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保护范文10篇

权益保护范文篇1

我国的消费信用经济，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建设银行开办个人住房信贷业务为标志就开始起步，但十几年来，由于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一直步履蹒跚，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方面我们的国民经济需要发展消费信用来拉动内需，另一方面我们的消费者也具备了一定的超前消费实力。买方市场的出现，使我们具备了发展信用经济的条件。[4]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信用经济开始迈出新步伐，尤其是1999年3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以后，商业银行反响强烈，纷纷行动起来，消费信贷业务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市场参与者迅速增加，业务量稳步扩大，消费信用涉及面正由住房、一般大件商品扩展到汽车、旅游甚至高等教育。可以说当前我国消费信用经济的市场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从市场活跃程度和参与程度、消费信贷和信贷总规模的比率以及业务品种的市场适应性来看，我国消费信用经济发展力度还显不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还有相当距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不少专家认为，有消费者受传统消费观念制约的原因，也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受传统经营观念制约的原因，还有目前消费者预期收入降低以及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5]笔者认为，我国消费信用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没有跟上。

首先，消费信用经济直接作用于生活消费领域，而生活消费的惟一主体当然是消费者。也就是说，消费信用经济的对象就是消费者。而作为一种交易，无论消费者的相对人是谁，二者的权利义务都应是平等的。但一方面，我国的消费信用交易规则大都为商业银行或经销商自行格式化制订，他们为自己最大限度获利和防范不良债权都对消费者的权利大加限制，这已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失衡;而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又在公证、资金评估、抵押登记等消费信用的配套部门给个人消费设置了层层障碍，使消费者的交易成本额外增加许多，几乎没有获利的预期，消费者自然对信用交易望而生畏进而却步了!

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水平直接关系到消费信用经济的社会效应。消费信用的社会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消费信用对消费者提供的明显好处是“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消费者量力而贷，适度消费，在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财富，从而形成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但是消费信用也有缺陷，消费者可能招致超过他的财力的债务。使用消费信贷的消费者也许要很长时间约束自己，限制他使用其他商品或接受其他服务的自由，他不得不承受一个高的负债率。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可能承受不起失业、疾病等风险，从而丧失按合同履行债务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倾家荡产，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6]因此，必须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费，给消费者创造公平、安全的交易环境，完善消费信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要提高对消费者保护的水平，消费信用才能发挥其正面的社会效应。

消费信用的分期付款销售、信用卡交易、银行消费信贷等形式，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活动中还是新事物，对消费者保护而言，不仅要求保护内容的扩大，而且要求消费者权利观念的更新。我们有必要界定并保护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维护和促进消费信用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

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消费者享有4项权利，即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消费资讯的权利、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合法申诉的权利。从此，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了认同，其内容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消费者权利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以扩大和具体化。在消费信用领域，美国1986年就制定了《消费信用保护法》，并经多次修改，增补《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贷结账法》、《信贷机会均等法》等法律，对消费者的权利作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如《消费信用保护法》的第一编“借贷诚实法”要求向消费者提供信贷的债权人在提供信贷以前公开信贷的重要条件，特别是信贷的费用;还要求在广告中以及在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中公开交易条件。《公平信用报告法》规定了信用报告机构提供信用报告的内容和规则以及信用报告机构违反该规则的法律责任。《信贷机会均等法》禁止在提供信贷时因性别或婚姻状况予以歧视，《公平信贷结账法》要求债权人规定结账程序以便消费者按此程序进行结账并对账单中的错误提出申诉，并要求债权人对此作出解释或予以纠正。[7]

我国1993年10月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8]可以说，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对消费者权利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界定上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但在相当一些经济领域，我们对消费者的权利却缺乏具体规定。因此，对消费信用经济领域的消费者保护，我们的立法有必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将消费者的权利具体化。

西方国家中消费信用存在多种形式，如分期付款销售、信用卡交易、无店铺销售等。在分期付款销售中，根据信贷提供者的不同分为卖主信贷和债主信贷。[9]所谓卖主信贷是零售商在交货或提供服务后允许买主延期为商品或服务支付价款，而债主信贷则是由金融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提供贷款。我国目前普遍采取的银行消费信贷[10]即属债主信贷。从银行消费信贷中消费者的权利可以看到在整个消费信用中消费者的权利。

在银行消费信贷中，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只是由于主体的特殊地位以及该合同的具体目的，其在签订、履行时的种种特殊性使其有别于传统民法的借款合同。在传统的借款合同的理论中，借款人除了在合同签订生效后享有请求交付所贷借的金钱的权利之外，几乎别无权利。[11]但在银行消费信贷中，作为借款人的消费者的传统权利得到了扩张。由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者成为市场的中心，生产和经营都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银行作为资金保有者，当其资金供给大于需求时，也需要转变经营理念，进行市场竞争赢得消费者，以低姿态“求”得消费者贷走资金。同时，国家的金融政策也以拉动需求为目标向消费者倾斜。因此，消费者的权利已不仅仅在合同中享有，而是作为市场的中心主体，直接享有要求得到信贷的权利（就整个消费信用市场来看，消费者应享有直接得到信用的权利）。有的国家已把这一权利理念反映在立法中。如美国的《消费信用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信用的定义:“信用为被供与者接受了对已受付的债务进行延期支付，或者说接受延期支付债务的权利。”[12]从整个消费信贷交易来看，它具体表现为在交易前要求贷款人的交易条件公开、对消费者信用情报的保护以及在定式合同中规定消费者的特殊权利等方面。

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为招揽消费者向自己贷款，必须进行广告宣传，公开自己的交易条件，使消费者能够进行比较、选择，因此，要求银行诚实地公开自己的信贷条件以便在签订合同时知道并理解这些条件的内容是消费者的重要权利。美国在《借贷诚实法》及《Z条例》中对消费信贷应公开哪些信息作了详细规定。如在定期贷款中，债权人应当向消费者公开以下内容:（1）债权人向消费者提供的信贷金额以及包含在信贷金额中而不包含在财务费用中的一切杂费;（2）任何预付财务费用或规定保证金;（3）财务费用总金额;（4）开始计算财务费用的日期;（5）年百分率;（6）付款的期数、金额和到期日;（7）支付总额;（8）任何拖欠借款或在延迟付款等类似情况下应付费用金额的方法;（9）对债权人持有或获得担保的描述;（10）对任何为预付本金而处以罚款的描述，并附有计算说明;（11）在预付本金情况下，计算任何非应得财务费用的方法。[13]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制订的《贷款通则》虽在贷款人的义务条款中规定了贷款人应当公布所经营的贷款的种类、期限和利率，并向借款人提供咨询，应当公开贷款审查的资信内容和发放贷款的条件，[14]但仍过于简单，如各商业银行据以制订的格式借款合同对借款人的应付费用都没有公开。对借款利率浮动的上下限也都没有规定，[15]这些都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为了避免及减少信用风险，银行需要在交易之前调查消费者的信用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的信用情报可以由银行任意调查和利用。世界上信用机制健全的国家，均对消费者信用情报的调查、评估、利用、保密作了详细规定。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即没有关于自然人的身分证明、个人账户、收入来源、个人可支配于抵押的资产以及过去的信用状况记录、评定等方面的制度，而是在法律或合同中规定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提供与借款有关的真实情况。[16]实践中，一般由借款人主动陈述，再由贷款人进行资信审核。这样似乎不存在消费者对自己的信用情报享有种种权利，而是贷款人有信息权。[17]由于是消费者自行提供与信贷有关的信息，贷款人如果仅进行简单的资信审核，就容易导致过度信用供给，从而导致不良债权的发生。而如果贷款人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核，就需投入大量的成本，对消费者自行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进行判断。同时，对“不真实”进行事后补救也必会影响交易效率。可见，贷款人向借款人直接行使信息权是缺乏操作性的，而且贷款人没有正当使用、保密等义务，也容易导致对消费者信用情报的滥用。因此，有必要设立独立的信用情报机构，调查收集、整理、存贮消费者的信用情报。银行有权到信用情报机构调查消费者的信用情报，但必须公开调查报告，并对消费者的金融隐私保密。消费者有要求信用情报公正适当或正确的权利，有要求消除在信用情报机关登录的不正确或陈旧情报的权利，有要求对自己的信用情报保密的权利，这样消费者的权利可与贷款人的信息权协调，一旦发生冲突，解决纷争也有章可循。

银行消费信贷合同为定式合同，这有利于交易的快捷，但银行必然会利用自己制定格式合同的地位而对消费者作出不利规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消费信贷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分期付款销售联系在一起的，形成融资性分期付款销售。消费者的买卖合同和信贷合同无论是在成立上、履行上还是在消灭上都有牵连关系。而银行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议对买卖合同和信贷合同也发生直接的影响。消费者要么是在购买商品时得向指定的银行贷款，要么是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得向指定的经销商购买商品，这大大影响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而且这种复杂的三方关系，很容易导致银行与经销商联手与消费者进行不公平交易。因此，法律有必要规定在定式合同中消费者能够对抗银行与经销商的权利，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如:消费者应有权了解银行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议;消费者订立合同后在一段“冷静期”内有权撤销合同而不承担违约责任;有权因商品瑕疵拒绝向银行还款;以经销商为担保人的，有权在经销商被宣告破产之前拒绝更换担保人或另行提供担保;有权自由决定是否将商品投保并有权自由选择保险商;等等。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至少应有以下权利:

1．在消费信用市场上，消费者有获得信用的权利。这是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基础权利。

2.消费者在准备进行信用消费时，应能从消费信用广告中了解到贷款人的交易条件，有权要求预备的贷款人对这些交易条件进行诚实的解释。

3.消费者对自己的信用情报有隐私权，有权要求对自己的信用情报进行正确评估。

4.消费者在缔结授信合同时，有权完全了解交易条件，包括贷款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合作协议;消费者在合同中享有特别撤销权;在不能如期还款时，有权要求相当长的展期;贷款人在行使解除权时，应给予消费者必要的准备时间;消费者违约时，应不适用定金罚则，也不支付违约金，只应支付迟延利息。

