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论文十篇

市场结构论文篇1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一直以来，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不断遭人诟病。事实上，正如韩国一些学者所言，那种试图以公共领域的垄断经营来确保广播电视公共性的观点，只是电波短缺时代的认识，在多频道竞争的今天，将所有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固执于这一观点会妨碍广播电视的多样化发展，也无助于激活竞争、提高效率[1]。按照媒介经济学者欧文和怀尔德曼（BruceM.Owen&StevenS.Wildman）的观点，一般来说，竞争性市场趋于高效，专控性市场趋于低效；而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便是“限制——通常是政府鼓励实施的限制，禁止某些产品或业务的交易，或者禁止在这些业务中存在完全的市场”[2]。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在广电领域推行放松规制、增加行政透明度、扩大私营活动领域等政策[3]，并围绕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进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包括倡导制播分离、加大力度推行节目配额制；放宽有线电视经营；推动卫星电视广播等等。这些都是韩国广电业面对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富于本土色彩的回应，也是韩国广电业在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次独特实践。

本文拟概括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调整的功效进行初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广电业结构，是指组成广电业的管理、生产、交换流通和播出等机构的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形式。

一、“二元并存”、“三分天下”与“制播合一”：韩国电视业结构特征分析

韩国电视业1961年起步，历经80年代初的体制重构和90年代初的结构改组，形成了“二元并存”、“三分天下”和“制播合一”的结构特征。

韩国广电业兼有公营和民营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这种“二元并存”并非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所独创，但是保留相当多的政府对广电业的政策主导和行政掌控权，以及经营上的垄断性，却颇具有韩国特色。

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是在全斗焕军人政权时期推行的，先天便带有某些政府主导的痕迹，执政当局一直视广播电视为传达政策的工具，相关法规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意识。与公共广播体制一同诞生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和广播广告公社（KOBACO），被韩国一些学者认为是“将政策宣传式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4]的两大机构。通常所说的公共广播体制，除了以服务公众而非以盈利为目的，以及传播文化教育节目和兼顾多元需求外，还有一个基本要件就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5]。然而在韩国，广播委员会从一开始便隶属于政府“公报处”，接受其行政领导，负责包括制订政策、审核节目和人事管理在内的一系列事务，具有某种政府机构的性质，而非真正独立的公共机构。

至于广播广告公社，作为韩国广播委员会下属惟一的广告机构，被授权全权负责三大公营和民营台的时段销售、广告计划和广告费的分配等业务，并有权从中预留6％的广告收入用于广电发展基金。理论上说，这一措施有助于遏制过份商业化的竞争倾向，并通过将广告利润的一部分向公益领域回馈，来保证公共广播体制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广播广告公社更象是一家管理机构，一家垄断性经营机构，而不只是维持广电业正常运行的一般广告，权力甚大却缺少制衡。按照广电“公益”的涵义，公共广播应该首先将利润用来服务受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可是批评者认为，广告公社常常，在与广电文化事业不相关的地方投入过多的公益资金，对发展公益广电文化事业的帮助却相对欠缺；在调节各台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绩效不彰[6]。

更主要的是，广告公社将公营和民营两类电视台的广告业务集中管理，使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被人为地“中介”，实际上褫夺了各台自主进行收支对接的权利，压抑了其运营空间。民营SBS开播的主旨之一，原本是为刺激公营台提高效率，改进节目的多样化水平，可是广告公社将两种不同属性、不同经营目标的电视台的广告经营一手掌控，统一调配，对于避免过度追求视听率的竞争或许有益，但是这样一来，二元结构中民营机制的活力却多少受到抑制，也间接降解了电视台对于提高效率的追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的原意，是指不存在个人持有大宗股票的情况，就象一家公共公司一样。然而在韩国，公共广播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持有大多数股票的政府公司，对于民营资本可能的侵蚀，当局一直怀有戒虑。事实上，公营垄断而产生高额利润（无论其目的和用途如何），与民营资本一段时期被排除在广电业大门之外，未尝没有联系。回溯历史，当公营台的低效率和每每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现象不断遭到抨击，人们对为遏制商业化倾向、确保公共广播体制而实行单一公营台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屡屡提出质疑时，1980年代末，迫于形势，韩国广电业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开放。新修订颁发的《广播法》在强调“为增进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下，一面允许非公营机构进入广播业，一面加高门槛，在运营范围、经济条件如资本额等一系列方面设置种种规定[7]。这些规定已足以令人踌躇，何况广电市场被KBS和MBC两强寡占已经多年，新来者面临的竞争态势可想而知。结果是，那些“不合条件者”被吓阻，SBS作为惟一的民营广播台网受到接纳。然而SBS的加入，它相对来说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的运作，虽然使它在开播三年后便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见表1），亦给以往完全封闭的公营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并没有打破韩国广电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反，在被纳入既有的管理与经营框架后，民营资本虽不免遭遇掣肘和磨合，却也多少受到同化乃至滋养。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依旧，只是由“两强分噬”发展而为“三分天下”。

韩国无线电视台收视率与市场占有率比较表1（单位：％）KBS1KBS2MBCSBS

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

19927.31710.72315.73510.424

19937.416112414.43113.128

19949.72011.42414.53011.725

199511.72411.62412.72611.824

199612.22710.92410.92410.924

199712.92810.42312.3279.821

199812.12510.12114.83010.923

199910.7239.42013.2291226

平均10.52310.72313.62911.324

资料来源：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表17编制，略有调整。

韩国广电业由韩国广播公司（KBS，包括两个频道KBS1和KBS2）、文化广播公司（MBC）和汉城广播公司（SBS）三家瓜分市场的特征，由表1可窥得一斑。就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三家广播公司播出的4个频道中，平均收视率最高的是MBC（13.6％），SBS居次（11.3％），最低的是KBS1（10.7％）；市场占有率排序也一样。若以广播公司为单位，则KBS以两个频道21.2%的平均收视率和46%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其他两家则分享另外50％以上的市场份额，MBC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9％，SBS为24％。再看广告收入，2000年三台广告收入占韩国广电广告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6.7％（KBS）、35.4％（MBC）、18.8％（SBS）[8]，三台广告收入总和占广电广告总收入的80％以上，这个市场呈现寡头垄断之势。

一般播出广告的公共广播机构，其收入来源通常以收视费或国家拨款、团体捐款为主，广告收入大都作为补充。而在韩国，广告收入已非补充，而是居于主导。作为公营广播旗舰的KBS，除了每月从电视家庭的电费中固定扣取的收视费和节目销售收入外，近年来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接近60％（详见表2），广告收入已经成为KBS维持生存的主要来源。另外两家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分别接近90％（MBC）和94％（SBS）。换言之，三家广电网尽管所有制形式不同，经营目标和行为方式或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通过营利性广告行为赢得生存的资本。

通常人们认为，公营广播赢利是为公益，民营广播赢利是为分红。其实不论目的怎样，赢利的正当性如何，赢利而且是在公共体制保护下寡头垄断的市场上赢利，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除了滋生诸如低效、浪费等弊端外，还会令既得利益者本能地为维护旧的市场格局而对任何新来者进行排斥，甚至联手抗拒和化解新来者的“入侵”；另一方面，寡头们多年来垄断传媒市场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上所积累的资本，亦使其在追求各种利益方面，很少遭遇强有力的挑战。

三台广播电视营销比较表2（单位：百万韩币）收入与比例KBSMBC（含地方台）SBS

1997广告收入∕总收入569,898∕999,915714,663∕809,702354,982∕377,648

比例（％）59.088.294.0

1998广告收入∕总收入335,882∕774,117506,967∕586,461225,394∕245,718

比例（％）43.486.491.7

1999广告收入∕总收入487,257∕950,263674,565∕756,710346,574∕371,829

比例（％）51.389.193.2

2000广告收入∕总收入672,315∕1,157,996892,498∕995,232474,353∕507,213

比例（％）58.189.793.5

资料来源：本表据“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编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与“三家分晋”式垄断格局相伴，韩国广电业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制播合一”。即韩国荧屏上播出的本土电视节目，绝大部分由KBS、MBC和SBS三家自行完成，它们不仅联合垄断了韩国电视收视市场和广告市场，并且各自垂直整合节目制作、流通和传播环节。不过，三台网相互之间极少进行横向节目交流，绝大多数节目在本台播出后，国内市场便极少再有人问津。

韩国电视业起步之初，由于技术限制，“制播合一”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况且当时专业化和市场分工阙如，“小而全”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公共广播体制的推行，在从制度上和结构上用公营机构取代所有民营机构之后，作为公营垄断的逻辑结果，节目制作和流通的市场化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制播合一”则成为垄断得以延续的养料。90年代初，韩国广电业对民营资本有限开放，作为促进节目多元化和反垄断的一项措施，节目配额制度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自上而下开始在电视界推行。可是，无论是公营的KBS、MBC还是民营的SBS，虽然经营目标不同导致经营行为各异，但是在坚持“制播合一”方面，却无甚差别。有韩国研究者比较说，1991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当年，KBS两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有大约96％由自己制作，MBC和SBS则分别为95％和93％以上；8年后的1998年，三大网播出的节目中自制节目仍然占据80％左右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国无线电视节目中有超过70％是由独立制片商或电视网的下属部门生产的[10]。显然，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与流通的市场化，还处在较低水平。

