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观念十篇

税收观念篇1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更进一步看，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普通百姓，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犹如“病毒”，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向其征收的钱，也都是其被告知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的钱。而且，由于后者的随意性较大，数额一路上扬，不仅给本来较为规范、负担相对稳定的税收打下了不规范的印迹，也使税费义务混淆，不论什么钱，只要是政府部门所收都是税，纳税心理逆反，对不规范的费的反感连累于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偷逃税行为的有效遏制。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义务对称说

由以上分析可见，税收观念与经济体制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税收观念应当也必须加以更新。现行税收收入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固然可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应尽义务说”为代表的税收观念同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

市场经济的通行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讲到某人负有什么义务，同时便意味着他拥有怎样的权利。反之，讲到某人拥有什么权利，同时便意味着他负有怎样的义务。在税收上当然也不例外。

三、出路在于更新税收观念

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行为，便会发现，在那里，税收也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字眼。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是不是依法纳税则是另一回事。常见的情形是：人们一边抱怨骂娘，一边自行报税，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专业人员代行报税。其所以如此，同纳税人具有“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具有一套威慑力的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应该正面宣传与严管重罚并举。一方面，要向纳税人讲清纳税并非是纯尽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纳税为的是获得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受益权，偷逃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车”行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让偷逃税者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更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从而在偷逃税面前望而却步，不敢挺而走险。

相对而言，在我国，规范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可能是一件既费气力又不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还是企业和居民，都尚不习惯于将政府摆到同纳税人平等的地位上去考虑。故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进行正面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则是其从事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活动的基本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要着手必要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对纳税人负责、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

顺便说一句，一旦政府部门的行为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挂起钩来，其积极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税收领域本身。因为，当纳税人清楚地知道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系由其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提供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将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当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其所花费的钱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并且，这些钱的本来去向是关系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与此相联系，在纳税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纳税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对这些钱的使用能够加以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才会真正得以强化。

税收观念篇2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97年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熟悉，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观念：必要扣除说

对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收观念以及据此构建的税收收入机制（或称“财政收入机制”）做一较为系统的回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是有益的。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模式：社会产品在分配给个人消费之前，要进行一系列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难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治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若再加上用于国防的费用，经过以上这些扣除之后，剩余的部分，才能用于个人消费。

很轻易看出，马克思所勾画的是一种典型的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分配模式。在其中，税收实质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在社会产品用于个人消费之前而进行的“必要扣除”。既然是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必要扣除”，那么，相对而言，采取什么方式扣除、在哪些环节扣除以至“必要扣除”的量如何把握，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基于这样一种熟悉，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中国选择了一条主要依靠“暗税”渠道取得财政收入、在形式上基本不对个（私）人征税的做法。那一时期的税收收入机制可大致概括如下：

──农民，除了直接缴纳少量的公粮并负担一些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那一时期所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给的命令》，赋予了政府以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国有商业部门所执行的统购价格同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农民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的“必要扣除”——农民所缴纳的“税收”。进一步看，随着低价的农副产品销往城市，不仅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因此直接降低，城市居民也因此获得了实际福利（低廉的生活费用），从而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

——城市职工，除了负担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八级工资制。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也即八级工资制，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八级工资制度下，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事实上，从1956——1977年的20年间，我国只进行了3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的办法，人为降低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城市职工实际领取的工资水平同市场工资水平（或影子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城市职工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行的“必要扣除”──城市职工所缴纳的“税收”。由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人为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

——在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水平又长期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水平（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相对的高额利润。

—─在始于新中国创建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治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此的“税收收入机制”，对于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无论纳税还是上缴利润，都是公家的事情，与个（私）人无关。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政府不向个（私）人征税。有了税收与个（私）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制度的阻隔，老百姓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征税还是收取利润，大都是政府与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的事情。有了同属全民所有制、彼此都姓“公”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政府部门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人的“量”而不大问它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税收观念。应尽义务说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继打破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政府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计划价格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治理体制。原有的税收收入机制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收入机制自然要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由基本依靠国有经济单位的单一财源扩展至包括各种经济成分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在内的多重财源。进人80年代以后，中国税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改过去基本上只有一种“工商税”的格局，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税种的总数达到了34个。

随着税收收入机制的调整，税收开始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同人们的切身利益日益密切地挂起钩来。这一变化，对传统的税收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按照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审阅税收观念并对此赋予新的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必要扣除说”与新的经济体制环境的激烈碰撞，已经迫使税务部门和理论界转而启用“应尽义务说”去进行宣传：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然而，面对调整了的新的税收收入机制以及关于税收的新的解释，由于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人们做出的反应并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跟上形势变化的步伐。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如同“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滋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入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暗税”的方式从国有经济单位组织收入，一旦面临多重的财源结构，须为履行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向形形的纳税人征收实实在在的“明税”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时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和手段去和纳税人打交道。在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性的税收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性办法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以收费的形式填补收入的缺口。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事态演化下去，更为令人忧虑的局面出现了。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治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治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非凡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心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向其征收的钱，也都是其被告知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的钱。而且，由于后者的随意性较大，数额一路上扬，不仅给本来较为规范、负担相对稳定的税收打下了不规范的印迹，也使税费义务混淆——不论什么钱，只要是政府部门所收都是税，纳税心理逆反——对不规范的费的反感连累于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偷逃税行为的有效遏制。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意：权利义务对称说

