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管理论文十篇

权益管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文章以公共利益为视角，在明晰公共权力特征的基础上，探究如何在公共管理中，有效地遏制公共利益视野下的权力滥用。

公共权力本应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权力的扩张性及腐败性使它可能为少数人甚至个人利益服务，正所谓"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为了尽可能在公共管理中避免腐败的发生，应该对公共利益下的权力行使进行有效规制。

一、公共利益视野下的公共权力特征

公共利益是公共权力产生的基础。公共权力产生于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社会凝聚力之所在。可以说，离开了公共利益，社会将最终解体，公共权力也会因此而失去存在的基础。公共权力的本意就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服务的，它具有公共性、腐蚀性和扩张性等特征。[1]

首先，公共权力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就决定了"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基本特征。所谓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是指公共权力是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以社会公众支持为基础,按照公共理性来运作,并以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2]公共性是公共权力区别于私人权力的最明显的属性,也是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而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则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即公共权力本应为人民服务的，却拿来满足一己私欲，违背了人民群众授予其公权力之本意。

其次，就权力的作用来看，它对掌握权力的人具有一定的腐蚀性。换句话说，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掌握和支配权力者，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可能变公共权力为私有权力，为掌握权力者谋取私利。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始终致力于思考和解决权力的腐蚀性问题，这也是现今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依法执政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最后，就权力的运作过程来看，权力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即权力往往被滥用。公共权力一旦产生，便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权力一旦与掌握权力的阶级、团体、个人相结合，就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有不断扩张权力的可能性。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权力很少有不被滥用的情况，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过分地滥用。这里的"滥用"，是指超越自己的管理职权，越权使用权力；或者听不进下级的批评建议，独断专行；或者想逃避监督，使权力为私利服务等等。

二、现状："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化

公共利益构成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基础和伦理基础，但是对公共利益概念及范围的界定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论断。

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往往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一个借口，当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与相对方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常以公共利益之名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对私人权利造成极大伤害。

在我国，从法律实践看，公共利益概念在法领域中都有体现，如：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上述宪法、法律和法规中最明显的词语就是"公共利益需要"，可是什么才是"公共利益需要"呢？现实生活中，我们没能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并对其具体化，导致一些行政机关为谋求自己的私利，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伤害公众的利益。如嘉禾事件、广东小谷围艺术村事件以及假借兴办大学城而肆意侵占农民耕地的河北廊坊大学城事件和著名的铁本事件等。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对财产权是基本权利之一这一事实肆意践踏。

公共利益作为一个高度抽象、易生歧义和弊端的概念，如果不严格限定，极易出现滥用现象，对公民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造成损害。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不仅公众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而且还将严重影响政府形象，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引起社会更大的不安定，社会危害极大。因此，弄清公共利益的涵义，特性，进而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保障、维护真正的公共利益，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我们应该界定并具体化公共利益，而不应该只是将公共利益当作一个很抽象的事物看待。

三、关于遏制公共利益视野下权力滥用的若干思考

权力的腐败、扩张等特性，使我们认识到若不加制约、控制，公共权力将不再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反民众的"公共利益"还会遭到迫害。公共权力本来应当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权力的扩张性及腐败性使它可能为少数人或个人的私利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想到了权力的限制或制约问题。权力没有限制，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造成对权利的侵害。人们提出了许多约束权力的观点。如道德制约论、权力制约论、法律制约论等都是制约权力的不同见解。以上观点，私以为，各有各的长处，但是应该相互融合一下，单纯的德治、法治或权治等很难在实践中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我们应该做到多方面的协同制约。

（一）明晰"公共利益"的概念

在现代社会，公共利益并不缺少主张者，但是主张者作为共同体中大多数人的代表，其对公共利益的认识是否可能与大多数人的认识偏离，或者说，主张者可能没有尽到代表大多数人的义务。现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法律将一些普遍性的公共利益确定下来，作为对主张者的"诫条"，从而保证主张者主张义务的履行。因此，在完全信赖主张者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主张者所主张的公共利益是对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有意义的，甚至这种意义是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未必已经认识到的。于是，与主观的利益和客观的利益的分类相仿，也就出现了主观的公共利益和客观的公共利益的划分。如德国学者Neumann将公益分为主观的公益，此种公益是基于文化关系之下，一个不确定之多数(成员)所涉及的利益。另一个是客观的公益，这种公益，是基于国家、社会所需要的重要之目的及目标，因此，这种客观公益率多以信赖国家机关或地方自治团体之方式，藉着彼等机构，以合乎目的性考虑(即本于职权，斟酌事务情况而行为)即可达成公益之需求。沃尔夫也认为，事实性的公共利益是指(国家)主体的事实性利益，有时以决议或者公众意见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但通常由共同体的机构公职人员阐明。客观的公共利益是指经正确认识的共同体利益，例如和平的社会秩序的维护，人类尊严和名誉的保护，占有权、财产权和从事法律行为的权利，教育和文化、经济和环境的条件和促进，建立和维护与各自具体情况相应的实体法律状态等。这种公共利益是作为法律发现和立法行为基础的抽象原则。[3]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检察体制

健全法律监督体制，提高腐败成本，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和司法独立，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控制。我们应建立一套真正独立的司法制度，这是建立现代化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虽然我们要求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要求党的活动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党的各级领导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但是目前，党的地方领导人干预司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其结果必然使法律失去公正性，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在我国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权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校正和制约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目前的司法腐败也主要是由于司法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独立，司法机关无法摆脱行政权力、金钱和人情关系的困扰和干涉。因此，要清除司法腐败就必须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为此，我们要真正实现司法权的独立，要杜绝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审判具体案件的干扰和使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要从财政和人事二方面独立于行政机关，建立起真正独立的司法检察体制，这样才能真正对行政机关起到监督的作用。

（三）建立健全人民群众、社会团体、舆论"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

首先，人民群众监督是公共权力正常、健康运行的保证。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稳定而统一的标准化、程序化的规则，并把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全部内容以明确、公开的规范表现出来。我国法律承认并保护公民的权利，例如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等，政府权力不能逾越它的界限而侵入公民的权利领域，而当政府逾越权力的法定界限、滥用权力或有不当行为时，公民有权通过行使选举权、言论自由权、参与权、结社权、知情权、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进行举报、检举和控告，并享有在遭受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权利，例如申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等。做出一些积极的反抗，迫使政府收回它的权力触角，改变其不当行为，这就是用公民的权利来制衡国家权力。而要真正实现这种制衡，必须创造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让人民群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权利，同时要不断地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

其次，社会团体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工会、妇联、青年团体和行业协会等组织，为维护工人、妇女、青年和某行业的合法权益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使国家立法机关做出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如工作时间、最低工资限额和休假等；使国家行政机关实施有利于他们的行政管理，如放松对行业经营的限制、对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等的保护；使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利。经济组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通过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政府和其他国家权力机关施加影响。在西方国家，常常是某一个财团或几个财团联合对政府施加压力，即所谓的"压力集团"，迫使国家权力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决策。在我国，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石，是国家权力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我国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企业的改革能否成功。因此，企业行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是巨大的。企业改革的成败、企业对政府的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决定国家政权的走向。

最后，舆论制约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对滥用权力者和腐败者揭露和曝光，将其错误和罪恶公布于众，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就曾报道过一些基层权力机关违法违纪的案例，其中有些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改正了其违法违纪的做法。这种制约实质上是以媒体暴光的方式制造舆论来制约权力，即通过谴责和教育的方法使政府官员感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勤政廉政为统治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的意识和品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内心的道德力量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严格要求自己行使好手中的权力。舆论制约具有时效性强、辐射面宽、透明度高和震慑力大等特别优势，在监督制约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还要加强对公共权力行使者人文和道德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以达到从根本上遏制权力滥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夏勇.朝夕问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4.85.

