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体系十篇

税费征管体系篇1

一、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统筹层次

一段时间以来,无法“全国漫游”的社保基金,成了劳动者跨地区就业之痛,一旦劳动者异地就业,则直接导致其养老保险权益丧失,近年来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退保潮,主要根源是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不能“全国漫游”。为进一步实现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互助同济,推进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全国人大第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

2、有利于保障社保基金安全

地税部门是专职组织收入的行政执法机构,拥有一支熟悉社保政策和征管业务的干部队伍。在多年的社保费征管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征缴体制和机制。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将进一步理顺社保费征缴主体关系,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有助于消除目前征管体制下部门职责不清造成的征管被动脱节、办事交叉重复等弊病,有利于完善“税务机关征收、财政部门管理、社保机构发放、审计部门监督”的社保费科学管理体制形成,有效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与完整。

3、有利于提高社保费征缴效率

社保费与税收的征缴对象范围基本一致。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将进一步落实社保费“随税同征、随税同管、随税同查”,充分发挥地税部门的管理资源优势、信息优势,实施全面费源监控和规模化、集约化管理,确保社保费应征尽征,为我市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

4、有利于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

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改革除了模式部门职责不清、业务流程不畅等弊端,地税部门承担社保费申报、审核、稽核等职能,开创了责权匹配、征管一体工作新格局。全责征收后,地税部门将对缴费单位不为其员工正常参保、不如实申报缴费、欠费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依法受理、处理有关社保费的各项/投诉和争议,定期公开社保费重大案件,有效保护广大缴费人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改革的客观性与必要性分析

从1998年开始,我国社会保险费实行“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模式,先后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税部门开始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且基本按照税收征管的模式进行。但从总体上看,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等复杂原因,我国社会保险费税收征管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费改税”。只能说是“费的性质、税的运作”。

1、客观性分析

新征管模式使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照常运行、个人账户的特点继续保持与做实个人账户的改革继续稳步推进、现收现付基础上部分积累制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仍是改革方向。社会保障部门与地税部门协手合作,打造了一个事权与责权明晰、主体与辅体互为交融的责任边界。这种改革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基于现行社会保险费征缴不力、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滞后等原因的一种理性改革,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以此为契机,亟需树立公民的社会保障理念与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理念。

一是“全责”;二是“社保费”,责任主体是地税。社会保险费由地税部门“全责”征收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代收”,其实质内容的改变就是全面提高征收质量和确保稳步提高社保费收入、规范社会保险费从缴费登记到划解基金账户的全流程程序管理、收支分离实现多方参与的相互制衡机制以保证老百姓的“活命钱”不受侵占。

地税全责征收社保费,将更充分地发挥地税部门的体制优势、管理优势与技术信息优势,理顺社保费多方参与的管理模式,实行多元制衡与立体监督,事实上就是围绕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这一核心指标服务的。

作为社会保障财政和保险的大数法则而言,实行地税全责征收最大一个亮点就是将基本养老保险费逐笔按比例分别划入市级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省级养老保险调剂金专户,解决长期以来养老保险基金“统而不筹”的体制难题。养老保险调剂金专户的夯实做强也为其它险种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做出了表率。在更高统筹层次上建立各社会保险险种的调剂基金,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保障的本质,为降低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险缴费奠定基础,降低社会保险风险,实现养老保险等险种调剂基金的硬着陆,最终受益的是企业和参保人。

2、必要性分析

地税全责征收之后,社会保障部门将从繁重的收费事务中解脱出来,着力提高社会保障行政效率,强化社会保障部门的公共服务绩效,履行政府社会保障职能,建立以社会保障受益人为中心的各种服务体系。地税部门成为社保费的征收责任主体,恰恰是提高了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的政府元素,有利于发挥专业队伍的品质,降低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成本,为老百姓谋益。

国务院1999年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基金可以由地税机关征收。这就为社保费移交税务部门征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地方税务机构有着多年征收社会保险费的经验积累,拥有遍及全国、组织严密的征收机构和一支专业较强、素质较高、善打硬仗的征收队伍,保证了社会保险费征收规模的稳定增长。

如果执行地税全责征收社保费,明确了地方税务机关、劳动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责任分工体系,对全方位提高社会保障整体服务质量将起到关键作用,充分利用地税部门多年来逐步建立的立体性、全方位的税收监管网络,加强对参保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管理和缴费检查,可以有效防止申报不实和逃避社保费现象,做大做实做强社会保险基金。在切实保证社会保障覆盖面稳步拓宽的同时,保证老百姓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中受益和待遇得以增长,这就是最大的社会民生。

三、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险体制的重要举措

全国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社保费用征缴体制:一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全责征收;二是地税部门全责征收;三是地税部门非全责征收;四是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分别征收。

所谓“地税全责征收社保费”,就是社保经办机构将社保费的申报、核定环节移交地税部门负责,由地税部门全面负责社保费征缴环节中的缴费登记、申报、审核(核定)、征收、追欠、查处和划解基金专户等相关工作,并将征收数据准确、及时传递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记帐。这样,地税部门不再是社保经办机构的人,而是成为了社保费的征收主体。这种征缴体制的改革,不仅明确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主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对提升政府工作效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有利于建立起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三方机制”,完善社保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

推行地税全责征收社保费,进一步明确了地税部门征收社保费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建立起“地税部门负责征收、财政审计部门负责监管、社保机构负责发放”的“三方机制”,使不同部门各司其职,有助于实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行为的有序化、规范化,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保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提高社保管理工作的效能。财政部门则专责社保基金的管理,一方面监督地税部门依法征收,另一方面则监督社保部门依法发放,保证资金安全。从实践看,“收、管、支”三分离的“三方机制”是社保体系健康运作的必要组织和程序保证。

2、有利于解决社会保险扩面难的问题,有效提升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效率

地税部门在长期的税收征管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征收经验,建立了严格的管理体系,有着一支作风过硬、执法严格的干部队伍。确立社保费的地税全责征收,可以充分发挥地税部门在征管体制、信息网络、机构人员方面的优势,加强社保费的扩面征缴力度,增强社保费征收的法律刚性,从而建立起一个职责明确、征缴有效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体制。

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地税部门凭借其部门特点,发挥了征收有力和信息充足的优势,扩大了征收面,解决了缴费基数申报不实的问题,促进了社保费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推动了税收征管体系的完善。

3、有利于节约社保体系的运行成本

由税务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可以把社保费当作一个特殊税种,在登记环节把社保费登记和税务登记合并处理。由于管理办法和管理对象与其他税种基本一致,不仅没有过度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量和征收成本,还节约了参保人和参保单位的缴费遵从成本。在地税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后,改变了多个部门对参保单位收费的情况,减少了企业应对多头收费的麻烦和成本。而且,“收”、“发”职能的真正分离进一步简化了缴费程序,缴费人有关申报、缴费的事项在地税部门直接办理即可,大大地方便了缴费人。实践证明,地税部门统征社保费可以进一步简化缴费程序,节约社保体系运行成本,有效维护缴费人的合法权益。

4、有利于社保经办机构更好地为参保单位和参保人服务

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可以使人力资源与社保部门以及社保经办机构从原来繁琐的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全力投入到社保政策的制定和社保基金的发放工作中。社会保障机构不再负责社保费的收缴工作后,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人力进行社保政策的分析、研究和制定工作,深入了解参保单位和个人的情况,更好地为参保单位和参保人服务。而且,地税部门全责征收社保费后,社保机构消除了基金收缴的压力,有利于社保资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总之,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有利于社保经办机构认真做好社保金的社会化发放,提高社保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从而增加公众对社保制度的信心,因而也有利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税费征管体系篇2

一、改革前的农税征收方式及其弊端

一是“多头征收”：农村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分别由财政、地税和经管等不同部门分别征收；

二是“政府征税”：虽然农村税费由不同部门征收，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将农村税费征收任务分派给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征收。为此，还实行一定形式的责任制，如将完成征收任务和财政上交与乡村干部工资直接挂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取决于税费收缴完成状况。在实践中，乡村干部不得不将税费征收作为头等大事，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税费征收工作。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组织及乡村干部事实上是税费征收的主体；

三是“户交村结”：虽然有关文件要求农村税费征收要“户交户结”，征收到户、结算到户，但实际上，乡镇通常是将任务分解到村，由村组再分解到户，农民和农户向村委会上缴，征收机关则只与村一级结算，税票开到村。事实上是由村代缴，间接征收。

四是“突击征收”，每年夏秋两季，各乡镇及村组干部都展开税费征缴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对税费进行突击征收；

五是“行政强制”，一方面对抗拒不交的农民“拔钉子”，对完不成上缴任务的干部克扣工资和资金，给予一定的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政府和村组实行“硬结账”，政府完不成任务可以从下拨款中扣除，而有不少村组及干部则不得不先借款垫解上交。

二、农税征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2年，麻城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农民负担的“减轻、规范和稳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税费的归并和减免，或“费改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规范农民负担及农村税费的征收行为。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要求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税“实行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和简便易行的征收方式。采取以农业税收为主的方式，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实行符合农民意愿、能够为农民所接受的税收征收办法，便于基层操作和群众监督。”[⑤]基于此，在税费改革过程中，麻城市在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大力推进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此项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农税征收主体。根据《湖北省农业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麻城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农业税及其附加由各级财政机关负责征收，只有农税干部才能履行农业税征收职能，行使税收执法权；农税征收过程中，必须是农税干部开票和收税。

第三，重建农税征缴网络。一是在全市20个乡镇办建立了农业纳税大厅，实行微机管理，进行常年征收；二是在全市718个村都建立了农业税收纳税点，在边远山区、分散的自然湾、村、组，设立流动纳税点。实行“定点征收、定时征收、定额征收”的三定征收方式，方便农民交税。盐田河镇山大人稀，农税人员每到一个自然湾，就竖起一个“农税流动纳税点”的牌子，被人戏称为“农税大篷车”。从而形成了固定纳税点和流动纳税点相结合遍及乡村的征收网络。

