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权范文10篇

审判权范文篇1

[关健词]：法律监督独立审判权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监察和督促。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法律监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权利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

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现状

当前对司法审判权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对法院的监督和法院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本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对法官办理案件的监督。

审判权监督的缺陷

长期以来，法院被视作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公务员，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机制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人大监督方面表现在：一些地方人大对个案监督认识不统一，操作不规范，随意性较大，因而出现的问题也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对个案监督动辄调卷审查，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个案监督的案件提出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地方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行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以人大或人大代表的身份为本人或亲属涉讼的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

在党政领导监督方面表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以监督者的身份打招呼、定调子、批条子，要求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在法院查封、冻结企业财产或存款时，强令法院解封解冻。

在媒体监督方面表现在：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

在检察机关监督方面表现在：滥用抗诉权，使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加大法院诉讼消耗，浪费司法资源。

在法院内部监督方面表现在：法官编制较少，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个别法官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形象、不利单位内部团结，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审判权监督缺陷产生的原因

人大监督的目的不明，方式欠妥。地方人大监督的实践大多是以纠正个案为目的。但人大没有力量也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更不应当将主要精力耗费在解决一些具体的案件上，而放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职责。

各级党政领导“衙门”观念根深蒂固，且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还依靠这些部门或个人。

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尚无法律依据和统一规范，有的新闻单位片面理解新闻自由，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在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抗诉，其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与司法裁判的专有属性相冲突；其次检察机关对再审启动的公权化与当事人处分相冲突，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法定的四种提起诉讼的情形过于笼统，不易操作，抗诉弹性极大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滥用。

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业务上还不是完全独立，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个别基层法院对审判监督工作重视不够，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只注重实体，轻视程序。

完善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对审判权监督是遏制法官的腐败和提升法官修养的需要。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法律的空白大量存在，法律的发展空间很大，法官通过个人的审判活动，通过个案进行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空间和机会很多。通过对法官行使审判权进行监督，可以防止法官对审判权的滥用和违法违纪办案，促进法官适应职业需要，从而提升法官自身素质的修养，从源头上遏制滋生法官腐败的条件。

对审判权监督是维护司法权威的有力保障。

司法权威是党和国家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司法权威，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佳。不加强审判监督，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

如何建立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体系

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行使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必须是在法律和法规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监督与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是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院依法独立办案。为此，肖扬院长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监督“方程式”即“监督加强理解，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鼓励，监督就是鞭策”。这是对监督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其监督职权只能由人大会议和常委会议集体行使），应在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进行，在法院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不得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以免影响法院的裁判；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

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所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正确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存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同志曾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设定一定的规则。（一）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二）在有关新闻监督立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报道的方式。

正确处理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和平衡格局。因此应对检察院的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正确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作用。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裁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

正确处理健全法官自律机制与审判权监督的关系：法院要实现其司法裁判职能，必须由作为个体的法官来动作，法官才是真正实现独立审判的主体，司法独立的抽象概念最终以法官独立的形态体现出来。法律监督体系实施的关键在于法定监督主体与法官群体相结合取得共识。只有法官群体提高职业素养，提高法律约束的觉悟，以及监督主体及时研究法院和法官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法官职务行为的全过程，法律监督体系的功能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实现。一名优秀的法官应具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相当的人文科技素质。法官能否公正办案，能否主持正义，主要取决于法官的政治素质。对法官来说，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通过审判工作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素质的具体体现。突出的职业道德素质，包括要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准确的角色定位，刚直廉洁的情操品格，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职业良心。任何职业都需要敬业，对法官而言尤为重要。法官权威得以树立，司法公正得以实现，要求法官对自身地位、作用和责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高度的专业技能素质，不仅要求熟悉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更要求通晓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源、法理，拓宽理论视野，了解法学理论的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具备积极的实践精神和丰富的审判经验，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培养高雅的爱好，陶冶高尚的情操，应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应掌握相当的常规科技知识。

审判权范文篇2

本文作者：韩成军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近年来，从司法界所披露的形形色色的错案来看，导致错案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审判人员的职业素养。除却司法人员故意违法和犯罪导致的错案，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一般法官水准”而产生的错案。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10〕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立法的滞后性也越来越突显。〔11〕司法立法显然不同于先前适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案件，它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水准，而如果没有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官根本不可能具备“司法立法”和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系统内部一直推行庭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以及由审判委员会研究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的制度和惯例。尽管上述行政化机制确实在提高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行政性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错案。行政性机制不仅容易引入司法外来干预，更容易成为个别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和责任人推卸错案责任的“挡箭牌”。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外的非法干预。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那些所谓重大的、疑难的、有影响的以及争议标的比较大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司法机关外的“过问”和“关注”，这些干预下所形成的判决结果必然是具有“具体人格化”的判决，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的“非人格化”形成两级反差。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权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退一步说，即使说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但与其他两种国家权力比较，也是非常弱小的国家权力。司法权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的存在根据在于它的社会公信力，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更在于它要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强大、更令人信服的社会公信力。”〔13〕由于法治主义和司法最终权威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移植”这一先进制度和机制时，必然会存在相当长的培育和生长阶段。在此期间，必然存在“依据事实、运用法律、掺杂人情”的历史“阵痛”。为此，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诉讼监督制度也许是培育司法最终权威的无奈之举。我国审判机关当前的社会公信力较差，社会对其公正审判都存在一定质疑，即使赋予审判机关绝对的审判独立也未必就能保证民事行政错案的绝对减少，这是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强大社会基础，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法治演变过程中，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存在确有必要。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目的具有一致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目的与国家审判权行使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设立审判机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是对公平审判权可能遭到严重侵害的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机制。它的事后监督性质决定其不会直接侵害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也许从客观现实来看，检察机关的主张可能只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符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悖，但这往往是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结果，很难说就是检察机关的偏袒行为。更何况，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非不受限制，检察机关仅行使程序性权力，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和最终的裁判。民事行政检察权效力的程序性。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的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会对当事人产生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影响。〔14〕具体来说，检察权的程序效力又可分为程序启动效力和程序终止效力，其中程序启动效力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启动某个法律程序的开始和运行，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可以启动对一个被告人的刑事审判;程序终止效力则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使某个法律程序终止，比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抗诉可以导致一个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暂停执行。在这里，检察机关的程序性效力体现在两点:一是终止原裁判的执行;二是强制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这种程序性法律效力仅能构成对审判权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牵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抗衡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既判力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判决具有既判力是有重要前提基础的，即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已然得到了充分保障。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当事人就可以对其提出再审的请求。〔15〕依据上述理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如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受到严重侵害，该裁判的既判力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对于这种失去既判力基础的裁判，检察机关作为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当然可以强制地督促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在原来的审判活动中受到侵害的公平审判权，因此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实质其实就是强制再审决定权。〔16〕当然，为了称谓的方便，也可以继续称之为抗诉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组织和人员保障。我国上下级审判机关是监督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关系;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产生于同级人大并对其负责。这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级平等的权力构造与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审判权的干预。而我国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审判机关之外的各种“外力”干预，由我国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决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权对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实施一定的“反干预”。在司法知识培养和训练方面，检察官与律师、法官一样，都要实现通过司法考试，并接受一定时期的法律适用技能培养和司法训练。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历练，使得检察官与法官、律师一样，都能够成为理性和公正的化身和缩影。并且，社会公众一般也都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司法机关来对待，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为我国确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审判权范文篇3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审判权运行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司法体制改革迈入新起点，进入快车道。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原则性规定较多，但并未就具体改革措施给出明确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权运行新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理论概述

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对纠纷的裁处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运行程度，往往代表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水平。审判权运行机制是国家机器专政职能的体现，是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在诉讼之后运用审判权裁判案件的过程。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价值目标

审判权运行的价值目标在于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外界因素干预。从外部关系而言，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从内部关系来看，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遵循司法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特点，这就需要改革审判权微观运行结构模式，在审判权分工与协作过程中，调适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司法裁判权的行使遵循司法规律，建立科学、规范、高效运行的审判权力结构模式，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使审者又判、判者又审。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司法属性

司法权的独立性，要求法官在从事审判活动时，必须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保持独立自主性，不受来自司法机构外部或内部的任何干扰，由此可见，法官独立审判是司法本身的内在要求。司法的亲历性要求法官必须亲历庭审、事实证据，倾听原、被告双方的诉求，深知案件的来龙去脉，才能从情理法的角度对案件做出公正判决，所以，唯有庭审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能确保案件效果最佳，而幕后的审批、审委会所聆听的案件事实己经是经过过滤的远离案件真实的情形，得出的结论可能要背离当事人诉求。

二、现行审判权运行机制面临的现实困境

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功能在于查明事实与适用法律，其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必须辅之于司法独立。保障审判权的正常行使，必须赋予裁判法官一定的意志自由，这样才能确保司法活动运行的自主性与民主性，排除来自审判之外的不当干预。

(一)审判管理权过分膨胀，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在西方国家，独立审判原则早已深入司法实践的骨髓之中。而现实审判实践中，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未得到充分执行。从审判权内部运行来看，法官作为裁判者，只是享有有限的审判权，法院内部案件监督机制的存在，使得行政性领导有机会且能够直接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干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导致主审法官行使审判权的权力被部分地架空。从审判权外部运行来看，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的案件请示制度打破了隶属于下级法院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格局。在这种制度下，下级法院往往按照向上级法院请示的意见对案件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向上级法院上诉，案件很难被改判，这种做法显然违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二)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导致审判权运行行政化

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重在解决司法的行政化过度膨胀问题。我国法院内部金字塔式的权力设置模式，导致审判权、审判管理权、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模糊，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领导层层审批把关，才能最终作出判决。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存在行政化的倾向，彼此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这种行政化的内部管理方式，使得审判权的运行趋于行政化，从而破坏了审判权行使的直接性，极易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后果，致使办案法官、合议庭几乎丧失了对案件的决定权，违背审判工作的司法属性。

(三)法院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运行趋于地方化

司法统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所奉行的一项基本司法准则。这一准则要求司法裁判标准具有统一性。我国现行审判权运行机制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影响过大，直接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并由此带来司法的不统一，地方政府对辖区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有管理权，导致地方各级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地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意见影响当地法院的司法裁判权，地方法院不得不为了“地方利益”而违法行使审判权。

