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管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实现其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是相关法的价值在高校管理行为中的良好体现，要了解其基本价值，就需要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对高校管理现状及其管理特点进行简单分析。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本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自由与秩序。首先，简单分析其体现在自由方面的价值。教育活动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人的解放、发展与完善，在高校学生的法治化管理工作中，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管理工作中法治化非常重要的体现。在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及工作的过程中，公民的相关行为，只要不损害国家及个人的相关权益，那么其行为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将法治化的管理方式应用于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中，对于高校的管理行为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下，传统的管制式的管理模式将会被废除，学生的主体意识及主体地位将会得到充分的尊重，这对于学生潜在创造力的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中，学生总是作为被动的教育客体存在。应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之后，学生的维权意识及法治意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之后，其对自身权益的关注度会得到显著增强，这对于学生法治观念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中，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自我发展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会得到有效的提升，这对于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简单分析其体现在秩序方面的价值。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秩序是所遵从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学生作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存在，对于其最基本的要求是:服从管理、整齐划一，对于学生的性格特征及其实际的个体需求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种管理方式中，学生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尊重，秩序与稳定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所要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高校为了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管理秩序，不惜对学生的个人权益进行压制，虽然在这种管理模式中，高校最重要的管理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秩序，但是实际上这种管理方式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不仅不会规范学校的管理秩序，还很有可能会导致学校秩序的混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关于大学生的婚育权，我国的宪法及婚姻法中都具有明确的规定，即高校学生享有婚育权，但是在实际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以为了保持学校的良好秩序为由，对学生的婚育权予以盲目的压制，剥夺学生的这一权利，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严重时还会导致学生的反抗，引发学校秩序的混乱。而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中，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学生的权益、体现法治精神，以建立起学生管理的长效机制，这对于高校良好秩序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的实现途径

(1)在观念上改变对高校学生管理的认识。在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中，高校对于学生的权益予以忽视，采用的是统一化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用法治化的管理模式，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在观念上以学生为本，保证学生各方面的权利。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固有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始终处于被管理、被教育、被灌输的状态。而要保持高校良好的秩序，就必须保证学生对于学校的各种管理行为绝对的服从，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学生很难实现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高校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具有自费上学、自主选课、自主择业的权利，而高校在收取学生相关费用的前提下，应该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服务。因此，在现代教学模式中，高校改变传统的观念，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该管理模式中，高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建立起以服务学生为主要目标的工作系统，该系统中包含有:心理辅导、就业服务、勤工助学、学生资助、个性发展、科研创新、学习指导、学籍管理、组织建设、素质评价、行为管理、价值引领等各种服务职能机构。另一方面，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行使学生管理权时，要对学生的各项权利予以重视。

(2)建立健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良法是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最基本的保证，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建立起健全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在该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可以从校外及校内两方面来进行。站在校外学生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讲，其主要指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到学生管理有关的内容，以及一些专门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的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制度体系，还存在一些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各法律法规间存在冲突等现象，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导致其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立法部门的法律素质，对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地予以修改与编制，以提升其实用性。从校内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角度来讲，其主要指的是: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依据高等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的有关学生管理与服务的相关规章制度，最基本的目标是保证学校的管理秩序，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积极提升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对学校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流程予以规范，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校内学生管理制度的创建中，对原有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进行修改，从而保证其能在实际应用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3)建立规范化的高校学生管理程序。现代法治精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程序公正、过程公开，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需要制定相关的程序以实现法治化管理，保证学生的管理权行使的公平公正性，这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法治化的最基本的保证。这就需要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制定出完善、严格、规范化的管理程序，并要求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落实相关的程序，尤其是一些对于学生的切身权益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行为，必须在告知学生本人，并在了解学生意见之后实施。在实际的应用中，为了保证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正当的程序，可以引入行政听证制度，这对于维护学生权益，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决策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知识管理西部大开发

一、知识管理相关概念解析

（一）知识

所谓知识，是一种有价值的智能结晶，又称之为智价。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显性知识(explicit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knowedge)。显性知识是指记录在各种介质上的知识，如图书、档案、数据库、各种计划、总结、报表等等；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未编码的经验性知识，如个人的技术诀窍、直觉、想象与创意等等。显性的知识可以在知识库中直接复制与进行独立的学习，隐性知识则需依赖人际传递达到学习的效果。一般来说，显性知识在扩散速度与学习效率方面较隐性知识高，所以对隐性知识的管理更为重要。而隐性知识才是竞争中别于对手且不易被对手学到的核心竞争力。

（二）知识管理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企业知识管理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纳为三个学派，即技术学派、行为学派和综合学派。

第一，技术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信息的管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都有着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教育背景。他们常常被卷入到对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重组和群件等的设计、构建过程当中。对他们来讲，知识等于对象，并可以在信息系统当中被标识和处理。

第二，行为学派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和专家们一般都有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商业管理的教育背景。他们经常卷入到对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评估、改变或是改进过程当中。对他们来说，知识等于过程，是一个对不断改变着的技能等的一系列复杂的、动态的安排。这些人在传统上要么像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热衷于对个体能力的学习和管理方面进行研究，要么就像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或组织理论家那样在组织的水平上开展研究。

第三，综合学派认为知识管理不但要对信息和人进行管理，还要将信息和人连接起来进行管理；知识管理要将信息处理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相互结合，增强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组成该学派的专家既对信息技术有很好的理解和把握，又有着丰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他们推动着技术学派和行为学派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从而融合为自己所属的综合学派。

综上所述，可以把知识管理定义如下：知识管理就是为组织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去适应组织发展、生存和竞争的需要，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手段对相关知识的内外连续管理过程，把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传播知识作为组织核心优势和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关键，把知识集体共享和知识创新视为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灵魂，是为组织不断发展和组织文化全面提升而创造的一种现代管理机制。

二、西部地区知识构成水平现状分析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大，在西部大开发，大学生支援西部建设等政策优势的吸引下，国内大型企业为完善其产业链条的需要纷纷在西部地区设立自己的生产、销售、流通中心，大量外资企业进入西部地区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大学生支援西部以及高科技人才西部创业计划的实施为西部地区引进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然而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西部地区知识构成水平相较于中、东部地区仍然比较落后。

（一）劳动力素质总体水平低

第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就整体水平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素质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盲和半文盲比例高。据统计，全国1.45亿文盲、半文盲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文盲或半文盲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为39.5%，比东部地区高11个百分点；2000年东部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3.8年，科技人才占劳动力的21%，而西部地区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8年和7%，西部少数民族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5年；2000年四川、云南、贵州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4%——0.45%，具有高中文化的为4.7%，文盲、半文盲率高达21%——38%，而同期全国农村劳动力中的相应比例分别为1.2%、15.34%和18.9%；西部地区每万名劳动者中有大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的仅102人，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0%。

第二，劳动力人口结构不合理。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工业化程度比较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且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

第三，高级人才数量少，科技人才更少。在县以上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从业人员，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为5.05%，而东部是14%。

