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率十篇

时间:2023-03-31 05:49:17

所得税率

所得税率篇1

    企业所得税采用33%的比例税率。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税。

    如果企业上一年度发生亏损,可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弥补,按弥补亏损应纳税所得额来确定适用税率。

 

所得税率篇2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差异;制度创新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递增,如何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国际公认较为完善的税制,其税收立法的完备性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本文就我国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演变及功能

(一)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演变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发展至今,其税率经历了一个高低起伏的变化过程。在1913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普通税率为1%。第一次经济危机期间,个人所得税最低边际税率达到历史最低值,只有0.375%。从1932年开始,税率水平逐年增高,至1944年最高边际税率达94%。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在经济形势的逼迫下,成功地进行了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1986年税改,并引发了世界性税制改革的浪潮。这次改革大幅度地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并且减少了税率档数。此后,克林顿和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也积极推行税改,分别对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作了一些调整。

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六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税率分别为10%、15%、25%、28%、33%和35%。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者的全部应税所得按四种不同申报方式分别规定了级距,同一级距的税率相同,而美国国税局则每年依据一定指数对该税率表进行调整。

为了进一步改革税制,2005年1月,美国政府成立了税制改革咨询委员会,该机构随即提出了两项税制改革方案:《单一所得税制方案》和《经济增长及投资税制方案》。两项税改方案均建议税率结构简单化,分别将税率从原来的6档累进税制改为4档或3档,并适度扩大各档次的级距。总体上,两种税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均触及了美国税率制度的各个方面,其根本目的是构造公平合理的宏观税制环境,以促进美国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增长。

(二)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功能

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一直是美国政府干预、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杠杆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弹性的累进税率,使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收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从而保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延续。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出现经济过热时,弹性的累进税率就会自动产生一种拉力,防止消费和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使经济过热现象降温;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弹性的税率制度就会产生一种推力,能有效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从而延缓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复苏。几十年来,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对于调整美国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为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美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合理的累进税率制度,高收入者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每年的巨大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占人口比例较少的富人,而不是普通工薪阶层。实践证明,该制度有效地控制了高收入者收入的过快增长,体现了公平税负、量能负担的原则。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近10年来,以税率制度为核心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使其基尼系数①平均缩小0.3,税收政策效应达到7%,而且尽管美国这些年来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由于其拥有先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使得实际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远远低于目前的水平。

二、中美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差异

我国从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先后对税基和税率做了相应的调整。目前我国根据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性质设计了两类税率,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差别对待,即: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类适用20%~40%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适用14%的比例税率;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等其余各类所得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的出台在时间上虽比美国晚一百多年,但是作为税收在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等基本功能上两国是相同的。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治因素的变化,中美两国个人所得税税率也均经历了高低起伏的调整变化过程。但是,由于税收制度、公民纳税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一)税率结构设计的差异

我国有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其中对工薪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月工薪所得“超过10万元以上”的税率更是高达45%。相比之下,美国实行单一的超额累进税率,采用10%-35%六级税率。对于高收入人群,美国的平均税负在32%左右,特别是到2006年以后,它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35%。也就是说,现在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平均税负已经小于30%了,这个税率对于美国这个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实用性是十分普遍的。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工薪所得的最高税率比美国多出十个百分点。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纳税人只适用5%和10%两级税率,20%~45%的税率基本不起作用,每月工薪所得超过10万元需要适用45%的最高税率的人更是风毛麟角,在实际执行中可谓形同虚设。况且,税率越高,对纳税人避税、逃税的诱惑就越大,避税、逃税事件也就越容易发生,客观上增大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因此这种边际税率过高、税率级次过多的设置是不尽合理的。

(二)税率累进路线和级距的差异

我国对工薪所得适用的累进税率,累进级距过多,对中低收入的累进程度跳跃性过快,各级分界点的设置缺乏统一的逻辑规律,第2档的上下界与第4档上下界之间存在十倍的关系,第5档到第9档的分界点呈现出等差数列关系。与我国累进路线相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很有特色,它是不等额累进的税率表,不仅应税所得累进额不等,就连税率的累进数也不等。同时,税率表中的税收适用级距是不同的,所以即使应税收入相同,但由于税收级距不一致,应纳税额也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超额累进税率制度中还作了“累进消失”的安排,即应纳税所得额达到或超过297350美元时,不再按照超额累进税率下通常的计算办法计算应纳税额,而是全额适用最高一级的边际税率。这一特殊制度亦被各国学者认为是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一个极富创意的神来之笔。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美国的不等额税率在适用上比我国灵活很多,其带有波动的减速累进路线,累进性比我国更强,累进效果更好。同时,美国还充分考虑了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低税率的级距较大。而我国5%的最低边际税率只适用于月应纳税所得额500元以下,范围显得过于狭窄,让很多纳税人感觉这种制度只是为国家多征收税收,而不是在调节收入,它因此也打击了广大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

(三)税率适用的差异

我国现行税率针对个人收入而设计,只要是月收入过了起征点的居民,不论家庭负担轻重有别,不论是否已婚,均适用相同的税率。相比较而言,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者的全部应税所得按四种不同申报方式,分别为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分别申报、单身和户主四种方式。同样的个人收入,若采用不同的申报方式,其应税区间不相同,税率也不相同。比如,同样是1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按单身申报方式则税率为28%,按已婚联合申报方式则税率为25%。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美国的这个税率制度充分考虑了婚姻和家庭负担等因素,更加体现了量能纳税原则。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适用无视具体情况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虽简单易行,但它没有考虑地区差异,也未考虑家庭总收入以及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情况,对收入相同而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也适用相同的税率,实际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通过比较我国与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及其实践效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制度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非效率和不公平问题,对它的改革完善已经势在必行。当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的改革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充分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完成。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度改革,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减少累进税率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传统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要发挥其社会职能,就必须实行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税率制。可事实上这种高税率、多档次的税率结构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行之有效。一般说来,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越高,愿意纳税的人越少;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越低,愿意纳税的人相应会增多。因此,个人所得税在税率选择上应遵循简洁、低税的思路。

