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治范文10篇

税收法治范文篇1

一、税收法定原则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

税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征税必须取得人民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绝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如果政府征税未经或者无需经过财产主体的同意，等于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处分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征收，与强盗拦路抢劫无异。

纳税人征税同意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税的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没有法律的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而征税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国会所通过的法律，“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他人”，“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源自于民主原则与法安定性的要求，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至关重要。在历史上，税收法定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它的机能在于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和预测可能性。

当前，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了规定。例如，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规定，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作依据。”埃及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设置、修改或取消公共税捐；除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免交税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可责成人们交纳其他形式的赋税。”卢森堡宪法第99条规定：“非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由国家征收的税收。”厄瓜多尔宪法第115条规定：“法律规定税收，确定征收范围、税率和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国家不强行征收法律未规定的税目。”西班牙宪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利为国家所专有，通过法律行使之。”韩国宪法（1987年）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秘鲁宪法（1979年）第139条规定：“捐税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的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等等。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税收是依据国家法律将国民经济上所产生财富的一部分，强制移归于国家的一种手段。由于税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的限制，在法治主义之下，为保障国民的自由与权利，税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必须由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决定。原因在于：首先，在组织方面，议会与行政权相比，处于与人民更接近、更密切的位置，议会也因而被认为比政府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其次，在程序方面，议会议事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原则，这些议会原则不仅可使议会的少数党与利益被涉及的社会大众得以有机会影响议会决定的作成，也可以凸显重要争点，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适当的平衡，其繁琐的议事程序也有助于所作成决定之实质正确性的提升。与其相比，行政决定程序因其讲究或兼顾效率与机动的特性，而较难达到相同的效果。法律保留原则体现在租税法中，乃有租税法律主义的倡行。租税法律主义的意义，为租税的赋课与征收，必须根据法律，即课税实体的内容，包括租税债务人、课税对象、税率、课税标准等事项，及课税程序的内容，包括租税的申报、查核、征缴等各项课征程序，均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以示国家对国民的课税，系经立法机关的慎重审议，非行政机关的独断专行。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北野弘久认为包含赋税要件法定主义和税务合法性两方面，金子宏则将其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等四个方面，我国学者张守文则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三方面。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见解。

1.课税要素法定主义。它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它的含义是因税收的作用客观上导致对国民财产权的侵害，所以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赋及征收的程序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依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要求，凡无法律的根据而仅以政令或省令确定新的课税要素当然是无效的（法律保留原则）。另外，违反法律规定的政令或省令等显然也是无效的（法律优位原则）”。

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中“法律”的理解。在我国台湾地区，主要存在着形式意义法律说与实质意义法律说两种学说。（1）形式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须为“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德国学者Tipke亦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所称的法律，仅限于制定法、形式意义的法律，而不包括习惯法在内。（2）实质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不限于“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此外还包括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法院判决、习惯法等。目前学者以采实质意义法律说为多数，但学者同时主张，课税要件的重要特征，例如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课税标准及税率，必须由形式意义的法律予以规范，不得授权行政机关以法规命令定之。

（1）授权立法的限制。由于立法工作负荷过重，以及立法机关对于行政事务技术上问题的陌生，立法机关往往必须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命令以具体化法律的内容。但是，“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因此，对授权立法必须予以限制。如坚持课税要件采国会保?之?场，自无授权是否明确之问题；反之，倘肯定课税要件为相对法?保?事项，?法机关就课税要件部分得授权?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为补充，惟此仍?应影响课税要件对纳税人之可预见性与可计算性，因此衍生有授权明确性之问题。授权明确性原则即在要求?法授权，其?得为概括空白之授权，而应为具体明确之授权，亦即“有限?、特定之授权”。“就税收立法而言，应认为有关课税要素及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的规定委任于政令或省令虽然可以允许的，但由于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宗旨出发，只能限于对其具体和个别的委任，应认为，一般的、空白的委任（即无限制的委任）则是绝不允许的。问题在于具体、个别的委任与一般、空白的委任之间区别的标准，为了能称之为具体的、个别的委任，必须在委任的法律本身明确委任的目的、内容和委任程度。故此，凡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委任规定，则按一般的、空白的委任论处即无效，所以，以此为基础的政令与省令的规定也当然无效。”《德国所得税法》第51条于此堪为典范，它明确规定了联邦议会允许联邦政府委任立法的事项，其内容之详尽、条款之缜密，几乎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余。

（2）税收通告的效力。在税法领域，由于受税收法律主义的支配，课税要件的全部，原则上均应以法律规定，授权命令规定的事项，仅限于不抵触上述原则的范围。但由于税法规范的对象的经济活动，极为错综复杂多样且激烈变化，因此，欲以法律的形式完全的加以把握规定，实际上有其困难，而有必要就其具体的决定委由命令规定，并配合情事变更以机动修废其规定，因此在税法上，课税上基本的重要事项，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就其具体的、细目的事项则以法律授权委由行政命令规定的情形不少，在日本被称为税收通告，在德国被称为法规命令，在台湾地区一般被称为解释函令。

金子宏指出，所谓通告，是上级行政机关就法令的解释及实施方针，对下级行政机关颁布的命令或指令，在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它不是对国民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法院也不受它的拘束，故通告不是税法的渊源。但是，现实中通告与法的渊源事实上具有同样作用，为确保税收法规的统一执行，通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通告，由各税务署依自行判断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税务行政将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不过，通告内容决不能与法令相抵触，不得依据通告对纳税人课以法令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同时也不得在无法令根据的情况下仅依通告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葛克昌指出，税法解释函令一方面可藉此统一行政机关内部法律见解，减轻税务人员及税务人于适用法令疑义之负担，进而提高税捐法规之安定性，并使行政机关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人民对税法法规之信赖基础，而人民虽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但实际上所适用之税法，却是透过解释函令这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形象。解释函令是“解释法规”的行政规则，因此要在税法的“法律补充禁止”（即类推适用禁止原则）的要求下，解释函令若逾越法律（规）文义范围，而为法律补充（尤其是不利于人民的法律补充），原则是应被禁止。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通过一系列“大法官会议解释”对解释函令进行限制。在德国，对于法规性命令，《基本法》第八十条明确要求：(1)必须有法律的授权，(2)在授权中必须充分规定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3)法规性命令必须标明其制定的法律依据，(4)必须在联邦法规公报中（BundesgesetzblattoderBundesanzeiger）公布。德国学者Tipke/Lang认为，法规命令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具有该四个要件，如果法规命令违背上述四个前提要件，则不生效力。

2.课税要素明确主义。税收必须是确定的，“税率应当固定。每一个公民应当确实知道，他应当协助支持社会到什么程度。任意征税是压迫和营私舞弊的根源，它给偏私、妒忌、报复、贪婪及其他私欲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场所”。亚当·斯密指出，“完纳的日期、方式和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否则，每个纳税人就会或多或少地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乘机向任何讨厌的纳税者加重赋税，或者以加重赋税为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的不确定会纵容专横与腐化，即使那些税吏原本不是专横和腐化的人。”他还认为，“根据一切国家的经验看，赋税如果不平等，其对纳税者的危害尚小，而赋税一旦不确定，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

征收租税属干预人民财产的干预行政，其所依据的法律所规定的租税构成要件必须尽可能明确，以使纳税义务人有明白确定认识的可能。由于纳税义务人对课税事务几乎是门外汉，课税要件又常常使用抽象的概念，这种概念须另予解释，而税法解释与事实认定，又强调经济意义及实质课税，再加上间接证据的推估核定，与脱法避税的防杜，遂导致宪法明确性要求在税法法律中不断流失。德国学者H-J.Paper教授评价德国法制，认为宪法的规范与现实之间割裂，从未像宪法明确性要求与税法之适用间如此严重。

3.税务机关依法稽征原则

（1）课税合法、正当原则。税收债务在满足税收规定的构成要件时成立，税收稽征机关应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予以征收。税收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擅自决定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等内容。