三、消费信用中消费者权利的立法分析

将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通过立法予以保护，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消费信用保护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的商品经营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粗制滥造，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国家和各级政府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计量法》等，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及相应的保护方法，并于1993年10月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上达到了统一。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规范消费信用活动的全国性法律，对消费者在消费信用方面的权利保护尚未有专门立法。只有一些调整消费信用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18]对银行的授信活动进行“管理”和“指导”，并未从正面提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问题。

消费信用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单靠《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基本法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对消费者的保护，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不足以调整消费信用这一类新型法律关系。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律，调整消费信用法律关系，从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并没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规范消费信用活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应将这些规范放在调整整个消费信用活动的消费信用法中。首先，银行、经销商与消费者的交易是典型的商事行为，消费信用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规范这些商事行为，维护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它不仅对消费信用领域的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同样要维护商业主体的经济利益，为银行等债权人防范信用风险。因此，消费信用法是一部商事活动法，应根据消费信用活动的实质和功能，制定综合性的消费信用法，调整整个消费信用活动。其次，单独制定消费信用保护法，从立法技巧上看也是行不通的。消费者在消费信用中的权利是通过具体的交易形式体现的，不规制这些交易形式而单独地规定消费者在其中的权利，可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如果将消费者的这些具体权利纳入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行制定消费信用交易法，也不能体现这部法的实质，并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权利均属一般性权利，将消费者的诸多具体权利纳入，必将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容量，难免要与其他商事活动法的内容重复。因此，应该制定规制整个消费信用活动的消费信用法，规定其中消费者的权利，并作为重点予以突出。

问题在于，这样一部消费信用法，如何集中体现消费者的权利。笔者认为，这需要分析消费信用法的实质内容和立法形式以及它与民事基本法和其他相关商法、经济法的关系。

（一）消费信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形式

消费信用活动主要由消费信用广告、信用情报调查以及授信合同的缔结三个方面构成。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讲，消费信用法应包括消费信用广告的法律规制、信用情报调查的法律规制和缔结授信合同的法律规制三个方面。

1.在消费信用广告的法律规制方面，首先应规定在广告中公开交易条件的最低要求，即哪些交易条件在广告中必须公开。其次应当规定虚伪不实及误导广告的法律救济。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多，但却为各种消费信用交易所必具。从形式上它应归入《广告法》，因此，只要将《广告法》稍加修改，将其纳入就行了。

2.在信用情报调查的法律规制方面，涉及信用情报机构的建立，消费者信用情报的收集、整理、存贮，贷款人对消费者信用情报的调查、评估等内容以及相关的法律救济。这方面的内容极为广泛且极具技术性，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制定有专门的信用情报法。[19]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信用情报机构，对信用情报的收集多针对生产经营性组织，对消费者的信用情报多为个案收集，制定信用情报法，可以促进和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3.在对缔结授信合同的法律规制方面，应有合同订立的绝对事项、赋予消费者的特殊权利、合同的履行以及违约救济等内容。但是，消费信用交易形式多样，不同的交易，上述内容必有所不同，那是否有必要对已有的以及因金融创新而可预见的新的交易形式均予以法律规制呢?笔者认为并无必要。成文法不可能穷尽一切社会交易形式，只能通过一般原则以及规定主要交易形式并配以必要的法律解释手段来规范众多的以及新出现的交易形式。在消费信用领域，我国目前有银行消费信贷、信用卡交易等形式，西方国家还存在卖主消费信贷、无店铺销售等交易形式。银行消费信贷从信贷角度来说虽是银行的一种经营活动，可是它还涉及其他法律关系，消费者的权益最易受到侵害，可以说，它是最典型的消费信用交易形式，很有必要单独列出予以立法。信用卡交易是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消费者持卡消费时，若出现所需支付金额超过其信用卡存款余额时，可在规定的限额内向发卡银行申请透支（善意透支），并按时归还透支额和利息。这实际上是发卡行向持卡人提供的短期消费信贷。但我国消费者持信用卡进行消费信贷的十分少，大多持不具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或需要备有金的准贷记卡，真正具有消费信贷功能的信用卡———贷记卡几乎没有。[20]

因此目前信用卡交易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信用卡业务的经营管理问题，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及各银行内部的规章予以解决，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法律保护手段，没有必要再用法律的形式将信用卡交易纳入到《消费信用法》中去。因此，从消费信用法的立法形式来看，只需对银行消费信贷予以详尽规定就足够了。当然，消费信用法还必须对消费信用活动作出一般规定，特别要确定消费者有获得信用的权利，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二）《消费信用法》与民事基本法及其他相关商法、经济法的关系

1.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的关系。很明显，它们之间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主体行为能力、民事法律行为、等内容的规定应当适用于消费信用交易。而消费信贷合同在《消费信用法》中也成为有名合同，不但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而且它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与借款合同、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有所区别。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作为特别法，它的法律关系当事人是哪些?消费信用是发生在商品交易中的借贷关系，其中既含有买卖关系，又含有货币借贷关系，其当事人表现为买卖人、买受人、借款人和贷款人。一般而言，买受人即为借款人，而且限于消费者。而根据出卖人与借款人是否同一个人，消费信用形式可分为卖主信贷和债主信贷。卖主信贷中出卖人即为贷款人，债主信贷中出卖人的销售商、贷款人为银行。美国、日本等西方消费信用经济发达的国家均认可这两种消费信用方式。出卖人作为贷款人，前提条件就是销售商有权对买受人进行直接融资，而我国目前并不允许企业法人进行融资借贷，因此，我国的消费信用法并不宜规定卖主信贷，而只应规定债主信贷，明确限定贷款人为许可从事融资经营活动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银行消费信贷。

2.与银行法的关系。就内容而言，银行法可分为银行主体法和银行行为法。[21]《消费信用法》就规范银行的经营活动的角度而言，它应是一部银行行为法。但要注意的是，银行消费信贷还涉及标的物的买卖、担保、保险等活动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因此《消费信用法》的综合性是很强的，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银行行为法，更是一部商事活动法。当然，银行的经营活动，一定要符合《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才行。

3.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二者有一定的交叉，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说，《消费信用法》应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特别法;而从商事活动法的角度来说，它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不能涵盖的。不过，我国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似乎并未考虑到消费信用交易形式，因而有必要稍加修改，将信用消费明确界定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4.与《广告法》、《信用情报法》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构成实质意义上的消费信用法。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在《消费信用法》中体现消费者的权利，应可得出以下认识:

首先，关于消费者消费信用的权利，并非完全规定在《消费信用法》中，《广告法》关于消费信用广告的法律规范以及需要专门制定的《信用情报法》，都属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立法。《合同法》中关于定式条款的限制、解释的规定，在消费信贷合同中也可以得到适用。《商业银行法》以及有关银行法规对银行经营活动的规定，也可视为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在消费信用法中没有概括的消费者权利，可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寻求依据。

其次，在《消费信用法》中，消费者有获得信用的权利应作为一般性权利规定在总则中，而其他具体权利则通过制定详尽的银行消费信贷规范予以体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主张我国目前应只规定银行消费信贷形式的消费信用交易，但并未否认卖主信贷的消费信用形式，事实上二者同属于分期付款销售，一旦我国允许销售商可以进行直接融资，卖主信贷也可以纳入《消费信用法》中。

消费信用的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即既涉及作为债务的消费者的利益，也涉及商家和银行的利益。只有实现这诸多利益的平衡，保护消费者的权利，才能调动相关主体在商品买卖中引入“消费信用”的积极性，进而充分发挥消费信用的功能。本文虽侧重分析消费信用中消费者的权益问题，但决不意味着本人否认消费信用中不良债权的存在，只是笔者认为消除不良债权不应限制消费者的权利，而应以改善宏观金融环境、银行加强自身经营管理和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为手段。鉴于本文主旨所在，这一问题没有深入涉及，笔者将沿着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主线，对我国的消费信用法律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德国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brand，1812—1878年）以交易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时期的标志，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货币经济时期、信用经济时期。参见曾康霖:《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3]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参见杨树德:《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开拓市场》，《人民日报》1999年5月20日。

[5]参见王洪明、苏敏:《消费信贷需正确定位》，《消费经济》1999年第4期;何远年:《对发展消费信贷的几点思考》，《消费经济》1999年第5期。

[6]参见周显志:《我国消费信贷立法若干问题探讨》，《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7]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8]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有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等9项，其中前5项权利是基础，与消费者的关系最为密切，后4项权利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9]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0]本文所指银行，如无特别指明，一般是指能够经营消费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11]我国《合同法》仅在第201条第1款规定:“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这可视为规定了借款人的权利。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对借款合同的有关论述中，均只提及借款人的这一项权利。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12]转引自李凌燕:《消费信用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3]参见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4页。

[14]参见《贷款通则》第23条

[15]虽然《合同法》第204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但未规定在合同履行期间，若利率调整，利息的计算方法，而笔者考察多家商业银行的借款合同，均未见其公开利率浮动的上下限。

[16]参见《合同法》第199条、第202条，《贷款通则》第19条。

[17]参见王慧、高义融:《贷款信息权制度的价值探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8]如《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5]220号）、《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3月2日）等。

[19]关于各国消费者信用情报的法律规制问题，参见李凌燕:《消费者信用调查的法律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52页。

权益保护范文篇2

今天，很高兴参加上海工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总结推进会。市总工会自2005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各级工会及女职工组织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形成了一批先进典型，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女职工的特殊权益，而且丰富了集体合同工作的内涵。首先，请允许我向刚才受到表彰的100家先进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普陀区总工会等五家单位做了很好的发言，最后汪主席还将对今后一阶段的专项集体合同工作进行全面的部署，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深入开展。下面，我围绕会议主题，讲三点想法和建议。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推进集体合同工作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载体和手段，集体合同制度有利于把用人单位的劳动标准、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协调规范，对于实现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企业和职工加强沟通、共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开展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起步较早，在各级工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截止到今年9月底，全市已签订集体合同2.3万份，覆盖企业9.6万家，受益职工390万余人，集体合同制度已经成为工会发挥维权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载体。各级工会要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集体合同在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把推进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协调劳动关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贡献。