权益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女被害性合法权益保护

无论是在合法还是非法的国家或地区，（我国现在一般称为女）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亚文化群体。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法律不禁娼的国家和地区，平均占总人口的1%以上；而发达的美国，历史上最高占总人口的12%，现在仍占6.7%；日本的占总人口的5.6%；德国占总人口的6.1%；法国占人口的5.4%；前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高也达到了10%左右。我国曾经一度消灭了现象，但是经过2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女的数量日渐庞大，有学者推测她们已经占到总人口数0.8%。[1]

女——危害与被害的二重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所拥有的短暂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19世纪各国纷纷立法禁娼以来，人们对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其社会危害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不容。人们对危害性的指责大多数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是对人类共同道德尤其是性道德的冒犯，与人类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背道而驰，严重腐蚀社会上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品德，毒化社会风气。（2）导致性病的蔓延，危害人类健康。性乱是性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天，艾滋病、梅毒等性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所遭到的指责越来越大。（3）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诱发其他犯罪。例如诱使嫖客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甚至行凶杀人；有的在活动中常常“顺便”实施盗窃、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活动；还常常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纠合在一起，等等。（4）破坏家庭稳定和幸福。有人调查说，因而造成的离婚案占到了所有离婚案的10%左右。[2]

的危害性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同时也具有被害性的一面，这是一个日益突出而却为人们所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坏人”，人们投向的目光中充满着鄙夷和歧视，她们的痛苦和灾难被视为罪有应得。在疾恶如仇的中国，这一点似乎更为突出。但是的被害性与其危害性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许多生活在不健全的家庭环境中。

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大都显示，家庭因素在女性走上道路中的作用非常重大，而探究的堕落史大都能从破损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原因。许多的早年饱受困苦和沧桑，形成童年阴影，逐渐产生不健全的人格，这是导致她们走上风尘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的家长腐化堕落，酗酒、吸毒、犯罪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不和，或者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美国一位学者对少女的家庭状况研究表明：47%的失足少女在之前就由于死亡、遗弃、监禁或类似的不幸而失去双亲或其中之一。[3]2000年10月，在伊拉克发生的萨达姆长子命令特种部队将百名当街砍头示众的骇人听闻事件中，受害也大都来自没有男性的破碎家庭。[4]在我国，1999年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女家庭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比例高达22.3%。[5]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大都证实，比例不低的女身后都有不幸的家庭背景，她们过早体验的不是家庭的温暖而是各种家庭不幸。

2．许多是因为被强迫、引诱或者因为生活贫苦而被迫。

在旧社会，大多数都是被迫从事活动。今天，被迫从事活动的仍然占了不低的比例。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实施引诱、强迫妇女等犯罪行为。近年来，强迫他人的犯罪分子与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危害极为严重。在被拐卖妇女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迫。2000年4-6月开展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中所解救出的被拐卖妇女中被强迫的比例很高，仅贵州省遵义县公安局摧毁的一个拐卖、强迫妇女特大犯罪团伙，自1996年以来，就先后多次将遵义县80余名青年妇女拐骗到福建东山岛等地强迫。一份统计报告表明，全球约有多达200万名女子遭人口贩子的诱骗或拐卖沦为娼妓，在欧洲大约有25万至50万妇女被迫沦为。[6]

有些妇女是因为生活贫困，无法生存，无奈只得。广东、四川、辽宁、上海等多发地的调查显示，中年妇女因为生活困难而的比例较高。[7]在这种情形中，并未直接遭受不法侵害，但广义而言她们仍然具有被害性。由于自然的原因，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她们最容易成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的利益直接受损者，在社会变革中，当政府扶助弱者的配套措施滞后时，她们利益的损害则更为突出。譬如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职工下岗，女工往往是最先考虑的下岗对象。下岗工人中，女工占了相当比例。原本她们的生活政府应该保障，而事实上这一点在目前难以做到。下岗女工由于生活所迫的，并非空穴来风。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许多下岗女工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家庭中又受到丈夫的嘲讽、打骂，不得已弃良为娼。[8]以笔者在劳教所工作的体验，下岗女工的数量并不低。

3．许多是在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自暴自弃，从事活动。

不法侵害主要是指害，如、、猥亵、严重的性骚扰等。遭受不法侵害后，发生恶逆变而走上道路的，在中占了相当的比例。经历从受害人到犯罪人的转变过程，是的一个典型特征。据安徽省某市妇联的调查，在37名女流氓犯中，第一次处在强迫、胁迫、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有14人，被骗奸的一人，恋爱对象提出性要求后坚持不住发生的有6人，这三项合计21人，占总数地56.8%。另据调查，某监狱在押的50名青年女犯中，他人以恋爱为名，利用职权或从属关系，采取欺骗引诱或其他手段使女青年受骗上当失去后，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占62%。[9]

4．是特殊的，极易遭受不法侵害的高危群体。

职业能够轻易致富，许多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大都是单独活动，由于的需要容易进入高危时间和空间，也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的设下的犯罪圈套中；所从事的是一种不光彩的、非法的职业，她们都是隐蔽、“地下活动”，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常常是忍气吞声，鲜有寻求司法救济的，这使得不法分子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常常被迫向黑恶势力寻求保护，为此经常受到社会黑势力的敲诈、迫害；报刊上时有“”女子被抢劫、杀害的报道。汕头市普宁县梅塘镇田丰村青年官某（男，28岁）到该县流沙镇做临时基建工，白天上工，夜晚则四处游荡，见到一些外省暗娼在阴暗角落拉客，膨胀，又无钱，于是采取嫖后抢钱、杀人的手段。官某从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14日，共15名，嫖后用手卡暗娼脖子抢钱7次，卡死4人。北京出租车司机华瑞茁因恋爱失败，竟疯狂选择女作为报复对象，他在1998年月到2001年6月间先后杀害14名女。另据披露：某一城市，三年内被恶势力杀掉“、卖春”女竟达九十名。[10]在一些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女的犯罪活动，女遭受犯罪侵害，已成为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①

5．活动本身严重损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频繁的、杂乱的，会损害的生理健康，由于政府把她们的行为定为行政处罚的打击重点，因此她们都在“地下”活动，没有健康检查制度、卫生防治措施，造成性病发病率成倍增长。群体中妇女疾病及性病感染率非常高。广州市抽查314名女，患性病的高达76.7%。[11]为了生意的成功，往往被迫满足各色嫖客的需要。许多嫖客在中的表现是掠夺式的，他们不管的承受能力，举止粗暴，常常造成性器官的损伤。有些嫖客是性变态者，他们对的机体伤害更加严重。对的心理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从良后，生理的伤害也许可以很快治愈，但心理上的损害则是长期的，难以愈合的。知道她们经历者的鄙夷和歧视，还会加深这种伤害。从良后，大多数前景暗淡。

对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及，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鲜有关注对群体的保护问题的，因为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部分疾恶如仇的正义人士的不满。但是一个现代化、文明、法治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注重犯罪人权益保障的国家。国家不应仅仅是善良公民的保护者，也应该是犯罪人的保护人。对群体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默许，更不是肯定。这正如一些国家基于人道主义给吸毒人员发放注射用针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肯定吸毒这种行为一样。

关注的被害性，加强对群体的保护，也是基于维护社会整体治安的考虑。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女”的犯罪现象，而且危害大，影响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也有损我国国际形象。

重视和倡导对的人道保护，尊重的人格，保护的合法权益，也是消灭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所必须的。者在时都有一个对的非人化过程，他们在实施行为时不是把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形象看待，而是把她们当作纯粹的泻欲工具，这也是者得以实施行为所必须的。一味强调对的打击，对泾渭分明的敌视，以及对人格、权益的蔑视，实际上也是一个对的非人格化过程，这正是行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人格与权益的漠视，也就是容忍这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存在。

目前，对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以下几个方面应予加强：

1．法律上坚持禁娼的立场。

彻底禁绝，是最好的保措施，虽然目前要做到这一点不现实，但法律上必须坚持禁娼的立场。有些学者提出合法化的建议，这是我们所不赞同的。在理论上是一种无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它与其他类型的犯罪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本身是受害者外，别无其他直接受害者。为什么国家还应该坚持禁娼的立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这种行为的干预和禁止实际上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保护措施。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曾经指出：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干预是一种“社会保险对策”，因为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一定会采取这种做法。[12]