（2）类推禁止。基于依法行政、法明确性的要求，征税机关不仅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对于设定租税义务的法律规定，其内容、对象、目的、范围，亦应充分明确，使纳税人得以预见并评估其租税负担，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基此，稽征机关与法院不得比附援引类似事件之规定，以加重或设定人民之租税负担。

（3）纳税人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指人民因相信既存之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嗣后法规之制定或修正，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之损害，用以保护人民既得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在于基于法治国原则，法?预见性乃系受规范者?性?动与自我负责?为之前提，故法?规定本身应明白确定，使受规范者可预见其?为之法?效果，而其生活安排与资源分配，而后才有长期规划之可能。纳税义务是从各种的私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义务，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或事实，将伴随何种纳税义务，如无法事前明了时，则国民将有遭受不测损害之虞。由于税收在今天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人们如果不考虑其税法上的或因税法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则任何重要的经济决策均无法作出。因此，纳税人对于其有利之法律、判例、解释函令所产生信赖，国家应加以保障。

①税法禁止溯及既往。对已终结的事件，原则上不得嗣后制定或适用新法，以改变原有的法律评价或法律效果，即所谓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对溯及力税法的限制，其根据为法律安定原则。法律安定原则有时不免违反实质之正确性，但确为法治国家之干涉行政所应恪守之原则。对纳税义务人而言，法律安定原则首在于保护人民之信赖。税法必须具备一定之可信度，使人民可以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因此税法原则上仅能适用于公布后成立或完成之事实。

②税收行政机关行为禁反言原则。如果形式上贯彻合法性原则，税收行政机关一旦作了税收法规的解释和课税要素事实认定后，当发现其中有错误时，不论对纳税义务人是否有利，都应该改为正确的解释和正确的事实认定。但是，即使是错误的解释和认定，纳税义务人方面也会对它形成信赖，所以由于事后对它的改正有利时会造成辜负纳税义务人的信赖。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娼妓系属不正当营业，原在取缔之列，不予课征所得税”（直接税处26.4.21第203号训令），既经税收稽征机关解释令函加以解释，而历经数十年由税收稽征机关加以实施，而在相对人之人民方面，也无异议地加以接受，并认为是正确的解释，而具有法的确信时，即产生一种习惯法的行政先例法。纵然此项娼妓所得不课税的惯例，并不符合所得税法的规定意旨，但因其已产生行政先例法，故仅能经由法律加以修正，而不适合仅变更解释令函来达成相同的目的。

③有利于纳税人的习惯法成为行政先例法。税法是限制人民财产权的规范，依据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只有形式意义的法律才能作为课税的根据，因此，创设或加重人民税收负担，即对纳税人不利的习惯法，无成立余地。然而对于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可否加以承认，不无争议。有认为税收立法应严格地受国会法律的拘束，而税收习惯法则不符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但多数学者认为承认对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并不违反税收法律主义。因此，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或缓和稽征程序要件的处理，已由税务稽征机关一般性的反复继续进行，形成行政先例，对于此项行政先例，在纳税人间已一般性的确信为法（法的确信）时，则可承认该具有习惯法地位的行政先例法存在，税收稽征机关也应受其拘束。此种习惯法具有修正或变更现行法的效力，因此，如要变更其处理，必须修正法律。例如某种物品，并不列入货物税的课税对象，历经多年，不仅为税收稽征机关方面所承认，且在人民这一方面也信赖不课税而为行动的情形，在同一税收法律底下，骤然变更解释，将该物品纳入课税对象处理，并非妥当的措施。倘若要和以往的处理进行不同的处理时，则应修正税法规定，并阐明其意旨。在此意义下，历经多年的先例或处理，即可认为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意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59年判字第55号判决：“行政先例原为行政法法源之一，如非与当时有效之成文法明文有背，自得据为行政措施之依据”。日本着名税法学者金子宏教授认为：通告明示的税收法规的解释，经过长时间继续有效时，存在着能否承认行政先例法。如从税收法律主义的宗旨考虑，对纳税人不利的行政先例法，即对纳税人课以新的纳税义务，或加重纳税人纳税义务的行政先例法是没有承认余地的，但是，对纳税人有利的行政先例法，即以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为内容的行政先例法，则有承认的余地。

三、税收法定原则与当代中国的税收实践

当代中国税收立法与税务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

1、目前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管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结构的特点是：立法层次低、分散零乱、条块分割、错综复杂、极不严肃。

事实上，在我国，是否征税、征什么税、以及税率的变动均由行政权决定。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然由全国人大制定，但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一些核心的内容，却授权行政机关决定。因此，纳税人在《个人所得税法》上所体现的税收立法权其实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近年来在我国，利息税、股票交易印花税、燃油税等税的开征，无不由行政部门发动。而税收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的调整，亦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决定。例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同年7月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以及调整资源税税率，两者上调的幅度均在1倍以上。

税收立法尚未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外收费混乱的状况则可想而知。在我国，真正对公民影响大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收费往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主要通过行政机关自我授权式的行政审批方式进行，这种行政权的自我扩张基本不受立法权的约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严重。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缺乏足够约束的情况下，会产生乱收费的强烈冲动，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整顿乱收费，并力图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但直到今天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收费的冲动明显。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七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5%，但是非税收入实现5207亿元，同比大增26%以上。

2、《立法法》第10条对授权明确性要求的限制性规定却未能得到好的遵守。我国税收立法领域授权立法之所以能独揽风骚，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该决定内容如下：“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看出，该授权目的和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该空白授权条款迄今已达二十五年，是国务院税收行政立法的基础。

至于《立法法》第10条中明文禁止的转授权问题，在现实中，授权立法的转授权现象极为普遍，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体，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现代税收的宪政原则相悖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印花税立法事项委托给了国务院，国务院于1988年制定了《印花税暂行条例》，但该条例内容过于简略，只有区区的十六条。在第15条中规定该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财政部制定”，事实上将“税收法定”原则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印花税税率的决定权转授权给了财政部。事实上，对于《印花税暂行条例》来说，自1988年实施以来，这个条款疏漏、缺陷甚为明显的条例迄今已“暂行”了近21年。《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21年的“暂行”实践，制定法律的条件还尚不成熟，似乎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而言，2008年集中对进行了修订，从1993年诞生至修订时已“暂行”了15年，但此次修订却仍是由国务院主持并还是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公布，人大在税收立法上的惰怠，实是令人不解。

3、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执行的状况更为堪忧。首先，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下达“税收任务”本身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经济税源丰厚的地区，只以完成税收计划为工作目标，人为地留税不征，而经济税源较为贫乏，完成税收任务难度大的地区，税务部门却征收“过头税”，这种现象的存在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而税收人员的“税收竞争”，更使纳税人处于“有罪推定”的位置，在征税过程中，税务乱征人员往往取之尽锱镞，忽略了纳税人生存保障。其次，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目前优惠政策非常复杂、随意，对企业的优惠不一，乱、多、碎，并且在执行中走样。各地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因为引进外资的多少是衡量其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于是就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了优惠政策的混乱和随意。此外，地方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与企业的利益缠绕在一起，经常利用税收优惠手段为企业服务。例如，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南京、西安、重庆、杭州、上海、石家庄等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拯救楼市的各种政策，其内容包括免除购房契税，甚至财政上给予购房者补贴，这种政府救市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中立原则，有失公平正义。

结语：

当代中国，传统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性宏大叙事话语，已让位于“民主”、“法治”、“人权”等合法性论证方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款的入宪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表明党和政府已开始认识到必须为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新的论证。事实上，人类历史经验表明，税收法定原则的诞生是人类步入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近代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均是由反抗不合理的税收而起，革命中所诞生的法律文件均确立了税收法治的思想，“历史表明，税收法律主义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因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并在实践中切实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征收物业税的呼声高涨，除物业税以外，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水资源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颁发出生证。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纳税人纳税痛苦指数已连年居于国际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开征新税是否有伤及税源以致竭泽而渔之嫌姑且不论，为避免税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如果开征新税，至少在程序上应由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

