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责任论文十篇

寿险责任论文篇1

非寿险责任准备金中的责任是指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或保单持有人的未了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因承保保险业务而提取的基金,或者说是对因承保保险业务而引起的将来负债或已有负债的提取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取在先,赔款支付和费用发生在后,所以保险公司要设置一定储备基金以应付未来的保险责任

按照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非寿险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决赔款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在会计期末对已发生保险事故应付未付赔款所提取的一种资金准备,一般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已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而保险公司尚未结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但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为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而提取的准备金

2.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

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1.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最常应用的技术是逐案估计法,即由经验丰富的理赔人员对每一个已报案赔案的未决赔款成本进行估算,同时要考虑索赔自身的特点经济环境等的变化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需要精算部门分别提供再保前和再保后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数据

2.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评估,通常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赔付率法和B—F法等通过上述精算方法可以先计算出各事故年的终级损失,从终级损失中减去已决赔款,即得出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然后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估计值中再减去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金额,就得到了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10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323109

3.理赔费用准备金对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除应支付给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赔偿外,还应支付结案过程中发生的理赔费用,所以保险公司应当提取理赔费用准备金其中,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损失检验费律师费等为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而不是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理赔费用为间接理赔费用,应提取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1)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的常用方法是比例法,该方法假设直接理赔费用与相应的赔款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并且该比例关系的发展规律在过去和将来是一致的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11089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11089

(2)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评估,需要首先确定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然后假设间接理赔费用在立案时发生50%,其余50%在剩余的理赔过程中发生按照上述假设,就可以根据下述经验公式估计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50%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与已决赔款的经验比率

借: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贷:未决赔款准备金——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三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保险公司履行未来赔付责任的资金准备,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要按照规定计提而且保险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还要对其进行充足性测试,如果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能满足未来赔付费用等的需要时,还必须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方法通常分为比例法和风险分布法其中比例法又可以分为1/24th法1/365th法等,主要适用于被评估险种或险类的风险分布比较均匀的状况;而风险分布法分为七十八法则逆七十八法则流量预期法等,主要适用于保险期间较长的险种下面分别就上述方法予以介绍:

1.月平均估算法(1/24th法)

月平均估算法的理论依据是假定一个月所有承保的保险单是30天内逐日开出的,并且保险单数量保额保费服从均匀分布,这样可以近似的认为所有的保单从月中开始生效,即对于每张保单当月仅能赚得半月的保费对一年期的保单,当月已赚保费仅是年保费的1/24

以一年期的保单为例,采用1/24th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每年末的12月31日,可以根据下表所示的未赚保费因子来评估:

(1)2005年12月该公司提取的再保前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P12=1248*1/241296*3/241200*5/24…1164*23/24=1115.5

则2005年12月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115.5

(2)2005年12月该公司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A12=998.4*1/241036.8*3/24960*5/24…913.2*23/24=892.4

2005年12月该公司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A12=223.1

则2005年12月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23.1

2.逐日估算法(1/365th法)1/365th法是以日为基础逐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一种方法,所以又称逐日估算法1/365th法是根据有效保单的天数来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下(包括一年)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将所有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保单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加总,即可得到长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采用1/24th法,1/365th法或者其他更为谨慎合理得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特别是对于机动车辆法定第三者责任保险,根据《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必须采用1/365th法评估其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而且采用1/365th法,其精确程度明显要比1/24th法高得多

1/365th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公式为: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保单未赚保费天数/保险期间涵盖天数×保费收入

3.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对于某些特定的险种,随着承保时间延长,风险逐渐降低或增大此时保险公司考虑近似选用七十八法则与逆七十八法则,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例如,对于个人抵押商品住房保证保险,由于贷款余额的减少,风险分布呈现递减的趋势,可考虑采用七十八法则;而对于车辆保修期延长保险的风险在承保期内逐渐增加,则考虑采用逆七十八法则

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13-N）*XN/78

N=1

逆七十八法则的计算公式为:

12

P12=∑N*XN/78

N=1

N——表示月份数

P12——表示年底提取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X——表示年度各月的保费收入

上述公式适用于一年期保单,分母78=1211…1;如果为两年期的保单,分母则是2423…1=300

1)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前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P12=∑(13-N)*XN/78=1233.1

N=1

借: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贷: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33.1

2)该公司2004年12月31日提取的再保后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算如下:

12

S12=∑(13-N)*ZN/78=986.5

N=1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P12-S12=246.6

借: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贷: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46.6

4.流量预期法流量预期法是以承保业务的实际风险分布为基础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这需要根据历史经验数据,对风险分布状况和已赚保费比例分布进行估计

5.保费不足准备金按照保监会第13号令《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第12条规定:保险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应当对其充足性进行测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要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因此,在按前述方法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后,保险公司还需要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与费用,就是用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去乘以估计的赔付率与费用率,扣除投资收入的差额,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账面余额进行比较,检查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否足够充分并且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应大于或等于以下两者中的较大值:

I.预期未来发生的赔款费用及再保支出的余额;

II.在准备金评估日假设保单退保时的退保金额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提取责任准备金的目的是为了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基本原理来核算损益反映盈亏,而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准备金评估的准确性将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策略产品设计偿付能力以及公司之间盈利能力的可比性等等因此,保险会计对保险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尤其是对责任准备金的确认与计量应遵循谨慎的估价原则目前,各家保险公司也在通过不断努力,寻求适合于自己保险公司实际情况的责任准备金的计提方法,力求计提的责任准备金充分合理笔者希望通过本文能为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核算提供一些有益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吴小平.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实务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张卓奇.保险公司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张洪涛.保险财务会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魏巧琴.保险公司经营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6]陶存文.保险会计学[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7]龚兴隆.保险会计与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寿险责任论文篇2

（男）各位亲爱的伙伴们，我们启动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保证启动大会的顺利进行，请各位将你们的手机关闭或调置到振动状态，请各位不要吸烟、任意走动，保持会场的安静，谢谢！

二、司仪暖场

（男）各位主管

（女）各位精英

（合）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大家中午好！

（男）千里问候一线牵，莫忘道平安

（女）夕阳携手万里情，翘首祈福康[本文出自文秘站网-]

（男）时间犹如白驹过隙，时光的老人又将我们带进岁末年终之时

（女）寒风犹如哮犬上天，寒风的凛冽却吹不走伙伴们高涨的士气

三、领导入场

（男）今天，全区众将士相聚燕城

（女）今天，国寿之士气纵指苍穹

（男）我们将向即将到来的20__年宣战

（女）呐喊出三明国寿儿女的壮志豪情

（男）首先请全体起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入席

（男）谢谢请坐！参加本次启动大会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

（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

（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

（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

（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

（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男）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以上领导及嘉宾的莅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四、启动会开始、司歌、誓词

（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十年论剑”20__年开门红个险业务启动大会现在开始

（男）请全体起立，奏唱司歌。请大家举起右臂共同颂读公司誓词

五、开场歌舞

（男）谢谢，请座。今天，沙溪河水将再次因我们的激情而沸腾，国寿儿女，傲立潮头，齐声高歌：永当霸主，舍我其谁？

（女）今天，巍巍群山将再次为我们的声势所震撼，三明大地，群英荟萃，欢声雷动：国寿雄威，谁与争锋？

（男）今天开门红征战在即，让我们挥舞起手中的战旗，振奋精神，抖去一年的疲惫

（女）今天营销历程起锚之时，让我们擦亮那手中的兵器，披挂上阵，战出三明国寿精英的风采

（男）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曲晨操《》

（女）掌声有请来自永安公司的伙伴们

六、省公司领导讲话

（男）感谢永安公司的伙伴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亲爱的伙伴们，今天的会场热热闹闹、激情洋溢，掌声、歌声交织成胜利的火种

（女）今天的会场红红火火、豪气冲天，信心、决心凝聚成必胜的信念

（男）现在，让我们迈出成功的一步，携手开启“十年论剑”20__年开门红个险业务启动大会的序幕

（女）本次开门红个险业务启动大会不仅得到了市公司总经理室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更有来自省公司总经理室的关心与厚爱，不辞辛劳、亲自莅临了我司启动大会的现场，为我们鼓气加油

（男）接下来请各位拿出三明寿险儿女的热情，以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有请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我们做训勉，掌声有请

七、林荣智宣导20__年第一季度个险竞赛方案

（女）谢谢。亲爱的伙伴们，团结一致，戮力同心，是克敌致胜的关键，为了打胜明年一季度的这场战役，市公司总经理室高度重视，紧密布署，制定出了明年开门红的“十年论剑”个险业务竞赛方案。

（男）现在让我们有请市公司个险销售部的林荣智副经理为我们作竞赛方案宣导。

八、对抗双方司令上台接受丁总委任并发表应战书

（男）谢谢林荣智副经理，血火洗礼表丹青，欲血奋战铸辉煌！相信大家在听了明年开门红的业务推动方案后各位伙伴一定更加有信心挑战20__

（女）太阳正在升起，战火硝烟四起，各路诸侯演绎纷争!伙伴们现开门红征战在即，让我们整理好军备，备战金鑫

（男）亲爱的伙伴们，勇为胜者创佳绩，伴着凯歌红旗至。还记得“麒麟论剑”中“保卫红旗”之战吗？

（女）大浪淘沙勇者胜，风啸大漠败者臣。还记得“麒麟论剑”中“捍卫荣誉”之战吗？浪尖征战齐亮剑,誓为荣誉起征程.

（男）跨别昨日，告别麒麟之争，迎来新的征程

（女）仰望未来，迎接十年之争，奋战新的荣誉

1、营销部军团（欧启建）――永安军团（刘青桐）

（男）伙伴们让我们再唱军歌，再壮军威，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掌声请上第一战区营销部军团司令欧启建经理和永安军团司令刘青桐经理

（女）同时掌声有请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男）有请为欧经理授旗，有请为欧经理颁发责任状

（女）有请为刘经理授旗，有请为刘经理颁发责任状

2、沙县军团（付云江）――大田军团（上官明实）

（男）领导请留步。下面让我们掌声请上第二战区沙县军团司令付云江经理和大田军团司令上官明实经理

（女）有请为付经理授旗，有请为付经理颁发责任状

（男）有请为上官经理授旗，有请为上官经理颁发责任状

3、尤溪军团（）――宁化军团（卢洽发）

（男）领导请留步。下面让我们掌声请上第三战区尤溪军团司令经理和宁化军团司令卢洽发经理

（女）有请为经理授旗，有请为经理颁发责任状

（男）有请为卢经理授旗，有请为卢经理颁发责任状

4、将乐军团（）――泰宁军团（康赐勋）

（男）领导请留步。下面让我们掌声请上第四战区将乐军团司令经理和泰宁军团司令康赐勋经理

（女）有请为经理授旗，有请为经理颁发责任状

（男）有请为康经理授旗，有请为康经理颁发责任状

5、清流军团（肖长宁）――明溪军团（）――建宁军团（）

（男）领导请留步。下面让我们掌声请上第五战区清留军团司令肖长宁经理、明溪军团司令经理和建宁军团司令经理

（女）有请为肖经理授旗，有请为肖经理颁发责任状

（男）有请为经理授旗，有请为经理颁发责任状

（女）有请为经理授旗，有请为经理颁发责任状

九、营销员代表表决心

（男）感谢领导。胜者之所胜，士气定乾坤，强者之所强，士气铸辉煌

（女）生命的精彩，在寿险的舞台上彰显，青春的激昂，在国寿的胸怀中纷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送给各军团的司令们