2．严厉打击组织、强迫以及皮条客等居间盘剥的不法行为。

近年来组织、强迫妇女犯罪较为突出，一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逼良为娼或者控制，稍有不从即残酷迫害。一些为寻求保护不得不依附于黑恶势力，受到黑恶势力的盘剥。有从良的念头也往往难以实现。皮条客居间对嫖客与进行撮合并收取一定费用，是的一种常见形式。的血汗钱相当一部分落入皮条客的腰包，对这种居间盘剥的行为，我国目前的立法对之尚缺乏相应的对策，皮条客往往逍遥法外。即便是在合法化的国家，也大都禁止皮条客居间盘剥。目前，应该理性地，不带世俗偏见地从保护利益的角度考虑，加强对皮条客的打击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

3．贯彻司法上的非歧视原则。

一些不法分子选择为犯罪对象，并且屡屡得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受害往往忍气吞声，不愿或不敢向司法机关报案。部分司法机关在处理针对的犯罪时，并不很尽力——好人受害都管不过来，何况是。除了一些重特大案件外，受害常常为司法机关所忽视。处于羁押场所的常常受到歧视性待遇，她们不仅仅可能受到司法人员的歧视，其他违法犯罪女性对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也是嗤之以鼻。被羁押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情况是应予纠正的。也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并不能因为其的身份而不给予与其他公民一样同等的司法保护。对这部分人权益的忽视，只会带来社会治安恶化的后果，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司法上贯彻对的非歧视原则，除了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外，有必要做出鼓励被害主动寻求司法机关救济的特殊规定。如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而报案的，司法机关不得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的受害经历，在决定处罚时应予酌情考虑。

自愿与被迫，与因为受害而堕落的，是有区别的。她们在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社会危害性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对她们进行处理时，很少考虑或并不考虑这些差异。从对的合法权益保护角度说，考虑这些差异有利于对的挽救，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对受害特别关注的价值取向。

5．加强对群体性病的防治。

是性病的高危感染和传播群体，群体中感染艾滋病、淋病、梅毒等性病的比例非常高。调查表明，暗娼中有50%以上为艾滋病带菌者，且绝大多数没有使用的习惯。[13]司法机关对的打击立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只能在“地下活动”，且往往不能在一个稳定的处所中活动，而经常出于“游击”状态之中，这使得对于性病的检疫和防治工作无法开展，除了少数被司法机关捕获的带有性病的能在司法部门得到救治之外，绝大多数患有性病和艾滋病带菌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加强对群体性病的防治工作，并非仅仅是基于对人道保护角度的考虑，也是保护整个社会公众健康的需要。既要保持对的打击态势，又要人道保护的生命健康，的确是一个难题。应该纠正一种偏见：如果对小姐进行管理就等于承认的合法性。在生命与道德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考虑免费向发放避孕工具的做法，如果这一点难以做到的话，至少也应该在“扫黄”行动中淡化避孕工具的证据作用，以让放心的使用避孕工具。司法机关对于发现的患有性病的都应依法强制治疗。

6．注重对的行为矫正，而非惩罚。

各国对的处罚有逐渐减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进行非犯罪化，把这种行为从刑法调控的范围内剔除出去；二是即使在现有刑法中保留罪名的，其刑罚幅度也越来越轻。因为也是受害者，各国禁娼实践也证明惩罚对于遏制犯罪来说几乎无济于事。为了挽救，让她们脱离皮肉生涯的苦海，各国大都以教养的方式对进行行为矫正，教会她们一技之长，以便她们能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谋生。我国针对的法律措施主要有罚款、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几种方式。应该说在立法上也注重对的行为矫治，但是实践中对教养的处罚色彩依然非常浓厚，这是教养后重犯率非常高的重要原因。据粗略统计，从妇教所解教出来的不低于20%重抄旧业。[14]国家对所发动的处置措施，应该以矫正的行为为中心，教会她们一技之长，防止她们再从事的营生。

7．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是群体容易遭受犯罪侵害的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真正有效避免犯罪侵害的只有被害人自身。许多对于嫖客缺乏必要的防备心理，她们怕得罪嫖客，影响“生意”，往往对嫖客曲意迎合，这一点容易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许多就是因此陷入犯罪分子的圈套之中。对艾滋病等性病的自我保护意识之弱令人惊讶。据中国医科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人员对广西、山东、海南等省区调查发现（资料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750名路边店服务员中有42-64%自报有“商业性”行为，其中只有1.6-7%的人表示每次使用。在海南某县路边店的221名服务员中，竟由34%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艾滋病，35%从来没听说过性病。这些女的性病感染率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15]前文也提到过50%的暗娼没有使用的习惯。教育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和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司法机关、传媒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机构对不应只是一味的责难和非议，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本文原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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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汤姆?L?彼彻姆著,雷克勤等译.哲学的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30.

权益管理论文篇3

一、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高维权意识是前提。

就现实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而言，要保障其合法权益，就要采取多种形式来提高其维权意识。一是加强普法工作力度。在日常工作中多为农民工提供学习法律、了解法律规章的机会，使广大农民工知法懂法，不断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其明确在什么条件下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采取怎样的法律途径来加以解决。只有在自身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才能够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敢于直言面对，敢于和违法行为进行抗争和辩诉。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载体，采取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采用广播电视、文娱活动等多种形式，将劳动法规、工资规定、维权指南、工伤保险条例等融入到活动形式中，在确定宣传内容上要切合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根据农民工的自身接受能力和接受水平选择有效的内容，让宣传内容真正使受众理解掌握，灌输到农民工的心里，在丰富其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促使其学会自我保护，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维权素质和维权意识。三是充分发挥资质作用。积极鼓励农民工成立一些自发组织，在建筑工会的带领下形成维权合力，引导这些自发组织不但在生产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维权和集中管理上发挥组织作用。

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部门监管是关键。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再受到侵害，其主要因素还应该归咎于行业监管缺乏硬性。作为建筑市场管理职能部门，就应该与其他保障维权的行政部门紧密联系和沟通，加大对建筑工程承包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一是劳动保障部门要严格审查其用工的合法性，对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津贴补助和劳动保险等形成报审机制，不断规范用工制度，真正落实“按劳分配、按劳取酬”，督促用工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为解决劳动纠纷提供可靠的依据。进一步深入推进人事劳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竞争体制机制。二是安全管理部门要加强劳动场所的安全监督，监督用工单位加大对安全生产设施的资金投入，通过不断改善现场生产条件，进一步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有害岗位的安全监控等确保工人人身安全。三是卫生管理部门要督促施工单位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的居住和饮食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和饮食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要求。严格按照政府应出台的农民工伙食标准，监督用工单位遵照执行。进一步加强农民工职业病的预防和监测，进一步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岗位职业病的监督检查和治理，对安全卫生条件不达标而侵害了农民工安全健康权益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益。四是建筑市场管理部门要不断加强与劳动保障、卫生监督、安全检查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展开执法监督工作，形成联合执法的高压态势，在资金、管理上形成互动防控，对用工单位形成钳制，这样才能够防止维权漏洞，进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权益管理论文篇4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主权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中特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 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 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 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 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滥用职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 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宪政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 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 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 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 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 （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 （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 （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 （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 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 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14 同13 P6。

权益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资本成本管理会计 会计信息 权益资本成本

一、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文献回顾

20世纪初期就有学者提出有关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类似构想。1973年，Anthony发表了《权益资本成本管理会计》，首次从理论视角提出将权益资本成本引入财务会计体系，使得权益资本成本思想深入人心。随后，有关权益资本成本确认和计量的争论与探讨迅速在学术界席卷开来，国内外学者都将其视为未来会计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国外文献回顾（见表1）

遵循Anthony所主张的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理论构想，必然要求将权益资本成本进行全面确认与计量。而设立“利息汇总”和“资本成本”账户可以很好地对资本成本进行核算。然而，在1979年，Anthony提出的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理论构想被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34号公告否定，其理由为“利息涉及资本化”。