第四，劳动力知识更新缓慢。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伴随着大量军工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西部的落户，西部的某些省份大学毕业生及科技人员的比例相当高。但是随着新技术革命步伐的加快及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人才的知识已显老化，与知识经济对对科技人才的要求相差甚远。目前，西部专业人才队伍老化，高层次人才出现严重断层，IT人才则更为短缺。这些问题成为制约西部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竞争力差

知识是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但知识不能自动形成竞争优势。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持取决于企业知识采集与存储、共享与交流和应用与创新的能力，即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能力。企业知识管理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在企业中流动的过程。企业知识流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的创新，创新的知识再经过采集与存储后重新被利用，由此完成了一个循环。西部地区的大多数企业不注重知识的采集与存储、企业没有建立知识信息共享平台，实际运用中仍然采用粗放的经营方式不注重知识在创新中的作用，企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价格竞争力低下。

（三）观念与环境上的落后

观念的更新与环境的催化，对于人才的成长和涌现非常重要。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缺乏的就是竞争环境与创新环境。不求上进、不求进取、小富即安观念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观念的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人的身上，而且也表现在西部企业家的身上。在这一点上，东西部的差距非常明显。西部企业远离国际市场、国际潮流。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西部部分企业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区域内，没有国际战略眼光，不敢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西部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四）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2000年，我国大陆共有1866所各种门类的高等院校，其中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和民办成人高校分别为1018、811、32和5所。分布在东部地区的高等院校为901所，占大陆总数的48.3%，4类高校分别为491、387、20和3所；分布在西部地区的高等院校为366所，占大陆总数的19.6%，4类高校分别为198、164、3和1所。东部地区高校占全国总比远高于其人口占全国总比，西部地区的高校占全国总比则低于其人口占全国总比，因此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的硬件设施上占有明显优势。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全国性的名牌大学绝大部分位于东部省区，而西部地区除四川和陕西的少数高校以外的绝大部分高校的知名度、教育质量都处于全国的中下游。我国目前普通高校招生仍采用地区配额制，在招生数额上总是向所在地区倾斜，这样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的学生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大学，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东西部地区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差距。再加之长期以来大量西部人才向沿海地区的流动，使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对科技力量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三、知识管理在西部发开发中的作用

一个区域繁荣的基础是该区域内企业的繁荣，而企业的繁荣除了与其自身的学习、创新能力有关外，还与其所处区域的竞争能力有关。为了提高区域的竞争能力，必须重视区域学习和区域知识管理。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及自然环境等区域资源禀赋存在一定劣势，西部开发需要用大量知识资源弥补地域资源的不足之处，通过知识资源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增强区域竞争力。而传统的区域开发忽视了自觉的区域学习和知识管理的重要作用，很难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发展的需要。

（一）有利于提升西部企业的竞争力

西部企业进行知识管理有利于增强企业绩效，这既可以表现在直接的经济收益方面，也可以表现为其他方面改，如企业的运行效率、人员的工作能力、用户满意度等。另外，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也可以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减少一些因人员流动而带来的知识损失。具体说来，知识管理能为西部企业带来如下的好处：

第一，更快地获取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和知识，使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使西部企业真正走出去，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

第二，西部大多数企业依旧采用传统管理模式，信息流通的不顺畅制约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行知识管理，一方面通过所有员工直接的信息存取可获取连续和快速的工作流程，减少纸张的流动和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让员工共享企业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可以防止重复劳动，提高生产率；还可以减少或杜绝重复性的错误，避免错误成本。

第三，西部企业进行知识管理，一方面使员工能够快速并可靠地与合作伙伴进行联系，增强交流与合作意愿以及团队精神，减少信息搜索的时间，可以快速的、低成本的、高效的决策和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与顾客的联系。可以通过用户资料库可以获得客人的爱好和兴趣，从而为客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二）有利于促进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飞跃式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西部必须搞好的一项战略性工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关系到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及西部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它关系到西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展西部知识经济，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需要一个人才“金字塔”梯队。不仅要大力开发与引进知识经济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同时也要提高西部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西部地区采用知识管理必将对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西部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对知识进行管理，知识的流动、吸收、创新是知识管理的关键步骤。西部大开发中劳动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才能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获得自己的职业保障，强大的职业需求推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一，有利于高科技人才的引进。知识管理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在组织中流动的过程，知识的流动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参与。如知识的采集和存储需要有引进一批数据库管理人才，知识共享需要引进一批计算机、网络人才，知识与生产的结合更需要一批实际经验的专业人才。

第二，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用人理念的转变。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存在着体制僵化、观念落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而那种小富即安、不求进取的文化、心理，则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西部的振兴与腾飞，毕竟要落实到西部的企业，而西部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西部人的素质的提高。因此，西部企业必须加快体制改革，转变人才观念，实行任人唯贤原则，注重个人的工作实效，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机构精简。

（三）有利于促进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是西部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和人员素质提升的关键，当前西部地区仍旧采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远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管理对西部教育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必将对西部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办学质量的提高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促进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知识管理强调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西部大开发中劳动力再也不是简单的体力付出，基础教育在劳动力素质培养中的根本作用得到显现，人们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二，有利于促进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历来是传播知识、进行科技与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西部大开发中进行知识管理对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必然要适应这一形势转变办学理念、设置相关专业、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才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不断发展壮大。

第三，有利于促进西部继续教育的发展。知识管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运用对于劳动力的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一学定终身的思想已经不适合西部知识管理的需要，西部劳动力只有不断学习和参加各类培训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这样函大、电大、夜大、自考、成人教育等多种持续教育形式以及有针对性地开展的各种短期培训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也将获得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敬华，金昕：《知识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2]郁义鸿：《知识管理与组织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周海炜：《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战略与实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樊治平：《知识管理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杨海英：《知识经济与管理创新》，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6]项国鹏：《知识管理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载《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6期。

[7]齐玉水，周明：《知识管理模式与西部企业竞争能力》载《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8]张岳：《知识管理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载《北方经济》2002年第9期。

篇3

1临汾市水利局档案管理现状

临汾市水利局水利档案管理走在全省前列。多年来，临汾市水利局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不断改进工作条件，提高管理水平，被评定为山西省机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一级单位。在加快法治水利建设中推进执法档案管理。推进法治水利建设，探索出“一覆盖，两推进，三加强”工作经验，被临汾市委在全市推广。实施普法全覆盖，汇编了包括《档案法》在内的200多万字的《法律法规选编》，在全市第一家实现了法规制度的全覆盖；强化执法基础能力建设，增购配备了档案柜、录像机等执法办公、记录设备；初步建立起水利法治的领导、工作管理体系。这些努力，为水政执法档案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进了执法档案管理工作环境。又启动了推行执法三项制度工作，将为全面推进执法档案管理创造了新的契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临汾水政执法档案管理目前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一方面，执法档案制度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管理手段落后，思想观念跟不上；另一方面是其他执法工作的掣肘，如执法文书格式不统一，记录不及时、不全面，归档不及时，执法体制不顺，执法分散，市县执法专职编制偏少，过度分散执法等。

