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教学法论文十篇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1

（一）设计故事

即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好故事。在故事教学法所有环节中，本环节是开展故事教学法的关键。故事可以自己编写、创作，或改编已有故事，但必须符合逻辑、情理，切忌胡编乱造。完成故事设计需要经过三个阶段，即确立主题，搜集材料，形成故事。[2]1、确立主题。这是本环节的重点，也是最困难的。教师要从纷繁复杂的教学内容中提取核心内容，可能是些概念，也可能是些实践活动。从而确定要设计成生活故事还是科技故事？其中的主人公是人还是物？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等等。2、搜集材料。根据上一步骤中提取的概念或操作，进行相关故事片断的搜集。例如，本文所研究的是“信息基本特征”，所以应该搜集与信息的真伪性相关的故事，搜集与时效性有关的故事。3、形成故事。按照确立的主题，通过联想和想象，把搜集整理的故事片断有机的串连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想像要客观，应该是有发生可能的事情，而不能玩“穿越”剧。而且，故事需要经过许多遍的改编，使其完整，使其更近事实。如果所设计的故事平淡如水，生拼硬编，那么学生不但融入不到故事中，反而可能对所学内容失去兴趣。

（二）讲述故事

故事教学法具有满足需要性、趣味性和互动性等基本特点，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口头讲述、播放视频或是讲演结合等方式。一个好的故事，还需要一个好的讲述者。在这一环节，教师必须很好把握故事情节以及高潮点（关键内容），并通过不同语气、表情或动作表现出来。也可以设置一些悬疑，然后通过不断抛出的信息，最终把答案引出。通过各种各样的讲述方式或手段，尽量使学生能够意会其中的含义。

（三）反思故事

一个故事讲完后，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学生回忆故事中的重要部位，从这些关键点中提取教学内容信息，让学生对其加以巩固。只有通过此步，才能使学生从故事中真正读懂教师所讲内容，实现故事教学法真正目的。

（四）完善故事

下课了，故事也讲完了，可教师的工作还没完。因为，受上课班级不同、专业不同、季节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同一故事产生的效果可能有所异同。所以，教师必须做好课后小结，记录成功之处，也要记录不尽如人意甚至失败的内容、过程、表情等。总结故事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必要的改进或补充，以便下次可以根据经验选择更适合的表达方式，使教学更加完美。

二、故事教学法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堂中的应用

在讲授大学“计算机基础”中有关“信息”内容时，为使同学们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理解自信的传递性、共享性、价值相对性、依附性、可处理性、真伪性、时效性等特征，笔者尝试了故事法教学。具体内容的过程如下。今天给同学们讲个小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叫二娃，他出生在一个幽静的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二娃上学后，很刻苦很努力。十六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一所重点中学。在二娃的眼里，城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到处是高楼大厦，公路纵横交错，各式各样的汽车来来往往，街上的行人络绎不绝……然而，令他最为激动的还是在第一节信息技术课上申请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QQ号。“怎样才能最快地把QQ号告诉我的朋友们呢？”他心里犯难了。（请同学们帮他想想办法吧，同学们说……老师板书或PPT展示：1、几种主要的办法……）那时候，农村里的孩子能考上城里重点中学的寥寥无几。二娃的爹妈也时常告诫他要好好读书，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二娃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当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一如既往地刻苦着、努力着。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发下来了，二娃取得了全班第一的好成绩。二年级第一次班会，班主任完全打破了他的习惯做法，既没有给同学们排名次，也没有用来强调纪律，却安排同学们交流起学习经验和假期里遇到的奇闻趣事。二娃第一个进行了交流，除了学习方法外，他还给同学们介绍了他的家乡：那里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更淳朴，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听得同学们都入了迷，甚至有同学感叹道：“这不正是陶渊明所写的世外桃园吗？”当然，城里的同学也交流了，他们说的主要是：吃汉堡，玩电游，看电影，去旅游，逛超市等等之类的话题。通过这次交流，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更深入了，同学的友谊更深厚了。（老师板书：2、班会上同学们互相交流）一学期过得真快，转眼又到了暑假，二娃回到了家里。第二天清晨，他扛着斧头和父亲上山打柴去了。走在自己熟悉的林间小路上，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青草味道，微风拂过，叶儿们“沙沙”地唱着歌，小松鼠嬉戏着跑开了，树枝上当然少不了鸟儿们的表演，真是你方唱吧我登场，好不热闹啊……享受着大自然为他俩安排的一切，二娃父子别提多来劲了，不一会儿，就把柴打够了。正准备收工呢，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无处可躲，他们只好冒雨往家赶，回到家时，衣服全湿透了。这时，二娃的妈妈迎了出来，告诉他们：“天气预报里说，今天会下大雨，你们怎么没带蓑衣和斗笠呢？”二人没说一句话，各自进屋去了。补充一句：放假时，班主任老师把他用过的收音机送给了二娃。从此，这家子有了一个爱不释手的宝贝。（老师板书：3、二娃妈出屋说了一句话……）打柴是件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活，非常累人。这天傍晚，天还没全黑，二娃就迫不及待地上床了，而且很快进入了梦乡。在梦里，班主任给他们讲了个历史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位名叫伯希尔德•雅葛布的作家发表了一本长达172页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详尽地介绍了希特勒军队的组织、参谋部人员配备、168名指挥官姓名、各军区情况，甚至包括新成立的一些分队的情况。希特勒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勃然大怒，责问其情报顾问尼古拉上校这些关于国防军队的材料是从哪里得来的，尼古拉无言以对。后来希特勒使用特务手段逮捕了雅葛布，经过审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小册子完全是从德国报纸布告、结婚告示等报道的片段材料中搜集起来的，比如：他从某某上校在某地出席某人的葬礼，推断出某部队驻扎到了该地，指挥官就是这位上校。事后，尼古拉不无感慨的说，雅葛布是他35年情报生涯中所见到的最杰出的情报专家，虽然他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剪刀、一瓶浆糊、一个卡片盒，但他有一个情报人员的头脑，以及长期坚持不懈地搜集、积累、研究和整理信息的恒心。”（老师板书：4、梦中故事……）二娃听着故事，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雅葛布学习。”这时，一只还不太懂事的老鼠从他的脸上滑过，把二娃弄醒了。在农村，这种事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正想二次入睡时，一声清脆的短信铃声响起，原来是二娃忘记关手机了。哦，如果你要问二娃的手机是从哪儿来的？告诉你，这是二娃新交的几位城里的好朋友用压岁钱为他买的。“这个时候谁会给我发短信呢？”二娃好奇地打开手机查看起来。短信内容是“温馨提示：您的手机号被李咏在‘非常6+1栏目’中砸中二等奖，请登录签收！验证码是：7117免费咨询热线400-666-9515”。中奖啦！天上真会掉馅饼？二娃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觉。第二天天刚亮，二娃拨通了班主任老师的电话，把中奖一事告诉了他。班主任平静地告诉二娃，类似的短信他和他的同事们也经常收到，叫二娃不要轻易相信它。二娃这才安了心，把中奖的大事丢开了。（老师板书：5、中奖短信……）转眼，平淡而快乐、劳累而充实的假期又结束了。二娃扛起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口袋马铃薯，登上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随着汽车马达轰鸣声的远去，故事也落下了帷幕。在板书中，第1点中讲到了信息的依附性、传递性，第2点中讲到了共享性，第3点中讲到了时效性，第4点中讲到了可处理性和价值相对性，第5点中讲到了真伪性。其实，在每点中均包含着其它特征。如：第1点中还包含了共享性。在教学实践中，板书内容可以在故事讲述中边讲边进行，也可以板书在课前完成，讲完故事后对照其讲解对应的教学内容。当然，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虽然做到了讲一段故事就讲到一种或几种信息特征，学生们容易理解，但老师板书会打断故事的讲述，挫伤听故事的激情。后者可以使几种特征的讲解一气呵成，但预先完成的板书如果太具体就会“暴露”故事情节，使故事的悬念大打折扣，同学们听故事的兴趣也会降低。实践证明，只要板书得当，采用后一方案的效果更佳。

三、故事教学法应用中应注意几个问题

并不是所有内容均适用故事教学法，我们必须有选择地采用此法，且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在故事设计阶段

一定要保证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但不要过于冗长。太过冗长，学生听故事的注意力难以保证。

（二）故事讲述时，绝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也就是说，此时，教师必须保证清醒的头脑，把自己的“醉翁之意”自然的、恰当的、富有激情的赋予故事情节之中。而不是利用苍白无力的语言加上面无表情来“忽悠”学生，如果这样，那学生一定会还给你一个大大的“忽悠”———虽然在听，却没听懂你要讲什么。

（三）故事法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随时把握学生的听课状态，并作必要调整。比如，当学生注意力有所下降时，可能通过提高语调或是把某位学生引入到故事中去，让其成为其中的角色。

（四）一次课结束后

教师必须进行总结，改进，完善故事。由此说来，故事教学法进行教学是一项长期的，创新的工作。

（五）是否采用故事教学法

取决于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切忌滥用。比如，讲物理中的“万有引力定律”时，讲讲牛顿的故事是好的，讲到电灯时，讲爱迪生的发明也是好的。但如果讲一点内容都以故事的形式呈现，那故事教学法终将成为老一套，无任何新奇可言，学生学习的兴趣当然不会浓厚，效果定差无疑。

四、结语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2

1．1故事教学法的具体内容故事教学法是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临床短小故事以说明所讲内容，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直接从临床故事中悟到护理学的内涵，是综合护理实践的方法、道理、知识技术等于一体的一种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医学生先学习基本临床理论知识，再进行临床见习和实习，一般采用灌输式的教学，过于重视对知识本身的传授。学生对于护理专业很陌生，传统教学通过护理学导论的教学使同学们认识到护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生缺乏兴趣，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培养她们学习兴趣很重要。

1．1．1故事准备故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如何，取决于相关故事的准备。在临床上经常用心获取许多临床故事，根据教学大纲、教学目的、学生特点，通过整理、分析并精心挑选有说明作用，能够引导同学们理解理论知识的一些相关故事进行教学。

1．1．2故事运用

1．1．2．1运用故事导入新课根据章节内容，选择适合的故事，并利用多媒体及影像资料，图文并茂地展示故事内容，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浓厚兴趣。如在讲到“希望、失望与丧失、悲哀”章节时，引入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加深学生对“希望、失望与丧失、悲哀”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1．1．2．2授课过程中适时导入临床故事在讲一些比较枯燥的理论知识的时候，插入一些比较有说明作用的临床故事，启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如在讲到“压力与适应”章节时，运用多媒体的影像资料，将“护士的一天”展示给学生，让她们了解临床护士的工作压力，并掌握如何应对的方法。

1．1．2．3引导学生对临床故事进行讨论临床故事讨论是故事教学法的关键环节。通过故事的展示，教师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明辨是非，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临床工作问题。如在讲到“护理与法律”章节时，巧妙运用“护理学院实习生独立护理全麻手术后病人，导致病人在麻醉未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发生坠床并引起头部外伤的故事”，提出了“属于几级医疗事故，责任由谁负责的问题并进行分组讨论”，使学生掌握在护士执业方面，如何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以及保证病人安全方面的相关护理法律知识，加深学生对“依法执业”理论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1．2故事教学法教学效果评价通过课堂观察、问卷调查、考试评估等方法，对233名某校2012级护理本科生对故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进行了了解。

1．3统计学方法采用PEMS

2讨论

2．1引入故事教学法，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护理学导论”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研究有关预防保健、治疗疾病及康复过程中护理理论、知识、技术技巧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实践中引入故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兴趣，符合年轻人的喜好，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她们能够更加专注地学习。

2．2引入故事教学法，促进教学与临床工作紧密结合护理学导论教学中普遍存在理论教学多，实践机会少，老师讲得多，与临床实际结合少的问题，故事教学法通过典型的临床故事，生动、通俗易懂地启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促使学生了解临床护理工作，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临床护理问题的能力。

2．3引入故事教学法，培养学生有效沟通能力故事教学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和教师形成互动，学生能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能积极参与讨论，学生通过讨论可以进行一系列创造性和评判性的思维活动，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对培养学生有效沟通能力及创新性思维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3

关键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因学界的认知未能达成共识，故其具体范围及类型也未有统一认识。为了进一步把握和认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类型化的整理。因为只有做了这种整理，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各种类型分别予以关注，尽量避免该种类型伤害事故的发生，这样，对提高教学管理秩序，以及提高全民族的健身意识及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给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和素质教育工作提供一定帮助。

2.正文

所谓类型化，简而言之，就是分类，德国法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认为类型化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的思考是一种类型学的思考”。类型化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有助于对抽象化的法律概念的认知，故此，对于尚不明晰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标准对其进行分类或类型化的剖析和解读。

2.1现状

就学界现有的论述来看，有的学者按照事故的表现形式分为三类，亦即“游戏型事故、恶作剧型事故和失职型事故。”有的以事故结果为依据分为人身伤害事故和死亡事故两种。有的学者以列举式的方法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化为：“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间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的伤害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有的学者从学校是否承担责任为标准，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和非学校责任事故两种类型。还有的学者“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办法》、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不同情形、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将造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分为学校责任事故、学生责任事故、混合型责任事故、其他因素的责任事故。”由于研究视角和划分标准的不同，上述各种分类都具有其合理性。但均未能全面揭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或过于简单或过于繁琐。

经过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笔者认为，应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作为类型化的标准。

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

2.2.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与侵权行为

“在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专门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体育权利逐渐成为了一项独立的权利，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体内容。”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并未对公民的体育权利进行明确的规定和确认。在现有法律规定缺位的情况下，基于学校体育伤害所造成的学生体育权利侵害如何进行救济就成为法律界应当予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如何界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和特点，如何适用现有法律解决尤其引发的法律纠纷亦是亟待研究的内容。

