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保障范文10篇

权益保障范文篇1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07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07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07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07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5、妇女人身权利得到维护。2007年公安部门破获强奸案件11起，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案件2起，有效维护了妇女得人身安全。在刑事犯罪案件被害人中，妇女受侵害的比例为2.9％，同时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为基础，在市妇联、总工会、市残联等多家单位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07年有30名妇女等到了法律援助。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妇女参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没有人否认，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继续面临歧视。

二、存在问题

第一、妇女参政权利不能彻底实现。我市女干部已占到干部总数的43%，她们正朝气蓬勃地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领域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可以说妇女参政已以赢得了长足发展。但参政议政的层次不高，正职偏少，副职偏多，实职较少，虚职较多，领域分布基本上在科教文卫部门，重要经济职能部门少，加之在男女退岗、退休的年龄不同规定，无形中阻碍了我市妇女参政权利的实现。

第二，就业结构和特殊保障不尽人意。从就业方面看，我市妇女就业率达到了48.3％，但是就业结构不如男性，大多数妇女从事落后低层次的生产劳动，就业妇女中83%是体力劳动者，同时性别职业被强化了，妇女就业多集中在卫生、社会福利、金融保险、餐饮营销家政服务等行业，而且劳动时间长，加班加点现象严重，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在女工劳动特殊保护方面很少或没有相应措施，女职工“四期”保护得不到落实，生育保险覆盖面小，参保率低。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仍有部分人在从事禁忌的劳动且劳动强度达到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企业劳动设施简陋，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使，重生产、轻保护，劳动条件恶劣，致使一些女职工长期在有职业危害的环境中作业。部分女职工由于缺乏维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许多人不知道自身拥有哪些权利，无法判断自身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不敢向企业提出合法正当的要求。有些知道但为了保住饭碗，也只能忍声吞气，息事宁人。

第三，成年女性继续教育投入缺乏。受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中角色的冲突，女性继续教育在时间、空间、财力受到比男性更多的限制,同时缺乏专责妇女培训机构，使得女性在结婚以后很少参加继续教育，即使参加也多以子女教养,家政教育或才艺职业训练为主，主动进行提高学历和提升素质的学习不多，因而妇女全面提高素质存在瓶颈。。

第四、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妇女法规定侵犯妇女权益的执法主体为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职能部门以及妇联，有这么多执法主体，妇女权益应该是能得到彻底的保障和落实，但事实上正是妇女法的执法主体多重性、才使得妇女部分权益的保护在各行政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落实成一难题。首先，司法机关他们只有在妇女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犯受到严重侵害、婚姻家庭纠纷形成诉讼时，才启动司法程序，而对那些涉及妇女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他们都有鞭长莫及，只有靠行政职能部门去处理。其次，职能部门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他们的行政行为往往是要受置于政府的调控的支配。最后就是妇联，妇联的机构性质是一社会团体，其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能和作用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发挥功效。而其自身无执法权，对违反妇女法的个人或单位、组织无纠正和强制权。

三、全面维护妇女权益的思考

1.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营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氛围。

要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为重点，大力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为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和妇女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方面积极争取将男女平等国策知识作为市委中心学习小组学习内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其率先成为基本国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奠定基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培训内容，设置专题，不断推动党政各部门领导特别是决策层领导强化性别意识，将男女平等的观念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积极贯彻落实《丹阳市“十一五”妇女发展规划》，为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政策、组织、机制和经费保障。

2、积极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

一是要做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学习宣传工作。维权领导小组及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精神，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习，层层开展培训，准确把握法律条文，明确本部门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中的职责，增强依法维护妇女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二是广泛开展多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要抓住“五五”普法的契机，通过在新闻媒体开设以案讲法专题讲座、依法维权大案要案媒体跟踪报道评点、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及创建平安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成员学法、守法、护法；深入开展禁毒、禁赌、抵制黄色淫秽、邪教、预防艾滋病、反对家庭暴力等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在家庭中形成追求真善美，抵制邪恶丑的风气，以家庭稳定促进社会稳定；同时，组织巡回讲演团在全市城乡妇女中广泛开展以案说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

3、切实加强妇女思想教育工作，努力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一是开展“四自”精神教育，促进女性素质提高。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二是树立妇女典型，发挥优秀女性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市范围内评选表彰一批“三八”红旗手、“十佳创业女明星”、巾帼示范岗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培育树立一批身边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先进妇女典型，通过新闻媒体和报告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她们的突出贡献和时代精神，展示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让更多的妇女正确认识自己，学有榜样。大力颂扬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推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的价值取向。

4、不断完善妇女维权机制，全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和妇女权益考评机制。通过维权机制的建设，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维护妇女工作的新发展、新跨越。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要争取各级领导的得重视，加快出台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细则和政策，从源头上实现妇女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健全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引导妇女通过理性合法有序得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努力使妇女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得轨道；健全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完善信访网络、司法保护网络、社会救助网络和维权监督网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妥善处理妇女问题；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工作体系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支持体系；健全妇女权益考评机制。完善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目标考核制度，将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年度考核有机结合，科学考核评估，严格奖惩兑现，切实将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

权益保障范文篇2

一、农村妇女发展状况

我市现有农村妇女364.1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49%，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经济参与平台不断拓宽，在生产发展中挑重担。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原来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被现在的“男工女耕”所替代。我市农村妇女从事种植业988300人，从事养殖业108100人，从事加工业184300人，从事服务业573900人。农村妇女在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二）求知求新求发展，在生活宽裕中闪亮点。通过学习和实践，部分农村妇女不断提高知识层次和技能，成为增收致富的先行群体，掌握实用技术的114万人，获绿色证书的3.7人，获农民技术员职称的2.1人，全市共有科技致富女能人2125名，“妇”字号龙头项目和示范基地33个。如曹县大力发展芦笋种植业，面积12万亩，从业妇女5万人，人均年收入万余元。

（三）生活方式日益改善，在乡风文明中占主导。在基层妇联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农村妇女发挥自身性别优势，踊跃参与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投身文明村镇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传播的主力军。80%的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主导作用，重视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四）着力整治生活环境，在村容整洁中唱主角。在美化、净化庭院的基础上，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村庄环境整治，不断优化家庭生活环境。牡丹区妇联组织农村妇女20多万人次开展“四清”（清草堆、土堆、粪堆、垃圾堆）和“四学”（学政策、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比赛，动员广大妇女改厕、改灶，推广“母亲沼池”，大力发展循环生态农业。

（五）参政意识不断提升，在民主管理中作代言。农村妇女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乡镇女书记、女镇长，村妇女主任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为妇女利益的代言人，在人大代表、村“两委”选举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影响农村妇女发展的具体问题

参政议政比例较低。由于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基层妇女干部竞争能力相对不强，加上当前“两委”职数减少，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目前我市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比例仅有40.1%。土地权益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城郊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增加迅速，部分村干部缺乏性别意识，在土地承包中，部分农村妇女不能平等地分到土地，主要是外嫁女及其子女、离婚或丧偶妇女，户口仍在娘家的外嫁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近几年，市妇联接待农村妇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投诉占每年信访总量的一半以上，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占离婚案件总数的30%左右，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是受传统夫权意识影响，一些无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过于依赖男方。在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问题上，重男轻女、侵害乃至剥夺妇女合法权益的情况仍然存在。女工劳动权益保障存在缺陷。部分乡镇企业女职工工作环境恶劣，超长加班现象较为突出，“四期”保护无法落实。家政服务业是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集聚点，但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低下。综合素质低制约了妇女在农村经济领域的发展。调查中显示我市农村妇女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0.04%，小学文化程度占21.1%，初中文化程度占50.01%，高中文化程度占14.28%，接受过中专教育的有3.52％，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05%。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村级妇女组织建设，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确保基层妇女组织有人员、有阵地、有载体、有经费；保证村“两委”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培养一批女村支书、女村委会主任；推广“妇代会＋协会”模式，开展“双培养、双带动”工作，把女能手培养成为妇代会干部，把妇代会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