其次，建立协税护税制度。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再直接征税，乡村干部也不再是征税的主体，只是协税护税；2003年全市聘请了协税护税员2000多名，每个村2-3名。协税员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税收政策宣传、掌握和提供涉税资料、送达有关税收文书、协调征纳双方关系和督促动员纳税人履行义务等项工作，但是不得直接经手票款，不能直接进入农户收税。

第四，完善委托制度。麻城有着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针对麻城蚕茧、粮食等农产品集中季节性上市的特点，与收购部门建立委托制度，并根据委托的数额在农业税征收经费中给予一定的报酬，充分调动部门的积极性。

总之，农村税费改革后，麻城初步建立了“以村组干部协税护税为基础，以农税干部直接征收为主体，以‘三定’征收为方向，以有关部门代扣代缴为补充的征管模式，初步形成了由农税干部、乡镇、村组干部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征税、协税、护税网络。”[⑥]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税任务的迅速完成无疑与全体农税干部们辛勤工作分不开。不少农税干部上山下乡、走村串巷地宣传和催征，如歧亭财政所的冯进贤经过耐心地工作，使连续14年从未交税的两个村民组一次性结清欠款。在征收中，农税人员采取灵活多样的征收办法，如对于主动一次性完成全年任务的纳税户给一定的奖励等等。这些都对动员和鼓励农民纳税起了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农税征收效率的提高本身与农村税费改革及征管体制的改革有直接的关联。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系列配套改革也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和农税的征收方式，为农村税费征缴提供了制度条件。尤其是改革大大强化了农税干部的责任，要求他们从简接的征管者向征收者转变，努力完成征管任务。从麻城农税夏征中，我们也发现，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从乡村干部征收为主向农税干部征收为主转变；二是农税干部从间接向直接催征转变；三是从向农民收税向农民主动纳税转变；四是从农税的突击征收向常年征收转变。这些均表明改革在实践中开始发生作用。在农税干部的征收行为和征收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农民的纳税行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

其实，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的转变不只是具有效率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尤其是麻城的改革旨在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农税征管系统，独立行使征税权，而乡镇政府不再直接征税，从而实现“税政分离”，这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农村基层治理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与变革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征税”和政府“收费”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资源的吸取，涉及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在我国乡村，尤其是像麻城这样的农业县市，税费的主要来源及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群众。税费关系也直接体现为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税费改革以前的国家与农民的税费关系来看，基本上可以用农民的话来概括，这就是“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农民的收获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分配。这种分配的基础是农村现存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是国家基于产权的保护即社会公共管理而获取“税收”，另一方面是乡村集体组织基于土地产权的拥有而获取的“费收”，其实质是“地租”。农民在向国家交税的同时也向村集体交“租”（费）。在税费的征纳方式上，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也常常是通过村集体代收的。当村集体收齐农民上交的税后，统一上交国家，村集体也因此成为纳税单位及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中介。如果仅从农民上交的角度看，可以说农民交给国家的税不过是交给集体的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集体从所收的租之中提出一部分上交国家。由此，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集体的税赋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农民与集体的租费关系。由此结成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

在税费征缴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村（村委会和村集体）与农民三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及权力关系，三者的互动及权利交换也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和权力结构或称“治理结构”。从集体产权的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委会代收代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行的村委会即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实际上是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的行使者。村民不过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人，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租佃关系”。在此情形下，村集体作为所有者应是纳税的主体，而村民则只需向村集体交纳“租费”。换句话说，从农民上交税费的角度看，农民完全可以不与国家发生关系，只需要上缴集体，由集体上交国家，而国家征税所面对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国家事实上无权、也没有必要向农民直接收取税费。也正因如此，国家通过村集体（村委会）征缴税费具有合理性。

然而，我们看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归并现行的税费，取消“三提五统”，仅收取“两税”、“两附加”，另一方在征收方式上由过去由村委会代收代缴转变为由财税干部直接征收。农民的“两税”和“两附加”事实上也不再由村集体来确定和分摊，而是由国家按承包的耕地面积及常年产量来计算。农民的上交也不再上交村集体，而由乡镇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收取。这一改革表明村集体和村委会已经不再能直接向村民收取“承包费”，其收入已经不再是依产权获得的收益（如原有的“三提”），而仅仅是从国家税收中返回的“两附加”。由此，村集体事实上丧失了依据集体产权向农民独立自主地收取“租费”或占有生产剩余的权力和地位。换言之，村集体变成了国家税收的分配、计量及协助征收的单位，而不再是拥有独立产权的主体。按照一些村干部的说法，“村被架空了”。这也表明，国家权力进一步下伸到乡村社会并直接面对农民，原来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正向“国家与农民”的“二元结构”转变。这无疑是税费改革及农税征收方式改革所引发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及乡村治理结构的革命性变化。

不仅如此，税费改革及税费征收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乡镇政府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的转变。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乡镇“税政不分”及由此出现的“以政代税”，乡镇政府直接从事税费征收并成为事实上的征收主体。这种做法不只是乡镇政府功能混乱和变异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其本质是政府行政机关直接从事税费收缴，集收支大权于一体。由于税收本身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与行政权合一，“既花钱、又收钱”，不仅违背了政府机关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专横，难以杜绝乱收费、乱花钱及形形色色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并引发干群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英国革命时期，1679年的《权利法案》就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从而确定了现代民主政治中“行政权、征税权及预算权”相对独立的原则，作为“花钱”的政府不得直接“收钱”（征税）。事实上，我国的《预算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对严格预算管理及依法独立征税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就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税法还特别指出，“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从而明确税收执法主体及征税权的独立性。麻城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切实贯彻了这项原则，开始实现从传统的由政府直接征收向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使乡镇政府从繁重的税费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职地从事为农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此项改革促成了农村基层政权内部的职能分工及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改革削弱了行政部门的直接征税权，为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显然，从麻城的改革和实践来看，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不仅引起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促成了政府职能的分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乡村征税权的独立、征税系统的重建以及乡镇政府的职责转换表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变革。

四、有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在任何时代，改革和创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一位改革者都会深深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应该说，迄今麻城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但是，他们自身也意识到其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农税征管立法滞后，农业税征管条例一直未出台，而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税征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难以为农税征收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目前一些乡镇债务比较严重，农民要求以债抵税、以欠抵税，造成农税征管的矛盾和困难。不过，农税征收体制改革与实践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的矛盾和困难。

解决征管任务和征管能力矛盾的另一种对策选择是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和干部的协税作用，甚至采取一定形式的委托。也正因如此，麻城市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协税护税制度，每个村聘用2-3名协税员，协助农税的征收。在2003年的夏征过程中，对乡镇和村组实行“两挂钩”办法，对乡镇将任务完成情况与资金调度和专款拨付挂钩，对村组与转移支付挂钩，“即对完成情况好的乡镇在资金调度、专款拨付上优先考虑，对村、组把两附加和转移支付与村完成任务情况挂钩。”显然，这也是旨在通过调用现有乡镇和村组织的力量来弥补专职农税征管能力的不足。这无疑是为了缓解征管力量不足的一种现实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协税在目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的办法，与改革前对乡村的委托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一旦与直接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强制结合起来，虽然的确可以强化征管能力，但委托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危险依然存在。

当然，基于农税本身的不合理性及其高成本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有限性，国家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正如现在一些地方取消农业特产税那样。这无疑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有效地解决，即使低税或无税均不可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历史上有不少时期实行“什一税”甚至“三十税一”，但农民负担依然沉重，究其原因也在于，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和官吏不得不巧立名目、上下其手、自行加派，进而成为“小民的无尽的负担”。对于当前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农业县市来说，如何保障其合理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显然是取消农税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同样可能反弹。当然，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并不是取消农村所有的税种，更不是不需要独立而高效的农村税务征管机构。因此，对于农村税费征管体制的改革仍然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麻城的改革也因此具有其历史的地位和现实的意义。至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麻城独有，它也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普遍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阔的乡村和分散的农民，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永存的，而如何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则始终是一个民族的难题。其实，这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困难之所在。

[①]本文是2003年6月份笔者与汪志强、袁方成等对麻城市调查基础撰写的，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也是乡村公共财政和农村税费改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麻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我们的调查工作的信任、支持和大力协助！

[②]据《麻城市2001年财政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表》测算，参见麻城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zfzc.htm

[③]戴福生：《山区农村村级债务成因及对策》，麻城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mczfb/web/37.html

[④]戴福生：《浅谈村级债务》，麻城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mczfb/web/36.html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2000年3月2日，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手册》，2003年1月版，第6页。

税费征管体系篇3

税收征管效率一般包括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其中，税收行政效率是税收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也被称为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税收收入的实现，离不开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其他管理费用，即征税成本；也离不开纳税者在计缴税款过程中所支付的纳税费用，即纳税成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统称为税收成本。税收成本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为筹措税收收入而加诸社会的全部费用或损失。

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即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税务机关征税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对比关系。

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主要有征税成本率。

征税成本率＝一定时期征税成本÷一定时期征税收入×100％

根据该指标，可以具体计算某地区或征收单位、某个税系或税种的征收成本率。可以横向比较同期不同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的征管效率高低、不同税系、税种和征管难度；纵向比较不同时期一个国家、地区、征税单位税务管理水平的演变情况，同一税系、税种的费用变化情况。

二、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分析

（一）我国税收成本构成

我国的税收成本构成主要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1．征税成本。即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种费用。

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过程包括制定税收制度、组织征税活动、开展纳税检查并处理违章案件3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征税成本也由立法成本、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3个部分构成。其中，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税收立法而支付的费用包括在国家管理费之中，一般无法单独成立预算，所以,,征税成本一般是指税务机关为组织征收活动、检查纳税情况以及处理违法案件而支付的征收管理费用，即征收成本和查处成本。每部分征税成本基本上由4个项目要素构成：（1）人员费，即有关人员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2）设备费，即有关机构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及交通和通迅的价值损耗，其他固定资产购置、维修费或货币支出；（3）办公费、即必需的公务经费，如资料费、调研费、诉讼费、查处违法案件协作费及各种对内外的交往费用等；（4）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费用、税法普及费、税务人员的培训费用、协税护税费用、代扣费用及税收征管有关的其它费用。

