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贸易论文十篇

中外贸易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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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贸易论文篇2

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范文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论文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理论依据

虽然，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规律性，说明了出口贸易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按照绝对优势理论原理，进口国可以借助对外贸易消除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行业短板，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生产成本之后，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因此，进口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清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制定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只要是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开展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将启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实证分析

1.对外贸易与GDP依存关系

进出口额可以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从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呈高速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95539.1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12.3亿元，增长了近2倍。虽然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金融市场的影响再加上国际市场紧缩，对我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国际贸易的总量继续增长，2010年增长到历史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几乎呈大幅度增长的态势(见图1)。同样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呈持续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GDP总额159878.3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GDP总额566130.18亿元，增长超过2倍，且每年持续增长，2013年增长到最高水平，所以这1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态势。综合进出口总额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GDP的增长量下降时(2009年)，对外贸易发展受制约，当GDP的增长量持续上升时，对外贸易呈持续上涨趋势。二者这种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表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会在国内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发展。

2.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变动关系

对外贸易依存度(FTR)，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一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关联程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从2001年到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呈持续增长趋势，由2004年的59.767%增长到2006年的65.17%，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2008年前后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紧缩，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所波动，但是在2009年金融动荡结束，我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升，2010年继续增长，2012年开始回落，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政策的调整，更注重增长质量，数量上放缓。而同样的变化体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上，在2006年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在2008年前后增长的速度放缓。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说明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化一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快，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出口贸易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进口贸易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等等，所以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内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在价值形态上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加。其衡量指标可以采取总量形式也可以采取人均形式。总量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人均指标一般采取人均国名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总值增长率，有时也采用人均消费数量增长率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进出口贸易的近10年的变化我们发现，2004-2013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和对外贸易进口额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见图3)。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拐点，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都产生了影响，导致我国2009年进口和出口额下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经过1年的调整，2010年全球贸易环境变好，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又恢复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对外贸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对外贸易包括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可以直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实现GDP的增长，而进口贸易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原材料，大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本国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进口贸易规模远小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不要忽视进口，进口的产品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会有所不同，应适度增加资本、技术等的进口，把进口技术和设备放到主要位置，避免重复进口，发挥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实现经济和贸易的均衡和谐发展。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和动态贸易平衡，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升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出口贸易在增加GDP的同时，进口贸易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考虑资源、环境等因素，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发展服务。因此，为加快经济发展，在加大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上应合理的发展国际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使国际贸易最大限度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范文二：上市公司对外贸易经济论文

一、公司股利分配理论及政策

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用于再投资的一项重要政策，按照国际惯例，公司要按照盈利的一定比例，分配给投资者。股利分配是公司经营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潜在的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非常重视股利分配政策的制定，通常会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后，对各种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一种符合本公司特点与需要的股利分配政策予以实施。股利分配重要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不仅是一种分配方案，同时还是一种有效的信号传递工具。股利分配政策的变化往往是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信号，这些信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市场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性越强，这种传递方式越有效、成本越低。因此，上市公司在股利分配政策时，相当慎重。以免投资者误读，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二、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概况与特征

目前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两者兼有的分配模式。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通常在公布股利分配方案的同时公布转增和配股方案，使得转增和配股也带上了分配的色彩，也常被看作是股利分配的一种形式。主板股利类型可划分四种。

1、配发股本：配股股票是指上市公司以一定的价格向原股东配售新股。配股实际上相当于增发股票，它并不影响本期收益，由于所有股东以低于市价同比例配股，股票将被稀释，股票价格将相应下降。

2、转增股本：转增股本是指上市公司将公积金转作股本。转增股本只是在公司权益结构不同项目间的内部调整。因此与送红股一样，转增股本后每位股东拥有的股票价格总额不变，而拥有的股票绝对数增加，从而股价将下降。

3、派发股利：上市公司所派发的股利具体又可分为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现金股利是指上市公司以公司的留存收益向股东发放现金作为投资回。现金股利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股票股利是公司将留存收益以发放股票的方式发放给股东。股票股利并不减少公司的股东权益总和，只是在减少留存收益科目的同时，增加了股本科目。

4、不分股利：不分配是指上市公司不进行留存收益的分配，由于我国历史遗留的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很多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凭借其绝对控股地位，拒绝进行股利分配。为了改变这种现象，2006年5月8日起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治理办法》规定，希望此举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以前普遍存在的不分配现象。

三、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

2009年，我国经济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率先引领世界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我国的证券市场也一路高歌猛进，至20009年11月上证综指摸高到3465点。各上市公司赚得锅满盆满，业绩整体大幅度上升。上市公司派现极为慷慨。具不完全统计，在全部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年中，有近百分之七十实现盈利。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重高送高转，轻现金分红：随业绩增加，不分配的上市公司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以转增、同时派现和送股、三种形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派现和转增、转增和送股、派现和送转多种形式。不过我国上市公司中有相当多公司，不重视股民的现金回报，除了不分配股利外，也有的上市公司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喜好炒高送配题材的股票,跟这种理念有很大关系。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现金股利比较受欢迎,投资者把现金股利视为最直接、最稳定的投资收益。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股本扩张或者圈钱需要,在股利分配方案宣布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配股、公积金转股等扩张行为,从理论上讲,转股和配股不属于股利分配范围。而现金股利作为给上市公司投资者超过国库券利率的较高现金回报,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承担较高风险的一种补偿。

2、股利政策缺乏稳定性：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来讲,连续的、稳定的股利政策,是对股民负责，是对广大投资者利益回报预期的指向，是上市公司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的展示,也是企业形象的一种体现。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一般都会尽量保持现金股利的稳定性,保持鼓励政策前后的一致性,以便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市场形象。只有在管理层确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企业的盈利会发生变动时,才愿意改变股利政策。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短期行为严重,随意性较大，不仅在现金股利分配原则上缺乏稳定性，而且分配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上市公司很少考虑随意性的股利政策给公司形象带来的损害。上市公司忽视股利政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缺乏远见卓识。

3、不参与股利分配：近几年，证监会加大了对上市公司的治理力度，对上市融资提出了许多硬性条件，做出了不分红上市公司不允许融资的规定，扭转了过去很多上市公司不分红的局面。但是现在仍有部分公司甘当铁公鸡，令投资人失望。我国上市公司一直不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但是个别上市公司常常以假账的形式欺骗投资人，为其不分红制造借口。这些铁公鸡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具不完全统计，我国主板市场每年仍有近百分之十的上市公司，一毛不拔。而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不参与股利分配是很少见到的。

四、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动机分析

随着创业板企业年报的相继披露,在高转送噱头的刺激下,创业板个股气势如虹。一时间，高送转成了印钞机。

1、高送转乱像

(1)惊艳第一幕：2010年1月26日，公布了10转10派3元的分配方案。创业板高送转大幕正时开启，当日该股开盘即被封至涨停。在此股带领下，创业板气势如虹。许多投资者也蜂拥跟盘，在高送转光环之下，出现一轮上涨行情，股价一度摸高至100.10元。短短的两个月，股价大涨31.19%。

(2)史上最牛公司：2010年3月18日，创业板新贵神州泰岳推出A股史上最耀眼的分配方案10转15派3元。这一方案令其他高送转上市公司黯然失色，当年西飞国际10转12的分配方案与之相比相形见绌。其股价更是一路爬升到200多元，时间也只有仅仅两个多月，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多。这一股价超过茅台，成为A股最高的股票。在其带领下，A股中共有143家公司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

(3)蝴蝶效应：创业板风生水起，至2010年4月16日，创业板大部分股票采取了高送转分配方案。大都推出10转5以上的分配方案，还有二十多家公司推出10送5以上的分配方案，包括九州电器、华谊兄弟在内的18家创业板公司，均推出了10转10以上的高送配方案。网宿科技、汉威电子、日宝通带、也紧跟其后。

(4)黑色滑铁卢：高送转方案虽千差万别，但股价大幅跳水的结果却相同。除权除息日，当日大跌6.11%。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汉威电子和宝通带业，除权除息日，两支股票均大跌百分6%，汉威电子成交额也被放大至近3亿元的历史第二高位，仅次于该股上市首日的成交额5.16亿元。而当日该股换手率更是达到了32.25%。而此后一日，宝通带业迎来除权除息日，在当日该股勉强以0.53%的微红收盘，但次日则股价大跌，跌幅高达9.53%。

2、高送转动机分析：

毋庸置疑，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上市公司中，科技含量高，业绩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公司还是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许多上市公司质地和经营都不突出，鱼龙混杂。却都采取高送转分配方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动机。

1、主力为了出货：高送转并非创业板的专利，热衷参与者，也不仅仅是业绩优良的公司。难道真的是高额回报投资者?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今年沪市送转冠军新安股份是一家经营管理都不是令投资者满意的公司，从公布的资料看，今年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百分之九十，盈利能力大减，抗风险能力较差，但就是着么一只公司也采取了大比例的高送转方案，同样情况的还有美都控股，该公司整体毛利率为8.8%，比2008年略增长0.23%，该公司3月27日公布的10转12派0.3元的分配方案远超市场预期，基本每股收益0.29元。但其盈利能力并没有明显改善。美都控股的高送转显然没有基本面的支撑。美都控股高送转预期的炒作始于2月份。具内部人士透露在公司高送转之前，就有超大户资金潜伏在其中，从大智慧大户资金买卖盘可以看出。在推出高送转预案的次日，主力资金就大举卖出流通盘的0.84%。当日该股大户和超大户均呈减仓之势，而从3月30日至4月21日，美都控股资金净流出1.81亿元，占到流通盘的6.3%，这一比例在同期地产上市公司中高居第一位。

2、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定向增发有一定的锁定期，长期持有相关股票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大，而利用高送转，博得市场的欢迎，使得参与增发的投资者有机会实施退出机制。上市公司适时推出高送转就是为限售股解禁提供契机。在创业板的一百多家公司中，以九州电器为例，自该公司在推出10转10派1元的诱人分配方案，随即该公司行情的启动，股价一路飙涨，在此后的不到一个月，九州电器就有近百万股此股份解禁上市流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建峰化工。该公司在3月3日公布10转5的高送转方案。但公司2009年的业绩难言理想。2009年建峰化工实现营业收入20.8亿元，同比增长43.7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亿元，同比下降25%，每股收益0.6元。 这或与该公司2009年的增发有关。