“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格局是分不开的，两者的负面作用也相互关联，即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和节目多样化程度不足。理论上说，公共电视台和民营电视台在节目内容上应存在差异，然而有研究显示，公营的KBS和民营的SBS的新闻节目，不仅内容上有诸多雷同，而且表现方式上也惊人地相似[11]。正如一位韩国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韩国电视台有能力用内部制作的节目将时间占满，但是观众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民营和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种类非常相似的原因”[12]。另一方面，两者客观上也窒息了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发育。由于生产和播出之间缺少流通网的衔接，使得电视业运转不灵，节目价值无法充分实现，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三、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调整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电视业的结构调整是一次因外部压力而引发的内部改革，是被动应变，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1997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奉行“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对广电业从以规制为主转为追求市场经济政策[13]。1999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颇具整合色彩的新《广播法》，该法将所有的广播电视媒体统一规定在一个法律体制之中，并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这个机构便是经过重组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新组建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文化观光部”独立出来，作为民间性质的公共机构，开始独立处理广播电视事务。过去政府通过下属的广播委员会插手广电事务的历史告终，韩国公共广播体制开始迈出“独立于政府”的一步。与此同时，新《广播法》允许设立民营广播广告公司，韩国广播广告公社独霸广告业务的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指向打破垄断、激活市场和增强实力；调整内容也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加大力度推行节目制播的专业分工、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在韩国，“制播分离”是被强力推行的一项措施。由于“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历史渊源深厚，因而这一措施的推行与打破“三强垄断”的目标密不可分。其方式具体有二，一是倡行节目配额制，规定三大网需要播出的外制节目比例；二是通过基金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商。

韩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节目配额制，并拟订了逐年增加配额比例的计划表，外制节目配额比例从1991年的3％，逐步增加到1999年的20％[14]。然而，由于三大网对此一制度态度消极，致使实际效果不尽理想。近两年来，韩国广电管理机构开始加大推行力度。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在第72条和《施行细则》第58条中，对电视台增加播出外制节目的份额，特别是播出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的比例，以及黄金时间播出的外制节目的比例，均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处罚措施，亦加以详细说明。这些内容包括：首先，电视网到2001年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将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份额增加到30％；其次，按照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要求，电视网每月在黄金时间内必须播出超过15％的外制节目；第三，如果违反配额制，或者黄金时间达不到所要求的外制节目播出比例，电视网将受到处罚，罚款金额从3百万韩币到最高3千万韩币不等[15]。

除了对节目播出机构实施硬性的节目配额要求外，韩国有关部门根据《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99）第14条“对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支援”——为激活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政府、广电法人、广播电视台……可对独立制作社进行支援——以及相关条例，采取基金贷款、专项财政贷款的形式，对独立制作社等机构的节目制作从资金上给予扶助。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产业基金”，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设立的“广播振兴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制片机构、投资公司、动画制作社和有线电视节目供应商；资助额度从3亿到10亿韩币不等。

“放松有线电视管制，允许跨业经营”是目前韩国电视业调整的第二项内容。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广播电视界逐渐认识到，在数字化多频道时代，那种视所有电视频道为公共资源的观点已经过时，那是广电业以无线电视为中心、以国内电视为中心时代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和法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广播电视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用来生产利润，应该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韩国政府在所有新媒介中最先选择了发展有线电视，并将其推入市场，期望以此激活竞争，打破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新垄断的出现，韩国政府对有线电视实行了严格的经营限制和所有权限制。

韩国有线电视1995年正式开播，按照当时有关法令，节目供应商（PP）、系统运营商（SO）和网络运营商（NO）之间禁止跨业经营，即PP－SO－NO“三分立”，而且不同地域的SO之间，以及制作不同节目的PP之间，不允许相互进入；此外，大企业、报社和外国资本也被限制进入有线电视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1999年以前，有线电视无论是系统业者（SO）还是节目商（PP），连续四年一直在亏损中挣扎；有线电视在广告市场和收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无线电视相比也非常之低。一些研究者认为，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失大于得，“三分立”有利于防止垄断，但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生机[16]。有线业者只有单一所有权，在单一地域传播，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无线电视三大网联合垄断的格局下，难以打开局面，亦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实现节目多样化，更谈不上创造经济效益。另外，这项产业壁垒重重，横向纵向的整合都被封死，难以上规模上水平；“三分立”政策与时下放松规制、开放市场以及大资本、大市场、集团化的经营潮流也不符合。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缓和政策。1999年新《广播法》颁布，打开了先前横亘在有线电视各业之间的壁垒。其特点是，首先，允许有能力的有线电视转播业者成为有线电视系统商（SO）。其次，允许系统商、网络商和节目供应商横向整合，成为多重系统商（MSO）、多重网络商（MNO）和多重节目供应商（MPP），同时允许NO、SO和PP之间打破界限，跨业经营。第三，放宽所有权和新公司进入有线电视业的限制，允许大企业和报社持有有线广播电视台（SO）33％的股份，参与节目供应商业务则未设任何限制。同时，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上述三个领域，允许其拥有33％的股份[17]。

“发展卫星电视”是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第三项内容。对于是否引入卫星直播电视，韩国舆论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有线电视业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再引入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引起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负面效果。因为在一些有线电视渗透率高的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提供多频道服务的卫星广播的市场份额很低，而有线电视用户少的国家，卫星广播的需求就高，这表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是互相竞争的[18]。在韩国，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起步的时间差很小，同时发展这两种媒介便需要仔细权衡。另一种是尽早实施论，认为引入卫星电视是一项积极的开放策略，旨在应对开放韩国广电市场的压力，既然开放不可避免，尽早引入卫星电视，以积极的开放强化国内广播电视事业的竞争力是很有意义的，卫星电视的实施也会为影像市场的扩大提供机会[19]。最终，人们在发展卫星电视、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市场来增强韩国影视业的竞争力这一点上形成共识。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卫星电视政策，该政策与有线电视新政策类似，比如，允许大企业和报社参与卫星电视业，但持股须在33％以内；允许外国资本参与等等。

2002年3月1日，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正式开播，标志着韩国正式步入卫星电视广播时代。Skylife是第一家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纯粹商业目的的卫星电视，国营的韩国通讯是第一大股东，KBS是第二大股东。为了扶持卫星电视等新媒体，新政策还允诺包括放宽广告时间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条件。

四、法律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调整的特点

韩国电视业这一轮结构调整，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力量进行的。韩国经济的腾飞，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时间内跨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韩国政局出现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众传播也由争取言论自由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20]。在广电领域，韩国政府近年来推行“民主化与市场经济”政策，从以规制为主转向强调市场机制。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辖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相应地，法规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事实上，法规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体现民主意识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规本身既要体现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代潮流，也要发挥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刚性的法律规范和柔性的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广电业结构调整，是韩国广电业的必然选择，其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韩国广电业的结构调整是以法规为依据进行的。无论是推行节目配额制、扶持独立制片商，还是发展有线电视、开发卫星电视，包括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实行重组，如前所述，都是在相关法规颁布或者重新修订之后，才开始实施的。这些法律包括《广播法》、《有线电视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先有法律，然后行动，这种方式使结构调整有法可依；而且由于法规的产生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和商议，以凝聚共识，避免偏差和盲目，法规本身具有一定权威性、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有利于降低实施的成本，减少随意性。

其二，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结构调整。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目标是打破垄断，然而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硬性的行政手段；而要依照市场规则下的专业分工和竞争机制来逐步完成。比如，实施节目配额制，是对制作和播出进行专业分工；贷款扶持三大网之外的独立制片机构，是利用资金杠杆，鼓励节目的市场化生产；发展有线电视，一方面是适应观众的节目多样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与无线电视争夺市场、刺激节目市场生长的考虑；有线电视从“三分立”到允许跨业经营，则是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有线电视这一相对弱势的媒体，打开整合的壁垒，促其整合资源，扩充力量，增强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实力；开发卫星电视，则是在原有广电市场上引入新质媒体，一个新的综合性传播平台，这样做从理论上说亦会刺激节目需求，活跃市场竞争。

第三，法律本身比较多地容纳市场规律的要求。以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来说，该法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有线转播、音乐广播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广播等，纳入同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是顺应当今世界广播与通讯业大融合这一市场潮流的明显反映。韩国广电业相关法规对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事业的积极推动，以韩国研究者的观点，说到底，仍是着眼于电视市场、着眼于与观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规律相适应[21]。

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J.Havick）在谈到传播政策的制订时，曾经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模式：一经济规制，二新多元主义，三多元主义，四政府主导。所谓经济规制，是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订政策；政府主导模式，则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过去在韩国，政府主导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经济规制模式转变[22]。

五、一役难竟全功：调整功效初探

韩国广电市场原有格局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结构调整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的功效如何呢？

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乐观的信息。例如，2000年一项研究显示，MBC播出的节目已达到配额节目目标比例的92.5％，SBS和KBS也分别达到了目标比例的77.5％和65.5％[23]。这多少反映“制播分离”正逐渐开始生效。另外，有线电视情况也有所改观。1999年，有线电视订户增加到140万户，起步之初的1995年的只有18万户，5年增长了将近7倍；同样在1999年，有线电视开始赢利，节目供应商和汉城地区系统业者第一次有了净利润[24]。这些都显示有线电视已经开始成为韩国电视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军。

然而，韩国广电市场被三大无线网寡头垄断多年，按照媒介经济学理论，寡头垄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寡头们控制经济力量的程度，远高于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手合作甚于有限竞争，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极大[25]。事实上，仅以“制播分离”来说，这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在实践中便遭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待遇，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例如，从1991年到2000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10年当中，三大网没有一家曾经达到过规定的目标比例。在三大网所播出的外制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KBS和MBC大约在44％左右，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员所办公司制作的，且交易价格低于独立制片商的节目，这多少染有违反公平竞争之嫌；即使播出独立制片商生产的节目，三大网也大都将它们安排在非收视高峰时段。更有甚者，三大网凭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独立制作节目采取版权买断方式，大约94.0％的独立制作节目版权归三大网所有，4.3％由制片商拥有部分版权，仅有0.7％的节目全部版权归制片商独家拥有。结果，绝大多数独立制作的节目被三大网独家垄断，二次使用的比率仅为2.1％，使用效率极低[26]。独立制作的节目未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反倒扩大了三大网在外部节目制作市场上的垄断。此外，三大网还常常藉其垄断地位，对独立制片商予夺予取，忽视其利益。比如，广播网与独立制片商签定的购买合同，经常是一些短片和非系列片，主要是教育、纪录片和时事类节目，每次都需要重新计划，而不是象广播网下属公司那样，生产系列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能够连续性计划，有高收视和稳定收入[27]。缺少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机会，使独立制片商的节目制作类型单一，专业水平和多样化程度受限，无助于其经营成长，而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独立制片商的发展。凡此种种，都使得推行节目配额制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