（二）全面拓展素质培训，提升新型女农民发展能力。建议划拨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农村妇女培训体系，依托扶贫项目带动，对文化程度较高、学习愿望较强的农村妇女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依托农业产业大户和基地，对文化层次偏低、离不开家庭的农村妇女开展培训；与大、中专学历教育、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经营管理知识培训相结合，对农村女能人、女经纪人、女农民技术员等进行科技含量高的技能培训，培养一批新型女农民。

权益保障范文篇3

本文作者：张越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

农民经济权益的保护是顺应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进入公众视野的。经济权益包括财产权益（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的财产权益）和市场权益（主要表现为作为市场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家庭联产承包成熟、土地流转的尝试，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的加速进行，市场经济向农村的发展，使得农民更多地参与生产要素中的交换阶段，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农产品的流通领域。但是农民自身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经济、法律知识的不足，常常造成他们市场利益的损失。当然，现阶段更受人关注还是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尤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要求征用农民的土地，随之而来的是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处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既不像市民，又不像农民，既有的权益已经失落，期待的保障却不能兑现，成为无地、无岗、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近些年，失地农民的财产权益保护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问题经常与政府的行政行为相联系，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与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都有很大的关系。农民社会权益的保护一直受到诟病。从医疗、保险、迁徙自由、就业等各方面来看，农民的社会权益的保护是极不完善的。受户籍制度影响，我国公民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也就是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具体表现。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就业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直接造成农民“二等公民”地位。当然，造成农民社会权益保护缺陷的原因是多样的，农民人口众多，而资源紧缺。法律制度的漏洞或者忽视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劳动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可见，大部分在农村耕种土地的农民被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其劳动权益也就无从保护了。农民权益的保护是一个发展的进步过程。诸多原因，造成当前农民权益保护的不完善、落后。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农民权益保护是一个浩瀚庞大、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可以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进行路径选择。经济政策的优惠，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教育的发展，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规范，都是完成农民权益保护工程需要改造的任务和内容。（一）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政治权益的保护依赖于政治体制革新和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发展。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平等是农民平等享有政治权益的前提，平等分配代表数额甚至于向农民的倾斜政策，应当是计划的一部分。建立民主的、完善的、合乎实际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农民政治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村民自治法的颁布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的探索确是没有终止。当前，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不高，农村劳动力外流给选举制度的实现造成困难，以及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侵蚀，造成村民自治无法完全实现。因此创新村民自治的方式和形式，提高公民的参与民主制度的热情是重要内容。当然，根本意义上的，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公民当家作主权利是最重要的方面。农民政治权益的损害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村民怠于行使民主权利的现象在农村很是普遍，这是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农村部落的相对封闭、分散，中国古代专制传统的历史遗留，给农民依旧留下“封建遗留创伤”。农民对于民主选举采取听之任之、事不关己的态度在农村很时尚，因此，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意识，鼓励参加民主选举，自觉行使当家作主权力应该是实现农民政治权益的另一重要路径。政治权益的保护，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思想的反映，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因此，占中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民政治权益的保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集会结社权利的自由实现，民主意识全面觉醒，民主制度的全面完善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进步，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二）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以城镇化、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为路径以及失地农民财产权益的切实保障城镇化的建设，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民的失地现状，损害了农民的财产权益，另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能够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农民权益的保护提供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因此，新农村建设为契机，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同时切实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做到发挥优势，弥补副作用带来的损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现代农业的发展、土地的合理流转、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村村落的整体规划、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手段来解决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生产布局分散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难题，从而提高农业发展的工业化、规模化与集约化、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而促进农村的城镇化发展，最终推动全国的城市化发展。“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双向互促的作用，全面提升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样，不仅能更好的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有效落实，而且能够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城乡关系格局。”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政府保护机制，加大经济补偿力度，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加强政府监管，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才能为失地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保障；完善就业保障机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加强政府部门对补偿费用分配和使用的监管，才能保证土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基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通过多种手段的运用多种，实现对失地农民权益的全面保护，最大限度的减少城镇化给农民权益的损害。(三)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形式规定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农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但现实情况却是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国家应该建立起平等、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与市民一样平等地拥有权利和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规范应当更加完善，对于农民劳动权益的保护，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保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是促进新农村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并通过健全完善农民权益保护的利益诉求机制来化解各方的利益矛盾，让每个人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和成果。”

权益保障范文篇4

关键词:权益保障;残障儿童;人格尊严

残障儿童是指在生理、心理、人体结构或某种组织上存在某种功能限制或丧失，导致其部分或者全部丧失正常参与某种活动能力的18岁以下的人[1]，其作为社会公民，应与其他所有成员一样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2]。然而残障儿童因自身功能限制与社会环境的障碍，一直处于社会与权利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公民权利的行使存在诸多障碍，不利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随着人权理念发展与人权话语扩张，残障儿童权益保护已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改善残障儿童社会生活的不利处境，世界各国均法律明确了给予其特别保护。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为核心的一系列残障人士权益保障体系，以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经年的积累，在残障儿童基本生存、康复、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保护工作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现实保护中仍存在保障不到位、有效性差等较多困境，阻碍着残障儿童自由、全面的发展。故基于促进残障儿童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本文对我国残障儿童的生存权、人格尊严权、康复服务权、受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等权益的保障困境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保障残障儿童权益，促进其发展。