由以上分析可见，税收观念与经济体制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税收观念应当也必须加以更新。现行税收收入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固然可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应尽义务说”为代表的税收观念同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到底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通行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讲到某人负有什么义务，同时便意味着他拥有怎样的权利。反之，讲到某人拥有什么权利，同时便意味着他负有怎样的义务。在税收上当然也不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质是一个非凡的产业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广大的企业和居民，则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如人们到商店买东西需要为之付款一样，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只不过为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付款，是以纳税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实际上是说，只要纳税人依法缴纳了税收，便拥有了向政府部门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只要政府依法取得了税收，便负有了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纳税人之所以要纳税，就在于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和受益权。政府部门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资金，就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在这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与其纳税之后所拥有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是一种对称关系。政府的征税权力与其征税之后所负有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也是一种对称关系。因此，可以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归结为：权利与义务相对称。

反思起来。假如将税务部门的行为同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区别开来，将前者称为征税人——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将后者称为用税人——各项税款的最终使用或运用者，从而对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分别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认为，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在税收观念上的模糊，是这些年来阻滞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营造进程的要害所在：

——对于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和居民来说，在贴近现实生活方面，“应尽义务说”尽管比“必要扣除说”前进了一步，但前者究竟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衍生并作为后者的延续而提出的，因而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明晰或不那么明晰，人们可以不讲成本、不计报酬而无偿奉献。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仅越来越明晰了，其利益驱动机制也已形成并有日趋强化的势头。经济体制环境一旦走到这一步，权利与义务便如同一对连体婴儿一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便不能再为人们所认同。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意识愈益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单纯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未有明确的权利相对称，很可能滋生人们的逆反心理，甚至萌发偷逃税的动机。

——对于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来说，“应尽义务说”的另一面，是政府拥有征税的权力。至于政府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权力或这样的权力伴随以怎样的义务，“应尽义务说”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问题在于，与前述的道理相似，假如说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凡的所有制背景可以答应政府单纯强调征税权力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只讲征税的权力、不讲征税之后的义务，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甚至会逆反纳税人的心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会障碍政府在税收与其支出关系问题上的视线，从而造成政府部门行为扭曲现象的频繁发生，如花钱大手大脚、支出不受监督、忘记公仆身份而以主人自居、误将履行职能视作“恩赐”、以非规范性手段随意添加老百姓的负担等等。其结果，当然会大大抵消为营造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对于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来说，在纳税人面前，他们不仅是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而且是税收法规的宣传者和解释者。税法的宣传和解释，免不了涉及诸如纳税人为什么纳税、政府为什么征税之类的问题。“应尽义务说”在未能获得纳税人认同的同时，也障碍了税务部门自己的视线——只看到纳税人尽义务、做奉献，忽略了纳税人纳税之后可以获得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实质收益。于是，在同纳税人打交道时，总免不了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执法偏软，对偷逃税的行为打击不力，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始终未能真正构建并有效运行起来。

五、出路在于更新税收观念

假如上述的熟悉基本不错，那么，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行为，便会发现，在那里，税收也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字眼。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是不是依法纳税则是另一回事。常见的情形是：人们一边抱怨骂娘，一边自行报税，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专业人员代行报税。其所以如此，同纳税人具有“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具有一套威慑力的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应该正面宣传与严管重罚并举。一方面，要向纳税人讲清纳税并非是纯尽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纳税为的是获得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受益权，偷逃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车”行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让偷逃税者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更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从而在偷逃税面前望而却步，不敢挺而走险。

——相对而言，在我国，规范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可能是一件既费气力又不那么轻易办到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还是企业和居民，都尚不习惯于将政府摆到同纳税人平等的地位上去考虑。故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进行正面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则是其从事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活动的基本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要着手必要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对纳税人负责、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

顺便说一句，一旦政府部门的行为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挂起钩来，其积极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税收领域本身。因为，当纳税人清楚地知道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系由其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提供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将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当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其所花费的钱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并且，这些钱的本来去向是关系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与此相联系，在纳税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纳税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对这些钱的使用能够加以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才会真正得以强化。

——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在依法治税的过程中，其角色颇像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方面，它要对纳税人（乘车人）依法征税，把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所需的资金筹措上来。另一方面，它又要对偷逃税者（逃票人）依法惩处，不答应“免费搭车”的行为存在下去。所以，规范税务部门的行为，重心应当放在提高税务部门自身素质，增强严格执法的自觉性上。以此为基础，力争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

总之，税收观念的更新，将是改革以来我国税收领域影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其意义可能不亚于历次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预见，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得到确立之时，我国依法治税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并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税收观念篇3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税收观念篇4