2加强水利法治档案管理的对策

2.1加强党的领导、管理体系和队伍建设。党的领导是执法档案管理的根本保障，机构组织是基础平台，队伍是关键，三者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因素。要以法定形式，在执法队伍中设立适度比例的专职执法档案管理岗位，同时要加大力度，加强法治和执法档案业务培训，全面大幅度提高执法档案队伍素质。2.2完善制度，深化依法治档。完善制度，实施普法全覆盖。汇编档案法律法规，完善市级水利执法档案管理制度，把执法档案工作全部纳入法治轨道。把档案法规的普法纳入《水利普法规划》及《“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中，全面推进档案管理普法全覆盖，进一步增强依法治档意识，为推进法治档案筑起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加大制度执行力，提高依法治档水平。把执法档案管理纳入法治建设绩效考核内容，加大力度推进执法档案管理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使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2.3改进和创新管理方式，推进档案管理现代化。加强对执法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按照档案管理标准，对执法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达到五个统一，即“统一领导、统一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分类编号和集中统一保管”。积极推进执法“文档一体化”管理。把执法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有效实现文书运转高效率和档案管理高质量，从而达到文件处理精炼化、完成案卷系统化、查找利用标准化，使档案工作摆脱繁琐的立卷任务。深化和提升执法档案电子信息化管理。档案电子化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对于提高档案利用率，提高档案信息的时效性，拓宽服务范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文档一体化，积极推行执法文书和执法卷宗电子化。建立执法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加强系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办公自动化和执法办案系统建设，探索推行即时上传全过程音像记录的云存储模式，实现执法全过程同步网络管理，提高行政执法记录和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3加快推行执法“三项制度”，促进执法档案管理

目前各地积极推行的“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要求对执法“六大行为”和全过程进行规范化记录和归档，实行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使执法的开放度、社会化程度陡增，监督空前强化。将使执法资料信息井喷式增加，为执法档案管理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提供更好的环境。抓住机遇，认真推行执法三项制度，必定会把执法档案管理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行政执法案卷，是在执法活动中形成，并经依法归档的案卷档案。对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检查、评议和监督，是提高执法档案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杠杆。加大力度认真开展执法案卷评查，能不断地从执法案卷中发现执法和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既提升了执法案卷的规范化管理，也促进了执法整体工作的管理水平。

4搞好执法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档案管理

篇4

[关键词]施工质量管理落实与控制

目前，施工企业面临严峻的社会竞争形势和强大的市场压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提高工程质量，以质取胜，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才是我国施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不仅会为国家和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宏扬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施工质量管理的落实与控制，已成为施工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

我认为，管理者对工程质量要有足够的认识，并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上下一致、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当今，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施工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工程质量的要求愈加复杂，这就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引发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方式的变化。有些中小型施工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下，不积极改善经营模式，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工程质量，甚至因为蝇头小利，不把工程质量关，只图提升速度，以增强自身效益，最后只能被社会环境淘汰出局。只有以质量为中心，将效益贯穿于管理活动中，建设质量文化，实施科学的领导和管理，将质量保证体系实施和改进当做长远和首要的任务，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做到以上要求，我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把握好进工地的材料关

工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的质量和性能，是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首要因素。为此，要求质检员要严把质量关，同时具备较高的业务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不为利所动。对每一批进场材料都要遵循严格的报检制度，抽样送检，合格后才允许使用；对关系到结构安全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关键材料，必须采取抽检和普检相结合的原则，确保用材质量。对于一些小水泥厂、小钢厂生产的劣质产品，坚决不能用，否则会存在质量隐患，导致“豆腐渣工程”所以要严把进料关，消除材料引起的质量隐患。

二、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做好施工前期的技术准备工作

工程施工前，承包方要根据工程的特点和业主的要求，首先要制定一个技术合理、能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案，以保证整个工程施工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全面实现合同目标，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以往施工经验，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结合具体操作部位，贯彻落实施工的各项技术指标。

(2)落实对关键项目、关键部位的质量要求、质量标准、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3)必须注意的尺寸、轴线、标高、以及预留孔洞和预埋件的位置、规格数量。

(4)注意施工材料的品种、规格、等级、质量要求以及混凝土、砂浆、防水材料的配合比要求。

(5)施工企业必须按照施工方法、顺序、工种配合、搭接的安全操作及注意事项。

(6)注意施工中各种技术指标的要求和实施措施。

三、严格质量控制，打造精品工程

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工序所构成，各工序的施工质量是单位工程质量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整体质量。因此控制工程质量，必须抓好项目落实工作。

1.增强施工人员的质量意识。施工中某些工序或操作重点因施工人员质量意识不强，造成人为失误，影响工程质量甚至造成质量事故，这些问题都要严格杜绝。因此，对精密度和操作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的工序施工过程，应严格从操作人员的质量意识、技术能力的考察入手，采取适当手段，跟班施工。

2.加强技术复核。在施工过程中，对重要的或关系整个工程的核心技术工作，必须加强复核避免出现重大差错，硬性工程质量和正常使用，除按质量标准的规定复核外，还要在分项工程正式施工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标高，中线，模板，钢筋，混凝土，和砂浆，等，严格检查复核，保证主体结构的强度和尺寸得到有效控制，使工程的主体的大质量得到保证。我们在礼泉泔河水库大坝渡槽的施工中，由于忽视了技术复核，造成已完工的渡槽实际尺寸与设计要求不符。由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管理单位带来巨大损失。

3.加强质量检查。施工中的质量检查，是控制工程质量的有效措施，通过检查，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及时加以处理，避免出现工程质量问题。

4.完善质检记录。做好资料整理，在项目建设中，为了证明一些工程部位的质量状况和各项质量保证措施的有效运行，必须有完善的质检记录，这些记录是工程技术复核的核心。因此，记录要有计划，有步骤，才能保证这一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尊重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意见

工程实践中，项目业主不可能负责工程方面的问题，而是主要负责项目的宏观控制和高层决策。监理工程师受项目业主委托，在监理过程中代表项目业主的利益，服务于项目业主，设计师也是接受项目业主委托在合同工期内完成设计工作任务并对设计文件负责。施工单位在履行工程施工过程时接受监理工程师的监督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要多请教设计师。且施工单位遇到施工问题或对设计文件有疑问总是直接咨询项目业主，久而久之，项目业主会怀疑施工单位的能力而对施工单位产生厌恶感，显然这不利于施工单位与项目业主的关系。因此，施工单位要尊重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的意见，对施工中的细节问题及疑问，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与他们协商解决，只有遇到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师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再去请项目业主来解决。