一、残障儿童权益保障的困境

（一）残障儿童生存保障仍有不足。残障儿童生存权是指以保障其生命延续为根本，在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救济及自身努力下，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权，维持基本温饱的权利[3]，是残障儿童实现其他权利的本位基础。国家为保障残障儿童的基本生存需要施行了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殊残疾人生活津贴、生活救助补贴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4]。虽如此，但仍有不少残障儿童因保障责任主体与保障项目等多方面原因，很少甚至不能享受基本的“生存型”福利[5-6]。而且，由于残障尤其是重度残障的存在会给家庭造成严重负担，致使家庭经济拮据而无法满足其基本社会生活的需求[7]。此外，残障儿童生存权的基础——生命权利不能自主，很多时候被家长及监护人“无奈而任意”地决定，每年因残障被家长遗弃的儿童有数以万计，被遗弃而亡的残障儿童更是数字不详[8]。诸如，2018年南京发生的“脑瘫女童被溺亡”案件即是残障儿童生命权利被“无奈而任意”决定的悲惨事件[9]。（二）残障儿童人格尊严污名化严重。残障儿童人格尊严权是指基于人尊严的本性和社会性需求，需被社会和他人尊重的权利[10]。人格尊严是残障儿童之为“人”而存续所需得到的最基本的尊重[11]，是残障儿童实现平等权利的基本体现。为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指出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歧视与排斥。然而现实生活中，残障儿童的人格尊严却频频受损，污名化现象严重。残障儿童因自身缺陷、环境障碍以及社会公众的固有偏见蒙受“废物”“无能”的污名，不但会导致残障儿童自身认同感低下，甚至影响社会对其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12]。毋庸讳言，真正尊重、包容残障儿童等残障人士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在残障儿童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偏见、歧视其人格尊严状况时有发生。如，因残障儿童的生理障碍就拒绝其正常入学，或者即使接受其入学，但一味看低其能力，对其采取轻视、冷遇等不公正对待现象，均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贬谪与歧视。而人格尊严权作为人格权的核心内容，若其人格地位得不到有效保障[13]，致使各种社会环境及文化制度严重阻碍残障儿童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健康发展，这无疑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正常趋势。（三）残障儿童康复服务资源、质量不佳。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权是指其基于自身独特的权利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各类康复服务的权利[14]。康复服务是改善残障儿童身体功能、影响与促进其健康发展、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15]，故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需求迫在眉睫。但当前残障儿童康复服务水平依然存在较大挑战：调查表明2017年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只有65%，且存在残障人士规模增大与康复需求增加而康复资源匮乏与康复服务能力不足的供需矛盾[16]，极大地限制了残障儿童接受康复服务的进程。此外，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在政策整合、康复机构空间区域分布、康复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存在问题[17]，远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的康复需求。且我国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尚处于项目性救助阶段，受项目阶段性、分散性及资金的限制，对残障儿童的持续性康复无疑是杯水车薪。另外，2020•1（中）残障儿童康复项目救助政策受其年龄、家庭状况、残障类型等限制，尚未形成广泛普惠性的保护体系，绝大部分残障儿童唯有依靠家庭，然而家庭能力有限，或使有需求的残障儿童得不到及时康复治疗而错过最佳康复治疗期。这不仅会影响残障儿童未来康复水平，而且会导致其因基本能力的限制难以真正融入社会以及实现其他权益。（四）残障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困难重重。残障儿童受教育权是指其依法享有、国家予以保障实施的，使其在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学习文化知识以及接受各种技能训练的权利[18]，主要包括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和学习评价权[19]。残障儿童受教权作为增强其生存与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大力推进下其实现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但目前依然存在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的权利发展不均衡，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等不公平现象[20]，政府保障残障儿童公平接受教育的投入不足及保障措施和救济程序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诸如：在实现残障儿童受教育机会权上存在群体性结构困境，残障儿童入学率远低于普通儿童，入学机会在男女及城乡之间均存在差异；在残障儿童受教育条件改善方面存在区域性结构困境，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水平及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等方面省际之间差异显著，东部发达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1]。此外，我国残障儿童现行的特殊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并行的教育制度实行亦困难重重，还存在特殊教育质量不佳、特殊教师缺乏与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融合教育成效不胜卓著[22]，“随班就读”成为“随班就坐”或“随班混读”及文化排斥等问题。（五）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度低。残障儿童社会参与权是指其通过多种途径与形式，参与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生活及相应事物的权利，包括知情权、无障碍权等权利[23]。残障儿童社会参与的程度是其权益保障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志，但现实生活中却难以保障其平等实现。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度低，一是残障儿童的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等权利易受不同程度的侵害，残障儿童自我表达、参与的意识大都被忽视，其在家庭内部、学校活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参与感均较低，大多由家长、学校或社会等包办、执行；二是残障儿童在自由参与文化、艺术、体育活动等社会活动时缺乏机会或易受歧视、排斥，很多文化活动设置规制为常人视角，使得残障儿童无法参与其中，长此以往即失去参与兴致；三是残障儿童无障碍环境构建不足，大多建筑设施仍多以健全人的需求为中心，或是已有设施设计不合理，安全隐患较多，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的实际需求，导致其社会参与度低，不利其身心的健康发展[24]。

二、残障儿童权益保障困境成因分析

（一）残障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尚未达成共识，立法保障缺乏实操性。我国现行法律中，虽表明了国家社会有保障残障儿童基本生存与发展的义务，但其立法保障仍缺乏实操性，致使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困难，无法有效保障残障儿童的权益。现有残障儿童的保护观念也大多还是强调家庭的责任，国家承担更多的是对福利机构中残障儿童的照顾与保障，即残障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原则尚未形成，对原生家庭中残障儿童的照顾义务亦尚存诸多盲点。残障儿童的基本生活、康复、教育等大多还是依附于家庭，显然不利其发展。且因残障儿童基本生存保障对其家庭和法定抚养人强烈的、不可或缺的依赖性[25]，残障儿童能否存活，也取决于其家庭是否有能力抚养、或者能否接受其是残障的事实，但残障儿童家庭在经济、情感、精神方面均面临较多困境，一旦这种依赖受到破坏，政府和国家仅是作为补充性的救助、保护力量存在，未能给予及时充分的保护，将直接危及残障儿童的基本生存，更遑论残障儿童的发展。（二）残障儿童的社会认知与观念意识较为落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残障儿童的认识有了较大改善，虽不像以往过于明显的排斥与歧视，但真实情景里，残障儿童与普罗大众之间依然存在距离，而社会文化意识正是阻碍残障儿童权益实现的巨大阻力。如若社会意识对残障儿童价值缺乏科学、正确的认知与认同，将直接影响残障儿童权益的获得与实现。现实中因残障儿童的特殊性及困难处境，健全人群潜意识里仍存在隐性排斥及负性态度，缺乏对残障儿童人格尊严及价值的正确认识与尊重，导致健全人回避与其的正常接触，由此形成社会心理隔膜，很大程度影响其在教育、未来就业、人际交往等社会互动中不利处境的改善，这极大地阻碍了残障儿童的发展。（三）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制度不完善。总体而言，我国残障儿童的康复工作起步晚，基础薄弱，康复服务制度尚不完善。由于残障儿童的障碍类型繁多，康复需求不一，使得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体系缺乏系统化；加之我国康复人才短缺，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疾病、残障的诊断、鉴别方面专业水平不高，导致康复服务能力低下，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需求。再者，我国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并未全面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实现残障儿童康复服务的全覆盖，绝大多数仅能依靠家庭或社会项目救助接受康复服务[26]。而在实行康复救助服务时，基层、卫生、民政、残联等康复服务部门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囿于部门职责，或造成残障儿童康复服务资源浪费或真空状态，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康复服务保障。（四）残障儿童特殊教育制度不健全。残障儿童受教育权落实不易，与我国特殊教育制度不健全有着莫大关系。我国特殊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开展残障儿童教育的意识相对薄弱且经验相对缺乏，致使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专业化水平均不高，无法充分满足残障儿童的现实需求。且因残障儿童个体家庭与地区经济的差异，使得残障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条件水平差异显著。再者，现行的残障儿童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不仅使得教育成本总体升高，而且易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教育效率低下[27]，在特殊教育体系构建与普通学校教育资源投入方面失衡，既无法满足残障儿童特殊教育师资等的需求，亦不能保证残障儿童普通学校教育的资源支持，导致残障儿童总体教育状况不胜理想。双轨制的教育体系虽增加了残障儿童入学的教育机会，但实则给残障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造成了诸多困境。特殊教育的实行，为残障儿童提供了专业的特殊教育支持，但隔离了他们平等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而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虽实现了教育形式上的平等，但其教育的弱势地位并未改善，入学标准限制、隐性的文化教育排斥、资源支持缺乏都影响其教育真正的平等实现与受教育质量。（五）社会环境制度对残障儿童社会参与的制约。残障儿童社会参与困境，除却残障儿童自身障碍，更多是由于社会环境及文化制度对其的制约以及保障的不足。一是家庭作为残障儿童接触的第一环境，对其社会参与主观意识不高，缺乏重视，甚者会阻止残障儿童社会参与自由；残障儿童在外社会参与权受到损害，家庭也缺乏维权意识与合理的维权渠道；二是学校、社区对残障儿童社会活动参与态度隐有无意识的排斥倾向，学校对残障儿童参与文化、体育活动缺乏正确、科学的认识，社区亦较少开展适合残障儿童参与的文化、体育等活动，人为地降低了残障儿童社会参与的意识；三是社会环境建设、文化制度多是基于常人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对其社会参与形成制约，阻碍了残障儿童社会参与积极性。