（二）国内文献回顾（见表2）

（三）个人评述

综上，对比国内外文献回顾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就各家所持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资本成本除了包括债务资本成本之外，权益资本成本更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该纳入财务会计体系之内，进行确认与计量。而所谓的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就是在成本对象核算上要完成从债务资本成本核算向权益资本成本核算拓展的一种管理会计。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对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所主张的权益观表示怀疑，或是质疑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中提出的“主体权益”，而主张主体权益分享者应该多元化的观点。（2）就研究范围来看，大部分学者仅停留在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上，很少进入实证研究的领域。虽然在合资铁路领域应用了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但始终只停留在财务会计的核算程序上，没有完整构建出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体系。（3）就研究难度上看，因为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体系，致使其相关研究很难开展。但值得肯定是，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是今后管理会计发展的趋势所在，且这一观点正逐渐被学术界认可。因此，本文就从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内涵入手，借鉴颉茂华（2012）的观点对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实施的可行性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

二、基于资本成本的管理会计

资本成本既是连接内部企业环境与外部金融环境的重要桥梁，又是接通企业投资决策与筹资决策的必经通道。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因素的经济发展大形势下，资本成本信息的地位日趋举足轻重。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企业的筹资已由传统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更多地向依靠股权筹资转变，但在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下，企业忽略了权益资本成本，仅对资本成本中的债务资本成本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这必将导致企业对外投资、筹资决策和内部经营管理决策产生偏差。因此，探究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应尽快对资本成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运用适当的方法将企业资本成本信息进行全面确认、计量和报告。

（一）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内涵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生产者使用的一切生产要素（包括资本）都应当进行成本核算。那些生产者自身拥有的要素成本被称为隐性成本，因其拥有机会成本，所以也应纳入财务会计体系与其他外购的要素一同进行成本核算。然而，在现行财务会计核算体系中，尚未对这种隐性成本进行统一、规范的核算。具体来说，现今任何一企业都既有债务资本又有权益资本。而传统的财务会计体系忽视权益资本的使用代价，只对债务资本成本进行核算，这必将导致企业管理层忽视权益资本的使用情况。例如，当一个企业一定时期的净利润为正，但又低于权益资本成本时，从表面看来企业必须因盈利而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但若将股东投入的权益资本成本考虑在内后，实际上企业却是亏损的。如此可说明，仅单一的核算债务资本成本是无法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的盈亏状况。若企业无法提供真实性和可比性更高的会计信息给利益相关者，那么相应的政府、债权人、股东等就会逐步寻求以权益资本成本补偿的考核模式，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恰能将这种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价值及可比性更高的会计信息提供给企业。

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主张将会计信息系统扩展，认为应当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耗费纳入财务报告，既包括显性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应按一定的方式分配计入企业相应的各个项目中，诸如构建厂房、配置设备、库存商品、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都应将权益资本成本考虑在内。权益资本成本与显性成本地位相互平等，在具体项目核算方面无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之分。尚处初创阶段的小企业，总收入有时很难弥补权益资本成本，或是虽弥补了权益资本成本但却无法负担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间接费用等成本，这样分析考核后，企业究竟是盈利还是亏损便会一目了然。

（二）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积极作用

当权益资本成本像债务资本成本一样，都在企业中得到确认、计量和报告后，传统的以经营业绩为核心的利润指标考核模式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权益资本成本将不再被人们漠视。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主张确认和计量机会成本，这将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关注焦点由会计利润转向经济利润，使得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相关，并能进一步促进会计学科的良好发展。

1.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由于缺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在现行财务会计体系下所反映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不尽如人意，而其对外报告的净利润也是将权益资本成本囊括在内的会计利润。从本质上看，财务会计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经营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为把权益资本成本归入净利润中，势必会高估真正的净利润，直接使企业蒙受多纳税的损失，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因使用错误的信息而导致决策失误，极大地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相关性。按照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思想，真正的净利润必须将权益资本成本剔除在外，这将使得企业会计信息更加真实，与企业管理层和股东的决策更加相关。因此，以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确认和计量，将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

2.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资本成本管理会计通过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考核，使得不同资本结构下的企业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例如：现有两家企业――甲企业与乙企业，他们的真实利润和资本规模相同，但甲企业的大多资本来源于股权融资，而乙企业的资本大多依靠借款取得。若采用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核算，得出的结果一定是甲企业的净利润比乙企业的多，原因在于计算甲企业净利润时忽视了权益资本成本，而在核算乙企业的净利润时却要将债务资本成本剔除。若采用资本成本管理会计进行核算，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都将纳入成本考核范围内，都必须排除在净利润以外。如此看来，甲乙两个企业的效益就将趋于一致，因而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大幅度提升。当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考核范围，还有利于同一企业内自主构建的、外购的或是租赁的各项固定资产在计价上具有可比性，增强同一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3.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会计学科的发展。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都是会计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但两者之间却也存在不同步的一面。管理会计主张对一切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进行确认和计量。相比之下，现行的财务会计只确认和计量显性成本，而对隐性成本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样势必导致管理会计成本核算口径大于财务会计成本核算口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在成本考核上缺乏统一性，会阻碍会计理论的健康发展，也给其实际应用带来诸多不便。在现今的市场环境和会计体系下，权益资本成本还无法摆脱隐性成本的“枷锁”，不能“变身”为显性成本而纳入财务会计体系中核算。因此，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不但可以通过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核算体系促使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成本计算口径协调统一，而且还有助于对投资项目的前期投资效益评价和后期使用效益考评进行协调，进而促进会计学科的两大分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促进会计学科良好发展的目的。

（三）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将面临的问题

尽管推行资产成本管理会计有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上述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权益资本成本的计量是一大难题，亟待解决。由于缺少针对权益资本成本统一、公认的计量方法和标准，导致其暂且无法纳入财务会计的核算体系。而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未能提出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2）目前虽已有部分学者将资本成本管理会计运用到一些领域中，且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但都未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体系，仅局限于财务会计的核算程序上。（3）由于股东受当前各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体系的认可，地位高高在上，倘若股东权益被分成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部分，那么主体权益的归属问题，又将是一大难题。

三、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机理分析

经济增加值的提出和应用为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的推行提供了可行性及相关理论支持。

（一）EVA概念的提出

1991年，Stern Stewart & Co.提出以补偿资本成本为目的的经济增加值概念。依此概念，企业发展状况的好坏及创造价值能力的大小都不仅以投资收益率的高低作为评判标准，核心在于其收益是否能完全弥补包括权益成本及债务成本在内的资本成本。此后，众多投资银行、相关咨询公司以及机构投资者逐渐开始尝试将EVA运用于投资价值分析、管理咨询及企业创造价值能力的评估中。更有一些投资分析师发现，运用传统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不能解释的公司股价问题若采用未来预期经济增加值却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胡玉明（2004）主张经济增加值观念的兴起使企业的业绩考评逐步从传统的利润观念向价值观念转变，这很可能将企业经营模式逐渐从利润模式推向价值模式。因而，更应该摆脱会计视角的束缚，从管理视角来认识经济附加值观念。显然，EVA通过对财务报表的分析调整，反映出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价值创造能力，它是会计利润在借助资本成本管理会计理论实行经济学改造后的产物。白旭（2003）建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各项决策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投资回报及权益资本的保值增值方面，而不仅是单纯的扩大再生产。他主张一条正确的途径――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增加值来寻求权益资本的价值。

（二）EVA在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中的运用

经济增加值以任何资本的使用都是有代价的理念为前提，有效遏制管理者不惜采用高负债率来一味追求股本收益率提高的行为，促使管理者寻找到企业在负债和利润间的平衡点，从而减轻企业在经营发展中的财务风险。但在现行的财务会计体系中，EVA尚未被充分运用，在此，本文借鉴颉茂华（2012）的观点，主张实现经济增加值价值管理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是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即在传统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引入权益资本成本，全面、完整地对企业增值过程中的所有耗费进行弥补，并通过适当的方法对会计利润进行恰当处理，最终修正由会计准则导致的潜在偏差和扭曲。如图1所示，首先，从技术操作层面出发，预估出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其次，依据资本会随着生产经营而运作的原理，参照一定分配标准在对应的各个项目上分摊，并将分配至存货及固定资产的部分资本化计入相应的资产价值。由此，企业在生产中所耗用的、在经营中所占用的资本成本就将被包含在存货、销货成本中，而自主构建的固定资产也将把在建期间所占用的全部资本成本通通归入成本。最终的税后净利润将会被资本成本以转变为营业成本或折旧费用等方式所影响。此时的税后净利润已不再是会计账面利润（会计利润），而是以此为基础调整计算得出的 “真正净利润”。因此，通过运用EVA，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不仅能将资本成本清晰地分配至各个项目，以便于快速找到驱动价值的要素，促进企业长期健康的发展，而且所构建的机制体系也有助于扭转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行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在本质上趋于一致。

