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负担范文10篇

税费负担范文篇1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二）规范农村收费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税费各有定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服务于公共产品，费则主要服务于准公共产品。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应税费并存。收费曾是农民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等不合理收费已经取消，但合理的收费也还是必要的。合理收费应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

参考文献

（1）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2）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税费负担范文篇2

关键词：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优惠政策;效应分析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机会，创造税收以及调节宏观经济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1年以来，我国工信部、信息化以及统计部门开始重视小微企业工作，先后下发了多个关于小微企业划分标准的文件，文件内容具体包括行业细分标准和计划。例如在工业领域，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是员工人数不超过1000人，经营收入不超过4亿元。在实际中，小微企业员工数往往在400人左右，经营收入通常超过2000万元；在这类行业中，小微企业人数会超过30人，且营业收入不超过300万元，但是员工人数不超过20人的企业经营收入会超过300万元。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小微企业税负压力却在不断增长，这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阻力。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促进小微企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现阶段小微企业税费的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针对不同行业企业制定了有差异性的税收政策和制度，除了税收之外，小微企业还要承担一些专项费用、缴交政府性基金等。因此，我们要从整体出发来分析小微企业税费情况，具体如下。1.1当前税费承担的组成情况在现有税费制度中，小微企业税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税收费用。当前，小微企业主要缴纳的税费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等不同税种。(2)一些特定行业需要缴纳专项费用，这部分费用直接纳入政府性基金当中。这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及员工失业保险等；另外还可以根据地方法律法规，征收工会会员费、水利基建费、文化事业费以及环保费等。(3)根据法律规定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等，如员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等。(4)行政事业性收费。这项收费内容中，主要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管理费用等。当前，要确定小微企业实际承担的费用存在较大难度。但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大多数都根据事项划分来收取的，这对小微企业来说无形中增加了税收成本。1.2加强小微企业征管模式以及遵守的成本方式从当前情况来看，小微企业会计审核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征收税务。但是在税务管理实践中，小微企业被纳入核定征收范围内。这样一来，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会有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间，采取何种征收方式直接关系到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大小，在制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要根据小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将其纳入对应的征收范围内，税务机关根据行业变化灵活调整征收方式。从税费管理角度来看，小微企业税收成本受到征收成本影响较大。如果税费科目较多的话，则意味着征税部门也更多。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应收各种税务管理部门检查时，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

2小微企业现行税费政策存在的相关问题

2.1税费负担较重。非税项目过多将会直接增加小微企业税负成本。除了教育附加费之外，还要缴纳水利建设费、城市建设费、环保费等各种费用。对于小微企业来说，这些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2.2政策性优惠类型较少。对国内小微企业来说，所得税种类多种多样，主要通过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组合的方式呈现。在实际中，税务部门主要通过投资退税方式来控制企业税费支出水平。如果企业计提折旧的限制比较严格，则需要从研发支出中扣除部分税基来实现。因此，当前我国已下发了多项税收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下调税率、定期减免税收等方式。从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来看，间接优惠方式使用得较少，限制了处于亏损状态中的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显然是不利于小微企业长期发展。2.3小微企业税费征管中存在的问题。(1)税费征管政出多门，九龙治水问题突出，这直接降低了征管效率。国税局负责征收增值税，所得税、城市建设税则是地税局负责征收。许多省市的做法是地税局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或者代收非税收入项目。近年来，国地税部门在税务征管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工作协调机制，但是多头征管依然增加了企业税负成本。企业在不同部门之间缴纳税费，无形中要付出更多的管理费用和成本。(2)核定征收存在较大的灵活操作空间。在核定征收过程中，税务部门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力。如果税收增幅较大、经济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核定小微企业的税收额度的空间也比较小。而且，在经济增速较慢、财政收入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将会大幅提升。为了保持财政收入稳定整治，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小微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征收政策，导致小微企业税负成本大幅上升，陷入巨大的经营困境当中。