再以有线电视来说，如果说节目配额制是一种政策性催产素的话，发展有线电视则更象是一个结构性助长剂。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所提供的大量频道，将刺激节目需求，客观上会有益于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生长，观众也将得到更多的节目选择。然而直到1999年，整个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仍然被三家无线电视据有，有线电视广告占整个电视广告市场的份额也只有8.4%[28]。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包括起步不久便遭遇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有关政策的失误，比如起步之初实行“三分立”政策，禁止网络业者、系统业者和节目供应商彼此跨业经营，限制了有线业者的行业整合和规模扩张等等，然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线电视缺少好节目和节目来源，好节目仍然掌握在“制播合一”的三家无线广播公司手中[29]。有线电视要想吸引观众，往往得向三家无线网购买，这无形中又助长了三大网的垄断，也窒息了小制作商的生机；而无法激活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最终亦会限制有线电视的发展。1999年实行新的有线电视法规后，情况似有好转，但是明显的改观还有待时日。

卫星电视的情况与有线电视相似。韩国发展卫星电视也有激活节目市场的初衷，但是由于制作公司未成气候，节目市场尚未成形，卫星电视的大多数节目仍然不得不从三大网购买。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三大网的强势进一步延伸到卫星广播领域，节目的多样性大打折扣，卫星电视吸引观众的能力也无从提高；再加上还要面对强势的无线电视和先行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卫星电视面临的考验可想而知。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卫星电视一般5年可以正常运转，现在看来，5年后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状态，其前景并不乐观[30]。目前韩国广电业界和研究界正在积极研拟应对之策，包括制订政策弱化无线广播在卫星广播中的作用；在不损害本国影视业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频道和国内频道同样的地位等等。尽管如此，卫星电视要进入健康成长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很显然，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制播分离”是关键的一环，它与打破三大网垄断的目标渊源深厚，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生存发展也密切相关。然而，由于三大网都是在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垄断结构中成长起来，这个体制既含有公营广播的特点，也吸收了民营广播的一些专长，因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应对政策法规的不少经验，这使得任何新法规或新措施的推行，其效果都难免会被三大网消弭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新来者的进入门槛被抬高，难以争得自己的份额，又缺乏市场应变的能力，生存不易。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制和市场调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六、结语

韩国广电业的这一轮结构调整，是在既有的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的一次渐进式调整，旨在打破三大无线网的垄断，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进而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结构调整选择从推行“制播分离”着手，通过专业分工来激活节目市场，并努力推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成长；其特点是坚持法律与市场机制并重，以便保持结构调整的有序性和动态平稳性。然而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有长路要走。

注释：

[1]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pp.xi.

[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4]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5]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6]参见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7]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8]“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2001文化产业统计》第239页，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9]Brown,Alla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1]Man-SeokKang(2000).AStudyonTelevisionNewsinKorea,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2]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1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4]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5]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6]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7]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8]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9]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20]臧海群“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2002年3月。

[21]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所言。

[22]参见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23]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5]参见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127～129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第一版。

[26]参见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7]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8]Ho-youngKwon.(2001).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9]笔者访问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时，康贤斗社长和金慈卿经理所言。

[30]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

参考文献：

1.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

2.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3.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5.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6.朴承宽、张庆燮“韩国政治变动与新闻业权力：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模式变化”，（韩国）《韩国放送学报》通卷14-3期，1998年。

7.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

8.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9.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0.“放送产业”表1“无线电视和卫星台的地方附属台现状”，

11.《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2.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13.“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

14.《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5.“放送产业”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市场结构论文篇2

一、基本知识

同了解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一样，首先必须明确构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体系的一些最基本知识点。

（一）微观方法的两个特征

1．指令流在微观理论中，指令流发挥着核心作用，是微观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

（1）必须明白指令流和交易量不是一回事。“指令流”可以看作我们所熟悉的“净需求”概念的变体，它测度买方与卖方定单的净值。它是净需求的变形，但并不等同于净需求，因为在均衡条件下，指令流不一定会等于零。

（2）与从观测值得到预期值的方法不同，指令流是用真实货币表示人们的心理意愿。一种典型的指令流分析列示如下：

由于指令流包含那些知悉消息的人士的交易情况，通过指令流分析，交易商可以获知这些信息，从而给出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指令流更像一种信息传递机制。

2．价差价差是微观方法的又一个特征。它的受重视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研究层次上，价差数据是各种资料数据中的核心内容。其次，市场参与者对交易成本极为关注，这种关注自然反映到价差上。最后，价差对微观理论脱离完全从贸易机制抽象而来的合理预期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指令流”和“价差”类似于宏观领域的“数量”和“价格”概念，但它们反映的意义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三个微观切入点

有关微观结构研究的前提假设、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宏观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特点在外汇领域特别明显。

在前提假设方面，传统模型仅仅将外汇看成是宏观经济中的一种相对价格，而微观结构论者则认为公众信息与汇率有关，外汇市场的主体是存在差异的。也就是说，微观理论认为所采用的交易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与传统方法不同，微观结构的研究往往着眼分析外汇市场中各个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互相影响，而传统的方法则是先以一系列宏观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开始，诸如货币需求、购买力平价等，然后再用这些关系去分析汇率问题。

一言以蔽之，微观结构分析关注外汇交易机制的细节，而宏观经济方法则一般认为这些细节不重要而忽略它们。

微观方法不同于宏观方法，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问题不同的切入点上。微观方法否定了宏观方法的三个假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假设一：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宏观方法假定公众均可获得同等的信息，而微观方法则认为并不是每个公众都能获得可靠的信息。换言之，微观方法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着私人信息。

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最强调的基本概念莫过于私有信息，它被认为是价格形成的关键所在。因为私有信息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

（1）它不能被所有的人共享；

（2）它比公开信息能更好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私有信息的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最终收益的私有信息；另一类是关于价格的私有信息。而且，私有信息影响价格的渠道也不是单一的。不同渠道对价格影响的动态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程度上）一直是微观结构理论家和实务者最关心的问题。

微观理论认为外汇市场的价格波动很有可能是私有信息作用的结果。根据私有信息形成的原因不同，它对价格影响的持续时间也就明显不同，因此价格的波动程度和频率也就不同。究竟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价格波动，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实证分析课题，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2．假设二：市场参与者显示出异质性。宏观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以相同方式影响价格，而微观理论则认为，市场参与者影响价格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即微观方法认为市场参与者存在异质性问题。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市场交易机制的环境中来探讨，而私有信息的作用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对异质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它对价格的影响：

（1）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动机所造成的影响。即认为投机交易者和保值交易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即使不存在私有信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会像合理预期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单纯。

（2）市场交易者的分析方法所起的作用。即认为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处理方法显示出多样化，比如有按照基础面分析的结果进行投资的交易者，也有利用数据的变化结构来预测价格走势的重视技术面的交易者。究竟哪种预测方法比较准确，就要看市场上哪种性质的交易者占多数。

（3）市场交易者信息不对称的动态效果。即认为交易者是否掌握私有信息是影响他们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虽然做市商提供了流动性，具有设定价格的权力，但是，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的不同战略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终将影响做市商的定价机制。

3．假设三：不同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宏观方法未考虑交易机制的不同对汇率的作用，而微观方法则认为不同的交易机制影响汇率。

面对国际金融中心外汇市场发展的现状，尤其是经历了全球性金融风暴的袭击，金融理论家和实务家都重新开始关心如下的问题。

问题一：现有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对汇率的形成是否合理？现有的即期市场上的外汇交易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进行的：一是顾客与银行间的交易；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银行之间的交易；三是通过经纪人交易。

问题二：市场的透明度如何建立？透明度问题有三个层面上的意思：一是市场的厚度；二是差价的大小；三是市场的恢复力。所谓市场厚度是指单位订单的变化会引起现有汇率多大的变动。价格波动越小，就代表流动性越高。另外，买卖差价表示一买一卖的转手后所造成的损失，差价越小，流动性就越大。

问题三：怎样确保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第三，当意料不到的偶发原因发生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回到原来的价格水准。恢复速度越快，代表流动性越高。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权衡透明度和流动性的水准或许能找到一个最佳的市场结构。

总之，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研究视角上都和现有的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的汇率理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以往从未被重视过的微观层面：一是私有信息；二是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三是交易机制。它接受了实证分析结果和现有理论不吻合的批判，强调在非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来自于知情交易者订单指令流和出自于做市商的买卖差价这两个关键的微观金融指标是传递和反映私有信息的唯一工具，这些信息（比如，资产的低估或高估等）汇集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才是主导汇率和外汇交易量变化的决定要素。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对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重要特征和成果作了很有价值的归纳和评述。其中，O′Hara教授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1995）一书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作了非常系统和精辟的概括，并将市场微观结构定义为“在明确的贸易规则下资产交换的过程和结果”。Madhavan则拓展了O′Hara提出的分析市场微观结构的理论体系（即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两大组成部分），将近几年在实证研究、经验分析和应用性研究上的成果和理论体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作了非常明快的表述，本文不再赘述。关于外汇市场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是针对有效市场不能成立的现状，在三个方面对原来的制约条件作了修正。

（一）私有信息的作用

既然外汇不仅是商品进出口的交换媒介，它的更大的功能是作为金融资产能给人们带来增值的功能，因此，外汇市场也会具有金融市场的共同特征。PerraudinandVital（1996）发现，做市商为了获得分散在各个银行手中的私有信息，会有意地拉开买卖报价，排挤市场上那些出于流动性需求的非知情交易者，因为这些非知情交易者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是最为敏感的。EvansandLyons（2002）利用日数据、Rime（2001）利用周数据都发现，交易订单流汇集了各个交易者的私有信息，与几乎没有说明力的宏观经济指标相比，它能很好地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外汇的走势。

