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制度十篇

税费制度篇1

在税收制度改革中，“费改税”虽然不是改革的焦点，但它也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数人由于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乱收费的事实，所以建议将“收费”的手段改为“收税”。但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将“收费”制度完全废除，就我国国情来说，应当先将“收费”规范化、合理化，待税收制度完善后，再逐渐将这种成熟的“费”改为“税”。

一、我国目前“费”未必改为“税”，但需规范的原因：

1、税收制度正在改革当中，但其本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社会生活提供的社会基础条件、安全条件、公正条件、稳定条件和发展条件的领域扩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所做出的种种干预和努力。而政府职能的扩大必然导致公共支出的增长。公共支出的不断增长，相应的需要政府扩大筹资规模，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传统的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而税收的固定性虽然能使政府获得相当稳定的收入，但却不能保证其随公共支出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同时，税收的筹资效率具有局限性，为此，政府有必要增加一些收入途径，其中包括收费。

除了为政府获取收入外，税收还具有调节收入分配，调控经济行为的功能；而收费的唯一功能便是获取收入。虽然税收可以根据政府需要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使其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很多情况下经济一方面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是政府不愿看到但又不可避免的。而只有收入功能的收费就可避免这些税收效应，更加接近税收中性的原则。

此外，税的征收效率比较低，费的征收效率比较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多听到的是逃税、漏税等问题，而不是逃费、漏费的问题，相反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比较严重。对政府而言，当然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只有收入高了才能使政府扩大其支出，增加社会上的投资，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有些消费者不了解税收的真正作用，而且他们有时并不能直接享受到税收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不愿主动交纳税款，这主要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上，如私营企业主、文艺体育明星等，他们的灰色收入很难计算，这就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税收收入。但是，由于收费给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受的直接的好处，所以他们更偏好于交费而不是交税。

2、我国的乱收费现象日益严重

税必须以国家税法为依据，而费往往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的现状是，政府职能部门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规定审批的收费项目少，而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越权审批的收费项目多，因此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收费。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并非收费本身，而在于政府部门的越权行为以及监管不严。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比较复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所以不可能实行统一的规则来进行税收，因而还需要具有灵活性的收费来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

我国1994年出台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分税制的基本内容，如按分税制的要求界定事权、划分税种、分设中央税和地方税、征管机构等；二是它保留了一些包干体制的痕迹，如仍实行部分税收收入分成等。因此，我国目前的分税制改革还不是很到位，它只是建立了分税制的一个基本框架，与规范的、彻底的分税制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导致有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千方百计“钻空子”，使乱收费现象日趋严重，费税改革日趋艰难。因此，如果不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完善和改革，而仅仅立足于清理收费，将一些费改为税，那只能对现存的收费进行清理和改革，而不能根治乱收费的体制根源，即治标不治本。由于我国税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事权、财权、税权，及地方税收权限、转移支付等问题，所以当税收不足时，新的收费还会在地方政府和各部门中产生，用于满足他们的各种支出需要。

此外，监管不严和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也是造成“乱收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政府为弥补税收收入不足，凭借自己的权力在地方进行不合理收费，而这些现象又不能及时地反应到中央，所以中央对地方的监管不能实现，就更不用说采取惩罚措施加以制止了。

二、根治乱收费、完善税费改革的几点建议

虽然，税与费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但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可以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正是因为这点，使税与费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费可以看作是税的遗传和变异，尤其在实践中二者更加难以划清界限。正因为费是税的遗传，要做到“税费分流”是不容易的；正因为费又是税的变异，要做到“清费立税”、“税费合一”也是难以办到的；正因为费是税的遗传和变异，要做到哪些费改税，哪些费保留是相当困难的；同样因为费是税的遗传和变异，费税内涵的界限难以划清，想通过费改税根治“乱收费”也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逐步规范收费：

1、继续完善我国政治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一定要对称，两者不等，就会使一些地方政府很难

实现收支平衡，这样必然导致“乱收费”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分税制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明确分开。其中在事权的划分上，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而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财政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在财权的划分上，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

此外，我国应当加强税收的征管，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如美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收入申报制度，即给公民两次申报个人收入的机会，如果发现第二次仍虚假申报，将给予严厉处置。类似的这种体制在国外还有很多。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技术创新等方面正逐步与世界接轨，同时我们也要从国外吸收一些适应中国国情并能提高工作效率的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缩短、收入得到有效利用等其他方面共同发展。然而，仅有有效的征管制度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合理的税种划分，就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税收征管依然不能进行下去。

2、加强对收费的监督和管理

税费制度篇2

在税收制度改革中，“费改税”虽然不是改革的焦点，但它也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数人由于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乱收费的事实，所以建议将“收费”的手段改为“收税”。但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将“收费”制度完全废除，就我国国情来说，应当先将“收费”规范化、合理化，待税收制度完善后，再逐渐将这种成熟的“费”改为“税”。

一、我国目前“费”未必改为“税”，但需规范的原因：

1、税收制度正在改革当中，但其本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社会生活提供的社会基础条件、安全条件、公正条件、稳定条件和发展条件的领域扩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所做出的种种干预和努力。而政府职能的扩大必然导致公共支出的增长。公共支出的不断增长，相应的需要政府扩大筹资规模，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传统的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而税收的固定性虽然能使政府获得相当稳定的收入，但却不能保证其随公共支出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同时，税收的筹资效率具有局限性，为此，政府有必要增加一些收入途径，其中包括收费。

除了为政府获取收入外，税收还具有调节收入分配，调控经济行为的功能；而收费的唯一功能便是获取收入。虽然税收可以根据政府需要来调节经济的运行，使其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很多情况下经济一方面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方面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是政府不愿看到但又不可避免的。而只有收入功能的收费就可避免这些税收效应，更加接近税收中性的原则。

此外，税的征收效率比较低，费的征收效率比较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多听到的是逃税、漏税等问题，而不是逃费、漏费的问题，相反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比较严重。对政府而言，当然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只有收入高了才能使政府扩大其支出，增加社会上的投资，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有些消费者不了解税收的真正作用，而且他们有时并不能直接享受到税收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不愿主动交纳税款，这主要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上，如私营企业主、文艺体育明星等，他们的灰色收入很难计算，这就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税收收入。但是，由于收费给消费者带来了可感受的直接的好处，所以他们更偏好于交费而不是交税。

2、我国的乱收费现象日益严重

税必须以国家税法为依据，而费往往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的现状是，政府职能部门依照法律或国家政策规定审批的收费项目少，而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越权审批的收费项目多，因此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收费。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并非收费本身，而在于政府部门的越权行为以及监管不严。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比较复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所以不可能实行统一的规则来进行税收，因而还需要具有灵活性的收费来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

我国1994年出台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代分税制的基本内容，如按分税制的要求界定事权、划分税种、分设中央税和地方税、征管机构等；二是它保留了一些包干体制的痕迹，如仍实行部分税收收入分成等。因此，我国目前的分税制改革还不是很到位，它只是建立了分税制的一个基本框架，与规范的、彻底的分税制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导致有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千方百计“钻空子”，使乱收费现象日趋严重，费税改革日趋艰难。因此，如果不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完善和改革，而仅仅立足于清理收费，将一些费改为税，那只能对现存的收费进行清理和改革，而不能根治乱收费的体制根源，即治标不治本。由于我国税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事权、财权、税权，及地方税收权限、转移支付等问题，所以当税收不足时，新的收费还会在地方政府和各部门中产生，用于满足他们的各种支出需要。

此外，监管不严和没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也是造成“乱收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政府为弥补税收收入不足，凭借自己的权力在地方进行不合理收费，而这些现象又不能及时地反应到中央，所以中央对地方的监管不能实现，就更不用说采取惩罚措施加以制止了。

二、根治乱收费、完善税费改革的几点建议

虽然，税与费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但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可以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正是因为这点，使税与费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费可以看作是税的遗传和变异，尤其在实践中二者更加难以划清界限。正因为费是税的遗传，要做到“税费分流”是不容易的；正因为费又是税的变异，要做到“清费立税”、“税费合一”也是难以办到的；正因为费是税的遗传和变异，要做到哪些费改税，哪些费保留是相当困难的；同样因为费是税的遗传和变异，费税内涵的界限难以划清，想通过费改税根治“乱收费”也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逐步规范收费：

1、继续完善我国政治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一定要对称，两者不等，就会使一些地方政府很难

实现收支平衡，这样必然导致“乱收费”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分税制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明确分开。其中在事权的划分上，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而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财政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在财权的划分上，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

此外，我国应当加强税收的征管，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方法，如美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收入申报制度，即给公民两次申报个人收入的机会，如果发现第二次仍虚假申报，将给予严厉处置。类似的这种体制在国外还有很多。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技术创新等方面正逐步与世界接轨，同时我们也要从国外吸收一些适应中国国情并能提高工作效率的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缩短、收入得到有效利用等其他方面共同发展。然而，仅有有效的征管制度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合理的税种划分，就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税收征管依然不能进行下去。

2、加强对收费的监督和管理

税费制度篇3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产权政府权力农民权益制度创新

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农村乃至全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后的又一重大的制度安排，改革的难度和广度均超过前次改革，其意义是深远的。它是在整个改革进入攻尖阶段并触及到深层次矛盾的形势下进行的，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村税费改革呼之即出。