3、为获取高额回报：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回报，不惜花重金买消息，第三大基金公司对中国卫星的参与就足以说明。也可见机构资金对高送转行情的踩点精准。在去年的十一月份，中国卫星的股价就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这家基金在低位加仓，不久，中国卫星10转10派0.5元的分配方案。当日中国卫星尾盘被持续大单封至涨停，全天成交总额为2.86亿元。而从当日龙虎榜可以看到，4家机构席位位于买入榜的前五位，累计买入6126.6万元。而卖出榜只有一家机构席位，卖出2200万元。而这与当日超大户增仓4121万元大致相符。而此后中国卫星涨幅已经达到52.75%。其间踩点精准的，获取高额回报是有着广泛背景的三只基金。

五、创业板上市公司高送转效应分析

1、题材炒作:高送转作为一种炒作的题材，只具有炒作的投机价值，并不具有投资价值。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公司公布高送转之前，主力资金会提前布局，再借助高送转炒高股价，吸引散户追涨。所以普通投资者在投资高送转股票时还是要慎重。而市场对于创业板的高送转现象，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有市场人士认为，创业板公司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高成长下的高送转方案是众望所归，企业和投资者都需要高送转

中外贸易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依存度 依存度 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进出口贸易值与该国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加快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以下四个自身鲜明的特征:(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外贸依存度持续增长。(3)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下面来具体分析。

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分析

1.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快，明显高于GDP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2011年至今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国内GDP则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上。所以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越快，外贸依存度则越高，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的直接原因。

2.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普遍利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空间。

3.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中国一直利用税收手段鼓励资本品进口，如进口设备税收的可抵扣、“三减两免”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台的出口补贴和贴息等政策鼓励了企业出口，甚至在有些地区把出口创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导致各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空前提高。在出口和进口的双向激励下，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快速上升，贸易导向战略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上具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其外贸倾向性大大高于其他企业。由于加工贸易的自身特点及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的较大比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

二、政策建议

1.改变对进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一味追求 要想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应该制定更为合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放弃以追求贸易目标增长为对外贸易政策核心的一贯做法，建立科学评判外贸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将“以质取胜”确立为整个外贸政策的核心，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资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利于提升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外贸核心竞争力。

2.重视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促使我们必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动力应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片面的。因此，应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兼顾内外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时，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为此，要使用法律手段，保证全国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和有效供给，提高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

3.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目前的加工贸易仍面临诸多问题，如企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产品，资源和能源浪费严重;国内加工企业营销能力弱，对特定市场依存度过高，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为此，应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变中国的加工地位为生产经营地位，以提高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中外贸易论文篇4

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说。由于其直接关系人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少。在此背景下，中药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药企业走向国际。中药行业作为中国国内赢利能力较强的行业，产品利润率高，中国中药工业与石油工业、橡胶工业等41个工业行业相比，8项经济指标中有7项名列前茅，其中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仅次于烟草加工业，大力发展中药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产业格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一、中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天然植物原料生产大国，既是古老的天然植物生产大国，也是天然植物消费大国，但是一直不是中药出口大国、中药贸易大国。

(一)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分布当前国际上中药的贸易主要集中在6大板块：一是本土板块，即以大陆为中心，中药产品辐射港澳台三地。目前这一市场已经得到市场普遍的信赖，中药发展势头很好。二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和中国文化和地域相近的地区。在传统中草药上有比较大的优势，中药出口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南亚和非洲市场，这一地区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卫生状况差，对中国价廉物美的中药持有热情的态度，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四是北美市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把中医作为回归自然和天然食品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接受中医(杨培，2007)。目前中药被美国国家卫生署当作补充和替代疗法，据美国《预防》杂志2007年的研究结果，在全美，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6000万人使用过天然植物药，这一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3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中药产品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查，目前只有几种药品通过了FDA的新药临床研究预审，获准进入临床试验，中药在美国的贸易呈现市场大、使用广泛、尚无合法地位的局面。五是欧盟市场，在欧洲，天然植物用药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发展迅速。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绿色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天然植物用药的求助。2004年3月31日欧盟通过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2004年4月30日通过《欧盟传统药品法案》给中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六是阿拉伯市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就把中医药带到了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保健、强壮、减肥、美容的中成药很受欢迎，产品大多来自港台、东南亚、日、韩甚至欧美国家。我国产品打入该市场有巨大潜力，但必须在剂型改造、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上下功夫，才能占有一席份额。目前，21个阿拉伯国家中，几乎都开设了数量不等的中医诊所和中草药店。1988年，阿联酋成立了中国中医药治疗中心，沙特、阿曼、也门相继商讨引进中医药专家。

(二)中药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医药工业一直保持7％的增长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可能保持该速度。其中全世界中药的年贸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药在全球的应用地区已达到45％(杨文茵，2008)。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植物用药原料大国，其中药产品在世界中药贸易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却是极低的。中药出口额占全球天然药物贸易额的7％，占全球天然药物销售额的3.2％，中药贸易额占全球天然贸易额的9.4％(虞忠，2006)。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中药类产品的出口量不大，但是一直保持增长状况。2005年我国中药出口达到了8.3亿美元，2005年首次出口达到10.9亿美元，2007年达到11.8亿美元(张中朋，2008)，2008年中药出口在金融危机中逆市上扬，仅1～9月份，中药出口9.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其中中药饮片出口3.88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成药出口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3.8％：提取物出口3.85亿美元，同比增长9.1％；保健品出口6267万美元，同比增长21.3％。出口额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医药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需求仍然处于平稳增长；二是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仍处于上升，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三是国内中药材价格上升，人力、环保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商务部。2008)。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中药产品占世界中药产品份额不大，我国中药的出口占我国商品贸易出口份额比重较少，但是却是能够代表中国特有产品的、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贸易产品之一，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第一，当前国际上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产品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西药的副作用的加深，导致了人们需要寻求天然的毒副作用较小的天然植物用药，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在药品市场上的地位将逐步提升，各国对于中药等天然药物的认识正在转变。

第二，当前运用基因等高科技技术对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的分析增多，特别是对中药提取物的分析取得进展，加深了西方对中药的认识。特别是近5年来，西药新药申请由于合成技术越来越高，费用和试制时间加长，西药研究成功率出现下降，人们开始把眼光转向中药等天然药物。据目前我国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中药是青蒿素，随着美国和德国科学家的深入，逐渐发现青蒿素在治疗乳腺癌、白血病和骨癌上具有特效。2004年比尔·盖茨基金会出资4260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第三，在治疗癌症、免疫性疾病、糖尿病以及很多老年慢性病等疑难病症方面，中药等天然植物用药的独特优势逐渐被西方主流市场所接受，特别是中药在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特殊疗效，为中药大规模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开启了商机。2005年3月，中国抗癌新药“双灵固本散”成功通过美国FDA审核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事件标志中药已经有能力开始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第四，日韩等国家在中药或天然植物药上的科技投入示范作用，促进了中药和天然植物用药国际化，推动了市场进一步扩大。日韩在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上加大投入并成功占据了西方主流市场，在中药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远超中国，使中药在世界贸易中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五，目前国外有2000多家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开发天然植物用药。“洋中药”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作为中药的使用大国，国内外面临的竞争渐趋激烈。中药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受到挑战。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中药的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较小，科研投入暂时无法同国外相比，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使用大国，产业国际化程度偏低。但是目前机遇有利于中药扩大贸易出口，做大做强中药企业。

二、如何扩大中药产业的国际贸易

(一)保护传统医药是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由来以久，但中医的现代化之争开启于1992年，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徐绍颖教授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里对于中药现代化的争执一直持续不断。2006年6月1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拉开了他批判中医中药的序幕。此后他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的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人数已经过万。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论断。因此目前中药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

而此前2005年7月在国内首家以经营日本津村中药饮片为主的深圳“和顺堂”药店的开业，同样震动了中医药业内人士，有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药核心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的泄密所致的后果，使人们看到中药的生产技术来自国际化的竞争。

对于中药产业来说。不论学术界争执的焦点在哪，但是只要有利于中药产业的扩张和国际化，有利于中药的对外贸易出口，就有助于中药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扩大中药产业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传统医药，使中药的核心技术不能在学术争执中流失和泄露。在技术上保护传统医药的核心技术，在生产上保证中药的核心工艺技术，探索并修复中药古方。现代企业中最能够体现企业竞争力的是企业的核心技术，中药作为一项能够存在数千年的古老医学的体现，其原创性不用质疑。因此，只有在做到保护中医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对中药产业进行扩张。

(二)正确认识中药与西药主流市场的差距中药国际化的实质就是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早在2006年7月，原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开展的国家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时就提出了“中药国际化”为理念的中药现代化口号，并提出实现2～3个中成药品种作为治疗药物进入西方主流医药市场的阶段性目标。但是除了极少数中药进入主流市场外，绝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停滞不前或者发展无力，和西药主流市场相比，主要呈现以下差距。

1东西方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下的差距。由于中药的传统理论和文字表述很难准确地翻译成外文，在沟通和交流上中药和西方社会民众接触相对较少，尤其缺乏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外国人缺乏对中药深层次的了解。而且中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观”的哲学思想，中药疗效和西药立刻见效的效果明显不同。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接受中药，很大因素就是中医药理论不能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认为中医药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医学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中药走出国门的最大羁绊。

2中西药产品质量上的差距。西药从研究、试制、临床试验到取得生产资格都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进行的。严格的药品品质管理保证了西药质量，使西药能够长时间占据药物生产的主流市场地位。药品品质问题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中药出口的首要问题。

3中外药品产品标准的差距。中国中药产品要走向国际化，扩大对外贸易，实现出口创汇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的标准来进行。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中药标准，各国法规之间差异较大，对待中药的态度不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贸易的扩大。2007年底第九届中国药典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研究制定2010年版中国药典修订原则，并着手建立中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2008年2月国家药品监督局通过新闻。提出了“加快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确立植物药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的口号。只有中药做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符合作为商品的基本要求，中药扩大出口才有希望。