（二）非同类市场交易者的影响

FrankelandFroot（1990）曾经指出由于外汇市场并不都是那些只按基础水平来判断汇率走势的交易者（fundamentalist），还有不少是利用历史数据来分析汇率走势的职业操盘手———这也是汇率理论的说明能力十分低下的一个原因。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市场结构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噪音交易有时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Vitale，2000）。

（三）市场交易机制的功能

Lyons（2001）指出，外汇市场是一个二层结构的分散市场，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市场设计问题不同于其他金融市场，除了要防范市场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废除市场准入的障碍等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在外汇市场中充当主角的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总之，上述这三大方面出现的市场摩擦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和互相影响的。没有分散市场的制约，就无法充分体现私有信息的价值，噪音交易者也就不可能从中谋取投机的利润。反过来，噪音交易的行为又增加了分散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私有信息对价格的影响变得更为显着。

三、前沿课题和难点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领域存在一些研究的前沿课题。

课题一：外汇指令流信息反映的是清偿信息还是资产平衡信息，还是二者都反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应该可以收集足够的统计信息来实证这项工作。

课题二：在哪种程度上相反的情况才出现，即价格影响指令流？在哪些情况下（例如机构分散）这种情况更敏感。微观理论的中心议题是那些从指令流到价格的事件情形等。但事情总得一分为二，从价格到指令流的事件必然存在。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课题三：为什么顾客指令流可以不等于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课题四：为什么来自不同类型客户对价格的冲击相差如此之大？同上一个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还有其他一些课题。如：数据融合问题，取得强型市场效率的时间问题，何时技术分析是合理的，为何1000万美元成为约定俗成的交易单位，以及信用风险和市场结构等等问题。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新方法来探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最优交易机制的设计问题，也是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当然，由于该项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相应的困难接踵而来。首先，只能间接借鉴英文文献，必须要看英文原文，英语便成为进行该项课题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其次，对于外汇市场的研究，对象是高频数据，而国内银行及相关机构对外汇交易数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数据的采集便成为另一个难题。第三，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或模型来得到更为微观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难点之一。

四、结语

市场结构论文篇3

[摘 要] 文化市场体系是指由文化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种文化市场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要素市场三个类型。与一般市场体系相同，文化市场体系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特征。此外，文化市场体系还有其独特性，如生产目的的非盈利性，产品使用价值的精神性，交换价格的背离性，产品消费的非消耗性。

[关键词] 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市场体系概念 文化市场体系结构 文化市场体系特征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19-08

文化市场体系是开展文化生产、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科学地界定文化市场体系，明晰其基本构成与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文化市场体系的内涵

文化市场体系是指由文化市场交易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种文化市场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1 文化市场是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

文化市场体系由众多的文化市场共同构成。所谓文化市场，即围绕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交换而开展一系列经济活动并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文化市场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文化活动所形成的认知。与一般商品市场一样，文化市场也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

一是文化市场主体，即文化市场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者或提供者，是文化市场供求关系中的卖方。在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所有者将文化产品或服务带到市场上交换的过程中，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将自己对于文化商品、服务的经济利益、经济需要通过具体的商品交换反映出来。因此，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经营者、提供者因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而成为文化市场中的供给方，是文化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

二是文化市场客体，即在文化市场上用作交换的文化商品。因形式不同，主要有有形的文化产品、无形的文化服务和作为商品的文化要素资源。其中，有形的文化产品包括图书、光盘、工艺品等，无形的文化服务包括演出、话剧、歌剧等以服务形式进行交易的文化商品，作为商品的文化要素资源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人才、资本、信息、技术及地产等方面的资源。市场是进行商品交换，发生经济关系而形成的，进行文化商品的买卖是文化市场的基本内容。因此，具备大量的可供交换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要素资源是文化市场存在的基础，是文化市场形成的基本构成要素。

三是交换对象，即既具有文化消费需求又具备支付能力的购买者，是文化市场的买方。这是一个由书店的读者、剧院的观众、拍卖会上的竞拍者、文具购买者、旅游者等组成的庞大文化消费群体。

除此之外，还可从微观即企业角度来考察文化市场。这实际上也是考察文化市场需求的构成。文化市场的需求，主要由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三方面要素构成[1]。

人口。从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知道，人是有需求的，而且是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人口意味着需求，而人口状况决定着不同层次需求的大小。在现代商业社会，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因此，文化市场中，具有文化消费需求的人口的多少就代表了文化市场容量的大小；而人口状况及人口的文化水平高低、知识面的宽窄、知识深度左右着文化市场的内容和结构。

购买力。购买力是指人们购买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支付能力。人们实际的文化消费需求表现为对文化商品的实际购买，是需要通过货币支付的。比如我们买图书、报刊要交费，看演出、戏剧要买票。因此，在人口的规模、人口的文化消费状况一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文化商品购买力了，这是决定文化市场容量的重要因素。

购买欲望。购买欲望是人们对文化商品的消费愿望、消费要求和消费动机。购买欲望是把文化商品消费者的潜在购买力激发出来，从而变为现实购买力的重要条件。如果文化市场中仅具有一定的人口和购买力，而消费者对文化商品没有或者缺乏购买欲望，那么文化商品的交换仍然不能发生，文化市场也不是现实地存在。因此，文化商品的购买欲望也是文化市场存在的重要因素。

1.2 文化市场体系是可以细分的

文化市场体系是一个由多种类型的文化市场共同构成的系统。文化市场根据交换内容的不同，其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化市场的类型繁多且构成复杂。文化市场可大体分为三大类，即：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每一大类又由许多的文化市场小类组成，如属于文化产品市场类型之一的出版物市场，就可根据出版物性质再分为图书、报纸、期刊等市场。

我们知道，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各种文化市场是可以细分的，因此，由文化市场构成的文化市场体系也可以细分。随着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壮大、繁荣，文化市场的整体规模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市场经营者的文化企业，通过细分市场来选准自己的目标市场，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市场体系的具体类型划分，将在后面专门进行探讨，在此不赘述。

1.3 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

文化市场体系并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文化市场拼凑而成的，而是由各类、各个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上面陈述的文化市场体系可以细分，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个性的认知；那么，此处所说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则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共性的认知。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所具有的共性，是使其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特质。各类文化市场的共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类文化市场的基本社会功能是相同的。无论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的文化产品市场，还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服务的文化服务市场，其基本功能都是满足广大社会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与一般生活物质消费需求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精神性。人们需要从出版物市场上购买图书，目的是通过阅读，从书中获得知识信息；需要到杂技厅去看杂技表演，目的是从娱乐消遣中放松心情，调整情绪。这些文化消费，都是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

其次，各类文化市场的消费者也大体相同。文化市场所提供的交换产品所具有的文化性，决定了其消费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文化人。由于消费爱好的不同，以及消费动机、层次的差异，对文化市场的消费会有所偏好，如：有人喜欢买书，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健身，等等，但都具有追求精神消费的共同特征，都属于文化人。

此外，各类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资源性质是相同的。资源是形成交换产品的原材料，各类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也都需要资源。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各类资源，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各个景点，还是作为出版资源存在的各类知识信息产品，或是作为影视戏剧作品资源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即使是一些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如各类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景点，对于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而言，重点开发的也是其文化价值，即满足游客游玩消遣的需求的功能。

2 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

文化市场体系是由各类文化市场构成的。对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探讨，就是对各类文化市场进行科学分类。这是研究和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2.1 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认知前提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2]标准内容，我们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应明确以下几点，作为认知的前提。

2.1.1 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应归属为文化市场体系范畴

文化市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专门针对那些进入市场、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而言的。那些不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不应包括在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范畴内，也就不应纳入文化市场体系之中，如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所列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服务（下含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化活动等，应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范畴，不在本课题研究的内容之列。

2.1.2 应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文化市场类型

对文化市场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及其相应的标准进行，如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中，国家统计局就是从统计的角度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类型进行划分的。此种分类虽然利于统计管理，但不利于文化产业经营者有效地识别市场的内容与性质。因此我们主张，对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的分类，较科学的标准，是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这样有利于准确把握各类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文化产业。

2.1.3 应将交换对象相同的文化市场整合成一种类型来进行研究

组成文化市场基本活动的产、供、销都是围绕交换对象进行的，不同环节以不同方式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都是围绕相同的交换对象而运作的。因此，具有共同交换对象的市场主体，应放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探讨，不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割裂成几个不同的市场来分别研究。

2.1.4 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亦是我们探讨文化市场体系结构的一条重要思路

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根本目的，是要弄清楚各类文化市场在社会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功能价值，以判断其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为制定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作为文化市场，功能价值不同，其运作的目的、行为方式、对社会的作用等也大不相同，政府对其管理方式与政策也会有所区别。因此，为利于政府对文化市场实施分类管理，我们除了要按交换对象性质标准来进行文化市场基本类型的划分之外，还应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主张：探讨文化市场体系构成，可以从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与市场的具体功能价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下面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具体分析。

2.2 从市场交换对象属性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构成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因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化市场按其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可分为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大基本类型。

现将这三类市场的主要特征列表如下（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由三大基本类型的市场共同构成。

（1）文化产品市场。这是以文化物质实体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所有场所、过程、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有形的文化产品；以个体分散购买消费为主；交易频繁、次数多、量大；就商品阶段性质而言，是最终满足消费者消费的阶段。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产品市场。

（2）文化服务市场。这是文化商品市场的特殊形态，是以无形文化服务为交易内容的所有场所、过程和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无形的文化服务；交易次数少，但门类繁多；以个体集中消费为主；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具有同一性，一旦生产终止，它所提供的文化价值、消费者的文化享受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享受文化服务的费用比一般服务费用高，文化服务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

