是民主国家原则在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开审判的涵义及主要内容

公开审判，指的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向社会公开，允许人民群众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以外，一律公开进行。”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我国民事诉讼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私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公开审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可见，我国对于公开审判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以及基本法予以了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于诉讼民主性、公开性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公开审判与司法裁判活动公开性、透明性的内在属性十相一致的，将案件的审判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助于实现对审判权的制约，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质量，从而实现审判的公正。公开审判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其一是整个法庭裁判过程的公开，即控辩双方争议的战士，政局的提出、双方的辩论等具体环节应予以公开。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其二是法院结论的公开。基施工中获取法院最后解决争端的意见。其三是向当事人公开，即

法庭审判必须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下才能进行，特别是对于证据的调查、采纳活动等一系列实质性的诉讼活动，当事人必须参加。其四，应当向社会公开要求法院不得将旁听审判的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应当允许当地的公民、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允许新闻媒体记者在场予以报道等等。可见，获得公开审判不仅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社会公众的一项民主权利。因此，法庭深深犁一般应采取口头和公开的形式，法院有义务将公开审判的时间和地点预先公布于众，而且要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原则军进行了一定的贯彻落实，体现了我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我国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虽然我所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予以了极大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比如有的地方对于18岁以上公民只要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旁听，有的法院添置了电子荧屏等等。但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公开审判制度上，仍然存有一些方面的投降，是我国现行的公开审判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而非实质性的公开，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有以下诸多方面的缺陷。

（一）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为一种半公开状态.其主要指的是合议庭评议部对外公开.合议庭评议的秘密进行,这确实有助于减少法官在评议案件时的心理负担,对法官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这也与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有关,与私法拳手行政权一级党委等的干涉有关.但是,半公开的审判,很容易胆汁司法专横.法官虽然是一个理性和法律的化身,但是其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企业有利益取向,企业有偏好.,而且目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就更加容易导致其在进行秘密评议活动肆意进行,尤其是在行政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暗箱操作”就完全具备了现实的条件.因此，判决并没有依据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采纲人的证据而形成判决结果的现象在实践中屡有出现。可见，形式上公开的审判最终极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不公正。

（二）许多法院进行“庭后问卷”，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七叔腰肢许多法院在庭审以后，要求检察机关将全案卷宗移交法院，然后进行的阅卷工作。此种行为严重分割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听后问卷制约建房提交的控诉材料，还包括

许多未经法院质证确认的证据，再加上我国各级法院在宣判多采用定期宣判，而很少采用当庭宣判，这就为法院庭后问卷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时间，因此在形成判决时，首检方提交卷宗材料的影响，并没有依据法庭审理情况或根本就忽视法庭审理就能够得出一份判决结果。可见，庭后阅卷不仅分割了辩护方的利益还是的公开审判制度流于形式。

（三）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公开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分割。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听审理并且平以后，应当做出判决，但其有规定了对那些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可以由合议庭提请法院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议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析第114条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作了一个界定，即拟判处死刑的、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以及其它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可见除了前几类案件外，最后一类是灵活性的规定，而法院内部的管理有待由行政化的色彩，因此审判委员会往往由法院院长来着急，讨论和决定的案件就会突破告发解释的范围。另外，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使得一些法挂白玉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外界干预较多的案件时，就会将这种风险转移到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成员由于不参加法庭审理过程，而是通过听取汇报、进行秘密讨论和集体表决方式做出表决。可见，其不是基于直接言辞原则、集中审理原则的基础而作出判决，这样的话，之前法庭审理上的公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四）审判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不够。这主要包括因为客观上的原因和主观上的原因而导致向社会公开的程度不高。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指现在还有一些法院特别是一些基层法院的场地非常简陋和狭小，根本没有能力让众多的公民、媒体参与旁听。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指的是一些法院对于一些本影公开的安家呢如雨已公开，有的可能是受了其它罂粟的影响，比如党政干涉，有的则是自作主张。有一些公开审理的案件，可能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但有可能作的全是身着便衣的公安、检察官和法官，这样通过限制旁听人员的资格来达到其目的，这些都损害了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

三、实行公开审判制度的依据和意义

（一）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当然享有对司法工作了解和监督的权利。这种了解和监督表现在人民不仅有权了解合议庭多数成员的意见，也只有权了解少数成员的不同意见；不仅有权对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的审判组织集体进行监督，也有权对每一名审判人员进行监督，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是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以权利监督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

（二）彻底的公开审判符合法官的独立性特点。长期以来，我国所强调的审判独立仅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的压力和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这大概与我国倡导民主集中和集体负责而对个人化倾向满腹狐疑的传统有关。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法官的活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在英国，每一名法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单独的个性和声望，他们被看作并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即使当他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也有权利并且确实经常作出自己的评判，这种评判是以个人名义作出的，而非代表法院的判决。在将来作为判例引用时，也要以作出判决的法官的名义被引用.在美国，法官的独立性更强。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此乃他们应有职责。”第3条规定，“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1993年9月14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所通过的《审判独立声明》（草案）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可见，强调法官的审判独立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及确定判决结果时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但法官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权作出自己的评判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

（三）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克服我国司法行政化的倾向。长期以来，

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将每一名法官都纳入一个行政等级体系之中，普通法官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领导说了算，院长、庭长的拍板定案，公开审理、合议庭评议走形式的现象。如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合议庭评议意见、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成员都是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有权根据自己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作出评判，即使身为院长、庭长也只能通过参加庭审，在合议庭评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时行使属于自己的一份发言权和表决权，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行使权力，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定后审、审与判脱钩、领导批条子和个人说了算等现象。

（四）彻底的公开审判为我国错案追究制的实施提供了保障。错案追究制在我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法院试行起，到现在已运行多年，但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缺乏审判组织基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我国庭审通常实行合议制，重大疑难案件还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合议庭执行，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必然导致实行错案追究制时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时，责任主体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还是仅仅持多数意见者？在事后证明恰恰是少数意见正确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由合议庭执行的案件，责任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还是合议庭承担？等等。实践当中，往往导致事实谁也不会负责，难以划分责任的明确界限，即使是明确了具体责任人也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难以具体落实。而如果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庭评议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每一位成员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为错案追究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利于通过当事人、社会的监督促进错案追究制的落实。

（五）彻底的审判公开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讼，解决纠纷。有人会怀疑，公开少数意见会增强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感，其实，人民法院客观全面地将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使败诉方知道自己的主张毕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肯定，而多数人不支持，为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创造了一种客观性氛围，恰恰能够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判决，服判息讼，反而提高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感。

（六）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提高审判人员的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过于由于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且秘密进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些审判人员不负责任、随大流的现象，审判长和院长拍板定案的现象，而彻底的公开审判要求每一位合议庭成员或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要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意见，而对案件的评判又是一项对审判人员各方面能力综合考察的工作，“怕出丑”、“怕露馅”的心理必然促使其努力提高审判能力，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

（七）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有利于预防和清除司法腐败现象。司法腐败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打着“公开审判”的幌子，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黑箱操作”，或将公开审判变成一种表面上激烈，热闹的“话剧表演”，导致程序的“空洞化”和“形式化”。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定了审判活动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有效的制度、监督机制，从而能在根本上堵塞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使其失去生存的环境。

四、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制度之建议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制度是一种半公开，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现行的许多制度及规定制约了我国审判公开的程度及范围。笔者认为，审判公开应该达到一种彻底的公开，一种实质上的公开程度。为此，我国现行的许多做法就有改革晚上之必要，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原则的构想：

（一）裁判结论兴许哦城、理由和根据的公开。

司法腐朽和司法不公平不仅仅存在法院进行调查听话的“庭审”过程之中。合议庭秘密的进行评议，尤其必要性，其不仅可以保证裁判者无所顾虑的根据法庭审理情况而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及理由，而又可防止控辨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施加理性的影响。因此，合议庭评议秘密进行应加以保证。但是，对于裁判者秘密评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肆意行为以及其它可能导致裁判结论的形成不依据法庭审理情况的行为如何制约，从而制约裁判者滥用裁判权或枉法裁判现象，我们必须要对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理由和根据予以公开。法院裁决过程的公开可以通过法院的裁判文书来实现。现行的裁判文书制作过于简单，缺少必要的推理和考量根据。因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并有针对性地阐释裁判的理由及根据，使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对于裁判的形式由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以约束法官评判证据的不当裁量。这样，才能让旁听过法庭审理的公众知道裁判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依据是什么，从而真正达到司法裁判过程的透明化以及彻底公开化。

（二）限制检察机关庭后移送案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定期宣判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庭审以后法院要求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均予以移送，其中包括法庭审判中没有经过执政的和辩论的证据材料，这样极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法院移送的控诉材料而不庭审中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庭后移送的案卷材料应当限定在法庭审判中经过双方质证以及辩论过的材料之内，这样能有效防止“突袭性裁判”以及保证边防的权益从而实现审判的真正公开。

对于定期宣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适用期宣判的情形。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采用定期宣判，采用当宣判的案件往往是一些案情简单，证据又确实充分且当事人之间并无多大意义的案件。采用定期宣判的方式，给法院后问卷以及一些法外因宿营先干间的情形，甚至“暗箱操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充分的时间，这样就可能使裁判结论在并没有针对法庭审理中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得出，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因此，应当严格明确界定定期宣判的情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论基于法庭之上的直接、言辞以及集中的原则而形成，只审判达到实质上的公开。