体育运动伤害行为是人身伤害行为的一种，受到侵害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在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对于人身伤害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并进而以民事损害赔偿来实现。当然，要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类型化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首当其冲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表现在在其构成要件方面或者它的责任构成及其分担方面。但这也并不是说只有在现行的法律不能解决这类侵权行为时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相反，其正当性即在于此类侵权行为在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面的特殊性，也在于此类事故的多发性和复杂性。论文参考，类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性质和责任的认定及界分不仅仅涉及到一般法的规定，关涉到特别法的规定。论文参考，类型。它除了民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之外，还涉及到相关的教育的法律法规，如《教育法》、《教师法》等，如何在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平衡且公平公正的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所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将其界分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特征而言：

其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

其二，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当事人一方须是在校学生。

其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须造成人身伤害的后果，造成其他损害的事故不包括在内。

其四，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学校包括各种学校，既包括全日制学校，也包括各种非全日制的学校。

总体而言，从行为的性质上分析，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的范畴。

2.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违法性

从实在法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未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哪些行为属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也亟待立法予以确认。因此，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依据就成为认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一个难题之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违法性的“法”的范围和渊源保包括哪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现在学界还未有统一的共识和认知。

2.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属于侵权行为的范畴，囿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应将其界分为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的类型。故此，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性质或侵害主体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我们可将其类型化为学校侵权型事故、学生侵权型事故、第三人侵权型事故、共同侵权型事故和意外事件型事故五种类型。

2.3.1学校侵权型事故

以侵权责任是否由自己的侵权行为直接产生，可将侵权行为分为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行为。“直接侵权行为是指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责任由侵权人自己承担，后者的责任由与侵权人有特殊关系的责任人承担。论文参考，类型。”据此，可将学校侵权型事故类型化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其二是学校教职员工的作为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由于教职员工与学校的职务关系，因其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侵权责任依法由学校承担，故此也可归结为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2.3.1.1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学校作为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是指学校因故意或过失，在体育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造成学生人身权利损害，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根据主观过错形式的不同，可将此种类型分为学校过失的体育伤害事故和学校故意的体育伤害事故。具体而言，这一类型的事故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学校体育设施事故

学校体育设施事故是指因学校的体育场馆、训练器械或其他体育设施不符合安全标准或存在不安全因素，造成学生在体育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事故。

（2）学校体育活动事故

学校体育活动事故是指因学校故意或过失，在学校组织的或学生在校自发进行的体育活动中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

（3）学校违反法定义务事故

学校违反法定义务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学校知道或应当知道学生存在不或教职员工存在不正当行为或疾病不适宜进行体育活动，却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未进行必要的管理，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

2.3.1.2、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

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是指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在体育活动中违法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由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

在学校作为间接侵权行为主体的事故中，侵权行为是由学校教职员工直接做出的，但由于教职员工与学校之间的职务关系，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学校体育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学校应对教职员工的侵权行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此外，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此处的违法“职务行为”主要包括：（1）学校教职员工在体育活动中体罚学生或在履行教师职责的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其他相关规定，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行为；（2）学校教职员工在负有管理职责期间，违法组织学生参加或明知学生参加学生具有超过学生能力的危险性的体育运动，从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若伤害事故是由非职务行为所造成，则应由教职员工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3.2学生侵权型事故

学生侵权型事故是指因学生或其监护人的过错，在体育活动中违法造成其他学生或第三人人身损害，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故。对于学生侵权型事故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就学生侵权型事故中的主体而言，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和事故责任者包括两种，一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监护人。

其次，就学生侵权型事故的表现形式而言，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主要包括：（1）在体育活动中，学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学校纪律规章制度，实施按期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2）学生不听学校或教师劝阻告诫，进行超越其自身能力的危险性体育活动，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3）学生或监护人隐瞒特异体质或特定病情，在参与活动中造成人身损害的事故；（4）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行为或情绪异常等与人身安全有关的信息，其监护人知道或学校已经告知，但未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导致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人身损害的事故。（5）学生或未成年学生监护人因其他过错导致的体育伤害事故。

再次，就学生侵权型事故的结果而言，对于成年学生，因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和事故责任者同为一人；而未成年人可以是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因其导致的事故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2.3.3第三人侵权型事故

第三人侵权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过错行为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由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事故。此处的第三人不应包括:学校、学生、以及实施职务行为的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

2.3.4共同侵权型事故

共同侵权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共同过错，违法造成学生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故。论文参考，类型。

在共同侵权型的体育伤害事故中，就加害主体而言，可以是学生、学校及其教职员工、第三人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结合。须注意的是，加害行为的侵害对象必须是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就主观方面而言，加害行为的实施者之间应当存在共同的过错，但过错的内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另外，客观方面共同侵权型的体育伤害事故的结果与加害人的共同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就客观结果而言，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就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论文参考，类型。当然，责任者根据自身过错程度的比例，来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责任。

2.3.5意外事件型事故

意外事件型事故是指在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因主观上不能预见、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学生人身伤害的事故。

在前述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形态中，都是因过错或无过错所导致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包括一些主观上无法预见、客观上不可抗拒的事故，亦即意外事件型事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意外事件型事故应满足以下几个要件：其一，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其二，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在主观上无过错；其三，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不可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论文参考，类型。

3.结束语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类型化分析对于从理论层面更好揭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本质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它对于司法实践中明晰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及其责任分担等也具有实质性的指导价值和参考意义，直接关系到我们学校体育工作的成功与否，意义重大，值得我们每一位学校体育工作者注意。以上拙见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关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徐统仁、张水清：《关于学校事故的法律思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张晓波：《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与处理》，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叶婷：《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归责研究》，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相同论述还可参见翁荣、彭勇：《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分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1期，

于善旭：《论公民体育权利的时代内涵》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8年第21卷第4期，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4

――哈迪（Hardy B,1968）

时下，很多一线老师都写过很多讲述和反思自己教育教学经验的小文章，有的叫“教育随笔”，有的叫“课程故事”，有的叫“教学案例”等等，他们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教育教学体验，在教育研究领域，这样的“故事”被称为“教育叙事”。

因为只是凭感觉讲故事，许多老师并不了解这种教育文体的来龙去脉和本质特征，有的不加选择地记录一切琐事，叙事成了“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有的叙事缺乏逻辑条理，没有诠释出叙事中的内涵，失去了教育叙事应有的意义；有的老师选择的叙事内容不恰当，既不能提升自己也无法启迪他人。看来，小文章里有大道理，要想写好教育叙事，我们仍需要了解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

一、什么是教育叙事

叙事，或称叙述，是人们经常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指通过口头、书面或映像的形式描述所发生的系列事件。通俗的讲，叙事就是“讲故事”。[1]20世纪80年代“叙事研究”被应用到了教育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研究方式：教育叙事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亲近教师、贴近实践，很快受到教师们的欢迎。加拿大学者马克思・范梅南也提出“教师从事实践性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出和不断地说出一个“真实的故事”。[2]

具体说来，教育叙事，就是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记录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发生的各种真实鲜活的教育事件和发人深省的动人故事，表述自己在实践中的亲身经历、内心体验和对教育的体悟理解。[3]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教育叙事只是教育叙事研究中的一部分，叙事是为了创建一个供专业研究人员研究的文本材料。但对于老师们来说，写作教育叙事的过程，就是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行为，检视自己的教育观念，重新发现和体悟教育教学的意义，进而改进自己的教育行为的过程。尽管有学者认为教师个人的教育叙事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教师本人而言，它是一种最易起步的教育科研方式，是一种“草根式”的写作，是促进自我专业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教师写作教育叙事的意义

1.留存精彩的瞬间

马克思・范梅南说：“教育学不能从抽象论文或分析系统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活世界中去寻找。”［4］审视教师每天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每位教师的生活中，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教育事件”。这些教育事件不管是带给我们创造的惊喜、失败的沮丧还是悠远的哲思、深切的感动……都蕴含着教师丰富的教育智慧，洋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折射出众多教师各不相同的实践智慧和教育个性。可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把它们记录和整理出来，这些蕴含智慧和意义的教育事件往往会从我们身边不经意地掠过，再也难觅踪影。反之，如果我们能把那些引起我们深切感受和思考的事件通过叙事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教育记叙文”就能使发生的事件不再随记忆淡忘。所以，教育叙事，能“让我们把生活中偶然的教育事件历史化，把平凡的教育生活意义化，把过去的教育经历永恒化。”［5］是我们敞开教师生命意义之门的重要方式。

2.俯瞰熟悉的风景

教育叙事虽然“叙”的是教育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的点滴琐事，但教师叙事不是为了保存记忆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在故事中重温教育经验、体验教育过程，对教育生活作出意义的梳理与提炼，将原初的教育经验提升成为知识性经验的过程。因而，展现故事是次要的，在展现故事的过程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教育意义才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故事虽然谈的是旧事，但在写作过程中教师获得的应是新的启示。此时的回眸和叙述，不是简单的“回头看”，而是使自己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俯瞰熟悉的教学实践。要“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能“解析现象背后所隐蔽的真实,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6］

3．展现“缄默的知识”

教师知识有着不同层面，如同一座冰山，外显于水面的是认知性知识（理论性知识），它决定着教师“知道什么”，隐藏于水面下的是实践性知识，它镶嵌于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和教育情境中，决定着教师“如何做”。这种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长期实践中的智慧积淀，通常是内隐的、缄默的，［7］但却是教师理解和解释教育教学事件的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它影响着教师对理论性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支配着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因此，如何洞悉和把握自己缄默的个人实践性知识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撰写和描述故事是探究、洞悉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最佳方法。叙事本身是一个意义澄清的过程，我们在故事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一些内在的，自己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教师对故事的撰写与分析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包括“如何做事，何时何地做这些事情”这些认知性的技能，更表述了自己“如何看待和诠释与教学行为相关的事件”这些价值观念的问题，展现和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教育观念，将原本隐藏在教育行为背后的“缄默知识”表达了出来，从而更好地发现自我在认识、行为等方面的不足，发掘日常教育教学生活中的惯的深层意义，教育叙事因此成为促进我们增长实践性知识、提升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方式。

4.超越日常的自我

教育叙事，叙述我们自己教育生活中的故事，每一次叙述都能促使我们沉静思考，质疑自己习惯化的教学行为，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言行给出合理的解释，追问教育的终极意义。因此，讲故事的过程是一个品味、体验、发现、评价、判断的过程，是我们对自我教育生活不断发现的过程，它让我们发现自己平常教育生活中蕴涵的丰富意义，也在不断地让我们驻足沉思，走出“惯性”，改进我们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促进我们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质量。教育叙事，让我们在“接近自我”的同时“超越自我”，真正获得我们作为教师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5.生长“草根理论”

“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8］教育叙事让教师亲历的教育生活自己说话，让我们在与自己的教育生活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基于自身教育生活的、带有自身生命体温的教育理念、教育思考。这种教育的理念或思考来源于我们自身教育生活的知识,是我们自身的教育生活经验的结晶。它“不仅为教师已经历的事情提供有意义的保留形式，而且还提供一扇向前看的窗户，帮助教师在遇到类似情况之前就有所准备。”［9］正是在这个探索实践――叙述记录――反思整理――追问提升的过程中，教师不断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草根理论”，从一个教书匠转化为一个教育家。

6.创建开放的文化

叙事，是人类表达、交流的方式，讲故事的人在讲述中不断整理自己的思路，驻足反观自己的经历，听故事的人获取故事经验的启示意义，因此叙事具有教育意义。教育叙事创建了一种叙事者与其他人沟通交流的开放的文化。一方面，作者把自己对教育教学的所识、所感、所困和所悟通过写教育故事表述出来，为教育同行、专家、学者等众多不同角色的人创建了一个可以评说、讨论教育问题的平台。另一方面，阅读和倾听教育故事的人“可以设身处地的把自己置身于故事所描绘的教育情境之中，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教育案例认真地加以分析、梳理，认清其中所蕴含的哲理、规律或原则，在阅读和倾听中，把别人经过探索、努力得到的经验转变为自己的某种知识，为我所用，从而促进自身的提高和发展。”［10］因此，教育叙事创造了一种分享思想，共享知识的有效方式，无论对叙事者还是读者，这种沟通和交流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的惊喜和进步，这种多向、开放的教育文化也是新课程改革中教师学习、交流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

三、教育叙事的文体特点

1.寻找熟悉中的“陌生”与“冲突”

教育叙事可以是记录自己一次成功的教育教学活动，“发掘亮点”；可以叙述教学中的突发事件，呈现矛盾和问题，“展现机智”；可以讲述自己与学生交往中的一个故事，“追忆难忘”，可以呈现自己在教育事件中的困惑与遗憾，“反思缘由”……一个好的教育叙事，不仅是教师自己心路历程的真实反映，也是其他老师借以反思自身的基础和对照学习的镜子。因此，要想让自己的教育叙事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反思，教师要学会“寻找”自己“熟悉风景”中的“陌生”。要搜寻那些看似平淡无奇却对自己产生深层影响的故事，要在看似无问题的地方中发现问题，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发掘与选择题材，让自己讲述的故事具有“陌生化”效果，从而让自己和读者都有新的发现。

2.追问故事“背后的意义“

叙事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其背后的研究，并不如讲故事那样简单。其实，“鲜活的故事只不过是教育意义披在身上的一件漂亮外衣，叙事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在于发现和阐释故事背后的意义。”［11］如果纯粹是讲故事，没有专业的视角，教育叙事就和一个文学报道没有区别。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鲜活的故事讲述出来，还要对自己的教育故事进行解释，必须穿透这些故事和叙述，透视其背后的意义。让故事体现你对该教育事件的思考和理解，反映出你的教育价值观和教学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自己对教育的洞察力，促进自身发展。对于阅读者、倾听者来说，才能够从这些思考阐释中产生联想，得到启发，你的教育叙事才具有学习和借鉴的意义。