3小型以及微型企业优惠政策的效应分析

本文对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收集税收管理数据监测和分析企业税负成本变化。在对企业实际税负成本进行评估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即企业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的一致性。3.1执行情况的模拟分析。当前，我国小微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覆盖了所有税种，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两个大项。其主要目的是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企业税负成本，促进企业收入整治。本文对小微企业流转税进行实证分析，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详细分析。2014—2018年，国家规定了流转税的优惠程度。2014年，增值税起征点为月销售收入的2000~5000元，或者1500~3000元(销售劳务)，营业税起征点是月营业收入的1000~5000元。2016年，增值税起征点上调到月销售额的5000~20000元，营业税起征点上调到月营业额的5000~20000元。3.2针对于企业的减税进行模拟数据分析。(1)小微企业模拟流转税研究。从实际情况来看，小微企业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覆盖了增值税、营业税两个税种，主要根据企业营业收入计算税费。截止到2018年，政府已将计税基准从过去的5000元提高到了30000元，这种价格标准主要根据企业总体经营情况来定。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如果政府提高所得税起征标准，在起征点临界值范围内，一般情况下纳税人的缴税起始点与税率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如果政府上调征税起始点，提高征税标准，这种做法主要适用于一般纳税人。在模拟操作情况下，企业税费负担将会上升，流转税的优惠效果也会受到临界值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实现减税目的。(2)对企业所得税率变化情况进行模拟。当前，政府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面。主要表现在：一是当前在政府税收优惠政策下，小型企业按照20%税率缴税。二是如果企业纳税额处于政府规定的优惠标准之内，则按照50%的税率缴税。但是在2015—2018年，政府将这项标准有所提高。本文接下来将模拟不同税收优惠标准下的企业所得税率实际变化情况，以对企业减税效果进行分析。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企业实际利润来计算，不存在其他政策限制。

4小微企业税费政策对策

4.1实施税费制度改革，缓解小微企业税费负担。(1)政府启动了税收制度改革并对非税收项目进行调整。这可以有效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节省出宝贵的资金发展其他经营项目。另外，政府要调整向小微企业征收的政府基金水平，在保障就业优惠税落实前提下，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取，对不具备成立工会的小微企业，可以免于收取工会会费。(2)政府实施企业纳税门槛制度，适当提高增值税征税起征点，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起征点实行统一标准管理。适当提高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还可以减少企业的纳税成本。4.2构建健全的税费优惠政策。建立比较成熟、完善的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体系，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参考西方国家税收管理政策和经验，不断提高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管理水平。另外，建立多位一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使不同的优惠政策相互衔接。政府各部门要制定覆盖生产各个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企业所有经营活动都纳入优惠政策之内。例如，在小微企业创业起步阶段，可以享受减少社会保障费的优惠，对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交易活动，可以纳入减税范围内，以提高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幅度。4.3增加国家政府政策扶持性的措施。对小微企业，其发展过程需要各种支持和帮扶，政府也应该制定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发展特点，采取灵活的税收优惠方式，最大限度帮助小微企业减少税负成本，加速成长和发展。将小微企业研发项目纳入减税优惠范围内，为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还可以制定税收政策来降低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引导小微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展经营活动。相同情况下，根据小微企业资金周转需求，为其提供有利于融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程度满足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5结语

税费负担范文篇3

一、减轻煤矿企业的税费负担

计划暂停收取项目：根据《省人民政府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煤矿清理整顿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若干细化政策措施的通知》文件内容“……省煤炭基金办暂停收取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分成……”。因此，市、县分成部分也计划暂停收取，计8元/吨；原县煤炭工业协会（代表煤矿）委托县政府收取的“煤矿跨山漏水治理金”，计10元/吨，用于解决全县煤矿开采区域范围内造成的跨山漏水、房屋搬迁、人畜饮水等问题，计划暂停收取。上述两项资金共计18元/吨，县减负办已向县政府提交暂停收取请示，待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后由县矿检站迅速执行。

