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范论文十篇

市场规范论文篇1

商品房包销是盛行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种商品房销售方式，后被引入我国内地。它在促进商品房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诉讼。但目前国内法律法规对商品房包销尚无具体规定，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无序和混乱，同时也造成部分诉讼案件结果的互相矛盾，使当事人难以适从。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中对于商品房包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在此仅根据办案实践经验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略作分析并就其关键法律问题的立法建议进行探讨。

一、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及主要特征

目前实践中的商品房包销行为的一般做法是：出卖人（多为开发商）与包销人签订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在包销期内，出卖人将一定数量的（已建成的或未建成的）商品房，在确定包销基价的前提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包销期限届满，包销人与出卖人根据实际销售情况结算包销佣金，并由包销人以约定的包销基价买入未出售的剩余商品房的行为。其主要操作环节是：

1、开发商授权包销人全权销售一定范围的商品房；

2、双方确定商品房包销基价；

3、不论商品房是否能够售出，包销商必须定期向开发商支付确定额度的商品房价款；

（或者是：根据已完成销售的情况，包销人定期按照包销基价向出卖人支付已完成销售的包销款项）

4、商品房销售后，超过包销基价部分为包销商的经营收入；

5、如果低于底价售出，其不足底价部分，由包销商向开发商补偿；

6、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人按照包销基价购入全部未售出的商品房。

根据上述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可以分析出商品房包销的主要特征为：

1、包销期内，出卖人与包销人之间系关系。

在包销期限内，包销人始终以出卖人的名义推广、销售商品房。通常商品房销售合同仍由出卖人与买收人直接签署，也有一些包销模式中由包销人作为人在合同上盖章。

2、包销人的包销行为具有高风险性。

包销人的高风险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包销期内的商品房售价不得低于包销合同约定的包销基价，否则，差价部分由包销人负责向出卖人补偿；其二，包销期满，未完成销售的剩余商品房由包销人按照包销基价一并购买。

3、包销人具有较大的权限。

基于包销人承担了主要的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一般包销合同都约定包销人具有较大的权限，通常包括了广告策划制作、宣传定位、销售定价、营销方式等，并且一般包销人的行为都是独家排他，即出卖人不得另行将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自行销售或委托第三方销售。

4、包销期满，未能完成包销目标的商品房由包销人购入。

在包销期限届满，包销人如未将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全部售出，则按合同的约定按照包销基价购入剩余的商品房。对于这部分剩余的包销商品房，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为买卖关系。

二、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属性

虽然在实践中各方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操作模式的分歧不大，但是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却存有多种意见，从而导致各方对于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规范适用的意见相左。归纳而言，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性质认定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说。

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是人在权范围内，以被人的名义独立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人。在商品房包销中，出卖人将商品房的全部或部分让包销人销售，在包销中是以出卖人的名义对外销售，销售商品房的法律后果由出卖人对外负责。因此，持说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一种行为，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商品房包销是排他的独家行为。

（二）买卖说。

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包销行为是一种买卖行为，包销人最终购买所包销的商品房，包销人虽以出卖人的名义销售商品房，但实质上是包销人在为自身利益销售商品房。包销价格的确定，已在出卖人和包销人之间成立了买卖关系，只是未生效而已。从民法理论来分析，买卖合同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其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财产所有权给买受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其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其财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但除财产所有权外还有其它各种财产权）给买受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般认为，第一种含义的买卖合同，即转移一定实物的财产所有权的合同为“实物买卖”；第二种含义的买卖合同，除实物买卖外，还包括“权利买卖”。依买卖说的理论，商品房包销就是第二种含义上的买卖行为，即包括“权利买卖”和实物买卖。

（三）两合行为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包销行为既不是一种简单的买卖行为，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民事行为。它是一种既同行为相似，又同买卖行为有联系，在包销期内为一种委托关系，包销期届满后则为一种买卖关系，集两者于一体的新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旦开发商依包销合同将特定的商品交由包销商处分后，自己对该商品房便丧失处分权。其一，包销行为是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开发商与包销商在合同别约定包销行为附有一定的期限，一旦期限届满，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的代销关系即行终止，同时发生以剩余房屋为交易标的的买卖关系。其二，包销行为是含有性质的行为。在包销期限内，包销商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开发商的名义对外销售，其以开发商人的身份联系客户。商品房的出售方是开发商，购买方是客户，包销商以开发商人的身份出现，客户与开发商之间构成买卖关系。其三，包销行为又是一种以约定期满后，所包销的房屋仍未销售告罄，包销商应按约定的价款全部买入的行为。依“两合行为说”的观点，商品房包销行为作为一种兼容与买卖特征的新型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受到制度与买卖制度的调整。

相对而言，上述三种观点中，持两合行为说观点的人更多一些。但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只反映了包销行为的表面特征，但从实质上分析，商品房包销行为应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主要理由是：

诚然，从形式上看，包销合同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包销期限内，包销商对外推销包销房时是以开发商的名义，自己作为人。第二阶段即包销期限届满，如包销房未全部售完，剩余的包销房则由包销商按包销价买入。从以上两个阶段的表面现象来看，包销行为是兼有行为与买卖行为两种特征的两合行为。

但是，从实质上看，包销人订立包销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第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全部包销范围内的商品房的销售工作，从而取得销售差价作为报酬。第二阶段的买卖关系并不是双方签订包销合同时所期待的合同目的，买卖关系也并非必然发生，其发生必须有两项前提条件：其一为包销期限届满；其二为包销范围内还有剩余商品房未完成销售。买卖关系是对于包销人未能完成包销任务的一种违约责任，也是对于出卖人的一种风险转移的保障。

这种违约责任或者说是保障的约定不应影响包销行为的性质认定。如同抵押行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可拍卖、折价受偿抵押物，但并不因此而将抵押行为认定为抵押与买卖的两合行为。又如同买卖行为，在有些买卖合同中会约定当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已收取货物（或款项）不予退还，但也并不因此而将此类买卖行为认定为买卖与赠与的两合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实质还是出卖人与包销人之间的一种行为，是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人根据结果提取报酬或承担责任（补足差价、购入未销售房屋）。

三、商品房包销在实践中易发生争议的问题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中，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型的经营方式，一方面起着搞活二、三级房地产市场，促进商品房流通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直接调整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规范几乎是空白，包销行为操作不规范、运作无序性、约定不明确等等，导致包销合同纠纷案件不断出现。现对包销过程中易发生争议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包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商品房包销合同中委托方通常是房地产开发商，而作为受托方包销人的情况则多种多样，有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咨询（中介、经纪等）公司、动拆迁公司，甚至还有个人。究竟符合怎样的条件才能作为包销人并无定论，也常常是庭审过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

对此，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现并无法律或行政法规对于包销人或房地产销售人的主体资格要求作出强制性规定，故公司和个人均可作为包销人。并且，虽然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销售商品房的，受托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但该规定本身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且该规定亦非强制性规定。并且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法律责任第四十二条中对于“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销售商品房”的情况的法律责任也仅为“处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为此，笔者认为，无论是公司或个人所签署的包销合同均有法律效力，但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

此外，有必要指出，实践中存有一类情况是，开发商为了达到提前销售、回收资金的目的，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与个人或公司签订包销合同，包销商品房的数量很少甚至仅为一套，并提前收取房款。对于此类包销合同，虽然形式上属于包销，但实质上是一种取得预售许可证前的变相销售，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包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由于大多数委托包销的开发商是为转移价格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将预售商品房委托包销人包销的，因此包销房屋通常均为尚未建成的商品房。有的开发商未雨绸缪，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就与包销人签订了包销合同。对于此类合同的效力，亦属于争议的焦点。尤其是持买卖说观点的人士，认为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签订包销合同，违反了关于预售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对此，笔者认为，包销行为本身法律属性为行为，并非买卖行为，因此签订包销合同与是否取得预售许可证并无联系。虽然包销合同中存有包销期满包销人购买剩余包销房屋的买卖条款的约定，但该约定本身附有成就条件（包销期满和有剩余房屋），并非在签约之时所发生的买卖行为，而是在包销期满后发生的买卖行为，只要在该包销期满之日前取得了预售许可证，该买卖条款的约定仍然有效。

因此，包销合同的签订时间并不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但是，在履行包销合同过程中，开发商与购房者签定预售合同的行为则必须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

（三）包销款项的收取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

实践中，关于包销款项的支付，通常是根据已完成销售的情况，由包销人将全部已完成销售的房款转付开发商，或将已完成销售部分的包销基价转付给开发商。但也有部分开发商，要求包销人的付款与销售情况脱钩，即不论销售情况如下，由包销人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全部包销房屋的房款。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开发商与包销人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关系，包销人实施行为的后果由被人承担，故包销人根据销售情况在收取了购房者支付的房款后转付开发商的操作方式符合关系的规定；而包销人在未完成销售的情况下，先行向开发商支付房款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融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但对于包销合同而言，应当认定为部分无效（融资条款无效），而非全部无效。

并且，如果包销人向开发商先行支付房款的时间发生在包销房屋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则开发商也将因违反商品房预售的规定而承担行政处罚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支付时间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但若包销人向开发商支付款项的比例低于包销房屋总价的20％，且款项性质约定为定金，则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该部分款项支付的约定仍然有效。

（四）关于包销房屋销售后发生的税赋承担以及违约责任分担的问题。

由于包销房屋实现销售后，作为开发商取得房款为包销基价范围的房款，包销基价范围外的款项根据包销合同的一般约定，均由包销人取得。因此，实践中开发商往往不愿意承担差价部分的营业税等税费，由此而产生开发商在包销合同中约定由包销人支付差价税费或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阴阳合同逃避差价税费等情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的预售合同中，大部分违约责任的计算依据均为总房款，如面积误差的处理，而开发商往往认为自身仅收取了包销基价内的房款，包销基价外的房款由包销人收取，因此违约责任应由包销人按比例承担一部分。