一、科学发展观下完善税收理念的目标选择

与科学发展观的多层次目标取向相适应，国家税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手段与调节经济运行、协调国家和微观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杠杆，要创新思路，更新观念，超越单纯就经济论税收，就税收论经济的“税收经济观”，充分重视国家税收这一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以便在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取向提供必要财力支持的同时，凭借其内在的杠杆调节作用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最终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对此，在税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继续坚持我国长期遵循的“税收经济观”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总体指导原则，树立指导新时期税收实践的“科学税收观”。具体说，“科学税收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内容：

首先，适应与服务于经济发展。本质上讲，税收作为国家为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而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们再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税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范畴。它来源于经济，受经济的最终制约，并以此为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经济既是治税的出发点，也是治税的归宿点，税收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在科学发展观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客观决定着社会和人发展的实现程度。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非但不应弱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切实加强，这种加强必须是在进一步认识与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以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

其次，满足政治与社会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会上有的观点出于对我国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考虑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财税理论，把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惟一职能，忽视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税收其他内在功能，认为强调税收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就必然会导致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限制地汲取社会资源，从而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场机制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完整发挥。事实上，无论从我国传统的“国家分配论”强调国家在税收分配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出发，还是从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政治程序对税收政策确定的巨大影响角度考虑，税收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具体税收实践过程中，其对税收政策的确定与税收征管实践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如我国近期出台的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政策，就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税务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自然以确保履行政府职能而存在，因而必然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属性。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的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或政府）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税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税务机关在履行其内在的政治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从而使税收征纳行为同时具有了服务社会、适应社会的基本属性。忽视税收的这些基本属性，不但很难正确回答税收实践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导致目前税收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难为税收工作从根本上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第三，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在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等多层次目标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税收内在职能作用的完整发挥就成为了—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我国以前税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如过去长期单纯强调税收的政治属性，以及近年过于强调税收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能动作用等，客观上成为了税务人员权力意识膨胀、执法随意性过大、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为名无视社会承受能力，随意安排税收收入计划等问题的深层次思想根源。因此，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了“科学税收观”的必然选择。而“以人为本”这一人文主义的治国、执政理念则要求税收各项工作必须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贯彻到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实现“以人为本”基础上的职能协调。

二、科学税收观下对税收理论与实践的几点具体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尝试性地把科学税收观具体表述为：以“以人为本”为基本思想导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收本质的基本要求，在协调兼顾税收内在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好内在的聚财与调节职能作用，从而最终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与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这一税收理念对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税制设计方面，科学税收观下的税制安排要全面落实“公平效率观”，在突出效率优先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内在要求，不损害微观市场主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动作用，又要充分考虑国家履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职能所必需的收入规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在两者协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满足社会福利，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在进一步完善“双主体税制模式”，协调流转税在组织收入与所得税在宏观调控方面的各自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简化税制以降低社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务机关执法水平；拓宽税基以确保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的财源基础；降低税率以增强微观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力度；加强税收征管以实现既定税制横向公平与纵向公正。通过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扩大消费税税基，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政管理权限等各项改革措施，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骤选择方面，考虑到税制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巨大影响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税制建设的理想模式与现实可支持的改革举措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税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在充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轻重缓急程度与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本着精心设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成熟一项实施一项，实施一项确保一项。

税收观念篇5

 

关键词： 所得税会计； 资产负债表观； 利润表观

2006年2月财政部正式颁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目前已在我国全面执行。

在这38项具体准则中，第18号准则——《所得税》会计准则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由于该准则制定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利润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表观。新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原有的建立在利润表观下的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法相比，不仅在概念、特点和核算程序上不同，更重要的是二者在基本理念上也发生了本质的区别。这一处理方法的转变，是较为完全体现资产负债表观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应用的一个典型，也是我国所得税会计的重大改革。

一、所得税会计的涵义及成因

所谓所得税会计，通俗地说，就是研究如何对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或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或亏损）之间的差异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所得税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差异所致。会计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的总收益或总亏损，一般就是财务报告中的税前利润总额；而应税收益是指按照税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出来的一定时期的应税所得。会计收益是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得出的，而应税收益是根据国家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计算确定的，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相对独立，二者规范的对象不同，体现的要求也不同，往往存在差异，所以分别依据其计算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存在，所以产生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处理的所得税会计。

二、资产负债表观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涵义

资产负债表观又称资本维持观，是指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规范某类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准则时，应首先定义并规范由此类交易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计量；然后根据所定义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收益。与其相对应的是利润表观，在利润表观下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把收益的确认和计量作为准则规范的首要内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成为收益确定的副产品或者说过渡产物，资产负债表只是为了确认与合理计量收益的跨期摊配中介，成为利润表的附属。