二、加强政策宣传

（一）涉及国税、地税征收的国家法定税种、附加费和工会、残保金等项目，由县级相关部门加强与煤矿沟通，通过深入细致地政策宣传，力争得到煤矿的理解和支持。

（二）尽可能减少和压低县级部门收费项目和标准。涉及县瓦斯监控服务站对监控系统运行维护收费标准为6万吨以下（含6万吨）2万元/年，6万吨以上9万吨以下（含9万吨）2.2万元/年，9万吨以上15万吨以下（含15万吨）2.4万元/年，15万吨以上2.6万元/年。县安监局救护协议费1万元/矿/年，瓦斯监控系统年运行费2万元/矿/年（含1200元/月电信公司光纤宽带费）。县煤炭工业协会年会费2000元/矿，为企业提供多项免费技术服务、咨询。上述涉及县相关部门收取煤矿安全运行费用，为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能停收。

三、主动为企业服务

税费负担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二）规范农村收费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税费各有定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税收服务于公共产品，费则主要服务于准公共产品。规范的财政收入机制应税费并存。收费曾是农民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等不合理收费已经取消，但合理的收费也还是必要的。合理收费应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

参考文献

（1）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2）唐仁健《对农村税费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税费负担范文篇5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维护进城农民的权益：一是解决农民户籍问题。户籍制度不改革，进城农民就不可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我国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迁徙的自由，农民不应该受到歧视。二是解决土地问题。可在农村实行永佃制，土地产权属于集体，使用权属于农民。生不增、死不减，可有偿转让，促进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建设。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应该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较为密集的区段，而这类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投融资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应促进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政府在财税政策上也应给予中小企业大力支持。四是加快城镇化建设。

三、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

打破农产品市场现有格局，积极建设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让出部分农产品市场给中、西部，从而形成东部拉动中西部农村发展的良

性循环。如果国内市场分割，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丧失之后，直接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将和国际市场形成循环。而中、西部农村无法分享东部发展带来的好处，东、中、西部的差距就会不断拉大。政府应积极推动诸如市场中介、信用、法律等软环境的建设，诸如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硬环境的建设可由各级政府财政支持，或由国内和国际民间资本投资。

（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现阶段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与农村居民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只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增加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有序和持续，农民收入才可能有和城市居民大致相等的增长。因此，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也有利于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

加入WTO对我国农民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粮食科研特别是水稻科研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科研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某些地区、品种面临着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如大豆、玉米、小麦等土地密集型产品。政府应加大对农产品的科研支持力度，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改善品种和质量，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帮助农民把握住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发展机遇，增加收入。

四、财政体制问题

农村税费负担与现行财政体制有一定关系。现行分税制下中央财政将多数规模较大、征收成本较低的税种集中在自己手里，属于地方财政的都是小税种，且难以征收。地方财政也缺乏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及一定条件下的设税权。目前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着许多中央政府的实施任务，却无相应的收入来源，加重了农村的税费负担。

我国政府间关系尚未理顺，责权利不对称且缺乏法律约束。财权的划分应以事权为基础，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再相应划分财权，并在程序上予以规范化、法治化。这是国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成功经验。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比较混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央政府事无巨细，样样干涉，管不了也管不好。地方政府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缩影，无独立意识也无独立地位，往往不对本级负责，而只对上级负责。在这种状况下，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地方，而一些应由地方承担的职责，越俎代庖。其次，地方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过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三级或准三级架构政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为五级政府。相应地，地方财政也层级过多，且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地方各级政府职责模糊、交叉，而且省与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责权较多地集中于省级政府，事权却大量下移。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完成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上，适度简化政府层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管理权限划归中央；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事务，管理权限划归地方；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分别不同情况，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管理范围和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前提下，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税领域的分工和职责。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造完整的多级财政。同时，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

五、规范政府税费问题

（一）取消农业税，逐步建立一元税制

最近国务院作出降低农业税税率并逐步取消农业税的决定，以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经济。但从长远看，应建立一元税制，将农业税并入统一的税收体系，彻底解决现行二元税制弊端。近期来看，我国依靠从农业提取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已经过去，2001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为15.2%，当年农、牧业税收收入总额为285.8亿元，如果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则为481.7亿元，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213.49亿元，即使把农业各税都提高一倍用以支持工业建设，也只不过能使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3%.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很低，2001年农业各税只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取消农业税应当可行。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减少的税收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补贴，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只有6.6%，财政可以承受。