税收法治范文篇2

“良法”之治是税收法治的开端或起点，税收法治应当从税收立法开始。判断税法是不是“良法”，有三个标准：税法的宪法和上位法依据，税法规范体系与客观经济规律的统一性，税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一)税法的统一性

我国按照国家主权统一的原则，结合因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元二级”的立法体制，“一元”即要求全国立法的统一性，二级立法除民族自治条例和特区条例外，其他地方立法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并具有上位法的立法依据。税法的统一性就是税法的合宪性和合法性。

1．税法立法权的统一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有：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二是国务院及其部委；三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这些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规范构成目前中国的税收法律体系。税收立法权的统一要求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财政、金融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不能制定行政法规，其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部委、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与执行税法有关的操作性规定。在西方国家由于“三权分立”议会与内阁政府是一种制衡关系，立法归属不仅是权力分立也是利益分立，对宪法的实施关系到议会与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对自己拥有的立法权互不相让。我国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不分权，从利益角度，税收立法权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还是由政府行使没有实质性差别。但是，在形式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的一级授权，而政府制定税法则属二级授权，即人大接受人民的授权后又将这种权力转授给政府，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对二级授权没有规定。

税收立法权的统一现在已经成为各国议会限制政府征收私人财产的重要机制，从而确立了“税收法定”的原则。凡涉及侵犯公民人身及财产的规范，均应由代表民意的议会来制定，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税收立法惯例。

2．税法制度的统一性。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三个层次税收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构成，虽然《立法法》确立了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立法原则，但由于我国没有《宪法》监督法和《立法法》在立法监督程序规定上的不完善，即使发生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也缺乏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救济途径。需要完善现行立法监督制度，加强对税收立法有效监督。

税收立法监督，首先，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是否明确税收立法授权的目的、范围；其次，监督国务院是否严格按照授权的目的、范围行使该项权力，是否存在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行使；第三，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熟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否按《立法法》的规定及时制定法律；第四，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是否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等。目的是消除下位法对上位法违反，保障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和合法性，法律制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税收要素的明确性和确定性。

(二)税法的科学性

1．税法科学性是税收“良法”之治的保障。依法立法是对税收立法在法律上的要求，科学性则是对税收立法的质量要求。衡量税法是否科学不仅要看税法规范体系本身是否构成一个严谨有序的逻辑体系，也要看税法立法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能否引导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维护税法的科学性就是提升税法规范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税法的执行具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税法的立法宗旨和税法所确立的原则精神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缺乏科学性的税法不可能是“良法”。

2．加强立法适应性调查是实现税法科学性的基本途径。加强税收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调查，不仅是对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税收部门规章的要求，更是对税收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要求。目前全国上下二级立法都比较重视和强调立法的合法性，但对立法的科学性因缺乏统一明确的衡量标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也有可行性调查程序，但由于税收立法的科学性基本表现为税收立法的需求性，因此可行性研究实际上是需求性研究，其结果使制定的法律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反映该法律立法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地方二级立法．互相抄袭严重，大多数地方立法大同小异，这有违设置地方立法的初衷，从全国性法律规范来看，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个层次已涵盖了法的原则性规定和操作性规定的全部内容，是对全国共性问题的立法规范。地方立法必须根据上位法，在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前提下解决各地的特殊性问题，体现各地立法的差异性。

3．可操作性是税法科学性的重要体现。税收立法“第一，必须较为简单、易懂，能够被公众所领会……第二，……必须具有划分是否遵循或违反这个规则的标准界线，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无论政治家或是一般公众都能比较容易地加以辨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财政规则必须反映和表达全体公民的价值观，从而使他们信奉规则规定的各项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税法是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标准，因此在实体法的内容上应当确定无误、简单易懂和便于遵守执行，在程序法的内容上应当时序清楚、界限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这是税法得以广泛遵守执行，并实现立法宗旨的基本前提。没有程序保障的权利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税法的可操作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税收征收管理程序和纳税人权利保障程序的可操作性。目前，在税法制度上已规定了税收征管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在内的税收违法处罚程序，以及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等权利损害的救济程序，但这些程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税法的合理性

纳税人依法纳税是为了实现纳税人根本利益或整体利益的需要，是为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纳税人通过履行纳税义务，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公共服务，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是权利义务一致的产物。公共管理成本通过税款的征收由纳税人分摊是应该的，但这种分摊对纳税人应当是公平的、合理的，同时需考虑公共管理的持续性和纳税人的生存和后续发展等个体特殊性。从税收与公共支出的关系看，由于公共权力膨胀导致公共管理机构和公共管理人员的膨胀，从而导致税率的提高，税款征收的增加，这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从纳税人对税赋的承受能力看，税率过高或扣除项目不合理，会影响纳税人的后续投入和长远发展，最终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在统一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不同身份纳税人根据税法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更是税法不合理的体现。税法缺乏合理性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缺乏科学性，而要维护税法的合理性就要加强对税法立法的监督。税法的实施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征收，因此维护税法的合理性无论对纳税人合理财产权的保护，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二、税收法治的关键是依法执法

税收法定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法实施必须由法定程序加以保障。换言之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在税收法定原则下，税法不仅规定税务机关的职责权限，而且其作为税法的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执行税法，不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纳税人不仅承担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依法享受申请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拒绝非法征收和符合相关程序权利。(一)依法执法的基本前提是税收法定

课税要素是税法构成要素中的最基本元素，是确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必备要件，明确课税要素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必要内容。税收负担应当是事先的、可计算的和可预测的，“一切创设税捐义务的法律规定，就其内容、标的、目的及范围必须确定而使捐税义务人可以预测该税捐负担以及具有计算可行性。”课税要素一般应包括税法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税法的遵守与执行既涉及定性分析也涉及定量分析，课税要素规定不全面或不明确，就无法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给税收违法行为的认定与处罚带来困难，也使税法的执行缺乏可操作性，造成税务自由裁量的泛滥。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是实现税收法治的需要，它不仅要求税收立法应当体现税收法定，而且要求税法的执行、税法的适用、税法的解释均必须贯彻税收法定原则。

(二)依法执法的重点是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

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权力，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合法例外，在税法不完善的情况下也是对税法执行的一种补充，同时赋予税务机关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也是提高执法效率的需要，是税收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在税收法定原则上给予税务机关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但关键是自由裁量权多大才是“必要的”?如何行使才算规范?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否需承担责任?税法应当加以明确规定。

首先，税法应当明确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根据税收法定的原则精神，有关税收的开征、停征，税种的设置，征收对象，纳税项目，税率等与税收负担有关的事项均不属于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其次，应当规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条件和程序。第三，应当规定对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的合法性监督，并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税法给予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且控制不足，税务机关既有征税权又有处罚权，行使还可自由裁量，使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强势地位更加显著。

(三)程序合法才能保障税法执行过程的合法

税法是强制性的法律，在课税要素充分满足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不仅没有减免税的自由，也没有不征税的自由，必须依照法律的要求和步骤征收税款。“合法性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执行税法既符合实体法也符合程序法，并通过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了我国的税收征收与管理的程序，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对无效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的救济程序，基本实现了立法上的程序公正。不足之处：一方面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对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不够，另一方面缺乏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程序规定，使纳税人和征收机关的地位悬殊，导致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未能被纳税人用来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的一种选择。

(四)依法执法须由责任制度作保障

“有禁则必有罚则”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才能保障“令必行禁必止”。权力既不能越权滥用，也不能放弃不用，否则都会导致责任的产生。目前我国税法对纳税人违法的责任制度十分完善，但税收违法仍频发，而税务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违法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处分条例》和《刑法》中关于失职渎职的通用性规定。纳税人违法究其原因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利益驱动，税收法律制度与财务会计制度不配套、税收指标管理体制不完善，征管不力等。税务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是导致执法违法的根本原因，责任制度是依法执法的保障。