2．纳税成本。即纳税人在计缴税款过程中付出的费用。

纳税成本在西方税收学界又称为“奉行纳税费用”，在我国则称为“税收奉行成本”。一般来说，在下列4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纳税成本；（1）纳税人按税法要求，必须进行税务登记，建立账册,完整规范的账册让税务机关核查。（2）在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下，纳税人首先要就纳税期限内的应税事项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报或电子申报、邮寄申报、委托申报等，并按期足额缴纳税款。此过程中，纳税人聘请会计师或委托税务机构填报申报表及申报缴税以及购置计算机、报税机与税务机关联网报税，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并花费一定的时间。（3）纳税人为正确执行税法，合理地缴纳税款，需要聘请税务顾问，同时在与征税机关发生税务纠纷时，还要聘请律师。（4）纳税人为了合法减轻其纳税义务需要组织人力进行税收筹划，即节税。对于这一项，西方称之为“相机抉择成本”。

计算纳税成本比计算征税成本困难得多，因为除了可以在纳税人账簿上反映出来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费用，另外还有无法用货币表现的时间耗费和心理费用。

虽然纳税成本难以量化，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经济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因为：（1）过高的纳税成本会激发纳税人千方百计寻找税法漏洞，甚至冒险违法，通过逃税或者黑市交易取得利益，以补偿其承担的纳税成本。（2）纳税成本具有累退性。生产经营规模越大，生产经营收入越高，其负担的纳税成本相对越小，使得纳税人极易滋行逆反情绪，从而导致征纳关系恶化，增加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二）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另一方面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付出的各类费用上升也很快。“高成本、低效益”已成为我国税收工作潜在的问题。

在我国，关于税收成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少，只有少数省市曾进行过征税成本方面的统计调查，结果是征税成本占税收总额都在3％以上。仅以1993年为例，我国年征收费用总额的3.12％，目前已达5％–––6％。而美国国内收入局1992年年报上公布的数据，当年费用占征收数的比例为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仅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在瑞典，即便是成本最高的所得税，其征税成本率也仅为1.5％。由此可见，我国的征税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另外，从纳税成本方面来看，也不是没问题的，只是较为隐蔽。例如，“内行说不清，外行看不懂”的税收制度结纳税人带来极大麻烦；各种各样的纳税申报表也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国、地税分设、征管查三分离造成的多人多次进企业检查给纳税人增加了时间及心理上的负担；税务人员素质低给纳税人带来更多的耗费；一些地区税务部门的行业不正之风，使纳税人不得不承担一些敢怒不敢言的开支；纳税人花心思千方百计逃税的现象严重………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成本虽然很难进行理论上的统计，但从偷逃税现象日益严重、纳税人呼吁减轻税收负担的情况来看，我国纳税成本也不低，而且呈上升趋势。

（三）影响征管效率的因素

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很多，有制度上的，有征管上的，有方法上的，也有人员素质上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

1．税收征管体制.

目前我国设置国、地税两套税务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接收收入。但这种重复管理、征收、检查，加大了征税成本与纳税成本。

2．税收制度及课征方法

我国目前实行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非常繁琐，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3．税法的严密程度。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是个粗线条的，还无法保证查处大型涉税案件整个执法过程的需要，即影响征管效率，同时又增加了征税成本。

4．征收管理手段。

税务系统近年来购置了不少计算机，由此造成税收成本在短时间内的较大增加。但是利用率不高，多数用于会统票证处理，电脑化管理对控制偷税末起到应用的作用。

5．人员素质。

目前税务系统间接征税人员比重较大，直接影响了税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在全国100万税务大军国，仅有18％至25％受过高等教育，这也直接影响了税收工作效率。另外，纳税人员素质高低也必然影响税收成本，对于纳税意识差、办税水平低、财务管理混乱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培训、辅导、管理、检查，增加了税务机关征管难度，也加大了税收成本。

6．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

事实上，税务成本与企业成本一样是

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两部分构成的，而且，其补偿的最终来源仍主要依靠税收收入。可见，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只关心税收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重视税收经济调节作用，不考虑税收成本、忽视税收成本核算是极其有害听。

三、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思考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管理手段、队伍建设、税法宣传、纳税申报等各个环节贯彻效率原则，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树立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从决策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进行税制改革，简化税制,优化税制结构，提高整体税收效应。从征税人的角度讲，主要是要严格依法治税，严格税收征管，简化规程，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化税收征管手段，全方位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征管效率。从纳税人的角度讲，应提高自身的纳税意识和税收业务水平，自觉申报纳税。从用税人的角度讲，应明确厉行节约的观念，提高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率，为纳税人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使纳税人感觉到纳税是享受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以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净化税收环境。

（一）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

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包括两层含义，一要简化税制；二要设计便于征管的税收制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列举了4项税收原则，除平等原则外，其余三项皆与税收征管效率有关，这就是：最小征收费原则，要求征收成本与入库税收收入之比最小；确实原则，要求税制不得随意变更，尽力使纳税人清楚明白；便利原则，要求征收时间、方式、地点应尽量方便纳税人。

（二）优化征管模式

从税务机关来看，应该尽快摆脱“保姆”角色，向为纳税人服务的功能转化。将多数基础工作交由纳税人完成或由纳税人委托税务机构完成，表面上是将征税成本转化为纳税成本，但从整体上看，税务机关为此腾出人力、物力加强征收管理、信息管理，从而可以增加税收收入，提高工作效率。

在征管模式上，应改变以“人海战术”为主的征管模式，强调专业化分工，按登记、征收、检查三大系列设置税务机构。

在征纳方法上，应更多依靠税务人办理纳税事项。

（三）提高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程度

我国税收征管电脑化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取得了一定成绩，计算机基本普及到一级税务机关，并建立了一支计算机专业技术队伍。但是与其他广泛运用计算机于税收征管领域的国家相比，应用面小，应用深度也很晃够。因此首先要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在没有运用计算机的地区应尽快实现征管电脑化，并建立起计算机网络。其次，尽快开发和运用功能齐全、安全可靠的业务管理软件，争取在税务工作多个环节上发挥计算机的作用，特别是推行电子报税及税款征收无纸化。第三，扩大计算机系统与其他部门的联网范围，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交易信息，便于税务检查选案。

税收征管电脑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时间，但其他投入的回报却是长期的、高额的。它是提高我国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由之路。

（四）建立成本核算制度

我国建国50年来，税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可供考核。即便是当前公布出来的少数区域性成本，其统计口径差别也很大，缺乏可比性，准确程度也值得怀疑。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规范、系统、科学的税务成本核算制度，由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统一的税务成本目标管理制度，包括：税务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监督、降低成本核算方法和违章处理等内容。其中重要的是税务成本开支范围和成本核算方法的确定。

1．税务成本开支范围。

（1）人员经费，如工资、补助、福利基金、养老保险等；

（2）办公经费，如差旅会议费用、印刷费、保管运输费、科研经费、代扣代缴手续费等；

（3）纳税人消耗费用，如培训、宣传咨询、各种报表印刷费等；

（4）设备设施费，如低值易耗品购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租凭赁维修费等。

2．税务成本核算基本方法。

将税款征收过程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归集后，必然选择适当的方法，分配到各税收核算对象中去。基本方法有按实际耗用直接摊入、按耗用工时进行分摊、按收入额比例分摊等。

税务成本应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向政府报告，并向公民公开。对非资金性耗费和纳税人耗费也应进行调查并加以估算。

（五）合理配置税务人员

应贯彻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面向征管、面向基层”的精神，精简机构，压缩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间接收税人员，加强税收征管第一线的力量。

首先，征管力量应倾向于能带来高税收收入的纳税人身上。如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量应加以调整，将征收精力主要放在大型私营（个体）业主、歌星、厨师等娱乐业、饮食业、文化体育业高薪人员、包工头及其他承包人等的身上，委托合适的机构征收；对个体户应抓住大户，促进小户，带动中户，以降低税务机关征收成本。

其次，运用抽样审计技术进行稽查人员的配置。每年对所有纳税户进行一次普遍性检查的办法并不可取，既增加征税成本，又影响检查深度。应改为运用科学的抽样技巧，即把检查密度、实际执行次数与造成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一些因素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尽量使收入与成本的边际效益最高。

税费征管体系篇4

2001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征缴通知》要求，社会保险费移交地税系统征收，这是自治区政府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也是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十多年来呼和浩特市地税局紧紧围绕自治区地税局和市委、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税费并重、税费统管、以税促费、税费捆绑征缴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完善社保费征缴管理体制，结合社保费征缴实际，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实现与财政、劳动社保、银行等部门并网征缴，形成了分工协作、信息共享的社保费征缴格局，提高社保费核定及组织收入工作效率，2001年—2012年10月底社保费征缴入库累计214.83亿元。使社保费收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自治区首府的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缴体

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是民生的重要支柱，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惠民、为民的德政工程。呼和浩特市地税局党组始终把社保费征缴这一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明确的征缴体制、完善征缴机制是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前提。几年来，该局针对体制运行之初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信息不畅等问题，经过不懈努力，于2008年力促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监督管理办法》，同时规定了从2009年起，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市财政、地税部门对社会保险费实行集中统一核定，进一步创新完善了社保费核征和部门间配合机制，同时结合工作实际构建并实施了“3155”社会保险费征缴模式：“3”即社保、财政、地税三部门统一核定、扩面。以社保部门为主，财政、地税部门配合参与核定、扩面，一方面加大了核定扩面力度，同时保证了核定基数的准确性，避免了以往核定征收“两张皮”的问题；“1”即地税部门一个征收主体和人民银行国库一个入库途径，严格了国家及自治区关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规定，确保征缴过程中基金的安全；5”是财政、社保、国库、银行、地税五部门数据信息共享，打开了部门间信息沟通渠道，提升了部门间信息化的交流平台，初步构建起全市社会保险金征缴管理的信息化平台；“5”是五大险种统核统征，既保证了参保单位的应保尽保，也保证了社会保险费的应核尽核，应征尽征，大大提高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效率，也保证了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征缴模式的创新和完善，不仅极大的提高社保费征缴效率，同时加大了部门间的沟通配合，提升了管理层次，使“税务征收、社保管理、财政监督”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规范，真正实现了社保基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筹措和营运机制收、支、管、用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确保了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完整与规范运行。

