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4 09:12:37

货币基金论文

货币基金论文篇1

「关键词货币市场基金金融创新

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要求创立货币市场基金的呼声不断提高,在去年9月举行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成员交流会上,有关方面透露,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市场基金,力争年内推出债券买断式回购,考虑允许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推动货币市场发展。而在不久前由中国国债协会主办的国债流通市场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央行就曾表示银行可以提出成立货币市场基金的方案。去年5月,南京商行与江苏省内其他10家商业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总额3.8亿元,年收益率达3.5%,7月南京商行与杭州市商业银行、大连市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共同发起设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8个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已为时不远。

一、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的发展实践

货币市场基金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是一种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新兴的共同基金,它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通过发行“股票”来聚集资金,投资者要进入货币市场基金只要交1000美元就可开立账户,买入基金股票。其所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的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都比较低,主要有短期国库券、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s)等。这些证券具有共同的特点是:1.成熟期短,最长不超过1年,最短的为隔夜商业票据和1周期国库券。2.风险极小。货币市场基金具有很多银行存款的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银行存款。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基本上采取开放式基金的形式,在基金单位的买卖形式和便利程度上都与银行存款十分相近,甚至货币市场基金允许投资者在自己的基金账户上签发支票和转账,这些使得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以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再比如,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性也并不比银行存款逊色,虽然不像银行有最后贷款人的支持,但是货币市场基金以其独特的投资组合和流动性管理同样确保了投资者资金的安全。货币市场基金的低风险性也为货币基金的生存、发展赢得了广泛的投资基础,同时其收益率也慰为可观,在1980~1985年间平均为10%以上,其中1981年高达17%,大大高出同期的零星存款利率水平。

在高收益率的激励下,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在不到30年的发展时间里,以独特的魅力迅速成长壮大,目前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最受欢迎的共同基金,并取得了成绩。在1974年,其资产净额只有17亿美元,到1978年增长到100亿美元,1982年达到2300亿美元,到1993年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占基金市场份额的27.2%.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统计,截至2001年9月30日,投资基金总资产中大约有34%(21620亿美元)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仅次于股权类基金所占的比例47%(30200亿美元);同期,债券类基金占据了14%(9097亿美元),而混合类基金(既投资于股票又投资于债券)仅占5%(3336亿美元)。

这一统计指标说明,经过30年的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已经在基金业中站稳了脚跟,并且深受投资者青睐,同时也说明除了资本市场外,货币市场也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渠道。以流入基金的现金流为例,虽然每年流入货币市场基金的现金流增长情况不同,但是1990~2001年间流入货币市场基金的现金流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6.55%.

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原因看,一方面是在70年代及8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货币当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结果利率逐步上升,最敏感的联邦基金利率1980年曾一度高达20%以上,另一方面存款金融机构的利率受到Q条例的管制。当时Q条例规定的存款利率最高限额为5.25%~5.5%,这就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了赚取利差的空间,为其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1970年,美国国会取消了“Q条例”中有关10万美元以上存款利率最高限额的规定,伴随而来的是各储蓄机构、商业银行竞争相提高大额存款利率,从而抢购大额存款市场而无视小额存单。这种情况产生了对存款小户不利的歧视利率。货币市场基金正应运而生,它最初目的就是集中小户的零散资金,以“大户”的姿态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以获得“大额存单”的同等待遇。这样中小投资者便能够通过该基金进入货币市场,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寻求更高的收益。

作为金融创新的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表明投资基金已经不再局限于从事传统的资本市场投资,而是广泛地延伸到各种金融资产的投资,特别是货币市场工具,而且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业——货币市场基金强大的竞争压力导致商业银行一系列限制性法规被取消、商业银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的扩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商业银行业的革命。面对着储蓄存款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纷纷推出了新的金融工具来吸引资金。众所周知的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0Ws)、自动转账账户(ATS)以及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二、基金业在我国的发展

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

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

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牢。

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要更充分地发挥投资基金的作用,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基金业应适时引人新的品种,不断完善投资基金结构。这方面,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就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三、我国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的现实意义

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实践可以看出,其产生与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密不可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金融市场中的各个子市场,由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一致,势必会存在管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这些差额就为投资者提供了潜在的投资机会。然而,要把握这些投资机会,至少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具备一定规模的资金:第二,具有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能力,能够准确预测金融市场的动向,而且在操作技巧与技能上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是广大投资者所能具备的,广大中小投资者若想获得这种利差收益,就可以通过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形式来实现,因而,也就产生了对货币市场基金的需求。而且,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提供了制度因素。在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摸索前进的性质,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要能够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正在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方式转变,而这又需要有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要不断健全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所以,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符合制度创新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将给我国金融业带来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可减轻银行资金难以运用的压力。目前大量资金积压在银行,银行的存贷差已达到4万亿元,同时银行存款利息负担过重,贷款风险过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可以有效地分流银行资金,减轻银行资金压力。

2.促进货币市场的发展。推出货币市场基金,将给货币市场工具增加流动性,丰富货币市场的资金供给,拓展新的参与主体。货币市场基金不断地买卖货币市场工具,赚取利差的同时,也活跃了二级市场的交易。目前的CD市场、票据市场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流动性较差、二级市场的交易不活跃。引入货币市场基金可使CD、票据的需求大为增加,从而提高了CD、票据的流动性,同时也会激发企业使用票据、CD的积极性。

3.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及利率市场化的顺利进行。利率市场化包含的内容:一方面,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应与需求决定利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货币市场贯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是由局部市场向整个金融市场推进,而货币当局的宏观调控也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市场基金作为货币市场上重要的资金供应者,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宏观调控下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而货币市场基金所持有的国债就成了央行吞吐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同时,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者会对利率的波动更加敏感,因而提高了利率信号的调节能力。

4.促进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提高市场效率,为迎接入世做准备。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具有收益高、流动性强、风险低的特征,必将会夺走商业银行大批的存款客户。在竞争的压力下,商业银行就会产生创新的动力,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这正如美国商业银行80年代所产生的金融创新一样。创新的同时也会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如果长期内再给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则包括货币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将很难提高,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仍将缺乏根本的动力。入世后,金融业受到的政策保护最多将只有5年,现在一味地赚取垄断利润,将来如何去面对外国金融业的挑战呢?因此,适时引进新的金融工具,对于抵抗外国金融机构的冲击是必要的,这其中就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而且,我国尽早推出货币市场基金,也会防止这一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业务被外国金融机构所垄断。

四、发展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发展的投资基金均为资本市场基金,而货币市场基金尚处于空白中。适时引入货币市场基金,能有效的改变目前基金全是资本市场的状况,在丰富业务品种的同时有利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多元经营,分散业务风险,提高风险承受能力。近年在利率不断下调的环境下,我国的储蓄存款仍持续增长,这除了中国国情使得人们偏好储蓄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人们不愿承担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的较大风险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货币市场基金作为一种进出自由,投资额灵活,风险极低而收益不错的投资工具,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货币市场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以其风险低、收益好独具魅力。这将促进资本市场基金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获取更高的收益来与之抗衡。

为更好地促进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首先要制定有关货币基金的管理法规。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的存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与国际惯例没有太大的差别。关键是要做到法规制度先行,因此,在有关货币基金的法规中应当明确货币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

2.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离不开货币市场,尤其是一个活跃的货币市场,是货币市场基金运作的基础。从我国当前货币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要满足货币市场基金的需要,应做到:(1)实现市场运作一体化。货币市场是一个包容多个子市场的综合性市场,各个子市场之间应平衡发展,相互促进,并能通过交易和套利活动实现一体化。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对货币市场进行设计、引导和规范运作,以改变我国货币市场中各子市场参差不齐、分割严重的现状。(2)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在商业银行作为货币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的前提下,我们应大力培育发展其他货币市场主体,并放宽他们的进入限制,从而活跃市场的交易,增强流动性。(3)实现市场客体多样化。单一有限的货币市场工具必然会限制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使基金无法通过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了其灵活性。因而在完善现有货币市场工具的基础上,还应大力发展国库券、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和银行承兑票据等其他工具。

货币基金论文篇2

以“亲民”路线销售基金,回归货币基金本源。传统的货币基金销售模式下,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必须开设专门账户,签订销售协议,且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模式下,货币基金似乎站在了让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因此,即使货币基金市场一直蓬勃发展,但却未能完全地走入普通民众当中。余额宝向大家呈现的,是集理财增值、消费购物、转账提现于一体,解决了客户管钱、挣钱、花钱的一揽子需求。客户不需要亲自去银行或基金公司签订协议,也不需要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只要动动鼠标,不仅可以享受更全面的一站式生活平台服务,而且更便捷地享受到理财服务。客户接触和感知理财服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传统金融领域得不到理财服务的人将可以通过网络体验理财服务。传统的理财产品营销总是一味地在强调“赚钱”,但我们应该意识到理财只是基本需求上的衍生需求,理财的本质是更好地服务于生活。既然如此,基金销售的目标就是如何能够帮助客户更便利、更快乐地生活。余额宝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最极致的客户体验,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普通人赚点“小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乐。以前一直高高在上的理财产品,正在放低身段、尊重客户、敬畏市场,通过余额宝感知客户需求。也正是这种“捎带手”的新模式,掀起了全民理财热潮。货币基金正在褪去其复杂的外表,把简单留给客户,做极致简约的产品,这样才能获得大众的认可。

二、基金淘宝店与余额宝模式对比

2011年冬天,博时基金入驻淘宝,开启了基金淘宝销售的互联网之路。然而,基金公司对淘宝直营店并没有表现多大的兴趣。截至目前,还未有一家基金公司新入驻淘宝。与余额宝相比,同样是借助电商平台销售基金,为什么淘宝基金店表现平平,甚至有很多基金零交易量下架?基金淘宝店为何难以复制余额宝的成功?