对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是开发商混淆了与包销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包销合同约定包销人取得的款项为超过包销基价的部分，但并不代表包销人收取了房款。包销人收取的款项性质是包销酬金（该酬金的计算方式是超过包销基价部分），该酬金的支付方是开发商而非购房者，只是在操作过程中直接在购房款中进行抵扣而已。因此，开发商仍然应当基于购房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承担相关税赋及违约责任。

市场规范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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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戒绝交易；私杈救济

一、美日规范内幕交易法律规则比较

内幕交易虽说是证券市场的问题，但从其性质上讲，是被看作国家的问题对待的。特别是在美国，将内幕交易作为社会性的恶行对待。通过研究美国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可以归纳出关于内幕交易的几条主要规定：

(一)《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l0条B款

尽管该款并没有直接地运用“内幕交易”字样，只是规定任何人在买卖证券时，使用或运用“任何操纵的或欺骗的手段或设计”违反了公共利益或者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制定的规则和规章都属于违法，但该内容却是最早关于禁止内幕交易思想的反映，后该款被美国司法机关引用作为处理内幕交易行为的“母法”。

(二)规则10B一5

规则10B一5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而制定的，在美国被称为RULE10B一5。该规则规定：凡直接或间接利用州际贸易的任何手段或工具，利用邮寄或全国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设备的人，在下述情况下均属于违法：(1)运用任何手段、计划或技巧从事欺诈；(2)对重要事实的任何不实之述，或对于依当时情形判断使该陈述不致产生训导所必须的重要事实不为陈述；(3)在买卖任何证券时，从事对任何人造成或将造成欺诈或欺骗效果的任何行为、业务或商业活动。

(三)《内幕交易制裁法》和《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

内幕交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处罚过轻。鉴于此，美国1984年制定了《内幕交易制裁法》，将行政惩罚金增加到所获利润的三倍，加重了证券交易中的故意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为了加强对违反内幕交易法律行为的，美国国会在1988年制定了《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

在日本的法令中，关于内幕交易的规定颇多，且涉及许多细节，难以一一列举，但主要方面有：

1关于交易对象有价证券的规定。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66条将其规定为“上市公司等的特定有价证券”，其具体内容由政令做出规定，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或店头买卖有价证券：(1)附担保或无担保的公司债券(除普通公司债券之外，还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新股认购权公司债券)及表示股票或新股认购权的证券或证书；(2)外国法人发行的证券或证书中有(1)中所列举的有价证券的性质者等。

2．关于内幕人员的规定。内幕人员包括上市公司(包括该上市公司的母公司)的高级职员、人、雇员及其他的从业人员、拥有账簿查阅权的股东(《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66条1项1号、2号、5项29条之二、167条1项1号、2号)。准内幕人员，主要是指监督官厅的职员等，基于法令对该公司有调查权、报告书的受理权等权限者，也包括与该公司缔结契约者及进行缔约的协商者在内。此外，其他虽不是内幕人员，但作为信息的受领者，因为其所处地位，从内幕人员或准内幕人员接受其知道的重要事实的传达者，也是作为限制的对象。

3．关于重要事实。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了股票等的发行、资本减少、股份的回购、股份的分割、利润分配、合并、营业转让或受让、解散、新产品的商业化等具体事项以及灾害、业务上的损害、主要股东的变动等等。这些事项的变动，会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当然的重要事实(《证券交易法》第166条第2项)。此外还规定了准重要事实。例如，作为与公司业务有关事实，业务协作及其解除、破产申请、新事业的开始等，这些事实也在政令中做了规定(日本证券交易《旅行令》28条、29条)。

4．关于自我监管。日本独特的自我监管值得一提一日本证券业协会制定了《有关协会会员的投资劝诱、顾客管理等规则》(《公正惯例规则9号》13条、21条)和关于防了内幕交易之原则》。在日本．各证券公司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公司内部规则，完善了自我监管体制。证券交易所为了防止内幕交易，也进行日常买卖管理，一旦发现可疑的交易时．提醒进行该交易的会员注意．要求其报告情况(东京证券交易所《有关有价证券买卖交易等的审查规则》第3条2号、4条4号、5条l项和2项)。另外，对上市公司规定了披露有关重要事实的义务(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有价证券的发行者的通行等有关规则》)，关于该重要事实的内容、披露时期等．较之《证券交易法》的规定更为严格。可见，在加强自我监督方面，日本是操作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

二、美日规范内幕交易行为原则及法律责任比较

在美国，经过一个世纪的理论探索和立法实践，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不断发展、完善，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有以下两种：

(一)戒绝交易或公布消息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内幕交易案件一直采用“戒绝交易或公布消息理论”。该理论的观点是：在公司“内幕人员”得到未公开的重要消息而有意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时．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交易市场上公布这个消息，然后进行交易；二是不得从事该公司相关的证券交易。事实上，第一种选择很难办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幕人员往往无权甚至被禁止公布消息。所以内幕人员在得到未公开的内幕消息时，他只能不从事任何相关的证券买卖，否则就构成违法行为。该理论是建立在美国公司法“信用义务原则”基础上的，即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及职员和公司内有控股权的股东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对公司负有直接的信用义务，受托人应忠诚地运用其权利，为委托人谋利益。因此，他们有义务将有关公司的任何真实情况向股东报告。如果内幕人隐瞒重要信息，并与交易对方的股东进行证券交易，即违反了“信用义务原则”同时也构成了对投资人(股东)的欺诈。另外，为扩大“戒绝交易或公布消息理论”的适用范围，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指出，如果内幕人员将消息透露给第三者，只要接受消息者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内幕人员将由此得到任何形式的利益”，即使内幕人员没有参加交易，也是违反了对公司的信用义务，并与第三人构成共谋。

(二)私用内部消息理论

实践中发现“戒绝交易或公布消息理论”适用范围过窄由于仅从对公司的信用义务理论角度来分析内幕交易行为，从而内幕交易行为人只局限在对公司负有信用义务的董事、监事等传统的内幕人上，而无法涵盖传统内幕人员以外的内幕交易行为。例如：某人由其父(公司内幕人员)处无意得到一内幕消息，便利用该消息到证券市场上买卖公司的股票，按照“戒绝交易或公布消息理论”则因为主体的不合格而不能追究该行为人的责任。为避免这种漏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理论——私用内部消息理论。该理论适用于公司的经纪人、律师、承销商、会计师、相关银行职员、新闻记者等，以及与上市公司内部人员或上述人员有密切联系者。该理论认为：任何人因为正当的理由而取得“内部消息”，如果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这种消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则违反了当初取得信息时所负有的不该用该信息谋利的义务，因此构成欺诈。该理论将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人视为消息的“来源者”，一般发生在雇用和被雇用关系、亲属关系以及临时的商业伙伴中。?肖息来源者将内幕消息透露给行为人，是基于一种工作上的便利和对对方的信任，而行为人实施内幕交易，则违反了这种信任。因为如果不存在“信用关系”，任何人在法律上都没有替别人保守秘密的义务。对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是世界各国管制内幕交易的主要手段在美国．对行为人给予三种行政处罚：(1)请示法院对行为人禁止令，禁止行为人继续进行违反证券法的活动；(2)对行为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行政罚款；(3)禁止行为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职员，吊销证券商的从业资格。在美国法律中，刑事责任规定较为严厉，美国对内幕交易行为人最高可判监禁l0年，这在世界各国法律规定中，是最高的。至于民事责任，美国司法判例中已形成了确定受害人范围的“同时交易规则”，即在证券市场中与内幕行为人同时为相反交易的善意投资者，是内幕交易之受害人。确立了这一规则，就保证了认清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的受害者，为保证受害者索赔确立了法律依据。

日本在其最初的立法中，内幕交易行为是不受刑事制裁的。自昭和63年(1988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才将其作为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进而，通过平成9年(1997年)的罚则完善，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即违反《证券交易法》第l66条l项或3项，167条l项或3项的规定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或二者并处。上述规定较之《证券交易法》l57条规定的违反禁止不正当交易的行为及159条规定的违反禁止操纵市场等的行为，被处以5年以下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量刑规定得轻。对此，日本法学界的解释是，因为在违反内幕交易规定的场合，从确保规定的实效性的观点考虑，是从行为的形式违反规定的角度，对其处以刑罚。如果加重刑罚时，相应地也必须严格适用范围，那样势必会导致内幕交易复杂多样的要件相互交错，由于解释上的困难，在实际中反而会缩小可能防止内幕交易的范围。

另外，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07条的规定，法人的代表或自然人的人、从业人员等，实施了与该法人的业务或财产有关违法行为时，在行为人之外，还规定了对有关法人或自然人也同样处以l亿日元以下罚款，即所谓被称之为“两罚规定”的内容。这是日本法律中独有的一项规则，该规则对于督促法人和自然人对其雇员加强监督，以减少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我国证券市场立法的启示

在我国，行政处罚也是管制内幕交易的主要手段。《证券法》第l83条规定，对内幕交易行为人可以“责令依法处理非法获得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非法买卖的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另外，1997年证监会的《证券市场禁人暂行规定》对包括内幕交易在内的证券违法行为规定了新的行政责任，即证券市场禁入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业务人员以及其他证券业专业人员有内幕交易行为的，证监会将视情节认定其为市场禁入者，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证券交易。可见，我国立法对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了较完备的行政责任。

对内幕交易行为人处以刑事制裁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也是我国目前立法管制内幕交易的主要手段。新《刑法》第l80条对此做了规定，对于知情交易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人员的内幕交易行为，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尽管如此，《刑法》此条仍有不足，即没有明确规定该种犯罪的主观要件。从美国和日本的立法看，两者都规定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时才构成犯罪，即必须证明行为人明知或不可能不知自己占有尚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而进行交易。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获得内幕信息的人，避免处罚面过宽。换言之，只有具有主观故意的行为人才是刑事处罚的目标。

市场规范论文篇3

[论文摘要]：为适应会计国际趋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会计信息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各种复杂的现实经济业务，2006年财政部对准则进行了修订，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本文以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为依据探讨了有关债务重组的定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等债务重组中的会计准则问题。