三、促进残障儿童权益保障的路径

权益保障范文篇5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5、妇女人身权利得到维护。20*年公安部门破获强奸案件11起，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案件2起，有效维护了妇女得人身安全。在刑事犯罪案件被害人中，妇女受侵害的比例为2.9％，同时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为基础，在市妇联、总工会、市残联等多家单位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年有30名妇女等到了法律援助。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妇女参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没有人否认，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继续面临歧视。

二、存在问题

第一、妇女参政权利不能彻底实现。我市女干部已占到干部总数的43%，她们正朝气蓬勃地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领域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可以说妇女参政已以赢得了长足发展。但参政议政的层次不高，正职偏少，副职偏多，实职较少，虚职较多，领域分布基本上在科教文卫部门，重要经济职能部门少，加之在男女退岗、退休的年龄不同规定，无形中阻碍了我市妇女参政权利的实现。

第二，就业结构和特殊保障不尽人意。从就业方面看，我市妇女就业率达到了48.3％，但是就业结构不如男性，大多数妇女从事落后低层次的生产劳动，就业妇女中83%是体力劳动者，同时性别职业被强化了，妇女就业多集中在卫生、社会福利、金融保险、餐饮营销家政服务等行业，而且劳动时间长，加班加点现象严重，劳动强度大、报酬低。在女工劳动特殊保护方面很少或没有相应措施，女职工“四期”保护得不到落实，生育保险覆盖面小，参保率低。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仍有部分人在从事禁忌的劳动且劳动强度达到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企业劳动设施简陋，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受经济利益驱使，重生产、轻保护，劳动条件恶劣，致使一些女职工长期在有职业危害的环境中作业。部分女职工由于缺乏维权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许多人不知道自身拥有哪些权利，无法判断自身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不敢向企业提出合法正当的要求。有些知道但为了保住饭碗，也只能忍声吞气，息事宁人。

第三，成年女性继续教育投入缺乏。受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以及工作和家庭中角色的冲突，女性继续教育在时间、空间、财力受到比男性更多的限制,同时缺乏专责妇女培训机构，使得女性在结婚以后很少参加继续教育，即使参加也多以子女教养,家政教育或才艺职业训练为主，主动进行提高学历和提升素质的学习不多，因而妇女全面提高素质存在瓶颈。。

第四、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监督机制。妇女法规定侵犯妇女权益的执法主体为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职能部门以及妇联，有这么多执法主体，妇女权益应该是能得到彻底的保障和落实，但事实上正是妇女法的执法主体多重性、才使得妇女部分权益的保护在各行政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落实成一难题。首先，司法机关他们只有在妇女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犯受到严重侵害、婚姻家庭纠纷形成诉讼时，才启动司法程序，而对那些涉及妇女政治权利、劳动就业权利、受教育权利他们都有鞭长莫及，只有靠行政职能部门去处理。其次，职能部门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他们的行政行为往往是要受置于政府的调控的支配。最后就是妇联，妇联的机构性质是一社会团体，其维护妇女权益的职能和作用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才能发挥功效。而其自身无执法权，对违反妇女法的个人或单位、组织无纠正和强制权。

三、全面维护妇女权益的思考

1.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营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氛围。

要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为重点，大力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为促进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和妇女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方面积极争取将男女平等国策知识作为市委中心学习小组学习内容，提高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其率先成为基本国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奠定基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培训内容，设置专题，不断推动党政各部门领导特别是决策层领导强化性别意识，将男女平等的观念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积极贯彻落实《丹阳市“十一五”妇女发展规划》，为全面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政策、组织、机制和经费保障。

2、积极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

一是要做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学习宣传工作。维权领导小组及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精神，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学习，层层开展培训，准确把握法律条文，明确本部门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中的职责，增强依法维护妇女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二是广泛开展多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要抓住“五五”普法的契机，通过在新闻媒体开设以案讲法专题讲座、依法维权大案要案媒体跟踪报道评点、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及创建平安文明家庭等活动，引导广大家庭成员学法、守法、护法；深入开展禁毒、禁赌、抵制黄色淫秽、邪教、预防艾滋病、反对家庭暴力等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在家庭中形成追求真善美，抵制邪恶丑的风气，以家庭稳定促进社会稳定；同时，组织巡回讲演团在全市城乡妇女中广泛开展以案说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

3、切实加强妇女思想教育工作，努力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一是开展“四自”精神教育，促进女性素质提高。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二是树立妇女典型，发挥优秀女性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市范围内评选表彰一批“三八”红旗手、“十佳创业女明星”、巾帼示范岗等先进集体和个人，培育树立一批身边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先进妇女典型，通过新闻媒体和报告会等形式，广泛宣传她们的突出贡献和时代精神，展示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让更多的妇女正确认识自己，学有榜样。大力颂扬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推动全社会形成男女平等的价值取向。

4、不断完善妇女维权机制，全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和妇女权益考评机制。通过维权机制的建设，切实推动解决广大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维护妇女工作的新发展、新跨越。健全妇女利益协调机制，要争取各级领导的得重视，加快出台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细则和政策，从源头上实现妇女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健全妇女诉求表达机制，引导妇女通过理性合法有序得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努力使妇女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得轨道；健全妇女矛盾调处机制，完善信访网络、司法保护网络、社会救助网络和维权监督网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妥善处理妇女问题；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工作体系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支持体系；健全妇女权益考评机制。完善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目标考核制度，将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年度考核有机结合，科学考核评估，严格奖惩兑现，切实将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