税费负担范文篇6

一、建立权威性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构。党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3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有权威性的工作机构，努力造就一批熟悉农村政策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保证减负工作的权威性，应建立常设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构，赋予该机构对农民负担案件的查处权利，包括调查权、建议权，查处权；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也对查处情况实施监督，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由于减负工作是将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减负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涉及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较多，监督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监督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果，同时也影响监督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因此，监督人员应具有较高素质。

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实践证明，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但需要适应税费改革后的新情况，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改进农民负担监督卡填写内容。新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内容可以分为3个部分：①国家法定税斌，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②村级组织统筹，即“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过渡期内为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③经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政策法规明确的相对固定、并需镇村负责统一收取的经营性、服务性、公益性收费，如水利工程费，合作医疗统筹等。将农民每年应承担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生产性、公益性收费等，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做到凭卡收取税费，农民凭卡履行义务，这样做既可方便基层工作，又可增强监督效果，才能真正杜绝卡外收费。

三、强化减轻农民负担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负责制。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继续实行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专项治理的工作责任制。取消不利于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指标，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考核和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乡镇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加重农民负担行为，既要追究违规者的责任，又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单位和主要领导的工作考核奖励，凡涉及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并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加大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和增加农民负担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加强各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负责制，确保减负工作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从而形成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四、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信访举报制度。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应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开，乡镇要把农民负担举报箱设到村民小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要认真做好农民负担信访、举报的受理工作，及时处理农民反映的问题，并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为此，一要落实专人负责信访、举报接待，并认真调查处理；二要建立信访举报档案，完整记录信访、举报问题和调查处理结果；三要做到信访、举报有结果；四要坚持深人现场直面当事人；五要加强对信访、举报人的保护，严禁对信访人、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为加大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力度，建议政府对举报人实施奖励制度。

五、建立和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内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村级道路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和劳务，确需向村民筹资筹劳的，应按《四川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按照量力而行、村民受益、事前预算和上限控制的原则，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行“一事一议”或“一年一议”。因此，建立健全并进一步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要搞好以下几个工作：（1）通过法定程序，确定村民参会对象。实行村民会议的，对象应当是村内年满18周岁以上的村民；实行村民代表会议的，应根据本村农民就业特点，合理确定各类代表比例，使村民代表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民主性和较高的议事能力。村民代表必须能代表本村2／3以上的农户。实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对其“一事一议”所作决定必须经到会人员半数或2／3以上通过，并且在通过后及时将“一事一议”决定通过张榜公告或其他形式让全体村民知道。（2）制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明确村民或村民代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定期开展活动，让村民或村民代表在村务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履行职能。（3）建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档案，将会议情况完整记录、保存备查以供全体村民监督。（4）必要时，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可以邀请乡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并指导。（5）村民委员会应将会议通过的筹资筹劳决定报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备案，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县（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并且应将农民筹资筹劳的具体数额分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内，由村民委员会发放到农户。

六、继续加强农村经营性、服务性收费管理，实行涉农价格收费公示制。农村税费改革后应继续加强对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经营服务收费的管理。应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其费用必须实行按双方事前协议收取，产供直接结算。政府不得向农民强行提供服务，强行收费，不得将一些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或者变相搭车收费。对涉及农民的价格和收费，均应实行公示制度。凡是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及同级财政、计划、物价部门批准，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实施定价管理的重要经营服务性收费，均应实行公示制度。重点抓好农村中小学收费、婚姻登记收费、农民建房收费、外出务工收费等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水费、电价标准的公示制。要做到这些，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应经常性地对涉及农民的服务收费进行检查，新闻单位及时跟踪报道，披露违纪行为，动员全社会力量抵制和纠正农村“三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税费负担范文篇7

在调查中统计部门发现，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按地征收，统筹提留按人征收，现在这两项一律按地征收，影响农民负担的因素由人口向土地转移，出现了新的税负不公。