三、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模式构建

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举措，才能实现司法责任制改革所追求的法治目标。

(一)审判权运行的结构模式

审判权运行的结构模式，是指审判权在微观层面运行的审判权力结构。优化的审判权结构模式应当是对审判权微观运行层面全面而准确的反映和提炼。1．确保法官的主体地位，实现法官职权的优化配置。法官办案责任制，是对审判权的重新分配，使法官成为案件的责任主体，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权。首先，确定法官职权不得逾越法律红线，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合理分配法官的审判权;其次，确定法官职权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彰显审判机关的司法属性;再次，确定法官职权要突出法官职权的能动性;最后，确定法官职权必须要突出法官职权的互动性。在强化主审法官的办案职权，弱化法院领导对案件的审查职能，优化审委会的决策职能原则的指导下，确保使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合议庭责任制、审委会案件讨论制的有机统一和有序衔接。2．建立科学合理的审判组织办案责任制，明确办案主体的责任。根据当前诉讼程序特点、法官的数量和素质差异建立类型不同的审判组织办案，确立权责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审判组织办案，从而实现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与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审委会责任制的完美对接。同时，主审法官作为审判权运行的基础，是推动审判权运行的根本性要素，在法院审判活动去行政化管理后，合议庭、审委会作为办理案件的组织理当成为承担审判权运行的责任主体。

(二)审判权运行的关系模式

审判权运行的关系模式是审判权分工协作过程中的一种调适状态，推行法官办案责任制以后，行使司法裁判权的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主审法官参与案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需要重新定位与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院长对审判工作进行领导及审委会讨论案件之间的关系。1．处理好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关系。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并不包含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有权审判案件，决不能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来否认法官审判案件负责制。主审法官和合议庭都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具体组织形式，它是在院长和审判委员会领导下代表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这不违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2．要处理好与审委会讨论案件制度之间的关系。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在审判权的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现行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裁判错误的责任不清、影响审判效率等问题，因此，如何制定一套适应审判权运行，符合审判规律，且便于管理和操作的审委会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审委会讨论案件主要应从案件的性质认定、具体责任的分担及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对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等问题应交由合议庭处理，可在合议庭认定事实与证据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决定。3．要处理好与院长领导审判工作的关系。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合议庭和主审法官享有的审判权应当得到尊重。同时，确立法官办案负责制不能否认院长对审判工作的领导作用。各级法院的院长，当然有权领导审判工作，但应明确，审判委员会是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对具体案件的裁判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院长个人无权决定案件如何处理。

(三)审判权运行的管理模式

审判权的管理模式，是指按照审判权运行的内在要求，建立既定规范对法官的办案活动进行规制和考量，实现司法裁判活动的高效运转和有序衔接。1．制定合理的审判权运行流程和工作规范。审判权运行流程，是指法院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案件分配上，应考虑审判权运行的实际状况，结合办案组织的特点、案件数量多少、办案人员的素质差异，对审判权运行过程进行细化规定。使各项审判业务的各环节做到有章可循，克服办案活动的随意性。2．强化通过客观记载管理审判活动。推进法官办案责任制应以审判权运行主体为角度，加强与案件管理部门的衔接配合，对法律文书、案件审批、审核程序，全面记载执法效果、执法办案规范和办案纪律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记录，以便于评估法官的执法办案活动，从而考察法官办案职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权力和责任清单是否统一，及时予以完善和调整。3．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官综合考评机制。以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促进积极向上、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激励机制的形成，激发法官队伍的整体活力，提升法官队伍的岗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因此，人民法院考核法官业绩，必须要创设以人为本的业绩评价体系，通过司法化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促进法官公正高效地办案。对法官的考核应当根据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来进行。建设法治国家，必须提升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审判权的行使至关重要，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正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必须进行科学设计，积极实践。尊重司法规律、顺应社会需要，推动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建立，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张婷婷 单位:宁夏大学

［参考文献］

［1］顾培东．人民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构建［J］．法学研究，2011(4)．

［2］左卫民．中国法院院长角色的实证研究［J］．中国法学，2014(1)．

［3］龙宗智，袁坚．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J］．法学研究，2014(1)．

［4］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J］．中国法学，2014(2)．

［5］陈光中，龙宗智．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法学，2013(4)．

审判权范文篇4

“上诉不加重”原则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消上诉的顾虑，便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但对于“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目前学术上的探讨还比较有限，对具体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更是涉及较少，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掌握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制度上以及操作上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上诉不加重”原则：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原则，也是法院树立公正形象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了司法权威的象征。随着社会的变革，以前那种竭力去找回逝去已久的客观事实，去实现事过境迁的司法公正的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对法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现代法制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要求法院在维护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并找准这几种价值的平衡点。在这种环境下，“有错必究”就不能脱离法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属性而单从司法公正这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有错必究”中的“错”的认定，除了考虑是否分配不公或机会不等外，还要看是否有违自由处分的原则，是否影响秩序的稳定，以及是否导致了诉讼资源的浪费等等。在纠正这些“错”时，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作出妥善处理。正由于纠错标准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使“上诉不加重”原则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我国长期所遵循的法制原则之中。

（三）二审程序的性质探讨

从多审级设置的目的来看是要保证公平的结果，但是诉讼也不能遥遥无期的进行下去，因而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这样的取舍就决定了诉讼程序的性质。对于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性质，目前理论上分为复审主义、事后审主义和续审主义三种。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一直采用的是复审主义的观点，目的是为了尽最大程度追求客观公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起诉到了法院，一味追求公正的诉讼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呼声促使民事诉讼的价值观开始向司法效益倾斜。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对司法体制又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接轨的新要求，二审程序的性质已经逐步由复审主义转向了国际普遍采用的续审主义观点。第二审不再对第一审全部的内容重新进行审理，而是以一审为前提对当事人不满意一审的部分继续进行审理。这种转变就使得“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成为了必然。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法院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的上诉不再是对一审内容的重新审理，二审程序也不再以实现单纯的纠错功能为目的。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新的诉讼模式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实现司法效益；应当权衡公平、自由、秩序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扫除诉权行使的障碍，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情绪，使当事人更能够理解和接受二审裁判的结果，发挥法院终局裁判的效力。这样看来，通过不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方法来打消上诉的顾虑已经成为了现代法制条件下民事诉讼二审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法律依据

“上诉不加重”原则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其实，作为一项原则，其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也没有以具体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贯穿于处分权、上诉权以及二审审查范围等法律规定之中。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实际上已经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明确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在《民事诉讼法》第13条中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该规定确立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为诉权理论乃至于诉讼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石。当然，以诉权为主线而提出的“上诉不加重”原则也以此规定作为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规定了二审的审查范围

《民事诉讼法》151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该条规定对二审的审查范围予以了明确，确定了二审续审主义的性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中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但该解释因为与现代诉讼体制的要求不符，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中被改为了“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解释中重申了二审的审查范围应限于上诉请求的原则，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提出做好了准备。对于该《规定》之所以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原因是要在承认辩论主义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对于不属于私权纠纷的行为进行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13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这样的除外条款使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当事人不能享受辩论主义和自由处分原则的垂青，也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划定了界限。

（三）指出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从建立释明制度的角度明确了法院审判的被动性，强调了法院的审理不能脱离当事人的意志。法院审判权的被动性毫无疑问就是“上诉不加重”原则建立的核心。

（四）更正了对错案的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而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纠正了一些人认为只要原审裁判与案件的真实事实不一致就是裁判错误的观点，打消了追求客观真实那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从认识论的理论层面和法律约束的制度层面两方面来看，由于诉讼中对证据的认知受特定时间、空间和探知手段的限制，可能出现法院查明的情况与案件事实不一致的情形；并且在有些案件中即使查清了客观事实，如果存在权利失效或失权等情况时，判决结果也可能与客观公正不符，但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所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减少了这方面的压力后，按照“上诉不加重”原则裁判的案件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

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已经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二审审查范围、审判的被动性和对审判错误界定等方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提及“上诉不加重”原则，但作为一项操作中实际运用的原则所必须的法律支持已经完全具备了。

三、“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要件

简而言之，“上诉不加重”就是不得在二审程序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但作为一项诉讼原则，其内涵所包括的要件则远不止于此，具体可以分为以下4个部分：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只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特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并存在相逆的利益。与此相比，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之间就没有这种平等且相逆的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与行政诉讼中的“不加重处罚”原则是以诉讼合理性为基础，以打消“官本位”的心理，纠正错误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重”原则并不能与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及行政诉讼中的“不加重处罚”原则等同，更不能将各项原则交错使用；

（二）“上诉不加重”原则是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原则，不能在再审程序中适用。

我国的再审制度主要是要发挥监督审判、纠正错误的作用。相对于一审或二审来说，再审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尽量满足客观公正的要求。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必然导致了再审不能像二审程序那样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但对于适用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当事人如果仍然不服提出上诉并进入了再审的二审程序时，二审程序的性质就决定了在再审的二审程序中仍然要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另外，要使“上诉不加重”原则真正能够落实也离不开对再审制度的改革。对于在二审中因使用“上诉不加重”原则没有加重上诉人责任的，再审即使认为根据客观真实应当加重上诉人责任，也不能够认定二审裁判错误，这样才能打消审判人员对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顾虑；

（三）“上诉不加重”原则只适用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能使用不加重的原则。

这是“上诉不加重”原则内在的必然要求，如果该原则在同一范围内对双方当事人都使用，那么该原则就不会引起应有的法律效果。这样的规定既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与上诉相关的风险和利益进行严格划分，也是对法院在二审程序中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规范与限制，以防止在审判中滥用“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行为。

（四）“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结果除了不加重责任外，还包括不减少既得利益。

“上诉不加重”原则中提到的“不能将上诉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包括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的既得的民事利益，这是该原则必然包括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不可或缺，其总的含义概括而言就是上诉人的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一审判决。

四、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限制及配套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制度已经将二审的审查范围限制在了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内。但审查范围与适用“上诉不加重”进行判决的范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上诉请求所涉及的事实与请求外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不能彻底分开，再加上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时不可避免的要求审查的全面性，这两方面都导致了即使二审完全以上诉请求的范围为限进行审查，实际上查明的事实范围也要大于上诉请求所涉及的事实。因此，只确定审查范围还不能够保证正确的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一方面为了便于当事人充分行使上诉权，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平衡，避免当事人不考虑一审判决的公正性滥用上诉权，笔者认为，对“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还应作出以下限制：

（一）对上诉请求范围内的部分不能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

当事人的处分权是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根基，但处分权的行使也要由法院行使审判权加以控制，对于滥用处分权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从一般意义来讲，当事人提出上诉请求是要求二审法院对其不满意一审的部分重新进行审理，经过重新审理就有可能要减轻上诉人的负担，也有可能要加重上诉人的负担。如果对于上诉请求范围内的这部分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无疑就会使上诉人只获益、不受损，相反被上诉人就会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制度，那么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角度来讲，任何当事人不论其是否满意一审判决都不愿意面对二审被上诉人那样一个被动的局面，都会上诉，形成讼累。所以，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诉，从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公平角度出发，对当事人提出的上诉应以加重责任的可能性进行限制，上诉范围越大，上诉被加重责任的可能性就越大，以形成对上诉人的压力，使上诉成为在权衡利弊后的理智行为；