[论文关键词]：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现值

一、引言

为规范债务重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1998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1]。该准则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基准，债务重组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然而实际工作中，许多公司却利用准则中的这种规定进行盈余管理，一些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把债务重组视为保牌、摘帽的法宝。为了利润操纵，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2]。将非现金资产抵债的计价基础由公允价值改为账面价值，债务人因债务重组产生的差额不再确认为债务重组收益，而是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从而避免了对公允价值的滥用，抑制了部分利润操纵行为。但是这种规定有悖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难以协调。在充分考虑到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修订前准则实施情况的基础上，2006年财政部对准则进行了修订，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3]，重新定义了债务重组的概念，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文根据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称新准则)和2001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以下称旧准则)探讨了有关债务重组的定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新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等债务重组中的会计准则问题。

二、债务重组定义

国际上对债务重组所下的定义从总体来讲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广义的债务重组，一种是狭义的债务重组。广义的债务重组认为所有涉及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都应视作债务重组。最能体现这种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会计指南第11号将债务重组定义为：“为了改变或解除债务人对现存债务的责任而采取的行动，其中不包括债务的消除和可转换债券转为股权”。狭义的债务重组认为只有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且债权人对债务人做出了让步事项的才视作债务重组。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美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号公告的定义是:“债权人因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基于经济上或法律上的原因，对债务人做出的平常不愿考虑的让步事项”。

新准则[3]把债务重组定义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新准则把“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作为债务重组的前提条件，把“让步”作为债务重组的必要条件。而旧准则[2]的定义是：“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可见旧准则是广义的定义，而新准则为狭义的定义。

笔者认为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⑴债务人没有发生财务困难时发生的债务重组的会计核算，其实质属于捐赠，适用其他准则；⑵企业破产清算时发生的债务重组，属于非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务重组，非持续经营条件下的债务重组不属于债务重组准则涉及的范围，其会计处理由相关的会计规范子以规定。在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时，情况比较复杂其债务重组无论是否属于持续经营，本准则也不予涉及。⑶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时所进行的债务重组，如果债权人未做出让步，则不涉及会计的确认和披露。因此将债务重组的定义恢复为1998年准则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虽然新准则对债务重组的定义在文字上与1998年准则的定义[1]一样，但新准则的适用范围比1998年准则的适用范围广，这是由于债务重组定义对“让步”的判断标准不同，1998年准则未采用现值计算，而新准则借鉴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号公告的做法，采用现值计算来判断债权人是否做出了“让步”。

新准则规定，以修改债务条件（包括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加收利息、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并减少债务本金或债务利息等）进行债务重组中，债务人将来应付金额的现值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损益。对于债权人而言，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收到现金、受让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享有股权公允价值、将来应收金额现值的差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先冲减减值准备），作为债务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受让非现金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入账。现值更能真实反映债务人、债权人在债务重组活动中的利得和损失，现值概念的引入，使得债务重组具体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趋同。

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一）公允价值的概念。

公允价值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各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指出:“公允价值，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的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中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而不是在强迫或清算拍卖交易中，交换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所使用的金额。”我国将其定义为:“以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二）用以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

债务重组采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计量:

(1)非现金资产属于企业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确定其公允价值。

(2)非现金资产属于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其他资产且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其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其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仍不能确定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合理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值。

（三）恢复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合理、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①公允价值更能体现某一时点上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②有助于全面反映债务重组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正确分析企业的经营成果。如以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资产转让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的性质不同应分开核算，只有公允价值的运用才能清楚地将其区分开来。

恢复公允价值，保持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在新的会计准则中由于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企业合并》等具体准则中部分引入公允价值，为了保持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在债务重组准则中应引用公允价值计量。

恢复公允价值，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我国企业要开展世界贸易，就要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计量通常被认为能为决策者提供最为相关的信息代表了财务会计未来发展的方向。目前，公允价值已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采用。

四、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一）债务人的处理

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超过清偿债务的现金、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时，将其终止确认，计入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当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非现金资产为存货的，应当作为销售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非现金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非现金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其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二）债权人的处理

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者重组后债权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将其终止确认，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等。重组债权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上述差额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后仍有损失的，计入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后减值准备仍有余额的，应予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债权人收到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非现金资产的，应当以其公允价值入账。

五、新准则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一）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中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准则已有几十个之多，公允价值会计在各国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也正显示出蓬勃生机。同时，我国的市场环境和会计人员的素质正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将是必然的。而且会计本身就是要传递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应该是最真实、公允地计量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它之所以会被利用来操纵利润，往往是因为市场环境和人为因素。而在目前市场经济不完善，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缺陷的条件下，公允价值的取得和现值的计算在实际操科中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实际操作时能做到的只能是选择最接近公允价值的计量，尤其在资产或负债不存在公平市价的情况下，需要通过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探求公允价值的情况。大多数时候，公允价值的确认只能来源于双方协商，那么公允的程度就有待提高了；同样现值利率的取得也会存在具体困难。这些都给公允价值计量留下可选择的空间。在日前市场机制不健全，投资者还要以企业财务报表指标作为投资决策依据，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合理的情况下，不排除因受自身利益驱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利用此进行利润调节和会计造假的情况。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注重相关辅助机构的工作质量，如评估机构、工商管理部门、物价部门、税务部门等，建立好相关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想办法提高这些部门的工作质量，把市场环境因素的影响减到最低，恢复公允价值的公允。

（二）关于重组收益的问题

新准则规定，以债务转为资本清偿某项债务，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重组收益，确认为目期损益。相比旧准则而言，重组收益最终计入了目期损益，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作为资产转让损益。然而就如98年准则，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就利用债务重组获取额外的重组收益及巨额利润，以使亏损减小或是扭亏为盈，维持报表利润，使会计报表不真实。这就需要修改现金流量表的相关项目。由于债务重组不是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它的损益并不能给企业带来相应的现金流入或流出，因而对当前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应把由于债务重组产生的收益或损失从补充资料的净利润项目中扣除，这样对净利润调整后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才会是真实的数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现金流量表的主表和补充资料中所反映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相一致。因此为了保证新准则的顺利实施，应在现金流量表的补充资料中增加一项债务重组净损益，作为净利润的调整项目,专门反映债务重组产生的损益。这样处理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债务重组收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提高会计数据的质量。

六、结语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是在2001年修改1998年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修订，它更能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特点，同时与国际会计准则在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更为其体，更其有操作性。新会计准则体系的贯彻和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我国的资本市场，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建立和完善企业制度，促进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市场规范论文篇4

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市场规范论文篇5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市场调节论和政府规范论。

(一)市场调节学说

市场调节学说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呈报应由市场调节来决定，没有必要做更多规范。支持这一学说的有理论、信号理论和私有合同理论。

1.理论

理论认为：公司的投资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签定契约来实现的。在签定契约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约的实现就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财务报告体现的是经营者管理公司的业绩，是投资者评价公司的经营者是否履行契约的最可靠的依据。因此，公司的财务报告呈报是经营者自愿履行契约的行为。如果有人怀疑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么投资者可聘请审计师，通过审计鉴证来解决。

在公司经营者的报酬与公司的利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前提下，对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高。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就不会赞成市场对财务报告需要规范。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要他们手中有衡量经营者业绩的依据，即契约中的各项规定很详实有效，他们也不希望对财务报告有更多的规范，因为规范越多，他们支付的监督费用也就会越大。

2.信号理论

信号理论源自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向供求双方发出产品供销的信号。公司定期向市场呈报财务报告，这也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产物。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筹资成本就越低，公司就能赢得竞争，带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结论已被美国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报告证实。因此，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公司能够向市场公布财务报告的核心。公司自愿呈报财务报告信息有三种情况：经营好的公司，有动机公布公司好的财务信息，因此，这些公司会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经营中等的公司，因为怕被认为经营不好，所以也有自愿呈报财务报告的动机；经营不好的公司，如果不呈报财务报告，就可能被市场默认为是经营不好的公司，因此有压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业绩，也会自愿呈报公司的财务报告。

因此，信号理论认为，市场已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呈报，就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

3.私有合同理论

对于上述的两种观点或许有人会提出：公司呈报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并不能满足个别使用者的需求。对此私有合同理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设法得到它，即通过签订私有合同或出资去购买。

如果市场上存在职业的财务分析家，那么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就可以通过与职业财务分析家签订私有合同，来获得需要的信息。如美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另外，信息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购买专业的报纸或杂志来获得所需的信息。购买时发生的支出，就是信息使用者为获得财务信息所支出的成本。这也可归结为是市场常常利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信息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从而达到对市场上的信息产品进行合理的配置。

私有合同理论进一步提出，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信息产品，政府并不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如何披露，进行强制性的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如何编制和呈报，完全可以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因此，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应采用放权(Deregulationofdisclosure)的政策。

(二)政府规范论

政府规范论认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政府必须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同时，这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利益的。

1.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有时往往失灵。有以下三个具体理由：

(1)如果政府不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规范，那么市场上就会出现生产信息产品的垄断者。

如果市场是一个竞争的、但不规范的市场，那么生产的竞争就会带来垄断。其后果是，垄断产品的价格提高了，生产的数量减少了，最后导致市场上产品的短缺，使产品的使用者购买和消费这一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财务报告在市场上是一种信息产品，它同样符合其他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一切规则。因此，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政府应该对财务报告这一信息产品进行规范，才能有效抑制信息产品生产垄断者的产生，降低全社会信息产品的购买和使用的成本。

(2)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失误，会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下降。

尽管公司有向市场自愿公布财务报告的动机，但是如果政府不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就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因为公司经营者对财务报告编制的方法的选择性一般较大，各公司间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可比性较差，如果没有统一的财务报告信息规范的标准，就市场的总体来看，财务报告信息就会失去可比性，导致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不高和有用性程度的下降。而如果审计师在审计时缺乏统一的审计依据，则可能导致审计的失误，即没有发现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息的质量问题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要依靠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立的信心来自于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的信息。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使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财务报告使用者的需要。