征税是一种国际性的普遍行为,尤其是在我国已加入wto的情况下,我国该以怎样的税率课税,必然会受到国际上一般税率水平的影响。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累进税率结构,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为35%,缩减所得税累进档次为5级,使税率档次简化明了。35%的最高边际税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最高边际税率接近,有利于我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吸引海外人才、资本,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国际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次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我国实体经济遭遇了严酷的寒冬,降低个税的边际税率可以有效地刺激我国居民消费,促进经济的复苏。另外,针对高收入者想方设法利用比例税率逃税的现象,随着我国征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可以考虑将现行的两套税率统一为超额累进税率,以减少居民避税空间,使税负更趋合理。

(二)引进累进消失税率结构,调整各档次级距

个人所得税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杠杆,因此在确定税率的累进级距时,一方面要符合所得分布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要符合公平负担的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年人均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与此同时,高工资必然伴随着高消费水平,但这些地区的中低收入者和其他地区的收入者所适用的税率表却相同,这在理论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对中低收入者不公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各档次特别是前三档级距的方式来解决,如将第一级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不超过2000元的”,将第二档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超过2000~6000元的部分”,将第三档的税率适用范围调整为“超过6 000~18 000元的部分”。而对高收入者,可以借鉴美国税率中的“累进消失”结构,对课税所得超过一定数额时不再按超累进税率计税,而实行特殊的比例税率计算,以此将高收入者在低税率阶段得到的优惠抽走。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形势下,采取“累进消失”的税率结构,更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既能确保低收入者享受较低税率带来的利益,贯彻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可使高收入者在退清其所不适宜享受的低税率优惠之后,只需面对一个较低的比例税率,从而体现税收的效率原则。在此,公平与效率两者兼顾,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也必将得到更好的体现。

有部分学者担心,我国个人所得税总额本来就不多,这样根本的税率改革将大大降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笔者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是与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成正比的,当我国全体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之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和比重自然也会不断增加。

(三)税率适用兼顾婚姻家庭等“人性化”因素

我国是一个大家庭观念很重的国家,自古就有养老扶幼的优良传统。因此,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①,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比个人收入也更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纳税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因此,在税率的适用中,借鉴美国的区别对待制度,我们应充分考虑每一个纳税主体是否已婚、夫妻双方是否都有收入、是否赡养老人和孩子及其人数等个体情况,根据其每个人、每个家庭实际情况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税率。这样,可以实现相同收入家庭相同的税率的横向公平,不同收入家庭不同的税率的纵向公平,充分体现税率设计的“人性化”。

当然,在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手段和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做到使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透明化,难度还是极大的。同时,我国的家庭结构比美国复杂很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现象较为普遍,这种以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为单位设计税率还比较困难。我们可暂时以夫妻关系为基本单位,将多代同堂的家庭按婚姻关系拆分为几个小纳税家庭,分别适用税率。同时,对于夫妻双方联合申报和单身申报的税率应有所区别,以使个税切实起到再分配的效果,真正体现个税调整的公平性。

(四)提高非劳动所得的税率,统一劳动所得的税率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同属于劳动所得的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以及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使得高收入者因为来源众多或转化来源而适用低税率,工薪阶层却承受着繁重的税负。因此,应将上述三大部分劳动性所得统一合并为劳动报酬所得,按同一超额累进税率征税,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原则。

另外,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法对劳动所得适用较高的累进税率,对非劳动所得适用较低的比例税率。而当前高收入人群的收人大多来源于非劳动收入,若按照现行的税率制度,极易产生对居民收入的逆向调节问题,造成税负显失公平。因为劳动所得为勤劳所得,它与个人的能力、健康和寿命直接相关,随时可能终止,而且受众多意外因素的影响,比较不稳定。但以上特征是非劳动所得不存在的。因此,对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应该区别对待,非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理应高于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

(五)克服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行税收指数化调整

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cpi涨幅达到4.8%的11年历史高位。通货膨胀侵蚀了个人财富,给居民带来了虚假所得。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带来的此负面影响,美国从1981年开始实行税收指数化调整。即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适用税率,以防止通货膨胀将纳税人推入更高的税率档次。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应考虑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上年度一定的百分比(如10%)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距应按同等比例调高。税率级距的提高,实际上也就降低了税率。总而言之,通过这种指数化机制,确保物价波动情况下纳税人税负水平的相对稳定,从而避免因通货膨胀导致其实际税负加重的现象;同时它对解决我国目前税基标准“几年一修改”的问题也有实质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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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迈克尔.j.博斯金.美国税制改革前沿[m],李京文,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7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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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6-8,

所得税率篇3

2022年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最新

2021年度汇算的时间为2022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跨度4个月。为提升大家的办税效率和申报体验,防止汇算初期扎堆办理造成不便,税务部门推出预约办税服务。

有年度汇算初期 (3月1日至3月15日)办税需求的纳税人,可登录手机个税APP预约上述时间段中的任意一天办理。3月16日至6月30日,纳税人无需预约,随时可以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办理年度汇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理年度汇算:

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二)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

应退或应补税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所得税率篇4

[关键词]累进税制边际税率个人所得税

一、 引言

伴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还是不减,究其原因还是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边际税率设计的不合理: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

所谓边际税率是指应纳税额的增量与税基增量之比。即,其中,tm代表边际税率,T代表应纳税额的增量,Y代表税基增量。假设收入增加1元,应纳税额增加0.5元,则边际税率就是50%。边际税率反映税基每增加一个单位,适用税率变化的情况。实践中,征收个人所得税采用的超额累进税率被等同与边际税率。保罗・克雷・罗伯茨在其所著《供给学派的革命》一书中,将边际税率定义为对新增加的说的税率。对个人所得税来说,是对个人收入征税,所以这个变量就是人们每多挣1元钱所征的税收占的比例就是边际税率。当然政府部门不可能对每增加1元钱所征的税都作出详细规定,即边际税率不可能真正细致规定到每一元钱,一般把500或1000或者更多作为一个变量增加的单位,即税收级次或纳税档次。那么对每一个档次说实行的税率就是边际税率。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征收,适用的超额累进税制。对不同类型的个人所得税所适用的边际税率不同,这就使得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所负担的税收不同,从而产生了税收差异,而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征收趋向与综合征收。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不同边际税率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