（3）文化要素市场。这是指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提供所需的各种基本要素的市场。文化要素市场通过提供生产经营文化商品必不可少的有形或无形的生产要素，担负着为文化市场体系配置资源、促进文化市场体系顺利运行的重任。其特征：首先，文化要素市场中交易的商品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并且是以无形要素为主；其次，市场购买者主要是各类文化企业，交易次数少但交易对象相对固定；此外，就商品阶段而言，文化要素市场是连接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市场，是在文化市场体系内部运行的市场。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

下面将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类市场的具体构成列为下表（见表2）。

2.3 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

功能是一个事物（或某项活动）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文化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各类文化市场由于交换对象所决定的交换内容的不同而满足的是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具有不同的功能价值。如看一场文艺演出，能满足观众的娱乐休闲的要求；读一本学术专著，能满足读者的专业知识的要求，等等。因此，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更能适应文化产业宏观管理改革发展的需要。此外，这里所说的功能价值，是指文化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不是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来说的，所以，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就排除了仅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发挥作用的要素市场，只对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按功能价值标准进行分类。

我们认为，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由娱乐型文化市场和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两大类型市场构成[3]。

2.3.1 娱乐型文化市场

娱乐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娱乐消遣为主要价值依据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消费需求。消费者进行这种类型的文化消费，其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和放松身心。娱乐型文化市场主要由文化服务市场中的一些娱乐业项目组成。如卡拉OK厅、室内高尔夫球场、水族馆、溜冰场等。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很广，如卡拉OK厅、歌舞厅是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但由于这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中表演的功能弱化了，甚至是消失了，娱乐自身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属于娱乐和放松身心的文化活动。还有与体育相关的，如室内高尔夫球场，是与体育项目相关，但由于其作为体育的基本要素，竞技性消失了，消费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玩，为了休闲和放松，非比赛。此外，文化产品市场中以一些娱乐性产品为交换对象的市场，也应归于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如娱乐节目，图书期刊中的娱乐性读物，以及数字出版物中游戏类产品等。

2.3.2 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

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传播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造诣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追求文化价值的精神需求。消费者购买这类文化消费时，主要目的是获取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一个概念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至少包括认知价值（获取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审美价值（获得愉悦等美感）、传承价值（保存文化）、教化价值（净化心灵）、传播价值（获取信息，以提高决策的适用性）等内容。但是作为经营项目，文化商品的价值应该是其文化含量。即便某些文化艺术产品有使消费者放松或娱乐的作用，但也并非是其作为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产品的主要价值所在。

目前属于文化艺术型的文化市场主要有：音乐市场、舞蹈及戏剧等表演市场、影视剧及艺术片制作播映市场、艺术品拍卖及展览市场、文化艺术科学类出版物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等。在这些市场中，尽管也存在经营娱乐性产品，如影视剧市场中的娱乐片，出版物市场中的娱乐性图书期刊等，但就其市场整体而言，文化价值仍是其主流导向。

之所以要打破前述按市场交换对象属性划分文化市场类型的基本格局，而按市场功能价值再将文化市场划分为娱乐型及文化艺术型两大类型，主要是从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及发展需要出发的。我们对文化市场构成进行严格区分，厘清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市场的特点、功能，有助于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使两类市场都能朝着符合各自内在规律的方向获得较好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的分开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来管理文化活动的思路，就大体说明政府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已对功能价值不同的文化市场类型有了初步的认知[4]。

3 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要科学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准确把握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市场体系的特征，是由构成体系的各类市场的特征决定的；而市场的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文化市场的交换对象是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由文化产品所具有的两重属性：商品性与文化性所决定，文化市场既具有与其他商品经济领域市场体系所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经济领域市场体系的个性化特征。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3.1 文化市场体系与其他商品经济领域的市场体系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

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市场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化市场体系毫无疑问地具有所有商品市场体系所共同具有的基本特性。

（1） 统一性

文化市场体系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类文化市场市场目标功能的同一性，无论是文化产品类市场，还是文化服务类市场或文化要素类市场，其运行目标都是向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与服务，都有满足消费者文化精神需求的功能；二是文化市场商品交换价格的可计量性，这是维系文化市场统一性的基础，虽然文化产品在内容价值方面难以找到合适的判断标准，但可以依据其内容所依附的物质形态产品的质量状况计价。光盘的材料优劣、清晰度，图书、报纸、期刊的纸张优劣及印刷质量、装帧质量，影视剧的制作工期与成本，演出剧目的排练及服装、道具等费用，等等。即使是一些难以用价格衡量的要素，如出版物作者、演员、画家可依其名气尽量量化。如在一定时期，出版物作者的稿酬依其知名度及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以版税制的方式浮动支付，演员、歌手的出场费及画家的作品拍卖也可依照其当时的知名度确定一个建议性的价格范围或价格标准。总之，由于文化产业的经营者们对文化活动中一切可能的因素都采用了尽量使其计量化的做法，使得文化市场体系也与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市场体系一样，具有了统一性的特征。

（2）开放性

文化市场体系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市场主体可以自由进入，符合条件的国内外经营者可以合法自由地经营；二是文化市场消费者可以按自己意愿自由消费；三是各类文化市场协调发展，开放式经营；四是文化市场各种要素，如资金、人才、信息等，都可以自由流动。

文化产品自身特征也要求其发展必须具有开放性的市场环境，在一个封闭式的市场空间中出文化精品，是难以想象的事。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方针，就是对文化市场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的最佳诠释。

在网络化与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同领域、行业之间，不同地域、国别之间，联系交流已变得十分便捷，多媒体互动、全媒体交流，使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大家庭。文化作为维系人类大家庭和谐的重要力量，其市场的开放性特征也就更为突出了。

（3）竞争性

既然进入市场的文化产品具有商品性的一面，那么文化市场的经营者就必然会围绕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相互展开争斗，由此而使文化市场也与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市场体系一样，具有竞争性的特征。

文化市场体系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的文化市场经营者都必须围绕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成功交换而展开争斗；二是同一文化市场的各类经营为了各自的生存必然会展开竞赛；三是文化市场中为产品经营者服务的中介、咨询等机构及其他要素市场经营者也必然会参与到竞争中来；四是文化市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围绕商品交换价格也在进行着争斗。

（4）有序性

文化市场体系的有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类文化市场运行规则的一致性，都要按照统一的规则来运行，市场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要遵纪守法经营；二是交换价格公开透明，图书有统一定价，报刊有统一的定价，剧场、影院提供的演出与播映服务也有统一的票价；三是文化市场的交易具有良好的秩序，包括市场主体的合法性，交换产品的合法性，市场交易程序规范等；四是良好的经营竞争环境，包括健全的文化市场信用制度、强有力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灵活多样的文化产品生产制作方式和流通渠道等。只有建立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才能保证和维护文化市场主体的契约关系，保持文化市场交易活动的生机和活力；也才能保证公平的文化市场竞争，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5]。

3.2 文化市场体系不同于其他商品经济领域的市场体系共同具有的个性特征

除了上面所述的共性之外，文化市场体系与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市场体系相比较，还具有以下特征。

（1）文化生产目的的非盈利性

文化产品的生产本质上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知识生产是一种目的崇高的劳动。人类有着对科学及未知世界探索的本能，并将成果用于造福全人类的这样一种责任感，从而进行文化知识的生产，并非是以商品交换获取利益目的。我们知道，如果是为钱而写书，那是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的。马克思也说过：“作家绝不是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手段，作品就是目的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的生存。”[6]美国一位科学家在他102岁寿辰的时候曾向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说：“我不相信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废寝忘食、埋头苦干是为了得什么奖的。科学是十分崇高的事业，是为人类造福的事业。”马克思还指出：“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磅……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7]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天性”，是指为人类献身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驱使，才使弥尔顿创作出了《失乐园》这部不朽的名著。荷兰画家梵高画了很多油画，只有一幅得以在他生前以很低的价格（少于三百法郎）售出。他的生活穷得难以忍受，他画那些画是为了什么？（有趣的是，他的画在今天创下了最高拍卖价纪录，超过四亿法郎。）今天很多艺术家想钱的事情想得太多了，太商业化了，这也是他们未能创造出一些伟大作品的原因。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本质上是非盈利性的[8]。文化生产目的的非盈利性使它有别于其他商品生产。此外，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可谓艰难的探索经历。因为，新知识是无数知识单元排列组合的结果。在浩瀚的可能组成的知识结构中获取知识产品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中，生产者的投入产出都是一个未知数。此一特点及知识生产的其他特点，如：知识产品的无形性、低可比性、知识生产的非重复性、继承性等，决定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就目的而言，具有非盈利性，不能完全按商品生产的方式来组织。

就像梵高和弥尔顿会售卖他们的画作一样，文化艺术作品不能只是阳春白雪，仍然存在一个进入市场的问题。如今的商业氛围已经远远浓于17世纪，任何个人，包括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都生存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可以说，市场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因此，文化的市场化也是文化适应市场，适应愈来愈商业化的经济大环境的必然过程。

（2）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精神性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具有的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的属性。就文化产品来说，其使用价值是各种文化产品中内化了的文化价值。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文化价值是一个概念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至少包括了认知价值（获取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审美价值（获得愉悦等美感）、传承价值（保存文化）、教化价值（净化心灵）、传播价值（获取信息，消除行为决策的不确定性）等内容。人们之所以购买消费文化产品，是因为文化产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能够满足自己的追求文化价值的需求。读书可以学习知识，看电影可以受思想熏陶，欣赏艺术表演可以陶冶情操，参加职能培训可以掌握技能，等等，这种种对于文化价值的追求，都属于非物质性的精神需求。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精神性，使其发挥作用时在作用领域、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方面都与一般物质生活商品大不相同。