(五)税收指标管理制度与税收法治不符

国税、地税分设后，地方税收入主要满足地方财政的需要，地方政府重视，税务机关按税法规定将依法该收的税收上来，而国税的利益归中央地方共享，由于中央和地方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指标制，国税机关以完成指标任务为目标，并考虑地方利益需要，可能产生“藏税”和“挖税”两种倾响，但无论哪种倾响都是不符合税收法治的。

三、税收法治离不开对税法的普遍遵守

制定税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税法的遵守与执行，实现财政收入和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一)财务会计管理是保障纳税人普遍守法的基础

查账征收是税务征管的基本方法，纳税人的财务会计状况是依法纳税的基础。尽管税务机关有核定税款的权力，但毕竟不能脱离纳税人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情况，否则税务稽查也查不胜查。由于财会体制的改革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步子较快，立法跟进及时，国际化程度高，而税制改革则与政府管理模式的转换相适应，步子较慢，税收法律制度不仅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财会制度不匹配，导致按会计法制度合法的会计行为可能不符合税法的规定。要改善税法的执法环境，须加强税法与会计法的配套，加强对财务会计的管理，规范财务会计行为。

税收法治范文篇3

“税收法治”宣传理念作为无形资产，引领整个税法宣传和依法治税的发展方向，实现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税法宣传行政资源最优化配置目标。

一、新时期“税收法治”宣传理念的新思维

法治理念。作为税法执法主体为相对人提供优质的税收法律服务是税收执法、管理的恒久目标，贯穿税收法治活动始末，其法律地位已经得以充分认可。《税收征管法》要求税务机关应当“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文明服务”等规定，《行政处罚法》的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等规定，《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复议权、诉讼权、赔偿权等救济权利的规定，《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等规定，均确立了包含税法宣传在内的税收法律服务的法定地位，并要求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收法制宣传工作，“税收法治”宣传理念形成了。

服务理念。“税收法治”宣传可以说隶属于税收法律服务范畴，但双方是互动的。税收法律活动是由税务机关与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依据税收法律的规定所构成的“购销”法律关系。其中，税务机关在税收法律活动中是“产品”的生产者，即承担传导国家税收政策的职责，而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则居于税收法律的接受者，也即居于税收法律的“消费者”或“顾客”的法律地位。这要求税务机关依托优质服务于“消费者”的理念，“经营”税收法律宣传工作，通过“税收法治”宣传活动促使“消费者”增强依法纳税的观念。

可持续理念。谋求可持续税收活动目标是税收经济观内在要求。这依托税收法律主体双方两种理念的完美契合，以规范的税收执法激发相对人的税收政策需求，以相对人自身对税收政策的动力需求，拉动“税收法治”宣传的政策供给，形成税法宣传与实际税收执法活动的一体互动，进而形成税本、税基、税源、税收收入之间层级递进的良性循环系统，以“税收法治”宣传的可持续理念维系税收法律活动的可持续目标。

效率理念。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假设同样要求“税收法治”宣传谋求最大化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本质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遵循效率原则，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和成果。“税收法治”宣传作为税收执法活动中的投入产出经济行为，也需要谋求效率最大化，即立足税收活动的各该层面和完整过程，谋求以最小的“税收法治”宣传成本代价换取最大的税法宣传成果效率目标。

和谐理念。通过行之有效的“税收法治”宣传，营造税务机关与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和谐统一的税收法律关系，化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个体利益目标与税收这一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统一二者之间的利益目标取向，将理性人置于社会人的法定前提之下，实现二者之间利益取向趋同的双赢目标。

二、新时期“税收法治”宣传形式的新思维

依据新时期税收活动的新特点，遵循税收活动的固有规律，现行“税收法治”宣传应有新的形式。

静态化宣传。每年集中开展“税法宣传月”活动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未能有效形成适应税收法律活动所要求的动态化、个性化、一体化税收法制宣传长效机制。割裂了与动态税收法律活动互为一体的内在血缘关系，背离了税法宣传的原本动议，实效性差。定期化宣传的效能尽管不可或缺，但毕竟作为静态化宣传，难以适时传递税收政策信号，收到事前预防、过程控制、结果反馈良性循环的税法宣传效应。

孤立化宣传。在突出税政调控系统税法宣传职责的同时，淡化了征管调控系统基础性税法宣传和稽查调控系统保障性税法宣传功效，不能有效形成“税收法治”宣传的行政资源整合效应。诸如采取税务约谈、纳税辅导等形式开展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定额核定与调整、税款征收等基础性税法宣传；稽查调控系统在诸如纳税调整、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及诉讼事项告知、税收实体法的适用等方面进行保障性的税法宣传。

单向化宣传。现行“税收法治”宣传忽视了税务行政相对人自身政策需求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以致于因相对人自身政策需求动力不足，而形成税务机关单向化税法宣传的无效供给。集中体现在执法者静态法律素质与相对人动态提高的维权意识间的内在冲突，并因执法者自身素质低下的劣质政策供给，构成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政策需求的负面效应。

表象化宣传。税法宣传的动议在于通过增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治观念，提高其税法遵从程度。而纳税质量的提高与维权意识的增强，又反向增进税收行政执法效率，对执法者客观形成规范税收执法的硬性约束，提高税收执法质量。现行税法宣传尚处于初始化的层级：稽查调控系统囿于传统的“任务治税”思维定式，在对所查补的税款依法组织入库突出稽查保障性职能的同时，不按规定作出相应纳税调整及其调帐处理，制约了相对人相应的税法知情权，抑制了其应有的“税收法治”宣传及其改善相对人财务帐簿管理功效的充分发挥；征管调控系统也仅限于就税论税，未能立足于税收经济观的大视角，帮助相对人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实施税务筹划等深层面的税法宣传。

初始化宣传。现行整齐划一的程式化税法宣传尚未形成有效的税法宣传机制，限于税法宣传月等特定时期上级机关的安排部署，未能针对税收执法中的实际问题，有效实行方式各异的个性化税法宣传；税务机关税法宣传主动性不强，抑制了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政策需求，致使税法宣传乏力，被动化特征明显；税收法制宣传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制化程度偏低。诸如缺乏包括税法宣传责任界定、绩效评价标准、过错追究责任制度等内容的税法宣传制度规程，税法宣传纳税服务的规定过于粗放，税法宣传内涵与外延不够透明，有关税法宣传规范性文件的操作性不强。

过程化宣传。税法宣传的每一过程与“税收法治”活动相结合，将税法宣传置于税收行政执法活动的完整过程，以“税收法治”过程构建税法宣传的长效机制，动态增进税法宣传质量。谋求事前的预防性宣传、事中的过程控制性宣传、事后的结果反馈性宣传一脉相承又动态增进之良效。贴近三大税收调控系统的个案问题进行个性化宣传，并通过税法宣传绩效评估，全面优化税法宣传质量。

“系统化”宣传。整合税务机关内部的税政调控系统、征管调控系统、稽查调控系统三大税收调控系统的行政职能资源，将由税政调控系统单独承担的税法宣传责任分解内化为税收调控系统的共同职能，形成责任共同体。其中，征管调控系统采取诸如税务约谈、纳税辅导等形式，侧重对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定额核定与调整、税款征收等基础性税法宣传；稽查调控系统则应在履行保障性固有职责的同时，将税法宣传的触角由纳税调整相关税收实体法的宣传，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程序法的宣传，延伸到财务管理的政策建议、税收筹划的合理化建议等。

激励型宣传。根据税务行政相对人自身政策需求动力的动态增强，拉动税务机关税收法制宣传的有效供给。一是正向激励。顺应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最大化”逐利动因的理性人需要，从纳税人最基本的获利渠道切入，从三大税收调控系统帮助其改善经济管理，改进财务管理，有效实施税收筹划等，矫正相对人对税法宣传的扭曲认识，形成双方税法宣传的利益共同体，以利益这只“无形手”激发相对人的政策需求，促成相对人由被动接受到认可税法宣传、主动要求税法宣传的路径转化。二是逆向激励。通过严格执法反向激发相对人的政策需求。严格执法对税收法制宣传的积极功效在于：加大税务违规相对人的违规成本的同时，反向激发其税法知情权的政策需求，使税法宣传成为制约其生存发展的主观自觉的需要。