“资产负债表观”理念的实质是，在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考核业绩时，关键是看净资产是否增加，即股东财富是否增加。在资产负债表观下，利润代表净资产的增加，亏损代表净资产的减少，从理念角度要求不追求虚假利润，要求将企业的发展落在实处，即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在这种理念下，利润表成为资产负债表的附属产物。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原理是，企业应当按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计算暂时性差异，再根据这些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而由其变动来确定当期所得税费用。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符合真实公允原则，所得税费用会计信息自然真实可靠。它确认所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其目的在于使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账户更富实际意义。其特点是：当税率或税基变动时，必须按预期税率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额进行调整。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企业的收益应根据“资产负债表观”来定义，因而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也是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出发来加以倒推计算的，其计算公式为：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新所得税会计中资产负债表观的具体体现

（一）计税基础方面

旧准则以损益表为重心，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在口径上以及时间上的不一致，将其差异区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来计税，在确定计税基础源于利润表项目 体现了损益表观。

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确认的资产或负债的余额不一致，新准则引入了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根据暂时性差异来计税。计税基础源于资产负债表项目，体现了准则制定时以资产负债表为出发点，把资产、负债的确定作为首要规范的内容，遵循了资产负债表观的理念。

（二）会计处理方法方面

损益表债务法在核算时，首先按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然后根据应纳税所得额确定应交所得税；最后根据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应纳税款之差，倒扎出本期递延税款。在核算时以首先确认利润表中的所得税项目为重，递延税款仅仅成了平衡报表的一个数据，既不代表一项负债也不代表一项资产，体现了利润表观的基本理念。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按照根据税法调整后的会计利润计算应交所得税；然后根据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确定的暂时性差异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最后倒扎出所得税费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符合真实公允原则，所得税费用信息自然真实可靠。在核算时以首先确认资产、负债为重，是遵循资产负债表观的具体体现。

（三）对收益的理解方面

收益概念在所得税会计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派生出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概念是所得税会计研究的出发点。

资产负债表观采用了全面收益的观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包含在收益中，产生了新的盈利模式，即收益=已实现的收益＋未实现收益。而利润表观下的收益只包括已实现的收益。

在利润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是根据会计利润与适用税率相乘直接计算得出的，而本期会计利润是已实现了的利润，净利润的计算只包括了已实现的利润，是利润表观的体现。

而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应当予以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收益的计算包括了递延到以后期间的未实现收益，符合了资产负债表观的全面收益观。

（四）“递延税款”账户内涵方面

税收观念篇6

一、国际税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 tax 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 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 （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 （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 （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 （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 （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 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 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 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 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 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 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 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20] 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 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 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税收观念篇7

关键词：纳税意识；纳税人意识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税收是一个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形式，也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手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因此税收对于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我国的税收保障水平，长期以来，各级税务机关一直将强化公民的纳税意识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于是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字样：“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句话没错，但作为一个宣传标语，它却只强调了纳税人要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而忽视了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权利与义务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没有义务的权利或没有权利的义务都是无法持久的。具体到税收而言，现代公共财政理论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并不是无偿的，它具有相对有偿性，政府通过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取得征税的权利；同时，作为纳税人又要求对社会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纳税人意识便是产生在这种要权利与义务相结合思想的基础上。那么，什么是纳税人意识？它与纳税意识究竟有什么区别？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对纳税意识的理解

纳税意识是指公民在正确了解税收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提高对国家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产生的照章纳税的意愿。公民纳税意识通常由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环境刺激所决定。在现实生活中，纳税意识低下往往会导致纳税人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的逃避纳税义务。因此，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纳税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影响到该国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

具体到税收征纳环节来说，公民的纳税意识决定着公民对税法的执行以及税法执行的效果。偷税、逃税现象的存在正是公民缺少纳税意识、社会道德伦理没有在税法中得到反映的结果，所以强化公民的纳税意识就必须解决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税收法规之间的矛盾，创立符合现代民主精神的税收体制，即在法治的前提下，形成国家与公民在税收问题上的和谐关系，通过宣传现代税收体制中的公平观念、权利观念、秩序观念和法制观念，形成整个社会对税收的理性认识。

一般说来，纳税人不交或少交税容易被视为纳税意识薄弱的表现，但并非所有旨在降低税负的安排都意味着纳税人纳税意识不足。纳税人若公然违反税法条文，采取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来减轻其税收负担，则可称其为纳税意识低下，其经济行为的法律性质为非法逃税，一旦逃税事实被有关当局查明证实，纳税人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纳税人采取合法避税的形式，即不合乎立法意图但不违反法律条文的手段来减轻自身税负，那么就不能对避税人予以法律制裁，税务机关只能通过修改和完善有关税法，堵塞潜在税收漏洞的措施来加以防范。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为淡薄，尚需加强。但如果纳税人采取节税方式以期获得最大税收利益的话，此时纳税人的行为是顺应国家政策导向的，其纳税意识不可谓不强。因此，判断纳税人纳税意识强弱的标准不在于纳税人减轻税负的目的，而在于其所选择的减税形式是否合法。从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纳税意识增强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将随着纳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而逐步走向规范与完善；反之，纳税人对税收筹划工作的重视与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有利于宏观税收环境的进一步好转，为全面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纳税人意识的概念及当前我国公民纳税人意识现状