（三）取消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它已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审判委员会保留了对大连干间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权利，合议庭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裁判权，“审理与裁判相分离”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实在控边双方无法参与、社会公众不能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即使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于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不一致，合议庭一般也必须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了合议庭审而不判，而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为了保证公开不流于形式，取消审判委员会势在必行。取消审判委员会，而又承办的法官直接处理案件，能一定程度的激活法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并严格的要求自己，对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案件审判审判的质量，甚而对于剔除司法腐败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四）法院应为审会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必要的保证

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的保证，应当首先改善人民法院的客观物质条件，因为许多法院的硬件不具备任何案件的公开审理，如场地的扩建，器材的添置等等。其次，应当为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应当足够的程序上的保证。目前社会公众去法院旁听应当事先申请“旁听证”，其实震中带有审批性质的活动，会使法院有意无意的控制旁听者的范围，从而不利于审判向所有社会公众的公开。因此，笔者建议取消旁听证申请程序，而应在审判时，只要旁听者出事合法有效的身份证、记者真、工作证等证实其身份之时，均应允许其参与旁听。另外，在每次法庭审理开始前向社会公告的问题，现在法院公告都带有一种形式化的趋向，非常不便与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情况，所以对一告，应保证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都知晓法院将要进行的审判活动而决定是否去旁听，如通过当地的电视台、报纸、广播等媒体予以公告。

（五）努力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

法官在司法系统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其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策作用；因此，对法官的人员素质要求应高于对其他司不才执法人员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的素质不过硬而导致公开审判制度受到侵蚀而最终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近年来我国审判队伍不断壮大，法官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许多政法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充实司法队伍的新生力量，但就整体而言，法官的素质仍然不够高。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一方面要霸主入门管，我国应建立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参考人员必须有法律专业装可以上文凭或其他专业本科文凭以上才能参与考试要保证优秀的人才来当法官；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加强法官的教育培养，使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审判公开的成都市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志，其实现代诉讼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公开审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裁判结论的公正，将审判活动暴露与社会之中，使社会公众根据社会公德之共识，对审判做出社会评价，进而让审判人员有一种职业道德自我约束机制，从最大限度上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为了体现司法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要求，我们应当从改革完善有机制中的诸多缺陷出发，构件一种先进的、民主的体制，从而保障审判的彻底公开、实质公开。

参考文献资料：

[1]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5.

[2][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0

[3]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87.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共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87.

审判制度范文篇2

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也是诉讼活动的重要法定原则。审判活动依法公开进行，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各项审判活动中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范审判活动，是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直接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法院执法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公开完善的涵义、内容出发，在分析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公开审判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之上，以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依据和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开完善制度中不足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公开审判；法治；司法公正；司法透明

公开审判，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之一，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封建主义社会的纠问式诉讼中，法庭不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审讯一般都不公开进行，判决主要以审讯被告人的书面记录或被告人的供词为依据，是封建专制集权在诉讼中的表现，诉讼的民主性遭到严重的破坏遇践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积极对封建纠问式诉讼进行了改造，建立了新的诉讼制度。而公开审判，就是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原则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更为民主化，其是民主国家原则在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开审判的涵义及主要内容

公开审判，指的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向社会公开，允许人民群众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以外，一律公开进行。”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我国民事诉讼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私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公开审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可见，我国对于公开审判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以及基本法予以了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于诉讼民主性、公开性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公开审判与司法裁判活动公开性、透明性的内在属性十相一致的，将案件的审判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助于实现对审判权的制约，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质量，从而实现审判的公正。公开审判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其一是整个法庭裁判过程的公开，即控辩双方争议的战士，政局的提出、双方的辩论等具体环节应予以公开。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其二是法院结论的公开。基施工中获取法院最后解决争端的意见。其三是向当事人公开，即法庭审判必须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下才能进行，特别是对于证据的调查、采纳活动等一系列实质性的诉讼活动，当事人必须参加。其四，应当向社会公开要求法院不得将旁听审判的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应当允许当地的公民、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允许新闻媒体记者在场予以报道等等。可见，获得公开审判不仅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社会公众的一项民主权利。因此，法庭深深犁一般应采取口头和公开的形式，法院有义务将公开审判的时间和地点预先公布于众，而且要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原则军进行了一定的贯彻落实，体现了我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我国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虽然我所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予以了极大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比如有的地方对于18岁以上公民只要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旁听，有的法院添置了电子荧屏等等。但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公开审判制度上，仍然存有一些方面的投降，是我国现行的公开审判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而非实质性的公开，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有以下诸多方面的缺陷。

（一）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为一种半公开状态.其主要指的是合议庭评议部对外公开.合议庭评议的秘密进行,这确实有助于减少法官在评议案件时的心理负担,对法官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这也与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有关,与私法拳手行政权一级党委等的干涉有关.但是,半公开的审判,很容易胆汁司法专横.法官虽然是一个理性和法律的化身,但是其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企业有利益取向,企业有偏好.,而且目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就更加容易导致其在进行秘密评议活动肆意进行,尤其是在行政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暗箱操作”就完全具备了现实的条件.因此，判决并没有依据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采纲人的证据而形成判决结果的现象在实践中屡有出现。可见，形式上公开的审判最终极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不公正。

（二）许多法院进行“庭后问卷”，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七叔腰肢许多法院在庭审以后，要求检察机关将全案卷宗移交法院，然后进行的阅卷工作。此种行为严重分割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听后问卷制约建房提交的控诉材料，还包括许多未经法院质证确认的证据，再加上我国各级法院在宣判多采用定期宣判，而很少采用当庭宣判，这就为法院庭后问卷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时间，因此在形成判决时，首检方提交卷宗材料的影响，并没有依据法庭审理情况或根本就忽视法庭审理就能够得出一份判决结果。可见，庭后阅卷不仅分割了辩护方的利益还是的公开审判制度流于形式。

（三）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公开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分割。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听审理并且平以后，应当做出判决，但其有规定了对那些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可以由合议庭提请法院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议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析第114条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作了一个界定，即拟判处死刑的、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以及其它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可见除了前几类案件外，最后一类是灵活性的规定，而法院内部的管理有待由行政化的色彩，因此审判委员会往往由法院院长来着急，讨论和决定的案件就会突破告发解释的范围。另外，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使得一些法挂白玉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外界干预较多的案件时，就会将这种风险转移到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成员由于不参加法庭审理过程，而是通过听取汇报、进行秘密讨论和集体表决方式做出表决。可见，其不是基于直接言辞原则、集中审理原则的基础而作出判决，这样的话，之前法庭审理上的公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四）审判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不够。这主要包括因为客观上的原因和主观上的原因而导致向社会公开的程度不高。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指现在还有一些法院特别是一些基层法院的场地非常简陋和狭小，根本没有能力让众多的公民、媒体参与旁听。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指的是一些法院对于一些本影公开的安家呢如雨已公开，有的可能是受了其它罂粟的影响，比如党政干涉，有的则是自作主张。有一些公开审理的案件，可能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但有可能作的全是身着便衣的公安、检察官和法官，这样通过限制旁听人员的资格来达到其目的，这些都损害了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

三、实行公开审判制度的依据和意义

（一）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当然享有对司法工作了解和监督的权利。这种了解和监督表现在人民不仅有权了解合议庭多数成员的意见，也只有权了解少数成员的不同意见；不仅有权对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的审判组织集体进行监督，也有权对每一名审判人员进行监督，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是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以权利监督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

（二）彻底的公开审判符合法官的独立性特点。长期以来，我国所强调的审判独立仅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的压力和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这大概与我国倡导民主集中和集体负责而对个人化倾向满腹狐疑的传统有关。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法官的活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在英国，每一名法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单独的个性和声望，他们被看作并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即使当他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也有权利并且确实经常作出自己的评判，这种评判是以个人名义作出的，而非代表法院的判决。在将来作为判例引用时，也要以作出判决的法官的名义被引用.在美国，法官的独立性更强。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此乃他们应有职责。”第3条规定，“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1993年9月14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所通过的《审判独立声明》（草案）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可见，强调法官的审判独立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及确定判决结果时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但法官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权作出自己的评判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

（三）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克服我国司法行政化的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将每一名法官都纳入一个行政等级体系之中，普通法官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领导说了算，院长、庭长的拍板定案，公开审理、合议庭评议走形式的现象。如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合议庭评议意见、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成员都是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有权根据自己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作出评判，即使身为院长、庭长也只能通过参加庭审，在合议庭评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时行使属于自己的一份发言权和表决权，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行使权力，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定后审、审与判脱钩、领导批条子和个人说了算等现象。

（四）彻底的公开审判为我国错案追究制的实施提供了保障。错案追究制在我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法院试行起，到现在已运行多年，但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缺乏审判组织基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我国庭审通常实行合议制，重大疑难案件还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合议庭执行，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必然导致实行错案追究制时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时，责任主体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还是仅仅持多数意见者？在事后证明恰恰是少数意见正确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由合议庭执行的案件，责任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还是合议庭承担？等等。实践当中，往往导致事实谁也不会负责，难以划分责任的明确界限，即使是明确了具体责任人也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难以具体落实。而如果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庭评议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每一位成员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为错案追究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利于通过当事人、社会的监督促进错案追究制的落实。

（五）彻底的审判公开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讼，解决纠纷。有人会怀疑，公开少数意见会增强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感，其实，人民法院客观全面地将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使败诉方知道自己的主张毕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肯定，而多数人不支持，为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创造了一种客观性氛围，恰恰能够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判决，服判息讼，反而提高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感。

（六）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提高审判人员的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过于由于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且秘密进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些审判人员不负责任、随大流的现象，审判长和院长拍板定案的现象，而彻底的公开审判要求每一位合议庭成员或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要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意见，而对案件的评判又是一项对审判人员各方面能力综合考察的工作，“怕出丑”、“怕露馅”的心理必然促使其努力提高审判能力，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