从作用领域看，一般生活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物质生活中实现，而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则首先在精神生活中实现。文化产品对人们物质生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各种文化价值的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举止，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然后再间接地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贩卖它的物质形式并把它消耗掉，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如食品可以吃，衣服可以穿，脸盆、钢笔可以用，而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贩卖和消耗掉它的物质形式，而在于它所记录或描述的内容的作用，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购买文化产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它的物质形式，而是为了汲取它所反映的文化价值。如织布者用20码麻布换了一部《圣经》，主要是满足自己受教化的需要。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曾谈到书的作用：“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9]这是对文化产品使用价值作用领域精神性特点的非常幽默的说明。

从作用范围看，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作用具有超时空性的特点。其对社会的影响不一定能像一般生活用品那样“立竿见影”，但它却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一般的生活用品，其使用寿命总是有一定限度，而不会是“千秋万代”；其影响的范围也只是购买该产品的用户，而绝不能“誉满全球”。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中蕴含的包括认知、审美、传承、教化、传播等在内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代代相传，也可以跨地域、跨国界传播。所以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作用范围要比一般生活用品深远、宽广得多。据1988年6月26日《中国青年报》载，河南省地质科研部门根据《本草纲目》提供的线索，在嵩山找到了具有很高开采价值的麦饭石矿藏，300多年前的文化作品仍能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说明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作用确实具有超时空性的特点[10]。

从作用方式看，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作用具有隐蔽性的特点。相比来说，一般产品对社会生活产生的作用是直接而明显，而文化产品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则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的。梁启超先生曾把文艺作品的作用概括为“熏”与“浸”，“熏也者，如入云烟而为其所烘，如近朱墨而为其所染”，“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这种“熏”与“浸”，就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文艺作品影响社会、影响读者的基本特点——潜移默化[11]。实际上，不仅仅是文艺作品，所有文化产品对社会、对消费者的作用都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3）文化市场交换价格的背离性

作为文化市场的交换对象，文化商品的交换价格并未反映其真实价值。一般的物质商品的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凝聚，是有形的，可计量的。一块手表比一盒粉笔的市场交换价格要高得多，是因为生产一块手表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生产一盒粉笔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要多得多。在同类产品中，如服装，同类款式的大衣，有的只要几十元，有的则价格上万，那是因为它们各自使用的原材料和加工工艺不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因此不同所致。此外，相同商品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其交换价格可能会有些差别，那是因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出现的临时的价格波动，是不可能稳定地长时间地歪曲商品价值的。由此可见，一般的物质商品的交换价格是遵循价值规律，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即使存在价格、价值背离的情况，也不会很突出、不普遍，是能大体反映市场流通商品真正价值的。而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的物化形式，它的交换价格，如出版物的定价、电影票房价、剧院演出的门票价等，只反映了精神产品在物化过程中能计量的那部分劳动耗费，如所花费的工时费，所消耗的物质材料费，所使用的设备损耗费，等等，没有或很少包含凝结在精神产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全部劳动耗费。如：印张大体相同的书，其定价也就大体相同，而不论这些书的内容质量，书的定价中所含的作者稿酬部分是很难反映作者所耗费的劳动的；剧场演出门票也只计算了排练的人力物力耗费加基本利润，等等。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说，知识产品的生产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其劳动价值量无法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马克思撰《资本论》延续40年，罗曼·罗兰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延续20年，我国汉代学者扬雄撰《方言》，仅收集资料即用了27年。这些不朽的著作，其价值根本不能用货币来衡量。因此可以说，文化市场交换价格与价值相背离具有必然性、普遍性[12]。

文化产品的这一市场特点，决定着文化市场的经营者不能像一般商品的经营者那样以主要受商品价格制约的货币利润作为经营取舍的价值尺度，而必须考虑产品文化价值和内容质量，要以市场交换价格所无法反映的产品的内在文化价值作为经营取舍的依据。

（4）文化市场消费的非消耗性

就一般商品市场消费而言，对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的消费，就是消耗其使用价值。面包可以满足人们充饥的需求，饥饿者购买面包并将其吃掉，面包的使用价值就被消耗掉了。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是由于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文化知识能够满足文化消费者追求文化价值的精神需求这样一种属性。在文化市场的消费中，消费者获得了精神需求的满足，却并没有将文化产品的这种使用价值消耗掉，这就是文化市场产品消费中所具有的非消耗性特征。

文化市场的消费过程，实际上由取得文化产品与享有文化产品使用价值两个环节构成。取得文化产品的过程，是一个文化选择与接受过程。消费者总是选择那些符合自己的价值追求，且与自己的消化领悟能力相一致的文化产品，而回避那些不符合自己精神需要，与自己的消化领悟能力不一致的文化产品。在这种消费者与文化产品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文化价值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的文化产品，才能被消费者接受而成为文化市场的消费对象。享用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过程，是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所含价值内容进行体认、领悟与吸收的过程，与一般物质产品消费的享用过程不同的是，这一过程是一个满足精神需求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价值的认知过程。在这一消费过程中，作为文化产品使用价值的文化知识不会被消耗掉。一般物质生活用品，如器具等，其有用性会随着它的物质外观形态的磨损或产品的更替而失去原有的价值，被人丢弃。而文化产品，如一幅画、一本书或一支曲子，即使被难以数计的人们所品赏或传唱，其艺术韵味或优美旋律也并不会被损耗掉，甚至当有些画作的外在形态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被毁后，后人还会对关于此画的影印复制品或临摹品津津乐道。这就诚如俄国著名作家肖伯纳所言，一个苹果，如果分一半给别人，自己就只剩半个苹果了；而一种思想与人分享，就变成了两种思想。文化产品消费所具有的非消耗性特征，就具有肖伯纳所言的思想分享的性质。

注 释

[1][10][11][12]罗紫初.出版学基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8，32，59，60

[2]张晓明，王家新，章建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2—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8]徐亮.文化市场根本特征和管理原则的探讨[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2）

[4]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EB/OL].[2013-06-23]

[5]江宗德.把握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N].人民日报，2011-08-0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市场结构论文篇4

一、市场国际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因此，对外开放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市场国际化过程。而市场国际化对决定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国际化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潜力。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成本下降，收益增加。假如企业只在国内市场上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1．国内资源可供量的限制。因为一国的资源往往存在相当程度的稀缺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因获取资源的代价太高反而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源。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就能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所需的资源，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例如，目前上海“宝钢”所需的铁矿石9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2．国内市场需求量的限制。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对任何产品的需求都是有限的，企业若一味追求扩大生产规模，往往会造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迫使企业又不得不缩小其生产规模。而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突破了产品需求的制约。

3．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大通常是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总是要采用效率更高的新技术。而一国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那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中，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就会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这对技术总体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突出。企业通过国际市场引进高效率的新技术，提高生产能力，就能较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总之，市场国际化突破了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具有多层次的特点。目前，世界上已存在许多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大有继续发展之势，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进入区域一体化、集团化新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93年1月就宣布建立在12个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并设想在21世纪中期，把欧洲经济区扩展到东欧和南欧的周边国家，把欧洲建成“全欧洲经济联盟”；1992年12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89年11月，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部长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首次会议，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1月，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达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成员国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两者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此外，还有不少新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尚处于酝酿或筹建之中。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成员国之间降低甚至消除相互之间的进入壁垒，加强经济合作，而对非成员国则形成新的区域壁垒，如欧洲共同体（欧盟）达成建立西欧统一市场协议后，先后制定了限制纺织品进口、保护西欧电子产品市场、提高进口产品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从70年代末开始，在80年代普遍化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在90年代将继续发展，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为摆脱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局面，纷纷制定各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对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便形成了“大区域进入壁垒小区域进入壁垒特定国家的进入壁垒”这样一种多层次、复杂的进入壁垒体系。

（三）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由于国际市场为企业充分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多层次的进入壁垒，这就使仅靠对外贸易很难开拓国际市场。因此，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纷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利用当地资源组织生产，并实行就地销售，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取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就市场集中度而言，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有关资料，早在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为5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西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1992年在全球2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占主体，仅占1％的大型跨国公司，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就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世界最大的几百家跨国公司分布在各主要产业中，特定产业被少数几家寡头企业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是跨国公司寡头主导型竞争。

二、中国市场结构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分析

市场国际化把我国企业逐渐推向国际市场大舞台，而从国内市场竞争到国际市场竞争的转变，要求相应地调整我国的市场结构。但就企业自身而言，有一个相当时期的适应过程；就国家宏观管理而言，有一个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市场结构存在着与市场国际化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规模经济明显的重化工、电子等产业中，例如，根据目前的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中单个整车生产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为40万辆以上，而目前我国整车生产企业有120多家，超过美国、西欧和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3家。据统计，90年代初我国有钢铁企业1598家，约占世界钢铁企业总数的1／3，而我国的钢产量只占世界钢产量的1／10。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企业分散、规模偏小的现实。不仅如此，我国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的总体平均规模很小。例如，在1990年我国500家最大的外贸企业中，进出口额在1500万至1亿美元的就有357家，占71．4％。这同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很明显，这些国家为了保证企业拥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非常重视“企业规模效应”，其跨国公司的规模往往比国内其它企业的规模大得多。可见，我国企业的规模本来就较小，而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又大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两重因素必然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因企业规模小，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

（二）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交易费用高。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进口方面，则多家进口企业竞相抬价，相互争夺货源，其结果是让外商从中渔利。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同时，由于我国许多刚开始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过去同国际市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缺乏国际化经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些企业单枪匹马进入国际市场，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去熟悉市场环境，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寻找顾客，签订并执行交易合同。而且，由于单个企业的贸易批量小，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和购销费用就高，因而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很高。

三、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中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

基于对市场国际化给市场结构带来的影响和中国市场结构现状与市场国际化不适应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市场国际化要求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并降低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度，形成协同竞争格局，以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却规模偏小，企业间存在过度竞争，内部摩擦大，与有效竞争相差甚远。因此，在市场国际化条件下，优化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战略思路是：培育一批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企业，作为跨国经营的主力，以充分发挥国际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潜力；适当提高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降低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减少内部摩擦与交易费用，以协同竞争力，冲破国际市场上的多重进入壁垒，增强与国际寡头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需要研究以下两个具体战略问题：一是我国如何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在特定产业如何确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企业，以协调产业内各企业间的关系。