纳税人意识与传统税收观念中所提到的纳税意识有所不同，纳税意识只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观念和态度的反映。它片面地强调纳税人所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还应享有的各种权利。纳税人意识是指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条件下，纳税人基于对自身主体地位和自身权利义务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于税法的认同和自觉奉行精神。纳税人意识将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完整地统一于一体，是公民意识的基础。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公民意识作为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已经成为了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对主体权利的自由追求意志和理性自律精神，公民意识构筑了社会成员对国家法律的正当性批判与选择的价值原则和基准。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政治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最能集中体现“在民”的思想。可以说，纳税人意识是衡量公民是否具有观念的重要标尺，只有公民确立起纳税人意识，才能真正确立人民的观念、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国家政治权力应当受到人民制约和监督的观念等，进而通过制度化纳入法律规范体系，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总体上还较为淡薄，尤其是纳税人权利意识尚未广泛形成。在西方，“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观念，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认可的。因此，“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有权对政府如何运用预算资金进行监督”等纳税人权利意识在西方国家也早已存在。而在我国，许多纳税人似乎没有意识到或不能真正地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对一些素质低下的公务人员颐指气使表现得逆来顺受；对一些腐败开支、决策性浪费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漠不关心，更不会想到如何对此进行监督。这种纳税人权利意识的缺失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利，而且直接影响了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和正确纳税意识的形成。

对于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①宏观影响因素。首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家族意识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国人的公共理性精神相对匮乏，还难以形成对税收的正确认识和认同。其次，从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历经漫长的封建时代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又步入计划经济时期，现在虽然正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稳步推进，但离完善的纳税人意识所要求的政治经济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②微观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纳税人意识形成机制可知，征税过程中征纳双方当事人的税收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行为将会影响纳税人权利主观感受的形成。从目前我国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来看，征税机关处于一种管理者、检查者、执法者的地位，以国家形象自居，拥有单方面的支配、处置权力，成为管理主体；而纳税人则处于被管理、被处罚、被监督的地位，只负有单方面纳税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知情权、服务礼遇权以及监督权。在这种征纳双方主体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许多税务人员总是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 “自我优越感”，他们把自己的征税当成理所当然而不容纳税人置疑，不向纳税人宣传相关法律的规定，也不说具体的征税计算方法，工作态度恶劣。因此，纳税人在这种缺失“权利感”的主观感受下，选择偷逃税的税收行为也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公民是纳税人，纳税人概念包括完整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单方面的履行义务。所以，我们应积极树立纳税人意识，用“纳税人意识”代替“纳税意识”，不仅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也强调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像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有权要求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有权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款进行监管和质询，这也正是实施依法治国、创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力.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的法律分析[J].法律科学，2007，2.

税收观念篇8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观；利润表观

2006年2月财政部正式颁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目前已在我国全面执行。

在这38项具体准则中，第18号准则——《所得税》会计准则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由于该准则制定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利润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表观。新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原有的建立在利润表观下的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法相比，不仅在概念、特点和核算程序上不同，更重要的是二者在基本理念上也发生了本质的区别。这一处理方法的转变，是较为完全体现资产负债表观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应用的一个典型，也是我国所得税会计的重大改革。

一、所得税会计的涵义及成因

所谓所得税会计，通俗地说，就是研究如何对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或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或亏损）之间的差异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所得税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差异所致。会计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的总收益或总亏损，一般就是财务报告中的税前利润总额；而应税收益是指按照税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出来的一定时期的应税所得。会计收益是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得出的，而应税收益是根据国家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计算确定的，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相对独立，二者规范的对象不同，体现的要求也不同，往往存在差异，所以分别依据其计算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存在，所以产生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处理的所得税会计。

二、资产负债表观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涵义

资产负债表观又称资本维持观，是指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定规范某类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准则时，应首先定义并规范由此类交易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计量；然后根据所定义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收益。与其相对应的是利润表观，在利润表观下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把收益的确认和计量作为准则规范的首要内容，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成为收益确定的副产品或者说过渡产物，资产负债表只是为了确认与合理计量收益的跨期摊配中介，成为利润表的附属。

“资产负债表观”理念的实质是，在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考核业绩时，关键是看净资产是否增加，即股东财富是否增加。在资产负债表观下，利润代表净资产的增加，亏损代表净资产的减少，从理念角度要求不追求虚假利润，要求将企业的发展落在实处，即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在这种理念下，利润表成为资产负债表的附属产物。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原理是，企业应当按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计算暂时性差异，再根据这些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而由其变动来确定当期所得税费用。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符合真实公允原则，所得税费用会计信息自然真实可靠。它确认所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其目的在于使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账户更富实际意义。其特点是：当税率或税基变动时，必须按预期税率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额进行调整。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企业的收益应根据“资产负债表观”来定义，因而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也是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出发来加以倒推计算的，其计算公式为：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新所得税会计中资产负债表观的具体体现

（一）计税基础方面

旧准则以损益表为重心，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在口径上以及时间上的不一致，将其差异区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来计税，在确定计税基础源于利润表项目体现了损益表观。