4技术贸易壁垒，特别是绿色贸易壁垒的阻碍。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现象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严重阻碍了我国中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目前中药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卫生检疫和检疫标准，由于各国检疫标准的不一致，将对中药对外出口造成屏障。第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二是《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三，绿色环境标志认证，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00标准认证。第四，绿色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我国中药出口时，在产品包装材质、包装设计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药品说明书也经常出现不规范的现象，不能严格按照进口国的管理法规全面标示规定内容，经常出现与进口国的法规与风俗发生冲突的现象(文占权，2007)。

5中西方药业企业营销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和西方医药行业相比，中药企业无论在销售理念、销售方式还是销售业绩上都不是同一层次。西方医药企业在营销上实施的是品牌化、规模化、专业化的营销战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高达45％，排名前10位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总额的10％，研究表明，在世界著名制药企业中，大品牌产品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其价值增长倍数呈明显的正相关。规模化是企业实现成本领先和规模效益的重要前提，国家统计局曾在2003年针对国内中药企业做过一项调查，中药企业销售规模与其平均销售利润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当企业规模达到5～10亿时效益最佳，低于或高于这个规模区间的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专业化是充分利用资源、建立品牌和提高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专业化发展方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治疗领域专业化、产品类别专业化、营销手段专业化等。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医药企业通过营销方式的不断发展，带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今天的美国医药企业数量只有几百家，他们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跨国医药企业集团，或是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而中国的中药行业在营销上还只是停留在以医带药，海外建店，借船出海等方式上，市场竞争力明显偏低。

(三)加大中药企业的科技投入。提升中药产业扩张能力21世纪是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时代，医药行业是伴随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持续成长的朝阳行业，中药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将会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市场竞争、并购重组的结果必将使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企业淘汰出局，也必将使一些优秀的中药企业脱颖而出。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实现古老医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扩张现有中药企业，提升产业的扩张能力，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切实做到扩大外贸出口。

1983年，国家科委建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负责全国生物科学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技术工作。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863计划中，其中医药技术是其重点内容。科技部还把“九五”计划以来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作为重点工程建设，最近又提出“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产业行动纲要”，2009年初，科技部社会发展司司长马燕合提到中医药科技经费的增长速度近10年来呈指数型增长，这在其他行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中药的科技化、产业化进程。但是和国外相比特别是和日韩相比，还存在差距。在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鲁南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志全对记者说：“要实现中药现代化，目前亟需提高中药研究、开发的科技水平。”在他认为：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原材料为主，中药制剂和中成药出口很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技术水平落后。相反，日本、韩国等国家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中药制剂的分离提取、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更可怕的是，许多外商正依靠他们掌握的技术优势，加紧搜罗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分析、抢先申报，使得我国许多中药的知识产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例如，丹参是传统中药，日本却利用先进的中药膜分离技术，研制出了疗效更好的丹参产品，横扫欧洲市场。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银杏等我国传统中药材，目前我国申报银杏专利共68项，外国人虽然只申报了4项，但其中却涵盖了银杏的全部提取工艺流程。

鉴于我国中药生产企业规模小，产业布局分散，创新能力有限的状况，要实现中药科技投入，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由政府牵头成立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共同组成的课题攻关组，将分散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研制开发中药制剂的拳头产品，加快中药科技进步的步伐。只有技术水平上去了，才能提高中药的竞争力，才能尽快实现中药现代化，扩大中药出口贸易。

(四)中药的国际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

中国中医药能否在国际上扩展空间，中药能否成为世界的主流医药，中药能否为中国企业带来国际贸易的丰厚收入，这才是研究中医药国际化和对外贸易的关键。虽然中药存在自身很多问题，迄今有的医学理论尚无法解释，但是它能够从传统医药保留到现在，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说明它具有的科学性和疗效。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真正决定贸易成效标志的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当今西药占有主流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业市场上，决定中医中药能否在此市场上分得份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郎咸平的观点：当前产业竞争不是产品对产品，也不是公司对公司，更不是行业对行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对产业链的战争，欧美国家掌握产业链的定价权。对比中药和西药的竞争，同样包含定价权之争，这种定价权就是谁占据主流市场的话语权。中药要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必须是国家整体实力提升所带来的软实力支撑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

三、扩大中药出口贸易的建议

(一)加大中药的生物活性研究重点加大中药提取物研究，这是科学提升中药及其相关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目前中药标准提取物已经在保健、化妆等领域取得一定范围的认可和推动，这将有助于中药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模式，推进行业发展(王智民，2007)。

(二)实现中医药产业的升级换代作为一种大宗出口贸易，按照目前中药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不够的。中药企业现在呈现的产业格局基本上还处于分散状况，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大产业。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中药行业进行发展导向和政策指引，提高投资者对中药的利润预期，以提高产业吸引力，同时鼓励各种投资进入中药行业提升中药产业发展空间。目前国内一些行业，如金融、证券业纷纷抢滩中药产业，把投资中药作为企业转型和扩展规模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外的一些财团也开始在内地建设发展中药科技基地，近年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中药的资金已经达到103亿元。

(三)中医知识产权和中药标准化规范的制订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取得知识产权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加强中药核心技术的专利保护的基础下实现国际交流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促进中药的对外贸易，也才能争取并有效掌握中药市场的话语权。只有推出自己的中药标准化规范，在研究、生产、质量和管理上创建标准体系才有利于中医迈向国际化市场，避开或减轻非关税壁垒对中药的不利影响。

(四)中药企业自身营销模式的转变要凭借中药的原材料的优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占领国际市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中药在政策上、技术上、规范上等自身因素的改变外，还需要中药企业在营销模式上的彻底改变。中药企业生产的产品首先要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市场不同消费人群确定不同的产品。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选择重点市场、潜力市场，根据市场选择产品。进行品牌营销，把东方文化的神秘、审美和健康元素融入产品。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

拓展营销渠道，这是当前中药企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渠道的作用能够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最直接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药店、医院和诊所属于消费渠道的大部分，但是如果能够直接将中药产品销售切入到药品制造商和供应商手中，或者建立战略联盟的关系，对于中药来说是突破销售渠道直接进入销售终端的明智选择。

中外贸易论文篇5

中日两国近代社会不同的发展历程，在同时期双方的商品贸易中，特别是作为主要交易商品的棉织品贸易中，有着充分和清晰的反映。对中日近代棉织品贸易的研究与考察，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其贸易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增加对两国近代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与理解。本文论述内容的时间下限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贸易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

中日近代商品贸易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了限制压缩政策。铜，是当时两国间最大宗的交易商品。清朝政府鼓励中国商人从日本输入铜，以供国内鼓铸货币之需。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铜从日本输往中国。“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47页。）为了阻止铜的大量外流，日本幕府政府于十八世纪初颁布命令，限制来日中国商船数量及每只中国商船贸易额。而且，这种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也越来越大。准许赴日中国商船的数额，颁布该政策之初的元禄元年(1688)为每年70艘，到宽政二年(1791)缩减到每年10艘。每只商船的额定贸易数量从最初的钱6,000贯，降到2,740贯。（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另外，幕府还严格限制日本商人前往中国从事商业活动。

就这一时期贸易的特点而言，多是进行原料和土特产品的交易。从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为绢丝织物、毛织物、书籍、书画、土布、骨董、文具、茶叶、磁器、漆器、宝石、药品、扇子等。中国商船带回的日本货物主要是铜、大米、漆、漆器、咸鱼、乾鱼、海菜等。双方的棉织品贸易在其中只占微乎其微的比重。中国运往日本市场出售的土布数量非常有限，有许多清朝商人将白布带往日本，只是为了在长崎进行漂染，然后再携回中国出卖。而日本政府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棉布、棉纱以及棉花列为禁止出口商品，不许人们卖给中国商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中日贸易开始得到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的记载，中国进口的日本商品值，从1872年起，年均在200万两以上。而在以往的10年间，多数年份不足200万两。1876年，突破300万两。1885年以后的4年内，每年进口额均在500万两以上。1889到1893年间，每年都在600至700万两之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值，从1869年到1886年，大多数年份基本在100万两以上、200万两以下徘徊。1887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当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价值为211万海关两，以后逐年攀升，1893年达到933万两。6年间，增长342%。（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0页。）

但是，两国间的棉纺织品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却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的棉纺织企业才拭探着向中国出口产品。1889年，日本棉纺业向中国的厦门和上海分别送去了机制棉纱的样品。据日本纺织联合会统计，1890年，首次向中国出口棉纱31捆，价值2,000日元。1891年，输出108捆。这也是日本在近代首次向国外输出棉纱。（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104-105页；［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238页；［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26页。）类似的记载在稍晚的时候，也在中国海关反映出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在其提供的1893年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写到：“我注意到海关统计表上第一次出现了日本棉纱。”1893年，上海进口日本棉纱2,909英担。当年，上海还“进口了日本制造的棉布和棉绉布，数量达到142,000匹。”（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0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日本开始从中国大量输入棉花，这也是该时期中国出口日本商品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日棉织品贸易的驻足不前，与当时两国的棉纺织生产能力及其国内市场状况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棉织品市场正在受到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商品的猛烈冲击，西方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大量涌入中国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逐渐排挤和取代当地生产的土纱、土布。而其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尚未成长起来。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自1854年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又被迫相继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门大开。外国廉价商品蜂拥而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秩序。“明治维新”开始时及其后的较长时期内，这种状况仍在持续，甚至更为严重。就棉织品市场而言，英国商品的进口量呈直线上升状态。据写于明治七年(1874)的日本《澳国博览会见闻录》记载，明治元年(1868)英国向日本输出了价值128万日元的棉纱和190余万元的棉布。到明治三年(1870)，英国棉纱输出值为285万日元，棉布为274万日元。增幅分别为123%和44%。从明治元年(1868)到十年(1878)，日本每年进口的棉织品数量均占当年进口商品总量的30-40%。（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90-91页。）其后，棉织品输入量逐年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到八十年代末，棉纱进口量达到最高峰，1888年为158,132捆。（注：明治元年（1868年）为12,196捆。参见［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3页。）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压力，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作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在农业中推行地税改革的同时，在工业领域实行了著名的“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政策在棉纺织业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兴建新式工厂，引进外国先进的机械化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最终目标是要将外国棉纱驱逐出日本市场。