乡村收支行为不规范，对支出缺乏有效的监督，农民负担过重与农业税征收难同时并存，这些是当前农村税费问题的主要表现。咎其根本原因，在于乡镇行政和财政体制、农业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制度的民主实践程度仍不高。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而许多地方越“减”越重，我们从这些深层次制度性问题的剖析，就可找到明了的解答，同时还可看到农村税费改革的治本之策是理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一、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制度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制度变迁的简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制度变迁正是沿着合理界定政府权力和农民权益关系的轨迹进行的。

回顾二十年来农村改革的历程，分析和总结农村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对于指导当前农村税费乃至整个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面推进全国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是政经合一的社队（及大小队），是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存在的，这是计划经济下政府无所不包的产物。在这一体制下，农民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成果很难直接联系，消费和积累完全由缺乏真实产权基础的集体程序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则是首先废除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意愿。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说到底，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改造和调整，其实就是在市场和政府两种制度中进行度的选择。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本质上是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第一次还权于民，有利于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而这一制度创新，不仅仅以产权为核心，同时也符合现阶段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村人口状况等实际情况，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随后政府过于突出农产品的宏观控制功能，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收缩不到位，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又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农民利益，自主经营权的完整性受到影响，不利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立，也影响了家庭承包经营的效果。为此中央决定取消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同时以保护价的方式对农业这一弱势产业予以保护，这是第二次对农民放权。但是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对农民自主经营干预过多，脱离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强行搞“油菜工程”、“种子工程”政绩工程等，干些劳民伤财的事，更普遍的是随意向农民伸手要钱要物，农民不堪重负。这说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还有待理顺，政府的权力和农民的权益还有待进一步界定清楚。

我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改革准则反映在农村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中，仍然是农民对与保护合法权益相适应的制度需求快于中央（权力集团）的制度供给。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农民意愿的尊重和对事实的尊重的基础上，以广大农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办一切事情的根本原则的情况下，制度需求决定了制度供给；另一方面表明任何一个制度在更替前，总有一个惯性存续期。

对农村制度变迁轨迹的总体分析，可以知道农村制度变迁总的方向是：以农村土地产权以及农村收入分配等制度创新为核心，正确定位农村市场、农村经济组织和政府间的关系，进而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给予农民应有的权利，使农民的权益和义务较好统一。

时至今日，农村税费问题又把对农村制度变迁的要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实施，农村改革必将从经济体制逐步导向政治性（或全面性）制度创新的层面。

二、农村税费根本问题分析

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村收入分配关系，是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直接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确保今后问题不反弹，必须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多管齐下，表里兼治，进行多边制度创新。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税费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税费问题的制度性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方面：我国乡镇政府是在取消后设立的，处于我国整体行政结构的最底层。国家政权确立后为了政权维护，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权力先天保障性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强制力过大，源自人民的权力链处于某种脱节状态。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这种权力秉赋的影响也很大，而且权力约束方向多是来自于上一级政府，农民群众对乡镇政府的权力约束则较弱，乡镇政府行政权（这一本属于组织性的权力）仍处于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主宰地位，使得权力制衡关系本末倒置。而权力最本质特征是利益性和代表性，是因为社会需要明确界定产权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产权又无法严格界定清晰，使得部分经济资源流入公共领域而形成了各种组织内利益合约关系，最终表现为组织内控制与被控制服从与被服从的权力关系。由于乡镇行政运转中政府与农民间权责利的不对称，乡镇行政体制中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表现得很突出，乡镇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问题也表现得很突出，乡镇政府成为一些闲人无功受禄甚至利用权力之便大掘社会财富的方便之地。政府职能的越位和一些不轨行为使得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职能缺位又使农民难以直接感受到政府为农民提供了那些公共产品，农民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满意程度唯有通过权力约束才能得到保障，农民的纳税意识也才能真正提升。

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根本是利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财政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很明显。财政体制就总体而言，包括预算管理体制、税收体制、国有部门（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和不同级次财政间的管理体制等。以上体制所选择模式的运行情况对乡镇财力及其分配均有影响，尤其是这种传统概念上的财政体制对于应当突出的整个政府收支行为规范和财政管理机制含界不清。作为财政体制核心部分的预算体制，无论是“分灶吃饭”的模式，还是分税制下的分级财政模式，都是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进行财力的划分。在转轨时期，各级政府事权的界定涉及对国家政治和经济职能的再认识以及处理中央和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等问题，加之对各地财源等经济状况测算技术原因，至今对财力的划分仍然是粗疏的，事权与财力的配比仍然存在问题。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间财力如何分？整个转移支付如何完善？这是完善的分税制应当急待解决的两大问题。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当前仍有“分灶吃饭”特点但缺乏完善的转移支付调节的分税制下，“诸侯”经济和“诸侯”财政致使国家财政因地区财力不均衡，在公共性支出的落实标准上表现得不够统一，正常的财力缺口客观上引发了乡镇税外收费的动机，并逐渐导致乱收费，不良影响也不断扩大，以致成为普遍现象。

在财政体制演变过程中，由于过度夸大地方理财的自主性以及不正确的认识，乡镇财权在实质性扩大并处于分散状态，特别是非规则财权的扩大，使得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好财偏好不断膨胀，自收自支行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财权扩大时，财政体制运转中不同程度偏离了财政职能的本质要求，财政体制又缺乏一个来自外在的约束力，乡镇人大对财政预决算及其他政府性收支监督软化，这也是当前财政体制中一个导致乡镇政府收支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不高的重要制度性问题。在分税制不够完善，尤其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公民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约束和公民偏好显示规则不健全时，现行按一致或多数通过原则的法律形式确立的国家财权的统一性应当维持，特别是政府性收入（税收和政府性收费）的设置权应统一，界定应科学。三提五统的设置依据和计征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农民负担（乡镇政府依据虚假的数据随心所欲地）不断弹性扩张的重要原因。

村级组织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方面：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开始从“集体人”向一般公民的身份还原，村委会也不再是一个政资合一的集体组织，而应是一个在家庭承包经营为特点的土地产权基础上，农民民主参与村内事务管理，制定和维护村内各方关系规则的政治性组织。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作机制，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就可用政治上的民利来保障自已的经济利益。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处理农村利益关系，促进农村发展和稳定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但是现实中，这一具有新的意义的村委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要求相距甚远。农民的民主意识也不强，参与程度更低，对村委会及其成员的认同感不高，但村委会的客观存在，特别是事实上作为乡镇政府行政的延伸，更多地发挥着乡镇政府的执行功能，这虽然在执行国家农村政策方面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又强化和固化了村委会强制执行的能力，使农民对其又产生了某些错误的认同，农民拒交一切不合理负担的能力相对削弱。村委会不同程度成为一个封闭的异化的利益集团，一个缺乏监督的村委会组织的运转自然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由此也产生各种村级腐败现象。目前因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的分离程度不高，村级与农民间的债务关系混乱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我国农村家庭除了具备家庭的一般功能外，还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而存在，农户已经拥有农村土地产权的使用权部分，但农村土地的整体分配形式和土地产权的分割方式还存在问题，均田式福利性土地分配的特点、土地使用权的无偿性和土地资源的非经济性（非商品性）表现得很突出。这次农村税费改革不应是简单的“费改税”的问题，也不能因为农村需要办什么事业就强制性收取特殊项目的税费，而是以土地的现实经济贡献率与土地产权间的矛盾关系来正确确立农村收入分配方式的问题。就农业税而言，应当实行长期稳定的轻税政策，这是由农业自然风险性、农业在市场经济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以及耕地的低经济贡献率决定的，要根据各地人均耕地水平和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确定科学合理的税收负担水平，不能因为税负过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而长期亏本。现行征收的三提五统诸项目则必须完全取消，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逐步走上基于土地产权的按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道路，乡村特别是村组范围内的一些公共性和直接受益性的事业，要按照民主协商、一事一议、全程监督的方式办理。

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不完善的地方以及一些新的变化值得注意：一些地方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走过场，工作不细致，农民虽然实质上保有土地使用权，但合约手续和必要的公证程序缺乏，不利于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和农业税纳税人的确定，容易产生许多纠纷；长期分散的土地使用权状态和农村的文化背景，增加了公共性农业生产过程的交易费用，如农田水利建设的协调和组织难度较大；大面积山地、湖?和耕地有偿承包的出现，对农业规模经营、产业结构和农业经济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承包资金的权属、土地要素的收入分配与农业税收间的冲突和均衡问题也显得很突出。这些问题对农村劳力流转、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收入分配关系将产生基础性影响。