权益保障范文篇6

图：农民工维权的外部环境AGIL模型及各子系统间的关系（略）在这个外部环境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4个子系统之间的6对关系，整个图示体现出外部环境系统是复杂、多维和动态的。目前，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裂现象。最重要的断裂是政府对用工单位的监督关系缺位；法律法规失去事实有效性（法律法规本身的不完善、政府对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力）；用工单位普遍的道德和诚信缺失；社会组织和舆论的监督乏力等。因为用工单位的经济利益与政府的“协调者”角色、与法律的公正权力和与代表公平、正义的社会组织以及道德理念之间存在着矛盾。政府的“仲裁”、法律的权力在实施过程中只有摆脱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左右才能捍卫法律本身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作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道德，对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进行抵制，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用工单位的投机主义与政府的缺位在农民工的维权行动中，用工单位的功能需求是对维权环境的适应，对农民工权益保障肩负着最直接而主要的责任。现实的情况是，用工单位这个子系统不能满足适应的功能，普遍表现出投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严格的身份限制和城市社会的一系列歧视与排斥，他们大多被排斥到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形成了典型的农民工“买方市场”。农民工买方市场的形成，直接导致农民工在与雇主的谈判过程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权益受侵害的潜在风险增大。依据科尔曼和赫克特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性人，人们在社会中总是趋利避害，并尽可能用最少的成本投入争取最大的效用。因此，用工单位在选择行动路径时，要对在已知效用意义上的每一替代性手段成本，以及效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进行理性计算。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的这种横向利益矛盾，是导致农民工权益“失保”的重要原因。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对雇主侵害农民工利益行为的制裁不严，所以“滋生了雇主的机会主义偏好”。①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到他们自身实际上也存在着心理和行为上的博弈。由于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作为在城市求生存的个体，他们最希望的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基本收入。因此，如果不是特别地不公或者伤害到他们太深，他们一般是不会采取什么措施的。这就需要政府制定保护农民工群体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正致力于敦促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国家没有废除户籍身份制度，也没能提供国民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事实上，中央政府将落实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及社会保障等义务和责任（财政负担）下移到了城市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在国家层面做出实质性的制度调整，农民工国民待遇空洞化问题依然存在，这也是构成农民工获取权益的一大现实障碍。在政策的执行层面，各级地方政府也在采取措施，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并加大了监察力度。政府参与农民工维权工作的部门越来越广，从最初的劳动保障部门扩展至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建筑部门、财政部门、司法部门等。维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欠薪的追讨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政府作为“裁决者”和“公证者”的角色是缺位的或不作为的，或者说，政府保护农民工的合理权益不受侵犯的作用是低效的。这是因为，地方利益和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着矛盾，而地方政府利益与用工单位之间恰恰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追求的则是GDP的最大化，GDP是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于是，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了进行合作的基础，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来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政府需要企业的产值来获得高的GDP增长。在孙立平看来，这就是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政府与企业在功能上的同构现象。②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当地财政的收入，营造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不惜牺牲农民工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环境恶化的代价，对资本无原则地迁就，政府执法机构根本没有执法的动力。另外，政府人员作为城市的一员，也存有歧视的心理，我国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这促使地方政府主要关注本地居民的利益。再加上其他狭隘的私利因素的掺入，不可能对农民工的态度做到公正。如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是根据上级财政拨款确定的，他们的工作量将因农民工数量的增大而增大，收益却不因工作量的增大而相应提高，除非有权办理证件获取收益。然而，许多以农民工为工作对象的职能部门并没有办证的权力和收益，这使管理成本的升高得不到补偿，加之七种证件被取消，更使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上的投入和收益不对等。再如雇主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办事人员有多方面的联系，城市规模越小，这种联系越紧密。在同一座城市，雇主和政府职员同属于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里，有着或强或弱的私人联系，有的甚至是姻亲、嫡亲关系，“官商结合”，形成了官商之间的利益联盟关系。而农民工则是从农村“地缘”和“血缘”的熟人社会里走出来，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里，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源无法发挥，新的社会资源尚未建立。因此，在制度不健全时，政府很容易因为被少数人用来谋私，从而使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变得更加艰难。法律法规失去事实的有效性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方式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难以彻底解决前述问题的，法律法规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保证。但是，现有有关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失去了事实上的有效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制存在某些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执行中法律法规的权威被地方政府的自利主张所消解。地方政府崇尚“效率”和“理性”，一味追求现实利益，这腐蚀了现代法律的社会整合职能。于是，在实践中，法转变成了一种非意向的、在行动者背后起作用的、匿名的社会化过程的现实主义模式。结果，法的合法性主张与事实有效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出现断裂状况。③现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如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来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劳动法没有向劳动者采取倾斜保护，使得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无法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二是《劳动法》规定的“先仲裁、再诉讼”的劳动争议解决方式，造成较高的救济成本，让农民工无法承受，无力寻求公力救济。三是操作性不强。如《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对于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劳动部还颁布了《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但实际上，对于不签合同的用人单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手段。劳动司法机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劳动稽查力量薄弱，无论是在技术、设施、设备和人员的配备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二是实行“先仲裁、再诉讼”的救济途径导致发生劳动争议后，寻求公力救济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过高，而救济效率却很低；三是在劳动争议案举证责任方面，套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有的企业依靠自身的强势地位拒绝提供有关原始资料或者只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往往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不仅取决于法律法规和司法机制的完善，更取决于与法相关的各种因素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特别是法律法规与用工单位、政府部门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静态的、确定的法所实际发挥的作用是各种因素纵横交错的互动关系下形成的。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执行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分成和更好的政绩，会争相出台吸引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政策，而轻视维护劳动者权益，甚至对企业主恶意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听之任之。“地方权力选择了‘投资环境’，与资本合谋压制并剥夺劳工权益”。④同时，地方官员对私利的追求以及血缘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之间的断裂，导致法失去了事实有效性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社会结构因素的限制和微观层面行动者具有利用和操纵法律等相关制度的能力”。⑤地方政府在对中央颁布的法律法规制度本地实施办法并负责具体实施的名义下，获得了规避公正、谋取利益的可能性。所以说，光有法是不够的，缺乏有效贯彻实施的社会环境，一切法律法规都只会是堂中摆设。将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才是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保障其权益的关键之所在。这一般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方政府真正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切实改善当地执法环境，劳动部门高效而切实地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好每一个案件；二是用工单位的领导或老板必须具备健全的市场法律人格，不但要具有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而且在实际行为中做到严格地遵守；三是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的增强，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如建立工会之类的组织，以便与雇主就工作条件、伤残保障和工资兑现等进行谈判来协商解决。社会道德与社会组织监督的乏力作为功能模式维持的社会力量，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用工单位的企业，在现代社会应当按照现代职业伦理的要求，逐步规范用工制度，平等、公正地对待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淡漠的农民工，切实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尤其是对那些直接雇用农民工从事艰苦、危险工作的企业，更要自觉地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保险合同等保障他们权益的协议，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公正、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也是其自觉承担其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在现实中，一些企业老板利用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和组织力量，为追求利润，降低劳动成本，根本不顾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这些企业老板具备韦伯所称的资本家的贪婪攫取性，极度地缺乏公德和良知以及正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国是一个没有契约传统的国度，人们的契约意识普遍不强。农民工来自相对落后的农村，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没有形成自觉的契约观念，对一些市场规则不熟悉，只关心能否找到工作，不善于在劳务关系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处在劳资关系的弱者地位。尤其是制度设置上的漏洞，更使农民工失去了“发言机制”。当农民工面对良知沦丧、唯利是图的老板，理论和哀求没有多大的意义、诉诸法律也由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限于困境时，道德的力量可能能够消除紧张关系。当农民工陷入实在走投无路的境地时，还有可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社会的舆论。社会舆论和民众的监督，是最客观的、最终的和最有效的监督。实际上，我们在报纸上可以经常看到不少农民工请求媒体的帮助，诉求道德的正义之剑。近几年来，NGO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力量的出现。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和国际国内传媒开始不断地披露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地的出口加工厂存在严重损害劳工权益的状况，指责跨国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这种职责的声音直接上升为消费者对某些驰名品牌商品的抵制活动，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推行公司社会责任检查、认证和生产守则运动。⑥这里所说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相对于公司内部劳动关系调整和劳工权益的实现所应承担的责任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协调劳资关系，保障劳工的生存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行动。⑦除了道德、舆论的力量，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农民工权益易受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作为个体太分散，缺乏自己的维权组织。如果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让他们成立农民工协会或者加入或组织工会，既可以加强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也可以减轻对政府的依赖，进而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很大难度，一是农民工不是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很难有资格在城市组建自己的组织。国家规定民间组织必须挂靠在正式单位，否则是得不到批准的，而城市居民之所以能参与组织，因为他们大多是由单位作基础。二是要找挂靠单位，必须要满足挂靠单位的组织要求和宗旨，从而不能真正实现农村流动人口为自己服务的宗旨，否则即使开始找到挂靠单位，结果还是被挂靠单位取缔挂靠关系，失去了合法基础。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政治背景，显然不利于农民工组建自己的民间组织。让农民工加入工会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途经。然而，实际上工会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多限制，处境十分尴尬，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协调能力非常有限。这一要靠工会自身工作理念的转变，要从“依靠政府，背对工人”转变为“依靠工人，面对老板”；二是要看地方政府“买不买帐”，作为一个缺乏行政执行权、没有罢工的法律条款支持、缺乏直接有效处置手段的群众组织，工会扮演的主要是协调的角色，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在社会上动员资源维护权利的能量远远不如雇主，所以如果没有劳动监察、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支持，工会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在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渠道和载体的情况下，在不少地方的农民工中出现了“同乡会”、“兄弟会”、“姐妹会”等自发团体和组织，企图以此为依托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权益。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长期游离于城市组织之外有关。因此，动员和培育社会力量（诸如外来劳动者协会、人力资源开发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民工权益保障事业就显得特别重要。结语