3.在叙事中把自己“摆进去”

作为一种研究，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仅仅用事实说话是不够的，在故事中要融入自己的思考和反思，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意味着你要有直面自我的勇气和胆识，能够敞开自我，直面自己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将自己的自信与成功讲述出来，而且能将自己的失误与遗憾显现出来。把自己“摆进去”，意味着自己要对这些问题追问和反思，在思考反省中重新建构自己对这些教育教学问题的理解。把自己“摆进去”，还意味着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一个“评论家”，而是要在反思和追问中对教育问题有新的理解和发现，有新的行动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如此，叙事才能成为你提升自我，改进实践的有效专业发展方式，照亮你未来的教育生活。

四、如何写好教育叙事

1.学会观察与积累――“从今天起，每一天都仔仔细细地过”

写教育叙事离不开大量鲜活的素材，这些素材要靠平时点滴地积累。老师们应该学会“戴着教育的眼镜看世界”，做个教育的有心人。例如常看报刊杂志时政新闻；时刻关注专业期刊的教育动态；学会从日常纷繁的教育现象和事件中发现值得我们研究和分析的案例；学会通过写教育日记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生活中发生的点滴感受、产生的问题、与同事的讨论甚至是身边同事对某一教育现象的抱怨。我们要不断培养自己对教育的敏感性，提高自己教育研究的眼光、理解力和判断力，事事处处留意身边的问题，关注身边的事情，“慧眼识冲突”，从平淡中发现精彩，找到蕴含丰富意义和价值的写作素材。

2．唤醒自己的教育意识――“故事，使我们成为自己想做的人。”

对教师来说，素材的积累只是一个基础，要真正开展研究，还需要对经验和故事进行“发酵”，体会其中蕴涵的教育问题，并结合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进行提炼，深入理解该故事中蕴涵的问题。教师在叙事中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反思和挖掘自我，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叙述和发现中主动发掘和提升自我，让自己走出庸常的状态，成为自主的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我们自己想做的人。

3.不断尝试和创造――“有行动才有故事”

如果说作家用自己的想象创作，那么教师就是用自己的教育行动创作。“所谓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实际上是教师改变自己的教育行动。”［12］教师叙述、解释自己教育生活的前提，在于他对自己的教育教学中的生活要有思考和行动。为了更好地积累素材，老师需要积极对日常教育实践进行变革，不断尝试用新的行动去完成教育的过程，在探索和变革中，你会经历常规教学中所不曾经历的故事，而这些在变革中发生的故事，往往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反之，很多教师之所以无法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 主要是因为没有用心思考的习惯，没有学习和改进的动力，所以自己的教育生活永远是“平平淡淡、一如既往、习以为常”，只有当教师创造了自己的教育实践, 他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教育故事。

4.让常识与专业对话――建构自己的的文化工具箱

“出色的教育故事总是悄悄地把教育道理隐藏在教育冲突和教育矛盾中。”［13］教育叙事不仅是描述一个现象，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要求老师要把对事件的考察、描述与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联系起来，从理性的角度来审视教育事件。要写好教育叙事，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如果仅仅是用事实说话，缺乏对体验感受的反思，那么即使你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这“经验”也会显得单薄、缺乏深度。

“对教育现象的深刻理解应该来自“常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对话。［14］教师要学会建立自己的“文化工具箱”，（布鲁纳Bruner,J.），即努力使自己拥有丰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了解国内外人文学科的前沿进展；拥有丰富的、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不断吸收外来的教育知识、教育思想资源,不断触动自己对教育实践的思考。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发现出有价值的叙事题材，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和观念，从自己的故事中“解读”出内在的理论“意义”，使人们从故事中体验、思考和理解教育的真谛与价值。

5.学会深描――让故事引人入胜

教育论文的基本形式是用“论证”的方式“讲道理”，教育叙事的基本形式是用“描写”的方式“讲故事”。教育叙事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故事的是否保持了描写和分析的“深度”。“深描”能够让你将日常教育事件制作成引人入胜的教育故事。

（1）深度描写细节

在叙述时，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或是画家，充分关注故事所发生的特定背景，要对当时的情境做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运用一定的叙述手段和技巧，如倒叙、深描等文学手法，把读者带入现场，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描写事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那些能引起老师们共鸣、难于调控、意蕴深刻、值得反思的细节，尽量具体地描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反思和阐释拥有扎实的“根据地”，同时要注意用词鲜活、行文活泼，叙述有吸引力。

例如一件事情，如果浅度描述只是列出事实，如2005年12月20日，上午8点，W校长来到办公室，准备打开电脑，看看老师们的“博客”。同样的事情，深度描述则可能是这样的:W校长先倒了杯水，他每天都有个习惯，一上班先打开电脑上学校的网站看看昨天老师们又发表的新的网络日志。因为自从学校建立了“博客”，老师们的积极性很高，这成了老师们敞开心扉、分享专业经脸的共同平台。他还记得这几天大家对一位老师关于课堂纪律的日志讨论十分热烈。他把电脑打开，开始浏览。他昨天就在想应该参与一下，谈谈自己的看法，再与老师们作些讨论。[15]

（2）深度揭示故事中深藏的教育意义

“深度描写”并不意味着描写词语丰富或华丽句子的堆积。描写的“深度”其实取决于所描写的故事背后是否隐含了相关的教育道理或教育理论。教育叙事并不直接论述教育道理，但是，教育叙事又需要讲故事的人有自己的“个人化的教育理论”，然后再把这些教育道理巧妙地隐藏在自己的“描写”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故事都具有多重意义，每个读者对故事或经历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光讲故事或事件的经过是不够的。还要把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表达出来。只有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事情进行解释，你对事件的理解和故事中的内在意义才能被别人领会。因此，在叙述事件时，不仅要叙述故事情节，还要尽可能地描写自己在事件中的心理状态，在其中夹杂些对细节的感悟及反思，做到夹叙夹议，使故事中的教育意义外显。但要注意事例和理论不是两张皮，而是融于一体、水融的。理论蕴含在故事字里行间的叙述中，体现在基于故事内容的适时而巧妙的议论、抒情中。

（3）围绕主题描写和阐释，形散神不散

需要强调的是，每篇完整的教学叙事必须有一个照亮整个文章的主题。叙述的故事总是隐含着一条意义线，这根主线就是叙事的主题。教师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时刻把握事件的主线，不能偏离主题，一发不可收。叙事是为了表达你的思考或感受，叙事的方式和内容就是你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哪些讲哪些不讲，哪些详讲哪些一带而过，都应根据主题来决定。

莎士比亚告诉我们“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教育叙事让我们跃上这个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生命中那些平凡或不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也会让其他人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启发，甚至产生心灵的震撼。因此，对真实的教育世界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无论对学生、教师、教育研究者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也正是教育叙事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写吧，还等什么呢？

参考文献：

[1]周国韬.略论教师叙事研究.中国教育学刊【J】，2005(12).

[2]康纳利、马莱丁宁著，丁钢译.叙事探究.全球教育展望【J】，2003（4）．

[3]牛晓颖.从中小学教师科研的困境看教育叙事研究．现代教育科学【J】，2009（1）．

[4]马克思・范梅男．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刘铁芳.教育叙事与教师成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11）．

[6]王凯.教育叙事：从教育研究方法到教师专业发展方式．比较教育研究【J】，2005（6）．

[7]英国学者波兰尼提出人的认知中存在一种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它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清晰地陈述和传递，也难以与他人共同分享，而只能靠个体去体悟和感受。

[8][14]陈向明.教育叙事对教师发展的适切性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J】，2010（2）．

[9]伊森伯格，贾隆格著，张涛译.是什么让教师不断进步――教师故事启示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P88.

[10]陈列.叙事研究：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的重要途径.当代教育科学【J】,2009（17).

[11]杨明全.教育叙事研究：故事中的生活体验与意义探寻．全球教育展望【J】，2007（3）．

[12][13]刘良华.教师如何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福建论坛【J】，2006（7）．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5

要实现思品课的教学目的，首先，必须力求突出时代特点，把“五爱”教育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着重提 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本文试图从教学中如何把握低、中、高各年段的教材特点 ，以及各年段应如何教学等两方面加以简述。

一、低年级的教材特点和教学建议

（一）教材特点

1．低年级教材多采用童话、故事、儿歌、看图讲故事、浅显的寓言等形式，从而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不 知不觉地受到教育。

2．根据思品课教学大纲对低年级的最基本要求和儿童的年龄特点，着重向学生进行最基本的社会公德教 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3．低年级的课文深入浅出地寓道德概念和行为要求于生动活泼的具体形象之中。

（二）教学建议

1．讲好图画，教给看图的方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要根据教材中的图文，抓住教学要点，运用图片、幻灯、儿歌、小表演等教学手 段，精心设计各个教学环节。教师还要结合课文的教学使学生学会有目的地看，有比较地看，边看边想等看的 方法。

例如：《按时上学》这课教材，课文通过4幅图画，寓教学要点于有趣的故事之中。教学中，教师应细心 引导学生看图讲故事，从中悟明道理和行为要求。第一幅图说明要按时起床。第二幅图说明上学路上不贪玩。 第三幅图说明只要做到按时起床，上学路上不贪玩，就能按时到校上课，这样既不影响老师讲课、同学听课， 又不耽误自己的学习，是一种好品德。第四幅图说明不能随便缺课，有病或有事应向老师请假。这样把为什么 要按时上学的道理和行为要求融于画面之中，形象而具体，便于一年级小学生接受。

2．讲好故事，培养听的能力。

低年级思品课教材中，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教学中如何以故事中的榜样力量来教育 学生，让学生在故事的启迪下学知识、受教育、陶冶情操、明白道理，关键是要讲好故事。在备课时，教师首 先要认真钻研教材和阅读教参中提供的故事，并要紧扣大纲要求，选定一则主要故事，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 对故事的情节进行加工处理，使之合情合理。其次，教师讲故事时语言要生动，感情要真挚，要把故事中各种 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以便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情感上共鸣。

例如：《我要读书》这课教材，通过高玉宝在万恶的旧社会，天天想着“我要读书”的故事。使学生明白 在旧社会穷人的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的痛苦，培养学生更加热爱新社会的感情。教师要善于发挥故事的特有功能 ，以故事明理，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以故事激情，培养学生健康的思想感情，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以故事 导行，用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规范指导学生的道德行为。

3．说说做做，指导行为训练。

思品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根据低年级思品课一课一得的要求，在课堂上不仅要学生明白一个道理 ，也要提出一个行为要求，使学生明白道理要落实于行为表现，促进知行统一。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上课的 有利条件，具体指导学生说说做做，进行有效的实践。通常可采用的方法有：榜样法、比较法、表演法等。“ 榜样法”即树立榜样，表扬先进，通过口头表扬，送小红花，发小五角星等，强化道德认识，调动道德实践的 积极性。“比较法”即借助幻灯、图片、录像等直观形象，让学生比较，说说图中的孩子谁对，谁不对？“表 演法”即按图中的意思或故事情节由学生即兴表演，让他们判断谁是正确的行为，谁是不正确的行为。

例如：有位教师在教学《认真做作业》一课时，结合教材的要求，给学生提出“四仔细（认真）”的作业 要求，即仔细看、仔细想、仔细写、仔细查。他还当堂给学生出了几道易错的数学题，让学生按“四仔细”的 要求去做，结果全班48位同学没有一个做错的。这一实践使学生们尝到了“四仔细”的甜头，在以后的作业 中老师又加以督促检查，同学们都能比较自觉地按“四仔细”的要求去做了。

二、中年级的教材特点和教学建议

（一）教材特点

1．中年级学生思维特点开始由具体形象向抽象概括过渡，认识事物不再完全依赖于感性，同时识字量开 始增加，所以，中年级教材以安排图文型课文为主要特点。

2．中年级的教材比较多的是通过讲故事说明道理，或夹叙夹议地摆事实讲道理，或采用通信的形式、对 话的形式来说明道理，有些课文只摆出材料，提出问题，结论由学生自己讨论得出。

3．中年级教材难度逐渐加大，力求具有启发性和思考性，如有的问题从侧面提出，有的问题从反面提出 ，启发学生联想一些问题，设身处地地体验某种心境和感受。

（二）教学建议

1．看图学文，说理要准确。 中年级教学图文型课文，一般应先引导学生观察图画，从图画中获得道德 认识，并要借助图画激发道德情感，然后学文悟理导行。有时也可以先以文解图，再借图激情，学文明理，引 导言行举止。有时或边描述文字、边出示画面或边出示画面边描述文字。这样图文互释，可加深理解。

例如：在教学《节约水电》一课中，教师边讲述课文第一段，边出示课文水、电作用分解图，引导学生逐 图分析，讨论水、电的主要作用，当学生初识水、电作用之后，再引导学生反面体验没有水、电的后果，在此 基础上出示课后练习中的4幅图，让学生对图中人物随意浪费水、电的行为进行评价、说理，这样既深化了道 德认识，又指导了道德行为，图文并举，逐层推进，增加了说理的准确性，增强了教学效果。

2．故事激情，感情要真实。

中年级教学故事型的课文，首先要充分发挥故事情节的感染作用，教材中的故事大都写得生动、具体，情 节感人，教学时教师要抓住那些感人的情节，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其次，教师要善于挖掘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 界，使学生既明确是什么，又懂得为什么；第三，教师要注意归纳、概括故事的 道德观点，教师感情要真挚， 要诱导学生讨论、归纳，才能达到明辨是非，指导实践的目的。