(3)公司财务报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司的财务报告作为该公司会计的信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最明显的有两个：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生产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排他性表现为可以被所有与它相关的使用者免费使用，因此它的生产成本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在一个市场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被消费者进行免费使用的，那么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这种产品，导致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的短缺，这就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的表现。显然，如果会计信息产品是短缺产品，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因此政府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以防止和解决信息产品的短缺问题。

但是这样做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规范所带来的成本应由谁来承担。如果由政府承担，就成为政府对财务报告信息呈报的公司的一种“补贴”，这会导致公共产品的生产过剩；如果由公司承担，就会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公司则不会赞成政府这样的规范。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2.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要求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能够使全社会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仅依靠市场的调节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因为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各自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不纠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那么市场的竞争就可能不公平。对此，政府规范学说认为，规范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对称的信息；法典理论解释：规范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配。规范具有公开性和民主性。因此，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是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利益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财务报告进行规范

(一)财务报告规范的性质

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规范，看起来是一种经济行为，实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规范本身具有政治行为的性质，它与政府行为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我国对财务报告规范机构主要是政府，财政部代表国家政府行使规范的职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尽管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得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强有力的支持。SEC是美国的一个准立法机构。1973年SEC公布的第150号公告(ASR150)，阐述SEC与FASB的关系。“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通过其公告和解释性文件所颁布的原则、标准和实务，将由本委员会作为具有重要的实质性的支持来加以考虑，而那些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相对立的意见将被认为不具有这方面的支持。”

(二)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

财务报告规范的行为是指参与制订规范的主体的行为。规范的成功与否，规范的参与者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是政府作为财务报告规范的主要参与者，对规范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以美国为例，FASB在制订会计准则的过程中遵循的程序是，准则的起草、准则的讨论、举行听证会、投票表决。而最后准则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由各公司采纳，取决于SEC的认可程度。从美国的历史看，国会和SEC都曾有否定FASB已制订的会计准则的先例。SEC的官员曾这样认为，由民间组织FASB制订会计准则、然后由SEC批准会计准则的实施，这是最好的模式，因为既能发挥专家在制订中的作用，又能体现准则实施过程中所必须的政府的权威性。而我国的财务报告的规范主体是政府，这样的规范主体显然代表了我国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三)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

财务报告规范的影响是指财务报告规范实施的后果。财务报告规范的实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涉及到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

WattsandZimmerman(1978)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即将公布的规范财务报告的新准则，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的影响是不同的：1.对于政府来说，政府一般会支持新准则的制订与实施，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2.对于公司的经营者来说，如果新准则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么公司的经营者会积极地应用新准则；反之，则会反对应用新准则。3.对于审计师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审计师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以减少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但是，如果新准则要求公司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越多，那么审计的风险就会越大，审计师就可能反对新准则。4.对于财务报告信息的免费使用者(Free-riders)如财务分析家来说，他们一般都会支持新准则的应用，并希望新准则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准则的制订者就应十分谨慎，因为财务报告的规范越多，就意味着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就越大，这些成本应由谁来承担?这是准则制订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报告规范理论给我们的启迪

(一)在制订财务报告规范时，必须要考虑它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既然财务报告规范的主体是政府，它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那么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经济后果如何就应成为规范时最重要的问题。如美国把财务报告规范研究归为“会计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ofAccounting)。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如何规范财务报告、改进财务报告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财务报告的规范的探索阶段。1992年至今的8年中，我国颁布了十多个会计准则，但对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产生的经济后果、经济影响，会计学术界却研究得不多。如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就引进了西方国家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思想，但至今在企业的会计实践中却应用得并不广泛;稳健性原则是西方会计中常采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在我国应用时有些企业愿意采纳，有些企业却不愿意采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采用会计准则来规范公司的财务报告，可使公司会计人员有更多的选择公司会计政策判断机会，但我国会计准则实施后也会产生如此的影响吗？

笔者十分赞成刘峰、李少波(2000)的观点。他们撰文认为当前我国在制订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可归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够而引起的知识存量不足，对会计准则制订产生不良影响；二是我国制订和公布的各项会计准则都体现了很强的英美取向，即会计准则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借鉴了英美模式。他们认为：我国目前为止的会计研究总体水平不高，很多研究是对同一问题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二)重视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所产生的成本，解决好“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

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是由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规范具有强制性这一特征所带来的。如果规范财务报告的准则过多，就会带来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成本的增加和准则在应用上的困难。尽管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对公司财务报告规范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会计学家批评FASB制订的准则过多，目前FASB制订的准则有130多个，每年的费用高达1500万美元，制订的成本过大。我国在制订准则的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不能认为制订的准则越多越好，也不能认为大、中、小公司都必须应用同一的准则，更不能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与国际接轨。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应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以减少不合理的成本的支出。另外，过去对于“公共产品”的成本分配问题，会计界研究的不多。SEC曾设想：随着财务报告规范的增多，编报成本的增加部分应由财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来承担。但究竟如何操作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探索。

参考文献：

1.王松年，薜文君.(1999).《论财务报告的改进》.《会计研究》第7期

2.刘峰，李少波.(2000).《会计理论研究对我国会计准则制订的影响》.《当代财经》第6期

3.冯淑萍.(1999).《市场经济与会计准则》.《会计研究》第1期

4.葛家澍.(1999).《美国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讨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会计研究》第5期

5.汤云为，钱逢胜.(1999).《会计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市场规范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市场经济;道德规范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5-0135-07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既深刻反映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必须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要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活化了资源,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贫富悬殊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过程中,如何建构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济伦理意蕴

在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探索中,我们党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等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着特有的伦理道德本性,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构结合起来,有利于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试错”中完善自己。

1.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是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因此,参与市场竞争的利益主体,内有逐利的动机,外有竞争压力,要求社会为之提供公平、守信的竞争环境,要求社会提供一整套规则来规范其运行,调整其方向,这就是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应有之义。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联系。他们认为物质的生产、财富的创造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只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而为经济导航的仍然是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系统。“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1〕因此,市场经济必须置于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的运行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航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本性是善是恶,利他还是利己,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也导致“斯密之谜”的长期争论。学界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研读,认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是从人性本善、利他的“道德人”假设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机理,而又在他的《国富论》中从人性本恶、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机理,而形成所谓“斯密之谜”的争论。其实,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亚当•斯密只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将某些因素抽象掉,而建立自己的理论王国罢了。当亚当•斯密谈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陈述人性有利己利他、有善有恶的原始事实。其实,人都具有两面性,不论在斯密的伦理思想体系中,还是在其经济体系中,即人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二者并非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诚然,亚当•斯密是以人性本恶利己的“经济人”假设来建构《国富论》的理论大厦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学命题:“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同时也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2〕可见,感情是多样的,人性是复杂的。“作为‘道德人’,其人性是本善利他的,但其道德行为并非经济上的绝对无私,而是行为的合宜;作为‘经济人’,其人性是本恶利己的,其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自利的动机,却不自觉地具有互惠交易的倾向。”〔3〕一方面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并满足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遇,并非一味漠视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而是积极促进经济主体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效率的经济模式,使得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可以充分地获得实现,但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促进人的自由和谐的发展。马克斯•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合法地去创造财富,去赚钱”,并认为“这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每个人的职责所在,不应该受到唯利是图的谴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节俭、勤勉、惜时如金和诚实守信的美德。一切懒惰、虚度光阴、为享乐透支和欺诈行为不但是不道德的,而且也会被市场规则所淘汰”〔4〕。我国宪法所提倡的合法经营和勤劳致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包含了丰富的财富义利观的辩证思想。可见,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规范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经济制度由于包含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而具备了“硬”的约束功能,而伦理道德规范也由于适应现代经济制度而获得了“软”的约束力。当我们把人类追求物质之利的经济行为与追求精神之善的道德行为置于人类自我完善、创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加以考量的时候,就会发现属于人的最完整意义旨在实现物质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统一。深入挖掘市场经济本身所蕴涵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勤勉勤俭等经济伦理属性,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伦理支撑