二、强化基础管理，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顺

利进行

呼和浩特市地税局始终坚持“税费并重、税费统管、以税促费”的工作方针，采取税费同部署、同落实、同征收、同管理、同检查、同服务等多种征管方式，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与税收征管并轨，即将“费”按单税种进行管理，将费的征、管、查职能纳入到基层分局各职能科、所中，从过去单一的管税到税费统管，缴费单位进行纳税申报的同时必须进行缴费申报；在基础管理中，实现社保管户一户一档，建立电子档案，实现税源档案资料与费源档案资料的互核互补；建立社保费重点户清册报送制度，强化对重点行业和新的收入增长点的有效跟踪；将稽查检查、内部审计、社保费专项检查工作纳入社保费监管工作中，规范了社保费征缴行为、加大了清理欠费的力度。

三、创新征缴手段方式，不断提升社会保险费征

缴水平

该局本着“规范、高效、易操作、便服务”的原则，建立了社会保险费信息化征缴管理系统。一是针对自然人缴费开发并使用了呼和浩特市自然人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系统。经过几年的运行和完善，目前已形成网上传递核定信息、计算机开票、POS机刷卡入库、自助查询的征缴模式，社会保险费征缴点也由十几个扩展到200个，极大地方便了广大缴费人，提升了工作效率。2009年呼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交由地税征收后我们通过该系统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30余万人2200万元的缴费任务，2010呼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同时全面开征，又顺利地完成了3167万元的新农保和9131万元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征收任务。科学化、专业化的信息化征缴手段，确保该局社保费征缴工作实现了由手工到现代化的蜕变，解决了多年来困扰社会保险费规范征缴的难题。二是针对单位缴费人，该局开发并运行了费库银并网征收系统。通过在社保、地税、财政、银行、国库各部门搭建的网络平台实现征缴信息共享，大大提高了信息对接、统计、对账的速度和准确率。从2010年4月份上线截止到2012年9月底，全市地税系统17个征管局3949户企业均实现了费库银并网征缴，并网征缴率达91%。

四、密切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畅通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联结渠道

该局本着顾大局，讲团结，求谅解，重协作，求共赢的协作方针，建立了权责明确、衔接顺畅、风险共担的社会保险费征缴协作机制，较好地解决了业务流程、信息共享、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制度建设和扩面宣传等诸多问题。特别是2009年呼市陆续开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后，该局积极启动协作联动机制，通过搭建与社保局核定信息共享下的简化征收，与社保、财政、国库等部门运行税费库银并网征收，与银行协商设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险费征收点等创新手段，在确保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顺畅运行的同时，不断拓展协作层面，为今后彼此协作配合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完善社保费组织机构，加强专业化管理

税费征管体系篇5

关键词：社会保险费；税务部门；统征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意义

(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在我国，税务部门肩负着筹集国家财政资金、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能。经过多年实践，它们积累了大量和丰富的征管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作风过硬、业务精熟、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同时，税务部门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拥有在登记、申报、征收、管理、统计、检查、清欠等环节征管工作的优势和手段。因此，实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税务部门的征收优势和运行机制，而且还可以不断规范社会保险费征收行为、提高征管质量和降低征收成本，有利于保证和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

(二)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完善

由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按照税收征管模式对社会保险费实行规范化征管，不仅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由收支混合管理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用等运行过程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同时，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又大大减轻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量，能够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繁重的征收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有利于促进税务机关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

征收社会保险费，是税务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是税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为国分忧的具体体现。税务部门通过征收社会保险费，不仅扩大了收入规模，而且更多地参与了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这将直接有助于税务部门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此外，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可以为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准备条件。

二、云南省某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成效

按照《云南省社会保险费统一征收实行办法》的规定和要求，该市地方税务局于2003年7月正式启动了社会保险费统征试点工作。三年来，该市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初步建立和规范了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具体制度

两年多来，该市税务部门围绕着抓紧抓实组织收入、强化征管和优化服务的原则，初步实现了以“统一征收机构、统一征收范围、统一征收办法、统一入库方式和统一征收票据”为内容的“五个统一”；将税收机制全面引入到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中，逐步形成了“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着手费源监控管理，不断强化和规范欠费管理及清缴措施；加快推进全市性的部门协调，促进建立和完善部门协调制度和系统内部管理制度等等，从而使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不断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社会保险费收入稳步增长，征缴力度不断加强

从收入总量来看，2003年，该市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170,282万元，比2002年增长了17.15%；2004年，共计征收社会保险费229,2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34.62%；2005年，实现社会保险费收入263,641万元，比上年增长了15.01%，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保险费收入的稳步增长。同时，不断强化欠费清缴，努力推进征收扩面，征缴力度得到不断加强。以2005年为例，全年共扩面4,600户，约占全年实收社会保险费户数的8.85%。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信息化建设直接关系着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的有效运行和统征工作的实际成效。为打破信息化建设滞后的“瓶颈”制约，该市地方税务局已先后两期进行了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一期中，该市地税部门一方面加大硬件投入，及时补充、调整和维护征收一线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另一方面，通过对原有医疗保险等征管软件的功能拓展和使用层次延伸，不断修改、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管系统软件。特别是第二期以数据大集中模式的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系统的成功开发并于2005年1月1日起的正式上线运行，不仅基本实现了部门内部信息资源共享和促进了征管流程的进一步规范，而且全面提高了该市地税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技术层次和信息化水平。

三、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相关立法滞后

当前，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而该条例总体上沿用的是原劳动保障部门的征收模式。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后，其征收方式按收支两条线管理原则必须进行相应变革，原有模式显然已难适应税务部门统征的需要。比较而言，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立法进程，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缺乏全面和完整的法律规范，并造成税务部门在实际征收工作中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措施。社会保险费虽然由税务部门征收，但并没有赋予税务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手段，税务部门很难象适用税法那样采取诸如冻结账户、银行扣款、查封资产等征缴措施，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税务部门征收只是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不仅给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带来了难度，而且还严重制约了社会保险费征缴率的提高和征管力度的加强。

(二)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各项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首先，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存在各险种缴费基数口径、参保范围不同等问题。社会保险费各险种缴费基数构成口径的不统一和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参保范围的不同，直接带来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间的费负不均，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且还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和统征制度的规范。

其次，社会保险费欠费问题依然突出，征缴面扩大尚有一定困难。虽然该市税务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种强化清理欠费的措施，但欠费问题依然突出，欠费管理办法和制度急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目前，五个险种都存在欠费问题，尤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最为突出。

第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征管流程尚需进一步规范。虽然“税费同步征管”制度和模式的推行，确保了社会保险费在征管流程上的初步规范和有效运行，但是，社会保险费的征管离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目前社会保险费核定权和征收权的分离，税务部门在扩大覆盖面、核实缴费基数等方面就很难解决在征收前就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等问题，不仅影响了缴费的快捷性，而且也影响了缴费人的积极性。

(三)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首先，部门权责尚未有效协调。就目前而言，虽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已明确规定可以是税务部门，有关法律和规定已从宏观层面对部门权责进行了界定，但由于统征涉及的部门较多，客观上依然存在着交叉管理严重、权责脱节、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等现象，有的甚至限制了税务部门征收职能的充分发挥。

其次，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社会宣传力度不够。社会保险费的统征，在税务部门内部已基本做到了思想认识统一，工作目标和重点明确，组织领导保障有力，但仍然存在社会宣传不够深入，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和充实，缺乏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等不足，致使有的单位和个人对社会保险费的知识知之甚少，思想意识不高，难以及时、自觉纳费，客观上给征收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着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均衡入库和征缴管理。

第三，信息化建设不能很好地满足统征社会保险费的需要。虽然该市税务部门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基础信息收集难、各部门间信息不对称、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欠费催缴方式与管理信息系统不匹配等问题。

四、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对策及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加快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

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法制建设和完善，是规范社会保险费执法秩序、健全统征社会保险费制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立法和加快法制建设，首要的是立足于强化税务部门的征收主体地位，从法律、法规及征管体制上逐步实现税务部门作为社会保险费统征唯一执法部门的地位，以便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手段，完成包括征收入库、处罚、催缴等方面的全部工作，有权对不缴纳或欠缴的参保单位、企业采取如税收一样的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以提高社会保险费征收效率和刚性。

(二)切实推进统征社会保险费各项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首先，努力夯实基础管理，进一步规范征管流程。夯实基础管理，就是要尽快实现缴费基数、参保范围、基础资料和参保代码等的统一。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缴费登记程序、建档管理程序、申报程序、征收程序，不断规范检查程序、催缴处罚程序、接受举报及处理程序和内部管理程序，实现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的科学规范。

其次，加强费源监控，积极稳妥地推进欠费问题的解决。加强费源监控，客观上要求确定费源监管的权责主体，定期、深入地开展费源调查，强化缴费人户籍管理和动态管理，对不同费源实行分类监管，建立对有效费源特别是重点费源的重点监控制度，不断促进有效费源培育，完善费源监控管理办法等。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保险费欠费管理和清缴，努力提高征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稳妥地推进征缴面的扩大。当前，在没有相关法规出台的前提下，要扩大社会保险费征缴面，首要的任务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保证法规覆盖的单位应保尽保，同时，积极开展试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将为数众多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覆盖范围，不断争取社会保险费征缴面的扩大。

