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法十篇

权益法篇1

【摘要】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范下渐渐完善起来,但在具体操作中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文章归纳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的适用范围,分析了二者之间转换的条件,重点讨论了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处理方法,并揭示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权益法;转换

一、前言

新准则的颁布使整个会计界涌现了一股改革的浪潮,核算更加规范,财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7年,上市公司率先实行新准则,到2008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陆续实行。但在实务中,仍然存在很多新准则以及应用指南规范不到的地方,于是处理方法就各有不同,同一种方法也会有矛盾之处。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文献,本文阐述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通常处理方法,并提出了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笔者个人观点。

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概述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资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该投资通常是为长期持有,以期通过股权投资达到控制被投资单位,或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为了与被投资单位建立密切关系,以分散经营风险。

(一)成本法与权益法的概念与适用范围

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财务、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是否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否可靠取得等,分别采用成本法及权益法进行核算。

成本法,是指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计价的方法,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1.企业持有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

2.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是指投资以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间,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权益法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即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投资。成本法及权益法的适用范围见图1。

为了恰当地选择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方法,投资企业应正确界定与被投资单位的关系: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企业通常可根据法律上的标准,即通过对被投资单位持股比例来判断。同时,企业也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例如,投资企业虽持有较低股份比例,但仍能通过向被投资单位派出管理人员等方式对其实施影响,因此企业在判断与被投资单位关系时还应考虑经济实质,依据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的关系。

(二)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规定,“投资企业因减少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改按成本法核算,并以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以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投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根据以上规定,核算方法的转换运用未来适用法,而无需再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追溯调整。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有两种情况:一是因追加投资由原先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变为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二是因减少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控制而变为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三、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基本处理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一)追加投资引起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是实施共同控制,在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按照权益法的核算要求对原成本法下的核算结果进行追溯调整,即应以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并在此基础上比较该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的属于通过投资作价体现的商誉,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属于原取得投资时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此处暗含一个假设,即对被投资单位原始投资时间为以前年度,才能调整留存收益;若为当年,则应调整当期损益。

第二步,对新增长期股权投资部分也比照上述权益法的核算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于新取得的股权部分,应比较追加投资的成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其中: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同时计入取得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第三步,原取得投资至新取得投资交易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当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调整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对应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调整数=(追加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公允价值-初始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公允价值)×原持股比例

与其对应应做以下调整:初始投资至追加投资当期期初按照原持股比例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调整留存收益;对于追加投资当期期初至追加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调整当期收益;差额部分,即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此处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所调整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为什么是账面值,而不是调整到公允的净损益呢?也就是说,存在诸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计提的累计折旧、累计摊销,没有按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的情况,处理方式前后不一致。如果根据重要性原则,净损益账面数与公允数差额不大,对于实务影响不大,可以忽略。笔者认为,此处也是值得作为理论完善的一个方面。

(二)处置投资引起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因处置投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或是与其他投资方共同控制,在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第二步,比较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同理:如果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则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果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调整留存收益。

第三步,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份额,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与其对应应做以下调整:初始投资日至追加投资当期期初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扣除已发放及已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及利润)中应享有的部分,调整留存收益;而对于追加投资当期期初至追加投资日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调整当期收益;差额部分,即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此处又产生一个矛盾:追加投资引起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调整数=(追加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公允价值-初始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公允价值)×原持股比例,即长期股权投资是按照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所享有的份额进行调整的;而处置投资引起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调整数=初始投资日至追加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剩余持股比例,即长期股权投资是按照其在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进行调整的。两种处理情况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注重公允价值的变动,实现的净损益是其中的一部分,比较符合权益法核算的本质;后者则只调整了净损益,没有反映公允价值变动的其他方面。

四、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改进

根据以上的分析以及问题的提出,对于两种情况下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第三步,笔者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首先,根据重要性原则,将原取得投资后至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账面净损益,调整为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核算方式。例如,调整被投资单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的折旧额或摊销额,以及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等对被投资单位净利润的影响。

权益法篇2

[关键词]纳税人；纳税人权利；保护

纳税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纳税人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也有用法律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社会强调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同时，也要健全维护纳税人合法权利的制度。税收是靠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支撑的，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民利意识的增强，纳税人的权利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做得还远远不够。

一、目前我国保护纳税人权利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法规不健全

我国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都散见于税法及《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件中，而作为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原则规定。如我国《宪法》中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没有将纳税人的权利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加以明确规定。而且，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纳税人的权利，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原则还没有在法律上作出规定。

(二)纳税人权利行使能力的弱化

纳税人权利的行使缺乏程序性规定。目前，除申请复议权、诉讼权都有相应法律法规对复议、诉讼的条件、程序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外，纳税人的其他权利基本上没有程序性的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具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等均未有相应的规定。

(三)纳税人权利意识淡薄

税收机关是税务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由于其在税收管理上具有征收、解释、调整、审批和处罚等权力，决定了税收机关在与纳税人双方的征纳关系上具有“主导”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多少年来我国一直注重“纳税人义务宣传”，很少注重“纳税人权利宣传”，纳税人权利意识淡薄。使得一些纳税人对税务部门敬而远之，还有一些纳税人对税务部门的意见和要求言听计从，而不管这些意见和要求是否合法，甚至有一些纳税人面对税务部门随意性罚款、纳税人多纳税后退款难等损害纳税人利益的行为却不知道依法维权，或者不知道怎样维权，纳税人权利意识淡薄。

(四)税务人员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淡薄，成为维护纳税人权益发展的障碍

财政收入90%以上来源于税收，税收具有强制性，如果纳税人拒不缴纳税款，税务人员可以采取税收保全等措施强制执行，使得税务人员在税收执法过程中滋长了权利意识，而忽略了服务意识。中国有句俗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财政收入，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大家的公共需要，调节经济运行，提高经济效率，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经济执法机关，其存在的根基是纳税人所纳的税。然而，目前大多数税务人员权利意识较强，为纳税人服务意识淡薄，其表现为：工作怕麻烦，对纳税人在纳税工程中存在的一些纳税问题不及时纠正，对纳税人应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不及时宣传和提示，使得一些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维护，成为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障碍。

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国际借鉴

(一)以法的形式明确对纳税人保护

为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美、英、法等都比较重视纳税人的权利并把它写进宪法中，同时制定相应的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在税法中把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作为重要内容予以规定，诸如各国都在立法之初颁布了《纳税人权利宣言》和《纳税人手册》等法律文件，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法定性和纳税后的财产不可侵犯性。

(二)以制度形式明确对纳税人的保护

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有在立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制度规范来细化对纳税人保护的规定。首先，提供情报制度。对纳税人要求提供情报的权利，各国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如在OECD成员国中，所有的国家都向纳税人提供完成纳税申报表的方法、税收减免制度的利用方法以及税收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等；约半数国家编写了面向学校的特殊教材，并向纳税人简明扼要地阐明税金的用途；当存在对纳税人更有利的税收制度及税收规定可供选择时，OECD成员国中有16个国家规定税务行政当局有义务向纳税人提供对其最有利的情报。其次，税收诉讼制度。OECD成员国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如下税收诉讼制度：一是OECD成员国中除意大利、挪威、西班牙三国以外，所有国家均采用诉讼前置制度，多数国家的纳税人就税法的解释与税务行政机关意见不一致时，以及对税务行政机关的处罚不服时，在向一般法院提出诉讼之前，可先向税务行政机关内部的受理单位提出不服的申诉，要求复议，或向专门的税收不服审判所及税务法院提出申诉。二是OECD国家提讼的案件多属税额是否合理问题，而连同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在内的国家提讼的案件则包括一切税收行政行为。三是OECD成员国中除西班牙、瑞典以外，其他国家都规定纳税人在税务诉讼中胜诉时，将被免除担负诉讼费用。四是为了减少提出诉讼，有15个国家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被称作OMTVDSMAN的制度，即专门处理行政人员舞弊情况的制度。再次，税务情报保护制度。OECD成员国中，有7个国家可向负责社会保障的行政部门提供纳税人的情报，14个国家可在一定条件下向其他法律机构及政府机构提供纳税人情报资料。

(三)涉税事务中采取的保护措施

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突发性，法律和制度不可能涵盖需要保护纳税人的所有方面，所以一些国家又规定在法律和制度之外可以采取保护纳税人的合理措施：一是成立纳税人维权组织。德国的纳税人组织被称为纳税人联盟。联盟的努力目标有7项：改革税制、限制税额、简化手续、节约财政、拒绝浪费、限制政府开支范围和提高政府机关效率。法国则成立了中小企业管理中心。中心的职责是：帮助小型企业管理账目，进行税收指导，保证申报纳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宣传税收政策法规。二是健全纳税人服务体系。国外除了广泛运用现代技术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外，还建立、健全纳税人服务体系。如美国，除了在税务部门设置专门的纳税人服务组织外，还制定详细的纳税人帮助和教育计划。美国的纳税人帮助计划是国内收入局组织一大批经国内收入局培训的志愿者，免费给纳税人提供咨询，帮助纳税人准备各种纳税申报表。三是发挥税收中介服务组织在维护纳税人权利中的作用，纷纷建立组织严密的税务中介服务机构，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周到的税收服务。如澳大利亚，目前就有税务机构3万多家，全国约有80%的纳税人通过税务申报纳税。

三、国际上保护纳税人做法的启示

(一)用法的形式加以规范纳税人权利

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的范畴内应该增加和细化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规定。其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的权利。我国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都散见于税法及《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文件中，而作为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没有关于纳税人权利的原则规定。其二，制定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法律。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从而使一些重要纳税人的权利、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原则还没有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其三，将纳税人权利具体化，使权力的保障落到实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反映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大改革思想。但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缺乏操作性。我们应通过相关法律对纳税人所享有的知情权、申请减免退税权、陈述申辩权、赔偿权以及检举控告权具体化，使纳税人了解自己的权利。其四，完善税收执法程序，实行“程序治权”。明确税收执法权运行的具体程序，加强税收执法与相关法律(如担保法、破产法等)及相关部门(如工商、银行、公安等)在执行过程中的有效衔接。其五，建立税收执法责任制，实行“制度治权”。建立以岗位责任、评议考核和过错追究为核心的税收执法责任制体系，以岗位责任为基础，以评议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追究为保障。其六，建立权力机关监督机制，实行“权力治权”。在各级权力机关内建立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接受社会各界对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各类行政机关执法活动的举报、上访和申诉，及时纠正税收执法中的问题。

(二)成立纳税人协会

与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征税机关相比，纳税人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为了增强纳税人权利行使的能力，要建立纳税人维权组织——纳税人协会。纳税人协会是一种民间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帮助纳税人了解和掌握国家税收法律及政策规定，依照国家税法，帮助并督促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协助政府部门完善财税政策；代表纳税人与政府部门和其他单位协调公共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等。纳税人协会可先选一两个法治环境较好的地方试点，待取得一定经验后，再在全国逐步推开。