(一)余额宝直接绑定支付宝,购买程序上更加便捷。淘宝基金店的产品虽然相对于线下产品已经简化了大部分程序,但还是需要经过筛选、加入购物车、支付等一系列流程;但余额宝一键便可购买;另一方面,在淘宝基金店购买基金后也不能如余额宝一样每天打开手机便可查看收益,两相对比,消费者心理上会更加偏爱余额宝。

(二)余额宝依靠阿里巴巴背书,基于其大数据的挖掘,充分降低其流动性风险,更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目前进驻淘宝的基金公司不乏有名的基金公司,如富国、广发、兴业等。但与阿里相比,名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余额宝之所以能一炮而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阿里广泛而忠实的客户基础。阿里运用其积淀近十年的大数据,通过消费者的交易过程分析其消费行为习惯,从而对趋势做出预测。如此,余额宝才可以面对“双十一”这样的事情而没有出现流动资金不足的风险。

(三)余额宝首推零钱理财概念。余额宝出现之前,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支付宝中。余额宝出现后,零钱放在余额宝中,不仅有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其流动性又不受影响,这是每一个淘宝用户都不能拒绝的“诱惑”。淘宝基金店的货币基金虽然也是一元起买,但其流动性不如余额宝,不能直接用于消费,投资者只能用专门的一笔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其概念明显不如余额宝诱人。淘宝基金店虽然也是货币基金销售的一个创新渠道,但它的发展还需要人们消费习惯的逐渐改变和客户的逐渐积累,也许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事,基金的互联网营销必将成为销售基金的一条重要渠道。

三、余额宝未来发展探讨

随着银行拆借市场资金的宽松和决策层的加强管理,余额宝收益率自2014年开始便不断下跌,市场上唱衰余额宝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更有报道称余额宝已经遭用户抛弃,大量资金正在逃离。余额宝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吗?在探讨余额宝的出路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余额宝为什么会存在。我国银行过大的存贷利率空间一直是一个问题,余额宝就是发现并利用了利差。它的大部分资金通过协议存款回归了银行体系。因此,余额宝的生存之道就是把银行一部分的“既得利益”拿出来归还给储户,实现储户财富的资产增值。投资者从余额宝那里得到了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然余额宝会受到追捧。因此可以说,余额宝的快速成长,源于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的发展不足。利差是余额宝存在的理由,钱荒又是余额宝出现的时点。可以看出,余额宝的存在离不开利率和货币需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来一种“流动性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表明,当其他理财产品的预期回报率高于货币的预期回报率,人们必将减少持有货币而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据此,我们可以将货币需求函数表述为:L=f(y,r1,r2),其中,L为货币总需求;y为预期收入,与L成正比;r1为货币的预期回报率,与L成反比;r2为其他理财产品的预期回报率,与L成反比。

人们选择是否以其他方式持有财富,取决于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的预期回报率,即r2-r1。当r2-r1>0时,人们会选择以其他方式持有财富;当r2-r1<0时,人们会继续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银行是通过存贷之间的利差来实现盈利的,存款利率越少,贷款利率越高,银行的利润也就越大。如果不存在存款利率管制,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金融机构会通过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直至没有超额利润为止。此时,当利率上升时,r2-r1将趋于稳定,表明持有其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等同于持有货币的预期回报率。在这种情况下,余额宝将失去竞争利率优势。然而现实是,央行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使得r2-r1无法保持相对稳定。如今银行存款利率本就很低,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其收益差不多为负。在这种情况下,余额宝的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就有利可图。通过余额宝存在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只要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余额宝的利率即使下降,还是会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人们还是会继续选择余额宝。而这正是余额宝会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当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在进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也终有一天会实现。到那个时候,正如马云所说,余额宝“即使是死了也死有所值”。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即使到那个时候,余额宝也不会消失。

货币基金论文篇3

[摘 要]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应广泛开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当然,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此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关键词]货币宪法;金融危机;财政宪法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7

货币权力堪称最具统治力的公权力[1-2],但是在宪法学领域遭到了冷遇。在当代社会,所有的财政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货币问题,它直接指向公民与国家这一对宪法学上的基本范畴。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既定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目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与制约同样是宪法的基本使命与内在要求,也应当是宪法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对货币权力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当从宪法学的视角觅寻金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症结与根源。

一、货币宪法学的提出

虽然货币宪法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相关问题研究引发人们的关注还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的事情。超前消费、市场及金融监管不力、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投资者的心理恐慌,都被看做引发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3-6]有些学者甚至由此得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7]然而这些论述只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而另一些学者则睿智地洞察到金融危机背后还潜伏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纷纷将矛头指向美联储、指向货币当局以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指向不受控制的货币发行权。

奥地利学派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是掌握货币发行权并滥发货币的利维坦政府。[8]货币权力的滥用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一些超国家的货币组织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存在,导致国家货币的丧失;浮动汇率制的存在,使得对经济安全、财产自由的追求,都成了美国货币霸权的牺牲品。很显然,由货币权力滥用所引发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包括深刻的危机、国家危机,并涉及一系列宪法学的基本命题:货币发行权是公权还是私权,它应由哪个部门行使?货币权力应受到何种规则的限制?货币发行权与征税权、发债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如何抒解政府与人民围绕货币发行权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命题恰恰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货币宪法学。[9]

二、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现状

货币宪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早就为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所重视。瑞士当代宪法学家波恩霍尔兹等同样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布坎南的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以及收录这篇文章的耶格尔主编的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波恩霍尔兹的Monetary Regimes and Inflation—History,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等,堪称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在国内,笔者与部分博士生一道也开始尝试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并已经发表了《作为一个学科的货币宪法学》《货币宪法引言》《中国式通胀与货币宪法》《“竞争性”与“政治化”:货币发行的两种理念刍议》等一系列粗浅的文章。单飞跃教授等人则从经济法的角度对货币宪法概念进行了阐释。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原则以及金本位制、中央银行制度、浮动汇率制等核心命题,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探讨,更遑论形成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体系。就相关的研究进路来看,也多是对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财政赤字等经济、法律现象进行解释性的探讨,而未能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真相与制度根源,所有这些都与货币权力的影响力及宪法学研究的宗旨不相称。

三、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前瞻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建立在社会现实的需求之上,只有当人们对货币权力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才会对货币宪法学的研究倾注更多的热情。当下,面对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货币宪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通过货币宪法规则约束货币权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单单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货币宪法学应当立足于金融危机的真实历史与演变趋势,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有关货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货币与金融管理机制、货币发行监督机制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探讨货币宪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定位、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为构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并为最终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制度准备。

当然,任何一种宪法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货币宪法也必然要以宪法学的其他基本命题为支撑,宪法学上所有关于民主法治、人权保障、有限政府、民生福利的价值取向与规范要求,都适用于货币宪法规则。当然,在宪法学研究上,基本理论命题的阐释虽已提供了价值论上的指导,但并不能为协调客观的宪法冲突提供有效的规则。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不仅要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还应当进行更多的形而下的思考以及个案分析;不仅要勾画出合理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还要着眼于其实际运作过程与动态发展变化。

此外,货币宪法与经济宪法、财政宪法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学的诸多概念、规则和原则,为货币宪法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货币宪法看做财政宪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货币行为有别于市场调控,有别于财政、税收、预算等范畴,所以鉴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货币宪法应当成为与经济宪法和财政宪法并立的部门宪法。这也正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苗连营,吴礼宁,吴乐乐,等.货币宪法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2] 吴礼宁.租税国家的立宪主义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0.