（男）亲爱的伙伴们，壮志的年华，谱写出一幕幕人世间的精彩

（女）飞舞的时代，依托出一个个成功者的艰辛

（男）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摒弃那拖沓的往夕，共同迎来新的一天，下面，掌声有请上我们的营销代表伙伴为我们带来“必胜

宣言”十、丁铭芳总经理动员令

（男）成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女）十年论剑傲江湖，七剑横扫三千万

（男）让我们掌声有请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三明分公司丁铭芳总经理为我们作动员讲话

（女）掌声有请

十一、结束歌舞

（男）谢谢丁总。亲爱的伙伴们，寿险是喷薄欲出的旭日，只有心中有希望、有梦想、敢追求的人才能与之共舞

（女）寿险是奔流的江水滚滚，向东之势势不可挡，只有用心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为之感动、为之震撼

（男）下面，就有请上来自沙县公司的营销伙伴们为我们带来晨操《样样红》

（女）掌声有请沙县公司的营销伙伴们

十二/，！/、结束语

（男）伙伴们，样样红的青春不仅仅是在少年身上，在每个寿险伙伴的脸上呈现的是更有活力的笑容

（女）我们扬帆起锚，主宰自我，用最富激情的呐喊响彻晴天

（男）让我们行动起来，众志成城，无视峥嵘、无视跌宕，青春的旋律将因你而坦荡磅礴

（女）让我们高歌起来，无视风雨、无视坎坷，国寿的舞台将因你而精彩辉煌

寿险责任论文篇3

内容提要: 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是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个难题。如果投保人在投保前已经交付保险费，基于对价平衡、合理期待等理论，保险人应当承担候保期间事故的赔付责任。学术界对此种赔付的性质有三种不同认识：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以及未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但这三种认识都存在问题，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应当为临时保险的契约责任。我国未来建立临时保险制度的方向应当确定为：在投保人已经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保险人必须提供不附条件的临时保险；在投保人未交付保险费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自愿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险。

投保人投保之后，在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下文称为“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保险界和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我们称之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难题”。近年来，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纠纷频频出现，先有中国保险史上最大的个人保险赔付案——孙某诉广州信诚人寿案，[1]后有交强险时效争议——武汉车主叫板车险行业惯例案。[2]审判此类纠纷，往往令法官大挠其头。案件判决理由与审判结果以广州天河区法院和广州中院为代表分为两

派：前者认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已生效，保险公司应当赔付责任；后者则正好相反，认为保险合同根本未能成立，保险人自然不须承担赔付责任。两派争议之焦点，首先在于此类案件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其次在于赔付之理论基础。然而，争议背后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欠缺临时保险制度，也许正是这一制度的欠缺导致审判实务中的一系列问题。

2009年我国修改了《保险法》，但新法不仅没有规定临时保险制度，还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如此，可以预计，保险公司未来为减少赔付，必将在保险合同中附加一系列的条件或期限，防止其承担保险合同生效之前的责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在他们看来，购买保险就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只要支付了对价，便已经获得了保障，保险人若以保险合同尚未生效拒绝赔付，必然引发诉讼。在《保险法》明确赋予保险人附条件和附期限权利的情况下，候保期间事故究竟应否赔付？其赔付的法理基础如何？我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赔付制度？这些仍然是新修订的《保险法》施行下的难题。

一、事故赔付：成文法原则及其理论解释

（一）成文法所体现的赔付原则

关于候保期间发生事故，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世界各成文法国家或地区较少提及，从笔者查阅的资料看，只有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此有明文规定，兹引述如下：

《韩国商法》第638条之2第3款规定：“在保险人从保险合同人处接受保险合同的要约及全部或部分保险费后承诺该要约前，若发生保险合同所定的保险事故时，除非有理由能够拒绝之外，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合同上的责任。但是，人寿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当接受体检而未接受体检时除外”。可见，在韩国，对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赔付责任的前提有二：其一，保险人接受保险要约；其二，保险人收受全部或部分保险费。然而，理论上说，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提出保险要约的一种证明方式，保险人接受了保险费，通常可以证明其接受了保险要约，因此，上述两个前提实际上变为一个前提：保险人收受投保人预交之保险费。[3]对人寿保险，《韩国商法》虽附加要求被保险人接受体检，但候保期间投保人须交付保险费这一条件依然没有变化。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1.依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须与交付保险费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2.产物保险之要保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及暂保单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之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3.人寿保险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其第2、3款规定的核心内容在于：预交保险费后，在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均以保险人赔付为原则，但在人寿保险中，尚以保险人同意承保为条件。

由此可见，至少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如果投保人已经交付了全部或者首期保险费，候保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予赔付已成为一个原则。例外的情况是，在人寿保险中，韩国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台湾地区则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但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并非完全合理，已饱受学者批评，其不合理之处留待后文论证。

（二）赔付之理论解释

上述国家和地区为何将赔付作为候保期间事故的处理原则，从其立法资料未能查得。笔者以为，从保险法及合同法的角度详察，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解释。保险费交付之性质，本质上为履行合同的行为，但保险业已普遍将该行为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与买卖合同中买方交付金钱购买商品没有太大区别，交付保险费本质上是履行保险合同规定的义务。从合同法的角度看，履行义务应该在合同生效之后，因此，保险费的支付也应当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4]但在今天的保险实务中，特别是人寿保险实务中，交付保险费已经转变为保险合同生效的一个要件。[5]“人寿保险人几乎不变地于要保申请书或保险单中，或同时于二者中规定保险契约在交付约定之保险费或第一期保险费前不生效”。[6]保险人在签发保单之前预收保险费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中外皆然。[7]预付保险费行为的性质由履行行为变为保险生效的要件，致使原本可以在合同生效之后履行的义务，必须在合同生效之前作出。因此，出于公平对等考虑，保险人也应当提前履行义务。保险人的义务是承担危险，该义务的提前履行，便是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生效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其次，保险合同对价衡平之解释。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前，这笔保险费必然会产生一笔利息，该笔利息可以认为是自预付保险费至保险合同生效日之间的保险费。由于保险费交付至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较短，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故而利息基本可以满足候保期间保障的费用需要。[8]因此，于投保人提前交付保险费之时，由保险人提前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台湾学者曾就台湾预付保费在前，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在后，双方权利义务前后失衡曾有论述。这一论述，既可作为预付保险费导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提前之理论基础，亦可作为对价衡平之佐证，现摘录如下：“保险人未等到保险契约成立，却于受领要保之时即预收保险费，嗣后同意承保时，若保险事故未发生，则使保险人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保险责任，对保险人并无不利，若谓溯及负责为保险人之真意，保险人应无异议……但若于同意承保前发生保险事故，而保险人事后亦同意承保者，若认为保险责任自契约成立时才开始，而非提前至预收保险费时开始，则两相比较下显然前后失衡，对于被保险人至为不利”。[9]

最后，保险赔付之合理期待解释。关于“合理期待原则”[10]，keeton教授在《保险法上存在的与保单条款相冲突的权利》一文中提出其概念，即“就投保人和未来受益人来说，他们对保险合同条款之客观合理的期望应当被满足，即使通过深入研究保单条款可以发现保单条款其实并不保障他们的期望”。[11]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之后，几乎都会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保险保障，交付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任何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应该负责赔付。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投保人交付保费，就应该获得保障的观点。运用合理期待原则，美国法官已经在多起案件中判决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gaunt v.john hancockmutual life insurance co.案，该案主审法官hand指出：“对于一般投保人来说，其已经交付了保险费，并成功通过了体检，在保险人用其闲暇时间批准保险之前，他很少有机会了解不予保障的情况，他只会假定，支付了保险费就应该马上获得保障”。[12]

由此可见，无论从履行义务提前的对等方面、保险合同对价衡平方面，还是保险赔付的合理期待方面解释，如果投保人预交了保险费，保险人就有义务对候保期间的保险事故予以赔付。

二、事故赔付的性质：三条思路之批判

（一）三条思路之展开

保险人应对候保期间的事故予以赔付，但保险人的这种赔付在性质上如何界定，却不无争议。目前，关于该赔付之性质，学理上形成了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该观点认为，“就保险人方面而言，若保险人或其履行辅助人疏忽未处理或转交要保人之要约、预定拒保却未通知要保人、或已完成内部核保却未将结果转交或通知要保人，均应认为保险人已违反前述对要保人利益之照顾义务，而应负缔约上过失之责任”。[13]在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意见中，这种观点也多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财产保险的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投保单后，保险人未及时签发保险单或者表示拒绝承保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责任。”无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我国法院之司法解释或审判指导意见，都强调保险人在处理投保单或核保事务时存在迟延的过失，因此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此种责任，既非侵权责任，亦非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14]

第二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上为侵权责任。该理论源于美国的“杜费原则”，“杜费原则”来自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一案。[15]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常人均以保险为私人间合意成立之契约行为，不发生过失问题，但此显属忽视保险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保险人，保险人经由政府特许而经营保险业务，而颁授此一特许之立法政策在于促进公益，对于因意外事故受损害之人提供补偿……保险人既已接受保险申请，并收受保险费，自须对要保人提供其所需之保险，或于相当之期间内予以拒绝。若保险人因过失而未为任何一种处理，对过失之后果应负责任”。[16]爱荷华最高法院未将该案作为契约纠纷处理，而是以保险人未能及时处理投保单，主观上存在过失为由，判决保险人承担过失侵权责任。

第三条思路是，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有学者指出：“此非缔约过失责任，而似为合同强制成立。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只是一个要约，保险合同是否得以成立，还要看保险公司经过危险审核后是否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人作为相对人没有义务一定要作出同意或反对的意思表示，更不存在及时签发保单的义务；最高法院的意见看上去更像是强制性的规定，保险人不及时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也成立并生效，这与缔约过失似乎并无直接联系。”[17]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投保人提出财产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双方财产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规定便属于保险合同强制成立的规定。保险合同强制成立后，保险人应当承担收取保险费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观点中保险人所承担的契约责任，乃是未来可能成立之正式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非正式保险合同生效前之临时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并且，此种观点不区分保险人在核保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投保人交付投保单和保险费，即使保险人不同意承保，在其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亦应承担正式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二）三条思路之批判

关于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般认为，承担缔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先合同义务的违反；（2）相对人受有损失；（3）违反先合同义务与损失间的因果关系；（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归责事由（即主观过错）。[18]将这些要件用以衡量候保期间的事故责任，问题在于：保险人违反尽速核保、尽速出单的义务是否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订立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可能是意外事件或者他人的侵权、违约行为造成的，保险人迟延核保与被保险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许多情况下，尽管保险人及时核保，仍可能在核保完成前发生保险事故，此时保险人在核保方面并无过错，但保险人岂能完全免责？若保险人并无过错，所谓“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因此不再适用。

关于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在美国，“杜费原则”曾为亚拉巴马州等十余州所采用，但现在只有北达科他州等少数几个州采用。密西西比等州则拒绝采用该原则，“认为保险业与银行业均经特许，银行业于借款申请延迟不为表示既不负责任，自无理由责令保险业对要保申请立即为行为之义务。”[19]杜费原则体现的侵权责任，在美国侵权法体系下或许可以勉强适用，但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下适用恐存在困难。保单签发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可能尚未成立，如被保险人发生损失，保险人未有造成该损失的任何行为，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意在保护此损失之发生，因此亦无侵权过错，谓之构成侵权行为实在有些牵强。再者，保险人究竟侵害了被保险人的何种权利亦难认定。因此，有学者称：“保险人预收保险费后拒绝承保之行为，纵使认为有违反诚实努力促使契约成立之义务，亦无法以侵权行为课予损害赔偿责任。”[20]