1.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0元适用最低边际税率5%,对超过100000元的适用最高边际税率45%。

2.个体工商户,独资和合伙企业,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00元的,适用最低边际税率5%,超过的适用最高边际税率35%。

3.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

设X为应纳税所得额,K1,K2分别为工薪所得和个体工商户所适用的边际税率, T1,T2分别为前后两者应纳税额,为两者应纳税额之差,通过分析计算得到下表:

由此可见:当X≤500时,K1=K2,=0,两者应纳税额相同;

当X>500时,K≤K2,<0,工薪阶层应纳税额小于个体工商户。

这说明我国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所适用的税率大于或等于工薪阶层所适用的税率,相应的税收负担也大于工薪阶层。实际的情况是个体工商户需要承担风险,有风险收益,所以,在全月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得到的税后差异理应比工薪阶层大,可我们得到的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假定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当然会选择少承担风险,从而走进风险较少的机关,而不去创业。

三、我国工薪所得边际税率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工薪所得所采用的是9级超额累进税率,即边际税率最低为5%,最高为45%,也就是说对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边际税率,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当前,我国就业者的月薪大部分都在500元~5800元之间,个人所得税主要由这些普通收入阶层所负担,适用税率10%的人数为35%,负担了所得税的37.4%,适用15%的人数为12.4%,负担了个人所得税的47.5%。如果把我国的工薪阶层按所得额分为三档: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现在递增的边际税率也是不合理的。

1.对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边际税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个人所得税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较低收入的人少征税,以保障其基本的生活,这是毋庸质疑的。

2.对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是不合理的。我国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很少有人能达到,行同虚设。但这样,会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过高,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总体税率偏高。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会产生替代效应,当边际税率过高时,人们即会以闲暇替代劳动,从而挫伤高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即使人们不会选择闲暇替代劳动,他们逃税避税的行为更加严重,加大了征管难度,降低了效率。因此,应该对这部分人适用中等边际税率,既保证税收收入,又不挫伤纳税人的积极性,不产生大的替代效应,从而提高了效率。

3.中等收入者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军,应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提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作用。

四、结束语

综合上面对我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内部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以后,调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我国应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步伐,使之更好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邬斌锋孙琳: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思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J],2006年第3期

[2] 刘怡聂海峰:中国工薪所得税有效税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J],2005年第6期

所得税率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面板数据

作者简介:谭光荣,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2)

沉重的税收负担是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10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其中便提到了由于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理论界一直关注如何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但关于中小企业所得税影响因素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不多,我们试图找到影响中小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企业特征,为促进中小企业良好发展出谋划策。

一、文献综述

所得税率篇6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税率内外统一外商投资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单纯从名义税率的角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幅度相对降低了若干个百分点。但是税率统一后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也不能仅仅从外商缴纳税款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来衡量,因此,认真分析深层次影响对外商投资尤为重要。

一、企业所得税税率内外统一对外商投资的积极影响

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为25%并不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唯一变化,事实上税率的变化是与相应的政策配合实施的。对外商投资来说,虽然税率有所上升,但从中获得的积极影响是具有长期效应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资结构的优化。在25%税率的基础上,国家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税率改革的过渡期条件,给予了外商缓冲时间。同时,新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鼓励和扶植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享受15%的所得税率。税收政策的变化必然引导外商投资方向的相应调整,积极向国内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实现外商投资结构的优化、投资质量的提高,进而获得更加可观的投资收益。

其次,投资稳定性的增强。在税率调整以前,国家对国内企业的税收政策优惠已经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如对循环经济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使外商投资具备了更多的政策参考,外商可以分析国内原先的优惠政策,领会国内投资的长期导向,构建来华投资的前瞻性战略,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最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外商在内外统一的税率政策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华投资的综合环境,论证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投资策略调整塑造今后的投资优势。伴随与国内企业的平等竞争,这种优势塑造的过程也是外商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过程,因为外商对中国的长期投资环境拥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据主动。

二、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对外商投资的消极影响

企业所得税率的统一不仅会产生以上积极影响,对于部分外商企业来所,也将会面临消极影响的考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缴税款的变化。25%的内外统一税率标准对部分外商企业来说,也有可能遇到双重的税收压力,即国内的税率提高,并且统一后的税率也高于本国的税率标准。这部分企业在中国规定的外商投资调整期之后,就要开始按照新税率上缴税款,不仅税款的绝对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企业的实际收益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其次,公平竞争和淘汰的挑战。目前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外商企业无论是投资领域,还是投资实力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也有不少外商投资于消耗性、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还有部分国内企业冒充外商投资,以享受原先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这样一些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和洗礼中,转型或者被淘汰都是不可避免的竞争结果。

最后,机会成本的增加。部分来华投资或计划来华投资的外商已经制定了中长期的投资计划,但投资领域不属于中国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范围。在税率内外统一后,其中的一些外商企业有可能会重新调整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努力向高新技术产业靠拢。而投资计划的变革也会面临机会成本的增加,以及投资风险,甚至于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收益率低于原先的投资计划。

三、外商投资应对企业所得税率内外统一的发展对策

面对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一方面外商投资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分析。税收政策固然是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构成绝对的影响因素。在税率调整后,外商要理性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社会政治稳定、劳动力成本变动、市场开放程度、市场整体需求等因素,在综合考虑利弊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从长远看,在所得税率内外统一之后,国家还存在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的可能性,所以外商的理性投资分析和决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发展对策。

另一方面,外商投资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根本指引。由于新税法规定了外商税收调整的过渡期,这相当于为外商提供了投资方向调整的准备时间。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需求所在,更是全球倡导的发展战略,是大势所趋。外商应在综合考虑投资成本的同时,将中长期投资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引,加强对朝阳产业的投资,以便在未来的投资中尽可能地减少投资变动,营造长期收益的稳定空间。

总结

企业所得税率的内外统一是中国同世界接轨的重要举措,也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倡导下做出的经济决策。外商对华投资应在重视税收政策变化的基础上,树立全局性的投资战略,将目光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相信在上述对策的实施下,外商投资将会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所得税率篇7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正在修订之中,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毕竟,这部税法的修订会牵动千家万户的利益,并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此,笔者结合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潮流,就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关注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石