诚然,市场经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选择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然就能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可能导致信用危机、权力寻租、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种种问题。首先,市场失灵导致危机频发。如果没有科学的经济伦理来指导、规范经济运行,会导致市场失灵、危机频发。“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5〕在该价值观的诱导下,市场主体很可能“毫无顾忌”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地破坏市场的游戏规则,践踏公平竞争的原则。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出现失信、会计信息失真、美化会计报表、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业垄断、食品安全等现象,发生信用缺失甚至信用危机,“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充满“坏车”,交易成本增加,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信用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秩序,但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的恶劣现象十分普遍,“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6〕。再次,贫富悬殊与和谐目标渐行渐远。如果没有公平的制度安排和伦理道德的追问,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权力寻租,使财富在点上积聚而贫困在面上蔓延,导致贫富悬殊,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因此,“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7〕。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经受住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8〕,“要采取法律、制度和舆论等多种措施,在全社会营造讲求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氛围”〔9〕。要“努力形成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规范。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伦理道德经济,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有序地健康发展。市场经济越发展,对道德规范要求越高。“道德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强调人的精神的完善,本身就是克服人们内心深处非理性的自利冲动的一剂良药,能够尽量避免人们因为各自自利冲动所造成的利益冲动,增强人们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从而起到降低交易成本费用的作用。”〔1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调动个体积极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了经济效率原则和激励原则。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体现了人类最高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追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经济活动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因而,构筑与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寻求到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该伦理道德体系以明确的行为范式,调节经济社会中的诸如贫富悬殊、环境恶化、资源紧张、国际经济秩序失衡等各种利益矛盾,指明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当担当的道德责任,促进人与生态的和谐,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价值属性,割裂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社会矛盾就可能激化,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制度创新就会步履维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有陷入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模式的危险。同志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伦理准则、品质塑造等的综合,如果能够内化为市场主体内在的价值诉求,就能够有效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用,有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有利于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有利于化解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有利于激发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情。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是远远不够的。无形的市场之手存在“市场失灵”,无法实现人类福利和自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宏观调节经济的运行。但政府也并非比市场更聪明,有形之手也非万能,也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也会给经济运行带来波动和灾难,这就需要伦理道德规范这第三只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加以约束、规范和引导。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曾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大型的经济,问题是,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无独有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可维茨也说“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因此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13〕。韦伯也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要有可能,就必然有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的残酷的获利行为”〔14〕。因此,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所顾忌”的,自始至终贯彻“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也可能践踏伦理道德规范。它在促进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交换互惠等优良的伦理道德规范进步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金钱万能、自私自利、贫富悬殊、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道德沦丧的负面效应,而与构筑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我们党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属性,就意识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风险。2008年,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15〕。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赋予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可以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起来,既强调效率优先,又注重公平正义,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既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又注重转方式、调结构,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建构原则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引起了不少伦理缺失、道德失范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思考。该如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伦理,既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伦理支撑呢?同志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时,指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1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规范,既要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为其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1.继承创新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在充分继承关于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一切优秀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不断“试错”,方能逐渐形成。一要继承。有经济活动的存在,就必然有相应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我国在千百年生产生活实践中薪火相传的民族美德和国外经济伦理体系中的合理内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宝库。中华民族历代传承的“义主利从”、“使民以时”、“仁政”、“薄敛”、“富民”、“节用”、“博施”、“诚信”等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勤俭节约、奋发图强的民族秉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西方大量的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如托马斯•阿奎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麦克劳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恩格斯、福山等,都提出了丰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的见解,如“敬业、节俭、信用、惜时、功利、正义、公众精神、仁慈、慷慨”等真知灼见,认真研究他们的思想,继承其合理内核,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充分吸纳、聚合、提升各种健康、进步的文化因子和价值理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拓宽我们的视野,努力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二要创新。不懂得继承,将陷入;不知道创新,将陷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国内外关于市场经济探索的成败得失将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活水源头。国外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伦理缺失、道德失范以及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导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前进的历程中,在完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同时,也将必然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些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冲击。面对实践,依据实践,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努力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时代特征有机统一,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断前进。

2.适应超越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及内在要求相适应,并适度超越。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7〕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不可能从地上长出来,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只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孕育而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市场经济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因此相应地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性、竞争性、自主性、互利性、公平正义性等,与计划经济时代讲究服从、反对竞争等伦理要求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市场经济崇尚的勇于竞争、敢于先富等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运行的,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因此公平正义、成果共享等伦理要求也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属于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归人民所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价值所在和最高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内涵。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赚取更多的金钱,占有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规范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但又要超越市场经济的缺陷,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民的价值目标引导、制约、规范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的逐利行为和相互关系,引导各经济利益主体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上来考量,把利己与利他结合起来,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

3.评价调控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建构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评价调控的原则。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以之来评价调控相应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构建,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避免人的物化。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发展中引入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维度。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评价尺度,不能只强调GDP片面发展,不能只看数量和速度,而应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速度与效益、质量结合起来,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共生。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是统筹兼顾,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在纵向上要注意吸收人类先进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成果,在横向上要注意与其他领域的道德规范相协调,尽量做到不冲突而相互呼应。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回答“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厘清这些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改革开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问题,也有助于有效解决分配不公、权力寻租、贫富悬殊等问题,有助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发展的目的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利益上。科学发展观既强调要发展,又强调要科学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当代,离开了发展,离开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去空谈什么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的完美,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陷入抽象人性论和道德论的泥潭之中。但只强调发展而忽视科学发展,难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贫富悬殊、权力寻租、信用缺失、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恶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实施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建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必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文明成果,逐渐构筑起讲究互利互惠、自立自强、开拓进取,追求公平正义,讲究诚实与信用的伦理道德规范,既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使之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1.完善各项市场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建构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规范、有序的运作机制。市场经济既是讲究效率的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本身包含着公平、正义、理性的道德诉求。它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原则和资本逐利的本性,又极易导致极端利己主义,引发伦理缺失、分配不公、资源枯竭等道德危机。市场本身无法克服这种缺陷,要化解这种危机,就只有依靠国家、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力量。政府应该制定诸如物权法、公司法、经济法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维护经济自由、公平正义,使“市场”在比较完备有效的各种法律、规范内合理运行,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遏制其负面影响的扩散。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道德行为、贫富悬殊、等社会毒瘤都与制度缺位有关。2005年2月,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8〕。完备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抑恶从善,形成良好社会道德践行环境。通过法律制度规范和制度安排,有效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权力寻租、环境恶化、伦理缺失等道德危机,也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违约失信的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增加其违约成本,减少违约预期收益,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先富带后富,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将物质利益力量和道德力量协调起来,并使经济力量为道德进步服务,这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完善的各项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应的法律规范,着力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法规意识,加大力度实施商业诚信、政务诚信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切实提升市场经济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同时,确保公平正义,确保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2.培育市场理性和契约精神,建立和完善经济主体的道德约束机制

伦理道德借助人们的良心、爱心、自尊心等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等方式发挥调节功能,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非强制性社会约束机制,无声无息但又无孔不入地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影响,起着法律无法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实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必须把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明确的道德抉择、价值取向的标准,作为社会成员提升道德品质的基石,摒弃假恶丑、崇尚真善美,摒弃那些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僵化保守的思想观念,崇尚自立自强、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规定相关利益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相应的违约惩戒措施。市场主体间彼此相互牵制而形成的信用链条则维系着复杂的市场关系和市场秩序。2008年11月,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应对金融危机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当前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采取谨慎、稳妥、负责任的态度,充分顾及整个经济平稳运行,认真应对各种风险和隐患,主动防止因自己经营不当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冲击。……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督,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为企业自主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环境。”〔19〕整个社会信用发挥作用,需要培育市场理性和契约精神,建立经济主体的道德约束机制,主要指人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目的要符合伦理道德理性,追求公平正义;参与过程中要遵守游戏规则,具有良好的经济伦理规范、道德素养和法制观念,讲求诚信,信守承诺,自愿履约,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市场行为的评价方面,不能仅仅把获得财富的多少当作唯一的尺度,也不能过分强调GDP的增长,应该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搭建社会公众人文素养的教育平台

在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逐利动力下,市场经济主体容易出现逐利化倾向,利己主义盛行,金钱万能,物欲横流,最终导致人的“物化”,成为物质的奴隶,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20〕。所以,应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公民的人文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握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世界大同、社会和谐的理念。它不仅能够有效制衡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陷入“人的物化”的泥潭,而且能够指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21〕,也说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反复强调我们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要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经济发展的风险,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体现“中国特色”。所以,市场经济必须有经济伦理、人文精神、道德、法律的约束、规范和引导,建立起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支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的道德追求,才能消除资本的贪婪本性,才能使经济发展的主体超越物化,消除物欲,控制人的物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控,使之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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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范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新闻报道功能　信息传播　舆论监督

论文摘要：证劵新闻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一样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但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劵新闻报道又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新闻报道一般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一等多项功.能.。证券新闻报道除了同样具有这些功能而外，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某项具体功能体现的一强弱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即证券证新闻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

与其它新闻报道偏.重于强调宣·传教育为第一功能不同，证券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首推信息传播。这是因为:一、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除了在证券交易日从证券交易场传出的随时变动的交易行情外，全国10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股权转让、送配股、重大经营项目.和重大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同时还有许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如利率调整、行业倾斜等方面的信息用“信息爆炸”一词来形容证券市场的信息量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其它新闻题材领域所无可比拟的.。二、没有哪一类新闻的受众能象证券新闻的受众那样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利益关系。在信息可以致富的今天，其它领域的信息对人们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证券信息与人们的关系来得及时、直接和重要，因为在证券市场，谁能最早获取准确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获得财富。如果说，“信息致富”在其它领域还是个带有鼓励性的词语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众多投资者对此却有切身的感受。既然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接踵而至，人们对证券信息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证券新闻，就理应以传播有关证券信息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更多地带有“信息纸”而非“宣传纸”的特性。

由于证券信息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规范措施。，’

首先，在规范信息传播媒体方面，采取了“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制度，即批准几家在证券信息传播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必须保证:(一)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二)在不同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最先在指定报刊上刊登，使之广泛、同步、一致地达到每一位投资者，以确保在信息的获取上，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均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为了体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除了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以外，有关部门还对其它证券信息传播媒体制定了规范要求，《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综合性报刊、经济类报刊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应在主管部门确定的范围以内，不得随意扩大。”“声讯服务电话、信息传呼台、可视图文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只得传播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已经公开的信息。”“经批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专业出版物，只得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不得在社会上公开陈列、张贴销售。”“各类社会性证券讲座或股市沙龙，只能由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主办，举办单位应在举办前报其上级单位备案。”

其次是对信息传播内容的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13项重大事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中又补充了10项重大事件。之所以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作出一系列规定，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

再次对信息传播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根据有关规定，涉及证券市场价格走势的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和来自于决策层的有关政策信息，应该予以及时传播，但又必须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对本人买卖股票进行评论。

尽管有关部门对证券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措施，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违规披露。所谓违规披露，就是指违反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擅自抢发可能对证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重大信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主管部门的重要政策信息和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必须经证券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在指定报刊上统一，但有些人因为工作、职位上的关系往往会提前获知这些“内幕消息”，结果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在信息传播上的违规行为。

在所有违规披露事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所在的地方新闻媒介和行业报刊，这些传媒由于地缘和“行业对口”的关系，极可能会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他们常常从本地区、本行业报道的角度，抢在指定报刊前传播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违规披露信息行为，常常发生在一些股评文章而非纯消息报道中。有关法规明文规定: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但这些人由于职业关系，也经常会事先了解到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他们在进行行情分析、“引经据典”时极易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信息违规披露者的角色。这些“内幕信息”因为被“淹没”在评论文章中，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这种更为隐蔽的违规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解决所有这些违规问题的办法，除了上市公司要严守“机密”、各新闻传媒自觉增强法制意识、认真领会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精神以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惩罚力度，从保护投资者切身利益出发，对违规者要严惩不怠，唯有如此，才能把违规披露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性。 转贴于