日本近代化的机械纺织工厂始建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该年，萨摩藩从英国购买1,848纱锭的纺织设备，聘请6名英国技师，在鹿儿岛创设了鹿儿岛纺织所。其后又在泉州设立了具有2,000锭生产能力的纺织分厂，该厂于1870年竣工投产。1872年，东京棉商鹿岛万平又在东京郊外创建了纺织工厂——鹿岛纺织所，生产能力为576纱锭。这三家建立最早的近代纺织工厂在日本被称为纺织业三始祖。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加速机械纺织的发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动用政府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设备。1878年，从英国购买了2套2,000锭的纺织机器，分别在爱知县和广岛建立了机械纺织工厂。1879年，又从政府“创业资金”中出资，进口英国2,000锭纺织机器10套，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售卖给私人企业家，货款分十年还清。由于这一政策，在1882年至1885年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有9家机械纺织工厂开工。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实行了为私人企业家垫付进口纺纱机械价款的措施，扶植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又有6家纺织工厂建成投产。

1883年，日本近代第一家大规模股份制棉纺织企业——大阪纺织会社成立。该企业与以往建立的工厂相比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其一，规模大，生产能力为10,500纱锭。其二，建厂资金采取向全社会以股份形式募集的办法筹措。其三，机械动力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水力的做法，改用蒸气机。其四，纺织原料棉花不再依赖国内，主要从中国、印度进口。其五，工人劳动实行昼夜两班交替制。大阪纺织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棉纺织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迈进了一大步。从1887年到1890年，日本国内又相继成立了东京、钟渊、尾张、尼崎等四家类似于大阪纺织会社的棉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均在10,000锭以上。（注：参见［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14-16页；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95页。）由此，日本的机械棉纺织生产能力迅速增加。187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纱锭5,648锭，1880年为13,148锭，到1890年则猛增为358,184锭，与1880年相比，增长26倍多。机制棉纱的产量也随之大幅增长。1870年，日本棉纱产量为1,500捆，1880年为3,246捆，1890年为104,839捆。1890年比1880年产量增加31倍。（注：［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大同书院1941年版，第22页。）上述日本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虽然还不能够直接促成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的改变，但是它已经为迅速扩大对华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八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向中国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及日本国内市场外国棉纱输入的减少，都是中日棉纺织品贸易格局将要发生变化的先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在短短的几年里，中日棉纺织品贸易迅猛增长。请看下表：

注：1.资料来源：清朝海关统计，参见［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2.1捆＝300斤。

据上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一年，日本对中国棉纱的输出立刻增长了4.3倍。第二年，在1896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8倍。1899年的棉纱输入量比1895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近14倍。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同期，日本棉布对中国的输出也在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棉纱的输出。

注：本表引用数据来源于［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7页。

1900年的棉布对华输出值仅比1894年增加1.3倍。棉布与棉纱输出状况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生产的水平。棉布生产能力的薄弱与技术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对中国的棉布输出。

从日本对华贸易的总体情况看，甲午战争后，各种输出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棉纺织品，由此引起了中日商品贸易总体结构的变化。

在中日贸易处于以原料及农副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时期，煤，是日本运往中国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双方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因此将其列入下表，以作为棉纺织品贸易变化的比较和参照。

棉

注：资料来源，［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记录的是1893年到1913年日本输入中国的棉布、棉丝、煤炭分别在日本全部来华商品中所占的百分比数。从中可以看到，甲午战后的1898年，棉布进口比重有所下降，由3.3%下降为2.0%，煤炭几乎翻了一番，而棉纱的进口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893年只占日本来华商品0.2%的微不足道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日本商品，占日本来华商品额的31.2%，提高30个百分点，增长155倍。与煤炭相比，1893年棉纱在日本来华商品所占比重仅是煤炭的1/43，而到1898年则是煤炭的近2倍。棉纺织品和煤炭在来华日本商品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由1893年的12.1%增为50.1%，占了一半，而在全部输入中国的日本商品中，有1/3是棉纺织品。值得注意的是，在1898年日本向海外市场输出的全部棉纺织品中，有94.1%的棉纱和45.7%的棉布被运往了中国。（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80年版，第113页。）

上表还反映了1898年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概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棉纺织品在中日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除1908年前后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仍在增加。第二，棉布在日本商品中的比重稳步增长，而同时期棉纱却徘徊不前。棉布在来华日本棉纺织品中的比重上升。第三，煤炭的比重不断减少，棉纺织品的比重不断增加。它反映了日本对华输出中，原料、农副产品地位下降，工业制品逐渐唱主角的发展趋势。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新的纺织厂大量出现，而原有的纺织工厂则在昼夜加班生产的同时，忙于增添设备，扩充生产能力。1894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棉纺织企业45个，到1899年，发展到78个，5年间，新增企业33个，增幅73%。与此同时，纱锭由530,074个增加为1,189,929个，增加1.24倍；织布机由420台增加为2,869台，增加5.8倍；棉纱的年产量，由292,400捆增长为757,315捆，增长1.59倍。（注：［日］长冈新吉：《近代日本的经济——统计与概论》，第22、23页。）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纺织品数量出现大幅萎缩。以棉纱为例，1899年中国进口日纱359,900捆，1900年骤减为157,177捆，减少56%。（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日本国内生产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短暂的萧条期，工厂开工不足，产品积压；在中国市场方面，日本产品遇到了原有其它厂商的强烈抵抗和竞争。正如我们上面讲到的，日本棉织品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的产品所占领。这其中，中国产品竞争力最弱，市场份额最小，无法与其他外国产品抗衡。作为日本棉纺织品中的主流产品——棉纱，其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和印度。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第172页。

在1894年到1896年的3年中，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棉纱总量最小。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应属印度棉纱。英国棉纱在中国市场虽以其品质好质量高著称，但其价格也相对昂贵，因此销路受到限制，上表中已有所反映，市场份额在减少。印度棉纱虽然在产品质量上不能称为上乘，但其价格上的优势极大，不仅远低于英国棉纱和日本棉纱，甚至还低于中国当地工厂生产的中国棉纱，可以说在中国市场上是价格最低廉的棉纱制品。下面是当时上海市场棉纱价格的统计：

注：资料来源，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4页。

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的棉纱价格总体上都在上涨，但日本的棉纱价格涨幅最大。据上表，从1899年到1904年，中国棉纱价格上升了35%，印度棉纱为40%，而日本棉纱上升了43%。印度棉纱比日本棉纱的市场价格一般低7%左右，始终保持着其价格优势。

日本要想在中国不断扩大棉纱市场，就必须战胜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而战胜印度，就必须缩小日本棉纱与印度棉纱的价格差距。为此日本棉纺织厂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更新生产技术，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减少工人工资，降低原料成本，用更便宜的印度棉花替代中国棉花等等。从中国海关的统计看，这些努力收到了很大效果1897～1916年海关所载印、日棉纱进口平均价格单位：海关两/担

注：资料来源，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93)——〈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据上表，1897年到1901年，进口日本棉纱的平均价格要比印度棉纱高出8.4%，而到1907年以后，从日本进口棉纱的平均价格反而低于印度棉纱3.4%。另外，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进行促销，吸引当地商人为其推销商品；在产品质量和包装上做文章，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市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前后湖南湘潭棉纱市场的变化情况：

“湘潭的棉纱，从前湖北制品及上海制品居多数，印度制品次之，至于日本制品，则寥若晨星。据说，从两三年前起，日本纱忽然在这里得到销路，竟以一泻千里之势，驱逐并代替了汉口、上海和印度制品，独占了湘潭市场。同时，其他棉纱已不留踪影。其原因，据湘潭人云，是因为日本纱有光泽，斤两比其他棉纱每包多十数斤，所以人们爱用日本纱。本地人织制土布所用的洋纱，大多使用日本纱。”（注：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10页，1984年（未刊稿）。）

利用一切有利可图的政治事件，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这也是日本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之一。1905年以后，借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东北市场。就棉纱而言，1907年日本的输入品价值仅为62.8万日元，到1914年上升为608.1万日元，增加868%。同期中国其他地区市场均未出现过高的涨幅，汉口日纱输入量基本持平，上海增长69%。（注：［日］高村直助：《日本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ウァ书房1980年版，第12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的棉纺织品市场基本被日本产品所控制。（注：据日本“大阪新闻”报道，“满洲的外国贸易正在进展，特别是棉货进口方面。目前每年输入约有市布30,000匹，粗布100,000匹，粗斜纹布30,000匹，细斜纹布20,000匹，棉纱50,000件，棉布（窄面的）200,000匹。其中，日本供给的几乎占80%。”见汪敬虞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二辑，第1161-1162页。）

正是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改进和积极的市场竞争，日本棉纱对中国的输出开始走出低谷，输出量增加，市场扩大。进入20世纪10年代，日本与印度在中国棉织品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2年，中国进口的日本棉纱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印度，达到920,589担，印度为627,832担。1913年，日本棉纱的进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272,983担，印度只有656,649担，是印度输华棉纱的近2倍（注：［日］松井清：《近代日本贸易史》，第二卷，有斐阁1961年出版，第172页。），成为中国市场上棉纱第一供应大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很快转入战时状态，开足马力生产各类军需品，为战争服务而无暇顾及远东市场。整个战争期间，输往中国的商品大量减少，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据海关统计，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战前的1913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幅近40%；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几乎等于零；英、德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下降了6个百分点，降幅为61%。（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这种对外贸易地域结构的变化在棉纺织品市场也鲜明地反映出来。试以本色棉布的进口为例。

注：资料来源，［日］井村薰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口》，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99-100页。转引自《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英国对中国输出本色棉布的数量，在战争结束时的1918年降到了最低点——263万匹，仅为战前的1/5。美国减少得就更多，输出量最少的年份是1917年，只有71,000匹，仅为1913年对华输出量的3%，1918年略有回升。当时英、美两国同中国棉纺织品贸易的整体情况基本与本色棉布的情形相类似。