[3] 江涌.次贷危机是美国的道德危机[J].国有资产管理,2008(11):33.

[4] 程启智.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机制、根源及其启示——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10(1):70.

[5] 邱丹阳,艾尚乐.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J].东南亚纵横,2010(3):105.

[6] 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J].中国金融,2008(20):31.

[7] 蓝庆新.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警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9(1):23.

货币基金论文篇4

关键字:现金漏损率 货币供给 货币乘数 相关因素分析

引言

货币乘数是分析和计算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变量,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变动都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同三个因素相关,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和现金漏损率。现在多数国家使用改变法定准备金率或者超额准备金率的方式改变货币乘数从而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接着影响社会整体经济。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有效得影响乘数,原因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现金漏损率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怀疑货币乘数操作下的有效性。

美国学者Seth Carpenter和Selva Demiralp(2012)认为美联储使用准备金余额通过货币乘数决定美国的货币供应是不可行的。他通过实证发现如果用M2表货币供应量,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比例同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下的准备金余额相关,并且指出美联储已经从1980以来调节货币供给真正有效的是控制联邦基准利率。并由此总结美国银行系统已经无法仅仅从货币乘数的角度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德国学者Oliver Holtem?ller(2009)考察了德国央行1975年到2005年的数据,以央行主要的政策变量是货币市场利率为假设条件,发展了一个描述货币创造过程的工业组织形式模型,建立了关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名义收入,长短期利率,法定准备金率等变量的VEC模型,用实证的方法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证明了货币供应量除了同基础货币相关外,与经济体中的很多变量也相关,从侧面说明了货币乘数不稳定性。

这些研究注意到货币乘数在现今社会经济环境表现出不稳定,并指出商业银行准备金的自是影响货币乘数的重要原因。但却忽视了组成货币乘数的另一个部分即现金漏损率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从现金漏损率的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货币运行中货币乘数的有效性。

一.货币乘数理论中货币乘数的三个影响因素

在货币乘数理论中,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别代表法定准备率、超额准备率和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现金漏损率Rc等于现金除以存款,本文把现金漏损率记为Y。

二.我国现金漏损率的变动趋势

基于年度数据的统计,1985年到2012年我国的现金漏损率的统计描述如下:

图1 1985-2012年 我国现金漏损率的年度变化图

三.现金漏损率的相关因素的VAR模型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的样本范围是1985 2012年,各变量的数据都来自《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1.选择电子货币发展的变量

本文选择的变量是银行的借记卡里的资金量对银行整个的存款的比值,来衡量电子货币的发展和流行对现金漏损率的影响,记为DZ。

2.选择城镇化程度的变量

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把比重作为城镇化水平的变量,记为CZ。

3.选择老龄化率的变量

本文采用老年人口系数即是60岁老年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老龄化程度的变量,记为LL。

4.选择利率的变量

本文采用央行基准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变量,记为R。

(二)ADF检验

表1 ADF各变量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的表格,我们可以选择的滞后项有1和3,为了使得后面建立的方程简单,我们选择使用的滞后项为1.

(四)模型建立

完成模型定阶以后,开始建立VAR模型。选取现金漏损率对数,GDP对数,老龄化率对数,电子化率对数,城镇化率对数,利率对数作为内生变量,C为外生变量,建立VAR(1)模型。

可以得出现金漏损率的方程

(五)平稳性检验

图2 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

四.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改革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基础货币是可控的,我们可以预测。但是,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表明货币乘数同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负相关。法定准备金率可控,但超额准备金率和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完全取决于银行和公众行为,是不可控,很难预测的。通过上文的实证,我们也发现我国货币运行中的现金漏损率是不可控的,受很多因素影响。这就直接影响了货币乘数的可测性,并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不足,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不满足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之一。并且除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降低外,我国这些年的金融创新,金融资产不断增加也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降低。有人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也降低。由于这些原因,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是更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Oliver Holtem?ller, 2009. "Money Stock, Monetary Base and Bank Behavior in Germany, Geldmenge, Geldbasis und Bankenverhalten in Deutschland,"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lsevier , vol. 63(1), pages 7-36, July.

[2] Alexander Pierre Faure, 2013." Money Creation: Death of the Money Multiplier,"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33(2-3), pages 294-301, March.

[3] Seth Carpentera , Selva Demiralp, 2012."Money, reserv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Does the money multiplier exist?"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Vol.34( 1) , Pages 59-75 ,March

[4] Ed Dolan,2013." Whatever Became of the Money Multiplier?"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Elsevier, vol. 10(1), pages 99-114, March.

[5]雷震,李黎力, "我国货币运行中的现金漏损率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2

[6]王 亮,刘瑞娜"电子货币使用、货币乘数变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J]. 金融发展研究. 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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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鹏博. "货币电子化对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J].华南金融电脑.2010(7).

货币基金论文篇5

关键词:MFS;广义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货币服务指数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隐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目前采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有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异议:如李卓,高岚(2004)从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抗干扰性等四个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另行选择。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尹中立(2006)认为以货币总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该目标越来越难以琢磨,其中原因很多,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放弃还是坚持以货币总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即货币总量统计在货币政策制定及其对整个宏观调控、对经济金融政策的信息支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测度货币总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因此,科学测度货币总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的一个中心工作和任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年推出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是目前世界编制或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国际标准,对各国金融统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这一国际准则中关于货币总量测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为我国货币总量科学测度提供参考。

二、MFS货币总量测度研究

(一)广义货币总量的界定

MFS所定义的货币概念是广义范畴的。MFS认为,狭义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包括货币和可转让存款,而金融创新却削弱了狭义货币对于政策目的的有用性,广义货币则能较好地适用于政策目的。因此,MFS认为,广义货币总量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2.货币的持有部门;3.货币的发行部门。

MFS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探讨可纳入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第一方面说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这是选择货币总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特性。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货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哪些金融资产是广义货币,哪些不是,一般可从货币的流动性、储藏价值功能和其他基本特性如法定货币、可转让性、可分割性、期限、交易成本、盈利性等角度判断。例如:货币和可转让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属于广义货币。它们的货币特征可概括为:是法定货币;具有广为接受性;零期限,可直接用于支付;无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很低;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第二方面说明哪些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根据定义,货币持有部门通常包括除存款性公司和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居民部门。也就是说,货币持有者一般包括:1.公共和其他非金融性公司;2.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单位;3.住户和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4.金融性公司部门中除存款性公司分部门(即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单位。

第三方面说明哪些部门发行被持有者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货币发行部门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也可以发行包括在广义货币中的存款或证券。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存款可看作是其发行的存款凭证,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部门。

MFS广义货币总量概念的提出,就有了一种统一的“格式”为有关国家编制广义货币总量,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解决了各国因货币定义不同而导致的无法比较的问题。

(二)流动性总量的界定

MFS提倡各国在编制广义货币总量时,还可以对流动性总量进行测度。对于流动性总量,MFS是这样定义的:除了广义货币负债之外,流动性总量还包括其他被认为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流动性总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广义货币的组成部分和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其他负债。流动性总量在负债的类型和涵盖的发行部门这两方面比广义货币的范围要广。

进行流动性总量的测度的原因是,MFS认为,有些金融资产货币性强弱的判断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样就使一些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统计监测之外。为了扩大货币监测的范围,MFS建议各国根据需要除了统计监测广义货币之外,还可统计监测流动性总量。

(三)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评价

MFS主张的货币总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简单加总法。简单加总法是先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然后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M3等,按各自包括的组成部分以相等的权数简单相加。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简明,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但这种传统的货币总量计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微观经济理论相悖。该方法假设货币资产的持有者将构成货币总量的各类货币资产看做是完全的替代品,因此在计算时赋予各类货币资产相同的权重,例如M2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等各项货币资产的权重都等于1。然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货币,原因在于不同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手段是有差异的。就交易职能而言,人们会选择具有高流动性的货币资产;而对于价值储藏手段,人们会选择能够保值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说,实际上,货币持有者并不认为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2.加权汇总法。该方法考虑到了不同货币性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由于货币总量是由各种流动性不同(或货币性有差别)的金融资产构成的,因此,可按流动性的不同程度(或货币性的程度)确定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大于0小于1),然后求出货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加权平均总量,这一货币总量就是货币的加权度量,通常称之为加权货币总量。

常用的货币总量有货币服务总量和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由于货币服务总量度量了服务性流量,因而不能与货币存量直接比较。因此,人们更愿意使用指数的形式来反映货币的增长情况,如拉式货币服务指数和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就是目前主要使用的两种总量指数。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反映所有货币服务总量的动态及平均变化程度,它提供了度量货币增长的另一种形式。各种货币总量和货币服务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货币服务总量