(三)发展税务事业

组织严密的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将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周到的税收服务，把纳税人从烦恼的税收问题中解脱出来，发挥税收中介服务组织在维护纳税人权利中的作用。目前，我国要加快发展我国的税务，关键是要做好如下工作：加快税务立法，健全行业管理机构；加强税务宣传，提高全社会对税务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造就高素质的税务队伍；正确处理好税务部门与税务机构、业务与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促进税务走规范发展的道路。

(四)完善税收行政救济系统和税收司法救济系统

税收行政救济系统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一是行政复议制度。纳税人对税务部门实施的行政行为不服时，有权向上级税务机关或政府提出复议。二是行政监察制度。纳税人对税务执法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有权向行政监察部门进行检举和控告，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目前，我国税收司法救济系统主要是由各级人民法院组成，法院内设的行政庭负责涉税案件的审理。由于行政案件数量大，往往导致涉税案件得不到及时审理和判决，使纳税人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建立跨地区的税务法院，专司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处理和处罚行为不服提讼，以及偷税、逃税、抗税、骗税犯罪案件的审理。在现阶段，可先在普通法院设立税务法庭作为过渡。

(五)征纳双方共同维护纳税人权益

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征纳双方的共同努力。作为征税主体的税务机关有依法征税的责任和权力，更有为纳税主体提供各种服务的义务。因此，税务人员要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把纳税人看成自己的顾客，热情、高效地为纳税人服务，真正做到想纳税人所想，急纳税人所急，解纳税人所困，使纳税人从服务中切实感受到自身的权力和地位；税务人员要增强法治意识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为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另外，政府在今后的税法宣传中，要增强纳税人权利的宣传，利用电视、计算机网络、报纸等各种宣传媒介对纳税人的权利进行广泛宣传，让纳税人明白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纳税人的维权意识。与此同时，作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人本身要提高维权意识，积极地参与和配合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中来，积极地学习税法知识，了解纳税人的权力和义务，做到知法、守法，依法纳税、依法维权。当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如纳税人的延期申报权、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减免权、申请退税权、要求保密权等受到侵犯时，要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正当地依法维权。对于我国消费者这个隐性纳税人，其最基本的表现为：购物索票。总之，只有征纳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谐共赢的征纳关系，纳税人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参考文献：

[1]杨锦安，刘志耕.纳税人理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N].财会信报，2006-12-07.

[2]TaxAuditingHandbook-ADutchperspective，1BFDPublicationsBV，1996.

[3]麻勇爱.纳税人遵从理论及其借鉴意义[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2，(2).

权益法篇3

历经了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以及史无前例的八次审议，被路透社评价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物权法》，可以说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尤其是法治意义，超出了该法案本身。《物权法》的实施，不仅加快了民法典的出台，并将延伸到了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使我国向民主法制又迈进一步。

物权，就在我们身边

物权，看似专业的名词，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小到一个水杯，大到一栋房屋，这些物都在分你我，定名分，如此才可止纠纷。特别是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特别是不动产，诸如汽车、生产设备等大额财产，都迫切需要用一部法律对物的归属做出明确规定，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利。《物权法》的出台正是众望所归。

物权，如果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将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财产权利争议问题。不可否认，《物权法》的实施意义深远。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该法的施用过程中，我们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陈佳林做出了全面诠释。他表示，《物权法》是一部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法律。对城市的老百姓来说，《物权法》首先涉及到有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也就是说大家在买了房子之后，在小区有什么权利，《物权法》对小区中的车库、车位、道路、绿地、物业管理用房等归属都做出规定。同时规定业主可以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物权法》明确规定了业主和物业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使双方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小区的和谐。另外，《物权法》也对建设用地使用权做出规定，许多老百姓买了房之后很关心70年后要不要申请续期，续期后要不要再给国家交付使用金。《物权法》从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这样就使有恒产者有恒心。

《物权法》的实施，对于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物权法》承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就保证了农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能得到物权的保护，防止有一些村干部在订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时，侵害农民的利益，也保障了承包地被征收以后农民能得到应有的补偿。特别是《物权法》明确规定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使承包经营权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另外，《物权法》还对相邻关系、共有、私人合法财产等问题都做出明确的规定。

《条例》更加维护业益

作用如此之大的一部《物权法》终于可以在今年10月1日以后生效了，就在同一时间，修改后的《物业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也开始生效了，有了《物权法》为后盾的《条例》究竟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原来独门独户自我管理形式已被迅速发展的城市物业集中管理所取代，物业公司已悄然走进居民的日常生活，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因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差、管理不到位等引起的纠纷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现有法律不能明确围绕物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没有法律边界限制下，权利各方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会无限膨胀。所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边界并设置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和程序，是有效解决物业纠纷的关键所在。

对于以上的问题，相信在修改后的《物业管理条例》中能找到答案。在此次修改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中我们看到了三大亮点。首先是物业公司角色的转换。将物业管理公司改为物业服务公司，对其职能做了重新的定位，指明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对于物业企业来说，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彻底转变，是自身职能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同时，将“业主公约”修改为“管理规约”，将“业主临时公约”修改为“临时管理规约”。其次，业主管理权加大。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从五项增加到七项，除了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外，新增了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两项内容。最后，基层政府有了管理权。《条例》规定：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应当在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从“物业管理”到“物业服务”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变化，却体现了此次条例修改更加人性化，将法治意识渗透于生活的细节之中，体现出法治进步。北京物业管理商会秘书长刘玉慧对修改的《物业管理条例》给予较高的评价：“此次修改会使物业公司越来越规范，政府要更加规范物业公司的运作，引导业主更加理性的维权，对物业公司的发展和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们的权益谁来保护？

随着《物权法》和《条例》实施脚步的临近，在记者采访中发现，如何保护业主自身权利就成了广大业主最为关心的问题。家住丰台某小区的王女士向记者反映，王女士家所在小区绿化非常好，而且假山、喷泉应有尽有。可是从去年起，开发商就不断地占用公共绿地，出售、改造为停车场等公用设施，如今绿化面积已经缩小近一半。王女士对此产生的疑问：小区的绿化是为业主服务的，为什么开发商说改就改呢？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呢？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关于绿地能不能出售、归属权的争议非常大，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修订前的《物业管理条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新实施的《物权法》中是否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呢？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了解情况。在此次实施的《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权益法篇4

一、权益法的目标

通常认为，权益法是指投资企业以成本记录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后，投资的账面价值需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而变化的一种核算方法。其中，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包括被投资单位净损益以及净损益以外的其他权益的变化。权益法的这一定义表明，最初运用权益法的目标是通过调整投资账户来反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并最终使投资账户的账面价值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相等，从而使投资者可以直观清晰地了解所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

在权益法下，通常将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这同将母公司和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主体）对待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因此，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8号意见书《普通股投资核算方法中的权益法》（APB第18号意见书）指出，如果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采用权益法，那么，通过权益法和完全合并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所获得的应归属于投资企业的净损益和股东权益通常应当是相同的（除非出现超额亏损等情况）。两种方法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财务报表的具体项目上。比如，在权益法下，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通常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单一账户（如“长期股权投资”）列示，同样，来自投资的损益，通常在利润表上也是以单一账户（如“投资收益”）列示，因此权益法也称单行合并法。而在完全合并法下，则需要将类似长期股权投资或投资收益的单一项目具体化，将其还原为具体的资产、负债、收益和费用项目（也称逐行合并法）。

因此，从权益法的演变来看，其目标可概括如下：（1）使投资的账面价值随着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而变化，并最终使投资账户的账面价值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相等（目标一）；（2）作为一种合并方法，使得通过该方法所获得的应归属于投资企业的净损益和股东权益同完全合并法一致（目标二）。

对权益法目标的定位不同，其核算的步骤和程序会存在差别。

二、权益法的运用

（一）何时应当运用权益法

通常只有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更大影响时，才能够运用权益法。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更大影响时，采用成本法通常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

（1）将收到的股利确认为收益可能不是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所赚取收益的充分计量，因为收到的股利可能和被投资单位当期的业绩没有任何关系。通过使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随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可以使投资企业及时确认基于投资而导致经济资源的增加和减少，从而更好地满足了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2）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股利发放的时点来操纵收益。因此，APB第18号意见书规定，发行股票的公司，对下述企业（未合并的子公司、合营企业、持有被投资单位50%或以下的股份，但能对其经营和财务活动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的投资应当在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采用权益法核算。并且母公司也应当在母公司报表中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权益法。

（二）如何运用权益法

权益法的运用取决于权益法的目标。不同目标下权益法的运用步骤如表1所示。如果将权益法视同一种合并方法，其核算的步骤和程序应当比较完全合并法的步骤和程序进行。

在运用上述步骤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表1权益法的运用

1.权益法作为一种单行合并方法，投资企业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通常都只以单一项目来反映对被投资单位的成本，以及被投资单位净损益和其他权益的变化。

2.初始确认时，长期股权投资通常以成本入账，但我国准则中将企业合并区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因此，我国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也相应地区分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需进一步区分为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3.对投资成本与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差额（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处理。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如果形成母子关系，编制合并报表时则称合并价差）的组成可以通过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和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来进行分解。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合并价差）＝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投资成本－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投资日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商誉＋投资日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化额

从会计的角度看，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处理至少包括以下几种方法：（1）不单独确认，确认投资收益时也不考虑；（2）单独确认，但不摊销；（3）单独确认，在一定年限内综合摊销；（4）不单独确认，但确认投资收益时需考虑；（5）下推到被投资单位确认。

在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中权益法运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处理上。1995年以前基本是采用第（1）种方法，1995-1997年主要采用第（2）种方法，1998-2006年采用第（3）和（5）种方法，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则采用第（4）和（5）种方法。显然，只有在第（3）、（4）和（5）种方法下，即对长期股权投资差额进行摊销和减值，或者在确认投资收益时进行考虑，或者下推到被投资单位确认，才可能实现目标一。

在目标二下，对这一差异需要比较完全合并法进行处理：

（1）初始计量中，对初始投资的利得（投资成本小于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需单独确认。作为一种单行合并方法，对投资成本大于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分不单独确认为商誉，而是反映在投资的初始入账金额中。

（2）因为购买日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基于购买日子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所以权益法下，后续计量时应当基于投资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计算的净利润份额确认投资收益。

4.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

权益法两种目标下运用步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在目标一下，无需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的内部交易进行处理，特别是在“顺流”交易中，未实现的内部损益并不影响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因此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缺乏依据。相反，如果根据内部交易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进行调整，就不可能实现目标一。然而，在目标二下，则需要比较完全合并法的做法对内部交易进行相应的处理。

总体来看，我国新会计准则主要是按照目标二来设定权益法的运用步骤，但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之间内部交易的处理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顺销交易，只要求按比例抵消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而不是完全抵消。

（2）如果投资企业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那么投资企业首先要在其账面上进行如下会计处理（假定为顺流销售的未实现销售利润而不是销售亏损）：

借：投资收益

贷：长期股权投资

而且还需要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做进一步的调整处理（下面的调整只是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上进行，并不需要在投资企业的账面上反映）。即：如果是逆流商品销售，因该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的影响体现在投资企业持有的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当中，故应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编制以下调整分录（假定为逆流销售的未实现销售利润而不是销售亏损）：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贷：存货、固定资产等

如果是顺流商品销售，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在个别报表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以下调整：

借：营业收入

贷：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

5.追加投资导致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处理。

权益法篇5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立法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thesociety，thelawprotectionoftheconsumers''''rightsandInterestsisbecomingthehottopicofthewholeworld，andtheextentoftheprotectionhasbeenoneofthesymbolformeasuringthecivilization.Forthecause，thepaperfocusesonthenecessityandimportanceofthelawprotectionontheconsumers’rightsandinterests，andthedeficiencyofthelegislation.Then，theauthorputsoutsomesuggestionstoimprovethelegislation

[Keywords]therightsandinterestsoftheconsumerslawprotectionlegislation.