（七）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有利于预防和清除司法腐败现象。司法腐败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打着“公开审判”的幌子，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黑箱操作”，或将公开审判变成一种表面上激烈，热闹的“话剧表演”，导致程序的“空洞化”和“形式化”。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定了审判活动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有效的制度、监督机制，从而能在根本上堵塞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使其失去生存的环境。

四、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制度之建议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制度是一种半公开，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现行的许多制度及规定制约了我国审判公开的程度及范围。笔者认为，审判公开应该达到一种彻底的公开，一种实质上的公开程度。为此，我国现行的许多做法就有改革晚上之必要，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原则的构想：

（一）裁判结论兴许哦城、理由和根据的公开。

司法腐朽和司法不公平不仅仅存在法院进行调查听话的“庭审”过程之中。合议庭秘密的进行评议，尤其必要性，其不仅可以保证裁判者无所顾虑的根据法庭审理情况而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及理由，而又可防止控辨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施加理性的影响。因此，合议庭评议秘密进行应加以保证。但是，对于裁判者秘密评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肆意行为以及其它可能导致裁判结论的形成不依据法庭审理情况的行为如何制约，从而制约裁判者滥用裁判权或枉法裁判现象，我们必须要对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理由和根据予以公开。法院裁决过程的公开可以通过法院的裁判文书来实现。现行的裁判文书制作过于简单，缺少必要的推理和考量根据。因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并有针对性地阐释裁判的理由及根据，使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对于裁判的形式由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以约束法官评判证据的不当裁量。这样，才能让旁听过法庭审理的公众知道裁判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依据是什么，从而真正达到司法裁判过程的透明化以及彻底公开化。

（二）限制检察机关庭后移送案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定期宣判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庭审以后法院要求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均予以移送，其中包括法庭审判中没有经过执政的和辩论的证据材料，这样极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法院移送的控诉材料而不庭审中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庭后移送的案卷材料应当限定在法庭审判中经过双方质证以及辩论过的材料之内，这样能有效防止“突袭性裁判”以及保证边防的权益从而实现审判的真正公开。

对于定期宣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适用期宣判的情形。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采用定期宣判，采用当宣判的案件往往是一些案情简单，证据又确实充分且当事人之间并无多大意义的案件。采用定期宣判的方式，给法院后问卷以及一些法外因宿营先干间的情形，甚至“暗箱操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充分的时间，这样就可能使裁判结论在并没有针对法庭审理中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得出，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因此，应当严格明确界定定期宣判的情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论基于法庭之上的直接、言辞以及集中的原则而形成，只审判达到实质上的公开。

（三）取消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它已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审判委员会保留了对大连干间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权利，合议庭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裁判权，“审理与裁判相分离”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实在控边双方无法参与、社会公众不能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即使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于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不一致，合议庭一般也必须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了合议庭审而不判，而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为了保证公开不流于形式，取消审判委员会势在必行。取消审判委员会，而又承办的法官直接处理案件，能一定程度的激活法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并严格的要求自己，对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案件审判审判的质量，甚而对于剔除司法腐败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四）法院应为审会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必要的保证

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的保证，应当首先改善人民法院的客观物质条件，因为许多法院的硬件不具备任何案件的公开审理，如场地的扩建，器材的添置等等。其次，应当为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应当足够的程序上的保证。目前社会公众去法院旁听应当事先申请“旁听证”，其实震中带有审批性质的活动，会使法院有意无意的控制旁听者的范围，从而不利于审判向所有社会公众的公开。因此，笔者建议取消旁听证申请程序，而应在审判时，只要旁听者出事合法有效的身份证、记者真、工作证等证实其身份之时，均应允许其参与旁听。另外，在每次法庭审理开始前向社会公告的问题，现在法院公告都带有一种形式化的趋向，非常不便与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情况，所以对一告，应保证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都知晓法院将要进行的审判活动而决定是否去旁听，如通过当地的电视台、报纸、广播等媒体予以公告。

（五）努力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

法官在司法系统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其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策作用；因此，对法官的人员素质要求应高于对其他司不才执法人员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的素质不过硬而导致公开审判制度受到侵蚀而最终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近年来我国审判队伍不断壮大，法官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许多政法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充实司法队伍的新生力量，但就整体而言，法官的素质仍然不够高。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一方面要霸主入门管，我国应建立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参考人员必须有法律专业装可以上文凭或其他专业本科文凭以上才能参与考试要保证优秀的人才来当法官；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加强法官的教育培养，使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审判公开的成都市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志，其实现代诉讼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公开审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裁判结论的公正，将审判活动暴露与社会之中，使社会公众根据社会公德之共识，对审判做出社会评价，进而让审判人员有一种职业道德自我约束机制，从最大限度上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为了体现司法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要求，我们应当从改革完善有机制中的诸多缺陷出发，构件一种先进的、民主的体制，从而保障审判的彻底公开、实质公开。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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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共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87.

审判制度范文篇3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审判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行政法院

1989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审判制度进行规范并沿用至今，多年来，在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及敦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中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以来，市场在资源体系中的配置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诉讼在化解社会矛盾效力明显下降，导致一些的“信访”情况产生，对于社会安全及稳定产生影响。民间一些“不信法信访”的现象，表明沿用至今的《行政诉讼法》其权威性和适用性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而从正常情况来看，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人民应当对法律的公正公平存在信任，存在畏惧之心，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但遇事首先想到信访及曝光，说明对于国内审判制度存在修改空间。基于此背景，必须要建立健全新的行政法律体系，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普适性。

一、我国行政审判制度问题

一是审判权威问题。国内相关权威机构就法院行政诉讼能力进行调研，数据显示，27.14%选择完全具备处理问题的权威与能力；14.37%选择基本具备，而58.49%选择不相信法院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水平，说明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能力存在较大质疑，而一些行政机关的特权意识当中，也没有重视法院权威。分析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律对维护法庭秩序的权威性没有显示出现，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对行政机关的干预行为没有很好的制约，同一件案子往往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在法律上没有对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进行明确，现行法律条款缺乏硬性规定。二是审判独立重构及制度保障问题。从国内现行审判体系来看，法院审判行为往往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制约，虽然国家提出“独立审判”概念，但却没有体现在实践当中。纵观国内外审判体系，只有审判独立才能够保障法官有效行使其审判权，法官独立审判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认可的制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法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仍然没有实行法官独立，这也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例如，承审的法官不具有断案的权利、断案人员在案例审理的过程中不能参与、法院的开庭审理更加注重形式等，从而造成审判职能受到行政管理的干预。要想实现审判独立，就需要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即法官的职位、生活以及任职资格等多方面的保障。三是司法地方化问题严重与行政诉讼执行难的问题。其中司法地方化主要体现在：

（1）机构设置方面。在法院的机构设置上，通常按区域设置，地方行政直接领导司法机关；

（2）法官任免方面。我国的宪法以及现行法官法中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大负责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免工作，一般法官的任免则由本级权力机构负责，在这项工作当中地方党委的作用尤为重要，这样的任免方式也使许多法官将自己定位于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法官；

（3）经费来源方面。地方财政为地方法院提供经费，而经费的多寡也直接影响着办公环境以及法官福利等问题，这也是影响法院判案中立性的重要问题。关于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是法院判案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突出体现在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败诉的案件当中。被执行机关在这一问题当中占决定性因素，当然也不能排除执行机关的责任，例如当出现被执行机关不具备履行能力时，执行机关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司法的地方化问题严重，如果司法权不能达到统一，就难以产生对各级地方行政权力的约束作用。四是法官官僚化与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法官官僚化主要原因是法官的社会地位较高，导致一部分法官服务人民的意识淡化，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的现象出现。同时法官的工资收入还要受行政级别的影响，不同级别的法官会有不同的称谓，如处级、厅级以及部级等。司法行政化可以分为司法的内部行政化与外部行政化。其中内部行政化一般指法院的内部活动以及管理形式具有较强的行政化特点。通常表现在：一法院的工作方式行政化。所以能否主动的发现并处理案件通常被视为评判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虽然司法的本质特征是被动性司法，但在实际诉讼当中，法院仍然要积极地寻找案件。《行政诉讼法》也对此加以肯定。二是法院上下级关系行政化。其实法院无所谓上下级之分，每一个级别的法院都应该是相对独立的，都需要遵守法律来履行职责。最后是各级法院人事管理的行政化。外部行政化则是指法院在日常的运行过程当中还要受各级行政部门的影响。我国的法院要接受同级政府、党委的约束，法院要承担较多与司法不相干的任务与工作，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将为当地政府服务视为自身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

二、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完善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制度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还需要不断的改进与完善。回顾多年来的行政审判工作，总结审判经验，要想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审判制度，弥补当前司法体制的不足，我国各级法院主要应做好下列几方面的工作，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行政权，有效提高法院的地位，树立法院在社会上的权威形象，弥补当前司法行政化与地方化的一些问题，有效确保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形成。中国行政法院的制度设计应做到：构建行政法院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行政法院应提高法院地位、树立法院权威,应克服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弊病,应保障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独立。行政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原法院行使的行政审判职能全部转由行政法院行使，审理和判决行政案件，原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外的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法院均有管辖权。

（1）建立科学的庭审程序。当前，我国各地方法院的庭审程序仍然不够规范，因此要努力规范庭审程序以保证当事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要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为当事人表达诉讼主张创造条件；以此来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庭审程序的不断完善与规范，可以有效避免超职审判的现象，最大限度的发挥不当事双方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利于克服审判过程中一些不良现象，大大降低超审限案件的比例。