五、正确处理索赔

工程实践中，只要涉及索赔，就会影响施工单位和业主的关系。而索赔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并且带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在不同环境下索赔的条件是千变万化的，施工单位的索赔可能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形，甚至引起负面影响，而且实际工作中，索赔的程序、技巧和方法都很难掌握，施工单位要索赔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施工单位比较成功的办法是，只有在项目业主对施工方的工作很满意时，施工单位可运用签证适时变更的机会以签证的形式向项目业主索取额外成本的补偿，项目业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且对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发生项目业主风险，如:征地、图纸、支付的延误等，以及物价上涨，施工单位不得不采取索赔手段，施工单位就要实事求是的就干扰事件提出索赔，一般要着眼于重大、有影响的索赔额大的事件，不要斤斤计较。小的索赔事件，施工单位可以放弃小的索赔额并作为一种让步，力求施工单位的索赔要求能获得项目业主的认可。在工作实践中，施工单位与项目业主建立起以承包合同工程为中心的融洽的良好的和谐关系，不仅有利于施工单位的顺利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而且在和谐的氛围中能够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解决合同履行过程中与项目业主可能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圆满的完成目标。

篇5

一、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下的法官权力比较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2］在进行我国民事诉讼改革时，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加以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划分化为两大模式：一是当事人主义（又称为“对抗制”）模式；另一是职权主义模式。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其中德国

最为典型。这两大模式分野的焦点在于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谁起主导作用。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特征是：诉讼双方当事人在启动、推进、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提供证据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诉讼中居于中立和超然的地位，一般不介入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法律通常禁止法官主动收集证据或积极地谋求当事人和解，法官只能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在法庭辩论终结以后作出裁判，并且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法庭辩论呈现出激烈的对抗色彩，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双方当事人的“竞技”或“决斗”。当事人要想在竞技中获胜，必须最大限度地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发挥自己及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在诉讼中展开攻击和防御，同时也使陪审团和法官在双方当事人激烈的对抗中正确地采纳和运用证据，这些国家的法律通常设置了精细、严格、完整的程序制度（如交叉询问制)和证据法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般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尽管对于诉讼程序的发生、变更、消灭等重大诉讼事项是由

双方当事人起决定作用，但法官不是消极的裁判者，他们依法定职权控制着诉讼的进程。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了解案情，确定争议的焦点，积极主动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第二，在庭审中，法官有权掌握和控制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有权主动地向当事人、证人等发问，并适时地促成双方和解。诉讼结果并非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专业技能及辩才，法官在庭审中始终具有积极性、主动性。第三，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有权收集、审查和评判证据，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裁判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并非完全依赖双方当事人，这一点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进行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承认并且贯彻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又被称作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3］基于处分权主义，又产生了辩论主义。对辩论主义原则的理解，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诚如一位西方法学家所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同流行的制度是处分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提出什么争端，举出什么证据和作出什么样的辩论，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4］即使是法官职权较大的德国，由法官主导诉讼的进程，但其底线仍是当事人的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采用的职权主义与前苏联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所谓“职权主义”截然不同。前苏联所采用的民事诉讼结构，因其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而被认为是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其特点突出表现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绝对主导权，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可以不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法院须采取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全面、充分和客观地查明真实案情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受已经提出的材料和陈述的限制。”［5］这种职权主义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两大法系国家，由于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法制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上具有共通性，在民事诉讼中即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而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法官职权的有效约束。

二、对现代民事诉讼中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初，庞德对普通法诉讼制度的批判，悄然拉开了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序幕。［6］不少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加强了法院（法官）的程序控制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予以限制；而在普通法系国家，强化法官职权作为改革的主线也清晰可鉴。20世纪70年代，世界诉讼法学界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权力的增加，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原理的弱化(即使不抛弃的话)，这一潮流也为许多西方国家所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英国和美国。实践证明，这一潮流是合理的，因为它提高了司法裁判之效率，使保障诉讼迅速且井井有条地进行成为法官之任务。”［7］

目前，两大法系各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观点认为在普通法系各国，法官在程序上的作用完全是消极的，而在大陆法系各国，法官在诉讼程序和证据调查中几乎处于支配地位，在两大法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在今天，这一观点不啻是一个神话。现实的程序观已超越了各法域和法系，各种各样的程序方法在各法系之间是互相渗透的。”［8］在国际

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一体化的动向。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过去长期实行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已充分显露其弊端，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不相适应。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不仅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而且说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法院包揽诉讼的职权主义审判制度开始向尊重当事人权利的诉讼制度转变。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法院开始广泛推行以强化当事人权利、弱化法院（法官）职权为基本特征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改革中曾推出过“一步到庭”的审理方式，即不论案件是简单明了还是疑难复杂，在开庭以前，法官对所处理案件的了解仅限于原告的状和被告的答辩状，对于其他证据一概由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供。一些地方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对抗制”审理模式，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作绝对化的理解，法官不再调查取证，不主动询问当事人核实证据，而是由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和相互质证，凡举证不能的则一概承担败诉风险。这些改革措施表明，我国正逐步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某些原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发现完全由当事人主导的诉讼制度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如某些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相差悬殊，如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可能最终导致实体处理不公；而实行“一步到庭”的做法，由于法官和当事人在庭前准备均不充分，在法庭上法官又过于消极，指挥诉讼不力，导致案件事实久查不明，造成诉讼时间的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的成本无谓增加。对此，一些学者批评改革“已进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误区”，因而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在目标取向上，应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非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随着审判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选择什么样的诉讼模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话题。

笔者认为，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自（主要体现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权自治”和“意思自由”原则所决定的。但绝对的当事人自并不存在。当今世界司法改革潮流中，两大法系诉讼模式日益融合，法官职权过度的国家，逐渐贯彻当事人的自，而对抗制色彩浓厚的国家，逐渐强化法官的职权。基于此，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能因为强化当事人的自而将法院（法官）的职权一笔抹杀。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司法改革中职权主义因素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及我国原先实行的“强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模式是正确的，改革要重回老路。职权主义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如纯粹的对抗制不能保障实质性正义的实现，故而不应设置无边际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一样，法院职权主义也并非毫无限制，它受到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约束，比如，在诉讼的提起、诉讼标的的确定或当事人的和解等问题上，法官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思，法官依职权对诉讼进行干预不得侵犯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不得偏袒一方等。当事人自与法官职权的有机结合、均衡分配，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也应当通过合理分配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为基础来构造，在贯彻落实当事人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保留适当的职权主义因素。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诉讼指挥权的内容

如前所述，为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司法资源，力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最佳平衡，现代民事诉讼在强化当事人自的同时，并不排除法院（法官）的职权作用。从诉讼开始到诉讼终结的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往往需要加以组织、安排、引导和控制，法院（法官）的这种职权体现在诉讼进程中，即为诉讼指挥权。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法院在监督诉讼程序合法进行，谋求完全、迅速的审理，尽快解决纠纷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权能的总称。”［9］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笔者认为诉讼指挥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程序引导权。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两种模式各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应当分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庭审中法官和当事人互动的良性机制。一方面，应当看到我国原有的强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严格限制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充分参与程序的权利，法官过度操纵和控制诉讼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完全成为被动的诉讼主体。所以，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往往引发当事人及其人滥用诉讼权利，降低诉讼效率，甚至具有把整个诉讼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竞技比赛的危险。所以，不能因为强调当事人的作用而放弃法官对诉讼程序实施必要的控制和引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法官在指挥诉讼中的程序引导权包括：（1）对符合立案条件的予