二是虚假传播。这和违规披露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信息内容是真实的，而前者却是造势者的蓄意所为，传播内容是虚假的。

三是准确性差。这是指整条消息既未违规披露，也非虚假传播，而是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个别数据、文字的遗漏或错误。虽然这种差错在任何一家报刊上都可能出现，但没有哪一类报刊象证券报刊那样频繁，只要翻翻各证券报刊上经常刊登的“更正启事”就可说明问题。

这里之所以谈到准确性的间题，是因为没有哪一类新闻比得上证券新闻在准确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说其它新闻出现了差错，一般发个更正致歉即可的话，那么证券新闻的差错就不仅仅是发个更正的问题，它将直接危害到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证券类报刊常常为此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一字千金”在其它新闻中如果还有点夸张意味的话，而在证券新闻中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当然，这类差错主要是由新闻媒体内部编辑、记者以及校对人员的工作琉忽造成的。所以，只要加强对媒体内部人员的管理，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决定了证券新闻报道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功能

在新闻媒体上正确开展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光荣传统。近几年来，新闻批评越来越受到新闻传媒的重视，除了各大传媒批评报道的比重有所加大以外，还出现了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社会纵横》、《今日话题》等一批以重大典型批评报道为主、深受人们欢迎的“拳头产品”，现实中的许多经久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解决的，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与其它新闻相比，证券新闻报道更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因为:(1)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远多于其它领域，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是一个既充满获取高额收益机会，又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参与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都想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难免会出现一些通过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年轻而欠成熟的市场，各参与主体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不自觉地出现违规行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是高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一定很多。（2)没有哪个领域象证券市场一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证券市场的一次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众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为了制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了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以外，通过新闻“曝光”进行舆论监督便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朱溶基曾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并强调在调动各种力量加强监管方面不应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传媒加大了批评报道的力度，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予以新闻“曝光”，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市场规范论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加强和改进市场管理和净化文化市场环境，主要是要加强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丈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更新观念，转变职能。

文化市场是8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现已经初步构成了大文化市场体系。加强管理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对我国文化市场的强劲崛起和迅猛发展，以其独具的纽带和中介功能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变革性影响和作用，使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

目前，文化市场的种类越来越多，社会性越来越强，经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文化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经营者跻身其中，国家、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所有制形式并存。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市场的带动下，已成为促进就业，创造税利的一支生力军。文化市场管理与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调动了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

净化与繁荣并重。近年来，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多次进行清理整顿，开展了三次全国性“扫黄’郴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收到了明显成效。但是，滋生、传播精神毒品的土壤和条件并未根除，因此，治理和净化文化市场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花大力气常抓不懈，反复抓，抓反复，决不允许色情、淫秽、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现象在文化市场中存在。

文化市场管理要贯彻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坚持净化与繁荣并重，在繁荣上下大功夫，让更多体现时代主旋律、健康有益、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占领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使那些有害的文化垃圾无立足之地。

治标与治本并重。开展“扫黄”和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斗争，清理整顿文化市场，这是文化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要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市场深层次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在治本上下功夫，治标与治本并重。

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以人为本。对文化经营者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素质至关重要。对经营者要培训考核，持证上岗，对素质低下者不予发证，同时要表彰优秀经营者。二是要以法为本。以法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要对经营者进行法制教育，特别是现行文化法规知识的教育，使他们知法、守法。

一、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是法制管理，作为进入文化市场的经营者、消费者、管理者，他们之问的相互关系，各自合法利益的保障，最终有赖于相关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强市场理论研究，实行法治是文化市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文化市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近年来，文化市场立法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存在文化市场理论研究、文化市场立法滞后于文化市场发展等问题。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建立健全立法体系，加快立法是当前文化市场立法工作的突出任务。使文化市场管理人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确立文化市场稽查权的独立执法地位，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稽查队伍

为确保文化市场管理法规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形态，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要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文化稽查队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执法队伍，从执法检查、立案取证、处罚决定到处罚的执行，应是一个整体，文化市场的独立执法工作对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状况要加以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通过我们扎实的管理工作实践。有作为才有地位，有法律才有保障，为文化市场稽查队编制定性，尽快建立起一支素质高、反应快的稽查队伍。以优良的廉政勤政作风和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平、文化素质和文化管理专业技能，加强管理的权威性、执法的公正性、办理公务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同时配备相应的专业检测设备及交通工具，以促进管理工作的经常化、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对文化市场实施有效的管理，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和质量。

三、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严格按文化市场的执法程序执法

严格规范文化市场执法文书，按程序执法，是文化市场法制化管理的需要。为此，应本着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稽查工作制度，以促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执法。同时，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严格按程序执法，积极发挥执法监督机构的作用，有效保证文化市场法规的实施质量，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依法保护经营业户的合法权益。

四、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探索新的监管方式

市场规范论文篇9

关键字：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行为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基本理论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基本原则是重中之重。基本原则是联系宗旨和规则的桥梁，而且，基本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一个部门法的特征。可以说没有经济法基本原则，就没有经济法部门。因此，在停止了经济法概念的争论之后，经济法学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经济法基本理论的实质性研究，其中，非常多的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试图从法理学、民法学的研究入手，另辟蹊径，对基本原则理论做出诠释，进而提出经济法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阐释，以期对实践中的经济法问题进行解释、应用于实践。已经有多篇论文面世，而且新近出版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一、分析方法及标准

首先来看在法学理论中对基本原则的定义：

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中给出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定义：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

周旺生编著的《法理学》中给出的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这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他给法的原则下的定义：法中所存在的可作为法的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

其他法理学著作大同小异，法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出几个方面：1、体现法的根本价值，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则应体现该部门法的根本价值；2、在法的体系中具有上位阶性质，具有指导、规范法的规则的性质；3、是一定的法的体系的中枢。

在法律英语中，法的基本原则包含两层意思：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门。

综上，笔者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定义为，体现经济法宗旨和根本价值，对经济法的活动具有普遍指导作用，集中体现经济法的特性，是经济法最高的法律原则。

民法理论研究在法学理论中是最成熟的，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民法关于基本原则的研究进行分析。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路径对我们研究经济法有非常强的指导、借鉴作用。在开始经济法基本原则探讨之前，我先分析一下民法的基本原则的一些情况。

民法基本原则初时有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原则。在民法最典型的子部门法-合同法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出，这三大原则分别是：构建制度前提的基本原则，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后果责任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中三大基本原则，跟法理学中关于法的规范的构成要素：前提假设，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当然法律学界现在较流行二要素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前提假设”部分可能是一个很强的制度，而制度在任何一个法律条文中没有必要反复的重述，否则有失精炼）现在我国民法学理论中有许多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欠缺根本性。比如，在民法实务中被视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它在实务适用甚广而且普遍适用于各个子部门法，但是它跟三大基本原则仍然无法匹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原则仍然可以由上述三大基本原则推导得出（推导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原则要想作为基本原则，除了要具备高度、普适、特色等特征外，还必须具备根本性，就是在本部门法的至上性，由此，可以得出各个基本原则的独立性和整体的自足性。

上述分析方法恰好与西方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基本构架以及分析方法上想吻合。法律中的结构表现为制度；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是模式化的行为；行为绩效在法律中就是法律对该涉法行为的评价，即法律后果。因此，两种分析方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两个方法的契合并不是偶然，因为法律所关注的是一定制度下，一定主体的一定行为的法律判断（即在法律上的后果），而管理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企业环境）下，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的行为能够如何产生的效用。理论的契合的原因载于实践中评判标准的制度化，只能对外在的表现进行评判。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分析基本原则的方法，就是从本部门法法的规范的各个构成要素群中各提炼出一个基本原则，由此构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即，分别对经济法制度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制度构建方面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读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上的基本原则；对经济法的法律后果的产生以及形式等进行分析，得出构建经济法法律后果的基本原则。

回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分析中来，现在中国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取得共识，经济法的产生在于市场失灵的突显，因此政府（除非特别说明都是指广义政府）进入市场进行干预，根据传统公法理论，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即对政府失灵的事前控制），即“无法律授权即无行为”。由此，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产生了经济法。因此在许多经济法学家看来，经济法就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当然，许多经济法学者对于“干预”一词的称谓进行了诸多探讨，得出了管理、协调、调制等等政府行为的称谓，，在探讨的过程中，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的特征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对经济法行为理论的构筑，以及经济法其他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指导。在此，笔者使用干预而不用其他（因为其他三个词我认为都有所缺憾：管理不能突显行为的经济性，协调排斥了不当行为的法律管辖，调制似乎不够包容（经济法体系宽狭，虽属观点差异，总觉有缺憾））。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有三个；

二、这三个基本原则分别属于制度、行为、后果范畴；

三、它们都是经济法中最高的原则，可以推导出一系列子原则，包括一些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原则；

四、三个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各子部门法。

本文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

一、制度范畴的基本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二、行为范畴的基本原则：市场行为原则；

三、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高效市场原则。

二、原则各论

本文对经济法基本原则重在阐释，对其论证从简，以节约篇幅。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阐释也尽量全面，但是由于基本原则规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因此，阐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全。本文将尽量展现基本原则规范的主要内容。

（一）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

该原则在满足高度、普遍原则方面毋庸置疑，在根本性至上性上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经济法根源于市场失灵，直接来源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即授权国家干预并对干预行为进行规范。因此，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干预市场失灵是整个经济法建立的基础，其他经济法制度的都是因为干预的需要而建立的。从该原则出发，经济法必须遵从以下制度原则。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市场基础的认同；其次，体现在国家在引进新制度时的态度必须优先考虑市场机制；再次，国家干预主体事关经济全局，其职能、行为方式必须由法律规定；最后，经济法的干预行为必须本着干预的目的而作为，即以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为直接目的。