制度化宣传。依据不同层面对税法知识的现实需求，出台包括税法宣传在内的全面、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实施办法》规章及制度规范，纳税服务的具体制度，纳税人的救济权利，监督与法律责任等内容；合理安排税法宣传的制度建设，对“税收法治”宣传活动实行制度化、标准化管理。包括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制度绩效评价、制度保障的标准化。

税收法治范文篇4

，也容易引起争论和质疑，导致纳税人和公众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产生抵触情绪，使征税决定在执行上产生困难和障碍。我国税法实施效果不佳，征税决定难以执行，甚至有些抗税案件的发生，与税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关系很大。我们坚持税收程序作为一个过程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必然会承认和关注税收程序的正义问题，而这也就意味着税收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主体相关权利的设定，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宪政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宪政”、“宪政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宪政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宪政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宪政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3]葛克昌著：《国家学与国家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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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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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15]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税收法治范文篇5

一、2020年度税收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在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营改增”全面实施以及国家连续出台各项减税降费措施等因素影响，攻坚克难，积极开展税源调查，不断强化税收征管，采取多种有效手段组织收入，全力完成税收任务，保持了税收收入稳中向好的势头。2020年全年共组织入库全口径预算内收入5.1亿元，同时征收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4亿元，圆满完成了各项收入任务。

（二）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1.积极推进“三项制度”建设。2020年，按照上级局的要求，

认真开展了“三项制度”建设工作，将市局编印的《税务执法“三项制度”工作手册》发放到每位执法人员手中，并认真组织了全员培训。按照推进方案要求开展好相关工作，特别是在执法公示方面，我们积极公开税收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事项，进一步对税收行政审批事项名称、依据、权限、程序、时限进行梳理，并向社会、纳税人公布。为提高受理效率，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认真落实减税降费优惠政策。更大限度的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提高办事效率，简化办事流程。

2.优化纳税服务。把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作为“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限时办结、首问负责制、“一窗式”服务、绿色通道、预约服务等服务模式，建立内部运转协调机制，由综合受理岗工作人员统一受理、统一送达。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承诺，避免纳税人来回奔波，最大限度的方便纳税人，不断提高纳税服务质效。

3.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措施。2020年，能够认真落实国家出台的普惠性优惠措施和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等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全年共计减免税费5300万元。通过户外宣传板（屏、条幅）、电视、微信、短信进行广泛宣传，并结合上门服务、送达《致纳税人的一封信》、办税服务厅现场讲解、纳税人学堂、纳税人座谈会、发放《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手册》和《减税降费政策选编》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纳税宣传辅导，让广大纳税人及时知晓并享受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在上门帮助办理涉税事项以及对企业的日常巡查过程中，注重收集纳税咨询的热点问题，全面总结小微企业的纳税服务需求，提出有效处理办法。对于因政策出台时间等原因造成部分纳税人没能享受减税降费优惠的情况，积极联系纳税人为其办理退税或抵税手续，使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三）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为进一步规范领导班子“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防控决策风险，提升决策效能，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和文件精神，结合本局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实施办法。一是规范了决策内容，二是规范了决策原则，三是规范了决策程序。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能够牢固树立了正确的税收法治观，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持证执法制度，强化税收执法人员学习培训，税收执法行为日益规范，税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1.组织税收收入。坚持经常召开组织收入工作会议，积极客观分析税收形势，摸清税源现状，充分认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狠抓组织收入工作，大力压缩陈欠，防止发生新欠。与此同时，针对征管体制改革后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基金的新形势，一把手和分管领导能够积极深入基层单位，认真开展督导调研，及时解决实际征收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了按时完成收入目标。

2.强化办税服务厅建设。一是对办税服务厅硬件进行改造，营造良好办税环境。二是全面推进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按照市局要求和安排，我们不断加快软硬件建设，分管领导、相关科室负责人开展了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专题调研，借鉴学习了兄弟局办税服务厅的经验，在摸清自身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对比分析办税服务厅整合调整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在具体建设上的要求，实现了办税服务更加规范化。三是按照我市政府的要求，2020年下半年，及时将办税服务厅迁入到政务大厅内，并做到了业务办理不断档，服务质量不降低，持续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办税服务。

3.认真落实了税收工作规范。2020年，严格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征管规范（2.0版）》和《税收服务规范（3.0版）》，按要求简化了相关征管业务程序，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征收管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优惠办理等工作依据新的规范有序开展。

（五）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

1.全面公开机构和职责。充分利用公示板、电子显示屏和网站公示平台等形式对机构、人员、职责等政务信息进行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认真开展执法督察。能够结合上级局的要求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成立督察领导小组，认真开展执法督察工作，对税收执法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对于督察核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开展整改，充分发挥了执法督察“保健医”的功能。同时，不断完善执法流程，对各类执法文书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及时进行指导，促进了执法行为的规范化。

3.积极主动接受外部监督。2020年，能够积极向所在地党委政府、审计和监委等党政部门汇报减税降费等税收工作落实情况，主动接受外部监督，认真听取各部门好的建议，不断完善税收工作。

（六）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机制

2020年，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开展税务行政复议工作。

在行政诉讼方面，能够积极回应纳税人的关切和相关诉求，与法律顾问认真研究分析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按照规定认真落实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2020年，能够全面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加大对税务行政权力的公开力度，积极接受社会监督。按规定通过税收执法公示平台及时将税务行政审批、税务行政处罚等事项进行了公示；定期采用纸质和电子信息方式公布公开各项办税流程、办税时限、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纳税人服务QQ群，外部网站，微信群、办税服务厅公告等不同渠道向纳税人及时宣传涉税政策、办税事项等流程，满足纳税人的办税需求，并接受社会监督。

（八）增强全社会税收法治观念

1.不断提升税务干部法治观念。持续加强税务干部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并将宪法法律列入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内容，班子领导集中学习政策法律知识每年不少于2次以上，并且班子年度述职报告必须报告依法行政学习情况。加强税务人员学法力度，将依法行政知识列入税务人员年度培训的必修课程，每年税务网络大学累计学习时间达到规定要求。

2.增强纳税人税法遵从意识。积极开展信用评价并注重结果应用、落实奖惩措施，对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的应用，严格按照总局《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五章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各条款规定执行。

3.开展面向社会的税法宣传活动。按照有关要求和“七五”普法规划，利用12.4和税法宣传月广泛宣传税法，特别是对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认真开展教育培训，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参加的全员培训，同时将内容学习和实际业务操作紧密结合起来，力争人人都能熟练运用。加强宣传报道，通过门户网站、纳税人学堂、办税服务中心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向纳税人开展宣传。面向社会，开展税法进社区、进校园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不断增进社会各界的税收法制观念。

（九）加强税收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一是建立了全面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对工作任务的责任分解和督促落实；二是研究具体工作措施，明确工作任务、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三是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支持政策法规部门开展工作。

2.健全法制机构。能不断健全法制工作机构，充分发挥现有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开展好税收法治建设工作。

3.定期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始终坚持把法制培训作为税务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坚持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培训活动。

（十）健全依法行政领导体制机制

积极坚持将党委书记、局长述职述廉述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每年，由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会议上进行述职述廉述法,向全体干部通报该年度的依法行政、党风廉政、税收法治等工作情况。

按要求建立了全面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完善议事规则，建立和落实领导小组例会制度。

二、法治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落实方面。由于主观及客观等不同原因使个别政策落实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从2020年情况看，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出台较多，产生了一些误征的情况，经过核查后按规定办理了退抵税手续。

（二）税法宣传方面。针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活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宣传内容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有关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还需要进一步做实做细。

三、2020年税收法治建设工作安排

2020年，税收法治建设，坚持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税工作规划，坚持依法决策、规范执法、严密监督、共同推进，力促形成税务人依法行政、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良好局面。

（一）继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

1.提高对依法治税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把依法治税作为新时代税收工作的灵魂，贯穿于各项实际工作中。

2.规范内部执法这个重点，在“治内”“治权”上抓实做细。做到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责。

3.深化外部监督的作用，敢于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采取有效措施来规范和约束税务人员用好手中权力。

（二）继续深化税收行政执法内控机制建设

1.进一步健全税收执法监督的内控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多部门参与，形成多环节协调、多层次监督的税收执法内控机制。

2.深入开展税收执法检查工作。加强管理与稽查、监察等部门的联动和配合，突出重点、注重整改。

3.深化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认真研究运用行政处理、正向激励等有效方式，增强执法考核动力和激励作用。

（三）继续加强依法行政制度建设

税收法治范文篇6

「关键词」财税法教学；税收法治；推动作用「正文」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税收法治建设也日渐为学界所关注。一般认为，税收法治精神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方面，其核心的思想是税收的课征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就不能行使征税权，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课税的过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1]在税收法治的构建过程中，只有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纳税人、税务中介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切实维护一种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相适应、相制衡的税收法律关系。[2]正因为如此，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财税法治理念的形成，在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财税法教学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应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战略地位”[3].