以受理，启动审理程序；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2）通知被告应诉，确定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追加或更换当事人等。（3）对案件的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确定。（4）指定诉讼程序中的期日、期间，如举证时限、交换证据的期日和开庭时间等。（5）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确定争点。（6）促成当事人和解，或主持调解。（7）指定或委托鉴定人。（8）根据法定原因，中止、终结或恢复诉讼程序。

（二）庭审指挥权。笔者认为，基于审判权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特征，决定了在法庭审理这一环节中，法官角色的基本定位是消极性的，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提出的证据，通过判断证据的真伪和证明程度，扮演好裁决者的角色。当然，法官的消极性是相对的，其中也蕴藏着积极的成份。法官在庭审中既要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庭审活动按照法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又要及时归纳案件的争点，引导当事人围绕案情的焦点展开辩论，以提高整个庭审活动的功效。具体而言，法官的庭审指挥权包括：（1）宣布开庭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宣告上一程序结束和下一程序开始。（2）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者要求有关人员向法庭提供证据。（3）应当事人或其诉讼人的请求，允许其发表意见及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当一方当事人及其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或者提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应对方当事人提出的反对请求，可制止发问或者提示证人不作回答。（4）组织当事人合理而有效地进行质证和辩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5）对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纪律，扰乱法庭秩序的，有权制止并依法予以制裁。

（三）释明权。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谷口平安先生首先提出的，是指法官为澄清争端和公正裁判而询问当事人以及向当事人提出建议的权限。［10］具体的说，就是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时，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对法官行使释明权均有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法官在审前会议对当事人之间不明确的主张或陈述，可以行使职权，促使当事人补充说明。释明权存在的合理基础是对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修正，纠正完全的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等缺陷，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然而，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限制，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时，如果法官依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应败诉者却赢了官司的可悲结局。这样的审判结果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而且也是对公正、公平审判目标的讽刺。因此，强调法官释明权的同时，还应强调释明含有义务要求的一面。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长对有必须释明的地方必须加以释明”。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释明权制度，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以及“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以上规定可以被视为是法官的释明权，但并未完全涵盖释明权的内容。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种情况法官也可以行使释明权：（1）当事人的请求或陈述中包含相应的意思，但未能正确表达或清楚表达时，法官可以释明；（2）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可以通过释明促使当事人补充或提出新的诉讼资料；（3）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从性质上说，释明权是法官为明了原告或被告所主张的请求和事实情况而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活动加以引导的一种诉讼程序上的指挥权，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主张和举证，因而释明权的行使仍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辩论权。为防止法院行使释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释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院的释明行为提出异议。此规定可兹我国借鉴。

（四）调查取证权。笔者认为，完全由当事人举证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为法官保留必要情况下的调查取证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在当事人不能举证和必要时的调查取证的规定，与我国律师制度不发达，当事人的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拮据，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条件有限等现实存在的问题有关。如果把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升到绝对化的地步，其结果不仅违背审判方式改革的初衷，而且会造成大量案件的司法不公（主要是实体不公），进而动摇整个司法制度的根基。［11］所以适当的职权调查取证仍有必要。其积极意义在于，排除庭审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受到的语言、辩论技巧的影响，避免因客观原因造成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致判决对其不利且显失公平的情形发生，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实体公正。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节，其中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进行了限定，是指：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除上述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法院（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种补充权，法官一般不积极主动行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应当成为处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关系的一般原则。（2）它是一种限制权，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程序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启动；且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应严格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3）它是一种可以权，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是否准许，由法官审查决定；并且，经法院调查证据而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并非由法官承担。

四、结语

在当今世界，单纯强调某一种诉讼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远离了时代的潮流。“在程序法领域中，我们迎接时代挑战的最好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方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序控制之间的关系。”［12］德国著名法官瓦塞曼在1978年出版了《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主张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即诉讼由以当事人双方和法院构成的共同体来协同运作，在法院和双方当事人之间设立对话的桥梁，通过对话促进纠纷的早期解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协同主义。国外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世界性司法改革潮流中已经发生了趋同性的演变，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应当淡化模式之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合理划分当事人与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能，在加强当事人自利的同时，为法官保留适当的控制、管理诉讼的权力，形成解决民事纠纷的互动机制。这样的改革取向，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恰好与当今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潮流相吻合。

注释：

1、（意）莫诺·卡佩莱蒂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3、（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前言”部分。转引自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法学评论》2000年6期。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著：《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转引自蔡虹：《民事诉讼结构的调整及其基本模式的选择》，《法商研究》1998年5期。

5、王福华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6、范愉著：《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7、同注释1，第52页。

8、（日）小岛武司著：《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9、（日）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汪一凡译，（台）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9页。转引自何良彬：《处分原则研究（下）》，发表于《当代法官》（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2002年第2期。

10、（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第119页。

篇6

掌握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并借鉴国外成功模式与经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完善与改革。

1.管理方式的集成化发展

科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改变传统的企业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势。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缺乏创新，企业的市场经营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相对较低。1973年美国约瑟夫，哈林顿博士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概念，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奠定了基础。所谓的集成管理是指思想与概念的有效结合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的管理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中。集成化的管理整体优化企业，使其吸收并消化各种管理手段与文化，而这正是企业未来发展所需要。

2.管理文化突破区域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世界性企业，推动各国管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跨文化管理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跨文化管理并非管理文化的同—化，而是管理文化间的学习、借鉴、的包融，实现发展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目的。

3.管理理念的转变：注重长远发展

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活动中，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发展。管理理念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的变革。在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

4.管理组织模式横向网络结构化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模式是根据物流过程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主要呈现“金字塔”的特点，组织协调监督难度大，问题突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网络化通过计算机实现信息的处理与共享，企业管理中的各项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行电脑操作，对此，企业的组织模式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集权为特征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转向分权为特征的横向网络型组织结构。

5.速度型的效益管理模式

知识经济的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了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从规模质量型转向速度型效益”。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强调规模和质量，所以当时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偏向规模、质量两个方面。该效益管理模式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但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对市场迅速反应问题。伴随知识经济的崛起，美国企业从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速度求效益的速度效益型模式。该模式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时间成本，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6.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管理核心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评价，指通过价值评价体系评价出真正做出奉献的人才，使真正优秀的、为企业所需的人才脱颖而出，并以此确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这就需要提供多元的价值分配体系，包括职权、机会、能力、工资、奖金、福利、股权的分配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就是如何通过价值链的管理，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和增殖。