（二）完善集体合同制度是积极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维权工作新情况新变化的需要。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显现并日益加重，本市劳动争议、群体性纠纷增多，一部分表现为企业裁员、停业中带来的职工权益维护问题，一部分是由此而暴露的劳动用工、社会保险、拖欠工资等历史问题。各级工会要准确把握维权工作的阶段性特征，突出重点、积极应对。一方面，要防止企业将危机和困难转嫁给职工，深入基层一线、深入职工群众，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另一方面，要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着眼于维护职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作用，通过平等协商让职工了解当前企业遇到的各种困难，正面引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依法调处和解决当前企业遇到的困难和职工迫切要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既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又促进企业平稳发展。

（三）开展平等协商、签订专项集体合同是当前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重要形式。专项集体合同具有议题突出、内容集中、标准细化、操作简明、易于协商的特点，是丰富平等协商工作内涵、充分发挥集体合同制度作用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和载体。市总女职工委员会牵头开展的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不仅为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实现形式，而且为其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在部分尚未签订集体合同的单位先行开展签订专项合同工作，为集体合同的签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了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集体合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的重要维权机制。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工作不仅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保护工作，也是维护职工权益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工会要进一步提高对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开展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

二、完善制度，把专项合同纳入集体合同工作之中同步推进

进一步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刚才交流经验的几家单位都提到了在推进专项合同过程中采用了“1＋X”模式、“1＋3”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实质都是将专项合同工作纳入集体合同整体工作之中推进。即集体合同与若干专项协议或专项合同同步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作为若干专项协议之一。三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既有利于简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对提高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率和覆盖率十分有效。同时又有利于整合工会资源，将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作为一个平台，维护各种职工群体的不同利益。企业工会在开展集体合同工作时，要将女职工专项合同与集体合同同步进行平等协商、同步提交职代会或全体职工审议、同步签约、同步报送劳动部门审查、同步开展履约检查、同步向职代会报告履约情况。在开展工作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环节：一是集体协商要约的提出：开展要约行动时，协商基础较好、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工会应提出签订女职工权益专项合同的要求；二是协商代表的产生：根据《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规定：建立女职工委员会的，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应当作为协商代表，工会在选派平等协商代表时，应当有女性协商代表；三是集体合同的协商：女职工“四期”保护、禁忌从事劳动范围、有毒有害工种防护、生育保障、妇科疾病筛查等关系到女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要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工会提出的平等协商议题。

三、明确思路，进一步加大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力度

集体合同工作是关系到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谐企业的重要工作，是工会促进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和有效载体。各级工会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落实市总工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意见》，继续全面、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的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形成合力，加大专项合同工作推进力度。各级工会要把握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提升专项集体合同的签约率、续签率和履约率。集体合同工作部门和女职工组织要形成合力，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专项合同工作。区县局（产业）工会要继续坚持同步原则，在年初布置集体合同工作计划时，要将女职工专项合同列入工作计划，同步进行布置；同步做好每季度统计工作，及时与所在区县劳动部门沟通联系，掌握所在区域或系统内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情况，及时督促合同到期的企业续签专项集体合同；专项集体合同要与集体合同、工资专项协议等一起纳入工作目标同步考核，集体合同工作的各项评优、先进等也要将是否签订专项合同作为重要指标。

（二）加强指导和服务，提高专项合同工作水平。上级工会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专项集体合同的工作情况，对推行专项合同的重点领域如非公有制企业等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具体指导、帮助和服务。一是要指导基层企业围绕女职工最为关注的突出问题签订专项集体合同，对专项集体合同草案内容进行把关预审，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要提出整改意见，确保专项集体合同质量，帮助基层工会签订内容基于法律又高于法律的专项集体合同。二是要指导基层工会规范操作程序，尤其要注意专项集体合同需经过职代会或全体职工审议通过以及劳动部门审查备案这两个环节，以确保专项集体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三是要联合劳动等相关行政部门，定期组织对基层企业履约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依法要求企业进行整改，以确保专项合同履约质量。四是要充分运用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的资源和力量开展工作，提升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协商代表的协商能力和协商水平，以提高专项合同工作的整体水平。

权益保护范文篇3

第一条为坚持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保护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企业工会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依据《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企业工会专职、兼职主席、副主席（以下简称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适用本办法。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工会主席，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联合基层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保护，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各级工会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按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和组织程序，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保护企业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保护内容与措施

第四条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降职降级、停职停薪降薪、扣发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的，或因被诬陷受到错误处理、调动工作岗位的，或遭受打击报复不能恢复原工作、享受原职级待遇的，或未安排合适工作岗位的，上级工会要会同该企业党组织督促企业撤销处理决定，恢复该工会主席原岗位工作，并补足其所受经济损失。

在企业拒不纠正的情况下，上级工会要向企业的上级党组织报告，通过组织渠道促使问题的解决；或会同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或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

第五条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企业无正当理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继续履行其劳动合同，恢复原岗位工作，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给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的经济补偿金。

在企业拒不改正的情况下，上级工会要提请劳动行政部门责令该企业改正，直至支持权益受到侵害的工会主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发生劳动争议，工会主席本人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支付全部仲裁诉讼费用。

第六条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死亡的，上级工会要支持该工会主席或者其亲属、人依法追究伤害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人身伤残的工会主席，上级工会要视其伤残程度给予一次性补助；对于被故意伤害导致死亡的工会主席，要协助其直系亲属做好善后处理事宜，并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第七条企业工会主席因依法履行职责，受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本人不愿意继续在该企业工作、导致失业的，上级工会要为其提供就业帮助；需要就业培训的，要为其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在该工会主席失业期间，上级工会要按照本人原岗位工资收入给予补助，享受期限最多不超过六个月。

第八条企业非专职工会主席因参加工会会议、学习培训、从事工会工作，被企业扣发或减少工资和其它经济收入的，上级工会要督促企业依法予以足额补发。

第三章保护机制与责任

第九条各级工会领导机关要建立保护企业工会主席责任制，逐级承担保护企业工会主席合法权益的职责。企业工会的上一级工会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所属企业工会主席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县（区）级以上工会领导机关要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省级工会50万元、地（市）级工会30万元、县（区）级工会10万元，年末结余滚存下一年度使用。当年使用不足时可以动用滚存结余，仍不足时可追加。本级工会经费有困难时，可向上级工会提出补助申请。

要切实加强工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的管理，专款专用。各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要加强审查和监督工作。

权益保护范文篇4

一、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

（一）进一步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上海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40％，是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稳定与否对上海职工队伍的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增强做好工会女职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以专项集体合同为主要载体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调动女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促进企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进一步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适应当前形势发展、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需要。

目前上海正处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劳动关系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上海，并且还在继续加深。此外，上海进入新一轮生育高峰期、严峻的就业形势等都将使女职工维权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通过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来解决广大女职工的三最问题，切实表达和维护好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三）进一步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提升工会女职工组织维权能力、完善工会维权机制的需要。

开展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是工会和女职工组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的具体体现，为工会女职工组织履行维护职能、完善维权机制提供了有效载体，增强了新时期工会女职工组织的维权能力，从而提高工会女职工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切实发挥好专项集体合同这一维权载体的作用，适应女职工维权工作的需要。

二、突出重点，在完善中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

（一）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

专项集体合同是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有效载体，是当前工会维权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要高度重视，形成共同推进专项集体合同的态势，把它作为工会的常项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好、抓实。当前，在巩固现有签订率的基础上，要重点加强非公企业的签订工作，提升签订率。上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要给予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要充分发挥行业性、区域性专项集体合同的作用，对非公企业带有共性或者倾向性的、女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确定女职工权益保护的区域、行业标准和具体内容，以此来提高专项集体合同在非公企业的签订率和覆盖率。

（二）突出重点，切实提高专项集体合同质量。

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在落实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在提高合同文本的质量、体现企业特色上下功夫。要将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各种利益问题纳入到平等协商的议题。当前要突出几个协商重点：一是女职工在孕、产、哺乳期间的休息、休假及其待遇的落实。尤其是对实行计件工作制的企业；二是围绕男女平等享有技术技能培训、就业晋升等劳动权益进行协商；三是岗位界定和退休年龄：通过专项集体合同，对企业岗位性质进行界定，确保女管理、技术人员55岁退休；四是女农民工生育待遇的落实等问题。协商时，要注重增强专项集体合同的实效性，签订的专项集体合同条款要尽量细化、量化，便于操作，便于对照检查是否履行，避免因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而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被集团、区域性、行业性专项集体合同覆盖的、基础较好的企业，应签订细化落实措施、更具个性化的单独合同。

（三）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专项集体合同的落实。

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后，重在落实。各级工会和女职工组织要从健全制度入手,提高专项集体合同的履约率。当前要注重抓好几个环节：

一是抓好合同内容的宣传环节：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生效后，基层工会及女职工组织要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企业内部网站等手段，加大对专项集体合同内容的宣传力度。

二是抓好合同条款的落实环节。要建立健全专项集体合同履约责任制，基层工会及女职工委员会要督促企业方将专项集体合同条款逐条分解，纳入职能部门的职责，落实到企业的规章制度，落实到企业的日常生产运作过程，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

三是抓好履约监督检查环节。在规范签订程序的基础上，重点建立履约情况报告和监督检查制度，提高履约率。要将专项集体合同与集体合同同步监督检查，并将履约情况纳入到企业向职代会报告的事项中。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行政沟通协商，向企业提出、进行整改。市总和区县总工会要加强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每年“三八”节联合开展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检查的契机，督促合同双方当事人严格遵守合同条款，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三、探索创新，不断提升维权能力和水平