由于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因此,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可称为货币服务总量,其计算方法为:

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式中:TMS是t期的货币服务总量;m是第i种金融工具的数量。式(1)表示对所有金融工具货币性的一个总的衡量,即将每一种金融工具的服务加总的结果。

(2)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

式中:LWMS是第i种金融工具在第t期的拉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r是第i种工具在基期的收益率;是作为参照物的某种金融工具在基期的基准利率。

(3)拉式货币服务指数

式中:LWSI是第t期的拉式货币服务指数;m是第i种金融工具基期的数量。r是基期作为参照物的金融工具的基准利率;r是第i种工具的收益率。由于拉氏指数使用固定基期权数,因此,用这种方法度量时,可不受一定时期利率变化的影响。

(4)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

该指数是由巴内特(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而导出的。该指数以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来建立权数加总各种货币资产。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在离散时间情况下,Divisi货币数量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D为第t期的Divisa货币总量;为第i种货币资产占总支出的比重;m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数量;p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机会成本,或称价格,它是由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与某一基准利率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是基准利率;

是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ro是极小的常数。公式(4)表示Divisa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等于各货币资产的增长率按其支出的比重加权加总。由于该指数的权重表现为每一种货币提供服务占所有货币资产提供服务总量的比重,这样,以加权的方式就能体现不同货币层次的结构,进而对宏观经济指标予以反映。因此,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各货币层次由于流动性、安全性、机会成本带来的结构上的差异。

三、借鉴MFS,科学测度我国货币总量的建议

通过对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的解读和评价,在我国货币总量测度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

(一)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货币总量的选择总是要结合政策目标,选取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货币总量。MFS认为选择的标准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货币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为准,具体包括价格总水平、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组成部分。二是货币总量与中介目标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如货币总量与利率、基础货币。三是要考虑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可预见效果,具体包括对中介目标变量的影响、对货币总量的间接影响等。从目前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总量的实施效果来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二)扩大货币总量统计机构范围,并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以完善货币总量基础数据的来源

货币基础数据的提供,是正确统计货币总量的基础。与MFS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总量统计也是在金融性公司分类的基础上,对报表数据逐级汇总、合并和轧差而形成的。与MFS略不同的是,我国货币总量统计采取两种并行的表述方式:一是单独编制货币供应量统计表、基础货币统计表等;二是按MFS的要求编制货币当局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概览。在机构范围上,我国货币总量统计的覆盖的金融机构只有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不包括在内。我国应按照MFS的要求,尽快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与国际标准相接轨。

(三)积极修订货币供应量层次,进一步改善货币总量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阶段,我国根据国际通用原则,以货币流动性差别作为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把货币供应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o:流通中现金;M1(即货币):Mo+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影响,对货币统计口径主要作过2次修订:第一次是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第二次是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使货币属性的界线不像以前那样分明了。人们对于目前这种货币供应层次划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应尽快研究并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对货币总量统计的影响,对货币总量计量的口径作相应的调整。在科学计量货币总量时还要考虑统计口径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货币计量方式有可比性。

(四)试编加权货币总量,使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是按简单加总的方法计算的,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与产出和物价的稳定关系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难以准确地描述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本质及其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测定货币需求。因此,探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与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高的货币定义,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李治国,施月华(2003)就认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充分考虑了货币总量中各类资产的货币性职能,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因此,我国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应加强加权货币总量,特别是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servicesindex)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以提高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五)增加流动性总量的统计,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要使货币总量更好地担当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我们认为,扩大货币监测范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FS中流动性总量的提出,告诉我们建立一种比广义货币更广义的测度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已开始统计流动性总量,我国目前尚未正式统计流动性总量。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流动性总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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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涤龙等译,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J],金融学家,2001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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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卓,高岚,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浙江金,2004,(1-2).

货币基金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数量方程;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理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1-0011-04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09

[作者简介]何海峰(1970-),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与政策;冯静(1974-),女,广西柳州人,教师。

一、引言

“货币流通速度”一词的英文表述有两个:“Velocity of Circulation”与“Velocity of Money”,两者都是指“the rate of turnover of money”(货币的周转率)。例如,克拉默(Cramer,1992)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使用前一词,而米什金(Mishkin,2002)在《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中则采用后一个。

理论研究的历史表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因何需要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流通)的前提之下,因此,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直从属于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可测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货币需求函数的内容,并最终决定了对“货币与经济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货币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近十年来,随着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的一些典型现象,如货币“超供给”(也称货币“超需求”)等提供解释。而事实上,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实证研究还在继续,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已基本停滞。是什么导致西方学者不再从理论上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对国内当前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有何借鉴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源与流,并总结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规范来回答。

二、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与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随着近代数量论而正式进入理论研究的范围的,这与货币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分不开。

(一)货币数量方程――货币流通速度的缘起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往往把货币数量方程误认为货币数量论。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恒等式,而货币数量论是关于价格、总收入以及流通速度决定的理论。

一般地,货币数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Y)MVPy(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在融通交易过程中转手的平均次数,Y是购买商品支出,P是商品的平均价格,y是交易商品的数量(也代表了经济中的收入)。

根据对商品交易(方程右边)和支付媒介(方程左边)的不同关注,公式(1)可以变化为四种形式,分别界定涵义不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法的数量方程

(Y)M・VMyPy・y(2)

这里,VMy就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income velocity),它等于YM。

()交易法的数量方程

M・VMTPT・T(3)

这里,VMT就是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 velocity)。

()分解货币的数量方程

D・VDy+C・VCyPy・y (4)

这里,VDy代表活期存款的收入流通速度,VCy代表通货的收入流通速度。

()用基础货币表示的数量方程

B・VByPy・y (5)

这里,VBy代表基础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时,往往根据问题的背景、性质与侧重点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数量方程,并演化出不同的理论范式。

(二)近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深入认识是与货币需求的研究密不可分的。从历史顺序和理论逻辑上看,20世纪初面世的近代数量论是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理论范式,它包括交易说、收入说和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1992)。

()交易说

欧文・费雪(1911)提出的交易说最为著名:

M・VMT=PT・T(6)

D・VD+C・VC=PT・T(7)

费雪的数量论有两个要点: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函数是稳定的;其二,在均衡状态下,外生货币供给通过支出导致价格的按比例变化,该机制后来被称为货币政策的直接传导机制(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收入说

收入说的形成从时间上晚于交易说和下面的现金余额说,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安吉尔(James Angell,1936)。

由于交易说需要度量所有的中间交易――尽管它们都是具体可观察的实际交易,但这在实践上是做不到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选择用国民收入交易(即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来表示货币数量论:

(Y=)MV=PNy=Py'(8)

这里,N代表人口,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y'代表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

所以,最常见的一种货币流通速度就被定义为(米什金,2002):

从交易说到收入说,货币的职能(即人们需要货币的原因)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前者强调的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后者突出的是货币的财富贮藏。

()现金余额说

倡导现金余额说的著名学者包括庇古、马歇尔和早期的凯恩斯,其中,庇古(1917)应该是最早的提出者。其创造性贡献在于,他从个人保存财富的动机和行为出发,刻画了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进而又站在货币供求均衡的角度得出了著名的剑桥数量论:

MdY=k(r) (10)

M=(Md=)k(r)Y=k(r)Py(11)

这里,r代表投资内部收益率,k'(r)

V=1k(r)=YM (12)

显然,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利率。因此,在庇古的数量论中它不是一个常数,而且在均衡状态下与货币供给无关。但是,剑桥学派习惯于把k视为一个常数,这样,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成了一个常数。

需要注意的是,现金余额说中,货币需求已经被认为是既来源于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也来源于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这些原因后来被凯恩斯发展为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

简言之,近代数量论的研究范式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或流通速度函数稳定),当中不重视或忽视利率的影响,但持币动机已经被关注。

三、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凯恩斯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最主要的观点;但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研究就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一)凯恩斯理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我们知道,大危机时货币流通速度极不稳定的“反常”现象,促使了凯恩斯从货币需求稳定性上开始了伟大的思考和分析。

简要地说,凯恩斯在持币三动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经典的货币需求函数:

以利率为自变量的货币投机需求是不稳定的,这样,货币需求函数就是不稳定的。从公式(15)可以看出,与事实相契合,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数。具体地,凯恩斯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利率的顺周期性必然通过货币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其次,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预期的变动将(通过投机需求)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从而进一步使顺周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大波动幅度。简言之,货币流通速度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的变量,这就是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意义。