（2）注重证据。在行政案件的审理当中要格外重视以事实为依据，切实加强证据的规则。做好证据的审查工作是规范审判程序的主要内容，法院要允许并保护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同时注重合议庭对证据的认证工作。目前，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出台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解释，但仍然不够完善与具体，对于行政审判中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因此全面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与公正性，能够有效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的权利。我国各级法院要全面总结行政案件审判的经验，制定出一整套规范的诉讼举证、质证以及认证的规则。

（3）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帮助行政法官搜集相关证据是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合法性审查也是司法审查的本质内容。当前，我国的法律规则仍然存在较多的漏洞，所以规范行政审判程序能够有效规避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减少审判工作中的各种失误。总的来说，要想迅速有效的处理好行政案件，就要有效完善法律适用的规则，使之日益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结合我国《宪法》《行政处罚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来制定我国行政法院的规范，能够帮助法官正确判断法律规范的适用性，正确裁决或解释法律问题，使各级法院的法官更加清楚的理解法律规则，避免误解、曲解法律规范的问题出现。

（4）明确合议庭职责。作为行政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庭能够有效保障法庭的审判质量，切实加强审判效率，要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责，使其在疑难、复杂、重大中扮演重要的指导作用。

审判制度范文篇5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的审判制度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亟需改革和完善，目的是确保严格执法，消除司法腐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本文拟从几个角度讨论审判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措施及可能性。

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就是确保严格执法，消除司法腐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当前国内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将法庭的整个审判活动置于当事人及群众的监督之下，放权给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法官独立，即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来自法院外部的干涉和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法官独立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和基石，目前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

如何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审判制度，以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进一步落实独立审判原则，改革法院体制和人、财管理模式

要在我国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机制，这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精简法官，对现有法官进行分流。采取考核的办法，择优录取部分业务能力强，素质较高的法官继续担任法官，建立名符其实的法官队伍。

2.建立科学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司法考试已经切断了书记员直通法官的通道，但多数法院对书记员的管理仍是维持现状，法官多书记员少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书记员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而是分配到各审判庭，只负责所在审判庭的书记员工作。由于书记员少，有的审判庭根本没有书记员，法官仍然要担任书记员的工作。因此，应建立科学的书记员管理体制。设立一个管理书记员的机构，将书记员相对集中管理，但并不集中办公，而是将书记员相对固定为某一审判庭服务，如遇其他审判庭书记员人手不够，则由书记员管理机构根据各审判庭的工作需求统一调配。

3.简化法院司法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现在每个法院都设有相似的行政机构，且数量较多，在高级法院甚至比审判机构多，级别与审判机构同级，有的甚至高半级，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审判机构和法官的中心地位。因此，应围绕着服务于审判工作为标准改组现有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在法院内部建立统一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统管法院的所有行政事务，并给每位法官配备专职助手。

4.建立单独的执行员管理体制。现在的执行员和审判员的地位和待遇是同等的，管理也是与审判员混合在一起，所有的执行员都被任命为法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执行，这就排除了法官搞执行的权力和义务。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执行员不是法官，而现在的执行员都是双重身份，这是不合法的。因此，确有必要建立执行员管理体制，将执行员从法官队伍中分离出来，使执行员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5.使法院的经费与地方财政分离，各级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预算或者由中央规定标准在地方财政中实行单列。目前体制最大弊端是采用地方经费包干的作法，导致法院在经费上过多地依赖于地方。要做到司法公正，应地方法院经费独立于地方政府，必然使法院真正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斩断地方保护主义滋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6.改革审判委员会，取消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决定权。审判委员会不参加开庭，而是由合议庭向其汇报，由其讨论并决定案件如何判决，是合法的“暗箱操作”。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判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这种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对我国审判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具有行政色彩的组织形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审判委员会对个案有决定权，对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一方面阻碍了法官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又成了法官逃避责任的避风港。由审判委员会来讨论决定案件，造成有的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并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庭审理活动中，而是放在找关系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官独立，加剧了司法腐败的形成。因此，取消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决定权已势在必行。应将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转移到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上去。

通过上述改革，使以法官和审判工作为中心的体制得以实现。其他工作应围绕着法官和审判工作服务。只有明确分工，这样才能提高司法效率。

二、真正做到公开审判，确保司法公正

笔者就公开审判制度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1.实行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办案人员在审判公开中的违法行为要确立违法制裁制度。制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制裁，即对于在审判公开中违反法律相关规定的，对于应当公开的事项不公开，或者对于不应公开的事项予以非法公开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对其处以相应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处罚。二是程序性制裁，即对于违反公开审判的有关规定而认定的证据或者其他诉讼结果，应当重新认定。

2.建议公开审理的案卷向社会公开。三大诉讼法都规定，除依法不能公开的以外，都应当公开审理。也就是说案件在公开审理的过程中，所有的证据和事实应当向公众公开，因此案卷已没有保密的必要。允许民众查阅，有利于加强对司法的民主监督。

3.裁判书必须公开。通过裁判书的公开，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文书的质量做出评论，更有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不同法院对事实大体相同的案件做出大体相同的裁判，从而保证法律可预见性的实现和统一遵守。

三、弱化庭前和庭后活动，强化庭审功能

笔者认为，强化庭审功能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强化庭审功能要求在案件正式审理开始之前，法官应尽可能避免与案件材料接触，更不能与当事人及其人接触，以免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产生偏见。法官只对当事人所提出的事实真伪进行审查和取舍，法官不能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裁判所依据的事实必须经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否则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请示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办案过程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作法。但是这种制度实际上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使一、二审的意见合一，侵害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同时这种制度延长了诉讼时间，增加了诉讼成本。应修正请示制度，强化庭审功能，由审理案件的法院直接做出裁判。

综上所述，如果能够逐步改革和完善当今的审判制度，必将使我国的审判制度迈上一个新台阶，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祝铭山.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

[2]赵晓敏.谈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3]贾国斌.关于对审判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审判制度范文篇6

公开审判制度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也是诉讼活动的重要法定原则。审判活动依法公开进行，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各项审判活动中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范审判活动，是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直接地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和法院执法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从公开完善的涵义、内容出发，在分析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公开审判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之上，以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依据和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开完善制度中不足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公开审判；法治；司法公正；司法透明

公开审判，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之一，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封建主义社会的纠问式诉讼中，法庭不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审讯一般都不公开进行，判决主要以审讯被告人的书面记录或被告人的供词为依据，是封建专制集权在诉讼中的表现，诉讼的民主性遭到严重的破坏遇践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积极对封建纠问式诉讼进行了改造，建立了新的诉讼制度。而公开审判，就是确立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原则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更为民主化，其是民主国家原则在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开审判的涵义及主要内容

公开审判，指的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应当向社会公开，允许人民群众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以外，一律公开进行。”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我国民事诉讼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私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公开审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公开审判制度。”可见，我国对于公开审判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以及基本法予以了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于诉讼民主性、公开性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公开审判与司法裁判活动公开性、透明性的内在属性十相一致的，将案件的审判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助于实现对审判权的制约，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质量，从而实现审判的公正。公开审判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其一是整个法庭裁判过程的公开，即控辩双方争议的战士，政局的提出、双方的辩论等具体环节应予以公开。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其二是法院结论的公开。基施工中获取法院最后解决争端的意见。其三是向当事人公开，即

法庭审判必须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下才能进行，特别是对于证据的调查、采纳活动等一系列实质性的诉讼活动，当事人必须参加。其四，应当向社会公开要求法院不得将旁听审判的人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应当允许当地的公民、国内其他地方的人以及允许新闻媒体记者在场予以报道等等。可见，获得公开审判不仅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社会公众的一项民主权利。因此，法庭深深犁一般应采取口头和公开的形式，法院有义务将公开审判的时间和地点预先公布于众，而且要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的便利。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原则军进行了一定的贯彻落实，体现了我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我国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虽然我所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公开审判予以了极大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比如有的地方对于18岁以上公民只要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旁听，有的法院添置了电子荧屏等等。但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公开审判制度上，仍然存有一些方面的投降，是我国现行的公开审判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而非实质性的公开，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贯彻公开审判制度中存在有以下诸多方面的缺陷。

（一）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为一种半公开状态.其主要指的是合议庭评议部对外公开.合议庭评议的秘密进行,这确实有助于减少法官在评议案件时的心理负担,对法官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这也与我国法官的素质不高有关,与私法拳手行政权一级党委等的干涉有关.但是,半公开的审判,很容易胆汁司法专横.法官虽然是一个理性和法律的化身,但是其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企业有利益取向,企业有偏好.,而且目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就更加容易导致其在进行秘密评议活动肆意进行,尤其是在行政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暗箱操作”就完全具备了现实的条件.因此，判决并没有依据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质证采纲人的证据而形成判决结果的现象在实践中屡有出现。可见，形式上公开的审判最终极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不公正。

（二）许多法院进行“庭后问卷”，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七叔腰肢许多法院在庭审以后，要求检察机关将全案卷宗移交法院，然后进行的阅卷工作。此种行为严重分割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听后问卷制约建房提交的控诉材料，还包括

许多未经法院质证确认的证据，再加上我国各级法院在宣判多采用定期宣判，而很少采用当庭宣判，这就为法院庭后问卷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时间，因此在形成判决时，首检方提交卷宗材料的影响，并没有依据法庭审理情况或根本就忽视法庭审理就能够得出一份判决结果。可见，庭后阅卷不仅分割了辩护方的利益还是的公开审判制度流于形式。