三、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创新方式选择及政策建议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关系农村长期稳定发展的大事，是落实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一项综合性深远性的改革。这次税费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主要在于它涉及一些延伸性改革，县乡政府是这次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和落实者，更是改革的对象，一些不合理既得利益维护力量的阻碍是很大的；农民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力量和积极拥护者，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检验者，要让农民真正投身到这次改革中来，为了实现中央制度供给与农民制度需求的有效对接，应选择从两头向中间的夹逼式改革路径。要针对农村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精简机构，转换职能，规范行为，通过政策清晰限定、权力彻底剥离和农民民主监督，再次还权于民，实现符合市场经济具备明晰产权的农村经济组织的自然再生，完善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村委会组织机制，增强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能力和谈判（博弈）实力，培育好政府与农民间民主决策、民主参政的互融互动的良性关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这次税费改革是进行农村制度创新的一次难得机遇，正如以上分析，农村税费问题是各种制度性原因交织在一起的外在表现，因此这次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落实任务的过程，应当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达到相应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前农民负担过重这样一个突出问题，又可为解决今后农村长期发展中的相关问题打下基础。为此，在这次税费改革的具体操作中，以下几个方面应当突出关注：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鼓励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并抓紧进行相关立法工作。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涉及农民权益和农村长期发展的基本问题。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部分，也是进行税费分治的基础，在农业税任务落实，保持人、地、税对应关系上，急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因为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民权益的界定是清晰的，在此基础上对于各种税费的界区也应当是清晰的，如直接受益性的生产成本支出，由农户自主生产经营承担；农业水电等共同性生产费用，则按市场经济中产权交易的演进规律决定；村级公益事业由村内民主协商解决；镇区范围内的公共支出由乡镇财政集中解决。从眼前来看，现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符合农村现实生产力水平和耕地可分割经营特点的，也是我国福利保障性产权制度的一个表现，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线，但现实中，也出现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程度低、流转不规范，以及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等浪费现象，同时农民的一些经营权和土地收益权也常常受到侵犯。从长远来看，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正在突破城乡界区，然而在土地的低经济贡献率上二元结构又表现得那么突出，不处理好土地产权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很难打通维系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屏障（最后阻滞）。土地既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物质保障，也是对农民的束缚，必须加快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和相关立法工作，使一个权能明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基线更加牢固，给予农民对土地一个长期的较好的预期展望。在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上既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又要形成一种逼迫机制，并结合农民身份和户籍制度改革，不断从农业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再向非农领域再就业的转化。

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一种最真实的实现形式应当是土地股权承包经营制度，就是要实现在历史条件下各个有限集体范围内的土地股权初始平均化，更确切地说是农民获得的是与初始人口和劳力基数相配比的土地股份，同时获得对应份额面积土地的经营权，即持股经营，也可超股经营或无股经营，不断实现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民真正拥有了股权，就与整个集体土地捆绑在一起，这样才能通过农民对股权权利的行使，更好地体现土地的集体性，有利于集体土地的整体保护，加强对当前因抛荒造成无主耕地的监督、保护和开发；也有利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实现由土地超小规模经营向规模经济经营过渡，并不断刺激和提升土地产权的经济交易价值，促进土地产权中各种权能的清晰分割和有效率的流转，使资本和技术向土地经营中集聚，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更好地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二是要将反腐败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起来。农村税费问题是伴随着许多腐败现象的，其中人事和财经方面的腐败问题很严重。农民负担过重就是因为食之者众，用之者乱。一些乡镇的七站八所成为当权者的妻儿子孙七姑八舅所，这些人往往素质很低，相反众多正规大学毕业生却求职无门，社会影响极坏，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腐蚀了基层政权基础。在财经方面缺乏一个透明的控制机制，农民的血汗钱成为一些部门特别是个别人受用的享乐钱。这次税费改革要以法治之，要实施社会检举制度和质疑制度，把惩治腐败作为扫除改革障碍的重要措施来抓；同时要辅之以教育的方式，让一些人转变择业观念，化解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中的各种矛盾。

行政管理和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度缺陷同时给予了乡镇政府过多的压力和冲动，乡镇政府在比较税费利益和税费征收成本时，确实进入了两难境地。农民负担过重的同时，税费征收的难度也是极大的。在税费征收中，不仅农民群众怨声载道，绝大多数乡村干部（暂用“干部”一词）也怨声载道，干群关系不断恶化，乡镇政府的许多行政方式难以继续走下去。要抓住这次税费改革的机遇，磨合政府与农民关系间的断层；要走群众路线，把群众调动起来，让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加大农民的义务和权益对等宣传的力度，在维护必要税收基础的条件下，最终要让群众满意。特别是农业税任务重新核定落实的过程中，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都需要群众参与，征纳双方的责任都必须明确界定，才能避免今后农税征管中可能出现的“讨价还价”现象。

三是要剥离乡镇政府一些权力。权力下放是我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更确切的说这是体制内权力下放，就改革的发展要求来说，这种权力下放是不彻底的。农村税费中存在的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是农民合法权益受到剥夺的问题，乡镇政府行政过大的强势依附的是不合理的或不规范的权力，只有对乡镇这种权力进行剥离，才能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民权益不受侵犯。当前乡镇财权急待规范，首先必须明确取消乡镇各部门索取非规范收入的权力，严厉制止乱收费，严肃查处责任人；其次要剥离乡镇“大政府”具体组织征收农村税费的权力，实现政税分开，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征管机制，走依法治税的道路；再次要完善乡镇政务公开，给予农民聘请独立的社会审计组织监督政府财务活动的权力。总之要把计划经济条件下延续下来的对农民进行强制动员的人治化权力彻底剥离去。

四是要实现效率负担均衡。我们知道国家财政资金来自每一个纳税人或交费人，税收尤其是一些合理的政府性收费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偿的，公民交税后需要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秩序相关法律的维护及其他公共产品，由于这种交易的预付购买形式存在，公民交税的预期收益随时可能受到影响。在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中，农民税收负担一方面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和国家财政整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应当表现为乡镇政府行政行为对农民的直接回偿性，因此，如果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特别低下，不能为农民办一些真正的实事，农民即使交再少的钱也是不合理负担。在这次税费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乡镇政府要转换职能，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既不能无所作为，与农民群众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能专干一些一厢情愿的事情，要干一家一户干不了而又需要政府出面组织协调的事情，要把改善农村生产生态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乡镇政府工作的重点。

主要参与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鄂州日报1998年10月20日头版

〔美〕丹尼斯.缪勒／著张军／译公共选择三联书店93年

〔美〕巴泽尔／著费方域、段毅才／译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97年版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税费制度篇4

【关键词】 “两型”社会;环境税费制度;独立环境税方案;融入环境税方案;环境税费方案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然而,一些恶性的环保违法事件仍时有发生。虽然中央多次出台政策进行治理,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而我国目前实施的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因此,对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原有税种并开征专门的环境税,让环境污染者、资源过度使用者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通过税收手段来解决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是我国改善环境治理现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一、对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环境税费包括环境费与环境税。其中,环境费主要是排污收费;而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 我国现行的环境税费制度体系是以排污费为主体,包括资源税和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其他税(例如消费税、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在内的一个整体。这一现行制度体系在其本身的设计和实际的施行方面均存在较多的缺陷。因此,对环境税费制度进行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合理的环境税收制度,改费为税,或至少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以税收来促进“两型”社会得以顺利发展。

(一)现行环境税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对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存在以下几点必要性。

1.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亟待改进。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环境税费制度的核心,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也是我国筹集环境保护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诸多弊端,比如缺乏强制性、收费随意,协商收费现象严重;费用征收不力;费用被挪用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同时,高比例返还往往使企业怠于治理污染。这种“只收费,不治理”现象,严重偏离了政策制定的目标。

2.企业形成合理价格机制需要反映环境成本的税收政策。企业现行价格机制,主要考虑产品的生产成本,没有将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内在化”,无法改变生产者、消费者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激励环境治理,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同时,原有的排污费可以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而税收却要从企业利润部分征收,从而对企业的收入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3.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税。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还比较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并且由于调节面窄,力度不够,成效也不显著。总体上看,现行税收政策对调控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的作用有限。

(二)现行环境税费制度改革的可行性

1.排污收费制度的长期施行为开征环境税奠定了基础。通过多年的实施和改革,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征管体系,包括收费对象、征收范围、计费标准、征收环节等,为我国开征环境税积累了经验。我国开征环境税,可以在排污收费基础上,按照税收的模式进行改革。在保留少量容易变动项目、非主要污染物采用收费方式的基础上,将碳化物、硫化物、噪声污染以及部分一次性消费品纳入环境税收范围,同时,将与机动车、船有关的税费进行整合,突出燃油税的作用。

2.税收政策调整为开征环境税提供了契机和空间。1994年开始的财税改革取得了成功,已经基本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税制。目前的改革重点正在转向地方税收体系的改革以及费税改革。这对引进环境税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所得税改革减少税收收入近千亿,增值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了引入新税种的可接受性,为环境税的引入提供了征税空间。

3.经济实力增强为开征环境税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的增长为实施环境政策奠定了基础,使增加环保投入成为可能;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增强了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4.开征环境税的外部环境比较成熟。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在发达国家得到大量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从而在我国开征独立的环境税有了很好的国际借鉴经验。同时,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增强,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普遍有了明显提高。

在这种内部和外部的有利形势下,进一步改革现行的环境税费制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税费制度,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表现。

二、我国环境税费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具体制度设计

现行的环境税费制度改革是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让市场充分发挥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两型”社会顺利发展。

(一)指导原则

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环境税费制度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环境税收法定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程序合法三项内容。在环境税费改革中更多地强调将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予以清除,将具有税收特征的某些收费项目税收化、法律化,以防止乱收费。