关于保险人承担未来成立并生效之保险合同的契约责任。在候保期间，投保人仅仅交付了投保单和保险费，保险人并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并未成立，更未生效，要求当事人承担一个并未成立的合同责任，理论上无法解释。保险法学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尚未承保，而需要体检的保险商品的体检尚未开始，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就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在法律上有难以解释之处……按保险合同法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21]

三、临时保险合同责任：保险人赔付之形式依据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均存缺陷，那保险人赔付的性质究竟如何，其又以何种形式加以表现？

（一）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作为临时保险合同：英美国家的选择

在美国，候保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通常可以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意识到，在申请正式保单获得保障之前，被保险人面临的风险没有获得保障，而这一期间可能长达数天甚至数周，这对被保险人是不利的。而且，在这一期间如果不提供保障的话，被保险人也可能改变主意去购买其他保险公司的类似产品，这对保险公司也是不利的。[22]因此，他们通常提供暂保单或附条件收据来保障这一空白期的风险。[23]暂保单多用于财产与责任保险的情形。[24]由于财产和责任保险的人一般为总人（general agents），他们基于保险公司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有权直接对被保险人签署暂保单，为保险人正式承保之前的风险进行保障，且这种保障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现均可，只要人的行为使得一个理性人有理由相信其已经获得保险保障即可。[25]对暂保单性质的认定，美国的保险法学者一致认为其属于临时性的保险合同。[26]这意味着，在正式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为保障被保险人候保期间的风险，已经存在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附条件收据多见于人寿和健康保险的情形，特别是人寿保险的情形。[27]而财产保险的暂保单不能用于人寿与健康保险，[28]其原因在于，“销售人寿保险的人通常是展业人（solicitingagent）而非总人，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授权，其无权对被保险人签发暂保单，只能签发附条件收据。”[29]暂保单与附条件收据的不同之处在于，暂保单的保障内容基本与正式保险合同相同，[30]一般并不附有条件；而附条件收据的保障附有条件，只有被保险人符合保险人规定的条件时（符合可保要求），保险人才对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在美国，包括vance、york在内的绝大多数保险法专家都将附条件收据看作临时保险合同的表现形式。

在英国，暂保单被称为covernote，主要出现在汽车保险、盗抢保险或火灾保险中，通常不会出现在人寿保险中，[31]其与美国的binder含义大体相同。[32]早期英国学界并不认为暂保单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合同，但这一认识因著名的thompson v.adams案而改变。[33]在此案中，法官确认暂保单是一个完整的保险合同，随后，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案再一次强化了暂保单就是一个保险合同的观点。[34]于是，该观点如今已经成为通说，例如，英国的ivamy教授认为：“暂保单本身就是一种保险合同”。[35]“但它同随后签订的针对同一风险并记录在保险单中的保险合同是有区别的，前者由临时保险单调整，后者由保单调整。”[36]

（二）法定追溯保险：维护公正的被迫选择

前已述及，大陆法系要求保险人承担候保期间的保险责任，依据之一是追溯保险理论。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属于法定追溯保险，如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规定人寿保险人如于同意承保前预收保险费，则事后同意承保时，应溯自预收保险费时负其保险责任，其特征正好符合‘实质保险时点先于形式保险时点’之客观要件，且要保人于提出要保后，被保险人始发生危险事故，应符合主观上之‘善意’要件，因此，在此适用‘追溯保险’之概念，应与其本质无违。”[37]

单纯就保险期间提前而言，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与法定追溯保险的保障确有相同之处。[38]然而，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提供临时保障，法律便不会通过法定追溯保险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责任。事实上，即使是追溯保险，最初也仅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国家并不强行介入，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法一般仅对约定追溯保险作规定，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往往难觅踪迹，学者中亦不乏反对法律强行规定追溯保险之人。桂裕教授指出：“‘无论已否发生损失’（即法定追溯保险）之条款，通常见诸海上保险单，盖亦惟海上保险乃有不知危险已否发生之情形也。”[39]对台湾地区在主要规制陆上保险之《保险法》中应否规定追溯保险的争论，桂裕教授持否定态度，认为“若保险单无此项订定者，任何契约，皆不溯已往。”[40]大约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均在保险法中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有关法定追溯保险的规定则付之阙如。依照桂裕教授的理论，在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法律不应强行将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保险合同生效之前，但此种情形却昭然出现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保险法律中，何以解释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法律强行将未来生效之保险合同的责任追溯至合同生效之前，乃是为了补救临时保险制度缺位的遗憾。其原理在于，保险人提前收取保险费，本应为被保险人提供临时保障，但其不愿提供，以至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公正的补偿，法律出于正义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这一法定的赔偿责任，不过是对临时保险合同缺位的补救措施。在存在临时保险制度的国家，被保险人因有临时保险合同保障，法定追溯保险并无适用余地，只有在保险人不提供临时保障的的国家和地区，这一制度才得以适用。因此，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责任提前，不过是立法者的被迫选择。但是，在理论上，法定追溯保险无法解决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却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难题。立法者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合同生效前的责任，更像是法律强行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了一个临时保险合同。

注释:

1.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一）、（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

2.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

3.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

4.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 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holders，little，brownand company，1994.

5.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

6.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 hong kong，lloyd’s london press，1997.

7.the project 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9.

8.muriel l.crawford，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seventh edition），fimi insurance education program life management institute loma，atlanta，georgia，1994.

9.robert h.jerry，understanding insurance law，matthew bender&co.，inc.，1989.

10.[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1]2001年10月5日，投保人谢某听取了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人黄女士对“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及5个附加险的介绍，与黄女士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详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根据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内容缴纳了首期保险费11944元，并于10月17日下午完成体检。10月18日凌晨，谢某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身亡。当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决定因谢某身体问题须增加保险费18.7元，并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2001年11月13日，谢某之母孙某向信诚人寿提出索赔申请，11月14日，信诚回复：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尚未签发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2003年5月20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保险合同成立并已生效，判决信诚人寿赔付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判决后，信诚人寿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11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此案所涉保险合同未生效，判决信诚人寿不必赔付附加保险合同保险金200万元。2005年11月，孙某对此案提出申诉，被广州中院驳回。2007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再审，但此后该案的审理便不见下文。参见许崇苗：《对信诚寿险案二审胜诉的法理分析》，载《保险研究》2005年第3期。

[2]2006年8月15日，明先生在中国平安保险湖北分公司为车辆投保，其中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当日20时15分，他驾车不慎将一行人撞伤，伤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明先生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对方于2007年4月25日下达了拒赔通知书，理由是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保单应自购买保险次日零时生效，明先生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付责任。保监会于2009年4月1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动车交强险承保工作管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保险公司做到交强险保单“即时生效”，但这一规定仅仅限于交强险领域，在其他保险中，仍无法杜绝投保人投保后，保险合同生效前发生事故的纠纷问题。

[3]之所以称为“预交保险费”，是因为依照合同法理论，保险费的交付须在保险合同履行时交付，但在许多情况下，投保人在提交投保单时（即发出保险要约时）即交付保险费，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遑论履行，因此我们将此种情形下的保险费交付称为“预交保险费”。

[4]对此，台湾保险法学者江朝国先生指出：“按一般民法契约上之概念，保险费之交付仅系当事人之一方——要保人——于契约成立生效后应履行之义务。”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2页。

[5]在寿险以外的其他保险，预收保险费虽然不若人寿保险中普遍，但将交付保险费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却是保险业的普遍现象。

[6]施文森：《保险法论文》（二），三民书局1988年修订四版，第70页。

[7]19世纪英美的案例表明，当时的寿险业已经将预付保险费作为保险生效的条件，例如，在canning v.farquhar （1886） 16 q.b.d.727中，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即写明，只有交付保险费，保险合同才能生效，但当时预收保险费的做法还没有严格实行。

[8]利息是否足以支付保单签发前的保险费，原则上应经保险精算计算，唯法学与保险精算学存在差别。在法学上，通常不会以投保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数额少于精算保费数额而否认合同效力。故笔者认为，法学上的对价平衡并非保险精算上的保费与承担风险绝对相当。即使在保险精算学上，精算出来的保险费也不会与被保险人实际交付的保险费绝对相当。况且，目前中国保险实务界的精算恐有“粗算”之嫌，经“精算”的保险费未必合乎该保险商品的实际价格。

[9]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0页。

[10]关于合理期待原则的理论，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304页。

[11] robert e.keeton，“insurance law rights at variance with policy provision”，83harv.l.rev.（1970），p.967.

[12] gaunt v.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160 f.2d.601.

[13]同注[9]，第186页。

[14]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15]duffie v.banker’life association，160 iowa 19，139 n.w.1087 （1913）.在该案中，投保人投保时身体健康，属于可保体。之后，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也完成了保险人要求的一切手续，但投保申请却因人的过失延迟至被保险人死亡后才将保险费交给保险人，此时距投保人提交投保单已有30天之久。原告遂提起侵权诉讼，爱荷华州法院以侵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

[16]转引自施文森：《保险法论文》（第一集），三民书局1988年增订第7版，第54页。

[17]此处“最高法院的意见”系指最高法院2003年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邢海宝：《中国保险合同法立法建议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8]参见注[14]，第151页。

[19]同注[16]，第54页。

[20]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1]同注[9]，第183页。

[22] see robert e.keeton，basic text on insurance law，west publishing co.，1971，p.36.

[23]美国保险法教科书将收据写为conditional receipts，应译为“附条件收据”，但美国法院多不承认此种收据所附条件，更愿意将“附条件收据”认定为“无条件收据”，保险实务又将收据分为“批准性收据”、“有条件收据”和“无条件收据”。

[24]参见[美]马克•s•道费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齐瑞宗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25] see emeric fischer，peter nash swisher，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third edition），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4，p.294.

[26] see note[22]，p.36.

[27] see jeffrey w.stempel，interpretation of insurance contracts：lawand strategy for insurers and policy holde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4，p.61.

[28]参见注[24]，第149页。

[29]同注[25]，第299页。

[30]see note[27]，p.59.

[31] see e.r.hardy ivamy，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4thedition），butter worths，1979，p.103.

[32] see malcolm a.clarke，the law ofinsurance contracts，（3rdedition），london&hongkong：lloyd’slondon press，1997，p.297.

[33] see thompson v.adams，（1889） 23 q.b.d.361.

[34] see murfitt v.royal insurance co.ltd，（1922） 38 t.l.r.334.

[35] see note[31]，p.107.

[36] see note[32]，p.297.

[37]同注[9]，第180页。

[38]尽管有学者认为法律规定候保期间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为法定追溯保险，但立法者可能并无此种认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将二者区分开来。首先，从法律体系解释学的角度分析，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者似乎并未将候保期间之保险保障完全等同于追溯保险。例如，韩国商法于638条之2保险合同成立部分规定了候保期间的保险问题，却在643、644条保险的溯及力下面规定了约定追溯保险的问题；在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1条规定了追溯保险问题，而候保期间保险的问题则是作为《保险法》第43条保险合同形式问题的解释出现在《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中。如果立法者认为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的问题属于追溯保险，则应当将约定追溯保险与候保期间事故赔付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其次，候保期间的事故赔付与传统追溯保险可能存在些微不同，例如，传统追溯保险强调投保人提交投保单时，保险双方均不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但在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所规定的候保期间事故赔付，在保险双方交付保险费、提交投保单时，保险双方均知道保险事故尚未发生。再次，欧洲保险合同法学者对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概念，临时保险称为preliminary cover，追溯保险则称为retroactive cover。在他们制定的相关规则中，二者也有很大区别。see the projectgroup of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law，principles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law，europeanlawpub-lishers，2009，p.125-134.