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一课时，结合课文补充讲述了本地一位革命烈士的事迹。 由于他把自己的感情融到故事之中，讲述时，处处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语言真挚，形象逼真，学生受到了 深刻教育。

3．事例导行，引导要实在。

中年级教学事例型的课文，教师首先要以事论理，不能就事论事，要抓住事例的精神实质，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其次，适当拓宽或延伸教材中的事理；第三，适当补充学生周围的一些典型事例，多列举那些正面的 事例，可增强事理的感染性和说服力，教师要加以正确的引导，这样导行就实在。

如有的教师在讲《客人到我家》一课时，师生共同表演“迎客—待客—送客”的一般礼节，运用范例指导 ，学生倍感真实、亲切，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开的。如果教 师诱导儿童学习好榜样，鼓励仿效一切好的行为，那末，儿童身上的所有缺点就会没有痛苦和创伤地、不觉得 难受地逐渐消失”。因此，我们在中年级教学中要注意发挥教材中英雄模范和伟大人物的榜样作用，用他们的 言行举止，来激励学生逐步形成好的品德。

三、高年级的教材特点和教学建议

（一）教材特点

1．高年级的课文既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又结合故事充分地阐述道理，情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求知 欲和学习兴趣，并对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有极大的作用。

2．高年级的课文，有的只摆出事例，不讲观点，然后提出问题，叫学生讨论；有的既摆出事实，又加以 议论，但不作结论，请学生参加讨论。这种课文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3．高年级教材的编写，既根据思品课教学大纲对高年级的基本要求，又照顾了高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年 龄特征。高年级学生正处于少年阶段初期，正是学生长身体、长知识，发展智力，形成品德的重要时期，也正 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关键时期，学校和教师必须特别予以重视。

（二）教学建议

1．加强说理性，培养辨别是非的能力。

明理是思品课的基本职能，也是思品课学科的主要特点之一。明理的基本要求是观点正确，说理清楚明白 ，这是使学生信服并乐于接受教育的最起码条件。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说理，把道德讲透。

例如：在教学《真正勇敢》一课时，教师首先应将“勇敢”的道德概念讲准确，强调“真正的勇敢是一种 高尚的品质，它表现为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和危险，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 生命。”其次，教师在讲这一道德概念时要注意全面性，要讲清楚并不是任何不怕危险和牺牲的行为都是勇敢 。第三，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一些错误的认识进行道德的判断。

2．坚持启发式，满足求知欲。

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中教学原则指出：“坚持启发式。要运用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 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分辨是非，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认为，思品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 学生的道德认识，帮助学生将社会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教师的 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有机结合，使学生自觉地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培养良好品德，这才是启发式教 学的实质。

例如：有位教师在教学《要学好各门功课》时，重点强调了小学的各门功课都是基础课，并在教学中着重 讲清国家为小学生设置这些课，是为了他们全面健康地成长，是为将来的全面发展打基础。

3．联系学生实际，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更是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课教学的关键 ，它直接关系到整个教学的成败。教学大纲规定，思想品德课教学必须有针对性，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教学的 实效。什么是针对性呢？针对性是指教学要联系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发展水平，思想品德实际和社会实际 ，讲求实效。为此，教师必须下功夫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想法，研究学生的差距，分析差距产 生的原因，探讨如何才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教育的方法。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6

关键词：体育伤害事故，中学体育，影响

 

2007年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学校体育担负着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体质,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意识、习惯和能力,为中华民族的强盛、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体育运动本身具有风险性。在学校体育的实施过程中,体育伤害事故在学校体育教学、活动、训练和竞赛等环节中时有发生。所谓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和课余体育训练)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它体育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或其他人员的人身损伤后果的事故。那么都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体育运动的伤害事故呢？

一、中学生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

1.学生因素。

(1)学生的安全意识淡薄，思想大意。运动前不检查器械、准备活动不充分、预防措施不得力、好胜好奇，常在盲目和冒失行动中受伤。

(2)心理因素不稳定。运动情绪低下，或在畏难、恐惧、害羞、犹豫以及过分紧张时容易发生伤害事故。有时因缺乏运动经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致伤。

(3)缺乏体育运动基本常识和自救措施。

(4)技术动作不合理，内容组合不科学。

(5)组织纪律观念较差。不能完全按照体育老师和管理人员的要求进行练习和比赛。论文参考。

2.教师因素。

(1)教师责任心不强。不能实施合理的保护和帮助措施，不能认真检查和排除事故隐患。

(2)组织教学不当。不能根据体育教学规律及学生的身心特点，严格按照大纲内容、教学步骤组织教学，或不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或气候特点，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3.学校因素。

(1)体育场地设施不安全。论文参考网。体育场地设施、器材的维修不及时；保护措施不当，对体育设施安全性不重视，学生破坏严重；管理责任模糊，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2)卫生保健制度不健全。有些学校卫生保健制度不健全，没有对学生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或检查不认真，没有建立卫生保健卡。

(3)安全教育没有落到实处。

4.其他因素。

空气污浊、噪音、光线暗淡、气温过高或过低，以及运动服装不符合要求等原因，都可直接或间接造成伤害事故。

二、伤害事故对学校的影响

（1）不利于学校正常教学的进行。在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发生以后，就受伤害的学生赔偿等问题，学校和家长双方发生争执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就会发生家长阻碍正常教学等现象。论文参考。

（2）学校开展的器械类体育教学被减弱。器械类体育教学是体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有的学校为了减少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甚至直接不安装单、双杠，以此来防止事故的发生。

（3）对抗激烈的体育比赛被减弱。如足球、篮球等体育比赛具有身体接触、剧烈对抗的特点，易于引发伤害事故，所以，近年来学校之间、年级间、班级间球类对抗赛寥寥无几。

（4）远足、野外活动被减弱。远足、野外活动对于增强体能、获取知识、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合作精神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学校为了学生的安全问题在安排时往往都被迫放弃了远足等野外活动。

（5）学校会加强安全教育。论文参考网。对学生进行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教育宣传，使其树立起“健康第一，安全至上”的思想和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和手段，已经体现在体育教学之中，有的学校还会在校园挂起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教师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也不断增强。

（6）学校会规范体育教学。教学管理松散是造成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之一。加强规范管理是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因此现在，教学从准备活动到课的结束，教材搭配、练习组织等每一个环节都在规范、严密组织之下进行的优良课普遍增多。

（7）学校会加强医务监督。加强医务监督，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建立健康保健卡，有重大疾病和不宜剧烈运动的学生，严禁其参加体育运动。

三、伤害事故对老师的影响

校园意外伤害事故一方面会影响体育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是年轻的体育教师所受影响更加显著。造成教师不能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教学工作,不利于中学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 严重影响体育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校内意外伤害事故会增强体育教师依法执教的意识，还会提高体育教师的责任心，减少今后体育教学当中的随意性。体育教师只有认真研究教材、教法，研究学生，本着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妥善安排，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还会让老师对学生上课时的身体反应时刻注意，发现有异常表现，就会立即做出调整，而且还会让体育教师认识到检查体育器械的重要性，以及上好体育安全教育课的重要性。

四、伤害事故对学生的影响

体育伤害事故，会让学生认识到安全意识的重要性。论文参考。让他们学会运动前检查器械、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预防措施，不好胜不好奇。学会掌握运动经验，学会自我保护能力，学习体育运动基本常识和自救措施，学习技术技术动作时，认真学习。当然伤害事故也会个学生今后的体育课学习带来一定的心理阴影，因此我们教师更应该，积极开展体育安全教学。

五、伤害事故对社会的影响

伤害事故在社会上也来了一定的影响，社会会对学校的体育教学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因此，我们更应该积极的开展体育安全教学。

总之，体育伤害事故给中学体育教学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其中有利有弊，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伤害事故，在体育教学中，伤害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以牺牲教学为代价来消极地预防伤害事故的发生，而应以积极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强化“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意识和措施，使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率降至最小程度。同时，我们还要正确认识体育活动中的运动损伤，不能把正常的运动损伤和伤害事故混为一谈，更不能因正常的运动损伤而影响学校体育工作的进行。学校既不是学生的监护人，也不是学生的委托监护人。学校与学生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对于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如果学校有过错，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学校和学生都无过错，在归责原则上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解决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出路在于赔偿责任社会化。论文参考网。把学校的办学活动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使学校体育事故的赔偿责任社会化，这是解决当前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可提供借鉴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汤海斌. 长春市二道区中学体育活动运动损伤及预防措施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6）

[2]陈晓荣，朱保成.浅析体育教学中伤害事故的产生原因及预防.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 （11）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7

内容提要: 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是指教唆犯与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具有犯罪的故意为前提。但是，这种观点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应当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要故意引起或者促进他人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分别成立教唆犯与帮助犯；就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而言，正犯故意只是表面要素，仅对区分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起作用。

 怎么

 

    按照共犯从属性说，只有当正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后，教唆者与帮助者才成立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1]问题是，教唆犯的成立除了客观上必须引起被教唆者的实行行为外，是否还要求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帮助犯所帮助的正犯，是否仅限于有犯罪故意的正犯？例如，甲以教唆的故意唆使他人实行犯罪，他人虽然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主观上并没有犯罪故意时，对甲应如何处理？乙以帮助的故意帮助他人实行犯罪，他人虽然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主观上并没有犯罪故意时，对乙应当如何处理？与身份犯相关的问题是，没有身份的丙故意引起有身份的他人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有身份者并无犯罪故意时，对丙应当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是否承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按照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观点（肯定说），甲、乙、丙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如果否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否定说），则能够直接认定甲、丙成立教唆犯、乙成立帮助犯。本文旨在说明肯定说的缺陷，从而提倡否定说。

一、肯定说的缺陷

认为只有当被教唆者因为受教唆产生了实行犯罪的故意，并且着手实行犯罪，才成立教唆犯的观点，意味着要求共犯对正犯的故意具有从属性。这既是德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当今判例的立场，[2]也是德国、日本的通说（肯定说）。[3]根据肯定说，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因为受教唆而产生故意，教唆者就不可能成立教唆犯。基于同样的理由，帮助犯对正犯的故意也具有从属性，亦即，只有正犯具有故意并实行了犯罪时，帮助犯才得以成立。但是，作为通说的肯定说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了处罚的不公平。

怎么

案例一：甲教唆乙说：“丙是坏人，你将这个毒药递给他喝。”乙却听成了“丙是病人，你将这个土药递给他喝”，于是将毒药递给丙，丙喝下毒药后死亡，但乙并无杀人故意。按照肯定说的逻辑结论，由于被教唆者乙没有产生杀人故意，或者说，甲没有引起乙的杀人故意，甲不成立教唆犯。

然而，甲的行为不成立教唆犯的结论，明显不当。因为即使乙产生了犯罪故意，甲也要承担教唆犯的责任；在乙没有产生故意的情况下，甲的客观行为成为间接正犯，更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怎么可能反而无罪呢？这不是一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可以敷衍的。于是，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利用认识错误理论来处理这一案件。亦即，案例一中的甲以教唆犯的故意，引起了间接正犯的客观事实，属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认识错误（共犯形式的认识错误）。[4]由于甲没有间接正犯的故意，所以，对甲不能按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论处。但由于甲的客观行为与主观内容在教唆犯的范围内是重合的，故对甲以教唆犯论处。[5]在本文看来，这种解释表面合理，实则不然。[6]

首先，日本通说的论证过程表现为，甲的行为没有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原本不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但根据认识错误理论，甲又成立教唆犯。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教唆犯的成立是否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显然，日本通说的前提与其结论是自相矛盾的：前提是教唆犯的成立必须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结论是没有引起教唆犯的故意时也可能成立教唆犯{1}(P.259)。既然得出案例一中的甲成立教唆犯的结论，就表明教唆犯的成立不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

其次，认识错误理论所解决的是故意问题，不管是采取法定符合说还是具体符合说，都不得使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演变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换言之， “刑法学中所讨论的错误，并非主观面与客观面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所有情形，而是限于故意（犯）的成立与否成为问题的场合。客观面发生了某种重大的事项（如发生了人死亡的结果），主观面对一定的事态具有认识时，主观面的这种认识，可否认为是与该客观事实相对应的故意（如杀人罪的故意），才是刑法中的错误论的问题。”{2}(P.112）认识错误与故意是表里关系，对认识错误的处理在于解决行为人对于发生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责任。所以，“必须维持‘错误论是故意论的反面（Kehrseite)’这一命题。在故意成为问题的时，不存在‘不适用错误论’的情形；在根据故意论不认为有故意的场合，也不能根据错误论认定有故意。”{3}（P.3）对共犯的认识错误的处理，也是如此。就案例一而言，认识错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甲的行为客观上属于间接正犯时，能否认为教唆犯的故意也符合间接正犯的故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故不能认定案例一中的甲成立间接正犯。至于反过来的问题，即案例一中的甲的客观事实是否符合教唆犯的客观条件，严格来说，是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问题，而不是认识错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在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成为问题的时候，不可能通过适用认识错误理论，使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成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按照肯定说，案例一中的甲的行为因为没有引起乙的犯罪故意，所以不符合教唆犯的客观条件。既然如此，就不成立教唆犯。但是，肯定说运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的结果是，甲依然符合了教唆犯的客观条件。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在不能根据客观事实认定行为成立教唆犯时，可能或者可以根据认识错误理论认定行为成立教唆犯。于是，认识错误理论成为认定客观事实的另一途径。这是难以令人赞成的做法。