2.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是指在确定环境税费征收标准时应该公平、合理、适中。既不能过高,税率过高可能会让生产者承担过多成本,进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使低收入家庭无力负担;也不能过低,使其对污染者产生不了约束力,对环境产生不了实际的影响。税费的合理配置,能以更少的征收成本获得更好的征收效果。

3.污染者负担、利用者补偿、受益者付费原则。该原则是指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来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经济补偿和生态补偿责任;环境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当为维护生态环境平衡支付相应的费用。

4.公平与效益原则。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人们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公平原则,对利用环境资源带来的负外部性使其尽可能公平的内部化。这种公平既包括代内公平,也包括代际公平。在税费的设计中应尽量使其在产生收益方面取得最佳效益,并产生最少的扭曲行为。

5.专款专用、统收统支的原则。环境税收有其特殊性,其征收的目的不是基于财政目的,而是基于环境目的。正因为如此,环境税收收入不应像一般税收收入那样统一纳入财政。相反,应当实行专款专用,更不能应用于补贴污染。同时,为了避免税收的过度刚性和低效率,应当将专款专用原则制定在宏观水平上,即环境税收根据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环境状况,综合地应用于各个环境项目,而不宜设立过多的专项税。

(二)我国环境税费体系的构建

构建我国环境税费体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政府既可以在现存的环境税费体系中引入环境税,也可以在现存体系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环境税制体制。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改费为税,开征新税。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作为税收的补充而设置少量收费确有必要,但由于其缺乏效率,且征收成本过高,尽可能减少收费数量是各国的共同发展趋势。目前,在我国存在着税费混杂、费多税少、税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就需要涉及到取消某些收费或费该税。至于废或改的标准主要是看收费事项的属性是否是为公民提供纯公共服务品。是,则应通过收税来解决,反之,则亦为费。

2.增补旧税。在现有税费体系中,增加几种新的税收项目,以弥补原有税制系统环境功能的欠缺。我国现行的环境税费体系中,还有许多领域是税费都未涉足的,而这些领域环境公共物品的特征明显,有必要通过税收的方式予以调节,如生活垃圾就是典型一例。

3.调节旧税。将环境保护原则融入现有的税费体系中,对现行税制进行一些调整。这一方式在我国现有的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一系列的其他相关税种中普遍适用,主要通过对现有税种的计税方式、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税制要素进行修订以实现税制绿色化。

4.替代旧税。进行彻底的生态税制改革,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重新设计,用生态税收全面替代现存税收。生态税制的建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过程,还不能一步到位,只能按部就班。

因此,构建环境税费体系应当采取先易后难、先旧后新、先融后立的策略。首先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其次综合考虑环境税费结合;再次实施融入型环境税方案对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最后设立环境税、直接污染税和污染产品税等独立型环境税。

(三)具体制度设计

基于以上体系,理想的改革后的环境税费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1.设立几种独立的环境税税种

(1)排污税。这一税种是环境税的核心税种,是在我国原有的排污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来。其征收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征税主体为国家,但由于其特殊性,可以由国家授权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征收。此外,对于家庭生活用水所排放的污水的排污费,可由供水的自来水公司代扣代缴;纳税主体应为一切向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征税对象为向大气、水体排放污染物以及向环境排放固体废物、噪声的行为;税基应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此外,可根据污染物在不同地区对自然界的边际影响程度,设计不同地区的差别税率。该税种亦可规定当排放量达到特定的废水、废气、废渣量的标准时,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此鼓励排污者积极减排。具体税目可以考虑初步设计为: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噪音税,今后进一步扩大到放射性物质排污税。

(2)污染产品税。该税是指对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和危害的产品,如有毒性、含重金属和氯烃类等污染产品所征的税。其征收原则为使用者补偿。它的设置目的在于,促进消费者减少有潜在污染的产品消费数量,或者鼓励消费者选择使用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替代消费品。污染产品税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燃料环境税,二是特种产品污染税。该税种的征税主体为税务机关,纳税主体为在我国境内应税污染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征税范围可以包括能源燃料、含磷洗涤剂、汞镉电池、臭氧耗损物质、过度包装材料、化肥、农药、一次性方便餐具、家用办公电器等;税率可实行定额或比例税率;课税环节应选择在销售环节最佳。但要注意的是,如果适用了污染产品税,则必须取消相应的消费税目,以免重复征税。

(3)资源税。我国现行环境税费体系中已存在资源税这一税种,但其规定比较繁杂和零乱,且立法层次较低,因而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资源税的征税主体为税务机关,但在考虑某些资源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由某些单位代扣代缴;纳税主体应规定为在我国境内开采利用矿产品、盐、水、森林、草原、法定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个人);征税范围在现有的矿产品和盐的基础上扩大到淡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和法定野生动植物资源。税率也要相应提高,应该将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补偿与恢复的成本费用纳入税额中,同时,也可考虑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

(4)环境收入税。该税即一般所称的环境税,是指为了筹集环境保护资金而向环境保护的受益者所征收的一种税,它是“受益者付费原则”的具体运用。对这一税种的设计,可以考虑将现行的某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并入该税种,同时取消其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该税种的纳税主体为按所得税法规定应缴纳所得税的单位和个人,但设计的总税负不应超过现有的水平。在税率形式上,可沿用我国现行的所得税的税率模式,对单位采用比例税率,对个人采用累进税率。此外,环境收入税税款应列入环境保护专项基金,贯彻专款专用的原则,并实行宏观调控,综合运用于各个环境项目。

2.对其他相关税收制度的绿色化改进

(1)增值税的绿色化。取消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措施。比如现行的增值税规定中将农膜列为低税率范围,对农药、化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等,这实际上鼓励了对这些物品的大面积使用,非常不利于环境保护。同时,应增加对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的减征或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并可进一步扩大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增值税减免优惠幅度。

(2)消费税的绿色化。在现行的消费税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环保的税目、对使用绿色环保燃料的汽车设置减免税条款、提高部分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的应税消费品的税率等等,但如前所述,要厘清与污染产品税的关系。

(3)所得税的绿色化。在所得税上应充分体现出对环境保护方面的优惠措施。比如对企业投资于带有水土保持性的工程项目、投资于生产环保产品的项目、有偿转让环保科技成果及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而取得的收益等均应给予减免税、加速折旧和税额抵免等优惠政策。

(4)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绿色化。我国现行的车船税和车船购置税中对环保车辆并未有税收优惠规定,对此应予以增设。此外,对用于环保用途的车辆(比如环保或环卫部门的特殊车辆)也应给予税收优惠措施。

(5)关税的绿色化。为适应WTO中对环境问题作出的诸多规定,我国一方面要遵守国际社会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则;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税收法律体系,强化“绿色关税”。 在出口关税方面,应取消部分不利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出口退税政策;在进口关税方面,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加征进口附加税,或限制、禁止其进口。

(6)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绿色化。该税种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具有环境保护的功能和作用,但还需进行完善。一是扩大该税的征收范围,将乡镇也纳入征税范围,并更名为城镇维护建设费;二是适当提高该税的税率。

(7)营业税的绿色化。对现行的营业税改革,主要是对木材、稀缺动植物等容易破坏生态环境、引起环境污染的产业规定较高税率;同时,降低那些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消费自然资源较低的产业的税率。

(8)耕地占用税的绿色化。耕地占用税是土地占用环节的唯一税种,对其进行完善,是从源头上抑制耕地迅速减少的关键。该税的绿色化改革首先是要扩大征收范围,将新菜地建设基金、耕地开垦费等并入其中,林地资源也应纳入征税范围,并可考虑改名为农用地占用税。其次,改财政机关征收为税务机关征收;税率相应提高;进一步严格免征范围,取消一些不利于耕地保护的税收优惠规定。

(9)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的绿色化。将现行的房地产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对土地、房产开征统一的物业税。统一内外税制,纳税人为内、外资企业单位、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时适当扩大税基,将物业税扩大到农村。计税方式上以房地产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以客观反映房地产价值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

[1]王伯安,吴海燕.建立我国环境税制体系的研究[J] .税务研究,2001(7):27.

[2] 徐丰果.循环经济和环境税费制度改革[J] .求索,2008(2):36.

[3] 何振一.中国土地价税费问题和改革对策[J] .中国地产市场,2004(4):71.

[4] 李慧玲.环境税费法律制度研究[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59.

[5] 绿色税收:环境税初露雏形 专家提出三种方案[EB/OL].http:∥news.省略fortune2005-1201 content_3861717.htm.

[6] 王金南,葛察忠,高树婷.打造中国绿色税收――中国环境税收政策框架设计与实施战略[J] .环境经济,2006(9):14.