表现之一是，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减负幅度不均。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农民收入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一般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条件差，收入水平低。而富裕地区多是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产业化程度较高，或是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郊地带，不论是纯农户还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收入都相对较高。改革前，贫困地区的税负普遍低于富裕地区；改革后，由于富裕地区的降负空间大，负担降低的幅度远远大于贫困地区，获得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也较大。如经济较发达的成都市新都区，农业人口45.39万，2002年获财政转移支付2070万元，平均每个乡镇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达121.76万元。而四川省宣汉县作为部级贫困县，农业人口总数达97.84万，2002年获财政转移支付4404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获得财政转移支付60.33万元，两者相差1倍左右。统计部门担心，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表现之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负担不均。由于税费改革方案中以土地为计税依据，承包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民的负担情况，形成了人少地多的农民负担重，而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相对较轻；纯农户、种田大户的负担较以前加重，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负担减轻。以种地为主的农民不仅要承担农业税，而且要负担村组“一事一议”集资；而未承包土地的农民只负担村组集资，却可以与前者享受均等的农村公共产品，导致了农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这种负担差异不仅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会造成部分农民心理不平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表现之三是，计税依据不准确导致负担不均。改革方案中规定，农民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计税土地原则上以农民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基础确定。但是二轮承包面积存在不准确的情况较为普遍，例如有些地方土地承包工作没有落实到户，个别地区测算口径不一致，这都导致了农民负担不均。一方面因开荒、复垦等增加的耕地没有纳入计税面积，造成有地无税；另一方面因退耕还林、建设项目占地、小城镇开发建设、水毁等因素使得耕地减少，却没有及时调整计税面积，造成有税无地。

税费负担范文篇8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海发.关于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1,(5).

[2]江观伙.农村税费改革：悖理透视及其矫正[J].中国农村经济，2001,(2).

[3]祝保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进展、难点及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1,(2).

[4]黄志冲.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0,(2).

[5]张元红.论中国农业税制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1997,(12).

[6]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J].财贸经济，2001,(10).

[7]王正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三重意义及其完善思路[J].财政研究，2001,(2).

[8]刘书明，李淑娟.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几个重大判断[J].财政研究，2001,(10).

[9]刘书明.统一城乡税制和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J].经济研究，2001,(10).

[10]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高培勇.“费改税”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2]余红.中国农民社会负担和农民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税费负担范文篇9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其公共服务的受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农民大量的税费没有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是农民没有等价的不公平的支付。

2.农民与非农民相比，税费负担重吗？

税收负担的横向公平原则要求，对相同的人应给予同等的对待。就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农民与非农民税收负担应相等。将农民与非农民的税费负担相比较，可以分析我国农村税费的横向公平性。

对于农业税，其征收方式是按每亩的单产（取常年平均产量）为计税基础，税率在7%（安徽试点税率）左右浮动，有人认为其实际税率只有3%左右，因而认为农业税负担是不重的。但这是与过去相比，与非农业部门的横向比较的结论则大不相同。张元红(1997)将它与城市个体工商业的所得税比较，发现它的边际税率是高于后者的。同样的收入，在其他行业可能无需缴税，而农民则负担了税负。其他行业的所得税，以扣除了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为基础，而农业税的计缴，以农田总收入为基础，没有减除农民的工资，并以所有产品收入而非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础。可见，认为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其边际税率是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的。

作为“三提五统”的收费，则完全可以看成个人所得税，中央规定的征收率为5%，实际执行中往往以定额的方式为多。与其他非农行业从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相比，边际税率很高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起征点，不管农民收入的多少，即使以5%为标准，也高于了一般个人所得税，其边际效应十分突出。

即使不考虑“三乱”，农业和农民与非农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税费负担是不同的，其边际税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后者。农村税费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的负担。

3.农业税费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公平吗？

税收负担的纵向公平原则要求，对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对待。对我国农村税费而言，要求在不同收入的农民之间，税费负担应有所不同。而我国目前的农村税费的实践并没有遵守这一点。我国农业税费在实际征收中，大多按田亩或人头为计税基础定额征收，即以每亩田或每人为计税单位，按田亩或人口平均分摊。这种定额方式（每亩或每人交纳一定金额）忽略了不同田和个人之间的差异。高产的田和低产的田、高能力农民和低能力农民，承担了同样数额的税费。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了累退的性质。这造成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收入不同地区，课以同等的税额，也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和收入的农民对农村税费的感受不同：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农村税费违背了纵向公平，加大了农民间的差距。