怎么

日本有学者对这种处理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作为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问题，不仅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故意的抽象化或者转用”，而且包括某种程度的“发生事实的抽象化或者转用”。例如，行为人以侵占遗忘物的故意实现了盗窃罪的客观事实时（如误将他人占有的财物当作遗忘物而据为己有），作为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结局以侵占（遗忘物）罪论处。尽管在这种场合，不存在符合侵占（遗忘物）罪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客观上仅存在盗窃事实），但将发生的盗窃事实“转用”于此，进而肯定侵占（遗忘物）罪的成立。如果这是被允许的，那么，就同一犯罪类型而言，将较重的间接正犯事实，“转用”为较轻的教唆犯的事实，也是被充许的{4} (P.189-190)。这种观点的根据是日本刑法第38条第2项。该项规定：“实施了本应属于重罪的行为，但行为时不知属于重罪的事实的，不得以重罪处罚。”在甲以教唆的故意（罪轻）产生了间接正犯（罪重）效果的场合，实际上以较重罪的构成要件（间接正犯的客观要件）替代了较轻罪的构成要件（教唆犯的成立要件）。所以，对甲可以认定为教唆犯{5}(P.188、502)。

但是，这种“转用论”（或“替代论”）存在疑问。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教唆犯的成立以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为前提。既然要求教唆犯的成立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条件，那么，当教唆行为并没有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时，就并不符合教唆犯的成立条件。将较重的间接正犯“转用”到较轻的教唆犯的事实时，肯定说所要求的“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这一条件并没有充足。所以，“转用论”的论证过程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间接正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被利用者具有故意，既然承认间接正犯的客观要件可以替代教唆犯的客观要件，就意味着教唆犯不要求被教唆者产生故意，意味着教唆犯对正犯故意并无从属性。显然，“转用论”也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即使利用认识错误理论，也不能解决下述身份犯的问题。

案例二：A为普通公民，B为国有公司出纳（国家工作人员），二人关系密切。A谎称购房需要首付，唆使B将公款挪给自己使用，并谎称两周后自己的定期存款到期，即可归还。B信以为真，便将公款50万元挪出交给A。 A使用该公款贩卖毒品获利后，两周内将50万元归还给B所在的国有公司。

根据我国刑法第384条的规定，如果B知道A使用该公款贩卖毒品，那么，B不仅成立挪用公款罪，而且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犯。[7]但是，B对于A使用50 万元贩卖毒品的事实并不知情，且误以为A将公款用于购房，没有认识到A利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所以,A既不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也不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概言之，A的行为客观上引起了B实施挪用公款的行为，但没有引起B挪用公款罪的故意。反过来说，B的行为在客观上仍属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只不过其没有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故意而已。[8]

怎么

按照通说（肯定说）,A不成立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因为他没有引起B挪用公款罪的故意。或许有人认为，A成立挪用公款罪的间接正犯。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成立。挪用公款罪是真正身份犯，在真正身份犯的场合，只有具备身份的人才可能成为正犯。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具有身份的人才可能成为间接正犯。如果认为间接正犯可以不需要特殊身份，就必然使构成要件丧失定型性，违反罪刑法定原则{6}(P.155)。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外出时，让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乙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是受贿罪的（间接）正犯，其妻子为帮助犯；而非妻子是正犯、国家工作人员是帮助犯{6}(P.159){7}(P.162){8} (P.72)。反之，即使妻子乙胁迫甲索取贿赂，并由乙亲手接受财物，乙也不可能成立受贿罪的间接正犯。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就认定利用者为间接正犯。例如，一般主体甲向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乙使用伪造的票据骗取财物。乙没有犯罪故意，也可谓被利用者，但其职务行为（交付行为）造成了国有财产的损失。甲具有非法占有国有金融机构财产的故意与目的，也可谓利用者。但是，不能因为甲与乙之间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关系，就认定甲的行为成立贪污罪的间接正犯。概言之，案例二中的A虽然有间接正犯故意与利用行为，但因为缺乏间接正犯的身份，而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

由上可见，倘若否认了案例二中的A成立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便意味着A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即使在日本，也不可能通过认识错误理论使A成立间接正犯。因为认识错误理论解决的是行为人对特定违法事实是否具有故意的问题，而不可能解决身份问题。换言之，认识错误理论的运用，不可能使不具有身份的人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

正因为利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存在明显缺陷，所以，德国刑法理论并没有利用认识错误理论处理案例一与案例二。

首先，就案例一而言。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故意唆使他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根据德国刑法理论的主流观点，首先，对于案例一中的甲，不能按其客观上所起的作用认定为间接正犯，因为共犯不能为其所起到的超乎预料的作用而承担责任。其次，也不能根据共犯的意愿的强弱，将客观事实归责于共犯，即不能将甲认定为教唆犯，因为被教唆者乙缺乏德国刑法第26条所要求的故意。最后，对于甲只能认定为教唆未遂。根据德国刑法第 30条第1款的规定，教唆重罪未遂的，亦处罚；教唆轻罪的不处罚。于是，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9]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倘若案例一中甲所教唆的是轻罪，即使乙没有故意地完成了轻罪，甲客观上虽然是间接正犯，但由于不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因而不成立任何犯罪。可是，与倘若乙产生故意进而完成了轻罪，甲便成立教唆犯相比，这显然不公平。其二，倘若案例一中的甲所教唆的是重罪，即使乙的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对甲也只能以未遂犯论处。可是，甲的行为明显通过正犯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对甲以未遂犯论处明显违反了常理。

其次，就案例二而言，德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也只能认定A无罪。一方面，根据德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B没有产生犯罪故意，所以，A不成立教唆犯。另一方面，A虽然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间接正犯”，也可谓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但间接正犯是正犯的一种，在身份犯的场合，间接正犯也必须具有身份。[10]所以，根据德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案例二中的A也是无罪的。这也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因为就挪用公款而言，如果A讲明真相，则B支配犯罪事实，且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A在客观上是教唆行为，主观上有教唆故意，成立教唆犯。反之，如果A掩盖真相，B不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故意;A在客观上支配了犯罪事实，主观上也具有支配犯罪事实的故意时，反而不成立任何犯罪。对于这种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性，德国学者也存在异议。C.Roxin教授指出： “例如，当一个并非事故参与人的乘车者，通过说他‘检查了外面的情况，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促使司机离开事故现场时（第142条），[11]尽管他利用了一个欠缺故意的行为作为工具，但由于他缺乏等待义务，对他不能以间接正犯处罚。由于不存在有故意的正犯，也不能以第142条的教唆犯处罚。尽管促使者使得事故制造者离开行为地点，但他最终仍然无罪。与正犯具有故意时没有争议地以教唆犯论处的情形相比，促使者甚至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与教唆犯相比，有故意的正犯至少应当对犯罪承担主要责任，而在对事故存否有认识错误时，促使者应当单独承担故意的责任。给予其不罚的待遇，让人费解。”[12]怎么

在行为人以帮助的故意造成了间接正犯的事态时，肯定说也同样造成处罚漏洞。

案例三：咖啡店店主李四某日突生杀害王五之念，并将有毒饮料交给店员张三保管，对张三说：“如果王五下次来店时，你就将此有毒饮料递给我。”时隔多日，王五来到咖啡店，张三以帮助的故意将有毒饮料递给李四，但李四此时完全忘了饮料有毒的事情，在缺乏杀人故意的情况下将有毒饮料递给王五喝，导致王五死亡。这是以帮助的故意实现了间接正犯的客观事实的情形。

通说要求教唆犯的成立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同时必然要求帮助犯的成立以帮助故意的正犯为前提。德国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故意地为他人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提供帮助的，是帮助犯。”于是，在德国，张三的行为便不可罚。可是，倘若李四当时具有故意，张三的行为在客观上属于帮助行为，主观上具有帮助故意时，仍成立帮助犯。然而，当李四当时并无杀人故意，张三的行为在客观上属于间接正犯，主观上具有帮助故意时，反而不成立任何犯罪。这明显不均衡，违反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正因为如此，日本刑法理论会运用认识错误理论认定张三成立帮助犯，即张三主观上只有帮助的故意，但客观上的间接正犯可以评价为帮助行为，二者在帮助犯的限度内是重合的，故张三成立帮助犯。[13]但是，这种做法存在与对案例一运用认识错误理论相同的问题。

德国并不运用认识错误理论解决以帮助的故意造成间接正犯效果的案件，因而形成了处罚漏洞。C.Roxin教授指出：德国刑法要求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规定，“造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处罚漏洞。这首先适用于错误地认为正犯有故意的场合。如果某人误以为一位妻子想杀死其丈夫，便将毒药给她。妻子虽然给丈夫喂了毒药并且造成了丈夫死亡的结果，但她在行为时却错误地认为，她喂的是一种治病的药物。对于提供毒药的行为人不能作为谋杀或者故意杀人的帮助犯处罚。因为帮助行为的未遂不可罚。然而，如果要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则又与提供毒药的行为乃是故意的相矛盾。因此，尽管行为人故意地导致了一个人的死亡，而且客观上他对此所作的贡献甚至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大，对他也必须以无罪论处。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妥当。”[14]

总之，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的观点与立法，形成了明显的处罚漏洞，导致处罚的不公平。

二、否定说的优点怎么

正因为肯定说存在缺陷，所以，日本有学者明确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说{9}(P.302)。本文也提倡否定说。亦即，教唆犯的成立不以被教唆者产生故意为条件、帮助犯的成立也不以被帮助者具有故意为前提。据此，上述案例一中的甲与案例二中的A，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与挪用公款罪的教唆犯；案例三中的张三则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不难看出，否定说的最大优点，在于填补了处罚漏洞，维护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如所周知，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是因果共犯论。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共犯的刑事可罚性来自对正犯行为（亦即他人故意的不法）的引起，而这种不法又传递给了共犯人。根据判例，“教唆行为的实质”在于“违法行为的引起”(BGHSt 4,355,358)。Jescheck认为，“共犯人的不法在于‘他参与了正犯对规范的违反，因而，共犯行为的不法，在根据与程度上依赖于主行为的不法’。Maura-ch/Go ssel认为，‘共犯的本质在于促成或者帮助他人的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Lackner/Kuhl将主流观点概括为，‘教唆犯与帮助犯促进（特别是共同造成）了由正犯实施的违法的构成要件行为’。”[15]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构成要件该当事实）。[16]据此，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正犯，介入正犯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共犯，正犯与共犯的差异在于引起法益侵害的样态不同。在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这一点上，教唆犯与帮助犯是相同的。教唆犯与帮助犯的区别在于，前者使原本不实施法益侵害行为的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行为，或者说，前者使他人实施了正犯行为；后者只是使正犯行为更为容易。但是，正犯行为只是就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而言，因此，只要使他人实施了正犯行为，即使他人没有产生犯罪的故意，也具备了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同样，只要使符合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更为容易，就具备了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因此，就教唆犯的成立而言，没有理由要求被教唆者产生故意；就帮助犯的成立言，没有理由要求被帮助者具有故意。[17]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是放弃了通说要求被教唆、被帮助的正犯必须有故意这一个条件，而没有缓和其他条件，因而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就客观方面而言，教唆犯的成立，要求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帮助犯的成立，依然要求客观上帮助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主观方面而言，依然要求教唆犯与帮助犯分别具有教唆的故意与帮助的故意。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依然采取的是限制的正犯概念。即只有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现构成要件的，才是直接正犯；与此同时，也承认间接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原本就不是正犯。所以，参与者不成立教唆犯、帮助犯时，并不当然成立正犯。正因为如此，在案例一、案例二与案例三中，即使否认甲、A与张三是教唆犯与帮助犯，他们也并非当然是正犯。

怎么

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能够顺利地维持限制从属性说。根据限制从属性说，正犯的行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并且违法时，共犯才得以成立。换言之，正犯是否有责任，以及是故意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共同犯罪是违法形态，所解决的问题是将违法事实归属于哪些参与人的行为。就具体案件而言，司法机关认定二人以上的行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只是解决二人以上的客观归责问题，并不解决二人以上的主观责任问题。换言之，认定共同犯罪，就是为了肯定二人以上的行为都是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包括危险）的原因。反过来说，只要认定共同犯罪的成立，就要将法益侵害结果归属于参与者的行为（而不论参与者是否具有主观责任）。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即使查明法益侵害结果由其中一人直接造成，或者不能查明具体的法益侵害结果由谁的行为直接造成，也要肯定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所以，在共同犯罪中，违法原则上是连带的，而责任是个别的。至于行为人是正犯还是共犯，有其客观的区分标准，而不取决于主观上有无责任。如在案例一中，乙以自己的身体动静造成了丙的死亡，即使乙没有过失或者可能有过失，也不影响乙在客观构成要件与违法性阶段成立正犯。在案例二中，B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B就是挪用公款罪的正犯。只是因为没有责任（具体表现为没有故意），才不成立挪用公款罪。但是，既然A导致（引起）B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根据限制从属性说，A当然成立共犯（教唆犯）。在案例三中，李四亲手将毒药递给王五喝的行为，也在客观构成要件与违法性阶段成立正犯。根据限制从属性说，张三成立帮助犯。由此可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并不意味着承认没有正犯的教唆犯与没有正犯的帮助犯，只不过正犯只是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意义上的正犯，而不要求是有责性意义上的正犯。[18]