本原则从它的反面进行解释也就是，非市场失灵部分国家不应干预。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的。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即市场失灵，市场又是不断变化的，此时的市场失灵到彼时市场也许就运行正常了，此时市场无法自我调节，到彼时市场就可以自我调节了。因此，经济法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安定性，法律制定和执行部门应当对经济法存在的基础进行监控、条件改变以后必须相应改变相关法律制度。在市场主体来说，有权要求在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时要求放宽或者取消国家干预，或者改变干预方式。

1、市场基础原则

一国只有先建立市场经济才有所谓的市场失灵，才称得上干预市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指计划经济，国家统一计划，各个企业单位都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其存在就是执行国家计划，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根本就无所谓市场，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国家对于资源配置的调整，收入分配的改变，投融资制度的存废，以及经济运行中的破坏秩序的行为的规制都通过行政行为来完成，即使有市场，也是严格限制的不反映市场基本调节机制的半市场。该原则在“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下，为国家的干预圈定了一个范围。它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或者其他一切行为时，都绝不能破坏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这点在我国尤其应该强调。战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实行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许多实例（如东西德，朝韩）都表明，在现在的生产力条件下坚持市场的基础地位是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需要。市场机制的坚持，是经济法立法必须首先坚持的原则。其次，在其他经济力量破坏了市场的基础地位时，国家就应当介入进行干预。

2、市场优先原则

国家干预的是失灵了的市场，那么市场失灵与否由谁说了算就是关乎市场基础地位的问题。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应该在市场失灵时予以干预以期矫正，也就是说，市场失灵在先，国家干预在后。国家干预的是被市场证明了市场办不到或者办不好的事（当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而不是国家任意圈定范围，设置莫须有的限制。在中国，对该原则的违反比比皆是，但凡有点权力的部门乱设关卡，各地方乱设许可，办事瞎吹风凭长官个人意志。前一阶段中国金融法学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业对内的开放问题，中国决策层考虑的不是如何开放而是是否开放，不是进入门槛有多高而是是否该有门，不是监管问题而是扼杀。在没有经过市场的洗礼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因为畏惧市场会破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封锁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将问题百出，最终被市场所否定。因此，市场优先原则可以明确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关于国家不敢放开的制度上的行为。

3、机关职能法定原则

由于经济法涉及国家市场秩序和制度建设，因此，对于经济法的执法机关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指定法律。首先，突显机构建立的程序以及各种因素的充分考虑。国家对于国家机构的建立，尤其是涉及经济秩序公民财产安全的重要部门的建立，必须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法律的制定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经过辩论，协商，投票，有的甚至公布草案公开讨论，对于各方面因素考虑比较周全，能够比较正确的反映市场的需求。机构建立的任意性，必然导致市场的反对。其次，机构的职能由法律规定，可以明确分工，明确职责，避免有利争权力，无利相推委，搞得国家机构逐利行为滋生，办事效率低下，权力的自由性导致机构权力的膨胀，国家权威的丧失。最后，根据公法原理“无法律授权既无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将导致其任何行为因无法律依据而无效，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此可以举出一例：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定位于事业单位，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职能部门竟然是一个事业单位着实无法满足设立的初衷，因此，国务院以及最高院认可了它的规章制定权，使其拥有地地道道的部级机关的权能，但是设立它的依据仅仅是行政法规。经济法中的干预主体比如中央银行、反垄断机构，从各国实践看，都是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为了保证其独立性，必须以法律形式规定其组织机构和行为方式，以保证其独立行使职权。

4、公共目的性原则

国家进入市场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建立有效竞争并稳定增长的市场秩序，并非为了获取收益，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让大部分市场主体从国家的行为中获益，以刺激他们继续留在市场中，增强对市场的信心。现在中国还有许多国家部门借口干预市场从事营利性活动。在此要区分消费性活动和经营性活动。经营性活动是违法的，而消费性活动并不是干预市场的行为，而是本部门作为一个民事进行的民事活动。经济法规范所期望的干预行为，必须是以经济法为依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行为。干预的公共目的性，是区分公法主体市场行为的主要标准，也是连接国家干预“市场失灵制度”与市场行为原则两大基本原则的桥梁。

（二）市场行为原则

经济法的两个特性：经济性和规制性，其实就是国家经济行为的两个特性。国家的市场行为既是市场行为必然具有经济性，由于是出于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同时具有规制性，所以国家市场行为是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统一。下面将就国家的市场行为种类以及其权源作一探讨。

市场行为原则要求经济法的两大主体，国家和市场主体都要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循市场运行的规律，一旦破坏了市场竞争的的原则，就会收到国家的干预；同时国家的干预行为也要本着市场行为的原则进行，采取一切可能降低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不干预，市场调节不好的适当干预，市场无法调节的主动承担，第二，要求国家的干预行为能够遵循市场行为原则就是要求，能够用市场行为解决的用市场行为，能够不限制市场主体权利的不限制其权利。

遵循市场行为原则最主要的是要遵循产权明确和价格决定机制。国家市场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信息相关、交易、财税、赠与、诉讼。这些行为的性质在下文会逐一详细分析。

1、信息相关行为

现代社会被称之为信息社会，足见信息在我们社会的重要性。国家在社会信息的采集、公布、预测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信息相关的行为，权力来源主要是，市场主体的知情权。虽然，市场主体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作为市场的构成元素，必须公开一部分作为获得市场信息的交换，必要的信息公开时市场交易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有关市场的信息越充分，市场主体做出的市场行为就越理性，良好经济秩序就越容易得到维护，也更容易传导国家的政策倾向。市场信息的良好把握是进行其他经济法行为的前提，因此，国家必须非常重视、并做好信息相关行为。

经济法学研究的信息相关的行为，主要有：国家关于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以及国家的要求，该部分构成了企业法、监管法、规制法的主体；国家对于市场信息的收集、公布和预测等，该部分构成了统计法、预算法、计划法等。

2、市场交易行为

交易行为是国家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也是经济法主要子部门法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宏观调控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交易行为权力来源于经济的波动性和国家的公共性。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都带有明显的波动性，而且这种波动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这就为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国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和信息中心而存在，拥有国内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财力和信息，其行为在一国最具有中立性和可行性。因此，国家调节经济成为各国的主要职能之一。

该行为要求国家在进入市场时应当作为交易的一方，当然由于国家进入市场的公共目的性，也有一些区别于一般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特征。

（1）公共目的性：国家的交易行为并非为了贱买贵卖，谋取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一个稳定增长的市场，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由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任何经济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由于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力和最充分的信息，赋予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市场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只是调节的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

（2）反周期性：由于国家的调节行为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所以它的交易行为应当是在经济过分高涨时打压，经济低迷时拉升。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是的价格普遍低于正常价格时，国家予以高价的收购，保护生产者利益；同样在由于经济周期原因使得价格普遍过高，国家通过大量平价投放基础资源，如粮食、原油等等储备物质，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抑制经济过热。

（3）基础性：由于国家调节经济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些比较重要而商品进行，比如，基础生活资料-粮食、汽油；基础生产资料-煤、石油、钢铁、棉花等；金融交易行为，如货币、期货。

由于交易行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因此，其执行机构必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为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如果没有充分的权限，则很有可能贻误最佳的调节时机。

3、财税行为

财税行为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行为，税收是组建国家的经济基础，财政则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财税行为是国家取得和支出的主要形式，其方向可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其对市场的扭曲是基于国家的强大信息库的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是对市场长远发展的一种适当扭曲市场的行为，这样引导其向有利于经济法目标的方向发展。由于财政和税收的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而且该行为的特殊性质，无法归入其他行为种类。对于财税行为，论述颇丰。

4、赠与行为

国家的存在意在保障人权，而人权中最为重要者不外生命和健康。另外，由于稳定增长市场的存在必须以稳定社会为前提，因此，为了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收入高的人群必须忍受国家对于收入过低人群的资助。同时，国家这部分支出可以使国家的经济选择权转移到个人手中，使得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加理性。该行为的理论基础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主要在于以众人之仁代替个人之仁。

国家的赠与行为，主要是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行为。

（1）失业救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企业都担负保障职员的生命健康养老等等问题。我们应当以国家的公共利益行为基点，释放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让所有的市场主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国家应当尽量引导企业注重经济效率，不断的开发新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发挥国家的优势，担负起企业在员工正常的使用而造成的失业，而给这部分人以一定的资助。

（2）救助：个人没有义务负担其他人的生存所需，而国家则有责任。国家对于该国的国民的社会救助义务已经为很多国家的宪法所肯认。个人的财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有求任何个人承担如此的义务。

5、诉讼行为

市场行为中难免引起纠纷，所以，诉讼行为作为市场行为的附带权利也是实体权利实现的保障。除了国家为了执法引起的诉讼之外，国家还担负着涉及面广、众多个人提讼会造成极大的非效率的讼行为。这部分诉讼行为的权力来源于被侵害人的诉讼权利，以及社会秩序遭受破坏而引起的自身的诉讼权利。这部分可以借鉴外国的集团诉讼以及公益诉讼制度。该部分诉讼行为在我国可以设计为经济法中的公诉，它构成了经济诉讼制度的基础。

（三）高效市场原则

经济法法律后果范畴下的基本原则归纳为高效市场原则。此处后果范畴的基本原则被称之为后果原则，而非归责原则或者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归责原则是民法或者刑法中的称谓，是法的后果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化，在民法中，法律后果的主要问题的法律责任（即不利后果）的分配，法律后果中没有其他的有利后果。因此，民法中的后果原则称为归责原则。而经济法则不然，经济法中后果模式的分类应当以奖励、维护、否定、制裁为主要，并不以简单的合法和非法为根据。民法体现个人意志，国家在其中只是扮演纠纷裁判者；而经济法中，国家却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经济法中的后果范畴的有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评判，也有国家行为的评判。