（二）对双方当事人都上诉的，在双方的上诉请求范围内不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

前面已经说明了在上诉请求范围内不能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的原因，那么对于不在上诉请求的范围内，但对方就这部分也提出了上诉的，如果对方的上诉成立就应当加重本方的责任。这一点正是源于民事诉讼所特有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如果提出上诉请求的一方的上诉成立，那么其所承担的责任就会较一审减轻，而同时就必然有另一方因为该上诉要承受比一审更大的负担。

（三）对于一审判决违反了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不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

对于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不认为属于纯粹的私权纠纷的范畴。这时，法院不仅要行使审判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更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审判权来维护或补救因当事人的行为遭受到损害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只要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能够有效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二审法院就应当主动追究，并加以弥补。如果上诉人因此而应当承担更大责任的，就应当判决加重上诉人的责任。

经过以上限制后，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的范围实际上已经缩小到了上诉请求以外，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并且对方没有提出上诉的范围内。这样的范围一方面能够打消当事人害怕因上诉遭受无法预见的不利后果的顾虑，另一方面又防止了上诉人利用上诉打破诉讼双方之间的平等地位关系，取得相对于被上诉人的优势地位，使“上诉不加重”原则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其他原则相互融合，综合发挥规范和指引诉讼行为的作用。

最后，要适用“上诉不加重”原则还不可忽视一个与其密切相关的配套原则，即“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含义是指，上诉法院不得超越上诉人的上诉范围，变更第一审判决，使得更有利于上诉人[②]。之所以说这是一个与“上诉不加重”原则密切相关的原则，是因为确立“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目的在于避免当事人因为行使上诉权而承受无法预见的负担，把上诉的不利后果限制在上诉人能够预见的范围内。如前所述，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往往来源于对方当事人的不利益。因而，与此相对应，也应该把被上诉人承担的不利后果限制在被上诉人能够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把因上诉产生的对上诉人有利的后果也限制在上诉请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使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有着平等的诉讼利益，避免上诉人获得不应当得到的利益，同时也避免被上诉人受到无法预见的损失。通过确立“利益变更禁止”原则配合“上诉不加重”原则的适用，才能使当事人顺利、充分、公平的行使上诉权，使一切诉讼后果在行使诉讼行为前都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所预料，真正建立起以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为主线的民事诉讼体制新格局。

审判权范文篇5

关键词：独立审判法院行政干预人大监督对策

一、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发展情况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1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2最高人民法院也愈加重视坚持和完善独立审判原则的重要性，2004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确立的“公开审判”和“独立审判”原则开展审判活动。他表示，这两大司法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高效和廉洁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进行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这一概念出发，法官独立还应该包括这样几层函义：一是法官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庭审判员时，应当依法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公正地发表意见或进行审判，不接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指挥和命令；二是法官对自己审判案件发表的意见和作出审判结果，无论正确或错误都要依法独立承担责任；三是法官作为审判组织成员时，应当独立于案件当事人之外，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

二、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显著加快，但在实践中，法院独立审判这一原则的贯彻却存在很多问题，有自身内部的，也有其他外来因素的制约

（一）、法院内部管理和运做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法官独立审判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审判独立原则中的已有之义。独立的审判权的承担者是人民法院，而审判权独立的具体实施者则是法官。正如我国《法官法》第8条规定的，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因此，从法院内部来讲，独立审判应该定位于法官独立审判。

但我国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及我国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状况决定了在我国法院内部，法官不能完全实现独立审判：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组成院级行政领导层，主持法院的全面工作，也包括审判工作。其中，正院长主持全面，副院长若干则各自分管一面。法院内部的审判业务层面则分设民庭、经济庭、刑庭、行政庭、执行庭等。每一业务庭又设正、副庭长负责本庭的审判业务。每一业务庭的审判人员作为独任庭或组成合议庭具体负责个案的审判。主管院长和庭长对审判人员承办的案件实行审批制度。同时，法院内部还设置审判委员会作为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虽然立法仅规定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有讨论决定权，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却远不止于此。虽然在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删去了原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的规定，事实上，在我国，还没有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出的决定。这样，法院公之于众的判决书上签署的虽是合议庭成员的大名，而判决本身所体现的却是审判委员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意志。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双轨制作法，作为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个体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制度性保障，实际上虚化了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中法官的作用和权威。而法院内部这种等级性的设计又通过行政官阶设计予以保障。3这种机构设置和管理直接造就了实践中所出现的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审判分离以及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其危害不仅在于削弱和泯灭了直接承办案件的法官的责任感，更在于规避和危害了其他重要的诉讼制度(如合议、回避、公开审判等)的贯彻实施，也使得独立审判所要实现的保障司法公正等效能失去了意义，非真正的独立审判。

（二）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制约严重

一直以来，司法部门都隶属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直接受制于党政机关。我们经常在报纸或其他报道中了解到，某某省长或其他行政官员听取了某某法院院长的工作汇报，并提出某某工作要求等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领导对有些案件“多次批示、多次过问”的情况常有发生，有的出于对政府形象的考虑从司法上加以所谓保护，有的则是出于某领导的私利而以其行政职位对案件加以干涉……此时，行政者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胜过司法者所本应遵照的千万条法律法规，还何什么“独立审判”？如果“批示或电话指示”对了，还好；如果“批示或电话指示”错误，甚至“批示”本身就是腐败的产物，那么法院独立审判所要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司法腐败”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事实是，有些按照正常程序本应早结的案件久拖不决，有些依法应当释放的犯罪嫌疑人被“超期羁押”，也往往与某种情况下的“长官意志”或“领导批示”是分不开的。笔者曾经办过一个刑事案件，就连主审法官事后都无奈地说：“没办法，行政干涉太严重，院长也没有办法”。作为律师在为当事人解答法律问题，分析案件情况是时，也得强调本意见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因为现在影响法院审判和判决结果的因素中，除了法律以外，还有很多。……

以上所说的行政干预司法、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高度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审判权长期与行政权混为一体，也可以说是行政干预司法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一个不难理解的历史原因，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我国法制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制约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对法院系统的人员编制、经费、设备等方面具有的控制权实施的，而不是对法院的审判内容和方式的直接制约。但是这种间接的制约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国家审判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地位相同的国家机构，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并对其负责的机构。但是，审判机关的经费却要由行政机构中的财政部门来控制，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地方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人事方面，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人员编制要由编制委员会来决定；其设备和后勤保障则要由行政机构中的其他部门承担或配合。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以现行的财政、人事制度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只能置法院于两难境地：或者违法，或者依法但却有可能得罪地方政府和党委。其结果只能是阻滞、破坏独立审判。这种设置显然无法真正保证审判机构的地位，也必然影响其原本应当毫无顾忌地依法行使的独立审判权。一些行政机关试图通过这些控制权，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进行干预，达到干预具体案件审理的目的。这种干预显然违反了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构成了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非法干预。但如何区分行政机关的合法制约和非法干预，谁作为主体来区分呢，区分出来又怎么样呢？

（三）、人大和人大代表在行使对法院的监督权时，特别是在听取汇报、视察、约见负责人、提出批评、进行质询和提出议案时，常常要涉及对法院审理的个案的审查，这种对个案的审查往往会带来人大的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冲突，人大对法院审判的个案监督及其他不正当行使监督权的行为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非绝对。宪法第126条就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涉，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进行具有法律根据的制约。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一种在人大这一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的相对独立权限。这里的相对是指它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并不否认它在运作中的独立性。相对性是指它的来源和地位而言；而独立性则是指其运行原则和方式而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行使其对法院的法律制约，即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通过监督法院的工作来保证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人大不正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

现实中人大代表左右审判人员的现象时有发生。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个体的人民代表则不能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任意行使这种权力。虽然按照人大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或要求本级人大常委会就地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法律明确规定：“在视察时，代表不能直接处理问题。”4人大的监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于个案的审查。虽然宪法和有关的人大组织法确实规定：在人大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可根据其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但这种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不应包括或针对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调查，因为如果人大具有这种权力的话，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会形同虚设，出现另外一个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审判权，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将遭到破坏。李鹏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指出：“……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5

三、要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法院独立审判权，应当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提高法官自身素质。

法官的品行和素养不仅决定着其审判案件的质量而且也决定着我们司法改革的质量，因此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确立和施行统一、严格的法官任用和考核标准。并且不仅以此标准决定未来进入法院系统的人选，而且以此标准对已在位的法官进行遴选。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

第二、实施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

把法院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决定权，以及法院的经费和法官的待遇由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专门加以规定，从而减少行政机关（特别是那些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刺激的行政机关）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预，革除司法权力地方化所带来的弊端，为审判独立的真正到位创制合适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建立司法系统“垂直领导体系”，免遭“长官意志”的干扰，省却“内部请示”的多余环节，加快促进实质性的“司法独立”，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舍此，别无他途

第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官独立审判及责任制，将独立审判落实到法官个人，确保合议庭及独任庭这两种审判组织的独立性

各级法院应当确立法官在诉讼中独立的地位、权利和责任，明确责任制，使法院的院长、庭长等行政高中层领导放弃对审判组织承办的案件的审批和干涉，从“案必躬亲”中解脱出来。它们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领导关系或隶属关系，审判委员会只能依法定程序对案件独立作出自己的裁判决定，而不能“指示”或“命令”合议庭或独任庭应当或不应当作出何种裁判决定。

第四、真正实现审级独立

上级法院依法不能干预下级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权，不能采用行政式的工作方法对下级法院审判案件行使“指挥权”，不能对下级法院所审理的个案的审判结果直接下结论。下级法院也无须就个案审判结果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但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或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全国各级法院都应当执行；上级法院依法定程序对个案作出的审判结论，下级法院应当服从并执行，上级法院还要监督其服从和执行，这些都是依法定途径进行审判监督的必然要求。

第五、人大监督也必须尊重国家审判权的独立

人大不能直接介入和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尽管人大及其代表可以对个案情况进行了解，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甚至有权要求法院提出报告或说明，对其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但不能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或作出决议，。但是不能直接指令法院如何处理案件或直接接手案件的审判。防止人大或代表权力的滥用，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利用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该案进行监督等等。