其实，在德国，“从1943年起直至战后，尽管已经存在限制从属性原则，但判例仍然公开表明，正犯没有故意时，共犯仍然可能成立，原因在于判例不是将故意视为构成要件的要素，而是视为责任的要素。”[19]德国现行刑法第26条规定之所以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是因为自目的行为论产生以来，德国刑法理论采取了二元论，将故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看待。由于故意是构成要件要素，因而也是违法要素（因为故意表明行为人对规范的违反更为严重）。所以，即使采取最小限制从属性说，共犯对正犯故意也具有从属性。但容忍如此明显的处罚漏洞，并不合适。所以，即使在普遍将故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德国，为了填补行为无价值论导致的处罚漏洞，也有学者提出，对限制从属性说只能作如下理解：共犯的成立“除了要求正犯行为的违法性之外，便只要求其符合客观的构成要件”。[20]按照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违法性的本质不是规范违反，而是法益侵害；故意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即使采取限制从属性说，教唆犯与帮助犯的成立，也仅要求正犯的行为具备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而不要求正犯具有故意。

在德国，由于其刑法第26条与第27条明文肯定了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所以，由此形成的处罚漏洞，便不可能通过学理解释填补。正如德国学者所言：“填补可罚性漏洞的所有需要也就彻底改造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10}(P.330)换言之，“唯一明晰的解决方案在于，一般性地不要求所参与的正犯行为具备故意性，但只有立法者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据现行法，只能忍受这样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处罚漏洞。”[21]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刑法规定不同于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否认教唆犯与帮助犯对正犯故意具有从属性。

事实上，除了德国刑法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将正犯的故意作为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例如，日本刑法第61条第1项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行犯罪的，判处正犯的刑罚。”第62条第1项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被教唆者是否实行了犯罪，与其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没有关系。过失犯也有实行行为，没有过失时，其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也是实行行为。正犯概念并非限于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也有正犯概念。所以，日本刑法的规定并没有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再如，瑞士刑法第24条第1款与第25条的规定、[22]法国刑法第121-7条的规定、[23]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33条第4款、第5款的规定， [24]都没有明文要求教唆犯必须使他人产生犯罪故意，也没有要求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具有故意为前提。

旧中国1928年刑法第43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使之实施犯罪之行为者为教唆犯，教唆教唆犯者亦同。”第44条第1款规定：“帮助正犯者为从犯。”1935年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第30条第1款规定：“帮助他人犯罪者，为从犯。虽他人不知帮助之情者，亦同。”显然，这些规定也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从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怎么

我国现行刑法第29条以及旧刑法第26条都只是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现行刑法第27条与旧刑法第24条都仅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这些规定同样没有肯定教唆犯、帮助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

三、正犯故意的作用

既然我国刑法没有肯定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为什么刑法理论将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或者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作为教唆犯的成立条件，将正犯故意作为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呢？[25]在笔者看来，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为了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界限。在此意义上说，“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 以及“正犯故意”只是界限要素，因而是表面的要素或者虚假的要素。

如所周知，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那么，构成要件要素就必须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如果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有责类型，构成要件要素要么必须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要么必须是表明非难可能性的要素。但是，仔细研究刑法关于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就会发现，刑法明文规定的某些要素并不是为了给违法性、有责性提供根据，只是为了区分相关犯罪（包括同一犯罪的不同处罚标准）的界限。这种构成要件要素称为“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称为分界要素。从实体法的角度而言，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要素；从诉讼法的角度而言，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不需要证明的要素{11} (P.92)

以上文提到的行为人以侵占遗忘物的故意实现了盗窃罪的客观事实的案件为例。这种行为之所以成立侵占罪，并非因为盗窃罪的客观事实可以转用于侵占罪，也不是单纯地因为对重的违法事实可以评价为轻的违法事实，而是因为重的违法事实也符合轻的违法事实的构成要件。惟有如此，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否认，从法条的字面含义来看，侵占罪与盗窃罪是一种对立关系，即侵占罪没有侵害他人的占有，而盗窃罪必须侵害了他人的占有。但是，侵占罪中的“他人的……物”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而“遗忘”、“埋藏”并不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相反只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刑法第270条第1款规定了委托物侵占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 2款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倘若将该款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改写为“将他人的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其违法性、有责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那么，刑法第270条第2款为什么要将行为对象限定为遗忘物与埋藏物呢？这是因为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委托物侵占的对象是受委托而占有的他人财物，剩下的便是侵占脱离占有物了。换言之，刑法第270条第2款之所以将行为对象限定为遗忘物与埋藏物，一方面是为了与盗窃罪相区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委托物侵占相区分。“遗忘”、“埋藏”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便是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或虚假的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称为分界要素。

基于同样的理由，就教唆犯与帮助犯而言，“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以及“正犯故意”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要素，只是刑法理论提出的一个分界要素。换言之，“正犯故意”并不是教唆犯、帮助犯的真正成立条件，只是在需要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时才起作用。

首先，就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言。诚然，对于已经产生了特定犯罪故意的人，不可能就该特定犯罪再实施教唆行为。换言之，成立教唆犯，要求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产生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进而实施该行为{8}(P.317)。但是，“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并不等于犯罪故意。在案例一中，甲的确使乙产生了将药给丙喝的意思，乙的行为客观上也是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乙并没有杀人故意。所以，只要使被教唆者产生了实施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就可以成立教唆犯。但是，在被教唆者或被利用者缺乏故意时，只要利用者的确是犯罪事实的支配者，主观上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就成立间接正犯。因此，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只是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一个要素（不是惟一要素），而不意味着正犯产生犯罪故意是教唆犯的成立条件。

由此可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将正犯故意作为界限要素，仍然能够维持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不意味着将部分间接正犯归人教唆犯。而且，依然可以采取通行的标准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例如，甲与乙一起狩猎，甲明知前方是人却对乙说“前面有只熊”，乙信以为真，没有确认就开枪，导致被害人死亡。甲利用了不知情的乙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且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因而成立间接正犯。再如，甲明知屏风后面有人而唆使不知情的乙开枪打坏屏风，导致屏风后的被害人死亡。甲虽然对故意毁坏财产而言是教唆犯，乙也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甲利用了乙对屏风后面有人的不知情，且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也应认定为间接正犯。又如，甲明知是腐烂食物，吃后会导致身体伤害，却欺骗乙说：“这是健身食品，吃了对身体好。”乙吃后造成身体伤害。甲利用了被害人的不知情，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同样成立间接正犯。概言之，否认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也只是填补了前述案例一、案例二的处罚空隙，并没有不当扩张处罚范围。详言之，否认教唆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一方面，使得仅有教唆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间接正犯事态的人，可以合理地成立教唆犯（案例一）；另一方面，在真正身份犯中，使得既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也造成了“间接正犯”事态，但缺乏特殊身份的人，可以合理成立教唆犯（案例二）。怎么

其次，就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而言。只要故意帮助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符合帮助犯的客观要件。在此前提下，倘若正犯具有故意，帮助者也具有帮助的故意，就成立帮助犯；倘若正犯没有犯罪的故意，帮助者客观上造成了间接正犯的效果，但只要帮助者没有间接正犯的故意，就只能认定为帮助犯。案例三就是如此。所以，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只是区分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一个要素（不是唯一要素），而不意味着正犯具有犯罪故意是帮助犯的成立条件。

显而易见，否认共犯对正犯故意的从属性，只是意味着教唆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容关系。

就一般犯罪而言，客观上引起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这一条件，对于教唆犯与间接正犯来说是相同的。或者说，只要客观上引起他人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就既有可能成立教唆犯，也有可能成立间接正犯：(1)正犯具有故意时，引起者成立教唆犯；(2）正犯没有故意时，引起者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成立间接正犯；(3)正犯没有故意时，引起者不具有间接正犯故意的，仅成立教唆犯。概言之，在正犯没有故意的情况下，引起者既可能是教唆犯，也可能是间接正犯。帮助犯与间接正犯的关系，也按这一原理解决。

就身份犯而言，直接行为者有无故意，不是区分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场合，需要同时考虑直接行为者与引起者的身份和故意：(1)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且具有犯罪故意时，引起者仅成立教唆犯；(2)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没有故意时，没有身份的引起者仅成立教唆犯，而不成立间接正犯；(3)直接行为者具有特殊身份，并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但没有故意时，具有身份的引起者成立间接正犯；(4)直接行为者不具有特殊身份，但实施了符合其他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不管有无故意，具有身份的引起者成立间接正犯。

 

【注释】

[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240页以下。当然，在处罚预备犯的情况下，被教唆者已经开始实施可罚的犯罪预备行为的，对教唆犯、帮助者也可以以犯罪预备论处。

[2]被告人以滥用药物为目的，使不知情的医生误以为其出于治疗目的而开处方。滥用药物罪是身份犯，主体必须是医生。德国联邦法院1956年的判决，以非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为前提，对被告人能否成立对没有故意的医生的教唆犯予以处罚的问题，采取了否定回答（BGHSt9.370)（参见[日]松宫孝明：《刑事立法と犯罪体系》，成文堂2003年版，第259 页）。

[3]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以下；[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第3版，第383页；[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I》，有斐阁1975年版，第360页。

[4]另一种情形是：甲以间接正犯的故意，将毒药谎称为治病药物交给乙，让乙喂给患病的丙吃。乙明知是毒药，仍然喂给丙吃，导致丙死亡。对此，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甲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54页）。

[5] 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第3版，第429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8年第4版，第344 页；[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33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85 页。

[6]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54页）。

[7]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29日《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2款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怎么

[8]在A于三个月内将公款归还给B所在的国有公司的前提下，B挪用公款给A用于购房首付的“故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挪用公款罪的故意。

[9] 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H.Jeschck/T. 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 Duncker＆Humblot 1996,S.656.

[10]Vgl.,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09,138

[11]德国刑法第142条规定了未经允许离开事故地点罪，即事故参与人在道路交通中发生事故后擅自离开事故地点的，成立犯罪。

[12]C.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41.

[13]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有斐阁2008年第4版，第342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新版第3版，第470页。

[14]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f.

[15]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3.

[16]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新版第3版，第404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 409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7年第2版，第296页以下；[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4816 页。[17]这里涉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分歧，本文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就此展开讨伦。在此简要说明的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过失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正犯的行为是否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仅从客观方面判断即可。如果采取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二元论的观点，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那么，必然要求正犯的行为是故意地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然而，这便形成了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

[17]这里涉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分歧，本文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就此展开讨伦。在此简要说明的是，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故意、过失不是违法要素，而是责任要素，所以，正犯的行为是否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仅从客观方面判断即可。如果采取行为无价值论或者二元论的观点，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那么，必然要求正犯的行为是故意地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然而，这便形成了处罚漏洞与处罚的不公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行为无价值论的缺陷。

[18]日本有学者在“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错误”的标题下，以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包含了教唆为由，肯定案例一中的甲成立教唆犯。其具体论述如下：“例如，在打算教唆杀人而实施教唆行为，但在客观上发生了间接正犯的事实的场合，成立教唆犯。……那么，这是否承认了 ‘没有正犯的教唆’呢？不过，在这种案件中，问题在于，客观上不存在教唆犯的事实时，能否评价为教唆犯？如果变换表述，问题则是，在利用可以支配行为的人导致结果发生的客观行为中，是否包含唆使他人使之产生犯意以实现犯罪的行为？在此，如果强调教唆犯中‘使之产生犯意具有重要性’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被利用者欠缺犯意的间接正犯与教唆完全没有重合之处。然而，多数学说之所以认为有‘重合’，是因为‘都同样是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形，既然间接正犯的类型性的行为支配性更强，那么，就可以评价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包含了教唆’。诚然，对这样的评价也可以有异议。然而，就这样的案件而言，虽然认定教唆犯的成立，但显然并不认可没有正犯的教唆。因为存在可以评价为教唆的客观事实，即存在可以评价为使正犯者实行的事实，故作为教唆予以处罚。”（[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485页）。但是，这种观点似乎混淆了“没有正犯故意的教唆”与“没有正犯的教唆”两个不同问题。根据限制从属性原理，如果没有客观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阶段的正犯，就不可能有教唆犯与帮助犯。但是，正犯是否具有故意，则是另一回事。

[19]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

[20]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I,C.H.Beck,2003,S.139.怎么

[21]C.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C.H.Beck,2003,S.141.