消费者，几乎是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扮演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益成为世界性引人注目的话题，而消费者权益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国家的法制所保障则成为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渊源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消费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消费的目的看，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从消费主体看，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和单位消费。法学界一般从消费目的对消费进行分类，并以此分类为基础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研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以规范生活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因此，本文论述仅限于生活消费一个方面。在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人权意识的发展，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产生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和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最早可追溯于消费者运动，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先驱，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而后波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性运动。1898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全国消费者同盟；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W)成立，它是由世界各国、各地区消费者组织参加的国际消费者问题议事中心，其宗旨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在国际机构代表消费者说话。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的，它的兴起与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迄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都很细致全面，它已成为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和不足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1”惩罚性赔偿制度，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因为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诉讼无疑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但是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往往使得一些小额侵权纠纷的消费者对法院大门望而却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由于它给予违法经营者的惩罚过轻，给予消费者的补偿过少，不能对违法的经营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大量的消费者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获得赔偿的权利，它的激励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二）我国消费者投诉特点和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投诉也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投诉范围扩大

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曾经在消费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老三件”、服装鞋帽等已经基本退出占据投诉“关注点”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机、汽车、计算机、互联网、短信等产品和留学中介、教育培训等的投诉增幅较大。相关含服务类的投诉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

①服务业行业投诉增加。如：浙江省为此加大了对公交、水、电等行业的投诉处理力度；贵州省处理了当地的电表计量失准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了自来水集团公司与消费者签订的《供用水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天津市处理了对当地的蜂窝煤质量及价格的集中投诉。

②垄断行业投诉高居不下。电信、邮政服务在某些地区仍引起较大投诉。如：江苏省、大连市反映有的寻听台在转网兼并过程中，收取费用后不能提供正常服务，甚至在收费后逃匿。另外，对邮政服务投诉的问题主要有邮寄包裹时间长，快递物品没有按时送达目的地。

③中介服务投诉多。摄影冲印、洗染、美容、服务投诉问题多。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免费服务”和中介服务中欺诈情况比较集中。

④网络交易投诉增长。例如：上海市消费者反映通过网络购买的实际物品与网上的宣传不符，预先付款后不能按时得到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退换货难。再如：2001年，my8848网站倒闭的消息曾引起多方投诉。

⑤汽车行业投诉增长迅猛。2003年全国消协共受理汽车投诉多达5651件，比2002年的3919件增长了44.2%，使汽车成为2003年投诉增幅最大的商品之一。

2、总体投诉增长平缓

自1985年以来，历年投诉几乎都呈上升态势，尤以1990、1997年上升幅度最大；而近几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最明显的是2003年，其投诉总量共计690062件，比2002年度减少了31099件，下降幅度达4.3%。2004年投诉总件数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态势，只比2003年上升了0.7%。

3、新兴的消费类型从而带来一些非传统类型投诉热点。如：转基因食品悄然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国内科学家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不过，从国际到国内有一点是共同的，公众有权利了解转基因食品和进行选择。虽然各个方面对此看法不统一，但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标注说明却多趋向肯定。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不足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而这恰恰是政策性立法模式的优点。由于政策式立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只是一般性地规定国家、地方团体和企业应当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综合性地推进消费者保护及促进消费者利益政策的执行，这样，如配套法律跟不上或行政执法不力，则只能是满纸空言。所以政策式立法模式就必然要求在基本立法的指导下，迅速制定出符合其要求的许多单项消费者保护法律。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这个定义首先“为生活消费需要”的限定似乎过窄，如某商人为其办公室购买办公用品，他是不是消费者呢?以索取双倍赔偿为目的知假买假的“王海们”是不是消费者呢?尤其是后者引发了有关“王海现象”的争议。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王海们”买假并非为生活消费，应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如果按当前现实，为调动广大消费者打假积极性，“王海们”又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这显然是立法宗旨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其次该定义未明确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所以有人建议将其改为“任何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直接和他的贸易、商业、生产和职业有关的自然人”，笔者认为不无道理。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经营者这一概念界定不清，因为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但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销售者的范围又包括哪些?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给消费者依法索赔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要经过诸多环节，涉及很多主体，到底谁应该对消费者负责，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向谁提出索赔。因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用生产者、供应者、销售者的概念，并对此分别作出明确的界定。

第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应当作有利于消费者的修改，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扩大适用范围，缓和适用条件。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倍数，因为按目前49条之规定，消费者对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仅能获得双倍的赔偿，而合同法第50条则规定行政罚款的数额为侵权行为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消费者所得到认可的加倍赔偿与行政罚款的一至五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由此会造成消费者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对参与打假持消极麻木的态度。这表明我国仍然偏重于行政措施，而忽略侵权行为受害者(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这正是法律的实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扩大适用范围，因为按现行49条之规定，消费者仅能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欺诈行为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这就给那些并非欺诈而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的人网开一面，这又如何体现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呢?如果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和不正当竞争领域的话，那么，对恶意制假者所给予的惩罚金额将更大，而他们的制假元气就会丧失殆尽。缓和适用条件，因为按现行49条之规定，消费者必须证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在实践中，经营者对于前来索赔的消费者总是百般刁难，设置种种障碍，例如要求消费者对其欺诈的故意进行取证，要求消费者提供证明及其他事实的证据，而这对于本来已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时会显得极为不合理。因而要适当地缓和适用条件，免除消费者某些不适当的举证责任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真正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到实处。

三、消费者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和品种日益增加，人们的生活消费主要依赖市场的途径而获得满足，消费的范围与层次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但由于经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消费市场复杂化及其发展、营销手段的多样化导致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满天飞扬；乱搞所谓“降价销售”；不失时机地牟取暴利；故意制造内在缺陷，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故意将本来可以融于一体的功能分开，制造所谓系列产品；内销产品有意取洋名，使用英文说明书和专业性极强的名词、术语，故意不让消费者弄清其产品的“庐山真面目”；名牌商品的认定混乱，使消费者无所适从。更不要说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市场优势向消费者索取不合理费用和进行强行的交易，这些都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急剧增加，据统计，仅1998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诉讼案件总计达425088件。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了对消费者权利的认识。198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章程中提出消费者拥有六项权利:①了解知悉权；②选择权；③安全权；④监督价格权；⑤提出意见权；⑥索取赔偿权。从此以后，消费者权益逐渐被引入到地方立法中，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国进行了大量专门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使消费者保护立法已初成体系。我国在消费品安全、卫生、商品质量、商品标示宣传、物价、市场管理、竞争规则方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计量法》、《商标法》、《广告法》等等。而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消费者享有的九项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标志着我国消费者保护的法制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部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与利益应运而生的《消法》，重新确立了“消费者”的观点，从法律上确认并保护了消费者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又规定了生产经营者的义务以及损害救济的途径和方式。《消法》具有显著的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社会经济法的特色，而这些特别之处又无时无处不充分体现着保护消费者权益，加重经营者的义务(以削弱其强者的地位)，赋予消费者特殊的权利(以加强其在交易中的地位)，从而谋求与经营者在实际中的平等的立法价值取向，充分体现着消费者的弱处由法律予以强行弥补的实质。这些特点正是该法进步性之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法》不仅明文确定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还在第五条、第六条专门规定了“国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的原则，这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引入国家公力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消费者在与生产经营者进行交易时的地位。

第二、《消法》专章规定了作为个人的消费者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上的各项基本权利及安全权、知悉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结社权、依法求偿权、求教获知权、维护尊严权等九项权利以确保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同时它又加重了生产者、销售者的义务和责任，即依法订货约定履行义务、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做虚假宣传、出具相应凭证和单据、提供合乎要求的商品和服务、不得从事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

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权，从而维护作为不平等主体的个人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尤其是它规定了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的严格义务，但没有规定经营者相应的权利；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接受服务时的权利，却没有规定消费者的义务。

第三、《消法》适应当代立法的新潮流，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将该法第六条及第十二条“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社会团体的权利”加以具体化规定。特别是对消费者协会职能的规定具体、详细，贴近消费者的生活，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四、由于《消法》调整的是不平等主体间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它在“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一章中详尽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者等有关行政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职责，以便国家直接介入并行使公力扶持经济上弱者的消费者，对经济上强者地位的生产者、经营者加以必要的限制，协调两者间的利益冲突。

第五、《消法》第六章“争议的解决”中详尽地规定了因产品不合格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后获得赔偿的具体途径，从而使广大消费者更加明确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后，应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具体向谁索赔，如何索赔。

第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消法》第49条关于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增加赔偿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更是国家运用强制力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有力证明。在此之前，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赔偿损失实行的是实际赔偿原则，侵害人所给予的赔偿数额与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基本一致。而《消法》第49条是对原有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也正是经济法中存在国家强制性规范的体现。其所反映的法学原理就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它是损害赔偿机能和惩罚机能的结合，早已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是侵犯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它的目的一是削弱侵犯行为人的经济实力，防止他们东山再起，防止社会上其他人效仿；二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三是对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精神进行情感方面的损害赔偿。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假货屡打不绝，泛滥成灾，广大消费者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借鉴英美国家所采用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将打假的主动权赋予消费者，调动广大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我国尊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体现，是法制建设上的一大进步。

四、如何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或者说是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在众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该法是以消费者为本位，以规定消费者利益和保护措施两大内容为核心的，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全面协调、补充和制度化，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诸法中，处于综合性法律地位。然而，对广大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配合。在我国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是很不健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加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深度和广度。