税费制度篇5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费改税”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因此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运用有关制度变迁的两个假说，即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和制度互补假说。前者是说，制度变迁是在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持有不同的态度，发挥不同的作用，对制度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后者是指，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单独一项制度的变迁，而是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降低变迁成本，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准备利用这两个假说来分析我国“费改税”问题。

一、“费改税”：多元主体博弈

从实质上讲，农村税费改革就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同时也是一次税制的变革。“费改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基层财政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基层财政之所以产生这种收入格局，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支出过大、冗员过多，而税收收入弹性小，税收收入的增长跟不上支出的增长，增加各项规费收入便成了弥补收支缺口的有效手段。费大于税的收入格局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主要是加重了农民负担，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同时易滋生腐败，政府职能不到位等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格局。

（一） “费改税”制度变迁中各参与主体扮演的角色

在“费改税”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大致有3类主体参与，即农民、基层干部和政府高层。农民和政府高层是支持者，基层干部是反对者。下面进行详细说明。

在目前我国的农业税费中，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和农村个体户承担的工商税，农村收费包括乡统筹、村提留、“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等等。1994年到1999年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①表1中的农业各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社会负担包括集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等。

在农业各税的征收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重复征税、提前征税和过度征税现象。尤其是农业特产税，寅吃卯粮现象最为严重，在许多地方，特产作物还没有成熟就已经征税，并且在征税时往往高估作物产量，在征收上也有刚性，只有增收没有减收。按照国家规定，农民的人均提留统筹费不准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由于各个地方都虚报农民收入，人为地提高了税基，从而提高了征收上限。在许多地方的税费征收过程中，往往是先由乡镇政府定下一揽子税费总额，然后向各个自然村按照人头分解，层层落实，这样使得税费负担有失公平。有些地区，强行将两工（劳动义务工和积累工）货币化，实行以资代劳，并且人为提高以资代劳的负担。以1999年为例，以资代劳负担就达到人均6.9元，劳均13.6元。除此之外，农村乱收费现象更是花样繁多，要么自立项目强行收费，要么人为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费率，要么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甚至不服务等等。例如，最近在浙江的一项调查发现，国家规定农民申请结婚的过程中只需要缴纳约100元的婚姻状况证明费、婚前健康检查费和结婚证工本费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交费情况是少则700元，多则2800元，增收数额较大，浮动范围也较大，农民乱收费负担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如果“费改税”确实能够规范农村的税费征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话，农民肯定是“费改税”的最大得益群体，从而也就是最坚决的支持者。

基层干部，主要是指村级和乡镇级的政府官员，这类主体直接向农民征收各项杂费、政府基金、集资等项目，如果“费改税”确实规范了各项不规范的收入，那么，基层干部将成为受损者。因为从目前来看，他们所从事职能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包括其工资收入以及不规范的灰色收入等）就是收费、基金、集资等，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进行规范，将会降低收入的弹性，对这部分人是不利的。因此“费改税”会侵犯基层干部的利益，如果在“费改税”的同时不解决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损失问题，基层干部将是“费改税”的反对者或者说阳奉阴违者。

政府高层，主要是指中央和省一级的政府机构，这类主体较多地从大局出发，考虑的是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省份的综合效益，是决定是否“费改税”、以及怎样进行“费改税”的主体，不过他们的决定会受到来自下层信息的干扰，例如基层干部的汇报或者农民的上访等等，这类主体的态度会根据他们对各项信息的综合所作出的判断而定。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基层乡镇政府除外）一直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有关文件不断下发，出台的措施也不少，仅就中央来看，自1990年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先后了27个涉及农民减负的文件，例如，1991年12月国务院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等等。由此可见，政府高层对农民减负问题是有决心的，从这一点来看，到目前为止，政府高层是“费改税”的支持者。

从角色来看，“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中，支持者是农民和政府高层，反对者是基层干部。

（二）各参与主体的影响力及博弈过程

农民人数众多，其整体力量不可忽视。不过，由于农民数量较多，这一利益团体内部的协商成本较大，搭便车行为比较严重。再加上中国农民比较多的接受了儒家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性思想，从而使得这一团体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农民较少会想到通过政治渠道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允许，农民较多的做法就是上访、写群众意见信，以期待当政者重视自己的处境，有少数的农民则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走向绝路。②基层干部是直接执行各项有关费改税措施的主体，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成效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高层的力量更是强大的，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③在“费改税”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层干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也就是说，在政府高层决定费改税以前，基层干部会隐藏有关农民负担情况的信息，尽量使得政府高层不作出“费改税”的决定，一旦政府高层决定进行费改税后，基层干部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来扭曲“费改税”的过程。因此，在这三者之间的一般博弈过程应该是，当农民的税费负担足够大的时候，农民会采取上访、写信、以死抗争的手段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此时基层政府没有办法再来隐瞒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政府高层就会决定进行“费改税”，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政府高层会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费改税”上，基层干部在政府高层的强大压力下会表现出配合的姿态来，一旦政府高层有所懈怠，基层干部便会阳奉阴违，或者采取向上汇报等手段改变政府高层的认识，给费改税的进程造成阻力。只要农民的负担不是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民对这一现象也是逆来顺受，当农民的税费负担又达到没有进行“费改税”前的程度的时候，农民上访、以死抗争的情况又多起来，基层干部无法再隐瞒农民的负担情况，这就又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从而又开始下一轮的税费改革。这种往复循环的状况可谓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真实描述，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有关农民减负文件可以看作是每次循环的起始标志。安徽省“费改税”的试点情况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安徽省试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可以从表2中看出来。

但是，安徽省“费改税”试点改革使得乡镇和自然村等基层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影响其正常运转。“费改税”后每个自然村基层组织收入平均减少3.32万元，比改革前平均减少63%，年均收入只有1.99万元，而一般村的最低开支为1.5万元，用来支付村级干部的工资和五保户的补助，即“吃饭”部分，基本没有任何建设资金，村级财政难有作为。此外，取消教育集资之后，农村教育投资建设资金难有着落，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建设组织困难，使得农村村级组织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村级干部普遍感到工作难做，都有情绪。因此可以说，基层干部是这次税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他们自内心里对费改税就有抵触情绪。安徽省“费改税”试点之所以在起初阶段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政府高层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在安徽试点中，成立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并且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省各地市、县和乡镇组建相应的机构，从而将“费改税”工作置于超常强化的领导之下。在这种超常压力之下，基层干部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不会顶风行事，只有配合政府高层的工作。但是，一旦省政府放松督促，将工作重点转移，基层干部便会花样百出，想方设法地扭曲“费改税”的本来面目，异化“费改税”的过程，因为“费改税”确实使得乡镇财政捉襟见肘。基层干部可以采取很多方式阻挠“费改税”的进程。例如歪曲执行“费改税”方案，向上级反映要求改变“费改税”方案，向农民隐瞒相关政策，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负担转嫁给农民开办的乡镇企业等等。因此，如果没有在互补制度——行政体制发生相应变迁的基础上，单独进行“费改税”的话，“费改税”必然会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

二、“费改税”：制度互补假说

“费改税”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独进行“费改税”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制度变迁。“费改税”的制度变迁过程还要配以相关制度的变迁才能够进行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同“费改税”最为相关的制度是行政体制。在农村，我国行政体制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服务意识差，公共物品无效供给或者强制性供给④大于需求，而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供给偏少，冗员过多，吃饭财政所占比例较大。这种行政体制直接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机构支出过大，当前的财税体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规范性收入来弥补支出，这样，基层干部只有通过谋求非规范性收入来填平收支缺口；二是由于这块收入是不规范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所以这种收入的开征为基层干部层层加码提供了机会，易滋生腐败。这样，改革行政体制、精简冗员、缩小开支，就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进行“费改税”，规范财政收入，培育地方的主体税种，增大税收收入的弹性，同时也杜绝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可能性，因此，这两项制度的变迁是互补的。

从表3可以看出，乡镇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花在了人员支出上。在2000年财政支出决算中，教育事业费431.8万元，占总支出的41.495%，行政管理费226.9万元，占总支出的21.805%，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128.9万元，占总支出的12.387%.其中，在教育事业费支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教师工资，该乡镇教师月工资额为370326元，在2000年度该乡镇财政平均拖欠教师工资4个月，但是这一事实并未在财政决算表中予以反映，扣除这一影响后，教育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27.260%.通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了解到，拖欠教师工资的支出流向是装修乡镇办公大楼。其实，表3已经被该乡镇统计人员润色过了，据我们调查，在表中除了装修乡镇办公大楼的开支没有反映外，还有许多不便言表的大块支出项目没有如实反映，例如招待费等。教育支出是基层干部抵制“费改税”改革的一张王牌，在安徽省的试点中，县乡级政府向上级反映“费改税”给地方形成的收入过少，无法保障基本的教育支出，因为教育是安国利民的大事，因而政府高层会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基层政府在向上级汇报时，往往夸大教育支出占乡镇财政支出的比例，而在实际支出时，却想方设法压缩这一比例，并且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缺口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块支出的流向就会变得大有文章可作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建议，“费改税”过程中必须对基础教育的事权财权划分进行调整，将现行财税体制下归属地方支出的教育支出划给中央，由中央统管，统一办学，这一方面堵死了基层干部任意扩大非规范收入的口子，另一方面也是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受教育水平。同时将原来与教育有关的地方税费收入经过调整后划给中央，以解决中央的教育支出收入来源问题，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有财力，也可以在中央已拨经费的基础上增加办学经费。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该乡镇财政收入预算中，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都是15万元，占总收入的1.442%，但实际执行情况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为210.6万元，占总收入的20.95%，所占比例最大，罚没收入为70万元，占总收入的6.96%.再看一下乡镇人员的构成。在1980年以前，综合乡镇文秘、民政、文卫、公安、农业、工业、财粮等各个部门的人员，充其量不过30余人，因为大多数人员都是交叉任职。现在，乡镇政府下属机构多达20个左右，人员也在300人左右。当然，一部分人员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很多岗位不是因岗设人，而是因人设岗，造成机构的膨胀。这样，乡镇财政收支状况给我们的基本印象是，乡镇冗员多“吃饭”开支大规范收入不足不规范收入膨胀、灰色收入多。因此，要想压缩乡镇政府开支，首要的就是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