本文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外部环境系统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主要关系及其互动的过程。当然，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农民工平等国民待遇的获得不仅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更有赖于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维权意识的增强、自身组织程度的提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责无旁贷，必须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具体的服务方针上，要坚持公正原则，公平地对待用工单位和农民工，并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用工单位和地方政府不利，增加劳动力成本，损害所谓“投资环境”，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最佳的选择，能够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权利均衡发展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注释

①李萌：《市场失灵、组织缺位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

②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8页。

③江立华、符平：《断裂与弥补——农民工权益保障中法与政府角色的社会学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④⑤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权益保障范文篇7

[关键词]外国劳动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

一、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现状的概述

（一）移民工人的概念分析。我国的外国劳动者在国际范围内又称移民工人。国际劳工组织对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障权益予以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公约。公约规定移民工人在输出国已享有的社会保障待遇不会因其越境就业而受到损害或丧失。①即移民工人的社会保险权益具有可携性，不会因其跨境就业而产生较大的权益损失，养老保险权益属于社会保险权益中的一种，故养老保险权益也不应当因劳动者跨境工作而受损。（二）我国对外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就业管理规定》）提出，外国人来我国就业需持有工作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才可以在我国就业。《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工作需要依法参加我国社会保险，故外国劳动者来我国工作需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避免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和我国重复向外国劳动者征收社会保险费用，我国同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我国同外国劳动者国籍国签署双边社会保险协议时，需按双边社会保险协议来处理社会保险关系。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签订，旨在防止两国重复性征收社会保险费用给参保者带来经济压力，故双边社会保险协定中的互免险种范围就构成了该协定的重要内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我国大多数双边社会保险协定中的免缴险种。（三）实践中我国对外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应用。实践中将《暂行办法》第九条对于外国劳动者如何参保的规定认定为特别规定，而《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对于该问题的规定认定为一般规定。因此在判定外国劳动者是否需要按照《社会保险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参保时，先判定其国籍国是否与我国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险协定，若其国籍国已经与我国签署了社会保险双边协定，则该外国劳动者无须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参加我国的社会保险。但《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只有同一机关制定的相关规定才采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优位原则，而《社会保险法》和《就业管理规定》的制定机关并不相同，故日后若涉及《社会保险法》条文的补充和修改，可以考虑将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已经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情况排除在《社会保险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之外。

二、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障的不足之处

目前我国对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保护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我国免除外国劳动者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二是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进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权益保障。但上述方式存在以下缺陷不利于保障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一）我国受惠于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人数较少。有学者统计提出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可能惠及的劳动者人数共计16.4万人左右。②但上述数据既包括来我国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也包括去上述国家工作的中国劳动者。故可推测出，来我国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人数实际数量可能低于16.4万人。2017年4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提出，2016年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家及其他外国人员超过90万人。③与该数据相比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可惠及的劳动者人数依然较少，并不能满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二）外国劳动者受制于签证时限的限制无法满。足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中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分为两部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8%，而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20%。依据《社会保险法》《暂行办法》以及《关于做好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13号）之规定，外国劳动者若想要在我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则需满足两个条件：1.达到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2.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时间年限为十五年。由于一部分外国人来到我国工作后不一定会选择在我国养老。故《暂行办法》规定了外国劳动者社会保险退出机制。《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外国劳动者终止在我国的养老保险关系后，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会一次性支付给本人。此时若仅允许外国劳动者携带个人账户部分累积的资金，则外国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缴纳社会统筹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会留存在我国境内。从社会保险费用的来源来看，企业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来自于企业的经营收益，劳动者是企业收益的创造者。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本属于劳动者所创造企业经营收益的一部分本应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但基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演变成在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以退休金的方式延期支付给劳动者的待遇。故仅允许外国劳动者携带个人账户部分累积的资金而将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留滞在我国的做法有些不妥。此外，外国劳动者入境劳动的年限受到签证年限的限制，签证期所规定的最长劳动年限与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不一致时，可能致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受损。《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外国人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最长服务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期限届满若外国劳动者不续订劳动合同则无法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将续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仅给予用人单位，即只有用人单位才有权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延长聘用时间的申请。此时即便外国劳动者希望继续参保，由于其无权直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只能丧失继续参保的资格。外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期满会造成两个后果：1.依附于劳动合同的社会保险关系会因此而中断。2.依据《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可发现外国劳动者的就业证与居留证的有效期是一致的，外国劳动者就业证的失效会导致其居留证的失效。故外国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后，需按照《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交还相应证件并按时出境。即便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境内工作的时限达到《就业管理规定》中的最长劳动时限五年，若用人单位不愿意继续与外国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则会导致外国劳动者就业证和居留证双双失效不得不尽快出境的情况。此时，若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则外国劳动者不得不终止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关系。此后外国劳动者仅能一次性获得个人账户部分中所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用。故五年最长劳动时限的限制和仅有用人单位有续订劳动合同的权利使得外国劳动者在我国满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难度增大，不利于外国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的保障。