上述变化对中国棉纺织品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一）船只缺乏，致货不能畅行；（二）货价大贵，致华人改用中国货。即如布匹一项，今华人多改穿土布，以其价廉也。”（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市场上棉纺织品货物的紧缺及价格高腾，为日本商品的大量输入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并由此改变了整个棉纺织品贸易格局。“至欧战前棉纱之输入，则日本与印度相伯仲。布匹输入，英为第一，日本次之，美去其二国甚远。及欧战起，英国棉货来数既减，印度棉纱以多供本国织布之用，输入之额，亦逊战前，日本棉货遂一跃而居首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棉纺织品市场的上述变化，也为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契机。欧美棉纺织品输入的大量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纺织业长期形成的重压，而市场商品的骤减及价格的腾升，又极大地改变了其困难的经营环境，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建棉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这一时期（包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次新的高潮，全国纺织厂及机器设备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请看下表：

注：资料来源，丁昶贤：“中国近代机器棉纺工业设备、资本、产量、产值的统计和估量”，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3页。

据上表，在10年间，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纺纱厂的数量增加了200%，纱锭数量增加224%，织布机增加了237%，均增长了2倍以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增长速度，棉纺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大增。

这里应该注意，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生产技术水平仍然与欧美诸国及日本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差距。中国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棉纺织品中，在棉纱方面，以生产20支以下的中粗纱为主；在棉布方面，主要生产品质较低的粗布。在高级棉织品领域，其生产能力仍然非常薄弱。这种状况在中国棉纺织品的对外贸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天津和东北的棉布市场为例。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在天津和东北市场，外国粗布的输入，不论是日本还是英国或美国的产品，其数量普遍都在减少，而其中日本减少得最多，减幅分别为85%和73%。同期，中国产粗布却大幅度增加，两个市场分别增加了700%和1544%，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绫木棉布的生产技术要求也相对较低，属粗布范畴，因此其市场情况也与粗布相类似。但在细绫棉布领域，情况正相反。外国产品输入增加，其中虽然英国和美国总体处于减少状态，但外国产品的总量在增长，天津增长了10%，东北增长了178%；而中国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天津的增长为0，东北虽有所增加，但其数量与外国输入品相比，微乎其微，只有1/350。随着中国粗纺能力的增强，外国产品正在该领域失去往昔的优势。

注：资料来源，［日］名和统一：《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第252页。

中外贸易论文篇6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地发展，但在全国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本文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很多影响因素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中部地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取得较快地发展。从1986—2006年，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由32亿美元增加到564亿美元，共增加了17倍，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从5.0％增加到10.4％，增加了1倍多。但是相对来说，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依然比较落后，在全国中所占比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在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从1996—2006年，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年均所占比重为88.2％，超过了4/5；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外贸易年均所占比重分别为3.2％、3.6％和4.9％，都在1/10以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对外贸易发展在我国如此大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应如何采取措施发展对外贸易?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研究回顾 西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都在注意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问题与规律，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也相当丰富。尽管其中直接、系统论述或实证分析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内容相对欠缺，但不同时期理论与经济学家们对国际贸易形成的原因、条件等进行的分析为我们初步把握可能影响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的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引导。亚当·斯密把形成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地域、自然地理条件；大卫·李嘉图指出劳动耗费成本是对外交换活动的衡量标准，马克思强调了交通运输、通讯等在国际贸易中的一般基础地位。赫克歇尔和俄林认为各国或地区生产要素丰裕度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而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除了传统的资本、劳动、土地外，技术、信息、组织、制度等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容否认，以上大师们所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可能原因，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外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商品结构、劳动力要素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Camarero运用协整分析研究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需求，证实了贸易与FDI间的相互促进作用。Clements在考察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原因时发现，进出口商品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日贸易的逆差。Narayan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1960—1999年中国实际收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实际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长期上出口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际收入之间都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短期上人力资本积累与出口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国内学者也选取了不同的变量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姚丽芳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认为，国内环境因子(GDP、投资、储蓄、利用外资、外汇储备、货币发行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率在一半以上；其次是直接作用因子(汇率、关税率、贸易管理度)和基础准备因子(外汇储备)，而贸易条件因子(价格指数)和外部环境因子(全球经济增长率)对我国进出口没有什么贡献。赵革和黄国华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来自国外的拉动力和来自国内的推动力。他们分析认为，加工贸易进口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第一动力，接下来依次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外贸管理度、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汇率，而贸易条件恶化对出口贸易有负面影响。谭英平也考察了我国及欧美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因素，认为国内总投资、报酬水平、人均研究与开发支出额、人均计算机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较大，而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也有少量的学者对我国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郑英梅探讨了山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产品／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要素与山东外贸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而FDI和技术创新与山东外贸出口之间不相关。 从对我国的外贸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定性研究的较多，定量研究的较少，而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第一，就全国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就各地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 少，第二，就出口贸易方面影响因素研究的较多，进口贸易方面影响因素研究的较少，第三，对单个因素对外贸的影响分析较多，而全面考察外贸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第四，变量的选择标准不一，结论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利用最新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变量模型分别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成为现有国内相关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 变量选择、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本文对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相关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除了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和吸收国内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考虑了变量数据的客观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8个变量来分析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同时，把这些因素分为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和自身直接影响因素。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包括全球经济指数(WIII)、实际有效汇率(EER)、贸易条件(TOT)，自身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外商直接投资(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人力资本投入(HC)、进口(IM)或出口(EX)。其中，进口贸易作为出口贸易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之中，同样出口贸易也作为进口贸易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之中。一般来说，关税税率也许足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及世界贸易自由化，关税的作用逐渐下降，因而在此不予考虑；同样商品的价格也会对外贸产生影响，但中部地区商品价格的数据较难获得，因此也不予以考虑。 (2)模型建立。根据以上分析，以出口或进口为被解释变量，以其他8个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并为消除变量的不平稳性，对变量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aO、b0为截距，u1、u2为随机扰动项， 以上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假设如下： ①全球经济指数。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部地区外贸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国民收入将会增加，会扩大世界商品需求总量，因此将会增加对我国中部地区的进口需求，有利于中部地区的出口，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增长表明世界生产能力增强，将降低国际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从而会扩大中部地区的进口水平。因此，全球经济指数与对外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②实际有效汇率。汇率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有不同的影响。 对出口贸易而言，本币贬值，以外币表示的本国商品的价格将下降，会扩大国际市场对本国商品的需求，有利于本国的商品出口；对进口贸易而言。本币贬值，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上升，会减少本国消费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将会减少本国的进口；相反，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由于我国外汇标价是直接标价法，即以一定的外币表示若干人民币的数量，因此汇率即外币的价格与出口贸易是正相关关系，与进口贸易是负相关关系。 ③贸易条件。如果一国或地区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表明出口商品价格相对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的利润将会增加，这将有利于鼓励出口；而一国或地区的贸易条件改善，相对来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条件就恶化，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就会下降，出口商品利润就会下降，这将会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减少，也就是会使本国或地区的进口减少，因此贸易条件与出口贸易是正相关关系，与进口贸易是负相关关系。 ④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对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一国经济的增长是出口贸易的保证，一国经济的繁荣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会推动商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一国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增加，需求增加是进口贸易产生的一个主要动力，将会促使本国进口增加。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⑤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替代关系、互补和不确定性关系。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贸的互补关系表现更为明显。一方面，通过外资企业的直接出口带动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同时通过技术外溢、知识外溢等来推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升级，都有利于东道国的出口扩大，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来到东道国，必然会带来投资国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些构成了东道国的进口，会使东道国进口增加。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意味着一国或地区基础建设的加强和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大，基础建设加强能够促进国内生产的快速发展，也能够促进企业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出口能力。扩大出口；而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大将会使企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进口。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⑦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与人力资本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就出口而言，人力资本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拥有较多较好的人力资本就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能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产品出口；就进口而言，国内较好的人力资本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前提条件，没有人力资本做保证和配合，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人力资有利于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因此，人力资本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⑧进口或出口。考虑到进出口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在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模型中纳入进口变量，而在进口贸易影响因素模型中纳入出口变量。出口的扩大会导致进口的增加，而进口的扩大同样会促使出口的增加，因此，两者是正相关关系。 (3)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数据年度区间为1986—2006年。所有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1987—2007)；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7)。全球经济指数、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条件引用赵革和黄国华的论文《25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因素分析》(统计研究，2006第12期)，其中，全球经济指数以1986年为基期进行了调整。 2 实证分析结果 (1)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通过上述模型(I)进行回归，发现大部分变量不显著，因此逐步删除不显著变量LnGDP、LnEER和LnWEI，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可以构造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回归方程： LnEX=-15.8965+3.7091LnTOT-0.1867LnFDI+0.4517LnlN-0.3067LnHC+0.6453LnlM 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较高，达到0.9551，说明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值为59.6174，F＞F0.01，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同时D.W值为1.9607，说明这个序列排除了自相关的干扰。 具体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发现有3个变量显著性水平比较高，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有2个变量通过了15％的显著水平检验，有3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各解释变量的分析如下： ①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这3个变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与出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贸易条件系数为3.7091，说明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部地区在提高商品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为商品质量的提高使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企业获取的利润扩大，刺激了出口的增长。进口贸易系数为0.6453，说明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部地区的进口商品中制成品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进口比重不断提高，对提高中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从而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扩大出口有一定的作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4517，说明中部地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力地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提升了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中部地区的产品出口。 ②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作用非常微弱。这2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867和-0.3067，而且它们只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不符，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没有促进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在中部地区出口的比例本身就不太高，只有20％，与全国50％的比例相差也很远，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内资企业没有从中获益。人力资本之所以没 有促进中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大量人力资本外流到东部沿海地区，导致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少，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也就不明显。 ③全球经济指数、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没有直接关系。这3个变量被剔除在模型之外，对出口贸易没有产生影响，这与一般的理论看法有些不同。本文认为，全球经济指数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是对我国东部地区产生影响，较大的增加了对东部地区的商品需求，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出口，而中部地区处于内陆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变化相对来说不太敏感，因此对出口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汇率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货币的贬值会导致进口减少，从而抬高本地区的物价水平，长期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较高水平上波动就与之有关，这将不断抵消人民币下调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出口贸易没有关系，可能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是国内需求的变量，主要用来增加进口，对出口作用不大。 (2)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通过上述模型(Ⅱ)进行回归，发现部分变量不显著，因此逐步删除不显著变量LnlN、LnTOT、LnWEI和LnEX，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可以构造相对来说较为理想的回归方程： LnlM=-3.1276-1.2205LnEER+0.6445LnGDP+0.3113LnFDI+0.3140LnHC 回归分析的可决系数较高，达到0.9910，说明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值为413.4164，F＞F00.1，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D.W值为2.1784，说明这个序列排除了自相关的干扰。 具体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发现有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等4个变量显著性水平比较高，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而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一般理论相一致。说明这4个变量对中部地区进口贸易有显著影响。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4个变量与进口贸易没有显著关系，说明这4个变量还设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各解释变量的分析如下： ①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中部地区进口贸易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国内生产总值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6445，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导致市场规模扩大，有效地增加了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3113，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中部地区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更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外商用先进技术设备作为对华的投资，增加了中部地区的进口，人力资本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0.3140，与进口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说明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时，与之相配合的人力资本是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较好的人力资本将会增加这些商品的进口数量。 ②汇率即人民币贬值限制了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实际有效汇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1.2205，与进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一般结论相符。长期以来，我国过去高估的人民币币值不断下调，逐步趋于正常化。人民币贬值一般来说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人民币眨值使以人民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提高，削弱了在中部地区的竞争力，中部地区因此会减少对外国商品的进口需求，所以，汇率与进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限制了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 ①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没有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出口是进口的保证，因为没有出口就没有外汇收入，就不可能进口。但是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外汇收入已经远远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也非常丰富，外汇不再是进口的一个约束条件，因此，出口与进口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前面所说，全球经济指数提高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提高，但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并不是世界出口的主要市场，因此全球经济指数与中部地区没有体现相关关系。而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贸易条件的改善，但这种效应主要是发生在我国对外贸易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进口贸易量较小，因此没有显著影响。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会引起对国外商品的一定需求，但中部地区的外资进入较少，投资主要来自于本地区的国内投资，因此对进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 三、简要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自身直接影响因素相对来说作用更大。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在所有影响因素中，自身直接影响因素相对于外部间接影响因素来说对中部地区的外贸作用更大。在出口贸易中，3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只有贸易条件是外部间接影响因素，在进口贸易的4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只有汇率是外部间接影响因素。 第二，很多变量没有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挥应有的作用。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本币贬值和国内外经济增长能够扩大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而出口贸易、全球经济指数、贸易条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对进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但对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并非如此，这些因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中部地区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应该充分发挥所有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必须改善其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人手。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对外贸易硬环境。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工程宋完成，应有长远眼光，做好全面发展规划。一方面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要多方筹集和落实国内外配套资金，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外商一起上的原则，除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拨款、国债资金、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内银行贷款外，还应以转让、出让经营权和产权为突破口，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形成畅通、安全、便捷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全面提高交通、通讯水平。 (2)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但能够通过其自身进出口带动中部外贸进出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因此，中部地区要采取措施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软硬环境建设。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第二，拓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领域，优化外资产业流向。第三，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大力发展企业并购；第四，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提高外资质量，第五，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同时加强外资引进的监督。 (3)大力培养国际经贸人才，提升外贸经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市场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一支训练有素的外贸队伍是有效推动中部地区外贸事业持续发展的核心。中部地区要加大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外贸人才的知识结构，并以此提升外贸的核心竞争力。为此，中部地区应该加强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外贸人才，应该将员工的教育和智力开发纳入企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和完善职工教育和岗位培训的相应措施和制度；应该营造良好的机制，鼓励外贸人才合理流动。