(三)不断改进和完善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运行保障机制

首先，进一步促进和加强部门间有效协调。为此，必须进一步合理界定和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范围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由政府牵头负总责，劳动保障、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制度化监督协调机制，实现部门间的有效协调。

其次，严格依法征费，规范执法。依法征费、规范执法，是各级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要求税务部门在组织社会保险费收入和清缴欠费等工作中，必须始终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正确、有效地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征管手段和工具，应收尽收。同时，还必须坚持贯彻“税费同等重要”的原则，促进征税和征费良性互动的实现。

第三，加大社会宣传，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可以税收宣传带动社会保险费宣传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的长期宣传制度和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地征费信息和告知事项，包括建立对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欠费单位予以曝光、对诚信缴费的单位予以表彰奖励等制度和措施，逐步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意识氛围，不断提高缴费人的遵从度和支持度。同时，必须继续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采取形式多样、求真务实的培训方式，将社会保险费业务培训纳入税务部门基本业务培训的范畴；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杜绝“重税轻费”的思想，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能力。

第四，加快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统征社会保险费的质量和效率。社会保险费的统征涉及面广，数据量大，数据内部层次和关联多，数据的存储时间长，只有依靠信息化手段，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的需要。可行的选择是进一步强化税务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绝对优势，以税务部门数据大集中和医保现有系统为平台，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广多种申报方式简化申报、缴费程序，加快实现社会保险费信息资源在财政、税务、银行、劳动、社保等部门和单位的数据联网和共享。此外，统征社会保险费，还必须牢固树立成本意识，应积极采取各项具体措施从各个层次上努力降低统征社会保险费的制度成本、征管成本、遵从成本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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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素平.开创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新局面——全国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征管工作座谈会综述[J].中国税务，2003，(10).

[6]武汉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费改税”是我国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必然选择[J].税务研究，2004，(08).

税费征管体系篇6

世界各国对税收的管理办法比较一致，即税收的开征和调整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税收收入和支出得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对收费的管理，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是收费作为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补充形式，在国外，特别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都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收费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一级，其收人纳入统一的财政预算，对税收和收费实行分列预算，分别管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央一级政府基本上没有收费，税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收费收入所占比重很小。1991－1996年，各国中央政府通过收费筹集的收入占经常性收入的比重，一般在6％－15％之间。其中，美、英、法、日、意等工业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收费收入，其比重一般保持在10％左右。而在地方政府一级，情况就有所不同。据有关专家对近年来九个主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主要是收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的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收费收入的平均比重在22％以上，若将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收费收入计算在内，其比重可达到40％左右。表明收费收入是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与税收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哪个级次的政府，对收费收入的管理都采取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的作法，基本上消除了收费等非税收入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造成的负面影响。

2．任何收费项目的设置都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具有法律依据。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对收费管理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公共部门出台任何收费项目都要求有严格和复杂的法律和行政程序。收费的方式和数量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对于社会公益服务事业的收费和支出的预算与决算，政府必须进行审查和批准，并对其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同时，发达国家对公共服务的收费管理非常严格，收费项目和标准的确定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而且收费标准的确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需经过严密计算和公众讨论用前世界各国普遍的收费定价是按低于平均成本的边际成本收费。采取这一方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于部分纯粹公共商品，收取一定费用有利于减少浪费；二是对混合商品提供补贴，鼓励其按边际成本定价，以刺激消费，例如对公共交通设施提供补贴。三是对较低收入者给予适当照顾。

3．收费具有服务报偿的性质。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收费最大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公益服务性。在这些国家中，由于政府职能的限制，政府只是提供公共商品和混合商品，而不提供私人商品，因此其划分税收与公共部门收费的具体标准就是，依据纯粹公共商品与混合商品的区别，以是否存在无偿性为标准，来确定是采取征税方式还是采取收费办法弥补提供公共劳务或服务的成本。如日本、韩国、法国以及香港地区，对于公共交通、城市供水、邮电通讯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益事业大多实行收费而不是通过税收来解决资金问题，由于对公益服务事业收费比对其征税更容易使被征收对象接受，收费比税收的无偿支付更有利于节约和注重成本、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减少资源浪费和政府支出。因此，大多数国家对公益事业这种混合商品采取收费的方式弥补其成本是符合自身特点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

二、借鉴国际经验，清费立税，规范政府收入机制的基本思路与政策措施

通过对国外政府收费情况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在运用税收与收费这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形式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经费挤税，税“小”费“大”，本末倒置。二是在运用收费形式时，未能将其纳入法制化和预算管理的正常轨道，以致使收费出现过多过滥的无序化状况，而且愈演愈烈。针对这两个问题，清费立税，进行税费综合改革应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收人为辅，税费并存的政府收入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税收与收费在筹资中各自的优势与作用。具体而言，规范税费关系的总体思路应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是治理收费的思路，其次是税费综合改革的思路。

（－）治理收费的思路

治理收费，首先应对当前种类繁多的收费正确地进行分类。目前的各种收费按其征收特点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各种规费，即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为居民或团体提供特殊服务或实施行政管理收取的手续费、注册登记费、诉讼费、证照工本费等，此类收费的数量一般以服务的立一叠成本为根。二是经营性收费，即某些事业单位以盈利为目的，按照市场准则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的费用。三是税收性收费，即凭借政府权力收取的，交费与受益无直接关系，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收费，包括基金及相当部分的行政事业收费。四是不合理收费，即背离市场化要求，阻碍经济发展，损害人民利益的收费。

从上述对收费的分类来看，目前治理收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总体设想是取消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规范一部分，改税一部分，对不同种类的收费采取不同措施。

（l）取消一部分。即取缔各种不合理的收乱摊派、赞助等。具体操作可对照国务院和财政部下达年度全国性及中央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执行，凡不属于费的性质或不在目录上列示的项目，应坚决取缔；对省级及以下政府的收费项目，违背国务院及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的各项不合理收费，也应予以取缔。

（2）保留一部分。对于规费，应当予以保留。并进一步完善其管理制度，使规费真正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补充。规费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普遍性收费，此类收费完全必要，而与税收形式相比，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存在费改税的问题。规范化的做法是纳入预算，依法管理，并严格控制征收范围。

（3）规范一部分。对于经营性收费，应逐渐从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中剥离出去，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完全推向市场。对于已放开标准的事业性收费应逐步与挂靠单位脱钩。鉴于经营性收费具有明显的赢利性，同时交费与受益具有直接的相关性，故此类收费应与企业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劳务收取的费用同等对待，在必要的情况下才通过法规对收费标准等进行约束。

（4）改税一部分。对于一些具有税收“三性”特征，具备税收的实质，只是以收费的形式存在的收费项目，应创造条件，将其尽快规范为税收。目前这些以收费形式出现鼓实质上税收大部分为预算外资金，存在项目重复、收取依据软化。多头管理、收支一条线、缺乏监督，使用效益差等缺陷。亟待还其税收的本来面比纳入规范的预算管理，提高征收刚性。由于当前税收性收费内容繁杂，数量较大，因而成为治理收费中的难点与重点。

（二）税费综合改革的思路

由于进行“费改税”的改革既涉及到国家与企业、居民分配关系的调整，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以及财政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财力财权关系，加之收费项目繁杂，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费改税”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资改税”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将部分收费并入现行设置的税种中、尽可能避免税种过多，增加人民的重税感。二是将不能合并且具有独立性质的收费在税收体系中设置新税，以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增强税收刚性。具体思路是：

（l）改革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将土地管理方面的收费纳入其中。土地管理方面的收费实际上是对税额过低的土地使用税的补充，具有与房地产税收相同的性质，应将其纳入房地产税收中。计税依据可改为房地产的评估价值，设计相应税率。对于不同地区，当地政府可在中央制定的税率范围内确定本地区适用的税率。

（2）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用于城建方面的挖掘费、城市建设费、市政设施配套费等收费项目并入其中。将其计税依据改为销售额与营业额，改变城建税实际上的附加性质，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独立税种。确定税率时可考虑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率浮动范围内、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适用税率。同时将其课征范围延伸至外资企业，名称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以法律规范保证地方政府有充足资金用于城乡维护与建设。

（3）改革资源税，将资源方面的收费并入其中。将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合并，更好地加强对国有资源开发利用的集中管理，真正实现资源的有偿使用，遏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同时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国有林业资源、水资源、草场资源占用等取得的级差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允许各地根据本地资源情况增加资源税或调整资源税税率，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亦可使各地自行征收的诸如水泥工业发展基金。煤炭建设基金等基金名正言顺地并入资源税中。

（4）改革农业税，对农业税制进行调整与完善。对农牧民的收费，要结合农业税的改革，将其中在国务院确定的合理负担限度内的部分转为农业税收，超出部分一律取缔。同时，还要进行乡镇政府职能的转换，将属于乡镇政府职能范围内的所谓“五统筹”纳入农业税征收范围，以减轻因多头收费给农民造成的额外负担。另外规范乡镇政府的各项开支，割断农村政府向农民伸手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渠道，节省农业税征管成本，缓解干群矛盾。

（5）设立燃油税。目前由公路、交汇等部门分散征收的养路费、运输管理费、客货运输附加费等收费，不利于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而且交通运输行业的收费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相应的税收，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秩序，因此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收费分门别类加以合并。征收燃油税已迫在眉睫，虽然原拟出台的燃油税改革方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实行，但是此项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6）设立社会保障税，以代替各种社会保障方面的收费。社会保障税，是专门用于退休养老和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税收，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征收的主体税种之一。当前，我国失业保险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等的管理处在极不规范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收取上的分散性，使用上的低效性。开征社会保障税，使之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既有利于以法律形式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需要，扩大保障范围，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又有利于建立税务机关征收，财政部门管理，社保部门发放三部门互相监督的管理体系。