（三）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公开审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分割。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听审理并且平以后，应当做出判决，但其有规定了对那些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做出决定的，可以由合议庭提请法院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议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析第114条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作了一个界定，即拟判处死刑的、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在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以及其它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可见除了前几类案件外，最后一类是灵活性的规定，而法院内部的管理有待由行政化的色彩，因此审判委员会往往由法院院长来着急，讨论和决定的案件就会突破告发解释的范围。另外，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使得一些法挂白玉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外界干预较多的案件时，就会将这种风险转移到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成员由于不参加法庭审理过程，而是通过听取汇报、进行秘密讨论和集体表决方式做出表决。可见，其不是基于直接言辞原则、集中审理原则的基础而作出判决，这样的话，之前法庭审理上的公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四）审判向社会公开的力度不够。这主要包括因为客观上的原因和主观上的原因而导致向社会公开的程度不高。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指现在还有一些法院特别是一些基层法院的场地非常简陋和狭小，根本没有能力让众多的公民、媒体参与旁听。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指的是一些法院对于一些本影公开的安家呢如雨已公开，有的可能是受了其它罂粟的影响，比如党政干涉，有的则是自作主张。有一些公开审理的案件，可能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但有可能作的全是身着便衣的公安、检察官和法官，这样通过限制旁听人员的资格来达到其目的，这些都损害了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

三、实行公开审判制度的依据和意义

（一）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

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当然享有对司法工作了解和监督的权利。这种了解和监督表现在人民不仅有权了解合议庭多数成员的意见，也只有权了解少数成员的不同意见；不仅有权对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的审判组织集体进行监督，也有权对每一名审判人员进行监督，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也是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以权利监督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

（二）彻底的公开审判符合法官的独立性特点。长期以来，我国所强调的审判独立仅指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权力的压力和干预，而很少论及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独立，这大概与我国倡导民主集中和集体负责而对个人化倾向满腹狐疑的传统有关。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法官的活动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在英国，每一名法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单独的个性和声望，他们被看作并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即使当他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时，也有权利并且确实经常作出自己的评判，这种评判是以个人名义作出的，而非代表法院的判决。在将来作为判例引用时，也要以作出判决的法官的名义被引用.在美国，法官的独立性更强。1987年8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此乃他们应有职责。”第3条规定，“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1993年9月14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地区首法官会议所通过的《审判独立声明》（草案）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可见，强调法官的审判独立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及确定判决结果时的协商、协调、妥协是十分必要的，但法官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权作出自己的评判并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

（三）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克服我国司法行政化的倾向。长期以来，

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将每一名法官都纳入一个行政等级体系之中，普通法官接受庭长、、副庭长的领导，庭长、副庭长接受院长、副院长的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领导说了算，院长、庭长的拍板定案，公开审理、合议庭评议走形式的现象。如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合议庭评议意见、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成员都是平等者中平等的一员，有权根据自己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作出评判，即使身为院长、庭长也只能通过参加庭审，在合议庭评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时行使属于自己的一份发言权和表决权，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行使权力，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定后审、审与判脱钩、领导批条子和个人说了算等现象。

（四）彻底的公开审判为我国错案追究制的实施提供了保障。错案追究制在我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法院试行起，到现在已运行多年，但却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中缺乏审判组织基础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我国庭审通常实行合议制，重大疑难案件还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合议庭执行，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必然导致实行错案追究制时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时，责任主体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还是仅仅持多数意见者？在事后证明恰恰是少数意见正确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由合议庭执行的案件，责任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还是合议庭承担？等等。实践当中，往往导致事实谁也不会负责，难以划分责任的明确界限，即使是明确了具体责任人也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难以具体落实。而如果采用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庭评议和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每一位成员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为错案追究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利于通过当事人、社会的监督促进错案追究制的落实。

（五）彻底的审判公开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讼，解决纠纷。有人会怀疑，公开少数意见会增强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感，其实，人民法院客观全面地将多数意见、少数意见一律公开，使败诉方知道自己的主张毕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肯定，而多数人不支持，为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创造了一种客观性氛围，恰恰能够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判决，服判息讼，反而提高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感。

（六）彻底的公开审判有利于提高审判人员的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过于由于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且秘密进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些审判人员不负责任、随大流的现象，审判长和院长拍板定案的现象，而彻底的公开审判要求每一位合议庭成员或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要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评判意见，而对案件的评判又是一项对审判人员各方面能力综合考察的工作，“怕出丑”、“怕露馅”的心理必然促使其努力提高审判能力，执法水平，增强责任感。

（七）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有利于预防和清除司法腐败现象。司法腐败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打着“公开审判”的幌子，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黑箱操作”，或将公开审判变成一种表面上激烈，热闹的“话剧表演”，导致程序的“空洞化”和“形式化”。彻底的公开审判制度严格规定了审判活动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有效的制度、监督机制，从而能在根本上堵塞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使其失去生存的环境。

四、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制度之建议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审判公开制度是一种半公开，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开，现行的许多制度及规定制约了我国审判公开的程度及范围。笔者认为，审判公开应该达到一种彻底的公开，一种实质上的公开程度。为此，我国现行的许多做法就有改革晚上之必要，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完善我国公开审判原则的构想：

（一）裁判结论兴许哦城、理由和根据的公开。

司法腐朽和司法不公平不仅仅存在法院进行调查听话的“庭审”过程之中。合议庭秘密的进行评议，尤其必要性，其不仅可以保证裁判者无所顾虑的根据法庭审理情况而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及理由，而又可防止控辨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施加理性的影响。因此，合议庭评议秘密进行应加以保证。但是，对于裁判者秘密评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肆意行为以及其它可能导致裁判结论的形成不依据法庭审理情况的行为如何制约，从而制约裁判者滥用裁判权或枉法裁判现象，我们必须要对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理由和根据予以公开。法院裁决过程的公开可以通过法院的裁判文书来实现。现行的裁判文书制作过于简单，缺少必要的推理和考量根据。因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并有针对性地阐释裁判的理由及根据，使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对于裁判的形式由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以约束法官评判证据的不当裁量。这样，才能让旁听过法庭审理的公众知道裁判是怎样形成的，它的依据是什么，从而真正达到司法裁判过程的透明化以及彻底公开化。

（二）限制检察机关庭后移送案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定期宣判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庭审以后法院要求检察机关将全部案卷材料均予以移送，其中包括法庭审判中没有经过执政的和辩论的证据材料，这样极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法院移送的控诉材料而不庭审中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庭后移送的案卷材料应当限定在法庭审判中经过双方质证以及辩论过的材料之内，这样能有效防止“突袭性裁判”以及保证边防的权益从而实现审判的真正公开。

对于定期宣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适用期宣判的情形。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采用定期宣判，采用当宣判的案件往往是一些案情简单，证据又确实充分且当事人之间并无多大意义的案件。采用定期宣判的方式，给法院后问卷以及一些法外因宿营先干间的情形，甚至“暗箱操作”提供了一个较为充分的时间，这样就可能使裁判结论在并没有针对法庭审理中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得出，是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因此，应当严格明确界定定期宣判的情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论基于法庭之上的直接、言辞以及集中的原则而形成，只审判达到实质上的公开。

（三）取消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作为半个世纪以来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它已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审判委员会保留了对大连干间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的权利，合议庭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裁判权，“审理与裁判相分离”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仍然存在。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实在控边双方无法参与、社会公众不能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即使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于合议庭的评议意见不一致，合议庭一般也必须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了合议庭审而不判，而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为了保证公开不流于形式，取消审判委员会势在必行。取消审判委员会，而又承办的法官直接处理案件，能一定程度的激活法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并严格的要求自己，对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案件审判审判的质量，甚而对于剔除司法腐败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四）法院应为审会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必要的保证

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的保证，应当首先改善人民法院的客观物质条件，因为许多法院的硬件不具备任何案件的公开审理，如场地的扩建，器材的添置等等。其次，应当为社会公众的旁听提供应当足够的程序上的保证。目前社会公众去法院旁听应当事先申请“旁听证”，其实震中带有审批性质的活动，会使法院有意无意的控制旁听者的范围，从而不利于审判向所有社会公众的公开。因此，笔者建议取消旁听证申请程序，而应在审判时，只要旁听者出事合法有效的身份证、记者真、工作证等证实其身份之时，均应允许其参与旁听。另外，在每次法庭审理开始前向社会公告的问题，现在法院公告都带有一种形式化的趋向，非常不便与群众了解法院工作的情况，所以对一告，应保证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都知晓法院将要进行的审判活动而决定是否去旁听，如通过当地的电视台、报纸、广播等媒体予以公告。

（五）努力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

法官在司法系统中处于核心的位置，其在司法过程中起着决策作用；因此，对法官的人员素质要求应高于对其他司不才执法人员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的素质不过硬而导致公开审判制度受到侵蚀而最终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近年来我国审判队伍不断壮大，法官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许多政法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充实司法队伍的新生力量，但就整体而言，法官的素质仍然不够高。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提高法官的人员素质，一方面要霸主入门管，我国应建立严格的法官考试制度，参考人员必须有法律专业装可以上文凭或其他专业本科文凭以上才能参与考试要保证优秀的人才来当法官；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加强法官的教育培养，使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

审判公开的成都市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志，其实现代诉讼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公开审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裁判结论的公正，将审判活动暴露与社会之中，使社会公众根据社会公德之共识，对审判做出社会评价，进而让审判人员有一种职业道德自我约束机制，从最大限度上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为了体现司法公开性和透明性的要求，我们应当从改革完善有机制中的诸多缺陷出发，构件一种先进的、民主的体制，从而保障审判的彻底公开、实质公开。

参考文献资料：

[1]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5.

[2][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20

[3]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87.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共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87.