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确认的资产或负债的余额不一致，新准则引入了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根据暂时性差异来计税。计税基础源于资产负债表项目，体现了准则制定时以资产负债表为出发点，把资产、负债的确定作为首要规范的内容，遵循了资产负债表观的理念。

（二）会计处理方法方面

损益表债务法在核算时，首先按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然后根据应纳税所得额确定应交所得税；最后根据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应纳税款之差，倒扎出本期递延税款。在核算时以首先确认利润表中的所得税项目为重，递延税款仅仅成了平衡报表的一个数据，既不代表一项负债也不代表一项资产，体现了利润表观的基本理念。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按照根据税法调整后的会计利润计算应交所得税；然后根据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确定的暂时性差异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最后倒扎出所得税费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符合真实公允原则，所得税费用信息自然真实可靠。在核算时以首先确认资产、负债为重，是遵循资产负债表观的具体体现。

（三）对收益的理解方面

收益概念在所得税会计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派生出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概念是所得税会计研究的出发点。

资产负债表观采用了全面收益的观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包含在收益中，产生了新的盈利模式，即收益=已实现的收益＋未实现收益。而利润表观下的收益只包括已实现的收益。

在利润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是根据会计利润与适用税率相乘直接计算得出的，而本期会计利润是已实现了的利润，净利润的计算只包括了已实现的利润，是利润表观的体现。

而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应当予以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收益的计算包括了递延到以后期间的未实现收益，符合了资产负债表观的全面收益观。

（四）“递延税款”账户内涵方面

在利润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从时间性差异出发，将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视作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确认为不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的“递延税款”借项和贷项。在这里“递延税款”项目更多地扮演了起平衡作用的余额项目的角色，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会计要素。

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其站在未来现金流量净增加额的角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这两个账务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未来能为企业带来的实际的现金流量。这也是资产负债表观的具体体现。

（五）在计提减值准备及信息披露方面

新所得税准则规定，对于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要求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价值复核。如果企业未来期间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税利润可供抵扣，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计提减值准备，而原有的利润表债务法无此规定。

在利润表债务法下，“递延税款”以借项和贷项抵销后的净额列示，而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除非有准则规定的两种情况，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两个账户都要单独列示，以便体现为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

从信息披露的角度来讲，上述两项规定更重视资产的质量以及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权利义务，而不仅仅是列示一些数据，这其实也是资产负债表观的体现。

四、采用资产负债表观的积极意义

随着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反映企业经营及其结果的会计，其基本理念也由利润表理念转换为资产负债表理念，这一转变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及世界各国纷纷在资产负债表观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会计准则体系，我国顺应世界潮流与国际会计理念趋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但可以扩大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会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的国际会计地位，而且有利于企业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冯淑萍.中国对于国际会计协调的基本态度与所面临的问题.会计研究，2004，1：3～8.

[2]StephenA.Zeff，著.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翻译.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49.

税收观念篇9

一、充分认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把握和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学习是工作之基、能力之本、水平之源，必须要坚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是改革和开放三十年来经验教训的最精辟的总结。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了。这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和我国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启示。科学发展观更是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进一步深化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因此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关于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部署上来。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提高依法治税能力和水平

(一)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收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深化依法治税，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严格规范执法。结合工作实际，将税收工作的重心转向法治导向型，以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以建立健全内部执法监督机制为突破点，以提高税务执法队伍素质为着力点，健全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层层抓落实，分解细化税收执法权，落实执法责任，强化监督制约，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全面提升依法治税水平。另一方面，要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严厉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增强税收执法刚性。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为目标，大力开展税务稽查，严厉打击偷、逃、抗、欠税行为，理顺税收秩序和环境。

(二)优化纳税服务。提高税收服务能力和水平既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新形势下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新赋予税收服务以新的理念和要求，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税收服务是税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和领域。认真搞好税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要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组织收入、加强征管、改进服务等各个方面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加快发展出谋划策；要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全县经济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加强队伍建设能力和水平。我们不仅要重视税收收入、强化征管、严格执法等硬指标，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把“人”当作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税收土作与以人为本是相互促进、相辅相称的，税收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全员素质。在政治理论上，要结合前一阶段的先进性教育，引入和借鉴教育培训的先进理念，以“先行而后知”的体验方式打破传统的以“教”为主的教育模式，挖掘自身潜力，熔炼团队精神，抓好教育活动成果的巩固和落实；在业务上，按照注重综合素质、提升岗位能力、创新培训方式、促进终身学习的思路，根据不同岗位工作的需要，以税收政策法规、征收管理、信息化知识等为主要内容，分级分类开展大规模培训，不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全系统上下要形成学理论、学知识、学业务、学技能的风气，努力创建学习型机关。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造就一支清正廉明的税务队伍。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为各项工作的完成提供可靠保障。