[22]第24条第1款规定：“故意教唆他人犯重罪或轻罪的，是教唆犯。对教唆犯的处罚与正犯相同。”第25条规定：“故意帮助他人实施重罪或轻罪的，可减轻处罚。”（徐久生、庄敬华译：《瑞士联邦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3]该条规定：“知情而故意给予帮助或协助，为准备或完成重罪或轻罪提供方便者，是重罪或轻罪之共犯。以赠礼、许诺、威胁、命令、滥用权势或者权力，挑动犯罪或教唆实行犯罪者，亦为共犯。”（罗结珍译：《法国新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4] 两款的规定分别为：“劝诱、收买、威胁或者以其他方法怂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是教唆犯。”“以建议、指点、提供信息、提供犯罪手段或工具或者排除障碍从而帮助实施犯罪的人，以及事先许诺藏匿犯罪人、犯罪手段或工具、湮灭犯罪痕迹或藏匿犯罪赃物的人，以及事先许诺购买或者销售赃物的人，是帮助犯。”（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5]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所谓教唆，就是唆使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犯罪故意的他人产生犯罪故意。”（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193页）。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8

【关键词】叙事;叙事研究;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论文编号】 1009―8097(2010)06―0015―04

近年来,叙事研究在许多领域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仅从研究数量上来看它已经成为最为人们热议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教育技术界也有许多相关讨论,特别是以Blog为代表的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大大丰富了教育叙事的形式,是教育技术学科对叙事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争议之处,如教育技术界中有一些学者认为虚构的故事也是叙事研究,因此像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倪焕之》、《庄子》里的一个个小故事、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都是叙事研究的典范。但也有学者反对将教育叙事过度引申,针锋相对的指出诸如《倪焕之》这样虚构的故事不是教育叙事,叙事研究应该有作为研究方式所必然具有的规范、程序和要求等。①这种观点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对叙事、叙事研究本质认识的模糊,那么叙事和叙事研究是什么呢?逻辑上又是什么关系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试图对叙事、叙事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梳理,深入分析其属性及意义,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技术领域对于叙事研究的应用。

一 对“叙事”的重新解读

叙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含糊的概念之一,研究者往往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这使其内涵远超出了人们的惯常经验,教育学界对叙事的界定同样有颇多模糊之处,试着解读这些略显晦涩的定义或许会侵蚀一些原初隐含的意义,但对于明晰我们的理解还是有帮助的。剥茧抽丝后,我们发现,人们统称的叙事基本包含着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作为言语成品的名词的“叙事”(story),还有一种是作为行为过程的动词的“叙事”(story telling),虽然人们在谈论的时候往往是把二者放在一起,但从不同研究者对叙事的定义上还是可以看到对行为过程和言语成品的不同侧重。

有学者认为: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1]。这里强调的是叙事的各种存在形式,反应的是一个名词的“叙事”,这个叙事的形式可能是口头的语言,也可能是符号的文字、图片、影像,甚至可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如行为艺术者就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与这种认识类似的定义还有:叙事指叙说按时间先后顺序所发生的事情或事件[2];narrative(叙事)主要指被叙述出来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事实而非活动。[3]这些界定里的叙事突出的是讲述的内容,如果我们叙事(story telling)分成“叙”(tell)和“事”(story),那么这里研究者主要强调的是名词的“事”(story)。

另有学者概括地把“叙事”定义为“讲故事”,陈述人、动物、宇宙空间格中生命事物身上已发生或正发生的事情[4]。这里,突出的是“陈述”的过程。当然,这里的陈述既包括客观的对世界的认识,也包括主观的对世界的推理、建构,因此有研究者说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5]在这种界定中,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行为,是一种经验的表达方式,是讲述的过程。与这种认识类似的论述还有:叙事就是指把一些独立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陈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无外乎就是两部分,一是选择,二是组合。[6]叙事,归结到最基本的内核及操作定义,就是“叙述”“故事”。教育叙事即是教育当事人或教育研究者“叙述”发生在教育中的“故事”。[7]这些界定中的叙事突出的是一种过程,强调的是“叙事”中动词的“叙”(Story telling)。

综上所述,叙事至少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即“行为过程或言语成品”,正如马毅飞、刘永福对叙事定义所界定的,叙事是“在特定社会教育文化语境中运用叙述、描写的表达方式,以故事形式来表现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系列性教育事件的行为过程或言语成品。”②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的说话、写作等表述的过程都可以称为叙事,同样教师的讲课、思考、写作也都是作为过程的教育叙事。同时,人们以故事形式所说的话语、写作的文本等也都可称作叙事,教师所说、所写的文本就是作为言语产品的教育叙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是方便分析我们才把叙事按侧重点不同分为这两类,实际应用中叙事研究者往往并不对叙事做如上分解,而是不加区分地使用叙事这个概念的,毕竟讲述的过程和讲述的内容本质上是一体的,没有故事就没有讲述的内容,没有讲述的过程,故事也无从谈起。

二 叙事研究意蕴的深度分析

教育研究中,研究者虽未明确对叙事做以上名词、动词两重维度的区分,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却能明显地看到由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引发的两类不同研究取向。分析教育领域中的叙事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对(名词的)叙事进行研究和通过(动词的)叙事研究这两种,虽然二者都称为叙事研究,都表现出一定对边缘的关注,但二者在本质上却有明显的不同。

1 对叙事进行研究(research about narrative)

作为言语成品而言,叙事是指教师身边的“小事儿”,那些与教师、学生等个体的生活意义相沟通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等都是这种叙事。在传统教育研究中这些具体的经验往往是在研究者视野边缘的,有学者直接质疑“这种以春蚕自我吐丝喃喃自语似的方式,记下来一大本教育故事的流水账并以此去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且还准备有效地解决,只能是天方夜谭”。[8]以往的研究者更愿意去探索比这些小事更宏大、更体系化的理论,更喜欢去关注那些更符合逻辑的、更有条理的实验结论、调查报告等。但叙事的提倡者却表达了对传统宏大叙事的怀疑和对这种边缘琐碎经验的强烈关注。他们并不笃信处于传统教育研究中心的体系化的教育理论和严密的教育实验,反而对这种研究内容的有效性表示出一定的警觉,有学者直言教育创新活动的经验形态在理论表述中往往容易在可编码的修辞过程中被不知不觉地抽干和掏空,以致出现理论面对实践推动的尴尬境地。[9]

因此,与以往强调“科学化”、“客观化”的教育研究相比,这种叙事研究强调把关注重点转向学校日常生活,让抽象的教育概念退至幕后,回到教育事实本身。在这里,这些作为言语成品的小的教育叙事本身是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叙事研究就是对这些小故事进行研究,叙事研究者认为这些小故事与宏大的理论与严密的教育实验、教育调查等有同样的学术意义和分析的必要,而且这种来自生活的叙事的引入,可以提供给教育研究更鲜活、更丰富的内容。这里研究者可以从一个中学校长若干年的工作笔记中读出一个学校发展的轨迹,从一个老师讲述的具体故事中,挖掘出教师信念这个抽象的话题。因此,这种叙事研究是“对叙事进行研究”,它本质上仍是一般研究范式的,讲求方法的系统、追求结论的科学。遵循这样的研究取向,叙事研究过程也是一个由一个弹性框架构成的系统过程,它与一般“科学”教育研究是同构的,都是从确定问题出发到研究文本的系统过程。③这里的叙事(如教师的故事、日记等)往往只是研究过程的资料和数据,是完整的研究的一个环节,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系统分析。但这样系统分析也需要遵循学术规范、需要研究者接受相当的学术训练,实际上远不是一种一线教师容易掌握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也容易脱离实践异化为干瘪的理论,因此一些学者转而求诸通过叙事进行研究。

2 通过叙事进行研究(research through narrative)

作为言语过程,叙事是那种不符合“学术共同体”规范的“讲故事”。教师用通俗的语言述说、描写自己的教育故事:文体不限、结构不限、话语方式不限。在传统教育研究中这种零散的话语方式是难以为学术共同体接受的,而规范的学术话语又不大容易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掌握,所以教师往往在事实上被剥夺了表达教育经验的可能。叙事提倡者对“规范性”表达的有效性表示出一定的怀疑,他们认为传统的教育研究照搬学术性研究的模式,用基础研究的思维方式与规范来要求教师,没有考虑教育者的实践智慧。因此,应该鼓励教师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讲自己的教育故事,以叙事的方式回归教育时空中各种具体的人物、机构及事件[10]。这种叙事过程通过赋予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言说其经历的权力,宣告了他们的声音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

而这种叙事的研究意义体现在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两个方面:就叙事者而言,在故事的讲述中,他实现了个人对教育问题的反思;而就听故事者而言,听者沉浸到故事情境中,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与讲故事者的视界融合,构建起自己的理解。这种个别化的理解赋予了叙事“研究”的属性。当然,这里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教育研究对“研究”的界定,它是一种依靠哲学的沉思、艺术的直觉、宗教的皈依以及生命内在的觉醒等追寻教育的意义的“研究”,是一种“行动――感悟”式的研究。[11]通过对“研究”的重新解读,叙事的行为(tell)有了研究意义。“通过叙事的研究”强调叙事过程本身就是研究,反对把教育叙事与叙事研究分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哪怕是讲述虚假的故事也是研究。

但这种对研究的范式转换并非毫无争议的,激进的反对者否定这种叙事的研究意义,仅将教师叙事视为一种通过反思促进专业发展的实践,[12]还有学者明确表示不遵循基本的论文写作规范的叙事不能称为叙事研究。[13]温和些的学者建议取中间路线,使用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e)这个词语表示那种新“研究”[14]。④另外,梳理关于叙事的著作可以发现,许多学者都是将叙事视为那些不能适应“科学话语”的一线教师、青年教师的一种经验表达方式,鲜有提倡“专家”、“学者”用叙事来表达自己经验的,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叙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在一些人潜意识里是一种“次等的研究方法”,往往是掌握了“高级研究方法”的学者、专家不屑于采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争论源于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这种对叙事研究的“低估”源于对叙事研究范式的不理解。事实上,叙事倡导者所说的“研究”与反对者口中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二者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都有截然不同的取向,如果不能把握这种范式的转换,就可能产生许多问题。

三 教育技术领域叙事研究的省思

根据上述两分的思路审视教育技术领域的叙事与叙事研究,我们发现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叙事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关注名词的关于叙事的研究,即对教育博客、教育论坛留言的深度分析;另一种是动词的作为过程的叙事,即博客写作、论坛留言等具体行为。而后者往往是人们更为关注的,我们谈到的“叙事”大都是与教师博客的写作(Blog Writing)、BBS虚拟社区上的交流、讨论等具体的行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对叙事研究的讨论也多是从“通过叙事进行研究”的角度展开的,在实践中强调教师基于网络的叙述,鼓励教师把他们自己的教育经验用博客写作、论坛留言、个人网站经营等形式说出来。而教育技术的独特意义往往体现为技术提供了叙事的场所,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博客、BBS、WIKI等技术手段门槛低、交互性强的特点支持教师的“讲述”,这种基于网络的讲述既方便了教师个体的倾述又能更好地与同行分享交流。[15]

教育技术领域中流行的“通过叙事研究”沿袭了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点。通过在网络上叙述自己的故事,教师的教育智慧得以显现,教育理解得以深化,既丰富了我们的理论,又引导了我们的实践,值得继续关注。但这种研究范式转换也容易带来认识上的模糊,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叙事研究比较极端的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不理解“通过叙事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导致的是对叙事研究的矮化心理,还有一种是过于夸大这种研究范式产生的对叙事的“研究”性的泛化情绪。在实践中,这两种极端取向都有所体现:例如,有人不理解叙事研究对于“研究”的转换性解读而不敢承认叙事的研究意义,因此虽然认同博客写作等叙事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但怎么也不明白这种写作为什么能成为研究。还有人虽然一再赞扬叙事的研究意义,却又徒劳地试图用传统的“信度”、“效度”等术语为叙事研究的合法性辩护。另一方面,又有人完全为应付任务而杜撰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或在博客上写一些完全跟教育生活无关的絮语放在网络上,并以为这样无主题的乱写也能是研究,从而使研究陷入“怎么都行”的误区。为避免这两个极端的错误,在进行这类叙事研究时我们要注意两点:

首先,我们要明确并坚持叙事研究的立场或范式:叙事就是研究。哪怕这种叙事可能片面、主观甚至不真实,但因为其增进了叙事者和倾听者的理解,因此就是一种研究。这种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研究是不一致的。仅就讲述故事的真实性而言,站在“通过叙事研究”的研究范式看,一系列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也可能有促进作者、读者理解的研究意义,也可被称为叙事研究。正如卢梭虽然并没有真的教过一个叫爱弥儿的孩子,但也不影响他的著作《爱弥儿》激发了一代代教育人对人性、对教育的思考,我们不能说卢梭的做的不是教育研究。因此,我们不能以网络叙事可能缺乏真实而怀疑其研究意义,在实践中还要继续推动教师基于网络、基于博客的教育叙事。同时,若是有其他研究者站在另一个立场对教师博客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进而否定这种叙事的研究意义,我们也应清楚这种争议的缘由,不必怀疑更不要因此陷入范式的“不可通约”引起的无结果的争论。

其次,我们也应该以反对者的批评为警戒,避免把叙事的研究的意义无限扩大。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刻注意保持对叙事的“真实性”追求。虽然叙事研究并不讲求一般意义的信度、效度等而是追求一种“个人的解释”,但这种“个人的解释”必须是以研究者“求真”的态度为基础的。还是以爱弥儿为例,虽然这个人物是不存在的,但故事的叙述确实建立在作者真实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从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也是能看出作者对教育过程的真实追求的。相反的,虽然有心人也可以从《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传奇中读出教育的味道,但由于这些故事明显缺乏求真的态度,因此不能算作叙事研究。若把这些怪力乱神的故事也视为研究,将故事讲述者视为教育研究者势必使教育研究过于弥散以至于相对化、虚无化――如果任何实践都是教育研究那么就没有教育研究了。可见,虽然我们不能以真实性作为判断叙事研究的标准,但讲述者是否追求“真实”却是区分叙事研究与一般叙事的根本标志。此外,从形式上看叙事研究的叙事与文学叙事也会有所不同,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叙事”,一般头绪简洁,不会出现过多的心理刻画,要避免夸饰和过多的渲染。更为重要的是,在搜集材料、剪辑材料和议论点评的背后,需要作者具有鲜明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宏大叙事”的理论修养的。 [16]总之,叙事者可以对故事进行加工,但这种加工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对“深刻”的追求,而不是不着边际的畅想。这就要求我们在自由叙事的同时,还应有意识的加强理论修养,使我们的叙事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叙事研究还比较缺乏“对叙事进行研究”的研究形式。一些教师仅仅满足于讲述的过程而不去反思故事深处的教育意义,他们在博客上讲出自己的故事后就再不关注这件事情了,而提倡叙事研究的学者也不大去考虑如何把教师个人的现场文本,教师对教育现象的个别解释转变成研究文本,缺少对教师博客的分析与形成结论。这使得许多教师博客或者成为一般生活的流水账,或者成为一种缺乏支持的信息孤岛。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鼓励研究者以博客、网站等为研究内容,探究文本深处的教育意义,帮助写博客的教师对自己的叙事反思、整理,使自己的叙事从现场文本走向研究文本,深化自己的认识,丰富我们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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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鲍道宏.教育叙事研究:批判与反思[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5):16-19.