寿险责任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价格竞争风险巨灾风险

【论文摘要】：寿险公司在经营寿险产品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来自于各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对公司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文章以寿险公司销售产品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为立足点，将其在销售产品环节面临的风险归纳为两大类，即道德风险和非道德风险。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大类风险进行了探讨性的分析，以期能够提高寿险公司在这一环节规避风险的能力。

寿险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主要面临两类风险：道德风险和非道德风险。其中道德风险主要是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对于寿险公司来说控制和防范这些风险都有相当的难度，而这些风险的产生对寿险公司的产品销售和公司形象、信誉等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非道德风险主要与寿险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这些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寿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寿险公司必须提高对这些风险的重视程度。

一、营销中的道德风险

寿险公司在营销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

寿险公司在进行产品的营销过程中，不仅面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同样也面临着公司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公司人员往往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保险费，或者在进行保险承保时，表面上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和保险费率填写保单，但在私下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出完垒背离保险合同的附加条件，给寿险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和信誉损失。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人员在进行承保时，为了获取更多的保单而进行违规操作也会造成大量的保单纠纷。

(二)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现行的高佣金制度加剧了营销人员的短期行为保险人为了获取高额的佣金。在为寿险公司进行产品营销时，不遵守保险人的职业道德，使寿险公司面临多种多样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

1、欺骗投保人。如向投保人虚假承诺寿险公司的责任，或者擅自扩大保险责任，以骗取投保人的信任；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在进行分红型保险产品营销时，故意向投保人夸大保单的分红功能而忽视其保障功能，以诱导投保人投保等。

2、欺骗保险人。为了能使一些潜在风险较大的被保险人顺利投保，保险人往往与投保人勾结，共同向保险人隐瞒重要事实，致使保险人做出承保的决定，从而使保险人面临较大的风险。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前提条件。投保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投保时的逆向选择和投保后的道德风险。

授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后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违反保证义务。保险法上明确规定，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向保险人做出对某一事情作为或不作为的保证，或者对某种事态做出存在或不存在的保证。但投保人在投保以后，为了获得保险赔偿，往往故意违反保证义务。例如，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投保人应该履行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义务，但投保人故意不履行该义务而任由损失的扩大。

2、不履行及时告知的义务。保险珐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或发生保险事故以后，都应及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投保人应该及时通知保险人，并有保护事故现场的责任，以便保险人对事故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做出是否履行保险责任或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保险责任。但有时投保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不及时通知保险人，或者通知保险人以后，并不说明全部事实或事实的真实情况，以让保险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3、为了牟取巨额赔偿而人为制造事故。在寿险营销中，投保人为牟取巨额赔偿而故意人为制造事故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故意杀害被保险人。

二、非道德风险

(一)营销中的竞争风险

寿险公司在进行产品营销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竞争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正常的竞争风险，另一类是非正常的竞争风险。另外，营销中的价格竞争也使得寿险公司的产品销售面临严重的风险。

1、正常的竞争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寿险公司竞争不力而被迫减少市场分额，丧失发展机会，致使寿险公司不能发展壮大的风险。如寿险公司在产品营销过程中市场定位不准确、新产品开发滞后、技术创新缓慢、公司的组织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等，都可能使寿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非正常的竞争风险。非正常的竞争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寿险公司采取不规范的、恶性的竞争行为给其他的寿险公司带来的风险。这种现象在不规范的保险市场上尤为明显。例如，某些寿险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分额，不惜降低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大幅度提高保险人的佣金·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向别的寿险公司挖掘人才I盗窃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等。

3、价格竞争风险。价格竞争风险是指由于别的寿险公司为了占领更大的市场分额，赢得更多的客户采取不同价格竞争策略而给自己带来风险。为了分析价格竞争给寿险公司带来的风险，我们运用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模型来加以说明。根据图1，结合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知道，(8，8)是这两个嫌疑犯的一组纳什均衡解，即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坦白都是他们的最优选择，结果是各判刑8年。如果把这一模型引入到寿险公司的价格竞争上来，可以得出如图2形式的矩阵。假设现在两家寿险公司在价格竞争方面有降价和保持价格不变两种选择(涨价的情形在此不做考虑)。这个矩阵说明两家寿脸公司同时选择降价是他们的一组纳什均衡解，即双方的占优战略均衡，但结果却是使得双方的利润都减少。因此，都不降价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在实际的价格竞争中，为了保持和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每一家寿险公司都会以降价策略来吸引更多的客户，结果是不仅没有扩大市场份额，反而使自己获得的利润减少了，所以价格竞争给寿险产品的销售带来了风险。

(二)承保标的数量不足风险

寿险产品的价格(即费率)是通过大数法则计算出来的，因此这一价格使寿险公司能够获得预期利润的前提也必须是有大量符合条件的承保标的存在。但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寿险公司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即由于对客户心理预期估计不足，或者对市场潜力挖掘程度不够，或者遭受到其他寿险公司同类产品的强烈冲击，使得寿险公司所获得的客户并没有达到其所期望的“大数”。因此，该类产品的出售不仅没能使得寿险公司获得预期的利润，反而有可能因该类产品的出售使得寿险公司给付的风险增加，甚至导致寿险公司的亏损。

(三)巨灾风险

寿险责任论文篇5

被保险人

故意犯罪致死

免责事由

可保性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5条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这条规定虽然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等公益，但却损害了无辜的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进而有“株连九族”之流弊。因此，应对此条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在解释论上，应当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故意犯罪致死“不可保”之“迷思”；在立法论上，应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充分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良善功能。

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而死亡时，受益人能否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一直是国内外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我国保险立法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于1995年制定之初，在立法政策上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009年《保险法》第二次修订时，上述立法政策并未改变，修订后的《保险法》第45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由于该条规定中所采“故意犯罪”一词本身含义太广，使得司法认定上易流于形式乃至泛滥；同时，此条规定有遭保险人滥用而推卸给付责任之弊，因而广受质疑。[1]对于此条规定，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的问题是：在人寿保险合同立法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是否当然成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保险立法所应采之政策，究竟是以维护社会安宁及善良风俗的公益优先，还是以保护保险金受益人的私益优先，抑或兼而有之？以下，笔者拟从保险政策、保险法理、保险立法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对我国保险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遭遇质疑的“保险法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

自人寿保险制度于17世纪末叶产生以来，传统保险立法、学说与判例基于“犯罪是人们最痛恨的，公共利益强烈要求阻止犯罪”之立场，均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之保险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当然免责的法定事由，[2]并逐步上升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公共政策：“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3]上述保险法公共政策的意旨主要有二：(1)希冀通过免责规定以“惩罚或威慑”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由于故意犯罪行为本质上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险性而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因此，立法者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所致死亡或伤残之事故作为保险人得以免责的法定事由之一，以达惩罚、威慑或者阻却被保险人犯罪之目的。(2)避免人寿保险制度成为“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诱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伤残，其危险之发生均属不法之原因所致。倘若责令保险人仍须负给付保险金之责，那么被保险人“侥幸犯罪成功时，固可逍遥法外，享受犯罪之成果，不幸犯罪失败时，亦可凭其保险金照顾家属，免其后顾之忧。如此犯罪利多害少之现象，恐有助长犯罪之虞”。[4]如此一来，“保险制度将形同奖赏犯罪之制度，势必沦为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工具，或者成为被保险人犯罪之帮凶，此岂保险制度之法旨”？[5]

然而，晚近以降，上述结论渐次受到怀疑或者批评，“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箴语，听起来“很暖人心但却经不起分析”。[6]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过分夸大了在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激励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遏制而不应当受到鼓励，但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条件下，是否必然刺激被保险人铤而走险故意犯罪呢？事实上，“被保险人为使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而故意犯罪致死，通常可能性不大”。[7]或者说，“某人因为知道自己的家人将得到保险金而易于进行判处死刑的犯罪的可能性纯属虚构”。[8]因此，所谓“助长或者鼓励”被保险人犯罪之推论，实有夸大事实之嫌。(2)过分夸大了在不给付保险金条件下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但通过免除保险人给付责任之途径以示惩罚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其威慑力如何，值得怀疑。英国保险合同法学者克拉克教授曾指出：“过去对于因犯罪被处决的人的人寿险法院不予强制执行。有人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执行保险将减少人们对犯罪的反感，即减少我们对相关状况是否良好的关心。但将威慑作为不强制执行原则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对这一假定的最好回答将是提问，当死刑都不能阻止一人的罪行时，取消此人的生命险将有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威慑力呢？”[9](3)违背了“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中，一般指定被保险人以外之第三人为受益人，受益人大多是因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而丧失了扶助或扶养的人。在此情形下，如仅以被保险人所为者属一故意犯罪行为，就全部剥夺受益人所享有的保险金权益，此种立法规范实际上已违背“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则，有“株连九族”之嫌。(4)过多地给保险制度强加了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保险作为人类社会之良善制度，具有分担损失、保障生活安定之功能；若强加给保险作为惩罚犯罪之工具的功能，则“买保险之人，皆不能犯罪，否则，若因犯罪行为致死或致伤，则被保险人不但可能要被科以刑罚，还要受到丧失请求保险金之惩罚”。[10]因此，诚如克拉克教授所言：“保险的可获得性或现行保险的不可强制执行性，都不会对非法或不负责任的行为起作用……单单是威慑力既不能解释不强制执行规则，又不能界定其范围。如果需要威慑力，那么需要由刑法或侦察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合同法和保险法”。[11]

综上所述，传统保险立法所采之“保险人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而免责”的规定虽是以“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为其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的，但公共政策作为法律规范外部行为正当性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本来就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马”。因此，在保险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需要小心谨慎地适用公共政策原则”。[12]

二、现代保险法理之转向：“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理论的阐发及其影响

晚近以降，在传统保险法“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公共政策受到普遍质疑的同时，“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也随之兴起。该学说无论是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还是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改革，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的提出与阐发

与传统保险法理仅仅着眼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不同，现代保险法理从人寿保险制度的功能出发，提出并阐发了“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理论。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人们购买人寿保险之目的是多元的：“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被保险人年老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以残疾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保险金意味着已致残的被保险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保障；“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大多以后代或配偶为受益人，保险金意味着已死亡的被保险人的后代或配偶的生活保障。因此，人寿保险制度之功能，除了分散被保险人自己可能遭受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具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不仅具有浓烈的经济保障功能，而且蕴藏着丰富的人道主义伦理价值。[13]以“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理论来审视，被保险人于订立人寿保险合同时，皆指定其家属或其他须受扶养之人为受益人。此等受益人即可期待保险金额之利益，而于被保险人死亡时即可现实请求保险人为保险金额之给付。然而，倘若立法者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伤残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以示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惩罚，那么不仅惩罚的“皮鞭”势必落在“无辜”的受益人身上，而且无辜之受益人的生活即陷入无着落之境地。如此立法，也殊失怜恤之道。毕竟“自公共政策的立场，社会并不希望在被保险人死亡时遗留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养家属，而这正是人寿保险契约的基本目的”。[14]