效率和公平是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任何一部税法的制定和实施都应当遵循效率和公平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对税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税法的基本价值所在。就个人所得税法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效率和公平并举。但是,无数理论家已证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是顾此失彼、此长彼消的矛盾体,因而任何税种中的效率和公平都不可能达到均等,而只能是根据税种的功能和开征的意图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从我国国情看,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国家征税有二个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行社会宏观调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聚财功能日益显现,但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人的收入仍处于中低水平,因而个人所得税的“聚财”功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从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总量中只占较小比重及个人所得税只是我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可反映出来)。而伴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打破,收入档次的拉开,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凭借勤劳和才智获得的所得远远不及那些非勤劳所得,不仅挫伤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故现阶段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课税范围、纳税人、税基、税率、减免等方面的设计直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收入的宏观调控。

但是,缩小贫富差距,并非重回“平均主义”的老路。邓小平同志早就指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级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级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有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并不是要让富人向穷人看齐,而是首先要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励人们致富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个人所得税法应当以维护和促进一部分人先富为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适当缩小贫富差距。

再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讲求效率。如果个人所得税法不以效率为重而只是一味简单地执行收入多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没有收入者不纳税的教条,那么人们税后收益愈趋于平等,愈可能产生罚勤奖懒的负面效应,导致努力工作的勤勉者在劳动与闲暇之间作出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选择,最终妨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使公平失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必须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当以能够刺激纳税人对效率的追求为前提,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让勤奋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经营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取得较多的收益。在此基础上,以税收分配后的状况能够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接受或容忍作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公平的标准。

就世界各国所得税制变革的潮流看,许多国家在税收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也已由标榜公平转向突出效率。这一国际性趋势无疑也给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提供了具体方向,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

个人所得税法的效率包括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行政效率表现为个人所得税法在制定时就要考虑今后征管便利和征税费用、管理费用最小化问题,使纳税人所缴税款与国家实际税收收入的差额降到最低限度。经济效率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制定必须适合市场机制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调节作用,避免对纳税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储蓄、投资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要让纳税人和整个社会的税法奉行成本和额外负担最小化且不会因纳税而蒙受其他经济损失。社会效率体现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并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处于最有效率的状态。由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纳税主体、征税项目、税率的确定方面均未能充分体现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所以这方面应是修改的重点。

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为计征单位的征收方式,另一种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各国实践证明,仅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而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法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因为它不仅充分地照顾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纳税人数,提高征管效率。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纳税主体方面一则可以设置以家庭为主要纳税人,规定夫妻双方联合申报制度,二则可以提高起征点,把低收入者排除在纳税人之外,以此减少纳税人数量。特别是800元的月工薪收入在我国现已极为普遍,并不是高收入者,把起征点定在800元,使个人所得税成为普遍课征的“大众税”,中低收入者也成为纳税人,不仅失去了重点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势必造成税务机关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在小额税收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很高的征收成本,甚至可能出现征收成本超过收到的税款的得不偿失的情况。所以,鉴于我国公民绝大多数还没有养成自觉纳税的习惯,在不减少财政收入、不增加税务机构及税务人员的前提下,要提高征管效率,做到征管便利,最好的方法就是纳税人绝对量最少化、提高起征点,将征税对象锁定于收入较高的少数人,这样税务机关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征管工作。

根据效率原则,征税项目和扣除项目的确定要合理,计征方法要简明易行。尽管社会成员符合所得定义的收入项目多种多样,但如果一些项目的征税成本即纳税人从事纳税申报所花费的时间和纳税人收集必要资料所花费的精力很多,或者政府为确保该税法被遵从而花费的执行成本超过了税收收益,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时就不应把它列入税基。

“在征税对象既定的情况下,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轻重,反映了国家和各个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2]大量研究表明,高税率虽然有利于缩小贫富收入差距,但也会削弱激励机制,使纳税人放弃部分工作而降低劳动效率;高税率对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可能形成障碍,当税负成为一种沉重的、不可回避的成本时,纳税人的劳动、投资或储蓄等活动都会因税负而扭曲。另外,过高的税率还因容易诱发纳税人偷逃税行为而降低税法的行政效率。而低税率的实行,不仅能刺激劳动、投资增长,促进社会总需求扩张,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且解除了纳税人因高税负造成的纳税痛苦,纳税人不至于为逃避太大的资金损失而隐藏收入甚至铤而走险偷税、逃税,税法的执行率会大大提高。

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趋势就是实施较大幅度的减税方案,如美国把原先11%至50%的14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15%和28%两级,英国将原来27%至60%的6级超额累进税率改为25%、40%两级,日本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从15级降为6级,最高税率从70%降为60%,等等。[3]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薪所得适用最高边际税率为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这一规定是否符合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要求现在还缺乏准确判断的依据,但至少有一点可能肯定,即与其他所得相比,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过高且档次过多。由于我国工薪所得中的高收入者大多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识并能带来大量资金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是推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故为提高效率、增强国家竞争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当考虑把有关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降至与其他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以免由于税负过重而造成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

个人所得税法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和遵守,其本身必须要体现公平的精神,并要为人们设置有利于促进公平实现的途径。在所得税法理论中,公平包含差别课征和量能征收二层含义。差别课征是实现个人所得税法横向公平的要求,它一方面要求区分纳税人的婚姻、抚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等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求对不同来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适用不同的税率;量能征收是实现个人所得税法纵向公平的前提,它要求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等的税,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税,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无能力的不纳税。任何背离“差别课征”或“量能课征”的做法都必然是不公平的。只有承认纳税人的差别,量能课征,个人所得税法才有生命力。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由于没能准确界定差别对待的内涵和量能征收的限度,因而有些地方有违公平。