（7）取消现行的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基金等收费项目。改为征收独立的教育税。目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在教育上的收费过重、过滥，改征教育税，有利于保证以税收形式筹集到的资金专款专用于教育事业，使教育事业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并能有效地遏制乱收费给教育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8）政收取排污动、环境卫生费等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当前，我国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采取的是征收污水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等方法。然而。在具体收费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收费标准差异较大，且由于受征收主体的约束，排污费的征收范围难以包括污染环境的所有行为，达不到全面有效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改收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税收这一规范化的宏观调控手段有效地实现保护资源、控制污染，提高环保质量的目标。

如前所述几个方面的收费，因其已具备或基本具备税收或准税收的性质，收费规模较大，收入来源稳定，涉及面较广，受益面较宽，并且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将这几种收费规范为税收形式后，有利于在平衡负担的前提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均衡，有利于在完善征管机制，降低征收成本的同时，实施财政预算对全社会资金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规范管理，提高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将政府财政宏观管理职能的强化有机地融于对社会分配关系的有效梳理之中，切实处理好聚财与调整、重组经济利益的关系。

三、地方税费改革的配套条件分析

税费综合改革是对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个人仪及政府部门、各行业间利益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涉及面广。利益调整错综复杂，必须具备一定的配套条件才能顺利实现。在目前情况下，税“资改革需要船主要配套条件是：

1．税费改革要与行政事业体制改革同步。

国家行政机关以及某些事业单位设置上的不合理，人员众多，效率低下，导致行政费用过高，从而对资金需求迫切，是引发收费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因此，进行税费改革、将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基金项目废除或取消，必须同时进一步界定政府职能，对政府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降低行政管理费比重。这样，通过改革行政事业体制，减少机构数量，压缩人员编制，对治理收费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也为税费改革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稳定的环境，以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

2．实行税费改革要与完善税收管理体制同步。

目前我国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这种情况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税源情况和对财政收入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按大致相同的课征标准征收几乎完全相同税种，显然是不够适当的。因此需将地方政府目前设立的基金。收费等收入规范为税收。作为其履行职责的资金来源；应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使地方政府能够在中央的调控下，依据本地实际确定某些地方税税种的设置、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以更切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将原来分散管理、收支一条线的收费、基金规范为税收后，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对征收数额、使用方向、征收和使用数量的控制，地方政府拥有对部分税收的立法权后，其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这样也可减少“费改税”存在的阻力。

3．地方税费改革必须与健全税收法制同步。

我国月食存在的“税小费大”，“以资挤税”的矛盾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还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得力，因此进行税费综合改革必须健全法制，硬化法规约束。为“费改税”提供法律保障。首先，对现行税收法规进行“升级”、通过立法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其次，要对政府部门和行业规章进行全面清理和适时的调整，用法律法规来规范与制约收费行为，建立有利于杜绝乱收费蔓延的管理机制。对政府收费来取收支两条线纳入预算管理，实行收支脱钩，专款专用。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在法律制度上确定收费的主体、范围和标准，明确收费者和负担者的权利、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税费征管体系篇7

关键词：税制改革制约因素财政体制

税制改革不仅仅是对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通过税制设计和税制结构的边际改变来增进福利的过程[1]。然而，税制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面临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问题，更是涉及到改革的持续性问题，因此，税制改革尤其是成功的税制改革，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伯德和奥尔德曼[2]就曾经说过：“改革税制的最好方法是……是这样一种方法，即考虑到课税理论、经验证据、政治和管理上的可行性，并且结合本地情况，合理评价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状况，产生一组可行的且足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议。”显而易见，由于税制改革所依赖的诸多因素或条件严格制约着税制改革的效果，导致了税制改革极具复杂性。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正是由于一些约束条件的存在，影响着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效果。因此，如何消除这些约束条件，保证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成功实施，就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一）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统一并规范了各类所得税，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框架。这次税制改革体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要求，强化了税收作为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诸如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税收制度的有力配合。然而现行税制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诸多不适应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税制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

1、从税种设计看，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生产型增值税并未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过小，调节力度不足；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

2、从税负的公平性看，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税收政策存在着体制性的差异，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统一，不利于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

3、从税制结构看，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

4、从税收的效率原则来看，现行税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不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5、从地方税体系上看，地方税体系建设滞后，缺少主体税种，不利于地方政府强化支出责任和履行职能的需要。

因此，现行税制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建立起更加公平、科学、法制化的税制体系。为保证税制的稳定性，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应着眼于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之处，引导现行税制体系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整体的、大规模的改革。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展问题

依据“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指导原则和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税收制度的要求，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分步实施和稳步推进。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是：改革增值税制度，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取消增值税各环节的减免税，减少征管的漏洞，尽可能地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将一些高档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并且将消费税改在零售环节征收，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合理界定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实现从过去区域性优惠为主转向产业优惠为主，严格控制减免措施；建立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规范税前各种费用扣除和免税项目，扩大征税范围，简化税率档次；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合并城市房地产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促进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改革出口退税机制，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外贸发展；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调节过高收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统筹考虑油价等因素，适时开征燃油税；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提高效率，增强地方税的调节功能。

目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农村税费改革方面，2005年我国28个省份免征了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出口退税改革方面，从2002年起，我国对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全面推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2005年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在增值税改革方面，从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试点，逐步调整完善了增值税相关制度，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试点方案，为下一步增值税转型的全面推开积累了经验；在所得税方面，2002年实施了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改革，并且规范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处理，2006年1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同时扩大了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和加强了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在消费税改革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优化消费税结构，对征税范围、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重新明确；在地方税改革方面，调高了部分地区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资源税税额标准，及时调整了契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相关政策。

二、推进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税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税制改革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考虑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新一轮税制改革必然要受到财政体制、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征管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一）财政体制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主要表现在：

1、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并没有合理划分税权，只是一种收入的划分，使得税制的执行出现困难。我国除筵席税和屠宰税以外的其余所有地方性税种的立法、实施和调整权，包括开征、停征和税率调整以及减免税等都集中于中央，地方无权改变税率或定义地方税收的税基，或决定是否开征哪些有意义的税种，只有幅度税率的选择权，因而地方能够因地制宜的余地很小。

2、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税收入难以适应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现行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多的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职能，但划分给地方的多是一些小税种，在实施中又有多项标准把某些地方税收入划归中央，使得地方税收入难成体系，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缺位，自给率偏低。

如果与税制相配合的财政体制模式不健全，必然影响着税制改革的效果。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扩大增值税范围，逐步取代营业税。但营业税是地方主要的税收来源，在地方主体税种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必然涉及地方的税收收入。如何使中央和地方财政与税收兼容，弥补营业税减少所导致的财政收入的减少，成为影响增值税制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财政收入的制约

虽然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增长，但这并不等同于财政状况的好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慢，而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财政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4%，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尽管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以上，赶上了GDP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45%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水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而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在这种膨胀的财政支出需求与缓慢增长的财政收入供给之间的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财政赤字规模会不断扩大。

财政收支状况是决定税制改革时机及改革内容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增值税改革为例，增值税转型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倪红日（2004）估计，静态估算，如果全面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300亿～1500亿元；如果只抵扣机器设备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000亿元左右。高培勇（2005）认为，拟议中的税制改革方案无疑是以财政上的减收为代价的。而且，根据初步测算，仅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的改革，就要涉及2000亿元上下的减收。

（三）利益结构的约束

税制改革就其本质来讲，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税制改革的推进，必然要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税制改革启动的关键因素在于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困扰（高培勇，2006）。税制改革，不仅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利益调整，还要涉及社会很多群体的利益调整。如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至少牵扯到企业利益、部门利益和沿海开放地带利益；增值税改革至少涉及到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利益；农村税费改革和燃油税开征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四）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7%~9%的增速，税收连续多年大幅度增长，税收收入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较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并未完全摆脱困境，经济效益不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应仍以流转税作为主体税种而不能实行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一般来说，税源规模会受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影响，而税源规模又成为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因素。从我国近年税源结构看，第一产业约占总量的16%，第二产业约占51%，第三产业约占33%；而从税收收入结构看，第一产业只占税收收入总额的4%，第二产业约占62%，第三产业约占34%。显然，由于第一产业附加值低，免税产值与低税产值比重大，其提供的税收最少，而第二、第三产业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则比较突出。因此，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将是影响今后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首要经济因素[3]。

（五）征管能力的制约

税收征管能力是由征管信息系统、征管制度建设、征管技术水平、征管人员素质等因素决定的一种综合能力，决定于国民的平均素质水平、平均的管理技术水平以及社会法律意识，它的高低决定着税收制度有效实施的程度。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要求，必须对现行的税收征管能力进行全面和科学的评估。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管能力较弱。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如果不重视征管能力，那么税制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我国目前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及燃油税等税种的改革，基本上是就税制来谈税制，很少考虑现行征管能力所产生的制约性。

三、消除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约束条件的对策

（一）完善财税体制

1、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收入自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是税收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因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不仅仅要强调地方政府在税制改革中的作用，还应当在合理确定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税权。

（1）对中央统一制定税收条例的地方税种，考虑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地方税种的实施细则；对非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应完全下放给地方。

（2）在确保中央和其他地区利益基础上，允许省级人民政府通过立法程序，并经中央批准，开征新的区域性税种。

（3）在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及对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的立法权的基础上，明确地方税主体税种，赋予省级人民政府对地方主体税种税目、税率调整、减免税等税收管理权限。

此外，在税制改革中应注意协调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分配关系，确保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总之，只有通过合理划分税权赋予地方规范的收入自，增强地方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能力，才能确保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2、通过财政体制的相应改革来平衡利益关系

一般来说，税制改革难免会对某些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为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缓因税制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的同时，财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1）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地方稳定的财源和规范、稳定的收入保障机制，既可以调节地区间最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又可以较好地解决可能因税制改革所引致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横向财政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从而减少税制改革的阻力。