其实，政府高层一直在倡导精简政府机构，但是政府机构的精简在基层很难得到真正的执行，在省、地市级政府机构中，精简人员往往是下派到下一级政府机构中或者是国有企业中，而在县、乡镇级政府的精简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再下一级的政府机构并且国有企业相对较少。所以，基层政府的精简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冗员安排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农村产业化的思路，发展农村的农业、工业，形成产业化经营，创造出就业岗位，吸纳冗员。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但是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回避行政机构的改革，基层政府机构无论如何总是要精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精简基层政府也是在削弱“费改税”制度变迁中的阻力，因为基层干部是“费改税”的阻挠者，精简基层政府就使得阻挠者群体变小，削弱其力量。不过，行政体制改革的更为根本的含义在于，作为一个互补性的制度变迁过程，行政体制改革压缩了基层政府的开支，降低了基层干部收取不规范收入的迫切性，以利于“费改税”各项措施的推行。可以想象，行政体制改革与“费改税”的配套进行，在初始阶段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精简行政机构阻力很大，这样制度变迁的效益比较低，增长缓慢，但是当配套改革进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行政机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简，“费改税”的各项措施实施过程中阻力减小，实施力度就会加大，改革的速度也会加快，制度变迁的效益也会以递增的速度增加，只有当“费改税”制度变迁的潜力发挥殆尽的时候，改革速度才会减缓，改革效益增长速度也会随之降下来。这个变迁过程可以用图1的曲线来展示。我们将制度变迁的这一变化规律称之为“制度变迁效益先增后减假说”。

三、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到两点基本结论：（1）我国“费改税”的进展程度和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民、基层干部与政府高层三者博弈的结果；（2）在“费改税”的同时，行政体制也应该进行变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制度互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得“费改税”取得最好的效果。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 黄少安、魏 建《制度互补与企业发展》（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3期）。

（3） 魏 建、黄少安《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年第5期）。

（4）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5） 黄少安《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及政府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6）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7） 诺 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8）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9）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10）韦 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①本文所采用的资料和论据主要来自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主持的课题“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研究”的详细报告（载《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24期）。

②在山东、河南一带因税费征缴问题逼死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

税费制度篇6

关键词：石油税费 税费制度 税费种类

国外石油税费制度模式

完全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国家石油工业对内对外完全开放，石油税收对国内外各类石油公司都采用单一标准，一视同仁。政府所得主要来自以所得税为中心的直接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石油勘探开发活动主要是以现代租让制为基础的。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实现分税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征税。

大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程度很大，石油勘探活动主要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石油税收对内对外实行两套标准。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其石油勘探活动主要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或者租让制为基础的。虽然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但是国家有大量的来自产量分成和政府参股的非税收入。因为这些国家一般都有国家石油公司，所以政府对其设置的税收没有实际意义。

小开放模式。其特征主要是对外开放的范围小，其石油税制结构简单，主要征收公司所得税。采用这类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一些开放比较晚的几个大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石油工业主要靠国内的石油公司在支撑，税收主体也主要是国内的石油企业。尽管国家对外国石油企业征收公司所得税和油气出口税，但是这些税额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

国外石油财税制度类型

政府获取石油税费的方式主要体现于石油财税制度。石油财税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油气税收和合同安排，它囊括了构成资源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关系的所有合同和财税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与成本回收和利润分配有关的财税条款和规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产油国都拥有专门针对油气勘探与开发的财税制度。

世界上石油财税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租让制，一种是合同制。租让制允许私人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产所有者将矿产权转让给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矿区使用费。合同制政府保留矿产的所有权，而石油公司可通过产量分成合同或服务合同获得油气产量或其销售收入的分成权。合同制又细分为服务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承包公司所获得的报酬是现金还是实物（原油）。其中，在服务合同下，勘探开发成果归政府所有，承包公司只能根据合同约定以现金形式回收成本并获得一定报酬；在产量分成制下，承包公司除回收成本外还可获得产量分成。服务合同又进一步分为风险服务合同和单纯服务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利润收费。在风险合同下，承包公司可根据利润收费，而在单纯服务合同下，承包公司的收费与利润无关。

租让制与合同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处理不同。在租让制下，石油公司可以得到矿产权；在合同制下，矿产权仍然归政府所有。

不同石油财税制度下有不同的石油税费项目。租让制下的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土地租金、矿区使用费、所得税、生产税或开采税及其它税。产量分成合同税费项目主要有：定金、矿区使用费、产量分成、税收及政府参股。石油税费在不同阶段，征收项目也不同。在油气发现前，政府主要获取定金和土地租金；发现油气后，政府开始参股；在开始生产后，首先征收矿区使用费及生产税和从价税，然后是产量分成，最后是所得税，各种附加税均在所得税后征收。通过对国外石油税费项目、征收途径和过程分析可知，不仅税费种类和费率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税费项目的性质及其征收顺序对石油公司的行为也同样产生影响。在上述税费项目中，定金和矿区使用费大多具有递减性质，并且是首先征收，这就人为地抬高了石油公司的成本，从而使低品味的储量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而政府的收益也难以随着油田效益的提高而提高，这是使用具有递减税性质的税费项目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外油气矿业主要税费种类

国外重要产油国石油税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油气矿业特有的税费，如权利金、资源租金税、矿业权租金等；适用于所有工业企业的普通税费，如所得税、增值税等。

权利金。权利金也称“矿区使用费”，是指采矿权人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因开采和耗竭了不可再生的油气资源而进行的支付，是油气资源所有者经济权益的体现，其所调节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油气资源开采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资源租金税。资源租金税也称“资源税”，是指对石油企业超过基本的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征收的税收，从性质上看，属于应由采矿权人返回给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超额利润。资源租金税是作为权利金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经济权益中的级差地租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因不同石油企业的资源丰度等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采矿权人收益上的显著差距，保证公平竞争。

矿业权租金。矿业权租金也称矿业权使用费，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向油气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其租金费率各国都不一样，一般根据矿业活动的类型按面积收费。矿业权租金虽然是按照所占土地面积征收的，但它与土地权无关，而是矿地租金，也是源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体现的是油气资源所有权人与矿业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得税。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一个税种，通常按应税所得的一定百分比计征。不同国家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方法不同，所得税税率也各不相同。所得税税率较多采取单一税率制或累进税率制。

增值税。增值税的类型有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三种。但国外基本上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一般为20%左右，如丹麦、瑞典税率为25%，芬兰为22%。其特点是，在计征时允许将固定资产购置时，已纳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

结论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行业，诸如投资开采的高风险性、开采与输送的巨额资本需求、相当长的投资准备期及投资偿还期、储量的可耗竭性等。因此，在制订石油税费制度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研究石油工业发展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实践，世界各国逐步完善并形成了以所得税和权利金为主的较有特色的石油税费制度。

与石油勘探开发有关的财税制度是一套由税法、石油法及其附属法规、投资法、国家资源政策及能源政策或特别法等组成的复杂体系，是调整石油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条例乃至管理体制的总和。

石油勘探开发是一项具有高风险性、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其税制既要服从一般性的税制规定与要求，又要体现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及政府对其发展给予的鼓励政策。为此，大多数国家在制定税制时给予这一行业诸多的优惠。

石油勘探开发业是资金密集行业，其税制多体现以下特点：允许投资有适当的收益率；对于筹集的风险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和股息在计税时有合理的扣减；允许通过加速折旧等各种办法尽可能早地收回投资。

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公司为了补偿日益耗竭的储量，必须投资于勘查，不断寻找新的接替储量。为此，许多国家在税制中采取了“耗竭补贴”制度，这种耗竭补贴的实质是通过降低公司的应税收入而减少公司的税负。

对天然气的消费，虽然各国都规定了较高的消费税或增值税税率，但对商业性用气均规定有“可以返还”的优惠，以体现对天然气工业发展和消费的鼓励政策。

由于石油工业本身发展具有周期性以及世界石油市场变化频繁，石油税收政策调整的频率因此大大加快；同时由于石油勘探和开发条件恶化，石油工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使得税收条件相对宽松。

参考文献：

1.单卫国.国外石油税制研究(上)[j].国际石油经济，1996（3）

税费制度篇7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公平性

我国采用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采用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然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和抵免相对来说过于简单，没有充分体现纳税人的真实赋税能力。

一、费用扣除没有考虑家庭因素

我国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家庭观念很重，每个个体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生活和消费，纳税人是否结婚，是否需要赡养老人、抚养幼儿，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都影响者每个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中并没有针对家庭费用的扣除，会造成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家庭情况的不同而家庭富裕状况不同。