7.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

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重视对行政事物的管理，忽略对战略层的人力资源管理。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企业需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应变能力，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需要不停的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为企业生产经营战略的顺利开展提供服务。

8.要求企业具备专业的、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者

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属于一个职能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者多为专业的执行者。在知识经济下，要求管理者熟悉掌握公司业务及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并具备现代化管理眼光和较强的管理运作能力。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角色的变化趋势。

9.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增加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与技能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需要通过定期学习和培训才能适应变化。此外，知识经济条件下要求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必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必定会增加。

10.人力资源的分配、酬薪变化趋势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打破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特权门第、身份界限现象，更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的合理分配在工资制度上，要求根据员工能力、学历、岗位风险进行工资的分配。

二、总结

篇7

党和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个是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当前社会管理的方式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性发展，即管理设备与技术越来越先进，然而管理手段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粗放与粗暴，暴力执法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是，虽然社会管理设备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们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如，我们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把法律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则要依法执行，如果对己不利则放置一边。他们仍然没有从最为根本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对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诸多误区。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维武装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头脑，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时更新，尚未来得及对社会管理法治的支撑要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时更新，则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动力与引导，促成社会管理创新内外部动力的一种及时回应，这种回应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六、结语

篇8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方式；权限；企业价值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法人治理结构架构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董事会对经营者（CEO）财务约束和控制的强化。根据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以董事会为中心而构建，董事会对外代表公司进行各种主要活动，对内管理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只有董事会才能全方位负责财务决策与控制，从本质上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一个健全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实际上是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体现。反过来，财务管理的创新和深化也将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关键环节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把财务管理渗透到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管理的各个层次，覆盖企业的所有部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财务管理理念。

加强财务管理必须在认识上确立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核心地位，以财务管理为龙头，带动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但财务管理与企业管理还是有区别的：一是制衡的着眼点不同。公司制衡的着眼点主要侧重于公司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剩余索取和监督权力的分配，经营管理运行机制的设计、构建与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激励约束问题；财务制衡的着眼点在于财务决策权、财务收支决定权、财务监督权和财务人员尤其是高层财务管理人员的配置问题。二是运行方式方法不同。公司的运行方式方法主要是通过确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人选，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激励方法，形成制衡关系；而财务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经营管理层次在财务决策、财务执行、财务人员安排和财务监督等方面进行权责划分，形成在财务活动管理权限上的责权利关系。三是激励的侧重点不同。公司管理的激励形式主要侧重对经营管理层的职位提升、预期收入增加、薪酬或期权、期股的确定，以及非薪酬方面的奖励，如带薪休假等形式；而财务侧重用货币价值形式实行的薪酬、期权或期股的激励。四是约束制度的侧重点不同。公司的约束制度偏重行政、人事、经济和法律等方面；财务侧重于以货币价值形式表现的薪酬降低、承担经济责任、赔偿经济损失和取消期权期股等。

二、财务管理的目标及实现方式的创新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财务价值最大化，是成本与财务收益的均衡，是企业现实的低成本和未来高收益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传统控制财务活动的现实的合规性、有效性。财务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降低成本（指因经营者、雇员等人偷懒、不负责任、偏离股东目标和以种种手段从公司获取财富等而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最终由股东承担）。其次是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财务管理过程必须是围绕着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全过程。最后是致力于将企业资源加以整合优化，使资源消费最小、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企业价值最大。

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方式应该是一系列激励措施与约束手段的统一。为了降低成本，实现财务目标，必须设计一套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的因素或手段包括：解雇或替换表现不佳的经营者；通过董事会下设的各类委员会完善公司董事会对经营者的监控职能；清晰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之间的决策权、控制权的界限；推行经营者、员工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挂钩的“激励制度”，包括年薪制、利润分享制、认股权计划等；实行预算管理；通过组织机构的设计与重整，完善内部组织控制和责任控制、业绩评价制度。“外部机制”的因素或手段包括：经理人和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一个理性的经营者、员工在人才市场的影响下，可能不会过度违背公司股东的利益；控制权市场上潜在购并者的威胁；政府的法律；资本市场上的监管者，如政府、中介机构、专业证券分析师等。财务管理的客体首先是人（经营者、财务经理等管理者、员工）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外部财务关系，其次才应该是各种不同的企业财务资源（资金、技术、人力、信息）或现金流转。

财务管理手段、方式决不局限于财经制度、财务计划、资金费用定额，它也需要创新，现实企业中创造的诸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财务管理方式都值得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包括：

第一，以社会化、专业化为基本特征的董事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是董事会这个中间地带，它联接所有者和经营者两方利益，同时防止所有者的干预，监控着经营者的行为。而董事会的关键是董事会人员构成，从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经验看，只有社会化、专业化的董事会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社会化的标志是外部独立董事的介入，专业化的象征是专业委员会的形成与运作。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只有最根本性的问题，如经营范围、产品方向、生产规模、投资安排、资金筹集、计划目标、重要职员任免等，方提交董事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讨论。董事会下的经营委员会、任免委员会、分红和酬偿委员会、关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人数不多，一般由董事组成，一个董事可参加若干个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公司经营活动的全面领导，掌握财务以外的各项决策和指挥。但它不从事日常业务经营活动方面的具体执行工作，而是由它责成企业有关部门去完成。财务委员会独揽公司财务大权，批准一定限额以上的固定资本投资，规定公司的长期财务目标，决定公司高级职员的薪金，审查批准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各种产品的价格方案，负责筹措资金，监督检查公司各部门的经济效果，年终对公司的决算进行审查，负责制定股利分配方案。

第二，授权管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指在某项财务活动发生之前，按照既定的程序其正确性、合理性、合法性加以核准并确定是否让其发生所进行的一种事前控制。授权管理的原则是对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给予充分信任，但对授权之外的行为不予认可。授权可以分为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一般授权是指企业内部较低层次的管理人员根据既定的预算、计划、制度等标准，在其权限范围之内对的经济行为进行的授权。特别授权是指对非经常经济行为进行专门研究作出的授权。与一般授权不同，特别授权的对象是某些例外的经济业务。这些例外的经济业务往往是个别的、特殊的，一般没有既定的预算、计划等标准所依，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一研究。例如，授权购买一件重要设备、授权降价出售商品等都是特别授权的事例。一个企业的授权控制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企业所有人员不经合法授权，不能行使相应权力。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经合法授权，任何人不能审批；有权授权的人则应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事，不得越权授权。二是企业的所有业务不经授权不能执行。三是财务业务一经授权必须予以执行。

第三，预算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保障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预算。其中公司预算正是以《公司法》、《公司章程》为依据，具体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各部门乃至每个员工的责、权、利关系，明晰它们各自的权限空间和责任区域。可以说，正是由于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预算管理的实施，才强化了预算的财务管理功能，使公司的财务目标和决策得以细化落实。预算管理在西方可以就是流行的财务管理方式。在以新兴铸管、宝钢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都实践着以预算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一种新的控制机制。