一、财税法的普及教育：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法治，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因此，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4]纳税人作为税收法治的主体，对税收法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是税法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税收环境的建立和税法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普遍建立。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体现的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了解以及对税收缴纳和税收适用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良好的纳税意识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实现，而且对于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税收活动，实现依法治税，科学治税，都是非常重要的。[5]

纳税意识包括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当税收法律规范内化为纳税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时，良好的税收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纳税人有良好的税收遵从意识，能够自觉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的实现，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征管成本才能有所降低并有效的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从而促进良好的税收法治秩序的形成。各国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都有所规定，并将其作为平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制约机制。通过赋予纳税人相应的权利，对征税机关的征税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程序机制来达到以权利控制权力目的的必然要求，对征税主体的不规范征税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权力制恒的税收法治。但这种以赋予纳税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约机制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纳税人权利仅仅是静态的权利形式，要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征税权之间的有力的对抗与制衡，则需要纳税人积极且正确的行使其权利。这就要求纳税人不仅应当了解其享有的权利的内涵、了解适当的行使方式，更应当有积极的权利行使的意识，了解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惟其如此，静态的权利才能转化为动态的权利制衡机制，进而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可以说，最好的法律秩序，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秩序，这是理想的法治状态。因此，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提升是税收法治的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纳税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纳税人权利缺失的法律文化背景下，纳税人意识的自觉的培育和形成，更是至关重要的。与纳税意识的形成相关的，除注重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外，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应当受到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的守法品质必须通过包括普法教育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措施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才能形成。[6]如果说税收法治实践中赋予纳税意识形成的丰富的法制环境的话，则财税法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律知识的自觉的传播的渠道。通过财税法教学的大众化的教育和宣传，对民众的财税基础知识和法治观念进行普及，对法律知识进行传播和教育，使公民获得关于税收的正确认识，进而形成积极的纳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税法教学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注重普通公民的基本税收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形成大众化的教学模式。这种具有普适性的大众教学模式，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形成具有财税法专业知识的人才，而在于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提高公民对财政税收的正确认识、了解与财税相关的基础法规，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税收意识。这种教学方式，不具有明确的教学对象，而以一般的普通的人为教学对象，并不断扩大其接受的范围。只有通过这种大众化的教学模式，才能将财税法基础知识的传播无限制的扩大，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税收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实现税法，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二、财税法教学的专业教育：税收权力机关[7]的主流法治意识的形成

在税收法治框架内，与纳税人直接对应的是税收权力机关，即税收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相关的司法机关，他们在税收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立法机关税收意识欠缺制约税收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来看，税收立法层级较低，大多以暂行条例、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形式出现，透明度、可预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较差，在实践中更存在“税费不分”、“以费代税”的情况，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税收法治状况，与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对税收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税法的多层次立法直接导因于对税收性质认识的不足。从税法理论上说，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税收是经公民同意而转移给国家的财产权利，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是公民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范围内，经全体公民的同意（在我国则表现为经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家才有权请求公民让渡其部分收益。在税收立法上，税法作为侵犯人民财产自由权利的法律，其制定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严格保留，必须“在议会上经过国家的代表者（纳税人者的代表）议员的同意”，“无代表则无税”。除非议会授权，行政机关无权征税，更无权开征税收，强调“宪法优位”或“法位阶原则”。税法的“议会保留”是税收法治实践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其税收立法权，无疑是对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放弃。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权上的稽越，更是无视公民征税同意权的权力扩张。由于对税收性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其立法机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其对税收立法权的控制，随意授权税务机关制定税收法律法规

，导致了我国当前税收立法以行政机关立法为主导的立法模式，也是当前税收法规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说，由于税法的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司法的秩序相协调；既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因而税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8]这要求立法机关具备足够的财税知识，以针对不同的立法要求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避免税法体系内以及法律整体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立法人员财税法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其无法针对财政税收的特性制定具体的规则，税收立法更多的依赖于税务机关，甚至也无法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富有决定意义的审查。这形成了我国税务机关自行立法、自行执法的税收征管模式，税务机关的权力无限的扩大，阻碍了税收法治实践的形成。

因此，完善我国税收立法，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提高税收立法人员的财税法素质。只有一批具有深厚的财税法治理念、熟悉各种财税法特性、了解税收法治实践的人，积极参与税收立法中，才能对财政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执法层面：财税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依法征税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构成直接对立的双方主体，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将直接影响双方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发展，直接关系着依法治税的成败。为保证税务机关自觉执行税法的规定，税务人员应形成依法征税的意识。

（1）税务人员应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从税法理论来说，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时成立，税务机关对此并没有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应对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了解，以能够以此为基础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收益进行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无论是税收法律适用的选择还是应税事实的判断，都必须以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为前提。

（2）税务人员应建立良好的依法征税的意识。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仅仅使其能够进行税款的征收，但这仍然无法实现征管环节的法治化。当前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处于命令与服从的地位中，税务机关随意扩张其征税权的内涵的现象十分严重，税务机关甚至有权决定税款的征收及数额。这种状况是对税收法治的极大否定。在税收法治下，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税法的规定征税，它有权根据经济事实判定税收构成要件是否成立，但它不能随意创设税收债权，也无权随意减免税收。也只有根据税收征管程序进行的税款通知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税务机关的行为对征收过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税务机关的自觉的依法征税意识的形成，无疑将决定征收过程的合法化程度，进而影响税收法治环境的形成。

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税收的征管，避免税收争议的发生，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更重要的，税务机关只有形成良好的征税意识，才能自觉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保障税收征管过程的法治化。

（三）司法层面：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专业的指导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在税收领域同样应该如此。但实际上，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司法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极为薄弱。税法的技术性特征导致涉税争议的解决也呈现出对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而目前我国税收诉讼法律制度中明显忽视这种技术性的要求。[9]法官欠缺相应的财税知识，导致其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无法进行独立的法律判断和事实判断，进而根据价值的选择作出独立的法律认定，解决涉税争议。甚至税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税务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税务机关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法官在进行判决时往往按照税务机关的意见来判决案件。表面上看来是法院在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税务机关在审理案件。这种由税务机关自己做自己法官的审判，其中立性、公正性丧失殆尽。法官独立性的丧失，即很难谈及其能够真正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司法的法治化主要是各级司法部门严格按照税法和相关组织法、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税务争议和涉税犯罪的案件。[10]要实现税收司法的法治化，必须有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并足以胜任对案件的独立审判。而无论是现有法官的财税知识的提升还是培育新的税务法官，这都将依赖于对其进行财税法的专业性教育。[11]