中外贸易论文篇7

【论文摘要】 本文采用1978年～12006年我国进口、出口和GDP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进口和出口与GDP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出口与GDP，进口与GDP 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进、出口增长的原因，而进、出口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 一、文献综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学界，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促进论、阻碍论、折衷论。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思想，在此之后，李嘉图、约翰·穆勒以及D·R·纳克斯、劳尔·普雷毕什在他们的著作、模型中都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理论研究界已证实的论点，也是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近几年，就我国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个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Kwan&Cotsomitis(1991)最早根据中国1952年～1985和1952年～1978年两个样本期的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1952年～1985年期间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在1952年～1978年期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李文(1997)运用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由于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高于非出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从而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彭福伟(1999)，张小济(1999)从净出口的角度的实证分析，得出净出口与经济增长并非强度相关的结论；赖明勇等(1998)和尹翔硕等(l997)则通过将国民生产总值分为出口产业部门和非出口产业部门，并通过简单线性回归得出，出口贸易对非出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不强的观点。杨全发(1998)运用巴拉萨和费德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得出制成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初级产品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李国柱分析了制度变迁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不同制度下贸易乘数并不相等。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横截面数据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二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分析等，具体方法有三种：第一，利用有限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使用LR统计量、WALD统计量、F 统计量进行检验；第二， 脉冲响应函数法（IRFs）；第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法（FECVDs）。三是利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两种方法现已成为主要的实证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近年来主流的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Granger检验和协整理论，根据我国1978年～2006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协整检验模型 1.样本的选取及基本特征 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6年共29年的年度数据，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和进出口总额（TOT）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经济增长，均以现价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为了避免数据序列的剧烈波动，分别对四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即:LGDPt=ln(LGDPt/pt)，LEXt(EXt/pt)，LIMt=ln(IMt/pt)，LTOTt=(TOTt/pt)，各变量的变化趋势见图1。数据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都保持着一个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中在1978年到2007年3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5.08%，出口平均增长率为23.45%，进口平均增长率为22.01%。 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随着时间的增长而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且变动的方向与步调较为一致，说明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我们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分别用LGDP、LEX、LIM、LTOT表示，其变化情况见图2，从图2可看出，一阶差分后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变得较为平稳。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利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时，会产生“伪回归”。 针对此情况，我们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若为非平稳，则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再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2.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这里我们使用Eviews5.1软件对各变量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所使用的方法为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结果见表1。 注:表示一阶差分；（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的阶数，0表示不包括c或t，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 由表1可见，原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序列经过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平稳，即所有变量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过程，我们可以用它做长期协整分析。 3.变量间的协整检验 协整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恩格尔-格兰杰(Engle - Granger)提出的，后来被众多计量经济学家发展成为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关于协整检验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Engle - Granger两步检验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把协整回归所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第二种是Johansen的极大似然检验法。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判别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从以上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序列lngdp、lnim、lnex都是一阶单整的，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Johansen(1988)和Johansen&Juselius(1990)提出了似然比检验方法，对于协整向量个数可以构造两个统计量来检验：一个是迹统计量，一个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本文采用最大特征值的协整检验来分析变量LGDP、LEX、LIM之间的协整关系。在使用Johansen程序来检验变量LGDP、LEX、LIM之间的协整关系过程中，其中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残差分析而得到，为滞后2阶，检验结果如表2。 注:Joansen检验中，选择序列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仅有截距。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LGDP、LEX、LIM之间存在惟一协整关系，即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估计出的协整方程为： LGDP=1.830679LEX-1.243807LIM+5.018887 （0.25812） （0.27455） 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标准误差。 协整方程表明：长期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口、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出口变量前的系数为1.830679，说明出口对GDP产生积极的影响，出口与GDP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即出口的增加可以带动GDP的增加，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将增加1.830679个百分点；进口变量前的系数为-1.243807，说明进口对GDP产生消极的影响，进口与GDP之间是一种负向的关系，即进口的增加使得GDP减少，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将减少1.248307个百分点。 4.Granger因果检验 在这里我们使用Eviews5.1软件对各变 量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1)LEX不是LGDP的格兰杰成因，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LGDP是LEX的格兰杰成因，即在长期内GDP的增长是导致出口增长的原因，但出口增长不是GDP增长的原因；2)LIM不是LGDP的格兰杰成因，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GDP是LIM的格兰杰成因，即在长期内， GDP的增长将导致进口的增长，但进口增长不是GDP增长的原因。 三、结论 根据上述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 2.协整方程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口、出口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进口、出口与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关系，长期内，出口增长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但进口增长并不能带到那个我国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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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意产业在英国

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就开始关注本国文化发展1993年,《创造性地未来》,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英国首次将“创造性”提到国家政策的高度。随后,面临大选的英国工党,出于刺激经济及吸引选民关注考虑,提出了“推动创意经济,革新文化政策”,创意为工党形象增色不少。199年,布莱尔执政后随即督促成立了由其本人担任组长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在1998年发表了第一份研究,全面分析英国创意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在这份报告中,创意产业的概念首次提出,被定义为“那些源于个人创造力与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产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包括13个领域,分别是:广告、建筑、艺术品和古玩、手工艺品、(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电影,录像和摄影、互动性娱乐软件、音乐与视觉表演艺术、出版、电脑软件及电脑游戏、广播电视。在这之后,新加坡、香港等也纷纷效仿,出台了自己的创意产业研究报告。

创意产业的概念首先被英国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其经济发达,以及本国具有的优越条件:首先,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对于创意产业的重要性犹如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是弥足珍贵的要素禀赋。文艺复兴以来,英国的大师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的创意,至今还在影响世界;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他的著作在全球畅销不衰,至于每年4月23日在英国举行的莎士比亚戏剧节,更是一次隆重的文化盛会。其次,英国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高等学府,作为其创意人才的摇篮地。创意是人类才能的独特表现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使得创意源源不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意产品不同于简单加工产品,它包含知识产权所产生的附加值,甚至包括创作者的精神诉求,要被市场认可首要的条件就是具有相应的购买力和鉴赏力。英国国民经济发达,有充分的创意资本,国民同时还有较高的创意购买力和对艺术的追求。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业国家。(二)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虽属“后发”之势,但发展也很迅速。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表示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因而被提到了较高位置。2006年9月国家又出台了“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对国力的重要支撑。之后,12月13日,北京市向社会了我国内地第一份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标准》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旅游、休闲娱乐,其他辅助服务等9个大类。

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还未作出正式的划分,目前可以参考的有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被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又将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层和相关产业层。其中核心层包括新闻、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文化艺术服务等;层包括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娱乐和其他文化服务;相关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重点是文化产品的制造和营销。综上所述,与英国的创意产业分类来比较,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覆盖面比较宽泛。

我国也具有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历史文化悠久,地域跨度大,多民族的文化构成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不可多得的优势。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影响力