（一）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专项集体合同工作。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着力于解放思想，突破难点，增强服务大局服务职工能力。各级工会干部和女职工干部都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探索推进女职工权益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维护女职工权益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既要带领女职工与企业共渡难关，又要依法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要采取切实措施，突破非公企业签订专项合同的难点，探索提高签订率和续签率的新方法；要运用各方资源，加强监督检查，探索提高履约率的新手段，不断提高专项合同的有效性。

（二）不断提升工会干部素质，提高专项集体合同工作水平。

各级工会干部，特别是工会女职工干部，要主动学习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熟练地运用法律法规开展平等协商；要经常深入女职工，了解女职工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平等协商；要了解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根据企业的发展情况开展平等协商；要学习掌握谈判技巧，提高沟通能力开展平等协商，增强工会干部的业务能力。

权益保护范文篇5

一、加强妇女维权工作的立法调研和意见反馈

我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享有地方立法权，我委作为联系妇联工作的专门委员会，依法享有提出涉及维护妇女权益的立法议案权。近几年来，我委坚持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认真抓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立法工作。

——认真抓好地方立法的调研工作。今年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制定《昆明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的立法议案，大会主席团交由我委审议。经研究，该议案转为重点代表建议办理。我委对此高度重视，认为近几年来我市家庭暴力情况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所涉及的群体范围也日益扩大，已成为社会性别带来的两性权利不平等从而影响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公民的行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我委在市妇联的支持配合下，从8月份开始，针对妇女儿童维权中存在的突出性、倾向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分别听取县（市）区人大、妇联、社区工作者、学校、律师事务所、戒毒劳教所的意见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委拟将制定《昆明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的议案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纳入明年立法计划，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从立法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积极参与国家和省立法工作。20*年，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的要求，我委认真分析研究了20*年常委会组织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工作中所掌握的情况，积极组织政府相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召开征求意见会，广泛听取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意见，并将所征求到的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分析、梳理综合，形成对国家立法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修改意见，上报省人大常委会。我委所提意见和建议，得到全国、省人大的重视，部分意见和建议被采纳，发挥了地方立法机关对国家立法和省立法的基础作用。

二、加大对妇女儿童维权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力度

近年来，通过对妇女维权工作的不断探索，我委坚持以发展落实维权，以维权促进发展的工作理念，积极发挥人大监督维权优势，提高人大维权的效能，努力促进以《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有关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全面实施。

——抓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保障妇女权利、权益，以实现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基本法律。我委一直对该法律在我市的贯彻执行情况给予关注和重视，20*年开展了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检查，重点检查了妇女受教育权的问题、妇女卫生保健及孕产期的保护问题、县乡换届选举中女代表比例的落实以及女领导干部提拔培养的情况。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改进要求。同时结合实施《妇女发展纲要》，多次在各种场合、各种会议上，对我委所联系的公、检、法、司等部门提出加大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要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检法两院要认真研究涉及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司法部门要加强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向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提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中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搞性别歧视的要求，确保妇女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权利，使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抓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能否把他们保护好、培养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今年4月26日至4月29日，我委以市人大常委会名义组织了省、市人大代表，对我市“一府两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以下简称“两法”）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在充分肯定“一府两院”贯彻“两法”所做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对贯彻实施“两法”重要意义还缺少充分认识，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育资源不足，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的保障还存在薄弱环节；文化市场的规范管理还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依然突出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等四个方面问题，提出了加强未成年人的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三个方面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工作要求。要求市政府要尽快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继续把“两法”的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规划，加大“两法”的宣传力度。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及社区要充分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校外教育作用。市县（区）两级政府要认真研究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外来人员子女，特别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投入，加强教育资源的整合，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市、县（区）两级政府及文化、公安、工商、电信等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净化和优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政法部门要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推进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检查之后，我委向常委会主任会议作了专题汇报，7月份，我委按照主任会议要求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一府两院”整改情况的汇报，加强了跟踪督办。通过检查和督办，进一步促进了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对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的重视，市政府按照“两法”的相关规定，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统筹全市未成年保护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初步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机制。

三、加强个案监督，为弱势妇女群体维权解忧

过去几年，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充分认识维权工作的重要性，从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时代意义，找准维权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及时解决维权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处理妇女侵权案件，帮助弱势妇女解决维权问题及实际困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如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退休女工赵银薇，1993年因工负伤，因其单位未发放伤残补助费、伙食费及护理费，且未按94年厂文件为其增资，上诉至昆明中院。赵银薇从2003年起多次到我委申诉，反映其不服中院判决，生活特别困难的问题。在长达两年的缠诉期间，我委对其反映的问题作了大量调查和协调工作，并督促中院进行认真核查，在我委和中院的主持下，其所在单位补助了一万元，为其解决了实际生活困难。又如，原盘龙区金碧法律服务所女职工姚克俭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经我委监督中院启动内部监督程序，有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为此，当事人送来锦旗，表示对我委工作的感谢。

四、积极工作，促进社会化维权工作格局建立

权益保护范文篇6

［关键词］股权众筹;投资者;权益保护

1引言

所谓众筹是指由发起人借助互联网渠道筹备众人及多方的大量资金援助企业或者某个项目活动的开展的一种融资方式。现代主要的众筹运营有募捐制、奖赏制、股权制三种模式。我国股权众筹模式相比美国这种经济大国起步相对较晚，但由于我国一些政策大力扶持及相比较传统融资方式具有明显优势，这种融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由于发展较快，缺乏一定的法律规章制度的约束，暴露出很多现实问题，如:众筹平台不稳定、非法集资、违约欺诈等。投资者的权益严重受到侵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我国股权众筹发展现状我国股权众筹

自2014年11月迅猛发展起来，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证券业协会也于当年12月颁发政策条例明确对股权众筹管理设定了规则。2015年国务院也将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工作作为主要经济工作。传统证券法将股权众筹划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种众筹模式，着重突出小额融资。公募股权需要受到社会公众及国家公权力的监控，而私募股权却不需要，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能够较强辨别和抵御风险的投资人群。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有明文规定: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可以公开发行证券，这将直接导致一些刚起步的小微企业不能公开发行股票而达不到完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1］我国股权众筹一般通过在平台完成合格投资认定或会员注册等方式来锁定合适的投资者。在保护投资者方面，如何界分公募与私募带给投资者权益影响巨大，公募中投资者的信息是公开的，我国在这一方面缺乏一定的规范和价值基础，无法做到满足各种类型企业的股票发行的不同需求，因此为股权众筹投资者带来严重的财产及信息安全问题。

3股权众筹中投资者存在的风险

3.1投资活动存在风险。风险与机遇相伴相生，投资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而股权众筹也是众多投资渠道的其中一种，当然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也不可规避风险。3.1.1公司亏损。现在参与股权众筹的公司多数是刚刚兴起的小微企业，它们资金周转得较慢、发展前景不清晰、无法保证持续盈利，所以参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就不一定能够收到回报，所以在公司处于困难或者亏损的情况下，会有一部分的公司股东只愿意分红而不愿意承担亏损，虽然法律规定股东要求分配利润需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是法律却无法保证投资者每一次投资一定会盈利，所以说公司盈利还是亏损对于投资者进行投资有着很关键的作用。［2］3.1.2大股东利益侵害小股东利益。投资者参与公司的股权众筹活动就会出现大股东和小股东之分，而且有一部分的投资者投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公司盈利也不意味着就一定分配利润，利润如何进行分配也是由公司股东召开股东会来决定的，这时所持股份多的股东在决策时就会占据很大的优势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股权众筹中的投资者所持股份一般不是很高，一般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交于公司创始人手中，所以当参与股权众筹的小股东与大股东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参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3］3.2众筹融资存在风险。3.2.1无法确定公司估值。公司在创业初期选择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引入投资者融资，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融资金额应当在公司股权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一些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都会通过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先进行评估，然而，外来的投资者很难掌握该公司的经营、资产以及负债情况，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出新增股东应当持有的股份比例，造成参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所占股权比例很少，失去了一定的公平公正性。3.2.2众筹平台存在风险。众筹平台是联系发行人和投资者的重要媒介，可以间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一般的众筹平台并不干预实际的融资，但是，很多众筹平台资质平平，不能明确提出为投资者提供任何担保，也缺乏对众筹公司以及投资者审核的责任和义务做出明文规定，甚至都没有明文规定出如何管理众筹所得的资金以及如何选择资金管理者。3.2.3融资完成后监管不力。一般的上市公司受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管控，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较多，而参与股权众筹的公司往往是一些创业初期的小微企业，并不受《证券法》中所规定的融资监管，另外众筹平台对公司监管要受到资质、成本等多方位的牵制很难对公司进行监管，这就容易造成投资者对公司内部资金是否合理运用、管理层是否尽心管理、大股东是否滥用职权、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这些信息不能及时掌握，若这些基本信息都掌握不了，投资收益更是纸上谈兵。

4建构我国股权众筹中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4.1设定合格的投资者标准。一方面投资者容易受到发行人或证券商的欺诈，另一方面投资者也享有一定的金融权利，故我们必须对投资者设定一定的标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限制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影响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可以不影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在设定额度这一方面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根据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合理设置投资限额。4.2设定发行人及公司的标准。虽然我国为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活跃我国经济市场大力支持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进行融资，但为了保障投资者权益必须对企业“入市”提出严格的要求，参与股权众筹的公司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公司的资信能力达到值得信赖的等级，内部可以平稳的运营，并且应当具备一定的自我监管能力，其次公司应当请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对本公司所要众筹的项目作出合理的评估并以报告书的形式供投资者进行参考。在发行人的融资额度方面也应当设置一定的上限，例如一年内不可超过100万元，明确规定发行人若对投资者有欺诈、虚假陈述等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4.3设定众筹平台的标准。我国必须为众筹平台设定一定的法律地位，众筹平台必须先获得资格许可才可进行注册成立，并硬性要求每一个众筹平台购买责任保险来保障投资者权益，另外，众筹平台还应涵盖风险报告、公开信息以及投资者教育等内容。不应该对众筹平台采取一刀切，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管理。我国众筹平台要对融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规避欺诈行为，承担起资金管理人的责任及义务。