以上是我对我国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的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望指正。我相信随着我过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院独立审判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2、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于《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3、我国法院对法官实行的是国家行政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从低至高、自下而上即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等。而一般的法官迁升为业务庭正副庭长或法院的正副院长，也即以为着该法官行政级别以及有关待遇的相应升高；

审判权范文篇6

关键字：检察监督审判独立

，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应当加强，认为“‘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在诉讼过程中参加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封闭性的系统，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内失去制约”。〔1〕民事检察监督权设置的力度不够，是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立法的第一大结构性缺陷，也是根本性缺陷。〔2〕于是指出，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实施法律监督。不仅要“事后监督”，还要“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3〕为此，还有人认为，检察监督权应当包括：了解审判活动情况的知情权（或发现权）；确认法院审判结果是否合法的确认权；纠正法院裁判错误的纠正权；在发现审判活动违法时，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权等。〔4〕对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强化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正义。

一、现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理念误区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法院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抗诉，要求法院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的四种情形：1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于这四种情形，一些学者认为均属于错案，其理由是，尽管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中明确指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其他三项均没有出现“错误”二字，但是，第1、3、4种情形同样是指确有错误的裁判。证据不足，不能说明或充分说明其论点，经不起检验，因而是违法的、错误的；原判决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本身就属于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同时也是违反法官法规定的行为。由违法的法官办理的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当然是错误的。〔5〕检察院提起抗诉，监督法院依法办案，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是检察监督的基本理念，这不仅有立法的规定，而且学者们已形成共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多年来奉为社会主义法律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其本意是指凡是因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其他原因判决错误的案件，都要予以纠正。这无疑是一项非常理想的司法原则，符合我国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程序正义、诉讼公正以及审判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得以加强。对于何谓错误的判决、裁定，什么是错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错案”的命题在大众的观念中潜在地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裁判，否则就是错误的裁判。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法官（同样包括检察官）、不同的法学家以及不同的律师对同一案件的正确裁判的理解显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是任何一个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的道理。事实上，如果法官审理案件如同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法院的工作也就大大简化了。〔6〕

在众多的案件中，就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只不过简单案件的不确定性相对弱些，疑难案件则相对强些。在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争议的疑难案件往往是在法律的适用和事实的认定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案件。

一般而言，对案件的判断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事实标准，一个是法律标准。这两个标准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案件的不确定性。以下就这两个方面案件的不确定性来说明检察院基于裁判错误进行抗诉的不合理性。

（一）认定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

我们通常所讲的事实是指真实的客观情况，或案件实际发生的本来面目。但是，在审判实务中要查证和认定的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来确定。审判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与事件无关的法官通过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书证、物证等证据的观察、分析、判断，从而查证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法定证据，而关于证人证言是否可靠的，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外一些法学院曾进行过证人证言可靠性的试验，即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突然闯进教室并袭击教师或学生，然后逃离教室。在众多的试验中，学生事后对事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总有相当大的出入。〔7〕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事实怀疑论”的主张者弗兰克认为：事实需要通过证人来确定；证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受证人和法官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法律上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中的事实总有一定的差距。〔8〕

法院裁判所依据的事实是，在现有的证据材料基础上，经过审查认定的事实。认定事实不同于案件客观真实。认定事实是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分析、推理所得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论断。认定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在一般情况下有较大的重叠，但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不一致性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一些当事人可能因举不出证据或证据不充分而败诉，并非因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是客观事实，只是其主张的事实缺少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所以，一些法官认为，在当前的审判方式改革中，随着抗辩制的进一步推行，举证责任制度和证据作用的加强，法院是“审证据”而不是“审事实”。〔9〕

（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

在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相当数量的法律职业者，往往认为法律是明确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只要有确定的事实，就一定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就一定能得出一个正确的裁判。整个法律的运作如同一台加工机器，只要提供一定的加工材料-事实和法律，就一定会生产出确定的产品-裁判。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他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在于经验而从来不是逻辑”，〔10〕宣称真正的法律“不是一般性的抽象规则，也不是固定的逻辑推理，而是社会的实际，一系列的事实。”〔11〕凯尔瑞斯在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时虽然过分强调了法律的性、货币性和主观性，但其对法律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和表述不乏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先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既没有导向作用，司法判决最终仍然是基于法官的价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因法官不同而不同，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12〕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在分析个人特质对判决的影响后，甚至认为个人的经历、社会环境乃至潜在意识、预感、直觉等决定了其在判决中的倾向性，而这些因素都难以归入“理性思维”的范畴。不可否认的是，某些法律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社会生活复杂多变，同时立法技术具有局限性；法官的过程、思想品德、思维方式和潜在的好恶心理等个人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此外，政策、习惯、地位、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等无时不刻地对法院的裁判施加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法院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以法律为框架和主线，综合考虑政策、、文化、心理、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高度技术性的创造性活动。

据以上分析可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处理案件时，依据其自身的法律知识和审判实务经验，从良知和正义出发，审慎地判断证据，认定事实，理解并适用法律作出裁判，是法官审判权的本质特征。据此作出何种裁判属于其自由裁量权。因此，不同法官对相同案件甚至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裁判结果，并非异常，完全符合诉讼法理。换言之，一个案件完全可能存在多个裁判结果，而这些裁判结果都不是错误的，正确裁判结果并不是唯一的，不能以一个人裁判结果的正确为理由来证明和指责其他裁判结果的不正确。法官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以其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从良知和正义出发，善意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由此所作出的裁判，应推定其必然正确。一位美国大法官说得好：“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13〕检察院基于自身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者对适用法律的理解，与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坚持主张法院裁判错误，从而提起抗诉（或者其他纠正方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要求法院纠正错误裁判，有悖于基本的诉讼法理，陷入了一个案件只有一个唯一正确裁判的错误理念。

我国正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必须强调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减少和弱化国家在民事领域的干预，以便形成平等和自由的市场环境。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经济领域的高度政府集权的政治气氛中形成的检察院广泛干预民事诉讼的“经验”已不值得吸取。民事诉讼作为保护私法权利的司法形式，具有自身的特殊，对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当事人如不认同，法院规定了救济手段和权利，如上诉、申请再审、执行中和解等。对这些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任何人均不得随意干预。即使当事人不认同法院作出的裁判，可能因考虑到时间、精力、费用以及其他诉讼成本等因素，而放弃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检察院如果以“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为理由提出抗诉，要求法院纠正错误裁判，无疑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不当干预。“有错必纠”原本是刑事审判的原则，将其引入民事审判，把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简单地对比和强求划一，显然是不恰当和错误的。

二、民事检察制度比较与评析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检察院可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其作用是代表社会或公共利益。在德国，根据1950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有权对诸如家庭事件、亲子事件、禁治产事件等案件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在日本，检察官有权参与婚姻和收养案件、亲子关系案件、禁治产案件等，检察官有三种权利，即提起诉讼的权利、参与诉讼的权利和上诉权。〔14〕在美国，授权检察院提起相应的民事诉讼，或者支持主管机关和当事人提出的请求。联邦总检察长代表联邦政府进行诉讼；在联邦各司法巡回区服务的联邦检察官，在联邦各区法院代表政府参与诉讼；各州检察长代表州政府参与诉讼；各级检察长有权对涉及到联邦利益的民事案件提起诉讼，有权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税法的案件提起诉讼。在英国，总检察长被认为是公众的人，民事诉讼可以由总检察长提起。〔15〕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统一法制的观点和法制原则，建立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检察机关的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东欧各国的检察机关，与苏联的检察机关基本相同。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广泛的职权，可以提起诉讼，并有权参与庭审，进行陈述和发表意见；对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提出抗诉，并有权终止其执行。

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检察长的起诉权（第4条）、民事审判的监督权（第12条）、检察长的抗诉权（第320条）、检察长调阅卷宗权（第322条），均作了规定。受前苏联民事诉讼立法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第14条）；有权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5条），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

从以上各国关于民事检察制度的立法，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德、日、法及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东欧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但是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功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是基于公益原则，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在诉讼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资产阶级检察学家认为，检察院应当是“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负有“一切家庭安宁”、“公民安全”的责任，〔16〕决不能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对审判进行监督。“人们甚至在名义上都不承认美国检察官是法制或公正审判的保护者，他们只是偶尔出现在普通诉讼中给当事人一些支持”。〔17〕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赋予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实行审判监督，监督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从而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因此，赋予其广泛的监督权。然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做法，却并未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检察实务中，都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解体以后，各国都抛弃了这一做法。

可见，在是否对法院审判实施监督的问题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及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完全不同。究其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排除检察院对审判权的监督，与其一直重视程序正义，诉讼公正，强调法院审判权独立密切相关。审判权独立，裁判者中立是诉讼公正最基本的要素。审判权独立在本质上要求排除外在的任何干预。前苏联、东欧及我国民事诉讼虽然也规定了审判权独立，但这种审判权的独立是十分脆弱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审判权独立不能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检察院拥有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审判权独立的弱化。

三、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排斥外在监督和干预

（一）审判独立的含义

审判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它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原则到宪法原则，再到司法审判活动准则的演变过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司法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司法审判活动准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受到来自外在的不当干预、影响和控制，使法院的司法审判真正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可以这样说，没有审判独立，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审判制度。审判独立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审判的权力方面的理解，就是“审判权独立”，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居于不依赖也不受行政权、立法权干预的独立地位。强调国家权力的分立和分工，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其它任何机关不得行使。二是从审判的裁判方面来理解，就是“法官独立”。在诉讼中，法官审核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自主地进行，不受任何其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干预和影响。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18〕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精辟地指出：“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就不再是法院了。”〔19〕在我国传统封建专制体制下，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合二为一的，司法活动只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而已。县官就是法官，既是裁判者又是执行者、行政管理者。我国现行宪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就法官地位而言，法官严守中立。他们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审判，但他们在每一具体案件上，超然于原告和被告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

（二）审判独立的内在价值

关于审判独立的内在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政治方面看，审判独立是人类社会从专制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历史过程，在国家机关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时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贯彻和实施国家管理活动中的分权原则的必要手段。从权力运行及行使的方式和特点来看，审判独立就能够对其他政府权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避免集权与专制的再生。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在土耳其，这三种权力集中于苏丹一人身上，所以可怖的暴政统治着一切”。〔20〕这段名言精辟地说明了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强调司法独立是对公民生命、自由的重大保障。第二，从依法治国方面看，坚持审判独立的结果是使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使得法律由国家权力的附庸变成控制国家权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重要活动的独立规范体系，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向以尊重、保护广大民众个人自由与权利为依归的法治社会过渡。第三，从司法公正方面看，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法治国家的架构下，司法是实现法治的重要环节，司法公正便是走向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桥梁。因此，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崇高目标，是全部司法活动所要追寻的最高价值取向，审判独立是引导和保障司法公正的途径和手段。从中外各国数百年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审判独立不仅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和手段，而且是实行法治的必要条件。没有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就将失去依托，司法公正离不开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可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依存关系，审判独立本身隐含着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审判独立，而审判独立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审判独立的外在要求