例如，纳税人A和B工资所得相同，为5000元/月，若A未婚同父母居住，且父母有工资收入无需赡养，其月生活开支合计2000元；B已婚同父母居住，家庭共有5人，妻子与父母无任何收入来源，并且需要抚育小孩，每月家庭基本生活开支3000元，老人赡养费1000元，小孩抚育费500元，开支合计4500元。按照个人所得税法A与B在扣除3500元的免征额之后，适用第一级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为45元，但是A的净收入为2955元，B的净收入455元。可以看出A的实际负税能力要高于B的实际负税能力，但是A与B显示纳税额是相同的。

我国微观的经济体是家庭，若不考虑家庭的具体情况只是单纯的以一刀切的形式进行费用扣除和抵免，是不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税能力的，不仅会造成税负的不公平，还会变相的造成纳税人的贫富差距拉大。

二、费用扣除标准具有滞后性

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其内容的修订都需要由人大代表提议并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才可，因此个人所得税法一经制定，相关的费用扣除标准，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进行调整。以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变化为例。

我国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调整时间间隔有长有短，并没有特别的时间规律，而我国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逐年增长，免征额占工资水平的比重没有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说明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时而高时而低，导致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税负在年度问的不平衡。

三、综合费用扣除不能有效提高纳税人福利水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采用综合扣除方式，即生计费用、成本费用和特别费用不加以区别，按所得类别统一在税前扣除。按照对净收入课税的原则，生计费用和成本费用都是纳税人为了获得收入而必须支出的必要费用，不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在税前扣除。而特别费用是符合政府特定社会政策目标而支出的附加费用，应在税后给予纳税人补偿。

四、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建议

我国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综合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与之相适应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以及扣除项目必定要更加细化、丰富，为此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革：

1.细化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项目

费用的扣除直接关乎纳税人的税负水平，也关乎个人所得税的整体公平性。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单一，难以保障税负的公平性。我国个税扣除中争议较大的家庭负担问题，从根本上是由于我国采用从源课征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引起，不能客观全面的考虑纳税人的实际家庭负担从而造成税负不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中费用扣除制度必定要考虑家庭负担因素，加拿大丰富的家庭费用扣除给我国个税改革提供了范本，但是加拿大是高福利国家，其费用扣除及抵免项目多、扣除额比较高，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家庭费用的扣除应该适当借鉴。

2.建立费用扣除浮动机制

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缘于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货币经济发展导致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虚假的收入水平提高。按照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费用扣除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个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增加。然而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收入水平虚高加重了纳税人的税负，从而侵蚀了个人财富，违背了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面对一直浮动变化的通货膨胀率，我们应借鉴加拿大采取的税收指数化，以上一年度通货膨胀率来调整本年度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的标准，保障纳税人在物价波动情况下税负水平的相对稳定。

3.特别费用扣除划归税后抵免

税费制度篇8

一、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政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有所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是税收，即对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遗产与赠予税等，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范畴。我国自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长，由1994年的72.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660亿元，6年净增加587.33亿元，增长808.21%，年均增长134.70%；由1994年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42%，增加到2000年占税收收入总额的5.21%.个人所得税正逐渐成为我国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税种。

通常实施和执行税收政策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以供政府运转，其二是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即实现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及社会成员的公平。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税收的情况时就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1）。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防止两极分化”。这就说明，在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像其他税收一样，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强“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外，主要在于以“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规范收入分配”，从而达到“调节过高收入”，“使收入差距趋于合理”的目的。可见，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的重要任务在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二、公平，是一个主观色彩较浓厚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历史上曾经存在四种较有代表性的公平观，即平均主义、罗尔斯主义、功利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公平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具有客观性的公平观是一种能综合体现“平等生存权”和“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既不是平均主义的，也不是市场导向的公平观。

平等生存权是现代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应当拥有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要真实地体现在每个成员对基本生存资料的拥有上。而基本生存资料的标准是可以变化的，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存资料的标准也不断提高。

而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是从激励角度来体现公平。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来源近九成来自工薪阶层、个体户所缴税款。2000年，来自于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和银行利息所得三个项目的个人所得税，合计分别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42.86%、20.12%和28.27%，占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的91.68%，而来自其他的个人所得税还不足其总收入的10%（2）。难怪有人说：个人所得税只管住了工薪阶层，管不住“新生贵族”，更管不住那些“灰色收入”、“寻租收入”。这就说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充分贯彻“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这一公平原则。

那么，“平等生存权”这一公平原则是否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得到体现了呢？我国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居民、职工工资也增长很快。据统计，职工年平均工资：1993年国有单位为3532元，城镇集体单位为2592元，其他单位为4966元；2000年国有单位为9552元，城镇集体单位为6262元，其他单位为10984元（3）。虽然平均货币工资增长达两倍多，但同期物价水平也上涨37.8%，个人生活费支出也逐年上升。

而且，近年来我国已推出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多项改革措施，使得我国个人的基本生存资料不仅包含衣、食，而且还要包含住、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自1994年以来一直未变（对我国居民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税起征点每月定额800元；对外国居民和中国非居民每月定额4000元；对其他所得采取定额800元或定率20%扣除费用）。这样一来，很多中等收入的职工、甚至较低收入者也要被征收个人所得税，职工增加的工资相当一部分用在了缴纳个人所得税上。

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从纵向上看，超额累进税率意味着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越高。这看起来十分公平，因为税收征收的原则就是纳税能力越强，则税收越多。但如前所述，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所采用的单

一、简单的费用扣除标准，并没有考虑个人具体的负担能力，如老人的赡养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夫妇一方工作单独负担家庭费用等情况。举例而言，有相同收入的二人，其中一人需要抚养一个小孩，那么他的平均收入就只相当于另一个人的二分之一。但根据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他们将要支付等额的所得税。因此，实际上他们所面临的就不是超额累进税而是比例税了。马克思说过：“试问按公道来说，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赚一角二分钱的人缴纳一分钱和每天赚十二块钱的缴纳一元钱那么容易？按比例来说，他们每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一分，但是这一捐税对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影响，程度却完全不同。”（4）因此，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这一费用标准扣除后的征收，并不能实现纳税能力越高纳税越多这一目的，造成了事实上的横向不公平，有违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所谓量能负担原则，即是指对于两个收入相同的纳税人来说，由于财富积累的不同、各自家庭状况的不同，造成各自负税能力的差别，从而要求各自适应有差别的税收政策。

由此可见，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简单规定，忽略了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等家庭状况，使得个人所得税偏离了其调节收入分配，特别是调节过高收入的本意，有悖于“平等生存权”这一社会公平原则。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不应只纠缠于起征点的高低，而应建立一个全面细致的费用扣除制度。

第一，个人所得税的特点是对纯收入征税，因此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或征税范围）之后，还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办法，从个人收入总额（或各种毛收入）中，扣除各项成本费用以及赡养纳税人本人及其家属的生计费用和其他必要的费用，仅就扣除费用后的余额征税。个人在取得各项收入时，总要发生相应的耗费和支出，而且有些收入项目，其收入数额的多少与支付相应的费用的多少又有内在联系，往往是收入数额大者，支付的费用也多，而收入数额小者支付的费用也少。因此，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就应该承认个人为取得收入所花费的必要耗费和支出，并准予从总收入中扣除。

第二，个人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如维持人的再生产支出），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扣除。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力的价值时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必须保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5）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能光以满足生存-

需要和一般“种的繁殖”为标准，还要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要不断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

因此，确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意义在于对纳税人的毛所得中排除掉不反映其纳税能力的部分，而保留能反映其纳税能力的部分，然后据以征税。概括起来，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不仅包括与获取所得直接有关的费用，而且包括与获取所得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又是进行获取所得活动所必需的生活开支。这些费用均是纳税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如果不给予相应的扣除，就要影响个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工作的积极性。对这部分费用，世界各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都是允许扣除的。如美国，可从所得总额中扣除的项目至少包括不予列计项目、费用开支、扣除项目、个人宽免额等四大类。在其他国家，扣除项目多少不一，但均作为一个要素存在。而且，税前扣除和列支是个人所得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要素，可以实现政府公平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进行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居民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对低收入者采取“标准扣除”和“宽免”的办法，较好地体现了平等生存权这一公平原则。例如，荷兰的个人所得税扣减项目主要有老年准备金增加、独立劳动者扣减、企业辅助扣减、个人义务（特殊支出）、例外支出、可扣除的馈赠等项。此外还包含个人折扣。个人折扣在纳税前从总的净收入中扣除，折扣程度由纳税人所处的税收等级决定，并考虑个人环境。起征点优惠为7102荷兰盾；对有无收入的配偶或伴侣的已婚纳税人或独身的纳税人，优惠为14204荷兰盾；有孩子的单亲家庭为12784荷兰盾，如果这些孩子的父（或母）是受雇佣而获得报酬的，这个金额最多还可增加5682荷兰盾；65岁以上老人可增加923荷兰盾。法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免税所得包括就业津贴、家庭津贴、工伤事故的赔偿和战争牺牲者的抚恤金、终身养老金、荣誉勋章及军人勋章津贴，对慈善机构捐款等。加拿大从2001年起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中增加教育费的扣除，从每月200元与60元，分别增为400元与120元；对伤残的税收扣除从4293元增加至6000元；增加子女照顾费与年老体弱赡养费的税收扣除，从2386元增加到3500元。德国1990年扩大了个人收入中的免税部分，对未婚和已婚者个别收入中的基本免税额及子女免税额部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韩国的个人所得税规定：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的老人或残疾人，以及只有一个6岁儿童的，可享受附加扣除。从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措施来看，目的就是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低收入者，免除个人所得税，使个人所得税更符合保护穷人、调节富人的良税性质。综上所述，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目前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普遍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的分类课税模式存在着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的弊端，但在目前要完全放弃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也不现实，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因此，建议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按照不同所得进行合理分类：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宜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