审判制度范文篇7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我国在婚姻立法上的又一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这一制度如何理解和使用仍存有很大争议。笔者试就我国规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其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起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就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一制度，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此，笔者谈以下几下认识：

一、我国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结合国情，确保有法可依，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包办买卖婚姻、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现在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样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综合素质得以很大提高，我国立法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更加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婚姻法》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问题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行政法规，关于确定婚姻是否无效应由人民法院宣判而不能由其它机关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本意也鉴于此。因此，为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直接宣判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据此，请求权人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本人。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③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日起，在短期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据此，笔者认为，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均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

（二）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④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三）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⑤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审判制度范文篇8

一、成都中院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专家陪审员制度的运行情况

(一)专家陪审员队伍的基本情况

针对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特点，成都中院在2000年就制定了《关于聘请知识产权、涉外民事案件特邀陪审员、法律咨询顾问、翻译、专业鉴定单位的决定》，并选任了13名专家、学者担任特邀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2005年《决定》出台后，又先后分3批次，选任了26名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陪审员，上述人员从受教育的程度看，均为大学以上学历，其中硕士研究生9名、博士研究生6名;从所具有专业技能及人员结构看，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方面专家2人，来自省、市工商局，著作权方面专家6名，来自省、市版权局和高等院校，专利方面专家6人，来自高等院校、省知识产权局、省专利局、专利事务所，植物新品种方面专家4人，来自省农科院、省农业厅，计算机网络及软件方面专家2名，来自省信息产业厅，电子网络法律、国际法、涉外经济法、新型证据方面的法律专家3名，来自高等院校，以及具有司法工作经历的陪审员2名，来自政府机关;从性别来看，男性14人，女性12人。这些在特定领域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陪审员，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专家陪审员参审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笔者所在知识产权庭的专家陪审员自2005年以来，参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1664件，参审比例达91.12%，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占应参审案件总数80%的工作要求。专家陪审员在参审时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般均适用陪审员。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般由两名法宫与一名专家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同时为保证专业对口，通常由承办法官在专家陪审员名单中指定一名相关领域专家陪审员，而未采用随机抽取决定的办法。二是陪审员参与庭前准备工作的情况。如涉及专门技术问题时，参与证据保全和现场勘验;庭审前就涉案技术问题向合议庭成员作专项讲解。三是陪审员参与庭审和评议。根据合议庭的分工，陪审员主要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调查、评议、分析，如案件合议中，以备忘录的形式明确了涉案专门性问题在合议中必须首先由陪审员发表意见的合议规则;如裁判文书的制作中，针对裁判文书中涉及专业技术部分，按需邀请陪审员执笔撰写裁判文书的相关部分，或者在裁判文书签发前由陪审员对裁判文书提供修改意见，使裁判文书中专门性问题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更加准确。四是陪审员受合议庭要求参与或主持案件调解的情况。笔者所在的知识产权庭2008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518件中，专家陪审员介入并调解成功的案件256件，占全部调撤案件(293件)的87.37%;2009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539件中，专家陪审员介入并调解成功的案件264件，占全部调撤案件(323件)的81.73%0

(三)专家陪审员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独特作用

一是有效满足职业法官与专家陪审员各自的需求。职业法官虽然具有完备的法律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但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各种专门性问题，这些专门性问题因没有相关领域普遍认可的规则、技术或方法，使法官在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时变得更加复杂，而选用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一方面满足了作为陪审员的社会公众参与审判、了解并掌握法律知识和审判技能的需求，同时也使涉及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直接进入审判组织内部，弥补了职业法官专门知识的不足，使裁判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二是有效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在案件审理中，一方面专家陪审员积极发挥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利用其具有的专业技术背景，与案件当事人在涉案技术问题上的沟通更加流畅，进一步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法官也通过充分利用专家陪审员的优势，更加全面地了解当事人的真实诉求和案件争议的焦点，查明事实，公正裁判，圆满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三是进一步强化了司法监督，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陪审制度可以有效融合法官的职业化与陪审员大众化的特点，缩小了法官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同时，陪审员通过参与案件审理，对审理程序、证据规则、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法院、法官的具体工作有了更深地了解，增强了司法的透明度与公信力，部分消除了当事人对司法的敬畏感，使得司法更能贴近公众。另一方面，陪审员的积极参审，深化了审判公开原则的落实，同时无形之中也形成了对其他审判人员的有效监督，使人民陪审制度的监督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极大地预防和杜绝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另外，陪审员往往是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案件审理的严谨规范和法院、法官的公正廉洁也可以以此为媒介传达于社会公众。

四是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从笔者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分析，自2005年以来专家陪审员共参与审理知识产权案件1664件，在审判工作任务重，人少案多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陪审制度的落实，使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陪审员参审也使知识产权审判中涉及没有鉴定和提供专家证人的专门性问题得以解决，保证了审判质量，而且减少了当事人为鉴定或聘请专家证人支出的费用，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还节约了因鉴定等所需的时间，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促进了诉讼纠纷的圆满解决。

五是“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之间因知识结构上的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不断提高。近年来，通过陪审制度落实和强化，弥补了职业法官知识结构单一的缺陷，对于具体案件事实的分析与认定以及法官准确适用法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陪审员也因参与审判实践，丰富了法律理论知识和审判经验，同时法官与陪审员之间通过开展座谈、研讨、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提高了职业技能，完善了知识结构，并形成了指导审判实践的调研成果;此外，特别是针对笔者所在的知识产权庭中审判人员大多比较年轻，虽然具备高学历，且工作认真负责，但是，毕竟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在审判中，专家陪审员还利用其年龄和社会阅历上的优势，补充了年轻法官社会经验的不足，确保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结合。

二、现行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相关立法还不健全、不完善

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在国家根本法—宪法中予以明确和体现，而《人民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均只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规则，造成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和不统一;特别是针对专家陪审员的相关制度，目前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4日施行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涉及到了专家陪审员确定方式的规定，其他法律法规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和制度。

(二)关于陪审员的随机抽取制度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专业性的要求，具有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不宜从全体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加之专家陪审员数量不多，随机抽取的可能性也较小，为保障专业对口以及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故目前针对专家陪审员的确定方式基本为法院指定。但采用这种指定的做法，固定少数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将可能导致一些陪审员变相成为“编外法官”，失去了这项制度应有的群众性。

(三)专家陪审员回避制度仍不健全

虽然《决定》第十二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当事人申请回避的，应当具备一定的原因(即《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并说明理由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但专家陪审员参与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理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情形，如一些专家陪审员来自行政管理机关，这些行政管理机关曾经对当事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或民事赔偿的调解;一些专家陪审员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在其曾经发表的论文中对某特定专门性问题提出过某种观点，而当事人认为持这种观点的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会对自己不利;专家陪审员从事的行业可能会导致其在案件有关问题上带有偏见等等。以上种种目前均不属于法定回避的情形之内，但也确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四)参审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健全

虽然《决定》中明确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强调了其对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享有独立表决权，但实际中，因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且标准不统一，加之陪审员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就知识产权民事审判而言，对于程序性等法律问题，专家陪审员一般不会单独发表意见，而是对法官意见予以附和，从而削弱了陪审制度应有的独立性和陪审员的责任意识。

三、现阶段完善专家陪审制度的一些思考

(一)立法方面

一是确立陪审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并制定相应《人民陪审员法》。首先应在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工作，其次应进一步对《决定》予以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的《人民陪审员法》，明确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任程序，规定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陪审案件的范围、陪审程序，强化陪审员的职责，完善陪审员的监督管理机制等，进一步规范陪审制度的运作。

二是完善专家陪审员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虽然现行法律中尚缺乏专家陪审员的相应规定，但实践中已经屡见不鲜，且多年以来，成都中院为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中涉及到的专门问题，以特邀的形式聘请专业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表明了专家陪审制度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三是通过立法区分大众陪审员与专家陪审员。陪审制度强调司法民主，法官职业化要求专业审判。从对陪审员的要求来说，司法民主强调的是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即陪审员的大众化，而专业审判强调的是陪审员身份的特定性，即陪审员的专家化。过分强调司法民主，势必会削弱陪审制度的专业优势，而过分强调专业审判又必然会影响到司法民主的广泛性，如何使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功能与法官职业化后的专业审判要求相得益彰呢?设立专家陪审和大众陪审相结合的陪审制度是一条可行之路。对于大众陪审员而言，可按照《决定》规定选任，但选任过程中应注重其道德修养，对其学历要求还可放宽。专家陪审员侧重专业知识要求，必须在特定领域具有一定的专长和足够的实践经验，以便在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帮助职业法官作出正确的裁判。

(二)制度建设方面

一是贯彻落实随机抽取制度。陪审员随机挑选制是保障陪审员独立性的重要制度。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随机抽取确定陪审员的原则，通过制定选任专家陪审员的特殊规定，提高专家陪审员补助，吸引更多专家担任陪审员，扩大陪审员的数量;同时将专家陪审员名单从普通陪审员名单中分离，保证专家陪审员质量;根据专家陪审员的专长将其分组，建立专家陪审员名册，以保证确定具体案件的专家陪审员时，从相应类型专家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

二是健全和完善回避制度。针对前文所述的专家陪审员在参与知识产权审判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影响公正审理的情形，为保证司法公正，应将专家陪审员回避情形适当扩大，如当事人申请回避时，只要经审查理由成立，即可申请专家陪审员回避。

三是健全和完善与专家陪审员制度相适应审判工作机制。实践中专家陪审员可能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依附于法官而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或者因具有专业技术上的经验和优势，在专门性问题上形成垄断话语权。因此，建立规范的法官指导规则和合议庭评议规则，既将专家陪审员行使权利限制在法律原则范围内，又保障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