注:①参见:韩丹等.教育叙事研究――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深入发展的捷径〔J〕.中小学电教.2005,(10);马周周,《庄子》蕴含的教育技术思想探秘[J].电化教育研究,2007,(9);严家怡.从《种树郭橐驼传》看古代教育叙事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9;(4)鲍道宏.教育叙事研究:批判与反思 [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5).

②马毅飞,刘永福虽然对叙事进行了“言语过程和言语成品”的界定,但在后续研究中却没有保持这种对言语过程和言语成品的区分,而是直接把叙事研究视为对“言语成品的叙事”进行研究,忽略了“言语过程的叙事”从而误读了叙事提倡者“叙事就是叙事研究”的根本含义,而得到“叙事与叙事研究内涵不同,外延也不同属,叙事的属是过程,而叙事研究的属是方法”等相对较粗放的结论。参见:马毅飞,刘永福 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逻辑关系[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8,(5).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9

【关键词】新媒体在线讨论；大学生；道德教育

一、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道德教育探索的成因

网络人际互动是以网络社会空间环境为互动场所从事的网络社会实践活动，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网民职业中学生群体占比为25.5%，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从学历结构来看，大学生（包括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约为20.9%。①网络新媒体因其形式丰富、互动性强、渠道广泛、覆盖率高、精准到达等特点，在现代社会传播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因其海量丰富的信息、高效的传播速度、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了大量青年大学生参与其中，对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及人际交往等方面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以基本道德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成效备受关注。本研究假定，新媒体互动平台不同于现实课堂里面对面的教育过程，在线匿名互动讨论能促进参与实验的大学生更为主动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也不因担忧破坏面对面的人际氛围而有理有据地坚持自己的道德观点与态度，把内心中正向积极的一面以及困惑复杂的思考表达出来，通过固定群体、匿名、连续的在线讨论，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促进道德思考与发展的目标。

二、以道德两难故事讨论为核心的新媒体在线实验

(一)选用道德两难故事的原因

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上，科尔伯格提出了著名的德育模式—道德两难故事法。道德两难指同时涉及两种道德规范且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境或问题，最著名的道德两难故事就是科尔伯格虚构的海因兹偷药救妻。道德两难故事法一贯的做法是，由教师在课堂讲授道德两难故事，学生通过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直面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两难事件，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后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引起他们对于道德冲突的认知，激发他们积极的思维。：;<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不少教育者就已经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运用道德两难故事法开展道德教育教学活动(刘锋等，1993;方显岩，2002;鲁明，2010)'，也有学者在关注大学生道德认知、道德判断的研究中涉及了道德两难（罗永莉，2007;马利军等，2008)。_大学生群体相较于中小学生群体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的发展上可能更为成熟，但因受到当下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对道德两难故事的看法也可能更为复杂，通过对道德两难故事的讨论来开展大学生道德教育活动，是道德教育值得探索的方向。

(二)新媒体在线实验的过程与结果

研究者参照经典道德两难故事，结合现实情境编制十则道德两难故事，分别涉及海因兹偷药救妻、友情与作弊请求、扶老与被讹风险、公车让座、电车困境、泄密与亲人安危、劳动权益与管理监督等冲突情境，要求被试阅读，并用主人翁与我无关、是我亲人和就是我本人三种角色代入思考。研究者通过网络招募30名被试，承诺实验过程完全匿名，将被试随机分配进入6个QQ群，要求被试在4个月内完成十则道德两难故事的阅读并进行十次在线讨论，实验启动前和结束后进行在线问卷测评。实验历时4个月，复测时被试部分流失，故而本实验未能得到有效的可对比数据结果。对被试提交的阅读思考内容进行文本整理，发现大多数被试在线讨论时都能保持语言文明，当观点发生分歧时也能够保持理性，不随意攻击他人，常讨论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道德两难情境下注重自我保护和科学有效地开展利他行为。在遇到尊老爱幼、正义公平、个人与国家利益冲突时，绝大多数被试首选道德利他行为，尤其当主人翁是本人时，利他态度更为明确，而当主人翁与自己无关时，包容差异态度较为多见。例如有关扶老与被讹风险的故事，被试做的回答如下：假如主人翁跟我无关：支持扶老，并给予声援；支持扶老，帮助别人的片为是要提倡的；主人翁应该学习急救常识，并冷静地判断现场状况和老人情况，再采取合适的行动。假如主人翁是我亲人：支持扶老，如果真被讹诈我会帮忙；支持扶老，善良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品质；支持扶老，无论结果；我会鼓励主人翁的热心，并建议她用心学习帮助他人的方法;应该叫一些人一起来扶老人。假如主人翁就是我：会扶，道德比可能的后果更重要；会扶，无法对一个需要我帮助的老人冷漠；会扶，没有任何犹豫；我认为应该在社会中宣传不要做讹人的事，会有人真正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帮助，我会釆取保障自己的方式帮助老人。

三、思考与展望

新媒体互动平台作为辅助道德教育的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新媒体互动平台上，大学生们积极地表达自己对道德情境中人的态度，分析道德两难困境里不同的内心感受，明确积极助人、弘扬美德的道德认知，通过换位思考，更多体会到不同处境下的人们面临道德困境时的内心感受，并明确自身的道德情感与行为偏向。我们能看到，当代大学生在关爱、正义、公平等道德主题上认知稳定，并愿意积极实施道德利他行为，但本研究进行的新媒体在线讨论实验，选用全匿名的方式，最终因实验号被盗无法追回而无法得知部分被试流失原因，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设计中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生的实验契约精神不足。在今后的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可以考虑将新媒体在线讨论与现实情境下的角色扮演相结合，将认知与行为、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再开展后续讨论，保障教育教学的有效性，才能更好地推动道德教育的开展。

作者:宋怡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注释：

①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cn/hlwfkyj/hl—wxzbg/hlwtjbg/201403/P020140305346585959798.pdf.

②穆庆夏、许涛、于海.基于网络新媒体人际互动的高校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构思考》⑴,高教学刊，2015年16期:174-178.

③刘源.柯尔伯格道德两难故事法及其对于我国中学德育的启示[D].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18-19.

④刘锋等.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好方法—道德两难故事课堂讨论⑴.道德与文明.1993年6期：24-25.

⑤方显岩.道德两难故事法—在初中学生品德培养中的应用初探⑴.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2年10期：32-33.

⑥鲁明.用道德两难法提升学生道德判断力⑴.中小学管理.2010年3期：50-51.

故事教学法论文篇10

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学科专业课程，对教学模式的建构还处于探究、摸索阶段，为了建构合理、科学、符合教育实践和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模式，首先就要理清对该课程性质的认识，把握好该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一、现状分析

（一）幼儿故事创编与幼儿故事表演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现状

随着教育观念的更新，当前越来越多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意识到，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促进幼儿一般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也要利用各种方式方法促进幼儿特殊能力以及非智力品质的发展。在促进幼儿一般能力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幼儿具有良好的记忆力、注意力、观察力、思维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要培养幼儿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幼儿故事创编与故事表演活动就是促进幼儿各种能力均衡发展，智力与非智力品质共同发展的重要媒介。幼儿在优美的故事的浸润下，通过大胆的尝试、创造、表达和表现，其认知的、身体的、语言的、情感的和道德的多方面发展也得到了综合的发展和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幼儿园一线教师对于幼儿故事创编和表演的指导能力有待提高。很多幼儿教师虽然能够认识到故事创编和表演活动对幼儿发展的价值，但因为自身素质、经验、能力的不足导致他们不能发挥出优秀幼儿故事作品原本的价值与优势，很难在原有故事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去仿编、续编、改编、创编故事，也很难按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幼儿设置具有游戏精神的故事表演活动并给予正确的指导，所以在教育实践中，对能够指导幼儿进行故事创编与表演教师的需求是强烈的。

（二）该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培养体系中的缺失

据笔者了解，目前东北三省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学前教育专业开设此类课程的院校并不多，个别了解到的省外院校也是如此，有些院校（专科类较多）开设了“教育戏剧” “儿童戏剧”或“戏剧表演”课程。开设的与此相关的课程最多、最基本都是“儿童文学”（幼儿文学）和“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程。这两门课程虽然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均涉及幼儿故事创编与表演的内容，但均不是作为其课程的重要的部分，而且作为幼儿教师本身应具有的简单创作能力和表演能力也都不能包括其中，所以虽然学习了这两门课程，未来的幼儿教师仍旧很难获得创作故事、表演故事的技能，同时对于幼儿此方面的指导也不能游刃有余。虽然有些院校开展了戏剧类的课程，强调了幼儿教师的表演技能，但是戏剧表演与幼儿园随时随地可以开展的故事表演（游戏）仍旧是不同的，后者更具实用性，对幼儿的相关指导也更具科学性。

针对以上现状，在学前教育专业开设与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相关的课程显得尤为必要。

二、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课程的性质

（一）人文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

幼儿故事是儿童文学（幼儿文学）的一部分，本身就包含了较强的人文性，每篇优秀的幼儿故事作品都是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关注，都包含了对儿童的热爱，学生在故事创作的过程中不仅是学生理解、学习、关爱幼儿的过程，也是把人类对真善美永恒的精神追求通过文学创作传递给幼儿的过程，更是自身人文素养获得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幼儿故事要承担着传授知识的重任，创作出的作品还要符合幼儿的接受能力，所以在创作故事的过程中学生还要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即要按照幼儿不同年龄的身心发展特点、兴趣需求去创编故事，编构的故事作品的内容，动物（角色）特征、习性，要符合科学性。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就是艺术的创作，故事的人物、线索、结构、语言等都要具有艺术特色，这样才有可读性，使故事作品具有欣赏性。在故事表演环节艺术性的体现则更为明显，从剧本的创作到运用语言和动作的表演，再到音乐选择、服装与道具制作，每步都需要有艺术技能的参与。可见，本门课是能够把人文、科学与艺术很好综合在一起的具有应用性的课程。

（二）理论性、技能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该课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幼儿故事创作与幼儿故事表演。在每个部分中都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学习与具体实践操练，在实践操练部分又同时融入了学生技能的训练。如在幼儿故事创作部分，学生不仅要学习故事创作的基本理论知识、指导幼儿故事创编的理论知识，又要进行实际的故事创作训练和指导幼儿故事创编的模拟教学，同时还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入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中去学习、锻炼，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全方位提高未来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

三、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课程的定位

对该课程的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即该课程在整个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它与其他专业课程都是什么关系。对于开设这门课程或类似课程的学前教育专业和教师来说，要有清晰的认识。

（一）该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幼儿园教育实践的需求决定的。幼儿园教育实践的需求一方面着眼于幼儿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则着眼于教师的能力素养。

1.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

首先，幼儿故事创作与故事表演能够促进幼儿各种能力综合发展。马拉古齐说“幼儿的学习并不会在教师的教授后自动发生，而大部分是由于幼儿自己参与活动并利用自己的资源主动动手操作的结果。”[1]幼儿故事创作与幼儿故事表演就是很好地借助优秀的幼儿故事，在实践操作中发展幼儿多种能力的重要手段。幼儿在续编、仿编、改编、创编故事的过程中，思维能力、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故事表演游戏或者戏剧表演过程中，幼儿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分工、合作能力会无形地获得发展，与此同时，审美能力、手工制作能力在表演的扩展活动中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其次，幼儿故事创作与故事表演能够促进幼儿非智力品质的发展，健全幼儿的人格。优秀的幼儿故事作品本身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它以美的形象化育人心，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人的心灵为之激荡，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意志、个性，参与塑造人生，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幼儿影响至为深远。”[2]故事创编和故事表演让幼儿从过去只听故事的阶段，过渡到创造故事、全身心地体味故事的阶段，幼儿在仿照优秀故事作品创造或模仿故事中人物和情节时，故事中人物与情节的真善美会潜移默化地流淌进幼儿的心中，健全幼儿的心智，优化幼儿的品格。

2.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能够提升未来幼儿教师专业素质和技能

幼儿故事创作与表演课程并不拘泥于使学生获得创作故事与表演故事的技能技巧，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自身的文学素养，综合能力（想象力、创造能力、表现力、艺术鉴赏力）以及相关的专业技能（唱、跳、弹、讲、画）也都会得到相应融合与提高。同时，该课程更关注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即让未来的幼儿教师在掌握相关技能的基础上，能够在幼儿园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组织好、指导好幼儿的故事创作与表演活动，并善于把此类活动与幼儿园的各类教育活动相融合，发挥好故事创作与表演的育人功能。

（二）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1.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无论是幼儿故事的创作，还是幼儿故事的表演，都要以幼儿故事作品为基础，所以该课程与儿童文学（幼儿文学）课是密不可分的。在故事创作和表演过程中，幼儿故事作品的选择，各类故事、剧本的创作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知识都来源于儿童文学课，可以说儿童文学课是本门课在文学领域的理论来源，而故事创编与表演课则是对儿童文学中故事领域的具体实践与应用，二者更多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与学前儿童心理学和学前教育学的关系

要创作出符合幼儿审美兴趣的故事作品，或者按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指导他们进行故事创编、表演还离不开学前教育学与学前儿童心理学中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是故事鉴赏与创作，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科学保障，对本课程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本课程又将从实践的角度反映幼儿的某些心理特征，进一步印证教育儿童的各种方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前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3.与幼儿园五大领域教法的关系

故事教育活动是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教育活动中的欣赏与创作环节（尤其创作环节）都会涉及故事创编与表演的内容，所以该课程可直接为这部分内容提供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为故事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故事创编与表演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还可以融入其他领域的教育活动中，为五大领域的教育活动设计、实施开拓思路，而五大教育领域的教育活动又进一步充实了故事创编与表演的内容，二者是实践方面相互借鉴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