在个人所得税中,衡量个人税负能力的标准是纯所得或纯收益,即毛所得减去必要的费用扣除后的余额。合理的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公平的保证。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取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办法,定额扣除标准为800元,定率扣除标准为20%,这种固定的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出的费用没有实际联系,与维持家庭的生计费用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赡养老人的支出等也没有关系,所以尽管简便易算,但有失公允。不可否认,“家庭抚养人数的多寡以及老人、盲人的有无,在同一所得阶层中会成为影响纳税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4]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年龄、赡养人口等情况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在实行有差别的生计扣除、家庭扣除和社会扣除后,根据纯所得的大小量能课征,实现税收结果公平。当然,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也要改变以往一些不合理的差距待遇(如缩小中外人士在扣除范围或扣除项目上的差别,对外籍职工、专家实行“国民待遇”),消除期望依靠不公平的纳税待遇获得竞争优势的不正常现象,以此营造机会公平的环境。

纳税人的收入按其来源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工薪所得和经营所得、普通所得和资本所得等。从倡导良好社会风尚、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的角度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课征应区别不同来源的所得实行不同的差别税率。即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体现税负的差别。换言之,劳动所得适用的税率应比非劳动所得要低。可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劳动所得要交的税最多,半劳动所得要交的税次之,非劳动所得交的税最少甚至不交税(如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收入、对个人买卖基金单位、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不征个人所得税,而个人转让专利、非专利技术等提供科技产品或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视同转让财产收入纳税),这些规定实质上形成了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因此是极不公平的。要改善其公平性,除了适当缩减工薪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和税率档次外,对非劳动所得,特别是投机性的资本所得、偶然所得,应适用比工薪所得更高的累进税率,以此加强对获得非劳动所得的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此外,针对一些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靠假合同、假协议,少报经营、资本或劳务报酬等收入,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个人所得税法有必要引入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公平交易原则,明确处理交易关联方关系的规则,以防止关联交易损害税收公平。

【参考文献】

[1]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邓小平经济理论(摘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2]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所得税率篇8

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效率是指管理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率,从宏观方面管理成本包括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纳税人遵从成本、额外成本等,狭义的则指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成本。

1.1、行政成本

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成本是指由政府承担,因企业所得税制的立法和修订和征收、管理以及司法监督所需要支出的征收和费用,它包括了为制定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而发生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制订颁布、审理修订费用,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稽查办案费用、设备运行费用和基建维护费用等公共费用,以及国际交流合作费用和公检法海关司法援助费用等等,其中,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和稽查成本为行政管理成本的主体。

1.2、遵从成本

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义务人或扣缴义务人按照税法规定履行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所发生的税款以外的费用支出,是税制运行中纳税人不可避免的费用支出,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时间成本、货币成本、资产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成本,其中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1.3、额外成本

额外成本是指不能归入管理成本或遵从成本中,但与税收运行直接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由征纳主体之外的其他部门或社会成员所负担的成本。如社会性税法宣传和协税护税支出、司法机关为惩治偷税的成本等。社会成本中最应注意的是由征税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超额负担),即征税活动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扭曲的负效应,在经典的理论中称为“哈伯格三角”。

2、影响企业所得税管理效率的因素研究

2.1、税制复杂性的影响

税制是直接影响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得税既涉及生产经营全过程,核算复杂,又涉及计税收入的确定,还要对资产、成本、费用加强控管,同时涉及不同种类、地域的业务和税法标准。单就某一种税种收入来说,不仅包括增值税业务收入,而且包括非增值税业务收入;不仅要管好收入,而且要管好税前扣除项目,是世界上公认的计算最复杂、管理最困难的税种。

目前国内现行企业所得税政策整体科学性不高,新法配套政策不完善,部分政策执行口径不明确,有时为应对企业交易形式和类型的变化和特殊需求,出台一些即不完成符合新企业所得税法要求,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征管的难度,影响了管理效率。

因此,在税制建设中要树立成本与效率因素,既考虑组织收入和调节作用,又应考虑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尽量减少,不断优化完善,形成结构合理的税收制度,从而降低税收成本,不断改进和提高税收征管工作质量和效率。

2.2、管理机构设置的影响

税务机构的设置是保证税收征管工作正常运转的基础,也直接影响着征管效率和征管成本。国、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分设的结果是管理成本的增加,首先是机构增加而导致基础设备和公务成本的增加,其次是税务人员的增加而导致直接费用增加,再次是国、地税征税范围存在大量交叉,几乎所有国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也都是地方税的纳税人,导致纳税人遵从成本增加。对企业所得税管辖权的划分更加复杂,“一税两管”导致办税效率低下、税负不公和税收流失。国、地税征管范围交叉重叠,划分标准不清晰也引发两个机构就企业所得税税源的归属诸多矛盾,矛盾逐日堆积增加了国地税的协调成本。

2.3、征收方法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征收一般有查账征收与核定征收两种方式,不同的征收方式对管理资源的要求和纳税人的要求也不同,查账征收要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控,涉及计税收入的确定,还要对资产、成本、费用加强控管,同时涉及不同种类、地域的业务和税法标准,同时由于还涉及企业财务账册规范性,需要管理资源比较多,纳税人付出的纳税成本比较高,但该征收方式较好体现企业所得税量能负担原则。而核定征收由于只需对纳税人收入或成本费用某一个环节进行监管,相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来说管理资源和纳税成本都相对少和低,核定征收方式虽然简单、征纳成本低,但核定的应税所得率或税额如果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所得税量能原则有冲突,而且由于纳税人核定工作的主导权主要在税务人员,客观上也容易产生了权利寻租的风险。

3、优化企业所得税管理效率的途径

OECD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的研究报告认为:不同类型的纳税人在遵守税法上有不同的问题,税收管理应强调以纳税人为中心,关注纳税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类型纳税人的不同特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分类管理可以使税务机关用相类似的方法对待同类的纳税人,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达到合理配置征管资源、减少管理消耗,节约征纳成本、优化管理效率的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多,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跨国家、跨地区、跨行业的总分机构、母子公司、关联公司等企业集团大量涌现,企业税务处理团队化、电算化、智能化水平日益提高。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税源管理人员少和纳税人户数多等矛盾日益突出,税源管理的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加大,传统的单一由税收管理员管户的税源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

3.1、重点税源企业专业化管理

重点税源企业专业化管理可从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信息、管理手段、人员配置等五方面实施。

1、管理模式。对大型企业的管理,应侧重两个方面:一是税务部门要关注的,如税源监控、政策执行方面,分类归集重点税源行业、出口退税企业、重点纳税评估等内容,从宏观到微观形成专业化管理体系,以切实提高集约化税收征管的能力。

2、管理方法。要由分户管理向分专业类型、链条式管理转变,提高管理效能。通过对同类型单户企业的调查分析,总结其经济活动规律和相应的管理方法,制定专业化税源管理指引;采取交叉对比方式加强税源监控,强化税源的监控分析,突出管理深度,确保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

3、管理手段。日常管理征收实行逻辑严密全面的查账征收方式,加大日常监控分析、均衡收入,注重服务提供。对于防范税务风险、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等具有促进作用。

4、管理信息。促进管理信息由单一的纳税申报信息的利用向综合信息的利用转变,提高税源监控力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借助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准确把握企业税源变化,缓解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加强对纳税人纳税申报信息的监控力度.