对于税收权力机关来说，由其在税收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所决定，其财税知识的掌握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将极大的制约税收法治的形成。如果针对纳税人的大众化的财税法教学仅仅足以提升纳税人的基本的财税知识和法律常识，那么这种普适性的大众化教学并无法满足税收法治对税收权力机关执法人员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要求。执法人员所接受的财税法教育，一方面应当形成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个税种的构成要件、应税事实判断、征管程序等与税款征收直接相关的财税知识，熟悉各种税收核查、帐簿检查等各种与征管相关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并足以灵活运用于税收征管实践当中。另一方面，财税法学教育也应当立足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执法人员的财税知识必须在正确的法律意识的指引下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执法人员应当形成依法征税的自觉的法律意识，明确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法律步骤、方法和程序，熟悉各种争议的正确、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使整个征管过程法治化和有序化。

税收权力机关的财税法意识对税收法治进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财税法的专业性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教学的主导。财税法教学不应仅仅以大众化的基础税收意识的培养为目的，最终掌握财税法律知识、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财税知识和法律知识、对财税法治实践产生影响的人才的培养，才是财税法教学的真正目标。财税法知识通过财税人才作用于实践，税收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和完善。

三、财税法教学的精英教育：税收法治理念的深化

在税收法治形成过程中，处于纳税人与征管机关之间的中介是作为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的税务士。税理士以纳税人的人的身份介入税收征管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纳税申报、异议申请等方面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在“推进税制、税务行政等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2]一方面，税理士通过其专业性的服务，为纳税人遵守税法提供合理性建议，促使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另一方面，他也通过为纳税人服务，对征税机关进行更富有专业性的监督，对征税机关的征管行为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依法作出行政行为。

正因为如此，税理士处于民间职业专业的法律地位，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依法谋求纳税义务的正确实现为使命，应基于宪法及以其为基础的有关法律规定，对复杂的税务的法律性问题作出最终的判断。因此，税理士作为职业专家，不应仅仅是单纯的税务专家，他更应当具有税法专家所应具备的素质，以能够“根据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专家的见解和知识来采取独立的行动”[13].税理士首先应当是税务专家，具备专业化的税收知识，以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事实判断；其次更应当是税法专家，熟悉宪法及其

他法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各种规定及保护的途径，以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价值的判断，最终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税理士以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为职责，但只有其具有专业性的判断能力时，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面的依附，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才能更好的履行其职责。也只有税理士的独立地位的形成，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税收法治的促进作用。[14]

与税理士处于征管过程的某一环节所不同的是，财税法学家则是超脱于税收法制实践之外的。尽管税理士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地位可以是中立的，但其事实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却无法避免受到维护纳税人权利这一职责的限制。而财税法学家则可以完全独立于各种利益的纠葛而以超脱的视角对各种纳税行为、征税行为及各种涉税争议进行独立的法律价值的判断。财税法学家对各种涉税行为的专业化审视，进而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抽象，形成系统的财税法理论，以此对税收法治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此，财税法学家不仅应当具备财税法技术，更应当具备一定法律信仰、道德、人文精神、专业知识和理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方式等素质，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使其能够对税收法治实践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能够对财税法律实践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深化。他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能使其形成独立的价值的判断，也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对现行制度的实施效果的法律评价，进而提出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的必要和完善的途径。因此，对财税法学家来说，其财税法知识的获得应当远较其他的财税法职业者更为全面性、理论化，并有利于富有法意识和法思维的独立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形成。

因此，税理士和财税法学家的培养，应当是一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一方面注重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培养，但并不仅仅停留于税收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传导，而是更应注重法律意识和税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对财税法律的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正义的信念，形成学生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权的保证，对自由、公平、效率等法律价值的自觉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财税法律人才，作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沟通渠道，以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判断影响税收法治进程，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四、代结语：财税法教学与财税法治的互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税收意识。通过大众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途径，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税法意识的渗透、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对社会中间阶层的税法理念的培养，使纳税人、税收执法人员以及税收中介机构、财税法学家的税法意识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形成，在全社会形成完整的以普遍性的纳税意识为基础，以执法机关人员的专业性税收意识为主导、以系统化的税法理论为指导的税法的主意识流。这一主意识流的形成，将影响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相关人员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为，以其具体的行为对税收法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税收法治的发展。

以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意识的培养目标，分别设定不同程度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使财税法知识的传导更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我国现行的情况看，大众化的教学方式往往被忽视而为简单的税收法律的宣传所取代，导致人们所接受的基础财税法知识欠缺体统性和完整性，影响了普遍的税收意识的形成。专业性的财税法教学尽管受到重视，但由于教学技术、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对财税法治实践所必须的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各种有效的渠道，已培养的财税法人才在财税知识或法律意识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就精英化的财税法教学来说，财税法理论意识和理念的培养已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不同的培养规则下往往形成以经思维或法律思维为主导的单一的理论分析模式，欠缺财税法理念的整体思考。可以说，各种富有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知识的人才的欠缺，已成为我国财税法治形成的重要的主观性因素。为此，为发挥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推动作用，针对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财税法教学改革即是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在教学实践中，按不同培养目标对财税法教学进行区分是相当困难的。三种教学模式是统一的整体，都是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为目的的层层递近和提升，其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相当明显的。只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倚重，才能培养出法治实践所必须的财税法律人才，对财税法治实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知识传播的功能，在税收法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换个角度来说，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影响，是以税收法治实践本身的发展为前提的。税收法治的发展，才会为财税法教学提供丰富的实践，为财税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形成提供动态的媒介。通过税收法治实践，社会各阶层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税收法治的内在涵义，并体会其税收意识在税收法治中的价值，进而与税收法治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而税收法治实践的发展，也加深对财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驱动财税法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财税法治化的进程，必然对已有的财税法律知识、观念乃至法治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而这也促使财税法教学的不断发展。

「注释」

[1]周卫兵：《试论税收法治及其制约因素》，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2]参见孙士玉：《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强化途径》，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参见霍宪丹：《不解之缘：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甘功仁：《纳税人权利专论》，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在此所指的权力机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所指的权力机关，而是泛化的权力机关的概念，即它是指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与征税有关的一切权力的行使机关，包括税收立法机关、征税机关和司法机关。

[8]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9]参见熊晓青：《税收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北大法学院硕士论文2001.

[10]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参见翟继光：《欧洲法院在国际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启示》，载《上海财税》2003年第11期。

[12]参见[日]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13]参见[日]

税收法治范文篇7

一、依法全面履行税收工作职能

（一）严格依法组织税费收入。始终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做到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制止突击收税等行为。结合税收收入管理工作的总体部署，严堵征管漏洞促增收，深入查找薄弱环节，努力消化减收因素带来的影响；加强对税费入库进度的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税费及时、足额入库，实现税收收入平稳有质增长，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财力保障。

（二）依法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实质性降低了企业负担，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强化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责任，加强政策落实跟踪问效，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到户、解读准确、办理简便、享受及时。

二、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

（一）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按规定认真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切实了解和掌握地方政府是否制订涉及税收执法权力事项的地方法规，确保清理工作不留死角。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严格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核把关。税收规范性文件在出台之前，必须要经过法制机构统一审核把关。将自行制定或牵头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所有涉税规范性文件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未经审查不得对外签发。2020年，未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

三、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从依法决策、健全决策程序、强化决策责任等环节入手，建立县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等工作机制。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对重大问题、重大决策或税收重大案件均采取集体讨论决定。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纳税人切身权益和对税收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纳入重大决策范围，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全面推行“三项制度”。一是通过办税服务厅的电子显示屏、触摸屏、公开（示）栏等公示公开相关税收执法信息，在触摸屏界面增设“税收执法公示”栏，按照税收执法公示事项清单，逐项设置公示目录。二是对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调查取证、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文书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税收执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实现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全面深入地掌握执法人员的现场执法情况。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在作出重大税收执法决定之前，必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的规定。四是成立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为开展重大税案审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严格贯彻落实《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按照省局制订的税务行政处罚权力运行流程图，依法依规行使税务行政处罚权力，以《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准则，遵循处罚法定、公正、公开、合理原则，规范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不得有越权或者擅自作出处罚决定的行为。

五、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

（一）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不断深化内控制度机制建设。深化应用内部控制监督平台，提高内控信息化水平，推进科技防控，促进权力依法运行。