二战以后,现代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鲍莫尔(Baumol,1952)、惠伦(Whalen,1966)、米勒(Miller,1966)、奥尔(Orr,1966)和托宾(1958)等人。简单地说,他们的研究更精确地阐释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的命题依然成立。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通速度

弗里德曼(1956)应用资产需求理论建立了新的货币需求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这里,rb和re代表债券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代表通货膨胀率,w代表非人力财富与人力财富之比, 代表永久性收入,u代表个人嗜好。

当货币供求均衡时,就可得到: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又相当稳定,因而它是稳定的。这样,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稳定和可预测的。他的观点与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认可。

以上历史和理论的进程表明(包括早期数量论),货币流通速度研究是货币需求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必然地在逻辑上支持着后者,从属于货币需求的范式――这些范式在不同经济学家那里又有很大差别。而且,货币流通速度是事后概念和实际变量,体现了货币供求均衡及变动。这两个基本要求构成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规范。

(三)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研究的淡出

从历史上看,20世纪早期货币流通速度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然而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并没有V这个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全盛期,人们曾对它有些兴趣”(……this V has no place in modern economics.Its heyday was in the 1930s……)(克拉默,1992)。

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并具有解释力。但是,1974年之后,风云突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稳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经济学家进行了各种复杂的努力,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目前较多地应用了单位根、协整和误差校正技术,但结果始终不令人满意。这样,在获得了一些基本结论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停滞,期待着新的理论范式。所以,80年代之后,货币流通速度只存在一些实际验证工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美国,1982年之后,M1流通速度波动剧烈,而M2比较稳定,美联储于是在1987年放弃M1目标,集中关注M2;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也不再稳定,美联储于是又在1993年7月宣布全面放弃所有货币量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功用性下降了。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家们逐渐失去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兴趣。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

货币流通速度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依然体现着货币需求的大主题,一方面验证着货币理论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具体的决策支持;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研究应属于经验研究的范畴。

(一)货币流通速度的国际经验

首先,从国外的研究看,货币流通速度经验研究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检验有关的货币需求理论。米什金(2002)按照公式(9),以名义GDP代替名义收入,计算了美国1915-1999年间M1和M2的流通速度。他分析了这两个流通速度的历史变化规律,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常数吗”的自问题,在货币需求的理论范畴内,对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和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进行了对比。实际上,公式(9)是实证中货币流通速度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事后的不同货币统计口径对应的流通速度;然后,再根据不同货币口径对应的经济活动意义进行分析。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塞尔登(Selden,1956)在《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文中以现代数量论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美国1839-1951年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其次,这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为货币金融当局(当然也包括理论界)提供货币(交易)流通速度的具体统计方法和数字。基于实践意义,人们更关心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因此,这方面研究遵循了公式(7)(D・VD+C・VC=PT・T)的货币流通速度。关于Vd(以年计,包括金融交易和货币市场),加维(Garvy)和布林(Blyn)(1970)指出,美国从1919年不足30增长到1929年的35,然后一直下降到1945年的不足15。二战后,开始长期上升,1965年达到50,随后狂升,1984年达到400以上。至于美国Vd大幅提高的原因,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于银行业务和技术创新(克拉默,1986)。此外,克拉默(1981)计算过英国的净Vd(不包括货币市场),博伊斯乔坦(Boeschoten,1982)和法塞(Fase,1984)计算过荷兰的净Vd。VC(以年计,不包括货币市场)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由劳伦特(Laurent,1970)设计,他主要借助回笼率计算得到,美国从1875-1890年间约为30,然后在1928年上升到顶点120,随后陡降至1945年的32并一直延续。第二种方法由费雪(1909)创立,他通过银行取款(或存款)额与平均付款回路(loops of payments)长度相乘来计算现金付款数。采用费雪的方法计算得出,英国1960-1978年间VC约为常数18.5。如果结合两种方法,可以得出荷兰1965-1982年间VC约为常数15.3。所以,一般认为,现金流通速度是一个介于15-20的常数。

(二)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最新动态

理性地讲,对比国内、国际在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水平或成果没有太大意义。国内研究节奏上的滞后,是由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实际进程决定的。

国内有学者(耿中元、曾令华、张超,2005)总结和评价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他们认为,90年代以来的进展,主要有四方面内容: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性和稳定性、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原因或影响因素、收入流通速度与交易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经济政策。同时,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证分析偏少是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基本赞成他们的看法,并简要评述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展。

何运信(2006)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应该统一在一个基于微观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下进行,这是现代经济研究的规范。他的观点鲜明、正确,但可能不会引起足够的注意。王曦(2001)遵循规范框架,强调了制度转型对货币需求的意义,建立了计量模型,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的原因。该文相当重要,尤其是其对中国制度因素的引入和考量。艾洪德、范南(2002)进一步运用了协整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文的结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启示意义,其实证技术规范符合国际趋势。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基本的事实,而施锡铨、夏国忠(1999)通过时序模型的建立,全面计算和检验了各种货币流通速度数量特征,得出了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呈对数线性递减的结论,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但货币化是主要原因的说法存有争论);孙健、辛然(2002)则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可能原因。陶江(2003)通过对弗里德曼数量论逻辑的置疑,对比分析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提出交易速度更真实也更有价值;伍超明(2004)确认了交易速度的复归倾向,他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交易速度与收入速度差异的表现与决定,提出了一个新货币流通速度公式。夏斌、高善文、陈道富(2003)以黑箱理论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充分结合,具有较高的货币政策意义;戴金平、阮君(2000)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作用,并提出了对策和措施。最后,王有贵、丁宁、张黎(2002)通过微观主体持币时间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的统计表达,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由制度和技术决定,而是由理性消费行为决定。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目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增长、市场与调控等主题。一方面处于转型中的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经济日益发达,金融制度和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经济中微观主体基本行为(如消费、储蓄等)的规律和特征难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深化和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均无现成模式或经验可援。这样的国情和背景,对于中国的货币经济学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五、结语

西方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始终在货币需求和货币均衡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规范。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汉达(2000)说过,它在长期内变动,而在短期内波动。不管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具体是多少,它们的增加都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

由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的失去以及仍在进行的重建,也由于对货币政策参考意义的降低,经济学家们对货币流通速度不再重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构建凯恩斯理论微观基础、批评弗里德曼逻辑缺陷时指出[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Greenwald),2002],货币流通速度理论上可以无穷大,而利率可能出现反周期性,所以现代货币政策应充分重视信贷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近年来随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货币政策在超越货币量、利率中介目标的同时,也在说明货币流通速度甚至货币需求的意义在降低。

国内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正在重视研究规范;但是,不存在与国际相比先进或落后的水平问题,因为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以及背景差别很大。转型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加强的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货币政策的体制性、结构性、机制性和有效性问题,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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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论文篇7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 and 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 and 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瑞典1871年-19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分析,两个变量都显著进入回归方程。Hallman(1991)使用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及一个哑变量对美国GDP/M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业劳动力与GDP/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Adam(2004)以M=3/GDP作为货币化指标,并通过建立货币化趋势指标考察1992年-2003年间货币化趋势对波兰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化趋势指标与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系数为2.478。

2、金融深化。

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认为货币流通速度U结构中,下降与上升两个阶段受不同因素主导,下降阶段主要受货币化的主导,而上升阶段则由金融深化及经济稳定所决定,即支付系统的完善、信息传递的畅通、货币替代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现金管理技术的应用,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及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上升,金融深化带来全球货币流通速度的普遍上升。Bordo and Jonung(1981、1987、1990、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以人均真实收入变动率的六年平均移动标准差作为经济稳定性指标,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两个指标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Ireland(1991)以人均收入、(金融+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例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对美国1929年一

1988年的GDP/M1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1929年-1980年金融发展促使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即货币需求的减少),验证了Bordo and Johung有关制度变量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假设的正确性。Siklos(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深化指标,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长期关系。Arnoldfl996)将现金/M2、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及GDP/M2分解为非平稳趋势部分、平稳随机部分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现金/M2不能作为商业银行扩张的替代变量,而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则是替代金融创新的较好指标。Siklos(1997)以信用卡交易额/名义GDP比例、EFTPOS终端数量(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s at point-of-sale)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与新西兰1980-1994年GDP/M3进行协整分析,两个指标与GDP/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前者系数为正,后者为负。Arrau(1991)曾以M1/M2作为金融创新s指标,考察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情况,但影响结果不明确;1981年起美国活期存款可支付利息,活期存款近似产品快速增长,Arestis(1993年)将含息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作为金融创新指标融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此指标的加入表明美国M1需求函数并没有出现断点,并提高估计系数的稳定性。