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大力加强了经济立法，尤其是《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的出台，可以说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已经日趋完备，但较之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而，我们应当尽快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扩展到信用卡、环境保护等新的领域；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要逐渐具体化，同时应当加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规定对消费者有利的民事制度，如无过错责任制度、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我国对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制问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公用企业凭借其“自然垄断”的市场优势，滥用市场优势向消费者索取不合理价格或进行强迫不公平交易行为，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公用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性质已从过去服务于社会大众的非盈利性事业转变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法人，出于盈利的本能就会滥用市场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靠其自身道德的约束是很难克服的，所以必须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行业立法规制公用企业的滥用行为，而《反垄断法》的出台也势在必行。

（二）必须尽快完善消费者保护机构

世界各国一般都有消费者保护常设机构，甚至一些国家还为保护消费者权利设置专门机构，如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日本的消费者保护会议等。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各个方面，都是由相应的政府机构开展工作，而没有代表国家政府统一专门地承担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工作机构，这样会使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不负责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不能得到完全及时地制止。

（三）必须确保消费者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畅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为消费者列明了五条维权途径:与经营者协商调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其中，提讼应当是效率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方式。而事实上，消费者真的进行民事诉讼是屈指可数的。因为消费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权利满足可谓困难重重:(一)耗费时间、金钱、精力。消费者个人受到损害往往金额不大，有时甚至是精神上的损害，而一旦提出诉讼，就面临着诸多费用:诉讼费、调查费、文书资料费、律师费，这些加起来可能会数倍于实际所受的损失，更不要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针对于此，笔者认为英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即在其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庭，处理争议标的金额不大的案件，由于法庭采用简单的表格，简单的审理程序，诉讼费用低廉，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二)从经济效益上看，诉讼当事人会从诉讼成本和预期判决价值之间的比值关系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反映着诉讼的基本价值。因此提高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就成为当务之急。①适应消费侵权纠纷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设置小额纠纷处理程序。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消费诉讼特点的诉讼程序和机构，我们可以借鉴。例如，美国有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澳大利亚有消费者申诉委员会，专门处理涉及消费利益方面的1500美元以下的消费争议。我国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审理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专门机构，专门处理消费者小额纠纷，从、受理、法庭调查、辩论一直到裁判的作出等一系列的环节上都予以适当的简化，并且缩短相应案件处理时限，从而尽可能地做到及早立案、及时审理、及时裁判，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②建议在消费纠纷中对举证责任进行重新配置，即可以在消费者诉讼程序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或者相对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的原则。在外国的消费纠纷案件处理中，有关侵权的发生、因果关系等均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因而在侵权诉讼中配置举证责任时应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倾斜，即消费者只需负责举证受损害的事实证据，其他举证责任则应由商品生产经营者负责。

（四）市场竞争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根本途径

保护消费者权益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综合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手段，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大力加强市场经济建设，通过市场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促进是多方面的：市场竞争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导致生产扩大，从而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增加了市场可替代品的种类和数量，使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相对稀缺，消费者在购买力市场上日益享有生产者在短缺条件下曾享有的地位，卖方市场逐渐被买方市场取代；市场竞争增加了市场压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某个生产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机会成本，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惩罚机制约束了生产者的机会主义倾向，迫使生产者致力于声誉建设和诚信行为，从而加深了生产者对消费者的依赖，

提高了消费公共化、内部信息外在化，更有效地发送“信号”以区别于其他企业。和生产者相比，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既存在知识体系方面的障碍，也存在费用方面的问题，许多信息搜寻活动对单个消费者而言是“不经济”的，因此生产者的信息供给相对消费者的个体搜寻有社会效率。同时，随着消费者信息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消费者购买决策质量的提高，逐渐实现生产者的优胜劣汰，这正是资源优化配置在市场机制中得以实现的关键。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消费者权益的核心在于通过调整生产者和消费者二者关系，规范生产者行为，从而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西方发达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与维护正常的竞争格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负责这两方面的事物，其他国家也大抵如此。

目前，我国处于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的转阶段，推动市场竞争体制建设尤为必要。一方面，积极开展反不正当竞争行动，当前一个重点是地区间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不正当、甚至非法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从当前利益出发，为了局部利益甚至极少数人的私利，对于当地企业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打击不力，对于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姑息、纵容，严重阻碍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实际上也危害其自身的长远发展。浙江温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温州正在实施“质量兴市”实现经济转型，这可以作为那些目前仍在进行假冒伪劣的“机会主义者”予以借鉴和深思的。有些地方设关立卡，阻止竞争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人为制造市场分裂，这是一种封建割据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条件下的死灰复燃，它一方面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一方面人为抬高产品价格，直接损害本地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保护了落后的生产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完整，妨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阻碍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其危害之大是不言自明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护消费者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决不是权宜之计。只有从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来分析消费者权益，才能进一步认识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危害，从而把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五）加强监督工作完，保护消费者权益

发挥媒体的新闻监督功能。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定期对产品质量抽检结果进行曝光，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舆论威慑力量。实行举报有奖制度；发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市场监督检查。加强社会监督作用。利用社会传播媒介和消费者运动，广泛宣传消费者意识，形成“讲诚信、反欺诈”、自我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自我保护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风气，通过社会舆论，使假冒伪劣商品退出历史舞台。

政府是监督市场的主体力量，套充分发挥政府的市场调节功能。一方面加强专业执照管理。政府对某些服务质量关系重大、而一般消费者又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如医疗、家电维修、美容、农机、农资等)即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实行专业执照管理，甄选合格人员，严格把关；同时强化产品安全标准。单个消费者对诸如食品、药品、交通工具等产品的消费安全程度难以凭个人知识、经验加以鉴定，而一旦鉴定错误，其后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制订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安全标准检验；另外要严厉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如市场欺诈、制售黄赌毒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符合时代精神，是新时期实践履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是切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制订的在2004年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年主题“诚信•维权”：我们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需要的是认真实干，诚实守信；而完善具体的细节，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努力发展经济则是我们更远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

[2]戚天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江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的完善，工商行政管理，2000年

[4]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5]齐树洁，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2002年

[6]符启林，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概论，南海出版，2001年

权益法篇6

关键词：权益集合法 并购 企业合并

经历了60年的争议，权益集合法注1于2001年6月终止了在FASB的合法地位。但在我国权益集合法有方兴未艾之势，如1998年10月清华同方合并鲁颖电子，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首次批准了权益集合法在我国的应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有10家上市公司换股合并非上市公司时，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权益集合法。本文试通过回顾权益集合法在美国半个多世纪发生发展的历程，为业界内外思考相关的问题提供参考，将来权益集合法是否为我国采用尚未可知，但"以史鉴今"，理论界实务界都不应完全地弃之不顾。

一、企业并购是权益集合法滋生的土壤

提到权益集合法，不能不谈企业并购（M＆A）。企业并购是企业合并（merger）与企业购并（acquisition）的合称，权益集合法就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并购的原因很多：如加速成长，降低成本及减少风险；所得税因素；产生立即利润(instant earnings)等等。美国在过去一百年来曾发生四次企业并购浪潮：

第一次：19世纪90年代（1898－1902），年平均发生360家次；

第二次：20世纪20年代（1920－1929），年平均发生680家次，后期增加到900家次；

第三次：20世纪60年代，年平均发生1062家次，尤其是在1965－1969年间，年平均发生1642家次；

第四次合并浪潮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末期，这可能与1980年里根政府对反托拉斯政策的放宽有关。因为美国政府有时反对大企业权力的集中，企业合并经常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反垄断局的挑战。如《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七章的条款规定：在本国的任何企业，如果收购可能会严重削弱竞争或蓄意制造垄断，那么任何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另一家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股份；受联邦贸易委员会管辖的任何公司不能获得其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资产。

二、权益集合法的产生

采用权益集合法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用事业，由于公用事业的计费标准通常准许公司赚取一定程度的投资报酬率，而该投资报酬率是以资产为基础来计算的，因此公用事业都希望能采用购买法使合并资产按市价入帐，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因而1943年政府强制规定，两公司合并时计算费率，应以账面价值作为计算资产的基础。这直接导致了权益集合法的产生及应用。

权益集合法最早由AICPA在《会计研究公告第40号》(ARB No. 40)"企业合并"中批准。权益集合法的假设前提是，新股发行企业与被并企业采用股东换股方式的企业合并，在本质上看成现存股东权益的合并比看成资产收购或资本筹措更为合理。在规模相当的企业间以交换普通股实施的合并中，现存股东权益的合并表现得尤为明显。合并后这些参并企业股东和管理当局象在原企业中一样继续保持他们的利益和活动。

三、权益集合法的基本会计处理

在权益集合法下，如由甲公司发行股票来换取乙公司的股票，换股后两个会计个体则合而为一，原乙公司的股东成为甲公司的股东继续存在。因此两个公司的合并是实质及形式的合并，实质上没有类似资产买卖的交易发生，从而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入账不以市价为基础，而以乙公司原来的帐面价值为基础。至于合并时发生的直接费用，因不是原来历史成本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作为并购成本的一部分，应作为合并的费用来处理。可见，采用权益集合法在合并后并不产生并购商誉，未来也不存在商誉摊销的问题。例：甲公司以发行股票方式交换乙公司的全部股票，且符合权益集合法的适用条件。甲公司股票每股市价48元，双方认可的乙公司净资产为1，320，000元，乙公司资产2，100,000元，负债900,000元，股东权益1,200,000元，其中股本250,000元（面值10元），资本公积200,000元，留存收益750，000元。

采用权益集合法，应按乙公司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转入甲公司，全部转入金额为1，200，000元。由于甲公司应发行股票27,500股（1,320,000元/48元）以换取乙公司的股票，故转入股本应按275.000元入账，剩下资本公积的入账金额为：175,000元（250，000元＋200,000元－275,000元）。经上述分析，甲公司可作分录如下：

借：资产

2,100,000

贷：负债

900,000

股本

275,000

资本公积

175,000

留存收益

750,000

合并产生的直接费用不能作为成本，可作分录如下：

借：费用

1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

本例中新发行的股票面额总值小于被合并公司原资本总额（275,000＜450,000）。若大于，则按程度依次减少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来弥补差额。

四、FASB对采用权益集合法的严格限制

由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可能比市价低，采用权益集合法计算的折旧费用可能低于购买法的折旧费，损益表上就可能出现较高的利润。同时采用权益集合法时，须将合并双方的股东权益部分直接相加，所以当双方均有相当的留存收益时，合并后股东权益就比较高，而且留存收益又相对降低了企事业的杠杆比例，因此许多公司都乐于采用权益集合法。

然而ARB No.40几乎没有提供判断是否可以采用权益集合法的标准，后来取而代之的ARB No.48仍然允许权益集合法用于大多数有关交换普通股的合并，也没有提供采用该法的明确判断准则，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许多公司在合并时都采用了权益集合法（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原有股东权益的合并），各种处理方法纷纷出笼。例如，有的先购买目标企业，然后化整为零出售，形成立即利润；有的利用股票交换方式，合并其他公司，以抬高每股账面盈余，造成权益集合法的滥用。