5结论

我国在股权众筹这一方面尚未成熟，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影响投资者权益。但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并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不断推出相应政策维护投资者权益，相信我国股权众筹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会做得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胡静.我国股权众筹的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2］陈秀梅.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J］．宏观经济研究，2014(10):122－126．

权益保护范文篇7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生活消费,医疗纠纷

「正文」

法律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同时，不同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是各不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是《消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所作的界定。据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调整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产生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消费关系。但该规定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引发了不少争议。争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何谓消费者？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法人？第二，如何界定“生活消费”？除此之外，还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哪些关系不属于生活消费，并应当排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笔者不揣鄙陋，就有关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提出若干浅见，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消费者的概念曾经因为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即消费者是否仅应限定在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的人？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将消费者的概念限定在满足自己消费的范围上，这未免对消费者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事实上，消费者的含义本身比较广泛。它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物品的人，也包括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①（注：TheShorterOxfordEnglishDictionary，Vol.1，ClarendonPress，Oxford1973.P410d，1980，p282）而在商品交易领域，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自己利用。②（注：PSAtiyah，TheSaleofGoods）例如，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澳大利亚1923年的《货物买卖法》第62条在有关消费者交易的定义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或服务契约），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服务者，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所以，笔者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对于该定义具体陈述如下：

1.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消费者是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就是说，消费者既可能是亲自购买商品的个人，也可能是使用和消费他人购买的商品的人；既可能是有关服务合同中接受服务（如旅馆、运输、酒店、食品、劳务等各种服务）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是接受服务的非合同当事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买受人。所谓买受人，是指买卖合同中，给付价款并受领买卖的标的物的一方当事人。消费者，是指以消费为目的而进行交易，取得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③（注：林世宗：《消费者保护法之商品责任论》，台湾1996年版，第15页。）消费者的范围显然比买受人的范围更为宽泛，因为，一方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只限于对实物的买卖，因此买受人只是商品买卖中购买商品的合同一方当事人，而并不包括提供服务合同中接受服务的一方当事人。而消费者显然包括了提供服务合同中的接受服务者。另一方面，买受人都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亲自缔约购买商品的人，而消费者则不限于亲自缔约购买商品的人，还包括他人购买商品后，实际使用该商品的人。当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如商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如果是单个的个人，一般都是消费者。

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否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对此在学理上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少学者认为，支付对价是判断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关键是看他有偿获得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是否用来满足个人或家庭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个人或家庭有偿取得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是用于消费，那么，该个人或家庭就是消费者；④（注：李凌燕：《消费信用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5页。）如果没有支付一定的对价则不是消费者。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生活消费关系，消费者大多需要通过支付一定的对价，但应指出的是，有偿方式并不是市场交易的单一表象，换言之，在消费领域，消费者使用和接受某种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能并没有也不需要支付一定的对价，但这并不否定使用商品或接受一定服务的人是消费者。例如，经营者向消费者无偿提供商品（如免费试用产品、免费品尝饮料），以及实行附赠式的销售（如提供赠品、免费服务或以优惠价供应配件）等等。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1条的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暇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对这些赠品或免费服务，经营者不能被免除合同上的责任，同样，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经营者仍然应当承担消法规定的诸如安全保障、质量保证、支付赔偿等法定义务⑤（注：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而免费接受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仍然应当受到保护。更何况，使用他人购买的商品，或者虽然接受了服务但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即并没有支付一定的对价，也可以成为消费者。由此可见，交易形式上的有偿、无偿不是决定消费者构成要件的标准。

2.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非以盈利为目的

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并不是为了将这些商品转让给他人从而盈利，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主要是用于个人与家庭的消费。这就是说，一方面，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资料的消费，另一部分是劳务消费，即接受各种形式的服务。当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也不完全限于个人的直接消费，也可能是用于储存、欣赏，或作为赠品赠送给他人等等。另一方面，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也可能是用于家庭的或单位的消费，这些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虽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也是消费者。如果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和经营，则不是法律上所说的消费者。

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对此，许多国家的立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联邦瑕疵担保法（Magnuson-MossWarrantyAct）第101条第三款对消费者定义为：“（一）消费性商品的买受人（非以转售为目的）；（二）商品的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限内的受让人；（三）适用商品或服务的担保条款的人”。根据解释，消费者必须是：自然人或法人为其本人、家人或家庭而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这不同于合伙或公司是以进行商业交易，通过转售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的。⑥（注：The“Magnuson-MossWarranty-FederalTradeCommissionImprovementAct”，15U.S.C.A.2301-12（1975））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由此也说明确定消费者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消费与经营行为。

消费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他或她便是消费者。而他们与经营者所从事的交易都是具有消费者一方的交易。例如，购入有些商品（像粮食）后不作为生活品耗费，而作为生产资料如种子等使用，或者作为种子转售给他人，就不是消费者而是经营者。再如，购买两套住房，并不是用于自己居住，而是等待价格上涨时出售，如果一旦转售，就不是消费者，而成为经营者。在这些情形下，购买者虽有购买生活消费品的行为，但将商品投入经营领域，本质上已属于经营活动，因而不应当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而只能受合同法的调整。由于在市场中，消费者只是与生产者和商人相对立的，那么，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

3.消费者是指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

消费者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用语，它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体），更不包括政府。所谓消费行为，不是指单位的消费，而是指个人的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始终是与对消费者个人权益的保护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我国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例如，国家标准计量局1985年6月29日颁布的国家标准《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明确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⑦（注：徐国强：《对消费者主体范围的思考》，《江西法学》1996第6期。）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1978年5月1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些表述都将消费者定为个人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说，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但并没有意味着消费者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在美国法上，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整编第402A条，消费者不但包括真正消费该商品的消费者，还包括准备该商品以供消费的第三人。⑧（注：例如，甲为乙开汽水瓶时，瓶子爆炸，虽然甲并未喝汽水，但是甲也是消费者.冯震宇等著：《消费者保护法解读》，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事实上，消费者也不完全限于直接的交易人，也包括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例如，最终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受到伤害，不论是否由该消费者自行购买，只要最终消费者或者使用者所受到的伤害是由制造商所生产的商品的危险造成的，消费者也可以基于产品责任要求生产者赔偿损失。据此判断某人在取得某种商品和服务时是否为消费者，不一定以该人是否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为标准。

二、单位是否为消费者

应当指出，在我国，关于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的问题，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⑨（注：梁慧星：《关于消法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第3版；持此类观点的文章还有：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求索》1998年第4期；肖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三题》，《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等。只有少数学者如何山，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参见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持该类见解的学者主要理由是：单位并非终极消费的主体。其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单位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利益，归根到底自然人仍是终极消费的主体。此外，将单位列为消费者也容易滋生腐败。因为《消法》规定了“假一罚二”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如果将单位视为消费者，则可能导致单位采购人员和主管人员在“赔偿的归己，损失的归单位”问题上做文章，最终产生腐败。⑩（注：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求索》1998年第4期。）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经济合同法。（11）（注：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需要在法律上作出研讨。

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其原因在于：

第一，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工业化社会孕育了一种考虑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契约关系的新观念。立法者倾向于保护最弱者，打击最强者，保护外行，打击内行；当事人必须服从于一个被现代法学家称之为经济秩序的东西。”（12）（注：[法]热拉尔？卡著：《消费者权益保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一方面，作为个人，消费者往往势单力薄；另一方面，因其不是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人，因此其与经营者相比较，通常欠缺交易的经验，或者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的能力。还要看到，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相比较，不仅经济实力差距悬殊，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使消费者独立判断所选购商品的能力降低；包装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新原料的不断发展和运用又掩盖了商品的瑕疵，为消费者增加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各种推销、宣传、广告等手段的采用使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盲目的被支配状态；市场全球化和产销多层化导致消费者救济更为困难；生产经营者间的联合垄断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等等。“此时仍由近代民法从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出发对生产经营者、消费者进行调整，而忽视两者实质上的差异，显然不合时宜。立法上的不足与局限，使人民要求国家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呼声逐渐高涨，终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消费者运动。”（13）（注：丁彩霞：《消费者运动与近代民事立法的变革》，《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2卷。）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两者在交易中也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将消费者的范围规定得过宽，也必然会导致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出现忽视个体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倾向。（14）（注：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求索》1998年第4期。）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将消费者确定为个人，而不是单位，另一个原因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righttobesafety）、知情权利（therighttobe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rightto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righttobe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15）（注：沈晓倩：《消费者权利刍议》，《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16）（注：张献：《试析消费者权利内涵及其性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如果将消费者的概念扩大到单位，那么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认和保护消费者个人权利的目的也不完全一致。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称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而单位虽然也可以订立买卖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订立有关服务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务，但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其在购买某种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以后，还需要将这些商品或服务转化为个人的消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可以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但不能作为最终的消费者。社会组织和单位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它们自身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这些组织单位拥有的消费基金，总要以实物或劳务的形式，有偿或无偿的转归个人消费，因此，承受消费权益的主体仍然是个人。所以，消费者只是对自然人个人而言，不包括社会组织和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

三、如何界定“生活消费”

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两者都要消耗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但不同之处在于，生产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生产，生活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生产性消费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耗费，生活性消费是指在人们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生活资料的消耗；生产性消费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而包含在生产之中的，（17）（注：李凌燕：《消费信用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5页。）而生活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个人与单位维持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活动。（18）（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著：《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释义与应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4版。）一般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是生活消费关系，保护的是生活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产品质量法调整的是生产消费，（19）（注：《消法》第54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是为强化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作出的例外性规定。）保护的是生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依据《消法》第2条前段的规定，消费者只有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权益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就是指因消费者主要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与经营者所形成的关系，也可以简称为“生活消费关系”。