5、人员配置。大型企业特别是涉外大型跨国企业大都具有跨区域经营、内部结构复杂、信息化水平较高,财务人员素质较强、有专门税收筹划等特点,日常税务管理常涉及税收协定执行、关联交易转让定价、非居民税收管理等国际税收事项。如果我们的税务管理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不能适应管理要求,就难以与企业对话,难以将的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因此,对大型企业管理,应配备,熟悉税收、会计、法律、计算机、英语等多方面知识的高素质的税务管理人员。

3.2、非重点税源管理

非重点税源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中国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的重要力量,非重点税源企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户数多,增势强劲,但纳税不多,针对这些特点,实行集中管理,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要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加强征收管理,优化税收服务,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1、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管理。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同时结合中小企业不同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因地制宜实行分类管理,不搞“一刀切”,优化管理效率,促进税收公平环境的维护。

2、针对其户数多,征管力量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综合使用行业纳税评估和日常检查的方式,逐步建立分行业的规范管理指南,尤其是对新办的中小企业,在税务登记一个月内对其有针对性进行办税辅导,可以有效的提高纳税人今后申报的准时性,报表填报正确性,减少纳税人因不懂不知一些办税常规处理而浪费税务人员管理资源和增加纳税人电话咨询、往返税务机关更改等纳税成本.

3.3、特殊企业和事项管理

汇总纳税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跨地区汇总纳税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总分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信息传递和共享。建立对总分机构联评联查工作机制,组织跨省、跨市总分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共同开展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纳税评估和检查。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通过税务登记信息掌握其设立、经营范围等情况,并按照税法规定要求其正常纳税申报。加强非营利性组织资格认定和年审。严格界定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分别核算应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所对应的成本费用。

减免税企业管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企业优惠资格认定工作,加强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的后续管理,对申报减免税的企业申报的准确性进行全面的复核,进行重点审核未经审批自行减免税情况,对企业减、免税企业的生产经营变化,不符合优惠资格或者条件的企业,及时取消其减免税待遇。定期分析减税、免税企业的整体情况,对享受优惠政策需要审批的企业实行台账跟踪管理。

异常申报企业管理。对存在连续三年以上亏损、长期微利微亏、跳跃性盈亏、减免税期满后由盈转亏或应纳税所得额异常变动等情况的企业,作为纳税评估、税务检查和跟踪分析监控的重点。

企业特殊事项管理。对企业合并、分立、改组改制、清算、股权转让、债务重组、资产评估增值以及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等涉及企业所得税的特殊事项,制定并实施企业事先报告制度和税务机关跟踪管理制度。要专门研究企业特殊事项的特点和相关企业所得税政策,不断提高企业特殊事项的企业所得税管理水平。

3.4、强化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对纳税评估要从夯实纳税评估基础,创新纳税评估方法,完善纳税评估制度,建立联合评估工作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强化。

3.5、适度推广核定征收方式

核定征收从理论上,是推定课税一种形式.推定课税特别适用于诸如小企业、农业或服务业、个体经营等难以课税的行业。根据调查同行业或类似行业同规模在同一个区域范围内获利水平大体相当的,通过合理正确测算和确定,实行核定征收可以实现合理税负水平下的公平。

核定征收方式的鉴定程序要把握好几方面:首先鉴定必须基于充分、合理的事实依据,用最能反映纳税人情况的资料进行判断,力争减少征税误差,保持征税的合理性。对变化幅度大、争议大、影响广的应设立集体审议制度,防止权力集中化,任何违反程序的操作行为视为无效。

3.6、处理好税收征服务与税务制的关系

税收征管服务是税收征收管理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履行纳税义务的一种义务,,税务是是市场经济下由于财务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不断完善,纳税人为了能顺利、规范地履行纳税义务,减轻对会计业务、税收业务不了解的压力而需要的一种有偿服务。纳税人找税务机构要基于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严禁指定和强制税务。

3.7、提高涉税信息的社会共适度

信息共享是企业所得税税源监控的基本特点,税收制度对纳税人的硬约束,取决于税务机关的信息占有程度和工作效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税源资料的对比,分析研究经济税源发展变化情况和趋势。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工商部门及公证机构,及时了解发生的所有产权变动请求和产权变更情况,是实行税源监控的有力措施。对银行掌握客户的资金变动情况实行税源监控。税务机关通过银行获取其客户大宗交易的涉税信息,也是税源监控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可以通过征收点从纳税人申报的合同印花税的种类、金额大小去判定重大企业合同是否涉税、是否大宗交易,并及时记录将有价值的信息,为税源监控部门提供参考资料。

还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信息资源,建立健全全社会协税护税工作机制,加强群众举报涉税案件的查处工作,发挥对企业所得税税源监控的作用。

加强协同管理:建立各税种联动、国税和地税协同、部门间配合、国际性合作的协同配合机制。

3.8、纳税服务网络化

创新服务理念: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做到依法、公平、文明服务,促使企业自觉依法纳税,不断提高税法遵从度。

突出服务重点:坚持依法行政,公平公正执法。在出台新税收政策、企业设立、预缴申报、汇算清缴、境外投资、改组改制和合并分立等重点环节,及时做好企业所得税政策宣传和辅导工作。

降低纳税成本:针对各类纳税人、各类涉税事项,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流程、操作指南,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