3、年龄结构。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只以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分析居民的货币需求。实际隐含了人们兴趣与偏好不变的假设,即人是同质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变的持币偏好与倾向。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相应发生变化,中年时期的储蓄比率比年轻及退休时期相对要高,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的消费、储蓄行为,这意味着年龄变化对社会的货币需求量也存在影响。Mayor(1984)认为如果忽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不断降低的平均年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比例的变化以及银行信用的制度创新等因素,将无法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作出正确的回答,而且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变量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估计也会出现偏差,他将人口年龄中位数、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作为制度变量与人均存款进行横截面估计,结果为:年龄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人口转移效应为负,年龄结构变化分别解释了1870-1950年、1950-1970年两个时段M2流通速度变化的35.2%、31%。Fair and Dominguez(1991)考察了年龄分布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房地产投资、货币需求、劳动力供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分布对货币需求(M1)的影响为正向,人们在成熟期(25岁-54岁)手持更多的货币,在39岁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最高。Holman and Graves(2002)认为偏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退休人群相对于其它人群来说将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比例的货币余额。他以城镇化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分析偏好异质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计量结果为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后者不显著,Holman and Graves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退休年龄不断提前所导致的,65岁不适合作为退休年龄的指标。Modigliani(2004)认为,生育小孩是中国人养老的重要手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小孩数量,为保障年老(退休后)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增加当前储蓄积累养老资金,他以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作为抚养系数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率进行计量分析(储蓄=现金+存款+新发行的债券+个人投资的固定资产),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经济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几乎一致,两者共同导致中国储蓄率提高了20个以上百分点。

4、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被视为收入(总量或平均量)及其它变量矩阵的函数,其隐含了边际货币需求曲线的线性假设,即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始终保持不变,当收入从某个贫富阶层(家庭、个人)向另外的阶层(家庭、个人)转移时,收入总量及收入平均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货币需求量依然保持不变。Lan-don(1992)认为边际货币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货币需求具有异质性。他以家庭收入标准将家庭分为6大组:低于5000美元、5000-9999美元、10000-12499美元、12500-14999美元、15000-24999美元、高于25000美元,并将收入低于5000、5000-9999、15000-24999、高于25000美元家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总数,与家庭平均手持M1进行实证统计,发现各收入组家庭所占比例的系数明显不同,这表明家庭收入大小对货币量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美国在1974年及1982年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197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的下降才是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以往货币需求函数中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变化。Cover(1993)分别以基尼系数、60%最贫困阶层家庭所获取收入,美国家庭总收入比例与M1进行实证检验,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分配对交易性货币确实存在影响,收入越不公平,M1的需求越大,与平方根公式、立方根公式中所谓的货币需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刚好相反。

5、时间价值。

Baumol-Tobin模型考察债券转换成现金时,只考虑了所涉及的交易手续费,而没有考虑到耗费的时间成本,如果时间价值高,无疑增加了债券与现金的转换成本(手续费成本加时间成本),使人们可能持有更多的货币,即时间价值影响货币量的持有。时间价值一般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也即工资率来衡量的。Kami(1974)将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及财产收入,以每小时工资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M0、M1、M2之间的关系,工资率显著正向影响M1、M2,工资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大于财产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验证了存货模型及持久收入假设。Mulligan(1997)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61-1992年12000家企业的货币需求’,以每个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工资及企业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工资率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在同等销售额情况下高工资率的企业持有较多的货币。Lotti

(2007)认为企业在货币需求行为方面也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的组织结构、目标函数及行业背景,都影响到企业的现金管理及货币需求,而且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实际也不一致。不能单纯以存款利率等作为机会成本,而应以各企业自身的利息支出率作为机会成本,他以每个企业的净销售总额、利息支出/总负债比例、平均工资三个变量考察制造、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货币需求(货币=现金+存款+短期投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中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具有较大差别,介于0.22-0.33之间,当三个行业合在一起实证时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显著,但三个行业分别考察时零售业工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则不显著。

6、税率与转换成本。

假设对Baumol-Tobin模型中的债券收益征税,则投资债券所获收益将减少,债券吸引力下降,人们将转而增加货币的持有,税率越高。债券投资吸引力越低,人们对货币需求也越大。Kaminow(1969)认为1930年之前货币需求的短期利率弹性为0可能是由于忽视所得税结构而导致的,持有货币的成本不应以利率而应以税后利率来衡量,他选用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考察税收对1900-1929年、1948-1961年两个时段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与货币需求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但他同时发现1963-1965年美国实行减税政策期间,居民货币余额却增加210亿元,税率降低反而促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对于税率影响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Kaminow认为税率变动与战争、赤字、衰退等社会经济因素高度相关,这些隐含于税率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导致了税收对货币影响结果不完全相同。Duca(2000)利用修正的Baumol-Tobin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以债券股票投资基金费率、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与M2流通速度作协整回归分析,M2流通速度与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存在协整关系,费率降低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M2与各投资基金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费率的降低减轻的货币与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引起货币向基金转移,1990年代M2流通速度的上升与货币、债券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密切相关,不断下降的债券投资基金费率解释了M2流通速度不断上升的原因,

7、其它因素。

(1)产业结构变化。Driscoll(1982)认为农业的货币需求小于其它产业的货币需求,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不应忽视产业结构变化及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别,他对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M1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收人比例(农业产业收入/GDP)与货币需求之间显著呈反向关系。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货币需求量,证明了非农业产业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2)市场均衡程度。Duo Oin(1998)认为标准的货币需求模型建立在完全市场均衡基础上,发达国家市场均衡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计量结果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三国的M1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rf)及各国的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收入比例(rb)作为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非均衡指标,rf对韩国、新加坡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力(新加坡国内利率不显著,而主要受美国利率的影响),而日本的货币需求则不受rf、rb两者影响,由此说明日本的市场均衡程度高于韩国、新加坡。(3)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差异。Tang(2002、2003)认为消费、投资、出口具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倾向,只以其总量(即GDP)作为规模变量可能导致系数估计有偏,他将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及出口同时置于同一需求函数中,对马来西亚、日本的广义货币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变量的货币需求倾向,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同,投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明显大于消费及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1973-2000年日本的投资、消费、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1.2、0.34、0.25。

三、简评与启示

虽然货币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也曾对其影响机理进行过论述,但都只停留于笼统的理论层面,而没有定量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其影响效力及影响方向,如Friedman在其新货币数量需求函数中加进了制度变量u,但在考察美、英两国100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并没有将制度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将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因素指标化并纳入货币需求函数进行计量分析,使得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再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而是提高到与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的同等重要位置,进入实证需求函数考察制度变化对货币需求行为的影响,这极大丰富、完善了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典货币需求理论的继承、综合与扩展。

制度变量进入实证函数,提高了模型的计量效果。一方面提高了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估计系数的准确性。在传统货币需求计量中,只有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两个变量,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制度变量的影响效果进入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中,特别是进入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此导致规模变量的需求弹性普遍较大(Friedman使用GDP及利率估计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时,GDP的弹性高达1.8、1.2),制度变量进入函数后,其影响效果从规模变量弹性系数中分离出来,解决了长期存在但又被忽视的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有偏问题,降低了规模变量的需求高弹性系数,改变了长期以来Friedman(1963)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的说法(货币的收入需求弹性>1)。另一方面提高了函数的稳定性。由于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作用,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在稳定性检验时,容易出现系数估计不稳定问题,如众所周知的美国1974年的货币失踪之谜,但将有关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函数后,货币需求稳定性普遍提高,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断点问题,及时将制度变量的影响信息融入实证分析,提高了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货币发行目标实现与货币政策的操作。

货币基金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改革,对策

 

一、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现状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普通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经济与管理类专业都把货币银行学作为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教与学,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和方法等。

从普通高校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大纲来看,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按先后顺序大致如下: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利率、金融市场简介、金融机构体系简介、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均衡、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国际资本流动等。教学中一般把重点发在货币、信用、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与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章节上,教学内容主要限于货币与银行。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经济管理专业而言,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按上述内容体系来安排教学存在很大的缺陷,特别是在我国银行以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对经管类专业学生局限于货币与银行的教学内容更显得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

二、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教学内容的专业区分度不够

目前,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的一个缺陷在于,在教学实践中对金融专业学生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教学内容上区分度不够。对于金融专业学生和经管类专业学生而言,作为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的地位有些共性,但也有不同的意义: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还将进一步学习金融学专业的不同分支学科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课程以后,还会学习国际金融课程。而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专业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一般不会再学习金融学中的其他课程。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侧重于掌握与市场、单位和个人分配关系密切相关的金融实践的内容,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策,而对于金融理论的部分可不作太高要求。所以,对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应该更全面一些,但深度要求却要比金融专业低一些,即应在教学中全面地了解现代金融体系及其运行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对货币银行学有清晰和较为全面的认识,而不应仅陷于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运行。