其次，通过科学测算，健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二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计费”，这部分费用应根据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等进行扣除。具体而言，可以设想为：随着我国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住房、医疗、保险等福利制度改革的实现，同时也因综合课征项目的增加，个人综合课征项目的综合收入将大幅度提高。因此，纳税人个人生计扣除的基础标准也宜相应提高，至少应提高至1500元/月（合18000元/年）。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单职工的三口之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月500元（年6000元）（6）时，基本能维持生活。另外，还应根据最低生活保障要求和教育支出的需要，对于无收入来源的配偶、赡养的老人、抚养的受教育子女等，设计按年扣除的配偶扣除和养老育幼扣除。其中，个人基础扣除可在工薪所得按月（或按季）预缴（或源泉扣缴）时计扣，以免影响广大工薪者的基本生活支出，并减少年终汇缴的退税面；而其他扣除项目仅在年终汇算清缴时计扣。

再次，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最基本目标是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即是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而且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非常重，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成为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所以，个人所得税应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力争做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各自相当的税，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按综合能力来征税。并且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

最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逃、避税现象比较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原因之一就是税基隐性问题。为此应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为：

（1）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可以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还可使税务机关加强对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源控制。

（2）实行并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这一举措已经在2000年实行，但只是初步的，还很不完善。不但要在所有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而且要在银税微机联网的基础上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

（3）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并在条件具备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即在存、取款和进行债券、股票交易时均需登记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

税费制度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改革重点，税制调整

改革开放伊始，伴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对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实施了渐进式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财政管理体制机制建设，现已建立起了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为我国社会经济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未来公共财政制度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等方面深化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框架，而其中如何完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这一体制运行的核心环节。因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由此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间财力差距也十分悬殊，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调节地方政府间财力分布格局，就很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实施这一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尽管省级政府间的财力差距依然很大，但省级间人均政府财力的差距却在缩小，这对各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表明分税制的实施，有利于平衡省级间政府财力和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因此，在近年来加大民生财政制度建设的背景下，要实现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目标，在不断完善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未来对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改革方向是继续推进和深化省以下政府财政体制的改革。

一、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是以“省管市―市管县―县管乡”的基本架构来设计的，实践证明，在这一体制架构内对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上解所产生的根本缺陷是管理层次多，导致财政资金被截留的现象十分严重和财政资金运行效率低下。为消除这一体制的积弊，从2002年起，我国在部分省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鉴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三种改革模式：浙江模式、湖北模式和广东模式。2009年国家又明确提出全面建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目标，并先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积极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探索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新模式。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比较大，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也千差万别，不可能搞一种模式，而且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稳步实施。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税费制度改革十分迫切。（1）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普遍的无选择的服务，其费用的取得只能采取向全体公民征税的办法，并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税收是基本财源；对特定公民提供服务，其费用不能也不应当用全体公民缴纳的税收进行弥补，只能对直接享受服务的公民个人采取规范性的政府收费（如规费或使用费），因此在政府收入体系中收费只能起补充和辅助作用。（2）财税部门一定要统揽政府收支（包括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并按照政府政策通过财政收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现行的以费挤税、费强税弱和不规范的政府收支管理格局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障碍，因此税费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二、推进结构性税制改革

税费制度篇10

社会保障费改税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体制改革。为了确保费税改革的顺利进行，在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时，应对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一）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现有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应当加快建立社会保障税制的步伐。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医疗制度改革，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普遍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加商业保险的同时，迫切希望国家为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费改税”后，征收具有强制性，管理具有规范性，税款具有专项返还性，能够保证所有纳税人从中受益，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当前，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已经成为困扰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从而使社会保障“费改税”不会像其他“费改税”那样，因为部门的既得利益受影响而消极抵制。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可靠的税源基础。经过20年的改革，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国民收入有显著的增长，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57元上升到2366元，增加了17.7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家庭收入由1981年的500.40上升到2001年的6860元，增加了13.7倍。同时，我国城镇家庭实际储蓄率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潜力相当大。根据国家统汁局统计资料表明，1985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为8.9％，1990年为15.3％，到1999年上升为21.2％。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43万亿元，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7.376亿元。可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税源基础。

再次，有较高的税务行政效率。把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收费改为社会保障税，可以利用税务机关已经具备的健全的征收手段和严明的税收法规，多渠道筹集资金，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有稳定的来源。由税务机关统一管理，还可以使该项收入法制化、公开化、规范化，节约了征收成本。

最后可借鉴的国外经验。目前，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或类似税种，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社会保障税宋代替其他筹资方式的趋势。从现实情况看，社会保障制度越成熟与完善，电越重视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凋控与收入调节。从开征该税种的国家来看，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制约因素

我们必须看到，由社会保障费过渡到社会保障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近期全面开征社会保障税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保障税收制度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这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口分布、工资水平等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近期在全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就难以适应各地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会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次，社会保障税的特殊性也使这一税种短期内难以出台。社会保障税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一旦开征将滚动影响几代人，因而社会保障税的设计必须十分周到、严密，尽可能符合国际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减少后续改革的难度。目前，我国各地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这是我国近期难以全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地税部门征收社会保障费，社会管理成本较高。社会保障费具有专用性和有偿性特征，其征收资料必须在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保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因而管理要求很高。它需要建立两套缴费单位与个人台账、两套机构、两套人马、两套计算机系统，新的税收征管模式也与社保部门管理方式有很大出入。这些都会明显加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社会成本。据测算，开征社保税以后，将有可能使纳税人的负担率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10个百分点，这无形中就增加了政府的管理风险与压力。

第四，社保基金改为社保税后，还会提出一个问题：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称？基金缴纳者交一定费用，就可以相应地享受到社保权利；而转变为纳税人以后，权利与义务就不是一个对应关系了，这对纳税人来说，承受能力是要面临考验的。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税制的设计问题

纳税人。根据国外通行做法，我国境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人员、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均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行政机关与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可不作为社会保障税的法定纳税人，但财政部门与行政单位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劳动报酬计算出来的税金，由财政部门列入预算支出，划拨给社保机构。另外，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农村收入水平低，负担能力有限，近期内，暂不把农民列入纳税人行列。可选择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村地区作为试点，待时机成熟，再因地制宜，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对象与计税依据。我国社会保障税应以纳税义务人的工资工薪收入或实际收入以及自营人员的事业纯收益额为征税对象。包括企业与非国家拨款事业单位或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各类职工的实际现金收入与非现金收入，以及私营业主、城镇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商户的净收入。对纳税人除工薪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资本利得、股息利得、利启、收入均不计人课税基数；征税对象扣除必要的抵扣项目后的余额即为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鉴于社会保障税是权利与义务对等、专款专用的一种特定目的税，原则上不应予以减免税。依照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采用累退性质的带有上下限的社会保障税制是较为适宜的。一方面我国目前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对较低，带有上下限的社会保障税不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沉重的负担，有利于个人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就纳税意识与对人的心理影响而言，带有上下限的社会保障税较累进税易为人们所接受。另外，从税务分析的角度看，带有上下限的社会保障税具有内在灵活性，可通过对其进行指数化，调整最低生活费收入、应税收入上限、供款率等指标来适应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也保证了税收收入的稳定性。

社会保障税税目和税率。参照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现行社会统筹项目，考虑到目前社会保障的重点，建议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制体系下，分设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税目，其他如生育、工伤保险等项目待日后时机成熟再开征；社会保障税税率的确定既要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又要考虑到目前企业与个人的负担能力，并且不宜与当前各项缴费率水平相差过多，以便于制度转换与衔接。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宜过高，具体税率应根据我国现阶段居民平均支出水平测算养老金和失业金等支出的需要，并参照现阶段各地区、部门统筹这几项社会保险费实际情况，综合计算确定。建议我国社会保障税采取分项比例税率，养老保险税率：单位按工资总额的20％，职工按工资总额的5％；失业保险税率：单位按工资总额的2％，职工按工资总额的1％；医疗保险：单位按工资总额的11％，职工按工资总额的2％。

社会保障税征收管理。社会保障税宜确定为地方税，实行属地征收的方法，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税收收入经地方财政按时足额转到社会保障机构，专款专用。同时，参照国际惯例，采用“申报纳税”和“源泉扣缴”相结合的征缴办法。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纳税人可实行自行申报的办法；对于在职职工可由企业在支付工资、薪金时实行代扣代缴；而对于自由职业者则由业户通过一些中介组织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的帮助进行申报纳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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