(一)对经济总量的影响

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已成为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2003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创意产业对伦敦经济的重要程度已超过金融业。创意产业在全英范围内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生力军。①英国政府对2000年~2004年创意产业增值额进行统计,2000年为513亿英镑,2001年为533亿英镑,2003年为557亿英镑,2004年上升为569亿英镑。英国的创意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蛋糕,每年可以为全国增加超过500亿英镑的产值,虽然在2002年有所下降,为527亿英镑,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英国采用总增值额(GrossValueAdded)来衡量经济总量的变化,其计算方法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去产品税收(TaxesonProducts)和产品补贴(SubsidiesonProducts),是产出的增加值。创意产业在GVA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反映其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也是分析创意产业是否成为经济核心产业的重要指标。2000年和2001年英国创意产业对GVA的贡献是7.8%,2002年为7.5%,2003年增为7.7%,2004年下降至7.3%。②经济贡献高峰出现在创意产业兴起的前几年,之后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英国创意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比较稳定,在7%以上。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5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会上,首次了文论文化产业的官方统计数据,这份资料显示了2004年文化产业的总体情况。2004年文化产业产值为344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5%。如果除去相关产业层的影响,那么居于文化产业内涵的文化核心层产值和层产值仅为1828亿元,对GDP贡献为1.14%。数据表明,文化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远远低于英国。

(二)对就业的影响

创意产业为英国创造了大约180万个工作岗位,2003年以后有所下降,创意企业数量也是如此。结合上文对创意产业增值额的分析,可以发现,2000年~2002年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后的几年都有所冷却。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意产业失去了财富增值的能力和就业潜力,应该看到,创意产业也是宏观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并且创业产业的市场需求也会影响其产出。2000年英国GDP增长率为3.1%,到了2002年和2003年则放缓为1.9%,整体经济的颓势势必影响到包括创意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的供给,如英国制造业的持续衰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消费者信心下降,国内需求减弱,创意产业出现周期性回落。

2004年,我国共有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34.6万个,个体经营户36.2万户,从业人员996万人,占我国全部从业人员(7.52亿人)的1.3%,占城镇从业人员(2.65亿人)的3.8%。③文化创意产业目前还处于学步期,对于解决就业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校毕业人数的增加,将会有更多劳动力流向文化创意产业。

(三)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政府在扶植创意产业发展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1)护和发展国粹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意识;(2)增强文化创意业各部门,如画廊、博物馆、文化遗产等的协调配合;(3)培养于创造性、懂经营的人才等。最值得提倡和借鉴的是,英国政拓宽文化经费筹措的渠道,以法规的形式将国家的部分入投资文化设施的建设,支持优秀艺术门类的发展和人才的养。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资金筹集上应借鉴英国的这种模式以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独立性。

英国政府成立了以文化大臣为首的文化创意产业行动组,其成员包括了外交部、英国文化委员会、财政部、贸易和业部、教育和就业部、科学和技术部、环境交通和区域部、苏兰事务部、威尔士事务部、北爱尔兰事务部、妇女部、唐宁街号政策研究室等部门首长、政府高官以及与文化创意产业有的重要商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说明英国政府对一特殊产业的重视程度。我国政府在对文化创意产业鼓励其展的同时也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创意产业内的事务,由门人员负责,与文化创意产业各个行业协会与及时沟通。④

三、文化贸易

文化贸易近年来逐步增长,但是由于文化创意产业还未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并且统计数据采集具有一困难,因而各国的统计方式差别很大。英国为了便于分析创产业对本国的经济利益,考察了创意产业的海外贸易收入。我国由于现行的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刚刚起步并且文化出口易还不成规模,现有的官方数据主要是对典型文化产品尤其版权产品的进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下文进行对比分析中英国的文化贸易。

(一)进出口流量以及结构分析

图2显示了英国创意产业的出口额,呈逐年上升趋势。英国创意产业出口的特点是:(1)软件等高科技创意产品出口居多。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先进,在软件开发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并且软件或电脑游戏等产品具有高附加值,出口利润可观。(2)艺术品和古玩出口数量占重要地位。以伦敦为例,伦敦是全球著名的艺术品销售市场,也是欧洲最大的艺术中心,全世界每年有一亿人前来光顾各种博物馆和画廊。因此,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带动了出口的发展。(3)音乐与视觉艺术的出口虽有所下降,但仍占据一席之地。英国的音乐产业是本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柱之一,近年来平均每年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达30多亿英镑,其中半数来自出口,其出口利润甚至大于钢铁的出口。

与计算一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相类似,创意产业的出口依存度可以用创意产业增值额(ValueAdded)中出口的份额来衡量,这一指标同时体现了英国创意产业出口的贡献率以及创意产品的海外需求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模型来分析一国创意产业的出口依存度。令被解释变量为英国创意产业出口额(EXP),解释变量为英国创意产业增值额(VA),样本区间为1997年~2005年。观察发现,EXP与VA存在线性关系,于是得到理论模型:

EXP=β*VA+Ut(t=1,2,…6)用OLS估计模型,得到EXP''''=0.315*VA-56.952(单位:亿英镑)统计检验结果如下:R2=0.970F=197.247T(VA)=14.044可以看出,方程具有良好的拟合程度。临界值F0.05(1,6)=5.99,可以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临界值T0.025(6)=2.447,经检验,变量也是显著的。使用回归检验法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戈里瑟检验法进行异方差检验后,证明方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和异方差性,至此,模型通过检验。

对模型进行分析,创意产业每增值1单位即1亿英镑,都有3150万英镑得自创意产业出口收入,英国创意产业的出口依存度约为31.5%。

我国目前缺乏系统的文化贸易进出口额数据。国家版权局对文化创意产业中涉及版权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这些产品包括:图书,期刊,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基本涵盖了文化产业核心层。2003年~2005年的进出口数量(见图4)。我国文化贸易一直以来都是逆差,文化贸易逆差本质上是由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欠发达,且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力度不够造成的。以2005年为例,引进版权类文化产品共10894种,其中引进图书9382种,软件401种和电子出版物115种。输出图书1432种,软件0种,电子出版物78种。逆差数额为9377种。我国的文化贸易是以图书版权贸易为主。而在前文的分析中,英国则是以软件业为主要出口行业。软件业在英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成熟,而在我国还处于幼稚阶段,因此文化贸易呈现出了以传统的图书版权引进为主导的局面。我国文化贸易中在主客观方面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输出地单一;输出品种单一;语言,文化形成的国际交流屏障;文化市场与国际市场还未接轨;缺乏从事文化贸易的专门人才等。因此,逆差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扭转。四、关于我国文化贸易的几点建议

发展我国文化贸易的过程中,政府和文化创意企业责任不同,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监管者,而文化创意企业是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应各自协调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一)对于政府部门

文化贸易与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已占据相当份额,政府部门对于文化贸易也应给予更多重视。

1.应扶持国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如,减少其审批程序或给与适当税收优惠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达标志着一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产品丰富程度,这对于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素质也有好处,是具有很大外部效应的行业。

2.注重中国文化的智慧型推广。在海外发放宣传品,举办文化展览是较传统的推广方式。之所以说是智慧型,是强调我国在达到宣传目的的同时实现经济利益。我国传统文化产品的出口如竹编、刺绣,在把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销至海外时,也应注意开发其文化价值。它们代表了典型的水乡文化,如果在包装上下番功夫,介绍我国江南的水乡景色,水乡文化,结合海外消费者对于工艺品的喜爱,水乡文化就能一次性地被消费者接受。当文化渗透在产品或服务中时,双方的价值都会相得益彰。

3.对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贸易建立量化评估系统。量化统计结果对于政府制定科学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调整文化贸易格局具有参考价值,也可以客观地反映一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及增长潜力,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在量化评估时,信息的采集主要来自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的贸易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平时应注意信息的收集与分析。

4.把握2008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契机。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还是一场文化盛宴,其对一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奥运会举办期间。例如,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悉尼,在筹备前期,每年举行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宣传悉尼;奥运会成功举办后,悉尼还为世界其他地区培训奥运专门人才,传播其奥运文化。2008年我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中国文化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内容,以奥运为契机,并以奥运作为中国新文化传播的起点,不失为一种文化战略考虑。

(二)对于文化创意企业

1.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国际市场可以为艺术品进出口提供及时的价格信息,可以为服装设计师提供流行参考,更可以为图书出版商提供畅销排行,国际市场信息随时都在更新,对于文化创意企业来说,就要有敏锐的嗅觉,以便及时把握商机。

2.积极参与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交易活动。比如深圳文博会,就是由商务部和文化部主办的文化交易与交流的规模较大的平台。在第二届文博会“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项目推介会暨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上。落户深圳的法国“未来影视乐园”一个项目,签约就达16亿元。

3.熟悉文化创意产业的法律与国际公约。对于图书版权贸易来说,许多出版社由于不熟悉版权法,如,不经作者授权就将作品交给海外出版发行等,失去了作者以及国外版权机构的信任,从而使得许多作品从出版社流失,也错失了开展版权贸易的机会。对于与我国经常开展文化贸易的英美和我国台湾、香港等地的版权法都应有所了解。除此之外,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等都是文化创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了解的。

(三)对于人才培养机构

1.高校应承担主要责任,成为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的最佳孵化器。文化产业人才缺乏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主要是由于文化产业要求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他们需要既懂文化艺术,又要了解经济贸易与管理,还应具备外语能力。高校应开办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并且着力培养相关专业才能。我国已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2004年教育部在高校中首次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目前开办了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达50多所,该专业已成为近年来高校发展最快的专业之一。