四、结论

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因素的经济大形势下，只考核企业债务资本成本而对权益资本成本视而不见，将给企业对内经营管理及对外投融资决策带来极度不良的影响。再则，权益资本成本已成为现代管理决策的有利工具，广泛应用于管理会计中，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因此，对资本成本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迫在眉睫，必须尽快构建资本成本管理会计体系，依托EVA大力推行资本成本管理会计，架起协调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桥梁，促进会计学科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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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管理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财务造假事件屡现：国外有安然（Enron）、世界通讯（WorldCom），国内有“中航油”、“国美”。财务造假对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加强企业财务治理，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权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旨在建立一个以利益相关者为主导的财务治理框架，以促进企业的规范运作，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财务治理 框架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财务造假案件屡现，财务治理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于财务治理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多寓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内，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加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委托理论，该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指出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Richard和Philip（2000）提出公司财务报告应披露与公司治理有关的信息。华盛顿大学教授Jarrad等（2008）从实证角度论述了公司治理对库存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完善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Christopher等（2010）关注了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课题，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比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则把财务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更具系统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汤谷良（1994）教授在其论文《出资者财务论》中首次提出了财权的概念，并认为财权应该是一个与产权相区别的独立财务学概念。杨淑娥（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配置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成为后来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伍中信（2006）以财权理论为理论基石，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体系。

本文认为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应以我国现有的财务治理研究成果为基础，并借鉴国外公司治理中财务部分的最新前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框架。

理论基础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是指在公司中存在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Freeman（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应包括供应商、客户、雇员、股东、当地的社区以及处于人角色的管理者。米切尔（1995）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三个层次—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我国学者李心合（2004）分别从合作性和威胁性两个方面，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支持型、边缘型、不支持型和混合型利益相关者四类。

本文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向企业投入了专属资本并对企业有要求权的利益群体。这些专属资本可以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借贷资本亦或上述资本所有者的授权。具体包括股东、经营者（含董事会和经理层）、监事会、员工、债权人、政府等。

（二）财权理论

财权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它包括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两个层次。伍中信提出的财权流理论认为财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这一理论的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他支持的是股东至上理论，认为只有向公司投入资本的股东才具有企业的财权。本文认为，在现代公司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所有权资本不再是企业资本的唯一来源。企业除了所有权资本外，还依赖于人力资本、借贷资本等专用性资本的投入程度。因此，财权需要在上述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财权从范畴上来看，可分为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前者源于显性契约视角，后者源于隐性契约视角。本文在考虑以上分类的基础上，认为财权具体包括财务收益权、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控制权。

框架构建

（一）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目标

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应该与公司目标、公司治理的目标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西方关于公司治理的目标有如下两种理论：一是“股东至上”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认为公司的目标应最大限度的保证股东的权益；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劳动雇佣资本，认为公司应体现利益相关者在公司中的利益诉求，即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财权的分散化，企业价值最大化逐步取代传统的“股东至上”目标并成为主流财务目标。因此，本文认为，应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企业财务治理的目标。这一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开展利益最大化的财务活动。

（二）利益相关者静态财务治理：财权配置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因此，利益相关者静态财务治理即以财权配置为核心建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明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财权配置如表1所示。

1.股东的财权配置。股东基于其向公司投入的所有权资本而享有公司的财权配置。具体包括：一是财务决策权，如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和监事的报酬、利润分配方案、证券发行等；二是收益分配权，股东基于其持股份额承担公司亏损的份额和分享公司盈利的份额；三是财务监督权，由于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并非所有的股东均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因此股东有权利获悉公司运行情况的财务信息。

2.经营者的财权配置。经营者基于其向公司投入的人力资本而享有公司的财权配置。具体包括：一是日常财务决策权，如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公司经理的人选及其报酬等；二是财务控制权，管理层需执行股东会批准的预算方案并对偏离预算方案进行控制；三是财务收益权，股东大会会依据管理层的工作业绩给予其适当的剩余财务收益分配，如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权益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再融资 行为 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99-02

一、理论基础

根据资金性质，上市公司再融资包括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按融资方式可分为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债权、公开增发、配股、定向增发等，不同的再融资方式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资产结构、财务风险等产生影响，再融资参与方的风险收益也会不同。唐纳森（1961）认为管理者更偏好于依靠内部融资来解决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只在特殊情况下管理者才会考虑增发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此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Myers（1984）则强调信息不对称性，提出新优序融资理，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公司尽量减少外部股权融资或其他风险融资，需要外部融资时优先选择债权融资。Noe（1988）在假设市场投资者特定的行为与信念前提下，证明企业并不必然偏好于债务融资。Frank和Goyal（2002）对1971―1998年美国资本市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内部融资并不充分，外部融资被大量使用，债务融资并不比股权融资具有显著优势。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中存在一个普遍事实，即定向增发的折价发行，我国公司法规定定向增发最低折扣不得低于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90%。Wruck（1989）、Barclay，Holdemess and heehan（2005）认为定向增发折价实为监管成本，通过私募发行方式上市公司引入了一个有动机和能力去监控管理层的积极投资者，从而降低管理拥拇理成本，并促使公司改善业绩，折价实为该监管行为补偿。Myers和Majluf（1984）认为上市公司有好的投资机会时，为维护原股东利益，会避免增发新股融资，避免公司财富向公众转移，但如此又导致投资不足。Hertzel和Smith（1993）研究认为，定向增发折价是私人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好投资机会的信息费用，是公司利好消息的一种反应，因为公司通过定向增发解决了Myers和Majluf投资不足问题。

二、再融资偏好教学内容设计

成本系指因问题所产生的损失，以及为解决问题所发生的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无法知道经理人是否在为股东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还是已经满足既定的投资回报水平以及自身效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再融资偏好中同样存在着管理层行为。

1984年，Myers等提出3种管理者目标函数，并以管理者作为原股东利益代表者身份构建分析模型，进行有效融资顺序分析，提出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投资不足，股权发行会导致利益转移，而债务融资可以避免价值损失，内部融资是企业的首选，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则偏好债务融资。Myers等的分析模型中，管理者与原股东利益完全一致，现实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很难实现二者的完全一致。

Ross提出的信号传递理论则认为，管理者可以代表自己利益来做决策，并给出其利益构成要素。本文在Ross信号理论基础上，假定管理层的收益主要细分为工资和绩效两大块，工资是按照级别、薪资制度确定，绩效则与公司盈利状况成正比，管理者会追逐绩效的最大化。

（一）模型假设

以下为再融资偏好的管理层行为博弈模型假设：（1）管理层在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框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2）管理层的收益包括既定水平的工资和与公司盈利成正比的绩效；（3）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追求公司盈利最大化；（4）再融资方案实施前，公司股东为原股东，原股东与投资人是资金使用方和提供方的关系，无论是债券融资和增发融资；（5）债券资金使用成本为支付的税后利息，增发股权资金使用成本为新股东按比例分得的净收益；（6）再融资方案选择参与人为管理层与原股东，外在投资人不参与融资方案选择。

基于此，本文构建的博弈矩阵为：

其中，？准是新增资金扣除债券虑利息后的净收益，R为债券融资的税前利息，ε是管理层的绩效报酬比率，？鬃为本次再融资前自有资本创造的总收益，n为全部为增发下新增股份数，N为在融资前股份数，d为上市公司所得税税率。

增发和债券融资下，管理层收益差额为R*（1-d）*ε，始终大于0，因此从净收益角度，管理层外部融资决策偏好于股权融资。

三、教学总结

不同定向增发价格、不同盈利水平、不同债券成本，使得原股东对股权再融资和债券再融资存在差异，而管理层基于绩效收益最大化，更倾向于股权再融资，于是管理层与原股东之间存在分歧，特殊情况下可能导致行为发生，例如公司在融资方案确定上，管理层为了实现股权再融资，可能从日常经营管理、财务核算、内部控制、项目决策等进行操纵行为，向股东发出有偏差信号，使股东倾向股权再融资。