（一）形成我国大型企业的主要战略及其途径。借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经验，我国可采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这三种一体化战略不仅存在各自的经济性，而且具有层次性。作为大型企业的发展战略，水平一体是垂直一体化的基础。通常，企业规模的扩张是从水平一体化开始的，由于企业可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原来的业务范围内扩大其规模，故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企业通过水平一体化达到一定规模后，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需要进而实行垂直一体化。如美国，大型企业形成的历史就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流通过程结合于单一企业中的历史，到1917年，在资产额为2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企业中，将近90％的企业是经由垂直一体化而形成的。而在经济波动幅度和频率日益增加的今天，企业要保持原有的市场地位并持续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就要求企业努力分散经营风险，稳定企业收入流量，这就迫使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同时，当今跨国经营的迅速发展，要求实行跨国产业经营的大型企业作为物质载体，这也刺激企业采取混合一体化战略，以最终形成经济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大型企业。

就实行各种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的基本途径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可供选择：一是通过企业自身积累以增强经济实力，逐步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各层次的一体化战略，以形成大型企业；二是凭借其经济实力，通过兼并产业内横向、纵向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以形成大型企业；三是突破部门、地区界限，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显然，前两种途径（特别是第一种途径）形成大型企业需要较长时期，而通过第三种途径则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还受“条条”和“块块”限制，造成分散经营、多头对外的过度竞争局面，而通过组建跨部门、跨地区、经营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有利于消除这种混乱现象。因此，这一途径体现了我国今后形成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方向。

市场结构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产业结构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河南作为中部大省，正处于实施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在保持“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对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来看，尽管有较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外关于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建伟( 2009) 研究证明股市融资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区域性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中，范方志（2003）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叶耀明（2004）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张文云（2004）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效应进行分析, 得出珠三角调整产业结构的进程中, 金融支持体系在有效聚集和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对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一种事后检验，对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前规划有所欠缺。并且，在地区选择上，偏重于资本市场较发展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范围的研究。

因此，针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关键时期，提前规划和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特点

从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状况来看经济论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严重偏低。

从表（一）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10年期间，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从全国各省份连续几年的数据对比来看，第三产业一直都处于全国最后一位。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及产出从第一产业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即使经过了10年的经济发展，河南GDP总值已居全国第5的水平，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变。直到2009年，河南的第三产业占比不仅在整个GDP中的产出比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占比低于30%的省份，不仅与沿海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也明显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份。这种产业结构发展结果，使得河南的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也成为了全国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省份。因此，从河南省十年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尽管总量数据有了大的突破，但是，并没有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0年

2005年

2009年

地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全国

15.1

45.9

39

12.1

47.4

40.5

10.3

46.3

43.4

河南

23

45.4

31.6

17.9

52.1

30

14.2

56.5

29.3

湖北

15.5

49.7

34.9

16.5

42.8

40.7

13.9

46.6

39.6

湖南

21.3

39.6

39.1

19.4

40.2

40.4

15.1

43.5

41.4

安徽

24.1

42.7

33.2

17.9

41.6

40.6

14.9

48.7

36.4

江苏

12

51.7

36.3

7.6

56.6

35.8

6.6

53.9

39.6

浙江

11

52.7

36.3

6.5

53.5

40

5.1

51.8

43.1

广东

10.4

50.4

39.3

6.3

49.5

44.1

5.1

市场结构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市场 结构问题 文献综述 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般来说，研究对象的概念很重要，因此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定义是此类研究的前提条件，明确了研究起点之后，才能对具体的内容进行展开。依据这样的逻辑推理，本文在以下的内容中，首先从金融结构定义的回顾开始，依次对分析方法、市场效率研究、市场的进出障碍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说明，最后还对我国的情况作出了综述和分析。

一、研究出发点的辩证回顾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定义是：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第一，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资源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配置，这是金融市场结构的数量含义；第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比例分配，这是金融市场结构的微观构成。本文认为，这个定义存在缺陷，即从逻辑上来看，仅局限在金融市场的宏观分析，而没有考察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另外，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对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使得很多金融市场结构的研究过于理想化。因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将金融业市场结构定义为：以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为基础，微观决策主体之间的构成及其关系的总和。

随着各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学家们发现原有的定义存在问题，这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影响，于是出现了新的认识。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 （MichaelE・Porter） 在分析产业竞争战略时指出“产业结构分析是建立竞争战略的基础，理解产业结构永远是战略分析的起点”。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强调竞争战略的制定要结合产业结构的特点，也就是把企业行为加入到市场结构的范畴。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 E. S.Masson ）和贝恩（J. S. Bain ）提出了分析现代产业组织的S （structure ） -C （ conduct） -P （ per-formance）理论（SCP模型）：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率三个方面研究产业结构，其中心思想是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市场效率，而后两者对产业市场结构起反作用。这一理论对市场结构提出了新的分析，并在很长的时间内指导着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研究。

在回顾金融市场结构的定义、理论基础之后本文认为，随着政府对金融业严格管制逐渐减弱，金融业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产业。研究金融业市场的出发点不应局限于理论上的定义、概念，而需要结合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特性，找到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共同规律，探索最佳的金融市场结构。

二、金融业市场结构相关研究的评说

（一） 关于金融业市场组成

金融业市场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业市场结构的性质，我国学者林毅夫（2001）认为金融市场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1.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2.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 资（MS型）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BS型）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

谢平（2003）将我国的金融市场组成概括为：由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共同组成的金融体制。

蔡丛露（2007）的研究了银行集中度和金融稳定关系，并对银行业产权结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汪静波（2013年）主要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金融稳定的间接和直接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其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本文认为金融业市场的组成具有层次性，如图所示：

国家监管部门

第一层次 宏观金融 货币、财政政策（中央银行）

国际金融形势

单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影响 决定

银行业机构（商业银行为主体）

第二层次 微观金融 金融融资结构（资本、保险市场）

公司金融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而且存在着层次划分不明确的缺陷，有时会将宏观金融结构的组成与微观金融的组成相交叉，在本文看来，两者的关系是决定与影响，这种分层次的金融结构组成分析，有利于发挥它们的协同效应，准确把握金融行业市场的结构。

（二） 金融业市场组织模式

1、金融市场结构与资本市场模式。

Asli Demirguc-Kunt 和 Ross Levine（1996）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资产、商业银行资产、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公司信用、金融深化程度与股票市场资本化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截面上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高收入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比例和股票市场资本化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央银行资产比例则要高于高收入国家。由此可见，金融结构对资本市场的有效使用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2、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中介。

Gurley 和Shaw（1955，1960）以及Goldsmith（1969）论证了银行中介债务融资的产生以及证券市场出现的必然性。本文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是优化金融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从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加大中介组织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有利于产业市场的信息传递。

3、国家对金融业结构的管制

这是本文的分析，因为通过对国际金融的分析发现，国家的金融管制政策和力度会对金融业结构产生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论据，本文只是基于合理的逻辑分析。前文已经把金融市场结构划分为微观、宏观两个部分，宏观金融的主体以政府为主，而一般来看，不存在纯粹的无管制的自由金融市场。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可能会导致两个市场的连动，在国际贸易较为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当则存在着较大风险，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必要的管制。

国家管制的手段主要是外汇、货币政策，这其中又包括对利率、汇率等重要指标的调节，这些政策、指标都是微观金融主体进行决策的依据，从而影响着金融市场资源的配置，最终调节了金融业市场结构。

4、金融业市场结构与公司融资

Titman 和Wessels （1988）对美国公司债务/权益比率的实证研究、Rajan和Zingales（1994）对一些工业化国家样本的研究、Demirguc-Kunt 和Maksimovic（1994）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研究以及Mayer（1989）和Singh（1995）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司融资状况的比较研究都表明，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经济体，金融结构与公司融资行为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

学者们根据自己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作了分析。本文认为，金融业市场结构一定会影响企业的融资，但是具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原因是：金融市场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企业也会依靠其他市场融资，这种多元化融资降低了金融市场结构变动与企业融资的相关度。

三、金融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

研究金融市场结构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经济增长，从现在的研究来看，这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林毅夫等人（2001）从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金融体系的融资成本、资金提供成本与金融分工和融资成本、资金供求多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如果银行结构、融资结构（作者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林毅夫等人的研究是以资源禀赋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这与很多西方学者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同。本文认为所谓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是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流向要符合效率原则，同时也要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学者孙杰（2003）指出：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显得要密切得多。这个分析结论表明，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组成、内容、运行方式都收到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体现了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此外，还有其他角度的分析，例如Goldsmith教授（1969）使用1860-1963 年的数据证明了人均收入随着的金融中介资产与GDP 的比例（金融结构的指标之一）增长而增长，而且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金融中介资产与GDP 的比例也高于平均水平。

Mckinnon（1973）则强调了金融部门的改革对于增长的重要性，他指出，金融部门的改革主要是金融信息服务、健全金融法制的改革。

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和一些文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市场结构从多个方面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状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是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源。

四、我国的金融业市场结构

在名为《中国金融结构调整问题研究》的报告中阙紫康（2003）对我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研究内容包括：中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当前我国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判断；我国金融结构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金融结构演变的需求驱动因素分析；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方向。

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一）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属于政府主导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金融市场结构的特点