如何界定“生活消费”成为确定《消法》适用范围的必备前提。实践中出现王海等人的“知假买假”行为成为引发关于确定“生活消费”的标准的争论的起因。关于“生活消费”的内涵，学者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凭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即所谓的“经验法则”加以判断。例如，按照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一部手机足矣，如果一次购买六、七部手机，硬说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因此不能认为属于“生活消费”。（20）（注：梁慧星：《关于消法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第3版。）因此，知假买假的行为不能属于生活消费，不能适用《消法》。第二种观点认为，人从不同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分类，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角色是会发生转换的，只要是购买生活消费品，那么不论其目的是为物质文化生活的直接消耗，还是为打假获得物质利益，都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都可以适用《消法》（21）（注：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

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在于，前者以购买者购买的动机与目的作为识别是否“生活消费”的标准，而后者以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依据前者只有购买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才能认为是“生活消费”，其才属于消费者，否则即便购买的物品是生活消费品也不能认为是“生活消费”。依据后者，只要购买者购买的是生活消费品，就是消费者，其购买行为就属于“生活消费”，至于购买的目的与动机在所不论。对此我们需要分别讨论。

1.是否应当以购买者购买的动机与目的作为识别是否“生活消费”的标准？

笔者认为，依据第一种观点将生活消费仅仅理解为满足自己的消费，则将消费关系的范围理解得过于狭窄。

首先，我们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交易活动，其购买行为便是为了“生活消费”，他就是消费者。由于在市场中，消费者只是与生产者和商人相对立的，那么，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22）（注：例如，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或者说，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不是一个商人或者为交易而购买的人，就应当认为他是消费者，其购买行为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应当受《消法》第49条的保护。至于购买者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正如有人指出的，“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当被视为消费者；至于他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23）（注：储皖中：《打假更须用足法》，《法制日报》1996年10月16日。）事实上，公民个人是否具有生活消费的主观目的正是通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只要此种商品或服务没有被购买人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我们即可凭上述任何一种行为（购买、使用或接受）推定其具有生活消费的目的。（24）（注：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其次，依据对法律的目的解释（25）（注：所谓目的解释，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请参见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26页。）来看，立法者之所以专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通过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最终有利于对生产者、销售者在制造、销售商品时充分注意商品的质量、广大消费者的安全。而对消费者的特殊的保护，生活消费品的购买者购买的意图与动机从来没有被落入立法者的注意视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范目的也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然而，如果坚持“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的观点，并没有充分体现强化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意图。因为这一观点使得消费者的概念过于狭窄，使许多假冒伪劣商品的受害者可能不能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对那些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人来说，其本身已经从销售行为中获得了某些利益甚至是极大的利益。因为毕竟销售者面对的是广大的消费者，由于并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了解其购买的商品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也不是每一个消费者都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向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者主张权利，当主张权利的人越少，则这些销售者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不能对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裁，真正使其感到法律责任的威慑力，则这些不法行为人将有可能继续从事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最终受到损害的仍然是每一个消费者。

再次，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动机是很难判断的，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是为了储存、欣赏、赠送，还是为了自己使用等，在法律上很难确定。就知假买假的行为而言，如何才能证明知假买假者在购买商品时是知假买假？如何确定其是明知？这是任何人都难以证明的问题，除非购买者自己承认，他人是无从得知的。即使其自己承认，也很难说他在购买时就是明知的。因为现在的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很多产品的技术密集性越来越强，产品的瑕疵往往不是表面的而是隐蔽的，不是凭肉眼检查就能知晓的，因此买受人即使能够凭经验判断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但在很多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推断，并不是最终的判断，是否属于假冒伪劣，还应当由专门的机关进行检测。尤其应当看到买受人买到的确实属于假冒伪劣商品，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损害，如果一旦在购买以后不能够退货，留在自己的手中，损害更大，因为他根本不能使用该产品，或者即使能够使用，其功能也受到限制，有的商品留在手中甚至会造成对他人的损害。所以，认为知假买假行为对知假买假者没有损害是不正确的。所以，对这些所谓的“知假买假”者也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加以保护。

2.是否应当以购买的物品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

由于《消法》对何谓生活消费亦未列举生活消费的类型，因此，这里涉及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些产品只能用于生产消费而不能用于生活消费，例如车床、大型吊车等只能是用于生产。但对许多产品而言，既可能用于生产消费又可能用于生活消费，例如钢材在私人建房时可以作为生活消费来使用，汽车也可以作为生活消费.所以，简单的从购买的物品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是不妥当的。

生活消费的概念实际上在范围上是十分广泛的。“生活消费”其实就是经济学理论中所谓的“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相对应，含义是指人们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精神产品，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首先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以及使用日用品和交通工具等消费活动；其次包括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消费活动，如阅读书报杂志，看电影、电视，旅游等。而生产消费则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生产消费的结果就是新产品的产生。生产消费本身属于生产过程。所以我认为生活消费的概念是较为宽泛的，不能够以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判断是否“生活消费”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与动机，也不应当完全考虑其购买的产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判断某个人是否是消费者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第二，是否与经营者形成了一种买卖合同关系和服务合同关系；第三，如果没有形成某种合同关系，是否合法地实际地使用了某种商品或接受了某种服务；第四，个人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是否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是否是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交易活动；（26）（注：实际上已有学者这样认为了，例如，杨支柱先生就认为：“法院为了更好地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妨对第49条作出扩张解释：只要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不论消费者是否知情，都应当予以双倍返还价款；凡不以转售他人为目的而购买的人，都是消费者。”杨支柱：《哪一种欺诈》，《工商之友》1998年第12期。）第五，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还是满足生产消费。

四、医疗纠纷是否适用《消法》

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还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哪些关系不属于生活消费，并应当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之外。从实践来看，医疗服务纠纷是患者投诉较多的一类服务，对医疗纠纷的投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否有权受理，以及对医疗纠纷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此，在学术界争议较大。关于医疗纠纷是否适用《消法》，在我国一度成为《消法》实施过程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否定说。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几乎全部赞同该说。该说认为，医院与患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27）（注：陈栓青、王松芳：《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医疗纠纷的不同见解》，《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9年第12期。）医疗纠纷不能适用《消法》，因为：首先，由于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预防、保舰康复等项服务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28）（注：高虹、何忠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处理医疗纠纷吗？》，《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8年第12期。）因此，医院不同于“经营者”。（29）（注：陈栓青、王松芳：《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医疗纠纷的不同见解》，《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9年第12期。）其次，医疗行为是不同于适用《消法》的普通消费行为的一种特殊消费行为，因为医疗行为以治疗为目的，普通消费行为以消费为目的；（30）（注：姜柏生：《医疗行为与消费行为之比较分析》，《卫生软科学》2000年卷第14期。）医疗行为具有高科学技术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高职务性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与买卖、消费借贷等须交付物品或金钱等一定的结果债务显然有所区别。（31）（注：姜柏生：《医疗行为与消费行为之比较分析》，《卫生软科学》2000年卷第14期。）第三，患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的随行就市。这种指令性价格总是低于实际成本，这就是说，患者的生命、患者的健康的价值与诊疗服务价格不统一。患者以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所交的费用，与其得到的诊疗服务不属于等价交换；尤其是如果医院把患者当作消费者，付多少钱，给予等价的服务，实际就降低了医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患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患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他与医院的关系不仅要寻求法律规范，更需要道德来规范。（32）（注：陈栓青、王松芳：《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医疗纠纷的不同见解》，《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9年第12期。）

2.肯定说。该说认为，看并治病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医生、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法》中的商品，况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33）（注：于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中的几大误区》，《法学杂志》2001年第1期。）尽管我国医院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不是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医院向患者提供的是有偿服务，患者需要花钱才能享有医疗服务，这仍然是一种消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行为。（34）（注：闵治奎、郭卫华主编：《中国典型消费纠纷法律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3.折衷说。该说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法》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并未把所有的医院推向市场，根据国家有关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我国将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例如后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因此不能适用《消法》，而只能适用其他专项法规或有关立法的规定.（35）（注：许建宇：《完善消费者立法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

对于医疗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的问题，笔者个人比较赞成折衷说，其根据在于：

第一，应当肯定医疗关系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尽管患者和医院之间并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是不可否认医疗合同关系的存在。在现代社会为维持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需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病患者接受医院的治疗与他从商店里购买衣服、食品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因此，病人接受医疗服务完全符合《消法》第二条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

&虽然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自身的特性，就该服务的“专业性”，以及服务或商品对患者可能具有的“危险性”而言，与其他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专业性”、“危险性”相比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因此将医疗行为排除在消费行为之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固然，医疗本身具有危险性，对医生而言，从事医疗行为是一种“专业性的冒险”，可对患者而言，接受治疗何尝不是一种“危险的忍受”，既然医生身负专业知识与患者及其家属的信托，自然应当恪尽职责，勤勉谨慎地履行合同义务，满足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并使消费者能够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得救济。医院提供的医疗行为既包括服务也包括商品，一旦服务提供者因其所提供的服务有缺陷而对受害人造成巨大的损害，而受害人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出于缺乏加害服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很难通过传统的私法体系获得救济。正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其提供合理可行的救济手段的目的，才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行单独立法。

第二，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在医疗关系中，患者都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个人。他或她为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对价，尽管这种对价不一定符合市场价格，但和一般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的消费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随行就市。但不可否认医疗关系具有有偿性，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不像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更何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大多可以为患者所享有。所以，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由于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高，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一般处于缺少充分选择权的被动地位，其弱者身份更加突出，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第三，医疗单位已逐渐具有经营者的特点。应当看到，医疗行为具有高科学技术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高职务性等特点，医院也不能纯粹以追求盈利为目的，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医院带有某种福利的性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体制也在不断地改革，大部分医院已从福利性的纯事业单位逐步走上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运营的轨道，营利虽然不是医院唯一目标，但也成为维持其生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目标。尤其是许多私人医院的产生和发展，许多个体诊所和个体行医的涌现，其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盈利，当然，追求盈利并不是说要放弃其救死扶伤的道德目标，两者应当是不矛盾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逐渐具有某种经营者身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消费关系的特点。