中外贸易论文篇9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并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依旧是建立在劳动和资源比较优势上面。中国对外贸易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和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调整贸易发展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构建对外贸易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 技术创新 对外贸易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但其拳头产品、优势产品依旧集中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面。其发展后劲不足，为了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竞争力，必须调整我国贸易和技术发展战略，把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建立在科技竞争优势基础上。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贸易增长过分的依赖劳动力优势而缺乏发展后劲。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予以揭示。 贸易竞争指数(TC)是分析外贸竞争力时经常使用的测度指标之一。其计算公式为:产业贸易竞争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该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某产业（产品）的贸易竞争能力。TC越接近于1，表明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本文将使用该指数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并大致刻画出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基本轮廓。 注释:表中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资料计算得来 通过近10年我国9大类商品TC指数的发展变化分析来看，我国外贸竞争力较强的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侧重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和简单加工业，如第1类和第8类商品，而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中，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则显得比较薄弱。第7类机电类商品的外贸竞争力呈稳步上升态势，但该类商品的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不高、且主要由加工贸易的方式构成，其外贸竞争力发挥的基础仍然是低劳动力成本。 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还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这种优势正日益受到挑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大多已经进入成熟期，市场对其需求相对稳定，增加额有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成本更低、劳动力更价廉的地区，因而我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增长趋势可能会受到抑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进口国的限制。特别是一些新的名目繁多、隐蔽性强的技术标准贸易壁垒，更是限制了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在下降。一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低廉，但同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故而工资、劳动生产率折合后的劳动力低廉优势有所下降。 总之，面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竞争力，必须转变我国对外贸易依靠劳动力低廉优势获取市场的发展道路，把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建立在科技竞争优势基础上。 二、技术创新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技术创新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可以通过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进行分析。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由于本身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状况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状况。 近年来，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5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达2182.5亿美元。在看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迅速增长的同时，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认清这些问题，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出技术创新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1.高新技术产品整体效益不高，附加值率低。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依靠数量规模扩张带动，结构调整和效益优化效果不明显，突出表现在效益增长落后于规模增长，质量增长滞后与规模增长。高新技术出口产业的增加值率从2000年达到最高点(26.5%)以后开始下降，2003年下降到24.96%。 2.加工贸易是出口的主要方式。从贸易方式看，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仍然占据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导地位。2011年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而以一般贸易的方式出口所占的比重仅为7.4 %。这表明我国高新技术出口产业的生产方式以加工装备为主要形式，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竞争力。 3.外资企业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外资企业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达到82.2%，特别是外商独资所占的比重不断攀升，2002首次超过50%，达到55.4%，2003年更是高达61.9%，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仅占10.4%。 4.高新技术出口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高新技术科研成果需求和供应的矛盾也十分突出，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前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十分难求，大量风险资金由于找不到好的项目而闲置。在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和数字电视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申请的专利还不及外国的十分之一。 上述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还有限。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非是我国自身技术力量提升的结果，而是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今后能否准确的预期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合理的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尽快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是时展给我国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急迫的课题。而国家贸易促进技术创新体系正是适应当今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提出来的。 三、依靠技术创新推动对外贸易发展 分析表明，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形成我国贸易竞争的核心和长期优势。 1.建立以外贸企业为主体的贸易促进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发挥技术创新对贸易的促进效应，就必须建立起以企业为中心的贸易促进自主技术创新体系。为了加强外贸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和完善大型企业的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目前，我国还缺乏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集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研究于一体的大企业。企业要提高自己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就必须加快技术开发中心的建设，加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一个企业只有不断的开发和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对手竞争，增强核心竞争力。 2.建设和完善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机构。对于一个创新体系而言，技术创新的选择能力，即对市场、产品以及技术和创新资源做出创新性选择的能力是影响其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信息服务中介机构的功能就是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收集和整理科技、经济、市场等信息。这些机构要能够及时的把握世界前沿科学和高技术领域的发展动态，同时不断强化对世界市场需求的前瞻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中介机构根据已有信息资料和预测结果，协助企业对技术创新做出取舍。同时，技术中介机构还可以利用它所建立的技术源、技术吸收企业以及与技术流转应用有关的部门的信息网络，为外贸企业、研究机构牵线搭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3.完善鼓励发展贸易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从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意识比较淡薄。我国每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只有10%左右申请了专利保护；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我国专利局累计受理发明申请专利38万多件，其中向国外申请的不足4000件。这意味着我国每年90%的科技成果可以被世界共享，99%的发明专利可以被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无偿使用。现在，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对我国的“专利壁垒”，而我国的科技成果却不设防，这显然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为此，要培养全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引导外贸企业提高运用、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运用法律制度维护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4.营造有助于贸易促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是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一个很大优势。这直接表现为我国加工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一度迅速上升。这种现状使许多企业在技术发展路径上青睐于技术引进，认为自己组织力量搞开发，花钱多，费事。其结果是企业开始“变懒”，自主创新意识淡薄，满足于简单的工艺模仿和来料加工。虽然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但对于长远发展却非常不利。“科技兴贸”，是我国在新的经济形式下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应当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能力建设和环境优化等多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使全社会都要认识 到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持久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生存发展的关键。 5.实施推动贸易促进技术创新的人才战略。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是自主创新最可宝贵的和高度稀缺性资源。国内外无数创新成功及失败的事例表明，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在原始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关键在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要实现自主创新，就要有从事创新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要有发明创新技术的人才，还要有转化和应用创新技术的人才。大力培养富有创造力的各类人才，紧紧抓住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这三个环节，切实落实自主创新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这是实现自主创新的根本性问题。 6.站在全球化角度认识技术创新。在现今新的贸易自由化主导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传统的贸易保护方式表现出很大局限性。但是，从目前的贸易格局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拥有的先进技术，更多的依靠知识产权、贸易技术壁垒等新的手段控制市场。我国对外贸易中受技术标准影响的额度约有四分之一，每年直接影响100多亿元出口。因此，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要鼓励技术创新，根据自主的技术和工业并考虑国情，制定自己的产业、产品和服务标准。从而改善国内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条件。

中外贸易论文篇10

摘要:反倾销是一种贸易政策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由于世贸组织对反倾销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使我国成为反倾销的严重受害国，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本文试图探讨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的原因，并提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反倾销;倾销;经营理念;价格承诺 一、反倾销问题的发展现状 反倾销是经常采用的一种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原本是对立的，但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它扩张性的本质，决定了现在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意志的体现。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作为要求他国参加国际经济的准则，从而达到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的目的。同时，发达国家又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因此，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既掠夺了他国又保护了自己。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而应将其同现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认清其实质。反倾销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行之也最有效。它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 二、当前我国反倾销面临的形势 首先，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3年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002年的12.7%降至约11.5%，其中工业品由11.7%降至约10.6%，农产品由18.5%降至约17.4%;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将取消部分商品的进口配额与许可证，提高进口配额增长率和非国营贸易配额量。因此，在世界市场供求失衡、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市场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进口产品冲击国内产业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我国进口宏观调控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其次，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给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将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些新的产业领域也将逐步向外资开放。但由于受到企业规模、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短期内我国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将处于低附加值和低水平加工中心的地位，仍将保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产业结构，这必将诱发更多的国外反倾销调查。同时，美国、欧盟、日本等世贸成员根据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有关承诺，还在纷纷制定针对我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和“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法案，这使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工作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更为复杂，必将对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构成新的威胁。 第三，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对调查机关依法保护产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世贸组织的规则对各成员的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的调查和裁决中，要求调查机关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必须依法进行。WTO相关协议对调查机关的具体调查程序、信息披露程序、裁定与公告程序、透明度和非歧视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对我国调查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 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调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这样一旦被提起反倾销诉讼，就可以随时提供于己有利的证据，为有力抗辩作准备，改变被动应诉的局面。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加强企业自律，倡导公平竞争，处罚低价出口，力求把反倾销诱因降至最低程度。其次，需要国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还可以采取增加配额等优惠措施来鼓励优质产品的出口。尽快建立出口风险基金或反倾销应诉基金，有组织地开展反倾销应诉，终止国外的反倾销诉讼。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自律意识，着眼大局，考虑整个行业的利益，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竞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这是因为单个企业往往难以支付高额的调查费用;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自信;难以详细了解国际反倾销法;缺少必要的技巧和谋略。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外经贸行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是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整顿外贸经营秩序的需要。中国需要加速建立反倾销法律体系，以国际公认的反倾销法则来规范自己的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内市场进行反倾销执法的需要。这既可以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又可以用来制约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歧视。今后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加大对某些不良行为的制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一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引导企业多出口高技术产品，走内涵式增长道路。鼓励优质产品出口，让企业看到生产优质产品的经济效益数倍于劣质品，优先出口优质产品，限制劣质品出口，改变传统的外贸绩效评价指标，由量向质转变，由总额向附加值转变等。二是在提高商品档次的同时，争创世界名牌。首先，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商品的内在质量。其次，要积极运用非价格手段如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策划等组合策略来参与市场竞争。此外，在确定准备新进入的国际市场前，要了解该市场的产业结构与商品特点，尽量使我国出口产品与当地产品呈互补关系，从而有效地避免反倾销引起的麻烦。 (五)加快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提高反倾销能力 由于我国缺乏应诉国外反倾销方面的高级人才，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反倾销的能力。反倾销应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它要求必须具备经济学、法学、会计会等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有懂会计、懂经济、有法律实践和一定外语水平的律师才能胜任反倾销工作。而目前这恰恰是我国律师队伍的薄弱环节。因此，一方面，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名牌综合性大学、研究机构等各有关方面要重视综合人才的培养，给他们以机会参与反倾销工作，既可以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又可以在实践中找出不足。另一方面，可以把一批长期从事反倾销工作的人才派到国外去学习，学习和掌握国外反倾销的一些法律法 规、通行惯例、应诉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我国反倾销的应诉能力。当前可以聘请熟悉反倾销应诉业务、工作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起诉国律师作为我方的诉讼人进行应诉。 (六)在适当情况下提出价格承诺，争取反倾销的主动 价格承诺也是反倾销应诉可争取到的一种结果，是反倾销被投诉者与反倾销当局之间达成的一项提价协议。被投诉者承诺按提价协议规定的价格出口，可以消除因倾销对进口国造成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所以，这种方法也能对进口国的损害作出补救，因而进口国在一定场合下也愿意接受。 实践中，欧盟对价格承诺采用得较多，而美国采用得较少，但并非不能争取。过去，我国的出口企业与欧盟达成过一些价格承诺的协议，后因我国的一些企业未能很好地遵守而导致欧盟不再愿意对我国采用。因此，今后我国企业应提高自身的信誉，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应积极争取价格承诺，以期把握主动。 所以反倾销最初只是以保护国内产业不会遭到破坏为目的的，并不普遍采用，只有当国外产品有意破坏本国市场和生产时，才能采取这种措施。从各国的实际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倾销措施随着立法的深入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现在已成为最大的贸易壁垒之一。尽管进口国提出反倾销的出发点是正当的，但是实际上反倾销与理论上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反倾销实际上没有起到保护竞争的作用，而是变成了限制竞争的手段;反倾销也并没有表现为公平竞争，反而本身产生出不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