（二）我国现行的金融结构不利于新企业的出现和成长，存在缺陷。

（三）我国金融结构具有帕累托改进的可能。

（四）储蓄投资转化需求是塑造中国金融结构最主要的需要驱动因素。

（五）中国金融结构调整，报告认为调整有两条主线：一是稳步推进多元化，

二是尽快形成金融市场的分层化。

五、主要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对金融业市场结构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回顾和简要评述，本文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计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加之利率市场化和未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双重冲击，金融业市场结构将面临相机抉择的调整机遇，同时，市场风险加大也必然带来银行也结构的大调整。本文认为，未来金融业市场结构的相关研究将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金融业市场结果也将表现为出以下特征：一是传统五大国有银行将继续扮演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总体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将放缓；二是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等将会逐步分化，一部分实力较弱的银行将面临转型或退出；三是金融创新力度将不断加大，银行系统外运作的资金规模将随着电商的发展而加大，对银行利润造成冲击，原有较为单一的商业银行结构将真正过渡为较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并存的结构。

参考文献

[1]汪敬波；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理论分析[J] ；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30期

[2]蔡丛露；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D] ；厦门大学；2007年

[3]蒋含明；金融发展、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中小企业创业[J] ；南方经济；2014年01期

[4]彭欢；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

市场结构论文篇7

资本结构理论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密切相关，通过资本结构的合理安排，可以利用负债的避税效应，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由于债务经营中财务风险和破产成本的存在，资本结构中并非负债率越高越好；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但由于资本结构的选择还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本结构最优区间的不同。这种成熟的理论对分析资本结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基础上提出的，是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基础之上的，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资本市场环境，一定要立足实际，在借鉴中西方已有的资本结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际以分析我国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关系为目的，希望为我国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国外现状

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研究结果大都表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Masulis，RonaldW(1980)发表在《经济学刊》上的《资本结构变动对证券价格影响一文中得出普通股价格的变动与财务杠杆水平的变动成正相关关系。Masulis，RonaldW(1983)发表在《财务学刊》上的《资本结构变动对价值的影响某些证据》一文中得出企业价值的变动与其负债水平的变动成正相关关系。LaxmiChandBhandari(1988)发表在《财务学刊》上的名为《债务/权益比与普通股期望收益：经验证据》一文中得出债务/权益比与普通股期望收益成正相关关系。Harris和Raviv(1988)则发现伴随新债发行、股权换债权和股票回购消息的公布，股票价格会上升，即所谓债务融资的信号效应。

三、国内现状

我国学者对资本结构的研究相对还较为滞后，对我国现阶段的实证研究资料较少，在已有的对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由于结合了我国的国情，基本结论分为两派，一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与西方一致，一部分认为是负相关。

1.认为资本结构和公司价值负相关。

汪辉（2003）在《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一文中，搜集了1998-2000年上市公司的3420个数据，以TobinQ值为被解释变量，以负债融资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债务融资率与公司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张佳林等（2003）在《电力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一文中，以我国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例，对其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两者呈正相关的结论。陈共荣（2005）等在《中国转轨经济中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分析》一文中，搜集了668家上市公司2000-2003年的数据，分别以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和TobinQ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债务融资率和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不同企业价值衡量指标的选择会得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不同结论，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资本结构理论。

市场结构论文篇8

关键词：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创新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及缺陷

（一）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又称哈佛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Mason）、贝恩（Bain）、谢勒（Scherer）等人，他们提出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

在SCP分析框架中，产业组织理论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三个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组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即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水平。其中，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而主要的进入壁垒是现有厂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绝对成本优势等。该学派认为，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结构是集中的，垄断厂商就有可能通过限制产出、提高进入壁垒或者串谋，把价格提高到获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破坏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因此，哈佛学派主张采取企业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公共政策来恢复和维持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

哈佛学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带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忽略了长期过程中产业的动态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模型分析；过于强调市场结构是导致厂商不同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绩效主义学派

绩效主义学派是在与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曾(Brozen)、波斯纳(Posener)等，由于这些学者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故理论界也称该学派为芝加哥学派。在理论信念上，芝加哥学派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检验”过程，相信市场力量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上，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绩效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的企业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场结构。正是由于一些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它们才能获得高额利润，进而促使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上升，最终形成以大企业和高集中度为特征的市场结构。芝加哥学派指出，只要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一家或多家）时刻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大厂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学派所言的那样可以任意制定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上升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润完全可能来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与垄断势力无关。所以，生产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收益和生产效率。基于以上认识，该学派主张：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作为实施反垄断政策的判定标准，只要大企业有高的绩效水平，就应当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反对政府对市场竞争过程的干预。

但是，绩效主义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区分企业的高赢利是来源于自身的高效率还是垄断势力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争论。克拉克（R.Clarke,S.Davies,M.Waterson）等人在对英国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产业越集中，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异就越大这一现象。盖尔（Gale）的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的高赢利，而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高效率（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和发展创新

（一）主要理论观点介绍

1.策略（StrategicBehavior）理论。寡头竞争企业的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策略包括合作策略和非合作策略。其中，非合作策略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垄断或寡头市场中，主导厂商可以通过策略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事件的信念，达到迫使竞争对手做出对主导厂商有利的决策行为。因此，市场环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未来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策略；二是影响竞争者对事件估计信念的策略。前者包括过度生产能力策略、提高对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样化策略等，后者包括与进入遏制和退出引诱相联系的限制性定价策略、掠夺性定价策略、消耗战策略、研发竞赛策略等（余东华，2004）。

2.可竞争市场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鲍莫尔（Baumol）、帕恩查(Panzar)和韦利格(Willing)，该理论是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主要以“完全可竞争市场”的概念来分析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形态。所谓“完全可竞争市场”，是指市场内的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完全不负担沉没成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该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的，潜在的竞争压力就会迫使任何市场结构中的企业采取竞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自然垄断在内的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是可以与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认识，该理论认为在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竞争市场上，政府应当放弃反垄断政策，并放松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政府管制。政府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是确保行业中具有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为此关键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沉没成本。

3.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虽然在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在市场机制问题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考虑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问题，即交易费用问题。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尔钦（Alchian）等人正是凭借对交易费用理论的阐述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用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彻底改变了其他学派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做法。

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他指出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企业的本质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1985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和关联合约》一书，对交易费用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新制度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主要观点如下：借助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当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时，企业规模应当扩大，企业之间应当实行兼并、联合；反之，企业规模应当缩小。指出企业组织也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共同参与对资源的配置。

4.企业理论。理论集中探讨人目标偏离及其治理问题。例如：法玛（Fama）、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哈特（Hart）提出的“现代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理论，指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爱德华兹（Edwards）和汉南（Hannant）等人提出，若能保持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产品市场也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法玛（Fama）在《问题与企业理论》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同样也是一种约束人的有效机制；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理论，指出通过债权和股权两种融资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产生一种对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机制。（牛晓帆，2004）

5.企业产权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的经典文献（HartandMoore，1990）被合称为GHM理论，构成了产权理论（property-rightstheory，PRT）原始意义上的基本框架，后来经过哈特（Hart，1995）的进一步工作而使该理论在体系上趋于完善。

PRT把契约权利（contractualrights）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specificrights）和剩余权利（residualrights），当在契约中列出所有的针对资产的特定权利的代价很高时，让某一参与人购买所有的剩余权利可能是最优的，不可缔约性越强剩余控制权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下：在任何一种所有权结构下，都存在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是无弹性的（投资决策对激励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权都给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资是相对缺乏生产力的，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拥有全部控制权；如果两种资产是互为独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两种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某一种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该方拥有全部控制权是最佳的；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结构都同样好（组织形式不再重要）。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发展

1.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新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等都纳入了对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权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2.在研究重点上由市场结构转到企业内部组织与企业行为上，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新产业组织理论侧重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市场机制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只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规模不等的生产单位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同时，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决策者基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的决策结果，并不只是受市场结构的影响，在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上，二者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

市场结构论文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 市场集中度 市场绩效

国外有大量关于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说认为集中度较高的厂商之间容易达成协定，从而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相对市场力量认为市场份额高且更好实现产品差异化的厂商通过获得差别化产品的定价权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有效结构假说则认为具有较高经营效率的厂商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X效率结构假说”），或者厂商扩大规模可以获得规模经济，进而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规模效率结构假说”）。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本文数据选取自工、农、中、建、交、中信、华夏、民生、广发、深发、招商、兴业、浦发13家主要商业银行，时期为2000-2010年，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市场集中度的测量建立在市场份额之上，包括绝对法和相对法。绝对集中度的测量指标主要指市场集中率（CRn），其计算公式为：CRn==。其中n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厂商的数量；Si指第i家厂商的市场占有率。鉴于我国实际情况，我们使用CR4。

根据贝恩对市场结构的划分，可以看出2000—2002年，我国银行业属于高集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2003—2006年，属于中（上）集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2007以后，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上升，属于中（下）寡占型的市场结构。

根据上述标准，在2004年以前我国银行业的HHI指数一直大于1800，属于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2004年以后HHI指数不断下降，但仍高于1000，表明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属于适度集中的市场结构。

HHI指数和CR4指数对市场结构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市场集中程度在不断下降；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保持绝对优势地位，保持垄断地位。

二、市场绩效分析

在商业银行市场绩效的衡量指标中，盈利性指标最为重要，由于2002年我国银行业资产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选取ROE作为市场绩效的衡量指标。

由上表三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整体呈上升趋势，结合对市场集中度的分析，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商业银行市场绩效与市场集中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为考察市场力量假说和有效结构假说在我国银行业的有效性，主要解释变量如下：

HHI指数，由于2002年我国银行业资产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选取了贷款的HHI指数。

市场份额CR，根据相对力量假说，那些在市场中份额较大的银行可以利用市场力量通过有利的定价获取高额利润，因此本文把贷款的市场份额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成本收入比CI，根据X效率结构假说，具有较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银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本文使用成本收入比作为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衡量指标。

资产，根据规模效率结构假说，规模较大的银行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本文以银行的资产水平作为银行规模的衡量指标。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在利用资产数据时，将资产取对数即lnasset。

其他变量，由于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是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存贷比加入到模型中作为是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衡量。

构建模型如下：

参考文献：

[1]李继民，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绩效与规模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六期

市场结构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股市融资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