三、保障外国人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国际经验

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部分国家对外国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的实践经验也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一）缴费退还机制的反思。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未与我国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时，外国劳动者需要参加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日本法律规定合法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劳动力，享有与日本国民同等参加失业保险和国民年金。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离开日本两年内，可申请退还已经缴纳的保险金和年金。④缴费退还机制使得外国劳动者退出了就业国的养老保险保障体系。但大部分国家养老保险待遇的取得一般与缴费金额、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有关。若外国劳动者的国籍国没有特别规定，外国劳动者在别国参保的缴费年限会因为其本人退出了别国的养老保险保障体系而无法计算。若外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待遇需要与参保年限挂钩，此时缴费退还和社会保险关系的退出机制并不利于外国劳动者养老保险权益的保障。（二）分段计算的实践。各欧盟成员国之间劳动力流动较为频繁，但各国对退休年龄以及缴费年限的规定却不一致，为确保参保人权益不因转接程序受到损害。欧盟国家采用“分段计算”原则对基本养老保险金的金额进行计算。举例来说，若参保人在欧盟成员国A国、B国、C国和D国四个不同的国家分别缴纳7年、3年、10年和5年的养老保险费用，即参保人积累缴费年限为25年。那么A国、B国、C国和D国在核算参保人应支付缴费年限时，应以参保25年所对应的退休金金额作为计算基数。而A、B、C和D四国分别按7/25、3/25、10/25和5/25的比例对参保人进行待遇支付。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同国家对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不同的情况，若参保人仅达到A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未达到其他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参保人仅能暂时按比例领取A国的养老保险待遇。待参保人同时达到所有参保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时，参保人才能同时拿到所有参保国按比例支付给参保人的养老保险待遇。具体核算方式为：若在A、B、C和D四国参保人缴纳25年保费所对应的养老保险待遇金额分别为W、X、Y和Z时，当参保人仅达到A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可以领取的养老保险金额为7/25W，若参保人达到所有参保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可以领取的养老保险金额为7/25W+3/25X+10/25Y+5/25Z。欧盟的做法使得参保人在不同国家进行缴费的权益得以累积，从参保人第一次缴费开始，参保人便获得与其缴费额度相当的可预期的养老保险权益。参保人若跨国进行就业时，其在先前工作的地方所积累的权益暂时被冻结，但其所享有对未来退休金的期待权，待其达到参保国法定退休年龄时便可按比例获得养老保险待遇。（三）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社会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我国基本养老金采用“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原则。故即便外国人在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的核算和领取依然适用“分段计算，统一支付”的原则。《社会保险法》规定在计算基本养老保险金时，参保人在各阶段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不应当由于参保人跨地区就业而造成待遇损害。故《就业管理规定》第五条中对于外国劳动者在我国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仅能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缴费金额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保险法》中“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原则。为贯彻该原则，具体操作时我国可以考虑借鉴欧盟国家的做法，以参保年限为标准，将缴费年限十五年作为具体参照标准支付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例如：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境内参保了三年，在别国参保十二年，合计参保十五年。我国可以在外国劳动者达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时，按照在我国缴费满十五年所享受到的养老保险待遇的一定比例进行待遇支付。例如：外国劳动者在我国参保的年限为三年，占合计年限的五分之一，故应允许外国劳动者享受当其达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且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十五年时所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五分之一作为其养老保险待遇并按月对其发放。此时外国劳动者的基本养老保险权益未因其跨国就业而受损且上述做法与我国《社会保险法》中的“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原则也是相符的。

四、结语

权益保障范文篇8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尉军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政治与经济困境，无暇顾及军人权益保障立法，直接导致军人福利待遇和军人地位下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俄罗斯意识到，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必须改变被动局面。从1993年开始，俄罗斯在军事立法时注重了军人权益保障法制建设，逐步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

一、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层次分明，既有俄联邦议会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又有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政府通过的军事行政法规，内容丰富，涵盖军人权益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规定了军人地位的内涵以及军人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明确了军人的地位，即军人的地位系指法律规定并由国家予以保证的军人权利、自由、职责和责任的总体概括。该法总则阐明了军人权益保障立法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应该坚持的原则，如军人地位法定原则、合同制军人与应征服役军人地位同等原则、优惠原则、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原则等。二是规定了军人、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军人的自由、荣誉和尊严的保护；自由调动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有限制条件的信仰和信教自由；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劳动权利；工作时间和休息权利；获得薪金和各项补贴的权利；住房权、医疗保障权、财产所有权和税收优待；对军人实行保险和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受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乘坐交通工具与寄送邮件的权利；军人控告不合法行为的权利；公民退出现役和劳动就业权；丧失养育人的军人家属的社会保障权等。三是规定了军人的职责和责任。这包括军人的一般职责、岗位职责和特殊职责。在一般职责方面，俄联邦《国防法》、《军事义务与军事勤务法》以及《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具有一致性。《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界定了军人职责的实质。军人的岗位职责与特殊职责及其执行程序，由有关的规章、军事条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军人的责任主要是军人对违法行为承担的责任。在对军人进行诉讼的程序中，军人享有依照俄罗斯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辩护的权利。而军人履行职责是享受前述权利的条件。

二、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的特点

（一）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年，俄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经济衰退，受此影响，俄罗斯在有关军人地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一度严重滞后，军队建设受到极大的冲击，俄军人待遇低下，兵员严重短缺，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惨败。普京执政后，把提高军人待遇、保障军人权益视为保持军队稳定、实现质量建军的重要环节，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制度提高军人的经济政治地位。经过不断调整，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的体系基本形成，即以《俄罗斯联邦宪法》为统帅，以《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为主干，以《俄罗斯联邦军人保险条例》、《服过役和在内务机关服过务的人员及其家属退休金（抚恤金）保障法》、《军人、应召参加军事训练公民、俄罗斯联邦内务机关普通工作人员和主管人员、联邦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生命与健康的国家义务保险法》、《老战士法》等单行法律及各种规章命令为主要内容的比较系统的军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二）体现了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原则

《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规定，鉴于军事勤务的特殊性，俄罗斯军人地位法及俄罗斯联邦其他法规对军人享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做了某些限制。但通过实行优惠待遇，对此予以补偿。在广泛规定军人权利的同时，对享有这些权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基于军人的特殊使命，往往是超出普通公民的。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禁止军人参加罢工。第二，军人无权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履行军人职责，并不得利用职权进行宗教宣传。宗教的象征物、宗教读物和崇拜物，只能作为军人的个人物品加以使用。不允许在部队内建立宗教团体。第三，“军人在服役时不得在企业、机关和团体内兼职，但可从事不妨碍履行军人职责的科学、教学和创作活动。军人禁止利用职务之便，协助自然人和法人从事经营活动，以及从中收取报酬和好处。”为了体现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于这些限制，必须予以补偿。俄罗斯法律规定，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德堡市的国家权利和行政管理机关、地方自治机关，企业、机关和团体可对军人和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惠作出补充规定。由此可见，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有其特殊的法律意义，它是军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如果说《俄罗斯联邦国防法》主要是义务法的话，那么，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则是权利法。《俄罗斯联邦国防法》主要规定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在国防领域的权力、俄罗斯联邦的企业、机关组织及公民在国防领域的义务，还规定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使命、体制与构成。对于军人个人来说，主要是作为普通公民和作为武装力量一员应承担的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中，“军人和退役军人及其家属的权利”放在第二章，位置靠前，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规定了军人的职责和军人的责任。军人权利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80％。

（三）注重原则性规定和操作性规定的结合与配套俄罗斯《国防法》和《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优惠、社会保障等，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原则性的。如何使这些权利和义务转化为现实的法律秩序，让相关人员切实享受到权益并履行义务，还需要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些内容主要通过联邦政府文件或者军事行政法规进行比较细致的规定，这就增强了法规的可操作性，确保了军人在保险、养老金保障、优抚优待、退役安置方面的合法权益切实落到实处，进一步减少了军人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对提高军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立法，除了重视法律的初始创制外，还十分重视对相关法律的修改。根据国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也在进行相应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例如，2006年修改了《俄罗斯联邦军人地位法》第22条，进一步加强了对退出现役军人劳动就业权的保障。