(二)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转向

“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的学说兴起之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判例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保险人是否免责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少数法院的判例仍然“站在高度专门化的立场认为：这种保险与公共政策相违背。其潜在的原理是这种保险即使不会诱发犯罪，也是在为犯罪行为排除障碍。因此，以拒绝支付保险金作为对犯罪的威慑所产生的效用，重于承认保险金而对债权人进行偿付及对被扶养人进行支付所产生的效用”。[15]但是，大多数法院的判例则认为，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的情形下，应当首先将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区别开来，因为“受益人是某些具备必需条件的人，而不能是保险的对象，并与违法行为没有牵连的人……在这些情形下，只要保单不是为犯罪企图而签订，就应当赔付保险金，特别是当受益人不是犯罪的被保险人时。进一步说，并不是违法人获得了保险金，也不是由违法人精心设计的权利人获得了保险金，而是保险合同给予权利而且对损失不负责任的人获得了保险金”。[16]总之，尽管分歧仍然存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保险法判例之立场还是呈现出向“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转向之趋势。美国学者总结指出，法院对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不予赔付的理由在于：坚持法律对故意犯罪行为的惩罚和威慑效力；被保险人应当对自己的故意行为或犯罪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但是，与对犯罪行为予以制裁并不否定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同理，当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时，对无辜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比惩罚或者威慑做坏事的被保险人更为重要。[17]

(三)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政策之改革：以日本为例

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相关保险法判例所体现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对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国家保险立法尝试通过法律改革予以接受。其中，以日本的相关立法最为典型。1899年颁行的《日本商法典》第680条第1款关于“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规定：“于下列情形，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1)被保险人因自杀、决斗、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时；(2)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得免除支付其差额的责任；(3)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上述规定表明，日本传统保险立法上，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但是，1998年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草拟的《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1998年版)》提出应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规定予以修改，主张将“被保险人因决斗、其他犯罪或者死刑之执行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之规定”删除。该修法草案表明日本立法例已经肯定被保险人因犯罪致死或者被处死也在承保范围以内，保险人不得主张免责。[18]上述修改意见为2008年5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的《日本保险法》所采纳。《日本保险法》第51条对《日本商法典》第680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进行了彻底的修改，该条规定：“死亡保险的保险人于下列情形下不承担支付保险给付责任。但第三项所列之情形下，对于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受领人以外的保险金受领人所负之责任，不在此限：(1)被保险人自杀的；(2)投保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项规定除外)；(3)保险金受领人故意使得被保险人死亡的(前两项规定除外)；(4)被保险人因战争等其他暴乱等原因而死亡的”。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日本的保险法已不再将“被保险人因犯罪、死刑执行而死亡”视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之一。

综上所述，“优先保护受被保险人抚(扶)养之遗属”之学说的阐发，并非对“被保险人一般不能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之传统公共政策的简单否定；相反，恰恰是对其重新审视的必然结论。因为在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无论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而死亡，还是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死亡，其本人均无法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后果中得到保险补偿，可能获得保险补偿的是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第三人。受此思想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保险法判例，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均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的趋势。

三、传统保险法理的超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可保性”的论理解释

尽管现代保险法学说、判例及立法例已呈现出“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趋势，但在理论上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是否具有“可保性”仍有分歧，由此必然导致对“优先保护受益人私益”之正当性的怀疑。笔者在此拟结合保险法与刑法之原理作深入分析，以破除一直残存在人们观念中的所谓“故意犯罪致死不具有可保性”之“迷思”。

(一)从保险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保险法角度来看，对“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问题持否定性观点之论者，在解释上大多是着眼于被保险人在主观上的“故意”，认为保险立法者之所以应当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作为保险人的法定免责理由，是因为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事故须发生于‘偶然性’”之原理有违。[19]申言之，在保险法上所谓“偶发性”原则，是指保险所承担的危险须为非因故意而偶然发生的危险；若危险之发生系出于当事人之故意，则此危险非保险所可保之危险。因此，原则上须保险事故之发生出于偶然者，保险人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若系出于故意者，即有违“偶发性”原则，保险人不应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保险法》第27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即揭明其意旨。依“偶发性”原则，对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所致自身之死亡，既然出于“故意”而非意料外之事故，应不予享受保险之利益。在此种解释论之基础上，更有一种解释论进一步认为，因为被保险人故意从事犯罪行为致死，可以认为系“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因为“对于死亡之发生，被保险人已有可能预见，却仍然执意为之(如甲独自一人前往杀害有两百人保护之乙)，则此与自杀无异，保险人得据以免责”。[20]

然而，上述解释是否妥当，殊值怀疑。因为保险法上之“故意”，所着重考量之点在于“结果(保险事故)之原因是基于故意所致”。若保险事故系出于被保险人故意所为，则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此为所谓“偶发性”原则。而在刑法上对于行为人之故意犯罪行为，从“故意”之样态而言，又可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前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后者是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而其发生并不违反其本意。因此，保险法域之“故意”与刑法上之“故意”并不一致。依此而论，就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而言，不能简单地推论“被保险人死亡之结果，是由被保险人‘故意’所为”；[21]否则，就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学者江朝国教授戏言的那样：“某一小偷爬上高楼行窃之际，不慎摔死；若认定该死亡之结果系该小偷故意所为，则显然属于不合理之推论”。[22]对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只能说是被保险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并非是其故意所为，至多只能认为是其具有重大过失而导致自身死亡。重大过失与故意属于不同的概念，两者根本不能画上等号。因此，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保险事故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同理，“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也不可视为“被保险人自杀”。因为于自杀之情形，被保险人对于行为之实施及结果之发生，均系出于具有意思决定自主且自愿之情况下，本于自愿所为；而于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无论是在犯罪过程中死亡，还是因故意犯罪而被处死，均只能认为被保险人系出于故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对于死亡结果之发生，并非出于其故意所为。因此，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情形视同为故意涉险轻生或自杀，此一推论不合事理乃至荒谬。

总之，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情形，其保险事故之发生仍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偶发性”原则并不相悖。无论是所谓“违反偶发性原则”说，还是所谓“故意涉险轻生或者自杀”说，都是以一个正确的前提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均为不合理之推论。

(二)从刑法角度来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从刑法角度来看，被保险人故意犯罪理应受到刑法之制裁，此无疑义。有疑义的是，在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下，能否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而剥夺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进而免除保险人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之义务？依刑法原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虽然是惩罚犯罪的有效方法，但没收财产有可能株连无辜。因此，刑事立法所采之政策无不严格限定没收犯罪行为人之财产的范围，以防止其株连无辜。[23]一般来说，刑法规范中所规定的没收犯罪行为人财产大多限于以下几种类型：违禁物、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因犯罪所得之物。对于违禁物，不问属于犯人与否，均得没收；对于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预备之物以及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属于犯人所有为限，始得没收。[24]显然，人寿保险之保险金在性质上，既不可能被视为违禁物，也不可能被视为供被保险人犯罪所用或供其犯罪预备之物。那么，可否将保险金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时而依法将其没收，保险人得以主张免责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依刑法之原理，所谓“因犯罪所得之物”，乃指因实施犯罪而直接取得之物，如因盗窃而窃得之财物、因而赢得之财物；而保险金之给付乃基于保险契约之约定，保险金于性质上自不得视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物”。因此，所谓“视保险金为被保险人以命换钱之代价，为被保险人因犯罪所得之财产”之说法，在理论上并不能成立。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川口教授所言：“因被保险人若触犯刑律固已受国家之惩罚(如犯罪处死)，今若再免除保险人应负担之保险金责任，此无异形同没收属于‘受益人’之财产，足何异强其妻孥连坐，横加民事罚则于刑事案！则彼所谓保险责任，岂非尽成诈欺浮夸之事业？”[25]

综上所述，从保险技术性要求而言，保险事故必须是意外事件所导致，而非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所导致。但是，保险法上之故意不可与刑法上之故意同视，即保险制度所着重者在于“结果(保险事故)发生之原因系基于故意或过失所致”，至于其中间过程之“行为本身”系故意或过失之样态，抑或系合法或非法行为，此并非保险法上所必须考量之点。依此而论，当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行为致死时，虽然被保险人所从事者为故意犯罪行为，但死亡结果之发生，仍应认为系过失所致，与保险法上之“保险事故之偶发性”原则并不违背。因此，在解释论上应当肯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四、未来保险立法政策的切换：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兼顾善良风俗之公益

在人寿保险立法上，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属难以抉择的两难命题，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国内外保险立法实践表明，一方面若仅从维护社会公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不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目的，但势必株连无辜的受益人，违反“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现代刑法精神，实不足采；另一方面，若仅从保护私益的立场出发，在立法上采“全赔”的政策，固然可以达到保护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之目的，但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在本质上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无法忍受，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也不足采。由此可见，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私益”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若在思想观念上将“私益”与“公益”视为完全对立的关系，则必然陷入“全赔”或者“全不赔”的“非此即彼”之思维困境。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权衡“私益”与“公益”的冲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具而言之有二：

1·未来立法政策之选择：私益优先、兼顾公益

故意犯罪虽然足以使社会公益遭到破坏，但公益与私益之间并非全然对立，保障私益亦属维护公益之一部分。人寿保险制度之建构，除分散被保险人的经济生活风险之外，更有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被保险人若故意犯罪，理应负刑法上所应负之责任。但是，若因此使其遗属受到波及者，不仅违反刑法上“刑罚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原则，而且势必使人寿保险制度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生活之机能遭到破坏。因此，基于优先保护受益人之私益的立场，承认保险人之保险金给付义务，此时亦不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主张优先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等私益，并非完全漠视社会公益。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的实施，毕竟对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从而也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之虞。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等公益的角度来看，并非只要有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保险人就一律免除给付保险金之责；而应当是避免被保险人“滥用”乃至“恶用”人寿保险制度以达其故意犯罪之目的，进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所谓“滥用保险制度”，在人寿保险方面之典型情形，系指在缔结人寿保险合同之际，已具有犯罪意图之被保险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借此达到其犯罪目的，同时可兼顾家庭成员之利益而使其无后顾之忧。[26]如此情形，人寿保险制度反而成为犯罪之后盾，这无异于鼓励或者奖赏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因此，在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与保险人给付责任的关系问题上，原则上须先肯定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之情形也在人寿保险之承保范围内，再将“被保险人于缔约时已存有犯罪意图”之情形视为“例外”，将其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唯其如此，才能一方面保护受益人之保险金请求权，另一方面又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序良俗，始符法的公平、合理与正义之真谛。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被保险人过失犯罪致其自身死亡之情形中，被保险人并不会存在滥用保险之意图。如前所述，所谓滥用保险，主要是指于订约时已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而于过失犯罪致死情形，在论理上、逻辑上均很难想象于此情形保险有遭滥用之可能！因死亡结果之发生，乃出于被保险人之过失行为所致，并非事先有所预谋或计划。因此，被保险人之过失犯罪行为既系疏于注意所致，自不可能于订约时存有犯罪意图，当然亦无使保险遭到滥用之虞！那种认为承保过失犯罪致死将有滥用人寿保险制度、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之虞的观点，实属言过其实！因此，只要能通过有效地立法方式，将“订约时已具有犯罪意图之人，于从事犯罪行为前，始参加投保之情形”排除在人寿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外，就可防范被保险人滥用人寿保险制度，如此也应无危害社会公序良俗之虞。

2·未来制度设计之路径：《保险法》第44条立法技术之参酌

毋庸讳言，在缔约之际，被保险人是否具有犯罪之预谋以及“滥用”乃至“恶用”保险之意图，深藏于被保险人之内心，要求保险人在缔约之际予以查明，或者事后举证证明，实属不易，此为制度设计之难点。笔者以为，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的可保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可参酌《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以“两年期间”作为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责任的区隔时点。《保险法》第44条规定之规范技术目的在于：“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于具有自杀之意图时，专为贪图保险金而投保人寿保险，故保险法设有‘两年缓冲期限制’之规定，图希冀此缓冲期，改变被保险人自杀意图。而若保险契约订立超过两年后被保险人故意自杀，则不论是基于订约时之执意或新意之念，保险人皆应负保险理赔之责。由此可知，保险法上故意自杀规定中‘缓冲期限’之立法目的，仅在于防堵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以命换钱’意图。”[27]