针对于此，美国财务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于1970年第16号意见书(APB Opinion No.16)，设定12项标准，以限制权益集合法的滥用。该意见书特别声明，企业不得选择权益集合法或购买法，企业合并一旦符合这十二款规定，则必须采用权益集合法，否则采用购买法。当甲公司发行股票合并乙公司时，该意见书称甲公司为发行者（issuer），称乙公司为合并者（combiner）。这十二款标准可分为三大类，简要介绍如下：

1、合并公司的属性

条款1　在合并计划开始日（initiation date）的前两年内，合并一方不能为另一方的子公司或部门。

条款2　合并公司在合并前必须相互独立。

2、合并的方式

条款3　合并必须在一次交易内完成，或根据合并计划的规定，在合并开始日后一年内完成。

条款4　合并开始日后，发行者必须发行股票，以换取被合并者的全部资产或90%以上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票。

条款5　合并开始日前两年至合并完成日，合并公司不得因蓄意合并而改变其股东权益。

条款6　合并开始日前两年至合并完成日期间发放的现金股利不得高于正常水准。

条款7　被合并公司原有股东之间的持股比率在合并后应保持不变。

条款8　被合并公司原有股东所取得的股票，必须可以行使股权，不得剥夺或限制其权力的行使。

条款9　合并协议不得含有以合并完成日后事件为条件的或有付款。

3、不得为有计划之期后交易（Absence of Planned Subsequent Transaction）

为了防止以期后交易达到利用购买法的目的，APB No. 16特别指出，合并协议中明确规定或隐含下列条件时，不得作为权益集合法来处理：

条款10　发行者同意购回或注销因合并而发行的股票。

条款11　同意在财务上资助被合并公司的一部分股东。

条款12　计划在合并完成日两年内处分合并公司的重要资产。

这12条条款中，第4款的规定尤为苛刻。下列情况的换股不包括在换股数之内：

（1）企业合并发起日之前获得的股份以及在发起日由发行企业或它的子公司持有的股份；

（2）企业合并发起日之后由发行企业或它的子公司获得的非用于交换的股份；

（3）企业合并完成日仍在流通的被并企业的股份。

此外，企业合并之前由被并企业持有或获得的发行企业的任何普通股都必须考虑在内。在计算是否达到90%以上的换股比例时，发行企业的这些股份可作为被并企业的股份。为说明"90%可投票普通股准则"的应用，假定A公司和B公司换股合并，合并发起日前A公司持有B公司7500股普通股，B公司持有A公司6000股普通股；B公司共有股票100000股，其中库存股500股；合并发起日后A公司购入B公司1000股；A公司计划用可投票普通股的每1.5股与B公司的1股流通股交换。"90%的要求"计算如下：

B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100000

减：库存股

500

合并时B公司全部的流通股 　 99500

减：合并前A公司拥有B公司的股份 7500

合并后A公司购入B公司的股份 1000

合并前B公司拥有的A公司股票折算的B公司股票 4000注2

小计 125000

合并时B公司用于交换A公司股票的有效股数 87000

"90%的要求"的应用：99500*90%=89550

这样，B公司重新确认的有效交换股数（87000）小于B公司全部流通股的90%（89550），则这一合并即使满足其他十一项的规定，也不能采用权益集合法。

五、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

本文试通过与购买法的比较中揭示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具体内容表示如下：

影响项目 购买法对报表的影响 权益集合法对报表的影响

资产负债项目 被合并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合并时的市价转入合并公司，收购公司本身既有的资产、负债维持其历史成本。 被合并公司资产、负债仍以原历史成本转入发行公司。

股东权益项目 若以现金或以发行股票之外的方式合并，合并后股东权益不因合并而变动，若以发行股票方式合并，发行公司合并后股东权益增加的部分，为新发行股份的市价总额。 被合并公司的资本总额转入成为发行公司资本的一部分，留存收益亦转入为发行公司的留存收益，若其留存收益为正数，发行公司的留存收益因此而增加，产生立即盈余（instant retained earnings）。

损益表项目 若合并在期中完成，收购公司年底计算损益时，除自己原有的损益外，还包括被合并公司合并日后所发生的损益。 因无交易发生，两合并公司视为自始合并，合并年度的损益包括被合并公司全年的损益。

六、权益集合法在财务报表上的表达

APB No.20"会计变动"中认为，权益集合法的合并,产生会计个体的变动，故比较财务报表中应将前一年度的财务报表重新编制（restate），以便于与本年度报表相比较。不过实务上若被合并公司规模很小，影响不大，依据重要性原则也可以不重新编制报表，但应在附注一加以说明。

财务报表附注一般上应说明如下事项：

1、被合并公司的名称、简介；

2、说明会计上采用权益集合法；

3、因股票交换而新发行的股票数量；

4、两公司合并前各自的收入、净利、非常项目及股东权益的变动等；

5、因会计程序变动涉及净资产及净利的调整；

6、因合并导致一方会计期间变动时产生的影响；

7、发行公司以前年度的收入、净利与合并后重编的以前年度报表数据的差异的调节说明。

若合并后处分资产，产生了重大损益，应在损益表上分别列示，作为非常项目处理。

七、权益集合法下编制合并报表

权益集合法下，母公司拥有子公司90%以上的股权，自然应该编制合并报表。采用权益集合法，母公司的投资科目按子公司净账面价值的应享有份额入账，不产生并购溢价问题，亦即不论母公司所发行新股的全部市价低于或高于母公司对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的应享有份额，一律以后者入账。那么合并日工作底稿的冲销分录就非常简单，只须将投资科目与应享有的子公司净资产份额（即股东权益部分）互相对冲即可。假设甲公司拥有乙公司90%的股权，乙公司股东权益不变，仍为1,200,000元，其中股本250,000元（面值10元），资本公积200,000元，留存收益750，000元。冲销分录如下：

借：股本－乙公司

（250,000＊90%）225,000

资本公积－乙公司

（200,000＊90%）180,000

留存收益－乙公司

（750,000＊90%）675,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1,080,000

合并以后年度工作底稿的编制包括两种冲销分录，第一种是将当年影响投资科目的分录冲回至期初余额（含净利、股利发放的影响），第二种是将投资科目的剩余额与所据有的子公司股东权益对冲，避免重复计算。会计分录略。

八、对权益集合法的批评及废止

权益集合法在其应用过程中不断遭受到各方的批评，反对采用权益集合法的理由总结如下：

（1）企业合并是讨价还价的公平交易的结果，这一交易是以各种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而不是账面价值为基础，所以按公允价值记账是合理的。

（2）APB No.16确立了权益集合法的详细框架，但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值得怀疑的假定之上的。该法假设，涉及换股的合并导致了股东权益的合并而不是资产收购，这在会计理论中难以找到依据。

以现金、其他资产或负债等代价形式所实施的企业合并，总是按购买法来处理，将企业合并的代价改为发行股票，仅仅是改变了代价的形式，不应当改变会计处理的方法，因为股票只是合并代价的一种，仍应以公允价值计价为宜。

（3）用于企业合并中交换的发行企业普通股的公允价值在权益集合法中没有清晰的披露，APB No.16要求的披露局限于说明在权益集合法合并中发行的普通股数量。

（4）权益集合法下被并企业的资产不使用收购成本入账，没有坚持处理取得资产的传统会计原则。

（5）企业管理部门可能利用权益集合法，通过在年末合并其他盈利部门，以及尽早出售并入资产等方式来增加利润。

（6）资产价值失真导致在权益集合法合并后，每个会计期间反映的利润失真。

FASB认识到权益集合法合并中令人不满的状况，成立不久即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并出版了长篇FASB讨论备忘录"有关企业合并会计和购得无形资产问题的分析"，但后来"由于这一课题并不比其他现存的和潜在的问题更为急迫"注3，又把它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20世纪90年代，企业并购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金额也越来越大，合并领域成为SEC所面对的最棘手问题之一，SEC大约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合并会计问题的处理，仅仅为判断特定企业是否符合权益集合法的标准就耗费了大量的审查资源。这种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的现实促使FASB在1996年不得不重新考虑企业合并的会计问题。1999年9月，FASB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提出了取消权益集合法，以购买法作为企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唯一方法的建议，并于2001年6月的第141号准则公告中正式通过了这一建议。

权益集合法的存在与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美国虽然已被取消，但只要在中国有其适用的阶段、状况，仍然可以为我所用，譬如有利于企业集团的建立，有利于合并后企业文化的整合等等。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我国尚无会计处理指南的现实，立足国情予以制定完善。

注1：权益集合法（pooling-of -interest method），又译为权益结合法，权益联营法等，本文采用权益集合法的名称。

注2：6000/1.5=4000。

注3：1994年AICPA出版的《会计趋势与技术》（第48版）表明，过去4年调查的600个企业合并中只有8%的合并使用了权益集合法。

参考书目:

1.《Advanced Accounting》,Floyd.A.Beams。

2.Status Report, FASB (Stamford: Apr.10,1981)。

3.2001年FASB第141号准则公告《企业合并》。

4.《现代高级会计》，（美）约翰.拉森著，张文贤主译。

权益法篇7

[关键词]消费欺诈；消费者欺诈；经营者

[作者简介]王继远，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134－04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权利特别保护之法，我国几乎所有经济法学著作中谈到消法时也只强调和解释“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然而，随着科技与商业的发展，雇“托”消费、店内盗窃、退货、促销欺骗等消费者欺诈和消费者知假买假或参与黑市交易等严重损害经营者权益的消费行为时有发生。谁来保护和怎么保护经营者的权益?著名民法专家江平教授明确指出，消费者法律体系仍有不协调和空白之处，维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平衡，加强经营者权益保护理应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一、经营者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平等权的尊重

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产生信息不对称，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支配关系代替了平等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在市场交易和消费环节中的平等权都应得到尊重。

(一)民事主体平等权。在交易过程中，无论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可能因为某种利益驱动产生欺诈心理，从而出现针对交易相对方的消费欺诈或消费者欺诈。但是，消法对消费欺诈与消费者欺诈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标准，而使之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如对经营者的消费欺诈使用惩罚性赔偿和严格责任，而消费者欺诈则适用过错责任。事实上，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因此欺诈应该受到相同的处罚。