由审判独立的内在价值所决定，其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行使审判权的专属性。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由国家的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21〕（以下简称基本原则）第3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绝对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即法院对所有诉讼案件，无论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案件均享有管辖权，法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管辖权的归属，法院代表国家对各种诉讼案件作出法律评价和最终裁决。第二，行使审判权的独立自主性。法官或法官和其他非职业法官组成的审判组织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外界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基本原则第2条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据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第4条规定：“不应对司法程序进行任何不适当或无根据的干涉，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也不应加以修改”。即审判机关的审判过程和作出的司法裁决均不应受到不当干预。第三，行使审判权的合法性。审判机关在行使国家审判权时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也只能服从宪法和法律，这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利，同时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

通过对审判独立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要求的，我们可以看到，审判独立除制约和防止政府集权专制以外，它是正义，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审判权作为审理和裁决诉讼案件的国家权力，其行使不应受到任何外在权力的任何干涉，一旦审判独立受到影响或威胁，其结果必然是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就将影响这种权力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因此，审判独立必然要求排除任何权力，任何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审判权独立本身隐含着司法公正，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也就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外在表征。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实质就是以检察权（或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目的是通过这种干预影响法院的裁判（要求法院撤销其原判，重新改判）。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设置中，能够行使（也只能行使）对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即审判权，不能也没有其它权力，这本身已经体现了权力的相互制约。如果审判权在运作过程当中，即在国家权力分工的范围之内行使其应有的权力，仍然受到某种外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无疑是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不当干预。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尽管没有代替法院作出裁判，但其要求法院修改已经作出的裁判的权力是非常强有力的，对法院审判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任何一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都可以提出抗诉（第185条），而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都应当再审（第187条），再审案件均应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第183条），这实际上已使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权形同虚设。因此，曾有一位外商在参加诉讼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不是终审法院，法院没有终审权的国家不可能是法治国家。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强调检察院的监督权时，认为检察院的抗诉权，“实质是一种纠正权，只不过一般纠正权纠正的是程序，而抗诉纠正的主要是实体”〔22〕还认为“被监督者（审判机关）对监督者（检察机关）的抗诉是否正确有最终决定权之立法的性是值得推敲的”。〔23〕试图通过检察监督来命令法院修改其裁判，当然是对审判权的干预。审判权和检察监督权本身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排斥。督权的存在已经构成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影响，过分加强检察监督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取代审判权，必将严重损害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排斥任何外在权力的干预，仅仅是针对审判权作为一种权力而言的。并不排除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行为的监督。在保证和不影响审判权独立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实施监督和惩戒。

四、检察监督的改造

（一）检察监督的困境及原因

检察院在提起抗诉对法院实行监督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时常导致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权力冲突。诸如抗诉的范围，是法院作出的所有生效裁判还是仅限于其中的一部分；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是“抗审同级”，还是“上抗下审”。〔24〕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抗诉案件审理时出庭的检察人员，除当庭宣读抗诉书以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在证据采信，事实论定等方面的错误，充分发挥起监督职能。法院方面则认为，检察人员宣读完毕抗诉以后，其任务即告结束，不能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25〕因为在民事审判中，原、被告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法院居中裁判。法院与原、被告之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模式，检察院参与诉讼，不管是支持原告一方，还是被告一方，都将打破原、被告之间完全平等的格局，破坏民事诉讼的公正性。也有人认为，检察院也在原、被告之间居其中，不偏不倚，“从而使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平等原则得以维持，使检察院监督权与诉权的关系得以恰当协调”。〔26〕这种设想完全是一种虚幻。在当事人之间居中，而仅仅监督裁判者-法院，似乎有凌驾于法院之上，操控法院之嫌，显然有悖于法院独立审判。就诉讼格局而言，在法院和原、被告之间的等腰三角形构架中，如果再加入一个检察院，是否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实务中将如何操作？其实，检察院抗诉的民事案件，必然有利于一方当事人。检察院抗诉的目的是，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错误，要求法院修改裁判，纠正错误。修改裁判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意味着一方当事人权利减少，而义务增加，另一方当事人则正好相反。权利减少而义务增加的一方当事人，必然会把主张和极力促成这一结果的抗诉人-检察院作为其对立面，尽可能地提出事实依据和法律理由，避免这一结果的出现。即要求保持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增加其权利。众所周知，在民事诉讼中与一方当事人对立的只能是另一方当事人，因此检察院完全站在了对方当事人的立场上，这就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当事人平等抗辩原理。

另外，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检察院对维持原裁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27〕对这种冲突有人认为，不应当最终由法院来裁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已成为冲突的一方，因而主张“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引入一个中立的裁判。当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检察院的意见后，检察机关应当有权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28〕这就完全否定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终局裁决权。由于检察院的多次抗诉，一抗到底，原本是居间裁判的法院却演化成了冲突的一方主体，原、被告之间的私方民事权益争议，却最终变成检察院和法院两家的权力之争。

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其根本原因是忽视、甚至否认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最终裁决权，被错误的“错案”理念所误导，“有错必纠”绝对化，以及漠视当事人的处分权等所致，前已述及，不再赘述。

所以景汉朝先生指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是令人怀疑。”〔29〕也有人因看到抗诉权和审判权的冲突而暴露出来的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提出“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抉择”。〔30〕

（二）监督原则

为了使审判机关有效制约其它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保障司法公正，审判独立必不可少。为达到在独立审判原则下的公正，各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条件以及选拔程序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且法官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职位保障。从理念上认为，法院是理性的，相信每一位理性的法官都能做到“忠实于基本法，忠实于法律，履行法官职务，用最好的知识与良心，不依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去判决，只服从于事实与正义”。〔31〕

独立审判和对审判权的监督本身是一对矛盾，所以在对法官进行监督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法官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公众有权要求法官公正行事，正确审理和裁判；另一方面，法官的独立性也不应受到侵害。于是，有人认为对法官的监督是荒谬的，是自相矛盾的。〔32〕但正如杰弗逊所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果不受任何约束，难免出现专断与滥用。

从上述审判独立和对审判监督的矛盾关系出发，各国立法、司法、以及界都在积极探索和协调这一矛盾。尽管各国由于体制、司法体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体情况不同，做法各异，但有一基本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审判的监督无论如何都不能影响和损害审判独立。德国法官法第26条第1款明确规定：“法官只在不影响其独立性的范围内接受职务监督。”职务监督权仅仅局限于对法官特定行为方式的批评，以及请求或敦促该法官将来改变行为方式。“监督权不应试图以影响法官审判自由的方式为法官确定一种特定的工作方式”，监督权“所涉及到的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批评”。〔33〕审判独立是实现审判公正的前提，对审判的监督只能在不损害审判独立的大前提下，对行使审判权的法官的行为进行合理的制约。

（三）监督对象

对审判的监督只能限于法官个人的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以及道德品行等情况，而不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属于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范畴，不应作为监督对象。如果裁判不被当事人所接受，认为有错误，只能通过当事人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程序予以救济。如何区分法官的裁判性行为和个人行为（非裁判性行为），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楚。在德国，为监督法官的个人行为，专门设立了纪律法院，其判断法官行为是否应受到监督，“一个粗略的判断标准是看它是否属于法官行为的核心领域（如果是，则不应受到指责），还是属于其外部领域（这时应受到指责）”。〔34〕

之所以把法官的非裁判性行为，及个人行为作为监督对象，是因为对不属于法官裁判范畴的行为的监督，一般不会损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史蒂文？鲁贝特教授在《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一文中指出：在法官滥用职权、行为有损尊严、存在偏见或不审而判，玩忽职守、无视法律等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责任，很明显几乎不会对其独立性造成任何威胁。但在有些情况下，对法官进行惩戒，可能会危及到审判独立，其中最重要的威胁就是根据法官裁判的对其进行制裁。尤其是法官善意地将法律适用于疑难案件，但作出的裁判具有争议或不合公众口味，甚至错误时，对法官施加制裁或可能施加制裁，必然导致法官变得胆小谨慎，因为担忧和疑虑使得他们宁愿选择安全的方式而不是裁判的正确。〔35〕史蒂文？鲁贝特还指出，如果法官适用残暴的陈规作为裁判基础、根本不管法律或完全无视法律的情况下，即使属于“裁判性行为”，法官也必须接受惩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予经常错误地适用法律而损害诉讼当事人权利的善意、但无能的法官以惩处。当然，在渎职与仅仅裁判错误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线相当困难。无论如何，对法院审判的监督对象原则上只能限于法官的个人行为，而不能把案件的审理和裁判纳入监督范围之内。审判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裁判的终局性、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种争端解决程序总是因同一事项而被反复启动，它是不能成为程序的”。〔36〕对于法院的裁判，如果允许其它国家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予以否定，法院裁判的确定性、权威性就将丧失，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将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法院和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也将大为下降。

（四）对审判监督的改造

首先，应当加强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这是监督的基本前提，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审判权的独立还没有真正到位，，一方面要从体制上、制度上保障法院整体的独立，如改革现行体制，实行法院经费预算独立，革除法院在人、财、物方面对政府机关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改革现行的法官管理制度和审判机制，使法院的审判工作真正回复到应然的逻辑起点，实行审判者的独立，法官个体的独立。当然，审判独立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法官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为此，必须严格规定法官的专业学历、任职资格和条件，严格规定法官的选择和晋升程序。

其次，调整监督对象，改变现行的对错误裁判的监督，将监督对象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及其他不当行为，把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归于法院自身的上诉、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来实现和完成。前面已经论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案件实体内容的监督，必然损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事实上，民事检察监督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表明，对案件裁判的监督，不仅有损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而且，还破坏了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从而严重的动摇了人民大众对法院诉讼公正的信心。在当事人的心目中，生效的裁判也并没有多高的权威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一直把监督重心放在裁判上，对法官个人行为的监督不重视，以致于尽管在强调检察监督的力度，法官违法、违纪以及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仍然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最后，在将监督对象集中于法官个人行为以后，把监督与司法惩戒制度结合起来，对违法、违纪及其他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均作为监督和惩戒的对象。目前，法院裁判，国家法律在不少公民心目中没有崇高的权威性，公众对法官缺乏信任感和崇敬感，没有把法官作为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其重要原因是一些法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违法、违纪行为，尤其是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行为破坏了法官的公正形象。以法院的裁判作为监督对象，它不仅会危及法院审判权的独立，同时它还难以达到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及其他不良行为的有效监督。如前所述，由于对案件的裁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通过对裁判错误的纠正和追究来惩戒法官，难以奏效，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法官存在违法、违纪以及其他不良行为，并非一定导致对诉讼案件的裁判错误。对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的事实可以证明，法官因违法犯罪被判刑或因违纪被惩戒，其所裁判的诉讼案件并不一定都被改判。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很多法院都相继制定了错案追究责任制，试图对办理错案的法官进行惩戒，但效果甚微，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原因也在于此。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法官个人行为的惩戒，只能根据其违法、违纪及其他违反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法官的裁判性行为属于其独立审判权范畴，不能作为对法官进行惩戒的根据。