虽然《保险法》第44条的规范对象为“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与“被保险人的故意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其规范旨意同样也是为了防堵被保险人缔约之时即已具备的滥用人寿保险制度之意图、回避主观事实举证之困难。因此，《保险法》第44条规定所采之立法技术可资参酌。即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被保险人有无滥用保险意图之时点，切断“被保险人投保时之犯罪意图”与“滥用保险”两者之关联性。具体规定如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内，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当推定被保险人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反之，自合同成立之时起两年后，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则推定被保险人并无滥用保险之意图，保险人亦不得另行举证证明予以推翻。当然，在立法技术上以“两年期间”作为区隔时点，而推定所有在两年内发生的被保险人因故意犯罪致死或处死者皆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弊端，但该种规定不仅回避了主观事实举证困难的问题，而且通过“两年期间”之区隔，使得划一简便的处理方式成为可能，法律关系由此变得十分明确，从而达到了举证责任转换的目的。因此，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策略下所不得不采取的规范技术。此外，鉴于被保险人因具有滥用保险之意图始参加投保，当认为被保险人系恶意地隐瞒其主观上之犯罪意图而致保险合同解除时，亦无须返还已收受之保险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将《保险法》第45条之规定修改如下：“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被保险人有故意犯罪行为发生，并因该行为致其死亡或被处死的，保险人解除合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五、结语：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求平衡

在人寿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如何处理“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死”与“保险人给付责任”之关系问题上，保险法学说、立法例及判例长期以来一直纠结在“维护公益与保护私益”的矛盾或困惑之中，人们担心人寿保险制度沦为助长被保险人故意犯罪之“帮凶”。其实，保险仅是分散危险、分担损失、安定生活的一种良善制度，并不具有预防乃至惩罚犯罪的作用或者效果。因此，我们应以发挥人寿保险制度之经济、社会功能为着眼点，正视人类自文明社会以来所必然带来的犯罪问题，从而在排除滥用保险之情形的前提下，破除在人寿保险领域内犯罪行为不可保之“迷思”，科学地建构符合保险法理的制度规范。如此，保险制度才会有持续发展的未来。

注释:

[1]见周玉华：《最新保险法经典案例解读》，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52—556页。

[2][6][8][9][11]参见[英]Malcolm. A. Clarke：《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第657页，第662页，第662页，第657页。

[3]Raoul Colinvaux， The Law of Insurance， 5th ed.， Sweet & Maxwell， 1984， pp.80-81.

[4][7]林群弼：《保险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588页，第587页。

[5]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0][19][20][22]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三)》，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17页，第312页，第312页，第312页。

[12][英]约翰伯茨：《现代保险法》，陈丽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13]参见[美]S.S.侯百纳：《人寿保险经济学》，孟朝霞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4][美]肯尼思布莱克、哈罗德斯基珀：《人寿保险(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1页。

[15][16][17]参见[美]约翰F.道宾：《美国保险法》(第4版)，梁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18]参见日本生命保险法制研究会：《生命保险契约法改革试案》，有斐阁1998年版，第4页。

[21]对于此问题，有学者持肯定性见解：“犯罪行为性质以可以预见结果将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或伤害而仍故意为之者，保险人不负保险给付责任。又如对第三人故意挑衅或攻击，可能招来反击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受伤，此为被保险人为挑衅行为所合理可预见者，若预见其发生，而发生又不违反被保险人本意，即有不确定故意。再如违法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性质上将肇致身体受伤，此亦被保险人可预见者，被保险人预见施打禁药或吸食海洛因将遭致身体受伤害而发生伤害又不违反其本意，亦有不确定故意”。刘宗荣：《保险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19页。

[23]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416页。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第64条。

[25]黄川口：《保险法学》，台湾中华学术院商学研究所1997年版，第452页。

寿险责任论文篇6

[关键词] 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监管；内部控制评价；风险防范；分类监管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性以及对法规的遵循性的过程。内部控制监管则是指政府监管机构以强化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为目的，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的立法、指导、检查、评估和处罚等一系列监管活动。

寿险是金融业中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寿险公司的风险具有潜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寿险业风险的识别、预警、防范化解是一项系统而且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在风险防范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随着我国寿险业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逐步完善。但是，总体来说，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还远不能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制约着寿险业健康快速协调发展。造成这种局面既有企业自身内部控制建设滞后的原因，又有外部监管压力不足的原因。如何通过外部监管来督促企业强化内部控制是国际国内政府监管机构广泛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充分认识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强化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必要手段

近年来，我国寿险公司基本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确保经营效率、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内部控制建设意识淡薄。一些公司领导和员工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对内部控制问题不能够及时处理和整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将内部控制建设纳入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存在“分散性建设”、“局部性建设”、“重复性建设”等问题；其次，执行力度层层衰减。目前，内部控制执行问题远比健全问题突出。各级公司在内部控制执行意识和执行力度上层层减弱，内部控制的传导和反馈机制滞后，内部控制机制没有渗透到各项业务、各个环节以及各个部门和岗位；第三，内部稽核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内部稽核未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稽核部门建设滞后，人员老化，缺乏独立性，职能发挥不畅，致使一些违反内部控制制度的行为得以长期存在。鉴于目前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以及公司自我修整能力较差，亟需通过外部监管压力促使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二)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

寿险业风险产生于寿险公司经营的全过程。与保险监管机构相比，公司更能够及时地发现、防范和化解风险。因此，推动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建立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及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是保险监管机构履行风险防范职责的基本保证。随着保险监管机构将监管重点逐步向偿付能力监管转移，规范市场秩序将更多地依靠公司严格、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来实现。实际上，查处市场违规问题仅仅是清除“水面的污垢”，而针对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及时弥补内部控制漏洞，改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在制度上杜绝违规问题的发生，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水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的混乱必然导致大量的业务财务数据失真，那么以财务业务数据为基础的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严重影响偿付能力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推动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控，是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重要途径。

(三)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加强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内在要求。以往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多采取大规模整顿方式，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专项整治。这种专项整治虽然迅速改善了市场秩序，暂时规范了经营行为，但是难以根本解决违规问题，容易形成整治、规范、混乱、再整治的恶性循环。并且监管成本较大，监管效率低下。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实施监管，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各项违规行为和偿付能力风险都可以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上“追根溯源”。从一定意义上讲，监管机构找准了内部控制薄弱的重点监管公司以及容易出现风险问题的重点监管领域，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堵塞各种内部控制漏洞，就解决了风险管控的根本问题，提高了监管有效性。同时，又节约了监管成本，监管效率将大为提高。

二、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的发展回顾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自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内部控制法规，各寿险公司根据外部监管要求和自身风险防范的需要，不断推进自身的内部控制建设。纵观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980年—1996年)

自1980年我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寿险混业经营，寿险业务发展缓慢，在1992年之前没有专门的寿险经营主体。监管机构也没有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提出明确要求，寿险公司对内部控制缺乏了解和认识，只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制定了部分管理制度，而且制度内部缺乏必要的联系。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对于我国寿险公司而言还比较陌生，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管几乎是空白。

(二)起步阶段(1997年-1998年)

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管文件，提出了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含义，明确了内部控制建设的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而且提出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加强各种准备金管理、保险条款管理、再保险管理和内部稽核部门建设等规范性要求。《原则》的出台引起了各寿险公司的高度重视，由此开始认识并着手内部控制建设，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也进入了起步阶段。

(三)初步发展阶段(1999年-2003年)

1999年8月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将偿付能力监管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特别强调了内部控制执行，提出了内部控制建设的系统性要求。面对严格的外部监管，各寿险公司对内部控制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内部控制设计的系统性、内部控制执行的监督落实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内部控制建设和监管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四)重点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

2004年以来，中国保监会更加重视和关注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风险防范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推进。即逐步建立以公司内部控制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努力构筑保险业风险防范的五道防线。出台和实施了《保险统计管理暂行规定》、13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和《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监管法规，整体上督促和促进了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发展，近两年来，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寿险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内部控制监管措施：一是出台了《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结合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借鉴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框架和国际经验，制定了寿险公司及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状况评价标准和评价规程；二是开展了2005年度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估工作。组织各寿险公司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完成了2005年度寿险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三是开展了内部控制专项检查。首次对中国人寿全系统进行内部控制专项检查。对该公司内控机制的健全、合理、有效性几个方面进行评价，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四是研究探索内审责任人制度。研究制定了《寿险公司内审责任人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内审责任人的任职管理、职责、权利和义务等规范性要求。通过以上创新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监管的思路和手段。但是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仍处于摸索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部分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认识不够、评价水平不高，评价标准和程序需要细化；在内部控制专项检查中，需要准确地切入公司内部控制薄弱环节以及跟踪落实整改；在内审责任人的管理中，需要客观评价内审责任人的职责履行情况，切实维护其独立性和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三、深入推进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建立一整套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指导、评价、监督、检查的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外部监管对促进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约束作用，进而提高公司自我管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摆在保险监管机构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强化内部控制在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国际保险监管趋势上看，内部控制监管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保险监管机构的重要监管内容。从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建设状况看，在风险防范的“五道防线”和“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中，保险监管机构仍然担当“主体”责任，大部分的监管资源集中在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和财务业务合规性监管方面，大部分的监管力量倾注于发现和查处市场违规问题，但却使监管陷入了违规行为屡查屡犯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行业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并最终建立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形成上述不良局面的根源在于公司自身的内部控制建设滞后和内部控制失效。因此，保险监管机构应进一步转变监管理念，合理优化和配置监管资源，要把监管落脚点放在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提升自我管控意识和能力上来，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加大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外部监管压力，不断推进全行业内部控制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企业内部控制在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通过法制建设强化管理层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责任

企业是内部控制建设的主体，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知、态度和责任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状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政府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内部控制立法来强化管理层的责任。如美国《反国外贿赂法》、《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香港《企业管治常规守则》等均对企业内部控制作了明确规定，并强化了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责任。因此，在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整体设计中，必须把强化管理层的责任作为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通过立法明确管理层对建立、维护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负有的责任，建立和落实管理层的责任追究和激励约束机制。

1.研究建立内部控制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内部控制建设不重视、存在重大失误并负有责任的人员，要建立和落实责任追究机制，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的内部控制管理责任。

2.建立寿险公司内审责任制度。出台《寿险公司内审责任人管理规定》，明确内审责任人的职责，赋予内审责任人及内审机构和人员履行职责时应享有的权利，建立问责机制，改变内审部门在公司内部被边缘化的现状，促进内审责任人和内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

3.强化董事会的责任。建议在《保险法》修订中，增加有关内部控制方面的规定，明确董事会在内部控制建设、维护和确保有效运行方面的责任以及相应的罚则。

(三)完善和落实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科学评价机制

对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实施科学评价是保险监管机构实施内部控制监管的前提，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已出台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必须建立配套措施，切实增强《办法》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约束力，并在运行中不断加以完善。

1.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认真总结《办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办法》。编制《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手册》，对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分规则、缺陷认定及描述等进行细化，为寿险公司和各级监管机构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提供操作指南。

2.加强对公司自我评估的监督。加强对各寿险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定期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专项检查，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的状况及改善程度，将缺陷整改工作作为内部控制监管的重点，督促各公司对评估发现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

3.适当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对部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水平较低、报告质量较差的寿险公司可以尝试引入中介机构的力量，要求相关公司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鉴证。

(四)在开展内部控制监管过程中实施分类监管

伴随市场主体的日益增多，实施分类监管成为保险监管机构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高监管效能的必要途径。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状况则是实施分类监管的主要分类标准。因此，要结合实施分类监管的整体要求，依据《办法》对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进行内部控制评级，在此基础上实施分类监管、重点监管。一方面，要结合评级结果划分内部控制风险等级。对于评价较好的公司，在分支机构批设、产品报备、投资渠道等方面进行政策扶持；对于评价较差的，要进行重点监管，加大检查力度，真正实现扶优限劣。另一方面，将评价结果与高管人员、分支机构、产品服务等市场准人挂钩。要将公司是否存在内部控制建设重大失误等问题，作为对其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要件。针对内部控制建设滞后、存在较大漏洞与执行不力的公司，对于高风险产品审批与分支机构审批要予以限制和约束。

(五)加强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和交流

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在内部控制理念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上参差不齐，少数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深刻认识，并按照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积极进行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个别公司还进行了美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遵循工作。但绝大多数公司依然停留在片面强调业务发展上，内部控制理念和意识淡薄，内部控制建设整体滞后。因此，保险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应聚集行业力量，加强对全行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与交流。一方面，要修改完善内部控制指导性文件。1999年，中国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对推进公司内部控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行业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该《指导原则》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内部控制理念和国际标准，进一步修订和出台《指导原则》；另一方面，推动全行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在全行业总结和推广内部控制建设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推动各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召开国际国内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与监管方面的研讨会，共同研究当前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问题，增进行业内外、国内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美)steven·j·root.付涛，卢远瞩，黄翠竹译.超越coso：加强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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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子云，司徒永富.企业风险管理[m].商务印书馆,2002.