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

我们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改革创新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工作方法，推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思想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的落实、转化和深化，为我们突破发展难题提供强大的动力。我们要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注重学习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改进作风，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良好的作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条件。要高度重视思想作风建设，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认认真真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中注意顾全大局，切实做到令行禁止，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机关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同时善于把上级精神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注意团结同事，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共同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税收观念篇10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任何单位和行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主导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作为地税部门,构建和谐地税,荣辱观是思想道德基础。当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和谐地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而用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和谐地税建设,建立与地税干部队伍建设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转化为构建地税征纳和谐的生动实践,对于引导地税人培养荣辱意识、自觉以正确的价值理念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行为准则,对于构建和谐地税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准确把握地税系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 荣或辱不仅是指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产生的自尊或自愧的心理体验,而且是指社会在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评价时形成的褒奖或贬斥。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充分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地税行业的具体体现,可以从地税价值观、地税发展观和地税道德观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1、地税价值观。地税价值观坚持税收实现的基本价值,以此作为选择、取舍的标准。坚持以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为最高价值目标,从而实现地税工作者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2、地税发展观。科学的地税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地税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如事业和税收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的关系。要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经济发展成果,才能顺利实现既定的地税发展战略目标。 3、地税道德观。地税职业道德是地税干部职工在地税征管实践中应遵循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地税职业领域里的具体体现。作为地税人,自始至终应不折不扣地遵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地税职业道德,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率。 二、以人为本,牢固社会主义荣辱观,构筑和谐地税思想道德基础 世界上无论大事业还是小事情,都要靠人做。因而地税部门必须要教育引导地税干部牢固树立是非分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他们从学会做人做起,学会做事,成就事业。 1、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地税系统道德建设的支配力量,脱离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牵引,地税系统道德建设既无方向,更无动力。地税分设十多年来,进行了不懈的思想道德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新形势下,荣辱观建设在待进一步加强,才能为和谐地税奠定坚实的基础。 2、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地税干部的道德行为有着直接引领作用。目前,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大都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缺失有关。因此,要通过深化教育,引导广大地税干部牢固树立贪污可耻,贿赂不道,违法敛财不义等观念,则违法乱纪问题一定会大大减少。 3、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为和谐地税建设提供共同的价值目标。没有共同的荣辱价值目标,干部42职工之间就不可能协调行动,因而也就没有和谐关系可言,和谐地税建设也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全体干部职工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地税和谐的实现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4、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为和谐地税建设提供保证。和谐地税的建设离不开干部职工的参与,而能够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地税干部则是这一主体的核心力量。能够树立和实践“八荣八耻”荣辱观的干部职工人数越多,则和谐地税的建设便越有保障。 5、地税干部既是普通公民,又是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其思想和行为不仅反映个人品德,也体现国家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一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地税干部必须具备与其身份相应的思想道德水准。因此,要构建和谐地税,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思想道德体系。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系统总结,对于地税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磨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和谐地税总体目标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在地税干部队伍中明确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明荣知耻、褒荣贬耻,引导地税干部职工从我做起,从身边事情做起,在全社会树立起地税工作者的良好形象,让社会主义荣辱观长久自然地渗透到地税价值取向之中,努力构建和谐地税,是我们税务工作者追求的境界、思想基础和努力方向。 三、真心服务纳税人,构建和谐征纳关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各种思潮激荡碰撞,社会生活里也由此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现象,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蚀了一些人的灵魂,损害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地税干部职工如何抑浊扬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地税事业的发展,践行为国聚财的目标,落实“收好税、带好队”,成为摆在地税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真正做到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和谐地税建设。 1、教育引导,科学治税。征纳和谐是构建和谐地税的根本。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是双方的,非单一的,但作为征税人由于其具有国家地位的特殊性,在整个税收征纳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行为的合理调整设置是形成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关键。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税务干部必须破除陈旧观念,确立现代税收理念,奠定科学治税的思想基础。 #p#分页标题#e# 确立经济发展决定税源发展的科学税收观。 经济基础决定税收来源,经济发展决定税源的发展,经济是决定税源的基础。用这一思想观察税收工作,在部分同志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脱离经济发展状况的从严征管,向征管要税源,用稽查挖税源;二是人为地按需求订计划,按计划组织收入,想收多少就有多少税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有多远,我们完成税收收入任务就能走多远。这样的认识和做法会带来两个方面的负作用。