(二)公平交易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作为一种习俗和伦理准则为交易双方平等地遵守，而且作为一种“帝王条款”式的法律规则，保护交易者和竞争者的公平。因此，消费者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经营者也有权拒绝消费者的强制消费行为，二者均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三)信用权。信用“是指一个人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括或要求的有关信任、信赖和谨慎善意、坦诚的品格”，“或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能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可见，信用兼有道德性和经济性特征，前者主要指个体在人格与美德上的信誉；后者主要指一种特殊的财产利益，即交易中的特殊经济能力。但是人们在谈论信用时往往会偏重于信用的某一方面。如顾客信用，侧重信用的道德性，指的就是顾客在交易中的信誉；而消费信用，侧重信用的经济性，是指对消费者进行信用供给。事实上，信用既表现为一种人格利益，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经营者和消费者因拥有信用权而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四)自由选择权。经营者享有自由选择权，其拥有在法律范围内自主选择有利于其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经营理念和特色、市场定位的选择权；而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能够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尽管二者“自由”的界限(义务)仍有着根本的差异：作为享受主体的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服务主体，但不可将这一“选择权”扩张为一种不平等权，如欺凌其所选择的服务主体；而作为服务主体的经营者可以自由选择服务内容或服务方式，但不可选择服务的对象或对之加以分类，予以歧视性的区别对待。但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有着平等的自由选择权。

(五)公平竞争权。消费者欺诈还体现在其他经营者做“托”上。如一些商场或私立医院等经营者经常雇佣“消费者”(通常谓之“托”)进行虚假消费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这种虚假消费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经营者的“消费欺诈”，从而增加消费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的“消费者欺诈”，从而降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任度，损害经营者的利益。而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国家对实施市场法律负有最终责任――不能对社会的底层人民撒手不管。因此，在竞争与垄断、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中，必须保护公平竞争权，对欺诈进行规制，以达成社会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平衡。

因此，尊重平等权，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平和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本身有利于确立不同“人格体”参与社会生活时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念，奠定相互交往中的基本模式和基调，也为经营者权益保护提供法理依据。

二、经营者权益保护的现实需要：消费者不当行为

(一)消费者不当行为的原因分析

1、立法滞后。随着社会转型期内“知假买假”、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和雇“托”消费等各种新的消费现象的出现，消法有必要进行修正，对消费者、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欺诈的界定作出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立法的滞后，特别是消费者义务、经营者权利和救济条款的缺位，使得“盗版”消费规制和经营者维权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

2、科技进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等科技高速发展，促进销售与经营方式的革新，不仅使传统的店铺交易走向规模化、标准化，而且出现了电子商务，实现有形经济向无纸化交易发展。如上门直销、电视购物、网上订购等商业经营模式和交易形式上的变化，既方便了消费者，也增加了经营者的销售或服务成本，极易引发交易安全，经常导致信息的截取、窃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赖等等各种消费者欺诈行为发生。

3、消费心理。消费信息不对称，使商家往往能够掌握顾客受益的信息而顾客却毫不知晓商家的信息。于是，一部分消费者出于不当得利的趋利性或对经营者不满的报复心理而不得不采用欺诈来损害经营者利益。

(二)消费者不当行为的具体表现。立法滞后、科技进步、消费心理不仅产生消费者不当现象，而且也使经营者开始在交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具体来说，消费不当行为表现为：

1、滥用实体权利。主要表现为滥用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求偿权、监督批评权、知情权和产品“三包”规定等。如弄脏弄坏超市试穿、试用商品，故意制造产品缺陷或服务不满事件，漫天要价，强制退货，索赔无度，甚至恶意敲诈或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等，这些行为不仅引起经营者的不安，而且对经营者有失公平。于是，消费者的权利扩张与滥用必然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挤压，它不仅使经营者的利益受损，而且有违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最终严重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和谐关系。

2、滥用诉讼权利。近年来通过网络成名的“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现象如同商业领域一个新

产品之所以能迅速获得广泛的知名度和关注度，是因为通过新闻媒体或互联网，以某种事件为载体，将特定的人或物聚焦于社会公众的关注下，这就是“炒作”。同样，个别消费者也借助“极端性维权”等滥用诉讼权利的方式，甚至不惜损坏或诋毁经营者的商业信誉，以“炒作”自己，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很显然不符合诉讼法律的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精神。

3、实施消费者欺诈。一是实物消费欺诈。主要指店内盗窃、退货欺骗、服务购买、促销欺骗等等店铺交易中各种有损经营者利益的欺诈行为。二是信息消费欺诈。如电子商务、电视购物等无纸化交易极易导致信息的截取、窃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赖等等消费者欺诈发生。三是竞争消费欺诈。如在医疗、培训和商业促销等方面，具有竞争性的同业经营者，通过雇佣“托”，进行不正当竞争性的虚假消费。

由此可知，消费者行使权利必须有个边界，以维持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过度地保护经营者，使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会造成消费萎缩；过度地偏向消费者，使经营者无利可图，必然损害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导致经济衰退，最终也将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经营者权利的确立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一)我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的立法缺陷。相对经营者来说，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使消费者受到消法的特别保护，这也使我国消法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1、消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法律的价值应当体现公平与正义。德国历史学家德里希・迈内克曾指出：“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而在消费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自利性及权力的本质特性都极易导致二者的行为超越界限。而权利(力)与义务是相关联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是，我国现行消法却没有体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牺牲了经营者权益，赋予消费者权利，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被放大。如消费者权利的种类及范围不断扩充，消费者权利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权利束。经营者的义务也不断延伸，如具有建议和咨询义务、发货义务、保证义务、安全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整部法正如它的标题一样就是一部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消费者的义务和经营者权利的条款缺位，具体表现为：

一是消费者义务没有具体化。作为一种民事行为的主体，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应担负两方面的义务：(1)消费者负有对于消费行为相对方，即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义务。(2)消费者从事民事活动时负有对于整个社会的义务。前者属于合同义务的范畴，主要包括给付价款、受领标的物和拒收时的保管义务等，后者属于消费者的社会义务，如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但是，我国消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消费者义务，只是部分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消费者义务的规定，如《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起施行)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相应履行下列义务：(1)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合法权益；(2)挑选商品时应当爱护商品；(3)遵守营业服务秩序；(4)投诉、举报应当实事求是。《辽宁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2004年8月1日起施行)也规定消费者承担下列义务：(1)讲究文明礼貌，尊重售货、服务人员的劳动；(2)遵守营业场所的秩序；(3)选购商品时爱护商品；(4)投诉必须符合事实，并提供购物凭证及有关证据。这样，消费者义务不是通过消法而只能通过合同法上的消费者合同或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等来确定。

二是经营者权利没有特定化。在民事领域，作为经营者权利之“经营权”只是作为财产权或经营自较之人身权更受关注。而经济法的国家适预性特征使得经营者的权利不局限于民事领域，如在商业领域，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分别规定了自主经营权、自主定价权、公平竞争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多项经营者权利。但是，经济法“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理念使得经营者的权利须从公共领域着手方能周全。而作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消法不仅没有对经营者公平交易权特别化，也没有设专章或专门的法条规定经营者权利。可见，经营者的权利既未成体系，其权利也没像其义务那样受到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重视。

2、消费者行为和欺诈界定不合理。整个消法没有对“消费行为”和“欺诈”作出科学明确的界定，不仅引起了学术纷争，也使经营者权利受到消费者的欺诈时无法进行救济。

一是消费行为界定。消法第2条所规定的消费行为以“为生活需要”作为消费动机明显过窄。它无法解释现存的“知假买假”、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师服务，甚至教育培训、商品房投资等各种消费行为。就国外消费者立法来看，消费者行为并没有严格“生活需要”，而是指“当消费者为了满足其需求和欲望而进行产品与服务的选择、采购、使用与处置，因而所发生的内心里、情绪上以及实体上的活动”。事实上，消费动机有多种，既包括生活需要，也包括生产需要，还包括投资需要等等，一个人无论在不同还是相同的环境下均可能会因需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消费行动。因为，若不能正确界定消费行为，不仅降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率，而且也会伤害经营者的利益。

二是欺诈的界定。法国、德国民法典围绕意思表示规定欺诈，而英国《错误陈述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将欺诈与错误性陈述相联系。尽管各国对欺诈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均规定因欺诈而订立契约“可撤销”。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关于欺诈的规定，但均没有给欺诈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学者们对我国消法上的“欺诈”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主观标准，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上的“欺诈”概念应采取同样的文义、同样的构成要件。具体应当参考学说解释和最高法院的解释，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过失”即使“重大过失”也不构成“欺诈行为”。另一种是客观标准，认为基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实质不平等性，法律对消费者实施倾斜保护，即无需考虑经营者的主观状态，也无需考虑消费者是否基于欺诈陷入错误判断并且为错误的意思表示，只要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就可以认定《消费权益保护》中规定的“欺诈”已经成立。我们认为，在法律解释上，要求对三部法律上的欺诈概念作统一解释。

3、经营者的救济手段缺失。消费者权益受到经营者侵害，可通过消费者协会、惩罚性赔偿或向行政部门申诉等方式获得权利救济，而经营者的权利受到消费者的侵害则没有任何的规范。作为一个普通的经营者来说，特别是小商人、商合伙等经营者，面对“王海”等专业消费者，若完全以私法上意思自治为基础或因民事诉讼而索赔，不仅经营者

在扣留、搜查和消费者侵权的风险很高，而且影响生产者的声誉和信誉，浪费经营者的经营机会，甚至会放松和纵容对经营者利益的侵害。在这方面，美国部分州的立法可以借鉴，如在美国每个州都有商业保护法，如果商家为其扣留、搜查和个人提供合适的理由，该法为商家提供“条件性特权”或民事责任豁免权。除了刑事，有50个州已经实施了商业民事补偿法，允许商家向那些在店里偷窃被抓获的人收取服务。该法的实施不仅可以遏制消费者欺诈行为，而且很好地保护了经营者的权利。

(二)确立经营者权利与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对策。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认为，现代民法对权利的抽象把握，已转变为坦率地承认人在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把握具体的人、对弱者保护的年代。从消费欺诈角度看，消费者是弱者，但是从消费者欺诈的角度看，经营者是弱者。实际上从平等权上分析，无所谓强者与弱者，权利的保护与义务的履行是相对应的。我们认为；消法应当突出权利本位，但不可忽视消费者义务，在加强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同时，也应该彰显经营者权利。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

1、立法理念上应该承认消费者与经营者在法律地位、市场交易和消费环节中的平等权。作为交易中的平等主体，应该平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利，将消费者欺诈和消费欺诈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即使是对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合同法自身没有作任何的涉及，这也不是合同法的功能，只能借助经济法的力量，对信息优势者直接限权和对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服务来完成。

2、严格界定消费者行为和欺诈。在消费者行为界定上不采主观标准，而采客观标准，即将消费者行为定位为进行产品与服务的选择、采购、使用与处置的行为，而对欺诈的界定则应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并将民法、合同法和消法中的“欺诈”作统一解释。

权益法篇8

    「关键词医患关系；消费关系；患者权益保护；立法研究

    一、引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其贴近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认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恐怕是不多见的。因此，充分运用消费者保护法，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需求和普遍的愿望。基于这种社会需求和愿望，于是就出现了某些“搭便车”的法律现象，人们希望通过立法活动或是通过司法解释，将那些本不属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以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障。例如，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究其性质而言不属于生活消费，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对象，但立法机关将它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使得农民亦得以援用消费者保护法以维护自己的权益，①就是典型的“搭便车”现象。近年来，有的地方将商品房买卖也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希冀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保护购房者的利益，也时一种“搭便车”的法律现象。②当前，在关于医患关系是否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讨论中，那种主张医患关系应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观点和做法，在笔者看来，也有“搭便车”之嫌。③