[4]王一佳，等.寿险公司险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李晓林，黄虹.寿险公司经营风险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6]英国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实务标准(中译本)[s].2004.

[7]北京保监局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研究课题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寿险责任论文篇7

摘要：再保险合同是指一个保险人(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另一个保险人(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引起的赔付支出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的保险合同。对于保险与再保险业务核算的处理，部分从业人员了解不甚详细。本文笔者根据自己对新准则的理解，对再保险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再保险新会计准则会计处理

我国于2006年2月正式颁布了新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起适用于所有的上市公司，并鼓励其他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这一新会计准则体系，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环境和管理要求，对会计准则本身和体系，编号和分类等诸多方面尽可能科学化，系统化，基本做到科学规范。

再保险作为整个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险业务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再保险业务进行单独披露是十分必要的。新会计准则明确把保险合同分为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对此分别制订了两个准则，即《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对保险与再保险的业务进行了明确和规范。

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新准则没有照搬国际准则的条文，而是在一些方面作了改进，以便国内保险公司能够逐步适应国际准则的要求。然而，新准则在实践操作中有一定陌生性，在实务中也不可避免会面临一些问题。本文重点就新准则下的再保险合同会计处理作简单分析。

一、新准则的主要内容

1.再保险合同的定义：再保险合同，是指一个保险人(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另一个保险人(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的保险合同。

2.分出业务的核算：分出业务应独立核算。再保险分出人不应当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资产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负债相互抵销，不应当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收入或费用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费用或收入相互抵销。

3.分保准备金的核算：分保准备金应分开核算。原保险合同为非寿险原保险合同的，再保险分出人应当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认相关的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资产，并冲减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提取原保险合同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4.摊回分保费用和摊回分保赔款的处理：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确认原保险合同收入的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用和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5.分保费收入的确认条件：分保费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①再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②与再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③与再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6.纯益手续费的处理：再保险接受人应当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能够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分出人支付的纯益手续费时，将该项纯益手续费作为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7.分保准备金充足性测试：分入业务需要提取准备金，并进行相关分保准备金充足性测试。该测试比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

8.保险人应当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与再保险有关的项目：保险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与再保险合同有关的项目，包括应收分保账款、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和应付分保账款。保险人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的项目包括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分保费用、摊回赔付成本、分保赔付成本、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摊回寿险责任准备金和摊回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二、新准则下的再保险业务的会计处理

1、分出业务的会计处理

其一新准则要求分保分出人应当于确认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当期，确认分出保费和摊回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于提取原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当期，确认应收分保准备金和摊回相关准备金。这样规定改变了目前实务中分保分出人根据分保业务账单确认分出业务相关收支的做法，这对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要求更高，对一些保险公司而言，需要通过加强基础工作、改进技术手段等予以实现。其二新准则要求再保险分出人不应当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资产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负债相互抵销，不应当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收入或费用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费用或收入相互抵销。这一原则要求再保险分出人单独设置账户核算再保险合同产生的资产、负债及相关收支，如设置“赔付成本”账户核算原保险合同实际赔付金额，设置“摊回赔付成本”(收入类)账户核算再保险合同中应由再保险接受人负担的赔款金额，两账户相抵即为再保险分出人自留业务的实际成本，这种账户对比法有利于保持原保险合同及再保险合同各自业务的完整性。其三保险会计制度中，对于再保险分出人来说，再保险业务的核算主要是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摊回分保赔款、存入分保准备金，分保准备金利息，分保业务往来等内容，新准则关于分出业务的核算除了上述规定内容外，还增加了相关的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及摊回未决赔款准备金、摊回寿险责任准备金、摊回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等核算内容。这些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及摊回准备金核算与原保险合同紧密相关。准则规定，原保险合同为非寿险原保险合同的，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确认原保险合同保费收人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认相关的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资产，并冲减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调整原保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时，相应调整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再保险分出人应当在提取原保险合同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并在确定支付赔付款项金额或实际发生理赔费用而冲减原保险合同相应准备金余额的当期，冲减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

2、分入业务的会计处理

新准则明确分保费收人及相关费用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并于收到分保业务账单时进行调整。准则规定分保费收入确认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再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2)与再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3)与再保险合同相关的收人能够可靠地计量。再保险接受人应当在收到分保业务账单时，按照账单标明的金额对相关分保费收入、分保费用进行调整，调整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美国、欧洲等国家会计实务中一般采用精算等专门方法预估确认分保费收入及相关费用、考虑到预估需要专门技术方法及可靠经验数据作为支撑，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准则采取了与国际惯例逐步趋同的方法，新准则虽未明确规定分入业务分保费收入确认应将预估方法作为基准方法，将根据分保业务账单处理作为备选方法，但其实已隐含了这一内容，即对于已具备预估条件的再保险接受人应当在与再保险分出人确认分出保费相同的期间，采用专门方法对相关分保费收人的金额进行预估，确认应收分保款和分保费收入，因为这时已具备“与再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条件。再保险接受人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对分保费收入及相关分保费用无法预估，或预估金额可能与实际金额产生重大差异，从而影响信息使用者决策的，也可根据分保业务账单标明的金额确认分保费收人及相关分保费用。

新准则要求按会计年度结算损益，分入业务的各项收支均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为当期收入和费用，并确认为当期损益，因此不计提长期责任准备金。准备金的核算要依据原保险合同种类计提相应的分保责任准备金。准则规定再保险接受人要提取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以及进行相关分保准备金充足性测试，比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如果原保险合同为非寿险保险合同，再保险接受人应根据本期分保费收入提取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作为分保费收入的调整，并确认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再保险接受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调整确认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负债，作为分保费收入的调整;并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根据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相关的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作为分保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原保险合同为寿险保险合同，再保险接受人应当在确认寿险分保费收人的当期，根据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相关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作为分保赔付成本计人当期损益;并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

三、结语：

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保险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再保险作为保险业务的补充，在保险业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会计准则明确把保险合同分为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并分别制订了两个准则，因此加强对再保险业务会计处理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寿险责任论文篇8

关键词：寿险；非寿险；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6)-0057-06

产品结构是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保险监管部门进行的2008～2009年的业务结构调整工作主基调是降低新型寿险业务占比，注重传统寿险和意健险的发展等人身险业务结构的优化，未涉及到非寿险与寿险占比日益失衡的现实。企业会计准则将原保险合同分为寿险和非寿险进行核算，但是实务中，保险业界和学术界很少谈及这一分类标准，更难意识到寿险与非寿险协调发展的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非寿险占比日趋下降，寿险占比日趋上升。国际上大多将保险业务分为寿险和非寿险，我国依然按经营内容为标准，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衡量保险业保障程度的发挥。寿险与非寿险失衡问题值得研究，可以促进全保险业的协调发展，提高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

一、我国寿险、非寿险业务发展状况

（一）寿险及非寿险内涵

2006年财政部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首次在会计准则里给定了保险合同的定义并按照国际最新标准进行分类。其第六条规定：“保险人应根据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是否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将原保险合同分为寿险合同和非寿险合同。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确定为寿险合同；在原保险合同延长期内不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确定为非寿险合同。保险合同延长期是指投保人自上一期保费到期日未交纳保费，保险人依然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的期间”。保险合同延长期即宽限期，仅针对采取均衡保费、期缴方式下产生的，划分依据是保险业务的性质和经营规则。按照此区分标准，寿险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新型寿险和长期健康保险。非寿险包括广义财产保险与短期人身保险业务（主要是人身意外伤害险和短期健康保险），因为人身险业务中的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险具有与财产保险相同的损失补偿性质和精算基础，大都属于短期性保险，财务处理方式与责任准备金计提方法等方面相一致，国际上许多国家允许财产保险公司经营这两个险种，统称为非寿险。

我国最初的《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公司不得经营人身保险业务。2003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保险法》的决定，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对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做了修改，第92条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经营短期健康险业务和意外伤害险业务”，最新保险法（2009年版）第95条中仍然保留了这一条款。这一规定无疑赋予了财产保险公司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其经营范围突破了财产保险的范畴。大多财产保险公司设立了“意健险”部，经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例如，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平安财产保险、人保财险等财险公司都在经营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航意险和其他卡式意外伤害险业务。自2003年以来，我国大多财产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的险种不仅局限于财产保险，也包括人身保险中的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即我国大多财险公司经营的是非寿险。

（二）寿险业务及非寿险业务占比变迁趋势

非寿险多为短期险，资金规模比较小，杠杆率高，其主要功能集中表现为风险汇聚和损失补偿，最能体现保险的保障功能，其保费占比反映了保险在金融业的竞争力度及社会对保险的依存度。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业对社会财产的保障程度，在国际上也是衡量保险业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调整后的2009年保费收入（扣除通胀影响）较2008年减少0.1%，而同期寿险保费收入减少2%，即非寿险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而理财功能较强的寿险产品受资本市场影响较大。例如，金融危机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退保现象严重。相反，非寿险产品更加注重保障功能，需求弹性小，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因为资本市场走熊而在短期内大量减少对保障型产品的需求，更不会盲目选择退保。因此，以非寿险占比作为衡量一国保险业对社会财富保障情况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现实问题，虽然强调“转方式、调结构”，但主要是针对寿险业务结构的调整，并未注意到寿险与非寿险比例结构失衡的问题。我国非寿险在发展速度、规模、产品创新方面均滞后于寿险，在保险业恢复初期，非寿险占总保险业务的80%，随着新型寿险的兴起，受挤出效应影响，其比重不断下降，1997年首次低于50%，近十年徘徊在30%附近。图一描绘了1989～2010年间，我国非寿险与寿险占比变迁趋势，可以说两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20世纪非寿险占据市场主流地位，进入21世纪之后，寿险业务占据市场主流地位，比重在60%以上，在2008年之后接近70%。非寿险占比总体处于跌落状态，在“十一五”期间几乎跌出30%。

在国际上，中国也属于非寿险占比偏低的国家，据SIGMA统计，2009年全球非寿险占全部保险业务比重为42.65%，而中国非寿险保费占全部保费收入仅为33.04%。