这与经典财务理论相符，股东偏好债权融资，管理者偏好股权融资，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一种博弈，股东试图有效控制管理者，让管理者的决策代表股东的利益，而管理者出于自身效用考虑，并不一定代表股东利益，于是引发了行为。Jensen和Metkling的成本理论中，如果管理者持股比例为100%，即股东同时也是管理者，这样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不存在成本；如果管理者持股比例不足100%，管理者与股东利益将不完全一致，则存在成本。

陆正飞（2004）应用调查问卷形式，向所有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的500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发放调查问卷，在选择偏好股权融资的289家样本企业中，公司之所以偏好股权融资，首先是相对于负债融资而言，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其次是股权融资不必还本，分红也可灵活掌握。董事会秘书主要面向董事会、公司高管，此次问卷调查更代表的是管理层对再融资的偏好，正如调查结果显示，管理层更看中股权融资不必承担固定成本，分红政策也是可控的，实际支付给股东的成本要低于债券融资，正反应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分歧，管理层并未重视股东利益，侧面印证了再融资偏好的行为存在。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CFO履职环境、离职事件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研究”（课题编号；SK2017A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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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权益管理论文篇8

[作者简介]李正欢(1979―)，女，福建三明宁化人，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郑向敏(1954―)，男，福建泉州永春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本文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国外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研究概况、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国外旅游领域时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和关系等几个方面；研究涉及范围广泛，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对基础理论的探讨，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同时，本文对目前研究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进行了归纳分析。

[关键词]旅游；利益相关者；国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17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0―0085―07

1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一个管理学概念。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研究的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极大地挑战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理念”，随后得到管理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但企业一直是该理论的绝对研究主体，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其研究主体开始从企业扩展到政府、社区、城市、社会团体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

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Freeman，1984)。这一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其实，在旅游研究领域正式引入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之前，部分学者便开始从大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协作旅游(collaborarivetour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等角度研究旅游。如洛斯劳等(Rosenow et al．，1979)便强调在旅游目的地管理与发展中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许多早期的旅游研究文献也开始研究单个的利益群体，如居民和游客。杨(Young，1973，转引自墨菲，1985)认为，每个既定的旅游区域都存在一个饱和水平，一旦超过这个水平，旅游的成本将超过收益。道克斯(Doxey，1976)根据杨(Young)的饱和水平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模型”。墨菲(Murphy，1985)提出在未来的旅游业发展中，要尽力让社区参与到规划中。从此，社区作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尤其是对社区参与旅游规划与管理决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与公平分担旅游负面影响等问题特别关注，而这些与社会责任、公平伦理有关的问题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管理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是相呼应的(周玲，2004)。

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研究的缘起，与可持续旅游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早在1984年，《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WCED，1987)便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个困难的过程，在让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势必影响到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1987)明确指出，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强调：①在保护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当前的各种需要。②旅游业带来的效益要广泛渗透到社会之中，尤其应当对当地居民带来裨益。③强调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强调本代人之间、各代人之间应公平分配有限的旅游资源，一部分人旅游需要的满足不能以旅游区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当代人不应以满足自己的旅游需求而损害后代公平利用旅游资源的权利。而这些内涵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强调的伦理、公平也是相呼应的。

2　研究概况

以Elsivier文献库的sciencedirect为引擎，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以“stakeholder”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其中包含了旅游研究中权威的两种杂志《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AOTR)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TM)。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2．1　早期研究文献

在期刊名含“tourism”的期刊中，全文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的时间是1988年，是发表在AOTR1988年第2期的《社区中负责任和响应灵敏的旅游规划》(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 Tourism Planning inthe Community)，主要研究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参与。

关键词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的时间是1995年，是发表于AOTR 1995年第1期的《协作理论与社区旅游规划》(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Tourism Planning)，主要探讨社区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的协作问题。

篇名中最早出现“stakeholder”是1996年，是发表于TM第7期的《从股东到利益相关者：旅游营销者的关键问题》(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主要探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营销观念转变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引入旅游领域研究的时间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是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明确关注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

2．2　文献的年份数量分析

由表2可知，对摘要、篇名、关键词3种方式联合检索得到的文献是40篇，这40篇文献的年份分布数量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篇名含“利益相关者”的文献共9篇，1999年以后的文献就占了8篇。从联合检索来看，1999年后的文献数量是30篇，占总篇数的66．67％，表明从1999年开始，研究者在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较多。与此相关的是，1999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正式列入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世界旅游组织，2000)，表明这一概念得到旅游官方文献的正式认可，这也推动了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概念在旅游领域的研究。

2．3　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

对摘要、篇名、关键词3种方式联合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其应用研究对象涉及社区旅游、校园 旅游、生态旅游、国家旅游、高尔夫旅游、区域旅游、野外旅游、遗产旅游、山地旅游、乡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旅游营销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环境伦理、可持续旅游等众多方面。从研究关注的兴趣来看，“community(社区)”、“collaboration”(合作)、“sustainable(可持续)”、“destination(目的地)、“equity(公平)”、“ethic(伦理)”相伴出现的概率较高，反映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兴趣所在(见表3)。

3　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对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类：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3．1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

综观旅游领域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已有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借鉴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传统理念，首先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然后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实践过程中应该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影响来考虑其利益，而且，拥有更多权力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得到更多的考虑(Rosenow，1979；Markwick，2000)。第二种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思路出现于近几年，涵盖了合作思考(collaborative thinking)等内容。这种研究思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规范方法，它暗示应该考虑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某一个利益相关者不应该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优先权(Sautter& Leisen et a1．，1999)。

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思路，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关系(relationship)等几个方面，在关系的研究上包括了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与冲突问题。

3．1．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是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旅游领域的基础，而旅游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比其他大部分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因此在利益相关者界定方面显得复杂而困难得多。不同类型的旅游组织或旅游地，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且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为中心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例如，简・罗伯森等(Jane Robsonet al．，1996)以旅游经营商为中心列举出12个利益相关者，以当地政府旅游市场营销者为中心列举出18个利益相关者。桑特和雷森(Sautter & leisen，1999)根据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图谱，勾勒出一幅以旅游规划者为中心的8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图谱；布兰威尔和夏蒙(Bramwell&Sharman，1999)提出目的地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及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评判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是否合理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分析框架”；瑞恩(Ryan，2002)则给出了旅游经营者在旅游开发经营活动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彭斯等(Bums et a1．，2003)则针对野生动物旅游，以澳洲野狗为中心列举了10个利益相关者。

希翰等(sheehan et a1．，2005)认为，大多文献中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应该关注哪些利益相关者，但对于如何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界定重要的或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提供出一个具体的方法。因此，该文运用问卷调查，以实证方式对北美在旅游目的地的CEO进行了调查，从32个列举出的利益相关者中选出了目的管理组织(DMO)的12个核心或重要利益相关者，并发现酒店协会似乎是目的地管理组织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3．1．2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利益

很多研究文献都阐述了权力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Taylor，1999)。里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权力关系会改变协作行动的结果，是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变量。但是对于权力关系的具体表达，少有文献涉及。

“利益”是联结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纽带，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且利益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此，对利益的具体表达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是少有文献涉及。大多文献定性地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主张(Reed，1997；Bramwell eta1．，999)。

马克温克(Markwiek，2000)对马耳他一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中出现的发展派和保护派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发现构成两派的利益相关者在对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张，于是借鉴孟德鲁(Mendelow)的利益相关者权力一利益矩阵(stakeholder mapping)来分析其利益相关者问题(如图1所示)。

3．1．3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协作

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利益冲突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旅游发展中，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有效协作以减少冲突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常会借鉴社会学与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沟通方法、公众参与等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对策与建议(周玲，2004)。

其实，“协作”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弗里曼(Freeman，1984)曾指出，有效管理利益相关者需要理解3个主要焦点，即有效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管理。