三、对我国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构建的几点启示

俄罗斯军人权益保障法制建设并不具有世界典范的特质，甚至可以说还有许多缺陷，但是，俄罗斯在经过“突变性”的社会转型之后，能够很快稳住阵脚，进行军人权益保障制度重构，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不断完善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形成配套

体系一是增加军人权益保障立法供给，促进相关法律制度供需均衡。根据法律经济学原理，法律制度供给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这往往导致法律制度的需求缺口，从而引发稀缺性。相对于发展的市场经济对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需求而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供给总是相对不足。例如，军人住房保障、军人保险、军人家属医疗保险等方面，就存在法律制度缺位，不能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因此，需要各级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早日形成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制定军人权益保障基本法律。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权益保障法”，作为从总体上调整军人权益保障权利义务关系的主干法律，通过主干法律明确军人权益保障的适用范围、基本范畴、基本原则、保障内容、执行机构、法律责任等。三是科学设计相关配套的法规、规章和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权益法”为核心依据，分别制定有关工资、福利、转业就业、住房、医疗、养老、补偿等方面的具体规章制度，以满足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加的军人待遇需求。同时，要突出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抓好军人工资、住房和军人保险制度建设，做好军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和法规（狭义）的衔接，增强军人权益保障法制建设的科学性。把握执法环节，使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体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

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规范，法律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就是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特点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侧重对军人牺牲奉献的要求和精神弘扬，往往忽视某些军人个体的利益，对军人的民事权利问题重视不够。实际上，过多强调履行义务，不注重权利保障，这对军人是不公平的。今后一个时期，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解决军人权益保障不充分的问题：一是重视军人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机制，从总体上构建利益均衡的制度框架；二是重视军人作为普通公民的权益保障，除非具有法定事由，不能限制军人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法定自由和利益；三是建立对军人权利限制的补偿机制，明确特殊义务的相应补偿条款，进一步明确军人军属优待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执行主体；四是建立军人权益保障的救济机制，例如，在相关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军人退役安置纠纷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样规定，既可以减少退役军人上访案件，又能够减少法院公平审理此类案件的阻力。

权益保障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其有其必然性，但也给农民的权益带来了一些伤害，因此为了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探讨土地流转情况下农民权益的保障迫在眉捷。

一、农民权益受侵害的表现

由于我国原来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一定时期对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自身的缺陷如经营规模小、土地条块分割等，农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国际竞争渐渐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及个体企业的增多，农民不再专业务农，一些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农村的产业、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非农业的收入与农业相比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土地流转使无力或无心经营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出土地。此外，目前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但在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农民权益侵害的情况，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操作不健全侵害了农民利益

目前的土地流转的操作还很不规范，个别干部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滥用行政权力，强行流转，或私下与承租者达成交易，对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且在手续上没有正式规范的合同，仅以口头协议或承诺，对往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二）擅改土地的农业用途农民合法权益无保障

一些干部为了招商引资，在没有得到农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投资者签订土地包租合同。有的滥用权力，随意变更承包合同，把农民的土地强行收回转让与出租，且租金非常低廉。而一些投资者在受到损失时会拖欠农民费用或消失，农民无法得到应有的利益，此外由于租赁土地的期限较长，投资者有的建造了固定建筑物，彻底改变了土地的用途农民的长远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都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三）政府行政干预侵害农民利益

目前我国各地的土地流转正在兴起，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土地流转可能会使某些人得到一些利益，个别基层干部有时会议行政手段干预。据相关调查显示，政府干预的土地流转占到了四成之多，而有村级组织干预的近六成。这原本该由农户自主、自由的，但基层的行政干预剥夺了农户应有的权益，使农民的合法权益经济利益受到极大侵害。

二、农民权益受侵害的原因

（一）土地产权不明

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缺陷。一个健全的产权应由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组成，但我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对土地的主题、农户使用权的保护等相关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基层政府滥用行政手段提供了可乘之机，理论及法律的难点与缺陷为乡镇政府、村级干部的侵权提供了便利，乡、镇、村基层组织常常以土地所有权者的身份自居，做出土地流转的决策，而不考虑、尊重农民的意志，无视农民的合法利益，而实践中农户亦无力抗拒各级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流转中收益权的恣意分享。这些都损害了农户的合理权益。

（二）相关法律法规未建立完善

目前，我国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完善，对流转的范围、条件、主体、收益分配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很大程度上对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障碍，且成为农民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之一。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得个别基层干部滥用职权，大钻法律漏洞，以土地流转为名，中饱私囊，大大侵害了农户合法权益。也使土地流转处在价格不确定、效率不高的怪圈中，对土地流转的正常运行带来了障碍。

（三）政府职能未转变

由于受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政府职能还未完全转变，但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时，政府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一定情况下进行调控。但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没有明确的定位，造成行政混乱。也为一些基层干部、投资者谋取私利、非法转让、擅变土地用途创造了条件。

三、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为了农户更好地生活。面对土地流转中的问题，今后的土地流转要坚持自愿、效率及公平的原则，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要保障，为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土地流转健康发展，今后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土地政策

今后要对相关土地政策及法律法规进行建立完善，并对承包权进行明确规定，农民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权益不会因其是否主要从事农业而改变动放弃的除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手段让农户失去承包土地。土地政策中也要对农户的土地权利进行规定，使农民拥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这将是土地政策继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

（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

由于目前土地流转中没有统一规范的组织及协调机构，土地流转效率低下、秩序混乱，因此要建立土地资源优化、低成本高效益、规范化的流转市场来解决。这就需要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让农户了解并与之交易，这样可以使谈判等费用得到合理的下降，而中介机构要培育其农户的信任，把农户的土地集中并推进农民土地租赁市场。这可以由土地管理部门牵头，建立如土地流转委托中心等中介机构，由他们直接负责接受农民委托，并把要求流转的土地资料存档，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价格等，动员相邻地块的农户自愿流转或调换土地，进而使可供调整的地块成片化，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成功率促进土地市场的完善发育。

（三）政府要做好职能定位

在今后的土地流转中，政府要找到合适的定位，做好服务工作，改变过去以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做法。农户应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下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滥用职权，以替农户流转或管理为借口去分享地租，损害农户利益。但这不代表政府就放开，不用做好相关的服务。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要做好资格审查、资料管理、监督、合同签证等服务工作，并做好与中介、投资者等的协调以及做好土地长期规划，为流转创造条件。

（四）弱化农村土地保障功能

目前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此功能没有弱化的条件下，农户很难愿意放弃承包权，有时候农户宁可荒废土地也不放弃，这就对土地的规模经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阻碍。因此，要改变土地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过渡形式，它难以充分尽到保障的功能。所以，今后政府要下气力在农村建立起养老、医疗等保险保障、最低生活等救济措施等保障体系来全面保障农户，使农民可以享有与城市市民一样地权利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带来的益处。

参考文献

[1]周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02)

[2]王西玉．新形势下农民同土地关系的再认识[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

权益保障范文篇10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

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

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

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⑧]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全区妇女犯罪较多的特点，决定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部门设立“妇女犯罪审控组”，这是北京市检察机关成立的首家以保护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为对象的专业化办案组。该办案组主要负责办理全区范围内妇女犯罪案件的批捕和起诉工作，同时办理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如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拐卖妇女等案件。该办案组成员均为女性。为使该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制定了《办理妇女犯罪案件规程》，规定了办理该类案件的主体、程序和特殊保护措施，明确了“结合妇女特点，灵活运用法律，教育、预防为主，惩戒、保护并用”的工作方针。此种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