（2）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分配方式，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通过规范政府分配方式，将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政府收入分流归位，加大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管理力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收入运行机制和财政分配体系，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规范税费改革，巩固财政收入基础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应当按照“清理、规范、归位”的基本思路，首先界定税与费的界限，调整税费结构，合理规定税费比例，形成以税收收入为主，政府收费为辅的收入格局。

考虑到各种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情况复杂，牵涉的利益关系广泛，可以在操作上采取先清理、后纳入预算的办法，分步加以规范。

第一步，对现行各种税外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区分为合理与不合理收费两大类，坚决取消那些不合理的、纯属乱收费的项目。

第二步，对合理的收费项目按不同的办法进行规范。凡具有税收性质（名为“费”实为“税”）且宜于纳入税内管理的收费项目尽可能纳入税收的轨道，或是通过扩大税基，将其并入现行的有关税种，统一征收；或是根据其性质，改设新的税种，另定办法征收。对那些不宜于纳入税收轨道，本身就属于“费”范畴的收费项目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收费的内涵与外延严格加以界定，分别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并相应实行规范化的管理办法。

第三步，将通过“费改税”纳入税内管理以及通过“规范费”归入规费和使用费系列的政府收入，或作为过渡办法暂时单独编制预算，或一步到位，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

我国政府收入的不规范，大大影响了我国财政的稳定和完整。

此外，要重树税收“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

(三)将税制改革纳入公共财政建设的总体规划

公共财政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减税因素，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在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维持在高位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税收总量增长的刚性要求构成了税制改革的约束条件。为使因税制改革造成的减税幅度控制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必须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合理有序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避免因税制改革而引起财政收入的剧烈变动。为了维护各方面的利益，应在财政支出预算中充分考虑税制改革成本，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优化配置财政资源，使国家财政由于税制改革而承受的压力得以舒缓。必要时，还可以借助其它方式如运用国债资金弥补因减税而导致的收支缺口。

（四）加强税收征管改革

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必须重视征管能力的提高，而税收征管改革是提高征管能力的有利保障。就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现状而言，不进行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税制改革分步实施的总体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必须构建税制改革与征管改革的联动机制，在税制改革的同时，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使税收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与新税制的要求相适应。

1、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

以方便纳税人及时足额纳税和提高税法遵从度为目标，完善征管制度，改进征管方法，搞好纳税服务工作；加强纳税咨询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税法知识，熟悉办税程序；推行涉税事项“一站式”服务；进一步清理简并报表资料，减轻纳税人负担。

2、做好申报等办税事项受理工作

按照强化管理和优化服务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推广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遵循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大力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等方式缴纳税款；加快税库银联网，推行申报缴款同步模式；大力清缴欠税，认真实行欠税公告，建立欠税档案，实行欠税人报告制度。

3、强化各税种管理

按照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管理的要求，加强增值税管理；加快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建设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对税源的源泉管理；依据核实税基、完善汇缴、强化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

此外，具体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还必须考虑现实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此同时征管能力也应按税制发展的要求积极改进。通过调整和完善征管理念、征管模式、征管方法和征管手段，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税费征管体系篇8

关键词：房产税；税费体系；房产税试点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在我国的房地产税制中主要存在着重复征税、课征范围狭窄、税费复杂、计税依据不合理、税基不全覆盖以及内资和外资企业区别对待等问题。因此，有众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税制改革意见，比如为抑制人为抬高房价而开征“土地开发税”，为治理闲置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的炒房团的出现而开征“空置住宅税”，还有经营性房产中，建议将按房屋余值征税改为按市场评估价值征税等等。另外，国际经验中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房产税能抑制房价，就房产税会对房价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学术界也是各有说法。有学者认为房产税不能降低房价，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并且能够调节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国际实践上。

一、我国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

解放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税收体系经过了数次变动，与不动产相关的税种目前有14个，包括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农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除了税的部分外，在我国的房地产税费体系中还有大部分的费。对房地产收费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是国家机关为房地产市场提供了服务、管理或资源授权开发利用而收取的报酬，包括在房地产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从房地产的开发、保有、转让和收益阶段来看，各个阶段包括的房地产税费如下：在房地产开发阶段，前期税费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费、土地开发费、市政配套设施费、契税等。到了立项规划阶段，税费包括建设工程许可费、建设工程备案费、施工许可报建费等，进入工程建设之后，税费负担有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印花税、质检费和工程管理费等。房地产保有阶段税收就是狭义概念上的房地产税，在我国主要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

房地产转让阶段的税费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转让登记费、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收益阶段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交通能源重点建设基金等。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费主要存在三个类型：土地使用费、行政性收费以及事业性收费。土地使用费是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向国家交付的使用土地的费用，主要包括地租、国家对土地的开发成本、征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房地产行政性收费是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管理房地产业所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登记费、勘丈费、权证费、手续费和监证费。房地产事业性收费是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为社会或个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拆迁管理费、房屋估价收费等。

二、关于我国2011年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相关观点

针对我国2011年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社会舆论和学者展开了广泛和激烈的讨论。国内学者部分反对在目前状况下开征个人自用房保有环节房产税，主要反对理由有以下两个角度：

首先，房产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财产税一般以存量财产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不管财产是否带来收入，只要财产存在就必须对其征税。但考虑到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的可能性的情况存在，一旦纳税人出现无法承担税负的能力的时候便不能继续拥有其房产。这个是相当难以令人接受的。其次，无论评估系统如何近似和精确，其评估值往往落后于市场中的价格的变化。所以按评估值来征税也是引起纳税人抱怨不满的重要因素；最后，因为同一类房产的持有人可以负担税负的能力可能不同，而且因为租赁市场的存在，房产税常常由持有多套住房的富人转嫁到只能靠租房度日的穷人身上，这样征收房产税反而增加了穷人的税负，从而扩大和加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

其次，我国房地产市场属于卖方的市场，并且税费征收体系混乱不清，征收不规范、房地产开放环节税费负担重等各方面造成了买方的弱势地位。房产的相关税费非常容易转嫁到相当一部分拥有刚性并且正常需求的买房人的身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征房产税，就会使情况更加严重，进一步加重真正购房者的负担，从而推动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另外，我国还未完善和规范信息化管理系统，这也给房产税的征收的具体实施过程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房产税的顺利征收，需要房屋主管相关部门和税务部门建立全面统一的、实时动态的个人及家庭房屋持有情况的庞大数据库。而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全国联网的房地产信息系统，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房地产市场自身的高度发展，如果再考虑到人口流动、房屋信贷和税率等问题，就需要房屋主管部门、税务、银行和公安系统等相关部门一道建立统一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

当然，从开发商投资创造更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加公共品的提供，促进地区繁荣并且降低房价的角度，也有学者极力支持开征房产税。就房产税能否降低房价方面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主要作用是保障地方财政收入，尚无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成功案例。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当今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卖方控制价格，供不应求的状况，所以房地产开发阶段的费用是不降反升的，因而不能通过减少开发阶段的征税而降低房价。政策制定者应当重在考虑加速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以加大房屋供给量，从而调控市场均衡。另外可以考虑从征收资本所得税等角度来打击房地产的投机和过度的资金流入，从而引领健康有序的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林,董登新.房产税争锋.政府理财,2010(06):29.

[2]陈相莉,荣洁.房产税改革的必要性分析.管理与财富(学术版),2010(05):4.

[3]蒋小敏.试析我国开征房产税的目标取向.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02):70.

税费征管体系篇9

（漳州市机关幼儿园，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非税收入由于收入管理与支出管理，财务管理与资金管理相互脱节，致使一些部门，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凭借政府职能向社会大量组织收入；另一方面依仗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好处，继续吃财政饭，挤占国家预算资金，增加财政负担。因此，改革收入管理，统筹安排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本文就改革非税收入管理，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关键词 ：非税收入；管理；预算内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标号：1000-8772（2014）25-0130-02

一、非税收入的性质

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受政府委托的其他机构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凭借国有资产（资源）、国家投入而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

二、现行非税收入管理的弊端

现行的非税收入实行财政专户存储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非税收入在财政资金体外循环的弊病，使财政的监督调控职能难以发挥作用。由于收支两条线管理造成资金缴拨手续繁多，相互划转增加了财务核算手续，浪费人力、财力。现行的“双轨制”管理办法，造成预算内外资金管理脱节，不利于资金的统筹安排和合理调度，己经影响了资金的有效使用，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三、改革设想

（一）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

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资金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形成资金合力，这不仅有利于国家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也有利于单位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保证事业活动的需要。避免财务由行财部门管理，非税收入则由综合部门管理而形成的财务管理与资金管理脱节和相互扯皮，便于资金统筹使用和合理调度。实行收支统一管理，使单位取得的包括财政拨款在内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形成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单位财务收支和资金活动的新型的单位财务管理体系。实行资金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统一的管理方式，使预算内外资金管理协调、同步，统筹安排，统一调度，统一平衡，全面、完整地反映单位财务状况。

（二）税费合并，清费改税

“费改税”可以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有利于缓解地方税费比例倒挂，为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提供了条件。清费改税，能够有效地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杜绝乱收费现象的发生。同时清费改税减少管理部门，减少收费项目，有利于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从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看，非税收入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建立以税收为主，辅之以少量的规费、基金的财政分配体系。因此，非税收入管理的改革目标是：缩小规模，逐步将各项收费改为征税，分期分批纳入预算管理。具体思路：

（1）将现有的各种基金并入或改征相应税种。如将育林基金并入农业特产税；将分散在劳动、从事、民政等部门的社会保障统筹基金改征社会保障税。

（2）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改征税，如将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绿化费等统一改征环境保护税。

（3）对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各种收费，撤费并税。如将养路费、过桥费、购车费、公路运输管理费等合并，统一并入现行车船使用税或汽油税。国务院已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改征汽油消费税，并入成品油价格，从量计征。体现了车辆多运行多用油多缴税，公平合理原则。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效显著，并不因费改税而减少财政收入，相反却增加了财政收入。可见 “费改税”是可行的。