在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的研究上，部分研究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协作有助于制定旅游目的地规划、政策和管理，或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Santter等，1999；Fisun，1999；Ritchie，1999；Markwick，2000；Ryan，2002)。费森等(Fisun et a1．，1999)指出，尽管协作规划是费时和困难的，但它可以证明是能够“长期内可以避免冲突成本，政治上更合理，并能够建立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库和能力”。此领域涉及到的研究有关系与协作的组织形式(Jamal et a1．，1995；Reed，1997；Lindermberg，2002)、协作的方法(Ritchie，1999；Markwick，2000)、利益相关者协作中的权力关 系(Reed，1997)、协作关系(Lindermberg，2002)等。

里德(Reed，1997)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对社区旅游规划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在社区旅游中，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缺少的因子，权力关系会改变协作行动取得的结果，甚至是阻止协作行动，因而协作理论应将权力关系融合为一解释协作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的变量，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基于社区的旅游，而不是如何寻找消除权力的机制。

里奇(Ritchie，1999)对加拿大班芙博峡谷(Banff-Bow Valley)国家公园价值驱动远景(value-drivenvision)设计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该文探讨了多个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与的“基于利益的谈判”和“共同决策”的圆桌会议程序和方法，研究认为共同决策过程虽然缓慢而艰难，但这一过程能够考虑到某决策影响到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而具有社会历史性意义。

马克温克(Markwick，2000)则建议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根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各种环境的、经济的有利和不利的利益联系来了解旅游开发中的冲突，并可借助权力一利益矩阵这一成熟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来识别和解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根据特定利益来实现占主导地位的途径。

林德伯格等(Lindermberg et a1．，2002)研究了巴西Costa Dourada项目中的合作关系对欠发达国家中区域旅游协作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规划中力图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但由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方面存在困难，规划仍采用了传统的政府决策模式，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而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商业部门和当地居民的参与非常有限。因此，该文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提出了旅游发展中合作关系进程的分析框架。

桑特和雷森(Santter＆Leisen，1999)探讨了如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个规范规划模型(normative planning)，来促进旅游规划中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由于旅游规划中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者，而且存在很多的两两关系分析(dyad)，如政府――居民之间关系、居民――旅游者、旅游者――企业、居民――旅游企业等等，于是借助市场营销中基于过程的关系型取向战略和基于结果的交易型取向战略的理念，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取向矩阵。任何两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都可用这个矩阵来解释。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开发的价值取向一致性可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即图2中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则意味着冲突，所以规划者的任务是找出和维持共同战略取向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实现协作。而且，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战略取向是动态变化的，如可能从图2中第一象限变化到第二象限。

3．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的作用

大多文献认为，让利益相关者参与是一个地区旅游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必须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让核心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Jamal et a1．，1995；Jane Robson et a1．，1996；Reed，1997；Bramwell et 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 et a1．，2002)。费森等(1999)强调目的地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规划时特别需要考虑、兼顾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广泛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

部分文献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的重要性(Jamal et a1．，1995；Reed，1997；Bramwell eta1．，1999；Sautter et a1．，1999；Fisun，1999；Lindermberget a1．，2002)，一些文献则探讨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旅游企业，可以有效地促进与当地社区的互动(JaBe Robson et a1．，1996)。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的作用可以减少冲突，增强合作，以及促进旅游规划的更好实施。但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运用到旅游领域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增加了规划和管理成本、合法利益相关者难以界定(Reed，1997；Bramwellet a1．，1999)、利益相关者参与能力(Reed，1997；Lindermberg et a1．，2002)、权力大多被控制在当地的精英(elite)和经常发出“声音”的人的手中，沉默的大多数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会被忽视(Taylor，1995；Tosun，2000；Christina et a1．，2005)。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利益平衡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具备参与所必备的能力(Reed，1997)，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专家就可能无法有效地参与到旅游中(Brohman，1996)。而且，对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最大的批评在于协作旅游存在于一个假设，即简单地理解为让所有的利益集团参与到旅游中，就可以解决利益分配和权力平衡问题。但这忽视了权力和资金分配的基础约束(Reed，1997；Fisunet a1．，1999)。另外，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如在发展中国家，对社区参与有操作上、结构上和文化上的限制(Tosun，2000)。

3．2．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研究者主要采用访谈(interview)(Fisun et a1．，1999；Burns et a1．，2003；Sheehan et a1．，2005；Christinaet a1．，2005)、问卷调查(survey questionnaire)(Christinaet a1．，2005：Sheehan et a1．，2005)、利益相关者图谱(stakeholder mapping)――权力―利益矩阵(Markwick，2000)、圆桌会议(round table)(Ritchie，1999)等方法，来了解利益相关者对旅游规划与管理政策或措施的态度和看法。

3．3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施效果评价

此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运用的效果(Williams et a1．，1998；Bramwell eta1．，1999；Andrew，2003；Christina et a1．，2005)，部分研究对多个利益相关者协作制定政策或参与旅游项目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评价(Williams et a1．，1998； Christina et a1．，2005)。

威廉恩斯等(Williams et a1．，1998)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对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土地利用战略规划中的共同决策的情况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一些代表缺少共同决策的责任感，政府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微弱支持，以及缺少进行谈判的资源等，阻挠了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决策的过程。该研究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中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的程序设计、组织和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布兰威尔和夏蒙(Bramwell & Sharman，1999)则综合运用组织间协作理论、规划中的沟通模式理论、公民参与理论，构建了“地方协作政策制定程序(local collaborative policy-making process)的有效性”的评估框架，并结合案例对此评估框架进行了检验。

安德鲁(Andrew，2003)评估了环境伦理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对自然界的行为，结果发现当前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保护伦理观仍然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思想，环境只是人类实现人类自身利益的工具性存在，而很少有进一步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

克里斯蒂娜等(Christina et a1．，2005)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挪威政府在世界遗产地老挝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Laos)实施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合作项目的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检验利益相关者合作是否实现了项目设立的4个目的：是否促进遗产保护与旅游之间的协作、是否实现遗产与旅游组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否为遗产保护管理创收、是否让当地社区参与到旅游活动中。研究结果发现，本项目并没有实现当初设项的目的，当地居民在此项目中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利益，真正获利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或代表当地居民利益的所谓“精英”，大多数居民是“沉默的”或“无权力的”。

4　结论与展望

总结国外对利益相关者在旅游领域研究的历程、兴趣点、内容和方法，可以发现此领域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4．1 国外旅游领域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集中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权力(power)、利益(interest)和关系(relationship)等几个方面。

4．2　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社区旅游、校园旅游、生态旅游、国家旅游、高尔夫旅游、区域旅游、野外旅游、遗产旅游、山地旅游、乡村旅游、自然旅游、酒店、旅游商、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旅游营销者、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环境伦理、可持续旅游等众多方面。

4．3　研究兴趣主要与旅游协作、社区参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伦理、旅游公平等研究主题相关，尤以利益相关者协作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为关注焦点。

4．4　研究从前期理论引进探讨到以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为主，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对基础理论的探讨，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4．5　研究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也是未来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理念和分析方法，理论上对于解决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实践中是否真正有效、如何保证有效是该领域研究的挑战，如利益相关者的划分依据、利益与权力的明确表达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方式、协作程序、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变量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实施效果的实证评价等等，都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权益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价值定位控权法平衡法管理法

前言：现代社会的行政法是控权法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是调整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关系以及由于国家行政权力行使而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是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石，是行政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在对行政法价值定位的研究和探讨中，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控权论”、“平衡论”和“管理论”等等。本文试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认为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行政法的价值定位应是控权法。以“控权”作为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均优于“平衡论”及“管理论”。

一、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制行政权力，而不是保障行政权力的行使

西方学者认为，行政法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行政权，行政法是控权法。如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明确指出：“行政法是控制国家行政活动的法律部门，它设置行政机构的权力，规范这些权力行使的原则以及为那些受行政行为侵害者提供法律救济。”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但行政权的性质是相同的。行政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政权的存在及运行有可能损害他人的利益，需要行政法加以控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讲控权就是由人民来控制政府，使政府能依法行政。加之现代行政权扩张倾向的事实，使“控权”必然成为行政法的重心。