三、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农村税费的经济影响

税费作为政府的一种政策手段，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一般对农村税费的分析，都忽视了这一点。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税费的归宿来探讨它的资源配置功能。

1.农村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农村税费可以看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征税，运用局部均衡的分析工具可以追溯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是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单个生产者的农民面对的是一条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他只是价格的接受者，不能对价格加以调控。这样，对他征收的税费的最终承担者可以分析如下：

图中线S代表征税前的供给曲线，线D是单个农民（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农民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线D平行于X轴。征税后，供给曲线移到S+T，结果税收T完全由供给者（农民）承担，没有一点可以转嫁。

附图

图1农业税费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税费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税费，即使在同样的税率下，由于它完全无法转嫁，生产者承担的部分要多于能转嫁的其他行业。这部分的税费完全等价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最近几年，农民税费负担的增长幅度大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更加促进了这种效应，农村的社会总需求不旺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税费改革在其中的作用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2.农村税费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税收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税费负担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达到均等化。一般均衡的分析可以找到税费的最终承担的要素，可以分析税费对要素投入的影响。

我国农业税费的征收可看成对农产品生产的征税。农村税费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并通过要素相对价格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共同作用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有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征税可以对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影响。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不存在流动性障碍的情况下，对农业的征税如果高于非农业部门，农民就会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从而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进而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使对农业的高税费得以转嫁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是整个社会各部门税费负担均等化。在存在流动性差的要素的情况下，流动性较好的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流动到税费负担较轻的部门来逃避超额负担，流动性较差的要素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的最终承担者。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城乡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的流动性受到约束，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受到较严格的管制，价格体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的发挥。这样流动性较好的资本就可以通过流动到其他部门来逃避农业部门较高的税费负担，流动性差的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将成为税费超额部分最终承担者。我国农村税费高于其他部门的部分最终由流动受限制的农业劳动力承担，直接表现为农业劳动的低工资。较强的农产品价格管制（定价制度和收购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我国当前较重的农村税费激励了农业资本的外流（以逃避不公平的负担），造成农业资本投资的不足；同时它还维系着剥夺农业劳动力收入的角色，长期中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投入和创新的积极性。

在劳动力流动放松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机制是税负均等化的障碍。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对税费改革的将来也有深远意义。

这种效应在我国实际生活中表现十分明显。近年来农业资本投入不足，大量资金外流，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一直难以确立，一定程度上有农村税费的影响。而我国不同地区对农业税费问题反映不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沿海发达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兴起，吸引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它们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下降。结果或是该地区内部为维持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实施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农产品价格上升，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调节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配置，使税费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负担均等化。这些地区也就不存在农业税费负担的话题。在缺乏工业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对农业依赖大，要素（劳动力）流动性差，农业税费负担很难与非农业部门均等化，农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反应则相对强烈。

三、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税费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负担的问题，其实质应是农村税费负担的不公平和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些其他制度在维持这种不公平和扭曲中起了重要作用。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

我国地方基层政府长期承担地方经济发展之推动者的角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角色定位已不再妥当。地方政府应成为地方经济的服务者，提供当地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这种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税费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收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基层政府的改革。收缩原有基层政府规模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收缩原有的机构与在位官员的自身利益相冲突。基层政府自我革命的内在激励是有限的，地方政府改革需要外在的压力机制。

其一，可以通过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机制，缓解这一矛盾。自下而上的压力，如果能充分发挥作用，其效果将是可观的，特别在基层，范围的有限，可以避免集体行动的悖论。基层的选举可以表达居民（农民）的偏好；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感；可以让居民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能不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其二，赋予居民“退出”权，这也可对机构改革产生压力。在实践上就是打破城乡流动、地区间流动的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要素流动带来的效应在西方财政学中备受推崇。它可以让居民（农民）“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社区，以表达其偏好；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要素转移，改变相对价格体系，均等税费负担；还可以引发地区政府间争夺要素的竞争，提高地方政府的效率。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要素流动性的增强，这种压力机制的作用会日益明显。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自身行为的规范是解决税费问题的重要方面，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的首要因素。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降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提高地方政府运行效率，使其成为真正的地方公共部门，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基础。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安徽税费改革方案，思路是将“三提五统”部分消减，部分改为农业税，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费改税”。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效果上确实减少了农民的总负担，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其中对农业的税费并没有本质改观。从前文对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税费负担比较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案不仅没有解决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税费负担较重（与非农业相比）的问题，还有加大这一差距的趋势。农村税费对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基本没有改观。作为农业从业者的农民（农业税费的最终承担者），负担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减轻。农村税费改革需要的是农村税费体系的革新。