    二、保护患者权益不宜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便车

    对于法律上的“搭便车”现象，我们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有的便车可以搭，也应该搭。有的便车却不好搭，不宜搭。将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生产资料纳入消费者保护法，属于可以搭、应该搭的情况。这对于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将商品房交易纳入消费者保护法，问题就比较复杂。购买商品房究竟是一种消费行为还是一种经营（投资）行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很难界定。鉴于商品房交易市场存在的坑害购房者权益的现象，将其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商品房价值大，如果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过程中存在欺诈现象，购房者援用我国《消费者保护权益法》第49条关于加倍索赔的规定，就可能产生不合理的现象，购房者将获得大大超过合同正常订立和履行情况下法律所保护的预期利益的高额赔偿。当欺诈的法律救济能够给人们带来比合同正常订立时更大的期待利益时，这样的法律将可能刺激人们反社会的心态，基于追求利益的普遍心态，购房者无疑更希望开发商有欺诈行为而不是希望开发商诚实经营。这样的“搭便车”法律上就有问题。

    保护患者的权益当然必要，而且也非常急迫。这不仅是由于我国当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患者权益遭受损害时也常常处于法律上无助的境地，而且是由于患者权益保护最为直接的体现了对人的保护，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要求。但是，试图通过“搭便车”的途径，将保护患者权益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围，却是不合适的。

    （一）从法律关系的类型来看，医患关系具有不同于消费关系的复杂性。

    医患关系与消费关系均属于民事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无异议。但是，消费关系和医患关系不同，医患关系比消费关系要复杂得多。消费关系主要是合同关系，消费者总是通过购买和服务与经营者建立消费关系的，当消费者因利用商品和服务而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害时亦可构成侵权关系。然而，医患关系除了医患合同关系和医患侵权关系外，还有医患无因管理关系和强制治疗关系。④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灾难事故时，政府组织施救，将伤者送到医院，医院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而对患者施加救治，常常构成无因管理关系。国家基于全民健康利益的要求，对某些传染性疾病患者以及疑似患者实行强制治疗，一方面患者必须接受诊疗，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则必须提供治疗服务，从而形成强制医疗关系。⑤对传染性患者和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采取强制诊治或检查等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确保大众的健康。

    不同的医患关系，法律的调整方法也有区别。医患合同关系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建立，贯彻的是意思自治原则。医患无因管理关系，是以医疗机构所负的救死扶伤的社会义务为基础的，遵循的是民法上无因管理制度所确立的平衡管理人与受益人利益的规范。强制医疗关系则完全是基于公共利益，所贯彻的既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也不是法律的利益平衡规范，而是国家的公共政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消费关系基本上是消费合同关系，不存在无因管理的消费关系，更不存在强制性的消费关系。因此，医患关系无法被消费关系所包容，将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不合适的。

    即使是医患合同关系，也不宜纳入消费关系。消费关系的木质是交易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是利益对立的不同交易主体，消费者希望买的商品和服务“物美价廉”，而经营者则希望卖的商品和服务“物廉价美”。在医患合同关系中，虽然在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上，患者和医方也存在着利益的对立的一面。但是另一面，在面对疾病的问题上，患者和医方却有着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患者希望通过医生的诊疗获得健康，医生也同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患者带来健康。正因为如此，医患合同关系不同于商品买卖那样的交易关系。不论是古代传统的“主动—被动型”医患关系，还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的医患关系，都是强调疾病的治疗，而非交易。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强调的“共同参与型”医患关系，更加强调患者与医生共同商讨疾病的诊治，强调患者主动配合和参与医生的诊疗。①由此可见，将医患合同关系等同于消费关系也是不合适的。

    （二）从法律关系的主体看，患者不是消费者，医疗机构也不是经营者。

    在消费者保护法理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是一对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或利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单位，经营者则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消费者是生活消费的主体，自然人只有当他从事生活消费时才成为消费者，当他不是从事生活消费时就不是消费。所谓“人人都是消费者”，只是在每个人都必须生活消费这个意义上说才是正确的，离开了生活消费，“人人都是消费者”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张三从事个体经营时，虽然他为了经营也购进和消费商品，但这种消费不是生活消费，而是生产消费，因而其法律地位是个体工商户，而非消费者。患者因病而接受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不是日常生活消费，因而也不能等于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消费者。经营者是从事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的主体，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营利，它属于商法学上的商主体或商人的范畴。经营者的营利性特征，是指其设定宗旨的营利性，而非指其提供服务的有偿性和实际赢利，即使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无偿提供商品和服务（如赠送样品）或发生亏损，也不影响其组织的营利性质。医疗机构，不论公立还是私立，其设立宗旨都是“救死扶伤、防病冶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⑥，而非营利。医疗机构的“营利性”与经营者的“营利性”有着木质的区别。那种无视医疗机构设立宗旨而把提供有偿医疗服务和实际赢利等同于经营者的营利活动的观念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民法学上，医疗机构不是营利性组织早有定论。医疗机构与学校、研究所等，属于民法上的非企业法人，它们或者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或者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私立医院应采取社会团体法人的组织形式）。

    医疗卫生主管部门有一种说法，认为公立医疗机构是国家实行福利政策的非营利性机构，因此医疗纠纷不适用消费者保护法。依照这种说法，似乎私立医疗机构就是营利性的，所发生的医疗纠纷可以适用消费者保护法。⑦我们认为，将私立医疗机构定为营利性组织，法律上是不正确的。私立医院只不过在体制上不同于我国现行体制下的公立医院，如人事制度、收费制度，但并不能改变私立医院的宗旨以及由此决定的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法人的属性。

    （三）从法律关系的内容看，医疗机构所承担的提 供医疗服务义务不同于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义务。

    法律上，经营者对消费者所负的义务的核心内容 是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商品和服务，医疗机构所负义务的核心内容是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两者均属给付义务，且主要为作为义务。但是，判断经营者是否履行了 给付义务，侧重点在履行义务的结果是否符合消费合同的约定，如经营者交付的货物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 品质、数量要求，提供的消费服务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经营者如何生产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法律并不过问。因此，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义务属于“结果义务”。这种结果义务在消费合同成立时即可确定。消费者保护法调整消费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经营者的结果义务基础上，当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不符合合同成立之时即已确定的标准，造成消费者人身和 财产损害，消费者即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有效的救济。

    但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所负的义务并非结果义务，而是“过程义务”。判断医方是否履行义务，不是以患者的疾病是否治好的结果为标准（尽管患者找 医生看病的目的是治病，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而 是以医疗机构在为患者诊治的过程中其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在医疗机构与患者建立的医患关系中，医疗 机构或医生并不承诺包治疾病，医生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提供了医疗服务，即使未能治好患者的疾病，甚至出现病情进一步恶化直至死亡，也视为履行了义务。这主要是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大，即使对相同的疾病采取相同的诊治手段，也会因为患者的 个体差异而出现不同的结果。虽然今天的医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疾病不再是不治之症，但是疾病似乎总是在不断地向人类提出新的问题，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情况往往是，医学上对许多疑难病症尚未完全解决，人群中又出现新的疑难病症。因此，医生也不可能包治百病，要求医生包治百病，使医疗机构负包治疾病的结果义务是违背医学规律的。因此，在调整医患关系时，法律并不能使得患者仅仅是因为病没有治好就要求医疗机构和医生承担责任，而只有在 医疗机构或医生违反医疗规范时才能使其承担责任。

    （四）从法律关系的标的（给付）来看，医疗行为不同于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为。

    消费关系与医患关系的标的都是给付行为。消费关系的标的（给付）是经营者按照合同的约定向消费者 提供商品和服务，其对象是物或行为。在现代社会，商品和服务是可以按照标准化的生产管理规范提供给消 费者的，因此相同的商品和服务具有基本等同的质量，其间一般不存在个体的差异。但是，医患关系的标的（给付）是医疗机构按照医疗合同和法律的规定而进行的医疗行为，其对象是医学上的人，而从医学上看，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正是由于医疗行为的对象是个体 差异突出的人，因此医疗行为具有完全不同于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特点。首先，医疗行为具有潜在的危 险性。尽管现有的医疗行为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已具有相当程度的适用性，但医务人员在尽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例如，对一个从未注射过 青霉素的小孩作青霉素皮试，如果小孩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皮试也可能会发生意外。尤其是试验性医疗行为，"由于其疗效尚未被证实或尚无完全成功的把握。其给患者带来的风险就更大。其次，医疗行为具有试验性。疾病的诊断往往从已经获取的患者病情资料入手，推断其可能患有的几种疾病，再将几类疾病作鉴别诊断，初步确诊后拟订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医疗机 构还要根据患者的病状反映及病情的变化适时调整治疗方案。就此过程而言，医疗行为具有探索性。再次，医 疗行为具有一定的人身侵害性。无论是对患者进行抽血、摄片、造影、B超、CT等检查，还是在治疗过程中对患 者进行注射、服药、手术、针灸，都对患者的人身有一定 的侵害性。

    基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因此法律对医疗行为的 规范显然不能等同于对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为 所进行的规范。例如，法律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必须符合消费安全的要求，不得对消费者的人身构成侵害； 但法律就不能要求医疗机构为患者诊治时同样不得侵害患者的人身，医疗行为具有的人身侵害性为法律所 应容忍的。再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必须时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经营者不得将消费者作为其商品和服务的实验品；但医疗行为具有实验性，实际上医生为 患者进行诊治同时也是探索医学的过程，患者不可避 免的成为医生的实验对象。

    （五）从法律救济手段上看，患者权益的保护基本 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殊救济手段。