权益保护范文篇8

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所谓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如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为保护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

（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起步较晚。

1984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7年9月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我国有更长足的发展。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发展和“3.15”宣传活动的深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在我国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至第十五条（以下简称《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我国还通过对国外相关经验的消化吸收结合我国的国情，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上有了切实的保障。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上存在的不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消法》起草时理论和实践不足的影响，一些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观出来。

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②：1、权利范围问题。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依据。《消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或者说，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

2、行政保护体制问题。行政保护是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现行《消法》体现了政府领导下，以一个部门为主，多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行政保护构架。但是，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是在制定消费者保护措施方面，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有一些方面主次难分，一个部门如果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章有可能因涉及其他部门的权限而裹足不前，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严重滞后；二是在受理消费者申诉方面，也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造成各部门受理范围不清，而在强调依法行政的趋势下，各部门只好谨慎行事；三是在受理申诉方面，由于受理申诉的职责与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的职责往往不属于同一部门，也弱化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3、维权途径问题。维权途经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现行《消法》第三十四条为消费提供了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五种维权途径，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筋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这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

4、举证责任和费用问题。目前《消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规定、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但为了举证，特别是高额的商品检测费用往往超过纠纷商品本身的价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

5、赔偿主体问题。《消法》第三十五条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后的赔偿主体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但是，这样规定也容易造成《消法》的歧义，认为消费者因瑕疵商品受到损害时，只能向销售者求偿，缺乏消费者对赔偿主体选择权的规定。

6、民事责任的落实问题。《消法》第四十条、五十条虽然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故意拖延”、“无理拒绝”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执行标准，造成行政机关难以操作，不便于消费者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也大大削弱了《消法》的作用。

7、行政执法措施问题。目前《消法》缺乏对执法措施的明确规定。一是对行政机关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没有明确其可以行使哪些调查手段；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后，为了控制危害范围、降低危害后果，行政执法机关需要采取一定的应急手段，如发生危害商品退出市场的禁令、强制经营者召回缺陷商品等。

8、消费者纠纷的诉讼程序问题。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目前，消费诉讼主要由消费者个人提起，而且没有适用于消费者群体诉讼的程序，消费者协全不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相关的程序减化没有在立法上得到解决，缺乏仲裁或行政裁决的相关规定，现存的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消费者维权的实践需要。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消费者权益不是一项权益，而是一束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消费者权益的内容进一步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体将来也会进一步扩大。入世以后像电信、互联网、金融、保险、医疗、交通、教育、旅游、购房装饰装修等新兴领域的消费者群体将会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就不限于《消法》一部法律，而是应在法律制度上构建一个成龙配套的法律体系。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仍然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消法》自身还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还存在空白，建议制定消费者政策法，将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属于具体裁判规则的内容分离出去，对消费者政策的内容加以充实完善；尽快制定反龚断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完善消费者合同法、产品责任法，增加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规定，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三是现行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的，其中包含着不少剥夺和限制消费者权益的条款。为此，建议立法机关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避免委托具有利害关系的、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法律。

对于《消法》的修改完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者的概念应进一步明确。

《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由此，传统理论认为：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但由于王海“知假买假”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学界的不少争论：一是若不为生活消费而是为了其他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属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即：是否要考虑消费者交易的动机和目的；二是接受服务的范围如何界定。国际有关服务贸易的范围大大宽于中国的界定。金融服务、医疗服务、律师、会计师是服务，甚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服务，这些领域是否也称消费者，是否也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是消费者是否包括单位或其他组织。纵观我国各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施条例》，不少规定消费者包括个人或单位和组织。

笔者认为应当从立法宗旨和消费本质来把握消费者的概念。

首先，消费者是经营相区别的一个概念。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自己利用。例如：英国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就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从事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这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的人”。从我国《消法》第三条“经营者为消费者提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的规定来看，也可得出立法者是将消费者与经营者相对立的一组概念规定在《消法》中，其中对于经营者还指生产者、销售者两类。

其次，无须分析消费者的动机与目的来作为识别“生活消费”的标准。因为：一、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交易活动，其购买行为便是为了“生活消费”，他就是消费者。二、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动机是很难判断的，是个变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是基于储存、欣赏、赠送，还是为了自己使用等，在法律上很难确定。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其实是个主观的范畴，其自己不承认，其他人是难以证明的。三、《消法》的宗旨就是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权益；《消法》只定划了一个线，就是他与经营者区别开，只要买东西是不是为了卖，就是消费者。考察各国消费者定义，一般不考虑动机问题。消费者“知假买假”正是对抗不法商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正当要求，此举有利于威慑从事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人，净化市场商品，实现最终使更多的消费者不受害的目的。这正合《消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再次，消费者就是指个人、而不应是单位或组织。所谓消费行为，定指消费者直接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因为社会组织和单位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其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以后，还需要将这些商品或服务转化为个人的消费，因此，目前消费权益的主体仍然是个人。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政策委员会1978年5月1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国家标准计量局1985年6月29日颁布的国家标准《消费的使用说明总则》明确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这些表述都将消费者定为个人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交易的当事人，也不一定以该人是否支付了一定的对价为标准。

此外，随着入世后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势必带来服务的全球化，为此，主体上的“服务”应为一个广义的概念，且应与国际接轨，因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多服务都是与世界同步的。只有将更多的服务接受者纳入消费者的范畴，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消费权益的保护工作，从而达到法律保护的同步。

综上所述，笔者给消费者下一个定义：消费者是指非以经营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消费者的外延，更有利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消费者的权利应进一步扩展。随着入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关系的内容将越来丰富、消费者据此应享有的权利亦越来越多。为此，《消法》除了列举的几大基本权利外，笔者认为目前还应扩展如下权利：

（1）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安全权，建立产品的召回制度。《消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作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这是经营者的产品缺陷告知义务。笔者认为应结合国际上有关召回制度的立法加以完善，赋予相关行政机关对缺陷产品的强制召回决定权和执行权，并完善对召回产品的处置办法。

（2）明确规定消费者的隐私权。经营者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也不得将已悉知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对确需知晓、接触消费者隐私的经营者，《消法》应从制度上制定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以及各不同行业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标准和要求。最近《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将消费者个人隐私列入保护范围，使宪法的规定在具体的部门法中有更具体的表现。今后象医院保护患者的隐私将是一种法定义务，诸如报载多名实习生观摩妇科手术的事件将被禁止。

（3）赋予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比如：法国定货以后七天内可以后悔，可以不要这个货了。欧盟也规定了七天。由于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交易有可能是通过网络成立的，但接受商品可能在后，所以就有必要给消费者一个反悔的期限，所以，这个意义上说，反悔权是知情权的一个延伸。况且，由于对商品的性能、特点、用途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反悔权也更加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

（4）求偿权的完善。《消法》第35条规定消费者由于产品的缺陷造成损害的，只是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若销售者出现赔偿不能的情形时，消费者的权益将失去保障。为此笔者建立应赋予消费也可直接找生产者赔偿的权利，或者把《消法》第35条中的“销售者”修改为“经营者”以扩大责任的主体，这对保护消费者的求偿权是非常有利的。

3、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救济途径

《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的五种解决途径，但实践中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存在机制上的缺陷，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为此，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完善和改进。

（1）建立一套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笔者认为可在现有的消费者协会体系的基础上，相应地增设独立的“消费者权益仲裁庭”，仲裁庭可配合目前消协的机构设置设立，开设到区县一级，针对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专门的仲裁规则，尤其是方便小额纠纷的简便仲裁。仲裁庭成员可以从消协、律协、专家学者中聘请仲裁员，但考虑到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多发性和小额性，仲裁员的聘任要求可以适当放低，人数可以适当放大，以保障消费者可以较及时地得到仲裁。仲裁的费用可以通过赔偿机制转嫁给不法经营者。

（2）赋予工商行政机关权益纠纷行政裁决权。工商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市场管理的专门机关，具备专门的知识和人员，有丰富的市场管理经验和素养。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环保法》的立法模式，赋予工商行政机关于行政裁决权，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体系完备与消费者、经营权联系密切的优势，高效地处理权益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化，及时制止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3）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为此，笔者认为，应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经营者分担举证责任，短期审结等，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还可以赋予消协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积极为消费者的利益参与到诉讼中来；对于共同诉讼，消费者可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法院就该案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对未参加登记的消费者来说，只要是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就直接适用该判决和裁定。

总之，消费者权益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并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以及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会更加完善，对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权益的惩罚将更加法制化、制度化，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不断提高，维权途径将会更多，更高效。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所在。