第四，财务结算中心。财务结算中心是办理内部各成员或分、子公司现金收付和往来结算业务的专门机构。它通常设立于财务部门内，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职能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集中管理各单位或分、子公司的现金收入，统一现金收入；统一拨付（贷款）各成员或公司因业务需要所需要的货币资金，监控货币资金的使用方向；统一对外筹资，确保整个企业或集团的资金需要；办理各分公司之间的往来结算；实施财务管理等。内部结算中心对增强企业活力、强化资金管理、控制财务收支、正确处理业务管理与资金管理的关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等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五，财务总监委派制。财务过程的控制，只有预算或结算中心是残缺的，比较虚幻的，这样的财务管理是不健全的，因为没有人的地位。而财务总监就是以出资者的身份来监督、控制经营者的财务活动和企业全部财务收支过程。

第六，业绩评价体系。所谓企业业绩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学、财务学、数理统计方法，对企业或其各分支机构一定经营期间内的生产经营状况、资本运营效益、经营者业绩等进行定量与定性的考核、分析，作出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在财务管理循环中，业绩评价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财务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在财务活动、预算执行过程中，通过业绩评价信息的反馈及相应的调控，随时发现和纠正实际业绩与预算的偏差，从而实现对财务经营活动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预算编制、执行、评价作为一个完善的系统，相互作用，周而复始的循环以实现对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控制。而业绩评价既是本次财务管理循环的总结，又是对下一次财务管理循环的开始。业绩评价包括动态评价和综合评价两个层次。动态评价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进行的、对有关部门或个人的工作业绩状况即时确认、处理，它属于事中控制；综合评价则是在期末对于各预算执行主体的预算完成情况进行的分析评价，其评价内容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为主，综合评价作为本期预算的起点和下期预算的终点，主要涉及企业整体效益的评价及奖惩分配的问题。

建立有效授权控制制度、预算管理管理、会计核算和控制制度以及业绩评估制度，将形成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四个主要方面相互关联，授权制度是组织安排，预算管理是事前控制，会计核算控制是事中和事后控制，评估评价则检查监督整个财务系统。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科学的逐级责权利安排，必须保证各级责、权、利安排的明确、有效。明确就是目标尽可能量化；有效就是权责利对等，监控全面，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备。

三、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是企业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的崭新方式

财务管理内容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表达：从资金运动过程分析，财务管理包括了资金筹措、资金投放、资金营运、收入分配等；从管理环节分析，财务管理包括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等；从财务要素分析，财务管理的的内容有资金、现金流量、证券、资本（产权）经营等的各种主张。在上述各种内容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理论上也有不同观点：著名管理学家H.西蒙的“管理就是决策”论认为是筹资、投资与分配；也有人认为是财务决策；还有人认为是现金（资金）的循环和周转。但是比较集中的观点是在资金筹措过程中的资本结构决策、资金运用上的投资决策和资金分配上的股利决策，诸如：“财务管理正是通过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决策来提高报酬率，降低风险实现其目标的。”

财务决策是财务管理的核心的观点，无疑会使财务管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在理论上把财务决策摆放在财务管理体系、职能的首要地位，可能违背了财务管理最本质的含义，不利于有效地实现财务目标，对财务管理的实践难以发挥最有效的指导作用。原因是：第一，财务决策特别是最有效的长期财务决策，属于企业战略规划，这种决策规划的权力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仅仅属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包括年度财务预算的审批权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事前”财务管理权限基本上属于出资者，决不属于只是执行性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的层次上，后两个层次的财务管理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事中”阶段。第二、从决策的概念上分析，尽管任何决策也都是包含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比较、择优的过程，但是，如果把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责或职能规定在筹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的话，作为财务管理核心人物的CFO，核心部门的财务部门就会经常处于“待业”或“关门”的状态。因为一个企业的投资、融资和分配决策，尤其是长期投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在企业错综复杂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毕竟更多属于非程序化决策。从现实分析，CEO与CFO更多是借助于法人治理结构，通过细化了的管理制度、具体的管理手段，均衡企业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完成财务决策、财务预算事宜。

在现代公司中，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一个企业半数以上（或数额较大）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份，以此来决定公司的董事人选进而决定公司的财务方针，并在公司中拥有控制财务决策和盈余分配等方面的权利，即为“财务管理权”。简言之，是对公司的财务方针与利益的决定权。它被认是是公司控制权的灵魂。公司财务管理权的取得，意味着新的权利主体取得了改组公司董事会的权力，并以此来贯彻这一权利主体的财务意志。控制权的概念有别于控股权。控股权只是一种潜在的控制权。控制权的主体未必是股东或大股东，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或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下，公司的财务运营和重大决策往往是由公司经营者来控制的。大股东只有有效地行使其参与企业财务决策和控制活动的权利，潜在的控制权才能转变成现实的控制权。这就是那些具有参与公司经营意愿的大股东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司经营活动的原因所在。在发达产权市场上，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的实现方式包括：上市、下市、经理人持股、职工持股计划、合并、收购、权争夺（这是持有异议的肌东通过争取股东的投票以获得董事会的控制权）。因此，财务管理权的取得与变换不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运作方式，已经作为对公司经营者的一种制约机制和提高财务效率机制而存在。这一认识将使财务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已经拥有更新的内涵和独特的功能，使我们对财务管理的认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刘志远.企业财务战略［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L•L•拜亚斯.战略管理：规划与实施——概念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3］张汉亚.当前投资领域的效益问题［J］.投资研究，2004，（09）.

［4］王庆水.企业投资决策怎样才能科学化［J］.经济论坛，2004，（15）.

［5］陈佳贵.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篇9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 程序

社会的安全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不法行为难免发生，这就要求国家对不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罚程序是对犯罪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的关键程序，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使得这一程序更加法制化，法规更加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权得到保障，但是，该法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推敲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级别管辖不规范

在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主要存在两种级别上的错误，一是下级机关越权行使上级权利进行处罚，二是上级机构对下级职权的行使。根据《条例》33条相关规定，行使治安管理处罚的行政机关为：市级公安局或者是其下属分局，县级公安机构，在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上级公安机关经常直接介入由下级公安机关惩处的案件，但是在处罚时，他们本没有处罚权。派出所。派出所根据相关条例，可以对辖下违反治安条例的人员处罚，但是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同时也只能进行警告处分。超出范围的应该由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罚。然而，在进行处罚时，派出所经常擅自进行处罚。《条例》只对管辖处理的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没有规定其他相关的处罚管辖权。这就导致相关机构在问题出现时容易为了利益相互争夺管辖或者是出了事情之后互相推脱的现象，不利于治安的管理。

公安机关在进行案件惩处时，很多时候为了增加本机构的收入，对一些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不仅侵犯了其他机关的管理权利，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有着潜在的威胁，刑事案件的性质通常比治安案件要严重，对他们进行处罚降级，会构成对社会安全的威胁。一些不法商人生产违法，伪劣产品也被公安机关给作为治安管理处罚，对市场的有序发展和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不利影响。