强调控制行政权，我们应对行政权的授予和行政权的保障有明确的认识。行政权的授予是一个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制国家，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任何行政机关不能享有和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来制约和控制。西方学者麦迪森说过：“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对于行政权的保障而言，行政权本身就无须行政法加以保障。因为行政机关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赋予其行政权的其他法律）实现其意志，惩罚违法者。相对一方的个人、组织处于被管理和支配的地位，相对于拥有强大力量的行政机关是弱者，从这一角度看，行政权更不须以行政法加以保障了。明确了控权、授权及保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行政权应是足够强大以管理社会而又必须受行政法的控制。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社会安定并抵抗手中掌握的权力的人施加压力，如果政府认为应当这样做的话。但政府不能强大到企图使它的官员不受法律控制的地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我们认为行政法应当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内容上以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因此，行政法是控权法。

二、行政法以控权为主，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论”观点认为：行政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行政法监督和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的运用，防止个人、组织滥用权利。“平衡论”也可称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平衡论者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平衡论的客观基础。在平衡的具体表现上还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及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等，认为平衡是行政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法追求的价值。平衡论者还认为，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实质，是行政法的精义。我们认为，当行政权力与相对一方权利发生冲突时，就无所谓平衡的问题了。而兼顾论者所持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是我国法律普遍的价值准则，并非行政法所独有，故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似乎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行政权具有支配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机关是权力的主体，而个人、组织是权力的客体，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双方无平衡可言。在行政关系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恰恰是以不平衡为特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平衡论”只能是一种理想。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人治重于法治，不可能有所谓的平衡。要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做到依法行政，更需要的是控权，而不是所谓的平衡。

三、行政法不仅是管理工具，更重于对行政权的监控

“管理论”者认为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与公务员的法，又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法。“管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忽视了行政法的本质，无形中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以管理论为本位，把法律视为管理个人与组织的工具，这就忽视了行政法保障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功能。

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具有实现其意志的人力、物力和国家强制力，总是处于强者的地位，而个人、组织总是居于“弱者”地位。基于这种力量对比，行政法应以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作为根本目的，致力于控制和约束政府权力，救济因违法和不当行政给个人和组织造成的损害。“管理论”是高度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加强控权才是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因此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而应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法，即管理管理者的法。

结束语

行政法作为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行政机关日益扩张其权力的事实面前，从控权法的价值定位审视行政诉讼法及整个行政法体系，必然要求更积极的保护公民权利，更严格的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因此对行政诉讼法——这个公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必然提出重大的改进要求。无论受案范围的改变还是规章法律效力的确定，无不是为更进一步保护公民权利并使行政机关权力行使更符合立法者的意图，这将是中国走向法治国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美B·施瓦茨著：《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页。

[2]《(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3]彼德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5]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1993年第一期。

[6]王锡锌：《在论现代行政法平衡精神》，《法商研究》，1995年第二期，第37页。

权益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资本结构；冲突；成本

一、引言

许多资本结构理论已被用于解释企业负债和权益的选择。Modiglian和Miller在他们的开创性论文中认为，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企业价值独立于其资本结构，即“资本结构无关论”。但是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假设过于严格，使人们对资本结构无关论产生了质疑。随后的学者们不断的改变假设条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资本结构理论。本文着重负债的角度分析了成本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以便为企业资本结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者该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资本结构对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成的影响，而实际上资本结构对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成本也有影响。本文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最优资本结构理论

关于最优资本结构决定的理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权衡理论、控制权理论、成本理论。

1.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随着负债比率的不断上升，负债的抵税收益增加，同时企业财务风险也在增加。当企业的负债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的财务风险达到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这样就产生了财务危机成本。所以，企业需要在债务的低税收益和财务危机成本进行权衡，找到可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

2.控制权理论

控制权理论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控制权随着企业融资行为的发生进行转移。内部融资不会对企业的控制权产生影响。股权融资会使企业的控制权向股东转移，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的行为，又会对股东的控制权进行限制。企业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进行融资，银行会加强对企业的控制，管理层的控制权向银行转移。企业发行债权存在着偿还约束，只要企业可以按期偿还债务。企业的控制权就不会发生转移。假如企业没法按时偿还债务，债权人就可以行驶控制权，管理层的控制权向债权人转移。综上所述，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企业在进行融资时需要在各种融资方式中进行权衡。

3.成本

Jense和Meckling（1976）在《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提出，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产生了两类冲突，一类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另一类是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股东和债权人根据自利行为原则，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股东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经理人的目标在于获得更高的报酬、更过的休息时间、更好的发展空间等，这样就会使股东的利益与管理层的利益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企业拥有适当的债务比率，既可以使管理层更加的努力工作，又可以减少管理层利用企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主要在于债权人只要求企业可以偿还负债和利息，不希望企业冒更大风险进行投资，而股东希望企业在偿还负债后，还拥有尽可能多的利润，这样企业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投资。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投资，如果企业获得更多的收益，企业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与债权人无关，债权人还要承担企业亏损而无法偿还债务和利息的风险；如果企业亏损了，由于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债权人可能将承担部分后果。因此，理性的债权人在借款时，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又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影响股东财富。综上所述，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之和最小时的资本结构。

三、成本的影响因素

成本的影响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层具有信息优势，最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并且可以最早获得企业的最新信息，而企业的所有者不具有这样的信息优势，这样就造成了管理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利益不一致。企业的所有者追求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管理层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管理层和所有者的利益就产生了分歧。

3.激励不相容。管理者辛苦工作所产生的利益归股东所有，管理者只获得固定的报酬或者很少的利益；同时管理者又掌握企业的资源，可以利用企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成本由所有者承担。

4.不确定性。企业的股东、债权人以及管理层不可能考虑到未来的所有情况，更不可能把所有情况都写进合同里，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可能会引发冲突。

四、冲突

与问题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三大类。Jensen和Meckling（1976）对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模型进行开创性研究。他们识别了两类冲突，第一类是股东和管理者间的冲突，第二类是股东和债权人间的冲突。在随后的一些研究中，又出现了第三类的冲突，即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

1.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股东希望通过债务融资激励和约束管理层，由于存在债务利息，给管理层一定的压力，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工作，同时，由于企业需要偿还利息费用，管理层就不会把企业的资源用于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是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但是管理层希望降低负债比率，由于没有偿还债务利息的压力，管理层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股东希望可以使股东权益最大化，企业的收益减去利息费用达到最大，也就是企业的净收益达到最大。这样就造成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股东为了使自己的利益和管理层的利益尽可能的一致，就必须找到一定的负债比率，以此来激励和约束管理层的行为。

也就是说，股东和债权人根据自利行为原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股东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经理人的目标在于获得更更高的报酬、更多的休息时间、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样就会使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不一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企业拥有适当的债务比率，这样既可以使管理层更加努力的工作和减少管理层利用企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又可以使企业净收益最大。

2.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股东希望企业拥有一定的负债比率，这样可以激励和约束管理层，但是股东不希望负债比率过高，这样企业经营产生的利润都分配给了债权人，这样股东就没有得到的利润就减少了。债权人只关心企业是否有偿还能力，不关心企业经营情况，但是随着企业负债比率的增加，企业的利润是有限的，负债比率越高，企业的利息费用越接近企业的利润，当企业的负债超过一定的比率时，企业的利润已经无法偿还企业的利息，所以债权人希望企业把负债比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股东和债权人都希望企业的负债比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只是股东要求的范围更小。这是因为股东希望企业在偿还负债后，还拥有尽可能多的利润。

也就是说，股东和债权人合约中存在以债权人为委托人，以股东为人的委托-关系。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有截然不同的现金流量索取权，所以股东和债权人并不总会在公司应采取的最佳行动上达成一致，而在二者之间存在激励因素冲突也就不难理解了。股东倾向于采取高风险的能增加其持股价值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意味着增加债券持有者无法收到所承诺的偿付的风险。

3.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

小股东一般不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股票价格的变化和股利的分配，而不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的利息费用会降低企业的净利润，也就是会降低企业的可供分配的利润，这既不利于股票价格的上升，也不利于股利的分配。而大股东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希望企业注重长远利益，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虑，企业会增加负债，或者不分配股利。这势必导致大股东和小股东产生矛盾。

综上所述，企业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这个资本结构既可以满足大股东、小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对企业负债比例的要求，又可以使企业价值最大。

参考文献：

[1]肖作平.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J].统计与决策，2006（4）.

[2]韩洪云，金学.成本与企业价值[J].特区经济，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