    消费者保护法的意义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不同于一般民事救济的特殊救济，这些特殊救济手段主要有： （1）赋予消费者的法定的消费者权利，如安全的权利、知悉的权利、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2）经营者对消费者负严格的结果责任，即无过错责任，只要是由于产品的缺陷造成消费者的损害，经营者不论有无过错，都应承担责任；（3）实行后悔期（又称为冷却期）制度，消费者购买商品在一定期间内（如7天）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而退货；（4）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起所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5）规范格式合同，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所有上述这些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殊手段，并不完全适用于医患关系，甚至主要不适用于医患关系。（l）安全权不适用于医患关系。在医患关系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常常对患者人体有侵害性，如药品或诊治方法对人体有毒副作用，手术治疗木身就是对患者人体的侵害。医疗服务对人体的适度侵害是治疗疾病所必需的，是法律所容许的。作为消费者权利的安全权则不能容许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人体有侵害性。知情权也不完全适用于患者。对于某些疾病，医生可能基于患者的心理承受力，告知患者的亲属，而不告知患者木人。选择权也不完全适用于医患关系。对于一般患者来说时，他可以选择医疗机构和医生，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实行强制治疗的患者来说，则谈不上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选择权。（2）严格责任不适用于医疗机构的责任承担。如果使医生或医疗机构负严格的结果责任，不问治疗过程如何，只要造成患者的损害，医生或医疗机构就要负责，即使主观上无过错也是如此； 那么，医生或医疗机构就会小心翼翼到由于害怕产生损害后果，不仅对高难度、高风险的疾病采取极为保守的治疗措施而不愿进行积极的探索性治疗，甚至对一般疾病也不敢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其最终结果，只会妨碍医学的发展，违背大众健康的利益。（3）医患关系中，患者不论是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还是医疗服务，都不可能实行后悔期制度。（4）医疗机构属非营利性组织，即使医疗机构对患者负有责任，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只会导致医院关门，最终损害的还是大众的健康利益。（5）医疗服务合同中采取格式条款，不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例如，患者需手术治疗时，医疗机构要求患者或患者亲属在手术意见书上签字，其中就有关并发症等的负责条款，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可能认定无效。如此一来，就没有医生敢为病人动手术，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健康利益。

    （六）患者是弱者，不足以构成“搭便车”的理由。

    主张医患关系应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患者也是弱者。一般而言，在医患关系中，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相对于医方而言，确实存在着医学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患者时常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情况就可能不同。在疾病诊治过程中，患者和医生共同面对的是疾病，面对的是自然界不断给人们提出的医学难题。由于医学难题的不断出现，加上患者个体的差异，担负着救死扶伤重大社会责任的医生在给患者诊治时，很难说他们就一定属于强势群体。这与消费关系中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强势与弱势的区分显明不同。因此，将医患关系双方简单的分化为对立的强势和弱势群体，将患者归于消费者的范畴，将患者权益保护纳入消费权益保护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次之，即便从医学信息分布不均衡的角度看，患者处于弱势地位，也不宜简单的将患者权益保护归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之一，而非全部。就社会群体而言，弱势群体远不正消费者，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雇工乃至中小企业，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也属于弱势群体。不同的弱势群体，以及与之对应的强势群体，存在的法律问题不同，采取的法律保护措施也有区别，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弱势群体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专门法律，加以保护；而不能因为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就将他们随意地归入某一个弱势群体保护法。我国的立法实践也表明这一点。为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国家先后制定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因此，以患者是弱者为由，主张将医患关系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理论上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不符合弱势群体保护立法的实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们试图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保护患者权益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由于医患关系具有的特殊性，消费关系不能兼容医患关系，将患者权益保护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做法是不可行的，也难以取得人们期待的效果。因此，保护患者权益不宜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便车。

    三、关于制定患者权益保护法的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权意识的增长，医患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主动—被动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占据着主动的地位，患者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法对医生的责任实行有效监督。在现代社会，“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的医患关系取代了传统的“主动—被动型”医患关系，②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越发突显，其主体意识也越发增强，他们在医疗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今天构建医患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基础，医方的说明义务与患者方的同意之所以成为今天法律调整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正是现代医患关系的体现。⑨

    一方面由于自然带给人类的病痛有增无减，而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提高总是处于“相形见拙”的滞后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和患者主体意识的增强，患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加上固有的医疗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和社会转型给医疗事业带来的冲击，医患矛盾呈现出日趋紧张的态势，患者权益保护则显得更加迫切。因此，通过立法来规范医患关系，保护患者权益，应该是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

    鉴于前述表明的采取“搭便车”的做法不可行，因此，笔者建议应该采取专门的立法，即制定专门的《患者权益保护法》，加强对患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当然，患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极为复杂，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医学、伦理学等学科，许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根据我国有关特定群体保护的立法的实践，笔者初步的意见是，《患者权益保护法》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一般规定，规定医患法律关系的基木类型和保护患者权益的基木原则，明确医疗机构和医生的社会责任，明确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患者权益保护保护的基木责任。（二）患者的权利。将患者的基木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患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内容。患者的权利主要包括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合理限度的医疗选择权、知情同意权、人身安全权、隐私权、人格尊严受尊重的权利、成立患者团体的权利、对医疗服务以及患者权益保护工作监督的权利等。（三）医方的义务。明确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义务，是确保患者权利实现的必要保障。医方的义务主要包括依法和依约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忠实于患者和杜会的义务、注意和报告义务、尊重和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等。（四）政府的责任。现代社会，政府在保护特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在保护患者权益问题上，政府无疑应担当其应负的责任。（五）患者组织。公民的结社权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之一，患者依法成立患者组织是公民结社权的具体体现。患者权益保护法应该规定患者组织的地位。（六）法律责任。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木法执行。”另参见《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58条、《黑龙江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47条、《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61条、《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34条。

权益法篇9

［论文内容摘要］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由主要是职工与国家的关系转变为主要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一重大变化，引发一些企业的劳动关系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就这工会组织如何从维权的角度提高职工整体素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展开探讨。

劳动关系事关国家安危大局，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由主要是职工与国家的关系转变为主要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一重大变化，引发一些企业的劳动关系矛盾日益突出，提高职工整体素质是新时期维权工作的迫切需要。

一、提高职工整体素质是新时期维权工作的迫切需要

劳动关系事关国家安危大局。提高职工素质与维权工作，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职工的整体素质提高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作才有坚实的基础；只有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才有利于职工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从部分企业现状看，一些企业无视《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存在着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和无视职工生命安全的问题。面对这些企业的侵权行为，许多职工不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据理力争。这些情况说明，努力提高职工的法律素质已经成为工会维权工作的当务之急。

全总十三届三次执委会议强调指出：“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工会调整企业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主要手段。”“维护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关键是要抓好这两个制度的建设。”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企业虽然在形式上也建立了这两种制度，但忽视职工当家作主的民利，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提交职代会讨论，不尊重职工意见，不听取职工意见，任意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严重存在，造成企业劳动关系紧张，使企业内部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与企业部分职工、职工代表的参政议政意识不强、水平不高、能力不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作为工会组织，在努力提高职工法律素质、科学文化技术素质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高职工、职工代表的参政议政的政治素质。

二、工会组织提高职工素质的基本途径

1.以塑造良好企业文化为契机，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大力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促使职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努力造就新型的知识化的“四有”职工队伍。不断提高职工的法律素质、科学文化技术素质和政治素质，是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

2.大力实施创新工程，不断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推动企业加快发展的实践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不断提高职工的技术素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的利益。

3.加强普法活动，完善保障机制，用生动活泼的形式不断增强职工法律意识，提高职工法律素质。要结合企业实际，以创新精神成立相关的群众性组织，如“职工律师协会”“小律师队伍”等，工会要创造条件，培训相关人员，提高他们服务职工的本领。工会还可以通过外联内引，成立“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帮助职工树立依法维权的意识。

4.工会组织要采取措施，努力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拓宽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不断提高职工参政议政的政治素质。企业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由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把企业劳动关系中最要害、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平等协商解决的重点问题。工会组织要加强对职工代表（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等）的培训，提高其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能力，正确履行职工群众所赋予的神圣的职权。

三、正确处理几个关系，努力做好“五个结合”

1.把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与严格管理结合起来。既强调要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又要积极支持行政依法严格管理，只有这样，企业这架庞大的机器才能正常运转，这也体现了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广大职工的其同愿望，从根本上维护职工利益。

2.监督行政把真心依靠与强化教育结合起来。有远见的企业家都明白，只有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尊重职工群众，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发展才会有动力。同时，职工群众素质提高了，对企业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促使企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3.把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结合起来。工会组织一定要把培养高素质职工队伍作为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抓好，同时，也要注重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营造良好氛围，尤其是要加强对技术能手、业务尖子和能工巧匠的培养。

权益法篇10

关键词 权益法 投资收益 确认 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5.4 文献标识码：A

在权益法下投资企业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益。在确认应享有或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时，要对被投资单位账面的净利润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会计政策不一致时的调整；二是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不一致时的调整；三是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调整。下面主要介绍第三部分调整内容中存在的问题。

1存在的问题

（1）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不需要调整。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财务决策与生产经营决策只有共同控制权，它很难通过内部交易来操纵利润。投资企业想通过不合理的内部交易来操纵利润，必然会受到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其他投资者的反对。既然投资企业很难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发生不公平的内部交易，那么它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交易和对外发生的其他交易没有区别，也就不需要对它们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调整。

（2）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执行。在顺流交易中投资企业无法知道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在会计期末是否将内部交易购进的存货售出，如果无法获得这一数据，投资企业有怎样调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呢？在逆流交易中投资企业无法知道会计期末的存货中哪些是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购进的，而哪些又是外部购进的。企业一般是按品名规格设置明细账对存货等实物资产进行明细核算，在这种明细核算方式下，投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会计期末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购进存货的库存量。另外，投资企业如何在以后年度对本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进行处理呢？如果没有大量的备查登记簿提醒的话，会计人员根本无法确定调整的范围与调整的金额。

2解决对策

（1）当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仅仅有共同控制权时，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期末确认投资收益时不需要调整它们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2）当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具有实质控制权时，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期末要将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纳入合并范围，抵消内部交易编制合并报表。

3内部交易中投资收益的确认与抵消

3.1逆流交易中投资收益的确认与抵消

逆流交易是指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向投资企业出售资产的交易。该种交易下，若投资企业未将其从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购入的资产向独立的第三方出售的情况下，投资企业在个别财务报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应享有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时，应将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当年净收益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属于投资企业的份额予以抵减，因为权益法下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取得的净收益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投资企业，当然这里的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中也应有一部分应归属于投资企业，而这一部分应归属于投资企业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实质上相当于投资企业自己赚取自己的收益，确认无意义，所以投资企业个别财务报表中应按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当年全部净收益抵减掉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后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并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对于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中属于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其他投资方的份额，投资企业个别财务报表是可以确认的。这样，投资企业个别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就是按完全权益法确认的。

3.2顺流交易中投资收益的确认与抵消

顺流交易是指投资企业向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售资产的交易。在顺流交易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情况下，也就是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未将从投资企业购入的资产向独立第三方出售时，投资企业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应享有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时，应抵减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产生的影响，同时调整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根据权益法的基本原理，投资企业向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售资产形成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中其实质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投资企业赚取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属于其他投资方份额的损益（属于可以确认的损益），另一部分是投资企业赚取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属于投资企业自己份额的损益。由于投资企业自己赚取自己的收益确认无意义，所以在顺流交易中投资企业不应当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确认对于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份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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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晓军.权益法下投资收益核算改进思考[J].财会月刊，2011（25）.？

[3] 申屠新飞.权益法下投资收益确认问题的探讨[J].经济师，2005（10）.

[4] 王敏芳.完全权益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与抵消处理[J].湖南社会科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