〔1〕陈桂明：《民事检察监督之系统定位与理念变迁》，《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2〕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3〕参见郑传昆等：《论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肖建华：《建立民事审判程序内部检察监督机制》，《人民检察》1996年第10期。

〔4〕参见前引〔2〕，邹建章文；莫颂要：《对审判监督制度若干问题的调查及完善意见》，《北京法制报》1995年第6期。

〔5〕李忠方、王开洞主编：《民事检察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6〕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以下。

〔7〕转引自前引〔6〕，梁冶平书，第257页。

〔8〕转引自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9〕同上，第163页。

〔10〕〔11〕刘全德主编：《西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12〕转引自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法学》1998年第3期。

〔13〕贺卫方：《司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14〕〔15〕参见前引〔5〕，李忠方、王开洞主编书，第65页以下。

〔16〕王淑贤主编：《中国检察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7〕前引〔5〕，李忠方、王开洞主编书，第67页。

〔18〕参见丘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第45页、第73页。

〔19〕转引自[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以下。〔2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21〕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经联合国大会1985年11月29日第40/32号决议和1985年12月13日第40/146号决议核可。

〔22〕〔23〕李桂茂等：《法律监督新探》，《新疆社会》1995年第5期。

〔24〕参见李浩：《民事检察监督若干问题》，载陈光中主编：《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8年卷〉）；杨立新：《新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前瞻》，《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汪治平：《民事抗诉若干问题之管见》，《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

〔25〕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时，坚持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审判长当庭予以制止。对此，检察人员则声称要对其实行法律监督，检、法两家的冲突可见一斑。

〔26〕蔡彦敏：《从规范到运作-论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若干问题》，1999年全国诉讼法年会论文。

〔27〕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院抗诉的次数，但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提出抗诉。这一批复实际限制了检察院的抗诉次数，对一个案件最多抗诉三次，即最终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最高法院通过批复的形式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次数，从更深层次体现了法院审判权和检察院监督权的冲突。

〔28〕前引〔2〕，邹建章文。

〔29〕景汉朝：《再审程序剖析及其完善》，1999年诉讼法年会论文。

〔30〕方加初：《民事抗诉权质疑和民事检察工作的基本思路》，《法制论丛》1996年第2期。

〔31〕〔32〕〔33〕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第18页，第21页。

审判权范文篇7

本文作者：李永昌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现状当下检察机关中的民事行政检察与审判机关之间存在着不互相配合，审判机关存在表面配合实际排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现实情形。实践中，检、法两家在检察监督法律适用上的具体问题存在分歧，最高法院作出的部分司法解释，如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等是禁止检察监督的。再如，法院对检察机关调取、复印、阅读审判卷宗的要求不予配合，设置重重门槛，如需要法院不同庭室负责人及主管院长多人签字同意方可，造成调阅卷难。更有甚者审判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部分明显错案，赞成检察机关的抗诉观点，但借口社会现实及案件当事人的个别案外因素而拒绝改判，造成你抗你的、我判我的。（二）原因1.理念的冲突审判机关认为，抗诉监督打破了“控、辩、审”的平衡模式，抗诉权凌架于独立审判权之上，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尊严。其次，独立审判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靠法官独立和身份保障等制度来保证裁判的公正，而不是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去实现公正裁判。检察监督权的过分强大定将对独立审判权行使造成严重损害。再次，检察监督权来监督独立审判权，那么谁来监督检察监督权呢？这将形成权力监督的无限循环。检察机关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不能甚至于不得对审判权进行监督，借口审判独立而宣称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的监督以及不能进行制约，完全是违背法律规定的，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只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个人独立。再者，从权力属性上讲，抗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而不是裁判权，其功能在于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审判权依然由法院行使。因此，检察监督权并无影响独立审判权的行使，更不会取代审判权。2.现实环境下的制约因素我国审判机关虽然独立，但这种独立目前是非常有限的独立，而非西方法冶意义上的法官独立，而只是名义上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并不能独立于执政党及权力机关。而现实是审判机关（含检察机关）的人员编制、经费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且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并不完全独立，更多的现实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当然，检察监督权也存有类似的限制。3.当前司法机关考核制度的影响在目前中国司法机关行政化管理的现实上，检察官在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抗诉率、再审案件改判率或改变率，而在法官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上诉改判率、发还率（发还重审），这两项指标本身就存在此长彼短、不相共容之势。检察机关对监督案件数量上要求抗诉率，对案件质量上要求再审改判率或改变率，以最大限度内发现裁判错误并争取到法院改变原审裁决为重点工作。如果抗诉再审案件改判率高就说明抗诉工作做得有成效，抗诉率高则审判机关的发还改判率相应的也会高，就有可能说明法官办理案件的质量低下。由于法院系统近些年来也加大对法官的错案追究制，一些抗诉案件法院改判了是否意味着原审裁判就是错误，存在一定争议，但抗诉案件原审法官对改判后裁决普遍存在质疑与抵制的态度。由于考核机制受制于已身的影响，为纠错机制制造了不利因素。4.检、法人员在审查个案的具体问题上观念有偏差一是在事实性质的认定上，检察机关审查主要依据法院的卷宗，认定事实严格遵从证据的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出发；而审判机关由于法官亲临庭审现场的感受的主观因素更浓些，导致对同一证据证实的事实性质态度不同、认识不同；如对复印件证据材料的审核，检察机关往往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审判机关则在证据的采信上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也有顾及案结事了的目的，导致对证据材料的效力、证明力上的处理态度迥然不同；再如，对新证据的理解上，检察机关则往往以事实为原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审判机关则出于诉讼效率及纠错成本因素的考虑，采取较为严格审慎的态度。二是在责任划分上，检察机关站在监督者的立场，抗诉时以维护法制统一、正确而审判机关过分强调纠纷的诉讼解决终局性，对立看待抗诉监督，对抗诉观点不予重视甚至视而不见。5“.潜规则”导致对利益追求的扭曲化个别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寻租受利益驱动等司法腐败现象，这使得法官不公、检察官沦为当事人的律师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在依然存在。司法的公信力在当前社会普遍评论较低，群众有很多不满意的声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①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对接之处──程序公正，或是契合点在于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对此检、法两家的理念与认知是大致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独立审判权如何更好的协调开展工作为契机，树立“理性监督”的意识。②检、法机关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检、法对接的常规化、标准化。要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促进和谐司法，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依法监督，但也要讲方式方法，注意多沟通，坚持与同级法院定期座谈、文件互换、会议互邀，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工作协调联系机制。③争取得人大支持，立法权在司法权之上，检法两家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与评议。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争取人大的支持将为监督机制的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④加强民事行政检察抗诉书说理改革，相比较之下裁判文书的改革早于抗诉书，最高法院旨在推进裁判文书的析法说理性以增进审判案件的质量。检察机关的抗诉文书也应通过制定规范抗诉文书，着力加强抗诉文书的说理析法性，增强抗诉观点的说服力，这不仅会提升抗诉文书的品质和办案质量，更重要的是争取审判机关的认可与支持并提高改判纠错率，同时也会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支持，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社会矛盾。⑤强化检调对接，作好息诉工作。对于申诉抗诉案件，应建立健全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和解的衔接、配合。对当事人双方存在和解意愿及和解基础的，要积极引导和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配合法院做好息诉罢访工作。

司法运作需要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社会法治环境。司法改革的源起发自于检、法系统内部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目标，逐步树立并强化现代法治观念，全面看待民事行政审判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程序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与审判机关建立良好、互动的司法关系，树立共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价值观，如独立审判与监督、效率与公正、当事人的权义责与诉讼风险等，最终达到检、法和谐，共同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

审判权范文篇8

尽管学术界一直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非常“尊崇”，但遗憾的是，这些基本理论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构建应该有的“统领”作用。目前，正值民事诉讼法面临新一轮修订之时，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关于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修改和完善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具体制度构建时所存在的许多争议，本质上是因为学术界并未对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达成共识；而缺乏基本理论“关照”的制度构建，其基础、价值和目标必然缺乏一贯性和统一性。为此，如何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协调和整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展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就成为一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

1诉权和审判权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

1868，德国法学家标罗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他认为，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是在不同的阶段中前进，并一步步发展的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着眼点是把诉讼理解为诉讼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但对于这种权利关系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则又不同的学说，包括一面关系、两面关系、三面关系和多面关系。其中一面关系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两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关系；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多面法律关系说则认为诉讼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

在上述各学说中，一面关系说“将诉讼当作纯粹的体育竞技，法院只是竞技场的裁判”，过于放任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从而被学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并受到冷落；而其他各学说则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论支持者。但是，无论这些学说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法院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民事诉讼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体现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

2诉权和审判权关系的辨证分析

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公权力解决私人纠纷的制度总和，其公法属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一般认为，公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来维持公共秩序，但如果过于强调公共秩序的意义，甚至将其视为公共权力或公法唯一的或主要功能，那么公共权利就很容易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公民实现其公法权利的障碍。我国现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长期将审判权作为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存在的职权主义模式制度所造成的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忽略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正是为此，有学者提出了“以权利制衡权力”的命题；还有学者提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公法的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也可以概括为：审判权以保护诉权为目的，而诉权则是制约审判权的根据。其具体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要求。回顾20世纪全球法律变革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不同的地域或国度，法律变革的过程、特点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或姿态，法制现代化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表现，而法治则是作为法制现代化过程的基本取向而存在。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并且强调法律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基于此，民事诉讼法必然也承担着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应通过对作为个人权利的诉权的重视而满足法治的要求。

其次，根据国家学说，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其产生、存在、实施和发展总是与公共的需求有关，而这种公共需求最集中的表现在为个人权利提供保护。”换言之，国家权力设定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每个主体基本权利的实现，“政治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就在于它是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重要手段。”既然权力实质上是权利实现的基本保障机制，作为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民事诉讼法理所当然就应以保护诉权为己任。