在经济法中，高效市场有其比较特定的含义，指一种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很多学者归纳的平衡协调原则也是应有之一。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市场秩序是各国追求的有效经济环境，因此，以此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的适法性判断标准体现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法制目标，在具体的案件中，也有利于法院在审判时使用法律。高效市场有别于有效竞争市场，有效竞争市场是一种竞争状态，而高效市场是一种动态的有利于长期高速发展的市场状态。

在适用该基本原则中，双方当事人提供其行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的证明，由执法机关综合考虑法治、社会环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来评判其行为的法律正当性。比如，反垄断法中，对垄断行为定义的易变性就是高效市场原则的具体体现，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垄断行为对市场的影响，而对垄断行为的定义作出适当的修正。

以下就高效市场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果产生的原因、后果的作用原则、后果的种类。

1、导致经济法后果的原因

经济法中后果的产生原因在于主体行为对高效市场（具体指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经济秩序）的影响。奖励的行为是对高效起到创建、促进作用的行为；维护的行为是与国家追求的高效市场精神相符合的行为；否定的行为是与高效市场相违背的行为，但是国家法律尚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制裁的行为是违反高效市场社会的要求，法律明确规定其违法性并做出制裁规定的。

2、经济法后果作用的原则

对于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则依法办理；如果该行为是新出现的行为，则应当视其对高效市场的作用对该行为予以评价。由于经济法规范一般都比较原则，因此，在经济法中，不必拘泥于其他公法中严格的后果法定原则，而可以适用类推。由于经济法执法机构一般兼具司法、行政性质，因此，在法的规范创制方面可以给予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促进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3、经济法后果的总结与设计

后果种类设计中，笔者一秉高效市场原则，在此处体现高效市场原则的最主要的的方面是，保护现存生产力，并进行高效率的改造，同时尽最大可能的保护私法的主体地位，而限制其乱法行为的可能性。对经济法主体的不同性质的行为设计不同的法律后果，而且法律后果的涉及考虑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最小损害原则，这样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

对经济法主体的后果模式设计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对干预主体关注较少，是由于，公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形式基本上是一样的，经济法没有必要特例独行另搞一套。而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后果则必须重新进行设计，是因为经济法的特定法律价值和目标以及作用方式。

（1）奖励：

物质奖励：奖金、免税、资源（含土地等）优惠使用

精神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奖励后果是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对高效市场起到创建、促进作用，而由国家代表社会对其进行表彰奖励的法律后果。在经济法上，这种法律后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对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优惠分配，这样可以给国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各国都广泛使用的方法。

（2）维护：确认、保护、引导

维护后果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认可，或者追认。私法上所谓“法无禁止即是自由”，但是近代法制对私权主体，在经济法上体现为市场主体，基本上是被框定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才被视为合法。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行为工具日新月异，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在经济法中规定对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市场行为予以确认和保护，并进行引导。

（3）否定：仅仅制止该行为，不予处罚。

由于市场主体的投机性，很可能引至市场主体的行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和经济法精神，破坏高效市场经济秩序。对于法律未明确做出制裁规定的行为，国家只能否定其法律上的正当性，而不能要求其承担公法上的制裁。

（4）制裁：

①积极制裁：强制提高技术水平、强制合作

经济法中的制裁行为，同样本着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建立高效市场的原则，对市场主体能够但是殆于促进生产力时，强制其采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制裁措施。这也是在现代社会，防止垄断者在榨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基于公共利益，对私权的一种干涉，但具体实施仍是市场主体。

②消极制裁：

Ⅰ、行为能力限制：

定价权：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还应扩展到垄断行业；

股权：表决权的限制：法国等已经在法律中明确做出规定：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票在一定条件下不得行使表决权；

交易权：国家可以限制其交易对象，主要是外国交易者；

收购权：反垄断法关于兼并的规定；

人事权：董事制度，从业资格的规定，特殊行业董事的任职资格

资金使用权：法律关于收益的用途的规定

在市场主体行为违法法律，并且有进一步违反法律的可能性时，法律可以设置其行为能力限制，这样，可以即保证市场主体的相对独立地位，又保护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制裁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弊端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更加小。有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Ⅱ、市场主体资格否定：强制分拆、国有化、解散

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否定，是在市场主体的存在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对高效市场的秩序无法协调时，所采用的制裁性最强的制裁方式。这些制裁措施在各国已经广泛使用，反垄断法中要求的分拆；早期各国对承担部分央行职能的私人银行进行国有化成为独立的公法组织；现在行政法对主体的否认。

三、结语

该三大基本原则，全面揭示并体现了经济法产生的基础、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以及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体系。三大基本原则分别统管经济法规范构成要素的一个方面：制度前提、行为模式、后果模式，为经济法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基本原则规范。基于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经济法的独立性不言自明，其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别显而易见。

本文限于篇幅，未对经济法基本原则同经济法的其他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交叉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的解决，将对经济法其他基本范畴理论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也将更好的衔接各主要的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比如，经济法上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诉讼理论，笔者将陆续在本文基础上推出自己的观点，希望不啻批评指正。

注释：

[1]傅智文（1981—），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本科毕业。

王淇（1980—），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诉硕士研究生，该校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79。

[3]周旺生编著：《法理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组编，北京大学远程教育法学试用教材，P86。

[4]转引自：钱玉林：经济法基本原则之初探，《法学》1995年第1期，见《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

[5]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28。

[6]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7]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8]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9]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10]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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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J]，法商研究。1998（6）。

[10].应飞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J]，中国法学。2001（2）。

[11].刘江琴。法国三大民法原则历史发展之探析[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2].李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当代法学。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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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君。本质的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J]，当代法学。2002（4）。

[15].张永清。经济法基本原则刍议[J]，当代法学。2002（5）。

[16].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J]，当代法学。2000（5）。

市场规范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从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和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和关系等几方面。论述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及其相关性，具有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本文从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以及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和关系等几方面，论述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及其相关性，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建立与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治本举措，是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建市[2005]138号)指出，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按照一个指导思想(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同步推进(同步推进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和社会机构开展的综合信用评价)，三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评价机构的作用)，实现四个统一(统一的诚信信息平台、统一的诚信评价标准、统一的诚信法规体系、统一的诚信奖惩机制)。其中指导思想是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前提。

在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为了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为了能给建筑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手段，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也即信用体系建设要有体现德治的道德标准和体现法治的规则标准，这是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基础。

2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

由于我国建筑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市场理性发展相对欠缺，有相当部分的市场行为承诺与实践不符，使得市场信任感匮乏，主要表现：

2．1一些地方政府诚信水平较低一是政出多门、政策易变、政令不畅，导致政策缺乏公信力；二是工作的公开性、透明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导致工作缺乏科学性；三是政企不分、行业垄断、行业保护、不公平竞争，导致诚信缺乏监管度。政府诚信水平的高低与社会运行成本成反比，一些地方政府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社会运行成本的高昂。

2．2一些企业诚信水平较低一是市场交易中的失信现象，包括虚假招投标、阴阳合同、拖欠工程款、非法挂靠和越级承接任务等市场交易中不规范行为；二是定价行为中的失信现象，包括恶性压价竞争、偷工减料、降低建设标准、不履行质量责任和不遵守强制性标准等定价行为中不规范行为；三是企业竞争中的失信现象，包括不顾企业形象、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合同履约率低、纠纷处理难度大和组织协调困难多等企业竞争中不规范行为。企业诚信水平的高低与经济运行成本成反比，一些企业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经济运行成本的高昂。

2．3一些个人诚信水平较低一是一些政府官员、办事不公、官僚作风等现象严重，导致政府监管的成本高昂；二是一些企业领导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恶性竞争等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经营的成本高昂；三是一些企业职工诚信意识低、利益要求高、工作责任低等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管理成本高昂。个人诚信水平高低与管理运作成本成反比，一些个人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管理运行成本的高昂。

有资料表明，由于失信行为，我国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每年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l800亿元，累积拖欠的工程资金总额已达6000亿元到l万亿元，这不仅造成市场混乱，更严重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l0～20％的巨额低效经营成本，它将给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风险。建筑市场失信行为主要原因：

(1)人们缺乏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它包含道德经济与法制经济，缺乏诚信的市场经济，处处是陷阱，无法良眭发展。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诚信意识，导致建筑市场失信行为时有发生。

(2)人们缺乏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标准，人们追逐不当得利，以及追逐不当得利被发现和被惩罚的机会成本小之又小或甚至没有，缺乏市场的诚信标准，市场不规范，无法健康发展。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诚信标准，导致建筑市场失信行为屡见不止。新晨

3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与关系

处于转型期我国建筑业，在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经济失信行为和现象，严重限制了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使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加大、效率降低。要使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得以维系：一要依靠诚信文化教育的工作，提高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意识及其诚信交易自觉性；二要依靠社会信用体系的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标准及其失信惩罚制度化。前者具有诚信道德的原动力，后者具有惩戒失信的鞭策力，二者相辅相成，全面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因此，要减少和消除因失信行为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机制，特别要建立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诚信标准。

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包括道德标准和规则标准两大方面：

3．1诚信的道德标准

就是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中，能够诚实守信，做到行为规范：在市场交易中要讲诚信，在定价行为上要讲规范，在市场竞争中要讲道德；政府官员要遵守官德，企业领导要遵守商德，企业职工要遵守公德。建立诚信的道德标准，就能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及其诚信交易自觉性，这是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

3．2诚信的规则标准

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诚信原则，必须执行的政策法规：在诚信规则中，有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法律规则等；在规则标准中，有建立诚信信息系统的基础性标准、有建立诚信评价系统的监管性标准、有建立诚信法规体系的保障性标准、有建立诚信奖惩机制的鞭策性标准。建立诚信的规则标准，就能确保市场的诚信交易及其市场秩序规范化，这是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建筑市场诚信的道德标准和规则标准的相关性：诚信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准则的诚信；诚信的规则标准，是规则原则的诚信。规则诚信“源”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规则化；规则诚信“高”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制度化。道德诚信与规则诚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维系：规则诚信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诚信作为基础和依托，否则就会成为无根之木；道德诚信必须有相应的规则诚信作为保障和体现，否则就会成为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