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费，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受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一种激励作用，鼓励其流向税负更轻的产业。费改税方案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并且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也就不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以及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他们对财产税的研究值得我们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借鉴。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是一个税费改革的重要课题。单单费改税是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应是改革的方向。在新古典的假设下，这一点可以通过要素的流通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实现。因此，打破城乡分割和放松农产品价格管制有利于这问题的解决。但现实而言，农村人口的数量使通过要素流动，达到税负均等化的设想在短期中作用有限，可行性欠缺，重新设计农业税制和农村税费十分必要。

现行的农村“三提五统”收费是不符合费的基本要求的。在财政理论中，费的收取应与受益一一对应。“三提五统”并没有实际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对应，更象所得税。对此，可以直接改为所得税，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征收。这会使社会个人税费负担一致，城乡、各行业间从业人员横向公平。农村地方经济的薄弱使在设计税费改革方案时，更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现行的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了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最大。

要求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比如我国乡镇级政府承担的基础教育投入责任（主要是教师工资），对整个社会的效用远远高于其自身的收益。正外部性的存在需要矫正，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较适合的方式。由上级或邻近地区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助（上级的补助更具有可行性），平衡这类公共产品成本的分摊，调整当地居民税费支付和受益享用间的偏差。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但我国一些地区县级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在支付方式上，专项拨款值得一试，如由上级对下级就教育专项补助。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

农村税费问题涉及公平与效率。农民税费负担沉重源于农村税费的不公平：它没有体现税费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对应，其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它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并扭曲了农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有效资源配置的问题。在策略上，需要改变基层政府的角色、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调整政府间关系。在具体措施上需要整个制度的配套改革，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消除城乡分割，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和实行新的农村税费。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建立地方公共财政模式。这是税费改革成功的唯一出路。下一步的税费改革工作，应以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为目标，以效率和公平为标准，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革新整个农村税费体系，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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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负担范文篇10

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跳出“黄宗羲定律”，必须从源头着手，改革原有的制度安排，实施制度创新。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性缺陷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1）通过取消三提五统、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可以简称为费改税；（2）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配套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地方财政缺口；（3）村内兴办各种其他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资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一改革无疑具有积极与深远的意义，税改之后，农民负担平均水平确实有所降低。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其所存在的以下问题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1税费改革目的具有单一性和短期性。减轻农民负担是此次税改的根本目标，其他各种配套改革都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展开的。然而，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只是问题的一种表现，并不是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农村劳动力回流，乡镇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业收入基本停滞，收入的地区差距十分巨大。税费改革必须以当前的形势为背景，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改变税收累退性的格局，更要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要素流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作为基本目标。仅仅将“费”改为“税”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

2税费改革政策设计缺乏系统性。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偏向的财政体制导致农村公共事业经费严重短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乡镇机构行政管理费用膨胀；不完善的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以下政府财力入不敷出；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使农业生产规模不经济等等。因此，单纯依靠财税体制的行政性调整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决不能仅仅是规范农民与农村基层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费改税）或基层组织的行为（制止乱收费），而必须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上，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改革原有的制度安排，进行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劳动就业体制、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基层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与制度创新。但现实则不然，本次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设计明显滞后，缺乏系统性，经常是出现问题后再去寻找解决方法，致使农村税费改革进展缓慢，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效果不尽如人意。