审判权范文篇9

近来，各种报刊上相继报导了一些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个案进行监督的事例，即人大通过监督，纠正了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甚至冤案，这些事例本身颇为感人，同时又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理论问题。

从现有的报导看，人大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虽有成功之例（注：如《人民日报》1998年6月10日刊登的《正确认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江苏新沂市人大纠正一志法院错判案的调查》；以及该报1998年9月8日刊登的《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和《要特权法官屡铸错，强监督公道终讨回》。10月6日刊登的《村妇诉冤历经三载，人大监督为民除凶》等。），但亦有失败之例。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一文报导的事例（注：寿蓓蓓：《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就不能不令人对有关的市人大在该案中起的作用提出质疑。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在经历了河南省两级法院审理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审的不当判决，又先后两次做出改判。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无法在河南省当地得以执行。不少学者已经对此案发表了精辟的评论。但似乎人们并未认真注意该市人大在其中的作用。据报导：最高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后，在该市人大会上，市人大代表联名为败诉且拒不执行最高院判决的一方翻案，后又联名提交为其翻案的议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似乎是该市的人大代表，并积极参与了在市人大的活动。其后，市人大法工委主任、副主任专程到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反映情况四五次，该报告又经省人大转呈全国人大，并由全国人大转批最高法院。据此，最高法院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再审，而“据透露，再审合议庭认为此案应维持原判，但终从大局出发，将违约金砍掉一半。”我们姑且不论判决的公正，仅从有关人大纵容当事人拒不执行已产生效力的最高法院判决而言，其效果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破坏。在文章结尾，此案另一方当事人的一声“早知如此，我屈死也不告状”的悲怆长叹，不禁令人为之扼腕，难以按捺心中陡然而生的激愤。

那么，到底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监督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它在法律和法理上的根据是什么？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如何行使？而面对这一系列法律理论问题，现行的法律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指引和答案，现有的理论也往往忽略了对人大和法院行使的两种权力的关系的细致深入的分析，故本文不揣冒味，拟对此提出一些浅见。

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注：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注：肖蔚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注：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于《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非绝对。宪法第126条就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涉。当然，这一规定并非在暗示国家权力机关就可以对法院进行干涉。因为干涉意味着不合程序或不合理的介入，带有贬义，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进行具有法律根据的制约。这种法律制约包括领导和监督两个方面。

如此而言，根据何在？根据就在于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它处于所有国家机构的中心地位，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因此审判机关不具有与国家权力机关相等的地位，而是处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是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设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殊机构，从而必然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我们不能仅看到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这一权力的法律制约。

任何权力都有双刃剑的作用。它可以扬善去恶，但如果不受制约，也可能因膨胀而行不义。就实际情况而言，司法腐败、素质不高、地方保护等原因导致的滥用独立审判权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因此对法院的法律制约也反映了社会的要求。

由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和国家机构的格局，法院的独立地位也受到某些行政机构的制约。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论述。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所采用的用语是“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而非“干预”或“干涉”。因为它仅指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对法院独立审判权进行制约的程序和方法，不包括违反宪法第126条规定，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各种非法干预。法律制约的根据是现行的法律制度。而“干预”的含义则较广，不仅包括正当的法律制约，而且带有不受法定程序和方法的约束，依主观判断进行介入的意思。它与“干涉”的区别已在前文论述，不再重复。虽然本文主张使用“法律制约”一词，但是它并不认为现有的法律制约就一定合理，更不意味着对现有的法律制约只能接受，而不能评论和修改。

同时也应注意的是：这种制约与西方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衡并不完全一样。就字面意义而言，制衡是指：通过处于平等地位的实体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制约则不具有平等地位和均衡的意味。也就是说，使用不同的词汇可以揭示出我国的独立审判权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根本政治制度的区别。前面已经谈到，我国审判机关产生于人大制度的框架中，处于低于权力机关的派生地位，其独立审判权也是在人大这一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的相对独立权限。而西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地位相互平行、权力相互分立并相互制约。司法机构一方面要适用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一方面又拥有依照宪法对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和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法官一方面要由行政机构首脑或立法机构任命，一方面又具有独立的地位和终身任期，除遭受弹劾外，不受任何其他和官员的控制。因此，西方国家的司法机构一经设立，便具有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控制的较为完全的司法独立（注：谭世贵：《论司法独立》，载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7年第5期，第19-26页。该文指出：我国司法独立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区别：（1）独立的理论根据不同。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而我国则建立在国家权力统一，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的基础上。（2）独立的范围不同。前者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后者则指审判和检察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3）独立的主体不同。前者主要是指法官个人独立；后者则指法院和检察院行使职权上的独立。（4）独立的保障不同。前者较为完备；后者则在任期、人、财、物等方面赋予行政机构过多的决定权，从而无法真正保障司法独立。）。

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两种法律制约

上述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是由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实施的。但这两个机构实施的法律制约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效果。权力机关实施的制约具有直接涉及审判活动及其内容，对审判权的行使进行规范和监督的作用。而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制约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对法院系统的人员编制、经费、设备等方面具有的控制权实施的，而不是对法院的审判内容和方式的直接制约。但是这种间接的制约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间接制约虽然是按照宪法的规定进行的，它对法律内在协调性和逻辑性造成的破坏则应当引起足够注意。例如，国家审判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地位相同的国家机构，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并对其负责的机构。但是，审判机关的经费却要由行政机构中的财政部门来控制；其人员编制要由编制委员会来决定；其设备和后勤保障则要由行政机构中的其他部门承担或配合。这种设置显然无法真正保证审判机构的地位，也必然影响其原本应当毫无顾忌地依法行使的独立审判权。

更为复杂的是，一些行政机关试图通过这些控制权，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进行干预，达到干预具体案件审理的目的。这种干预显然违反了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构成了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非法干预。但如何区分行政机关的合法制约和非法干预，显然是一项令人头疼的难题。

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和法官已经提出考虑学习西方国家的作法，把法院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决定权，以及法院的经费和法官的待遇由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专门加以规定，从而减少行政机关（特别是那些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刺激的行政机关）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预（注：王家福：同前注。谭世贵：见前注。马骏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学家》1998年第1期，第106页。任建新：《中国法院的改革》，《中外法学》1991年第2期。该文指出：我国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工作也已于1983年随着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被改为由法院自行管理。另据《民主与法制》1995年第1期报导：在中央统一安排下，黑龙江等四省的法院开展了法院干部管理体制的试点工作。）。但是，这种改革需要对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否则，仅通过制定诸如法官法之类的非基本法律的方法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由于行政机关实施的法律制约是间接的制约，且由于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人大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故不对前一种制约进行过多的分析。这当然并不意味其中的问题不大。实际上，行政机关对法院的间接制约对当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带来的总是最多。

人大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

一、独立审判权与人大权力的关系

我国宪法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它又是统一不可分的（注：许崇德：《中国宪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这种统一的国家权力的理论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不矛盾。因为统一的国家权力是就权力的本质而言，即它来自同一个源泉，基于同一个基础，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具有同一个性质。但是就其内容和操纵而言，这一统一权力的实施还需要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分工。（注：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大体上说，国家权力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人大直接行使，它表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级人大的职权；另一部分则授予其他国家机关行使，表现为宪法和法律授权给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注：许崇德：同前注。）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即是承认这种分工的结果。但是，这种独立审判权建立在人大的统一的国家权力和宪法的基础上，不能享有与人大的国家权力相对平等的地位或与之抗衡。如前所述，它是一种在人大这一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的相对独立权限。这里的相对是指它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并不否认它在运作中的独立性。相对性是指它的来源和地位而言；而独立性则是指其运行原则和方式而言。因为宪法明确指出：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3条。）。也就是说，国家的审判权统一由法院独立行使。一旦人大把国家审判权赋予法院，人大也就不能违反宪法和它自己作出的国家机关权限划分的决定，或出于各种权益考虑而收回已授予法院行使的审判权，或自行行使对某一案件的审判权，或对法院依法行使的审判权进行具体的干预。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行使其对法院的法律制约，即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通过监督法院的工作来保证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正确行使。虽然宪法和有关的人大组织法确实规定：在人大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可根据其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但本文认为：这种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不应包括或针对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调查，因为如果人大具有这种权力的话，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会形同虚设，出现另外一个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审判权，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将遭到破坏。

此外，现代法治的发展也要求国家审判权由特殊专业人员组成的国家机关来行使。西方各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经历了法官职业化的阶段。（注：haroldberman：lawandrevolution，havarduniversitypress，1983，p.8.）

而我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高度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审判权长期与行政权混为一体。这也是中国法制迟迟无法迈入现代的一个因素。如果立法机关可以随时把审判权收回或自行行使，也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审判活动职业化和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背道而驰。

审判权的独立性还可从它与行政机关职权的区别中得到验证。人大授予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又可划分为司法机关职权（包括检察权和审判权）和行政机关职权。这两种职权又有一些不同，即宪法规定：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却没有将这种特别说明用于行政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行政权没有任何独立性的结论。按照有关人大组织法规定：人大有权审查、批准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批准有关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讨论、决定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撤销同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等等。（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6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9条。）可见，人大对授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除了规范和监督外，还对其的行使和运行保留较大的审查、批准、讨论和决定权。而人大对法院（也包括检察院）则没有这些权限。可以说，人大授予法院的审判权比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有更多的独立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个体的人民代表则不能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任意行使这种权力。虽然按照人大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或要求本级人大常委会就地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法律明确规定：“在视察时，代表不能直接处理问题。”（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21条。）根据这一规定，代表显然不能脱离中级人大常委会的安排，直接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发号施令，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

二、法律制约的内容

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包括对法院的规范和监督两个方面。这一划分是根据传统的解释进行的。（注：肖蔚云：见前注。任建新等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52页。）虽然它们是相区别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又密切相连，很难截然分开。

对法院工作的规范制约包括：1.决定法院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等事项，对法院实行组织方面的领导；2.为法院审判活动制定和提供法律规范、程序模式、方针政策，对法院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宏观领导。人大对法院的领导虽然是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前提，但它并不介入法院工作的具体操作。

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包括：1.听取并审议法院的工作报告，并可经过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2.对法院工作进行检查、质询和监督，指出并批评审判工作中的问题。在实践中，除例行听取法院汇报和对法院工作进行例行或专门的工作检查外，人大的监督往往是由于人们对于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作法或判决不满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人大的监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于个案的审查，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注：李鹏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指出：“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了司法机关的评议和个案监督。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人民日报》1998年9月17日。）这就引起人大的监督是否可以针对个案进行直接干预和审查，并作出相应决定的问题。