（二）充分发挥税收执法督察职能，防范税收执法风险。按照市局关于执法督察的文件要求，认真开展税收执法日常督察工作。通过开展内控风险排查工作，全面摸排内控风险，查找出单位内控风险点及薄弱环节，形成风险排查记录，有力推进内控机制建设。

（三）通过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举报箱等，认真调查处理纳税人反映的问题，形成全社会监督的格局。通过聘请特邀监察员、走访纳税人等措施，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依法监督，促使执法权力不偏离法治轨道。

六、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化解机制

（一）加强纳税服务投诉管理。认真受理和及时解决纳税服务投诉，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二）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和行政应诉工作。切实转变观念，从消极等诉向积极应诉转变，认真研究税务行政应诉问题，有诉则认真应诉，不断总结经验；无诉则积极借鉴税务行政败诉案件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注重运用和解、调解的手段，有效发挥行政复议解决税收争议主渠道作用。2020年，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事项。

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执行欠税公告、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定额核定、非正常户认定、行政许可结果、行政处罚等公开制度。通过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税务局门户网站等平台以及办税服务厅将经过审核确认的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权力运行流程图以及需要对外公示的公共服务事项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2020年根据省、市局安排，上线运行税收执法公示信息采集审核平台。利用信息采集审核平台全面、规范的对税务执法信息进行公开公示，提高执法信息公示的信息化程度和覆盖面。2020年没有发生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等情况。

八、增强全社会税收法治观念

（一）提升税务人员法治理念。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制定领导干部学法计划，把宪法修正案、新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健全税务人员法治培训长效机制。利用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的学法活动、中国税务网络大学的学法课程以及县法宣办的公职人员普法考试等活动，组织全体税务干部进行学法活动。

（二）增进纳税人税法遵从意识。加强税收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等主阵地建设，发挥税务报刊图书的作用。实行税务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利用“税收宣传月”加强税收法治宣传。落实省局“十百千万”活动，通过走访纳税人，组织企业法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等进行座谈，把减税降费政策送到企业手中。

九、加强税收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法制股，有专职法制人员负责依法行政工作。积极培养法律人才，为县局在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鼓励税务人员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积极为具备公职律师聘任条件的税务人员开展申报工作，并外聘一名专职律师作为的法律顾问，为县局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工作。严格执法资格管理，实行税收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认真组织新进税务人员参加总局举办的执法资格考试，依据有关规定配合做好执法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目前，所有税务执法人员均取得了执法资格。

十、健全依法治税领导体制机制

县局党委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不断提高依法治税、依法带队的能力和水平。成立全面依法行政领导小组，组长由一把手担任，集体研究依法治税工作重大问题，审议依法治税工作规划和重大决策部署，定期听取依法治税工作汇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加强与地方法制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与地方协同开展法治建设工作，如参与地方组织开展的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等，把税收法治有机地融入到地方法治工作的内容之中，提升税收法治的工作站位。

十一、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

（一）存在问题

1.法人员的整体职业素养和执法水平不断地提升，但仍存在年龄偏大，知识层次、业务技能、执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同时，的法律专业人才缺乏，全面深入开展税收法治理论建设的力度受到制约。

2.执法行为不够规范。从内控监督平台、督察内审工作反映的情况来看，疑点数据的出现，折射出我们的执法过程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文书制作不够规范、系统操作不够熟练、执法程序存在瑕疵等，需要我们在问题整改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查找漏洞，堵塞漏洞，才能更加有效地规避执法风险，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二）下一步计划

1.继续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提升依法行政能力。邀请专家讲授法律知识，让干部职工更深刻地了解法律、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并鼓励干部职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学相关法律知识，使遵法、守法、依法行政成为干部职工的自觉行为。

2.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减税降费措施，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严厉打击虚开骗税，全面规范税收秩序。

3.认真贯彻落实省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税收执法行为，降低税收执法风险。对实施过程不规范、不到位的执法人员进行通报并督促改正。

税收法治范文篇8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7.

[2]刘剑文。税收筹划：实现低税负的专业活动[J].中国税务，2004，（1）。

[3]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5]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7]黄黎明。税收筹划及其法律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

税收法治范文篇9

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我对税收的科学发展又有了新认识。

首先，我个人并不反对税收中有一些柔性，但是，我认为税收工作绝对不能抛弃法治的理念，而只主张柔性一面。在税收工作中，必须要坚持刚柔相济的原则，在税收的刚性与柔性的关系上，刚性是主，柔性是辅。只有充分认识并尊重这一规律，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知道，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税收领域，则是依法治税相对于人治税收。从人类历史的规律看，人治社会是落后的，法治社会是文明进步的。我们党通过历史经验总结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说明了我们党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而税收的治理方式正是治国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的治税思想必须要服从、服务于治国方略。在党和国家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的前提下，税收必须坚持依法治税的方向。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是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用法律的形式把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固定下来，让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既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又保证企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的行政命令，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和经济扛杆的方式对经济产生作用力，不坚持依法治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手段就没有强制力，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就会失效。因而，不坚持依法治税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依法治税才能维护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我国正利用这一难得的大好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承接产业转移，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完善法治，这当中也包括税收法治。通过税收法治的完善来展现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吸纳更多资金、技术、人才，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健全的税收制度也能很好地防止双重征税，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进一步做好反避税工作，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受侵害。

税法中包含了对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不坚持依法治税，就不能很好地促进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现代税收在经济上与产业政策配合，促进我国产业向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效益方面发展，凡是鼓励的产业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凡是限制的产业通过限制性的税收政策减少其投资。与此同时，现代税收还在促进就业、促进区域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坚持依法治税，税法中的各种奖限措施就得不到正确的执行，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坚持依法治税才能规范和限制税务机关权力运用。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依法执行征税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法治要求它的征税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只有法律、法规要求它做的它才能做，而且必须去做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权的行为或者说不作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不坚持依法治税的原则，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没有权力边界，就随时可能侵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权利。或者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损害国家利益。依法治税使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征税活动中有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让税收权力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确保了税收权力的正确运用。

税收法治范文篇10

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我对税收的科学发展又有了新认识。

首先，我个人并不反对税收中有一些柔性，但是，我认为税收工作绝对不能抛弃法治的理念，而只主张柔性一面。在税收工作中，必须要坚持刚柔相济的原则，在税收的刚性与柔性的关系上，刚性是主，柔性是辅。只有充分认识并尊重这一规律，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知道，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税收领域，则是依法治税相对于人治税收。从人类历史的规律看，人治社会是落后的，法治社会是文明进步的。我们党通过历史经验总结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说明了我们党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而税收的治理方式正是治国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的治税思想必须要服从、服务于治国方略。在党和国家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的前提下，税收必须坚持依法治税的方向。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是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只有坚持依法治税，才能用法律的形式把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固定下来，让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既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又保证企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我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的行政命令，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和经济扛杆的方式对经济产生作用力，不坚持依法治税，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手段就没有强制力，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就会失效。因而，不坚持依法治税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依法治税才能维护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我国正利用这一难得的大好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承接产业转移，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完善法治，这当中也包括税收法治。通过税收法治的完善来展现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吸纳更多资金、技术、人才，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健全的税收制度也能很好地防止双重征税，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进一步做好反避税工作，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受侵害。

税法中包含了对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不坚持依法治税，就不能很好地促进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现代税收在经济上与产业政策配合，促进我国产业向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效益方面发展，凡是鼓励的产业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其更快更好地发展，凡是限制的产业通过限制性的税收政策减少其投资。与此同时，现代税收还在促进就业、促进区域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坚持依法治税，税法中的各种奖限措施就得不到正确的执行，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坚持依法治税才能规范和限制税务机关权力运用。税务机关是代表国家依法执行征税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法治要求它的征税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只有法律、法规要求它做的它才能做，而且必须去做才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越权的行为或者说不作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不坚持依法治税的原则，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没有权力边界，就随时可能侵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权利。或者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损害国家利益。依法治税使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征税活动中有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让税收权力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确保了税收权力的正确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