3.9、优化人才的合理配置

首先是专业人才的配备上,由于企业所得税的特点所决定,要求专业化税务人在知识层次上能适应税源发展的要求。有些冷线人才,从目前看在基层税收工中未必用得上,或发挥作用的机会不多,如法律人才、外语人才、企业管理人才,但从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推断,这些人才在未来的税收工作中将担当主力。

其次是层次的配备上,从国家税务总局、各省国税局、各市和县局,相对不同的层次,应该有不同的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企业所得税源监控的人才配置体系。

建立分层级建立企业所得税管理和反避税专家人才库,制定保持企业所得税专家人才队伍相对稳定的人事管理制度,有针对性开展高层次的培训,保证企业所得税有一支技术精良、专业水平高、经验丰富、综合素质强的高层次专家团队,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带来企业所得税管理新问题新情况的研究解决。

所得税率篇9

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上海财大“会计硕士”,安徽铜陵华诚会计(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在《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资评估》,《中国税务》、《财会学习》等期刊上三十余篇。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国税发[2009]31号文”)第九条规定: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收入,应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毛利额,计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前销售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人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国税发[2009]31号文还规定: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毛利率由各省、自治、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确定,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开发项目所在地不同将计税毛利率分为三个档次:不得低于15%,10%、5%,另外,属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危改房的,不得低于3%。

由于开发产品预计毛利率与实际毛利率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大小究竟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所得税产生何种影响?笔者下面通过实例加以分析。

一、预计毛利率与实际毛利率差异的案例分析

第一种情况:若开发产品预计计税毛利率小于实际毛利率,这种差异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产生的影响。

案例一,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世纪商城”项目(无其他开发项目),2007年度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开始预售商品房,2009年底该项目全部完工,且销售完毕。按该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为15%,完工后经中介机构审核后实际毛利率为10.5%,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率33%,2008~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率25%,2007年度期初无未弥补亏损。该企业2007~2009年度相关会计科目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摘录如表1:

该企业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

2007年度该企业账面亏损768万元,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879万元,其中:按当期预收账款及计税毛利率15%计算预计毛利调增应纳税所得税1800万元(1200×15%)_由于当期没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招待费36万元、广告费43万元税前暂不能扣除,分别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6万元,43万元;调整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111.00万元(768+1879)。

2007年度该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366.63万元(1111.00×33%)。

该企业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

2008年度该企业账面亏损1320.00万元,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545.00万元,其中:按当期预收账款及计税毛利率15%计算预计毛利调增应纳税所得税2400.00万元(1600×15%);由于当期没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招待费62万元、广告费83万元税前暂不能扣除,分别调增应纳税所得额62万元,83万元;调整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225.00万元(-132042545)。

2008年度该企业应交企业所得税306.25万元(1225×25%)。

该企业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

2009年度该企业账面亏损460万元(未结转前),当期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1042.80万元,其中:按当期预收账款及实际毛利率10.5%计算实际毛利调增应纳税所得税420.00万元;2007-2008年度预计计税毛利率大于实际毛利率差异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260万元(28000×4.5%);2007-2008年度共计发生业务招待费128万元,税前可以扣除76.8万元(128×60%),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40.8万元(76.830)2007~2008年度共计发生广告费14I万元税前均可以扣除,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26万元(141-15);调整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502.80万元。

2009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502.80万元只能由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来弥补。

从上述计算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当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毛利率小于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以及税前可以扣除业务招待费、广告费,调减当期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若当期没有其他开发项目利润来弥补,这种差额的调整只能用以后年度利润来弥补,这就直接导致企业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无法扣回,由此产生货币时间价值的损失。

第二种情况,若开发产品预计计税毛利率大干实际毛利率,这种差异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产生的影响。

案例二假设案例一其他条件不变,若该项目的实际毛利率为20%,该企业2007~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

1 2007-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激情况不变。

2 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则会存在差异:

2009年度账面亏损460万元,当期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997.20万元,其中:按当期预收账款及实际毛利率20%计算实际毛利调增应纳税所得税800万元)2007~2008年度实际毛利率高于预计计税毛利率差额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400万元(2800~5%),2007~2008年度共计发生招待费128万元,税前可以扣除76.8万元,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40.8万元;2007~2008年度共计发生广告费141万元税前均可以扣除,调减应纳税所得额126万元(141~15),调整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1537.20万元。

2009年度应纳企业税所得税384.30万元(1537.20×25%)。

从第二种情况计算结果看当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毛利率大于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预计计税毛利率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扣除税前扣除业务招待费、广告费,调增当期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这种差额的调整没有导致企业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无法扣回的现象。

二、启示

笔者从上述两种计算结果的分析,从中得出两点启示:

所得税率篇10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比例税率;税收征管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诞生至今,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在长期的实践中,发达国家逐渐丰富和完善了个人所得税制度。美、日两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税法的完备性、税率结构的严谨性、征管稽查的严密性以及公民的整体纳税意识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始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不断的变更和调整,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美、日两国的个税税制现状,对美、日两国的在税制模式、扣除范围、税率结构、征管制度方面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一、税制模式的差异

按征收方式不同,当今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可分为综合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和分类综合所得税三种类型。

(1)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即综合个人全年的各种所得,减去法定扣除额后,再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课征的税制。美国是典型的综合税制国家,它以综合收入为课税基础,以家庭为基本纳税单位,实行自行申报。由于综合税制的计税标准宽,能够较充分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将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纳入考虑范围,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原则。[1]

(2)分类个人所得税制

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即对个人所得的来源进行分类,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采取不同的税率,然后每类征收其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我国将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十一类所得,然后分项按照相应的扣除方式和税率进行课税。但我国的分类税制有不当之处,即个人收入所得归属不同的类别或同种类别所得会有不同次数的收入,都对税率、扣除额产生影响,使得负税程度有所不同。这将大大影响了个税的调控水平,也有失公平原则。[2]

(3)混合所得税制

混合所得税制是分类所得税与综合所得税的综合。先按纳税人的各项的所得分类进行课税,然后再综合其全年各种所得,如果达到一定数额标准,将使用综合所得税税制来课税。例如,日本对不动产所得、工薪收入、经营利润、临时所得等按综合税制征收;对退休金、林业收人按分类税制征收。a[3]