其一,税源涵养没有经济发展作支撑时,会产生寅吃卯粮、虚收空转,收过头税的现象;其二,对有经济发展作支撑的税源收干收尽,没有涵养,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或当经济发展发生波动的时候无法保持税收的均衡持续发展。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地税工作,正确处理开辟税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要按经济规律组织收入,遵循不唯需求订收入计划,不按计划组织收的原则。二要注重发挥税收工作和政策扶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把优惠政策用好、用活、用足。三要在组织收入上既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又按照经济发展的趋势均衡组织征收入库。同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发展状态的产业和行业的税收,采取收一批发展状态成熟的,涵养一批未成熟发展中的,保持税源涵养实现可持续发展。四要注重学习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为企业的发展出谋献策,牵线搭桥。 确立税收产生于纳税人而不是征税人的科学创税观。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决定税收来源,从微观上看,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财富,创造税源,纳税人是税收的直接创造者。征税部门组织收入入库,但它不是税收的创造者。过去我们观念上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了一些误区:感到税务部门收了税,就视同税收是税务部门产生的,进而认为,我是收税的,你是交税的,我是管理者,你是被管理者,我说怎么收,你就怎么交,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官本位主义的方式对待纳税人,严重的影响了征纳关系的和谐。 确立征纳关系平等是公共财政体制必然要求的科学治税观。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与之相适应的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的职能。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财政体制也由国家财政转向公共财政。在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作为涉税的两个主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人格。公民纳税是为了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其中自然包括良好的纳税服务。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保姆式”税收征管模式,使纳税人和税收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模糊不清。加上国家税收具有强制性特征,使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中的地位“天然”不对等。因此,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一方面作为税务部门要用主动服务来体现现代税收理念;另一方面要把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纳税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以此体现相互平等关系。 2、完善制度,规范服务。“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又是做事的基本规范。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将“荣、辱”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制度化。要紧密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制定符合“八荣八耻”标准和要求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制度的导向和规范功能,促进征纳税关系发展。 税收服务理念制度化。按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地税部门必须确立税收服务新理念并使之制度化,形成尊重纳税人,厚待纳税人,服务纳税人的良好氛围。对纳税人常怀敬重之心、便民之心和责任之心,把纳税人的需要作为第一需要,把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纳税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全面构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和谐征纳关系,实现征纳权利的正确归位。为此,税务干部必须做到明确义务、明确角色、明确责任,真心尊重、真心关爱、真心服务纳税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讨论现代服务理念,同时,要不断创新教育形式,让纳税服务起到实效,实践中,武汉市江岸区地税局把该做的事做到位,进一步增强尊重纳税人、关爱纳税人的观念,取得明显效果。 征收管理人性化。刚性执法与人性化服务相辅相成,依法管理和服务纳税人是税务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基本责任。广大税务干部应自觉克服思维定势,把工作的主导方向由满足自身工作需要为主转到更好地满足纳税人需要,要换位思考,多从纳税人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和处理工作,在税收制度的贯彻、管理程序的执行、纳税事宜的办理和纳税方式的提供等方面,充分为纳税人着想,为纳税人减轻负担,力求以地税部门优质服务来促进纳税人增强纳税遵从度,以纳税人遵从度的增强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信誉度,从而形成融洽和谐的征纳关系。在地税基层工作实践中,税务人员在管理与服务的把握上要正确对待“执法不严”和“执法不文明”这两个基本问题。切不可以所谓“严格管理”掩盖“执法不文明”,也不可以说“改善软环境”就不“依法办事”。同时,还必须抛弃以偏概全的模糊观念,丢掉“偷税假设”的惯性思维。从而实现治税理念从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相当一部分公民都成为纳税人,纳税人范畴在不断扩大,而公民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侵害纳税人的行为就是违宪。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和把握征纳关系,使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互动中实现和谐。 3、严格监督,矫正偏离。荣辱观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纳税人对地税干部职工进行道德约束和道德评判的重要手段和标准。“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地税干部职工把“八荣八耻”融入地税征管实践中,说话、做事都要考虑荣和辱,自觉养成以荣辱为取舍、以荣辱辨是非的习惯,是防止荣辱观偏离的基础。不断完善党员干部廉洁从税的纪律规范,制定对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行为的处罚规定,确保“八荣八耻”行为规范在为国聚财的实践中落实,是防止荣辱观偏离的制度保证。定期组织地税干部职工进行自审与自查,发现问题和不足,及时剖析成因,切实加以解决,是自我纠正、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防止荣辱观偏离的机制。#p#分页标题#e# 发挥监督的效能,强化监督是预防和矫正荣辱观偏离的重要途径。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早打招呼、早作防范。定期召开以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地税干部职工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把践行荣辱观的情况纳入对地税干部的考核,加强对地税干部遵守荣辱观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违反荣辱观的行为。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让有德者光荣、无德者耻辱。建立预警机制,前移防范关口,分析和总结地税干部职工践行荣辱观的情况,对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和矫正措施,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4、在构建征纳和谐中强化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它抓住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作为地税机关的干部职工,应当带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实践荣辱观的内涵。一是要做一心为民的表率。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时刻把纳税人的困难放在心上,把纳税人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是非取舍的根本标准。在本职岗位上,在其位,负其责,言必行,行必果,以扎实行动赢得纳税人的信任。二是要做勤政敬业的表率。要牢记“勤能补拙”的古训,以勤勉的工作作风和高度敬业的工作态度干好本职工作,不畏难,敢碰硬,讲团结。要把纳税人的利益看得重一些,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淡一些,树正气,压邪气,严于律己,善以待人,营造互相关心、和谐征管的氛围。三是要做学习的表率。要热爱学习,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法律、现代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经过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不会在征管工作中茫茫然不知所措。四是要做艰苦奋斗的表率。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地税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高度,看待艰苦奋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经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慎始、慎微、慎友、慎独。 总之,要正人先正己,这样才能使征纳和谐建设不游离于荣辱观之外,并达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