另外，《条例》也没有对各个地区的管辖权进行明确的划分，因此，在一些案件出现时，当地的公安机关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比如在案件的发生地点和案件设计的当事人所属的管辖范围上就会产生冲突，按照规定，只有案件发生地的民警有管辖权，但是，在我国的治安案件处理中，经常会出现推脱和争抢的事件。

二、受理程序不规范

作为治安案件管理处罚的必经程序，受理程序在相关条例中并没有被明确的提出。受理对公安机关进行管理时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安机关通过受理事件可以确定案件查处管理的时间，另外，公安机关对一个案件的受理就标志着其他的机构无权进行管辖权。虽然公安机关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并对受理进行了完善，但是，对于一些标准，仍然比较模糊，没有明确的规范。比如要求公安机关对案件举报，控告，接收的案件要及时的进行登记，受理，但是没有规定具体要求的事件，不能有效的督促民警及时的受理案件，耽搁案件的处理。

三、案件调查手段不规范

由于治安管理立法并不完善，所以在案件调查时有一些缺陷：没有对案件的相关证据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进行调查时也没有对办案手段，办案的过程和程序进行规定，因此，公安机关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有时会出现暴力办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侵犯。在《程度规定》中，上述问题被关注，明确的规定了证据的八种种类。同时也对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时的手段和程序做出了一些规定，保证了案件调查程序的规范。《处罚法》对当事人的传唤也进行了补充，对公安机关在案件审讯时对证人和家属的传唤起到了规范作用。同时对传唤的时间进行了缩短，但是，这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时间的缩短，一些犯罪份子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逃跑，为缉拿不法分子造成了障碍。在公安机关的执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执法主体不合法，一些民警在处理案件时不能负责，违法对案件相关人进行询问。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使用一些强制执法的手段，忽视当事人的辩解，甚至对一些证人的审问也使用暴力，这严重的触犯到他们的基本人权，不符合我国法律的人文精神。在传唤时也不能出示传唤证，事后不进行补办工作。

四、案件的处罚结果程序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公安机关必须对处罚的结果对当事人说明，并解释处罚的原因、事实、告知他们享有的权利。但是，在公安民警进行执法时，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只是被动的接受处罚。因此，一些当事人在处罚中抵触处罚结果，对执法采取不配合态度，造成了诉讼和复议现象的增多。同时，对于治安处罚的结果，相关机构也不能将书面裁决书及时的送达当事人手里。

同时，处罚的时效性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立法不完善，对案件的受理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是，案件手里的终止时间却没有规定。同时，一些违法行为在规定时间内没被发现的便不再处罚，对不法分子无疑是一种纵容的态度，没有了法律的约束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能得到应有的教训，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带来的了影响，着不利于我国法制适合的建设。

五、结束语

治安管理处罚的合理科学的程序关系着案件能否及时有效的解决，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我国的管理处罚条例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相信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一定可以实现管理程序的科学有序的进行。

参考文献：

篇10

案例一：上海家纺公司曾多次向美国物源公司售货，同时将物权单证通过上海某银行交与美国F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F银行在未向物源公司收妥货款的情况下，将单证交给了物源公司。现物源公司宣告破产，家纺公司因此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新墨西哥管区F银行，以挽回损失。美国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审理认为，F银行在未收货款的情况下将物权凭证交给物源公司是一种总体上的疏忽行为，由于这一疏忽，造成了家纺公司的损失。F银行的抗辩试图将责任转至家纺公司坏的商业决策上。嗣后，家纺公司与F银行达成和解协议，F银行支付了相应款项。

案例二：上海W公司在1993年多次向美国L公司售货，同时指示上海O银行将全套物权单证转寄纽约C银行按付款交单方式托收。但C银行误将付款交单作承兑交单处理，致使L公司在未付款的情况下，从C银行取得了全套物权单证，L公司事后也没有向W公司付款。W公司因此向人民法院，要求O银行和C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应结合托收的实现方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具体行为、《托收统一规则》的相关规定等内容。就本案事实，从整体上可判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复关系。法院据此判决C银行向W公司偿付相应损失。

现行的《托收统一规则》是从1956年、1967年《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发展而来。原规则的定义部分规定“有关各方当事人是指委托银行进行托收的原主（即委托人），上述被委托的银行（即托收行），以及由托收行委托办理承兑或托收商业单据的行（即代收行）。”第十六条规定“银行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指示利用另一家银行的服务时，其费用与风险应由委托人负担。”“银行可以自由利用其在付款或承兑国家内的行作为代收行。”“如委托人指定了代收行，托收行仍有权通过自己选择的向该指定的托收行递交商业单据。”1978年和1995年，国际商会又两次修订该规则，并改用现名。修订后的规则在其定义部分规定“托收行是指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托收业务的银行。代收行是指除托收行以外，参与办理托收指示的任何银行。”第三条规定“为了执行委托人的指示，托收行可能利用下列银行作为代收行：1.委托人提名的代收行；如无这样的提名，2.由托收行或其他银行视情况而选择的付款或承兑所在国家的任何银行。”笔者认为，上述改动完全符合托收的本质属性，因为托收虽然需利用银行服务，但毕竟是一种以商业信用作担保的结算方式，托收行毫无必要在委托人已提名代收行的情况下另行强制委托人接受由托收行选择的代收行。另一方面，上述改动使代收行在托收中的定位更趋合理。原规则将代收行定义为接受托收行委托办理业务的行，这难免使人得出托收行是委托人的人、代收行又是托收行的人的结论。目前流行的关于托收法律关系的学理观点，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规则对代收行的定义着重剔除了“接受托收行委托”的提法，改用“参与办理”的提法。这一改动与托收实务中代收行向受票人（买方）提示付款或提示承兑时并非以银行的名义而是以委托人名义的做法相吻合，从而排除了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委托人、存在两个委托关系的可能。笔者的上述分析，也可以从民法原理的角度加以印证。在委托关系中，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必须以委托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若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而是以人自身的名义与第三人发生关系，则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而构成其他法律关系，譬如行纪关系以及英美法系中的间接。在这一关系中，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效力。显然这种法律后果与托收实务中委托人直接面临收款风险的状况不相一致。再者，从委托人利益的保护途径来考察，托收行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不必然地负有为委托人利益向代收行的义务，因此所谓委托人只能通过托收行向代收行的说法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从而导致失误操作的代收行极有可能游离于所应承担的过错责任之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托收制度本身已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也应促使法律界对托收法律关系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其法理依据是符合两个以上人共同同时委托人处理同一（或同一类）事务这一法律特征。持这一观点者，把“同时”广义理解为某一期间，各人的行为可以有先后，但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应由有过错的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将委托人与托收行、代收行的关系认定为共同关系有失偏颇，因为权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委托人与人之间订有委托合同，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托收业务中的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