3新的税制设计没有充分考虑、甚至是忽视了农民负担的累退性越来越强是构成农民负担问题的主要原因，却把农民负担问题看成是一个降低平均税负水平的问题，造成新的税负不平等。由于农村新税制在取消各种收费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税税率，但收入较低者在收入结构方面以农业收入为主，因此这部分农户更容易受新税制提高农业税率的负面影响。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基本上类似人头税，农民的负担大体上是“人田各半”。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摊丁入亩”的倾向，即税费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税随地走”。这就使“离土离乡”、“离土不离乡”的那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负担明显减轻，而“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特别是种田大户的负担加重，即所谓“多种地、多负担、多吃亏”。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改革后农民税负比改革前增加的情况。农业税费的负担金额与农民个人收入高低完全无关，收入越低的人，农业承担的税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越是贫穷地区，贫困的农民越能感受税费负担的沉重。新农税设计方面的缺陷，加剧了农业税费在实践中具有的累退性质，成为农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制度原因。这在客观上又鼓励了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内在地推动了农民的“抛荒”现象。

4税改强调了减少税负的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并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充足、高效的融资渠道。农村税费改革在规范县乡财政收支结构、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县乡财政套上了“紧箍咒”，使得县乡财政供给地方公共产品的能力大大减弱。从试点地区税费改革的实践结果看，本次税改并没有充分考虑基层政府的利益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普遍存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反而加大，乡村债务化解更加困难，县乡财政的收支矛盾趋于尖锐化，农村基层政权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所制定的改革政策和策略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对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制度方面的可操作的保障措施。这也成为2001年税费改革扩大试点不得不暂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出路

在关于财税体制与农民税负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往往将财税体制的缺陷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而没有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根源。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越沉重。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财权的不断上移和事权的不断下移，县乡财政面临越来越大的收支平衡压力，并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弱化和农民负担累年加重的重要制度原因。仅仅将“费”改为“税”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凸显和尖锐化。因此，农村税费需要系统性的革新，其根本出路在于建立长期稳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税费制度和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1实现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能转换

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面临严重困难。从表面上看，地方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困难似乎是农村税费改革直接造成的，但从深层次上看，恰恰反映了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状况。县乡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的弊端是导致其运转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将农村税费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积极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行精简政府级次，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譬如可以将乡级政府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将地级政府定位为省的派出机构，以求大量精简非必要的机构和人员。这样，我国政府级次能够得到有效精简，职责也较易廓清，有利于减少行政运转经费，减轻公众负担。

2重新建构农村税费体系

（1）调整税费改革的目标，建立税费改革的前期、中期和远期三级目标体系。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税费改革的前期目标或当前目标，从各地税费改革的实践看已初步实现；税费改革的中期目标是对前期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对改革措施进行完善，对改革经验进行总结，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这一目标大约需要2-3年；税费改革的远期目标即最高目标是在我国最终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这一制度应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到2010年这种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应初步建立起来。建立税费改革的中长期动态目标体系，一方面可以避免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从根本上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不至于使税费改革游离于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系统之外，使之成为规范农村利益分配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制度。

（2）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其根本问题应是农村适宜征收什么样的税，以怎样的方式征收。这需考虑效率、公平以及征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地方最适合的税种首先是受益税或使用税，其次是对不流动的要素征税。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没有体现税收与受益的对等，不具有收益税的性质。它对农业产出征税，导致农业部门和农业从业人员的边际税率远远高于非农业部门，成为农民在社会中不平等负担的根源，激励农业生产要素流向税负更轻的非农产业。现行费改税改变的仅仅是原有费的征收数量和方式，并没有改变农业税收的性质，甚至在数量上还有加大农业税的趋势，因而也就不可能消除农业税原有的不公平和扭曲效应。农村最适合的征税对象应是土地本身和一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西方典型的地方税种是财产税。如何设计对效率影响最小的并具有公平性的农村税费体系，均等化农业和非农业的税收负担，既是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税费改革的方向。

（3）完善征管措施，规范征管行为。现行农村税费体系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但就目前现实而言，统一城乡税制、均等化税负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征管，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一是对税改中所造成的计税土地不实、计税常产过高、计税价格过高等问题积极加以纠正。二是建立规范的征管制度，实行纳税通知制度、纳税登记制度、纳税公示制度、纳税期限制度、完税凭证制度等，对违反制度的事和人应建立惩罚机制。三是应规范征管行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对所征税费应实行归口管理，杜绝一切变相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3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