当然在费改税中也不能一刀切，不能把所有的收费都改税，而是对那些涉及面小，廷续时间短，以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目的或者具有较强受益性的收费可以保留，如证照费，手续费、管理费，特别是一些事业性收费仍有存在的必要。将一些具有经营性或服务性收费推向市场，核定收支，比例上缴，予以调节。

（三）国库集中收付管理

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付包括非税收入集中缴存和非税收入集中支付两个方面，其核心是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对非税收入进行集中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收付。

（1）强化非税收入的集中管理

非税收入通过“非税收入票款分离”系统直接缴存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并逐步纳入部门预算统一管理。各预算单位根据财政部门批准的非税收入用款计划，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零余额帐户、预算单位零余额帐户）直接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对于人员工资、基本建设、购买性支出、专项项目支出，由财政直接支付，其他零星支出，由财政授权支付。

对非税收入一律直缴国库单一帐户体系，统一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将征收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财政机关。对一些征收力度偏落、制约手段单一的非税收入项目，如土地出让金、配套费等，逐步纳入财政直收范围。

（2）规范资金拨付方式。

现阶段，对非税收入应建立以国库集中支付为主、分散支付为辅的支出管理体系，并逐步向规范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过渡。 “以拨代支”的拨付方式，将逐步被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直接支付、授权支付为拨付方式的新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所代替。建立国库集中支付中心，集资金支付、会计核算职能，并与政府采购部门有机结合的新型支付体系，确立融核算、支付、监督管理于一体的新型财务管理体制。

由国库支付中心在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包括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和按资金性质为预算单位设立一个支出零余额帐户，建立单一账户和分类账户相结合的账户体系，实现集中资金、集中核算、集中支付。各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资金收支、往来，全部纳入集中支付中心核算管理。

按照非税收入的性质和用途，将支出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中的工资性支出由财政工资的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日常发生的水电费、电话费、社会保障缴费等，由于委托银行收款，由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代管账户支付，并过渡到“公务卡”支付；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由于这些支出金额小，发生频繁，适宜维持目前分散支付的办法，由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授权支付；项目支出原则由财政直接支付，符合政府采购项目的要实行政府采购，大宗商品或劳务的购买支出，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对政府采购项目所需资金，直接转入供货商或劳务提供者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中。

总之，对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改革的设想是：“收入税收化、专户金库化、支出预算化”。

参考文献：

[1] 莫静.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问题研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13）.

[2] 葛辉晶.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16）.

[3] 钟伟.政府非税收入信息化应用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4（22）.

税费征管体系篇10

我国现行的环境治理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现状，抑或从财政经济学和法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些治理手段不能满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总体要求。《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同时明确“建设法治中国”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并重。由此可见，新形势下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政治因素。《决定》指出，当前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进一步发挥消费税调节功能，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强和改进税收优惠政策设定，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可见开征环境保护税具备现实的紧迫性，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要尽快将现行排污费等环境污染费改革为环境保护税，从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向前发展。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经济因素。党的十以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即是由不可持续性发展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由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由高碳经济型转变为低碳经济型、由忽略环境型转变为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关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积极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引导功能，有助于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和节能技术的釆用，有助于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从而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财税法治化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法律因素。当今，税收法定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最高法———宪法的认可，在其宪法文本中专门对税收法治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有关下列事项的准则……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凡作出(不论直接或间接地)以下规定的法案或修正案……，(1)制定或增加任何税收，或者废除、削减或豁免任何现行税收者”;“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约旦等国宪法均有类似规定”［9］。除此之外，多数法治国家或者地区、若干发展中国家先后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税法律。财税法治化包含形式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和实质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前者强调税收应当有法律依据，后者关注税收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正义性等法律价值。故，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通过实施环境保护税法，明确税收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助于协调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我国财税法治化奠定法治先例。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社会因素。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这一路径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其一，改革现行财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改革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此外，可以开征必要的环境保护税新税种，如能源税、大气污染税(主要是碳税和二氧化氯税)、水污染税、垃圾税等。其二，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让环境污染者履行其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自行承担污染成本，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行为人的环保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够筹集大量税收收入以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

二、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困境

1．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第一，现行税收体系中未规定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由此导致我国环境保护税收体系缺乏明确性和规范性。国家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目的是将其作为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财税手段。相比环境直接管制措施，环境保护税具备公平、高效、方便、简洁的优势，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用。我国目前并未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于其他税目中，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专门以促进生态保护为目标的各税种要素相互配合与协调发展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

第二，与自然环境、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在制度设计上缺陷重重。(1)目前我国环保相关产品的消费税税率普遍较低，未能发挥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一些属于限制消费、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其税目税率却不高，如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过低，甚至一些产品未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2)增值税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目减免计算方法过于繁多，在税收征管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多重减免方式易导致税收流失。(3)《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企业所给予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所规定的取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异常苛刻、优惠期限过短、优惠形式单一，且大多限于对排放的废物利用采取直接减免等优惠形式，而对绿色产业设备的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或免税政策难以落实。除此之外，资源税存在一定缺陷，对此有学者认为，消费税在税收功能定位上体现出“单一征收范围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等瑕疵［10］。

第三，我国目前排污收费制度已不符合社会变迁之需要，存在诸多弊病。其一，排污收费制度立法价值存在错误的利益导向，使得一些污染企业和个人认为，只要交纳相应排污费后，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排放未经处理过的废物。其二，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依据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该规范性文件仅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且排污收费体系极不规范，这降低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其三，排污费征收范围过于狭窄。缴费主体仅限于企业，使得大量的非企业排污主体被排除在外。在收费项目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的收费项目仅包括污水、废气、超标噪声、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等5类113项污染源收费，而未将国际通行的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以及流动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且未将间接污染纳入排污收费制度之中。

其四，违法法律责任与违法收益不匹配。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一概处以罚款1至3倍，但在现实执法中，由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导致处罚不公。即使相对于3倍的环境污染处罚，企业的违法所得收益仍远远高于其处罚，造成大量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宁可认罚也不愿采取切实措施以治理污染。最后，排污费征管难度大。由于排污费征收立法层次低以及征收手段缺乏强制执行力，导致大量排污企业存在拖欠排污费的现象。2．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的困境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大，尤其体现在新税种的确立上。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保护税体系必须着眼于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一新形势之下。简言之，开征环境保护税，即将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的一切生产经营行为均纳入其征收范围。故此次改革，尤其是环境保护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涉及领域广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制度设计难度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其次，环境保护税税制设计及征收难度大，尤其表现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与社会变迁的契合。目前，学者在讨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时，多从一般均衡模型这一理论层面设计次优环境保护税率。但是，我们看到环境保护税在实际征收中还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者利润与实际负担能力、环境治理成本等外部因素。故，笔者认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来实现环境保护税税制的优化，在确保环境保护收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后，我国缺乏环境保护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先进经验。当前，我国税法理论研究多停留在税收征管机制的完善，以求实现税收征管的现代化、信息化和规范化，较少关注国外对税收款项的市场化运作。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多采取基金方式，其做法是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开征，再纳入生态基金或专用基金，并全部用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方面的开支。

三、新形势下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律制度之构建

首先，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法治范畴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由此可见，加快环境治理法制建设，提高环境法治化水平，是构建环境保护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1979年9月，我国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后，我国先后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草原法》、《渔业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30余部有关环境、资源、能源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法律，对控制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将环境保护税与生态建设纳入环境法治之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环境保护税法治建设。其一，加强立法，制定《环境保护税法》，以构建独立、统一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环境保护税税收法律关系、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法律责任等内容。其中，《环境保护税法》应当分别确立自然资源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碳税法律制度、二氧化硫税法律制度、垃圾税法律制度、生态补偿税法律制度等其他税法律制度。其二，修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相互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笔者认为，主要修改《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等规范性文件。其三，废除与环境法治化不符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等以费代税的规范性文件。

其次，加快改进我国现行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1)改进消费税，发挥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力度。一是适当提高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稀缺资源的税目税率，如提高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率;二是适时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把高污染、高能耗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以充分发挥其保护环境的作用;三是改进消费税计税方式，采用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价外税”形式，以加强我国市民的税收法律意识。

(2)改进资源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实现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目前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可以扩大到与自然资源使用与保护息息相关的非矿藏资源，同时提高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从而增加资源税税负。

(3)简化《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优惠政策，如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扩大优惠期限、增加优惠形式，从而推动企业淘汰污染严重、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的落后产业，进一步促进环保产业、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再次，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我国现行的排污费制度，已远远不符合当前国际环境法治化的要求，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的国际形势下，开征独立环境保护税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必然趋势。

具体而言，我国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税税制要素设计。一是征税对象及税目。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为大气污染、废水、固体污染物、垃圾、噪声等5大类。我国现行排污费制度征费范围为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噪声等5类。故应将部分排污费直接改制为排污税，同时开征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适时、适度地将居民生活废水废物纳入征税范围。二是纳税义务人。污染排放税由污染行为者承担，其中主要以企业为主。污染产品税、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以使用该污染产品者承担。三是税基。污染排放税和碳税依据实际排放量计税，污染产品税依据税目从价计征。四是税率。环境保护税税率既要体现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又要对于同一类产品依据环境友好程度区别设计税率。按照税收财政学普遍共识，环境保护税率的最低水平应当维持污染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对采用先进技术或技术改造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对居民垃圾税实行“阶梯价格”，即对居民生活垃圾实行分类计量收取和超定额累进制。

(2)税收征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防治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笔者认为，为兼顾效率与规范，环境保护税统一由国税局征管，再按一定合理比例返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最后，加强我国环境保护税收法律体系的配套制度与机制建设。

(1)改革创新环境保护税收征管体制。鉴于环境保护税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可由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为国税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各级环保部门负责定期监测污染源，为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资料，再由国税部门计算征税款。在环境保护税征管主体方面，笔者认为，国家税务总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司，各级国税局设立环境保护税收科(室)，负责本地的环境保护税征收与监管工作，并负责与本级环境保护部门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