三、法律制约的方式

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应当遵循必要的程序。现行法律已经对人大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如何设置法院机构、如何任免法院人员等方面，即如何对法院进行领导方面，有了相应的规定。故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有些地方人大还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把法院人员的任免、资格考试、代表评议和年度述职报告等对司法人员的要求法制化。（注：《首部监督被选举者法诞生》，《明报》，1998年10月13日。）这些规定和作法对法院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职业化也具有积极作用。

在实践中问题较大，现行法律也没有作出详细规定的是人大如何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克礼认为：目前人大的监督形式不完善，监督法律不具体，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则，不易操作。见《人民日报》1998年7月7日。）。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听取法院的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会议时，最高人民法院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经各代表团审议后，会议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近年来，人大充分行使这一权力，对最高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提出的指责批评颇多。根据这种情况，人大加强了对各级法院工作的监督。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全国各级法院都开展了集中教育整顿工作，收到较好的效果。“近年来，为加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在实践中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重大事项的制度，向内务司法委员会汇报有关情况的制度。”（注：蔡定剑：《中国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香港海洋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8页。）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法也大同小异。至于在汇报中涉及具体案件应如何处理的问题，下文将进行讨论。

2.人大有权对法院的工作进行询问或质询。宪法和有关人大组织法、议事规则都对此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实体和程序上的规定。

3.人大有权对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的文件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与法律不符者，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要求其变更或通过法律或决议的形式将其加以修改或撤销。虽然宪法中没有明确将司法解释列入人大常委会审查的项目内，但从人大的地位和权限看，它显然拥有这一权力。在实践中，这种审查常常是由人大的工作机构（人大法工委）进行的。虽然宪法和法律定，只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有权作出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各地方法院（主要是省高级法院和检察院）也经常作出规范性文件。（注：参见《判例与研究》，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主办。该刊上经常刊载各省高级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的审查应当由最高法院还是由相应的地方人大来审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法律依据，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问题。

4.人大代表有权对法院的工作进行视察。人大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代表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根据代表的要求，县级以上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安排本级或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注：许崇德：同前注。）在实践中，人大代表的视察制度主要为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集中视察。现在则发展为组织代表集中视察与代表持证分散视察相结合。（注：蔡定剑，见前注，第146页。）在视察时，代表可以约见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和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如果发现问题，代表可以向其或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是代表不得直接处理问题。他们可以将有关情况向有关地方或全国人大提出，由其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或在其后的人大会议中向有关法院提出询问或质询，甚至提出议案。

5.人大及其代表有权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经过研究后，人大可以对法院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在实践中，人大或其工作机构一般将收到和听取的问题交有关法院处理，并要求其提出报告结果。如果对其报告不满意，人大可以要求它重新调查、接受质询或提出有关议案。

四、如何划清法律制约与不适当干预的界限

如前所述，人大和人大代表在行使对法院的监督权时，特别是在听取汇报、视察、约见负责人、提出批评、进行质询和提出议案时，常常要涉及对法院审理的个案的审查。这种对个案的审查往往会带来人大的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冲突，因此有必要在监督法或相应的法律中制定划分两者界限的标准。

根据宪法和法律已有规定和实践作法，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标准应加以认真考虑：

1.尊重国家审判权的独立和统一，人大不能直接介入和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尽管人大及其代表可以对个案情况进行了解，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甚至有权要求法院提出报告或说明，对其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但不能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或作出决议，也就是说，人大可以对办案中违纪违法审判、徇私枉法的现象提出批评建议或作出决议。但是不能直接指令法院如何处理案件或直接接手案件的审判。因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法律界限的。界限就是不妨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注：蔡定剑：见前注，第118-119页。）人大的作用应当是类似球赛巡边员或裁判员的作用，只对球赛中的违规现象（审判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进行记录和监督，但不能代替球员直接下场参赛。如果出现法院枉法审判的现象，人大可以采用上述种种监督办法，提起有关法院或上级法院的注意和警觉，通过法律规定的上诉审和审判监督（重审或再审）等法律程序解决具体案件的审理问题。甚至可以通过罢免审判人员来保证审判的公正。

2.防止人大或代表权力的滥用，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利用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该案进行监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案件审理中，所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等司法人员都应当回避。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程序中。否则，一方当事人就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对案件施加不适当的影响，或将“打关系”的戏上演到人大来。在本文开头引用的拒不执行最高法院判决的案件中，一方当事人就借助了人大监督程序中不完善的弊端，利用其特殊的代表身份，对抗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现有的情况看，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因此要将这一原则明确制定到法律之中。

3.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保障审判工作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公正性。当前困扰法院工作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猖獗。地方各级人大很难完全摆脱这一幽灵的影响。在涉及跨地区或区域性的案件中，地方保护主义一定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如果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到部分人大代表，这部分代表出于保障地方利益的考虑，在人大会议中提出针对具体案件，特别是其他地方法院审理的案件的议案，往往会形成情绪色彩颇为深厚的舆论，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公正性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这类案件中，特别是案件的审理结果对地方财政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应当限止案件涉及到其地方利益的地方人大利用其监督权对案件施加不适当的影响或对抗判决的执行。在行使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权时，人大应当注意来自两个方面的危险，即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

根据上述原则，本文认为：人大在其监督工作中应当注意避免采取下述做法。

1.避免人大直接对案件进行审查。人大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案件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渠道了解情况，如听汇报、询问、质询、视察等方式进行，但不宜组织调查委员会，像司法机关那样直接对案件进行调查。

2.避免人大对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或决定。人大一旦对具体案件的实体问题提出建议，就会实际上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具有法律效果的影响。在现实工作中，由人大的工作机构转交信件、材料、询问、要求给予答复等办法还是可行的。当然，在严重徇私枉法的案件中，人大可以就司法人员违法审判的行为进行批评和质询，甚至对这些违法行为作出决定。但这不同于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

3.严防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如果判决确有失误，人大可以通过正常的监督渠道反映意见，而不可对已生效的判决进行抵制，从而破坏法制的严肃性和尊严。

4.严防个人或团体利益受到案件影响的代表对该案件的审理进行监督。如前所述，回避原则应当适用于此。

5.避免通过决议等形式，或把上述做法合法化，或直接撤销、变更法院的判决。据说，有的省市人大正考虑在制定监督法规时规定人大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调查、并作出相应决定。如果确有这种考虑，其理论根据和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值得认真推敲的。

6.严防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对案件的审理进行不同寻常或反复的监督，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这种做法虽然有人大监督的外表，实际上则意在对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干扰或压力。其表现形式是：在法院作出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回答或报告后，仍然不依不饶，反复重复同一个问题或要求。

7.防止行政机关或个人通过人大或代表对案件进行干预。由于不少人大领导是行政机构的前任领导，在行政机关不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人大实施这种干预是应当引起注意的现象。

总之，人大对法院的规范和监督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应当加以法制化、规范化，并制定出相应的程序和标准。在这一工作中，既要考虑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和种种徇私枉法的现象，又要考虑保护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维护法治的权威。现实中涌现的事例充分显示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宪法框架中的政府权力冲突

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人大监督权和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冲突表明了我国法治发展的深入。这种冲突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在更高的层次上为我国宪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重要作用之一在于设置国家机构并授予不同的国家机构以相应的国家权力。不同国家机构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很可能产生重叠甚至冲突。这种重叠和冲突可能源于宪法条文的含混，源于国家机构设置或权限划分的不合理，源于国家机构固有的权力自我扩张的趋势，或源于社会生活的繁杂和变化。不论多么完善的宪法都不可能完全免于这种重叠和冲突。在这一意义上讲，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这一矛盾，而在于当这种重叠和冲突出现时，能否在现行宪法制度中建立解决这一矛盾的机制。这标志着宪法是否真正具有活力，标志着它是否真正从纸头上的根本大法变成了在实际社会中可以运行的根本大法。

以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宪法为例，它在其初期就经历了种种国家权力冲突的挑战。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当新上任的杰佛逊政府拒绝送达由卸任的亚当斯政府在下台前几小时签署的任命书时，作为候任人之一的马伯里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要求新任国务卿麦迪逊送达这些任命书的诉讼。有趣的是，当时以国务卿身份代表上届政府签署这些任命书的恰恰是审理该案的新任最高法院首法官马歇尔。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美国正首次经历联邦政府这一政党转入另一个政党的变动，新一届政府已公开表明：它不会理会最高法院要求其送达任命书的判决。这样，在案件的背后，“两个机构相互对峙”（注：christopherwolfe：《theriseofmodernjudicialreview》，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1994，p.84.）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避免危机，马歇尔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法律根据，即根据宪法对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范围的规定，宣布当时的美国司法法有关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范围的规定违宪，故联邦最高法院对申请颁布送达任命书的执行令没有初审管辖权。该判决不仅戏剧性地化解了一场国家机构间的权力冲突（政治冲突），而且确立了美国法院对国会立法拥有的违宪审查权。美国宪法就是凭借着这种解决冲突的机制的确立，成功地克服了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冲突，从而保证了宪法的延续和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

审判权范文篇10

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中，检察机关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享有独立的宪法地位，行使专门的法律监督职责。透过这一国家权力架构，可以看出在我国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所建构的特殊的权力制约机制，即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普遍监督权，而将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授予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以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其他国家权力依法行使为基本职能，对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和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行为依法进行法律监督。这样的权力制约关系折射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形成了以法律监督关系为依托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是通过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诉讼监督职能体现的，如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和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对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审判人员是否徇私枉法构成犯罪的监督等。这种监督，具有维护司法公正、保护人权的功能。

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在程序上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

现代司法职能历经发展变革，形成了当今各国普遍实行的检察机关对于警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双向制约的诉讼格局。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基本采取了类似的框架设置，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也体现为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双向制约关系。

从司法活动的历史发展来看，专门的控诉职能及其行使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分化全能法院、以诉讼弹劾主义取代诉讼纠问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公诉权及检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约审判权、防止法官司法专横而产生的。这种制约作用在后来的发展中具体化为不告不理原则，即只有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才能发动审判权，而且法院在其后的审判活动中不得就未经检察机关起诉的对象和事项进行审判。从各职能活动内在的功能上看，侦查是实现控诉目的的手段，侦查活动从属于公诉活动，侦查机关是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活动的辅助机关，侦查权与公诉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分立只是基于诉讼专业化的需要。

从诉讼流程的走势来看，检察机关位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但决不是只起着简单的呈递作用，而是通过公诉权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保证刑事法律的准确适用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国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引导侦查等对公安等侦查机关形成制约，通过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对法院审判权的启动和审判的内容形成约束。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要受到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