究其原因,与我国的传统有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金融体系还不太健全,很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或者是依附于四大国有银行,多种金融市场没有建立或者刚刚建立,社会融资基本依靠银行融资,其他融资渠道基本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状况下,金融问题基本上就是货币、银行和信贷的管理。所以,在我国传统上的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中,就基本上是以货币、银行和信贷为主要内容了。

(二)教学内容与其他课程重复度高

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有许多重复的地方,特别是在宏观金融部分。例如,目前经济管理专业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中关于通货膨胀等内容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再例如,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也与宏观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

考察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传统的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找到答案,在上述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都有相关内容,而且这些相关内容在两门课程中都属于重要的知识点。特别是近年来的教学评估,要求教师严格按照统一的大纲和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自然会有相关内容的重复。

(三)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不够

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内容所占比重过大。对于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学习货币银行学主要是了解各种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作用、行为,以及金融投资的基本原理。而在目前的货币银行学内容中,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等内容所占篇幅过大,偏重于宏观金融,以及货币政策等,这在当前国外经管类专业的同类课程中,一般也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3~5]二是现代内容相对缺乏。比如利率理论部分忽视了利率的计算和结构;在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中缺乏现代金融中介基本理论分析,也缺乏对一些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运行的分析;在金融市场部分缺乏资产定价基础和选择行为理论。

(四)教材建设的滞后

新教材建设和推广的滞后也是金融学教学内容调整滞后的原因之一。在对高校教学评估、专业评估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使用优秀教材,但是各机构以前评出的优秀教材不一定随实践和理论发展进行调整,实际上,很多机构评出的“优秀教材”在内容上是过时的,“优秀”也只代表过去的优秀,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的优秀。其次是部分教师自身所接受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就是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对策,如果调整教学内容,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补足新的知识,而且要更换原有的教案,这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这导致了教材建设的滞后。

(五)教学内容改革的动力不足

查阅相关教学改革的文献,大都是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也比较重视对教学条件、教学手段、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而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则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目前,我国高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中,每年必须完成的科研量化考核是一个硬约束,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职称评审、各级人才项目资助中基本上都是以科研为导向。虽然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但教学效果评价比较困难,取决于多种难以量化的因素以及难以由教师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此,教师的选择大多是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基础上,以科研为重,而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教学研究中去,从而造成教学内容滞后于金融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现状。

三、经管类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对策

(一)教学内容安排上区分不同专业

针对不同是专业,教学内容安排上应有所侧重。如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金融市场的理论和应用,特别是国际经济市场的理论与应用,应该是重点内容,但这些知识往往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现代金融理论与教学发展的需要。所以,从教师的角度来说,需要不断地学习,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从学校来说,应该鼓励教师到知名院校、到国外学习。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优化教师的配置,对这些新的教学内容确实有困难的教师,应尽量避免安排这样的课程,而相应地安排能够胜任的教师承担本课程,尽量发挥所有教师的专长,扬长避短。

(二)依据学科发展规律和专业特性,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对于经济管理专业而言,在教授金融理论时,重点不是要强调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在知识点上可以相对全面,所以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可以不是很深奥的理论知识对策,而适当扩展金融知识面、增加贴近现实的案例等,以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他们的金融意识。同时,在应用性方面,则应要做相应地加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部分涉及到货币的职能、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经济均衡。这些都是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知识,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所涉猎。在本门课程中,可以采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而不用陷于理论知识点的反复讲解。货币政策部分包括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如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等,我们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如面对通货膨胀,该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等。其次是删减传统内容,货币的起源、发展和货币制度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来说可以删除,只要在货币理论部分介绍货币职能就可以。

二是金融市场部分。金融市场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各类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和工具,教学内容必须涵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基本结构、功能和工具。第一,要增加货币市场及其子市场、资本市场及其子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介绍,这样可以使学生对金融市场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而言,外汇市场的介绍还应有所加强。第二,增加信用与风险的内容,特别是金融危机。

三是金融价格部分。针对经济管理专业的应用性特点,金融价格行为理论可以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讲授,这些内容主要是与利率相关的计算和利率结构、各种有价证券的定价、资产选择行为等内容。从国外的教材来看,这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要特别予以强调。对于现代金融的金融期权和远期协议等内容,可以对其基本内容加以介绍,拓展知识面。而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与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可以适当删减。

四是金融机构部分。金融机构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及基本业务,教学内容必须涵盖存款性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专业)银行、储蓄机构和信用合作机构)、非存款性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机构、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以及金融调控与监管机构。第一,增加金融中介的介绍,我国的银行业改革过程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目前我国银行中介机构已呈现多元化格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有三家已经上市,城市银行中也有几家已经成为上市银行对策,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这些都是新近出现的,在一般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所涉甚少。而对于商业银行部分关于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等内容可以删除,商业银行这部分教学内容可以集中在其业务和功能定位上。第二,增加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介绍,特别是对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储蓄与合作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基本业务的介绍,这一部分是目前的教学中普遍缺少的。

(三)加强教材建设

在教材建设中,一方面是紧跟理论发展的前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超前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因此,有必要紧跟发达国家的前沿理论,保持货币银行学教学的前瞻性,随着理论的发展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要适当超前于我国的实践。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超前的理论作指导。因此,货币银行学教材在内容安排上应该随实践和理论发展适时作出调整,适当超前于本国实践的发展。

(四)理顺教学改革的思路,加快教学改革

学校不仅要重视科研,也要从制度上建立推进教学改革的激励机制。一是理顺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研是提高师资水平、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的强有力支撑。学校可以设立相应政策,引导教师把科研融入到教学改革当中。二是加大教研教改支持力度。对于教研教改项目的立项及实施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三是依托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加快教学内容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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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国强.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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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货币基金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融资约束;现金持有行为

一、绪论

尽管现金是企业获利能力较低的资产,但却是一个企业成立、周转、偿债、投资的必要因素,因此企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是企业的现金持有并不是固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环境以及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以往的研究基本都是从企业的治理环境、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现金持有特点进行解释,但是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现金持有变化在内的多种行为。本文从宏观的货币政策角度分析其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的冲击效应,即从宏观货币政策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去解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选择这一角度的原因是银行信贷渠道作为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的渠道,而货币政策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此外在金融市场不发达,制度不完善的地区,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更强,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更为重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货币政策与现金持有变化

货币政策影响微观经济活动的途径主要有利率途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由于我国特殊的金融和制度环境,我国的货币传导途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4,5。信贷传导渠道(包括利率传导渠道)影响微观企业活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对企业的资本支出和投资行为进行调整6。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异,金融环境和制度较为特殊,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中重要的重要,企业的外部融资除了少数的未规范的的民间金融,商业银行仍然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7。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也承认了这一事实,2009年时任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阎庆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中国的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高达180.6%,这远远超过了欧盟(100%)和美国(60%)的平均水平,而且银行信贷的基本上上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M2是影响信贷的直接因素,而且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所以文章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个体的现金持有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充足,此外投资机会也较多,持有现金会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会采取较低的现金持有策略,并降低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而当货币政策趋紧时,处于预防性动机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并且提高现金持有比率的增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货币政策紧缩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正相关。

2.融资约束与企业融资

货币政策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效应,这种非对称效应会主要是主管预期、传导机制和市场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8。而货币政策是与预期、传导机制、市场制度的有效性紧密相连的国家短期调控政策,并且它存在着逆周期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需求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的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不同企业满足其短期需求的方式并不一致:低融资约束企业很容易的通过进入信贷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来满足其短期需求,化解货币政策的冲击,而高融资约束企业只能依靠信贷市场或者不规范的金融漏损满足其短期需求。由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更难获得信贷支持,所以在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环境波动的冲击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程度企业,它们更有可能提高其现金持有以应对各种风险11。基于上述论述,文章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融资约束程度越到的企业现金持有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冲击。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了全面考察我国近十年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本文选择了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5年到2012年,间隔为季度,这主要考虑到货币冲击具有短期性的效应。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新浪财经。为了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可行性,本文剔除了特殊行业和数据不全的企业,最后得到了32352个样本数据。

2.模型设计

文章借鉴了Almeida等和祝继高、陆正飞的回归模型,提出本文的基本回归模型

Cash1=β0+β1MC+β2MC*LFC+β3CFO+β4SIZE+β5BMC+β6Year+β7Industry+ε (1)