——建立规范的指导规则。专家陪审员在事实认知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法官对专家陪审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指导应着重于原则性的指导，主要限于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指导，即明确哪些证据为非法证据应当排除，保障陪审员通过对全部合法证据证明力的独立综合判断达到内心确信，得出事实认定的结论。专家陪审员的法律知识往往比较欠缺，法官对专家陪审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指导应当全面、具体、详细。具体来说，法官对专家陪审员的指导应主要集中在庭审前和评议前。庭审前，法官应向陪审员简要介绍案情和争议焦点;介绍相关证据规则，对需要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作特别提示;应对庭审提问时需注意的事项进行提示。评议前，法官应向陪审员介绍与案件有关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不能有所偏向或有所隐匿。如在介绍有关确认侵权的法律依据时，还应介绍有关合法抗辩的法律规定;在介绍确定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时，还应介绍有关减轻和免除责任的情形。

审判制度范文篇9

内容提要:在腐败犯罪案件中，如何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创设全新而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关键在于赋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实体以诉权；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旨在创建一种仅解决有关财物的没收问题，而不涉及行为人定罪量刑问题的刑事没收程序。

一、基于直接追回资产机制的公益诉讼制度及其构建

众所周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两种形式的资产追回机制。其中第53条确立的直接追回资产机制（measuresforthedirectrecoveryofproperty）规定，资产流出国在其资产因腐败犯罪被转移到国外时，可以通过直接在资产流入国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主张对该财产的合法所有权，这为缔约国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但问题是该机制同时意味着国家自身必将成为这种跨国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尽管个别情形下国家（如国家成为无主财产的所有人）可以成为国内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但成为跨国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现实中也非常敏感。关此，诚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有关实体以诉权，由其代表国家向资产流入国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是在这种公益诉讼中，具备什么资格的主体才是适格主体，才能以原告身份在资产追回程序中代表国家进行活动，才能独立行使原告的权利和义务，颇值关注。笔者认为，这种适格主体的确定既要具现实性能，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还要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资产这一目的。基于此种考虑，以下几种实体皆可充任适格主体。

其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即在中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从事诉讼活动，在地方则由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活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我国在资产所在国提起民事诉讼，其在被请求国法院处于原告地位，享有原告的权利和承担原告的义务。[1]在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实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应该说，由其代表国家从事诉讼活动，这种方案比较符合我国现行体制。

其二，国家检察机关。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2]正基于此，检察机关对某些公益诉讼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参加与公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也同样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如在美国，检察机关有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职责，检察官作为政府的代表在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规定。建国后，我国立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职权，并且有着成功的司法实践。[3]故此，针对此类腐败资产外流、侵犯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我国在资产所在国提起民事诉讼是合适的，因为此类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国家诉讼，因而由国家法定机关代表国家作为原告启动民事诉讼符合法理，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和历史成例。

其三，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即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这种类型的民事诉讼，在国外一般称之为“公益私人诉讼”，旨在允许私人代表国家向侵犯国家利益的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从赔偿额中得到一定回报。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在美国立法上早有先例。如1863年《美国虚假索取法》规定，个人可以政府的名义对违反该法规定的行为（即虚假索取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一旦法庭判其胜诉，其就可以获得国家所得到的赔偿数额的15％—30％作为奖励。此举极大地激励了知情人的诉讼热情，并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以及惩治腐败犯罪的效果，无疑值得我国借鉴。特别是随着我国由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结构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除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主体如上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外，市民社会主体如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公益诉讼的重要推动力量。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其优点在于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发现腐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迅速锁定拟追回资产的目标，及时启动诉讼程序；而缺点在于相对跨国诉讼存在的高成本、高风险而言，其防范和化解这种风险的能力有限。因此，为扶持和鼓励公民个人与社会团体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建议国家在立法上完善腐败资产追回成功酬金安排机制，设立奖励基金和风险基金，以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进而最大限度地追回外流腐败资产。

二、基于间接追回资产机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构建

（一）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除在第53条规定直接追回资产机制外，还在第54条规定了间接追回资产机制（mecha—nismsforrecovery0fpropertythrough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confiscation）。并且相较而言，间接追回资产机制应当成为我国追回外流腐败资产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即便通过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解决了被请求国参与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直接追回资产机制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由于资产追回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可能由于分属不同的法系而产生法律上的冲突与协调，从而导致利用直接追回资产机制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成本较高、花费较大。不过，利用间接追回资产机制同样面临问题，这就是被请求缔约国在将相关财产没收后，应当“基于请求缔约国的生效判决”，才能将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缔约国，而关于“生效判决”的具体形式，尽管《反腐败公约》并非绝对排除民事生效判决，[4]换言之，在腐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的情况下，通过民事缺席审判并作出生效判决，或许也能满足《反腐败公约》关于追回外流资产的要求。但如果被请求国并不满足于民事生效判决，坚持要求必须得到请求国法院作出的刑事生效判决才予以合作，那么被请求国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则非常被动而难以追回资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的情况下，除非对其进行刑事缺席审判并作出判决，否则将对请求他国把没收的腐败资产予以返还极为不利。

然而，现代刑事司法基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及程序参与原则的考虑，一般并不允许对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诚如德国学者克劳思？罗科信所指出的，“对未接受审判之人，不得对其为判决，此为今日刑事诉讼法之重要原则；由此也发展出直接审理原则，此原则要求，审判之法官不只对证人，也要对被告亲自观察，以对其人格（性格）获得真正的认识。”[5]但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刑事缺席审判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缺席审判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控制犯罪、保障被害人权益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多重需要。

具体说来，第一，从审判的功能看，“庭审的意义是‘定纷止争’，其具体功能包括：（1）事实查验功能；（2）法理阐明功能；（3）冲突处置及其正当化功能。庭审的价值目标，一是实现客观公正，一是实现诉讼效率。”“法庭审判作为在特定时空按照特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有保障真实和保护人权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依靠庭审机制确定案件的事实并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是现代刑事诉讼合理性的一般要求。”[6]可见，司法最终裁决是现代法治国家秉承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与否，关于犯罪的认定，关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关于民事赔偿的解决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只有经由法院作出权威性的评判，才能真正“定纷止争”。第二，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看，该制度充斥着三对矛盾，即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被害人权益与被告人权益的矛盾、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矛盾。然而，既为矛盾，就必然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笔者看来，面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打击、控制腐败犯罪才是第一位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既不利于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也不利于刑事诉讼效益的提高。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犯罪的控制、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以及司法效率的提高应当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也应当守住正当程序的底线。况且强调犯罪控制、被害人权益保障和司法效益的价值，并不必然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或者破坏司法公正。这是因为，缺席审判固然有“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之嫌，但此种“剥夺”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所造成的，更是其主动放弃庭审在场权和程序参与权的结果。再说，出庭接受审判不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某种意义上也是其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该项义务，正如德国学者Stein所言，本质上乃植基于国家为了预防裁判错误之故。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故意破坏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就违反了该项义务，法院就有权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以维护国家的司法权威。[7]此外，缺席审判因审理及时而有效克服了中止审理所带来的诉讼周期延长，诉讼成本增加的弊端，提高了司法效益，而这正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义。正如波斯纳在其代表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的，“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构建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增设固然有着实践必要性和法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抑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甚至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因而在具体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问题上既要积极主动，又要谨慎周密。为此，有关学者提出了构建缺席审判外逃贪官制度的初步构想：其一，适用条件：（1）适用范围应当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犯罪所得物数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在逃者地点明确；（3）贪官拒不回国接受审判；（4）确实构成某种经济犯罪；（5）起诉程序已启动。其二，适用程序：（1）法院依法履行告知或送达程序；（2）书面告知并使其享有辩护权；（3）按常态审判程序开庭审判并作出判决；（4）允许辩方上诉；（5）重新审判。无论在一审或者二审期间，若外逃贪官对缺席审判作出的判决不服而愿意回国亲自参加庭审，法院应当重新依照正常程序开庭审判。判决以最后一次为准。若被告人在刑罚未执行完毕之前证明他未回国接受审判有正当的理由并请求回国参加审判时，法院可以撤销已作出的缺席审判的判决，重新对其进行公开审判。[8]应该说，这一制度设计富有创见，较为详尽而周密。

不过，有个问题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能否对其定罪量刑不经意间被忽视了。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不是问题，因为按惯常思维既是审判就必然存在定罪量刑，在缺席审判情况下除行为人本身不足以构成犯罪外，其余均应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识，理由在于：首先，被告人缺席与被告人在场，两种情形是有差异的。在被告人缺席的场合，其最重要的辩护权无法亲自行使，许多重要的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此时如像被告人在场一样对其定罪量刑，似乎有失公允。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对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固然有对行为人定罪量刑以保证国家刑罚权实现的考虑，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目的却在于通过缺席审判来证明腐败行为以及因腐败行为而获取的资产，以明确财产的合法归属，进而为追回外流腐败资产创造条件。即是说，对外逃贪官进行缺席审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被告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而在于对涉案财产的法律定性与处置。当然，对涉案财物的法律定性与处置同对行为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理应同等注重。但是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存有难度时，基于正当司法利益的考量，将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暂时搁置，未免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何况在被告人已携款潜逃境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其处以人身刑还是财产刑，都会因被告人已潜逃境外或者已将财产转移至境外而导致刑罚无法执行，此时若强行对其定罪量刑当然未尝不可，但囿于刑罚对象的缺失，刑罚暂时甚至永远不可执行，与其这样影响到刑罚权威，不如将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暂时搁置，仅对涉案财物作出没收的生效判决，以促进腐败资产的迅速回收。