参考文献：

①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89页。

权益保护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商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监管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一)金融消费者的相关定义。“金融消费者”在中国还无法称得上是一个法律概念。在理解金融消费者是一种消费类型的基础上以及金融领域对消费者概念延伸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而购买、使用甚至是接受金融机构的服务，这种行为被称为“金融消费者”。虽然觉得金融消费者只是指自然人，公司或者群体不在其列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是在金融商品在交易的时候，由于金融商品的服务客观化、专一化的原因，对于由金融精英构成的金融产品甚至是服务提供者而言，这个时候没有专业知识的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可能是法人甚至是其他组织，这便轻而易举的发现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如此，个人、法人甚至是其他组织才可以加入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行列，但碍于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具备金融专门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所以相关决定由法院或专门裁决机构代劳。(二)金融消费者的相关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肯定金融消费者权利，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消费者所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的一定行为在金融消费领域，甚至是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它是消费者权利重中之重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个定义相应的忽略了金融消费者在其他法律上可享有的某些权力，但是金融消费者权1．安全保障权。金融消费者有权在不损害他的个人和财产权利的情况下购买、使用金融产品甚至是接受金融服务。它包括两个方面:人身安全和公共关系。为了保障金融消费场所和消费资金的安全，金融机构必须使用相应的办法。这种义务产生于一项合同的基础上，并且拥有法律的明文规定。2．知情权。金融消费者有权了解他们购买、使用甚至是接收的金融商品的真实情况。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存在于金融市场的技术特点、专业化特征和运作特点。这就使得金融消费者正确认识早期银行的损益风险、成本与利润结构、惩罚机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因为如此，得到和消费者相关、正确信息的权利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要有的。3．隐私权。消费者有权要求自己的生活安宁，并且有权要求自己不遭受到别人打扰、了解、甚至是使用的人格权也是金融消费者所必须拥有的。如果消费者没有同意金融经营者就不得不法使用他了解的消费者私人信息。4．自由选择权。金融消费者有权比较金融商品甚至是服务，识别并独立选择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类型或方式。5．公平交易权。从合理恰当的原则上来看待问题，消费者有权和经营者创建合理的关系，得到合理恰当的条件，抵制被迫交易的行为。金融经营者不得使用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等手段免除对方的责任，增加对方的负担，解除对方的相关权利。6．受教育权。消费者有权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甚至是有权得到有关金融商品或服务的知识。7．结社权。金融消费者有权维护其合法权益，监视经营者的不法动作，维持消费者合理的利益。8．损害赔偿权。金融消费者因购买、使用货物或者接受服务而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获得赔偿。(三)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状况。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可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从计划上进行了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经济体制已经改革成功了。改革的过程是慢慢进行的，因此拥有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不仅改变了信息数据的指标，资本结构、产业类型甚至是业务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除此之外，我国金融业在监管能力和水位方面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但是，这种转换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黄金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特别是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如今，我国在实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有关部门有必要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问题，并且创建合理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以此维护消费者合理恰当的利益。(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高。金融业发展的关键地方是金融消费者，同时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主体。它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与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然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意识相对不高，这对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金融业的发展没有帮助。第一个方面，普通金融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金融专业知识相对较少，在交易的时候，没有办法让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金融服务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专门知识，消费者便无法充分了解它们。第二个方面，金融消费者权益意识相对不高。当金融资产规模相对较小时，消费者不愿浪费时间和精力。从客观上看，这种思想使得不法分子对金融机构的侵权行为更加猖獗。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帮助，甚至是容易被削弱。同时，我国一些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如何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调查实践中发现，金融机构可能对消费者造成的金融财产损失往往是很少的，基于此，消费者也不想因为一点金钱损失而大动干戈，所以懒于维权。这样反而助纣为虐，金融机构知道自己的侵权行为往往不会受到消费者的抵制或是引起法律纠纷，其侵权行为加剧，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国绝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将开拓业务、赢得市场竞争作为自身发展的中心，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与全面的保护措施，相反地，金融机构为了盈利，不惜出卖消费者的信息，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内的不足。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相关机构必须对其严加监管。我国负责监管金融行业的机构主要包括央行、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四机构。但是，这四机构各自运行，条块分割，一旦两个及以上的金融机构的产品业务出现交叉、重叠，监管机构往往因为各司其职、沟通不足而产生监管漏洞，不能及时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这样就直接导致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岌岌可危。总之，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三)我国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我国缺乏专门的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金融消费者维权大多数只能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该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定不够详细完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及《保险法》等也涉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但是针对性不强，也不够具体和完善，同时，一些条款已经不符合现代金融秩序情况，使得金融消费者维权难上加难。

三、全面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可行性策略

上文已经阐述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出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种种不足，针对这些问题，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对症下药，根据问题出台针对性措施，防止问题愈演愈烈，最终难以弥补，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可行性策略如下。(一)增强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对权益的保护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国金融机构不能只重视盈利，而是要更加注重后期的服务工作，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定时定期地对员工进行培训，逐渐使其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及时改变金融机构侵权的不正行为，消除不正之风，使得消费者能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此外，金融机构还需要进行社会教育，积极向公众宣传金融知识和维权知识，使得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公众非常有必要掌握现代金融的基础知识，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辨别能力，一旦金融机构出现侵权行为，公众也能及时分辨及时维权。此外，金融机构应该提示大众金融行业潜在的信誉风险、信贷风险、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以使得公众谨慎进行投资理财，减少盲目性，不给那些不法金融机构带来侵权的可乘之机。最后，在群众来到金融机构办理投资理财业务时，工作人员要积极、正确地引导，做好服务工作，减少后期不必要的争端，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进行，提升公信力。(二)完善金融行业间的自律机制。我国金融机构如果缺乏业界良心和自我约束力，只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那么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难以彻底实现。据此，金融机构应该构建一套统一的、契合我国服务行业发展规律的标准，有了统一标准便相当于有了无形的枷锁，金融机构也能在运行过程中逐渐规范自身的行为，使得行为符合法律及行业标准。此外，金融行业协会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同行业恶性竞争情况加剧或者出现苗头时，进行梳理，实现合理规避，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受其影响。(三)建立健全系统、专业化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我国缺乏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针对这一弊端，有必要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这一机构可参照发达国家的模式，以少走弯路。首先，该保护机构可以设在央行下，但保持一定独立性，它可以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一起维护金融行业的运营秩序，协调各金融机构的矛盾，减少摩擦。此外，该机构还应具有宣传教育职能，积极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增强金融消费者的辨别能力，一旦有侵权行为产生，金融消费者则能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减少损失。最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应定期对各项消费者保护规则的遵守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还可任意日期抽查，以督促金融机构重视对消费者的保护。(四)更新我国消费者诉讼制度。实践情况表明，我国金融消费者在诉讼时遇到的问题重重，据此，金融消费者的诉讼应当从民事诉讼中脱离出来，现代化的、新型的消费者诉讼制度十分必要。一般诉讼程序繁琐、耗时长，也耗费法律资源。面对情节不严重的金融消费者的诉讼，简洁的诉讼程序和适当的举证规则非常必要，能为金融消费者维权带来良好的诉讼环境。

四、结语

现代，我国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仍有许多不足，亟待改进。我国金融机构管理部门要从根本上重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出台相应的措施解决潜在的问题，才能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减少侵权现象发生，最终实现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郭丹．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J］．学习与探索，2009(4):113－115．

［2］李巧燕．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新疆财经大学，2013．

［3］葛文霞．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J］．现代经济信息，2016(10):278－279．

［4］南江峰．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D］．西北大学，2016．

权益保护范文篇10

全面推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做好新时期企业工会女职工工作,为了更好地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县总工会调研组分别对灵溪、龙港两镇女职工人数相对较多的19家企事业单位工会，就工会女职工组织的作用发挥以及当前工会女职工工作存在困难和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通过调研，对基层

对当前女职工工作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工会女职工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解和掌握。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工会女职工工作的目标，对县工会女职工工作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基本情况

全县已建企业工会中，截止到底。15人以上企业建女职工委员会659家，设女工委员518家，组建率91.8%签订集体合同538家，覆盖职工49160人。规模以上建会企业签订工资协商223家，签订率86%50家企业签订女职工劳动保护专项协议，95个单位1600名女工参加妇科病普查。

全县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以《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为依据，近年来。加强源头参与，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完善。加强调查研究，反映女职工的呼声。加强基层工会女职工组织的制度建设和女职工特殊权益的维护，使女职工权益保护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效益较好，能正常发放工资，严格遵守女职工“四期”保护有关规定，无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现象。企业工会组织也比较健全，19家企业全部成立了女职工委员会或设有女工委员，女职工组织制度也比较健全，大都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同时将女职工专项合同作为条款写入集体合同。能基本落实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险,被调查的19家企业都能够正常运转。其中星炬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天信仪表公司等企业实现了全员参保。能够基本保证女职工享有三个月产假待遇，无怀孕期间开除女职工现象，天信仪表公司在女工产假期间工资全部发放，另外给予哺乳期女职工每天2小时哺乳假。工会女职工活动正常。三八”节期间，各单位工会女职委都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庆祝。

二、存在主要问题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非公企业在保障女职工特殊权益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均未签订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仅作为集体合同的条款列入其中。部分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但合同内容不规范,合同内容不规范。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率比较高。缺少涉及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保护内容。

生育保险覆盖面低。企业劳动设施简陋，2女职工“四期”保护得不到有效落实。部分非公企业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使，重生产、轻保护，劳动条件恶劣，缺乏职业病安全保护措施。

报酬低且劳动强度大,3逢生产旺季加班加点现象严重。并以计件工资作为规避加班加点工资的手段。招工和用工中存在性别和年龄歧视，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时有发生。

三、形成问题的原因

不重视工会女职工工作，1企业法律意识淡薄。特别是对工会法、工会知识及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法规不了解、不执行，认为只要照章交税、文明经商、不违背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就行了为追求高额利润，肆意降低女职工劳动保护成本投入，使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缺乏法律维权意识。非公企业外来务工女性大多来自农村，只想趁年轻多挣些钱，就业中即使遇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身心受到伤害时，多数也是忍气吞声。许多女职工对国家有关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知之甚少,2女职工文化素质较低。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无法判断自身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不敢向企业提出合法正当的要求。

女职委主任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新手，3非公企业工会女职工组织发挥作用不够。且经常流动更换，自身又处于受雇地位，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和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缺乏有力的法律制约机制和执法保障机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现象。

四、对策和建议

（一）营造全社会关心和重视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氛围。要继续把《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作为工会系统普法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法律宣传和执法监督力度。形成尊重和关心女职工，自觉维护女职工权益的良好氛围。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宣传教育，提高他自觉保障女职工的权益和特殊利益的意识。加大对女职工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广泛宣传，增强她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积极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加大执法力度，特别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执法监督力度。

（二）最大限度地调动女职工为经济建设作贡献的积极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积极参与维权机制的建设，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加大宏观维护力度，积极参与涉及女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制订、修改工作和执法检查活动；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工会

着力解决涉及女职工特殊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形式，与政府（行政）联席会议、集体合同制度和厂务公开制度等过程中。进一步维护女职工民主决策、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积极参与女职工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工作，参与查处严重损害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的侵权行为，努力做好女职工的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