二、寿险、非寿险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寿险对非寿险的挤出效应

寿险责任论文篇9

    寿险公司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主要面临两类风险:道德风险和非道德风险。其中道德风险主要是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对于寿险公司来说控制和防范这些风险都有相当的难度,而这些风险的产生对寿险公司的产品销售和公司形象、信誉等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非道德风险主要与寿险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有关,这些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寿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寿险公司必须提高对这些风险的重视程度。 

    一、 营销中的道德风险 

    寿险公司在营销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 

    寿险公司在进行产品的营销过程中,不仅面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同样也面临着公司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公司人员往往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保险费,或者在进行保险承保时,表面上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和保险费率填写保单,但在私下对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做出完垒背离保险合同的附加条件,给寿险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和信誉损失。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人员在进行承保时,为了获取更多的保单而进行违规操作也会造成大量的保单纠纷。 

    (二)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现行的高佣金制度加剧了营销人员的短期行为 保险人为了获取高额的佣金。在为寿险公司进行产品营销时,不遵守保险人的职业道德,使寿险公司面临多种多样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 

    1、欺骗投保人。如向投保人虚假承诺寿险公司的责任,或者擅自扩大保险责任,以骗取投保人的信任;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或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在进行分红型保险产品营销时,故意向投保人夸大保单的分红功能而忽视其保障功能,以诱导投保人投保等。 

    2、欺骗保险人。为了能使一些潜在风险较大的被保险人顺利投保,保险人往往与投保人勾结,共同向保险人隐瞒重要事实,致使保险人做出承保的决定,从而使保险人面临较大的风险。 

    (三)投保人 (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前提条件。投保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投保时的逆向选择和投保后的道德风险。 

    授保人 (被保险人)在投保后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违反保证义务。保险法上明确规定,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向保险人做出对某一事情作为或不作为的保证,或者对某种事态做出存在或不存在的保证。但投保人在投保以后,为了获得保险赔偿,往往故意违反保证义务。例如,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投保人应该履行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义务,但投保人故意不履行该义务而任由损失的扩大。 

    2、不履行及时告知的义务。保险珐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或发生保险事故以后,都应及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投保人应该及时通知保险人,并有保护事故现场的责任,以便保险人对事故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做出是否履行保险责任或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保险责任。但有时投保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不及时通知保险人,或者通知保险人以后,并不说明全部事实或事实的真实情况,以让保险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3、为了牟取巨额赔偿而人为制造事故。在寿险营销中,投保人为牟取巨额赔偿而故意人为制造事故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故意杀害被保险人。

    二、非道德风险 

    (一)营销中的竞争风险 

    寿险公司在进行产品营销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竞争风险主要有两类:一是正常的竞争风险,另一类是非正常的竞争风险。另外,营销中的价格竞争也使得寿险公司的产品销售面临严重的风险。 

    1、正常的竞争风险。这类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寿险公司竞争不力而被迫减少市场分额,丧失发展机会,致使寿险公司不能发展壮大的风险。如寿险公司在产品营销过程中市场定位不准确、新产品开发滞后、技术创新缓慢、公司的组织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等,都可能使寿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非正常的竞争风险。非正常的竞争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寿险公司采取不规范的、恶性的竞争行为给其他的寿险公司带来的风险。这种现象在不规范的保险市场上尤为明显。例如,某些寿险公司为了扩大市场分额,不惜降低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大幅度提高保险人的佣金·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向别的寿险公司挖掘人才I盗窃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等。

    3、价格竞争风险。价格竞争风险是指由于别的寿险公司为了占领更大的市场分额,赢得更多的客户采取不同价格竞争策略而给自己带来风险。为了分析价格竞争给寿险公司带来的风险,我们运用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模型来加以说明。

    根据图1,结合纳什均衡分析,可以知道,(8,8)是这两个嫌疑犯的一组纳什均衡解,即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坦白都是他们的最优选择,结果是各判刑8年。如果把这一模型引入到寿险公司的价格竞争上来,可以得出如图2形式的矩阵。假设现在两家寿险公司在价格竞争方面有降价和保持价格不变两种选择 (涨价的情形在此不做考虑)。这个矩阵说明两家寿脸公司同时选择降价是他们的一组纳什均衡解,即双方的占优战略均衡,但结果却是使得双方的利润都减少。因此,都不降价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在实际的价格竞争中,为了保持和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每一家寿险公司都会以降价策略来吸引更多的客户,结果是不仅没有扩大市场份额,反而使自己获得的利润减少了,所以价格竞争给寿险产品的销售带来了风险。

    (二)承保标的数量不足风险

    寿险产品的价格 (即费率)是通过大数法则计算出来的,因此这一价格使寿险公司能够获得预期利润的前提也必须是有大量符合条件的承保标的存在。但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寿险公司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即由于对客户心理预期估计不足,或者对市场潜力挖掘程度不够,或者遭受到其他寿险公司同类产品的强烈冲击,使得寿险公司所获得的客户并没有达到其所期望的“大数”。因此,该类产品的出售不仅没能使得寿险公司获得预期的利润,反而有可能因该类产品的出售使得寿险公司给付的风险增加,甚至导致寿险公司的亏损。

    (三)巨灾风险 

    当寿险公司承保的保险标的因遇到巨灾而使大量的保险标的遭受损失时,寿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将大大增加,甚至破产。例如,2005年7月26日,印度遭受暴雨袭击并导致多处洪水和塌方灾害,造成至少786人死亡,寿险公司理赔金额高达2OOTL卢比。自8fl进入汛期后,飓风、龙卷风频频袭击欧亚大陆。飓风“卡特里娜”到佛罗里达州 路易斯安娜州、阿拉巴马州、新奥尔良州,保险损失高达300美元。据惠誉评级称,“卡特里娜”成为自。9 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寿险公司损失最严重的单起事件 。

    总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市场风险都会给寿险公司产品的销售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对于任何一家寿险公司来说,想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重视并不断提高对这些风险的认识,并寻求合理的措施来规避这些风险。

    参考文献:

    [1]李晓林,黄虹.寿险公司经营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路琴,马颖.保险法规[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寿险责任论文篇10

【关键词】不可抗辩 寿险 核保核赔

所谓不可抗辩条款也称不可争议条款（Incontestable Clause），该条款的主要内容为：保险合同自生效之日起经过一段时间（一般为两年），就成为不可争议的文件，也即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两年后，保险人就不得以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并拒绝赔偿保险金。保险人只能在一定期间内(一般为两年)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告知不实为理由不履行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超过这一期限，保险人的这个权利即告丧失。一般两年内为可抗辩期，两年后，即为不可抗辩期。

不可抗辩条款作为保险人对公众保证信用的保证性的约束条款的选择，是在寿险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因为保险合同在整个生效期内都具有可争议性。这种规定不能保证被保险人一定能获得保险金给付，使受益人常处于无奈无助的困难境地。当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则以投保人未履行保证性的说明义务为理由，拒绝给付保险金，使保险人终而赢得“伟大拒赔者”(the great repudiators)的称号。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为了消除投保公众对保险业的不信赖感，各家保险公司陆续引进了不可抗辩条款。正是由于寿险公司自愿选择提出了不可抗辩条款，大大提升了寿险产品在公众心理的信用度，使寿险产品经营突破了历史困境并得以发展。不可抗辩条款是寿险合同标准条款中保障保单持有人权益的条款，是国际寿险业常用条款。

由此可以看出，不可抗辩条款的产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维护寿险市场公平公正的需要。不可抗辩条款应用使寿险条款的更加完善，大大提升了寿险产品的市场信用度，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经济利益，从法律上限制了保险人的抗辩权利，更好地体现了保险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的社会效益目标。

之前，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在《保险法》、《合同法》或其他民事法律除针对年龄、自杀外，未对其他方面做相应规定，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不可抗辩条款仅适用于年龄及自杀方面。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不可抗辩条款的引进将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可抗辩条款将适用于健康、财务等合同的多个方面，它将对寿险业务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尤其是如何提高入口关和出口关的管理成为业务管理的重中之重。

核保是保险公司在承保时所作的危险选择，理赔则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事实和条款约定进行保险金给付的工作。核保、核赔都要求以事实为依据，真实的核保体现了对广大保户的公平，真实的理赔维护了广大保户的利益，同样反映了公平的原则。核保、核赔是保险公司风险选择的入口和出口，两道关口都把好了，保险人才能持续经营，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广大保户的利益。

那么，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核保、核赔将如何应对此重大变华呢？

一、核保人员必须改变观念，更加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目前，由于长期的工作习惯，依赖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如实告知条款的约束力，核保人员对客户的告知主要本着最大诚信原则，仅了解客户投保单告知内容，没有也认为没有必要核实与探究客户的告知是否属实问题，因此，核保环节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如果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以往依赖的不如实告知条款两年后对客户已失去约束力。核保人员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增加责任心，要尽力使不如实告知的投保方在承保前能在核保的种种风险选择方法中暴露出问题，从而最大限度的使其能够被筛选出来，以与其相适合的条件承保或谢绝承保，避免进入不可抗辩期后，使公司理赔工作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二、加强营销员、生调、体检等核保相关管理工作

由于寿险经营中的保单平均保额不高，免体检、免生调的比例较高，而此类投保方的核保几乎是由业务员完成的，业务员如果在承保中不能规范经营，在利益的趋使下，促使了不如实告知的情况发生，那么最终将给核保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核保的盲目性，导致承保质量下降，不良赔付率上升。因此，作为第一核保人的业务员，需兼顾业绩及责任，必须面见投保方，详实了解情况并全面、如实的向公司反映投保方的有关情况，避免因不如实告知等使公司理赔时处于被动地位，对公司的信誉与权益造成损害。因此要继续加强营销员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体检和生调是核保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风险选择阶段。目前的体检和生调规则与比例比较宽松，可能不再适应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的业务管理。体检医师的责任心需要更强了。体检医师如果能够认真细致的检查，客观反映事实，发现可疑之处，进一步询问查证，引导体检者如实告知，充分利用好面见到客户的机会，那么在此环节就可堵住营销员销售过程中的漏洞，防止逆选择者损害公司及广大客户的利益。

在保险公司承保前，仅靠业务员、体检医师及核保员拥有的告知资料是远远不够的，生调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投保方的投保动机、生活情况、健康状况等，可以发现业务员、体检师及核保员的工作环节中有意或无意的疏忽或遗漏，从而按调查后的实际情况来承保，达到了危险选择的公平性，很大限度的避免了不如实告知给公司今后带来的隐患。

因此，增加营销人员、体检及生调人员风险意识，增加责任心，是规避承保时风险的重要环节。

三、加强核赔管理，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

既往不可抗辩条款未涵盖健康告知事项时，如果客户对健康不良状况未告知或告知避重就轻而通过了核保关，到了理赔这一出口关时，通过调查取证，还可以亡羊补牢以未如实告知而拒绝赔付。而两年不可抗辩制度全面纳入后，理赔就不能以此为由而拒赔了。

目前在理赔实践中，投保人不如实告知的案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承保两年后已不能因不如实告知而拒赔。因此，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对两核人员至关重要。核赔人员认真调查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核保人员，是争取在两年可抗辩期内多堵漏洞的重要途经。两核部门如何增强沟通，信息共享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综上所述，两年不可抗辩期制度下，核保任何一个环节稍有不慎使不如实告知者蒙混过关，核赔调查及信息反馈等环节不到位，都将给公司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核工作在寿险运营管理中是两个重要的关口，两个关口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核保结论影响理赔结果，核赔信息支持核保结论。因此，两核人员必须通过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增加责任心，从而在新形式下努力降低公司不良理赔率，维护广大投保者的利益，保证公司持续稳健的经营。

参考文献：

[1]王宪章.寿险核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王宪章.寿险理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核保手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