简言之，这种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刑事没收程序仅解决有关财物的没收问题，而不解决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此乃其要旨之所在，由此也就决定了缺席判决与其它相关诉讼程序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其一，与正常审判程序不同。正常审判程序既解决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也解决涉案财产的定性与处置问题。其二，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不同。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它要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并且其一般应同刑事案件一并审理，而不得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前先行审理。而刑事没收程序，一方面旨在解决涉案财产的没收问题而非民事赔偿问题，因而从本质上看，它属于一种刑事程序而与民事程序无涉；另一方面，它可以启动于正常刑事审判之前。其三，与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强制性没收措施不同。刑法规定的强制性没收措施可以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和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作为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59条的规定，是指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作为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指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所谓追缴，是指将犯罪所得的财物由司法机关强制追回并上缴国库，相当于《反腐败公约》中的没收犯罪所得，笔者注）；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而无论是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还是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都应在审判程序中对被告人进行刑事责任宣告后才能予以适用，这与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之前予以适用的刑事没收程序显然不同。其四，与美国法上的民事没收程序不同。这种不同不在于其冠有“民事的（civil）”的字样，因为其实质上仍是一种以追缴犯罪所得为目的的刑事措施，而在于向法院提出请求对属于犯罪所得或收益的财物予以没收的机关不同。在刑事没收程序中只有检察院有权以提起公诉的方式实行之，而在美国民事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以及政府执法机关（例如财政部长、邮政部长）均得有权实行之。尽管有学者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民事没收程序的、独立的财产没收制度，笔者也赞成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但不主张将向法院提出请求对腐败资产予以没收的权力授予政府执法机关。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赋予政府执法机关这一请求权在美国或许行之有效，但在我国未必行得通。因为在我国行政权的扩张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若将这种毕竟关涉公民基本财产权的权力授予政府执法机关，可能导致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因此，笔者建议，针对《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腐败犯罪行为，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案发后或者在刑事诉讼进行期间死亡、潜逃或者缺席，只要能够查明有关的财物构成、起源或者来自于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收益，即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要求人民法院进行缺席审判，作出没收有关财物的生效判决。至于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则可暂时搁置，视以后被告人能否到庭而定。一旦被告人到庭，即可开启刑事定罪程序，如果最终判决判其有罪并对其处刑，且印证先前没收财物的判决无误，自当执行既判刑罚，将腐败财产收归国库；反之，如果最终判决判其无罪，并且证明先前没收财物的判决存在失误，则应撤销没收判决，对行为人作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处理。公务员之家

那么，上述刑事没收程序究竟应以何种法律形式出现，有学者主张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一个特别程序予以规定。[9]笔者倾向于这种认识。在德国，当被告人在逃时，不能对被告人的罪行进行缺席审判，但可以就有关物品或财产的保全问题进行缺席审判。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6条、第285—295条的规定，当被告人所在地不明或者被告人滞留国外，以及管辖法院不能使被告人到庭或者具有其他被告人不能到庭的情形时，对被告人的罪行不能进行缺席审判，但可以启动为被告人以后到案保全证据的审判程序。[10]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体例值得借鉴，可以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下来，如此，一方面可以保障刑事诉讼制度的完整，另一方面也便于与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协调。[11]

行文至此，应当说问题愈来愈清晰，但追问尚未止步，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在《反腐败公约》“间接追回资产机制”框架下，没收只是追回腐败资产的一个前置程序，通过这样的缺席审判获得的“刑事没收生效判决”，由于仅涉及对财物的没收而不涉及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内容，是否满足《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3款第2项所要求的“生效判决”的强制性要求呢？这在理论上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从逻辑上分析，既然《反腐败公约》第54条第1款第3项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能够不经过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的刑事定罪而没收其犯罪所得，那么按照正常理解，没收财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追回财产，或者说是为追回财产服务，也就是说，《反腐败公约》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刑事没收生效判决”符合其所要求的“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不作如是理解，则《反腐败公约》第54条第1款第3项规定纯属多余。从文理上解释，《反腐败公约》文本对于“生效判决”是否必须包括行为人定罪量刑的内容并无明确规定，即是说仅涉及对财物没收而不涉及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内容的判决应该符合《反腐败公约》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被告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的情形下，无须对其定罪量刑，只要能够作出刑事没收的生效判决即为已足，就能实现利用《反腐败公约》“间接追回资产机制”追回腐败资产的目的，同时也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构成显著危害，可谓两全其美之举。

【注释】

[1]参见吴高庆：《惩治腐败犯罪之司法程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2]转引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三编），1980年版，第11页。

[3]例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1941年《晋冀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中，都有关于检察员作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参与民事诉讼的规定。1949年12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的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检察院有权提起诉讼。1956年，黑龙江省检察院共提起民事诉讼案件5件，其中3件得到了法院判决支持。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民事行政检察参与资料》（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71—72页。

[4]笔者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生效判决”是否绝对排除民事生效判决的形式，是否必须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内容等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并非疏忽所致，而是基于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最大程度的合作以期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资产的考虑，以免某种固定的程式影响到相关的国际合作，就此而言，这恰恰是《反腐败公约》立法智慧的表达。

[5]（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

[6]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第28页。

[7]参见邓思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8]参见刘根菊、李秀娟：《构建缺席审判外逃贪官制度探析》，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6期。

[9]参见时延安：《接轨：挑战与机遇的来临——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中国刑事法制的自我调整》，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6期，第100页。

审判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部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最直接、最重要手段。我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常规手段是引渡,同时创新使用了规劝和异地诉讼。在我国追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引渡作为主要途径,成功引渡回一批职务犯罪人,使其受到了法律制裁。规劝职务犯罪人回国是当前我国运用较多的方法。如2004年原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等在有关部门劝返下先后回国自首等。异地诉讼在美国开了成功先河。2009年5月6日美国联邦内华达地区法院在拉斯维加斯,分别判处侵吞巨额公款潜逃美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有期徒刑。这些方法和措施使部分职务犯罪人即使上了“天堂”也逃脱不了惩罚,同样要下地狱。笔者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方法和路径上要不断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满足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时代需求。

三、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追缴外逃资金

职务犯罪人外逃一般都同时携带大量赃款,如何在缉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追缴其在境外赃款、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的经济基础,挽回国家损失,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追缴外逃资金是重中之重。笔者赞成先用民法诉讼追缴外逃职务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再用刑事程序引渡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逃职务犯罪人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主张。笔者同时主张,在利用刑事诉讼的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充分发挥民事诉讼的优势,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框架内运用民事诉讼手段,追缴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

具体做法有两种模式:一是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国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缺席情况下,作出判决,然后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七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的规定,请求职务犯罪人所在的缔约国协作,将职务犯罪人的非法财产返还我国。二是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三条(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第一款第一项“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的规定,我国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职务犯罪人外逃所在的缔约国间接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赃款。

四、灵活、稳妥对待死刑,破解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瓶颈

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上,有一个突出的难点是死刑冲突问题。外逃职务犯罪人外逃国外一般都犯了我国的重罪,绝大部分是贪污罪、受贿罪等,依据我国刑法可能要判处死刑。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变相废除了死刑,主张死刑犯不引渡。我国强调国家主权,主张死刑犯也引渡。双方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很大程度上了影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击职务犯罪人的合作。

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集中在主张死刑不引渡的国家,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主战区和堡垒,死刑是攻破这个堡垒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一制约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的瓶颈问题,消除死刑障碍,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化解:一是个案承诺不适用死刑制。为了及时打击重大外逃职务犯罪人,国家可以在个案上采取灵活措施,承诺不适用死刑。二是引渡条约相对死刑放弃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可在签署引渡条约中放弃死刑犯也引渡的规定,相对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以破解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难题。

五、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重要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反腐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利器,而要更好的使用这一武器,就必须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四条(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和第五十七条(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第三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该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的所得,请求国欲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逃到该国的贪官携带去的巨额赃款,请求国必须提供生效判决的文书,被请求国才能根据该生效判决,没收职务犯罪人带到其境内的赃款,并将所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国。当然,被请求国也可以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被请求国坚持要求请求国提供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国则必须提供,否则就无法实现合作,追回有关财产。

我国目前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有缺席审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制度。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无法向被请求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难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资产追回机制实现追赃的目的。为了能够向职务犯罪人逃往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追回有关赃款,有效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维护国家利益,笔者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接,追回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资金链,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维护国家利益。

六、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了解世界,加强国际间的理论交流和司法实践合作。

1.加强司法实务合作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国际合作。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以及2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交流、合作关系,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2003年8月27日和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8年,我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些举措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国际合作仍不适应时展的变化,需任重道远。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外逃职务犯罪人集中的国家,还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些国家成了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避风港。一些职务犯罪人利用国际法中“死刑犯不引渡”等原则,借口自己可能被判死刑,以规避引渡,逍遥国外。为了走出没有引渡条约的困境,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应与各国的高层司法机关以及透明国际等非官方国际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对职务犯罪人的引渡等方面的细节问题,积极开展外交磋商,争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使更多的外逃职务犯罪人得到惩罚。

2.加强立法接轨,优化法制环境。我国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中的主要障碍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法律同国际规则的脱轨,妨碍了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因此,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积极根据国际惯例完善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加强法治建设,尽力与世界接轨,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优化法制环境,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

3.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经验的交流,发展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理论。国外不少国家对职务犯罪理论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有很多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移植、吸收、借鉴。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持,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交流职务犯罪理论和经验,通过积极参加会议、互访等多种形式,比较、吸收国外先进的职务犯罪打击、预防理论和经验,“洋为中用”,充实发展我国职务犯罪理论,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袁定波.开平案主犯二许在美国被判刑——专家:开创外逃贪官在国外受审判重刑先例.法制日报.20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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