Cash1=β0+β1MC +β2CFO+β3SIZE+β4BMC+β5Year+β6I

ndustry+ε(2)

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冲击效应,本文将主要的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现金持有比率的季度之间的差异,同时现金持有比率也是考察货币政策对样本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本文将现金持有比率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和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变量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融资约束程度分别用了KZ指数、产权性质、规模衡量。选择KZ指数作为判断标准的原因是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化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和企业的投资机会密切相关,而且它能最大限度的反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的结果,此外KZ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实状况。KZ指数的具体算法如下:首先,按照是否发放现金股利、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和现金、经营现金流(NCF)与总资产之比进行分类,如果发放现金股利,KZ1=0,否则为1;如果资产负债率、托宾Q值、现金与总资产之比、NCF与总资产之比低于中位数,KZ2、KZ3、KZ4、KZ5=0,否则为1;最后算KZ1-KZ5之和,并将其按照排序逻辑回归模型与现金股利/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托宾Q、现金/总资产、NCF/总资产进行回归,求得系数,最后用估计系数求出估计值。按照上述程序,本文计算的逻辑回归的结果为KZ指数=-37.98*现金股利/总资产+3.69*资产负债率+0.62*托宾Q值-6.64*现金/总资产-13.5*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KZ指数的评判标准为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65%分位数时被认为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如果该企业的KZ指数小于或者等于该季度KZ指数的35%,被认为是低融资约束企业,中间程度的为中等程度的融资约束企业。选择产权性质的原因是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与银行和掌握信贷资源分配的政府建立关系,即便是拥有极强抵押能力的大公司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本文将产权性质分为非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央企三类,并赋值为2、1、0。

选择企业规模的原因是小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信贷风险较大(无充足的抵押品),严重的成本等比大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高12。本文按照总资产35%、65%分位数将融资约束程度分为三类,并赋值为2、1、0。

(3)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上季度的货币政策偏紧指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程度和企业资产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3.回归结果分析

表2模型二是现金持有增长率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回归分析结果。首先货币政策指数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持有与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企业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会出于预防性动机提高现金类资产在总资产的份额,当货币政策紧缩程度降低时,企业会降低现金类资产的增速,文章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其次货币政策偏紧指数与融资约束程度的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其与MC系数之和大于零,这说明了融资约束程度越强的企业其现金持有的变化程度更大,这验证了文章的第三个假设。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滞后效应,文章还验证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BMC的系数为显著为负,这说明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的现金持有变化有负面冲击,这与祝继高、卢正飞的滞后货币政策对现金持有没有解释能力的结论相反,但是货币政策的短期滞后规律与经济环境有关。

表3产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标准的分析结果,表4为资产规模作为融资约束判断标准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所有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2年的四个季度(32352个样本)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进行考察。在对国内外现金持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构建本文的理论和模型框架,通过逻辑回归和其他数据筛选的方式构建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标,进而将该指标与货币政策紧缩指数相结合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现金持有的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政策的趋紧程度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变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调高现金持有率,当货币政策宽松时,由于没有预防性动机,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的速度。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对现金持有的调整不同。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在银根紧缩期间,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满足未来投资需求,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现金,而货币政策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冲击会因为其自身的产权性质、规模效应和自身在资金市场的地位而相对较小。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由于货币政策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效应,货币当局在决定或者调整货币政策走向时,要辅以灵活的信贷利率政策,区别对待不同融资约束程度(规模、产权性质)企业。 此外金融市场的信贷歧视是货币政策造成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对于企业而言,首先应该对自身的融资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融资约束除了外部的因素影响外,自身“原罪”也是无法避免的,正视自身的状况,然后在做出合理的现金现金持有策略。对于容易受到调控政策影响的融资约束企业,应该考虑自身的经营、规模、财务状况做出合理的流动性安排,如果在信贷市场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应该考虑现金类资产的替代品,比如同样流动性很强,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经营的商业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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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论文篇10

关键词:夏商周 货币 起源 思想

夏商周时期就是先秦时期,因此该时期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夏商周时期货币就是先秦时期的货币,由于该时期我国的历史变革比较快,因此货币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因此夏商周时期的货币历史发展在我国货币历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夏商周时期货币种类

(一)夏商周的贝币

在我国奴隶社会中贝币一直被作为重要的货币形式,而且在该时期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也基本上使用海贝作为流通货币。之所以采取海贝作为货币主要是因为:海贝属于商品,其具有使用价值。在古代人们一般用海贝作为装饰品,因此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具有流通的必要条件。同时海贝的坚固程度高,不易损坏,而且还携带方便,最重要的是海贝适合用作计量单位,因此其在夏被用于货币。

(二)夏商周的其它实物货币

当然除了海贝之外,夏商周时期还有其它一些实物货币,主要有:龟壳,龟壳作为货币同样是因为其具有使用价值,尤其是到了商朝之后,龟壳不仅被用来做货币,而且还被用来进行占卜,不过龟壳在商朝就开始退出流通领域,到秦朝的时候龟壳就完全退出了货币体系;珠玉。珠玉虽然被作为流通货币,但是由于玉的价值比较高,而且其容易磨损,因此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其流通的范围也仅局限在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工具。工具被用来作为货币主要集中在商朝和西周,具有有斧斤、铜铲以及小刀。

(三)商周时期的金属货币

商周时代的金属货币主要包括:一是青铜块。实物货币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金属货币阶段,也就是进入了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阶段。金属称重货币属于原始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大大提升,纵观我国相关的历史记载,关于金属称重货币主要有:钟鼎礼器的残片、专门粗铸的青铜圆饼以及碎铜块和铜渣;二是铜贝。金属称重货币虽然相比实物货币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由于在使用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便,因此在实践交易中出现了一种金属铸币的方式,金属铸币就是钱币,其主要按照一定的规格铸造成一定的金属货币,以此用来转为专门的交换媒介。历史记载最早的金属铸币就是商朝的铜币;三是仿制贝。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

虽然在商朝和西周已经出现了金属货币,但是其应用范畴还比较小,其主要是以贝币为主,而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货币才真正被广泛使用起来,据有关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广泛的使用铜钱。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主要包括:一是布币。布币因为其像一把铲子,因此被称为钱或者布,布币主要分为原始布、空首布以及平首布;二是刀币。刀币就是货币的形状像一把刀。刀币根据铸造国和货币形状分为齐国刀币、燕国刀币以及赵国刀币;三是圜钱。圜钱也被称为环钱,是一种圆环的钱币形状,在战国时期流行圜钱的地区非常广泛,包括周、齐、燕、韩以及赵等诸侯国都使用过;四是楚币。楚国位于我国南方,因此其有“楚文化”之称,虽然楚国货币的具体文献资料比较少但是从出土的相关文物看,楚币主要有楚金版和金饼、楚国银币以及楚国铜币。

二、夏商周时期主要货币思想及影响

(一)夏商周时期货币思想的产生

货币思想不仅是人们对货币现象和问题本质的看法与研究,而且也是推动货币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货币思想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货币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货币思想也是世界货币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我国的货币起源于夏商时期,因此最早的货币是天然的海贝,最早的文字是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因此在发现的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关于货币思想的记载文字。例如商朝甲骨文中关于贝字的文字就非常多,这就表明与商业还贸易的关系比较紧密,而且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的调查也会找到人们对货币职能和作用的认识,表明了人们对货币的流通与价值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货币不仅是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且其也是财务与社会财富的汇集,因此在出现货币之后,人们就有了拜金思想,就如同在已经挖掘的王公贵族的坟墓中出现的大量货币用以殉葬来说,说明人们对货币出现了贪恋心理。但是毕竟夏商时期的货币还处于起源阶段,以此该阶段的货币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思想

春秋战国之后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转变,尤其是出现了诸子百家思想,在货币流通领域内,刀布等金属铸币开始大范围的使用,因此货币的作用也在逐渐的变大,在该时期货币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并且这些货币思想对以后的货币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总体来看,该时期的货币思想主要包括:

一是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子母”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特有范畴,这一历史范畴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后延续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发展轨迹都可以视为对‘子母相权’范式的继承和扩展。

二是子贡的“物依稀为贵论”。物依稀为贵理论实际上是所商品的价格,是从供求关系上阐述货币,其反应了前资本主义商业贱买贵卖的前提,提心了他商人阶级的观点。

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必须建立在对其基本经济范畴理解的基础上,一方面,这些货币范畴本身包含了古代货币思想的精髓,反映了当时思想家们对货币流通、货币制度、货币形制等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研究古代货币思想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张立民,曹源.甘肃区域货币及其在我国货币史上的地位研究[J].甘肃金融,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