二、法定费用扣除

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关到系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能否公平实施。从西方国家的税收实践来看,为保证个税的公平原则,在征收所得税之前,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法定扣除都有不同的规定。

美国采取分项扣除方式,对各项所得直接有关的费用进行充分考虑。为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的影响,对生计费用采取指数化的办法。美国实行“宽免额分段扣减法”,对高低收入者有相应扣除,即收入所得越高,起征点越低,收入越低,起征点越高。[4]这种分项扣除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按能力纳税的原则,也助于调控收入水平的差距。

日本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他们根据不同家庭负担,将各项扣除额进行累加,然后确定起征点。为平衡每个家庭的纳税能力,政府规定:家庭的人口越多,享受的免税扣除额越多,个税起征点也越高。在扣除项目分类方面,其各项分类详细,主要包括基础免税、社会保险费、抚养免税、配偶免税、特定抚养免税等。b[5]

我国采用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的综合方法,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在纳税人消费能力和家庭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性仍欠考虑。我国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往往使纳税人的税负在通货膨胀时明显加重。[6]

三、税率结构

一般说来,采用综合税制的国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采用分类税制的国家则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行;而采用混合税制的国家,分类课税部分采用比例税率,综合课税部分采用超额累进税率。c[7]

美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结构,税率分为六项不同的等级:10%、15%、25%、28%、33%和35%。并在此基础上分为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分别申报、单身和户主四种申报方式。规定其对纳税人的全部应税所得按不同申报方式设定级距。这样,同样个人收入的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申报方式,其应税区间、税率都有所不同(比如,10万美元的个人按单身申报方式税率为28%,按已婚联合申报方式税率为25%)。[8]这种多方面的税率结构不仅丰富了其税制结构,而且体现了公平纳税。

日本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为主,比例税率为辅的税率结构。他们对综合课税所得及山林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不动产、利息所得、小额红利所得等单独规定相应的比例税率。为了更好的募集财政收入和稳定经济,日本的个税分为国税和地税两种,即除了中央征收的六种税率的中央所得税外,制定了针对地方的个人住民税。d[9]

我国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率,税率方面既包括累进税率,也有比例税率。如近期修改的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采用3%~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采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类采用20%~40%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采用14%的比例税率,其它的各项所得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10]这种税率模式不仅计算与征收过程繁琐,而且对某些类别的纳税人有失公平。

四、个税征管制度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一直备受世界关注,各国在加强征管上颇费苦心。美国、日本在个税征管方面经验丰富。

为了保证其个税制度高效率运行,美国采用双向申报制度。首先,雇主对员工的个人收入进行代扣代缴。其次,纳税的个人需要自行申报,即在纳税年度开始时,纳税人就该纳税年度内的总所得进行估算,按估算额分4次预缴税款并进行申报。当纳税年度结束,按实际所得向税务机关提交正式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对税款进行最终清算。为保证其申报制度的顺利运行,法律还规定,在规定日期内不能完成申报的纳税人,可进行延期申报。[11]

日本在个税的管制方面注重检查的力度。政府针对个税的管制,建立了一整套严格而科学的个税征收、稽查制度和稽查队伍。一旦有偷漏税的不法者,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严厉惩罚。此外,日本政府鼓励诚实纳税,其中的蓝色申报表制度中就规定:凡是能够做到如实记帐、合法计税的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时就可申请蓝色申报表以区别其他纳税人。其中使用蓝色申报表的个人,可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享受一定额度的折扣,并且在计征营业所得时可享受存货计价、折旧等税收优惠待遇。[12]

目前,我国的税务管理制度不完善,偷税漏税现象普遍,主要因为我国欠缺对个人所得的监督、稽查机制。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广泛推行,不合法计税、虚假申报等现象层出不穷。此外,税务机关部门执法手段软弱、缺乏相当的执法力度等都有助于滋生导致偷漏税现象。

五、对我国个税改革的启示

(1)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

目前我国的分类所得税税制存在很大漏洞。因为分类制的影响,许多收入相同而收入来源结构不同的纳税人承担着不相同的赋税,这种不平衡的负税现象大大影响了个税对个人收入的公平调节。而采用综合征收制为主,分类征收制为辅的混合所得课税模式,对不同的个人所得进行综合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避免税源流失,使不同所得有相应征收的标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13]

(2)缩减综合税累进级,完善税率结构

目前,减少所得税累进档次为各国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大致趋势。多档次税率结构不但计算繁琐,而且拉宽纳税范围,使纳税人赋税压力更大,从而容易滋生更多的偷税漏税现象。减少累进档次即变相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直接减少纳税人的赋税。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减少累进税率档次,对劳动所得和经营所得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在保证个人所得税收入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度考虑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高收入者,可以采用高税率结构进行征税,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14]

近期,我国新出台的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修改后的工薪所得个税结构由9级缩减为7级,第一级税率由5%减为3%,个税起征点也由原先的2000元调高之35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税率级距相应调整,生产经营所得税负有所下降。

(3)加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我国个税征管手段陈旧、法制的不健全、征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税务稽查力度弱化、偷漏税的行为处罚不力等问题,大大影响着我国个税的征管。要解决当前征管问题,可尝试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1、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全面掌握纳税人的个人财产收入,并完善银行个人收支结算系统。2、在各种支付结算中推行个人信用卡,强化非现金的结算,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使个税税源透明化。3、建立明确的惩罚机制,强化税务稽查等。[15]

六、结束语

经过长期的发展实践,个人所得税逐渐成为各国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通过征收个税,可以满足政府财政需求,调节个人收入,稳定国家经济。美、日两国作为国际经济强国,其经济实力的突显得益于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存在着明显差距。要加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税制,完善税率结构,实现税管现代化,逐步发挥个税的调节收入、稳定国家经济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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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尽谦.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思考[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11) 167-168.

[3]韦忠娟.析中、日个人所得税[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6)325-26.

[4]赵婧.对中美个人所得税的比较研究[J].全国商情,2009,(3)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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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代慧斌,杨宏玲.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及启示[J].日本问题究,2006,(6)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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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linder.A.Central Bank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a1.MIT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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